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保障支出（精选七篇）
住房保障支出 篇1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城镇住房保障制度体系正经历一个由福利制向市场化转型的过程, 由于对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大包大揽模式的否定, 导致住房市场化主导了住房体制的改革方向。但是, 近十年来的实践证明, 本来认为可以通过资源配置的优化、解决住房市场长期供给不足的住房市场化改革, 非但不能解决住房问题的全部, 资本逐利的负效应还造成了住房市场的无效供给和价格信号的紊乱。当前, 中低收入居民住房保障不足等问题日益成为全社会的热点话题, 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如何应对矛盾日益突出的城镇中低收入住房保障问题, 成为财政政策必须要研究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 中央政府将城镇住房保障作为民生工程的重点, 花大力气建立新的城镇住房保障制度体系, 投入9000亿元巨资建设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 实现多元化的保障性住房供给体系, 弥补市场失灵造成的住房有效供给的缺口。对于住房保障该花多少钱, 怎么花, 住房保障财政支出有什么特点, 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 住房保障事业作为国家未来关注民生的重要领域, 其财政支出的规模应当向教育、计划生育等社会事业一样, 在GDP中占一个较为稳定的比重, 这样可以使住房保障事业获得稳定的财力支持, 得以稳定的发展。但这种观点是否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 值得商榷。由于我国的住房体制改革的间短, 对一些住房保障制度体系较为完善的国家的经验进行借鉴是一条捷径。
二、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住房保障财政支出
(一) 英国的住房保障财政支出
英国住房保障制度的演进以1979年的住房体制改革为界, 表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趋势。前一时期, 英国政府为应对保障性住房的严重短缺, 采取了政府干预为主、市场机制为辅、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大量建造保障性住房的政策。经过了几十年的保障性住房扩容阶段, 英国全社会保有的保障性住房规模巨大, 住房保障矛盾基本解决, 但僵化的投入机制给财政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后一时期, 英国政府针对住房保障形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的现实, 果断改革沿用了几十年的财政政策, 并将财政减负、市场为主、政府干预为辅、提高居民住房自有率确定为住房保障政策的改革方向。
1.1914—1979年改革以前
从一次世界大战开始, 英国政府开始大规模介入住房保障领域。一方面, 通过立法, 建立严格的房屋租赁管制, 并对住房保障对象提供财政补贴;另一方面, 政府通过财政投资和建设补贴, 直接参与保障性住房的建造。仅从1914—1939年的20年中, 英国政府就建设了130万套保障性住房。这一时期英国政府在住房保障领域的支出规模呈上升趋势, 占GDP的比重也逐年上升。英国住房保障支出到1976年达到巅峰, 当年的住房计划中的财政支出达到130亿英镑。
2.1979年改革以后至今
1979年住房体制改革后, 英国政府在住房保障领域的支出规模和结构在两个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特点, 一是住房福利支出保持稳定, 二是住房保障性支出逐年大幅削减。
———从社会福利支出的角度看
英国的住房保障制度体系中, 相当一部分的住房保障内容属于社会公众可以按照社会福利原则享受。这一部分的住房保障支出在统计核算的过程中, 反应在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中。统计资料显示, 从1991/92—2001/02年度, 英国政府支出的住房福利总额从60.5亿英镑增长到116.9亿英镑, 11年间的年均增幅达6.16%, 高于同期GDP年均增幅4.98%一个多百分点。同期, 用于住房福利的支出占全部福利支出的比重变化趋势较为稳定, 两类支出占同期GDP的比重也较为稳定, 反映了英国作为一个高福利国家在福利支出政策方面的连续性, 住房福利支出在规模和结构的变化趋势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保持一致。英国1991/92—2001/02财政年度住房福利支出和总支出占GDP比重变化趋势见图1。
资料来源:英国国家统计局。
———从住房保障建设支出的角度看
从英国社会保障性住房总投资额度及其占GDP比重的变化趋势来看, 1979年住房政策的重大转型也深刻影响到市场对保障性住房的投入。从1979/80—2005/06年度, 英国社会保障性住房总投资额从40.4亿英镑增长到72.2亿英镑, 但是其占GDP的比重却从1979/80年度的2.03%逐年下降到2005/06年度的0.58%。这一趋势说明社会保障性住房的总投资绝对额有所增长, 但是增幅相对于GDP的增长而言是下降的, 见图2。
资料来源:英国国家统计局。
(二) 美国的住房保障财政支出
1. 美国住房保障财政支出的类型
美国政府用于住房保障的财政支出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政府预算支出, 另一类是税式支出。
政府预算支出由专职管理住房问题的住房与城市反战部 (HUD) 负责。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具体把握住房保障支出的政策和决策依据, 并会同总统预算与管理办公室制定部门预算和住房补贴预算。统计资料显示, HUD和住房补贴的支出规模基本稳定, 三十多年来略有增长。而HUD在1976-1981年的几个年度内, 部门和住房补贴预算远远大于实际支出的特殊情况, 源于HUD在早期住房保障政策的执行中存在比较严重的阻滞。当时联邦政府一些支出规模较大的住房保障计划实施得并不顺利。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 从1981年以后, 美国政府调整了住房保障政策导向, 一方面逐步削减住房保障支出的规模, 另一方面降低了住房保障支出预算的盲目性。
税式支出是为实现住房保障政策目标而实施的税收优惠和减免, 税式支出的政策由立法部门制定, 最终的支出规模由税收部门统计。美国住房保障政策所涉及到的税式支出主要有房主所获税收减免和投资者减免, 其中房主所获税收减免包括抵押贷款利息减免、财产税减免、资本利得、其他房主减免等几大类。统计资料显示, 从1976—2009年, 税式支出则显示出明显的增长趋势, 绝对量上来看, 34年中增长了3.8倍, 年均增幅达4%。房主所获税收减免、投资者减免和税式支出分别增长了3.6倍、6.2倍和3.8倍, 35年间的年均增幅分别达到3.75%、5.36%和3.89%。
2. 美国住房保障财政支出的结构
美国住房保障支出的结构特征可以从三个角度分析。一是HUD支出占联邦支出的比重;二是HUD支出占GDP的比重;三是住房补贴占低保支出的比重。
———HUD支出占联邦支出的比重
从1976—2007年, HUD支出在联邦支出中的比重呈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 特别是近几年, HUD的支出水平出现了一个较大的下降趋势, 说明美国政府长期以来通过住房保障职能的结构调整, 系统地降低了财政在住房保障领域的支出负担。
资料来源:美国统计局和全国低收入者住房联合会。
———HUD支出占GDP的比重
HUD管理的住房保障支出占GDP比重的变动趋势表现得非常明显, 从图中曲线的走势来看, 除个别年份有异常变动外, 整体的变动趋势表明, 美国政府在住房保障支出方面的投入逐年下降, 美国社会的住房保障职能正在被市场力量所主导, 政府和财政的支出责任和负担逐步向市场转嫁。
资料来源:美国统计局和美国低收入者住房联合会。
———住房补贴占低保支出的比重
住房补贴支出作为低保支出中的组成部分, 占低保支出中的比重在三十多年间经历了一个比重由低到高在逐步回落的过程。总体而言, 占低保支出的比重变化相对比较稳定, 除了1985年出现了较大的波动外, 年度间的变动幅度较小, 反映出住房补贴在低保支出中的结构相对比较稳定的结构特征。这一结构特征表明, 相对于医疗、教育等支出而言, 住房补贴支出在低保支出中属于社会保障支出的补充。
资料来源:美国统计局和美国低收入者住房联合会。
(三) 香港的住房保障财政支出
香港政府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建立住房保障体系以来, 将住房保障支出作为一项重要的政府职责来抓。历届政府不断推出新的住房保障计划, 并加大对保障性住房体系建设初期的财政投入。住房保障支出与房屋建设的关系紧密, 因而在支出特点上也表现出房屋建设的周期性, 这种周期性不仅表现在住房保障支出在公共支出中比重的波动, 也表现为住房保障支出占GDP比重的波动。从香港1987/88—2006/07财政年度保障性住房的支出情况来看, 在20年的时间段内, 香港政府住房保障支出在总量绝对增长的前提下, 表现出周期性的波动, 从1987/88年度的70亿港元增长至1999/00年度的470亿港元, 到2006/07年度有回落到147亿港元, 同期住房保障支出占公共支出的比重也表现出相同的波动的趋势, 从87/88年度的13.1%上升到1999/00年度的16.9%, 进而06/07年度又回落到6%, 见图6。而同期的住房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也表现出相同的波动趋势。以2005—2007年的情况来看, 住房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近3年来也是显著下降的。
资料来源香港政府统计处
三、这些国家和地区住房保障财政支出的特点
从以上3个国家和地区住房保障财政支出的基本情况来看, 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共性的特点, 那就是住房保障财政支出有结构的支出体系, 各个职能的财政支出在中长期中表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从总体上而言, 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财政支出规模会存在较大幅度的波动, 用于保障性住房维护的财政支出的规模会比较稳定。因而不会出现住房保障财政支出长期中稳定地占GDP的一定比重的现象, 而是在中短期内, 住房保障财政支出总量波动呈现出倒U型的变化趋势。
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是, 住房保障财政支出是一类特殊的社会保障性支出, 既不同于一般的固定资产投资, 也不同于一般的经常性支出, 而是二者的组合。即住房保障财政支出是资本性支出和经常性支出的有机结合。住房保障财政支出中的资本性支出会形成政府公房的不动产, 长期发挥住房保障的职能;经常性支出用于偿还建设贷款或债券本息或支付货币化财政补贴和管理费用。在保障性住房尚未满足社会需求之前, 住房保障财政支出用于建设和维护管理的支出都会增长, 因而住房保障财政支出的总量会不断在经济总量中攀升;而当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基本满足社会需求之后, 用于建设的资本性财政支出规模会大幅度下降, 而用于维护和管理的经常性财政支出将会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增长。因而, 总体来看, 住房保障财政支出总量呈现倒U型的变化趋势, 而非时下主流观点认为的住房保障财政支出要稳定地占据GDP或财政支出的一定比例, 才能说明住房保障的财力保障机制是合理有效的。这是对住房保障财政支出特点存在一定的曲解, 是片面地将住房保障财政支出定位于经常性支出而得出的错误结论, 需要加以纠正。
四、对我国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建设的启示
住房保障支出 篇2
关键词：居民消费,住房支出,教育支出,医疗支出
一、引言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城乡居民的收入也大幅度增加。然而, 随着居民收入的不断增加, 居民消费在整个GDP的比重却逐年下降。我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也逐年下降, 其中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从1990年的0.84下降到2011年的0.69, 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从1990年的0.85下降到2011年的0.74。相反, 伴随着平均消费倾向的不断下降, 城乡居民的储蓄却屡创新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 随着医疗、教育、住房的不断改革, 逐步实现了市场化。然而, 医疗、教育和住房的市场化似乎并没有给国民带来多大的实惠, 相反, 使得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这些社会保障公共支出逐渐转移到了老百姓自己的身上。再加上市场化改革后, 药价、学费和房价不断上涨, 且上涨幅度已经远远超出普通百姓所能承受的范围。从消费结构看, 1993年开始, 娱乐教育文化支出超过家庭设备成为第三大居民消费支出项目, 90年代中期以后, 住房成为第四大居民消费支出项目;而从增长速度来看, 1990—2006年, 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在所有消费支出项目中增长最快。所以, 在老百姓身上出现了新的三座大山: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因此, 学术界出现了这样的声音:新的三座大山使得居民不敢消费, 反而增加储蓄来预防未来不确定性支出, 使得我国城乡居民消费萎靡不振。那么, 真的就如大多数学者所说的这样, 住房支出、教育支出和医疗支出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抑制作用?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Leland (1968) 对预防性储蓄进行了理论阐述, 后来经过多人的不断改进, 形成了目前为大家所认可的消费理论。Kimball (1990) 认为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会使得边际消费倾向降低。但国外对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的程度并没有统一的观点。那么, 中国居民消费不足是否是因为居民过高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引起的呢?黄继炜 (2008) 研究教育和医疗价格的变化, 发现教育和医疗价格的上升会对居民的消费支出产生负面的影响。杨水根和雷楚晶 (2013) 基于2001—2011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医疗保健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 研究发现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与消费支出存在正向相关。骆祚炎 (2010) 研究了住房支出、住房价格与居民消费的影响, 他认为住房支出的比例与居民消费的增长呈负相关。杨汝岱和陈斌开 (2009) 研究了高等教育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 他们以经验时事观察为基础, 利用CHIP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截面分析表明, 高等教育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显著的挤出效应, 它使得有大学生的家庭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12%, 两年混合截面分析也有类似的结论。张乐和雷良海 (2010) 基于预防性储蓄理论, 研究了住房、医疗、教育支出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 结果显示, 制度变革引起的教育、医疗和住房支出是制约城镇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
三、实证研究
结合国内外文献, 本文利用1993—2011年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相关数据, 通过协整模型, 分别研究了住房支出、教育支出和医疗支出对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本文与其他文章不同之处有四点: (1) 与大多数研究不同, 本文的住房支出不是统计年鉴中消费支出中的住房支出, 而是购房支出。中国统计年鉴中的住房支出不包括购房支出, 居民的购房支出属于固定资产投资, 而不属于消费。 (2) 本文直接研究住房支出、教育支出和医疗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 而不是像其他研究那样, 将三者综合为不确定性支出, 这样能更好地观察三者对消费的不同影响。 (3) 本文使用中国统计年鉴1993—2011年的数据, 而并没有选用从1978年至今的数据。这是因为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和房地产市场改革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 选用这些数据能更好地分析“三改”之后对消费的影响。
(一) 模型构建
本文将使用协整模型, 利用OLS模型研究三者对消费的长期均衡关系, 并且, 本文将对城镇和农村进行分别研究。基于上述考虑, 本文影响居民消费的回归模型为:
其中, ct为t期居民消费支出, ht为t期住房支出, et为t期教育支出, mt为t期医疗支出, ut为白噪声。
(二) 变量选取、数据说明及平稳性检验
本文使用1993—2011年城乡时间序列数据, 主要变量包括居民消费支出、居民住房支出、居民教育支出和居民医疗支出。其中住房支出为居民的购房支出。
注:D (c, 2) 表示对消费二阶差分, 其他类同。检验类型中依次表示是否有常数项、趋势项和滞后阶数, 其中滞后阶数根据SZ准则自动选取。根据上述ADF检验, 发现这些变量都是二阶平稳的。
(三) 协整检验
运用Johansen检验方法检验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结果如下:
根据Johansen检验 (表2) , 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城镇还是农村, 居民消费支出与住房支出、教育支出和医疗支出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
(四) 回归结果
该方程的拟合优度为0.999372, 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为0.999087, F检验的值为3503.187, 概率为0.000, DW值为1.343328。除了教育支出e在15%水平上成立外, 其他均在95%以上显著。因此, 该模拟的方程还是可以接受的。
该方程的拟合优度为0.993890, 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为0.992668, F检验的值为813.3679, 概率为0.0000, DW的值为1.024508。所有的变量均在95%的水平上显著。因此该模拟方程可以接受。
(五) 回归结果分析
城镇居民消费与医疗支出、住房支出以及其滞后一期、二期呈正相关, 从模型来看这几个变量都十分显著。其中, 医疗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城镇居民消费虽然与住房支出呈正相关, 但住房支出对消费的促进作用非常小, 可以说住房支出几乎不会促进消费。而消费与教育支出呈负相关, 虽然是在15%水平上显著, 但我们还是可以认为两者是负相关的, 并且教育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挤出作用也是相当强的, 教育支出每增加1元, 消费支出就减少1.09元。再看农村, 农村居民消费与住房支出、教育支出和医疗支出都呈正相关, 且所有变量都显著。与城镇居民一样, 医疗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而住房支出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也是极小。不同的是, 农村居民消费与教育支出呈现很明显的正相关, 且教育支出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很强。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城乡宏观数据, 利用协整模型, 分析了长期城乡居民消费与住房支出、教育支出和医疗支出的关系。结果发现医疗支出与消费呈正相关, 且有很强的促进作用;住房支出虽然与消费呈正相关, 但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不强;教育支出对与城乡来说都有很强的正的影响。基于实证研究结论, 针对“新三座大山”的现实背景, 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对于住房来说
自从开始房地产市场改革以来, 不论是城镇还是农村, 房价上涨都过快。尽管本文的实证研究并没有发现住房支出对消费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但在这个动辄需要用一辈子的储蓄买一套房的现实下, 政府应当采取适当的政策进一步完善房地产市场, 抑制市场上的过度投机行为, 控制房价的过快上涨, 保证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条件, 控制资产过度膨胀带来的危害和风险。另外, 在进行城镇化建设时, 多多考虑普通百姓的利益, 让他们住得起房。
2.对于医疗来说
虽然本文实证研究表明医疗支出对消费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笔者认为, 医疗支出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是因为现在人的健康意识增强, 很多人会去购买一些医疗保健用品。因此, 作为政府部门按照“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要求, 继续重点推进医疗保障、医疗服务、药品供应、公共卫生以及监管体制等综合改革;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和医保体系;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3.对于教育来说
农村居民普遍意识到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 因此他们会更多地为子女在教育上投入资金。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城镇的孩子在择校方面有时要投入很大一笔资金。前段时间说某城市幼儿园一年二十万, 还有许多家长排队去给孩子报名。这说明我国在教育资源分配上存在很大问题, 政府应该规范学校的收费项目, 严禁学校乱收费。
参考文献
[1]郭志仪, 毛慧晓.制度变迁、不确定性与城镇居民消费——基于预防性储蓄理论的分析[J].经济经纬, 2009 (05) .
[2]杨汝岱, 陈斌开.2009高等教育改革、预防性储蓄与居民消费行为[J].经济研究, 2009 (08) .
[3]张乐, 雷良海.基于预防性储蓄理论的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研究[J].消费经济, 2010 (04) .
[4]田青, 马健, 高铁梅.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分析[J].管理世界, 2008 (07) .
[5]杨水根, 雷楚晶.我国医疗保健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影响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 2013 (03) .
[6]易行健, 王俊海, 易君健.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的时序变化与地区差异——基于中国农村居民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 2008 (02) .
[7]骆祚炎.住房支出、住房价格、财富效应与居民消费增长——兼论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波动的关注[J].财经科学, 2010 (05) .
住房保障支出 篇3
关键词：青海省,欠发达地区,日常支出,居民消费,影响分析
一、提出问题
最近几年有众多的学者都在提出住房、医疗、教育支出在中国的老百姓中支出的比重较大, 从而影响了居民的其他的日常消费支出, 当然他们指的是全国的平均水平, 但是在西部比较落后的地区是否也存在这种现象, 这是本文考察探究所在, 对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而言, 从理论上讲是正确的, 因为对那些地区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工资具有刚性, 在短时间内工资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但是由于房价一年比一年高。相对名义工资, 地区百姓的工资跟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 而且这种速度的上涨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当地的百姓很容易对房价形成一种预期, 就会产生相应的预期储蓄, 而且这种预期会迫使人们更加的减少其他的消费以保证将来对于住房、医疗、教育的需求。但是在相对落后的地区, 特别是价格信号不能很好的传递时, 这种对于住房、医疗、教育的支出是否会影响对居民日常消费的支出?本文选择了西部有代表性的青海省。
青海省的数据从长期看, 住房、医疗、教育支出占整个居民日常消费支出比例趋于稳定, 并没有出现有关学者所说的大的抑制。究其原因, 按照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以及结合从长期来看工资并不具有刚性的新古典学派理论可知, 人们不管在短期还是长期消费都具有一定的惯性, 即增加消费容易减少消费难, 并且消费是依据一个人的消费习惯, 而消费习惯在一定时间内又很难改变, 特别在相对落后地区, 人们的消费是平稳的并且习惯有一致性, 所以当人们在住房、医疗、教育方面的支出增加时, 数据表明居民的日常消费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并且住房消费和医疗并没有持续性, 工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暂时性住房、医疗、教育消费的影响, 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有出现日常消费明显的下降, 尽管教育消费是具有时间的延续性, 但是在中国家庭中即使教育消费增加也不会有对其他消费有大的抑制, 因为从长期看基本消费都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且变化并不显著。并且落后居民对医疗并没有很好的形成所谓的预防性储蓄, 储蓄的大部分目的来自于对子女的教育和对子女未来的交代———陈旧的消费观, 这种消费观导致了消费比重的平稳性, 并且在落后地区绝大多数家庭对于耐用资本品的消费并没有很好的认识, 这也相应导致了耐用消费品市场在落后地区不发达, 但是对耐用消费品的冷漠并没有减少人们对日常消费品的消费。所以住房、医疗、教育支出对落后居民的日常消费支出并没有很大的影响。
本文依据青海省1985-2010年的数据对上述提出的关于住房、医疗、教育对落后地区居民日常消费支出的影响做相关的检验, 本文选用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对上述命题做相关的检验。得出在长期住房、医疗、教育支出对居民日常消费支出并没有所谓的抑制或影响, 在长期内它们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均衡关系, 并且前者对后者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建立模型
通过对1985-2010青海省住房、医疗、教育支出以及居民日常消费支出数据的收集, 并且对其分别取对数发现其变化具有具有一致性。并运用软件进行简单分析, 建立模型如下:
其中CONSt代表居民日常消费
ZHt代表住房、医疗、教育支出的总和
GDPt代表居民收入
此模型旨在说明上述命题, 本文应用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和误差协整模型来检验青海省住房、医疗、教育支出对居民日常消费影响的关系。
三、实证分析
1. 单位根检验
首先进行单位根检验, 检验发现上述变量都存在一阶差分平稳, 具体检验结果如下:
上述结果表明三变量都一阶差分平稳。
2. 协整检验
首先估计模型:
用EVIEWS软件进行估计, 得出如下的结果:
且可以得到残差, 对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不含单位根, 所以可知存在一阶协整。从上式可知在长期内以及ZH的增加对消费的增加都一定的促进作用。
3. 误差修正模型
由于上面存在一阶协整过程, 所以理应对短期和长期都做相应的分析, 据此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其中ECMt-1就为原模型残差的滞后一期, 用E-VIEWS软件估计得
从上面输出结果可看出不管是长期还是短期住房、教育、医疗对消费都有影响, 并且有负的ECM的系数可以知道其在长期存在偏离时会有拉回到均衡的趋势。因此, 就整个长期来说住房、医疗、消费对居民的日常消费支出存在着稳定的趋势。并且存在一定的促进作用, 并没有出现一定的抑制作用, 虽然就整个青海省来看住房、医疗、教育在整个消费的中的比例在1985-2010年之间有降有升, 但是整体上来看还是趋于稳定的。
四、总结分析
以上分析表明, 在整个青海省住房、教育、医疗对居民的日常消费支出在时间上并没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反而在长期消费趋于稳定。
1. 房价
房价就目前青海省来说, 政府没有必要在房价方面有过多的关心, 在整个社会来看, 居民对整个房价的敏感性并不是很高,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青海还属于落后地区, 房价对于老百姓来说还不是很透明, 需求还不是很高, 有的需求也仅限于富人的需求, 当然这种需求并没有导致房价的过快增长, 就目前青海省省会西宁来说均价也只有3500-4000, 相对于沿海和发达城市房价均价10000-12000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因此在青海房价还不能整体上来说有抑制消费的作用。
2. 教育
教育就目前青海省来说是一重头, 从调查看, 有超过97%的人愿意只要子女有能力读就会尽力支持子女读, 但是这并没有抑制消费, 很简单在落后地区的消费主要还是以基本的消费为主, 这些消费缺乏弹性, 并不会由于教育支出的增加而削减对于基本消费的消费。在教育方面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到公平和效率, 使得人们不要在教育上花费额外的成本, 如果额外的成本的增加可能会形成一种负担, 负担的形成对于减少消费是可能的。
3. 医疗
医疗对于目前整个青海省来说负担并不是很大, 由于青海是医改的示范区, 相对而言人们对医疗从调查来看这种医疗的预防性储蓄所占比例不大, 仅有11%的人会为医疗储蓄, 这很不符合实际, 但是这种情况不是不合理, 因为在落后地区的习惯是一切为了孩子和将来对孩子的交代。所以政府在这方面能做的也只能是让医改更好的为人们服务。
4. 消费习惯
在落后地区主要还是当地居民的消费习惯影响着居民的消费, 因此政府应该在主动改变百姓消费习惯上下大的功夫, 而不要一味的去关注某种产品的市场价格, 因为尽管价格有调节市场的功能, 但是在不发达的市场价格效应很可能会被扭曲, 或者根本就不能传递信息。有的居民或者农民对于市场信息量的接触相当的少, 以至于对于产品价格或者新产品的需求过少, 更谈不上对耐用资本平的消费, 而仅限于对一般消费品的消费, 虽然近几年的物价飞涨, 但是在青海省人们的消费并未减少, 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人们对于消费习惯的保留, 而住房消费对于大多数个人而言一生中只有一次, 没有连续性, 所以人们在预防性储蓄的时, 对于住房仅仅是一个方面, 大多的储蓄还是为了对将来的儿女的交代, 但是尽管有预防性储蓄的存在, 在数据上并没有见整个青海省消费的减少,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上面所强调的消费习惯的存在。消费习惯是保持消费的稳定的一方面, 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保证市场价格的稳定, 因为再怎么落后, 如果稳定是长期的, 那么就可以形成预期。一个很好的政策是保持房价稳定和医疗教育价格的稳定才是保证消费的关键, 因为稳定物价不仅可以保持消费的平稳增长, 而且也可以在长期有利于人们对消费形成预期, 这样可以更好的让人们在消费这一块做跨期的优化, 更可以使人们深化消费, 进入更深层次的消费。
参考文献
[1]Franco Modigliani, “Life Cycle, Individual Thrift,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 76 (June1986) :297-313
[2]Pierre-Olivier Gourinchas and Jonathan A.Parkers, “Con-sumptionOvertheLifeCycle, ”Econometrica70 (January2002)
浅析住房保障与住房保障权 篇4
关键词：住房保障,住房保障权
一文献综述
茅于轼 (2008) 主张要取消经济适用住房, 大力发展廉租房。他认为政府要帮助社会上最困难的那部分人, 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只能先解决最困难的人, 因为这部分人根本买不起房, 所需要的仅是改善一下糟糕的住房条件。所以政府应该将有限的财力处理社会上的平等问题, 也就是先关注这部分人, 应该大力发展廉租房。
建设部课题组 (2007) 提出了针对中等偏下和低收入 (含最低收入) 住房困难家庭的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 进一步建立健全城市廉租住房制度, 改善和规范经济适用住房制度, 逐步改善其他困难群体的居住条件。
二住房保障概述
衣食住行乃是人们生活和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四项基本问题, 其中住房是生存的基本条件之一, 人们将生命中的三分之一的时光在住房中度过, 住房具有必须性、基础性以及不可替代性等特征, 住房问题关系着每个人的切身利益。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通过了一份旨在维护人类基本权利的文献即《世界人权宣言》, 其中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中明确规定了:“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 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 有权享受保障。” (1) 可见住房保障权是一项基本权利。
目前, 随着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不断深入, 住房市场体系初步形成, 初步改变了改革开放初福利分房的种种弊端。但是在住房商品化进程加快的同时, 我国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日益凸显, 引起了政府和社会上的广泛关注与讨论, 焦点在于高房价的泡沫与低收入群体住房保障方面的利益博弈。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目前高房价、涨幅快现象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面临的难题。各领域的专家学者通过不同的角度对住房保障问题进行了剖析并给出了各自的建议。
从公平正义角度看住房保障。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写道:“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正义是评价社会制度的道德标准, 正义的对象是社会基本结构, 要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景天魁认为“一个公正社会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该社会与经济上的不平等必须有利于使得处于不利地位的人能够获得最大的利益”, 无力自行解决住房的群体应该能够得到相应的保障。 (2)
三住房保障权概述
住房保障权是指由于人类的社会化趋势不断增强和土地资源的相对有限性所产生的社会矛盾促使国家机关运用一定的技术手段来建造房屋或者调动社会力量来建造房屋为贫困者提供住房从而满足其居住需要的具有宪法属性的权利。 (3)
3.1 住房保障权的主体
一个国家在不同发展时期, 以及不同经济体制和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下, 住房保障权的主体范围都是不同的。概括来讲, 就是在特定时间、特定国家或区域内, 不能通过自己的能力在市场上或者社会上解决住房问题的人群, 都是享有住房保障权的主体。
3.2 住房保障权的客体
住房保障权的客体应该是国家为享有住房保障权的居民提供的各项保障措施。针对不同收入阶层有着不同的保障标准与形式。主要分为立法保障、实物供应、财政政策以及其他措施。
在立法保障方面, 美国先后通过了《住宅法》、《国民住宅法》等;日本先后通过了《公营住宅法》《日本住宅公团法》等;英国先后通过了《住房法》《住宅与建房控制法》等;新加坡制定了“五年建屋计划”与“居者有其屋”计划。财政政策方面以向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补贴为主, 使其自行去市场上进行租赁房屋, 政府负担部分房租。向购买房屋者提供金融支持, 通过抵押贷款来获得购买房屋资金。
3.3 住房保障权的内容
1住房所有权。指居住人对于房屋享有的占有与掌控的权利, 不过占有权是有限度的。因为住房保障权客体为政府为解决困难居民提供的住房, 比并不是所有的住房所有权都归居住人所有, 是一种有限度的占有权。在公房出租范围内, 居住人通过和政府之间的协议居住其所提供的住处, 并不享有完全的产权。政府出售部分的公房给私人, 购买者还是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因为这是低于市场价格购得的住房, 是政府的补贴的一部分。根据不同的国家法规, 居住者通过补缴差价或者进行产权转换可以完全获得住房所有权。所以, 住房保障权人的住房所有权是分层次的。 (4)
2住房使用权。居住人在使用房屋的时候具有对其的决定控制权, 就像一句谚语所说的那样“风可进, 雨可进, 国王不可进”。在居住人以各种形式取得住房的同时就取得了对房屋的使用权力, 在这个领域内属于自己的私有空间, 虽然是有限所有权, 但在权利范围内享有绝对的控制权。
住房人的义务。住房保障制度是为了不能自行解决住房问题的群体所制定的, 所以它的对象具有特定性。享有住房保障权的群体应该如实、积极的申报自己的财产与收入状况, 根据当地政府划定的保障线来确定自己是否属于国家住房保障的范围之内。 (5)
参考文献
[1]《世界人权宣言》
[2]景天魁:《社会公正理论与政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第13页
[3]乔晓辉:《住房保障权的性质浅析》, 《全国商情 (经济理论研究) 》, 2009年第9期
[4]褚超孚:《城镇住房保障模式研究》,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5年版
住房保障支出 篇5
作为我国住房供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保障性住房主要包括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及两限房三类, 其供应对象、供应方式、建设标准虽各有不同, 但它们都是政府为解决中低收入阶层住房问题, 以较低价格或租金向不同层次的保障对象出售或出租的住房。在政府干预居民住房问题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后, 各国普遍形成了市场调节和社会保障双重机制并存的住房体制, 我国的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与美国的“可支付住宅”、新加坡的“组屋”、日本的“公团住宅”、香港地区的“居屋”、德国的“社会住宅”等相似, 都是一国 (地区) 住房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98年提出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至今, 中国的住房政策一直朝着市场化的方向不断前行, 但在保障住房政策方面却一直处于摸索、实践及不断改善的过程之中, 而在当前的市场环境和经济形势下, 尽快建立保障住房政策体系已经提上日程, 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保障住房政策的成功经验, 笔者认为完善我国保障住房政策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保障住房政策应与本国的国情相适应
制定住房政策以保障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权益, 是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问题, 但在保障住房政策模式的设计、选择上, 不同国家由于市场经济类型、住房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等国情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特点、做法和经验。比如, 同样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 美国崇尚自由市场经济, 政府尽量不对住房市场进行直接干预, 只对低收入等特殊阶层提供住房保障;瑞典作为福利国家的先驱, 既强调以市场配置住房资源为主体, 又实施比较广泛的住房保障政策, 并把出租住房和合作住房作为满足社会各阶层住房需求的长期策略;新加坡的市场经济模式属于行政管理导向型, 政府充分运用行政手段直接参与保障住房的建设、分配、管理, 帮助广大中低收入阶层实现“居者有其屋”。我国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 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居民的住房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 这就决定了我国住房市场运行的环境、保障住房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基础与其他国家都不相同, 因此, 在设计我国保障住房政策的模式和实施方案时, 虽然要借鉴各国成功的经验和做法, 但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 不能盲目照搬其他国家的现成模式。
二、注意住房保障的层次性
为了体现保障住房的公平分配, 在国外的保障住房政策中, 很注重住房保障的层次性。一方面, 通过保障住房政策, 所有的保障对象都有平等的机会享受国家的住房福利, 以缩小与其他阶层在居住水平上的差距, 达到政府规定的住房标准;另一方面, 不同消费能力的保障对象从保障住房政策中受益不同, 处于劣势者能够获得更多的住房福利。例如, 新加坡对购买组屋的低收入居民实行分级补贴的政策, 购买房屋的面积越大可以获得的补贴就越少;美国政府对可支付住宅实行“按收入交房租, 按人口分住房”, 要求承租户必须拿出家庭收入的一定比例支付房租, 政府只对超出消费能力的部分给予补贴。在我国的保障住房政策中, 虽然有针对最低收入家庭的廉租房、针对中低收入家庭的经济适用房和针对中等收入家庭的两限房, 但并未充分体现保障水平的层次性和保障受益的公平性, 尤其对于经济适用住房, 其保障对象定位比较模糊、差异较大, 另外还有一些处于各类保障对象之间的夹心阶层游离在政策之外, 单一的供应和分配方式已不能适应所有保障对象不同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因此, 针对某类保障住房也应该提供不同水平的保障方式, 使得不同层次的保障对象尽其所能地消费适当的住房。比如, 对于经济适用房就可以尝试变只售不租为租售并举, 提供一定比例略低于市场租金、可承担的租赁住房, 解决那些既不属于廉租房保障范围、又确实买不起经济适用房和两限房的夹心阶层的迫切需要。
三、保障住房政策的长期实施与动态调整
在以市场为基础的住房供应体系中, 消费能力不足的中低收入阶层始终是住房问题的核心, 社会发展到任何阶段都会有中低收入阶层, 其住房问题的长期存在决定了一国保障住房政策的长期性, 即使在人均居住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 政府也长期承担着为中低收入阶层解决住房问题的社会责任, 保持了保障住房政策的延续。比如, 新加坡政府推行“居者有其屋”计划四十多年, 既有科学的总体安排, 又有固定的分布实施计划, 因此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同时, 为了适应客观条件的变化, 许多国家对长期实施的保障住房政策又建立起动态的调节机制, 以利于在新情况下解决新问题。从欧美国家的经验来看, 在住房发展的不同阶段, 保障住房政策的内容就有所改变, 其中, 政策的保障对象从房荒时期的绝大多数居民过渡到供求缓和时期的中、低收入阶层, 现在又逐步缩小为以低收入阶层为主;政策的侧重点则经历了从直接兴建保障住房到提供租金补贴和金融支持、充分利用存量住房的转变, 通过政策的动态调整推动不同收入阶层之间住房水平的升级换代, 形成住房的自然淘汰, 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 促进住宅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根据我国的国情, 城镇中低收入阶层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保障住房政策的目标主体, 因此, 保障住房政策绝不是政府的权宜之计或临时的政策, 而是一个长期都将存在并发挥重要作用的政策, 随着居民住房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 其具体内容和实施方式也应作出相应的动态调整。
四、各种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
从手段上说, 保障住房政策包括政府直接投资建设保障住房、对保障住房建设的用地支持、信贷优惠和税费减免、对住房购买者的金融支持、对住房租户的租金补贴以及帮助社会团体等非营利住房合作组织建房等, 在欧美和亚洲的经济发达国家, 一般都综合运用了多种政策手段, 以适应不同的政策安排和居民多层次的保障需求, 虽然各国的政策手段并不完全相同, 但却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1) 以促进保障住房消费的措施为主 (欧美国家) 或者对消费和供给两方面的措施并重 (新加坡) 。 (2) 住房金融手段发挥重要作用。一是为保障住房建设提供低息贷款;二是为购房者提供各种形式的住房抵押贷款, 如新加坡的公积金贷款、瑞典的住房合作社储蓄贷款、英美两国政策性与商业性相结合的抵押贷款等;三是欧美国家还普遍为低收入者购房提供抵押贷款担保和保险, 以降低金融机构的风险。 (3) 注重公司合作, 由政府制定优惠政策, 吸引私人金融机构为保障住房建设和消费提供贷款, 鼓励房地产开发商参与保障住房建设, 扶持住房合作社、住房储蓄银行、住房协会等社会团体筹集住房资金或者从事保障住房的建设、经营、管理。 (4) 用间接手段促进保障住房的建设和消费。比如, 欧美国家通常运用税收政策调节保障住房的供应和需求, 美国还通过推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促进银行为居民发放抵押贷款。与这些国家相比较, 我国的保障住房政策侧重于以促进供给的措施为主, 而促进消费的措施不足, 住房金融手段还比较单一, 社会团体在保障住房建设中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各种配套措施也很不完善, 因此, 我们应该借鉴其他国家一些好的做法, 在政府实施住房保障的同时尽可能地利用市场机制, 通过综合运用多种政策手段来促进保障住房的建设和发展。
五、用立法推动保障住房政策的实施
中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现状分析 篇6
1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现存问题
1.1社会保障支出总量不足
社会保障支出作为社会收入再分配的一个主要途径, 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也是政府保障人民生活水平的主要手段, 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和发展。然而, 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总量一直相对不足。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国家财政中的社会保障支出虽总量不断增加, 但与GDP的相对增加量基本保持不变。自2000年至2007年, 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从1517.9亿增长至5447.16亿, 绝对数量有了很大的增长, 但由于GDP水平同时在快速增长, 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比重保持在11%左右。这一数字相对较小。同时, 若将社会保障支出与行政管理支出对比可发现, 用于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远远不及行政管理费用高。并且, 这之间的差距在不断地扩大。如果此种现象不断发展, 必将导致政府财政支出的失衡, 也不利于社会公平正义与建设廉洁政府的要求。
我国社会保障支出总量不足这一事实还可通过与其它国家对比发现。我国自2006年起, 人均GDP超过了2000美元, 已达到了中等以上发达中国家的水平。然而, 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却远没有达到相应的水平。以1980年的中等以上发展中国家哥斯达黎加为例。1980年, 哥斯达黎加的社会保障支出达到了在人均生产总值中占30.80%的水平。我国当前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尚不如八十年代的中等以上发展中国家, 更不用说是社会保障支出比例高达40的各发达国家了。可见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是很低的。虽然, 在发达国家, 高福利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福利病”, 但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距国际水平仍有较大距离。社会保障支出总量不足, 就无法保障人们的生活水平, 特别是中低收入或无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
1.2社会保障支出增长缓慢
我国现在正处于经济发展不均衡的时期, 由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和“先富带动后富”等政策, 我国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一直处于一种失衡的增长方式。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较大。如今, 先富者已然先富, 就要通过社会保障支出来实行收入的再分配, 保障“后富者”的利益, 缩小贫富差距, 以达到社会公平。
而实际的情况是, 我国社会保障支出每年绝对数量有增长, 但相对增长极其缓慢甚至没有相对增长。社会保障支出的年增长率除2003年外都以较大增长率在增长, 但是同时, 财政支出总额也已20%左右的年增长率在持续增长, 而从最后的弹性系数可以看出, 除2003年外, 其它各年的弹性基本在1左右。这也就是说, 近10年来, 社会保障支出的相对规模并没有扩大。
前面说到, 我国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处于失衡的状态, 需要通过社会保障支出来平衡这种失衡, 但实际上收入保障支出的规模却没有显著的扩大, 这种社会保障支出在“供需”上的不平衡, 如果不能及时改变, 就会导致穷人更穷、富人更富的马太效应。这既不利于社会保障支出发挥其收入再分配的社会职能, 又不利于创造一个和谐、公平、稳定的社会环境。
1.3我国社会保障支出结构不合理、地区差异显著
由于历史原因, 我国的经济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二元制”现象, 即存在城市和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贫富差距大、城乡收入差距大等问题。而在社会保障支出方面, 也同样存在着二元结构问题, 一方面城市经济增长快却不断加大社会保障投入, 另一方面农村收入低却基本被排除在社会保障支出之外, 只有救济性的社会保障如“五保户”等。
长期以来, 社会保障制度仅覆盖城市劳动者, 而不包括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劳动者。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例, 目前经过政府的努力, 特别是中央财政的介入, 城市“低保”制度实施效果较好, 基本上做到了“应保尽保”。“低保”经费由1996年的3亿元上升到2004年的173亿元, 享受“低保”的人数由1996年的85万人上升到2004年的2201万人。但与此同时, 由于中央财政在农村“低保”中的“缺位”, 东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在实施此项制度过程中, 限于各地财力状况不同, “低保”制度在农村推进非常不平衡。截止到2003年, 全国只有400万左右农村绝对贫困群体纳入“低保”范围, 大部分农村贫困群体只能享受不定期的救济。
社会保障支出应该保障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 占据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应成为社会保障支出的主体对象, 现阶段的社会保障支出有些“本末倒置”, 未将资源应用到最需要的领域, 是实现了优化城市人口的“福利”而忽略了保障农村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
1.4增值困难、安全隐患
现在除少数地方成立了专门的社会保障事业管理机构外, 大多数地区没有统一的社会保障管理机构。一些政府部门和行业认为有利可图, 为争夺社会保险管理权而成立各自的保险机构, 政出多门, 交叉管理, 不仅互相掣肘, 而且造成管理成本增加和社会资源的浪费。社保资金增值困难甚至出现减值的情况时有发生, 如果能够保证社保资金规范管理、保值增值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同时, 各地社保案件频出, 社保安全令人堪忧。做到社保资金透明运作、杜绝出现违规拆解、挪用需要建立健全社保资金专业管理机构。
2重新认识社会保障支出的重要性
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之所以仍旧存在很多问题是因为对社会保障支出与政府、社会公平、效率之间的定位关系不清造成的。要解决之一问题, 首先要重新认识和定位社会保障支出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
2.1政府财政中社会保障支出的意义
首先, 社会保障支出作为一种转移性支出, 有着收入再分配的作用, 可以调节社会财富分布, 用高收入者的部分收入给予低收入者基本的生活保障, 实现其生存权。实现相对公平。
其次, 社会保障支出有一定的生产性。消费同出口与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社会保障支出有助于刺激居民的消费, 从而带动国内经济的增长, 用100亿的政府财政支出制造远超过100亿的经济增长, 有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
最后, 社会保障支出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工具。政府通过社会保障支出保障社会的公平团结、维护社会稳定, 而稳定的社会环境又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和保障。如此, 形成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良性循环。
2.2效率与公平的重新定位
我国曾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 但时过境迁, 我国现已进入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 此方针已不再完全适用于今天的国情。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国富与民生的失衡, 应将公平与效率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而实现公平, 就需要依靠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
3结语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 中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却存在着支出总量不足、增长缓慢、地区分配不均、强制力度差等情况。稳定的社会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社会保障现阶段所存在的问题必将阻碍经济的持续发展。应通过加大财政的社会保障支出、处理好农村与城市社保分配及加强立法及执行力度等方式来改变现状, 促进社会团结稳定,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摘要：政府财政支出中的社会保障支出作为收入再分配的一种重要方式, 是保证社会公平和保障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 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和保证。我国在“十五”工作计划中提出将社会保障投入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提高到15%-20%的目标。
关键词：社会保障支出,财政支出,社会公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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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董豫婷, 石美洁.社会保障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J].信息科技, 2008,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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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支出与投资互动关系研究 篇7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 社会保障支出也呈现出逐步稳定增长态势, 社会保障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社会保障作为一种收入再分配的手段, 可以对我国的社会需求和收入分配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稳定, 成为经济发展、社会良好运行的稳定机制和调节机制。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对社会保障支出与投资的相关性研究却比较少, 我国学者较多的对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相关性进行的研究。林治芬 (2002) 研究表明社会保障支出占各级财政支出的比重较小, 并与各地经济实力不相匹配, 而这种地区差异是与各地产业结构和经济体制有较高的关联度。董拥军、邱长溶 (2007) 则通过省际数据分析得出:我国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是存在负相关关系的, 社保支出是通过投资率、人力资本技术和储备水平来影响经济增长的。陈元刚 (2007) 则通过分析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适应性, 社会保障体系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合理性, 得出:经济发展水平对社会保障水平会产生制约的作用。吴兴华 (2010) 通过建立回归模型, 得出人力资本与投资、社会保障与投资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同时人力资本和社保支出的提高有助于投资水平的有效提升。孙文基, 李建强 (2011) 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等方法, 研究了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城乡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 得出城乡收入分配、经济增长均对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有显著影响的结论。本文拟通过探索社会保障支出与投资之间的互动关系来找出两者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切合点, 并能够积极调动、利用两者之间的关系, 来保持我国投资和社保支出的稳定增长, 以推动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假设
社会保障保证了低收入水平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 有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刺激消费需求, 增加国民收入, 还有利于为投资者提供心理支撑, 增加投资倾向, 在一定程度上可促进投资的增长。社保支出对消费和投资需求有着积极的影响, 社保支出的增加会导致投资的增加, 同时投资增加所产生的收益, 将增加用于社会保障的投入资金, 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促进社保支出的稳定增长, 只是两者相互作用的程度不同。因此本文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1:社会保障与投资互为双向因果关系, 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2:在长时期里, 社会保障支出对投资的影响较大, 呈逐步增强的效应
(二) 数据选取及变量定义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样本区间为1990—2009年, 变量选取投资 (i) 和社会保障支出 (s) 。投资由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企业投资、居住投资) 和存货投资 (每年的存货投资大约为GDP的1%左右组成) 。社会保障支出主要是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和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财政支出中的社会保障支出和社会保险的总和) 。
四、实证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在1990-2009年的近20年间, 我国社会保障支出总体呈不断上升趋势, 社会保障支出从1990年的206.92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19909.28亿元, 每年按25.65%的速度增长, 增加了近96倍, 可谓发展迅猛。我国的投资水平总体上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 尤其从2003年开始增长迅猛, 1990年投资总额为4635.97亿元, 到2009年为228003.87亿元, 增加了49倍。从90年代开始我国社会保障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 但是与投资总额相比较, 社会保障支出仍处于非常低的水平。可以看出, 我国社会保障支出的绝对值是不断增长的, 但名义社会保障支出与各年的支出适度水平下限相比仍存在着差距, 而且是不断加大的,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 实际社保支出水平几乎是没有太大变化的。
(二) 平稳性检验 (ADF法)
对变量的自然对数Ln I、Ln S进行单位根检验, 可以看出序列Ln I、Ln S存在单位根, 是非平稳的序列。序列一阶差分DLn I序列不能通过1%显著性水平下的检验, 但可以通过10%与5%的检验, 而序列Dln S在各置信水平下都是平稳序列。故选取的临界水平为5%, 即得到Ln I~I (1) , Ln S~I (1) 。
(三) 误差修正模型
具体为:
(1) 协整检验。通过运用协整系统的误差修正机制来进行进一步的解释:社会保障支出与投资两者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Johanson检验结果表明Ln I和Ln S两个时间序列变量中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且只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协整检验结果则表明:我国社会保障支出与投资之间是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的 (见表2) 。
(2) 误差修正模型。根据Granger定理, 通过使用EG两步法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ECM) 。
建立长期关系模型, 即协整方程:
LNS=1.846+0.773*LNI
从长期来看投资水平对社会保障支出有着显著的影响。并可得到误差修正序列:
ECM=LNS-1.846-0.773LN。
建立短期动态关系, 即误差修正模型:
DLNS=0.426-1.140*DLNI+0.635*DLNI (-1) -0.153*DLNI (-2) -0.410*DLNI (-3) -0.211*ECM (-1)
我国社会保障支出与投资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投资每增加1%, 将带来社会保障支出0.773%的增长。在短期里, 投资对社会保障的影响具有滞后性, 表现在前一期的投资对社会保障支出具有正向拉动作用, 每变动1%, 社会保障支出将增加0.635%。当期以及滞后二、三期投资都对社会保障支出产生反向作用,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当期的投资, 每变动1%, 社会保障支出将减少1.140%。说明当期的投资对社会保障支出有制约作用, 而前一期的投资却有助于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 原因可能在于当期国家用于投资多时, 会相应减少对社会保障的投入, 相应减少了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 二者呈负相关。同时, 如果前一期的投资发挥效果, 产生较高的收益, 则会相应增加对当期社会保障的投入, 增加当期的社保支出, 二者表现出正相关关系。误差修正项ecm (-1) 的系数为负, 说明对社会保障支出增长起促进的作用。ecm系数为-0.211, 长期均衡趋势误差校正项对投资增长的调整幅度为21.1%, 表现出较强的调节作用。
(四) 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来进一步验证:我国社会保障支出与投资两者之间的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表明序列LNI和LNS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见表3) 。
(五) 向量自回归模型
具体步骤如下:
(1) 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建立。利用序列Ln I和Ln S建立VAR模型, 并根据AIC和SC最小准则, 确定模型中变量滞后的阶数为一阶到二阶。将作为内生变量的序列Ln I和序列Ln S滞后1~2期的值, 再通过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该模型, 可得到如下方程:
LNS=0.708*LNS (-1) +0.149*LNS (-2) -0.008*LNI (-1) +0.114*LNI (-2) +0.324
LNI=0.085*LNS (-1) +0.009*LNS (-2) +1.697*LNI (-1) -0.829*LNI (-2) +0.670
(2) 向量自回归模型的稳定性检验。从图2中可以看出所有系数矩阵的特征值的模都小于1且都在单位圆内, 表明建立的VAR模型是稳定的。
(六) 脉冲响应函数
我国社会保障支出与投资之间存在长期密切联系。如图3可见, 在短期里, 社会保障支出对投资前期有一个微调, 之后产生一个持续稳定的正响应。从长期来看, 社会保障支出对促进投资的正向拉动影响时限更长, 更有效益。社会保障支出对投资有较大的影响, 对拉动投资有正向作用。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社会保障支出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社会公共投资。同时, 投资对社会保障支出也会产生持续平稳的正向收敛趋势, 表明投资对社会保障支出也具有积极的拉动效应。投资水平的提高将产生较多的收益, 从而会增加用于社会保障的投入资金, 有利于保证社会保障收入的稳定性增加, 社保支出的增长, 对提高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 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作用。
(七) 预测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描述了冲击在社会保障支出和投资的动态变化中的相对重要性。社会保障支出的波动在第一期只受到自身波动的影响, 而投资对社会保障支出的波动冲击 (即对预测误差的贡献度) 在第二期才显现出来 (0.0058%) , 从第三期开始投资对社会保障支出波动的冲击呈持续上升的趋势, 且增长速度较快。然而投资从第一期就开始受到自身波动和社会保障支出冲击的影响, 受社会保障支出的影响总体上呈持续下降的稳定趋势, 且下降速度较慢。从长期来看, 投资对社会保障支出的影响是在逐步减弱的, 而社会保障支出对投资的影响是逐步增强的, 说明通过加大对社会保障支出的投入可以有效的带动投资, 促进经济的发展, 尤其是对于我国这种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发展的国家, 保证投资的持续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
五、结论
社会保障支出与投资之间是呈双向因果关系的, 而且两者之间从长期来看表现为正向相关关系。由Ln I和Ln S时间序列之间的线性组合是平稳的, 可得知两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即社会保障支出与投资之间是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的。通过协整回归方程, 可以看出投资每增加1个单位, 将会拉动社会保障支出增长0.773个单位。误差修正模型说明了两者的短期动态均衡关系:投资对社会保障的影响具有滞后性, 前一期的投资对社会保障支出具有正向拉动效应, 即投资每变动1%, 社会保障支出将增加0.635%。而当期及滞后二、三期投资对社会保障支出则会产生反向作用, 当期的投资每变动1%, 社会保障支出将减少1.140%。误差修正系数为负数 (-0.221) , 表明了长期均衡趋势误差校正项对投资的调整幅度为22.1%, 能产生较强的调节作用。基于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和方差分解表明:我国社会保障支出与投资之间存在着长期密切的联系。在长期里, 社会保障支出对投资有着正向较大的影响;投资对社会保障支出也起到一定的拉动作用, 但影响是逐步减弱的, 而社会保障支出对投资的影响是逐步增强的, 通过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可以有效的带动投资, 促进经济的发展, 提高居民社保水平, 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
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存在着社会保障覆盖面窄、保障程度低、保障功能差、社保资金短缺、社会保险基金不健全等诸多问题, 严重制约着我国投资水平的进一步持续稳步提高, 不利于我国抓住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机遇, 保持经济的快速稳步发展。为保持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保证未来我国投资的持续稳步增长, 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对投资的正向拉动作用, 应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建立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 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 加强社会保障的保障功能, 保证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的保值增值, 加大社会保障支出力度, 以带动投资水平的稳步提升。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