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功能

建构功能（精选十篇）

建构功能 篇1

一、高职教育出现文化构建的深刻动因

(一)高职教育“职业性”

职业性体现为强烈的市场需求,对高职教育形成深层次的影响。随着中国逐渐融入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国际交流加剧,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参与到世界产业分工和国际竞争,成为全球化企业。中国企业、中国员工已经走向世界,国内直接涉外服务和涉外交际不断增强。在这一市场日趋国际化的背景下,教育部对此已有深刻认知。2004年1月教育部在《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中规定“大学英语课程不仅是一门语言基础课程,也是拓宽知识、了解世界文化的素质教育课程,兼具有工具性和人文性。因此,设计大学英语课程时也应当充分考虑对学生的文化素质培养和国际文化知识的传授。”

(二)个体发展“社会化”

高职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人。任何人均非脱离社会孤立存在的个体,而是生活在社会中的群体。任何人都必须与其他个体或者群体交往。而在高职院校,文化功能受到进一步的限制。原因有三:一是认为高职教育本质上是一种职业教育,或者属于高等教育的低端,毋需谈及文化;二是认为适应职业岗位本质上就是专业技术技能,与文化关系不大;三是在摆脱学术性窠臼,满足市场需求的口号下,高职教育矫枉过正,过于强调职业岗位的针对性,试图以更灵活的方式更好地适应职业岗位的迅速变动。文化教育更成为空谈。

随着高职教育的深入发展,其培养目标开始从“制器”向“育人”回归。学生不仅要形成专业技能,更要学会适应社会,享受生活。

(三)高职教育“高等性”

高职教育“高等性”的探讨由来已久。伴随着现代职教体系建构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高职教育的标准除了知识技术含量的高深性,同时也是一种完整性的教育。即在重视专业技术技能高端性的同时,兼顾人文素质教育。把科学与人文视为推动其发展的两翼,二者不可或缺。这就是高职教育“高等性”的原始内涵。高职教育的高等化是一种强大的动力,能推动高职院校追求文化建构。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主导着高职院校未来发展历程。

二、高职外语文化建构的优势分析

(一)语言工具性优势

个体成长所需的文化素质很大程度上是指个体所接受的人文社科类知识,包括哲学、历史、文学、社会学知识。这些知识主要通过语言或文字得以表达。外语在实现文化功能方面起到重要工具性作用。

(二)辐射覆盖性优势

高职外语作为一门语言课,是多种文化、信息以及各门科学知识的载体。外语教学可以在语言教学中,接触到较为广博的多学科知识,从而引导、启发学生对其他学科的入门与兴趣,扩充学生的宏观知识基础。这样既能提高外语教学效果,又能肩负起跨文化交际与普及多学科基础知识的重任,为高职教育贯彻文化素质教育理念发挥重要作用。因而在职业岗位的流动性、终身教育的持续性这两点上具有显著的优势,从而极大地影响到高职学生的人生选择。

(三)中外比较性优势

高职外语文化教育目标的达成建立在进一步夯实本国文化的基础上。因此,通过外语文化功能形成的域外认知,在与本土文化形成的对比中,有助于开阔眼界,拓展思路,从而对现行社会产生更深刻的认知。

(四)资源稀缺性优势。

在当前社会背景下,外语所代表文化的世界性以及外语人才的稀缺性导致高职外语的学习经历和学习结果对个体成长心理具有非常显著的激励作用。

以上四点是高职院校其他专业所无法比拟的优势,深刻体现出高职外语的独特性。

三、高职外语文化建构方略

(一)学校顶层设计层面

要对现行外语教育模式进行改革,提升其地位。成立全校层面的文化教育机构,改变其现行仅仅满足考证需要的现实。可以对教学内容进行重新设定,对现有教学资源进行大规模拓展。可以考虑成立“域外文化研究室”,整合资源,下设若干分室。介绍世界范围的先进科技、地域人文,以及开设各种历史、地理课程。从长远看,从教育的本质看,从现行社会对教育的需求看,相比于专业上的成功,人文素质的提升将极大影响到学生的未来可持续发展,对学生未来人生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教学具体实施层面

教师必须具备文化教学意识,丰富文化教学内容。教师应摒弃狭隘的专业性思路,养成强烈的文化教育意识,按照人才培养规律行事。要认识到高职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种类,需要文化的熏陶与滋润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以高职商务英语专业主干课程“剑桥商务英语(初级)”为例,书中涵盖了会议组织、商务旅行、酒店预订、产品介绍、求职面试等多种商务场景的内容,要求学生掌握预订房间、问询航班、指导购物等语境下的日常用语。这些能力的形成,除了应在听、说、读、写、译方面加强对应用文体的讲解外,更要求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商业文化的渗透。例如,学生必须深刻认识到,英文的应用文讲究简单、明了、点到为止,喜欢以主题、观点和解释说明的方式来组织篇章,开门见山直接说明作者的写作意图。而汉语的应用文讲究含蓄、礼貌并有很多自谦语,喜欢以解释说明———主题、观点的方式来组织篇章。这就是最基本的文化差异问题,而非语言问题。学生如果对英汉在应用文写作上的文化差异毫无了解,就容易导致书面交际的失败,进而失去客户。因此,英语专业教师应首先从宏观上对英汉两种商业文化、文章布局进行对比分析,进而指导学生的跨文化书面及言语交际。

在教学方式上,教师必须充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科学利用多媒体网络,借助网站和媒体,实现全方位、多角度的语言文化教学,保证学生能够在真实、自然、轻松、有趣的氛围中更加深入感受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事实表明,多媒体网络教学能够使学生的学习方式和思维方式由单一的语言文字延伸到视觉形象,从理性思维延伸到感性思维,引发学生对深层文化的思考和分析,达到语言文化认知能力的纵深开发和认知突破。此外,教师还必须积极引导学生参与各种各样的课题活动。

伴随着外语教育在中等和高等教育体系中地位的下降,高职外语未来发展何去何从,如何在与其他专业激烈的竞争中获取生存的机会,是高职外语面对的重大问题。基于此,高职外语应明确两条腿走路的方向。一方面加强专业上的实用性取向,另一方面在高职院校文化体系建构中确立自身不可替代的位置。与其他高职专业一样,高职外语的终极价值在于培养出专业扎实、社会适应性强的社会公民。这种人才,除应具有专业技能适应职业岗位外,还应具有健康的心理、完整的人格、坚定的意志、宽阔的思路和丰富的想象力以及优雅的气质,等等。这样的人才才能在适应职业岗位的同时,拥有美好的人生。这才是高职教育的未来,也是高职外语的未来。而这些,都需要通过文化建构得以取得。

参考文献

[1]教育部高教司.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2]陈霞.高职外语专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其策略研究[J].职业教育研究,2014(11):152-155.

[3]李国平.高职院校公共英语教学对通识教育的贡献[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08(10):31-32.

建构功能 篇2

作者：岳欣云 董宏..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总第186期)

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总第186期)

摘 要: 功能语境论教学设计理论采用语境论世界观,并且把实用主义作为真理和意义标准。功能语境论挑战了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试图发展出一个更为整合的教学设计框架;但建构主义教学设计专家也指出了功能语境论教学设计理论的种种不足。功能语境论与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的论争为思考我国教学设计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积极的启示。

关键词: 功能语境论;建构主义;教学设计

如果说建构主义主宰着当代的学习与教学设计领域有些夸大其辞的话,那么说建构主义在当代学习和教学设计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恐怕不会有人反对。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批评行为主义教学设计理论毫无思想内涵,不能培养学生的高级思维和问题解决技能,而只是培养了顺从的和肤浅的理解。[1]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摒弃了客观主义认识论和旁观者知识论,关注学生个体经验和主动探究对知识建构的作用,并开发出了抛锚式教学、支架式教学等许多新的教学模式,掀起了学习和教学领域的范式革命。自建构主义被引进教学设计领域以来,欢呼与赞叹之声不绝于耳,批判与责难之词也时而有之,如有人批判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不过是在新名词下对杜威、皮亚杰等人思想的拼凑,也有人认为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与教学实践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2]尽管如此,目前,无论在我国的教学设计理论领域还是在教育实践领域,建构主义都仍是最为流行和时髦的词汇。甚至有一些人把建构主义奉为圭臬,似乎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就是一种最先进的、无可替代的理论。最近,美国西密歇根大学心理学系的助理教授福克斯挑战了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并提出一种新的教学设计理论——功能语境论与之抗衡。福克斯以一篇《运用功能语境论建构一个学与教的实用主义科学》的论文发表在美国“教育传播和技术协会”主办的《教育技术研究和发展》杂志上,发出了批判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的第一道檄文。汉纳芬、乔纳森等美国著名的建构主义教学设计专家也纷纷在《教育技术研究和发展》上撰文进行还击。本文主要介绍他们的观点分歧和论争焦点所在,以期对国内的教学设计理论发展有所裨益。

一、功能语境论及其教学设计观

语境论是指“任何事件都被看作正在进行的、与当前和历史语境须臾不可分离的世界观“[3],是对分析还原机械论世界观的反动和批判,它的分析单位是正在进行的行动。语境论一词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Stephen Pepper的研究,他在1942年《世界的假设》一书中提出了四种基本的世界观——形式论、机体论、机械论和语境论。通常认为,行为主义教学设计建立在机械论世界观基础上,而建构主义教学设计一般接受语境论的假设。但福克斯却对此种流行的观点深不以为然。他认为,如此简单的归类不符合行为主义和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的真相。这是因为语境论可分为描述语境论和功能语境论,两者都拒绝客观主义世界观,但它们的方法论有所不同。前者关注运用质性和叙事的方法理解一个整体事件的丰富性、复杂性、具体性和个别性,后者则试图运用量化的经验科学方法找到一般的、抽象的、跨越时空的规律,以预测和改变事件。福克斯认为建构主义尤其是社会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一般都接受描述语境论的假设,但却因此失去了功能语境论的优点。另一方面,行为主义教学设计理论也不都属于机械论,斯金纳的新行为主义教学设计理论在后期的发展就带有明显的语境论色彩,只不过这部分语境论属于功能语境论。那么,福克斯所说的功能语境论及其教学设计观具有哪些特点呢?

功能语境论一词是英文functional contextualism一词的翻译,functional意谓“功用、实用“,contextualism意谓“语境、上下文”。因此,功能语境论的主要特点也可从这一词的结构上看出来,即采用了语境论世界观,并把实用主义作为真理和意义标准。“这两个方面分别代表了语境论的基本隐喻和真理标准。“[4](pp.351~372)除此以外,功能语境论还把有限的科学分析作为其方法论基础,下面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探讨一下功能语境论及其教学设计的特点。

1．功能语境论及其教学设计理论的本体论——语境论

功能语境论和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分享着同样的本体论——语境论。功能语境论教学设计理论尽管运用行为分析方法探讨教学事件的规则,但在功能语境论看来,整体是基本的,对教学事件的分析和辨别则是第二位的。对教学行为和语境的分析并不能揭示教学事件的真相,而只是为了某种实用目的。“在语境论方法中,我们从整体开始,定位行动以及把它们分解为部分只是为了实用的目的„„整体才是首要的:有用的辨别和区分则是第二位的。“[3]可见功能语境论与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的本体论主张是一致的,任何教学事件都不可能得到完全的分析,而寻求教学规则的主张只是某种权宜之策。因此,功能语境论教学设计理论对教学事件作分析时,永远不会忘记教学事件只有在整体中才具有意义,不把分析得来的教学碎片看作是教学事件的真相,教学分析只是教学设计的手段,回归整体才是教学设计的目的。教学设计及教学过程都是整体的,并与具体情境须臾不可分离。例如功能语境论教学设计理论认为教学技术需要与学习情境和教育目的相整合,根据一定的情境和目的来分析任何一种技术的设计和运用,认为以孤立观点看待技术只会造就单纯的技术家而无利于教育技术设计领域的发展。

2．功能语境论及其教学设计理论的真理观——实用主义

功能语境论教学设计理论拒绝客观主义“镜式反映”真理观,并把功能和效用作为其真理标准,即坚持实用主义真理观。实用主义是达尔文进化论在哲学领域的应用。对实用主义者来说,一种教学设计理论的真理性在于它们在教学实践中的功能和效用,而不在于如何准确地反映和描述了教学现实。因此,功能语境论教学设计理论强调绩效和环境事件之间的关系,只有通过绩效的分析,才知道哪些教学事件对学生发展有积极作用,并建立对教学有积极影响的知识和原理。从真理的主观性来说,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与功能语境论教学设计理论具有某些相通之处。“建构主义的基本假设———关于世界的知识是建构的而不是发现的———只不过是实用主义观点的一种革新,这种观点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就被皮尔士和詹姆斯所提出。“[3]只不过建构主义以个人经验作为真理的判断标准,而实用主义则根据事件的后果和效能作为真理判断标准,前者认为个人建构的就是合理的,后者认为有用的就是对的。两者都反对客观主义真理观的“符合论”。3．功能语境论及其教学设计理论的方法论——有限科学分析

功能语境论教学设计理论虽然坚持实用主义真理观,但为了避免走向相对主义的极端,主张采用经验证实的科学方法研究教学现象。功能语境论教学设计者坚信,科学的教学规则和教学原理是有用的,它的有用性就在于它能够跨越时空的限制,推广到其他教学实践,指导人们的教学行动。而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由于过分关注对教学事件个人的、历史的理解而滑向了相对主义泥潭,无法为教学实践提供指导作用,这使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难以跨越教学设计理论和教学实践之间的鸿沟,从而只能成为一种描述性理论而无法发展出设计性理论或规范性理论。但功能语境论教学设计者也不主张科学主义,他们所说的教学科学是有限科学:它不再自封为认识的唯一有效形式;也不认为自己具有提供完全客观的分析或揭示教学事件真相的能力。这使功能语境论教学设计理论既关注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教学设计原理和规则,也不把它的作用绝对化和夸大化。而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更多地把希望寄托在教师本人的教学实践智慧而不是教学规则上。例如功能语境论者信奉梅杰制定教学目标的行为分析原则,因为他们认为教学目标如果不能测量,就无法评价教学产生的实证结果和绩效,就无法知道哪些教学知识是有用的、需要我们建构的。

总之,功能语境论教学设计理论吸收了斯金纳新行为主义教学设计理论的精髓,但又拒绝行为主义的客观主义本体论,代之以许多建构主义教学设计者都信奉的整体的、动态的世界观,把正在进行的教学事件和行动作为其基本隐喻,并把 实用主义作为真理标准。但在方法论上却不像建构主义那样关注质化研究方法,转而采用了行为主义的科学分析和量化研究,这无疑显示出功能语境论教学设计理论超越行为主义与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鸿沟的野心。

二、功能语境论对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的批判

福克斯认为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的最大问题是难以把教学设计理论运用到教学实践,或无法从经验上证实它的有效性。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主要是因为：

1．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内部流派纷呈、价值分歧甚大 福克斯认为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著述中“缺少理论清晰性和哲学基础的一致性”[3],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阵营内部观点林立,理论纷呈,角度各异,名称更是五花八门,“有多少研究建构主义的人,就有多少建构主义“[5],甚至有些理论如社会建构主义和个人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它们的本体论、认识论、形而上学和伦理假设都分歧甚大,在所用概念以及价值倾向上还存在着明显的对立。“实际上建构主义理论‘指许多观点,他们之间仅存在着极少的家族相似,并且通常表述着互相矛盾的观点‘。把自身鉴定为建构主义者,确实没有揭示出什么特定的哲学或理论倾向。“[3]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内部观点的分歧,势必导致指导教学实践的混乱,从而损害或削弱其实践影响力。而福克斯认为功能语境论和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一样拒绝客观主义认识论,但却能为教学设计实践提供一个更为一致的哲学基础。

2．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的相对主义倾向

福克斯认为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过分关注教学事件的个人性、历史性而滑向了相对主义泥潭,难以跨越教学设计理论和教学实践之间的鸿沟,无法为人类教学实践活动提供指导作用。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对多元性和特殊性的关注,有利于知识的创造和生成,但过度的开放和多元使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缺少边界和限制,会导致“什么都行”的相对主义,使教学设计者在实践中感到无据可依、无所适从。因此,福克斯认为,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只能停留在描述性理论的状态,而无法发展出更具指导性的设计性理论或规范性理论。“语境论建构主义是一种知识或教学的描述性理论,而不是教学的规范性理论。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目的和实践之间的断裂是建构主义教学设计者如乔纳森等不得不承认的问题。”[3]而功能语境论教学设计理论吸收了行为分析理论的科学研究方法,从而能够形成相对抽象的、普遍的、跨越时空的教学设计研究成果,扩大了教学设计理论的应用性和推广性,使教学设计理论能够真正成为处方性、规范性理论。

总之,建构主义批判行为主义教学设计的还原性和分析性,但其相对主义倾向又使其无法成为一个超越行为主义教学设计理论的合法成功者。功能语境论则认为它的教学设计理论逃离了行为主义和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的相互攻讦,在更高的层面上整合和超越了它们,在语境论世界观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个教学技术和设计的经验科学王国。

三、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对功能语境论的反驳

面对福克斯功能语境论的挑战,建构主义教学设计专家乔纳森、汉纳芬等人也不甘示弱,并纷纷撰文进行反驳。他们认为功能语境论并未像福克斯所宣称的那样,既吸收了建构主义语境性的优点,又吸收了行为主义科学性的长处,并同时避免了建构主义缺陷和行为主义的不足,从而成为一种整合性的、超越了行为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纷争的第三股力量。主要因为:

1．经验证实性不能作为评判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优劣的标准

福克斯认为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的问题之一是无法从经验上证实它的有效性。而乔纳森等人认为,经验证实性不能作为评判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的标准。经验证实性是实证主义的判断标准,实证主义为人文精神科学提供统一方法论的狂妄已被证明是不可能的,人文主义学者从来就没停止过对实证主义这一不切实际幻想的谴责。从建构主义的观点看,教学设计领域更多的带有历史、文化等人文精神科学的印痕,而少有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特征。因此,用经验证实性的标准来批判建构主义就已经假设了科学主义认识论标准是高于人文主义认识论标准的,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如果经验证实是所有学习理论和教学模型的真理标准绝大多数理论就会失败。梅里尔和他的同事曾提出教学设计应建立在科学的坚石之上,然而,这块坚石恐怕也不像我们绝大多数人所想象的那样坚固。“[6]

2．功能语境论教学设计理论语境论的世界观与行为分析的方法论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性

功能语境论与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一样都坚持语境论本体论,拒绝客观主义“镜式反映”的真理观,具有主观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倾向。但功能语境论教学设计理论为了不走向相对主义的一极,转而青睐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关注超越具体时空的普遍性教学设计知识和原理。功能语境论企图通过语境论本体论与行为分析科学方法的嫁接,调和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教学设计理论的矛盾,但功能语境论教学设计理论的本体论与方法论是否会存在不一致甚或抵牾?对此,福克斯是这样回答的:“尽管语境中的行动、个人和心理学事件是独一无二的,但语境论认为一种既定的分析或许可以被成功运用到更多的个案。运用同样的术语和语言描述分析不同的事件‘不是因为这些事件是同样的,而是因为同样的分析都在为他们工作。”[7]即把教学设计作为整体是第一位的,对教学事件的分析和辨别则是第二位的。但是,功能语境论者坚持用科学分析方法来设计复杂、整体、动态的教学事件,确实是一种美好的理想,但问题是,方法论与世界观是密切相关的,世界观决定了方法论,反过来,一定的方法论也只能为某种世界观而不是与它相对立的另一种世界观服务。因此,功能语境论行为分析的方法论本身 的局限性使其只能研究教学事件静态、分割、共同的一面,而对整体、动态复杂的一面却束手无策。因此,功能语境论教学设计理论并没有像它所宣称的那样超越了建构主义和行为主义教学设计,而是倒向了行为主义教学设计的一端。功能语境论教学设计理论“更像一个科学哲学或工程学理论,它理论背后的假设和基础更接近客观主义而不是建构主义假设,它的研究和教学活动更多是行为主义和认知主义的。“[8]“作为一种新行为主义理论,功能语境论考察了行为和语境之间的关系,却没有提供一个描述语境的分析工具。“[6]

3．功能语境论教学设计理论没有开发出新的教学设计模式

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开发出了抛锚式教学、支架式教学等实践指导模式,而不是像福克斯所认为的那样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只是停留在描述性状态。相反,功能语境论教学设计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价值则需要存疑。乔纳森等人认为,功能语境论教学设计理论没有开发出相应的教学设计模式,而是把人们久已熟悉的行为主义教学模式如个别化教学、直接教学等改头换面后重新粉墨登场,这似乎很难让人信服它是超越现有教学设计理论的不二选择。根据功能语境论的实用主义真理观,教学设计理论的真理性取决于其影响教学实践、指导教学实践的能力。因此,功能语境论要想真正超越建构主义,就必须开发出一些超越建构主义和行为主义的教学模式,而不是只在理论上宣称自己在教学设计方面的雄心,在教学实践中却拿行为主义早已开发的教学模式作为挡箭牌。

四、启示

福克斯功能语境论教学设计理论与建构主义教学设计理论的论辩,是客观主义教学设计观与主观主义教学设计观争论的延伸,代表了教学设计者试图整合行为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倾向,昭示着学习和教学设计领域的各种理论由分化走向对话和融合的趋势,也是科学理性与情境理性之间的一次有益交流。“功能语境论不必作为建构主义在教育中的替代者或竞争者。语境论的科学知识与建构主义的历史知识都可以被教育者运用。因为他们的相对价值要视目的和情境而定。为了建构一个有效的学习环境,功能语境论表明———即使在后现代时期,教学艺术也可以建立在学习科学基础上。”[3]未来的教学设计定会走向多元和复杂。多元是指事物看法的丰富认识,也是对每种理论有限性的承认。教学实践是丰富的,仅用一种理论都很难完全解释其内涵。教学设计理论不是真理,只是论点或解释。没有一种教学设计理论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每种教学设计理论都存在有限性或必要的“理论忽视”,但仅仅满足于多元就会造成对教学实践认识的割裂,而复杂性思维则要求我们关注多个教学设计理论之间的对话,在区分各种教学设计范式的同时联系它们,“一方面是在一个思想片断中对这个逻辑的应用,另一方面是在它不能被有效运用的盲洞中对它的违反”。[9]

参考文献:

[1]乔纳森主编.学习环境的理论基础[C].郑太年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参见胡定荣.对建构主义教学论的历史、文化与实践的思考[J].比较教育研究,2005,(2): 24-28

[3] Eric J.Fox.Constructing a Pragmatic Science of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with Functional Contextualism.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06,(1):5-36

[4]欧内斯特.一与多[A].斯特弗和盖尔.教育中的建构主义[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5] Gifford and Hayes(1999).p.294·转引自Eric J.Fox.Constructing a Pragmatic Science of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with Functional Contextualism.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06,(1): 5-36·

[6] David H.Jonassen.A Constructivist’s Perspective on Functional Contextualism.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2006,(1):43-47·

[7] Biglan&Hayes.(1996).p.52·转引自Eric J.Fox.Constructinga Pragmatic Science of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with Functional Contextualism.Educational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2006,(1):5-36·

[8] Michael J.Hannafin, Functional Contextualism in Learning andInstruction: Pragmatic Science or Objectivism Revisited?.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2006,(1): 37

论鱼塘建构对文化生态的支撑功能 篇3

摘 要：在侗族传统村寨的整个结构当中，鱼塘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人为建构起来的鱼塘次生生态系统之所以能够获得侗族乡民的喜爱，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鱼塘自身存在着诸多的生态调节功能，能够为侗族社区的正常运转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质、能量和信息。另一方面，在侗族传统社会的建构过程当中，以及侗族传统文化与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相互磨合的过程中，人工建构起来的鱼塘获得侗族传统文化的某些属性，成为了侗族传统文化生态的有机构成部分。通过田野调查表明，目前典岗的鱼塘总面积还占据着整个村寨聚落总面积的1/3以上，而再将当地乡民的回忆和相关的历史文献结合后发现，在早期村寨建构时，这里的水域面积占到了村寨聚落85%以上。在考虑到当地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特别是地表崎岖不平这种特定的地貌背景之后，对形成这样大比例的固定水域，显然是出自人工的有意配置，而不是纯自然运行的产物。这样的人工配置目标则是要让鱼塘为村寨的整体建构发挥三大功能：一是对区域水循环的调控功能；二是起到“防火带”的安全护卫功能；三是带来丰厚的综合产出效益。

关键词：文化生态；支撑功能；侗族社区；鱼塘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2）01-0024-06

一、黄岗村的鱼塘

黄岗村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自治州黎平县双江乡的东南部，国土面积为2970公顷左右，距乡政府所在地约为25公里。村寨的海拔为780米上下，东部和南部分别与从江县的洛香镇、贯洞镇、高增乡接壤，共325户，1629人。①（①该数据于2011年5月在黄岗村调查所得。）第一次到这儿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发现这一侗族传统社区具有一个最大的特色，那就是鱼塘散布到整个村寨聚落的每一个角落，而不是像汉族地区那样，鱼塘总是建构在村寨聚落之外，甚至是远离村寨聚落，以至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测绘的黄岗地区军用地图，在今黄岗村范围内，今天好几条清晰可见的河流在图中都没有标注出来，而这几条小河在近年来出版的普通地图中却有了明确的标注。因此，这绝不是当年测绘工作人员的疏漏，而是因为当年的河流全部从鱼塘穿过，还没有形成稳定的河床。地图测绘上的这一强烈反差，恰好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在20世纪的中期，黄岗村就像有名的“威尼斯”那样，是建立在鱼塘之上的。即使到了今天，在黄岗，几乎每家每户也都还至少有一个鱼塘，多的则有3个。在寨子较高的地方，如果不适合进行人工鱼塘建构的，也都还要人工建构一些水池充当鱼塘使用，全村以鱼塘为主而网络起来的固定水域面积占到了整个村寨聚落总面积的1/3多。据当地的寨老吴国政说，在1993年以前，由于家户数都是固定在150户，也就是当地人所称的“百五黄岗”，因而人口与资源之间始终保持在一个稳定的幅度范围内，而不会造成人口与资源相互矛盾的格局。换言之即为，新家户的诞生是很有限的，新的房屋建构不会很多，因而不会将大面积的鱼塘进行填充而成为房屋地基。据他说，“以我家居住的‘班井片区’为例，在这片长约100米，宽约50米的坝子上，解放前均属富农吴老良的，在土改后，政府将它没收并分给了村民。以溪为界，上方依旧为鱼塘，现在分属于19户村民。①（①这一田野材料是于2011年8月在黄岗村调查所得。19户分别是：吴老连、吴安兴、吴老闹、吴格娘、吴永龙、吴景春、吴国秋、吴老兵、吴应安、吴安乡、吴晓妹、吴孟化、吴安县、吴开喜、吴国先、吴贵祥、吴口正、吴口新和吴政国。）每一个鱼塘均用木板与土隔开，在19个鱼塘中只有2个鱼塘仍保留有带生态厕所的住房。现在不一样了，溪下方基本上被填平了，做房屋的基地使用”。以吴国政家的房子为例，其地名仍然叫“吴老良鱼塘”，其原因是这个鱼塘是坝子内所有鱼塘中最大的一块，长约147米，宽约103米，就以吴老良命名。现在该鱼塘已有2/3被填平，吴国政用于建构新屋，其他1/3依旧留作鱼塘，供放养母鱼之用。再如，吴老党家为了建房，用山上的2分田换了邻居吴和光的鱼塘和地基。这样的情况比较普遍，只要双方愿意，可用田交换鱼塘，然后将鱼塘填平建构住宅。与此前情形不一样的是，现在有一部分侗族乡民在修建新房子的时候，更愿意选择陆地式建筑，而不再直接将新房子架在鱼塘上方了。

在整个黄岗侗族村寨的生活空间内，鱼塘不仅仅是人们饲养母鱼、鱼苗的重要场所，而且还是“生态厕所”的建构场所，也是水凤莲、浮萍、菱角一类猪饲料种植基地。同时，也还是他们建构水上干栏式住房的地基。据老乡们回忆，在1983年村寨主干道修建前，村寨到处是鱼塘，房屋几乎全部是架在鱼塘上。然而，随着主干道路的修建落成，村落人口的增加，随即建构起了很多新房子，鱼塘面积逐渐呈萎缩之势。不过，在整个村落布局中，鱼塘仍然占有很大的规模。它们在侗族乡民的呵护下，为这里侗族的繁衍和生息默默的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

二、完善区域水循环

水乃生命之源，离开了水任何生命存在将无从谈起。因此，水一直是人们在获取本民族生存、延续和发展的物质和能量过程中，及其在本民族文化建构过程中，重中之重的环境因素。也正因为如此，水不再是游离于民族之外，作为纯粹的自然存在，而是深深的打上了民族文化的烙印。黄岗这个侗族村寨几乎是以水为中心而建构起来的。我国其他地区在即将面临水资源匮乏的背景下，这里的水环境仍然能够按照原有的运行规律正常运转，这其间应当有人工建构起来的鱼塘的一份功劳，那就是人工建构起来的鱼塘完善了该侗族村寨的水循环，对这里的水资源进行了再配置，达到了对资源的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维护相兼容的目的[1]。

由于鱼塘是黄岗侗族乡民在建构村寨布局的时候一并修建起来的，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说，这些鱼塘的存在亦即见证了整个黄岗侗族村寨的发展历程。它的最重要的功能之一便是将整个村寨以鱼塘结链的方式串联起来，能够有效地将本来不利于水资源储养、再生和利用的侗族社区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水乡泽国”[2]，将水资源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如下几个方面可以很好的揭示这一事实。一是不管是在寨子的最高端，还是寨子的最低处，随处可见的鱼塘将整个社区的水资源链结成一张“网络”。通过这一“网络”的建构，地表液态水资源的循环、储养和再生就变得十分的自然。也就是很好地将水资源自然存在和运行，纳入了人工鱼塘建构的规范，让水资源在人类的干预下，更加趋于优化；二是鱼塘建构在完善社区水循环的同时，还不断增加水资源的多种利用方式，展拓水资源在社区内部的分布空间和拉长它在村寨内部的滞留时间，以便更高效的提升水资源的附加利用价值；三是通过不同区位鱼塘的配置，还能够层层的将水质进行水体净化处理。通过这种多层次、多复合利用过后，最后排入江河下游的鱼塘水，或者是生活用水已经脱污得差不多了，因而不会给江河下游带来水质上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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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有一个问题不得不进行深入剖析，那就是这儿的“生态厕所”。在黄岗村寨进行走访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在这一社区内，压根儿就找不到一个正儿八经的被封堵得严严实实的厕所，更别说是现代化的厕所了（当然，现在兴办起来的小旅馆则不一样了）。他们所谓的“厕所”， 不过是在鱼塘上面，用几块木板搭建而成的一个“四通八达”的小木棚而已，有的甚至是连棚盖都没有，纯粹的两块木板搭建在鱼塘堤上便是一个“厕所”。人在上面入厕，屁股都要露出一大半，甚至几乎全裸，而且他们边如厕，还边和过往行人不断交谈。更为有趣的是，你只要站在厕所上面，鱼塘里面的鱼儿就一窝蜂似的游来了，看它们挤得都好像要缺氧了，等着你的“施舍”。人体排出的粪便一掉到鱼塘中，就立即被这些蜂拥而至的鱼儿们消费掉了，连渣都不剩。这样一来，通过生态厕所与鱼塘的有效匹配后，人体排出的粪便迅速的消失掉，能很好的美化环境而不会造成水体污染[3]，而且人体排出的粪便并不是迅速的降解掉，而首先是作为鱼儿的饲料去使用，这又增加了粪便本身的多重利用价值。最后才是以鱼粪的形式排出，沉降于鱼塘底部，供养给里面的各种微生物和植物。更有甚者，这儿的侗族乡民在入厕之时，用的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卫生纸，而是各种糯稻竿子，因而在早晨你见到人们入厕的时候，都会手拿几根糯稻竿子。用完之后就顺势丢进鱼塘之中，然后在鱼塘中腐烂降解，为水底土壤增肥。村寨内部的脱污功效，通过鱼塘的建构完全解决掉了，这给江河下游获得优质水资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是这些鱼塘往往与他们的水井相连，可以通过井水给鱼塘补给水资源，这更是扩大和提高了水资源在当地的循环层次。当然，这一水资源循环形式是在地下通过相互渗透等方式完成的，有别于通过地表沟、渠等设施完成的水资源循环形式。通过各种中介结构的过滤过后，水资源可以得到极大的净化，因而井水与鱼塘水是截然不同的。水质在得到极大净化的同时，而且还能够有效的缓解因大降雨所引发的洪涝灾害，这不能不说是侗族乡民的一大绝妙之创造。

总之，这样的鱼塘建构，一方面增强了村寨内部水资源的自我循环能力，提升本村寨内部对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价值，提升了水资源的水质。另一方面则是通过鱼塘与其他的生活细节相结合，提高相互间的整合力度，增强各部分之间的粘合力，以便发挥超出单一要素所能够发挥出来的功能。显然，这是侗族文化在建构的过程当中，以最小代价而获得最大资源利用方式的典范。

三、对村寨安全的维护

保障生存安全是人类自然属性的一个重要表现，而且也是文化建构的必备功能，因而民族文化在建构的过程当中，总是将安全摆在第一要义，而不仅仅是以一个空泛的概念灌输于人们的思想，在现实生活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每一个细节都能够体现出人们对人身安全的切盼。黄岗侗族村寨的建构，更是将人类获得安全的意识，防范各种火灾的潜意识发挥到了极致。对整个侗族村寨的布局进行细细的考察后不难发现，千百年以前的这一精深认识和人为建构，一点都不亚于当今社会先进的消防安全防护体系，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是超过了用现代高科技武装起来的消防安全防护体系。

我们都清楚的一个事实在于，侗族传统的生息区盛产杉木。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一般理念里，侗族充分利用自己生息地的优势，因而他们的建筑都以杉木为材料建构而成，整个房子几乎看不到一个铁钉，就连榫子也是用杉木或楠竹做成的。你很难想象没有一钉一铁的几根木头就能够傲然于与天地间，任凭风雨的洗礼而不倒下。侗族乡民做到了。正因为这些建筑都是由木头建构而成，因而如何防止火灾必然成了侗族村寨建构过程当中，必须要重点考虑的问题。笔者在侗族北部地区的一些村寨里做田野调查时发现，这儿的村寨经常发生火灾。少则烧坏一户人家的房子，多则将整个村寨几乎化为灰烬。当笔者来到黄岗的时候才发现，为何这儿同样的木房结构，却很少发生火灾的关键原因所在，那就是这儿的鱼塘建构发挥了防灾功能。

正如前文所述，黄岗的整个寨子是以人工建构起来的鱼塘为根基，将整个村寨构成一个木头加水的有机整体，因而只要一旦失火，立刻能够就地取水将火势迅速扑灭，而不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同时，即令是其中的某一个家户突然失火，最多只会烧掉该家户的住房，而绝不会蔓延到左邻右舍，因为住房与住房之间，照例都隔着鱼塘，因而火势绝对不可能蔓延到周围的房屋，即令火势再大，人们也有充裕的时间做好准备，只需取用鱼塘中的水将左邻右舍的房子浇湿，周围的邻居便能安然无恙。然而，在北部侗族地区则不一样，在这里的一些村寨，整个寨子有的时候是见不到几个鱼塘的，即使是有鱼塘也是很零星的分布，甚至是远离于村寨，也只是一两口水井而已。这样一来，显然会大大提高火灾发生率，而且给扑救带来极大的困难。

黄岗这种人工建构起来的鱼塘，在与整个社区建构的过程当中相互匹配，构成一个紧密联系的网络，而它所能够发挥的不仅仅是自身的功能，鱼塘的存在管护着这里整个寨子的安全与稳定。它在有效维护村寨安全的同时，更是极大降低了人们维护村寨安全的成本。同时，它的维护成本也极低。它不需要人们另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投资去对其安全设施加以维护，而是在鱼塘的运用过程中，连带完成了防火设施的维护。这种将维护与利用有机结合的办法，有效地降低了人们的生活成本和安全成本，因而它的安全维护随之而变得更其有效。投入与产出之间，真正做到了投资的最小化和安全的最大化，顺应了人类对社会发展的根本期望，因而鱼塘赢得这儿侗族乡民的关爱，也就变得十分的自然和理所当然了。同样的，这样的鱼塘建构与村寨布局理念，在我国都市化日益快速发展的今天，以及城镇化迅猛发展的今天，更值得借鉴和参考。这对我们更好的做好都市化的进程和城镇化发展的工作，具有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否则，城市发展的成本不但不会降低，反而会愈来愈高，增加国家的负担。处理不好，甚至还会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绊脚石。

正是基于鱼塘在黄岗村寨安全维护中的特殊作用，黄岗人从内心深处早就种下了一种特殊的理念，那就是人类的生存环境理当在鱼塘、在水环境的包围中才是正常的生活空间，因而每一个侗族乡民只要有可能，都要尽可能的为鱼塘的建构做出努力，而每一个乡民也将维护鱼塘当作是为公益道德去加以认识和规范自己的行为。当然，他们也不是为公而公，为公益而公益，因为这儿的鱼塘还有它的综合利用价值，那就是可以为鱼塘的所有者提供丰厚的报偿，从而做到了侗族文化建构的一种理想境界，即公与私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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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综合产出效益

一般而言，鱼塘的基本功能应当是以纯粹养鱼为主要目标，而不是其他。笔者在其他地方的田野调查确实也验证了这种一般性的认识。然而，与其他地方的鱼塘功能有所不同的是，黄岗侗族村寨鱼塘的主要功能不仅仅是养鱼，而是将多种功能集于一身。也就是说，这儿鱼塘的产品是一大类生物与非生物的生产生活用品。归结起来，这儿的鱼塘综合产品至少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鱼的产出。鱼在侗族传统文化里面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养鱼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大乐事，也是一大盛事。黄岗侗族乡民饲养的鱼分为两种，一种是可以食用的，而另外一种则是不能够食用的。据当地的侗族乡民给我们说，他们在稻田中饲养的这些鱼主要是拿来食用的，吃不完的还会将它们制成酸鱼存放起来，成为日常生活的美味，或者是待客的佳肴。另外一种则是他们在村寨内部的鱼塘里面所饲养的鱼。这些鱼是作为母鱼和鱼种来饲养的，因而绝对不准食用，谁要是偷盗鱼塘里面的母鱼就会受到十分严重的惩处。母鱼产出的鱼子则放养到稻田中去，因而喂养母鱼是将鱼塘与稻田有机结合的纽带。与此同时，用不完的鱼苗，既可以出售，也可以继续留在鱼塘中，任由鸭子取食。母鱼繁殖出来的鱼籽，也是在上述弹性控制之中，实现鱼塘生物物种的动态平衡。因此，就这一意义而言，鱼塘里面喂养的这些母鱼的产出量就难以估算了，正如“鸡生蛋蛋生鸡”那样，反反复复的延续。同时，乡民们还把鸭子也喂养在这些鱼塘中，而鸭子的介入不但加大了水体的扰动，使得水体表面与鱼塘底部氧气的交换能力加强，有效地促进了鱼塘底部有机沉积物的降解[4]。同时，鸭粪既是鱼的饵料来源，也是增加鱼塘底部有机质的重要原料，甚至还是生植物生长的重要肥料来源。这一切，在侗族乡民建构起来的鱼塘中，被有机地整合到了一起，发挥了重要生态功能的同时，也为侗族乡民提供了美味的食品，维系了“稻鱼鸭”共生种养范式的持续推进。

二是鱼塘是各种家养牲畜饲料的主要来源之一。侗族是一个执行农、林、牧复合经营的民族，猪、牛、马、羊是这里乡民主要喂养的家畜。这里的猪主要是实行圈养，而牛、马和羊子等，白天有的时候是在山上放养，待到夜晚时就赶回家，而且还要另外喂猪潲，以便使得它们长得更加肥壮，因而每天都得获取一定量的猪饲料，要是家里饲养得比较多的话，还得加量。这样一来，当地乡民就充分利用他们建构起来的鱼塘，不仅仅是在里面养鱼，还在里面进行各种饲草的种植，如浮萍、水浮莲、菱角、莎草、水芹菜等。由于这些鱼塘就在自己住房的旁边，因而打捞也是十分方便和容易，特别是在农忙季节，可以为去远距离获取猪饲料省去很多时间。早晨起来的时候，妇女往往就顺势在鱼塘里打捞这些水生植物，供作猪、鸡、鸭和鹅的早餐；而男人们则是磨刀，装备好其他工具准备上山。由于这些水生饲料作物生长极快，可以反复取用，而且还不需要任何附加的投入，就能够满足众多家禽的饲料供给。鱼塘这种综合利用价值的潜在好处还在于，它还能够净化水体，有效地将人们日常排进去的生活废水进行有效脱污，确保人居环境的水质优化。青山绿水的维护，与鱼塘的综合产出就这样辩证统一的在这儿融为一体。同时，这些水生植物还极大的提高了生活区的生物多样性水平，支撑其众多野生生物的稳定生息，与人类社会结成一个相互依存的生物圈。

值得一提的是，鱼塘底部的淤泥还是各种微生物滋生的理想场所。每年在清掏鱼塘的过程中，这些淤泥都会被清除掉，作为稻田的肥料使用，进一步确保他们的稻田生态系统获得仿生的功能，使稻田中的微生物结构与天然的水体环境极为相似，物质、能量和信息都可以在天然环境和人造环境中相互融通，共同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三是由于这些水生植物将水面进行层层的掩盖起来后，还能够有效的抑制水资源的无效蒸发。照理，由于侗族生息地处于我国的亚热带地区，气温高、蒸发量比较大，但是由于这里的鱼塘将水资源汇总以后，使得水体不会散存于地表遭到太阳暴晒而蒸发掉。同时更为关键的还在于，乡民们通过在鱼塘中种植各种水生植物，这些植物能够有效的抑制太阳光对水面的直接照射，将可贵的水资源保留在鱼塘之中，而且惠及江河下游。同时，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鱼塘的存在，大量的水体还能够很好的起到降温作用，增加空气的湿度。使得原本是极为炎热的侗族生息地，在鱼塘的调控下，即令是夏天，昼夜温差也不大。整个侗族村寨在鱼塘的荫蔽下，变得凉爽宜人，免去了酷暑的威胁，亦能缓解严冬时的超低温，起到了天然空调的功能。也就是说，这儿的鱼塘不仅仅为这儿的侗族乡民提供各种物质产品，还为侗族乡民提供了一个理想的人居环境，但却不需要额外的能量投入，因而这是一种成本最低化的舒适人居环境维护杰作。

五、小结

黄岗侗族乡民自从在这一地区生息以来，总是以尊重自然为终极发展为目标，而不是驯化自然，或者是扭转自然，他们是在与自然进行不断的磨合中，最后达成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人工鱼塘的建构，正是侗族乡民对这一生存环境做出精深的认识和判断之后，所做出的成功适应典范。它不仅证实了此前的研究成果，也就是学界大多认同的，侗族村寨大都是沿水而建，而流出社区的水流，质量都能达标这一事实。更为重要的是，这儿的侗族乡民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一水质净化，能够将自己的生活污水进行就地脱污，九成的功劳得归于他们建构起来的鱼塘。鱼塘所能够发挥的脱污功效和背景，在与现代化的都市相比，它们的脱污指标和成本都经得起现代科学规范的验证，但为此而付出的成本却比现代化的都市低得多[5]。同时，鱼塘所能够发挥的优化人居环境，提高生物多样性水平，这样的环境维护功效反而是现代化的都市望尘莫及的理想境界。同时，也是更为关键的还在于，这儿的鱼塘建构不是游离在民族文化之外，而是当地侗族传统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因而它必然能够在民族文化的呵护下，做稳态延续和运行。因此，一个小小的鱼塘建构反应的不仅仅是当地的水资源运行状况和综合产出问题，其背后隐藏着的却是民族、文化与生境，三者之间的互动耦合运行体系，而鱼塘的建构正是这一耦合关系的具体体现。

参考文献：

[1]罗康隆，彭书佳.时空规序的节律与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来自贵州省黄岗侗族村落的田野调查[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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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罗康隆，杨曾辉.生计资源配置与生态环境保护——以贵州黎平黄岗侗族社区为例[J].民族研究，2011（5）：35.

[3]罗康智，罗康隆.传统文化中的生计策略——以侗族为案例[M].民族出版社，2009：53.

[4]崔海洋.浅谈侗族传统稻鱼鸭共生模式的抗风险功效[J].安徽农业科学，2008（36）：16255.

[5]杨庭硕，王 楠.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水资源供求优化[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34.

[责任编辑：罗康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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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upportive Functions of Fish Ponds to Cultural 

Ecology：A Study Based on the Survey of the Dong Community of Huanggang in Guizhou

YANG Zeng-hui，LI Yin-yan，PENG Shu-jia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of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Hunan， 416000，China）

Abstract：

Fish ponds play a key role in the whole structure of Dong traditional villages. There are various reasons for Dong people’s love of the secondary eco-system of man-made fish ponds. On one hand， fish ponds， with their ecological adjustment functions， can provide materials， energies and information for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Dong communities. On the other hand， such ponds， in the process of Dong’s traditional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the mutual integration between Dong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local natural environment， have obtained some qualities of Dong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have thus become an organic component of Dong’s traditional cultural ecology. The survey shows that such ponds have occupied more than one third of the area in the whole village at present. Relevant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villagers’ accounts tell that water area even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85% in the whole village in earlier time. Considering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local mountainous environment，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forming of such a large fixed water area was apparently the result of intended configuration instead the result of natural movement. Such configuration is to equip the fish ponds with three functions in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of the village： control of regional water cycle， fire protection and rich comprehensive outputs.

Key words：

cultural ecology；supportive function；Dong community；fish po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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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的美丽中国建构功能 篇4

一、古典文学的描绘为中国增光添彩

在漫长的古代文明进程中, 中国人民凭借着勤劳智慧和审美的努力, 在创造无数精美绝伦建筑的同时, 也营造了无数的山水佳境。这些或人文或自然的景观虽然本身具有独特的美感和魅力, 其美观的持续性和扩展性却有着很大的限制, 往往不被更多的人所知所向往。但是如果该景观一旦入了古代文学巨匠或大师的法眼, 被他们如椽之笔所描写和颂扬, 这些建筑载体或山水景观, 就等同点石成金和画龙点睛, 其美感和知名度便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和永久的传播。在中国大地上, 无数的人文景观因为古典文学巨匠们的描绘和揭示而名传遐迩千古流芳。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可以说古典文学作家的描绘为美丽中国增添了光彩、张扬了审美魅力。

这方面的例证应首推王勃笔下的滕王阁。坐落于江西南昌市赣江东岸的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 是南方唯一一座皇家建筑。这座建筑在其建成初始, 并非是中外皆知遐迩闻名的景观, 但是, 因为初唐四杰之首的才子王勃赋诗并写下了著名的《滕王阁序》而身价倍增天下扬名, 被誉为“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日月不居斗转星移, 历史在不断向前、新旧在不断交替, 滕王阁废了再建、倒了再修, 屡毁屡建, 先后共重建达29次之多, 成为美丽中国的一个重要的构成因子。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古典文学巨匠的描写。想当年年轻气盛才华横溢的王勃“对众挥毫, 珠玑络绎”地用富丽华美的词藻, 称道洪州, 记述盛宴, 描写滕王阁的壮丽;以及寥廓壮美的山川秋景, 借以抒发自己愤懑悲凉而又不甘沉沦的思想感情。把景观和人生, 把观感和世事水到渠成地衔接在一起, 用“落霞与孤鹜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样名句将滕王阁拓印在青天碧水, 天水相接, 上下浑然一体、彩霞自上而下, 孤鹜自下而上, 周围相映增辉的一幅色彩明丽而又全体浑成的绝妙图画中。一篇序文用铺陈的手法, 历叙界域之大, 地势之雄, 物产丰富, 人才俊美, 渲染了和乐的氛围、宴会的高雅, 紧扣高耸入云, 溢彩流丹的滕王阁, 从而把这个景观推向了中国和世界, 成为美丽中国的具体构成。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这方面的又一佐证。王勃使滕王阁垂芳青史, 范仲淹则让岳阳楼流光后世。唐玄宗开元四年, 中书令张说谪守岳州在阅兵台旧址建了一座楼阁, 取名岳阳楼。该楼位于洞庭湖东岸, 它西临烟波浩淼的洞庭湖、北望滚滚东去的万里长江, 素有“洞庭天下水, 岳阳天下楼”的盛誉, 其本身自有动人之处。但是言及岳阳楼, 更多的人首先想到的并非该楼的壮观与美感, 而是范仲淹的那篇与它有关的《岳阳楼记》。尽管在文学史上的许多著名文人如杜甫、韩愈、刘禹锡、白居易、李商隐等都曾经登临此楼一览胜景, 并留下了不少名篇佳作, 但是最终使岳阳楼名扬天下的却是范仲淹所作的《岳阳楼记》。全部的记文只368字, 但是尺幅天涯, 范仲淹居然在这上面做到了驰骋想象自由挥洒。“衔远山, 吞长江, 浩浩荡荡, 横无际涯;朝晖夕阴, 气象万千”抓住不同时刻洞庭湖的不同景色, 将其万千气象给予生动地渲染, 景象变化之多之快、境界开阔而有气魄尽收笔下, 然后小结一句“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 前人之述备矣。”人详我略, 人略我详, 转而写登楼览物之情, 开始抒写“览物之情, 得无异乎”, 最后的“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更是表现出了阔大的胸怀和远大的抱负。

二、诗文大家故居成为重要人文景观

在中国文学史上, 一些文学大家或文学团体名扬四海, 他们的故居也成为后人凭吊和瞻仰的文化圣地, 继而被开发为旅游地, 这是因古典文学而生的人文景观的一种形式。

杜甫草堂可谓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杜甫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在文学史上享有极高的盛誉。公元759年冬天, 杜甫为避“安史之乱”, 携家入蜀, 在成都营建茅屋而居, 称“成都草堂”。杜甫先后在此居住近四年, 创作诗歌流传至今的有240余首。其中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现已成为不少地区学生必学课。草堂故居被视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圣地”。为了纪念伟大的诗人, 当年杜甫流寓成都时的居所, 由后人重建得以保存, 现今是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 也是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中的重要人物。其《出师表》更是为人传诵不已, 表中的“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成为后世忠肝义胆的常用词, 常被用来形容高度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杜甫有诗赞曰:“出师一表真名世, 千载谁堪伯仲间”, 不仅是对其政治成就的肯定, 更是对其文学成就的赞美。成都武侯祠, 肇始于公元223年修建刘备惠陵时, 是全世界影响最大的三国遗迹博物馆, 享有“三国圣地”的美誉。此外, 还有南阳武侯祠、襄阳古隆中武侯祠、重庆奉节白帝城武侯祠等。河北昌黎韩愈故居等都是这方面的成功案例。

三、诗文佳句成为美丽中国导游词精髓

诗词是古典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诗词因其两两相对、字数相等、句法相似、平仄相对、意义相关, 看起来整齐醒目, 听起来铿锵悦耳, 读起来朗朗上口, 便于记忆、传诵, 为人们喜闻乐见, 从而广为流传, 特别是一些入选教材的诗词, 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共同记忆。一些诗词中提到或歌颂的地名也随着这些优秀诗词的传播而为人们熟知, 成为城市宣传的最佳免费广告和无形的文化资源。

诗词在传播城市名片的影响力上要远远超过其他文学手段。其一, 诗词寥寥十数字, 没有复杂的故事情节, 简单易记, 更适合做宣传标语;其二, 诗词有意境, 有内涵, 做城市的宣传标语不仅简单易记, 更能提升城市的品位、形象和魅力。

桂林的导游词是很好的说明。桂林是世界著名的风景游览城市, 有着举世无双的喀斯特地貌。“山青、水秀、洞奇、石美”的桂林“四绝”。但是这些都还不如“桂林山水甲天下”来得直截了当, 千古驰名, 传遍华夏。其实, 喀斯特地貌的景区在广西和贵州比比皆是, 而桂林周围的许多山水风景也不比桂林差, 但就因为这一句“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名句让人们只知有桂林而不知其他, 由此可见古典文学中的名句在城市旅游资源的宣传上有着怎样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他的如赞美济南大明湖的“云蒸霞蔚华不注, 波涛声震大明湖”, 以其壮阔的气势和宏大的意境让大明湖这座不太出名的湖泊闻名遐迩, 连同趵突泉、千佛山一起, 被称为济南的三大名胜, 成为济南的象征和标志。

四、古典小说场景构造出人文景观

古典小说尤其是四大名著是古典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这些名著的流传和被翻拍成影视剧, 名著中提到的地名和景观也为大众所熟知, 随着知名度的提高, 这些景观也成为著名的旅游区。

这些旅游景点的构建有的是确有其地, 但名著作者仅在名著中借用其地名, 其地未必发生名著中的故事, 但随着名著的流传, 名著中故事的“发生地”也为人们所熟知, 后人为了影视剧拍摄和旅游开发的需要, 依照名著中的内容仿建了名著故事发生时的场景和细节, 从此这些地方也便具备了一定的旅游要素, 在既成的宣传影响下, 成为人文景观。景阳冈是这方面的成功案例。其他的还有浔阳楼、博望坡、赤壁等。

景阳冈为《水浒传》中描述的武松打虎处。“武松打虎”不仅是《水浒传》中的经典段落, 更因其极富冲突性和彰显个人英雄主义, 在历代的戏剧中都传唱不衰。后来随着影视剧和旅游开发的需要, 山东省阳谷县按照原著的描写建设了景阳冈这个旅游景点。其主要景点有三碗不过冈酒店、乡民告示处、县衙告示处、山神庙、武松打虎处、虎啸亭、武松庙等二十余处。

另一种情况是完全出于名著作者虚构, 但在名著问世之后后人依照作者设计的“蓝图”建造的, 是纯文学的产物。《西游记》的花果山如此, 更具代表性的则是《红楼梦》的大观园。1984年为拍摄电视剧《红楼梦》, 经专家商定, 按作者在书中的描述而建造。园中的景致均忠实于原著的时代风尚和细节描写, 再现了官府园林风采, 成为旅游胜地。

五、经典诗词原型被开发为旅游胜地

经典的古典名作诗词出现或描述的一些地方, 随着作品的流传, 这些地方的知名度也“水涨船高”, 后人不断丰富和重建, 使其成为著名的风景区。与由古典小说中场景而构建的人文景观必须忠实于原著不同, 因古典诗词而构建的人文景观自由发挥性更大, 可以根据由诗词营造出的特定意境自由发挥, 因而观赏性更高, 吸引力更强, 更有旅游价值。如华清池、阿房宫、西湖、寒山寺、杏花村。

华清池, 位于西安市临潼区骊山北麓, 是以温泉汤池著称的中国古代离宫。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写道:“春寒赐浴华清池, 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 始是新承恩泽时”。随着《长恨歌》的名传天下, 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凄美的爱情故事和生死离恨也在世间流传。而华清池作为这种文学意象的发生地和载体也为人们熟知并成为向往之地。从此华清池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温泉, 而是有文化底蕴和氛围的旅游胜地。

阿房宫是秦始皇在消灭六国统一全国以后, 在都城咸阳大兴土木建造的一所规模巨大的宫殿, 是大秦帝国强大国力的象征, 但也是秦统治者暴虐统治的见证和导致王朝灭亡的诱因。唐朝诗人杜牧写道:“覆压三百余里, 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 直走咸阳。”在赋中, 既描绘了阿房宫的宏伟壮丽的气势, 也批评了统治者不思进取耽于奢移享乐终至亡国, 反思总结了“灭六国者六国也, 非秦也。族秦者秦也, 非天下也”,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 亦伎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历史教训。随着《阿房宫赋》的流传, 阿房宫也成为文学史上一个复杂的文学符号, 既是天下一统国力强盛的象征, 也是不思进取盛极而衰的预兆。有了这些文学要素的积淀, 人们在参观游览时不仅是参观名胜, 而是既有对昔日国家富强的自豪, 也有对历史的反思和慨叹, 多了一层文化意蕴, 增加了吸引力。

六、结语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 我们需要尽快找到自己的文化定位, 树立自己的文化形象, 提高文化软实力。建设美丽中国, 需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做支撑, 如此, 才能把“美丽中国”建设成为“魅力中国”。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史, 有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 利用好这些宝贵的资源并在美丽中国建设中发挥巨大作用。研究分析古典文学的规律和价值, 是利用这些文化资源的前提和基础。

摘要：古典文学在美丽中国成就和构建中的价值功能则主要体现在:古典文学的描绘为中国地方增添光彩;古代杰出文人的故居和活动地成为国家重要的人文景观;文学大家的景观描绘丰富了美丽中国的内涵;诗文佳句成为美丽中国导游词精髓;经典诗词原型被开发为旅游胜地。浩瀚的古典文学作品造就了无数的人文景观, 在赋予中国外在的、形式的美观同时, 也增加了中国魅力的文化内涵和底蕴, 从而成为美丽中国的重要构成元素。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价值参考和理论引导。

关键词：古典文学,美丽中国,构建功能

参考文献

[1]李文英.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意义阐释[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11 (2) .

[2]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M].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6.

[3]陈沫.浅谈中国国家形象的对外宣传[J].媒体与传播, 2011 (12) .

[4]隋岩, 董婷.传播经典文化, 提升国家影响力[J].传播前沿, 2006 (4) .

[5]严书翰.党的十八大报告若干创新论断解析[J].人民论坛, 2012 (4) .

建构功能 篇5

[关键词]后殖民；形象建构；自媒体；纸媒；城市

[作者单位] 张萱，湖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美国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亚洲学系访问研究员。

“东方人是无法在马路或人行道上散步（他们混乱的大脑无法理解聪明的欧洲人一下子就能明白的东西：马路和人行道是供人们散步用的）。”这段文字是西方笔下的东方形象，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就是通过这样类似的叙述来了解“东方”的。

其中，有一类被施予了更多笔墨的东方城市群体，它们共同经历了15—19世纪西方或西方化（westernize，如日本）国家的战争侵略，20世纪的民族反抗和国家独立以及21世纪的全球化。因其相似的历史轨迹，它们成为东西方文化杂糅的矛盾共同体，并被命名为“后殖民城市”。它们零散地存在于东方尤其是亚洲世界。譬如香港、澳门、上海、台北、加尔各答、孟买、胡志明、吉隆坡等，它们的形象是如此不同，但又如此相似。

一、身份确认与他者书写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一批地处亚洲、非洲与南美的东方国家纷纷宣布独立，形成浩浩荡荡、席卷全球的“解殖浪潮”，世界格局于是开始从“由东西世界意识形态的强硬对抗向文化领域迁徙”[1]。但是，国家主权的独立，并不代表东西对抗意识的结束。特别是对亚非国家来说，在国际舞台上发声的大小，依然被相对落后的经济技术水平和地处边缘的政治地位所制约，曾经的宗主国仍然是这个世界的话语主角。其实，仅从“后殖民城市”这个概念的诞生过程来看，答案便一目了然。

20世纪70年代，“后殖民主义”理论兴起，该理论一经诞生就迅速派生出一系列与“后殖民”相关的概念，如“后殖民城市、后殖民时代、后殖民批评”等。这种着眼于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话语关系的“后殖民”系列名词，从一开始就是立足于西方“他者”视野，天然包含了东西差异的意识形态对立，随即诞生的一系列派生概念都表现出了这种对应关系。如“帝国主义/民族主义”“文化霸权/文化复兴”等。不言而喻，它们共同勾勒出了“后殖民城市”的文化特质[2]。

城市的主体是人，城市中的居民通过认识自己来反观自己所在的城市。一系列矛盾但共生的文化表征在每一位“后殖民城市”居民的身上不断呈现：穿梭于欧式建筑群的城市中，却又不属于这些建筑文化的疏离感；长期浸淫于市井坊间民风民俗之间，却对爵士乐、咖啡有着无法割舍的偏好；甚至，每天使用的语言也是英语和本土方言混杂的“洋泾浜”。

以台北的文字和语言为例，在当地，初高中班级名称独具一格，它没有采用“一、二、三”这种国际通行的数字排序法，而是以代表中国儒家文化理学思想的四字美德“忠”“孝”“节”“义”作为班级顺序名称。但在台湾地区社会日常语言中，则表现出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杂糅现象，像“国语”“古早”“里长”“邮差”“车夫”“佣人”“次长”“级任教师”“学艺股长”等都是1949年前中国大陆的生活常用词，而“甜不辣”“黑轮”“便当”等词语的广泛使用则折射出了日据殖民时期的文化印记。浓郁的民族文化延续与殖民时期异国文化的渗透，最终被融为一体，形成了台北这座城市的特有形象。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居民而言，有一个问题始终念兹在兹的存在：由两种文化构成的城市，究竟是什么样子？少则百年、多则四五个世纪的殖民历史为这类城市带来的不仅是文化本身的入侵，更造就了世代繁衍的血缘混合。因此，城市除传统社会中以性别、阶层、民族作为人群的分类方式外，血缘则是一种专属于“后殖民城市”的分类法。“我是谁？”这个关于“身份确认”的问题，可以说贯穿于每一个“后殖民城市”市民的日常生活中，从衣食起居到日常交流，从城市交通到国际交往，这些共同构成了一座城市“矛盾”又“模糊”的身份特征。内在的矛盾与模糊，自然会导致外在的神秘和诱惑。这就意味着，一旦城市无法作为主体来对这种内在的模糊形象做出定义时，那么，来自外界的“他者”就会成为唯一的发言人。

及至20世纪50年代，人类进入冷战时代，殖民主义迅速瓦解，“后殖民时代”开启之时，正值20世纪最具影响的大众传媒——电视开始普及。因此，一场以电视媒介为先导的大众文化传播浪潮迅速蔓延全球，电视成为“后殖民城市”形象最重要的表述者之一[3]。一个个神秘的、抽象的东方城市名称在电视屏幕中，变得具体而鲜活起来。于是，在西方话语的主导下，东方城市笼罩在了“优等西方文明和落后东亚文明”这一基本判断里。对东亚“后殖民城市”形象建构，标志着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已经成为人们了解世界最重要的传播介质，其根本原因在于：电视擅以画面的“超真实”取代现实的“真实”。电视屏幕里真实与非真实之间的区分往往是模糊不清的，甚至可以说，这种被人为生产（或再生产）出来的“真实”比现实中的“真实”更加真实，这就是被称为“超真实”的幻想。

这些“模型”的诞生，完全有赖于对电视媒介对某一事物或现象不断地重复和强化。譬如，在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电视节目中曾播放了大量以印度孟买为主题的电影或纪录片，结果对当时大多数英国观众而言，一提到孟买通俗影片就会令人立刻想起戏剧化和夸张的元素——艳丽的色彩，浪漫的故事、音乐还有舞蹈。这种“模型”化的形象直到今天，依然是不少人头脑中难以被取代的孟买城市形象，而更具悖论的是，这种“被模型化”的孟买恰恰是其在国际社会中唯一被认可的“真实”形象。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以“宝莱坞”（Bollywood）蜚声国际的印度电影能够“立足世界的最强符号”也是依靠这样的形象。尽管20世纪末，“后殖民主义”所带来的反抗精神不断崛起，促使越来越多的“后殖民城市”将目光转向了内部的“文化自信”，然而，在由西方主导世界话语传播形态的语境下，一方面是“后殖民城市”努力争取民族文化的崛起，而另一方面，大多数城市在国际话语秩序的状态下，又一次被卷入了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的漩涡中难以自拔。

以上文提及的“混血族群”这一特殊群体为例，1922年，创造了印度电影史上第一个亲吻镜头的女星帕天古伯（Patience Cooper）因其美艳的相貌和荧屏初吻而声名鹊起，其印英混血的血统更成为其出众外形的关键“注脚”。在1960年好莱坞电影《苏丝黄的世界》中扮演一位香港底层妓女形象的明星关南施，同样因其中英混血的特殊血统，成为首位在西方电视界成名的中国女星。

然而，当“后殖民城市”中的人们将混血族群视为美丽、优秀、国际化的新审美标准时，被西方世界视作娱乐和消费对象的身份始终是她们难以改写的，一如苏丝黄在国际舞台上获得的巨大成功与被尊重、被欣赏之间并没有画上等号，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伦敦当地的“妓女们为了招揽声音，在广告中也称自己为‘苏丝黄’”[4]。这种被观众误读的“城市形象”通过电视屏幕从模糊走向具体，它是光怪陆离、美艳感性的，这个“超真实”的东方城市形象距离蒙昧、落后越来越近，距离文明、规范则越来越远。

纵观20世纪，在庞大的“解殖语境”下，西方国家仍旧用“帝国理想”规范在分类世界，它们通过历史知识和文学作品创造了一个想象中的东方。然后，借助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媒介将“优等的西方文明和劣等的东方文明”设计为一个矛盾共同体，在充斥着娱乐和消费的轻松氛围中“超真实”逐渐取代了“真实”。

二、自媒体与纸媒的新格局

电视媒介以“单向度”这一方式塑造“后殖民城市”形象的传统格局，在21世纪开始出现了松动，坚持将“殖民文化等同于优等文化”的西方媒介与“后殖民城市”之间已经显示出诸多不和谐，西方传媒等同于国际传播的排他性也正在被悄然改写，这一切的改变皆因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21世纪已经到来。

如今，“后殖民城市”形象的既有格局，正随着国际旅游业兴盛所带来境外游客数量的大幅增长，以及由此促生的游客自媒体传播的迅猛发展而被打破，关于城市形象塑造的讨论，无疑也需要换一个新的语境。

首先是国际旅行者“自媒体”对于城市形态的建构。个人旅行与文化传播构成 “后殖民时代”文化研究的主题之一，从这个角度反观“后殖民城市”，亦有见微知著的意义。随着国际旅游业形成一个整体性产业，大多数“后殖民城市”开始大量接纳跨国的旅游者。虽然目的不同，但是今日之“旅行者”与昔日之“殖民者”所怀揭秘之眼光，亦无二致。

近十年来，个人通讯终端与互联网所形成的“自媒体”传播已成为大众传播方式中颇具影响力的变革因素，它对传统的线性传播方式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和补充。截至2014年7月，Google上搜索“Hongkong”共可得到5110万条信息链接，但同时搜索“Hongkong+facebook”的数量则

为3820万条，从这个角度看，由网友而非传统官方和媒体机构发布关于“Hongkong”的信息量已经有了相当的分量。这一数据很好地证明过去由西方主流媒体塑造“后殖民城市”形象的“一家独大”模式因自媒体而产生了“破局”。

不难看出，前者具有延续“文化帝国主义”的刚性结构，缺乏他者视野作为参照，自然难以僭越旧有的国际秩序；而后者则意味着一名游客就是一个独立的信息传播者，他们个人的视角、独立地提供的信息为“后殖民城市”的概念内涵提供了更多的可能。通过对网络上大量“不可控”的“独立信息”文本进行分析后，我们可以将游客笔下的“后殖民城市”形象大致分为两种类型。

其一是“个人语言下的西方文本”。由于受到传统知识和电视文化长达一个世纪的长期浸染，大多数游客笔下的城市不过是自己头脑中城市形象的延续，其差异仅在于不同的语言风格。

在中国游客的笔下，我们常会看见如下叙述，它们共指向了一种无关伤痛的新加坡殖民历史：“在我的印象里，新加坡几乎就是繁荣的经济、现代的金融、高效的工作和富裕的人们的同义词，同时也是文明、卫生的表率和象征。 [5]”“英国人史丹福·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的雕塑……就是此人，把新加坡带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6]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事实则是，新马开拓与华人移民的原生态大历史、西方帝国殖民主义海盗式的抢劫、奴隶贩卖的罪行等常识并未被提及。

不言而喻，20世纪西方通过电视传播所强化的知识体系直到今天依然在发挥效果，就像“在西方尤其英国殖民主义者撰写历史里”“新加坡的整个开拓发展，没有一滴血泪，完全是令人向往的神话”[7] 。这个西方世界的“标准文本”如今便成为由食物、建筑、艺术等内容组成的帝国霸权文化基调下的个人旅游散记。

其二是“比对关系的经验文本”。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认为，媒介建构了现实，甚至我们是借助媒介的“镜头”生产着自己关于现实的想象[8] 。然而，当“想象”与“现实”在同一个时空中正面相对时，也就是当境外游客在“后殖民城市”中看见的“现实图景”与头脑中的“经验图景”发生矛盾时，想象和现实便会自然发生比对，构成一种对比关系的经验型文本。这类游客文本通常由两个部分组成，前半部分是印象中的城市，后半部分是自己看见的城市。比如，在对菲律宾城市旅客日志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不少文本的前半部分出现的叙述如：“在大家的印象里菲律宾是一个很落后的国家，马尼拉在我的印象里是一个混乱的大城市，妓女、毒品和犯罪是它的主题。[9]” “去菲律宾之前，《环球时报》记者对这个国家的印象是椰林、大海以及浓烈的热带风情。”而文本的后半部分则笔锋一转，“身临其境后才发现，菲律宾的多元化让人感触更深。”不少游客在来到菲律宾这座城市之前，所“知道”的菲律宾是“马尼拉王城的圣地亚哥城堡，曾是西班牙人对付潜在入侵者的主要防御地。菲律宾国父黎刹1896年在这里被西班牙殖民者杀害。日本殖民者利用这里的特殊低洼地势建的水牢，让许多菲律宾反抗者淹死。”因此，他们“原以为这是个充满悲情的地方”，然而，看见的情景却“与想象中不同，这里游人如织，还有不少情侣。当地人说，这里更像是一个休闲公园”。

自媒体与城市形象的关系是一个大的命题，而“后殖民城市”的形象是这个大命题下尤为特殊的一个方面。目前看来，自媒体带来的技术变革已然开始，而内容上由于国际游客存在的知识经验局限性、零散文字系统性等一系列问题使得自媒体传播对完善“后殖民城市”形象建构的意义依然有限。

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在自媒体与境外游客这两个全新元素的参与下，城市形象“塑造者”这个角色的重心正在向城市内部移动，谁抓住了这个契机，谁就将成为下一阶段“后殖民城市”形象塑造的新主体。

三、纸媒如何实现“二次传播”

通过对自媒体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西方媒介话语地位被“自媒体”所改变的现实，而这恰为“后殖民城市”自己的媒体创造了话语重构的机会。

媒介要想抓住这个机会，则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首先必须被游客们第一时间接触；其次能够让游客们看得懂；再者它能够为游客们所接受、喜欢甚至认可；最后它能够借助游客们的“自媒体”传播实现自己的影响力。那么，媒体需要在语言与形态这两个方面具有先决的优势。

从媒介语言来看，虽然大多数“后殖民国家”在独立以后重新将本民族语言定为官方语言，但由于被殖民过程中，宗主国在语言上的霸权政策，使得今天大多数“后殖民城市”中主流媒体多采用多种语言（包括英语、葡语、法语）同时发行，媒介语言的特殊性恰恰使得“后殖民城市”具有其他东方城市所不具备的宣传便利条件。

从媒介形态来看，报纸、杂志等纸媒作为文字形态的传播介质，比起电视、广播等音画图像传媒与“自媒体游客”的关系更为密切。对大多数游客而言，行走是旅行的一种基本状态，这就为城市售卖的报刊提供了更多被游客们阅读的机会。此外，可触可感的纸质媒介比电视媒介更易于成为被拍摄对象，这一点对于“手机自拍族”来说更是无可取代的优势。因此，主流纸质媒介已逐渐有望成为新媒体语境下“后殖民城市”形象塑造的新主体。

再从目前发展情况来看，像加尔各答市销量最大《印度时报》（India Times）和《政治家》（Politic）的英语版多定位于城市白领阶层，孟买市最大日报之一的《孟买镜报》（Momaid mirror） 同样也通过发行英语版来占领相当部分的国内市场。

从传播过程来看，这些报刊作为“一级传播主体”实现了在过去完全不可能的“面对面”对外传播。并且，借助于如今“自媒体”拥有者热衷于分享旅途见闻的现状，报纸内容可以以图文并茂的形式，通过社交网络第一时间发布在互联网上，完全颠覆了传统的信息输出模式。尤为值得重视的是，这类传播行为不仅具备高度的普遍性，并且具有可持续性。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从面向国内读者到面向海外读者的定位转型，应成为“后殖民城市”纸媒抓住当前机遇，掌握“后殖民城市”形象塑造主动权的首要研究方向。

一些“后殖民城市”的报纸网络版正在积极发展自己的海外目标受众。比如，当今许多海外年轻人一提到孟买这座城市时，《孟买镜报》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符号，而这份只在孟买发行的城市英文报纸能够在世界年轻一代中占据城市形象塑造的一席之地与它对网络传播的重要不无关系。“I’m Mumbai”是《孟买镜报》的一则网络广告，广告中将这份报纸曾报道过的新闻人物和事件，比如牛奶掺假、孤儿院丑闻、打击非法政治海报等问题，以微电影纪录片的形式通过人物的呐喊表现出来后，网络上的讨论声四起。

特别是这则广告不断在Youtube等社交平台上被网友转发，评论中有来自孟买的网友，有来自曾经去过孟买旅游的网友，也有从未去过孟买的网友。大多数讨论集中在孟买的形象正在被改变。这些讨论有效地完善了孟买曾经简单东西对立的城市形象内涵，广告中每一个主人公喊出的“I’m Mumbai”是孟买全新社会矛盾尖锐化的形象。

遗憾的是，《孟买镜报》的创新毕竟还只是个案，大多数“后殖民城市”的传统纸媒在网络媒介上的自我定位依然处于一个模糊境地，尚未意识到自己角色转型的必要性。如果如今的互联网上还仅仅只是国家官方旅游网站或商业信息网站唱主旋律，那么只有商业追求而无话语权的传统城市话语权格局依然无法得到改变。纸媒应该努力在城市的文明、历史、民俗等方面提供过去被隐蔽、现在被忽视的更加真实的城市形象。

综上所述，“东方无法表述自己”这一表述正在被瓦解，当“海外游客”“国际语种纸媒”和“自媒体”这三者以前所未有的姿态结为一体后，打破传统“东西方优劣文化”关系结构的藩篱，重新赋予“后殖民城市”新阐释的可能已成为当今“后殖民城市”主流纸媒的新前景。

[1]黎跃进. 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发展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321.

[2]Ashok K. Dutt： The Asian City： Processes of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Planning[M].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lishers，1997：101-103.

[3]Vinayak Bharne： The Emerging Asian City： Concomitant Urbanities and Urbanisms[M]. New York： Routledge，2013：42 .

[4]刘瑜. 殖民土壤中的混血产物——香港的苏丝黄旗袍[J]. 装饰，2010（1）.

[5]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3861250100n2fp.html[EB/OL].

[6]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3861250100ncrf.html[EB/OL].

[7]王润华. 华文后殖民文学——中国、东南亚的个案研究[M].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78.

[8]Todd Gitlin：Media Unlimited， Revised Edition： How the Torrent of Images and Sounds[M].New York：HHC Pulisher，2007：93.

建构功能 篇6

先考虑两个基本问题:

1) 原文和译文对等是什么层面上的对等:功能、结构? (这是一个价值判断, 而不是事实判断)

2) 功能、结构、意义之间是什么关系

首先回答第二个问题。意义是什么, 众说纷纭, 我们可以借鉴李福印先生的意义“五要素”说。“对象、概念、符号、使用者和语境是意义的最重要的五个要素;绝大多数意义都可以在这五个层面上得到解释。意义就是这五个要素之间的此起彼伏、此隐彼显、此强彼弱的关系” (李福印, 2006:63) 。结构主义关注的就是“符号”同“概念”、“对象”之间的关系, 而功能主义关注的就是“符号”同“使用者”、“语境”之间的关系。

然后我们考虑第一个问题。既然我们回顾的是功能主义翻译, 我们当然选择在功能的层面上对应, 也就是奈达所谓“动态对等”。事实上, 任何两门语言的翻译, 一开始的选择总是功能的、动态的。随着翻译活动的增多, 对应选择开始固定下来, 于是语言间的对应转向结构的静态的。转向静态结构的好处是语言的转换效率提高, 坏处是语言的转换质量不能保证。

系统功能语法认为, 文本产生的过程就是在语言的各个层面上、各个系统中进行选择的过程。对于一个原文文本, 翻译的理性状况是有一个唯一与之对应的译文文本。但是如果这种情况出现, 就意味着两种语言完全相同, 就取消了翻译的必要。作为语义潜势 (meaning potential) 的系统本身不同, 在其中进行的选择的意义当然也不同。比如, 在中文的音系层上有平仄系统, 英文没有, 单就这个系统而言, 中英文本永远不可能一致, 译者必然面临取舍。既然我们不可能在所有层次上、所有系统中的选择中都与原文保持一致, 那么我们就面临着选择, 面临着取舍。

值得强调的是, 该文探讨的是对可能译文的选择, 而不是这些可能的译文是如何想出来的。换言之, 该文实际上假设译者有相当程度的中英双语能力, 对于这样的译者来说, 问题不在于能不能想出译文, 而在于想出了几种可能的译文后, 如何确定其中一种作为最后的译文。

2 功能主义解释的梳理

在以上讨论基础上, 我们考虑译者如何选择。

围绕这个问题, 翻译研究中有两条思路。一条是从意义——翻译的客体 (吕俊, 侯向群, 2001:166) ——着眼, 一条是从译者——翻译的主体——着眼。第一条思路关注的是翻译客体对翻译主体的制约和规定, 第二条思路关注的是翻译主体对翻译客体的反应和操控;这是两条思路的基本不同之处。

功能主义的翻译观主要按照第一条思路考虑问题, 着眼于意义。对于“功能”这个术语, 人们有不同的理解。从对这个词的实际使用中来看, 人们在两个层面上谈论语言的“功能”:一个把功能和语言系统联系起来, 一个把功能和目的联系起来。

从功能和语言系统之间的联系出发, 按照系统论的一般观点, 对“译者如何选择”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译者进行选择的根据是一个原语语言单位在原语语言系统中的功能, 与对应的译语语言单位在译语语言系统中的功能, 是否对等。

这是一个颇为诱人的解释, 但却让我们面临着两难境地。一方面, 如果我们不想滑入循环论证的话, 我们就必须强调此处的“语言系统”包括所有层面上的所有系统。如果此处的“语言系统”不包括所以系统, 而只是多个系统中的一部分, 那么就意味着此前已经有取舍, 有选择, 我们是在用“选择”来解释“选择”, 这就陷入了循环论证。另一方面, 正如我们在开头就提到的, 如果译文和原文在所有层面的所有系统中都对等, 那么就意味着两个文本完全相同, 我们根本就不需要翻译。

所以, 只把功能和系统联系, 还不能解释译者的选择。有些学者就试图用第二个层面上的功能来解释译者的选择, 这就是翻译功能派所提倡的。该派功能思想突出的表现就是把文本分成各个功能类型, 如莱思 (K.Reiss) 把文本分成信息型、表情型、操作型 (张美芳, 2005:70) , 纽马克 (P.Newmark) 把文本分成表达功能为主的文本、信息功能为主的文本、呼唤功能为主的文本 (廖七一, 2000:131) 。然后把类型和目的挂钩。比如, Reiss指出, 对于信息型文本首先要取内容, 表情型文本首先取形式, 操作型文本首先取读者效果 (张美芳, 2005:71) 。

这样的解释是禁不起推敲的。同样是文本, 原文可以有目的, 译文就不能有吗?同样是人, 作者可以有目的, 译者就不能有吗?所以该派对于译者选择的解释, 实际上是译者的目的要与作者的目的保持一致, 并以作者的目的为根据来判定语言单位的“功能”, 从而决定选择。纽马克正是持这样的观点。他首先用“重要 (important) ”这个概念来解释译文紧贴 (close) 原文的程度, 然后又用原文的目的来解释“重要” (廖七一, 2000:129) 。

如果我们认为翻译理论应该是规范性的, 那么似乎可以说我们的任务完成了, 我们已经告诉译者, 他们应该怎么做。但问题是我们有这个权力来告诉译者应该怎么做吗?他们凭什么要遵守这些规矩呢?所以, 如果我们认为翻译理论应该是描写性的, 那么我们还要继续研究, 为什么有的译者并不遵守作者的目的呢?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萧乾翻译的《尤利西斯》, 原作者故意设置的理解难点在译文中被一一化解 (张美芳, 2005:185) 。目的论所要解释的, 正是这样一种现象。

诺德转述Vermeer的分析, 指出翻译过程中有三种目的:“译者的基本目的”, “目标语环境中译文的交际目的”, “特定翻译策略或翻译程序的目的” (C.Nord, 1997:27) 。一方面, 目的论注意到了译者目的与作者目的不一致的情况;另一方面, 具体操作中, 目的论很可能导致出现不忠于作者的情况。诺德注意了后一个问题, 所以引入了“忠诚”的概念 (C.Nord, 1997:125) 。

3 建构主义的引入

诺德引入了“忠诚”这个规范性概念的初衷是要补单纯描写的不足, 但实际上却使目的论成了个描写性和规范性的拼盘。如何调和这两者呢?我们借助建构主义来解释。建构主义认为, 人的行为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应该从观念获得解释 (戈尔茨坦等, 2005:5) 。观念可以以三种形式影响人的行为:世界观、原则化的信念和因果信念 (戈尔茨坦等, 2005:8) 。在这里, 我们开始沿着第二条思路开始讨论, 着眼于译者。

Vermeer的第一种目的主要指生存方面的考虑, 有的译者是因为生计而译, 而有的则是因为爱好而译。这种目的对译者的选择显然是有影响的, 但是这种目的对于我们的研究而言, 可以认为是一个常量, 是给定的。

对于Vermeer提出的第二种目的, 我们发现这种目的必须基于译者所持有的原则化的信念。所谓原则化的信念, 就是“详细说明区分对与错、正义与非正义标准的规范性观念” (戈尔茨坦等, 2005:10) 。拿鲁迅的翻译观来说, 他主张直译, 目的是为了引入西方的句式文法, 来补文言的不足。显然, 他这种行为的前提就是他认为改进中文是必要的, 有理的——这就是此处的原则化信念。而他的直译主张, 就是下面谈到的“因果信念”。

第三种目的则必须基于译者的因果信念。因果信念就是“关于原因——结果关系的信念” (戈尔茨坦等, 2005:10) , 是连接问题和行动的中间链条 (戈尔茨坦等, 译者序, 2005:9) 。译者要选择某个特定的翻译策略, 前提是译者相信:该策略 (原因) 能够达成自己的目的 (结果) 。从上面鲁迅的例子可以看到, 聚讼纷纭的关于“直译”、“意译”的讨论实际上就是关于“因果信念”的讨论。

作为一个个体, 每个人都可以持有他认为合理的任何信念。但当他试图进入社会, 试图与其他个体进行交往的时候, 他就必须考虑别人可能持有的信念。当他出于种种原因, 接受别人的信念时, 这种信念就成了规范。建构主义认为, 行为体遵守规范主要是出于三个理由:“被迫遵守, 利益驱使, 承认规范的合法性” (亚历山大·温特, 2000:317) 。被迫遵守和利益驱使实际上很难区分, 一个人被别人用枪逼着去参与贩毒, 可以说是被迫遵守, 但是在传统儒家看来, 何尝不是利益驱使呢?——在“生命”和“正义”之间, 选择了生命。所以我们只考虑“利益驱使”和“承认规范的合法性”。

在“利益驱使”这种情况下, “对规范的服从是工具主义性质的, 只是出于利己目的利用规范而已” (亚历山大·温特, 2000:341) , 此时的利益是外生给定的。诺德担心目的论会导致译者不忠于作者, 其实就是在“利益驱使”的层面上谈论问题。

当我们对规范的遵守进入“承认规范的合法性”时, 情况就不同了。遵守规范是因为认同规范。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依旧可以用利益来解释行为。但是这时的利益是内生于规范的, 是由规范建构的 (而在“利益驱使”情况下的利益是外生于规范的, 规范只是实现该利益的手段) 。如果我们对待翻译中的“忠诚”能达到这个层面, 那么“忠诚”本身就是译者的利益, 译者不会再去考虑“不忠诚”会带来什么样的利益。

那么如何才能认同一项规范呢?建构主义认为有两个途径来实现认同:自然选择和文化选择。对于翻译中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 胡庚申先生的《翻译适应选择论》已有论述 (胡庚申, 2004:66-76) 。从自然选择的角度看, 翻译中一项规范的确立, 就是遵循规范者得以再造, 而拒绝规范者无法得以再造。

关于文化选择, 亚历山大·温特 (, 2000:411) 认为有两个机制:模仿和习得。当行为体看到他们认为是“成功”的行为体时, 就会模仿, 通过模仿获得认同。习得的过程比较复杂, 此处仅提出其核心概念是“反射评价” (reflective appraisal) ——行为体根据重要的他者对待自己的方式作出相应的反应, 这种反应又加强了习得的认同;行为体对自己的看法是他们认为他者对自己的看法或“评价”的反映, 是以他者为镜再现自我。

该文的分析, 从文本出发, 到译者, 最后落脚在译者间的互动, 在哲学上经过了客体性——主体性——主体间性的运动。译者作为一个“社会人”, 他/她的生活并不全部都是翻译。译者有好恶, 有利益算计, 有七情六欲, 这些社会生活都会影响译者。翻译研究一方面当然应该继续深入的探讨以“意义”问题为代表的文本处理问题, 另一方面也应该拓宽视野, 把翻译放在社会的大背景下, 来考察译者的选择。

摘要：该文围绕“译者如何选择”的问题, 认为翻译理论研究可以从两条思路出发, 一条是着眼于“意义——翻译的客体”的思路, 一条是着眼于“译者——翻译的主体”的思路。在第一条思路上, 又在两个层面上讨论功能主义的功能:把功能和语言系统联系起来, 把功能和目的联系起来。在第二条思路上, 首先讨论了目的和观念之间的关系, 接着考察了译者目的和译者遵守规范之间的关系。最后, 文章指出翻译研究不应忽视译者作为一个“社会人”、“经济人”的属性, 拓展翻译研究的领域。

关键词：系统,功能,建构,目的,认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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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戈尔茨坦, 基欧汉.观念与外交政策[M].刘东国, 于军,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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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0.

[5]吕俊, 侯向群.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6]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 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0.

建构功能 篇7

进入21世纪, “新课标”提出了语文课程的“多重功能”和“独特功能”, 使功能观得以明确。《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在“课程性质与地位”部分指出:“语文课程应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语文素养是学生学好其他课程的基础, 也是学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的基础。语文课程的多重功能和奠基作用, 决定了它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重要地位。”[1]《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也提出:“高中语文课程要充分发挥其促进学生发展的独特功能”“高中语文课程应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使学生具有较强的语文应用能力和一定的审美能力、探究能力, 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为终身学习和有个性的发展奠定基础。”[2]在基础课程改革的背景下, 语文教育要更加突出文化建构的功能。

一、建构的必要性:语文知识训练的现实危机

知识是形成能力的基础, 也是智力的重要因素。语文课程需要培养能力、发展智力, 语文知识仍有它不可动摇的基础地位。语文新课标在“课程基本理念”中提出“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不宜刻意追求语文知识的系统和完整”, 这一表述似乎成了当下众多淡化甚至抛弃语文知识教学行为的直接理论依据, 仿佛注重知识的传授就会妨碍语文素养的提高。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读。新课标基于“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的课程性质观, 从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个维度提出要求, 使知识的获得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课程改革并不是要抛弃知识, 而是将教育的最终目标由“知识的获得”转向“人的发展”, 知识在促进语文素养的提高从而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是这一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这种背景下, 新课程对知识的要求不是降低, 而是提高了。什么样的语文知识才是真正有用的知识, 如何有效地实现语文知识传递的功能, 这些都是摆在每个语文教育工作者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各种形式的统一考试造成的氛围里, 语文知识训练成为语文教育的核心内容:偏重智力教育, 推崇能力主义, 重视培养训练记忆、理解、概括、抽象等智力因素, 重视逻辑思维能力, 而忽视情感、态度、意志、兴趣等非智力因素;重视语文学科知识的系统性、理论性, 而忽视沟通不同学科的知识, 以及建立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伦理的联系;重视语文知识的传授, 而忽视个性的充分发展, 通过严格而激烈的竞争, 保持较高的学习质量。这种语文教学由于实行标准化考试而进一步模式化, 变为选择题、填空题等的习题演练。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小学的语文教学———加重逻辑、修辞等“理性”的内容, 过分追求学科的知识系统。不少地方在阅读教学中一味偏重技术分析, 放弃语文作品对学生的熏陶感染作用, 导致语文课程本来具有的文化功能流失。对起承转合、前后呼应等写作“技术”的训练, 使最具人文性的语文教学逐渐成为语言文法的训练和写作技巧的操练。在这种作文训练中, 写作的真情实感已经不再重要, 即使是编造的故事、情感, 只要符合课堂教学的需要, 仍然能获得高分。有的地方把大学中文专业有关语法、修辞、逻辑、文学的知识系统, 压缩以后放入中小学课程;有些教材也是以语文知识系统为编写起点, 过于加强理性知识的传授, 削弱了语言的积累和语感的培养。这些做法完全忽视了学习主体的需求和特点。

这种令人忧虑的语文教育的状况让我们不得不反思。“中国传统教育为立国之本, 教育不应该被片面理解为科学知识的传播, 而应理解为人文精神的重建, 人文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民族精神, 淳化代代人风, 提高人们的综合素质, 帮助人们修养身心达到较高的人格境界。”[3]学生在入学之初, 是带着对语言文化的渴求, 对文化精神的崇敬跨进语文课堂的, 他们具有强烈的探究奥秘的愿望, 但语文知识训练的现状已经明显地影响了学习风气和价值观念。只重智育和训练, 较为忽视人格养成和道德发展;简单的评价标准, 抑制了多向度的思考和个性化的体验、理解与表达;片面强调实用功能, 偏重现行的目标, 忽视人文精神的培养。这种种教学方式不仅是一种普遍的学校行为, 也成为语文教育的现实危机。

二、民族文化精神:语文教育本体的构成

语文教育是民族的母语教育。母语是民族思想、情感和精神生活的历史记录, 是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写照。在我国基础教育所开设的诸多课程中, 语文最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风格, 具有重要的文化教育功能。汉语和汉字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具有悠久历史和独特优势的语言和文字。它所负载的是人类历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文化, 充满了支撑中华民族的顽强拼搏的民族精神, 更闪烁着忧患、人本、笃行等儒学人文精神。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无比强大的精神支柱和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所以, 语文新课标特别提出了“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 吸收民族文化智慧”“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使学生受到优秀文化的熏陶, 塑造热爱祖国和中华文明、献身人类进步事业的精神品格”“体会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学习中国古代优秀作品, 体会其中蕴涵的中华民族精神, 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等目标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 语文课程的文化精神, 不仅表现在语言文化的客体构成上, 而且也体现在教学主体的语言创造活动中。因为每一个教学主体, 无论是教的主体———教师, 还是学的主体———学生, 无不都是从一出世就在民族文化的温床中接受馈赠。任何一个教学主体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精神理念及其表达方式, 都与民族文化深深关联着。他们历来都是时代文化精神的体现者和时代文化思想的表达者, “将语文教育理解为一个文化过程, 将学生视为这一过程中的文化主体, 将有助于学生明确自己的文化主体地位, 使其能够意识到自己是文化的主人, 对文化有自主选择、自主判断的权利”。[4]在语文学习过程中, 教学主体的文化自觉, 有助于加强和拓展教学交流的渠道, 在各种新的时代文化信息的接受中, 逐步摆脱陈旧教学观念的束缚, 摒弃落后的教学思维方式以及僵化的教学模式, 是自身的文化意识不断地适应时代文化、社会生活的变革和发展, 从而实现语文新课程培养目标的“时代要求”。

文化知识应该是不断生成的、变化着的、意蕴丰富的。语文教育所涉及的识字析词、文思章法、文学常识等, 虽经过了抽象化、概括化, 但其中同样蕴涵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充盈着汉民族的智慧和思维方式, 也包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理念。我们在选择文化知识实施教学之际, 必须要考虑到:不仅要重视逻辑序列, 同时还要充分挖掘它的潜在价值, 重视其组织形式和呈现方式与学生生活经历有意义的结合、补充。在文化知识和学生的人生经验之间有了相关联系, 知识教学便不再是知识本身, 而是融入了个人的情感和理解。这样, 文化知识教学才能作用于学生的精神世界, 生成“教育意义”, 学生在理解中掌握知识的同时也超越了知识, 超越了教育的引导与塑造。

三、建构的策略:关注学生个体文化心理

“文化心理”一般指“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即“民族历史形成的生存条件的内化和民族的观念形态的文化在社会中人的心理中的凝结沉淀, 是由共同的文化背景所塑造、陶冶而成的共同的基本人生态度、情感方式、思维模式、致思途径和价值观念诸方面所组成的有机的总体结构”[5]。毫无疑问, 文化心理是一种客观的存在, 总是要通过民族具体的个体表现出来。因此, 在实现语文教育功能过程中, 必须关注学生的个体文化心理, 引导他们具备鲜明个性特征的人生态度、情感方式、价值取向等文化心理要素。

语文新课程在关注个体文化心理方面, 引进了许多新概念, 比如, “精神生活、人生境界、鉴赏态度、民族心理、时代精神、阅读兴趣、科学理性精神”等。这些新概念, 体现的是语文素养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维度, 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 “具有积极的鉴赏态度, 注重审美体验, 陶冶性情, 涵养心灵”的情感态度要求, 更突出强调对中华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体悟, 增强学生的民族情感。在“表达与交流”环节中, 更重视丰富学生个人的精神生活和情感体验, “以负责的态度陈述自己的想法, 表达真情实感, 培养科学理性精神”。从这些新概念的表述中, 可以看出学生的态度和情感成了写作的灵魂。而在口语交际中, “树立自信”、“力求有个性和风度”等新要求, 极有利于增强学生人际交往的能力和魅力。这些富有情感性的新概念使语文新课程处处洋溢着关注学生人格健康与全面发展的光辉。另外, “总目标”中关于学习语文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功能的表述, 是从学习主体发展的内在需要出发的, 不是外在的灌输, 所以特别注意不脱离语文学科的特点, 将价值观的引导和提高文化品位、审美情趣联系起来考虑, 将学习语文的自信心作为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的先决条件。

1. 关注情感方式。

语文课程是诸多课程中最富有情感的课程, 特别是语文课程资源中文质兼美的文学作品, 总是蕴涵喜怒哀乐、爱憎分明的情感, 充分体现了情感教育的功能。它能够“培养爱国主义情感”和“培植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情感”。爱国主义情感在语文课程中的培养, 首先在于学生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与眷恋, 对民族历史上的志士仁人及其可歌可泣的事迹的感动, 屈原、岳飞、文天祥、范仲淹、郑成功、詹天佑、谭嗣同、孙中山应当成为他们的人生楷模和榜样。孔孟的忧国忧民, 老庄的深刻与洒脱, 墨子的兼爱与非攻, 应当成为他们的人生智慧和精神力量。爱国情感在语文课程中的培养同时还在于对祖国文字的喜欢和热爱。凡是读过《最后一课》的人, 无不为韩麦尔先生最后在黑板上写下的大字“法兰西万岁”所感动。学生们也应当从中联想和感受到汉语语言的美妙, 汉语词汇的丰富, 汉语语法的灵动。

2. 关注人生态度。

语文新课程还具有培养学生良好态度的教育功能, 提倡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体。

(1) 积极的态度。健全人格中最本质的、最具有活力的因素是积极的人生态度。积极的人生态度首先表现为对生活的热爱、自信、乐观、进取, 不消极、不悲观、不懦弱, 勇于克服困难, 勇于创造。

积极的人生态度首先要通过积极的学习态度来培养。新课程理念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方式”实在是高明之举。尤其是“自主学习”是课程改革中最深刻、最有普遍意义、最有生命力和最光辉的思想。在“阅读与鉴赏”中, 提倡学习者在阅读鉴赏过程中的独立自主性, 并首次强调阅读的个性化。《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倡导学习者独立自主地阅读, 朗读要“恰当地表达文本的思想感情和自己的阅读感受”, 课外阅读要“学会正确、自主地选择阅读材料”。在学生获得自主性的前提下, 为培养学生的个性, 使学习更贴近个人日常生活, 提高阅读兴趣, 还首次提出了“注重个性化的阅读, 充分调动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知识积累, 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 获得独特的感受和体验”。在“表达与交流”环节中, 不仅在写作方面倡导学生“力求有个性、有创意的表达, 根据个人特长和兴趣自主写作”, 在口语交际方面也突出了“有个性和风度”的要求。对“个性”的张扬, 使学生在表现自我、与人交际上更有自信心, 是学生自主地位实现的标志。

语文新课程对于培养积极的人生态度具有最好的条件。一方面, 语文课程中有许多积极的人生榜样, 这些人生榜样的教育意义是巨大的。另一方面, 语文文本的解读可以有多元反应, 可以有独特体验和独立见解, 正是培养积极性、自主性的最好情境。

(2) 科学的态度。所谓科学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尊重规律、崇尚真知的态度。在语文课程中体现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的功能, 最重要的是让学生说真话, 言之有据, 言之成理。说真话, 是一个很高的目标, 因为我们的学生在相当程度上习惯说套话、空话, 甚至假话。教育应当反思, 语文教育应当反思。无论是口语交际, 还是写作, 都应当把说真话当作第一位的要求。

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还应当倡导探究的学习方式。探究学习是就获取知识的过程而言的, 它相对的是接受学习, 是指学生独立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获取自主发展的学习。其突出的特点是问题性、实践性、参与性与开发性。探究学习重在不断地发现问题, 引起思考, 从而培养不迷信权威、不迷信书本、不迷信成见的探究精神。

探究强调的是过程, 而不是结果, 正是在探究的过程中才能培养科学态度。尽管对文本的反应可以是多元的, 可以有独立见解, 但应当持之有故, 在讨论中当言之成理。

(3) 合作的态度。语文课程应当把合作态度作为自己的重要功能。合作学习是就学习的形式而言的, 它相对的是个体学习、独立学习, 是指学生在小组或团队中为共同的学习目标, 有明确的责任分工的互助性学习。有效的合作学习必须具备如下要素:有凝聚力相对稳定的学习团队, 有吸引力的主题, 足够复杂而又可分解的任务, 明确的责任分工, 积极承担个人责任, 积极的相互支持, 对个人完成的任务进行小组加工与集体反思。在教学中尝试合作学习, 有利于培养学生与人合作、与人交往、与人分享的精神与竞争意识;有利于弥补一个教师同时面对有差异的众多学生的不足;有利于师生、生生间的思维碰撞以及师生间、生生间的优势互补与智慧共享。

在教学过程中, 文本的解读, 资料的搜集与处理, 研究报告的撰写, 都应当注意培养学生的合作态度。语文课程还应当谋求与其他学科整合的综合性学习活动, 这些活动对于培养合作态度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3. 关注价值取向。

价值观是人们关于价值的总的看法。它反映客观事物对于人的意义或价值, 它是人们判断是非、区别好坏的根本标准, 是决定人们人生选择和行为方式的基本出发点。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人生选择和行为方式, 并最终影响其社会价值。正确的价值观, 健全的人格, 对于一个人的全面发展, 对于他的社会价值, 对于他自己的人生幸福都具有核心和灵魂的意义。一个人格不健全的人, 不可能充分发展他的潜能。一个没有善心、缺乏责任感的人, 即使有较高的才智, 也不能充分地实现其社会价值。一个不能与自然、与他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人, 一个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自我的人, 即使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或巨大的财富, 也不能感受心灵的安宁, 不能充分体验人生的幸福。

王荣生在论著中说:“‘价值观’或‘信奉的哲学’, 是决定着语文课程与教学所有目标也蕴涵在所有目标中的最大的、最深层的‘思想’‘人文’‘德育’‘态度’, 它决定了选取什么样内容的课文、决定了在‘技能’中凸显强化什么样的‘态度’、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语文课程与教学选取什么样的‘技能’‘知识’或者‘实用技术’”。[6]这段话将语文教育的价值观功能赋予很高的意义。语文价值观教育功能的实现来自于语文本身的特点和规律。正确的价值观可以集中概括为真、善、美。因而, 语文课程的价值观功能也应当指向求真、向善、爱美。语文课程中那些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志士仁人可歌可泣的事迹, 为价值观培养提供了极好的素材, 语文的情感熏陶和潜移默化也是最好的健全人格的方式。我们知道, 价值观教育的最好途径或方式并不是品德教条的灌输, 而在于贴近生活, 在于形象化和情感化。另外, 有了价值观教育的功能, 语文才有生命, 才有灵魂, 才有动力和方向。

语文课程对人的学习与成长的作用是多方面的, 而这多方面的功能因素发挥的方式既不是平行的, 也非并列的, 而是“相互渗透, 融为一体”的立体化的复杂关系, 各功能因素之间互为基础、互为手段和途径。就教学而言, 我们既要关注语文课程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整体功能, 又要实现每个因素的特有价值, 要有意识地关注语文教育功能的嬗变, 从而实现文化建构的理想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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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功能 篇8

流行音乐是与严肃的古典音乐相对的一种通俗性的音乐形式,由于其通俗易懂的歌词以及适合普罗大众欣赏能力的旋律而广受欢迎,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演奏形式上通常以电声乐队为代表,歌词内容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唱法旋律上自由灵活、变化多样,尤其注重个人情感的表达宣泄,很多时候出现商业性大于艺术性的状况,颇受时代青年人的喜爱和追捧。从历时性的角度考察流行音乐的发展变迁史,会发现每个阶段的流行音乐都潜藏着时代的记忆和青年人的价值观念。

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是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觉醒复苏的时代,充满活力的流行歌曲逐渐取代革命歌曲而风靡全国。由于物质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大多数人具备了欣赏流行音乐的条件,加之国家对港台以及欧美一系列流行音乐的解禁,使青年人在感官上享受了流行歌曲带来的一场盛宴。影响最广泛、冲击最强烈的就是邓丽君的歌曲传入,打破了人民群众对豪情漫天的革命歌曲的欣赏习惯,全新的审美感受让大多数青年人敢于正视自己的个人情感,那些惆怅的、消沉的、失落的、企盼的微妙情感所绽放的独特魅力让一代青年人为之兴奋。八十年代是无法复制的黄金时代,是真正属于青年人的洋溢着激情力量,张扬着人性美好,传递着自由梦想的时代。与之相对应的,青年人的价值观念也是积极中夹带着伤感、豪壮中渗透着寂寞。可是,尽管极力表露个人情感的流行音乐占据了大面积市场,但表达爱国情感的流行歌曲依然是时代的主题,传唱至今的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对青年人理想信念的抒发仍旧影响深远。因此,总体来看,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仍然是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里青年人的主流价值观念。

九十年代以后,流行音乐呈现出多元的发展特征,整体表现为对主流力量的反叛,对崇高和权威的解构,对自我力量和价值的极度张扬等。在传唱港台和欧美流行音乐的同时,中国流行音乐开始走向原创化道路,用真实的笔触记录一代人的情感波动和价值取向,如红极一时的流行歌曲《小芳》、《爱情鸟》、《同桌的你》成为大批青年人情感价值观的写照。在彰显个人风采时也陷入一种路途的迷茫。而到了新世纪,流行音乐完全打破了传统音乐创作的规约,传播媒介的多样化使很多热爱音乐并才华横溢的音乐人走进人们的视野。无论是以网络媒介走红的歌手刀郎,还是通过大众选拔而脱颖而出的“超级女声”都为更多有音乐梦想的人展示了多样的路途。另类歌手周杰伦的出现给中国流行音乐歌坛吹送了一阵阵清凉之风,他所创作的带有中国本土化风格的歌曲《本草纲目》、《东风破》、《青花瓷》等,引起了青年人对本民族文化品格和爱国精神的共鸣。流行音乐历经三十几年的发展变迁清晰的记录了每一个时代大背景中青年人的精神面貌和价值观念。

那么,青年价值观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只有具备价值引导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生活。根据流行音乐变迁状态所折射出的青年人价值观大体上表现为如下特点:一是集体性与个人性并存,即对世界已经有了独特的见解和观点,懂得运用外在媒介传达自己的情感,但是由于认识水平和人生经验有限又不能脱离群体而独立存在;二是理智与情感的并存,即青年人思维愈发活跃、思想逐渐深刻,懂得用理智去处理社会生活中的各类棘手问题,但是因为正处于价值观的形成建构期,很容易意气用事,情感鲜明,情绪易于冲动;三是理想与实际的并存,即对未来充满无限的渴望和憧憬,敢于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但是遇到现实问题又常常选择从个人利益出发,回避社会责任,重视个人情感和利益;四是集时代性、开放性与多元性于一体,即青年人往往具有时代创新精神和进取意识,能够最直接地反映大时代的价值观念,但他们的价值观是开放而多元的状态。流行音乐能够将青年人的价值观清楚地折射出来,也是青年人对个人情感和价值形态的最佳表达方式。

二、流行音乐对塑造青年价值观发挥的作用

流行音乐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势必在流行过程中存在双面性特征。一方面,健康向上、充满积极思想的流行音乐能够对青年人的价值观形成起到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低俗趣味、充满消极思想的流行音乐则会对青年人产生不可估量的消极影响,严重损害青年人的价值观。从流行音乐产生的这三十年发展史来看,流行音乐在社会思想的传递和社会价值的表达上一直占据先锋地位,能够最及时地表现社会问题,尤其社会转型期时人们的思想处于不稳定期,而青年人的价值观也正处于建构期,因此流行音乐对整个社会价值观的影响是难以预料之巨大。那么,在与青年人成长密切相关的人生价值观、道德价值观、审美价值观这三观的形成上,流行音乐的塑造功能尤为重要。

健康向上的流行音乐会引导和塑造青年人的人生价值观。人生价值观是人们对人生价值的根本看法和根本态度,是人们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深刻思考。青年人在价值观建构期势必会深入思考人为什么活着,以及怎样活着才是最有意义的人生,还有对人生理想和追求的询问。流行音乐因其满足了大众的欣赏水平,风格偏于平民化,歌词通俗易懂、深入人心,具有中国本土化的民间曲调等都成为青年人随意哼唱的音乐。流行音乐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极大程度上表现了青年人对社会人生的思考感悟,健康向上的流行歌曲以及品行端正的歌手都会激励青年人不断追求美好人生理想。比如,曾经对一代青年人影响深远的流行音乐歌手周杰伦,在他的音乐中经常能够寻找到力量和勇气。“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敢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的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稻香》)这是一首颇具典型意义的宣扬正能量的歌曲,也曾经鼓励很多青年人战胜挫折,重新鼓起生活的云帆。《让世界充满爱》、《我的未来不是梦》这样的流行音乐更是将爱、勇气、力量等传递给青年人。人只有在追寻的过程中才能真正意识到生命的意义,人的心灵要在这种力量的攫取中获得愉悦和安宁。青年人在价值观建构期就应该树立坚定的人生目标,感悟生命的意义,通过那些健康向上的流行音乐来刺激感官,将能够完善人生价值观的力量深入到青年人的内心深处。

流行音乐除了能够引导青年人塑造积极向上的人生价值观以外,还能对培养青年人的道德价值观起到重要作用。所谓道德价值观就是作为个体的社会人在处理社会道德情感问题时表现出来的对社会、集体和个人的基本道德意识和道德实践。流行音乐是最能反映生活实际的一种艺术形式,在音乐的传唱过程中人的道德和情感将会被表现出来,并潜移默化地影响成长中的青年人。那些饱含意蕴和深情,有着优良的道德价值指向的流行音乐有利于青年人形成正确的道德认识和自我认知,并且在生活实际中指引他们及时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如表现母爱的流行歌曲有beyond的《真的爱你》、阎维文的《母亲》、陈百强的《念亲恩》等,将中华民族传统的孝道以喜闻乐见的流行歌曲形式展现出来,易于被青年人接受。“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没法解释怎可报尽亲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歌词选自《真的爱你》)表达了母亲与孩子之间浓浓的爱和亲情,是青年人对母亲的最美歌颂。类似这样的歌曲不胜枚举,将书本上空洞的说教转换为艺术的言说,让听者无不为之动容,这就对青年人道德价值观的塑造起到积极作用。除此之外,像汶川地震发生时网民创作的《人民心疼你》表达了对总理的爱戴和颂扬;2008年奥运会时期创作的《北京欢迎你》表达了中国人对世界体育盛事的热情等。这些流行音乐无论是表示灾难面前的顽强,还是国家大事面前的积极,甚至个人情感的苦涩,都以青年人喜欢的方式影响着他们道德情感价值观的形成。青年人在这些流行音乐的陪伴中逐渐学会约束自我,建立优良的道德价值观。

最后,流行音乐能够培养青年人独特的高品质的审美价值观,是对其欣赏水平和情操品格的熏陶。审美价值观是人们对事物价值的重要评判标准,能够体现出人们的精神境界和情操修养。而音乐是从内心深处迸发出的情感体验,无论是古典音乐还是流行音乐都能够净化人们的心灵,得到情感的宣泄,最终提升人们的精神修养。青年人正处于思想活跃、价值观不稳定期,还没有形成比较高雅完善的审美价值观,不能对客观事物以及世间情理等做出正确的评判。因此,意境优美、旋律和谐、内容饱满的流行音乐可以为青年人带来无限的美感,增强其对事物的想象力,使其置身于美好情境中充分感受生命的曼妙与美好,如《万物生》、《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春暖花开》等。流行歌曲《春暖花开》唱到:“如果你渴求一滴水,我愿意倾其一片海;如果你要摘一片红叶,我给你整个枫林和云彩;如果你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这是我的世界;每次怒放,都是心中喷发的爱;风儿吹来,是我和天空的对白,其实幸福一直与我们同在。”这首歌所营造的意境和爱意呼之欲出,将听者带到了一个有辽阔海洋、红色枫林、鸟语花香的怒放生命环境中,让人自然而然产生一种高雅的审美情趣。只有充分感受到世界万物的美好,才能使人的行为变得高雅、柔软人的内心,使人富有同情心,摒弃假丑恶,崇尚真善美。如此健康的流行音乐无不在青年人价值观建构期愉悦其身心,陶冶其情操,使他们充分感受到生命的伟大与生活的情趣,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创造更多的美好,形成正确的审美价值观。

当然,由于当下社会传播媒介的多样化,流行音乐也存在很多粗制滥造之作,特别是网路环境中产生的良莠不齐的音乐,很大程度上给青年人的精神成长造成消极影响。比如带有情色意味的音乐、格调低俗的音乐、怪异暴力的音乐等,不但毒害了成长中的青年人,还玷污了音乐殿堂的艺术环境。因此,在看到流行音乐对青年人价值观建构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谨防那些低俗歌曲的对人精神世界的伤害。

三、流行音乐在塑造青年价值观过程中的实现路径

流行音乐历经三十多年的发展变迁,将每一个时期中国人的价值观都反映出来,对社会影响力度较大。为了更好地发挥流行音乐对青年价值观的塑造功能,应全面把握流行音乐的发展动向,积极宣传潜藏着积极健康价值观的流行音乐,充分调动广播、电视、网络等多媒体形式为流行音乐的传播打好基础,引导青年人树立正确健康的价值观。具体实现路径如下:

首先,应该从音乐作品的优劣入手,要大量创作那些充满正能量的积极向上的流行音乐,从而在根源上净化流行音乐市场。由于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精神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人们需要不同类型不同品味的作品。因此,一定在大量创作优秀音乐作品的同时,防止利益熏心的时代涌现出迎合市场环境而忽略审美意蕴的作品,这就要求音乐创作者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杜绝低俗音乐。比如,十几年前红极一时的“超级女声”选秀节目在发掘新人时,难以避免地为了博得更多人的眼球,赢取更大的经济利益而创作出很多没有艺术价值的作品。这些作品对当时还缺乏辨别能力的青年人冲击很大,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所以,只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创作更多有利于青年人身心健康的流行音乐,才能在净化流行音乐市场环境的基础上达到教育青年人的目的。这就需要那些有良知的音乐人扎根于生活,从生活实践中挖掘出积极向上的艺术内容,以此作品传播于世,润泽青年人的内心世界。

其次,还要加强青年人对音乐的审美能力,进行音乐审美观教育。音乐是一种审美体验,是更加偏重于个体接收的艺术形式,再美好的音乐如果听者水平有限,都会使音乐具备的艺术震撼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培养青年人对音乐的审美能力显得迫在眉睫。针对当下音乐市场的鱼龙混杂,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无法区分流行音乐的好坏,大多数人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音乐教育。基于这一事实,应该开设相关的音乐课程,特别是面向青年人开展音乐知识教育,将感性的了解上升为理性的认知,在学科之间的融会贯通中感受音乐的魅力之光。当然,在教育过程中不能将固有的思想强加于青年人身上,应尊重每一个青年人的个性特征,尊重他们的审美趣味,以青年人自身为主导进行音乐知识教育。在思想多元的当下,加强青年人的音乐审美观教育,不断提高青年人对流行音乐的审美能力和欣赏水平,对青年人价值观的建构乃至整个社会价值观的塑造都有着十分重大的价值。

最后,要增强青年人对不健康流行音乐的抵抗能力。流行音乐逐渐以网络媒介被听众熟知,而青年人是网络的最大消费群体,对不健康的网络环境以及低俗的流行音乐缺乏应有的抵抗能力,因此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策略帮助青年人提高对音乐质量优劣的辨别能力,抵抗低俗音乐的侵蚀。要根据网络环境的特点和流行音乐的特点,对青年人进行音乐知识教育,最终达到具备抵抗不健康流行音乐的能力。

四、结语

青年人是流行音乐最主要的接受群体,流行音乐的优劣直接影响青年人的认知,特别是正处于价值观建构期的青年人,其看待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还不成熟,所以很容易受到流行音乐所宣传的价值观的影响。从流行音乐产生的这三十年发展史来看,健康的流行音乐对青年人的人生价值观、道德价值观、审美价值观等都具有极强的塑造功能,引导着青年人形成正确、健康、积极的价值观。为了更好地塑造青年人的价值观,应该从流行音乐创作、音乐知识教育、抵抗消极流行音乐的能力等角度实现对青年人价值观的建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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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舒畅.流行音乐对高校“90后”大学生的影晌[D].华东师范大学,2012.

建构功能 篇9

江西省公安指挥中心位于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角洲区域, 东临赣江南大道, 西面为红谷南大道, 北邻岭北五路, 东面远眺赣江, 南侧毗邻生米大桥, 地势开阔, 对外交通便利。工程总用地面积约为144.75亩, 地上总建筑面积约10万m2, 包括公安指挥中心主楼群、办证服务信访中心、警卫中队用房, 以及二期预留用地 (总平面图见图1) 。

二、设计策略

1. 强化建筑群布局的整体性

由于项目有分期建设要求, 但对设计而言, 应当无论一期建筑完成后还是二期办公楼完成后, 都能形成完整的建筑群, 同时兼顾信访办证中心的对外服务和警卫中队用房的相对隐蔽, 基于此, 设计将主楼设置在基地东侧面江, 信访办证中心和警卫中队用房设置在基地西侧两个角落, 可以有效控制基地, 形成一期完整建筑群;同时将二期办公楼设置在中央主轴线上与主楼呼应, 共同组合成完整的空间群体。

2. 总体功能的分区与整合

功能分区、流线组织应当合理、高效, 设计把相近的功能区适度集中, 形成以下四大功能组团, 分两期建设。

主体位于基地东侧面江布置, 包括中央塔楼和南北两侧裙房, 南侧裙房为刑警总队及其它总队办公楼, 北侧裙房为会议中心和厅指挥中心。中央塔楼高24层, 居中设置, 方便与裙房各部门联系。两侧裙房均为4层, 各功能区均有各自独立出入口, 同时通过围合庭院组织功能和空间, 保证各部门之间既相对独立又方便联系。

信访办证中心位于用地西北角, 远离主楼, 避免外来人流对日常办公的干扰。建筑分别设置车管业务入口、信访入口和办证入口, 不同业务互不干扰。

警卫中队用房布置在用地西南角, 位置相对隐蔽, 避免对主楼区干扰, 同时又方便独立管理。共设置了两幢宿舍楼和一幢食堂。篮球场和训练场地设于宿舍东侧, 便捷合理。

3. 空间格局与建筑气质的统一

首先, 总体空间格局应符合公安建筑庄重大气的精神特征, 设计以挺拔的中央塔楼为视觉焦点, 结合主入口大尺度广场形成南北中轴对称式空间序列;再根据功能分区, 以中心庭园为核心形成东西方向空间序列。总体以贯穿南北和东西的十字形主轴线形成整体空间格局, 并相应形成了外部开放式空间和内部中心地带的半开放式园林绿化空间。

其次, 现代服务型理念下的政府建筑都追求与市民的亲和力, 强调与城市的共生、融合, 因此, 设计将南侧主入口区的高层塔楼适当后退城市界面, 与裙房共同形成环抱欢迎的亲切姿态, 并在与裙房连接处设置底层架空, 将空间延伸至中部的中心庭园;同时在东侧运用架空柱廊、在北侧二期办公楼设计门洞式入口与城市空间产生过渡, 强调了建筑群与城市空间的交流融合。

再次, 公安指挥中心功能庞杂, 尤其是主体的裙房集合了众多部门, 各个部门均需相对独立又方便联系, 同时又要考虑办公环境的优化, 基于此, 单一的条板式建筑布局由于流线过长、单一, 显然不适合功能需要, 而围合院落式的空间布局能有效组织功能和环境, 保证各部门之间既沟通便捷, 又相对独立、互不干扰。

最后, 由于职工餐厅布置在地下一层, 设计运用下沉庭院既能使得餐厅获得良好的采光通风, 又能解决其安全疏散问题, 同时下沉庭院位于两条景观主轴的交点, 是中部中心庭园的核心, 它既丰富了整体空间景观层次, 又成为了户外交流休闲的最佳场所。

总体空间运用对称式轴线序列统领全局, 将空间的气度与建筑的主题气质有机结合, 塑造整体统一的建筑表情, 再运用围合庭院、下沉庭院等多种手段来丰富整体空间序列的的变化, 增强空间过渡和办公人员的识别感, 并不失情趣。

4. 主体塔楼形式的选择

基地面江主方向为南偏东60°, 基本为东西向, 因此, 即要考虑面江景观朝向, 又要考虑办公的日照朝向。面江展开的板式高层虽然景观好、形象富有气势, 但办公朝向太差, 且流线太长, 与裙房联系不便, 考虑到办公的长期性及节能因素, 设计选择了集中式的点式矩形塔楼, 凭江而立的点式高层能使大多数房间无论是江景、山景, 都能获得开阔的景观视野。设计将矩形的长边面对日照主朝向, 能使塔楼获得良好的办公环境;矩形短边作为正面面朝赣江, 立面做凹入收分处理, 强调竖向线条, 塑造挺拔、富有气势的主立面形象, 同时设置空中花园, 作为休憩交流的场所, 加强沿江景观的利用。

5. 建筑形象的生成

对于建筑形象:首先应符合政府建筑的气度, 立面处理应干净素雅、大气朴实, 统一而不失变化, 大气而不失细节;其次应当体现公安特性和公安干警正直不阿、勇敢果毅的精神气质。因此, 挺拔大气的建筑形体符合这样的审美思维。设计以竖向线条为主要特征, 强调极简美学, 中心塔楼如剑指长虹, 表达大气与坚毅的表情;裙房坚实厚重、强调虚实对比, 通过统一的竖向语言形成整体的建筑形态。

6. 完善道路交通系统

基地共设置了4个连接城市道路的出入口, 其中主入口设于东侧的赣江南大道, 结合70 m宽的城市绿化带设置大尺度主入口广场, 塑造指挥中心礼仪形象的主窗口。北侧与西侧为次入口, 连接城市道路, 分别作为信访办证中心和二期建筑的出入口。用地西南角设置后勤车辆出入口, 方便警卫宿舍、职工厨房的对外联系。

基地内道路强调人车分流, 沿基地四周设置车行环道, 保证各建筑的机动车可达性。建筑群围合的内部中心庭园以步行为主, 内部道路作为步行道兼紧急情况时的消防车道。

整体步行系统结合广场、下沉庭院、连廊, 形成立体式步行网络, 完善各功能区之间的联系, 为园区内创造安全高效的步行环境。

7. 创造多层次的景观序列

以中央主轴线为核心, 创造多层次的景观序列是本方案的主要景观构思。

贯穿南北和东西的十字形轴线既是空间的主轴, 也是景观系统的主干, 统领全局。东侧主入口广场通过硬质铺装、喷泉、树阵展示指挥中心的气度与风貌。裙房以围合式绿化庭院和屋顶花园为主, 营造健康宜人的办公环境。塔楼在中部设置通高的休闲中庭, 形成气势磅礴的内部空间, 中庭公共休息区结合东西两侧每隔三层设置的通高空中花园, 形成建筑能够呼吸的绿肺。水景的设置与建筑紧密结合, 建筑在水面的倒影使主楼视觉效果的放大, 虚实两个立面的对比为建筑平添了生动与活泼。多层次、不同标高的景观庭园, 使得绿化与建筑有机结合, 实现了生态式绿色办公环境。

三、结语

建构功能 篇10

关键词：行政刑法,公法一体,社会制约

自德国刑法学家郭特希密特首次提出行政刑法这一概念开始, 关于它的讨论就不曾停止过, 甚至被德国学者科斯特林称为是法学家的绝望之地。而行政刑法在不同场合又赋予的不同内涵, 造成该法律体系的应用混乱。所以, 只有对行政刑法的理论解释功能不断准确化, 才能精确它自身的价值, 这才是解决刑法与行政法具体区别与衔接问题的正确方法。

一、行政刑法的理论解释功能

行政刑法概念的提出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然而因主观传播造成的意蕴变迁致使引起多国间的理论争斗, 甚至存在各理论体系间名同实异, 为我国法学界对该理论成果的借鉴与研究造成许多不便。20世纪初, 德国刑法学家郭特希密特以大量行政立法现象和相对应的行政违法行为的研究为基础, 提出行政与司法属于相互独立的不同概念, 并由此划分为司法刑法与行政刑法两大理论体系。他认为, 违反司法刑法的行为, 是对伦理刑法规范的违背, 属于违反法律的行为;而违反行政刑法的行为是一种形式要素, 应受处罚, 属于行政违反行为。刑事犯, 即违反了刑事法, 指具有特定法益侵害性的行为;行政犯 (行政秩序犯) , 即违反了行政法规, 指对行政义务的履行适当, 属于对行政利益的侵害行为, 不属于法益侵害行为。这也就决定了两者之间的处罚性质与处罚宗旨上会存在很大差异。明确行政犯是对行政法中应尽义务的违反行为, 是区别行政犯与刑事犯的关键。郭特希密特将这一论断逐渐发展形成为违法性质区别理论, 纳入到经济刑法立法体系中, 为很多国家附属刑法的出台奠定了基础。

单就行政犯而言, 存在广义与狭义之分, 这就使行政刑法的定义发生了分化, 例如在警察犯的判定问题上就争论不止。德国刑法立法史中提到, 警察犯是对警察维持治安秩序义务的违反, 应属行政违法;德国刑法学家费尔巴哈则认为警察犯威胁法律秩序与安全, 符合刑罚维持国家秩序这一根本目标, 应进行刑事处罚, 并于1813年将“违警罪”划入警察刑法典作文拜因州刑法的起草内容。后来, 德国符腾堡州、黑森州、巴伐利亚、巴登等州纷纷仿效。1871年, 德国刑法典的立法者又将警察犯与刑事犯混为一谈, 将警察犯按照传统三分法重罪、轻罪、违警罪分别处以自由刑、罚金、拘役等刑罚。该模式一经宣布, 引起著名刑法学家李斯特的强烈反对。他强调, 违警罪纯属于违反秩序行为, 应纳入刑法典之外的其他法典。德国刑法在1975年对违警罪作出调整, 将违警罪统一纳入违反秩序法体系。依据德国秩序违反法的相关规定, 仅进行罚锾处罚。

行政犯在德国法律概念上有狭广之分。因违反行政义务进行处罚的行为, 是狭义行政犯;广义行政犯包括狭义行政犯和科处行政处罚的违反行政义务行为。与此直接相关的行政刑法在法律概念上也存在狭广之分。德国行政刑法一词从德文Verwaltung-strafercht翻译而来, 也可译为行政刑罚法、行政处罚法、行政罚法等。由此, 刑罚和行政处罚是德国行政刑法的主要制裁办法。

总之, 行政刑法的理论解释功能的健全主要取决于对广义行政犯与刑事犯、秩序犯与狭义行政犯在不同场合进行刑罚制裁的明确化。德国刑法典对立法中警察犯的反复定义与实践, 是行政刑法解释理论的具体表现, 将行政刑法直接解释为行政处罚法或秩序违反法都有所偏颇。行政刑法不是一本固定不变的法典行文, 而是在对刑法、行政法立法实践的批判中积极构建的刑法、行政法、行政刑法在内的公法一体化。

以上这些都反映出构建行政刑法理论过程的复杂化。行政刑法在德国都被认定为是违反行政义务的行政不法行为。行政刑法立意之初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就存在本质上的差异, 属于“行政法说”的解释;因狭义行政犯处以刑罚而归类于刑事法, 强调国家刑罚的统一行使权, 属于“刑事法说”的解释, 多被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学者采用。我国学者从狭义行政犯具有行政法与刑事法双重属性出发, 提出“行政法说”和“刑事法说”的折衷理论———“双重属性说”。

二、刑法与行政法的一体化建构

实现行政犯与刑事犯之间理论、实践的独立, 是一项较难的系统化过程。一般情况下, 会将该行为是违反行政义务还是违反社会伦理作为划分行政犯与刑事犯的标准。但是, 社会伦理道德范围会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而有所调整, 行政犯与刑事犯的法律定义也就在不同时代不尽相同。例如现阶段频发的有害食品罪, 随着人民生活质量提高, 食品卫生安全备受重视, 之前许多被定义为违反行政义务行为逐渐被赋予新的法律内容, 对食品法进行修正。

所以, 对行政刑法理论的解释功能重新定义, 将刑法、行政刑法、行政法进行公法一体化建构和建立行政刑法的独立学科地位, 实现刑法与行政法之间独立统一、相互联系的发流程规范体系, 减少法律空隙。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可主要采取三种立法方式。

(一) 将刑法典与行政犯相分离

当行政权对社会的管理与控制出现错误或是行政权严重干预社会秩序时, 就会成为行政犯, 这也是它的本质含义。所以, 行政权成为判定行政犯刑罚方法的主要依据。没有行政义务就没有行政犯;没有行政犯, 也就没有用来规范这一反社会行为的刑罚。没有行政管理行为就没有判定行政犯的违法性意识, 刑罚权就更不需要了。行政刑法的这种解释功能, 不仅体现了行政犯的具体含义, 也是促进行政权有效行使的一种价值体现, 克服了传统依靠刑罚方法规制行政犯的模式化观念。因为伦理道德观念会随着生活水平与知识素养的不同而转变、法益侵害是实行刑罚权唯一指针的局限性, 把是否具备伦理道德基础、是否侵害到了法益是不能作为区分行政犯与刑事犯本质内容的标准的。所以, 将我国刑法典第三章和第六章中规定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与刑法典相分离而独立立法是十分必要的。

(二) 实行散在型立法方式

散在型立法方式, 即对违反行政义务并直接侵害法益的行为要依照行政法律设立独立罪名和定刑, 直接将刑法与行政法紧密衔接。这种方法的采用, 是对我国大多沿用依附型立法方式的一种创新, 克服了因时代变革在刑法典中经常发生的空白罪状、引证罪状和罪状描述中的艰涩难懂、引述法律渊源的主观修正等现象, 破除了刑法与行政法的割裂局面;散在型的立法方式能以及实际情况作出快速反应, 具有灵活性、应时性的优势, 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纳。对行政法实行行政制裁与刑罚制裁一体化, 职能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才有这个权利进行法律的制定和修正。

(三) 将行政刑法典独立

依据刑罚适用统一性要求, 行政犯在原则上与刑事犯都必须符合刑法典总则规定, 而行政犯与刑事犯的性质差异又决定了行政犯会有一些除外性规定。所以, 将行政刑法典单独设立出来, 就具有了等同于行政犯罪总则的同等法律效力。如此一来, 就可将警察犯的出啦规则更加明确, 违反秩序管理的警察犯可进行保安处分;也可使劳动改造、强制戒毒、收容管理等富有争议的行为法律化, 归于司法审查行列。

三、结语

我国刑法与行政法的法律体系需要在时代发展中与时俱进, 行政刑法理论的解释功能让我们必须以发展的眼光对我国的相关立法实践进行审视。为了推动刑法与行政法一体化建构, 可采用将刑法典与行政犯相分离、实行散在型立法方式、将行政刑法典独立三种方式进行改革, 有利于新的社会控制观念的形成, 有助于法治理念的加强, 进一步规避了刑罚万能与重刑主义的死灰复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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