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政治文化（精选十篇）
农村政治文化 篇1
关键词：网络文化,农村初中生,思想政治教育,影响,对策
对农村初中生来说, 网络无疑给他们打开了一扇与外界沟通与交流的信息之窗。其悄然影响并改变着他们的生活、行为以及思想观念, 给农村初中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1.网络文化对农村初中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正面影响
网络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开阔了农村初中生的知识面, 拓展了他们的视野, 更使他们的思维意识得以推进发展, 影响了他们的独立意识、开放意识和道德法制意识。
(1) 网络文化影响了农村初中生的独立意识。在观念传统的农村地区, 农村初中生相对缺乏独立意识, 在家遵从父母, 在学校听从老师, 主观独立性比较淡薄。而网络文化的开放及传播, 使他们可以在网络当中自主、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 并不断获取各类信息, 自主选择自己想要浏览的内容, 潜移默化中, 使其独立意识得以培养和发展, 有所增强。
(2) 网络文化影响了农村初中生的道德法制意识。由于农村的生活环境比较简单和封闭, 所以他们的法制意识相对薄弱。经过网络交流的规则限制和学习, 他们相关道德法制意识得到增长。而这些意识在影响他们的同时, 使他们了解到道德法制的重要性, 促使他们去认真自觉地学习遵守。
(3) 网络文化影响了农村初中生的开放意识。网络虚拟而开放, 其没有现实中时间、地域或其他社会条件的限制, 可以为农村的初中生打开一片广阔的天地, 使他们得以更多地与他人和社会进行接触。借助网络, 他们可以学到课本上没有的一些知识, 开阔视野, 提升眼界, 丰富社会信息, 改变封闭的思想状态, 逐渐形成一种开放的、交互的思想意识, 积极地去迎接新的事物。
2.网络文化对农村初中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负面影响
各种网络文化相互激荡, 其内容也好坏参半, 正处于成长发展阶段的农村初中生并不能完全甄别其好坏。而且他们处在青春期和叛逆期, 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还未成熟, 加之, 农村的家长监管比较松懈, 所以, 他们在网络文化的冲击下难免受到一些不利因素的影响。
(1) 网络文化对农村初中生思想和行为的误导。在网络文化当中, 充斥着一些消极、暴力、色情甚至反动的东西, 这些信息在网络中可以被初中生直接获取, 从而对他们的思想和行为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 使他们是非观念模糊, 道德意识下降。
(2) 沉迷网络使农村初中生道德弱化, 人际关系淡漠。网络是开放的、丰富多彩的, 但它同时也是虚拟的, 初中生沉迷其中并不能明辨其身份和好坏, 所以很容易受人影响, 做出一些不良行为。
(3) 过度上网使农村初中生成绩下降, 健康受损。上网使一些自制力不强的初中生沉浸在网络中难以自拔, 严重地影响了学习。而且长时间的上网使身体和视力都受到不良影响。
3.网络文化背景下农村初中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措施
网络文化对农村初中生的正面和负面影响, 给其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机会和挑战。所以, 我们应积极探索和创新, 对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观念、内容、方法和途径进行改革。
(1) 建立德育保障体系。而对网络文化发展的新形势, 学校应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确保网络文化正面作用的有效发挥, 通过改善德育工作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手段, 健全制度, 完善规范, 使德育信息与传播决策、管理权力、运作、方略、责任和利益一体化, 建立落实德育信息传播管理责任制。
(2) 建立高质网络德育队伍。加强网络思想政治工作阵地的建设, 加强对农村初中生的教育和引导。在不断提升教师素质的同时, 扩大网络信息面, 认真辨别各种信息, 引导占领学生的网上思想文化阵地, 保持对学生们思想政治教育的正确导向。
(3) 与家庭教育积极配合。要想使学生们不受网络文化的侵害, 学校教育要积极联系家庭教育, 使学生在家里也要受到正确的指导和保护, 比如将家中的电脑进行绿色上网设置, 积极引导和教育他们健康上网。通过学校与家庭的沟通, 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动向, 及时给予帮助和引导, 使其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和养成健康的上网学习习惯。
政治文化变迁与农村社区制度选择 篇2
冯仕政
[摘要]通过分析南街村的制度变迁,本文揭示了社区制度选择与国家政治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改革以来,南街村在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下逐渐形成了一种逆市场化的集体制度,这样一种独特的制度变迁取向和路径正是国家政治文化不断塑造和建构的结果。本文揭示了这一过程中所蕴含的复杂而微妙的制度变迁逻辑和机制。
[关键词]政治文化;制度变迁;农村社区;南街村
改革开放以前,人民公社是中国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基本组织形式。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村社区只是计划体制中的一个基层单位,自主权非常有限。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的不断分权让利,农村社区获得的自主权越来越大,主动性越来越强。利用国家赋予的自由空间,农村社区自主发展,各显神通;在此过程中,农村社区创造了千差万别的制度形态,其中一些很有特色的制度形态已经成为社会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产生了许多成果①。遵循这一传统,本文将研究河南省南街村的“共产主义小社区”制度。关于这一制度形态形成的逻辑和机制,笔者曾有专文阐述②。在这里,本文想着重讨论国家政治文化的变迁与农村社区制度选择之间的关系。
一、农村社区的制度变迁:“政府-市潮与“国家-社会”之外
关于中国改革进程中农村社区制度变迁的逻辑和机制,以往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两种范式:一种是在经济学中流行的“政府-市潮,另一种是在社会学、政治学等非经济学学科中流行的“国家-社会”。在“政府-市潮范式中,农村社区的制度变迁被理解为一个“理性选择”过程。所谓“理性选择”,指“政府”和“市潮都是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理性人”,特定的制度形态和制度变迁轨迹就是这两个“理性人”为了各自的最大利益而博弈的结果。在这种范式眼中,人类的“理性”只有一种,那就是追求收益最大化,或者用韦伯的话来说,就是工具理性。由于各类人群的“理性”是没有差异的,自然不能用“理性”本身去解释不同社区在制度选择上的差异。
那么,社区之间的制度差异是怎么造成的呢?是由行动者在行动过程中所面临的约束条件不同造成的。遵循这一逻辑,“政府-市潮范式最后不是用人的“理性”,而是用人所处的环境去解释各地制度变迁的差异;它所谓的“理性选择”分析,实际上不是对行动者的“理性”本身进行分析,而是只分析行动者施展自己的“理性”时所面对的环境约束。由于在这一范式中,“理性”只是一个不需要解释的假设,而不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分析的变量,导致文化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就被排斥在理论分析之外。在本文看来,这种观念是不正确的。人固然是理性的,但理性有不同的方向,就像韦伯所论述的那样,有时是价值理性的,有时是工具理性的,有时是传统理性的,而不是像“政府-市潮范式所假设的那样,只有一个方向,即工具理性。不同人群在什么情况下采取什么样的理性方向,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文化,文化作为一个符号和意义系统,既影响人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认知判断,也影响着他们的价值选择。
在后文我们将会看到,正是由于深受国家政治文化的影响,南街村在解读自身面临的困境和展望前进的方向时,才把“率先建成全世界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社区”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才把“政治挂帅”和“破私立公”作为实现这个目标的基本途径。与“政府-市潮范式不同,“国家-社会”范式强调与国家正式组织和正统意识形态不同的、甚至相对立的“社会”因素对社区制度变迁的决定性影响。研究者们所揭示的“社会”因素很多,包括村落文化、家族文化、地缘关系网络、血缘关系网络、地方宗教信仰,等等。在这一范式中,虽然也有很多研究把社区制度变迁理解为一个服从工具理性的利益驱动过程,但至少,它在理论上没有先入为主地把文化因素排除掉,一些学者甚至特地强调文化因素的影响,比如林南先生在分析天津大邱庄时就特别强调家族文化因素。不过,正如“社会”这个概念所显示的,这一分析框架即使强调文化对社区制度变迁的影响,也只是强调“社会”文化,而未注意作为国家的政治文化。而南街村,决定其制度变迁方向和轨迹的恰恰是国家的政治文化,而不是“社会”的文化。
要言之,“政府-市潮和“国家-社会”这两种既有的分析范式受其内在解释逻辑的限制,都忽视了国家正统的政治文化对社区制度变迁的影响,即使注意到了也无法给出圆满的解释。本文力图在这两种分析范式之外,以南街村为个案来剖析国家政治文化对社区制度变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二、南街村的制度变迁:逆市场化的集体化
南街村是隶属于河南省临颍县城关镇的一个行政村。它自改革以来的制度变迁,不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而是村党支部书记王宏斌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对南街村进行社会改造的结果;社会改造的基本方向是要把南街村建成全世界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社区”,社会改造的基本手段则是“政治挂帅”和“破私立公”。经过20多年的社会改造,南街村形成了一个高度政治化、集体化的“南街村体制”。显然,这个体制不管是在方向上还是在实现手段上都是逆市场化而行的,这是“政府-市潮框架没有预料到的。
王宏斌在改革前即担任南街村的支部书记。1981年,在农村改革大潮中,南街村按照“大包干”的政策要求解散了集体,两个集体企业也承包给了私人。据称,集体解散后,南街村迅速陷入一盘散沙。特别是两个集体企业,效益急剧下滑,工资拖欠严重,安全事故不断。更糟糕的是,村民们怀疑这种局面是由于王宏斌受贿造成的,于是不断上访、告状,搞得王宏斌声名狼藉。1984年,王宏斌决定将两个村办企业收回来,由村党支部“集体承包”。“集体承包”后,南街村集体经济得到极大发展。以不断增强的集体经济为基础,王宏斌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逐步对南街村进行社会改造。
王宏斌治村奉行“外圆内方”的指导思想。“外圆”就是对外与市场经济接轨。按照“外圆”的思想,南街村兴办了大量集体企业,集体经济成为南街村“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经济基矗“内方”就是对内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治村。在南街村看来,“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两条:“政治挂帅”和“破私立公”。“政治挂帅”是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把思想政治工作视为促进集体经济发展和建设“共产主义小区”的生命线。南街村深信,“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而物质的力量是有限的”;“南街村要发展,就一定得把政治工作放在首位。政治工作做好了,从根本上解决了人的思想问题,经济工作就好办了。人的积极性只要调动起来,发挥出来,就没有办不到的事情。”③“破私立公”是不断消灭私有制,逐步扩大公有制的范围,直到生产和生活全部由集体统一安排。为此,南街村实行了统一分配住房,实行“低工资、高配给”等分配制度———在南街村看来,工资制只体现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而配给制则体现的是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显然,在“外圆”与“内方”之间,“内方”高于“外圆”,“外圆”服务于“内方”。因此,“内方”才是南街村制度变迁的决定性动力。
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南街村最终建立起与人民公社相类似的再分配体制,但其集中控制程度比人民公社要高得多,范围要广得多。南街村的全部权力都掌握在以王宏斌为首的一个领导班子手中。这个领导班子由分别来自党委、村委和企业等三个系统的20余人组成,但王宏斌在其中拥有绝对权力。以王宏斌为首的“三大班子”每逢单日开会,研究和指挥村里的大小事务。大至村里的发展规划,小至村民的婚丧嫁娶,均由这个班子决定。在经济方面,南街村是“生产资料全部公有,生活资料绝大部分公有”。南街村下属的26个企业均归集体所有,并且在经营方式上全部实行集中计划管理,各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都由“三大班子”一手控制,企业的自主权非常有限。最能体现南街村“共产主义”特色的是其“工资+供给”的分配制度。村民的工资收入很低,生活所需的绝大部分物资都由集体供给。南街村确定的政策走向是,今后要继续加大“供给”的比例,直到生活资料也全部公有。
以经济控制为基础,南街村领导集体进一步将权力控制延伸到整个社会领域。社会控制之严厉,从其婚姻制度可管窥一斑。南街村规定,男女青年不到23岁不准谈恋爱,不准订婚,不到25岁不准结婚;“村委会的婚姻介绍所保留审查所有婚姻的权力”,各位村民的婚恋对象须经村里审查通过方可;结婚必须采取集体婚礼的形式,“私自”结婚,或者举行集体婚礼后再摆宴席招待客人都是违反村规的。还有一些规定更是独特,比如,不准听流行歌曲、不准梳“汉奸头”,等等。
自改革以来,我国农村重走集体化道路的村庄不在少数,但像南街村这样完全逆市场化而行的集体化却是非常罕见的。那么,南街村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制度变迁景观呢?其成因非常复杂。限于篇幅,本文只讨论国家政治文化变迁与社区制度选择之间的关系。前已述及,南街村的政治变迁方向和轨迹从根本上是由“政治挂帅”、“破私立公”这一路线所决定的,因此,只要揭示这一路线是如何从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变成南街村制度变革的指导思想,这种指导思想具体又是怎样一步一步决定了南街村的制度形态即可。
三、计划体制的政治文化遗产
南街村独特的制度变迁景象与改革开放前的政治文化遗产有着十分直接的联系。这里所谓的政治文化,是指人们在一定政治体制下所养成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模式。如果从1956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算起,计划体制在中国的存在长达20余年。在这20多年的实践过程中,计划体制形成了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在意识形态方面,核心观念是“公”,以公为美,以私为耻。“公”的观念被简化为“一大二公”,“越大越公越好”等政治口号广为传播,让农民,特别是农村干部耳熟能详。“一大二公”的计划体制存在着一个难以克服的痼疾,那就是微观激励不足,从而导致效率低下。要克服这一问题,“物质刺激”显然与“公”的要求不符,唯一的办法就是“政治挂帅”,用政治运动或“阶级斗争”去解决本该用经济手段去解决的效率问题。在此过程中,“树典型”是一种经常使用的政治动员手法。
“树典型”作为一种政治动员策略,其核心技术是抓取群众在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的组织、个人、行为和话语,通过对这些事物进行重新诠释,将其改造为政治权威所钟意的意识形态符号,然后用以表达有关方针政策的内涵和期望。由于“典型”取自群众的日常生活,具有“群众基幢,因此,把经过诠释的“典型”重新反馈到群众中,往往容易被群众理解和接受。通过这个过程,政治权威就非常巧妙地将自己的政治意图灌输到群众头脑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树典型”是计划体制下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社会化机制,计划体制需要倚重它来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各项方针政策。因此之故,在改革前的20多年间,有关部门树立的各级各类“典型”不知凡几。南街村党委书记王宏斌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我王宏斌十四岁小学毕业,毕业就回来当农民啦,没考上中学。那时候语文算术门门是60多分,考不上中学,也没想着再留级上学。因为啥哩?那时候60年代社会上就号召学习邢燕子、董加庚,毕了业之后不当工人,不当干部,不进城市,回去到农村改变自己的家乡。那时候我在思想上就奠定了这个基础,就下定了决心:我这一生也走这条路。所以64年小学毕业以后也没有再想着上学,就回来了。回来了十四岁年纪太校现在我的个儿也不高,那时候更矮。重体力劳动活也干不成,只是干个小技术活,那就看个红薯苗呀,种个烟芽呀,粮食成熟季节看个庄稼。那几年里,一队50多户人家200多口人,大人小孩都说王宏斌是个好孩子。队里谁当干部都表扬我,不管谁来俺队也是表扬我。69年10月份南街大队整党,那时候整党是开门整党,选积极分子参加整党学习班。你想我的威信那么高,一选第一个选中了,选中我参加大队整党学习班。70年的元月份,整党学习结束,就选我当了个民兵排长。当了一年民兵排长,71年又当生产队长。在71年的10月份我又出去当了一段工人,在县生产公司当了保管员,业务员干了一段。干到74年的2月份,俺大队生产队又把我要回来当队长。75年俺生产队粮食产量就翻了一番半。县委当时是DW书记在这当书记。夏粮生产一结束,总结生产经验,一总结,总结住南街村一队。说粮食产量比去年翻了一番半,这速度是真不低的,全县是独一无二。县委宣传部就派了一个姓张的同志,到南街村总结经验。一总结,总结住我这生产队长,还是不当工人当农民回来当生产队长的,当时这种做法哩也是很少见的。那时候的农村社员都愿进城市,愿当工人。我是当上工人了又不当回来当农民当生产队长,回来以后粮食产量又翻了一番半。根据这两个素材写了一个材料,这个材料确实很吸引人。75年县里叫我发个言。一发言真是一鸣惊人,县委发了三个文件,全县青年学王宏斌。我是76年7月1日入党的。我入党的手续简单的很,没有预备期,也没有举手宣誓,县委常委一研究,就通知公社党委书记、组织委员到南街村大队,召开党员大会就宣布:“经县委研究决定,王宏斌从今天起成为中共党员,是南街村大队副支部书记兼一队生产队长。”就这么简单。在75、76、77这三年里我在临颍县红的发紫,谁都知道我王宏斌。县里领导还有公社领导,见了王宏斌都是先笑,后说话,再握手。④
这段话向我们展示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个中国农民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先是“社会上号召学习邢燕子、董加庚”的政治氛围让他受到感染,暗自下定了“我这一生也走这条路”的决心。后来,县里把他树为“典型”的经历、“在临颍县红的发紫”的切身体验使其对有关意识形态观念的记忆更为刻骨铭心。如前所述,“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等政治观念对南街村的制度变迁起到了非常关键的定向作用。不难发现,这些观念正是通过树典型这一政治社会化机制从一种高居庙堂的国家意识形态渗透到南街村的。国家意识形态先是影响到王宏斌,再通过王宏斌这个人影响到南街村在改革以后的制度变迁。王宏斌在年轻时所接受的政治信仰为改革开放后南街村的制度变迁埋下了种子。
四、政治文化与初始制度选择
1978年,我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农村改革首开先河。与前苏联和东欧诸国不同,中国的改革是在保持基本社会制度(尤其是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连续性下的渐进式改革。体制上的连续性保证了政治文化的连续性。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意识形态的拨乱反正为先导的。拨乱反正的核心任务是肃清各种“左”的思潮,树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指导思想。显然,南街村“政治挂帅”、“破私立公”之类的思想正好是拨乱反正的对象。在改革过程中,它本应丧失政治舞台和政治合法性。但事实正好相反,它在南街村顽强而成功地延续下来。这是为什么?原因在于具体制度的终结与意识形态的终结是不同步的。“政治挂帅”、“破私立公”是为计划体制服务的,也是依托计划体制而存在的。作为计划体制之农村组成部分的人民公社制度虽然在改革初期即告解体,但在这一体制下养成的意识形态观念却不会同步终结。内中机制在于,个体才是意识形态传承的实际载体。在某一时点,某种体制的生命终结了,但在这一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个体并不会与之同时终结。通过社会化过程,原来的意识形态已经内化于某些个体的观念之中。随着个体生命的继续存在,这些意识形态观念的生命也得以延续。南街村即属这种情况。“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等观念早就在王宏斌的头脑中扎下根来,人民公社的解体并不妨碍这些观念继续在王宏斌头脑中存在。这一条件与下述其他条件因缘际会,使得王宏斌个人头脑中的政治观念能够上升为整个南街村的指导思想:
一是农村改革未像以前历次政治运动那样进行干部清洗,而是有意识地保护了一大批干部。因此,在农村改革过程中绝大多数村干部仍然留任原职。王宏斌也一样。在南街村实行“大包干”之后,他仍担任村支部书记,权力虽然减小不少,但仍掌握着两个村办企业的支配权。利用这一支配权,王宏斌把这两个原本已经承包给个人的企业重新收回,由村党支部“集体承包”,这是南街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第一步。如果没有这个支配权和第一步,南街村就不可能有后来的集体经济,自然谈不上以集体经济为基础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
二是中央在进行意识形态的拨乱反正时,没有采取以往大规模的政治宣传或群众运动方式,而是只限于一定范围的有序讨论。这样一种处理方式为意识形态的延续提供了方便。所以,尽管中央明确指出要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分开来,但不少村干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仍然相当模糊。对于王宏斌来说,由于其早年的特殊经历,自然更容易继毛泽东晚年提出的“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等思想。
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使“政治挂帅”、“破私立公”能够成为南街村的指导思想,从而从思想上决定了南街村的初始制度选择。首先,早年所受的“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等政治教育使王宏斌等一般村干部能够克服利己主义的行为动机,对集体事业采取的是积极作为而非消极不作为。任何制度变迁都是一个大规模的集体行动。理性选择理论预言,在集体行动中,由于每个人都按照利己主义的逻辑行事,都想“搭便车”,结果使集体行动变得不可能。这便是所谓的“集体行动困境”。⑤人民公社制度解体后,我国的村级政制安排有一个重大缺陷,即村干部在经济、权力和声望方面得到的报酬47与其承担的繁重任务严重不相称,村社区制度变革中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集体行动困境”。所以,不难理解,很多村干部对集体事业都是消极应付,部分村干部甚至以权谋私。而王宏斌,即使曾经受到村民误解,也不但不秋后算账,反而知耻而后勇,致力于集体事业的发展。其背后的驱动因素,不是“理性选择”意义上的个人利益算计,而是王宏斌早年生活中培养起来的政治责任感和荣誉感:那个时候(即村民因误解而到处告状)就没法与75、76年那几年相比。那几年,我在临颍县红的发紫,评啥先进少不了王宏斌,县委发过文件,要求全县青年学王宏斌。各级领导见了都是先笑后说话再握手。81年到83年那几年,领导见面都是扭扭脸过去了。评先进时,城关镇评了,报到县委组织部,部长一看:“那南街能当先进?!告状信那么多。”一句话就抹掉了。从这几方面看,我们支部这几个人浑身都是毛病,没有一点好地方,落了一身赖。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开始反思。过了84年春节,我自己考虑,不能再这样搞承包了。从84年开始,把承包权收回来,村党组织实行了集体承包。
“集体承包”之后,必然出现一个选择何种制度进行经营和管理的问题。在这个节骨眼上,“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的信仰又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在实行“集体承包”后,村支部开会讨论怎样搞好集体企业。王宏斌认为:南街村的企业要想搞好,需要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如果不用这样的人管理企业,企业还搞不好。大家都一致这样认定了。接着再探讨怎样才能把南街村人都武装成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人。我们都是过来人,对毛泽东思想感情非常深,也亲身体验过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有多大,首先选择的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教育人。
„„所以，在当时南街村就开展了这三大活动：大学毛著，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大学毛著,让我们的党员干部都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大学雷锋,让南街村人都树立起吃亏精神和奉献精神;大唱革命歌曲,让人的精神都振作起来,干劲都鼓起来。⑥
审视这一制度选择过程,不难发现“政治挂帅”、“破私立公”观念在其中的影响。一方面,它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和认知框架,规定了王宏斌选择“集体承包”而不是其他制度形式。由村党支部“集体承包”,确实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制度形式。王宏斌对此给出的理由是:“能人承包”不行。这一看法显示了王宏斌不同凡响的认知路径和政治勇气。因为“能人承包”是当时中央高度肯定的政策,被视为改革的正确方向,而王宏斌作为一个刚刚在政治上遭受重创的支部书记,甘冒政治风险(事实上,他曾为此遭到过有关领导的指责)也绝不盲从。显然,这一选择背后的认知路径和政治勇气同样来自他早年所受的“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的政治教育。不妨设想一下,如果王宏斌将“能人承包”的失败归因于承包人的素质不行,而不是制度不行,那么他所做的肯定就是更换承包人,而不是制度。如果这样,那么,南街村的制度变迁就完全会是另外一种走向。
另一方面,在“集体承包”之后,王宏斌马上想到要培养一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并选定“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其原因他自己已经说得足够清楚了:“我们都是过来人,对毛泽东思想感情非常深,也亲身体验过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有多大”。以上事实表明,“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等意识形态观念对南街村的初始制度选择起到了决定性的定向作用。它不但缔造了王宏斌这样一个具有高度创新精神的制度创制者和实施者,而且规定了他对具体制度形态的选择。
五、政治文化与制度演进
“集体承包”加上“大学毛著、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等“三大”活动构成了南街村制度体系的雏形,但与当前的制度形态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换句话说,南街村的制度形态有一个演进过程。在这一演进过程中,国家政治文化仍然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如前所述,“树典型”作为一种社会动员策略是国家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虽然盛行于计划经济时期,但在改革开放后一些领导和部门仍将“树典型”作为推动改革的一种重要工作方法。南街村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被重新树立为典型的。王宏斌在改革开放前即是当地一个“大红大紫”的典型,但在改革初期这个荣誉一度失落。在“集体承包”后,由于南街村不但集体经济搞得好,而且“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因此,王宏斌又被有关部门重新树立为先进典型。这一身份变化,对南街村的制度演进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是“树典型”作为一种政治社会化机制,进一步改变了王宏斌自我认同和制度定向,二是“树典型”作48为一种特殊的资源配置机制,改变了南街村制度变革实践的外部环境。这两个方面,彼此独立,又相互强化,合成一股强大的动力推动着南街村的制度演进。
在“集体承包”之初,王宏斌虽然在南街村推行“大学毛著、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等“三大”活动,但“政治挂帅”和“破私立公”的范围和强度都是非常有限的。如其所言,他当时搞“三大”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培养全心全意为集体服务的人,防止损公肥私现象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大”活动顶多算是一种很有特色的企业文化。在这个时期,王宏斌关于政治与经济的认识还是比较清醒的。然而,在“树典型—当典型”这一饶有兴味的互动过程中,王宏斌逐渐确立了新的自我认同和制度取向。
南街村在大力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的做法,逐渐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和重视。就这样,这个一度蒙尘的先进典型重新焕发光芒,成为当地在新时期的一面旗帜。在当地有关部门不断的宣传下,王宏斌和南街村的社会影响也在不断扩大。在此过程中,南街村发生了一件里程碑式的事件:1989年秋,一位高层领导视察南街村,并充分肯定了南街村的做法。这个事件在南街村的发展史上影响深远。它掀起了正面宣传南街村的高潮。在宣传过程中,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和走集体主义道路是反复被突出的两个要点。1991年,河南省有关部门派专人前去总结“南街村经验”,以备推广。在这次总结中,南街村经验被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二、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
三、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
四、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③这是迄今为止关于“南街村经验”最明确、最正式的总结。与以往的宣传导向一样,这一经验总结也把注意力完全放在南街村的政治特色上。
外界的宣传导向,对南街村制度变迁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作为“推力”,给王宏斌造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使之不得不不断调整自己的身份认同和行为模式以适应有关方面对自己的角色期望;另一方面,它作为“拉力”,又明确地指出了王宏斌身份认同和角色建构的方向。这种外部环境再加上王宏斌本已具有的思想基础,使王宏斌开始改变自己和南街村的角色定位及制度取向,逐渐调整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不断扩大“政治挂帅”和“破私立公”的强度和范围。
1990年,亦即那位领导视察南街村后的第二年,王宏斌就改变以前志愿加入集体,自愿参加集体劳动的“革命靠自觉”的做法,宣布“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理由是:“我们的事业已经成功,也就是走的路子得到了肯定。„„现在并不是凭自觉。你自觉我们欢迎,不自觉我们就要推你,拉你,向你做斗争。”⑦“这几年我们的事业基本成功,得到了上级各级政府的肯定。我们的路子走的对,群众也说还是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正因我们走的路子对,所以今天要这样做。这是对全村人民的要求和希望。现在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不革命我们要推着革命。”⑧1992年,也就是有关部门全面总结“南街村经验”之后的第二年,南街村即提出了“共产主义小社区规划”,表示要在全世界率先建成“共产主义小社区”。这绝不是时间上的巧合,而是前后有着因果联系的。从此以后,王宏斌就大大加快了实施“政治挂帅”、“破私立公”计划的强度和进度,终于形成了我们当前所见的“南街村体制”。南街村重新被树立为典型表明,它已经为自己争取到至关重要的政治合法性。但对南街村来说,成为“典型”不仅意味着获得政治合法性或政治荣誉,而且意味着获得大量实际利益。树典型的初衷是希望通过“典型”的示范作用来加强社会动员,但有关部门出于各种原因,往往给予“典型”以特殊的扶持。于是,南街村利用“典型”这一特殊身份,争取到大量资源。在政治上,南街村拥有比普通行政村大得多的治权,很多内部机构是乡级甚至县级设置。在经济上,南街村也得到很多实惠,最重要的是获得大量银行贷款。1990年以前,南街村从银行贷款非常困难,基本上只能靠民间集资和自有资金滚动发展。但就在那位领导前来视察并充分肯定之后,南街村的政治地位猛然提高,银行资金也随之滚滚而来。1990年,南街村使用银行贷款只有区区250万元,但到1993年则猛增至3亿1千万元,到1998年,南街村共欠银行贷款近6亿7千万元。这些贷款由于是政治意义浓厚的扶持性贷款,银行基本上“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账”,所以南街村从银行贷款非常容易,连王宏斌自己都感叹:“遗憾的是我们没有那么多项目,用不了那么多钱。”⑨在大量银行贷款的拉动下,南街村经济飞速发展。1991年后,总产值连年翻番。
利用“典型”身份获取的大量贷款从根本上改变了南街村制度实施的外部环境。最重要的一点,49它使南街村的制度演进几乎摆脱了市场的约束。如果南街村在社区制度变革中所需要的大量资源都必须从市场中按照市场的方式取得,那么,在市场规则的约束下,南街村的制度演进显然不可能如此高度政治化。然而,大量基于政治考量的扶持性贷款不但弱化了市场对南街村的约束,而且强化了政治的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南街村的制度变迁方向和路径的高度政治化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要言之,“树典型”这样一种政治文化对南街村的制度演进产生了重要的推动和诱导作用。一方面,它进一步将王宏斌塑造成一个具有强烈的历史和政治责任感的“政治人”,使王宏斌选择制度方向和选择实施手段时更加政治化,另一方面,有关方面对南街村这个“典型”的特殊扶持,又给予了王宏斌实施其高度政治化的制度选择所必需的种种资源。
六、结论
南街村的制度变迁模式虽然是独特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偶然的,但它从理论上表明,农村社区的制度变迁与整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是联系在一起的。整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变迁不但改变着社区制度选择的外部环境,而且塑造着社区制度选择的内在价值取向、认知路径和情感取向。社区制度变迁的行动者既不完全是具有单一而稳定的目标函数和效用函数的“理性行动者”,也不完全是沉溺于地方文化的“社会人”。因此,我们在分析改革开放过程中农村社区的制度变迁时,不但要关注社会行动者的理性选择动机,而且要关注这一动机的多样性,以及造成这种多样性的文化因素;不但要关注地方文化因素,而且要关注作为主流政治文化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行为方式;不但要关注社区制度变迁在资源上对计划体制的路径依赖性,而且要关注在文化上对计划体制的路径依赖性。
[注释]
①比如,胡必亮、胡顺延:《中国乡村的企业组织与社区发展———湖北省汉川县段夹村调查》,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林南(1996):“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中国农村地方法团主义之实际运行”,李康译,《国外社会学》第5-6期(合刊)。
②参见冯仕政《国家、市场与制度变迁:1980-2000年南街村的集体化与政治化》,《社会学研究》2007,(2)。
③参见“河南省政府办公厅、河南省委宣传部关于南街村双文明建设情况的调查”,南街村档案第6卷。
④省委组织部带领全省第一批农村支部书记培训班学员到南街村参观时的汇报,1993年2月28日,南街村档案第52卷。
⑤参见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译,上海三联出版社1990年版。
⑥王宏斌同志在基层干部会议上讲的六个问题(1994年10月17日),南街村宣传材料《理想之光·之一》170-174页。
⑦王宏斌经理1990年6月14日在公司各厂队、各室团干会议上的讲话,南街村档案第21卷。
⑧1991年6月13日“三大班子”会议记录,南街村档案第28卷。
农村政治文化 篇3
关键词:新农村;农民;政治文化;政治参与;发展路径
收稿日期:2010-03-01
作者简介:包美娇(1972-),女,中共台州市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政治文化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政治文化的概念一般认为是由美国著名学者阿尔蒙德首先提出来的。他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是在本民族的历史和现代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进程中形成的。”[1](P.26)自阿尔蒙德提出政治文化概念以来,文化已经成为人们思考政治问题的重要视角。无论是在提高公民个体政治素质的微观层面上,还是在指导整个政治共同体的政治行为、维持政治关系的宏观层面上,政治文化都发挥着基础性的重要作用。
从一定意义上说,关于新农村建设的探讨就是如何通过良好政策的制定与推行,提高农民的知识文化素养,培育农民现代的公民意识,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这个世纪难题,使广大的农村走上现代化道路。而改革开放搞了20多年,农业、农村和农民却成了困扰中国发展的一个重中之重的问题,抛开改革其他因素的影响,农民的政治文化观念、意识是影响当前村民自治和农村现代化的一个巨大障碍。因此,只有分析和把握中国农村政治文化的现状及对新农村建设的影响,并立足于农村现实,找到适合农村政治文化发展的路径,才能更好的推进新农村建设。
一、农村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相关性分析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任务,即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五句话、二十个字,内容全面、内涵丰富、相互联系、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所以不能把新农村建设单纯地等同于农业生产建设,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改善村容村貌。新农村建设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追求经济建设、民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全面进步与全面发展。离开“管理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就无法实现。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农村政治文化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和精神保障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切政治、文化现象归根到底要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当前农村政治文化发展的立足点同样是其物质基础,这就是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实践证明,农民政治参与的主动性与经济力量和经济地位成正相关关系,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是正相关的。在我国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我们看到农民非常重视自己的政治权利,出现了在选举时期外出务工的农民大量返乡参加选举的事例。这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的权利意识有了巨大的提升,同时,良好的经济基础也使其有了政治参与的基本条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将使农村生产力迅速发展,商品经济将越来越发达,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富裕。而商品经济是天生的平等派和民主派,它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民主,这就为农村政治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
(二)农村政治文化发展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强大的政治思想基础
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广大农民,农民参政积极性的高与低以及政治态度如何
将直接影响到新农村建设。农村的政治生活是由农民的各种各样的政治行为构成的,而农民的政治行为受农村政治文化的影响。因此,农民的政治文化对农村的政治生活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农村政治发展必须有相应的文化支撑,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归根结底还是要靠农民来贯彻执行。正如英格尔斯所言:“完善的现代制度以及伴随而来的指导大纲、管理守则本身是一些空的躯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是不可避免的。”[2](P.4)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须有广大农民的政治文化转型,必须要培养村民适合现代化政治发展的观念、意识和思想,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新农村建设的顺利实现。
可见,新农村建设和政治文化建设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新农村建设为农村政治文化发展提供难得的发展契机,而农村政治文化的发展也将为新农村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政治氛围。
二、当前农村政治文化发展方向的一般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很大程度上冲破了乡村社会生活的保守与封闭,农民逐渐接受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观念,接受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平等、竞争、效益等观念。政治上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行使中国农村改变了千百年来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建国初扭曲的治理模式,对乡村政治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农村生产力水平仍然较低而且不平衡,传统文化具有滞后性,表现在政治生活中,有一定的政治民主意识,但又呈现出不完善性和不完整性。
(一)从政治价值角度分析:以自我中心、家族中心向社会中心的方向转化
传统的乡村社会,是以家庭关系为基础而延展开来的,传统的乡村社会的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传统的居制,绝大多数村落基本上是聚族而居,故同姓同宗、有血缘联结的人们,便进一步获得了近距离社交的空间优势。一村一落,同一个祖宗、同一条血脉下来,久处一地,相互守望,结成了温情脉脉的亲密关系和亲密感情,也促成了互信互守的行为规范和道德礼仪,农村的自然村就是由这些有相同血缘关系的宗族群体聚集而居逐步发展起来的。由于农民抵御外界环境变化的能力有限,而使得其非常重视家族关系,亲戚间的交往成为农民人际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面,宗族内的互助成为农民传统的、较为普遍的社会协作形式,如处理纠纷、帮助生产生活、婚丧嫁娶等方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办事不是靠政策、靠集体,而是依靠家族势力成为农民思考问题或政治表态的出发点和归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民主法制意识的增强,村民自治实践的不断推进以及农民流动的加剧,农民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家族力量正在不断削弱,家族势力介入农村政治参与过程尽管没有完全消除,但已经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和质疑。理性的农民开始放弃族民身份,而以村民的身份参与政治,即农民的自我中心、家族中心的政治价值取向逐渐向社会中心的取向转化。
(二)从政治认知角度分析:由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转化
臣民意识主要表现为“服从”二字,对处于支配地位的意志的无原则的顺从和依附。封建专制国家需要的是顺民,需要“被治”的人群,因此,在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历史中,“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忠君,顺民思想根深蒂固,臣民意识被完全塑造。“对大部分中国农民来说,政治就意味着交租、服劳役或被抓到官府打板子。”[3](P.171)建国后实行的计划经济和“全能政治”,强调的是高度集权和权力主宰社会,以使不少农民还存在着相当的权力崇拜意识和臣民意识,他们普遍地习惯于行政安排甚至是越权安排,即使自身政治权利受到侵犯,也很少会感到有什么不对。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农民的流动给人们的政治意识的转变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由于流动农民进工厂后学习和接受种种技术操作规程,遵守和适应工厂制度,规则意识、协作意识、法制意识等现代意识在他们的心理逐步积淀和形成,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受到自由、平等、竞争和法治等方面的洗礼。对此,列宁也曾经指出,“与居民离开农业而转向城市一样,外出做非农业的零工是进步的现象。它把居民从偏僻的、落后的、被历史遗忘的穷乡僻壤拉出来,卷入现代社会的旋涡中,它提高居民的文化程度及觉悟,使他们养成文明的习惯和需要。”[4](P.64—65)农民由于流动而获得的这一切对每个流动者的原籍即其户口所在的农村在无形中产生了强大的思想拉动和影响,农民对传统和权威不再盲目迷信,而是根据自己新的社会位置和生活阅历来进行重新估量。他们对村庄政治体系施加给他们生活的影响或潜在的影响开始有所认识,并对村庄政治开始发挥一定的作用。[5](P.145)
(三)从政治心态角度分析:由封闭保守向开放进取的方向转化
传统社会的的不流动性,“家国同构”社会结构的同一性,小农经济、计划经济的封闭性,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农民的手脚,禁锢了农民的头脑,形成了农民封闭保守的传统政治心理,参政被认为是掌权者的事情,民众最多做个看客而已。于是在政治上表现出安于现状、求稳怕乱的政治心态。一方面农民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另一方面农民对政治生活不感兴趣,不介入也不关心。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促使了个体意识的萌发,平等、自由、权利等观念开始深入民心;另外,随着乡村社会流动性的增强,电视这一传媒工具在乡村的普及,特别是随着村民自治的兴起与发展,农民对政治信息的吸收和对政治过程的进入也逐步增多。于是,农民的政治知识和对政治过程的实际感受与日俱增,农民对政治有了切身的感受,农民的认知水平和判断能力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而他们开始关注政治,从当初被动地担心国家的政策会不会变,发展到主动关心和影响政府的政策,通过各种渠道介入国家和乡村的政治生活,尤其是对本乡本土本村直接关系到自身利益的政治事务予以高度关注和参与。
(四)从法律认知角度分析:从畏惧转向认同和信仰
西塞罗曾经指出,为了自由,我们才能服从法律的论断。而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只能通过法律之神保障。传统的中国社会,法律只不过是皇权和拥有特权者的“拐杖”,法律始终属于专制权力和宗法伦理。在改革开放前,广大农民对法律、法制等几乎没有概念,他们在遇到各种矛盾与纠纷时,更多的不是找法律,而是按风俗习惯办事或采取“私了”方式解决问题。权大于法、情重于法、耻于诉讼等与现代法治原则相左的传统习惯深深地影响着人们。我们知道,法律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必须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国家强制力,二是受控主体对该规范的价值评价力量。法律的实现其根本保障归结为由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组成的国家强制力,但这不是惟一。法律的落实和推广,在很大程度上还得要依靠民众对法的价值观,有了这种价值观,人们才能会认可国家强制力的公正和必要,也才能从内心支持和拥护法律。而中国农村的社会政治生活一直缺少法治的传统与实践。改革开放后,农村的各项政策、体制逐步确立,农村的政治生活从学理意义上进入了法治化时代。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随着外出打工的农民数量的增多,随着农村与外界交流的日益频繁与交流范围的日益扩大,随着村民自治的不断实践,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逐步对法律有了认识和接触,逐步形成了对法律的依靠心理,对法律有了自觉的要求,开始形成利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的意识,从农民表现出的维权方式反映出他们对法律的认知态度。
目前农村村民的政治文化是分层的、多元的,表现为不平衡性、滞后性和复杂性,既有公民文化、臣民文化,也有顺民文化。在他们身上还或多或少留有传统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观念,影响着农村政治秩序和基层民主的发展。
1.村民的现代民主意识尚未真正确立
民主意识、民主能力的培养离不开民主实践的锻炼。由于村民自治的时间毕竟不长,而历史的积淀和传统的影响很深。因此,在农村,现代的民主意识还未普遍确立,农民思考问题还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对村委会选举看起来组织的热热闹闹,但人们往往并没有感到他们是在履行自己庄严的民主权利,对国事、村事缺乏了解、缺乏兴趣,缺乏热情,难以真正参加进去。
2.家族中心的心理依然存在
传统农民政治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根深蒂固、普遍存在的宗族观念。村民们的“族民”意识重于“公民”意识,在行为中往往有意无意地以宗族组织的利益为界限,村民自治中的选举往往成为家族间争夺领导权的竞争,有的地方出现了为家族利益买卖选票、贿选、控选等现象,从而使得村民在参与选举活动中自身的政治意愿不能得到真实、自由的表达。
3缺乏整体观念和危机意识
由于市场经济引起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有的农民把它片面地理解为赚钱经济,为了眼前个人利益急功近利,侵占集体财产,浪费集体资源,不关心集体的长远发展,只管“自扫门前雪”,对国家大事和乡村公益事业漠不关心。
三、当前农村政治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当前农村政治文化的发展应立足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背景,对传统文化进行符合时代精神的新的解释,再现并光扬其具有现代生命力的根本精神,以实现创造性的转化。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得上构建与现代民主历程相适应的新型农村政治文化。具体而言,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从制度入手,进一步理顺乡村治理体制,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的效能感,激发农民政治参与的热情
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基层民主,首先要杜绝政治制度的形式化,确保政治制度的效能,确保农民的政治功效感,从而增强农民的政治参与积极性。
新农村政治文化视角中的农民应当具备参与的意识,拥有参与的责任。现阶段在农村推行的一系列政治体制建设的一个中心任务就是如何唤起农民对农村政治建设的参与热情,这决定着农村政治发展的成败。这需要农村体制、机制上的改革,需要有良好制度的支持。一是政府应当完善村民自治的相关法规制度建设,改变当前不合理的村乡(镇)关系。在当前我国农村公民社会发育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在农民还不具有足够的能力很好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时候,适当干预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政府理应对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践和完善、对农村社会的治理负起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这是政府义不容辞的义务。但这种干预应该是适度的,应当是一种宏观的指导,它不应当干涉村民代表的选举,不应该插手村民委员会的内部事务,更不应当把村民委员会变成自己的下级行政组织。政府的行政干预必须退缩到一定的领域限度内,减少对诸如村民选举、村集体事务直接的行政干预。政府还应当为村民提供适当的制度化参与渠道,倾听村民的心声,营造社会公平公正的氛围与和谐的社会关系。二是政府应当规范农村、农民的一系列政府行为,调适干群关系,杜绝少数乡村基层干部对农民利益的践踏。[6](P.124—125)在村民自治的民主政治实践中不断扩大农民参与社会治理空间,使广大农民这一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其政治愿望和利益诉求。农民也只有积极参与到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中,并从中获得其政治利益,他们的参与意识和参与热情才能被调动起来,他们的参与能力才能得到锻炼和提高。
(二)从教育入手,加大农村文化教育投入,提升农民的民主意识和法律意识
政治文化的培育和发展离不开“人”这一最基本的单位。在农村,村民个人的文化水准直接决定了这个区域的文化水平。很难想象在一个基本科学文化素质落后的地区奢谈政治文化,也很难想象,缺乏基本文化素质的村民会具备接受民主意识和先进理念的条件。正如列宁所言:“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传闻偏见,而没有政治。”[7](P.200)因此,要培育村民的现代政治心理和现代政治文化意识,相当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做好农村基本的文化教育。实践也证明,凡是具备了一定文化水准的、受过基础教育的村民,他们的政治观念、民主意识明显强于一般人。他们不仅有更强的自信、对一些基本政治概念有更准确的理解,也有更强烈表达自己观点的欲望。在目前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经济还不富裕、社区办学力量较弱的情况下,应当充分发挥政府的优势和作用。县乡党委政府和村“两委”应当在坚决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不断提高村民科学文化素质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健康有益的文化活动,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增强民众的民主与法制观念。而且新农村政治文化视角中的农民政治参与应在法制的轨道中运行,农民必须具备现代的法制意识,这也是当前新农村政治文化建设的应有之义。这就需要加强对农村的普法教育及其宣传力度,同时,政府特别是基层乡镇政府必须依法行政,确立法制的威严和神圣地位,培育农民的现代法制意识。
(三)从实践入手,疏通和健全农民政治参与渠道,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的能力
政治参与的质量不仅取决于政治参与主体的素质,还取决于参与渠道的多少和畅通程度。就法理角度而言,我国已经建立了诸如村民自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和信访制度等多种可以吸纳农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但从事实角度看,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渠道还有待健全和拓宽。这一方面是由于现有制度吸纳群众参与的功能尚未有效发挥,另一方面而是由于形势的发展会不断催生新的政治参与形式,迫切需要提供制度化的渠道加以规范。具体而言,一是要充分相信农民政治参与的能力,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深入开展以直接选举、公正有序为基本要求的民主选举实践;以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议事为主要形式的民主决策实践;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为主要目的的民主管理实践;以村务公开、财务监督、群众评议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监督实践。鼓励农民充分利用已有的制度化参与渠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二是要加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特别是地方人大和政协应增加农民代表和委员的数量,健全候选人制度,保证代表的质量和选民的权利。地方政府也应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更多的吸纳农民参与,给农民更多的政治参与机会。三是完善与农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的乡镇治理机制,实行政务公开,依法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四是健全和完善信访制度,拓宽农民表达自身利益的渠道。五是建立健全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制度。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不仅可以培养新型农民、促进增产增收,同时,作为农民利益群体的代表可以与政府、基层组织进行沟通,反映农民诉求,从而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保护农民的权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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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政治文化与政治人格 篇4
社会的稳定和有序需要政治权力的发挥, 但赤裸裸的暴力不免让人过度紧张和敏感, 要实现长治有效的安定局面, 体现阶级统治的合法性, 还必须通过政治文化的潜在感化, 需政治体系、政治过程和公共政策层面的力量。英国人类学家泰勒认为:“文化是一个复杂总体, 包括知识、信仰、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一员所获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1】所谓政治文化是文化的一种, 它既可指理想的政治生活, 也包含一整套的行为准则、价值信仰、精神技术。在政治学中, 政治文化是社会成员对政治的认识、情感和价值判断与取向。根据人们对政治组成部分的态度是否一致, 可分为强制性的政治态度和非强制性的政治态度。与之相关, 个人对政治问题的态度要么正相关, 要么负相关, 甚至不相关。在封建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 上层和知识精英垄断政治文化的话语权, 普通公民总是被动参与政治文化的生产、创造和传播即被政治化, 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依从程度都较低。
一个政策能否获得公民的认同或是否合法主要取决于传统的习惯力量, 现实的合规性、程序的正当性、民族的禀赋和心理。依阿尔蒙德地域性的政治文化、顺从性的政治文化和参与性的政治文化划分, 人们对政治参与程度依次递减, 要么对政治体系无政治要求、要么被动接受、要么千方百计接近政治系统, 改善自身处境而变得积极主动。为什么如此悬殊呢?大概是:人们手中掌握的政治资源多寡不同, 信息向政府、社会组织、权威机构的不合理聚集。普通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对政策过程、决策制定难以把握。
二、自然人到社会人
个人脱离社会或远离政治是不可能的, 不论愿意与否都直接或间接参与其中, 争取自己的权益。比如, 由于户籍制度、居民登记制度、税收制度、教育资源的分配制度, 公民从居住地、家庭构成到职业和收入等等方面都受到公共权力无所不在的渗透, 受政治权力统治和支配的人群范围已无限扩大。这种“政治化”还表现在政治权力越来越积极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比如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的医疗、教育、环境治理水平明显成为了人们的基本生活条件的考虑变数, “福利国家”或“福利政策”不断地扩展到人类政治之外生活的方方面面, 个人在宗教信仰、教育、爱好、经济利益等领域越来越缺少独立性和自主性, 日益被纳入社会价值规范建构之中, 学生单纯的学习动机中植入了奖学金、光宗耀祖的价值功利符号, 政府有目的的奖励制度对艺术家的排序, 体育运动被用作发扬“国威”的工具, 自然而然每个人都有意无意接受这种制度安排、被“政治化”。
现代政府大都在进行政治社会化的努力, 但对公民政治人格的塑造仍然任重道远。日本政治学者加藤节认为, 现代的人们“政治冷淡”正在扩大, 个体对政治机制的日益复杂已感到无力和疏远并且变成了社会化、组织化的机构中单纯的元素, 无法理解自己与政治总体状况之间的关系。同时, 由于生活压力使得我们无暇关心政治, 在大众传媒的功利主义支配下被“政治化”。可是, 果真我们就能远离政治的域场吗?答案是否定的, 个人的自由、平等、民主、健康、生命权力必须由政治来框定、保护。无序的生活状态可能使人陷入霍布斯所认为的人与人的战争, 人类要克服自身的弱点, 需群体和国家的庇护, 规避种种风险和不确定性。
三、政治的世俗化
政治社会化是一个特殊的过程, 指个人学习、获取政治价值规范、概念, 养成政治态度的过程, 它是持续、贯穿人一生的。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差别在于:传统社会, 政治文化总是自上而下灌输, 强调权威的作用, 信息资源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普通民众被动接受, 传递渠道单一;现代社会, 工业、教育和大众传播工具影响和覆盖的范围广, 人们很容易形成“世俗——理智”型态度;个人变得比较理性, 对政治决策、政治录用有较强的参与热情和控制能力并懂得如何使用政治技巧保护自己。
政治社会化是政治的现代化和世俗化, 其组织和机构不仅有家庭、社群、同辈团体、学校、传播媒介, 还有电子信息手段、竞争性选举、投票、街头抗议等。政治世俗化使得政治精英对政策考虑越来越慎重, 越来越考虑社会的反应;同样, 政治世俗化使得个体更优越、更自信地表达利益, 积极参与政治, 谋求社会利益和自身价值的结合。个人与政府的交流、互动增强, 公民的民族、国家认同感有了制度性的基础。但政治世俗化可能提高政府的绩效, 也可能造成缺乏权威, 政治决策低效, 国家的社会统合能力降低。在这个过程中, 要注意传统的价值观、文化符号、民族国家观念的继承, 尤其在中国这样集体主义观念强烈的国家, 在提倡个体自由、个性解放之时, 必须兼顾民族国家的统一、政治共同体的体认, 本民族身份、文化的认同。
近现代社会不乏成功的政治社会化例子, 比如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地位的取得, 与其长期的根据地建设、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革命宣传鼓动不无相关。但是, 不成功的政治社会化也是常有之事, 比如, 台湾地区自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老兵赴大陆探亲以来, 广大台湾民众的确获得了渴望已久的民主、自由权利, 可是整个民主素养并没大幅度提高, 政党派别相互杯葛, 为反对而反对。更为严重的是民进党操纵选举、制造民主假象、激化族群矛盾, 去中国化和撕裂民族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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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的民族性与民族的政治文化 篇5
政治文化的民族性与民族的政治文化
世界是各民族人民所共创的,由于各个民族生活的自然环境、经济制度、政治生活结构的差异,使各民族的政治文化有着各自的`特点,形成我们所说的文化的民族性.
作 者：欧阳小聘 孙益全 刘成锦 Ouyang Xiaopin Sun Yiquan Liu Chengjin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商学院,四川南充,637002刊 名：绥化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SUIHUA UNIVERSITY年，卷(期)：200727(2)分类号：G03关键词：民族 政治文化 民族性
改进农村思想政治工作 篇6
一、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党风廉政建设的不断深入，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农村思想、政治、宣传工作将面临一个全新的模式，大量的利益关系、社会问题和矛盾纠纷在这个层面集中反映出来。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在做好解疑释惑、理顺情绪、形成共识、凝聚力量，建设和谐文化，创新社会管理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1、认识不足，地位不高。宣传队伍自身素质和业务能力还有待提高。有的宣传文化干部眼界不宽，创新意识不浓，在新形势下对如何策划活动、如何调动群众积极性方面探索不够，在打造特色亮点上办法不多，总感觉“老办法行不通，新方式跟不上”；有的在知识和能力储备上缺乏底气，对新知识、新事物、新规律认识不充分，对政策法规学习研究不透彻，不善于理论联系实际；有的危机意识淡薄，安于现状，进取精神不足，工作质量满足于一般化、完成任务，缺乏钻业务、出精品的拼劲、闯劲。思想政治工作成为开展政治运动、应付上级检查、突击开展群众思想教育的临时性措施，而没有真正成为理顺群众思想、化解基层矛盾、助推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往往是要开展政治学习了，就想起了它，在征地拆迁、就业安置等工作做不动了，才用上它，风头一过，束之高阁，使思想政治宣传工作开展不稳定，系统性不强。
2、力量不足，创新不够。人员配置上，大部分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队伍都是由乡镇的宣传委员兼职，没有配备专职的宣传专干，个别乡镇安排办公室工作人员兼任宣传专干，宣传队伍严重缺乏，思想政治工作群体薄弱；硬件设施上，普遍呈现缺乏阵地、缺少宣传设施、缺少宣传工具、缺少活动经费的状态，造成工作创新不足，一方面是农村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员年龄偏大、思想模式固定，对于新的宣传方式、宣传手段接受慢，工作精力也十分有限，另一方面是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经费太少，无法使用更新、更好的手段。
3、脱离实践，效果不佳。大部分农村干部对思想政治工作思考不够，而是被动等待上级安排，再依葫芦画瓢部署，而没有与农村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同时，由于力量不足，相对于经济发展，思想政治工作总是慢半拍，使得思想政治工作既不能针对群众思想上的问题答疑解惑，又不能融入农村工作助推实际问题的解决，使得大部分农民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就是“政治秀”，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不愿参与其中，工作效果不佳。
二、做好新形势下农村思想政治宣传工作的几点思考
第一、要创新思想政治宣传内容。把农村思想政治宣传上升到事关社会稳定和谐的战略高度。思想政治宣传工作不能仅仅“唯上”，在宣传党的大政方针的同时，更要联合文化、教育等部门贴近百姓，做好与百姓利益相关的政策宣传，要把“走基层”活动深入开展、广泛开展下去。基层是社会矛盾集中体现的“显微镜”，比如子女就业上学，退耕还林、征地补偿、婚姻家庭等问题。这些都在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在这种状态下，做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只有把农民的思想政治工作做细做实，群众的思想通了，对社会的怨气散了，矛盾才能化解在基层，社会才能长治久安，和谐发展。所以，我们要通过长期的思想政治宣传教育正本清源，划清主流和非主流的界限，让广大农民认清唯心主义的、反科学的、低俗的、不健康的、自由主义的东西，用主流思想占领农民头脑，使农民更好的对社会各种现象进行理性思考和判断。达到用宣传思想工作武装人、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的效果，
第二、要创新思想政治宣传工作思路，增强思想政治宣传的敏感性和针对性。当前，许多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工作，如果只是采用应急式、运动式宣传，就不能把政策讲明、道理讲透，解疑释惑，就不能起到宣传、引导群众的作用。所以，要规范思想政治宣传工作，必须把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发展等工作一起部署、一起考核。充分发挥镇、村党支部的龙头作用，结合农村党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精神文明建设等工作，组建一系列群众自治性质的宣传队伍，为思想政治工作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完善农村舆情信息收集上报、宣传工作激励和考评等方面的制度，用制度促进思想政治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同时加强资金保障。采取多条腿走路，凡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中涉及的重大项目建设，纳入财政预算，按比例投入。对长期宣传教育活动所需经费，要建立专项基金，明确资金来源。
第三、要创新思想政治宣传形式。对于重点要宣传的工作，一定要结合时政，注重活动前的策划。宣传干事要善于从常规事件中挖掘闪光点，结合时政寻找好的角度制造新闻点，发挥榜样的作用。要坚持服务大局、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的原则，研究思考如何把思想政治工作融入到农村建设、文化教育、管理服务等工作之中，探求新的工作思路。宣传思想政治工作，不是我们宣传什么，群众就接受什么，而是什么吸引群众，群众就选择什么。因此，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一定要紧扣时代的脉搏，分析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因人而异，因事施教，有针对性地进行宣传思想教育。比如，在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方面，要重点宣传尊老敬老、家庭和睦的范例，教育农民尊老爱幼；在关心爱护、扶贫济困方面，要重点宣传助人为乐、拾金不昧的好事，教育其自强自立、转变就业观念；对农村的流动人员和青少年，要加强法制教育、社会公德教育。这样，思想政治工作才不会泛泛而谈、空洞笼统、留于形式，才有吸引力。要深刻认识“三贴近”，准确把握人们思想活动的特点和规律，做到生动活泼、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加具体实在、入情入理、可亲可信。不能只是简单地开个会、读个报，而要从改进活动载体、手段入手，通过生动活泼的形式，春风化雨、潜移默化地把群众吸引到活动中来。要寓教于文。适应农民对文化生活的需求，深入开展创建“学习型家庭”活动，发挥乡镇文化站、农家书屋等各种活动阵地的作用，引导群众在学习中提高、在交流中构建共同的思想基础；要寓教于宣。要发掘先进典型，加大正面宣传力度，用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人和事来启发、教育群众，及时引导，针砭时弊，弘扬正气，用正气熏陶人、影响人、改变人。
第四、要创新思想宣传阵地，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不竭的动力。提宣传干事必须与时俱进，加强计算机应用知识学习，掌握必要技能，建立电子信息传递渠道，顺应正确的舆论导向，多联系、勤沟通，充分运用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积极发挥高新科技成果的作用，推动各种文化传播方式的互相融合，对干部群众进行开放式、多渠道、多角度地宣传教育，扩大思想政治工作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不断增强宣传工作的能动性和时效性。要夯实工作基础，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提供硬件支撑。一是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公共宣传设施和文化设施，要切实加强阅报栏、黑板报、宣传橱窗等宣传阵地建设和乡镇文化站、农家书屋、居民健身广场等文化设施建设，让群众学习有地方、活动有场地，思想时刻受到先进文化的熏陶。二是要规范工作运行，把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打造成推进农民自主管理的强大引擎。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花大力气及时解决社区居民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种“急、难、愁”问题，形成服务保障网络，使广大居民的衣、食、住、行等生活方面的基本问题得到解决，增强农民对社会的满意度，这样思想政治工作就有了基础和支点。当前，大部分农村都建立了党建、精神文明建设、社会治安整治等群众组织，这些组织直接面对群众，具有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先天条件。这些人思想觉悟高，工作干劲大，工作经验足，在群众中有威信，特别是一些老党员、老劳模本身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活教材”，用好这支队伍，思想政治工作更具说服力和感染力。利用这支隊伍，把思想政治工作融于涉及群众利益的各项具体事物中，更易于群众接受。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民成为部分社区居民的另一种身份，这个群体相对文化素质较高，对思想政治工作有着理性的认识，如能利用这个群体组建“思想政治工作网宣队伍”，不仅能扩大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力和覆盖面，长期在外务工人员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也迎刃而解。
农村中学中考政治复习备考策略 篇7
一、抓基础, 帮助学生构建完整的知识框架体系, 系统把握教材内容
学生在复习中, 要对基本概念、基本原理有深入的理解, 对相关知识的联系、教材的知识体系、逻辑结构都要有清晰的认识。教师要督促学生通读教材, 必须知道每册教材, 每个章节, 每个题都讲了哪些问题、哪些知识点, 这些内容有什么联系等。从整体上把握教材的内容, 使之在大脑中形成一个大概的网络结构。这样有些概念, 原理只需要记住几个关键词就可以把知识完整地复述出来。
二、重应用, 把基础知识和时政热点、现实生活联系起来, 让学生学会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在教学过程中, 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热点, 关注自身生活, 关注家乡建设与发展, 教会学生学会运用所学知识对社会生活和现象进行理性思考, 强化道德认识和道德践行意识, 努力提高学生的认识水平和思想道德水平。同时要加强时政热点材料的搜集、整合和变式训练, 做好与教材基础知识相结合。引导学生把视角移到现实生活中的热点、焦点问题上, 可以让学生应用基本原理、规律去分析问题, 在实践中提高学生多角度、多层次解决问题的能力。只有这样, 政治课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才能得以实现, 只有这样学生学习政治课才能尝到甜头, 才会产生学习兴趣;只有这样, 才能在实践中提高社会适应力, 并逐步养成善于观察问题, 分析问题的良好习惯。
三、讲方法,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 调动学生参与课堂教学, 提高学习效果
复习应以课本知识的归类和系统化为基础, 针对教材重点及社会热点, 学会用知识来观察、分析社会问题。根据知识间的内在联系总结出一定的规律来掌握其他类似的知识。教师可利用课本的各种材料, 如史实、事例、数据、插图、漫画、名言等, 编制一些开放性试题, 锻炼学生的表述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
在复习中, 最重要的还是要加强日常训练。这样对学生应考有好处。每课的课后练习都要做, 还得编制一些模拟题让学生随堂测试, 让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做好规定的题目, 可以训练学生解题的速度, 检测学习效果。尤其注意对学生测试试卷的讲评, 讲评一定要注意针对性, 对学生普遍存在错误的题目, 要认真详尽地给予分析, 让学生不但知其然, 还知其所以然。这样, 既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又可提高他们的理解能力和综合素质。
四、订计划, 明确每一个阶段的复习重点, 制订合理的复习计划, 并严格遵照执行以保证复习质量
制订严密的复习计划是提高复习质量的根本保证。一般农村中学学生学习的计划性不强, 许多学生天天都在看书, 但每天看的都是第一章, 直到考完试了书都没有看完的学生大有人在。所以老师要指导学生作好复习计划。按照学生的学习情况和知识基础制定相应的阶段目标。一般而言, 学生复习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开展第一轮的总复习, 要求通读教材, 强调以复习课本基础知识为主, 主要任务是构建知识结构图, 对各种知识进行梳理和归纳, 帮助学生构建完整的知识框架体系, 系统把握教材内容, 使知识系统化。这一阶段最为关键, 只要这个基础打好了, 那以后的复习就会事半功倍。
第二阶段:进行综合复习, 以培养提高同学们的解题能力为目的, 结合时政热点和分专题进行讲解。让学生把相关知识点串联起来综合记忆, 搞清楚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把基础知识和时政热点、现实生活联系起来, 让学生学会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大约也要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来完成。
第三阶段:主要抓“重点”中的重点, 进一步提高同学们的综合分析能力, 做好查漏补缺工作。教师着重强调和讲解重点、难点和疑点, 并适当拓宽知识, 有联系的知识点要讲清。此外, 对学生多加鼓励, 增强学生自信心, 引导学生以良好的状态迎接中考, 必定能够考出好成绩。
参考文献
[1]田雨.中考政治复习课应注意的几个问题[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9.11.
浅析英国政治制度特点及其政治文化 篇8
要了解英国的君主立宪体制,首先就要了解英国的宪法。大部分学者都承认英国有宪法,只是有自己的特点,不像大多数国家那样汇编成一部法律文件,而是由分散的宪法性法律、惯例等组成。国外学者称之为“不成文宪法”“柔性宪法”。只有在认识宪法的的基础上才能更深刻地认识英国的政治制度。
一、英国议会
议会作为英国的重要组织机构在长时间的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议会至上”的原则。英国议会由英王、上议院、下议院共同组成。议会和内阁虽掌握实权,但议会由英王、上院和下院组成,其中上院是贵族院,是主要西方国家中唯一以贵族政治为基础的政治机构。②英王无实权,代表贵族制的上议院和代表共和制的下议院经过了长时间的争斗,权力逐渐从上议院转移到下议院。英国议会的权力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分别是立法权、财政监督权、行政监督权和司法权。其中司法权由上议院独有,它可以审理贵族的案件,也可以审理下议院的弹劾案。根据法律,立法权、监督政府财政和行政的权力归属于下议院。1911年《议会法》确认了下议院的政治优势地位,作为一个惯例,首相必须来自下议院,内阁成员也很少由贵族担任。③
(一)立法权是议会最重要的权力
在英国任何法律草案的通过都要经过上下议院通过和国王的批准后才正式公布于众,产生法律效应。英国对于不同的议案有着不同的立法程序。
政府议案。在经过充分调查和研究后由政府大臣起草经由内阁同意,由政府提交下议院倡议,下议院经过一读、二读和三读,最后由国王批准,成为具有权威性的法律。经过下议院审议后的草案,也要递交上议院同样经过一读、二读和三读的程序。
私人议员议案。是由不在政府中任职的后座议员提出,同样也要经过三读。私人议员的议案很难通过,它的审议过程很复杂。议案的提出通常有三种途径,分别为抽签、不经过抽签、十分钟规则。虽然私人议员议案很难被议会审议通过,但也有成功案例,例如1965年的谋杀案、1967年的堕胎法、1969年的离婚法。
私议案。涉及私人、社团和地方利益的并由私人倡议的议案。它的审议与政府议案的审理程序相同,它对英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着重要作用,但现在很少采取私人议案立法。
(二)议会的财政监督权
第一个方面是批准公共开支,公共开支包括每年立法批准的和“统一基金”两类。后者包括王室年俸、国债利息、下院议长和反对党领袖的薪水等。第二,批准税收方案,根据国家的实际经济状况来确定税收方案。第三,审查公共账目,英国设有公共账目委员会、审计总长和财政部组成的监督机构对英国的财政进行严格的监督,这样可以有力地防止腐败。
二、英国政治制度的特点
英国的君主政体历经漫长演变,有辉煌、有衰落,一度被取消,又曾复辟和被改造。④在这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英国政治制度产生其特有的特点。
(一)君主制和民主制的互相结合
传统上的君主制和民主制有着不同的涵义。君主制通常指的是君主的统治,而民主制是指由多数人的统治。理论上不存在一个国家可以同时由君主和大众来统治。在英国的政治制度中,虽然保留了国王,但是在实际的政治中,君主也只是具有象征性的元首,没有实际的权力。国王的作用体现在政府的各项政策法律都要通过国王来颁布,然后才可以实施,并且政策和法律的执行也要在国王的监督下进行。例如两国签署条约、宣布战争的开始和结束和任命首相等。
另一方面这些政策不是由国王单独决定和颁布实施的,是由议会或者内阁决定的。议会的下院又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内阁由议会产生,内阁要对议会负责,是人民的代表,这体现出了人民主权的原则,可以很大程度影响着国家政策的制定。所以说英国的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是君主制和民主制完美的结合。
(二)信奉“议会至上”的内阁制
英国议会的构成形式是由贵族组成的上议院和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下议院共同组成的。两院都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由于英国资产阶级的改革出现得较早,受到当时一些思想家的影响,包括洛克、孟德斯鸠等。他们的思想使得英国民众对于主权在民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
在英国,中央政府的领导机关实际上是以英国首相为首的内阁,它作为最高的国家行政机关,内阁的组成和换届都遵循一定的原则。首相是由在英国大选中获得下议院多数席位的政党或者政党联盟的领袖来担任。
(三)保守党与工党两党共存
保守党和工党两大党派是目前英国政坛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政党,可以说这两个党派掌握着英国政坛的舵手。除了这两大党外还有一些小党,但是由于政治和历史原因,他们都很难在现在的英国政坛上有所作为。英国议会和内阁可以说是党派的议会和内阁,无论哪个党派在大选中获胜,那么这个党派就可以控制议会和内阁。
三、英国政治制度的文化分析
英国在世界上最早开始实行资本主义,经过长久的发展,被称为日不落帝国,在政治上虽然没有成文法的颁布,但是其经过历史检验的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带给英国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政治体制也没有太大的动荡。形成这一独特的现象的原因应该与英国独特的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英国的保守主义的政治文化对政府体制的影响
陈晓律认为:“英国保守主义是一种稳重守成的力量。它并不一味地反对进步,而是对变革的进程和程度持稳重态度。当尚存的制度能维持和继续时,它就坚定地守住阵地,不肯变革;但当已有的体制不能够满足现实的需要时,它就允许某种程度的变化,并在这个新的变化的基础上守住阵地,成为反对新的变革的力量。”⑤所以说英国的保守主义的保守并不是绝对的保守,它的保守更多体现在对传统的保护和对变革持一种小心谨慎的态度上。
英国的这种保守主义可以从“光荣革命”中对改革的态度看出来。伯克认为,英国的光荣革命虽然打破了保守的一成不变,但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变革,因为它不是变革,是对传统的一种保护,是为了保护传统而稳重地改变。英国人为了保护他们的传统,努力地做到历史的传承,所以在碰到需要变革的时候,保守主义者们是犹豫的,因为他们不知道变革的结果会是怎么样的,但是国家的情况却到了必须要改革的时候,所以保守主义对改革的步骤和进程是持非常稳重的态度,保守主义希望变革不能过于激烈。所以说英国的保守主义并不是顽固不化的,他们对新事物的态度也不是盲目反对。他们在政治制度上的态度表现为“旧瓶装新酒”,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上新的改变,但原来的基本结构不改变,这种有保留的变革,英国的国王和贵族的存在就是最好的证据。
因此,英国民众对于贵族的态度是不排斥,而是想融入进去,那是一种自我价值的肯定。当全社会的人都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去向一个精英阶级看齐,那么整个英国社会就充满着贵族精神和精英阶级,并且全社会人人都有着绅士风度。随着民主化的发展,虽然贵族这一特殊的存在与民主格格不入,但是英国人却接受它的存在,让他们成为英国的象征,不再给与他们政治权力,而是成为整个英国人民的精神追求。
(二)岛国的政治文化心理
英国是一个典型的岛国国家,它的领土是由大不列颠岛、爱尔兰东北部和5500多个小岛构成。由于地理位置的因素也决定了英国人独特的文化心理。这种独特的文化心理表现在对传统的继承上,由于四面环海,所有英国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免于战争,这就导致英国人对于历史的继承是非常重视的。在政治上,英国人重视传统,安于现状。不追求大的改革,更愿意遵循传统。英国人注意保持自身特色,不随波逐流,自成体系,有自己的特点。
英国这种岛国文化心理主要表现在政治上,特别是在政治制度上。它主要表现为:第一,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由于英国人不愿意大的改革,所以他们没有推翻封建君主,而是另辟蹊径地采取君主立宪,国王成为虚伪元首,只具有象征性的权力,这样既没有破坏传统又进行了资产阶级的改革;第二,就是议会中代表贵族的上议院的存在,充分体现了英国政治制度的一个特色,上议院并没有实质性的权力。但是英国人允许它的存在,成为英国的一个政治机构。第三,英国的宪法是不成文宪法,这正是岛国的心理文化的表现,英国人注重传统,往往现在的一些事情都要从过去的经验中找到解决方法。这就导致英国人依靠判例、习俗和经验来代替部分法律的作用。这种政治制度的特点正是由于英国岛国文化心理的特殊性决定的。
(三)崇尚自由主义的政治传统
自由主义的实质,就是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政府的目的也是为了保卫人民的福利。因此,政府的权力不是绝对的,是要受到限制的,不仅要受人民的监督,也要受到政府内部各机构的制约。⑥
英国是最早开始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经过资产阶级革命,通过光荣革命,英国国王的权力受到限制,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群体逐步成为真正的权力的行使者。洛克在其著作《政府论》中写到王权应该是有限的,同时洛克也认为政府的权力是来自于人民的授予,通过签订契约人民将自己的权力交给政府,这点主要是强调主权在民,而政府只不过是为了保障人民的私有财产和人身安全的机构。在国王的权力行使上,洛克指出国王的权力应该限制在外交和行政上。国王的权力应该受到议会的制约,一旦国王不考虑人民利益施行暴政,人民有权推翻他。在洛克之后,密尔发展了洛克的思想并提出了“有限政府”这一概念,更加体现了人民爱好自由,对政府进行限制的思想。
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使得人民享有国家的主权,同时君主的权力受到法律的限制。英国的国王和贵族阶级虽然没有了实质性的权力,但是他们却以自己独特的魅力,成为世界政坛的独树一帜的特色。英国人崇尚自由主义的传统也缔造了独具特色的政治制度。
摘要：英国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其独特的君主立宪制的政治制度,并且英国政治制度有它自身的特点,这种政治制度的形成也有其特殊的政治文化的影响。本文是在简述英国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分析英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促使它政治制度产生的文化因素。
关键词：英国,政治制度,政治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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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曹沛霖,徐宗士.比较政府体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
[3](美)马丁·夏皮罗.法院:比较法上和政治学上的分析(张生、李彤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141.
[4]胡康大.英国政治制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10.
[5]陈晓律.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M].浙江:浙江人民学报,1991:124.
[6]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34.
农村初中思想政治课程教学探析 篇9
一、新课程标准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
初中思想政治新课程标准的理念是以初中学生逐步扩展的生活认知为基础, 帮助学生学习做负责的公民、过积极健康的生活, 引导学生坚持正确价值观念, 启发学生独立思考、积极实践。在做好课程知识转移的同时, 思想政治教学还要有效地帮助学生学会理解基本交往礼仪, 善于建立与人合作的良好人际关系和团队合作精神, 能够尊重父母和长辈, 遵纪守法、诚实做人, 勇于承担社会责任, 以正确的思想导向树人造材, 促进学生理解和坚持正确的道德观念、社会观念、价值观念。以生动活泼、丰富多样的教学方式, 联系生活实际、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尊重学生的情感体验和道德实践, 积极引导学生在初涉人生和成长的过程中, 形成良好的思想品德。
二、影响农村初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几个主要原因
首先是农村实际社会环境对学生的思想意识影响。在经济建设的带动下, 农村物质生活普遍得到提高, 但整体社会环境并不乐观。无论是内地经济欠发达地区, 还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物质追求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经济生活宽裕带来的赌博现象、享乐主义、攀比思想、物欲追求在当今的农村也是比比皆是。
其次是农村家庭教育方式简单给农村学生带来社会体验矛盾。尽管农村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意识也普遍提高, 但生活习惯和农村人口的自身教育程度相对城市人口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农村家庭教育方式单一, 无论是文化知识积累还是道德品质教育, 很多父母都是“口头形式”, 只是笼统说你要去怎么样做, 你要如何做人做事, 但没有具体的理由和引导方式, 甚至有些家长在孩子行为出格后怒骂、暴打一顿了事, 造成孩子的自身社会体验与课程体验的矛盾, 使他们对思想品德甚至价值观的正确方向产生误解。
再次是课本更新与社会发展速度带来的理论认知冲突。当今社会正以高速度向前发展, 网络化、信息化程度得到广泛的普及, 年轻人的信息更新速度已经远远超过课本所带来的信息获取, 而课程教材更新需要一个过程, 使得教材本身的价值与社会现状之间存在信息与新内容的脱节, 而被学生们忽视为陈旧的理论指导思想, 无形中影响了学生的思想政治课程的学习兴趣。
教材中消极现象、不正确的引导方式及理论与实际差异性大, 都不利于青少年思想品德成长与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建立社会责任意识。这些现象对是非辨别能力尚在成长的孩子们来说, 会形成一种消极的社会认知和正确价值观识别偏轨, 甚至会严重影响他们思想意识的健康成长。
三、如何做好农村初中思想政治教学
1. 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提高教学质量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本质注定了其严肃性, 一些内容对学生缺乏吸引力, 加之城乡教师配置差别带来农村初中大班化现象严重, 老师往往只能大体管住课堂纪律, 却很少能管到每一个学生都能够认真听讲。多年农村初中思想政治教学中, 笔者深感严肃的课堂背后是学生不严肃的内心, 做小动作、看其他书、心不在焉等行为普遍存在, 学生的思想政治课程实际学习兴趣并不强。
要完成好思想政治课程教学任务, 能够切实做到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做具有社会责任的公民、过健康的生活, 就要思想政治老师首先加强自身修养, 有效把握思想政治课程内容, 在《初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的指导思想下, 打破教材教纲的程式化教学模式, 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 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使枯燥无味的思想政治课堂变得生动活泼、趣味自然。
2. 通过课堂互动来培养学生学习兴趣
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是提高课程教学有效性的一种方式。兴趣是学习过程中最好的老师, 也是探索知识的动力所在, 一个学生只要有了学习兴趣, 自然会自主学习。思想政治教学, 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也是老师的一份责任, 是把学生的精力集中到课堂上来的最好办法。
互动性又是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的一种方式。课堂内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观念思想、道德修养、法制建设等问题的讨论, 课堂外指导学生通过小论文、读后感等文体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在互动中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 在参与中引导学生讨论兴趣, 在讨论与研究中加深对问题的探索。语文及数理化课堂的互动性明显高于思想政治课堂, 如何把思想政治教学课堂从枯燥的解读性教学转向趣味性教学, 是每一个思想政治老师必须思考的问题, 通过有效的互动把握来激发学生的课堂热情和提高学生的课堂兴趣, 实现教学有效性, 照本宣科只能更大扼杀学生在课堂上的积极性。
3. 进行实践教育来提高学生社会认识
实践是人类在一定社会组织中, 有目的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物质性活动。实践是主客的桥梁, 也是认知的基础。实践活动是认识的来源, 是认识发展的动力, 是认识正确性的检验标准, 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初中思想政治课程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帮助学生客观地认识社会、建立道德品德意识、承担社会责任、树立人生价值观。而实践教育正是理论解构的最好演示, 也是观念性理论的社会化结合解释。关于教育实践, 卡尔认为:“从事教育实践总是必须先有一种理论图式, 这种理论图式同时又是构成这种实践的要素和理解其他人的教育实践的手段。”初中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 不仅仅是帮助学生有效地进行社会认识, 更是有效地引导学生把道德品德、思想觉悟、社会责任落实到生活环境中, 有效地辨别是非, 正确地建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责任心。
目前社会人口结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独生子女化, 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了价值取向多元化, 个人主观意识强烈, 私利性明显。如何调节好思想政治课本知识与社会发展现状之间的差异, 无疑是初中社会教师控制课程解读的一个重要内容, 即能够把社会发展的前沿性与理论架构之间有效地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最好的方式, 只有通过正确把握的社会实践来完成, 通过社会实践来提高学生对社会的正确认识, 消除存疑和社会不良现象带来认识偏轨, 在社会认识中理解公民社会责任与公民道德规范, 实现依据初中学生逐步扩展的生活认知为基础的新课标指导思想。
4. 通过正确引导来培养学生的价值观
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 特别是信息化、网络化迅速崛起, 使当代人身上普遍存在着价值取向多元化。尤其是网络成了社会信息传播的重要途径, 网络化发展一方面快速地传播着热点信息, 确保社会化透明度加大, 不仅开阔了年轻人的社会认知视野, 还增加社会化信息量;另一方面一些过激的言行和社会矛盾问题也同时呈现在信息接受者的视野里, 这些信息很容易对思想和身心处于发育成长阶段的初中生起到负面导向, 引发思想偏离客观轨道的反面后果。针对这种社会现象, 尤其要求初中思想政治老师具有把握思想政治课程教学和社会实践的能力, 能够针对学生关注的热点、焦点、难点、矛盾点问题进行有效的引导和解析, 以此为契机培养学生正确的社会观、价值观, 帮助他们坚定社会责任的决心与信心, 成为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良好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心的积极向上的一代新人。
摘要：农村实际社会环境、简单的家庭教育方式以及思想政治课本内容滞后于社会发展速度等问题是影响农村初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原因。初中思想政治课程, 是正确引导这些身心处于成长发育阶段的学生成为有道德、有诚信、有追求、有责任的一代新人的教育基石。
关键词：思想政治课程,趣味性教学,社会实践,初中学生,价值观
参考文献
[1]潘家耕.论实践教育在创新教育中的作用[J].教育与现代化, 2000 (4) :70-73.
农村高中政治校本课程开发微探 篇10
(一) 有利于活化教学, 促进政治教学目标的实现
政治教学多年来留给学生的印象都是抽象、呆板、枯燥, 学生往往为了应付考试而对相关知识进行死记硬背, 考试一结束就把这些知识忘干净了。从2005年高中课程改革以来, 根据新的课程标准编写的教材一定程度上对这一状况做了积极改进, 教材的结构和内容都有了很大变化, 更加注重生活逻辑, 淡化理论知识, 教材中有了一些学生感兴趣的内容, 死记硬背的东西明显减少。
但是, 笔者在教学实践观察中发现, 政治教学的根本问题未能得以解决。一方面, 教材虽然版本多, 但多数省份教材版本一致, 基于高考的需要, 至少也是省内版本一致;另一方面, 教材对理论的淡化和考试对理论的需求产生矛盾。教学还是离不开理论知识, 学生对政治学习的兴趣依然有限, 政治教学在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方面的目标要求仍然难以实现。而开发校本课程却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 校本课程把具有生活化气息、本土化的材料带入教材中, 有利于政治教学目标的实现。
(二) 有利于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
政治校本教材的研发和使用, 有利于农村高中学生在课堂中学习、了解本土文化, 尤其是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情况。校本课程的开发既能使学生较好地融入课堂, 又能帮助他们深入地了解自己的生活环境, 有利于培养他们热爱家乡的情感, 使他们树立为家乡发展做贡献的理想。
(三) 有利于提升学生明辨是非的能力
政治学科内容丰富, 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哲学等内容, 校本教材的领域涉及本土、国内、国际, 这无疑为学生的政治学习打开了“窗户”, 他们既能了解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 又可以及时关注国际时事变化。此外, 校本课程在开阔学生视野开阔的同时, 也有利于提高他们对外界事物和自身观点行为的分析判断能力, 有利于提升他们明辨是非的能力。
(四) 有利于促使学生更好地融入社会
政治校本课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参与性强, 无论是模拟选举活动, 还是对话人大代表, 或是寻访本土文化, 都能引导学生带着好奇和兴趣参与到学习当中。这些形式多样的校本课程使得他们对社会的认知更为形象具体, 他们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家庭以外社会的存在和变化, 从而为他们走出校园融入社会奠定良好基础。
二、我校政治校本教材开发与实践
(一) 起步阶段
我校校本教研起步较早, 2005年左右学校就安排各教研组根据本学科特点以及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校本教材的编写并着手校本课程的开设。我们最早开设的政治校本课叫作《时事和政策》, 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特点, 定期给学生讲解国内外时事, 使他们了解国内、省内的重要政策。
一开始, 课堂很随意, 往往是根据学生的提议, 以及开课教师的兴趣和所能得到的资料选择课题, 但是由于处于起步阶段, 课程的延续性不够, 而且未能形成有效的考查和反馈机制, 学生的学习也缺少完整性和系统性。
(二) 发展阶段
到2010年左右, 校本教材的开发和使用成为一个热点话题, 学校也把这一问题正式提上日程, 对各学科校本课程的研究开发提出了明确要求。我们政治学科组多次专门开会讨论如何开发适合农村高中的政治校本教材。经过2~3年的摸索和实践, 我校围绕本地市场经济活动、本地社会管理、本地文化开发出了五本教材。第一册《钱的学问》, 高一上学期使用, 围绕货币知识、消费观念、创业就业、理财等话题谈关于赚钱、花钱的问题, 引导学生梳理正确的金钱观、消费观、创业观、理财观;第二册《公民在行动》, 高一下学期使用, 结合必修二《政治生活》, 设计了几个专题, 包括公民的政治参与、政府的管理服务、走近乡镇党组织、人大代表面对面、拉面馆的民族特色等, 引导学生了解社会政治结构、政府管理服务特点方式、党的地位与责任、人大代表的地位与权利以及我国的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第三册《生活中的哲学》, 高二上学期使用, 着眼于学生哲学素养的提高, 选择学生日常的生活事件和成长困惑, 引导学生用唯物和辩证的思想认识社会、认识自己;第四册《身边的文化》, 高二下学期使用, 以弘扬民族文化、了解本土文化为出发点, 着眼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通过走访讲座、参与制作等方式近距离接触本土文化, 感受本土文化的内涵和魅力;第五册《时事和政策》, 高三使用, 主要针对文科班学生, 帮助他们了解国内外时事, 熟悉国家大政方针, 培养他们的大局观和人文素养。
到2013年, 我校政治校本课程基本得以完善, 根据我校政治教师各自的教学特点, 分别开设相关课程, 在学生当中得到了较高的评价。
(三) 成熟阶段
有了相对完整的教材和一定的教学经验, 我校政治教师开始琢磨课程的有效教学模式, 如反馈和评价模式、学生学习的激励模式等。通过不断尝试, 逐渐形成了课内交流和课外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交流课程感想与撰写调查报告结合积累学分的考核模式和学期评奖的反馈评价模式。同时通过逐步规范课程的教学与考核, 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校本课程教学模式。
三、我校政治校本课程教学成效与问题
(一) 取得成效
经过多年的思考和探索实践, 我校的政治校本课程教学取得了一定成效。首先, 学生学习政治的热情和兴趣增加了;其次, 学生的个体差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照顾;第三, 本地乡村文化得以传播发扬;第四, 对学生的学业发展和未来职业选择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 存在问题
首先, 校本课程的灵活性和目前学校教育相对封闭的冲突。无论是时间安排还是安全需要, 都对需要外出调查了解的活动性课程造成较大困扰。其次, 学生学习的兴趣和意愿与高中教育教学直接面向高考的目标之间的冲突。很多学生都体会到了这一课程的价值和意义, 但出于高考的需要, 他们不得不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与高考相关的学科和内容上。最后, 需求过多和能力资源不足之间的冲突, 学生学习的需求日益多样化, 政治学科本身就是开放型课程, 信息量大、变化快, 这就要求教师要具备相当的学科素养, 尽可能搜集各种可以利用的资源进行教学, 但这对于长期扎根农村的教师而言有不小难度。
四、农村高中政治校本课程开发的建议与展望
(一) 要有特色
农村学校和城市学校有很大不同, 因此校本课程要立足本土、立足本校, 并因地制宜;要有地域特色、乡村特色、学校特色。通过梳理本地的经济政治文化, 对学生进行国情、省情、市情、乡情的教育。
(二) 要联系实际
校本课程和统一的教学课程不同, 不需要承担面向高考的任务, 却有着联系实际, 结合实际需要的要求。农村学校应紧密联系现代农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农民就业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与城市化进程等实际。
(三) 要培养教师
校本教材需要有专业性和开拓性的教师引领研发, 需要逐步建立相应的团队, 这就要求教育部门和学校要加大对教师的培训力度, 并逐步完善相关考评机制, 激励教师积极投入到校本课程的研发和教学中来。
校本课程是教材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教学个性化的重要载体, 相对于城市学校, 相对于其他学科, 农村高中政治校本课程的研发和使用意义更为重大, 学校政治教师责无旁贷, 因为这不仅是学生成长的需要, 也是教师个人成长、职业发展的需要, 更是社会和国家发展的需要。
摘要：新课程标准强调生活化教育, 注重生活逻辑, 政治教学需要这样。新教材在这方面也确实做了很大的努力, 但无论如何都难以避免整齐划一的模式,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依然难有亲近之感, 因此校本教材的开发势在必行。我校政治学科组针对我校学生的具体情况, 经过深入的调研开发, 开设了相关校本课程, 对学生开展了基于本土、本校的政治学科校本教育, 并在实际教学中得到了学生的普遍认可, 不但增强了学生政治学习的热情和主动性, 也为达成政治教学的目标做了有益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