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交易成本（精选十篇）
金融交易成本 篇1
关键词：交易性金融资产,结转方法
一个经济结构为了满足短时间内的销售需求而持有的资产就是金融性融资, 主要涉及到的内容是从二级市场购入的股票、债券、基金及权证等, 这些资产的共同目的都是为了差价的获得。经济结构体要充分地利用闲余的资金进行资产结构的调整, 在交易的过程中来获得差价收益。
1 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结转方法选择的原则
在资产负债日中, 因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是以公允价为标准来完成计算的, 资产档期的损失与收益通过它与资产账面差额来实现的, 因此在会计活动过程中不管使用什么样的策略首先应该保证的是资产账面金额也资产档期内的损耗的降低。笔者认为, 经济结构体应该根据自身资产交易的频繁性以及财务的管理状况来进行调整, 利用跟自身成本转换相适应的策略, 不过策略一旦选定了就不需要进行改变调整, 只有在实际运用中发现不合理问题的时候才可以进行优化完善, 通过这种方式来保证会计处理方式的合理性。
2 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结转方法的选择与比较
作为经济结构的一种可流动性资产, 企业购进和出售交易性金融资产, 它的流动性与存货的买入与送出有着密切的联系, 所以, 我们可以将其存货的发出, 销售的各个环节进行研究分析。根据相应的法律法规标准加以调整、加权平均法或者个别计价法确定发出存货的实际成本。因为不同的措施实施后的结果不同所以根据实际经验在交易中我们应该选择先进先出法或根据加权平均法对经济发展中的成本所耗进行分析选择。经济结构体应该根据贸易性金融资产的具体成分来对成本进行计算, 对于那些一次性购进或者卖出的交易性资产来说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可以根据刚开始阶段的购入耗费来进行结算;但是对于分阶段购入的资产则应该转向来进行出售, 而且在持有期间可能发生送股情况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每次购进时其成本都是不同的, 在最终售出的过程中对于所耗费的资金应该如何来计算?我们将对先进先出法和加权平均法的运转进行分析, 具体情况如下。
2.1 先进先出法结转成本
在会计活动中, 交易耗费和交易性金融资产进行比较, 其公允价值的总数是非常微小的, 它对损耗以及资产价值的影响非常弱, 所以, 在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将这种费用按照投资业绩来处理的, 我们可以将它算作是投资言行, 无法将其转变成交易性金融资产来进行统计。所以, 因此在设计过程中对于这笔费用不做考虑, 同时也不考虑交易性金融资产入账成本中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股利或已到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 通过这种方式将会计活动清晰地展现在大家面前。
比方说:2013年的时候一个经济体投资买了10000支股票, 其中每个的价格是5元。下半年又投资买了10000支股票, 单个的价格增长了1元。年末的时候卖买出3/4, 当时的时候市场上的单个价格涨了两元。通过转进转出的方法来获得差价收益。
(1) 购进时的会计处理:
2013年6月5日,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50000;
贷:存款50000。
2013年11月5日,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60000;
贷:银行存款60000。
(2) 出售时的会计处理:2013年12月6日,
借:银行存款120000;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80000 (50000+30000) , 投资收益40000。
通过这种方法来对经济体系结构的购进卖出进行调整, 首先买到的股票肯定能够早早出售。同时可以将这种方法用于一些比较容易卖出去的资产中。如果经常将其用于交易, 则采用先进先出法进行核算的工作量将较大, 另外也不利于股票均衡资产净值的获得, 对于财务部门来说无疑会增加投资的风险成本。
2.2 加权平均法结转成本
这种结转方式并不会对档期内的资产价值的高低产生影响, 但是对于经济结构体所持有的股票与单个的成本的大小之间的关系, 有利于企业组织对市场股票情况进行对比分析, 掌握盈利与亏损的情况 (该加权平均单位成本与在每次购入时股票交易界面反映的平均价格是不同的, 是不包含手续费的单纯的股票购买成本) 。下面将对这种交易方式的获益情况进行如下分析:
(1) 2013年6月5日和11月5日的购入股票会计处理方法与上述相同。
(2) 2013年6月5日购入股票后, 加权平均单位成本已经达到了5.5元。
(3) 2013年12月6日出售股票,
借:银行存款120000;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82500, 投资收益37500。
2.3 不同的成本结转策略对档期结尾资产账面价值增跌的影响
本来该资产出售的过程中就是为了通过差价来获取最基本的利润。为了能将获利情况真实地反应给企业, 让企业做出科学有效的决策, 在计算分析的过程中必须要通过公允值来进行, 调整好账面数值。我们对13年12月6日, 市场上单个股票7.5的价格通过先进先出法和加权平均法来进行计算分析。
(1) 先进先出法:持仓股数5000股, 每股成本6元。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7500 (5000×1.5) ;
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7500。
(2) 加权平均法:持仓股数5000股, 每股平均成本5.5元。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10000 (5000×2) ;
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10000。
不管是通过哪一种措施进行处理的, 对档期内资产负债日表中以及资产本身账面价值的增跌都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2.4 通过成本结转方式的变换对交易性资产进行计算
经济结构组织对这些资产进行处置的时候, 必须要根据公允价值与出专价值之间的差价来进行调整, 对于其变动进行更替确保。
设定2014年1月6日, 将所有资产抛出, 那么其在市场每一支股票的价格能够达到7.5元。
(1) 先进先出法:
借:银行存款35000, 投资收益2500;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30000、———公允价值变动7500。
结转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7500;
贷:投资收益7500。
(2) 加权平均法:
借:银行存款35000, 投资收益2500;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27500、———公允价值变动10000。
结转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10000;
贷:投资收益10000。
2.5 对两种转结形式进行比较
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 对当期损益和期末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都不会产生过大的影响, 换句话说, 对于经济结构体对外财务交往活动中的信息数据的正确性不会产生负面影响。不过, 从经济结构体的风险因素以及工作总量来考虑, 不同的交易方法应该适用于不同的交易产品, 不可能一直存在不变的价格购买水平, 这样肯定会对企业的风险控制力量产生很大的影响;而加权平均法则适用于频繁交易的股票, 同时又可以提供比较均衡的购买力, 将市场价与实际购买力度进行一个中和调配, 提高企业防御抵挡风险的综合实力。经济结构体在具体的交易活动中究竟还选择什么样的方法来讲景荣资产进行出售, 其实在很大的程度上都是由交易频率和企业财务监管的具体需求来决定的。
参考文献
[1]陈英.案例教学的基本理念[J].济南大学学报 (社科) , 2004, (4) .
交易过程与交易成本 论文 篇2
一、交易过程与交易成本的形成
交易的过程，也是交易成本的形成过程;交易成本的形成，是伴随交易行为出现的。人们对交易过程有不同的认识，因此交易过程有狭义的交易过程和广义交易过程之分。一般而言，狭义的交易过程是指交易双方事中交易对象位移的过程，即在一定的背景或局限条件下，由交易双方借助于交易媒介，按照双方约定的规则，在约定的时间内把交易对象(可以是有形的实体或无形的服务)从交易的一方转移到另一方，它是通过市场的价格机制来发生作用的。而广义的交易过程则在狭义的交易过程的基础上，还包括交易的事前准备过程和事后执行监督过程。交易的事前准备过程指潜在交易者在事前确定双方交易动机、交易目的、交易条件和范围;描述交换物品的属性、特征、称量与测度。事中的交易过程即狭义的交易过程，可以具体描述如下：交易双方相互寻找对方，进行沟通、交流与谈判活动，起草契约，登记并转移物品入册。事后则对达成的交易进行监督与控制，或强制执行立法，并对违约违法行为进行诉讼。具体而言，交易过程可以分为下面几个阶段：
(一)交易动机的形成过程
交易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的交互博弈行为，因此交易双方的动机很重要。交易者必须清楚地了解其动机：缺乏什么，需要什么，他有什么可供选择的交易对象，为达到交易目的需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其交易动机的强烈程度如何，采取何种交易方式(市场的或经济组织的)。交易者在社会分工结构中的地位决定其知识结构、认知水平和经济活动的范围，而这些因素又限定了其交易动机的复杂程度。
(二)对交易环境的评估过程
交易环境应包括三个要素：一个确定的知识结构;一群由其知识片断所确定偏好的人;一个基本权利结构和一个可交换权利结构。对交易环境进行评估，需要考察下面的因素：交易参与者的角色与地位;交易的对象、交易的数量和交易的频率;交易行为的约束规则;交易技术;交易的场所。
这些因素受制于交易的三个维度：不确定性;资产专用性和交易频率。在交易世界中，存在着随机变化，交易者的不同偏好、信息的不对称及交易者机会主义行事的可能，使得不确定性必然影响着交易过程中博弈双方的合作空间：交易与否的选择，交易契约条款的达成与不断修改，对交易实现的预期程度和契约方式的选择等等。资产专用性确定了交易者进入或退出交易过程的难易程度。它还引发了交易的事前反应，即潜在交易者交易动机、交易目标、交易条件和范围的确立;交换物品的属性、特征、称量与测度的说明。事中的契约的起草与谈判。事后则对达成的交易进行监督与控制，以防止某交易方的机会主义行为破坏执行契约的连续性。交易频率则是交易各方之间在是否合作或不合作的博弈中多次反复的结果。交易各方之间不确定性因素越多，资产专用性越高，交易的频率就越低;反之，则交易的频率则越高。
(三)交易者之间的谈判过程
交易者在交易动机的驱使下，开始尝试相互交换。在交换时，交易者可能会考察个体所处的交易环境，并评估交易的必要性以确定进一步的行动策略：采取合作博弈或非合作博弈，有无必要采取投机取巧的机会主义行为，或者说，在有限理性的条件下，交易者为了实现其效用最大化，将选择偶然的或一次的博弈行为，或是恒常的重复博弈行为。在交易博弈过程中，一方的最佳策略选择是通过另一方的行为模式或偏好信息作出初步判断和理性预期，针对对方的行为采取动态跟随策略，不断调整自己的战略和策略行为，从而获得满意的博弈结果。
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不确定性和风险比较容易预期，交易者双方了解交易对象的可能性越大，产权界定越清晰，通过博弈、谈判或合作的可能性较大。合作博弈需要交易者双方拥有充分的信息与交流。
(四)交易者之间签约过程
合作意向确定后，则交易双方开始订立契约。交易双方进一步对下列情况作出明确表述：某一价格下，物品的品质和数量的检验，律师的聘请与咨询，合同的起草与修改，保证条款的规定，物品的转移与交易的登记，对违约行为的处罚规定等等。
签约行为受到未来预期对交易者双方的影响。如一方认为其资产的专用性强，则希望签订长期契约，而另一方考虑到未来的风险和不确定，则倾向于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而签订短期契约，因此契约条款必须充分反映双方利益的权衡，且签订的契约内容的修改会反复多次，这延长了签约时间。
(五)契约的执行和监督过程
达成契约后，交易者要实施其契约条款和内容，以实现交易对象的转移。为了防止机会主义行为造成交易损失，交易双方需要设计出一整套与交易相关的制约机制和惩罚机制，以保证交易正常进行，顺利地实现产权的让渡。
对交易过程的刻画，初步勾勒出交易成本形成的大体轮廓，但人们对交易行为和交易过程的认识分歧，造成了人们对交易成本的不同认识。
二、对交易成本的不同认知
人们对交易过程理解的不同，产生了对交易成本的认知分歧，这些分歧主要表现在“新古典学派”与“新制度经济学派”的文献中。
(一)“新古典学派”对交易成本的认知是基于狭义的交易过程而形成，该学派认为，交易成本是市场经济交换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成本，亦即所有权(分散的所有权、私人财产和交易)的转移是通过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而引起的，简而言之，它是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它包括运输费用，佣金，谈判所花费的时间，包括关税在内的各种税收;或被认为是与交换成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即是在既定的制度背景下，个人采取一定的交换形式去获取所指定的机会成本。交易成本还涉及交易的效率、交易数量，套汇能力，均衡的调解、存在和效率等等。当然，有些新古典的文献中还认为，交易成本还涉及如中间人作用、交换媒介等产权的决定问题。于尔格。尼汉斯对交易成本作了较为详细描述，指出交易成本与生产成本一样，是对异质的各种投入品聚合所需费用的一种统称;并指出交易成本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交易者之间必须相互寻找交易伙伴，传达交易信息，交易双方签订的契约必须对商品进行描述、检查、称重及度量;契约的起草;咨询律师;转移所有权，并记录在案;或在必要时，通过诉讼强制执行合同，防止违约的发生。Stavins则进一步指出：一般而言，交易成本在市场经济中无所不在并由产权的转移所产生。因为交换各方相互寻找、进?泄低ê徒换恍畔。有必?约唇??频纳唐方?屑煅楹图屏浚?鸩萜踉肌⒆裳?墒?妥?液妥?粕唐贰R览邓?峁┑恼庑┓?瘢?灰壮杀静扇×街中问剑郝蛘吆吐粽叩耐度肫泛妥试矗ò?ㄊ奔洌?辉诩榷ㄊ谐∩仙唐返穆蚣塾肼艏壑?涞牟罴邸R虼耍?有鹿诺涞墓鄣憷纯矗?灰壮杀局皇鞘谐〗换还?讨蟹⑸?谄笠抵?溆敫鋈酥?浠蚱笠涤敫鋈酥?涞慕换环延茫??嗨朴谏??杀荆?煞治?肮潭交易成本”与“可变交易成本”。杨小?呀灰壮杀痉治?馍?灰追延糜肽谏?灰追延谩F渲校?馍?灰追延檬侵福?灰姿?皆诰霾咔熬椭?榔渌?降慕灰追延茫???ㄔ耸浞延谩⒅?厣唐犯??斐傻姆延茫?换醪患笆痹斐傻姆延茫?葱薪灰资钡母髦址延茫?踔了笆盏取D谏?灰追延糜泄阋搴拖烈逯?帧9阋宓哪谏?灰追延弥附灰姿?皆诰霾叩慕换プ饔梅⑸?蟛拍艿玫降模??山灰状问?朊恳桓鼋灰椎姆延弥??龆āO烈宓哪谏?灰追延弥溉嗣堑幕?嶂饕逍形?狗止さ睦?娌荒鼙怀浞掷?没蚴棺试磁渲貌??忱肱晾弁凶钣诺呐で?U庑┓延茫?际峭ü?谐⌒?髯试矗?允迪峙晾弁凶钣诺墓?讨胁豢杀苊舛???摹?/P>
(二)“新制度经济学”对交易成本范畴的理解，主要是基于对交易过程的宽泛认识
1.从制度角度进行分析，强调了制度成本
交易行为是在一定的环境下发生的，交易环境可以看作是交易成本形成的制度因素。因此，可从微观制度与宏观制度角度出发，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对交易成本进行分析。
对交易成本的定义，最初是从市场交换、市场定价机制的角度来考虑的。科斯认为，有许多因素涉及交易成本的产生：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之间，企业的存在是因为它能减少市场运行的成本。这些成本包括发现价格的成本、谈判成本、签订合同的成本、合同的履行成本。阿罗第一个使用“交易成本”描述了“经济体系运行的成本”。他声称：“市场失灵”并不是绝对的;最好能考虑一个更广泛的范畴――交易成本的范畴，交易成本通常妨碍――在特殊情况下阻止――了市场的形成“;这种成本就是”利用经济制度的成本“，即”交易费用是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威廉姆森则将交易成本推广到所有经济制度环境中。他认为，交易成本包括事前交易成本和事后交易成本。事前交易成本包括起草、谈判和维护执行一项协议的成本。事后交易成本包括：(1)当交易偏离了所要求的准则而引起的不适应成本;(2)为纠正偏离准则而作出的双方努力及争论不休的成本;(3)伴随建立和运作管理机构而来的成本;(4)安全保证生效的抵押成本。
以张五常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主张从人类制度的角度来认识交易成本。在他们看来，交易总是发生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与社会背景中的.，它存在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之间，其必然包含对自然的历史的人类发展进程中形成的秩序或规则，这就引发了制度成本。张五常认为：“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交易成本包括所有那些不可能存在于没有产权、没有交易、没有任何一种经济组织的鲁滨逊。克鲁索经济中的成本……交易成本就可以看作是一系列制度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拟定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简言之，包括一切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也可以把交易成本视为“看得见的手”的成本。他把交易成本产生的原因归因于：(1)人们理性的无知或缺乏信息。(2)最大化行为的普遍存在。因为他认为，人们之所以搜寻和谈判，是因为对其所购买的和消费的商品的不了解。同时，人们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采取的机会主义的行为可能会导致交易成本的过高，造成经济体系的崩溃。诺斯进一步指出，交易成本是执行交易功能的资源耗费，维纳则区分了经济交易成本与政治交易成本，其中政治交易成本是在进行政治交易推进制度变迁中所耗费的资源成本。
2.从产权的转移进行分析，强调了产权是交易成本中的核心
科斯认为，产权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必要前提。巴泽尔进一步指出，“运用资产取得收入和让渡资产需要通过交换，交换是权利的相互转让”，因此他把交易成本定义为与转让、获取和保护产权有关的成本。对交易过程的比较广泛的理解，使得一部分产权学派经济学家认为：“交易费用在产权从一个经济主体向另一个经济主体转移过程中所有需要花费的资源的成本。这包括作一次交易(如发现交易机会、监督成本的)的成本和保护制度结构的成本(如维持司法体系和警察力量)”。柯武刚则认为：“交易成本是在产权(根据契约)被用于市场商务活动中的交易时发生的。首先，交易成本由信息搜集(在作出决策之前找到足够数目的交易伙伴，弄清他们的地址、他们产品的设计、质量、可靠性以及在大量其他相关的方面)成本构成”，还有谈判成本、缔约成本、监督履约情况的成本、可能发生的处理违约行为的成本。这些信息成本和为契约作准备的成本都是先于交易决策而‘沉淀’的。他们都强调了产权在交易过程中的核心地位，认为交易的核心就是自由选择、让产权获得其归属的过程。因此，“交易成本就是建立和维护产权的成本”。总之，他们把交易成本视为执行交易功能的成本，是在交易中为界定、保护实施产权而消耗的资源的总和。
3.从不确定性出发，加深对信息成本的分析
交易过程是交易者的动态博弈过程，交易环境的稳定与否，对交易者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由于交易者各方劳动分工知识和交易知识的局限性，使得他们面对复杂的交易情况，无法穷尽所有的可能。交易环境中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使得交易主体对信息的识别、搜集、分析、加工、综合和处理，依赖于其外部感觉材料的供给状况、交易主体的认知结构及其在劳动分工中的相互地位，引发了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完全问题。在参与交易博弈过程的一方，其决策行为取决对另一方行为的判断。对此，达尔曼认为，交易费用就等于信息费用，因为寻求交易方、协商和决策、监督和执行都与信息相关。人们需要搜集有关价格、产品质量与劳动投入的信息，寻找潜在的交易方，了解他们的行为和所处的环境。人们对有关商品及供求情况的信息不充分，导致了协商和决策的成本;人们对交易的另一方信守契约程度的缺乏了解和机会主义的行为倾向，使得监督成本和执行成本存在。因此，人们便可以通过减少不确定性的行为，使影响交易各方的各种因素和行为成为可预见的信息，从而顺利完成交易过程。
4.从机会主义出发，加深对监督执行成本的研究
由于存在不确定性，人们不可能穷尽交易过程中出现的所有可能，因此他们会适时调整其交易策略，“千方百计地谋求自身利益”，因此机会主义行为就会出现在交易过程中：(1)交易各方利用信息不对称、决策不确定而谋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2)当交易偏离了交易准则时，交易各方机会主义式的讨价还价，使得交易的达成费时费力;(3)双方对价格达不成一致意见时，交易中一方被迫接受不利交易条件蒙受的损失;(4)博弈过程中，交易各方对专用性租金的争夺。
新制度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威廉姆森从机会主义动机出发，给出了对交易成本定义的看法。他认为机会主义是研究交易成本的核心概念，它对涉及人力、物质资本特定投入的经济行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把由交易困难、在交易中接受不利交易条件和交易不成造成的损失都视为交易成本。实际上，这些交易成本都是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的。机会主义的存在，使得交易各方对谈判过程中契约的达成要求更高的条件：更严格的商检标准、检验机构、索赔条款、抵押标准，并在契约执行过程中采取更大的执行力度，强化履行契约的行为。
三、结语
金融交易成本 篇3
关键词：抛荒；交易成本；耕作权；竞拍；自有权
中图分类号： S321.1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2-1302（2014）02-0376-03
收稿日期：2013-06-30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人文社科专项）（编号： 2013JK0158）；陕西省高等教育学会科学项目（编号：13018）。
作者简介：田富强（1972—），男，陕西扶风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土地问题。E-mail： tianfuqiang2004@126.com。抛荒对国家粮食安全的威胁屡有新论[1]，因此治理土地抛荒成为共识[2]。造成抛荒的原因主要有种粮效益低、农田设施差、粮补标准低[3]、社会收益与私人收益不等所产生的外部经济等问题[4]。即便对不抛荒者实施奖励，湖南、湖北等地的抛荒现象仍然比较严重[5-6]，湖南省2007年的抛荒比率在10%以上[7]，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2008年的抛荒比例为6.75%。实际上，抛荒现象在近年来越来越严重，即使耕地红线为1.2亿hm2，按照6.75%的比例进行计算，抛荒面积至少在810万hm2；按照10%的抛荒比例进行计算，则有0.12亿hm2抛荒耕地。土地流转交易成本高是当前农地抛荒的主要原因之一[8]。在治理对策方面，有耕票制度[9]、耕地空置税[10]等思路。在本研究提出的治理抛荒的2种思路中，渐进的做法是降低耕作权交易成本，让愿意耕作者更快地与抛荒耕地结合；局部突破的办法是实行抛荒耕地的竞拍试点。
1耕农荒的严峻形势加剧了抛荒对粮食安全的威胁
1.1耕农荒的出现
1.1.1耕农与农村劳动力数量的比较民工荒已经在多年前显现，民工荒背后是耕作劳动力的短缺。耕作劳动力就是在耕作季节，特别是收获和播种季节参与耕作的劳动力数量。目前的情况是耕作劳动力数量与农村劳动力数量不一致。
在农村劳动力流动前，耕作劳动力数量可能还会超出农村劳动力的数量，主要是因为一些乡村教师干部在收获与播种季节参与耕种，从而增加了耕作劳动力数量。
农村劳动力流动由来已久，但长期以来耕农与农村劳动力数量相差不大。由于在允许农村劳动力流动以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每年都要在收获播种季节回乡参与劳动，因此耕作劳动力与农村劳动力的数量相差不大。
1.1.2耕农荒的内涵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以来，耕作劳动力越来越少；但是近年来形势发生了一些逆转，耕农已经远低于农村劳动力数量。文中把耕作劳动力的短缺简称为耕农荒，以区别于工商业领域的民工荒。耕农荒实质上是在目前的技术与制度框架下，耕作劳动力数量远低于必需劳动力数量的状态。
与民工荒同时出现的耕农荒困扰着耕地资源的利用。2013年关中干旱之后，部分外出的劳动力不愿意回家收割成熟的小麦而任其自生自灭，就是耕农荒形势严峻的表现。
1.1.3耕农荒的实质是耕地资源利用模式的转型民工荒反映了依靠廉价劳动力支撑工商业经济发展的时代已经结束，而耕农荒及其产生的抛荒问题则表示耕地资源利用新时代的到来。当前依靠原有承包制的耕地资源利用模式已经不再适用，需要探索与新形势契合的耕地资源利用新模式。
1.2耕地资源利用新模式与新型城镇化模式下的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战略同步
1.2.1新型城镇化将对农村劳动力资源做出新的配置未来10年内，将有数亿计的劳动力离开乡村而进入城镇，从而开启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新进程。由于以前的城镇化进展主要以流动劳动力为主体，劳动力流动并未引起严重的耕农荒，兼业性使耕农荒不十分明显。
1.2.2耕地资源配置将会随着展开新型城镇化将着力解决流动劳动力的定居问题，使得兼业性逐步下降。由于劳动力务农比例急剧下降，因此耕农荒将十分严峻。借鉴几十年来劳动力流动的经验教训，做好耕地资源配置需要在耕作权流动方面做好工作。
1.3抛荒耕地治理的2个层次
1.3.1降低耕作权交易成本目前的耕地产权制度改革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第一种思路就是在现有制度框架下，降低抛荒耕地耕作权的交易成本，让绝大多数抛荒耕地能快速获得开发，这也是渐进的制度改进。
1.3.2在抛荒耕地严重地区实施抛荒耕地竞拍耕地产权制度改革也存在局部突破的契机。第二种思路就是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在抛荒特别严重的地区，如果降低耕作权交易成本后抛荒治理还是进展缓慢，就可以尝试局部深入改革。逐渐尝试竞拍抛荒耕地，让价高者获取自有权，自有权的规定严格按照现有政策制定，从而激励抛荒严重的经济发达地区抛荒耕地利用效率的提高。
2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战略加剧了耕农荒2.1新型城镇化开启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战略
回顾近30年来的农村劳动力流动特点对梳理未来粮食安全保障的主要制度框架很有裨益。无论是基于抛荒耕地的利用效率提升，还是基于未来的耕地耕作，都要考虑一个问题：从抛荒耕地入手，如何解决未来劳动力进城趋势下的耕地利用效率？由于新型城镇化过程必将大幅度提升进城劳动力的开发力度，比此前几十年的劳动力流动更有意义，因此在此时设计劳动力耕作战略正逢其时。表1比较了劳动力流动战略与劳动力耕作战略。表1劳动力流动战略与劳动力耕作战略的比较
步骤要素劳动力流动战略劳动力耕作战略首要问题是否重视比较重视尚未开始注视宏观考虑是否有制度规划有比较明确的制度体系尚未提上议事日程深入细究制度成熟程度较为成熟需要借鉴流动劳动力就业制度重视程度战略层次较高层次需要借鉴劳动力非农就业战略最终目标交易成本就业交易成本较低交易成本降到非农就业成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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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抛荒耕地治理与未来1.2亿hm2耕地的耕作制度设计
2.2.1治理抛荒要降低耕作权交易成本抛荒治理方式可以是土地流转，可以是规模经营，也可以是合作经济组织。无论是多种多样的实践探索还是可能的演变趋势，都需要一个框架，也都要符合现有耕地的状况。
尽可能降低交易成本，使劳动力无论是在非农行业打工，还是从事耕作业，只要收入水平相当、未来的交易成本相当，就可以大致实现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合理配置，便不会存在大面积的抛荒现象。所谓的交易成本，就是包括劳动力在非农行业的工作搜寻成本等在内的所有成本，即农村劳动力耕作中足以等同于其打工收益的搜寻耕地、与拟抛荒耕地的主人谈判的成本、契约的签署和履行成本等。只要这两项成本相当，就不会出现本来应该留守下来耕作抛荒耕地的过度剩余劳动力离开拟抛荒耕地的现象，从而加强劳动力资源在耕地与非农行业就业的流动性，逐步实现合理的资源配置。
要遵循的一个基本规则是：即使实现现代化的规模耕作，每户占有耕地的局面不会有大的变化，因此必须固守这一基本的所有权制度，并确保目前耕地所有制的公平分配效应，才能在不触及这一所有权基本公平的现状基础上，实现耕作权与所有权分离，最大限度降低耕作者获取足额拟抛荒耕地的交易成本。
这一制度的未来涵义是：最大程度降低拟抛荒耕地的耕作权交易成本，实际上就解决了未来耕地问题中耕作者来源的雏形，一旦解决好这一问题，实际上就为将来谁来耕作1.2亿hm2耕地做好了制度探索。
2.2.2谁来耕作1.2亿hm2耕地需要改进制度安排未来耕作者的来源是迫不及待要解决的问题。国内外目前最关注的问题就是当下一代农村孩子不愿意留守农村的时候，谁来耕种未来耕地红线内的1.2亿hm2耕地。
在目前看来，这一问题并非大事，因为目前的抛荒问题并未形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尚有一些中老年劳动力在支撑残局，目前粮食安全的严峻性尚未显现，并不是最为严峻的时候。
抛荒问题是未来1.2亿hm2耕地红线内耕地的耕作者来源问题的试金石，是治理未来耕作者问题的主要试点。实际上支撑耕地的多是中老年劳动力，随着这些劳动力退出耕作，将来如果不能拿出系统的治理方略，没有制度保障的耕地即使受到面积保护，寻找耕种者也会成为问题。
2.2.3面积保护与劳动力保护1.2亿hm2耕地红线是近年来对治理粮食安全保障问题的主要制度创新，即使这一制度得到较好执行，劳动力的来源使我们必须思考耕地保护之外的劳动力保护问题。是否会出现劳动力短缺而制约粮食耕种目前尚无定论，即便不会严重到这一地步，未雨绸缪也是很好的治本之策。
2.3谁来耕作1.2亿hm2耕地的潜在威胁
新的劳动力制度改进将主要通过清理劳动力在抛荒耕地上的合理配置成本来与流动劳动力竞争，只有这样，较低的交易成本才会在劳动力配置中为耕地和非农产业配置合理的劳动力数额，从而促进粮食安全保障。
如今在粮食安全保障的耕地红线保护之外出现了一个劳动力保护的严峻课题，而原本剩余的劳动力何时开始出现短缺，并且出现耕地无人耕作、抛荒闲置现象则是众说纷纭的问题。但是这一问题正潜在影响着未来的粮食安全保障。
开启新一轮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制度改进，将是继劳动力流动之后的又一战略制度设计，做好这一制度设计，不仅能够解决抛荒问题，更重要的是可以为将来谁来耕作1.2亿hm2耕地奠定基础。
2.3.1未来耕作劳动力的来源短缺何时出现目前尚不存在大面积的耕作劳动力短缺现象。目前支撑耕地耕种的劳动力主要是中老年人和妇女儿童。这类人群的主要特点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可以支撑现有耕地较低程度的耕作需要，尚不至于引起较大程度的粮食安全威胁。
至于什么时候可能出现耕地无人耕种的情况，可能在现有中老年劳动力退出耕作市场以后，刘易斯拐点出现以后，就可能出现普遍意义上的劳动力短缺，那时不仅仅是非农行业的劳动力短缺，而且会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耕作劳动力短缺。目前主要处于历史上农村剩余劳动力较多向农村剩余劳动力枯竭的转变时期，基本上很多地区已经没有剩余劳动力存在。因为非农行业的就业交易成本较低，因此最先开始的是抛荒现象严峻，随后出现结构意义上的部分沿海地区技能型劳动力的用工困难，接着将逐步出现一般意义上的普通工业劳动力的短缺。
非农业就业的较低交易成本吸引了较多农村劳动力，在劳动力供给下降的趋势下，非农就业的交易成本逐步降低，制度安排使得更多劳动力流向非农产业；同时由于劳动力总数减少，抛荒现象还会持续，抛荒面积和程度还会继续加大。
当整体上出现全社会的劳动力总体缺失时，首先需要应对的就是耕作劳动力的缺失，因为主要劳动力缺口将出现在耕作领域。因此目前所出现的部分群体对未来耕作者缺口的担忧，实际上将因为非农就业与耕作就业交易成本的差异而逐步明晰。越来越多的人在抛荒耕地耕作的交易成本难以下降的背景下进入非农行业，赚取相等数额的收益，而非农就业的交易成本较低，最终使得更多面积的耕地被抛荒。
2.3.2抛荒是未来耕作劳动力来源问题的先兆刘易斯拐点一旦出现，短缺的不仅仅是耕作劳动力，还有较大规模的非农劳动力，这样在较低的交易成本的拉动下，非农就业将会吸引更大比例的农业劳动力。城镇化的加快更加加速了耕作劳动力短缺的严峻局面，最终会形成大面积的抛荒现象。
目前的抛荒现象可以说是未来耕作者短缺的序曲，如果不未雨绸缪并找到现有劳动力农业就业与非农就业的吸引力差距，抛荒现象将会持续扩大，1.2亿hm2耕地由谁来耕种就将成为现实问题。虽然现在提出1.2亿hm2耕地谁来耕作的问题尚嫌过早，但是这一问题将随着农村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变化逐步显示出重要性，并以抛荒逐步扩大的方式挑战粮食安全保障。
未来粮食安全保障问题的解决症结，将不再是耕地面积为主的单维度困境，而是耕地面积与耕作者双管齐下步步紧逼的连环困境。由于解决的难度更大，因此解决的制度改进就更迫切，需要解决的思路就更清晰，制度安排就更宏阔，解决手段就更现代化，就业市场交易成本就更低，耕作权交易就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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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1.2亿hm2耕地由谁来耕作固然不无过早之嫌，但是因此就认定未来必然会有难以在城市获取就业机会的人会留在农村耕作耕地，因而不存在未来耕地抛荒演变为危机之虞，也并不可取。
3市场机制运作引入耕地资源与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抛荒耕地资源与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制度改进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首先要重视抛荒耕地的资源利用。在借鉴劳动力流动向制度化演变的过程中，如果在流动劳动力资源开发的交易成本降低过程中看不到抛荒耕地资源潜在的制约因素主要来自制度设计的亟待改进，而一味忽视甚至等待抛荒治理自动出现转机，将贻误时机；粮食压力和建设用地紧缺并存将会引发耕地利用效率低下导致的土地资源利用不均衡。
目前被抛荒的耕地面积已有不少，并逐步增多。正如劳动力在数十年前开始流动的时候，其合法性和未来的巨大潜力与宏阔趋势很难引起当初人们的注意。虽然就其合法性来看，抛荒耕地不是人们在实践层面愿意探讨的课题，但是如果不正视抛荒的潜在危害，势必影响这一严峻问题的解决。
二、抛荒耕地资源利用的治理从单纯的土地资源开发向其他视角延伸。在实践中应该将抛荒耕地资源利用的治理从单纯的土地资源开发向其他视角延伸。考虑到农村土地资源的价值与劳动力资源的价值相比，农村耕地的粮食安全保障价值不能转化为更多的土地个人收益，因此劳动力价值与土地资源的开发价值相比，可能更不容忽视的是劳动力资源的价值开发。
三、劳动力在农业与非农行业获取相等收入的成本不同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其表现形式看，抛荒问题属于土地资源利用问题；但是就其本质来看，抛荒问题是劳动力资源在耕地与非农就业领域的配置问题。解决抛荒问题需要从土地资源利用入手，或者从劳动力在耕地耕作与非农就业中的收益比较来分析，但是农村耕地作为收益比较低的土地资源，其利用开发还是要从土地资源以外的更深层次入手，如果从劳动力收益方面进行比较，还要细作分析。从收入角度来看，只要耕地资源的开发与劳动力资源开发的市场配置足够发达，过度剩余劳动力能够收集足够的抛荒耕地来耕作，也可以获取相当于他们在非农领域就业相等数额的收入，这在规模耕作中并不少见。关键问题是：需要分析在等量收入情况下，为何劳动力偏重于选择外出务工而不是规模耕作抛荒耕地，这就要分析2种人力资源配置的制度成本问题。
对抛荒耕地资源开发中劳动力配置的交易成本进行深入分析，可能更容易找到问题的症结。
只要劳动力在抛荒耕地上的配置成本仍然高于流动就业的交易成本，不仅现在的抛荒耕地难以得到过度剩余劳动力的回流耕作，甚至会更加严重，导致更多非剩余劳动力离开耕地而加入过度剩余劳动力行列，从而加速土地利用效率下降。
对劳动力在不同配制环节的交易成本进行比较发现，一旦将抛荒耕地对劳动力配置的交易成本下降到流动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成本以下，就可望吸纳部分过度剩余劳动力回归耕地，因为在耕作所获收益与外出非农就业所获收益同等的条件下，相同的交易成本会使这2种就业形式所获的纯收益相等，最终吸引部分过度剩余劳动力回归。
四、组建低交易成本的抛荒耕地劳动力资源配置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思路。将所有制约劳动力在抛荒耕地上配置的因素找出来，比照流动劳动力非农就业市场的制度建构，寻求最具竞争力的劳动力在抛荒耕地配置的方式，使得抛荒耕地市场就业具有与非农就业同等的竞争力，将开启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新阶段。
4抛荒耕地资源与劳动力的最佳配置可采用试点交易方式
4.1抛荒耕地交易试点探索
4.1.1自有耕地试点目前抛荒的耕地面积较大，需要在降低耕地耕作权交易成本上下功夫。除此之外，要实现抛荒耕地的资源配置优化，可以试点将抛荒耕地集中到愿意耕作的劳动力手中，可以采用交易手段，让抛荒耕地通过交易而成为自有耕地，自有耕地则必须通过竞拍才会获取。
自有耕地会提高拥有耕地的成本。一直以来，耕地拥有成本过低是抛荒的主要症结之一。如果抛荒者拥有耕地没有投入任何成本，因此闲置耕地也就没有什么损失。通过改变抛荒耕地治理方式，提升抛荒耕地的拥有成本，主要应采用竞拍交易的方式，让价高者获得抛荒耕地所有权。通过提高拥有抛荒耕地的成本，让抛荒耕地不再闲置。当然也要注意降低竞拍的交易成本，使交易试点在最低的制度成本下运作。
4.1.2自有耕地的有限产权产权明晰也会提高抛荒耕地的利用效率。自有耕地的产权要比抛荒耕地的原有产权明晰。具体明晰程度要由竞拍价格决定。要给予政策范围内更明晰的产权，就要在适度高水准的价位范围内竞拍，反之亦然。重要的是必须根据政策来制定产权的明晰程度。
4.2抛荒耕地交易试点的制度建设
4.2.1试点应选择在抛荒耕地的严重区域进行要在抛荒严重的省区率先开展制度试点。例如在一些发达区域，抛荒所占比例很高，这些省区抛荒的耕地完全无人经营，类似无主地，特别是在建设用地指标紧张的形势下，这类耕地长期闲置，造成很大浪费。与其让这类耕地长期闲置，不如在耕地交易方面做出试点。根据政策规定，竞拍价高者获取拥有一定产权的自有耕地，如果耕地得到了一定利用，粮食安全便可得到保障，土地资源的均衡利用便可得以实现。
4.2.2抛荒耕地逐块登记竞拍根据实际调查结果，应该将抛荒耕地面积统计在册，再按照抛荒耕地面积逐一竞拍。获取者取得符合政策的自有产权证书，国家应承认抛荒耕地竞拍者的产权并用法律予以保障。
相信在降低耕作权交易成本的同时，试点抛荒耕地竞拍会为抛荒耕地的治理提供一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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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交易成本 篇4
关键词：物流金融,交易成本,运作模式
1 物流金融的介绍
物流金融是物流业务和金融业务集成创新发展的新形式, 从狭义上讲, 物流金融是金融机构和第三方物流服务供应商在供应链运作的全过程中, 企业以符合要求的产品向银行抵押作为授信条件, 运用较强实力的物流企业的物流信息管理系统, 将银行的资金流与企业的物流进行有机结合, 向客户提供的结算、融资等增值服务于一体的银行综合服务业务。
物流金融业务涉及三个主体:金融机构、第三方物流企业和融资企业 (供应链企业) 。物流金融作为一种创新型的物流服务产品, 为以上三个主体之间的紧密合作搭建了一座桥梁, 可以实现多方“共赢”。近年来, 物流金融业务在国内外受到实业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欢迎。本文在已有的研究文献及对各种运作模式的研究基础上, 从交易成本理论的角度对物流金融业务涉及的三个主体之间的委托、统一授信及联盟等关系进行研究, 为各种企业如何结合自身情况, 选择何种方式开展物流金融业务提供参考。
2 交易成本理论介绍
交易成本是指市场交易中为寻找交易对象、签订交易契约、监督、执行和履行契约、建立保障契约履行的机构等、能使市场顺利进行所需要的费用或付出的代价。威廉姆森把交易成本划分为“事前的”和“事后的”交易成本。“事前的”交易成本是指起草协议、谈判费用、保障协议执行的成本;“事后的”交易成本是指契约签定之后发生的成本, 包括:当交易偏离了与“契约转换曲线”相关联序列时所引起的错误应变费用;当交易双方都作出努力来校正事后错误序列时所引起的争吵成本;纠正错误需要诉诸某种规制结构时, 这种规制结构建立和运转的成本。[1]威廉姆森认为, 某项交易活动涉及到的交易费用 (成本) 大小与交易的纬度 (即影响交易活动的各个方面) 有关.这些纬度包括:资产专用性程度、不确定性、交易频率.
3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物流金融运作模式研究
近几年来, 随着物流金融理论与实践的不断深入、创新, 物流金融业务模式也逐渐丰富, 目前已经出现了多种物流金融业务模式。
3.1 从物流金融的基本运作流程入手, 可将物流金融业务划分为以下三类:
3.1.1 代客结算业务模式
代客结算业务是指利用各种结算方式为物流企业及其客户融资的金融活动。主要分为垫付货款和代收货款两种模式。
3.1.2 融通仓业务模式
“融”指金融, “通”指物资的流通, “仓”指物流的仓储。融通仓就是三者的集成。物流企业代理银行监管流通中的商品, 银行则为流通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融通仓主要有仓单质押、保兑仓和货物质押三种模式。
3.1.3 统一授信业务模式
统一授信业务是以物流企业为金融机构授信主体的业务模式, 指金融机构根据物流企业的规模、经营业绩、运营状况、资产负债比例以及信用程度, 以一定的资产为抵押, 授予物流企业一定的信贷额度, 物流企业根据各货主企业对资金的需求情况, 对符合融资要求的货主企业根据其提供的质押货物、商业订单等为其提供一定资金支持的一种新的物流金融业务模式。[2]
通过对以上几种物流金融业务模式的研究, 可以总结出物流金融业务涉及的三个主体之间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委托、统一授信及联盟关系三种。
3.2 从交易成本理论的角度对这三种关系中不同主体的交易成本进行研究, 得出不同模式的适用情况。
3.2.1 委托模式
所谓的委托模式主要分为两种, 一种是金融机构与物流企业是委托关系, 另一种是以物流企业为核心, 银行、融资企业分别与物流企业是委托关系。以融通仓业务模式为例来说明委托模式的具体应用。委托模式融通仓是指银行通过委托的方式把质押物的价值评估、存储、监管、拍卖、处置及货款流向监管等业务委托给物流企业来处理。物流企业接受银行委托, 收取物流、监管等服务费, 但不承担其他的损失风险。此外, 物流企业还可以协助银行进行风险控制:如监控中小企业的运营、财务状况, 监控质押物价值的变动等。在这种模式中, 银行的交易对象包括物流企业和融资企业。与物流企业交易过程中, 交易成本包括事前寻找符合条件的物流企业并与其形成委托代理关系的成本, 由于把自身不擅长的对质押物的价值评估、存储、监管、拍卖的业务委托给物流企业, 减少了其交易成本中的专用资产的投入, 交易中的不确定性降低, 其交易频率也得以减少, 大大降低了其交易成本, 提高了银行开展该业务的积极性。而与中小融资企业交易过程中, 交易成本主要是考虑是否接受中小企业贷款申请、给予多少贷款额度以及质押物释放等问题的成本, 专用资产投入较大, 交易的不确定性及交易频率较高。而从物流企业的角度看, 其利用自身便利的存储条件及专业化技术手段和知识为银行提供服务, 专业资产投入少;且其不承担其他的损失风险, 交易不确定性小。
3.2.2 统一授信模式
统一授信模式是指银行选择一些规模大、收益好、有实力的物流企业, 给予他们一定的信贷额度, 然后由物流企业与中小企业直接接触, 选择哪些中小企业及给予多少信贷, 由物流企业决定。银行仅到期收取本息, 无需插手具体业务过程, 银行和物流企业仅是业务合作或信贷关系。在这种模式中, 银行的交易对象只有物流企业。在交易过程中, 交易成本主要是寻找符合条件的物流企业的成本, 减少了其交易成本中的专用资产的投入, 且在这种模式中, 物流企业对银行的贷款承担无限责任, 使得银行的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降低了交易中的不确定性, 其交易频率也大大降低。如果与物流企业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将大大减少其交易成本。而从物流企业的角度看, 从银行获取一定的信贷额度后, 其利用自身信息优势, 可以较好了解中小企业情况, 选择业务对象, 有效监管其运营情况, 控制风险。一旦中小企业违约, 可及时销售其质押物以获取信贷款, 确保信贷安全。这种模式中, 物流企业占主导地位, 其交易成本主要发生在于中小企业的接触中。其专业资产投入相较于委托模式而言较大, 交易不确定性较小, 但交易频率较高。
3.2.3 联盟模式
联盟模式是指金融机构兼并物流企业或物流企业兼并金融机构或双方联合组建一个新的金融服务机构来开展物流金融业务。新的融资服务机构直接同需要融资的企业接触、谈判。其在向中小企业提供质押融资的同时, 为企业提供仓储管理和监管的一体化服务。在这种运作模式中, 融资主体是由双方创建的专门的融资服务机构, 该机构会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个性化的仓储和监控服务。此外, 这种运作模式不仅可以开展质押信贷业务, 也可以进行结算、咨询等业务, 提供一条龙服务, 方便交易的实施和交易成本的减少。
参考文献
[1]李学伟, 曾建平, 卢勃.中国物流交易模式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浅析电子商务的交易成本 篇5
关键词：电子商务；交易成本；降低成本
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是科技进步与社会分工演化的结果，它的发展与其交易成本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而电子商务的交易成本又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在电子商务的商业模式下，企业间的交易越来越频繁，因此，分析电子商务交易成本对于企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电子商务交易成本概述
电子商务作为时下最快捷的交易方式，利用其成本上的好处能给企业带来非常低的成本优势，那么什么才是电子商务所包含的交易成本呢？本文所指的电子商务成本是各个环节所引起的总和，其中有企业客户在对电脑等软硬件配置、花费时间和人力去学习新方法的使用、从各个网站上获取有用的信息资源、通过网络支付各项费用、为了保障信息交易中的安全而采取的类似防火墙的信息安全成本、物流方面、客户在给客户解决售后方面的问题等等。
在上述电子商务的交易成本中，由于企业并不会因采用电子商务模式而彻底改变其基本的交易方式，因而在现在的电子商务环境中，企业产生的交易成本大多还是属于传统形式上的交易成本，新型网络等方式产的快捷作用还没体现出现出来，所以现在大家所认识到的交易成本有跟客户沟通产生的成本、相互讨价还价的成本、维护交易正常完成的成本、履行契约合同的成本等等。同时随着网络技术和安全信息突飞猛进产生的网络日益发达，基于互联网而产生的网络化、数字化、虚拟化的交易特点以及网络效应特征，企业面临进入电子商务领域、建立电子市场以及负网络效应带来的风险等增加交易成本的因素，电子商务交易成本又被赋予了新的内容。
二、电子商务交易成本类型
根据交易成本的特点不同，我们将电子商务交易成本分为外生交易成本与内生交易成本：
（一）外生交易成本
外生交易成本包括技术成本、客户成本、配送成本等。
技术成本包括是企业为了建立电子商系统所发生的接入成本以及购置、维护硬件及软件所发生的成本。接入成本是对企业实施电子商务具有基础意义的成本，而企业实施电子商务还必须具备一定的硬件以及软件作为载体，同时，电脑技术更新换代越来越快，企业在信息系统路径依赖的作用下，为抓住稍纵即逝的商机，必须对系统做出及时更新维护。
客户成本是指企业为是客户消费自己产品而产生的各种成本，包括为提高知名度而在门户网站插入链接的费用，客户网上交易过程中所花费的上网、咨询、支付直到最后商品到位的费用。
配送成本是指物流配送过程中的运输费用、配送人员开支，物流配送是电子商务的最后一个环节，是电子商务的目标和核心，也是衡量电子商务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电子商务的商品配送，应尽量疏通厂家到消费者的通道。
（二）内生交易成本
内生交易成本主要包括风险成本。由于互联网的特殊性，电子商务交易过程目前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经营风险，电子商务的风险成本是一种隐性成本，成本的形成是由不好确定、不易把握的因素构成的，如病毒、黑客的入侵，硬件软件的更新换代，网站人才的流失等。因此要对电子商务的特殊风险进行正确的认识和把握。
三、电子商务交易成本的影响因素
能够影响电子商务交易成本的主要因素有两个方面：
一是由技术层面导致的外生交易成本。这里能对此产生的影响很大，例如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涉及到国家的信息化、支付设施完善、安全设施等等，对新技术的依赖性比较大，因此只有不断对技术进行投入，才能促进技术进步来得以降低。
二是根据电子商务交易的特点，由网络虚拟交易和网络效应产生的内生交易成本。这里主要是由于各个主体在信息对称性、获取的便利性等产生的，可能发生在交易主体的源头，也可能是交易途中发生变化，也有可能是接收者理解认知上产生的误解，所以在交易成本上要努力不断降低，企业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四、电子商务交易成本的降低策略
电子商务的特征显示出了它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而电子商务的交易成本成为电子商务发展的桎梏，要进一步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必须采取相应策略降低其交易成本，而降低交易成本需要从企业、政府和市场三方面进行努力。
（一）企业降低交易成本的策略
由于交易成本受技术因素的影响，企业应加大技术研发投入，避免因技术进步，硬软件更新换代带来不必要的成本。同时，企业还应加强网络安全设施建设，减少因安全因素造成的成本。
（二）政府降低交易成本的策略
政府在降低电子商务交易成本方面需要做出的努力是要给正在快速发展的网络信息做好基础设施方面的铺垫，让网络更方便接入、更容易使用、更低的价格，只有在基础设施上得到保障，那么广大企业触网的数量将迅猛发展，成本将日益便宜，也刺激外部环境制度创新等，由政府主导的电子商务相关法律也日益完善，逐渐形成一个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在整个大环境里给企业营造一个好的氛围。
（三）市场降低交易成本的策略
电子市场是以电子交易为主的虚拟网络平台，这里能够给广大企业一个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客户等不同主体的交易环境，并且也促进新的交易机制产生，例如新兴的电子中介应运而生，新的服务功能被开发使用，这些都是顺应时代而发生的，并逐渐把大家由传统交易平台向新兴网络平台转移，一个与“集成、定价、搜索和信用”一体的市场正在形成并壮大，只有产生了集体效应，广大交易主体之间的成本才会越来越低，虚拟内容的服务逐渐增强、在线拍卖等新功能产生，这些都可以让场内的交易成本日益下降。
总之，电子商务的交易成本对于企业电子商务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电子商务的兴起就影响着依托互联网为基础的交易方式，进而产生其它相关的基础设施。随着对电子商务交易成本的分析以及降低交易成本策略的采取，企业将利用这种成本优势在市场上保持领导地位，取得长足发展，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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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制度和交易成本 篇6
一、交易的意义
(一) 新古典的“交易”
亚当·斯密描述了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原理, 新古典经济学家对其加以继承, 但却对“竞争”和“自由”理解有误。首先, 把私人产权界定清晰作为一种既定的制度安排, 以确保经济主体都有权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次, 为了保证经济主体可无限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将所有经济主体抽象为同质的理性经济主体, 把竞争理解为无限多个同质理性经济主体在市场中交易, 但却没有任何人可以影响价格的情况。这样就直接假定个人的边际收益与社会的边际收益是相等的, 排除了私人产权制度外的其它制度安排。所以新古典将制度视为外生或无足轻重, 并假定市场交易完全无摩擦, 而新制度经济学家引入交易成本以取代无摩擦假定, 认为经济主体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必须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制度由此内生。其实这并不是制度产生的真正原因, 关键在于对“交易”和竞争的理解。
(二) 交易的外部性涵义
交易的本质特征是它们至少表现为两个经济主体的相互行影响的行为, 即交易体现着人类经济行为的外部性是必然的。首先, 即使这两个经济主体是完全理性的, 但他们未必是完全同质的, 所以不能把他们抽象为单一的理性经济主体。因为两个完全同质的经济主体之间根本不会有任何交易发生;其次, 一个经济主体在按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决策时, 必须考虑到交易对手的利益, 即使他对该交易的理性评价为净收益最大化, 但他不能想当然的认为交易对手也达到了净收益最大化;最后, 交易双方的利益、收益、评价可能不是完全对称、同质或互补, 一方收益的实现必须以另一方利益的让渡为代价, 否则这项交易就无法达成。所以交易双方为了达成交易都必须对自己的利益做出一定的牺牲和让步。事实上正因为私人产权、经济主体理性的存在, 不同经济主体的利益是不相同有时甚至是激烈对抗的, 每个经济主体都按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决策, 如果不存在一个协调不同经济主体之间利益的机制, 任何交易都不会成功。
(三) 交易产生的条件
在私有产权界定清晰的前提下, 交易的发生必须有以下条件:
(1) 交易双方至少是具有不同独立利益结构的经济主体;
(2) 交易的双方至少有一方是有限理性的。虽然事实上此项交易给他带来的收益为负, 但是他自己由于有限理性却认为自己的收益为正或达到了最大化。这并不是经济主体本身的意愿, 而是受制于各种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
(3) 交易双方至少有一方是道德高尚的人, 可以舍自己利益为他人利益;
(4) 必须存在正式的交易规则。
这些规则用以协调不同经济主体之间利益的矛盾与冲突, 以后类似的交易大家都自觉遵守这样的规则和制度, 否则就会受到制裁。总之, 在制度调节、主体非理性、道德情操三者的共同协调下, 交易才会发生。个人让渡部分自己的利益与他人合作而结成组织产生组织利益, 组织让渡部分组织利益与其它组织结成国家产生国家利益, 有时候国家会让渡部分国家利益与其它国家结成超国家组织形成全体人类的共同利益。
二、制度的产生与变迁
(一) 制度或规则产生的一个例子:两人模型
设经济体系中只有A和B两个经济主体。首先, 我们假定这两个人的欲望都是无穷的, 总是追求更好和更方便的生存方式;其次, 交易的双方是两个不同质的经济主体, 比如我们假定, A拥有馒头, 可以解饿, 而B拥有水杯, 可以喝水, 但在其它方面他们是完全相同的;再次, 双方都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A不但想不饿, 而且也不想口渴, 而B不但想不渴, 而且也不想挨饿。最后, 如果A和B分别住在地球的两端, 且直到他们去世, 他们也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那么, 就不需要分别界定他们的财产权, 尽管他们的利益可能不一样, 也不需要其它制度来协调他们的利益冲突, 当然也不会产生交易。现在我们假定他们永生不死, 在进行生产劳动的过程中终究有一天他们会相遇, A发现用B拥有的水杯喝水很方便, B发现A吃的馒头很解饿。由于欲望无穷假定, 那么现在他们要做的事情有:
(1) 首先双方要就馒头和水杯的产权主体界定清楚。双方要就馒头和水杯的所有权主体、占有权主体、使用权主体、转让权主体等完整的产权结构和权益签订一个双方都接受的契约或者合同, 并且我们假设一旦该契约签订, 双方都会严格遵守和执行。这个时候, 私有产权制度就产生了。可见这种制度的产生并不需要以交易成本的存在为条件。
(2) 在双方制定了私有产权制度后, A与B商定一个苹果可以与一只水杯相交换, 因为他们都觉得二者的价值是相等的, 如果A要两个水杯, 他必须同时付给B两个苹果, 以此类推, 由于社会只有他们两个人, 于是等价交换作为制度被制定, 新制度由此产生, 也不需要交易成本为必要条件。
(3) 如果A在自己不饿的同时, 为了防止将来自己的苹果可能会腐化等, 想尽力以较少的苹果来换取B的水杯, 此时A是充分理性的, 他了解他自己生产苹果付出了多少劳动, B生产水杯付出了多少劳动, 以及一只苹果换取一只水杯是公平的。但是B并不知道这些, 他认为自己两个水杯换取一只苹果对自己最有利。A并没有什么大公无私的精神, 他也非常想用一个苹果去换对方的两个水杯, 如此, 交易在B非理性的情况下自然成功。而事实上, A恨不得一个苹果也不用付出就得到B的所有水杯。
(4) 如果A和B双方都是非理性的, 双方都不能准确计算苹果或水杯的价值, 都不能确定多少个苹果和一个水杯相等, 但是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一个被饿死, 另一个被渴死。A和B照样可以坐下来进行谈判与协商, 大家共同经过分析和思考论证, 认为2个苹果和一个水杯是等价的, 以后大家做这项交易就以这个标准来进行, 结果, “等价”交换作为一种规则或制度安排, 作为交易双方有限理性的结果产生了。
(5) 如果A或者B有一方愿意把自己的苹果或水杯无偿地给对方, 而不管对方是否会给自己相应报酬, 例如B看到A没有水杯来喝水, 就快渴死了, 就发扬舍己为人精神无偿地给了A。这样交易也能发生, 如果我们仍把这也看成一项交易的话。
通过以上我们分析的例子, 可以看出理性、利益、交易等对于制度的重要性, 张宇燕 (1993) [3]还专门讨论了个人理性与制度的关系。至于交易成本, 我们看不出与制度产生有什么关系。
(二) 制度的变迁
经济学家罗宾斯认为经济学是一门人类选择的科学[4], 而对于制度的变迁, 新制度经济学家们认为是经济主体具有不同成本的制度安排理性选择的产物。这种以经济主体和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动机和出发点, 以其理性对制度创新的收益成本和效用最大化分析为基础, 来分析制度变迁的机制应该说也是合理的, 但即使交易成本是制度产生的原因, 如果单纯用成本去解释制度的变迁也是不完整的。新制度学派将不同国家、组织、集体以及不同的社会经济主体均抽象为利益完全一致的单一理性经济主体, 把社会制度的变迁看成他一个人对制度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 这是极端偏见的。完全忽略了不同经济主体、组织、阶层在根本利益上的矛盾与冲突, 也完全否认了不同的经济行为主体对同一项制度改革在进行效用评价时的差异。
新制度的产生是由于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 不同经济主体的利益结构不断发生变化, 不断产生新交易, 新交易催生新制度, 制度由此创新和变迁, 交易成本也随之变化。制度的变革, 基础是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 关键是这项制度变革必须使大多数人的净收益为正或者最大化, 或效用的评价为正。如果我们假设经济体中仅存在三个经济主体, 对于一项制度变革方案, 至少需要两个人对此项改革的净收益为正或者最大化, 才有可能通过。在有五个经济主体的经济体中, 如果有一个人在制度变迁中享有特权或者强权, 那么可能即使有三个经济主体的净收益最大化, 而现有制度还没有到严重威胁第四个主体的收益, 而新制度却又会使特权主体的利益受损, 除非第四个主体也加入到制度创新的队伍, 否则制度仍不会发生变迁。
三、结论与展望
新制度经济学家引入交易成本后, 在经济模型中把制度内生化。但为了避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抗进行分析, 继承了新古典理性人范式, 把具有不同利益的经济主体、组织、阶层抽象为同质的理性经济主体, 以其最大化的经济行为来解释的制度的变迁。不考虑不同的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在有些问题上是很难分析的, 由于交易本身至少是经济主体之间相互影响的行为,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制度的产生是交易本身的产物, 而交易成本只不过是一个与制度同一层次的概念。对以交易成本为核心的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 如诺思 (1990) [5]的制度边际演进分析, 周业安等 (2001) [6]还提出了一个制度变迁嵌入性分析。对于制度变迁的进一步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家们也越来越强调不同质经济主体之间行为的影响了, 如演化博弈论的制度变迁分析。
摘要：制度的产生并不根源于交易成本的存在, 因为交易成本不能完全解释制度的产生。新制度的产生是由于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 不同经济主体的利益结构不断发生变化, 不断产生新交易, 新交易催生新制度, 制度由此创新和变迁, 交易成本也随之变化。制度的产生是交易本身的产物, 即是在交易中协调不同经济主体之间利益冲突的机制和规则, 而交易成本只不过是一个与制度同一层次的概念。
关键词：交易,制度,制度变迁,交易成本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诺思.对制度的理解.制度、契约与组织[C].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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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宇燕.个人理性与“制度悖论”[J].经济研究.1993 (, 4) :74—80.
[4]莱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M].商务印书馆.2000.18—20.
[5]道格拉斯·诺思.制度、制度变革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费用会计处理 篇7
[例1]2008年5月13日, A公司支付价款1060000元从二级市场购入B公司股票100000股, 准备以交易为目的而短期持有, 每股买价10.6元, 其中含有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0.6元, 另支付交易费用1000元。A公司于当年5月23日收到B公司发放的现金股利, 6月30日B公司股票价格涨到每股13元, 8月15日, 将持有的B公司股票全部售出, 每股售价15元。按照现行规定, A公司的账务处理应为:
(1) 2008年5月13日, 购入B公司股票
(2) 5月23日, 收到B公司发放的现金股利
(3) 6月30日, 确认B公司股票价格变动300000元
(4) 8月15日, 将B公司股票全部售出
由题意可知, 在不考虑货币资金时间价值的情况下, A公司在该项投资中获得的总收益= (60000+1500000) -1061000=499000 (元) 。上述账务处理中的“投资收益”科目的贷方余额为499000元 (500000-1000) 一致。但如果将交易费用计入A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初始成本, 其账务处理应变为:
(1) 2008年5月13日, 购入B公司股票
(2) 5月23日, 收到B公司发放的现金股利的分录同前。
(3) 6月30日, 确认B公司股票价格变动300000元的分录同前。
(4) 8月15日, 将B公司股票全部售出
由上可知, 变更后的账务处理中, 虽然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成本增加了, 由原来的1000000元上升为1001000元, 但“投资收益”科目的贷方余额仍为499000元, 这与A公司在该项投资中获得的总收益也相等, 说明账务处理正确。
[例2]接上例, 8月15日, 将持有的B公司股票全部售出, 每股售价9.5元, 其他资料同前。按照现行规定, 出售时的账务处理为,
同样, 在不考虑货币资金时间价值的情况下, A公司在该项投资中获得的总收益= (60000+950000) -1061000=-51000 (元) 。而“投资收益”科目的借方余额为51000元 (1000+50000) 一致。如果将交易费用计入A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初始成本则:
同样, 变更后的账务处理中, 虽然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成本增加了, 由原来的1000000元上升为1001000元, 但“投资收益”科目的借方余额仍为51000元, 这与A公司在该项投资中发生的总损失也相等, 说明账务处理正确。
综上所述, 将交易费用计入交易性金融资产初始成本的做法对企业的总投资损益并没有影响, 而且还保证了与持有至到期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账务处理的一致性, 操作起来更为简单、方便。
参考文献
交易成本:从概念到范式 篇8
在新古典经济学声闻日隆的年代, 现代公司内部结构长期保持“黑箱”状态。企业理论几乎是消费理论的翻版, 新古典学派利用生产可能性集合, 将最优性归结为边际转换率和相对应的投入品价格比率的相等。此类抽象范式会遮蔽一些问题的细节, 并且不能让我们很好地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旧制度学派之贡献于兹显现, 它挑战了经济学忽视制度的传统, 并且将交易置于整个经济分析核心。康芒斯认为, 经济活动最终单位应该包含冲突、相互性和秩序三个原则, 交易包含了这三个原则, 遂成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然而, 旧制度学派虽强调制度重要, 却认为制度不可分析, 尤其不能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进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与旧制度学派的综合, 它避开了方法论上的争论, 支持可操作性。不仅坚持制度重要, 而且进一步坚持制度可被分析, 正是后者将新旧制度经济学区分开来。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已经论及诸如“损失厌恶”的个人心理, 并关注这些心理对经济现象的影响。但杰文斯和帕累托等人使心理因素逐渐和行为分析相分离。经济学越来越倚重抽象的偏好公理, 人性也愈发单一和不可分析。行为经济学家显然反对这种不现实的人性假定, 他们认为应以心理学为基础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在这一点上, 新制度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旨趣相同, 它们都试图还原人性本来的样貌, 拒斥“黑板经济学”。经济行为分析的代表人物是西蒙, 他认为完全理性是严重脱离现实的, 并提出有限理性假说, 他对威廉姆森有着重要影响。
二、作为概念的交易成本
尽管科斯对旧制度学派的批判多于肯定, 但他不能完全隔绝康芒斯等人的影响。交易成本在其作品中的核心地位, 与康芒斯以交易为基本单位的分析方法如出一辙。科斯之高康氏一筹在于, 他将交易成本贯彻研究始终, 使其有可能发展为一种新范式。
交易成本起因于所有权的转移, 或更一般地说, 起因于财产所有权的转移。它们是分散的所有权、私人财产和交易的产物。在一个完全集中决策的集体经济中, 将不存在交易成本, 它将为管理成本所代替。科斯在其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中利用交易成本的概念阐释了企业存在的根本原因: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 (交易成本) , 这种成本之高, 有时会让人放弃市场交换, 转而组建企业进行内部交易。科斯进而指出, “企业将倾向于扩张直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 等于在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个企业中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为止”[1]。可见, 科斯之宏愿是建立一种能够对生产制度结构的决定性因素进行分析的理论, 他成功地找到了那种决定性因素, 即交易成本, 也初步澄清了企业边界问题, 但却没能说明企业所担当的功能是如何在他们中间分割的。
与如今学界言必称科斯的局面迥异, 交易成本在产生之初并未被得到足够重视, 许多人觉得这是一个大而化之的概念, 无从量化, 更难以验证, 费舍尔甚至认为交易成本显得累赘多余, 因此在1937年之后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 交易成本概念一直处于“引而不用”的尴尬境地。转机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 高斯和阿罗等人的研究使主流经济学家不能继续对交易成本视而不见, 他们素来坚持的零交易成本理论遂告破产。 这使交易成本有望成为从概念发展为一种新的组织研究范式。
三、作为范式的交易成本
范式是对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承诺, 是科学家集团所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究其本质, 范式是一种理论体系, 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因此, “交易成本”若想完成从概念到范式的进阶, 需要进一步理清其基本假设、核心概念与理论方法, 以形成更为谨严、一致和公认的理论体系。毫无疑问, 这项工作的主要进展与威廉姆森有关, 他继承了康芒斯的学术遗产, 以交易为最基本的分析单位, 用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三个维度来描述交易, 并度量交易成本。在此基础上, 作为一种范式的交易成本经济学初步建立。
(一) 基本假设: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
与现实对照, 新古典经济学秉持的行为假设有些苛刻, 那种自利、理性、具有无限最大化能力的个人会使治理结构变得无足轻重, 威廉姆森显然不认同主流经济学对行为的草率假设, 他要解析的是奈特说的“我们所知道的人性”, 在整个分析过程中, 威廉姆森关注人类的认识能力与动机。
认识能力由三种理性构成:收益最大化的理性、有限理性和有机理性。威廉姆森师承西蒙, 服膺有限理性假说, 他之对理性作如是观与组织研究的合同视角关切甚密, 因为人们只有在主观上渴望最大化, 而有限的认识能力却限制了这种追求, 才会有兴趣研究组织制度。威廉姆森将自利行为分解为投机、只求私利与服从。投机, 或谓机会主义是指“欺骗性地追求私利”[2], 往往包含许多主动或被动的形式。在保险学文献中, 事前投机被称为逆选择, 事后投机则被冠以败德之名 (道德风险) 。前者指称的情况是, 身体羸弱的人更倾向于积极投保, 而保险商很难将这部分投保人分辨出来, 因此面临巨大风险。更一般地讲, 这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次品驱逐良品的现象, 阿卡洛夫在《柠檬市场》一文中对此作了精辟的阐释。道德风险则是指投保人由于不承担风险责任, 因此不采取缓解风险的行动, 最终导致事后执行问题。鉴此, 投机从本质上与信息不对称有关, 它是“不充分揭示有关信息, 或者歪曲信息, 特别是指那些精心策划的误导、歪曲、颠倒或其他种种能混淆视听的行为”[3]。投机的直接后果是, 第三者, 如法庭、仲裁人, 在事后介入时, 会面对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情况。可以说, 如果每个人都能恪守承诺, 讲求诚信, 我们便无须大费周章地设计契约结构, 因为即使遇到不测, 契约各方也会本着维护共同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协商处理。在君子的世界里, 我们只需要一般性合同条款便可相交甚洽。 不幸的是, 投机行为真实存在, 因此, 在事前设计防范措施以避免投机对交易造成的损失是十分必要的。补充一点, 威廉姆森在分析机会主义时忽略了“要挟”, 而这种投机行为很常见。比如, 当交易一方发现另一方的投资极难转移, 他会堂而皇之地攫取准租金。
概况而言, 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一旦结合, 交易活动便令人沮丧地充满风险与不确定性。
(二) 核心概念:交易三维度
威廉姆森认为, 区分各种交易的主要指标是不确定性、 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 其中, 资产专用性最为重要, 是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它使董事会面临一项重大权衡:从技术上讲, 专项投资能够节约成本, 但也同时带来了巨大风险 (资产无法改变用途, 一旦发生危机, 企业很难脱身) , 那么企业是否应当进行专项投资?
1.资产专用性。它指“为支持某项特殊交易而进行的耐久性投资”[2], 一旦交易宣告破裂 (合同不能如约履行或不得不提前终止) , 专用资产很难低成本地转作他用。与专用投资相对的是一般性投资, 它涉及在整个交易领域都能普遍使用的通用技术, 不会产生专用资产闲置问题, 因而一旦有违约现象, 投资能够很容易地转向次优用途。鉴此, 那些涉及巨额专用资产的交易最适宜采取专用治理结构, 以保护专用资产的安全, 事前抑制投机行为。威廉姆森也特别强调交易双方的身份, 他认为, 如果参与者珍视交易关系, 那么为了支持这类交易, 各种合同和组织保护措施就会出现。需要特别指出, 签约中的专用资产和非专用资产不能与会计上的固定资产和可变资产相对应。因为有很多资产, 在会计记账上属于固定资产, 但就用途而言是非专用资产。
2.不确定性。威廉姆森强调, 人的行为导致不确定性。有些学者甚至认为, 经济组织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虽重要, 但对经济组织的影响是有限的:若交易不涉及专用资产, 则不确定性的增大也不会促使保护机制的出现。惟有交易涉及巨额专用资产, 不确定性的加剧才会迫使人们设计专用治理结构。
3.交易频率。其意义在于, 对于反复发生的大额交易, 为建立这种专用治理结构所花费的成本是很容易补偿的。
(三) 理论框架
1.合同框架。新古典经济学是一门选择的科学, 它秉持一种非合同的组织研究框架。但经济学若想揭开公司黑箱的幕布, 就必须建立新框架。为此, 新制度经济学采纳了合同科学的思想, 从合同角度重新审视经济组织。并且, 新制度经济学内部也演化出不同的研究分支———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前者是一系列基本政治、社会和法律规则, 它们确立了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基础;后者是经济单位间的安排, 它治理这些单位合作或竞争的方式。它能为其成员提供一个可以合作的结构或一个能影响法律或产权变迁的机制。制度环境分支关注博弈规则的建立, 而另一分支——制度安排———则更加重视对组织细节的研究。制度安排分支内部又可分为代理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 前者认为合同是完全, 而后者则将交易视为不完全契约 (合同) , 并试图在事前认识到潜在冲突并设计适宜的治理结构来阻止或弱化冲突。威廉姆森的组织经济学可被划归于此研究进路。
2.交易与契约。 (1) 从交易到契约。交易包含交换和契约两项内容。交换意指产权的转换, 不牵扯承诺或潜在的未来责任。“契约则是对未来履行作出承诺”, 投资“价值依赖于其他合作方对承诺的履行”[4]。威廉姆森显然关注后者, 在他的语境中, 交易可基本等同于契约。故此, 契约特征主要是由交易的三个维度塑造的。 (2) 根本性的转变。按照契约的时间顺序, 威廉姆森将契约成本分为事前成本与事后成本, 事前成本指为签订契约而付出的成本, 事后成本则指那些相继发生的管理、沟通、监督和执行契约中承诺的任务成本。威廉姆森所谓“根本性转变”指的正是前契约向后契约的转变。在前一阶段中, 交易各方掌握着选择权, 而在后契约阶段, 他们丧失了这种权利。可以说, 双方事前的承诺, “约束了选择权, 也限制了未来重新谈判的可能性”。契约之要点在兹, 它“保护依靠的、信赖的资源免受不当履行的损害, 并担保他们有一个预先规定的赔付”。
3.基本模型。以K作为交易专用资产的衡量尺度, 使用通用技的交易不涉及专用资产, K=0, 与之相对, 应用专用技术的交易体现了资产的专用性, 因此K>0。这样, 威廉姆森搭建了有关治理结构的基本框架。
当K=0时, 交易使用的是通用技术, 一旦遇到风险, 资产可以轻易地转作别用, 因此, 仅靠古典契约 (市场交易) 便可满足交易之需。当K>0时, 专用资产被“锁定”于特殊交易之中, 很难转向次优用途, 因此, 古典契约已无法降低专用性资产的风险。
S表示契约的安全程度, S=0表示契约无安全保障, S>0反映契约得到安全保障的情况。若p代表S=0时企业获得某种产品或服务的价格, p’是S>0时获得同样产品或服务的价格, 则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p>p’[5]。
现在我们来考察图1所示的三种情况。节点A是K=0的情形, 表示资产是非专用性, 投资计划并不肇端于双边交易, 只是偶然的市场交换, 因此无须信息披露。节点B是K>0, 且S=0的情形, 此类交易涉及专用资产, 但没有采取保障性治理结构。这解释了节点B处价格较高的原因:对买卖双方而言, 他们需要分别承担安全成本和交易不稳定的成本。B点的高风险使信息披露对资产所有者变得尤为重要, 他们可以利用信息预测契约的发展趋势, 并制定相机而动的计划。节点C同时符合K>0, S>0的条件, 它表明交易既涉及专用资产, 又有双边治理结构的安全保障。
值得说明的是, A、C为均衡点, 而B是非均衡点, B总有向节点A或B过渡的倾向。当资产专用性较弱时, 交易双方自然会选择古典契约 (节点A的情形) , 当资产专用性较强, 人们会愿意负担治理成本, 以减少专用资产的风险。
四、结论
交易成本经济学足以成为一种新的组织研究范式, 但它在一些核心概念的可操作性和可度量性方面仍有缺陷。威廉姆森通过交易的三个维度: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可操作性来度量交易成本, 但这未从根本上解决交易成本难以量化的弊端。究其原因, 对于简单交易, 只用一个其形成类似于一个生产函数的交易函数, 就能提供交易技术的充分描述。许多契约, 尤其是较重要的契约要复杂得多, 通常假设一种令人费解的复杂性。其结果是, 用数量表示交易成本变得困难, 并且大概是不可能的。这样, 较为复杂的契约、制度及经济安排的分析就不得不更依赖于一些定性分析方法而不是定量分析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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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交易成本 篇9
实质上，影响企业是否使用3PL的因素有很多，也很复杂。既有战略上的考虑，也有成本上的考虑;既有管理的因素，也有风险方面的考虑等等。因此不能简单的判断谁对谁错。
交易成本理论(TCT, Transaction Costing Theory)为物流外包决策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和分析框架。1937年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谈到，交易费用的存在是企业存在的理由，同时交易费用还是决定企业规模的原因。在他看来，市场和企业是资源配置的两种可互相取代的手段，他们之间的不同表现在于：市场上资源的配置是由非人格化的价格来调节，而在企业内的工作则由层级关系中的权威 (即行政命令) 来完成，二者之间的选择依据在于市场定价的成本与企业内部官僚组织成本之间的平衡关系。
Wililamson (1979)扩展了交易成本理论的范围，他指出了交易费用的决定因素： (1) 是交易主体行为的两个基本特征 (a有限理性，b机会主义) ; (2) 是有关交易特性的三个维度 (a资产专用性，b交易的不确定性，c交易频率) 。他在《交易费用经济学：契约关系的规则》中讨论了“三方规则”和“双边规则”二种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组织形式。三方规则是指双方交易关系存在一个第三者：仲裁机构 (用以避免交易纠纷) 双边规则是由交易双方自我调整，以保持长期的交易关系。
根据交易费用理论的观点，企业交易费用代表了组织经济交易中的基本选择：选择市场或企业内部以层级关系的组织结构来管理公司。一方面，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企业的管理难度会增加，对工人的监督会愈发困难，企业官僚机构的弊端会越来越严重，企业内的组织成本会非线性地增长。另一方面，如果企业和市场中的交易对象签署长期的合同，即采取外包的策略，企业就可以避免寻找伙伴、谈判等费用，进而可以降低交易费用。
对企业物流业务来说，根据交易成本和组织成本理论，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企业内部控制物流就可能会出现不经济情况，企业内部交易所发生的成本就会等于或大于市场购买的价格，这时，企业就有做出物流外包的必要了。除非资产的专用性非常高和市场的不确定性非常大，一般说来外包物流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原因如下：
(1）内部交易效率低。
当物流资产的专用性水平比较低时，企业很容易在市场上找到物流服务供应商，这样，由第三方物流企业的机会主义所带来的要挟就不存在，市场交易的效率就会高于企业内部交易效率。导致企业内部交易效率低下的原因在于：采用内部的垄断经营，一方面，服务绩效缺少标杆对比，物流自营很容易掩盖内部运作的低效性。另一方面，由于物流业务主要依赖企业内部，物流部门很容易产生惰性，久而久之，物流质量、物流水平和物流效率都会受到不利影响。特别是内部运作又使企业组织规模扩大，为了强化管理职能，势必会增设管理机构，由此会产生较高的管理费用，尤其是随着管理层级的增加，极易滋生官僚主义作风，使管理效率下降，增加官僚成本。
(2）长期合作降低交易费用。
对于长期物流外包合作关系，双方会时常保持沟通，因此可使搜寻交易对象的信息费用大为降低。另外，基于物流伙伴提供的个性化服务建立起的合作关系，也可减少各种履约风险，即使在服务过程中产生某种冲突，双方也会为了维持长期的合约关系，通过协商加以解决，从而避免无休止的讨价还价，甚至提出法律诉讼而导致的费用。
(3）增强外包企业交易控制力。
物流外包合作关系的建立，将会促使第三方物流企业的“组织学习”，从而有助于提高第三方物流企业对不确定性环境的认知能力，减少因“有限理性”产生的交易费用。同时，合作关系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又可以抑制第三方物流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
因为一次性的背叛和欺诈在长期合作中会导致“针锋相对”的报复和惩罚，第三方物流企业可能就会失去物流业务。因此，会使因机会主义而产生的交易费用降到最低程度，同时，也增加了外包企业对交易的控制力。所以，在除了资产的专用性非常高和市场的不确定性非常大的情况下，无论是从节约交易费用的角度还是从降低组织成本的角度，企业最终都会选择与第三方物流服务提供商进行合作，外包企业的物流业务。
根据Williamson的观点，我们可以认为，从市场上通过讨价还价的形式采购公共物流服务 (如一般货物的运输和仓储等) 属于“市场规制”;以正式合同将物流业务 (所需资产的专用性程度较高且交易重复发生) 外包给第三方物流企业，属于“三方规制”方式，在这一结构下，除了交易双方外，还加入了仲裁机构。
根据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两个决定交易费用因素, Williamson (1979) 提出了交易治理结构, 管理者可依此决定组织交易是采用市场还是等级关系。企业内部发生的交易称为等级选择, 企业和供应商之间的交易称为市场选择。按照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观点, 低专用性的资产可以外包出去。低专用性是指交易伙伴之间很少需要交换信息, 外包伙伴能够满足需求, 实现规模经济。从交易管理结构看出, 仅统一管理属于等级选择, 交易是以层级关系的方式进行的。
摘要：针对企业物流外包决策的复杂性, 企业需要一套系统的决策工具来辅助他们做出物流外包决策, 使物流外包对企业来讲是一件有吸引力的选择。本文借助交易成本理论研究企业物流外包决策的方法, 分析了企业决策者开展物流外包决策的成本动因。
关键词：物流外报,交易成本,交易治理结构
参考文献
[1]、赵洁君, 第三方物流发展的经济学分析[J], 煤矿现代化, 2006
西部发展中的交易成本透视 篇10
关键词：交易成本；西部开发；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439(2008)02-0055-06
Studies on transaction costs in development of west part of China
QIU Shuang，ZHOU Ming-you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W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ichuan Nanchong 637002，China)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gap between east part and west part of China is further enlarged，and too high transaction costs are the barrier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west part of China. The path for reducing transaction costs and promoting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west part of China includes giving partial financing right to west part of China，reducing social management cost，guaranteeing advanced talents to realize entrepreneurship will，establishing and optimizing reasonable urban system and forming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pole.
Key words：transaction costs；west China development；economic development
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又称为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分析工具和分析范式。所谓交易成本，就是制度运行的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拟订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简言之，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交易成本对企业运行绩效和地区经济发展都将产生重要影响。
一、西部地区交易成本量化分析
为了避免直接度量交易成本面临的困难，我们通过市场化程度、交易效率和投资环境等来衡量。
1.从市场化角度看
樊刚、王小鲁近年用五个方面的要素指标体系量化了中国各省区市场化进程(见表1)。
从所有制看，西部经济主要是建立在以国有企业为主导、公有制起基础作用的基础之上。国有企业产权的模糊性，容易使所有制之间缔结交易契约时产生没完没了的讨价还价，严重时会使市场交易根本无法进行。从政府干预经济看，西部计划经济模式还起着很大的作用，政府审批范围大，程序繁琐，政策制定、执行程序不透明，寻租活动盛行，致使交易成本高昂。从市场发育看，西部无论是产品市场还是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都较落后，[1]而市场竞争性价格的形成，对于节约市场交易成本至关重要。市场中介组织发展滞后，增加了各种搜寻信息费用、讨价还价费用等交易成本。[2]根据樊纲的研究，2002年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场化相对程度由高到低排列，西部除重庆和四川分别排在11位和14位外，其余省份均排在22位以后。[3]可见，作为制度运行摩擦成本的交易成本，西部要远远大于东部沿海地区。
2.从交易效率角度看
“交易效率”最先由经济学家杨小凯1988年提出。[4]其组成层面包括：第一，政府以及政府治理或相关的制度、法规措施。 第二，通信科技、电子商务等。第三，教育水平、文化程度、识字率等。交易效率从特定交易角度可被看做消费者(厂商)在支付了交易商品(服务)的实际价格以及损耗的时间等机会成本之后仍能获得的剩余；从整个经济体来看，是指经济组织或个人在一定时间内进行各种交易活动的平均交易效率。
由表2可见，交易效率及其主要组成成分的六个变量在东、中、西三个地区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从各变量平均值来看，东部地区的交易效率各指标均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反映银行体系效率维度的交易效率指标2、银行竞争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万人中高等学校毕业生数等指标，中部地区优于西部地区。
3.从投资环境角度看
西部地区的交易成本全国最高，这一点也被世界银行组织的一次调查评估所印证。2003年世界银行对中国23个城市投资环境进行了调查，有学者对这一主要针对交易成本的调查进行分区赋值定量研究，得出数据显示，除了私有经济成分一项外，几乎所有影响交易成本的因素，西部地区都为最低值。
投资商到西部投资后往往会面临许多隐性成本。如在四川的调查中，一些企业管理者表示，大约有14%的管理时间用于处理政府规章制度和各种行政要求，员工超过100人的企业更是要花费18%的管理时间；而在沿海地区和其他东亚新兴国家或拉美国家，处理同类活动时间仅占5%。另外，西部投资的税负也为全国之最，有效税率西安和南宁分别为9.7%，而在兰州高达10.2%、贵阳高达10.6%。
二、影响西部交易成本的主要因素
1.自然因素
西部地域辽阔，海拔较高，地貌复杂，沙漠面积广大，气候恶劣多变，自然条件差异大，区域间联系困难，处于阻隔、封闭状态。这种特有的自然环境使得西部地区的开发成本远远高于东部。西部被称为我国未来工业化、现代化的“资源库”，但由于条件恶劣，交通不便，运输费用大，勘察成本很高，这些原料型产品抵达东部后，与进口的同类产品相比，价格优势丧失。由于经济落后，西部原有的基础设施差，城市建设水平低，加上复杂的地理环境影响，在开发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就相当大，同样建造一个现代化工厂所需的配套基础设施投资，往往要成倍地高于沿海城市。
2.经济因素
一是经济发展水平低。长期落后状态，使得西部经济总体水平低，城市化水平低，区域内市场狭小，难以形成规模经营，成本居高不下，规模效益差。二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受资源条件和工业基础的约束，西部基本上是农牧业、重型化、军工化的产业结构。这种产业结构，导致西部地区行业经营成本很高，出现结构性效益低下。三是产业组织不合理，企业“大而全”、“小而全”十分普遍。[5]产业内企业数目过多，市场集中度偏低，导致过度竞争，且以较低层次的价格竞争为主。产业进出壁垒较高，既存在“能力过剩”问题，同时企业又难以退出“饱和”行业，设备闲置，库存积压，效益低下，甚至大面积亏损。四是交易方式落后，交易秩序极不规范。商品和要素市场的不健全、不完善，尤其是信息市场不发达，信号传递速度慢，且不准确。交易规则模糊，政府行政干预过多，不正当竞争和交易欺诈现象依然十分严重。
3.人力资本因素
西部地区交易成本过高的一个深层原因在于人力资本的匮乏，表现在：(1)投资不足，教育落后，人们的文化水平低。我国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而西部地区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我国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总体很低，文盲、半文盲占很大比重，地域分布上又主要在西部，使西部地区发展所要求的知识、技能储备很差。(2)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由于人力资本的基数小，难以形成推动经济发展的正外部效应，导致人们的创新意识、竞争意识差，没有形成积极进取的社会风尚，人力资本的贡献率低。(3)人力资源缺乏，用人机制低效，人才流失严重。西部地区人才存量少，而用人观念落后、用人机制低效使大量人才缺乏施展才华的空间，造成人才大量外流。此外，由于西部的教育和信息资源相对稀缺，使得人才的教育、培训、深造都需付出更高的交易成本。
4.制度安排和地方政府的行为因素
交易成本实质上是一种制度成本。诺斯认为制度安排是经济增长或衰退的关键。[6]改革开放以来，在制度安排上我国采用的是渗透式的制度选择和制度创新方式。这种方式避免了社会的剧烈波动，但在新制度层出的时期，必然出现时间上、空间上的脱节与错位。目前，东部地区已建立起了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而西部地区才打破传统经济的硬壳，这必然造成利益天平的倾斜。制度安排上的差异表现为地区政策上的差别。东部地区率先开放，引入市场机制，享受了一系列倾斜政策，确定了它在区域经济中的绝对优势。西部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中，所受约束大，隐含成本高。差别政策的结果是引起社会资源流向政策优惠地区。
西部地方政府为了本地区的利益，必然实行地方保护政策，从而人为地设置贸易障碍，增加了交易成本。东部地区的制度安排，已将竞争机制植入地方政府行为之中，其行为更具有创造性、超前性。它致力吸引流动要素这一目标，创造比较理想的投资环境、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促使公司、劳动力和其他互补性要素进入，以增强自身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而西部地方政府更多地寄希望于等、靠、要，缺乏竞争性、进取性，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一方面降低了政府的办事效率，企业大量时间和精力耗费在与政府打交道上；另一方面也为部分政府官员设租、寻租提供了制度上的便利，并最终导致企业运营成本上升和收益下降。[7]
5.观念因素
东部人的观念开放，与市场经济的要求趋于一致，如遵守合同、公平竞争、贸易互相得益、讲信誉、不得“红眼病”等。而西部地区人们的观念守旧，小农经济的包袱很重，信誉差，不患不富，只患不均，“窝里斗”现象较为普遍，这就使得生意上人的合作成本比东部高得多。
三、交易成本高昂对西部经济发展的影响
1.削弱企业竞争力，东西部经济差距越来越大
交易成本高昂削弱了西部企业的竞争力，微观经济效益差，东西部经济差距越来越大。2003年与1999年相比，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由17.51%下降到16.83%，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相当于东部地区的40.1%下降到37.6%；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比重由18.4%下降到16.7%；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国的比重由16.8%下降到16.3%；利用外资占全国的比重由4.6%下降到3.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由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92.8%和75.2%下降到86.7%和74.9%。
2.阻碍融资和贸易
资本在经济增长中有着决定性意义。西部地区由于国民收入水平和储蓄水平决定其内融资本的能力非常低，客观地存在着贫困恶性循环的现象，即低下的收入水平导致低储蓄率和低投资率，其结果是低生产率和低产出。理论上，资本流向哪个区域，主要取决于资本边际收益的高低，而资本边际收益又取决于它的边际生产力。根据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资本投入量的增加，资本的边际产量呈递减趋势。因此，在资本相对充足的东部，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要比西部低。这必然诱导资本流向西部，西部发展中无疑充满着投资的冲动。但事实并非如此。改革开放以来，西部的大量资金向东部地区流动，出现了“马太效应”。理论和实践相悖，其根源在于西部地区的交易成本过高。交易成本过高，会直接降低资本的边际产出，使得西部地区在资本边际生产力方面的优势丧失，导致资金倒流。不仅如此，交易成本过高还会阻止分工与贸易的发展进程，因为在交易成本过高时，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比商品交换更有效。
3.阻碍制度演化和创新
首先，改变现有的制度存在很大的交易成本。说服既得利益集团需要成本，还有新制度的设计费用和实施费用。其次，外部效应所产生的“搭便车”行为也会阻止新制度的实施。虽然制度的变迁会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绩效，但同时，交易成本又会成为制度变迁的阻力。只有当权者认识到新制度给他们带来的收益大于损失时，制度变革才得以进行，而让他们认识到这一点往往十分困难。因此，制度变迁往往伴随着暴力，而暴力又会给社会带来新的成本。另外，由于新制度对在位者造成的损失是确定的，可给他们带来的收益却是未知的，结果会使风险回避者宁愿选择当前较少的确定性收入而不是未来较多的不确定性收入，最终导致了“结果与社会最适条件相比是一种延迟反应”(诺思，1998)。西部大开发正是要在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破除原有相对滞后的制度安排，通过引入一整套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新规则，实现西部地区的制度创新。比如重塑合理的所有制结构、转变政府行政管理职能和运行机制、优化产业结构、打破地区垄断和部门分割、消除地方保护主义、优化投资环境、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等。[8]
4.城市化进程滞后，城市竞争力不强
从本质上看城市的产生和城镇体系不断扩张是投资者交易费用不断下降的过程。农村社区，由于人口规模及人口密度较小、社会关系在特定地域内封闭程度较高，社会结构简单，导致投资主体交易费用相当高，投资竞争力不强。而城市作为生产和消费的集聚中心、文化和社会中心，有着巨大的规模经济效益，存在节省交易费用的功能。这导致投资由乡村向集镇、集镇向小城市、小城市向大城市集聚，这就是城市扩张过程。这一过程降低了交通费用、信息搜寻与传递费用等交易费用。城市竞争力是一个城市的吸引力、辐射力、创新力、整合力和影响力，包括城市的综合经济实力、科技与创新能力、管理水平、环境质量等诸多方面。城市化与城市竞争力密切相关、相辅相成。城市化程度高的区域，其承载能力和集聚效应就强，它的竞争力就越强。同样，竞争力越强的城市，吸纳就业人口的能力就越强，其辐射和带动作用就越大。西部城镇平均规模小，城市化水平低，仅为21.5%，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10个百分点，2003年全国450个大城市中，东部有231座，占51.3%，而西部仅有63座，占14%；区内市场狭小，难以形成规模经营，产业开发成本居高不下，规模效益差；城市体系不完善，内部功能传递和信息交流不通畅，大中小城市比例失调；城市开放程度低，利用外资有限等。一方面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力低，难以形成发展极，实现各种生产要素向周边地区的有效转移，降低区域经济的发展成本；另一方面，区域内市场需求增长缓慢，制约生产规模的扩大，经营成本难以降低。
四、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西部经济快速发展
1.改善投资环境，搞好融资、引资和用资
融资方面，扩大地方融资权限自主调控，赋予西部地方融资权。(1)依法设立为西部地方建设和生产经营筹措资金的西部发展银行，并给予其在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利率、贴现率有一定的自主浮动权。(2)依法建立西部开发基金，利用低息、贴息基金贷款，对西部现有的能源、原材料骨干企业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提高产品质量和产品的加工深度。(3)西部地方银行在国家政策规定的范围内，发行债券和短期融资债券，以促进当地优势企业发展。(4)允许西部地方政府适当发行地方建设债券和政府债券，使地方政府有一个正当的渠道弥补财政赤字。(5)针对当地的实际情况，大力促使高新、能源、原材料等优势企业在国内或海外上市，扩大直接融资份额。
在引资和用资方面，要为外商提供优质服务和制度功能，降低投资者、企业的外部成本和交易成本，同时依法加强监管，保障经济安全。取消对西部外资项目投资额度审批制度，并适当放宽对外资进入的产业领域的限制；制订必要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为外资的收购、兼并提供相应的规范和法律保障；建立完全市场化的可操作的产权交易市场及配套的中介服务机构，为外资提供服务平台；通过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将优质资源投向高科技、环保、生态农业等朝阳产业和优秀公司，进一步促进西部产业结构的优化；等等。
2.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加强政府治理
要解决西部地区“大政府，小经济”的问题，降低社会管理成本，减少“内耗”，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激发地方政府追求快速、健康发展的强烈愿望。进一步减少政府对市场和企业的行政干预，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建立负责任的政府执行结构，培养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政策制定的程序必须透明公开。进一步开放市场，西部地区政府要树立以市场为基础、政府为主导的新的发展观，取消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审批事项，对关系到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团结的事项，要公开透明，依法审批，规范操作，清理以政府权力为依据的垄断性收费，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要利用加入WTO的契机，将西部地区一些垄断性部门优先开放，在金融、保险、电信、石油勘探、天然气、计算机制造、电力生产、旅游服务、教育体育出版、交通运输等领域形成市场调节和竞争的格局。
3.重塑风险意识，进行制度创新
西部迫切需要有一个因地制宜、勇于创新和善于创新的制度创新主体。要发挥典型效应，通过对现有的“致富能手”和“创业者”等勇于开拓精神的宣传，在群众中产生示范效应和波及效应，培育出勇于创新、冒险的经济主体，这是发展西部经济的关键和核心。西部地区如有一批这样具有商品意识的企业创业者集团，就会结合地区资源要素特点，开创性组织生产并及时满足人们的需求，填补地区技术原始的初级产业和技术先进的现代化产业之间的鸿沟。并且通过他们的创新活动，逐步消除西部经济的封闭状况，诱导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创立，加快本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步伐，降低交易成本，最终建立起经济腾飞的经济体制。
4.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树立市场化人才配置观
(1)确立教育适度超前和大教育的理念，超常规、全方位地提高西部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首先，除了依靠自身的努力外，还应尽力解决西部教育经费短缺问题。一是国家教育经费拨款应向西部倾斜；二是在西部的赢利性开发项目中按一定比例开征教育税；三是动员那些关心和支持西部开发、关注中国贫困地区教育事业的一切有识之士积极捐资助学。其次，建立大教育的理念，重视一切形式、各种层次的教育。既要抓紧抓好基础教育、扫盲教育；又要重视各种职业教育、短期教育、成人教育，增强现有劳动力的经济活动能力；更要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尽快培养和输送西部建设急需的“顶尖人才”。最后，高度重视少数民族的教育。西部教育应把对少数民族的教育列为重中之重。
(2)建立一整套保障优秀人才实现创业夙愿的制度机制。一是为优秀人才创业提供免租或廉租土地，降低科技人才的创业成本。二是依托西部开发的重点任务、重大建设项目及重要研究课题，提供适宜各类人才的研究课题及资金。三是建立良好的人才激励和淘汰机制，使各类优秀人才招得进，用得上，留得住。只有把现有的科技人才稳定下来，并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人才示范效应，才谈得上吸引外部的人才。[9]
(3)树立市场化配置人才资源的新观念。在人才资源的开发与管理中重视运用市场手段，按照公开、公平、公正、流动的原则配置人才资源，为人才资源的合理、自由流动创造出一种畅通的市场氛围。
5.提高城市化水平，增强城市竞争力
(1)建立和完善合理的城市体系，形成区域经济的“增长极”。根据西部的实际，中心大城市要通过调整经济结构以发展现代化新型产业为主，一些传统产业可向中小城市扩散；中小城市的开发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对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保障适应能力；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和边远山区建立一批中小城市或城镇。
(2)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从西部地区目前的发展水平来看，应该优先发展农村工业化，通过乡镇企业的适当集中和集约化发展，以小城镇为依托，逐步形成一定规模的第三产业，这是西部工业化促进城市化的主流。同时要注意调整轻、重工业结构，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努力发展深加工工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加速重工业的技术进步。
(3)调整城市产业结构，构建综合性的城市经济系统。特大城市如重庆、成都等应逐步发展成为西部地区集信息、金融等为一体的经济中心，带动整个西部发展；昆明等省会城市应加强信息、商贸等产业的发展，同时运用高新技术加强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和升级，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重点建设一批实力较强的口岸城市和旅游城市，以旅游经济来带动城市经济的发展。同时，要注重发展社会化、专业化的城市生产和生活服务系统，与调整城市经济结构相结合，构建功能完善、产业协调发展的综合性城市经济系统。
(4)人口的城市化。大力发展非农产业，构建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良性机制，放松户口管制，使那些在城市已有稳定职业且工作了一定年限的农民通过迁移转变为城市居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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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李巍，等.制度安排与我国东西部差距的形成[J].开发研究，2003(3)：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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