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特质

2024-07-31

焦虑特质(精选四篇)

焦虑特质 篇1

对特质焦虑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环境因素对特质焦虑的影响

主要是针对特质焦虑与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进行的研究。

在家庭因素方面, Sarason等 (1960) 认为, 焦虑 (尤其是特质焦虑) 至少部分地与亲子关系的具体类型有关。这之后, 许多研究者认为特质焦虑最初是通过亲子间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人格特质。罗增让 (1993) 认为专制型家庭环境、父亲焦虑以及朋友型亲子关系对子女的特质焦虑有显著影响。王极盛等 (1998) 认为亲子关系、父母关系、对家庭的满意程度等与焦虑密切相关。并且, 焦虑与学业压力、考试、师生关系、同伴关系等有关[2]。谢金风、王承明 (2003) 研究显示父母的拒绝否认、过度保护、干涉、父母的惩罚、严厉等都容易导致大学生的焦虑情绪。陈建民黄恩等 (2006) 研究表明, 父母教养方式对职业中专学生的特质焦虑有较大影响, 其中父、母亲温暖理解的教养方式有助于减轻特质焦虑的产生, 而父、母亲拒绝否认及父、母亲惩罚严厉等则容易导致高特质焦虑。该结论与国内外有关研究相一致。杨春侯东辉 (2009) 研究表明, EMBU和T-AI典型相关系数显著, 层次回归显示, 父母教养方式对特质焦虑有显著影响。

在学校因素上, 阳德华 (2001) 发现初中生的焦虑水平与消极的师生关系呈正相关, 而与积极的师生关系呈负相关;同伴关系的融洽性与初中生的焦虑水平在总体上也呈显著的负相关[3]。崔明 (2002) 发现, 焦虑自评量表 (SAS) 的得分与其生活环境中的学习压力、人际关系、受惩罚、健康适应因子呈显著正相关。李柳徐玖平 (2005) 研究表明, 说明年级差别作为学校环境因素中的一个因子也对特质焦虑有影响。同时随着年级的升高女生的焦虑程度有高于男生的趋势, 说明性别差异也对其有间接影响。在社会因素上, 樊晓光等 (2001) 认为, 与老师关系紧张、家庭成员不和睦、学习成绩不理想、生活拮据是引起大学生特质焦虑的主要原因。肖凌燕等 (2002) 研究显示, 父母亲、异性朋友、同性朋友的支持度与大学生特质焦虑水平呈显著负相关。王红艳曾成义 (2002) 研究发现, 大学生焦虑情绪受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及社会因素的综合影响, 其中年级、父母职业、父母文化程度、人际关系、专业兴趣、学习方法等因素的影响较明显[4]。李焰等 (2002) 研究显示, 学业压力, 社会不良影响, 自卑倾向, 学校适应不良, 内向性格, 身体虚弱, 人际困扰, 父母不良教养方式等八个因素导致特质焦虑的产生。除了首要原因学业压力, 不良的人际关系、不良的父母教养方式对焦虑的作用得到证实, 而社会不良影响如父母不良的行为习惯、迷恋游戏机与网吧、凶杀色情录像等, 成为中学生焦虑第二影响因素。

身体虚弱成为导致特质焦虑的生理环境因素之一, 其他生理环境因素还有年龄, 性别, 容貌等, 黄建于志涛 (2005) 研究表明, 特质焦虑与身体自我 (相貌特征、运动特征、身材特征、性特征以及负面特征) 均呈负相关。

李焰等 (2002) 提出了影响特质焦虑的三个潜变量人格、学业压力、环境。研究结果发现, 人格和学校压力直接导致特质焦虑, 环境通过对人格和学校压力产生影响而间接影响特质焦虑, 同时, 人格对学校压力产生影响。相对而言, 环境对学校压力的影响大于环境对人格的影响。也就是说, 不良环境因素使学生更容易体验到学校的学业压力。

二、人格因素对特质焦虑的影响

主要考察了焦虑与自尊、动机、控制点以及自我效能感等人格特质的关系。

哈特 (J.G, Hart, 1985) 研究表明, 自尊与焦虑水平之间相关显著。Mathes (1985) 同样证明了自尊的降低能引起焦虑。沙纷 (P.Sherhen, 1986) 表明, 自尊与焦虑之间存在明显负相关。

Shriberg (1974) 研究结论是外控与特质焦虑之间存在着较低程度的正相关 (r=O.25) ;Biaggio (1985) 发现外控和特质焦虑之间存在着中等程度的负相关。埃达 (G, Ida, 1985) 等研究表明, 无论男性女性, 特质焦虑与控制点有显著负相关, 高焦虑的人有外控倾向, 低焦虑人倾向于内控。Biaggi (1985) 研究表明, 在能力情境下, 外控者比内控者更易焦虑;在运气情境下, 两种类型的被试的焦虑水平无差别等等。

李梅 (1995) 研究发现, 原因源维度主要与自尊有关[5]。个体把失败归于能力差这一内因会感到自卑、焦虑;而归于任务太难这一外因则不会损害其自尊, 也不会引起过高的焦虑。李焰 (1998) 研究结果表明自尊和被评价意识作为独立变量, 是影响特质焦虑的主要因素;归因风格只作为自尊的一个影响因素对自尊的大小起作用;成就动机通过自尊的交互作用对特质焦虑发生影响。冯庆林 (2003) 认为, 大学生特质焦虑影响因素结构由前途不确定性、不公平性、内向性格、学业压力、经济困扰、学校适应不良、人际困扰、恋爱困扰8个因素构成, 其中影响当代大学生特质焦虑的最主要的因素是前途不确定性.

王才康、刘勇 (2000) 研究发现, 一般自我效能感与特质焦虑、状态焦虑和考试焦虑之间存在着负相关。

李焰、张世彤等 (2002) 研究提出了影响特质焦虑的三个潜变量, 分别是人格、学业压力、环境。人格和学校压力直接导致特质焦虑, 环境通过对人格和学校压力产生影响而间接影响特质焦虑, 同时, 人格对学校压力产生影响, 不良人格对焦虑的形成比学校压力起更大的作用[6]。陈建民黄恩等研究发现, 稳定性、有恒性等人格因素有助于减轻特质焦虑的产生, 而敏感性、怀疑性、忧虑性、紧张性等人格因素可能容易使职业中专学生产生焦虑、抑郁等问题。STAI与EPQ的相关性分析表明, 状态——特质焦虑水平与P、N量表分呈显著正相关, 特质焦虑水平与E量表呈显著负相关。

三、应对方式因素对特质焦虑的影响

采用什么样的应对方式与个体所可能产生的焦虑情绪有一定关系。Kohlman (1993) 发现高特质焦虑的学生表现出前后不一致的应对类型[7]。Nigro (1996) 研究显示特质焦虑对解决问题为中心的应对方式呈负相关, 与回避的应对方式呈正相关。Raffety等 (1997) 的研究发现高特质焦虑者倾向于采用回避的应对策略, 低特质焦虑者倾向于采用以问题解决为中心的应对策略。Myers (1998) 发现压抑者 (即高防御但却报告低特质焦虑体验的人) 显示出回避的应对策略, 但却报告自己常使用转移策略, 很少使用惩罚策略, 高特质焦虑者报告使用更多担心的策略[8]。

国内刘贤臣等 (1997) 发现消极应对方式与焦虑分呈显著正相关。陈树林, 黄鑫 (1999) 发现积极应对与焦虑呈负相关, 消极应对与焦虑呈正相关。冯永辉, 周爱保 (2002) 发现, 中学生对各种生活事件的应对方式与其焦虑程度有关, 应对方式是作为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的中介变量而存在并发挥作用的。许向阳等 (2008) 发现, 当个体遇到社会生活事件时, 所获得的社会支持不够, 自身解决问题能力较差, 则容易产生自责和幻想, 从而加重自身的焦虑[9]。

综合以上研究结果, 特质焦虑的影响因素主要可以归结为环境因素、人格因素、应对方式因素等几方面。其中环境因素包括家庭因素, 学校因素, 社会因素和生理因素, 主要是指父母教养方式, 师生同伴关系, 学业压力, 社会支持系统, 社会不良影响, 身体特征等。人格因素主要指自尊自卑感, 成就动机, 控制点, 自我效能感, 内外倾性, 情感稳定性, 精神偏移性等。应对方式因素主要指是积极解决问题还是消极回避等。三类影响因素之间存在交互关系, 共同影响了特质焦虑的形成。这些结果为制定特质焦虑干预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但各种因素对特质焦虑影响的具体机制及各种影响因素在特质焦虑形成中的相对重要性目前还缺少明确具体的解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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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焰、张世彤、王极盛:《中学生特质焦虑与其影响因素的模型建构》, 《心理学报》, 2002, 34 (3) :289~294。

[7]Kohlman.Anxiety in’elementary school chi ldren.New York:Wi ley, 1993

[8]Myers.Sleep problem.Jam Acadchild Adolesc psychiatry, 1998, 991~99

特质焦虑对面孔情绪识别的影响 篇2

摘要:文章采用E-prime实验技术对108名大学生被试进行施测,旨在探讨高、低特质焦虑组对愤怒、悲伤、高兴、恐惧、惊讶、厌恶、中性7种面孔情绪的识别特点,结果表明:高、低特质焦虑组对恐惧、愤怒、中性、高兴、惊讶的识别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对恐惧、愤怒和中性面孔情绪的识别差异极其显著。

关键词:特质焦虑;情绪;面孔情绪识别

一、引言

焦虑是由外在的、模糊的、危险的刺激(包括人和事)所引起的一种强烈的、持久的、消极的情绪体验,并伴随相应的生理和行为的变化。卡特尔(Cattell,1958)将焦虑区分为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两种形态[1]。特质焦虑指的是个体整体的、相对稳定的人格特征,通常用诸如“疑心”“自我弱小”“内心紧张”“容易窘迫”等词汇来表达,它属于长期的习惯性的情感体验。而状态焦虑指的是个体随时间和情境而变化的短暂的情绪状态,它更多地与个体的呼吸率、心脏收缩、血压等身体变化指标密切相关。

情绪的外显形式有三种:面孔、肢体、语言。其中,面孔情绪最易受人们的关注和识别,它显示了个体的情绪状态,是传播情感信号的主要媒介,也是研究情绪的重要客观指标。面孔情绪通过额、眉、眼睛、口唇、鼻、脸颊等肌肉的运动变化表现出来,面部肌肉面化是鉴别情绪的主要标志之一[2]。面孔情绪的研究始于19世纪的科学家达尔文,他认为人类天生就具有基本的情绪识别和理解的能力,此后,面孔情绪的研究逐渐成为一个热点。面孔情绪识别的理论包括:整体说、专家说、先天机制说、机能模型、交互加工与结构参照假说等。关于表情的研究众多,例如,基特和布莱克(Gitter & Black)等人研究了不同面孔情绪图片的难度差异,发现快乐和痛苦最易识别,恐惧和悲伤较难识别,怀疑和怜悯最难识别[4]。

已有研究表明,与低特质焦虑者相比,高特质焦虑者更容易忽略原型,觉察威胁[5]。在临床和非临床的焦虑中,对于恐惧的注意偏差是普遍存在的。例如,众多研究表明,与低特质焦虑者相比,高特质焦虑者对他人面孔情绪的识别存在一定程度的曲解,尤其是对恐惧、愤怒情绪。本研究旨在考察不同特质焦虑水平的个体,对愤怒、悲伤、高兴、恐惧、惊讶、厌恶、中性7种面孔情绪的识别特点,对比分析高低特质焦虑组对面孔情绪的识别是否存在差异。

二、方法

1. 被试

本研究随机选取苏州大学230名大学生,男生100名,女生130名。通过斯皮尔伯格(Spielberger) “状态—特质焦虑问卷”筛选出分数高于75%和低于25%的被试,分别作为高特质焦虑组和低特质焦虑组,各54名。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2. 实验材料

正式实验开始之前,主试聘用6位模特(男女各3名,均有表演经历)对愤怒、悲伤、高兴、恐惧、惊讶、厌恶、中性7种面孔情绪进行了诠释,使用Panasonic DMC-FX150拍摄记录。共选取面孔情绪图片84张,每位模特的每种面孔情绪选取2张。面孔情绪图片通过photoshop专业化处理,对图片的色彩、大小进行了标准化,并去掉图片中耳朵等因素的干扰。

在实验材料的筛选中,主试请46名大学生对这84张面孔情绪图片进行情绪分类任务得出认同度,并对其愉悦度、唤醒度、优势度等方面进行评价,评价采用9级评分制。本实验选择认同度大于60%的面孔情绪图片作为实验材料,如果同类两张图片的认同度都大于60%,那么就选取认同度较高的图片。

3. 实验设计

本实验采用被试间设计,高、低特质焦虑组所有108名被试均参与对面孔情绪的识别。整个实验在苏州大学教育学院的E-prime实验室中完成,实验过程保持安静,被试分别坐在距离屏幕60cm的位置完成实验任务。高、低特质焦虑组的被试随机施测。

4. 程序

正式实验开始之前,有7个trial的练习阶段,即屏幕依次呈现7张不同情绪不同人物的面孔图片,对实验任务进行解释说明,并让被试进行练习(面孔情绪图片来自于中国情绪面孔系统CAFPS)[6]。练习结束后开始正式实验。每张情绪面孔呈现10秒,被试需要在10秒内完成一个面孔情绪识别的任务。要求他们在7种情绪的标签(愤怒、悲伤、高兴、恐惧、惊讶、厌恶、中性)中选出最符合他们所看到的面孔情绪的标签。情绪标签和所对应的数字在电脑屏幕上显示。被试根据情绪标签在键盘上对应的数字键进行选择。不要求被试识别的速度,但是要求尽可能选择自己认为最符合的。对于选择的正确性不给予反馈。整个实验共有42个trial,分为6个block,每个block包含7种情绪,图片随机呈现。block之间有休息时间。

三、结果

所得到的数据通过SPSS16.0进行数据整理与分析。

1. 混合方差分析

本实验是高低特质焦虑组被试在相同实验条件下的

2(group)×7(emotion)实验设计。所得被试数据呈正态分布。7种面孔情绪识别正确率的方差齐性如下表:

由表1可以看出,恐惧、悲伤、愤怒、厌恶4种情绪的方差齐性较好。

重测方差分析结果表明,emotion的主效应极其显著,F(6,636)=20.241,P=.000;并且group×emotion具有显著的交互效应,F(6,636)=13.375,P=.000;表明高低组在相同的面孔情绪中产生了不同的效应。如图1所示,相对于低分组来说,高分组对高兴、惊讶、中性情绪识别的正确率低,对恐惧、悲伤、愤怒、厌恶情绪识别的正确率高。

2. 高、低特质焦虑组面孔情绪识别正确率对比分析

nlc202309021006

对高、低特质焦虑组的面孔情绪识别正确率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高、低组在恐惧情绪上存在极其显著差异,t=-6.542,P<.001,即高分组对恐惧的识别正确率显著高于低分组;在愤怒情绪上存在极其显著差异,t=-3.522,P<.001,即高分组对愤怒的识别正确率显著高于低分组;在中性情绪上存在极其显著差异,t=3.296,P<.001,即低分组对中性的识别正确率显著高于高分组。而且,高、低组在高兴(t=3.047,P<.05)、惊讶(t=2.650,P<.05)情绪上也存在显著差异,低分组对高兴的识别正确率显著高于高分组,高分组对惊讶的识别正确率显著高于低分组。

四、讨论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发现,相对于低分组来说,高分组对高兴、惊讶、中性情绪识别的正确率较低,对恐惧、悲伤、愤怒、厌恶情绪识别的正确率较高,也就是说,高特质焦虑者对恐惧、悲伤、愤怒、厌恶四种情绪更容易识别。同时,高、低特质焦虑组在具体情绪的识别中具有显著性差异。其中,在恐惧、愤怒、中性三种情绪中极其显著。

对恐惧情绪的识别,高特质焦虑者更加容易,而低特质焦虑者对它的识别与惊讶、愤怒、厌恶情绪无异。根据Eysenck高度警觉理论,对于恐惧的警觉也许也包括了临床焦虑,因为焦虑个体很有可能识别环境中很小的恐惧线索。惊讶、愤怒与厌恶都属于负性情绪,具有一定的威胁线索作用,高特质焦虑者可能因此较容易觉察这些威胁信号。

对愤怒情绪的识别,高特质焦虑者更加容易,而低特质焦虑者容易将其与厌恶、恐惧等情绪相混淆。已有研究表明,高特质焦虑者的威胁识别阈限较低,所以由于愤怒表情对个体具有威胁性而更容易被识别。

对中性情绪的识别,低特质焦虑者较容易,高特质焦虑者容易将其识别为悲伤等其他情绪。这与已有研究一致,高特质焦虑者对负性信号较为敏感,习惯以消极的眼光对外界事物进行评判,因此容易将中性表情识别为悲伤。

对高兴情绪的识别,低特质焦虑者较容易,而高特质焦虑者容易将其识别为中性等情绪。由于面孔情绪图片在制作过程中,每位模特的高兴情绪强度不同,对于某些强度较小的高兴情绪,高特质焦虑者就不容易察觉其正性情绪,而将其识别为中性情绪。

对惊讶情绪的识别,低特质焦虑者较容易,而高特质焦虑者容易将其与恐惧等其他情绪相混淆。这与以往研究相反,部分已有研究表明高特质焦虑者更容易识别惊讶情绪,所以对其识别的正确率较高。但是在本研究中,高特质焦虑者的识别正确率较低。也许由于实验材料不同,本研究使用的惊讶情绪图片强度较大,由于高特质焦虑者对威胁线索更为敏感,恐惧比惊讶具有更多的威胁性,因此容易与恐惧相混淆。同时,在图片筛选过程中,也发现惊讶情绪图片识别的正确率整体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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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特质 篇3

1 对象与方法

1. 1对象采用整群抽样方法,于2014年3—5月在山东省济宁市兖州一中、任城二中和育才中学选取1 500名在校高中生为调查对象,研究者与经过培训的助手担任主试,统一指导语,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问卷调查,当场收回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共获得有效问卷1 227份,有效率为81. 8% 。其中男生551名,女生676名; 高一学生395名,高二学生319名,高三学生513名; 走读生616名,住校生611名; 独生子女700名,非独生子女527名; 城市学生643名,农村学生584名。

1. 2 方法

1. 2. 1人口统计学调查问卷自编调查问卷,内容包括调查对象性别、年级、上学形式、是否独生子女、家庭居住地等。

1. 2. 2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 PSQI)由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精神科睡眠和生物节律研究中心睡眠专家Buysse等于1993年编制,刘贤臣于1996年将其译成中文。该量表由主观睡眠质量、睡眠潜伏期、睡眠持续性、睡眠效率、睡眠紊乱、使用睡眠药物和白天功能紊乱7个因子构成,采用3级计分方法,所有因子得分之和就是PSQI总分,得分越高,表明睡眠质量越差[7]。PSQI总分≥8表示睡眠质量差,5 ~ 7表示睡眠质量一般,≤4表示睡眠质量好; PSQI因子分≥2表明在该因子上的睡眠质量较差或很差[8]。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 84,分半信度为0. 87,2周后的重测信度为0. 81[9]。

1. 2. 3中学生特质焦虑影响因素问卷由李焰等编制,由学业压力、不良环境影响、自卑倾向、适应不良、内向性格、身体虚弱、人际困扰和不良的父母教养方式8个因素构成,采用李克特5级评分方法( 1 ~ 5分) 。得分越高,表明此因素影响越明显。问卷的Cronbachα系数为0. 958,分半信度 ( SpearnmanBrown) 系数为0. 954,87% 的项目的共通度在0. 50以上,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构想效度[10]。

1. 3统计分析采用SPSS 19. 0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χ2检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检验水准α = 0. 05。

2 结果

2. 1高中生睡眠质量总体状况根据评定标准,在1 227名高中生中,睡眠质量差者占27. 2% ( 334人) ,一般者占53. 7% ( 658人) ,较好者仅占19. 1% ( 235人) 。主要表现为白天功能紊乱77. 0% ( 945人) 、睡眠持续性46. 0% ( 565人) 、主观睡眠质量26. 6% ( 326人) 和睡眠潜伏期23. 3% ( 286人) 。不同年级、上学形式、居住地和是否独生子女高中生的睡眠质量分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χ2分别为13. 537,13. 416,8. 800,16. 328,P值均 < 0. 05) 。见表1。

注: ( ) 内数字为构成比 /% 。

2. 2 高中生睡眠质量与特质焦虑影响因素相关分析特质焦虑影响因素与高中生的主观睡眠质量、睡眠潜伏期、睡眠紊乱、白天功能紊乱及睡眠质量指数均呈正相关( P值均 < 0. 01) 。见表2。

注: **P < 0. 01。

2. 3高中生睡眠质量与特质焦虑影响因素回归分析为了进一步探讨高中生睡眠质量与特质焦虑影响因素的关系,控制性别、年龄、上学形式、独生子女、城乡等人口统计变量,以特质焦虑影响因素各因子为自变量,睡眠质量指数为因变量进行逐层回归分析,学业压力、自卑倾向、内向性格和不良环境影响均进入了回归方程( F = 53. 584,P < 0. 01) ,对高中生的睡眠质量有显著的预测力和影响力,能解释高中生睡眠质量指数变异的14. 6% 。见表3。

注: * P < 0. 05,**P < 0. 01。

3 讨论

睡眠是一种保护性抑制,人的中枢神经系统通过睡眠可以得到充 分休息,从而恢复 良好的功 能状态[11]。对于学生来说,睡眠不足或者睡眠质量差会导致疲惫不堪、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效率低下等不良现象的发生。本调查显示,1 227名高中生中有睡眠障碍者占27. 2% ,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结果一致[12,13,14],主要表现为白天功能紊乱、睡眠持续性、主观睡眠质量和睡眠潜伏期4个方面,充分说明高中生的睡眠问题已经不容忽视。相关研究也发现,睡眠障碍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成绩[14],并导致记忆力下降,学习效率降低[15]。因此,200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中规定,初中生每日的睡眠时间不少于9 h,高中生不宜少于8 h[16]。要提高学生的睡眠质量,首先要保证其睡眠时间,这也是教育部门、家长和学生个人都应该具有的睡眠保健意识。由于年级、上学形式、是否独生子女和居住地不同,高中生的睡眠质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必须重视个体差异。

Stewart等[17]研究显示,不良情绪是睡眠质量问题重要的预测因素,焦虑与睡眠问题显著相关[18]。本研究也证实了此结果,发现特质焦虑影响因素与高中生睡眠质量指数呈显著正相关,学业压力、自卑倾向、内向性格和不良环境影响对高中生的睡眠质量均有统计学意义的影响。在高中生的成长发展过程中,应注重高中生的学习心理辅导,开展减压训练,优化周围的主客观环境,以减少特质焦虑,从而提高睡眠质量。同时应改变认知,关注自卑倾向和具有内向性格的同学,一方面可以减少其特质焦虑,另外也对其睡眠质量的提高有益。

综上所述,应从学习( 学业压力) 、环境( 不良环境影响) 、人格( 自卑倾向和内向性格) 三个方面着手,全方位、多层次的干预,从而减少高中生的特质焦虑,促使高中生身心健康发展。

摘要:目的 探讨高中生睡眠质量与特质焦虑影响因素的关系,为促进高中生心理素质教育的发展提供指导。方法采取整群抽样方法,于2014年3—5月选取济宁市1 227名在校高中生进行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和中学生特质焦虑影响因素问卷调查。结果 高中生睡眠质量差者占27.2%,一般者占53.7%,较好者占19.1%;睡眠质量问题主要表现在白天功能紊乱(77.0%)、睡眠持续性(46.0%)、主观睡眠质量(26.6%)和睡眠潜伏期(23.3%)4个方面。不同年级、上学形式、居住地和是否独生子女高中生的睡眠质量构成分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13.537,13.416,8.800,6.328,P值均<0.05)。特质焦虑影响因素与高中生的主观睡眠质量、睡眠潜伏期、睡眠紊乱、白天功能紊乱及睡眠质量指数均呈正相关(P值均<0.01)。回归分析显示,学业压力、自卑倾向、内向性格和不良环境是高中生睡眠质量的预测因素,能解释其变异的14.6%。结论 应从学习、环境、人格方面减缓高中生的特质焦虑,从而提高睡眠质量。

焦虑特质 篇4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某大学三、四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发放问卷450份,剔除无效问卷45份,收回有效问卷405份。其中男272人,女133人;独生子女165人,非独生子女240人。年龄20~25岁,平均22岁。

1.2 调查工具

1.2.1 攻击行为问卷[9]

采用Buss和Perry编制的攻击问卷(修订版),该问卷由黎玉和等于2005年引进并修订。修订后的问卷共21个条目,含4个因子,分别为愤怒、敌意、躯体攻击和言语攻击。5级计分,1~5分别表示完全不符合、有点符合、中等符合、很符合和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示攻击倾向越强。

1.2.2 原生家庭问卷

由国际家庭伦理研究中心的David Eckman博士编制,共15个项目,每道题选“是”得1分,选“否”得0分。分数越高,表示原生家庭越不健康。

1.2.3 状态-特质焦虑问卷(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 STAI)[10]

该问卷包含40个条目,本研究中只选用第21~40条目,为特质焦虑量表,用来描述相对稳定的、作为1种人格特质且具有个体差异的焦虑倾向。采用1~4级评分,得分越高,表示程度越重的焦虑情绪体验和焦虑倾向。

1.2.4 症状自评量表

该量表包括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及其他(反映睡眠及饮食情况)10个因子,共90个项目。每项症状按1~5级评分,分别为无、轻微、中度、偏重和严重。1分为阴性,2分以上为阳性症状,得分越高表示症状越严重。

1.3 统计处理

应用SPSS 11.5统计软件包,主要采用描述性分析、t检验、相关分析及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的方法。

2 结果

2.1 大学生攻击行为状况

按照攻击行为问卷的5级计分把攻击行为倾向分为无、轻度、中度、高度和极度攻击行为倾向5级,在不同程度攻击行为倾向上的人数分布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27.7%的人表现为中度以上的攻击行为倾向;在攻击的形式上,89.1%的人可能表现为躯体攻击,84.0%的人可能有言语攻击,76.0%的人可能有敌意,73.1%的人可能有愤怒。攻击行为总分为(36.84±11.91),高于平均数1个标准差(约49分)的人数为68人,占16.8%。

2.2 大学生攻击行为的性别和独生-非独生子女比较

男生与女生在攻击行为总分及攻击各因子得分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在攻击总分及攻击各因子得分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

2.3 与暴力罪犯群体攻击行为倾向比较

与已有研究的暴力罪犯群体攻击行为倾向[9]相比,本研究中大学生的攻击行为倾向显著低于罪犯群体。见表2。

注:()内数字为百分率/%。

注:**P<0.01。

2.4 攻击行为与原生家庭、特质焦虑、心理健康状态的相关关系

攻击行为总分及其他因子与特质焦虑呈显著正相关;攻击行为总分及除言语攻击以外的其他因子与原生家庭呈显著正相关;攻击行为总分与症状自评量表的其他方面(反映睡眠及饮食情况)因子呈显著正相关,敌意因子与人际关系敏感和其他因子呈显著正相关,见表3。

注:* P<0.05,** P<0.01。

2.5 原生家庭、心理健康、特质焦虑对攻击行为倾向的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了解原生家庭、心理健康、特质焦虑对攻击行为倾向的影响,将攻击行为倾向作为因变量,以原生家庭、心理健康总分及其10个因子、特质焦虑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特质焦虑、原生家庭、症状自评量表的其他因子进入回归方程,共解释了攻击行为倾向的15.3%,回归方程有统计学意义(F=21.689,P<0.01),见表4。

3 讨论

3.1 大学生攻击行为倾向的特点 本研究结果显示,27.7%的大学生表现为中度以上的攻击行为倾向,这与赵科等[1]对西南地区大学生攻击行为的调查结果相似。本研究中没有发现攻击行为倾向的性别差异,这与罗贵明[6]以大学生为对象的研究和谭雪晴[3]以小学生为对象的研究不同,而且没有发现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攻击行为上的差异。

3.2 攻击行为倾向与原生家庭、心理健康及特质焦虑的关系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表明,特质焦虑和原生家庭及症状自评量表的其他因子与大学生的攻击行为倾向密切相关。从大学生的特质焦虑水平、原生家庭背景及睡眠和饮食情况可以预测、评估攻击行为倾向的大小。攻击行为倾向强的人有着较高的特质焦虑,但并没有显示出太多的心理不健康的症状,所以症状自评量表对攻击行为并不太敏感,尤其是攻击行为倾向强的人表现出了较高的特质焦虑,但并不表现出较高的状态焦虑,只是在其他因子方面偏高。另外,攻击行为倾向越高的大学生,其原生家庭背景越不健康,提示对于大学生的心理干预工作,既要关注学生本人,还要顾及到其家庭背景。

参考文献

[1]赵科,陈春莲.西南地区大学生攻击行为现状与应对策略研究.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16(4):67-72.

[2]FREUD S.Civilis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London:Hogarth Press,1930.

[3]谭雪晴.武汉市某小学学生关系攻击行为调查.中国学校卫生,2008,29(8):706-707.

[4]刘建榕.男女学童攻击行为的路径分析.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4,12(6):444-449.

[5]金海英,张守臣.大学生攻击行为与气质特征的相关探讨.科教探索,2008(5):50-51.

[6]罗贵明.父母教养方式、自尊水平与大学生攻击行为的关系研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8,16(2):198-199.

[7]李婧洁,张卫,甄霜菊,等.暴力电脑游戏对个体攻击性的影响.心理发展与教育,2008(2):108-112.

[8]朱相华,杨永杰,李娇,等.小学生受虐经历、不安全依恋与攻击型人格的关系.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8,16(1):72-74.

[9]杨文姬.攻击问卷(修订版)的信度和效度研究.广州:暨南大学,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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