和谐社会理论

和谐社会理论（精选十篇）

和谐社会理论 篇1

2002年11月8日, 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说:“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我们党首次明确提出社会的和谐问题，和谐社会建设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比较全面地提出了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2004年9月19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命题，并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同时强调要“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至此，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被明确提出。

“社会和谐是指社会系统中的各个部分、各种要素处于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协调发展、良性运行的状态。具体表现为社会结构和谐、社会阶层之间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际关系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等等”。归根结底，社会和谐主要是指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的和谐。

和谐社会理论的不是凭空提出的，而是有着深厚的理论背景和深刻的现实背景。

二、和谐社会理论的理论背景

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和邓小平关于社会和谐的理论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深厚理论背景。

150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为我们规划了未来的美好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正如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这样的联合体里，每个人要把其他人的发展看作是自己发展的条件，同时又用自己的发展去促成社会全体成员的发展。要做到这一点，每个人要就要像关心自己的发展一样去关系他人，因此能够实现人与人的和谐相处。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人类社会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并且提醒我们，要保护自然，不要过分贪婪地向大自然进行攫取。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取消了。”人类为了更好地生存与发展，必须保护自然，实现与自然的和解与和谐。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相关论述，是我国和谐社会理论重要理论来源。

毛泽东的社会和谐思想主要体现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在我们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一般来说，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矛盾的性质不同，当然解决的方法也不同，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或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也是我们当前建设和谐社会中实现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基本要求。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对于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问题、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邓小平的理论体系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和谐社会”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共同富裕”理论中。早在1985年3月7日，在《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中，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对于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差距问题，邓小平也有预见性的论述。他说，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的差距，但这种差距太大不行，“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的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 就可能出乱子。”邓小平也提出了解决贫富差距过大问题的方针。在《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中，同时指出：“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并于1992年在《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指出：“解决(贫富差距过大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对于解决当前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以及贫富差距过大问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另外，邓小平多次强调要合理有效地利用资源和注意自然环境的保护。他说，我国“土地面积广大，但是耕地很少。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提倡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 “要采取有力的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自然环境保护等，都很重要”，植树造林“这件事, 要坚持二十年, 一年比一年好, 一年比一年扎实。为了保证实效, 应有切实可行的检查和奖惩制度”，“植树造林, 绿化祖国, 造福后代”。可见，邓小平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无论是“共同富裕”理论，还是处理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论述，都对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因此，邓小平理论是“和谐社会”理论的重要理论基础。

三、和谐社会理论的现实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严重的不和谐现象，这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深刻的现实背景。

一方面，人与自然的不和谐，以环境污染为例。我国人均占有资源量少, 却走着一条高投入、高消耗的路子。我国资源消耗率大大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在大量消耗资源的同时，也正在透支着我们宝贵而有限的资源。更为严重的是，我国环境污染令人触目惊心。“中国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00～1000美元的条件下，出现了发达国家3000～10000美元期间出现的严重环境污染。江河湖泊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污染，2005年初，在瑞士达沃斯发布的世界各国 (地区) ‘环境可持续指数’ (ESI) 显示，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居133位，全球倒数第12位”。这些都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与冲突。

另一方面，人与人的不和谐，以贫富差距为例。我国是世界上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并日益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当前社会最大的不和谐问题是贫富差距过大。“有数据显示，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达到了0.46甚至更高。这意味着，我国不到20%的人口占据了8 0%以上的社会财富。2004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一份收入调查显示，中国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比率由1995年的2.8提高到2002年的3.1”。呈现出逐年扩大的趋势。从区域差距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都取得长足发展，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也随之扩大。“如东部五个省的G D P占全国G D P总量的5 0%，西部1 2个省G D P占全国G D P总量的1 8%，上海和贵州的人均GDP相差13倍。”无论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还是贫富差距过大，都将造成人与人的对立甚至是摩擦和冲突。

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有着顽固的“GDP崇拜”情结, 还一味地认为环境污染和贫富差距过大等问题只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必要代价, 没有意识到环境污染正在吞噬着我们经济建设的成果, 仅2000年, 环境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高达17807.9万元。贫富差距扩大更不能轻视, 已经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 成为威胁我们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无论是环境污染问题, 还是贫富差距过大问题, 都破坏着我们经济建设的社会条件, 阻碍这我们的经济建设, 都到了我们必须正视和下决心解决的时候了。我们必须下大力气治理环境污染, 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必须下大力气缩小贫富差距, 达到人与人的和谐。

摘要：和谐社会理论的不是凭空提出的。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和邓小平关于社会和谐的理论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深厚理论背景;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 也出现了许多严重的不和谐现象, 这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深刻现实背景。

关键词：和谐社会,理论背景,现实背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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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和谐社会理论 篇2

任何一种思想体系的产生都不是凭空的，它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和思想文化氛围。

正如马克思所言，”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的存在，相反，是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柏拉图的思想深深地受到了时代的影响，不可避免地烙上时代的印记。

柏拉图出生于雅典城邦的一个名门贵族家庭，他生活的年代正处在雅典城邦甚至整个希腊衰落时期。

为争夺希腊霸权，雅典和斯巴达进行了长达3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战争使得整个希腊国家遭受重创，并激化了社会方方面面的矛盾，政局混乱不堪。

他亲眼目睹了战争为社会所带来的痛苦。

柏拉图从小对政治充满了热情，渴望能有一番政治事业。

不过仕途总是不得志。

他敬重的老师苏格拉底又受到迫害，被处以死刑。

二、柏拉图和谐社会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柏拉图和谐社会中的城邦和谐

柏拉图认为社会分工是城邦产生的原因和动力。

人类的生存首先要满足基本的生活资料，这种需要是多方面的，而且人天生的才能是单一的，只有居住在同一城邦的人们按自己的性格进行社会分工从事最适合他的工作，才能满足人们生活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这样城邦才能健康和谐发展。

柏拉图又把城邦的组织人员分成三个阶层：生产阶级、护卫者阶级和统治阶级，只有三个阶层的人各司其职、各安其位，做好自己的事情，这个城邦才是正义的、和谐的。

柏拉图认为建设一个和谐秩序的城邦，仅有社会分工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各个阶层之间形成”正义”;”当生意人、辅助者和护国者这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而不相互干扰时，便有了正义，从而也就使国家成为正义的国家了”，柏拉图这里强调正义在个人与国家中的重要作用。

一个国家的正义、城邦的正义，就在于阶级关系的确立，并且各阶层的人们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分工互助。

如果每一阶层成员都能做到等级分明、分工有序、互不干涉，那么这个城邦一定是正义的城邦、和谐的城邦。

(二)柏拉图和谐社会中的个人灵魂和谐

柏拉图认为城邦是个人的扩大，个人是城邦的缩小。

个人灵魂的和谐是城邦和谐的内在要求和保证。

他认为个人的灵魂由三部分构成，它们分别是理智、激情和欲望。

理智控制思想活动，激情控制情感合乎理性，欲望控制肉体趋乐避苦的倾向。

理智在灵魂中的作用如同统治者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一样的，它领导着激情与欲望。

激情与灵魂的关系就是护卫者与国家的关系。

灵魂中欲望对应的是国家中的第三等级农民和其它技工。

柏拉图指出灵魂中的理智代表了智慧，激情代表了勇敢，而欲望和激情接受了理智的正确领导，理智很好的控制着他们，这样的情形就是节制。

灵魂中各个部分不互相干涉，各起各的作用，领导的领导，被领导的被领导就是个人正义。

需要强调的是灵魂的这三个部分是理想社会中所有人共有的，要实现个人灵魂的和谐，就要从内容上规定个人在灵魂深处主宰自己、节制自己，去做分内的事情。

城邦和谐，必先有个人和谐，即先有个人灵魂的和谐，有了和谐的心灵，个人就会专心专意从事最适合自己做的技能。

个人只作自己分内的事，则由个人组成的阶层和城邦，自然就安于职守，不干涉其它。

这样，个人和城邦的和谐就形成了一致和协调，实现了社会的和谐。

(三)柏拉图和谐社会的灵魂

柏拉图在构想理想社会时指出一个国家想要欲求安定，不仅需要个人的和谐和城邦和谐更需要个人和城邦之间的和谐。

连接它们之间和谐之路的就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它架起了和谐社会的精神桥梁。

在柏拉图看来只有实现个人正义或国家正义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而和谐社会的具体展现就是无处不在的正义。

正义是柏拉图建立他的”理想国”的基石。

正义得益于灵魂的统治部分与被统治部分的自然结合，而非正义则是灵魂里统治部分与被统治部分的分离。

正义同时存在于个人与国家中， 只有正义才能使国家完善， 才能使国家和谐。

正义是缔造和谐社会的价值尺度， 是人的心灵的秩序。

有了正义的灵魂才有正义的人民，有了正义的人民才有正义的城邦，有了正义的城邦就有了正义的社会，即柏拉图理想中的和谐社会。

同样我们当下也正致力于构建这样一个和谐稳定协调的安定国家。

在十七x四中全会中，我们党和国家更是把”和谐社会”这一理念的融入到十七x精神中从而掀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新篇章。

三、柏拉图和谐社会理论的启示

柏拉图社会和谐思想的历史影响及其价值是双重的。

一方面，它是为国家统治集团服务的，是为了维护和巩固贵族奴隶主的.阶级统治，是为贵族奴隶主服务的。

柏拉图和谐思想体系，以等级制神圣合理为前提，以个人、等级安分尽责为基本原则，以维护少数人对大多数人剥削的统治秩序为根本目的，这正是国家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与意志的体现，至少也正迎合了国家统治集团的需要。

另一方面，这种和谐观强调社会各群体、个人各自忠于职守，尤其强调人的内在和谐对外在的道德和谐、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强调个人正义对群体正义、国家和谐的重要作用，以及国家政体、社会风气对个人性格、道德的影响等，在客观上起了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

柏拉图构建和谐社会的思路以及他对和谐社会的理解，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是具有历史启示意义的。

柏拉图将”稳定”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考虑因素，又以正义为指导，要求社会各阶级各尽其职，互不干涉，以保持国内的团结。

但是，柏拉图似乎将稳定强调得过头，他不但禁止社会成员进行职业选择，而且要求国家中的一切事情，均要听从护卫者的安排，大至国家的大政方针，小至社会成员的婚配生育，这样国家的一切事情均在护卫者理性的控制下，实现整齐划一。

这就使得柏拉图的和谐社会由于受到过于严格的控制而丧失生机和活力，柏拉图实际陷入了维持生活稳定和保持社会活力的矛盾中。

没有社会稳定，不可能有社会的和谐，没有社会活力，不可能有社会的发展，也不可能实现和谐社会。

浅析“和谐社会”重要思想理论 篇3

【关键词】十七大 和谐社会 思想理论

社会的和谐，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我们所要建设的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只有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把社会的他律和每个人的自律结合起来，使人们的精神世界得到更好的陶冶，使整个社会逐步形成平等友爱、诚实守信、互帮互助、融洽相处的风尚，才能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逐步变为现实。

一、关于“和谐”的话题

什么是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是什么？怎样构建和谐社会？由于视角不同，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是大不相同的。

从社会学意义上来理解和谐，和谐社会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良性状态，一个理想的目标，主要包括人际关系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

而从更深的层次看，和谐属于哲学范畴。哲学意义上的和谐是关于为人处事、治国安邦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它着眼于和谐与不和谐的对比，抽象出和谐的本质属性，并对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做出理性概括，主要包括和谐观念与和谐思维。

这两种视角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和谐，注重的是结果，主要回答什么是和谐社会的问题；哲学意义上的和谐，更注重过程，主要回答怎样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

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把二者结合起来，不仅注重结果，同时也注重过程；不仅要搞清楚“什么是”，更要积极探索“怎么建”，以“怎么建”的经验积累深化对“什么是”的认识，逐步在实践中走出一条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之路。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和谐一直是个哲学命题。儒家、道家都有。

关于“和”的论述。较早的记载当属《国语·郑语》，史伯对郑桓公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子在《论语》中则有“君子和而不同”的著名论断。可以说，“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及精髓所在，其中蕴含的深刻哲理至今仍不失其借鉴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党提出的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内涵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对和谐哲学的传承与发展，而广义上的和谐社会几乎就是科学发展观关注的全部内容。

如果说和谐社会是和谐哲学的具体体现，那么，和谐哲学则是和谐社会的指导原则。以和谐哲学为指导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将理性思维用之于实践的过程。换句话说，就是以和谐的观念、和谐的思维去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就是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这样，构建和谐社会的方向才能更加明确，思路才能更加开阔，方法才能更加科学，行为才能更加自觉。

从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来审视，和谐哲学是一个由科学观念、科学态度、科学思维、科学方法构成的完整思想体系，内涵非常丰富。

比较重要的观点与方法包括：普遍联系的观点和方法，整体系统的观点与方法，协调均衡的观点与方法，动态过程的观点与方法等。从实践来看，构建和谐社会的许多实际工作和总体思路，都是对这些观点与方法的实际运用。

整合社会资源。人类社会是一个由多种社会资源要素组成的复杂系统。要素离不开系统，否则就会失去其性质和功能；系统也离不开要素，否则系统就不成其为系统。因而，构建和谐社会就要整合社会资源，将其有序地组织起来，有效地配置起来，从而形成合力，既相互依存又相互促进。

协调各种关系，化解复杂矛盾。这包括：协调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统筹兼顾，全面发展；协调不同市场主体、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利益集团等方面的利害关系，使之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二者共生共荣，实现可持续发展。

合理调整社会结构。社会结构是社会的基本框架，结构合理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前提。合理调整社会结构就是要实现城乡结构的和谐、区域结构的和谐、社会阶层结构的和谐、文化结构的和谐以及利益结构和谐。

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社会公平与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包括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保证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从发展中受益；确立机会平等和按贡献进行分配的规则，激发社会活力；对一次性分配后的利益格局进行必要调整，实现社会的安全运行；如此等等。

以和谐哲学指导和谐社会的构建，就是要按照和谐哲学的主要观点与方法的要求，把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成果转化为促进发展的科学思路，转化为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及其运行机制，转化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是，我们就把握了和谐哲学的精义。

二、理解“和谐社会”重要思想理论创新的深刻内涵

学习党的“十七大”文献，重点应放在对“和谐社会”重要思想在理论创新上的深刻理解方面，理解其内涵，在思想认识上才能有所提升，才能真正做到与时俱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指出：“和谐社会”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和谐社会”重要思想从根本上回答了在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新世纪“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一历史性课题，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是对未来的前瞻，既是源于党建实践的思考，又给党建实践以有力的指导，是新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现代化社会的伟大纲领。

首先，“和谐社会”重要思想集中反映中国共产党性质，即中国工人阶级政党，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忠实代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作为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本质，工人阶级（包括知识分子）仍然是我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是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基本力量，集合了中国工人阶级和各族人民的优秀分子，始终围绕着“变革中国社会生产关系，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这一主题，“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阐发了中国共产党是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最终奋斗目标和最高政治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我国工人阶级和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其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社会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集中指明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行动指南，站在当今世界先进科学文化的前列，与一切旧的封建传统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决裂，用先进的科学理论武装人民教育人民引导人民，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其次，“和谐社会”重要思想是贯穿“十七大”报告的思想主线，在党的理论发展上做出了重大的创新突破。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发展阶段。这是上承温饱社会，下启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富裕社会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和谐社会”重要思想反映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广大人民群众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提出的利益要求；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的进步完善和定型，指导我国将实现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到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性转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阶段和新的战略目标的核心。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社会才能全面进步。“和谐社会”无疑是将“三大任务（建设的三大基本纲领）”到“三大利益要求（三大目标）”深化为“三大文明建设（三大制度建设）”的理论高度上来了，更显示了“和谐社会”重要思想的理论创新。

“和谐社会”重要思想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包含着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个文明”要求。

第一，“和谐社会”重要思想发展了党的十五大关于“三个建设”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社会全面发展思想理论。“代表先进生产力”实际上也是对“建设高度物质文明”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进一步提炼、概括和贯通；“代表先进文化”实际上是对“建设高度精神文明”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深化；而“代表人民利益”实际上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在更高层次上的概括以及在深度和广度上的进一步延伸，因为“和谐社会”的本质在于“执政为民”。

第二，“和谐社会”重要思想进一步提出了建设“三个文明”的要求。十五大关于“三个建设”提法，在十七大明确为建设“三个文明”，而“和谐社会”则从内涵上明晰并深化这一命题，而且有所发展和创新，因为“和谐社会”重要思想核心在于保持党的“先进性”，所以“和谐社会”实际上是强调了“三个先进”，即先进的经济，先进的文化，先进的政治，也就是“三个文明”。

胡锦涛同志作的十七大报告，高屋建瓴，总揽全局，思想深刻，内涵丰富，论述精辟，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其报告文献通篇蕴涵“和谐社会”重要思想，从总结“过去五年和十三年成就”到论证宝贵经验，从全面阐述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到具体的“三大建设”、“三大体制”改革表述，无一不透析出“和谐社会”重要思想，为我国各族人民在新世纪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指明了方向，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悟，贯彻落实，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投身于“和谐社会”重要思想理论指导下的伟大实践

“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有了“和谐社会”重要思想的先导，就应该致力于“和谐社会”重要思想指导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始终做到‘和谐社会’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源泉。”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全面贯彻“和谐社会”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这就是：“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实践中必须把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个精髓，遵循十七大提出的“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要求，努力实践“和谐社会”重要思想，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和谐社会理论 篇4

关键词：和谐社会,和谐会计,会计不和谐因素

0 引言

经济的腾飞，证券市场的繁荣，带给我们的是机遇，更带来挑战。近年来，证券市场的会计造假、财务欺诈事件不断涌现，郑百文、银广夏、美国的安然、世通等会计舞弊层出不穷，折射出中国会计道德和约束机制的缺乏。回顾30年的来的会计制度改革，我们形成了以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证券咨询机构、投资顾问等为主体，包括培训、咨询、教育、信息开发等体系完善会计服务产业[1]；初步建立了“外有准则、里有内控、中有信息系统、眼中有世界、基础有人才、根本有法律”的会计管理体系[2]；中国的会计职能也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以核算等业务处理为主，决策支持及管理控制为辅，逐步经过角色转变、流程再造、增值服务过渡到以决策支持、管理控制为主的转变给财务管理职能[1]，这些成就丰富了会计理论和实践，提高企业乃至国家国际竞争力和企业形象，但当会计出现舞弊时，我们突然发现，这些制度和改革都是那么的脆弱。归根结底，我们的改革忽视了会计道德、会计信誉的培养和塑造，更缺乏一个统一的会计改革理论体系来约束我们改革的目标。正因为此，我们必要对会计道德诸、会计体系构建问题进行一些重新认定的理性思考[3]，以实现改革符合经济的规律，符合国家和社会、企业的需要，形成一个综合的理论体系，来约束会计道德问题。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2004年提出的一种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指的是一种和睦、融洽并且各阶层齐心协力的社会状态。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这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其主要特征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和谐社会，自然要求一个为经济、社会服务的会计，服务于整体经济的需要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以最终实现在所有社会和经济实现长久和谐。而恰恰这个和谐社会要求，恰如其分的解决了当今会计难题，因此构建一个符合和谐社会要求，追求会计自身和谐，会计与各个会计矛盾体的和谐，会计与整体经济的和谐，会计与会计社会责任的和谐，会计与世界经济的和谐，这些都反应了和谐社会个人自身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各系统、各阶层之间的和谐、个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整个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和谐的要求，对于会计职业道德改革、会计信誉体系建立至关重要。

1 一个基于和谐社会的和谐会计特征构建

和谐社会的6大特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6大特征恰恰是当今会计需要努力的方向、奋斗的目标。而实现和谐会计、会计治理、减少舞弊、会计信息不实的目的，必须改造我们的会计法制、竞争机制、职业组织、会计的社会责任会计，这些改造恰恰与和谐社会的宗旨不谋而合。其中会计法制提高了会计界的民主法制，增强了安定团结、也改善了会计人与社会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和谐，并为会计造假提供了警示作用。竞争机制的改变最终会提高会计诚信友爱、活力水平以及安定有序的水平，提高会计人的幸福水平和和谐程度，最终影响会计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社会责任会计的提高，减少会计舞弊的土壤，为会计人诚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提供了机制向导。这些改进，实现了会计的和谐，更为和谐社会的奠定了基础。

基于上述考虑，和谐会计理论轮廓已具雏形，这是会计人孜孜不倦的追求目标，指的是基于会计治理的目的，实现会计人高职业道德水准、高法律意识、关心社会、崇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治理体系，其最终目标是通过会计治理，实现会计人自身、团体、社会的和谐发展，以杜绝会计舞弊、提高会计职业道德、实现和谐会计的目的。

2 和谐会计理论的构建

2.1 会计法治体系构建

2.1.1 法务会计构建

当今时代，会计信息供给不足一直制约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导致会计信息供给不足的原因很多，其中司法难以有效介入会计信息纠纷是重要因素之一。从进入司法的会计造假案例来看, 我国的会计案件的审理是相当漫长而且无效的。被誉为“我国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第一案”的“银广夏案”从2002年7月30日立案到2007年5月25日银广夏赔偿的543.5万股过户，历时五年；著名的“大庆联谊案”从2003年1月27日立案到2006年12月4日结案历时四年；“科龙电器”的会计信息虚假陈述案也耗时多年[4]。这些案件漫长的审判过程的直接后果就是造假者违法成本由于时间拖延而降低，而利害关系人则由于长期的时间拖延，无法忍受时间成本而放弃，这也是为什么在造假泛滥的同时，却很少有案件能够让利害关系人拿到应有的赔偿。审判漫长的原因很多，包括会计造假责任认定难以取证、法官对会计事务了解有限等等，因此，必须加强会计专业人士对法律事务的介入，完善会计专业人士进入会计司法体系途径，是目前会计法律事务最紧迫的任务。法务会计人员主要起两种用：一是作为当事人、律师、法官的咨询顾问，参与诉讼策略的制定以及调查；二是法庭上的专家证人或者司法鉴定人[6]。通过法务会计人员的咨询陈述，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法官由于会计信息不对称，降低时间拖延以及错误审判的可能性，更通过对案件惩罚错用，给舞弊以警示，实现会计和谐的目的。

2.1.2 会计法律的构建

目前，我国治理会计舞弊主要从行政法律进行治理，其主要的治理主体为财政部、证券监督委员会。相对于行政法律，我国的民商法、经济法对于会计舞弊治理却非常有限，直到现在，我国也没有治理会计信息不实的完整的民商法规则，除2003年最高法关于上市公司及其注册会计师的误导给投资者造成损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司法解释外，其他非上市公司及非营利组织的会计信息失实及其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没有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治理规制[4]。规制的不足最终导致因会计信息不实使相对人丧失寻求利益保护的可能性，长期以往，信息造假着更加猖狂，而利益相关人得不到法律支持，最终失去对会计信任，危害到社会和谐的最终目标。因此，健全会计民法、商法、经济法、行政法四位一提的法律体系，对于治理会计舞弊，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至关重要。这其中，民法的赔偿体系是核心，只有使利益相关方在会计造假事件，利益相关人的损失得到法律支持，也就是有收益的，才能调动其发现舞弊的积极性，达到预防会计信息不实的目的。

2.2 竞争体系的构建

竞争体系是在相同规则体系下，同类事务相互竞争，最终导致优胜劣汰。目前，对于会计人来说，我的会计竞争体系尚需要完善。谈到竞争体系，我们必须提到标准和标准执行。标准，回答的对错问题，好的标准能够引导竞争者向有利于社会的方向前进。标准执行，既对标准执行的监督、评估并把评估结果传达给信息使用者。就两者而言，会计改革三十年来，会计标准建设已经初见成效，并大量吸取着国际会计准则的经验和教训，这点值得欣慰。但标准执行，我国尚无多经验可寻。我国《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财政部门实施会计监督办法》规定，财政部门对于会计违法，可对责任人进行经济处罚、纪律处分，乃至吊销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但受法律调整范围的局限性，此条法规仅限于较大规模的案件。对于会计从业资格中普通违反道德、错误、以及个人诚信记录未形成任何跟踪检查、评估。本人认为，一个好的竞争体制，是标准和标准执行的合二为一，特别是标准执行，定期组织的检查、评估并把评估结果传达给信息使用者尤为重要。因此，建立合理的会计竞争体系，将会计的真善美完全评估、展现出来，对会计治理会计失真，实现和谐会计是至关重要的。

2.3 职业组织的构建

在会计造假、舞弊不断的今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会计人员弱势的企业地位，造成其必须听命于企业领导。当然，会计整体素质低下，也是造成其滥用会计原则、会计政策的原因之一。回顾中国的会计历史，1000多万的会计大军，我们却只能由财政部来进行统一管理。根据《会计法》及其相关规定《会计从业资格管理规定》，国务院财政部门主管全国会计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会计工作。但受限于财政会计管理人员的规模，财政部门很难彻底履行监管职责，不能真正从行为上、实际上落实对会计人员保护，更无法维护会计的权益。

纵观会计历史，爱丁堡会计师协会是会计历史第一个会计师职业组织，我国的注册会计师协会也是规范注册会计师行为、保护注册会计师的权益、培训和继续教育注册会计师的重要组织。但对于整体会计界来说这仅仅是其中一部分人员。更广大的会计无法享受来自职业组织的培训、保护和制约。职业组织的不足，限制了会计的发展、增加了受领导指示进行舞弊的机会，增加了和谐社会的会计的不和谐因素。

美国，一个会计发达的国度，也是会计组织最为发达的国家。相比中国而言，美国的会计职业资格、职业组织丰富的多。从注册会计师到管理会计师，再到信息系统审计师，这种分门别类的职业管理为我们的职业组织改革树立的目标。专业化的职业资格能够增加专业理论研究，为不同的资格提供丰富培训内容，提高了职业人员的素质。专业化的组织还能为其会员提供专业的职业保护，杜绝了个人会员在企业竞争中的弱势地位，提高了职业的威信。不同组织的相互竞争，带来了行业水平的共同提高，杜绝了垄断带来的不和谐因素，因此，学习美国的职业组织，不断建立独立的、专业的职业组织是改造会计造假、防止会计不和谐因素的重要方式。

2.4 社会责任会计构建

和谐社会离不开物质、人、自然界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才是发展的终极目标。和谐会计除了关注经济目标，更应该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关注环境、生态、雇工环境道德、社会责任。会计信息失真、虚假陈述的最终也是由于会计对自身社会责任认识不足造成的。因此，加强社会责任改造是和谐会计必须的要求，也是最根本要求。

一个好的社会责任会计，必须建立将社会责任根植于企业的内控之中，建立以内控为导向的社会责任会计框架。任何道德、环境、生态、雇工风险都应该作为一项风险，列入公司内控范畴，并形成公司特有文化氛围。而要体现在内控中的的社会责任会计，就必须建设以伦理为导向优化管理会计框架结构。一般认为，管理会计的目的是在考虑多元化目标的同时，获得能够满足企业长远规划的最佳收益，进而增大或创造企业价值。以内控为导向来优化来优化的社会责任会计，就是通过对社会责任会计和管理会计工具的进行融合，预防各种消极意愿的道德违反行为，即一般所说的欺诈现象，通过预防达到防范于未然，从而使企业多元化目标得以实现。

3 总结

会计是一个服务于社会、根植于社会的服务职能，这种只能必须体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要求。只有符合了这些要求，会计才能实现会计人必须与股东、管理者、社会、自然和谐相处等的其利益相关方的和谐。而和谐会计，一个服务于和谐社会的会计理念，恰如其分的将和谐社会的要求根植企业财务理念治理过程，通过法制、竞争体系、职业组织、社会责任会计构建，将会计信息失真、会计造假的土壤彻底根除，实现会计和谐的目标。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会计舞弊研究深入，这种和谐会计的理念必将会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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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军.加强对话增进互信深化会计改革促进企业创新——财政部副部长王军在首届企业会计高层论坛上的讲话.2007.

[3]劳秦汉.会计道德的理性思考, 会计研究, 2003, 4:49-54.

[4]翟浩, 戴莹.司法介入会计信息纠纷的不足与完善, 太平洋学报, 2011, 11:25-31.

[5]陈司谨.以经济法手段治理会计信息不实的研究,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 29 (1) :66-70.

专家阐述和谐社会理论提出背景 篇5

今年2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共中央党校，正式向外界全面阐述了“构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系统理论。香港大公报就此刊登了对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书翰的采访文章，对这一理论提出的背景进行了阐述。

2005年春节刚刚过去，中国最精英的一批高级干部便云集在中央党校，包括近200名中央和地方大员──位于各权力机构的省委书记、省长、部长，在此参加一年一度的省部级高级研讨班。今年的研讨专题为：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

春节后办班成惯例

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书翰教授参加了这次研讨班的具体工作，严书翰教授告诉大公报记者，自本世纪始，中共中央在春节后至“两会”前召集省部级“一把手”就中共最新理论主张在中央提前进行研讨已成惯例，例如，2002年，就“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研讨；2003年就“十六大”精神统一认识；2004年则是研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自1989年以来，中央党校校长先后由中央政治局常委级的乔石、胡锦涛、曾庆红担任，其中胡锦涛任校长近十年。中共“十六大”后，曾庆红接替胡锦涛出任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党校在中共的理论建设中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今年2月19日，胡锦涛亦是在中央党校，正式向外界阐述“构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系统理论，并首先在中共高干中统一认识，进而再推进至全党。

“一把手”统一思想

作为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书翰参加了此次省部级高级研讨班的全过程，并对与会高级干部讨论之热烈，思想之共鸣感受尤深。

他透露说，在七天的研讨中，除胡锦涛在开幕式上对和谐社会理论作系统阐述用了半天时间之外，闭幕式由曾庆红作总结用了半天，还用了一天半时间由五位部长作专题报告，其余四天半都交给与会者讨论，在四天半的讨论中，这些书记、省长、部长们分别联系所在地区及所分管的领域理解、发挥胡锦涛的报告，亦表示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理论及时适时，在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及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建设和谐社会及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仅是中国未来社会之必须，亦是现阶段社会发展不得不面对的新课题。

近200位高官云集，五位中央常委与会，多数中央政治局委员到场，其规模俨然是中央委员会的一次全体会议，而且这些中央地区级大员不得请假，闭门读书，难得有如此环境研究理论，提高理论，在中央最高学府中做七天学生。

缜密思考提出理念

文章说，曾庆红对此次研讨班寄予的厚望，评价很高，他用“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开阔视野，增长知识，理清思路，谋划和谐”二十四个字作为开班宗旨。

以严书翰教授的理解，中央在中国已进入总体小康这一特定时刻提出和谐社会理念，决不是哪个人拍拍脑袋就想出来的，也决不仅仅是一个口号，是深思熟虑后提出的重大历史任务。

严书翰说，新一届中央头脑很清醒，考虑很清楚，尽管中国以2000年达到总体小康成为划时代的界碑，但是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一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至3000美元阶段往往是这个国家是继续发展还是发生夭折的关键阶段，远则拉美，近则亚洲“四小龙”的经济社会发展都没能绕过此阶段。当然，包括香港和台湾省在内的“四小龙”成功地越过了这个阶段。

胡锦涛2月19在党校的讲话中，再次提到了目前社会“发展的黄金期”和“矛盾的凸显期”。

分配不公矛盾复杂

所谓发展的黄金期，就是任何一个国家进入这一时期都会有大的发展和大的举措，例如中国从新世纪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修建青藏铁路和南水北调等。

所谓矛盾凸显期，就是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引起的矛盾比较集中的时期。首先，人民内部利益矛盾错综复杂，从中折射出国家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

其次，人民内部各阶层的分配差距拉大。尽管彻底否定了阶级斗争，现在国内不存在阶级对抗，但工农等各阶层之间存在着分配不公的问题。工人中还存在着低收入、下岗、失业；农民内部也有变化，有的成为企业家，有的成为农民工，有的成为失地或无地农民；公务员内部也有利益矛盾，“阳光工资制度”出发点是好的，将公务员的收入放在阳光下，但目前只有沿海几个省实行，中央和国家机关无法实行。各个阶层之间利益发生了变化，虽然对抗不存在，但差别和矛盾肯定存在。

下层百姓须得实惠

和谐社会理论 篇6

关键词：和谐社会;交易费用;制度;生产函数;基模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11003801

1和谐社会的新制度经济学定义

新制度经济学坚持交易费用分析范式，将和谐社会定义为交易费用最小的社会，即和谐社会最大限度地节约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Matheus(1986)认为，交易成本是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成本，生产成本是人与物之间打交道的成本。交易成本包括事前为达成一项合同而发生的费用和事后监督、贯彻该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与之相对应的生产成本则是指为执行合同本身而发生的费用。在现代经济中，交易成本是经济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随着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人们之间交往的日益紧密和扩大，交易成本对现代经济的影响和制约作用越来越大，特别是由于物质生产成本在一定条件下弹性很小，交易成本却伸缩性很大。交易成本的高低往往决定着经济效益的大小乃至经济活动的成败。因此，只有尽可能降低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才能提高经济效益。需要强调的是，此处的交易费用最小是指每单位交易的平均交易费用最小，并非全社会整体交易费用最小。因此实证研究发现（诺思1990），经济发展水平逐渐上升的同时，社会总体交易费用是上升的。

交易费用是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新制度经济学中“科斯定律”指出：如果交易费用为零，那么通过市场交易就可以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个世界就会既不存在企业，也不存在政府了。实际上，现实世界交易费用肯定大于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通过制度的重新安排来较低交易费用，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实现社会福利最优，达到社会和谐。

2制度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

根据理性“经济人”的基本假定，人总是追求者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英国哲学家边沁首先提出了“功利原则”的概念，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则在功利原则基础上第一个用了“功利主义”的概念，这都体现了以下两点：人们的行为有自利动机，一方面人们能够通过计算判断自己是否获利即“理性”，同时又由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和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这就使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摩擦成为一种必然，导致了人与人的严重不和谐。因而就有了制度设计的必要，从另一方面讲，由于正的交易成本和人的有限性，使得人自身又经常处于一种自我防范意识之中。用霍布斯的话来讲，“人都有怕死的本能”用罗布斯的“无知之幕”进行分析，每个人的命运都具有偶然性，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最少受惠中的一员。所以，软理性和规则遵从又使得制度机制的设计成为可能，再一方面而言，经济主体按“经济人”假设的行为模式行动，必然导致生态危机，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经济人”把利益绝对化，极端化、忽视生态价值人与自然的关系无非是一中利用与被利用，投入与产出的关系。“经济人”势必竞相开发“免费”的自然资源，非理性地向自然万物进行扩张，通过牺牲生态利益来换得一时的经济利益，导致了人与自然的严重不和谐。因而制度，法规的约束成为不得不实施的手段与措施。

3和谐社会下的“制度”分析

制度是集体行动对个体行动的控制，是市场交换中的合作规则与习惯。制度起源的重要原因是：竞争带来的“囚徒困境”、“搭便车”带来的“集体行动的逻辑”都加剧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和相背离。制度有三部分组成：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实施机制。如“意识形态”就属于非正式制度形式，它是“软性”的具有较强的渗透力，为最重要的制度安排，诺思认为意识形态为个人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提高意识形态的一致程度可降低费用，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和谐；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指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规。两者相互影响，规则早就观念，正式约束可以改变非正式约束。健全的实施机制是制度的有力保障。“有法不依”比“无法可依”的性质更恶劣。制度本身是经济主体之间相互博弈而形成的策略均衡，它为人们在广泛分工过程中的相互合作创造了条件，有效地制度安排应该使个人收益率尽量接近于社会收益率的安排。因此，要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兼容、相互依存、稳定有序、运行协调、共同发展的和谐社会必须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来约束经济主体，鼓励经济主体创新，达到制度创新，从而实现动态和谐。

（1）制度变量在生产函数中的引入。

古典经济学理论视经济增长为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增加的结果，并认为生产要素的投入基本遵循规模报酬不变或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任何难以解释的经济增长原因等被贴上“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标签，它包括：规模经济效率改善及技术进步等。但是，任何经济增长过程都是在一定制度的环境安排下发生的，都不可能脱离大的制度背景而独立存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刺激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于社会收益率的活动，从而达到全社会的和谐。因此，在对经济增长模型不断的研究过程中，人们不断将制度变量加进了生产函数。在此做了以下尝试，建立生产函数：

Y=AΠni=1MXβii

M为制度变量，MXiβi表对相应制度下生产要素的度量。该式直接把制度变量纳入到标准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制度对经济增长具有间接动力。所以，在建立生产函数时，制度因素是不能作为“显性”变量或“解释”变量出现的制度，制度变量是描述制度环境，制度安排和制度变迁的变量，具有抽象难以量化等特点，但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样一个独立的变量，因此，必须找到能够近似描述整体制度以及制度变强的一系列经济变量的集合。这些变量就是所谓制度的代理变量。

（2）引入制度因素的生产函数。

制度作为一种要素引入到生产函数，通过制度的代理变量来反映制度实施过程中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假设，在同一个制度下，随着实施这个制度所投入的人力物力的增加，单位投入带来的产出是递减的，如果假设整个经济中只有一种产品，用Ci表示贯彻实施i制度所投入的产品数量，用Y表示产出，则可以将生产函数设为Y=Cαi其中0<α<1。设经济体中有I中制度，考虑其他众多投入因素，结合齐次性假设，则总量生产函数演变为：Y=∫IoCαiAΠni=1Xβiidi此式中，所有制度实施投入Ci都采用同一弹性系数α，这蕴含着一种对称性假设，即制度之间没有生产力上的差别，同一项制度对产出的贡献取决于该制度实施的力度，实施力度越大，对产出的贡献越大。

4用系统动力学基模分析和谐社会

从系统论的角度讲：“和谐”就是系统内部各个要素的协调有序以及整个系统的平稳运行。“和谐社会”就是整个社会的子系统处于有序状态，即社会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关系稳定、协调、有序。和谐刺激效率、和谐促进发展、和谐体现公平、和谐创造社会价值最优分配。衡量和谐社会的和谐度的问题，有着强烈的路径依赖性和动态复杂性特征，可用系统科学的方法分析其形成机理。

1977年，著名学者彼特•圣吉所著《第五项修炼》中提出了一种叫“系统基模”（archetype)的方法，该方法体现的思想就是要实现“透过现象看本质”减少“头痛医痛，脚痛医脚”的盲目性，避免“救火模式”的事件——反应方式的恶性循环。通过运用该方法，可以展现出动态系统内部的运作机制，从而在“系统结构”上发现其缺陷并用较小的代价加以改正，使它在更大的，更长远的时期获得改进。圣吉称之为“高杠杆解”，“以简驾繁的智慧”，也就是俗话所说的“四两拨千斤”的切入点。引用以上观点来分析社会和谐度的问题，建立模型：



上述模型属于一个典型的“舍本逐末”基模类型。A环是问题的症状解，经济的快速增长在短期内可以达到社会的相对和谐，但是，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时，将不再适应。B环则成为问题的根本解。制度保障下的经济增长相对缓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不仅体现在制度实施的程度及制度是否得到相应的创新。它是一个长期增长的过程。社会和谐度的相对高稳定状态保持在此过程上。

基于基尼系数理论探讨构建和谐社会 篇7

关键词：基尼系数,收入分配,收入不均

一、基尼系数概述

基尼系数 (Gini Coefficient) 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Corrado Gini, 1884-1965）于1922年提出的，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

其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等于“0”。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了；而后者则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入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差异。但这两种情况只是在理论上的绝对化形式，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不会出现。因此，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只能介于0～1之间。

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基尼系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

二、中国基尼系数的变化趋势

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的全国居民的基尼系数数据如下表所示：

1980-2005年中国基尼系数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从表中可以看出，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全国居民的基尼系数逐年攀升，由改革之初的0.23上升到2005年的0.47，远超过了警戒线0.4。国际上广泛认为，当基尼系数超过0.4，社会因为收入不公平而进入一种隐含危机的状态。

三、中国基尼系数过高的原因

我国收入分配严重不均导致了基尼系数过高，而居民收入的来源大致有三个方面:一为劳动所得;二为转移所得;三为是资本所得。因此，根据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可以分析出导致我国基尼系数过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 劳动所得方面

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形成劳动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而区域经济差异的存在加大了居民劳动收入水平的差距，行业垄断和行业的不平衡发展又使得收入差距逐年扩大。

2. 转移所得方面

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转轨的进程中, 法制尚不健全, 政策不尽完善, 使一些人获得了畸形的高收入。

3. 资本所得方面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与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我国私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得到迅速地提高。

四、抑制基尼系数过高的对策

基尼系数处于0.4-0.5之间, 它代表收入差距较大, 这是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收入差距如果过于悬殊, 就会激化各种矛盾, 危及社会稳定, 甚至引发社会动荡。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收入分配平均与否的标准具有实际的意义。

中国基尼系数过高的现状不利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更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这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因此政府和社会各界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并采取措施缓解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不均的状况。

1. 针对由劳动收入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合理现象

可采取以下三种措施： (1) 提高农民收入,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城乡贫富差距的关键是增加农民收入, 可通过减轻农民负担、推动城镇化进程、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等途径来实现。 (2) 加快西部开发, 缩小地区收入差距。 (3) 打破行业垄断, 规范初次分配, 通过引入竞争减少行业收入差距。

2. 针对转移收入带来的收入悬殊问题

要规范分配原则、加强法制建设，打击非法收入、调整税收制度。要调整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保护合理收入, 鼓励智力劳动和智力投资。“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是引发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之一，“权钱交易”行为的存在，造成了收入分配制度的严重不平等，因此要推进政府体制改革，避免行政权力转化成不平等收入。

3. 针对由资本收入带来的分配悬殊问题

切实建立起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初级分配体制, 同时进一步完善财富再分配的相关机制。分配制度应首先体现出对劳动和劳动者的尊重, 因为在生产领域中, 劳动和劳动者才是财富的最主要源泉。

此外, 还应该尽快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和体系, 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 尤其是受教育公平和卫生保健制度, 为低收入者提供“低保”；完善收入调节机制，为高收入者提供多样化的捐钱渠道；正确选择调节收入差距的公共政策。

参考文献

[1]周秦汉, 李飞.基尼系数在我国的表象、影响及抑制对策[J].企业经济, 2008, (01) .

[2]魏杰, 谭伟.基尼系数理论与中国现实的碰撞[J].载经济学动态, 2006, 3:44-46.

[3]王铮, 张焕波, 朱艳鑫.关于中国过高的收入基尼系数问题[N].科学时报, 2006-08-28.

和谐社会理论 篇8

一、西方社会建设理论的发展脉络

西方社会建设理论大体经过了产生、发展与反思三个大的发展阶段。19世纪中叶, 在西方社会矛盾加剧、社会冲突频繁发生的大背景下, 以追求社会和谐、社会均衡为目标的社会秩序理论产生, 这是西方社会建设理论产生的标志;20世纪30年代后, 随着对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反思, 以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社会福利理论与福利国家理论获得了重大发展, 使西方社会建设理论逐渐走向成熟;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为应对新兴工业国家发展的国际竞争压力, 西方国家开始重新反思福利国家理论, 出现了重视教育、就业培训、科技与知识投入的“第三条道路”理论, 这标志着西方社会建设理论进入了反思阶段。

1. 西方社会建设理论的产生阶段。

19世纪中叶, 西方社会冲突与社会矛盾加剧, 劳资矛盾与阶级对立威胁着整体社会秩序与市场经济秩序。在这种背景下, 自由主义阵营发生了分裂, 以追求社会均衡与社会和谐为目标的社会秩序理论与社会改良理论应运而生。社会秩序理论是一些著名社会学者提出的整体性社会学理论, 其基本观点是将社会看作一个有机整体, 认为社会整体的和谐表现为社会秩序, 维持社会秩序就需要促进社会整合、实现社会团结。社会改良理论主张通过税收和法律政策或国有措施, 使“剩余价值”归政府所有, 用于“社会福利”。

2. 西方社会建设理论的发展阶段。

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大危机, 使西方社会建设理论获得了大发展的契机。如美国作为保守主义的堡垒, 长期忽视社会建设, 但是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彻底改变了这种落后局面。这次大危机迫使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开始重视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重视社会建设。在西方社会建设理论发展阶段, 占主导地位的就是福利国家理论和福利社会主义理论。其特点是重视全面的社会建设, 主张政府完善社会政策体系, 建设福利国家与福利社会。

3. 西方社会建设理论的反思阶段。

1973开始的“福利国家的危机”使西方学者开始了对福利国家的反思, 新自由主义抨击所谓唯理主义的社会“建构主义”, 认为作为福利国家和福利社会基础的“分配的正义”理论是“社会正义的幻象”, 主张“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20世纪90年代后期, 福利国家论者经过一番理论变革与政策调整, 以“后福利国家”的面目出现, 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理论。

总体而言, 西方社会建设理论通过不断总结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结构变迁、社会利益结构变迁的规律, 注意把握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建设的规律, 成功地发展成为一套保证社会和谐发展与进步的社会建设理论体系与社会政策体系。

二、当代西方社会建设理论的借鉴与吸收

综观当代西方的社会建设理论, 其典型的表现是以微观研究为主, 以现实社会中的具体问题为突破口, 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作为对“全球化现实”和“福利国家与福利社会的危机”的积极反应, 英国著名学者吉登斯提出试图超越于传统左派与新右派之上的中间道路———“第三条道路”理论。

作为这一观点的理论上的反应, 国外学界有社会治理理论、社会冲突理论、社会风险理论、社会公正理论、社会福利理论等形形色色的社会建设理论。如社会治理理论的善治观点从政府、公民社会、市场的三分法入手, 力图发展一套管理公共事务的全新技术, 强调管理的合作性, 可以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如社会风险理论, 敏锐地把握现代性的负面后果, 对由于科技滥用、深度全球化带给现代国家的各种风险进行了深入分析, 在政府、企业、社区、非赢利组织之间构筑起共同治理风险网络联系和信任关系, 来共同应对可能发生的风险。社会冲突理论、社会公正理论、社会福利理论等理论观点, 也都是从解决现实问题出发, 在当代社会条件下, 都有较强的解释力。

今天,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 一些共性的问题同样摆在我们面前, 如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 公平与效率的问题, 阶层分化问题, 社会公正问题, 公共领域的风险问题等。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要求我们必须树立科学发展观, 妥善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的关系问题, 摆正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合理解决差距问题, 转变政府职能, 转变治理观念。西方发达国家在解决类似这些问题上已经积累了社会建设的理论和经验, 这无疑为我们少走弯路, 又好又快地发展提供了借鉴资源。认真总结西方社会建设理论, 可以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

因此, 要注意研究当代西方社会建设理论, 借鉴并吸收其积极成果, 同时, 我们也应清楚地认识到, 在向西方国家学习借鉴的同时, 一定要从我国实际出发, 不能照搬照用。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 国内学者纷纷打破文革时期把西方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斥责为“伪科学”而简单打倒的做法, 通过翻译、引进、论证, 对于国人学习、运用西方社会建设相关理论做了大量的艰苦卓绝的工作,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从总体上看, 我们现在还是照着讲的多, 自己做的少, 这是值得警惕的问题。一切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 是我们构建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理论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

三、构建和谐社会: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 是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怎样加强执政党建设”等基本问题认识上的又一次理论升华。

1.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战略布局做了新的拓展。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在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都较为落后的东方大国, 建设社会主义尤其不容易。马克思没有说过, 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 只能靠我们自己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回顾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五十多年的历程, 在战略布局问题的认识上是逐步拓展、不断提升的。从毛泽东提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 主要着力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 到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再到江泽民提出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位一体”。最后是新的党中央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 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 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样的“三位一体”, 扩充为包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从而形成了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的战略新格局。

2. 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目标提升到新境界。

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都将以人为本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指导方针和实际工作中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这就把以人民利益为根本这一社会主义原则进一步具体化, 丰富和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 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目标提升到新境界。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共产主义既是一种制度, 又是一种价值目标。他们把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最高价值目标。这一价值目标体现了共产主义理想的科学性、合理性和正当性, 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是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重要依据。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从我国当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出发, 提出了以人为本的要求。这也是我们党联系实际、深入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所带来的理论成果。

3.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提出了新的认识。

发展是硬道理, 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离开发展, 坚持党的先进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实现民富国强, 都无从谈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在继承我们党关于发展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思想的基础上, 着眼于丰富发展内涵, 创新发展观念, 开拓发展思路, 破解发展难题, 深化了对发展问题的一系列认识。首先, 深化了对发展地位的认识。强调从现代化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全局去看发展, 把发展观提升到统领全局的高度。其次, 深化了发展内涵的认识。认为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 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建设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过程。再次, 深化了对发展的本质和发展的路径的认识。强调社会主义的发展要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和中心, 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要求。

4.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执政党的建设做了新的探索。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一种执政使命, 是我们党在新世纪巩固党执政的地位和社会基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实施的伟大战略。这一战略的确立, 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新认识。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 邓小平就指出过:“我们党成为执政党, 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是, 执政党也不是很容易当的。”后来, 他又特别提出一个“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 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 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的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正是对邓小平所提问题从社会建设的角度所做出的科学回答。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内容丰富, 博大精深, 蕴涵了一系列新思想和新观点, 也提出了许多需要进一步解决的新问题。和谐社会概念的提出, 意味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 社会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 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分阶段、有层次的长期的过程, 需要经过长期奋斗、不懈努力才能逐步实现。在此过程中, 注意研究当代西方社会建设理论, 借鉴并吸收其积极成果, 可以使我们加深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规律性认识, 也可以使我们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工作更加富有成效。

和谐社会理论 篇9

1社会越轨内涵及其特征

违反某个群体或社会的重要规范的行为,就是社会越轨[1]228(social deviance)。这只是普遍性的定义,社会越轨的定义还因地域与时代而不同。比如在西方国家离婚并不会使配偶双方认为是家庭蒙羞,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等允许一夫多妻。其次,还会有文化因素的原因,在美国婚外情被视为正常,而在伊斯兰社会里可能招致死亡。霍华德.贝克(Howard Becker,1963)建议不要将越轨定义为与特定行为相连的品德,而是具有某种行为的人与把该行为称为越轨的人之间社会互动的结果[1]230。越轨有其显著特征[1]230:(1)越轨行为未必就是坏的或不可接受的。有时,行为是越轨了,但由于所违反的规则并未被广泛接受,人们就不能认为这种越轨是不道德的。(2)越轨行为并非总是自愿的。如有生理缺陷人的越轨行为并非其意志所能控制。(3)越轨行为未必就是犯罪。虽然大多数犯罪行为是越轨行为,但并不是所有的越轨行为都是犯罪, 一般而言,一个行动可能是:1既是越轨又是犯罪,如谋杀;2是犯罪但不是明显的越轨,如赌博;3是越轨但不是犯罪,如非特殊情况下闯红灯。(4)越轨行为虽不被赞同,却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 它是任何健康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5)越轨可以是个人干的,也可以是群里或组织所为。某些类型的犯罪和越轨,如私吞公款。笔者认为社会越轨有道德层面与法律层面之分,道德层面的社会越轨行为影响看似不如法律层面的社会越轨行为严重,但它是法律越轨行为的基础,这也许正是道德作为法律的底线原因。

2社会控制与社会越轨

旨在防止社会越轨并鼓励遵从的努力就是社会控制[1]232(social controls)。社会控制主要有两种类型:内在控制和外在控制。内在控制(internal social controls)指那些引导人们自我激励并按照遵从的方式行动的过程。外在控制(external social controls)则是指通过运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制裁促使人们遵从的压力。

2 . 1对社会越轨的内在控制

内化[1]232(internalization)是指某个人对群体或社会规范的认同。 在社会规范内化成功的情况下,一个人常常会主动去遵从,内化是对社会越轨行为进行控制的最有效、最经济途径,但其缺点是现实中很难实现。

2 . 2对社会越轨行为的外在控制

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机制[1]232(informal mechanisms of social control)是初级群体的主要功能。消极制裁的范围包括,由群体的不赞同态度到群体的完全拒绝,以至于在身体上惩罚。同伴的反映常常是重要的非正式社会控制机制,但局限于同伴间感情状况。正式的社会控制机制[1]233(formal mechanisms of social control),是由非正式社会控制机制的局限性而产生的,主要包括专门的社会组织和职位,如法官、警察、监狱等社会上层建筑,由相关机构运用正式的权利来制裁社会越轨行为。正式的社会控制往往是对越轨所造成损害的惩罚,其运作过程中消耗大量的人财物力,其优点是具有强制力。内在控制与外在控制各有其优劣,应该根据具体的情况慎重采用,特别要注重越轨的主体。

3体育官员贪污腐败与社会越轨及贪污腐败特征

体育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缩影,社会问题对体育领域的折射是不可避免的,再加上体育利益群体的利益追逐和体育本身竞争的驱动使得体育社会问题成为一种必然现象[2]。体育贪污腐败是指国家体育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所造成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 在判定社会越轨时需要考虑的5个方面可知。(1)体育贪污腐败违反了社会规范,其结果相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是坏的,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损失。(2)体育贪污腐败是自愿的,其主体充分考虑了贪污的成本与收益,并且认为收益高于成本,这也体现出法律在解决体育问题时的局限性。(3)体育贪污既是道德层面的越轨又是法律层面的越轨,其因在于既没有坚守职业道德,又违法了我国《宪法》中规定, 如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和集体的财产;一切国家机关实行精简的原则,实行工作责任制,实行工作人员的培训和考核制度,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反对官僚主义。总体来讲体育贪污问题是一种性质恶劣的越轨行为,而我国体育贪污腐败问题也十分严重。吉林省体育局一名工作人员表示, 体坛腐败专业化、隐秘化,也带有“能人腐败”的特征。在好成绩的掩盖下,因为缺乏监督,腐败分子在其擅长的领域有极大的权威, 加上公众和管理部门更多把注意力放在成绩上,腐败行为在“成功光环”下容易被忽略[3]。国家纪检委入驻国家体育总局以来,2014年11月,媒体曝出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前花样游泳部主任俞丽因涉嫌操纵比赛、收受不正当贿赂被带走调查。2015年5月,国家体育总局自行车击剑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沈利红已被双规并进入司法程序。2015年6月25日,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2015年7月16日,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消息,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免去肖天的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职务。 2015年8月4日,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潘志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另外也不乏有像吴书太(原安阳市体育局长)、王旭(原黑龙江省体育局群体处处长)之类的“苍蝇”。有专家表示,从巡视组反馈的情况,体坛腐败负面影响不容小觑,综合而言,体育腐败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特征:(1)审批、选派不透明,权力寻租空间大。 (2)弄虚作假,亵渎体育精神。(3)赛事经营“猫腻”多,成利益输送窗口。(4)关于赛事开发经营混乱,违纪违法反映突出问题[3]。体育腐败多年问题累积愈演愈烈,体育反腐也在不断深入。不少专家认为, 由于反赌扫黑,中国足球已经迎来了新生,加大体育反腐的力度, 对于体育界取得新成绩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4]。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强调,总局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工作依然面临严峻复杂的形势。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既要看到取得的成绩,坚定信心和决心,更要正视问题,查找差距,牢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忧患意识,切实按照中央的要求和部署,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决心抓落实,坚持打赢这场攻坚战、持久战[4]。实现我国体育强国梦,对体育官员贪污腐败进行有效控制迫在眉睫。

4体育官员贪污腐败的社会控制

根据社会控制理论可知对体育贪污腐败的社会控制有内在控制与外在控制(包括正式控制和非正式控制)。正式的外在控制主要包括专门的社会组织和职位,如法官、警察、律师及监狱等社会上层建筑,由相关机构运用正式的权利来制裁社会越轨行为,其优点在于高度的强制性。但主要是针对越轨行为发生之后的制裁,具有相对滞后性的缺点。由于体育官员承担着贯彻实施国家体育工作的政策法规;指导和推动体育体制改革,制定体育发展战略,编制体育事业发展中长期规划,协调区域性体育事业的发展;推行全民健身计划,指导并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实施《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开展国民体质监测工作;发展体育产业,拓展体育市场,依法审查体育经营活动从业资格等。体育官员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极其重要的一个关节,事关人民参与体育的权利、资源分配,决定了对其控制的特殊性。体育官员贪污腐败一旦发生就意味着国家、人民遭受巨大损失。笔者认为体育贪污腐败的外在控制虽然有强制性的优点,但针对身份特殊的体育官员而言实属“亡羊补牢”式的滞后选择。

从国家体育总局开展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专项监督检查;召开党组扩大会传达学习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精神; 始终绷紧“廉政”这根弦绝对不碰带电“高压线”;召开党组扩大会议,认真学习贯彻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等,不难发现在竭力应对体育贪污腐败问题时,大都是内在控制。该文就体育官员贪污腐败的内在控制提几点建议。 其一,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很多体育官员贪污腐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思想层面出了问题,在面对金钱等诱惑时不能坚守思想道德情操,特别是要认真学习贯彻“三严三实”(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思想,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其二,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艰苦奋斗是一种不怕艰难困苦,奋发图强,艰苦创业,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乐于奉献的英雄顽强的斗争精神。伟大的事业是根源于坚韧不断地工作,以全副精神去从事,不避艰苦。艰苦奋斗精神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当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必不可少的精神支柱。中华体育精神文化内涵主要表现为为国家而战的爱国主义情怀、奋发向上的英雄主义精神、团结友善的个人修养及规范有序的平等主义。在弘扬传统中华体育精神的同时,我们应该深入挖掘一些隐性的、未被发现的中华体育精神价值为体育工作所用。其三,培养敬业精神。中华民族历来有“敬业乐群”、“忠于职守”的传统美德。敬业精神要求每个体育从业者热爱本职工作,树立正确的职业态度、 职业荣誉感和自豪感,以强烈的职业责任感,在自身岗位上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不断提高职业技能,勤勤恳恳、不畏困难、勇挑重担, 发挥主观性、创造性,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力量[5]。坚守敬业精神是体育官员摆脱单纯追求个人和小集团利益的狭隘眼界,具有积极向上的劳动态度和艰苦奋斗精神;保持高昂的工作热情和务实苦干精神,把对社会的奉献和付出看作无上光荣;自觉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以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指导和调控职业行为的决定性精神要素。

5结语

和谐社会理论 篇10

传统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是和“政治社会”等同的, 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那里, 意指已发达到出现城市文明的政治共同体及生活状况。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理论坚持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二分法, 是由黑格尔提出, 并由马克思加以完善的。黑格尔认为, “市民社会是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 “在市民社会中, 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 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 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的手段, 但是特殊目的通过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 并且在满足他人的同时也满足自己”。在这里, “市民社会”是一种以需要为体系基础, 同社会保障系统、维护个人利益的组织等要素共同构成的整体。黑格尔还把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看成伦理精神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三个阶段, 即家庭是直接的或自然的伦理精神, 市民社会是分裂的或特殊化的伦理精神, 而国家是现实的或实现了的伦理精神。在此意义上, 黑格尔认为, 作为实现了的伦理精神的国家高于家庭和市民社会, 家庭和市民社会只不过是国家自身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或环节而已。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是在批判、继承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青年马克思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 他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 是通过对黑格尔的法哲学批判完成的。在法哲学批判时期, 马克思沿用黑格尔市民社会的用法, 指近代产生的、与国家分离的私人生活领域, 即资产阶级社会。在1844年黑格尔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后, 市民社会慢慢被归纳为社会的生产关系、交往关系。由此看来,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理解, 有一个从特殊到一般的过程。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历史主义分析方法, 认同黑格尔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二分以及将市民社会用以指称私人利益关系领域的做法。但是, 马克思并不认同黑格尔将历史发展归结于精神的自我运动的观点, 反对黑格尔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看法。

二、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 市民社会的内涵

在西方思想史上, 马克思首次揭示了研究“市民社会”的现实方法, 主张要从反映现实经济关系的“经济学”出发, 从“物质生活关系”出发来解读“市民社会”。他深刻指出:“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 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 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 相反, 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 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 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 称之为‘市民社会’, 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真正经济学中去寻找。”由此可以看出, 马克思所认为的市民社会是“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 市民社会的本质是一种经济关系。马克思还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 就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 因此, 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 尽管另一方面它对外仍然必须作为民族起作用, 对内必须组成国家。”马克思对市民社会这种“物质交往”关系的定义比黑格尔“需要的体系”的定义更为深刻和全面。一方面, “物质交往”关系概念把握了“需要的体系”的本质, 揭示了满足人们的这种需要的方式, 即通过物质交往;另一方面, “物质交往”关系概念指明了物质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 更全面地把握了市民社会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二) 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

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 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观点。马克思认为, 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和基础, 市民社会的成员组成了国家, 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 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他指出:“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 可以看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只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的历史观何等荒谬。”市民社会“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恩格斯也曾指出:“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 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

(三) 市民社会的历史命运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进行了充分的肯定, 但也看到了市民社会本身存在的缺陷, 认为市民社会并不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形式。在阶级社会中, 国家成了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 而不代表实际的公共利益, 这就使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发生了矛盾, 而“正是由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 公共利益才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 (不论是单个的还是共同的) 脱离的独立形式, 也就是说采取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另外, 市民社会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在市民社会中, 生产的目的从过去那种具体的使用价值变成了交换价值, 以此来看, 生产越发展, 生产者就越来越依赖于自己商品的交换价值。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 交换价值就越来越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交换成了生产的直接目的。这样,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就被异化成了在交换过程中的物的关系。

马克思看到了市民社会的这种局限性, 他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 而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所以, 在马克思看来, 真正的社会形式应是人类社会, 而市民社会与人类社会的区别就在于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人类解放高于政治解放, 只有通过人类解放, 市民社会才能过渡到人类社会。“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 并且作为个人, 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 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 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 只有到了那个时候, 人类解放才能完成。”也只有到那个时候, 国家才能把本属于社会的权力全部还给社会, 国家消亡在社会里, 而市民社会过渡到了人类社会, 也走向了消亡。

三、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对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

(一)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重视经济建设

在马克思看来,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市民社会是基础, 国家是上层建筑, 它们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且, 马克思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本质是经济关系。在这一点上, 他的思维逻辑是, “对政治国家的解释应当到市民社会中去寻求, 而对市民社会的解释则应当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马克思的这一逻辑对当前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有重要启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无论是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里, 还是在高速现代化的现实生活里, 都已经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而要搞好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 首先要解决好人民群众吃、穿、住、行等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问题, 也就是经济问题。没有人民群众基本生活的保障, 和谐社会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 要搞好和谐社会建设, 首先要重视经济建设。

(二) 市民社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重视精神文明建设

市民社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市场经济为市民社会的萌芽和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土壤。但是, 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 它在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 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们道德水平的下降, 造成文化上的精神危机。市场经济是依靠价格、供求、竞争等市场机制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社会经济运行方式, 这样一种运行方式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们私欲的无限膨胀, 加剧贫富两极分化。而和谐社会建设中所谓的“和谐”不仅仅是经济一个方面的和谐, 还包括文化、政治、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等等。所以,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中“市民社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这一观点, 启发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 重视精神文明建设, 在发挥市场经济积极作用的同时, 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 搞好文化和谐。

(三)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转变政府职能

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一个概念, 这种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二分法是由黑格尔提出, 并由马克思加以完善的。“在我国, 长期以来全社会高度政治化, 国家权力无所不及, 政府采用家长制的方式对社会生活实行全方位的管理。人们看不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界限, 市民社会消失于政治国家之中。这种体制严重地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妨碍了社会民主政治的进程。”因此, 为了改变这一国家与社会不分的现状, 我们要转变政府职能, 确定政府活动的范围。只有这样, 才能确保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和谐, 加快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