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交易成本（精选三篇）
内生交易成本 篇1
按照共生机制的不同, 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的共生模式可以分为三类:即市场制、中间性体制和科层制。其中, 中间性体制在当代大多数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产业中倍受青睐。中间性体制下的企业集团、产业集群等形式具有更大的市场组织能力。按照共生方式的不同, 企业共生模式可分为中心式企业共生模式、网络式企业共生模式和嵌套式企业共生模式。其中, 中心式企业共生模式一般表现为以某个企业为龙头的企业集团 (联盟) 或者产业集群的形式, 也可以表现为“模块化”共生组织形式。
理论和现实都表明, 企业共生在取得共赢业绩同时, 存在许多不稳定因素, 出现不稳定状态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认识这种非稳定性?本文运用共生理论和内生交易费用理论, 以中心式企业共生模式为例分析企业共生的内生交易费用, 揭示企业共生的稳定性维持条件, 为我国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共生发展提供些许借鉴措施。
一、共生模式的发展及特征
共生本是生物学概念, 由德国生物学家德贝里1979年首先提出, 原意是指两种不同种属的生物在同一环境中相互往来, 共同生存。后来被引用到经济学中, 从而被引入到中间性体制理论分析。以中心式企业共生模式为例:大企业A居中心地位, m个中小企业Bj居次要地位, A与Bj的共生表现为相互间的联系和作用方式。当然, m个中小企业Bj也可能形成共生组织。在此, 我们将A和Bj称为共生单元。共生单元之间存在着互为依存的关系。
在共生体内部存在着外生媒介和内生媒介。外生媒介是共生体难以控制的, 如宏观经济波动、国家政策调控和其他企业决策等。内生媒介是共生体为自身的利益所建立的制度和机制设计理论, 是可以控制的, 如契约、计划和企业内部制度等。
共生模式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 整体性。共生组织由一些相互联系的和彼此影响着的企业构成, 各个共生单元是共生组织的基本单位, 相互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当各个共生单元发挥自身的机能最大化时候, 共生组织能够实现整体功能最大化。但整个共生组织的功能不是各个共生单元功能的简单加总。第二, 外部经济性。共生组织在生存发展中, 各个共生单元的技术外溢, 专业人员与其他因素 (比如:中间品的投入等) 的共享而获得外部效应。它强调整合资源, 使资源达到最优化配置, 从而提高其生产贡献率。第三, 相对独立性。共生组织中的各个共生单元必须保持相对独立性, 每个共生单元具有其本身的利益最大化函数, 也存在制约条件, 能否实现共生利益最大化必需要根据其本身条件考虑。第四, 不稳定性。共生组织在理论上要求各共生单元必须做到信息提供的连续性、完整性和真实性, 但是现实中许多企业为自身利益最大化不愿意完全提供技术信息等, 如果每个共生单元都基于这样目的, 那么整个共生组织就会出现不稳定性。
上述四个特征同样使用于其他企业共生模式。
二、共生模式的内生交易费用
内生交易费用包括广义和狭义两种类型。前者是指只有在所有参与者都作出了决策后才能确定的交易费用。换句话说, 内生交易费用是个体自利决策之间交互作用的后果。通常内生交易费用是指由于个人追逐自身利益所引起的费用, 比如信息不对称, 不完全合约, 逆向选择等等。后者是指市场均衡同帕累托最优之间的差额。也就是说人们在交易中争夺分工的好处, 每人都希望分得更多的好处, 而不惜减少别人从分工中得到的好处, 从本质上讲, 这里还是假定生活中的个人是理性经济人, 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同样, 作为市场交易主体的企业也具有类似性质, 我们将在下文进行考察。
那么内生交易费用是怎样产生的呢?杨小凯, 张永生 (2000) 认为内生交易费用由特定的人类行为引起。包括非对策自利行为和对策行为, 对策行为又包括非机会主义对策行为和机会主义对策行为, 其中机会主义对策行为是内生交易费用产生的根源。可以看出, 这是以社会人的角度为基点分析的。Maskin和钱颖一等人则认为内生交易费用主要来自于承诺的不可信, 他们运用序惯均衡模型分析软预算约束和内生交易费用并形成了许多具有参考价值的文献。
笔者认为除了上述两个因素外, 产权不清晰也是内生交易费用产生的原因之一。市场经济条件下, 产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产权不清晰则会引起侵权行为, 这是市场经济在短期内难以解决的难题之一, 也是内生交易费用的重要源头。另外, 产权不清晰引起的寻租行为、不完全合约的签定以及在合约执行中的机会主义都构成了内生交易费用。
企业间达成共生组织的初始原因可能是客观的, 也可能是主观的。客观的原因包括政府行政命令, 自然灾害等, 特别的, 政府行政命令主导下的企业共生模式是国有企业重组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主观的原因则包括企业间生产技术的相似性、生产产品的互补性或者相似同质性、为了降低生产成本等, 其中, 企业间生产技术的相似性和生产产品的相似同质性会迫使双方为了获得共赢而进行集群生产, 否则, 企业间强烈的竞争可能导致两败俱伤。而生产产品的互补性则是企业间为了强强联合进行规模生产所进行机群生产的重要原因。本文认为共生组织的内生交易费用包括:道德风险、不完全信息、机制设计、不完全合约等。道德风险是指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帕累托最优偏离, 这与不完全信息相联系的。机制设计是指共生单元在合作中的制度约束, 条例规则等。不完全合约是指共生单元之间在有些因素无法直接测度的条件下签定的合同契约。
以中心式企业共生模式为例看, 发生不完全信息和机制设计内生交易费用的可能性较大。如果中心企业将其某笔业务下包到市场上, 一旦某个企业获得该笔业务的承包权, 则其地位和功能即被确定, 中心企业不会再去寻找其他企业, 以节省时间成本和其他成本。这样, 获得承包权的企业在进行业务生产时会与中心企业“讨价还价”, 进而就会产生不完全信息。同时, 在双方达成的一系列合约中, 相关机制设计也是承包权企业占有优势, 因为中心企业并不完全了解承包企业的信息。
三、共生模式的内生性交易费用稳定性定量分析
现在运用内生交易费用进行定量分析, 对于共生模式的最大化利益, 为此提出以下符号规定和假设:
(1) 本文选取三种内生交易费用为例:
令Cn (n=1, 2, 3) 为内生交易费用, Cp为中心企业其他费用
C1表示不完全信息费用, C2表示机制设计费用, C3表示不完全合约费用
并假设Cn可以测量
(2) 假设整个共生模式有1家中心企业, m家承包企业, 承包企业性质相似
S为中心企业的收入函数, u表示中心企业收入函数的其他因素
C为中心企业的成本函数, R表示中心企业的利润函数
Wj为第j家承包企业的利润函数j=1, 2…m
R0表示整个共生模式利益
(3) L, K表示中心企业的人力和资本投入, l, k表示承包企业的人力和资本投入。在短期内, 无论是中心企业还是承包企业, 人力和资本都很难变动。一方面:企业的原有职工在自己的岗位上已经有比较熟练的操作能力, 并且熟悉相关规章制度等。如果引进新的员工则需要在培训等方面花费大量成本, 企业不愿意轻易变动人力因素。另一方面, 企业的项目资金投入都是经过严格的预算和考察的, 一旦资金投入, 企业不会轻易增加或者减少投入。
假定除Cn之外其他因素都保持不变, 则函数中只有Cn可变。
根据上述假设条件, 可得到下面函数:
中心企业的收入函数:S=f (wj, L, K, u)
中心企业的成本函数:C=f (Cu, Cp)
第j家承包企业的利润函数:wj=fj (l, k, Cn)
容易得到, 中心企业的利润为:R=S-C
将已知函数带入中心企业的利润函数有:
由于已经假定除Cn之外其他因素都保持不变, 因此, 将中心企业利润函数对Cn求偏导有:
令:
可以将中心企业利润函数改写为:
现在对整个共生体利益函数对Cn进行求偏导:
一般而言, 企业都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 因此对整个共生体模式利益求最大化:
其中:
hj (j=1, 2…m) 表示第j个承包企业对中心企业的边际收入贡献。
g (Cn) (n=1, 2, 3) 表示Cn种内生交易费用对中心企业的成本边际增加额。
wj (Cn) (j=1, 2…m) 表示每单位内生交易费用对每个承包企业的利润边际增加额。
hjwj (Cn) (j=1, 2…m) 表示每单位内生交易费用所引起的承包企业的利润增加对中心企业的收入贡献。
由于假定除Cn之外其他因素都保持不变, 则企业共生模式的整体利益最大化条件是对Cn求微分, 并另其一阶微分等于0, 即有:
现在令:
表示每单位内生交易费用对中心企业的利润边际增加额, 则 (1) 式可转换为:
上述过程以内生交易费用为基础进行企业共生模式稳定性定量分析, 并得出相关推导公式, 在第四部分作者针对推导公式 (2) 展开分析。
四、企业共生模式稳定性分类分析
第三部分指出:如果共生模式要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 R′=wj (cn) =0等式必须成立。现在对该式进行具体展开分析。
R0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 R′>0, wj (Cn) <0
这种情况表示每单位内生交易费用对中心企业的利润边际增加额为负, 亦即中心企业的利润随着内生交易费用的增加而减少;每单位内生交易费用对每个承包企业的利润边际增加额为正, 亦即承包企业的利润随着内生交易费用的增加而增加。笔者认为这种现象可能是由承包企业的机会主义对策行为引起的, 比如隐瞒信息, 虚假报告等。换言之, 承包企业将本应由自己承担的费用或者成本通过谈判中隐瞒信息转嫁给了中心企业, 现实中这种情况通常比较少见, 因为中心企业往往拥有更强的谈判资源。同时相比承包企业而言, 中心企业需要更多利润以支撑其发展, 所以其势必不满于内生交易费用对其利润边际增加额为负, 因此这种情况下企业共生模式不稳定。
(二) R′=0, wj (cn) =0
这种情况表示每单位内生交易费用对中心企业的利润边际增加额为正, 亦即中心企业的利润随着内生交易费用的增加而增加;每单位内生交易费用对每个承包企业的利润边际增加额为负, 亦即承包企业的利润随着内生交易费用的增加而减少。笔者认为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中心企业在谈判中更具有否决权产生的。市场中同类产品或者行业的承包企业相当多, 近似构成完全竞争市场, 因此, 在与其他同类企业进行竞争中心企业的下包业务时, 承包企业总会降低自己的预期利润。在其后的业务生产过程中, 中心企业可能会将许多风险转嫁给承包企业, 使得 (二) 情况产生。通常而言这种情况在现实中比较常见。必须要说明的是承包企业的利润随着内生交易费用增加而减少的底线为承包企业的利润等于0, 只要利润大于0, 共生模式是能够维持的, 因此这种情况下企业共生模式相对比较稳定。
(三) R′=wj (cn) =0
这种情况表示每单位内生交易费用对中心企业的利润边际增加额为0, 每单位内生交易费用对每个承包企业的利润边际增加额为0, 亦即此时内生交易费用对承包企业的边际成本以及中心企业的边际利润都不产生影响。分别求解R′=0以及wj (Cn) =0, 只有当二者的解相同时, 企业共生模式是处于稳定状态, 否则, 企业共生模式是非稳定的。
这里需要解释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前述指出一旦某个企业获得该笔业务的承包权, 则其地位和功能即被确定, 中心企业不会再去寻找其他企业, 以节省时间成本和其他成本。此时该承包企业的费用主要来自内生性交易费用。在谈判中, 虽然中心企业不能完全掌控承包企业的信息, 但其更具有谈判权, 因此, 谈判的结果和利益总是倾向于中心企业。因此, 对于同一笔内生性交易费用, 其对中心企业的成本边际增加额则可能小于对承包企业的成本边际增加额。
hj<0即第j个承包企业对中心企业的边际收入贡献小于0可能包含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 承包企业产品供给不及时会导致中心企业生产链条中断。以中心企业链条化生产为例。假定中心企业的生产流程如下图所示:
Hj表示中心企业生产链条上第j个环节产品, Dj表示承包企业为中心企业生产的半成品。Hm为最终产品。第一种情况即为Dj供给不及时导致整个生产链条中断, 此时hj<0必然成立。
第二, 在中心企业与承包企业谈判中, 由于中心企业不能完全掌控承包企业的信息, 即信息会发生不对称, 一旦某个企业获得承包权, 承包企业就会与中心企业“讨价还价”, 在这种情况下, 承包企业往往能从中获利, 其直接结果是中心企业的成本会增加。因此, 承包企业的“讨价还价”导致中心企业的成本增加必然有hj<0成立。
第三, 市场经济中存在许多企业进行投机主义, 指参与交易进行的某一方或者各方, 为寻求自我利益而采取的欺诈手法, 同时增加彼此不信任与怀疑, 因而导致交易过程监督成本的增加而降低经济效率。因为通过广告或者其他途径宣传, 使得其在市场中可能会产生较为良好的“信誉和形象”, 如果该投机主义企业被中心企业确定为承包企业, 中心企业掌握的往往全是虚假信息, 则会发生资产流失等结果。此时hj<0也有可能发生。
另外承包企业的产品质量不合格, 信誉受损等也可能会导致hj<0发生。
上述分析表明企业共生模式的稳定性受企业内生交易费用的影响, 那么有哪些途径可以在最大可能限度上降低这种影响呢?下文笔者将给出简要分析。
五、结论及启示
基于以上分析, 作者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以下结论和启示:
(一) 内生交易费用对企业共生模式的最大效益具有不确定影响效应。减少内生性交易费用对企业共生实现利益最大化有积极作用, 现实中可通过相机合约和多边议价来减少内生性交易费用。同时应加强机制设计理论研究。
(二) 对中心企业来说, 要加强合约监督机制建设, 广泛向中小企业进行分包业务, 在有多重选择之后, 中心企业的议价能力会得到提升, 从而可以减少内生性交易费用。同时中心企业应该提升支配承包企业的能力。
(三) 对中小企业来说, 一方面要提升在同类行业中的竞争力, 另一方面要选择有实力的大型企业为依附, 专攻价值链上某个环节, 不断扩大自身的共生价值。
(四) 积极构建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和管理科学的的现代企业制度。同时要整治市场, 加大市场信息透明度建设。
摘要：企业共生逐渐成为企业间合作的有效模式, 在取得巨大效益的同时, 由于内生交易费用的存在, 企业共生模式可能表现出非稳定状态。该文以中心式企业共生模式为例, 在简单介绍内生交易费用的发展特征以及内容的基础上, 建立了以内生性交易费用为变量的数量经济模型, 分析内生交易费用对企业共生模式不稳定的影响效应及条件, 进而提出相机合约和多边议价等减少内生交易费用的启示和建议。
关键词：企业共生,稳定性,内生交易费用,多边议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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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过程与交易成本 论文 篇2
一、交易过程与交易成本的形成
交易的过程，也是交易成本的形成过程;交易成本的形成，是伴随交易行为出现的。人们对交易过程有不同的认识，因此交易过程有狭义的交易过程和广义交易过程之分。一般而言，狭义的交易过程是指交易双方事中交易对象位移的过程，即在一定的背景或局限条件下，由交易双方借助于交易媒介，按照双方约定的规则，在约定的时间内把交易对象(可以是有形的实体或无形的服务)从交易的一方转移到另一方，它是通过市场的价格机制来发生作用的。而广义的交易过程则在狭义的交易过程的基础上，还包括交易的事前准备过程和事后执行监督过程。交易的事前准备过程指潜在交易者在事前确定双方交易动机、交易目的、交易条件和范围;描述交换物品的属性、特征、称量与测度。事中的交易过程即狭义的交易过程，可以具体描述如下：交易双方相互寻找对方，进行沟通、交流与谈判活动，起草契约，登记并转移物品入册。事后则对达成的交易进行监督与控制，或强制执行立法，并对违约违法行为进行诉讼。具体而言，交易过程可以分为下面几个阶段：
(一)交易动机的形成过程
交易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的交互博弈行为，因此交易双方的动机很重要。交易者必须清楚地了解其动机：缺乏什么，需要什么，他有什么可供选择的交易对象，为达到交易目的需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其交易动机的强烈程度如何，采取何种交易方式(市场的或经济组织的)。交易者在社会分工结构中的地位决定其知识结构、认知水平和经济活动的范围，而这些因素又限定了其交易动机的复杂程度。
(二)对交易环境的评估过程
交易环境应包括三个要素：一个确定的知识结构;一群由其知识片断所确定偏好的人;一个基本权利结构和一个可交换权利结构。对交易环境进行评估，需要考察下面的因素：交易参与者的角色与地位;交易的对象、交易的数量和交易的频率;交易行为的约束规则;交易技术;交易的场所。
这些因素受制于交易的三个维度：不确定性;资产专用性和交易频率。在交易世界中，存在着随机变化，交易者的不同偏好、信息的不对称及交易者机会主义行事的可能，使得不确定性必然影响着交易过程中博弈双方的合作空间：交易与否的选择，交易契约条款的达成与不断修改，对交易实现的预期程度和契约方式的选择等等。资产专用性确定了交易者进入或退出交易过程的难易程度。它还引发了交易的事前反应，即潜在交易者交易动机、交易目标、交易条件和范围的确立;交换物品的属性、特征、称量与测度的说明。事中的契约的起草与谈判。事后则对达成的交易进行监督与控制，以防止某交易方的机会主义行为破坏执行契约的连续性。交易频率则是交易各方之间在是否合作或不合作的博弈中多次反复的结果。交易各方之间不确定性因素越多，资产专用性越高，交易的频率就越低;反之，则交易的频率则越高。
(三)交易者之间的谈判过程
交易者在交易动机的驱使下，开始尝试相互交换。在交换时，交易者可能会考察个体所处的交易环境，并评估交易的必要性以确定进一步的行动策略：采取合作博弈或非合作博弈，有无必要采取投机取巧的机会主义行为，或者说，在有限理性的条件下，交易者为了实现其效用最大化，将选择偶然的或一次的博弈行为，或是恒常的重复博弈行为。在交易博弈过程中，一方的最佳策略选择是通过另一方的行为模式或偏好信息作出初步判断和理性预期，针对对方的行为采取动态跟随策略，不断调整自己的战略和策略行为，从而获得满意的博弈结果。
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不确定性和风险比较容易预期，交易者双方了解交易对象的可能性越大，产权界定越清晰，通过博弈、谈判或合作的可能性较大。合作博弈需要交易者双方拥有充分的信息与交流。
(四)交易者之间签约过程
合作意向确定后，则交易双方开始订立契约。交易双方进一步对下列情况作出明确表述：某一价格下，物品的品质和数量的检验，律师的聘请与咨询，合同的起草与修改，保证条款的规定，物品的转移与交易的登记，对违约行为的处罚规定等等。
签约行为受到未来预期对交易者双方的影响。如一方认为其资产的专用性强，则希望签订长期契约，而另一方考虑到未来的风险和不确定，则倾向于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而签订短期契约，因此契约条款必须充分反映双方利益的权衡，且签订的契约内容的修改会反复多次，这延长了签约时间。
(五)契约的执行和监督过程
达成契约后，交易者要实施其契约条款和内容，以实现交易对象的转移。为了防止机会主义行为造成交易损失，交易双方需要设计出一整套与交易相关的制约机制和惩罚机制，以保证交易正常进行，顺利地实现产权的让渡。
对交易过程的刻画，初步勾勒出交易成本形成的大体轮廓，但人们对交易行为和交易过程的认识分歧，造成了人们对交易成本的不同认识。
二、对交易成本的不同认知
人们对交易过程理解的不同，产生了对交易成本的认知分歧，这些分歧主要表现在“新古典学派”与“新制度经济学派”的文献中。
(一)“新古典学派”对交易成本的认知是基于狭义的交易过程而形成，该学派认为，交易成本是市场经济交换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成本，亦即所有权(分散的所有权、私人财产和交易)的转移是通过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而引起的，简而言之，它是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它包括运输费用，佣金，谈判所花费的时间，包括关税在内的各种税收;或被认为是与交换成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即是在既定的制度背景下，个人采取一定的交换形式去获取所指定的机会成本。交易成本还涉及交易的效率、交易数量，套汇能力，均衡的调解、存在和效率等等。当然，有些新古典的文献中还认为，交易成本还涉及如中间人作用、交换媒介等产权的决定问题。于尔格。尼汉斯对交易成本作了较为详细描述，指出交易成本与生产成本一样，是对异质的各种投入品聚合所需费用的一种统称;并指出交易成本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交易者之间必须相互寻找交易伙伴，传达交易信息，交易双方签订的契约必须对商品进行描述、检查、称重及度量;契约的起草;咨询律师;转移所有权，并记录在案;或在必要时，通过诉讼强制执行合同，防止违约的发生。Stavins则进一步指出：一般而言，交易成本在市场经济中无所不在并由产权的转移所产生。因为交换各方相互寻找、进?泄低ê徒换恍畔。有必?约唇??频纳唐方?屑煅楹图屏浚?鸩萜踉肌⒆裳?墒?妥?液妥?粕唐贰R览邓?峁┑恼庑┓?瘢?灰壮杀静扇×街中问剑郝蛘吆吐粽叩耐度肫泛妥试矗ò?ㄊ奔洌?辉诩榷ㄊ谐∩仙唐返穆蚣塾肼艏壑?涞牟罴邸R虼耍?有鹿诺涞墓鄣憷纯矗?灰壮杀局皇鞘谐〗换还?讨蟹⑸?谄笠抵?溆敫鋈酥?浠蚱笠涤敫鋈酥?涞慕换环延茫??嗨朴谏??杀荆?煞治?肮潭交易成本”与“可变交易成本”。杨小?呀灰壮杀痉治?馍?灰追延糜肽谏?灰追延谩F渲校?馍?灰追延檬侵福?灰姿?皆诰霾咔熬椭?榔渌?降慕灰追延茫???ㄔ耸浞延谩⒅?厣唐犯??斐傻姆延茫?换醪患笆痹斐傻姆延茫?葱薪灰资钡母髦址延茫?踔了笆盏取D谏?灰追延糜泄阋搴拖烈逯?帧9阋宓哪谏?灰追延弥附灰姿?皆诰霾叩慕换プ饔梅⑸?蟛拍艿玫降模??山灰状问?朊恳桓鼋灰椎姆延弥??龆āO烈宓哪谏?灰追延弥溉嗣堑幕?嶂饕逍形?狗止さ睦?娌荒鼙怀浞掷?没蚴棺试磁渲貌??忱肱晾弁凶钣诺呐で?U庑┓延茫?际峭ü?谐⌒?髯试矗?允迪峙晾弁凶钣诺墓?讨胁豢杀苊舛???摹?/P>
(二)“新制度经济学”对交易成本范畴的理解，主要是基于对交易过程的宽泛认识
1.从制度角度进行分析，强调了制度成本
交易行为是在一定的环境下发生的，交易环境可以看作是交易成本形成的制度因素。因此，可从微观制度与宏观制度角度出发，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对交易成本进行分析。
对交易成本的定义，最初是从市场交换、市场定价机制的角度来考虑的。科斯认为，有许多因素涉及交易成本的产生：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之间，企业的存在是因为它能减少市场运行的成本。这些成本包括发现价格的成本、谈判成本、签订合同的成本、合同的履行成本。阿罗第一个使用“交易成本”描述了“经济体系运行的成本”。他声称：“市场失灵”并不是绝对的;最好能考虑一个更广泛的范畴――交易成本的范畴，交易成本通常妨碍――在特殊情况下阻止――了市场的形成“;这种成本就是”利用经济制度的成本“，即”交易费用是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威廉姆森则将交易成本推广到所有经济制度环境中。他认为，交易成本包括事前交易成本和事后交易成本。事前交易成本包括起草、谈判和维护执行一项协议的成本。事后交易成本包括：(1)当交易偏离了所要求的准则而引起的不适应成本;(2)为纠正偏离准则而作出的双方努力及争论不休的成本;(3)伴随建立和运作管理机构而来的成本;(4)安全保证生效的抵押成本。
以张五常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主张从人类制度的角度来认识交易成本。在他们看来，交易总是发生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与社会背景中的.，它存在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之间，其必然包含对自然的历史的人类发展进程中形成的秩序或规则，这就引发了制度成本。张五常认为：“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交易成本包括所有那些不可能存在于没有产权、没有交易、没有任何一种经济组织的鲁滨逊。克鲁索经济中的成本……交易成本就可以看作是一系列制度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拟定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简言之，包括一切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也可以把交易成本视为“看得见的手”的成本。他把交易成本产生的原因归因于：(1)人们理性的无知或缺乏信息。(2)最大化行为的普遍存在。因为他认为，人们之所以搜寻和谈判，是因为对其所购买的和消费的商品的不了解。同时，人们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采取的机会主义的行为可能会导致交易成本的过高，造成经济体系的崩溃。诺斯进一步指出，交易成本是执行交易功能的资源耗费，维纳则区分了经济交易成本与政治交易成本，其中政治交易成本是在进行政治交易推进制度变迁中所耗费的资源成本。
2.从产权的转移进行分析，强调了产权是交易成本中的核心
科斯认为，产权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必要前提。巴泽尔进一步指出，“运用资产取得收入和让渡资产需要通过交换，交换是权利的相互转让”，因此他把交易成本定义为与转让、获取和保护产权有关的成本。对交易过程的比较广泛的理解，使得一部分产权学派经济学家认为：“交易费用在产权从一个经济主体向另一个经济主体转移过程中所有需要花费的资源的成本。这包括作一次交易(如发现交易机会、监督成本的)的成本和保护制度结构的成本(如维持司法体系和警察力量)”。柯武刚则认为：“交易成本是在产权(根据契约)被用于市场商务活动中的交易时发生的。首先，交易成本由信息搜集(在作出决策之前找到足够数目的交易伙伴，弄清他们的地址、他们产品的设计、质量、可靠性以及在大量其他相关的方面)成本构成”，还有谈判成本、缔约成本、监督履约情况的成本、可能发生的处理违约行为的成本。这些信息成本和为契约作准备的成本都是先于交易决策而‘沉淀’的。他们都强调了产权在交易过程中的核心地位，认为交易的核心就是自由选择、让产权获得其归属的过程。因此，“交易成本就是建立和维护产权的成本”。总之，他们把交易成本视为执行交易功能的成本，是在交易中为界定、保护实施产权而消耗的资源的总和。
3.从不确定性出发，加深对信息成本的分析
交易过程是交易者的动态博弈过程，交易环境的稳定与否，对交易者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由于交易者各方劳动分工知识和交易知识的局限性，使得他们面对复杂的交易情况，无法穷尽所有的可能。交易环境中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使得交易主体对信息的识别、搜集、分析、加工、综合和处理，依赖于其外部感觉材料的供给状况、交易主体的认知结构及其在劳动分工中的相互地位，引发了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完全问题。在参与交易博弈过程的一方，其决策行为取决对另一方行为的判断。对此，达尔曼认为，交易费用就等于信息费用，因为寻求交易方、协商和决策、监督和执行都与信息相关。人们需要搜集有关价格、产品质量与劳动投入的信息，寻找潜在的交易方，了解他们的行为和所处的环境。人们对有关商品及供求情况的信息不充分，导致了协商和决策的成本;人们对交易的另一方信守契约程度的缺乏了解和机会主义的行为倾向，使得监督成本和执行成本存在。因此，人们便可以通过减少不确定性的行为，使影响交易各方的各种因素和行为成为可预见的信息，从而顺利完成交易过程。
4.从机会主义出发，加深对监督执行成本的研究
由于存在不确定性，人们不可能穷尽交易过程中出现的所有可能，因此他们会适时调整其交易策略，“千方百计地谋求自身利益”，因此机会主义行为就会出现在交易过程中：(1)交易各方利用信息不对称、决策不确定而谋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2)当交易偏离了交易准则时，交易各方机会主义式的讨价还价，使得交易的达成费时费力;(3)双方对价格达不成一致意见时，交易中一方被迫接受不利交易条件蒙受的损失;(4)博弈过程中，交易各方对专用性租金的争夺。
新制度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威廉姆森从机会主义动机出发，给出了对交易成本定义的看法。他认为机会主义是研究交易成本的核心概念，它对涉及人力、物质资本特定投入的经济行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把由交易困难、在交易中接受不利交易条件和交易不成造成的损失都视为交易成本。实际上，这些交易成本都是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的。机会主义的存在，使得交易各方对谈判过程中契约的达成要求更高的条件：更严格的商检标准、检验机构、索赔条款、抵押标准，并在契约执行过程中采取更大的执行力度，强化履行契约的行为。
三、结语
交易成本与财富效应 篇3
【关键词】 产权 交易成本 财富效应
引言
起源于控制污染和环境保护的外部性问题，庇古提出，应该通过政府的直接控制或者财政激励来引导厂商矫正。但是，科斯提出了一种私人解决方式，那就是只要产权明晰，交易成本较低，经过相关当事人的志愿协商和谈判，就能够导致一种有效率的结果。根据竞争市场理论，我们知道如果产权能够完全的明确，那么空气、土地、水都可以成为市场中进行交易的的商品。如果交易成本很低的条件下，那么拥有者就可以很容易的保证资源被用于最好的用途，从而实现帕累托最优。
在实践中，科斯定理被用于"发展权的交易"。在环境保护方面，用于污染许可证的交易。美国最早出现的土地发展权转移（TDR, Transferrable development rights）是科斯在土地交易市场的一个典型利用。它是将一块土地的非农用开发的权利即土地发展权通过市场转化到另一块土地。这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一个地区（比如偏远山区的）的非农业用地开发权，通过市场卖给另一块地（中心城市郊区）。在美国土地发展权交易从1970左右开始实施，这种策略能够达到既保护了农地、自然保护区，又开发了城市的目的。
自2003年成都是把城乡统筹作为施政纲领以来，有关土地发展权转移和交易的实践这个城乡統筹试验区展开。成都市将土地经营权明晰化，并从中抽取出土地发展权，通过建立一个土地发展权交易流转的市场，让农民在一定程度上分享土地增值的财富效应。土地发展权包括：农地变更为非农用地的发展权或称之为农地发展权；未利用土地变更为农用地或建设用地的发展权；在农地使用性质不变的情况下扩大投入的发展权；在建设用地上进行建设的发展权。
1. 成都土地发展权流转的制度环境和缘起
1.1土地发展权流转的制度环境
土地发展权流转面临最基本的制度环境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为主干，以国家土地政策为辅助的制度体系。我国政府土地管理是通过对土地利用实现总体规划和年度土地利用计划来实现的。土地规划一般指在土地利用的过程中，为达到一定的目标（推进城市化、保护耕地等），对各类用地的结构和空间布局进行调整或配置的长期规划（规划期限一般为15年）。而土地年度计划是政府根据土地开发利用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历史基础和现状特点，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等，对一定地区范围内的土地资源进行合理的组织利用和经营管理的一项综合性的技术经济措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原则上讲一个地区在规划期间的实际新增建设占用耕地数量不能超过规划指标，并且也必须符合土地规划的空间布局。同时，每年有个一年度土地计划指标。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家产业政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及建设用地和土地利用的实际状况编制。因此，土地规划必须同时拥有规划指标和计划指标，农用地尤其是耕地才能够转化成建设用地。为了保护耕地，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我国对耕地进行了严格的保护。
国家实行占用耕地补偿制度。非农业建设经批准占用耕地的，按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由占用耕地的单位负责开垦与所占用耕地的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没有条件开垦或者开垦的耕地不符合要求的，应当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规定缴纳耕地开垦费，专款用于开垦新的耕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严格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采取措施，确保本行政区域内耕地总量不减少；耕地总量减少的，由国务院责令在规定期限内组织开垦与所减少耕地的数量与质量相当的耕地，并由国务院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验收。个别省、直辖市确因土地后备资源匮乏，新增建设用地后，新开垦耕地的数量不足以补偿所占用耕地的数量的，必须报经国务院批准减免本行政区域内开垦耕地的数量，进行易地开垦。
1.2成都开展土地发展权流转的缘起
自2003年中央提出科学发展、城乡统筹的新方针，成都市把城乡统筹作为施政纲领。但是到2007年却发现如下事实：2003年起，成都为推动城乡一体化改革，投入“三农”财政资金成倍增加，2003年为10亿元，到2007年已达到117亿，但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却只由2003年的2.66：1降到2.61：1。当然，这里面有他内在的逻辑理由，那就是生产要素自然向收入报酬高的城市地区流动而带来的收入差距快于财政补贴的速度。一个地区要发展经济必须要通过城市来带动。只要城市化，产业化才能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才能够给政府带来更高的经济激励。也只有城市化之后，一个地区或者国家才有能力和激励来解决农村发展问题。要推动城市化的进程，土地是城市扩张一切的基础。要发展城市必须占用大量现有的耕地面积，这和耕地保护指标和基本农田保护政策相矛盾。
同时，城市化需要征地，征地意味着低价从农民手中获得土地，然后利用市场拍卖高价卖出。这既推进了城市化的发展，又提高了地方财政的收入，但却间接损害了农民的财产权利和收入。所以征地往往带来了因此既要推进城市化又要统筹城乡提高农民收入对地方政府而言是一个两难的境地。
2. 土地发展权流转的基石和财富效应
如何破解上文提出的难题，成都市在现行的土地管理制度下启动变革，即维系和推进城市化不动摇，让农村和农民通过土地发展权的流转和集中，享受城市化带来的资本利得。
2.1流转发展权的基础：权利结构清晰
根据科斯定理第一种表述，产权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必要前提。因此要实现土地发展权的流转，必须对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政府之间，对土地的权利边界进行界定。要明确权利，首先要知道农民拥有什么样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那么农民作为个体没有土地所有权，但是拥有经营承包权。因此农民拥有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同时，农民对宅基地拥有用益物权。其次，是将每个农民之间的权利界定清晰。由于，自上个世纪50年代土地改革以来，国家和政府已经有半个多世纪没有提供普遍的、联系的产权确认。这就意味着，人口的死亡、生育、出嫁、外出等种种原因带来土地原来明确的权利变得不那么明确。因此，需要政府通过实际的入户动员、实地测量、农村集体评议和公示、法定公示、最后明确产权到每一个农户。
2.2流转土地发展权的效用：财富效应
随着城市化、产业化的集聚和集中，当各种资源都向城市寻求报酬机会时，土地的需求越来越大，同时由于土地的固有特性：供给完全无弹性。那么土地价格飞速的增加就成了必然。以成都市为例，在2003年到2007年，成都市中心城区国有土地拍卖价格从每亩55.47万元上升至276.万元，上升达四倍。这也给，政府尤是地方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收入，就成都而言单就2007年的土地纯收益就高达421.5亿元，高于同期预算内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
如何让农民享受也享受土地增值的财富效应呢？流转土地发展权。如上文所述，同样面积的土地，用于农业和用于建设用地的收益存在着巨大的级差。因此，将农业用地转化为建设用地就有极大的经济激励。但是同时存在着，国家的政策体系约束，那就是前面提到的总体规划指标对建设用地是有控制的；和土地空间布局的约束。因此对政府而言就面临在既定的指标和特定的土地空间布局下面，开发更多的建设用地这样一个题目。题目的破解来源于，这样一个政策空间：增加城镇建设用地与减少农村建设用地挂钩。挂钩就意味做能够将农村的建设用地即宅基地同城市需要的建设用地指标进行置换。因此，将农民进行集中安置就能有很大的宅基地指标同城市建设用地进行置换。这就是土地发展权的流转。通过土地发展权的流转，农民能够分享到的收益除了现金流入，还包括由此带来的新的农村面貌和房产的长期增值。
3. 发挥金融系统作用，降低流转发展权的交易成本，增加农民财富
3.1基于交易成本的土地发展权流转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交易成本包括那些不可能存在于一个克鲁梭·鲁滨逊（一个人）经济中的所有成本。在联合生产的情况下，不同类型的交易成本通常只是在边际上才能区分开。它们不仅包括那些签约和谈判成本，而且也包括度量和界定产权的成本、用契约约束权力斗争的成本、监督绩效的成本、进行组织活动的成本、耗费租金的等待成本。
所有这些成本通常只有在边际上是可分离的，比如雇佣一位律师，赋予其权利，这有利于帮助谈判签订一个契约；雇佣一位经理来监督绩效有可能帮助组织经营活动。换言之，如果我们能够识别不同条件下的相关边际成本的变化，有关行为解释源自于交易成本约束的结论就具有经验上的可操作性。那么土地发展权就可以在基于交易成本上进行剥离，然后进行交易，实现流转。由上文知道，土地发展权包括：农地变更为非农用地的发展权或称之为农地发展权；未利用土地变更为农用地或建设用地的发展权；在农地使用性质不变的情况下扩大投入的发展权；在建设用地上进行建设的发展权。因此，同一块土地可以将其发展权分离剥离出来，然后进行交易。
一个很成功的分离就是地票。地票是将农村宅基地极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农村公益事业用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经过复垦并经土地管理部门严格验收后产生的指标作为一种土地发展权从土地中剥离出来，用于市场交易。地票运行的全过程分为复垦、验收、交易和使用四个环节，即：按照规划和复垦整理规程，在农民自愿和农村集体同意的前提下，将闲置的农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农村公益事业用地等农村建设用地，进行专业复垦变为耕地；经土地管理部门会同农业部门严格验收后，对复垦产生的耕地质量和数量进行把关，确认腾出的建设用地指标作为地票的来源；地票通过农村土地交易所面向社会公开交易；购得地票的单位在城市规划区内选定待开发的土地，由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办理征收转用手续并完成补偿安置后，按招拍挂有关规定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3.2让金融体系在推动土地发展权流转发挥应有的作用
金融体系是一个经济体中资金流动的基本框架，它是资金流动的工具（金融资产）、市场参与者（中介机构）和交易方式（市场）等各金融要素构成的综合体。如何让金融系统推动土地发展权流转呢？必要好的办法是将土地发展权股份化。让农民持有对土地发展权的股份，从而真正持久的享有土地增值的财富效应，和实现土地的规模化经营。
3.2.1土地发展权股份化让农民持续享有土地增值的财富效应
在前面提到的农民的宅基地换城市建设指标上农民得到的补偿水平差异很大。在早期政策的补偿水平很低（每亩只有几千元、最高1.6万元），后期政策补偿水平高（每亩在2.5万元到10万元的区间）。可以預见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补偿的标准会越来越高，并且其增长速度高于正常的同期土地要素的报酬。那么先期被征地的农民或者交换的农民将会受到很大的损失，权利遭受很大的侵害。因此如何平衡和调和跨时期的矛盾成了一个问题。同时，政府对农民和农村的返还比例很低。正如前面论述的，返还比例仅有1%，如何让农民更多的享受权利，而对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消极影响不大。
两个难题可以通过将土地发展权股份化来解决。让农民享有对土地增值的财富效应。那就是有政府专门组建一个国有控股的土地征收、拍卖公司。农民根据其被征收的土地和享有一定的股权，到期根据股份分享土地增值的红利。这样既能调和不同时期土地征收补偿差异的矛盾，又能一定程度调和政府和农民的矛盾。农民就享受了财产权带来的 财富和收益。
3.2.2土地发展权股份化，推动土地实行规模化经营
当前成都市场土地市场上各类土地的发展权的交易还处于初级阶段，官方市场目前只限于为土地发展权的流转提供有效的信息平台，更多的土地发展权的交易发生在场外市场。那么场外市场面临的信息不对称和市场交易耦合的要求高，必然带来巨大的交易成本，从而限制了土地发展权的流转。
如果将土地发展权股份化，将土地按地理区位、肥沃程度（用土壤有机质和土壤全氮作为指标）、当前用途、期望用途（用途包括农用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交通便利程度、土地平坦系数进行规范化，然后进行土地发展权交易。那么市场资本会根据土地的特性和利用价值，选择最优的利用方式，并且通过发展权的集中，更容易实现规模化经营，发挥资本的规模效应。同时，农民能够持久的获得土地发展权带来的财富效应。
3.2.3土地发展权股份化，更有利于国家对土地的整体规划和监控
国家的土地规划要实现下面的目标：严格保护基本农田，控制非农业建设占用农用地；提高土地利用率；统筹安排各类、各区域用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保障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占用耕地与开发复垦耕地相平衡。要实现这个目标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对土地利用的一个非常完善的信息系统。而土地交易市场是通过资本力量的博弈，对土地信息的了解比一般的调查更透明，跟具有可信力。换言之，土地发展权的交易市场，为国家土地规划和监控提供了另外一个信息渠道。同时国家可以通过对土地发展权交易市场的影响来达到对土地规划的宏观调控或者微观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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