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证责任的分配

举证责任的分配（精选十篇）

举证责任的分配 篇1

一、环境侵权行为的特性分析

环境侵权行为是指致害人在从事生产、生活或其他活动中致使人类所生存的自然环境发生不良变化, 造成严重的污染或者破坏, 直接或间接侵害一定范围内的公民的财产、人身权益。与一般传统的民事侵权行为相比较, 环境侵权具有如下的一些特征:

(一) 环境侵权行为具有复杂性、广泛性

随着经济的不断进步, 科学的不断发展, 工业企业不断扩展规模, 生产、生活活动的增多导致污染环境的可能性逐渐增大, 然而许多企业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污染治理的技术和硬件设施建设没有跟上脚步, 农业、生活污染越来越严重。甚至整个社会都处在不同程度的污染之中。在许多情况下, 环境民事侵权行为并非一种原因对受害人造成影响, 而是通过多种原因、多个环节作用导致人或者物的损害, 受害人的权益受损害原因是多方面的, 致害人的侵权行为隐蔽性更强。譹) 其损害后果覆盖的对象越来越复杂, 损害区域越来越广泛。

(二) 环境侵权行为的损害结果难以确定

实际情况下, 环境侵权行为的损害后果一般都有潜伏性与持续性等特点。其损害往往是通过一定的“媒介”进行扩散, 而不是直接作用于人身、财产上, 导致受害人不轻易能够察觉究竟是谁造成的。而且部分情况下, 其损害发生已经发生, 但损害后果却不会立刻显现出来, 可能潜伏隐蔽较长时间。实际情况中, 即使污染者已经停止污染、破坏环境, 但其已经实施的行为已经造成了持久性的损害的可能性, 会在以后较长的时间内慢慢对受害人造成人身或财产上的损失。如在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发生后几周仅有几十人死亡, 然而却在未来的日子里直接或者间接导致成千上万的人患病甚至死亡, 危及后代。

二、受害者承担的举证责任分析

在环境污染损害诉讼中, 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但这并不意味着能因此完全减除受害人的举证责任, 其仍然需要针对诉讼的主要事实承担部分举证责任, 即应举出盖然性证据。在环境侵权诉讼案件中, 发生损害后果的受害人必定有一定的事实根据证明污染、破坏确实存在, 其有必要提供证据证明致害人的污染破坏行为和自己的损害事实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至少要证明致害人的污染行为有可能造成当事人的损害。因而需要承担如下的证明责任:

(一) 证明在客观上加害人实施了污染损害行为

污染环境的行为是污染环境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之一, 没有污染环境的行为, 则构不成相应之侵权。譺) 在环境污染民事诉讼中, 污染受害者应当对污染致害人确实实施过污染行为举证证明。由于环境污染行为的复杂性, 特别是某些污染行为涉及到复杂的专业技术领域, 或许只有污染实施者才明白事情的真正原因, 污染受害者往往无法准确举出证据来证明导致的污染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但受害者必须举证证明致害人确实有污染破坏行为实施过, 至于污染行为是否构成侵权责任, 则由污染者提供证据加以对因果关系的证明。需要说明的是, 受害人提出的此类证据, 一般只要具有一般表象证据即可, 不必严格到这些证据与加害人的行为之间必然的直接联系, 即两者之间只要存在证明的逻辑关系, 该证据的证明效力即具有诉讼上的法律意义。

(二) 举证证明损害事实存在

损害事实是指受害人因接触或者暴露于被污染的环境, 而受到的人身伤害、死亡以及财产损失等后果。譻) 损害事实的存在是受害人请求损害赔偿的前提, 没有损害事实的存在则请求赔偿无从谈起, 诉讼基础不存在, 则对方当事人也不必承担任何责任。损害事实一般包括受害人的人身权、财产权、环境权的损害, 由于环境污染侵权不同于一般侵权行为, 具有一定的潜伏性、隐蔽性, 受害者往往无法准确、有力地举证, 证据证明损失, 从而陷入被动, 但对于已经确定的损害应当通过必要的手段予以取证证明。

三、致害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

在环境侵权诉讼中, 基于抗辩可能成立的前提, 加害人应当举证证明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不存在民事法律责任上的因果关系, 也就是能够证明其行为与对方的损害没有因果关系, 一般有如下几个方面需要证明:

1.法律上的免责事由

法律上的免责事由必须是我国法律法规规定的得到事由,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 主要的免责事由包括因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战争或者是第三人原因造成的环境污染等情况。

2.诉讼基础不存在

在环境污染诉讼中, 污染者实施过污染行为和受害人确有损害事实是诉讼的基础, 如果证明了污染行为的不存在或者是根本没有造成任何损害, 或者是损害事实根本不是污染造成的, 则证明了不具有因果关系。但在作出具体判断前, 应当注意加害人的行为对损害结果的潜伏性和长期性。这就需要更多的证明方法去证明两者之间的关系。

3.科学数据证据证明不存在因果关系

如果证据的证明力运用数据统计方法达到科学和概率上的相应标准, 即可根据数据结论进行认定, 比如举出的证据可以证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可能不是因为污染者的排污行为造成受害者的损害的, 剩余百分之十左右处于不确定状态, 那么就可以推断加害人与受害人的主张不存因果关系。

应当注意的是, 某些损害结果具有较长的潜伏期, 隐蔽性, 当时的科技研究水平还不具备发现的条件, 应按照公平原则, 虽不完全免除污染者责任, 但应适当减轻污染者的侵权责任。

四、结语

加班费的举证责任怎么分配 篇2

1、 如果证据属于用人单位保存，那么用人单位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该规定仍然在延续“谁主张谁举证”这一民事诉讼的一般原则，但所不同的是，对劳动者的举证责任作了适当弱化，也即，劳动者不需要承担与主张对等的举证责任，而只需要证明该主张对应的证据由用人单位掌握就可以，如果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的确掌握该证据而拒不提供的，则败诉的责任由用人单位承担。因此，在加班争议中，劳动者如果主张单位考勤记录中清楚记载其加班记录，但用人单位一直不按照考勤记录发放加班费，则，如果用人单位仅仅口头否认而不提供考勤记录，那么用人单位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需要说明的是，劳动者在主张用人单位存在加班证据时，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劳动者不能证明用人单位存在加班证据的话，那么劳动者的主张就有可能不被裁决部门接受。

2、 对于是否已支付加班费的争议，应当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

前一个问题论述的是是否加班的问题，而本问题是论述如果存在加班事实，用人单位是否已支付加班费以及支付多少加班费。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工资支付周期编制工资支付记录表，并至少保存二年备查。工资支付记录表应当主要包括用人单位名称、劳动者姓名、支付时间以及支付项目和金额、加班工资金额、应发金额、扣除项目和金额、实发金额等事项。”也就是说，在是否已经支付加班费的争议案件中，用人单位应当承担提供加班费的计算依据和支付依据。如果用人单位不提供或不能提供完整证据的，用人单位将承担败诉风险。

3、 如果用人单位提供考勤记录显示没有加班，且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用人单位应当提供加班证据的，应当由劳动者对其加班主张承担举证责任

根据《证据若干规定》，对于否定的事实(或者称消极主张)，主张者不承担举证责任，而是由主张肯定事实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由于用人单位对于劳动者主张加班的事实采取否定态度，因此，我们认为，除非有证据显示用人单位存在加班证据，否则，只要用人单位否定加班事实的，劳动者需要为自己的加班主张承担举证责任。

从上文中可以知道对于加班费的主张，应该有劳动者承担举证责任。如果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劳动者诉求的，那么劳动者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但是，如果劳动者能证明用人单位存在加班的证据，那么用人单位仅仅否定加班的事实而不提供证据的，用人单位有可能承担不利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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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责任的分配 篇3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票据“涉嫌非法行为”的举证责任分配及证明标准。

一审判决认为：宋某诉称转账支票系借款给孙某，并通过孙某在甲公司背书取得转账支票，但不能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宋某不能证明自己合法持有转账支票，其不享有该转账支票的票据权利。判决驳回宋某对乙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审判决认为：本案中，公安机关对支票丢失未予立案，现有的证据不能证明宋某是非法取得该票据，宋某享有该票据权利。宋某要求出票人乙公司支付票据款36万元的上诉理由，予以支持。判决撤销一审判决，乙公司给付宋某票据款36万元。

[速解] 本文认可二审判决，票据涉嫌非法行为属于权利阻碍事实，应当由否认权利存在的票据债务人负举证责任。

关于“涉嫌非法行为”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9条第2款规定：“票据的出票、承兑、交付、背书转让涉嫌欺诈、偷盗、胁迫、恐吓、暴力等非法行为的，持票人对持票的合法性应当负责举证。”这一规定虽然确定了持票人对票据的合法性负有举证责任，但是并未明确“涉嫌”票据背书、承兑等非法行为由谁举证。本案一、二审的分歧也由此而生。笔者认为，首先，根据票据法的精神，为了维护票据的流通秩序，确保交易的安全，法律推定票据持有人享有票据权利。其次，票据为无因证券，持票人不负证明关于给付原因的责任。再次，根据法律要件分类说中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即“凡主张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只需对产生权利或法律关系的特别要件事实负有举证责任，阻碍权利或法律关系发生的一般事实，由否认权利发生或存在的对方当事人负举证责任。”诉讼中，票据涉嫌非法行为应是权利阻碍事实，应当由否认权利存在的票据债务人负有举证责任。

关于票据“涉嫌非法行为”的证明标准问题。笔者认为，举证证明的程度应当足以对持票人取得票据的合法性产生合理的怀疑，否则，单纯依据完备的票据形式，就可以推定持票人合法持有票据，持票人无需就自己如何取得票据负有举证责任。目前，实务界对票据“涉嫌非法行为”有不同理解。一种观点是“涉嫌”是一个主观的概念，从假到真，从无到有的中间地带，都属于“涉嫌”的范畴，因此，法官会对该证据的可信度进行审查，这样，最终依赖于法官的自由裁量认定“涉嫌非法行为”是否成立。该观点从可操作性角度来说意义不大。另一种观点是，“涉嫌”是一个刑事司法概念，需要由刑事司法部门认定，法官据以确定票据是否“涉嫌非法行为”，进而确定是否由持票人证明持票的合法性。然而，刑法有一个基本的原则：疑罪从无。刑事司法机关在认定行为性质时对涉疑犯罪或违法的行为都应认定为不犯罪或不违法，这样，要求司法机关作“涉嫌违法”的认定不够现实。笔者认为，可以参照二审判决，即在公安机关未立案的情况下，不能够证明票据行为涉嫌非法，因此，持票人无须对持票的合法性负有举证责任。如果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持票人应对持票的合法性负有举证责任。但是也会存在一个问题，即民事程序很可能和刑事程序发生冲突，因为绝大多数票据记载金额都较大，如果票据涉嫌非法行为的话，应涉及到刑事犯罪，而不仅是“非法行为”。这样的非法行为需由刑事程序处理，民事程序只能起举报等辅助作用。当然如果涉嫌票据金额较小的话，民事程序有可能不受到刑事程序的制约，但这种情况相对较少。

论民间借贷案件中举证责任的分配 篇4

一般认为, 举证责任包括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两种。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为了避免败诉风险而承担的向法院提出证据的责任。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是指构成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 当事人承担因法院不适用以该事实存在为构成要件的法律而产生的不利于自己的法律后果的责任。对于一个具体的案件, 经过举证、质证、调查, 案件的事实无非是以下情形之一:1、案件事实真伪分明, 2、案件真伪不明。案件事实真伪分明的, 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一是原告方所主张的事实是真实的, 法官会作出有利于原告的判决;二是被告方所主张的事实是真实的, 在该种情况下, 法官则会作出不利于原告的判决。然而由于种种因素, 有时案件事实会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那么, 法官应当如何作出判决呢?这就是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要解决的问题。此时, 法官应当判令由承担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二、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与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的区别

第一, 价值不同。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的意义有:1、当事人只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或抗辩, 才可能获得法院的支持。2、民事诉讼所解决的是民事纠纷, 如果完全依靠法院进行调查取证, 既不可能, 也不现实, 当事人也有必要提供证据。而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的意义在于:在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时候, 法官同样可以作出判决。

第二, 对于同一事实, 双方当事人均应当提供证据, 即双方均要承担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 但仅有一方当事人承担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如果原告起诉被告要求返还借款, 原告要提供证据证实双方存在借款事实;如果被告否认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合同的, 则要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不存在借款事实。即对于是否存在借款事实, 双方均会承担提供证据的责任。然而, 对于这个事实, 只能由一方承担结果意义的举证责任。在无法认定双方是否存在借款事实, 案件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时, 应当由原告承担结果意义的举证责任。

第三, 适用条件不同。在诉讼过程中, 双方当事人会举证支持自己的主张和反驳对方的主张, 如果一方的证据使法官形成了有利于该方的心证 (形成心证是指法官对于事实已经作出了初步认定, 即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已经初步达到了证明标准) 时, 对方则应当提供或进一步提供证据, 以避免不利后果的承担, 这就是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因此, 一方承担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的前提是对方提供的证据使法官形成了心证。如果经过举证, 法官没有对案件的事实形成心证, 即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 法官基于不得拒绝裁判的义务, 应当判决承担结果意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败诉。

第四, 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解决的是案件真伪不明时如何作出判决的问题。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事先已经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分配好了, 一旦出现真伪不明的情况, 法院就会根据分配规则判决承担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的一方承担败诉后果。而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则不同, 其不存在实现分配的问题, 其是随着法官的心证的变化而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转移的。

第五, 举证责任的转移不同。举证责任的转移主要指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的转移, 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是不会发生转移的。对待证的法律要件事实, 首先应当由承担结果意义上举证责任的一方提供证据, 如原告提供的证据使法官形成了有利于他的心证, 则被告应当提供相反的证据来推翻法官已经形成的心证, 否则, 被告将承担不利的后果。相反, 如被告提供的证据使法官的初步形成的心证发生动摇, 甚或已经形成了有利于被告的心证, 则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就又落到了原告的身上。可见, 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是可以不断转移的。而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原则上是由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以及实体法预先设定的, 即当某具体的待证事实如果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 只能由一方承担不利的后果。

三、我国关于举证责任分配问题的规定

对于举证责任的问题, 《民事诉讼法》所确定的“谁主张, 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 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该条既对举证责任的含义做了明确, 又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应该说这规定是以规范说为基础的, 即主张权利发生的当事人对权利的发生承担举证责任, 而主张权利消灭、妨害或者限制的当事人则对权利的消灭、妨害或者限制承担举证责任, 如果无法提供证据证明的, 将要承担不利的后果。

四、民间借贷的构成要件与举证责任的分配

1、从民间借贷关系的构成要件看举证责任的分配

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 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 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的规定, 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生效的要件有二:一是当事人之间有借款、还款的约定;二是贷款人已经给付了借款。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 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据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 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五条第一款“在合同案件中, 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可知, 民间借贷案件中, 原告应当对其与被告之间成立有效的借款合同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不论是根据《合同法》等实体法的规定, 还是根据《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等程序法的规定, 在民间借贷案件中, 均应当由原告就其主张的其向被告提供的款项是借款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因此, 被告自然也就无需对其收取的款项属于原告还款承担举证责任。这里所说的举证责任是指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在具体民间借贷诉讼中, 双方当事人均负有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 即原告应当就其给被告的款项系借款的主张提供证据, 而被告也应当积极的就其收到的款项系还款的陈述提供证据。

2、从交易习惯看民间借贷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

在民间借贷的实际操作看, 借贷双方往往不会签订一份规范的借款合同, 而仅仅是由一方向另一方出具一个简单的借条, 通常的做法是:贷款人向借款人提供借款的同时, 由借款人向贷款人出具“借条”;而借款人向贷款人还款时, 则由借款人收回其向贷款人出具的“借条”, 或者由贷款人另行向借款人出具“收条”。可见, 在民间借贷案件中, 正确界定一方所持字据的性质, 对正确认定事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一款以及《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 在民间借贷案件中, 原告应当就其与被告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承担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

摘要：对于民间借贷案件, 有的观点认为原告只对被告收取其款项承担举证责任, 如果被告否定款项为借款, 则应承担举证责任。这种观点与民间交易习惯不符, 又与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相悖。事实上, 民间借贷案件中, 原告不仅要举证证实向被告提供了款项, 而且还要对该款项属于出借款项承担举证责任。

被保险人猝死的举证责任分配 篇5

江西省石城县人民法院

(2010)石民二初字第45号民事判决书

（2010年8月19日）

【案情】

2003年5月至2009年4月间，被保险人陈某由其子为其投保定期寿险、健康险、意外伤害保险，受益人均为其子。2009年10月20日晚8时左右，被保险人被发现倒在一引流渠中身亡。因死因不 明，且保额巨大，保险公司要求尸体解剖检验。司法鉴定中心尸检结论为：陈某符合冠状动脉粥样硬 化（Ⅲ级）性心脏病猝死。保险公司正常赔付定期寿险、健康险，对意外伤害保险出具了拒赔决定通知 书。后受益人诉至法院。

【判决书正文】

原告：陈小某。

被告：某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赣州中心支公司。

原告陈小某与被告某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赣州中心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0年5月 24日立案受理。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2010年6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特别授权代 理人，被告特别授权代理人、被告一般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原告陈小某、被告某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赣 州中心支公司法定代表人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小某诉称，原告父亲陈某于2009年4月22日向被告投保了人身意外伤害险，受益人为陈 小某，保睑金额为250 000元。2009年10月20日，原告父亲骑自行车不慎掉入路边小河里死亡。原 告向被告申请理赔，但被告拒赔，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被告理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依法提起诉讼，要求判决被告赔付原告保险金250 000元，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被告某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赣州中心支公司辩称，2009年4月17日，陈某在前一保险已经届满的 情况下，再次投保被告的意外伤害保险。被告于同日签发了保险单，本保险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均为 陈某。保险合同签订之时，被告已将保险单、投保单、保险条款的保险凭证交付给陈某。本案的意外 伤害保险条款第三条明确规定，被保险人发生意外伤害，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以该意外伤 害为直接原因导致身故的，本公司按保险单所载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同时保险条款第十九条 第三项对意外伤害明确解释为：“被保险人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使身体受到伤害的 客观事件”。保险责任的界定表明，保险人只对意外伤害导致的被保险人死亡或全残承担保险责任，非意外伤害事故所造成的被保险人死亡或全残不属于保险人的保险责任范围。

2009年10月20日，原告报案称，被保险人陈某溺水身亡。因其死亡原因无法硝认，在征得原告 同意后，委托江西济源司法鉴定中心对陈某做尸体解剖检验，其后该鉴定中心于2009年11月30日出 具检验结论为：“陈某符合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猝死”。尸体解剖检验结论证明，陈某的死亡既 不是摔跌所致，也不是溺水身亡，这一自身疾病导致的猝死显然不属于意外伤害的范畴。据此，被告 对本案作拒赔处理合法有据，被告请求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根据原告诉称、被告辩称，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及庭审情况，归纳争议焦点并评判如下：

1．原告陈小某的主体资格。原告提交了身份证及户籍证明复印件各一份，用于证明被保险人陈 某与原告系父子关系，陈某死亡后，陈小某是保险合同受益人享有原告主体资格。被告质证后对该两 份证据无异议，本院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认定陈小某享有原告资格。

2．陈某的投保、被告对陈某的保险情况。原告提交了被告经营的某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个人人 身保险投保单一份、个人人身保险单一份、意外伤害保险条款一份，用于证明陈某的投保情况、被告对 陈某的保险情况。被告对原告提交的三份证据无异议。本院审查认为个人人身保险投保单有投保人 陈某的亲笔签名，系陈某的意思表示。该证据证明陈某投保日期为2009年4月17日，投保的险种名 称为意外伤害保险，保险份数为25份，每份保险费14元。个人人身保险单系保险人签发给投保人的保险凭据，该保险单证明投保人、被保险人均为陈某，身故受益人及分配方式为陈小某，险种名称及款 式为意外伤害保险，保险期间自2009年4月17日0时起至2010年4月16日24时止，保险费350 元，保险金额250 000元。意外伤害保险条款证明投保入与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保险金给 付的条件以及其他事项。被告也提交了相同的三份证据，证明对象与原告相同，原告质证后无异议。因此，本院采信原、被告提交的证据，认定陈某于2009年4月17日向被告投保了意外伤害保险，保险 金额250 000元，保险期间为2009年4月17日O时起至2010年4月16日24时止，投保人、被保险人 为陈某，身故受益人为陈小某。

3．被保险人陈某的死亡原因。原告提交了石城县公安局横江派出所出具的《死亡证明信》、江西 济源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法医尸体检验意见书》、石城县横江镇某村民委员会出具的《事故证明》各 一份及陈某的四张照片，用于证明陈某的死亡属于意外死亡。被告质证后认为对原告提交的《死亡证 明信》、《法医尸体检验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原告所要证明的对象有异议，被告认为 陈某的死亡原因经鉴定机构鉴定属于心脏病猝死，不属于意外死亡。石城县横江镇某村民委员会不 具备出具事故证明资格，陈某是从1米高处摔跌倒地，而并非原告所说的3米高处摔跌倒地。原告没 有对陈某四张照片的来源作出说明，且照片不能证明陈某的死亡原因。本院审查认为，《死亡证明信》 系石城县公安局横江派出所出县的，证明陈某已经死亡。《事故证明》系石城县横江镇某村民委员会 出具的，证明陈某有从高处摔跌倒地，已于2009年10月20日死亡。陈某照片四张，只能证明陈某有 受伤的痕迹。这三份证据只能证明陈某死亡的结果，不能证明陈某死亡的原因。为查明陈某的死亡 原因，被告在征得原告陈小某同意对陈某尸体解剖检查及检验（有被告提交的陈小某于2009年10月 21日签名的意见书为凭）的情况下，于2009年10月21日委托江西济源司法鉴定中心对陈某的死亡 原因进行鉴定。该中心于同日对陈某的尸体进行了检验及解剖，并于2010年11月30日作出了赣济 司鉴中心[2009]尸检字第60号尸体检验意见书。该意见书认为：(1)陈某全身多处擦挫伤，后枕部皮 下血肿，符合摔跌所致，但损伤尚轻，不足致死。(2)陈某的尸体解剖检查可见死者心脏外观钝圆，左 心室壁厚1.2cm，双侧心腔略扩张，冠状动脉左前降支始段管壁增厚，管腔Ⅲ级狭窄，右冠状动脉扩 张，管壁弹性减弱；镜下检查见心肌细胞部分萎缩、部分代偿性肥大，心肌纤维断裂，心肌间质水肿，脂 肪组织浸润，血管扩张充血伴少量红细胞漏出；冠状动脉管壁增厚，纤维组织增生，脂质及泡沫细胞沉 积，管腔狭窄面积卣1/2以上，上述所见符合冠状动脉粥样硬化（Ⅲ级）性心脏病的病理改变。(3)陈 某尸体中末发现溺死的征象及病理改变，不支持陈某溺死。(4)陈某尸体中未检出毒鼠强、有机磷农 药，安眠药成分，故不支持陈某中毒死亡。综上所述，陈某符合冠状动脉粥样硬化（Ⅲ级）性心脏病猝 死，饮酒、摔跌或劳累可能系导致其冠心病发作死亡的诱发因素。因江西济源司法鉴定中心及鉴定人 何某、杨某具有鉴定资格，鉴定中心对被保险人陈某进行鉴定时经保险合同中受益人陈小某同意，鉴 定程序合法，鉴定所依据的材料真实、充分，鉴定结论科学，原、被告均无异议。因此，本院采信江西济 源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赣济司鉴中心[ 2009]尸检字第60号尸体检验意见书，认定被保险人陈某系冠 状动脉粥样硬化（Ⅲ级）性心脏病猝死。

4．被告受理原告陈小某保险理赔申请及作出拒绝赔偿决定。被告提交了原告陈小某的人身保险 理赔申请书及拒赔决定通知书，用于证明被告在法定期间受理了原告的保险理赔申请并作出不予赔 偿的决定。原告质证后无异议。本院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认定原告已向被告申请了保险理赔，被告 作出拒绝保险赔偿的决定。

本院根据上述确认的证据认定如下事实：

2009年4月17日，陈某向被告投保了意外伤害保险，保险份数25份，每份保险费14元。2009 年4月22日，被告出具个人人身保险单给陈某，保险单载明投保人、被保险人为陈某，身故受益人 及分配方式为陈小某，险种名称及款式为意外伤害保险，保险期间自2009年4月17日0时起至 2010年4月16日24时止，保险费350元、保险金额250 000元。2009年10月20日，被保险人陈 某骑自行车不慎摔跌至路边小河中死亡。为查明陈某死亡的原因，2009年10月21日，原告陈小 某作出同意对陈某的尸体进行解剖检查及检验的意思表示后，被告于同日委托江西济源司法鉴定

中心对陈某的死亡原因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接受委托后于同日在石城县殡仪馆对陈某的尸体进 行了检验及解剖。2009年11月30日，鉴定中心作出了赣济司鉴中心[2009)尸检字第60号尸体

检验意见书，认定陈某的死亡原因为冠状功脉粥样硬化（Ⅲ级）性心脏病猝死，饮酒、摔跌或劳累可 能导致冠心病发作死亡的诱发因素。原、被告收到鉴定机构的尸体检验意见书后均未提出异议。2009年12月2日，原告陈小某向被告提出了人身保险理赔申请，同年12月28日，被告以被保险人 陈某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Ⅲ级）性心脏病猝死，不符合《意外伤害保险条款》规定给付保险金的条 件为由，作出了拒绝赔偿保险金的决定。

本院认为，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保险事故是保险合同约定 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陈某向被告投保，被告向投保人出具了保险单，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 险种为意外伤害保险，双方形成了人身保险合同关系，合同充分体现了投保人与保险人的意思表示，其内容符合法律规定，因此，该保险合同合法有效，投保人、被保险人、保险人、受益人均应遵循保险合 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本案中，投保人、被保险人为陈某，被告为保险人，双方约定的保险险种为意 外伤害保险，而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第三条明确规定：“被保险人发生意外伤害，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 180日内以该意外伤害为直接原因导致身故的，本公司按保险单所载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该 保险条款第十九条第三款对恚外伤害明确解释为：“被保险人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 的客观事件为直接且单独的原因使身体受到的伤害”。江西济源司法鉴定中心对被保险人陈某的死

亡原因进行了鉴定，认定陈某虽有摔跌损伤的事实，但其摔跌损伤较轻，不足引起其死亡，陈某死亡的 原因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Ⅲ级）性心脏病猝死。饮酒、摔跌或劳累只是可能引起陈某冠心病发作死 亡的诱发因素，而心脏病猝死是因心脏原因引起的自然死亡，属于自身疾病原因导致的死亡。因此，被保险人陈某的死亡不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意外伤害引起的死亡，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 范围内的事故，故原告以被保险人陈某意外死亡为由，要求被告给付保险金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七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三条之 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陈小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原告陈小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温永能

市判员朝阳

代理审判员杨仓仓

二O-O年八月十九日

书记员蒙庆

【评析】

本案的焦点是在被保险人猝死的保险事故理赔纠纷中如何分配举证责任。

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对保险案件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并没有做具体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一般适 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也就是平常所说 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以及《保险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以后，按照保险合同请求 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 保险事故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

从上述法律规定可知，举证的第一阶段应由保险金请求人（即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完成，证明事项基本包括：(1)保险合同有效存在的法律事实；(2)发生保险事故并且证明事故的性质；

(3)保险事故原因；(4)事故所造成的伤害；(5)被保险人依合同履行相关义务并具备理赔的条件。其

中，最为关键的是保险事故的发生、性质和原因。所谓对保险事故发生、性质提供证明和资料，就是对

客观事实进行举证，即提供事故发生的经过和所发生事故的性质证明文件。在被保险人存活的情况 下，由于被保险人亲身经历和感知了事故环境和致害物体，更接近客观真实昀事实，因而比保险公司 具有更强的举证能力。但是，被保险人身故，受益人对事发经过并不知情，出现了举证困难。正是考 虑到保险金请求人可能遇到的举证困难，《保险法》为其设定了举证责任的限度，即“所能提供的”。本案中，受益人提供了派出所《死亡证明信》、村委会《事故证明》以及照片，尽管这些证据只能证明死 亡结果，但已经是受益人尽其所能了。

在这种情况下，举证进入第二阶段，由保险公司根据现有证据进一步调查事故性质和原因。本案 中，保险公司征得受益人同意后，委托司法鉴定中心对被保险人尸体进行解剖鉴定，得出心脏病猝死 的结论。因心脏病猝死属于自身疾病原因导致的死亡，与合同约定的意外伤害引起的死亡不同，受益 人与保险公司的保险责任争议迎刃而解。

《保险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可以委托保险公估机构等依法设立的独立评估 机构或者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员，对保险事故进行评估和鉴定。尸体检验是鉴别死亡原因的一种 有效的科学手段，但出于种种原因，会遭到部分家属的拒绝。本案系争意外伤害保险条款明确约定，若保险金申请人与本公司对被保险人的死因有争议，双方均有权提请司法鉴定机构对被保险人进行 死因鉴定，另一方应当予以配合。本案芷是保险公司及时要求对被保险人进行尸体检验，被保险人的 真实死亡原因才得以明确，且最终得到法院的支持。

举证责任的分配 篇6

关键词：中国古代证据制度；举证责任；举证责任的主体；不同的证据类别；谁主张谁举证

一、宋代司法实践中确系存在事实意义上的举证责任

在现代民事证据制度中的“举证责任”，学界对其界定和表述存在差异，通说认为：举证责任即证明责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提供证据或者行为意义的立场把握举证责任，即提供证据责任、行为举证责任或主观举证责任，是指对于利己案件实体事实，提出该事实的当事人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二是从说服法官或者结果意义的角度出发，即说服责任、结果举证责任或客观举证责任，是指在审理终结时，法律所许可的证明手段已经穷尽，案件实体事实仍真伪不明，提出该事实的当事人应当负担不利判决的后果。

二、宋代司法审判实践中举证责任主体实际上包括司法官和狱讼两造

（一）在古代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宋代司法官在对重案的审理中，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

现代民法上举证责任的主体应当是与案件在实体上有利害关系，且在诉讼中能提出能提出自己独立诉讼主张的当事人，包括原告、共同诉讼人、第三人。其它诉讼参与人都不是举证责任负担的主体，不承担举证责任。宋代的司法审判实践中，举证责任主体实际上包括了官府、原告或原告的讼师、被告或被告的讼师。官府作为审判机关，也负担举证责任，这与现代民事司法审判中对“法院不是负担举证责任的主体”是大相径庭的。从现代民法的角度出发，法院作为行使国家审判权的代表，只需要通过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且已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进行审查得出合乎法律的裁判完成其职责，案件处理结果与其并无任何利害关系，其在诉讼中也没有任何诉讼主张，只是一名不偏袒任何一方当事人的居中裁判者。如果法院为了一方当事人主张的权利而动用国家司法权调查取证，不仅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而且对其它当事人也是不公平的。再者法院在搜集证据过程中也不可能做到全面收集对双方当事人都有利的證据，可能会造成无意识地偏袒一方当事人的情况，且法官自然而然地会对自己取得的证据有偏见，易形成预断。在对方当事人有异议的情况下，会让对方当事人对公正性产生怀疑，引起当事人上诉、上访。因此从现代民法出发，法院并不负担举证责任。即使法院有时为查明案情而进行查证也应当在当事人提出申请（以两次为限）且当事人确有客观原因及其它法定原因无法提供证据的前提下才可以调查取证。在古代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证据的收集、辨别和运用主要都是由司法官依据职权进行的，因此在宋代诉讼过程中法官负担着主要举证责任。但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宋代的司法官虽在司法实践中负担举证之责，但并不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在宋代司法实践中，对重罪案件的审理，司法官所承担的主要举证责任与在现代刑事诉讼中由控诉机关承担的主要举证责任原理是一样的，必须积极主动的收集证据、提供证据。这是因为古代司法的侦查权、控诉权、审判权未明确划分，司法官集侦、控、审等多种角色于一身。

（二）在州县自理的案件中，实际采用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原告负担主要举证责任

在州县自理的案件中，从宋代法律规定而言，司法官仍然时承担举证责任的主体，他们负有法定职责去完成调查取证。但在司法实践中，宋朝盛行的“书证主义”让司法官一般不会去积极主动地调查举证，这种举证责任转移到当事人尤其是原告身上，即“谁主张谁举证”。如《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所载《伪将已死之人生前契包占》一案中：黄明之、李日益争夺破塘下东山边之田，司法官先索出原告黄明之契，并针对契约的内容、纸张进行分析，最后认定黄明之契是伪契①，原告黄明不能提供真实有效的证据，故不支持其主张。在沈邦正要求赎回祖田一案中，司法官明确表示”若曰祖田，必有砧基薄或分书可照，若曰果是其祖出典，必有合同典契可虑”，要求沈邦正出示其证据，“但沈邦正既无片纸干照”，因此“其说略无根据”，不支持其主张。这两起案件中司法官采取的都是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因此原告对其主张都负担举证责任。

（三）在重罪案件中，除司法官外，被告同样也负担举证责任

在重罪案件中，除了司法官承担举证责任之外，被告人也要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宋代的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被告人负有证明自己无罪得举证责任，一般是由司法官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奉行“根据被告人口供定罪”和依据有罪推定得基本原则，司法官在案件审理之初对被告人所作的是有罪推定。被告人出现在司法官面前时，要么基于原告的控告，要么基于官府的捕盗。无论是哪一种情形，被告之所以成为被告均有一定的缘由，因此司法官在审判案件之初就将被告人推定其有罪，有罪推定原则直接关系到对被告人举证责任的分配。“当事人凡欲依其主张为之裁判，须就其主张之特定，必要而有关联之待证事实，举证证明之。如不能举证证明，则负担不能依其主张为裁判之危险。”②被告人如若未能提供确凿充分的证据让司法官相信其无罪，被告人将承担有罪的风险。因此，在重罪案件中被告人实际承担着证明自己无罪的举证责任。

三、不同类型证据由不同主体负担主要举证责任

随着宋代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科学文化的巨大成果，与其文明程度相关联的诉讼证据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宋代无论是言词证据，还是实物证据，都得到进一步完善。宋代的证据种类基本上包括口供、证人证言、书证、物证、检查勘验这几大类。在具体诉讼中，由于个案实际情况的差异，导致对不同类型证据负担举证责任的主体也是不同的。

（一）如出现需要口供才能定罪的情形，由官府负担举证责任

口供又被称为“口实”，在中国古代的诉讼特别是刑事诉讼中，其本身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甚至被称为“证据之王”，宋代之前，没有被告人的口供一般是不能定其罪的。在宋代的司法实践中，采用了比较灵活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只靠被告人口供定罪的旧传统和“据众证定罪”的形式主义条框。《宋刑统》规定：“若赃状露验，理不可疑，亦可据状断之。”③明示了在物证确凿的情况下，虽无口供，亦可据之定罪。因此，在宋代审判实践中关于“口供”作为证据作用的情形分成两种：一是，需要获得被告人口供定罪；二是，无需被告人口供但必须有确凿的物证才能定罪。前者，官府需要想法设法获得被告人口供，历朝主要以拷讯为主，南宋郑克则明确反对拷讯主张用“正”、“谲”二术，他说“鞫情之术，有正、有谲。正以核之，……谲以擿之，……术苟精焉，情必得矣。”④由此可见，在需要获得被告人口供的情形下是由官府负担举证责任。

（二）对证人证言的举证责任，原则上“谁主张谁举证”，实践中主要是由官府或特定机构负担

证人证言是宋代言词证据的另一重要来源，宋代关于证人的范围包括与案件象牵连的人以及知情人、见证人等（宋代称之为“干证人”、“照证人”或“干连证佐”）。宋代的证人一般根据案情由当事人自己召集或者由当事人提供后由官府召集。宋代随着商品经济和土地私有制的繁荣，为私有权利进行诉讼的案件也日渐增多。相对而言，宋代属于我国古代史上比较“好讼”的时代。从史料上看，宋代好讼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今天的江西，湖南，浙江，广东等地区。但总体来说，个别地区的“好讼”现象并不等于宋代普通百姓都能对出庭作证都持愿意的态度。由于长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对百姓而言打官司仍被认为是不太好的事情，为人作证也不是光彩之事；此外，作为证人参与诉讼期间，证人的时间和精力会一部分被他人的官司占用，使得证人脱离务农生产，对家庭劳动力是一种损失，因此大多数人仍然存在避证的心理。因此在宋代审判过程中，对获取证人证言的举证责任，虽然原则上是“谁主张谁举证”，在实践中主要是由官府负担。这一点从宋代的相关文献中可以找到佐证：关于不得擅自追摄证人的规定，《长编》中记载“两军巡院合要证佐之人，并非本府或三司，无得专擅追摄。”关于要优先断放干證人，《宋会要·刑法》中规定“今后所勘命官使臣内有干证人，须是灼然有过、于法明有正条，方得收罪。自余连累若须要照证，暂勾分析，事了先放，只于案后声说。”关于干证人的关禁日限的规定，《宋会要·刑法》明确提到“诸鞫狱，干证人无罪者，限二日责状先放”、“听狱官具情由禀长吏，通不得过五日。”为什么会有这些关于官府召集证人的限制性规定呢？是为了避免官府在追摄证人的过程中过度行使职权造成对证人利益的侵害。为什么官府要追摄证人呢？是因为在诉讼中，官府负担举证责任。

（三）宋朝盛行的“书证主义”将举证责任转移到当事人身上，即“谁主张谁举证”

书证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有两方面得作用：第一，在州县自理的案件中，原告是否能提供与其主张相关的书证作为直接证据关系到州县长官对案件准与不准审理的判断；第二，书证是法官在审判过程中了解真实情况的依据，并可以据此决定是否支持原告的主张，是否判定被告有罪。宋朝盛行的“书证主义”让司法官一般不会去积极主动地调查举证，这种举证责任转移到当事人身上，即“谁主张谁举证”。如《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所载，“寡妇阿宋有三男，长宗显，次宗球，次宗辉。户下物业除三分均分外，克留门前池、东丘谷园，又池一口，充阿宋养老。嘉定十六年，黄宗球出一契，抽东丘谷田三分中一分，典与黄宗智，索到干照，有母亲阿宋及牙人知押，此项委是正行交关外，有两分宗显、宗辉不曾出卖。据阿宋初词，以为黄隅官宗智强占其业。黄宗智供状，则以为并已买到。及索出嘉熙元年契一纸，但有黄宗辉、黄宗显押字，卽无牙人，不曾有母亲阿宋知押。以黄宗显字画考之供状，已絶不同。又据阿宋称，黄宗辉系乙未年身死，今上件契书乃在黄宗辉已死之后。兄弟押字不同，又不取母亲知押及牙人证见，弊病百出，不容遮掩。此皆是黄宗智用心不仁，欺阿宋一房孤寡，因得黄宗球一分之业，遂假立弊契，欲包占三分。使阿宋不能扶病力陈，官司不与尽情根理，则此田遂陷入黄宗智之手，使孤儿寡妇坐受抑屈，岂不可怜。黄宗智立伪契占田，勘杖一百，真契给还，伪契毁抹附案。仍给据与阿宋照应。”⑤，在这桩涉及买主伪契包并的案件中，原告黄宗球控告黄宗智吞并本户田产，翁甫受理此案后，首先令原告黄宗球出示证据，“黄宗球出一契，抽东丘谷田三分中一分，典与黄宗智。索到干照，有母亲阿宋及牙人知押”，举证责任由原告承担。“黄宗球出一契，抽东丘谷田三分中一分，典与黄宗智，索到干照，有母亲阿宋及牙人知押，此项委是正行交关外，有两分宗显、宗辉不曾出卖”，当原告黄宗球提出证据后，被告黄宗智则向法官提出，东丘谷田的另外两分，黄宗球之弟黄宗显、黄宗辉已卖给自己。翁甫令他出示证据，可见此时本案中的举证责任转而由被告黄宗智负担，黄宗智“及索出嘉熙元年契一纸，但有黄宗辉、黄宗显押字，即无牙人，不曾有母亲阿宋知押”。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翁甫认为“兄弟押字不同，又不取母亲知押及牙人证见，弊病百出，不容遮掩。此皆是黄宗智用心不仁，欺阿宋一房孤寡，因得黄宗球一分之业，遂假立弊契，欲包占三分”⑥，最终判决“黄宗智立伪契占田，勘杖一百，真契给还，伪契毁抹附案。仍给据与阿宋照应。”⑦

四、结语

从法典层面而言，宋代的法律仍具有传统中华法系“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特点；而着眼于司法官吏的判案活动和百姓的法律生活，宋代在司法审判事件中还是民刑有分的，尤其是在证据的采用与运用方面尤其明显。因此，对不同案件中不同种类证据的举证责任也有区别，这使得宋代的司法官在审判中能够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来获取证据，从而尽可能实现司法审判中的公平性和公正性。

注释：

①《清明集》卷九《伪将已死之人生前契包占》第306-307页

②李学灯：《证据法比较研究》，五南图书出版社1992年版，转引自沈德咏、宋随军主编：《刑事证据制度与理论（下）》，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1页。

③《宋刑统》卷二九 《不合拷迅者取众证为定》

④（宋）郑克撰：《折狱龟鉴》《陈枢治僮》，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年影印。

⑤（宋）《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九·《买主伪契包并》，明刻本，中华印书局1987年版。

⑥（宋）《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九·《买主伪契包并》，明刻本，中华印书局1987年版。

⑦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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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事诉讼中借条的举证责任分配 篇7

民间借贷纠纷:原告甲向法院起诉, 请求法院判决被告乙返还欠款10万元。经法院查明:原告甲仅有一张乙出具的借条作为二者借贷关系的唯一证据, 除欠条外无其他有效证据, 但被告乙对原告甲提供的证据予以否认, 称原告甲提供的借条不是被告乙所写, 原告甲则坚持借条是由被告乙所写。对于借条究竟是否由被告所写的事实不明, 因此就需要对此证据进行鉴定。针对本案, 我们的问题是:举证责任应如何分配, 即由原告被告的哪一方提出鉴定申请, 承担举证责任?

在审判的过程中, 法院需要对该借条是否由本人书写进行笔迹鉴定, 但双方在由谁来承担申请鉴定的举证责任方面意见是截然对立的。原告甲主张:既然乙否认借条是其本人所书写, 就相当于对该借条提出了质疑, 并形成了一个该借条不是真实的新主张, 那么此时就应当由被告对该借条的笔迹申请鉴定, 承担举证责任。而被告乙则主张:依据民诉法“谁主张, 谁举证”的诉讼原则, 一方对该借条的真实性提出否定的抗辩, 则另一方就应当继续举证证明该借条的真实性, 所以应当由原告甲承担举证责任。那么该借条到底由原、被告双方谁来举证责任就成为一个争议的焦点, 以下便是对此的分析与说明。

二、理论分析

(一) 从举证责任的含义层面分析

在本案的背景下, 证明责任的含义是需要我们准确把握的。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义务收集证据, 提供证据, 并运用该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成立或者证明对其主张有利, 否则将承担主张不能成立的风险。对于举证责任, 目前有三种主要的理论学说, 即行为责任说, 双重含义说和危险负担说。笔者更赞同双重含义说, 双重含义说认为, 证明责任包括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这两层含义。前者是指对于诉讼中的待证事实, 应当由哪一方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 又被称为形式上的证明责任;后者是指当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 应当由哪一方承担因此而带来的不利法律后果的责任, 又被称为实质上的证明责任。《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 有责任提供证据, 即是所谓的“谁主张, 谁举证”原则, 如果当事人坚持自己的主张却又不提供证据或者提供证据仍然不能证明其主张将承担败诉的结果。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条指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 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所以说, 如果当事人对自己所主张的事实仅仅提供了形式上的证据并没有完成举证责任, 还需要进一步提供能够足以证明案件事实的实质性证据完成证明责任, 这才应当是举证责任的真正含义。

回到本案中来看, 原告提供的证据仅仅是一张借条, 并无其他证据, 在被告对借条予以否定的情况下, 原告所主张的事实仅仅是一个待证事实而已, 还需要其他证据加以证明。因为原、被告争议的关键事实是借贷关系是否存在, 既然被告对于原告主张的借贷关系明确予以否认, 法官也没有理由仅凭一张“有疑问”的借条作为定案依据来支持原告的主张。也就是说, 该借条作为证据的证明力是存在疑问的, 原告所提供的证据本身不能确定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力, 原告则未能完成证明甲乙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举证, 此时若原告坚持主张就必须继续举证加以证明。当原告完成了借条是被告所写的举证责任后, 被告抗辩时, 举证责任才依法发生转移, 由被告对抗辩事实进行举证, 这才应该是对“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的正确理解。

(二) 从单一证据的法律规定层面分析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将证据分为八种, 并指出“以上证据必须查证属实, 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五条也规定审判人员对单一证据可以从下列方面进行审核认定: (一) 证据是否原件、原物、复印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 (二) 证据与本案事实是否相关; (三) 证据的形式、来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四) 证据的内容是否真实; (五) 证人或者提供证据的人与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由此可见, 法律对单一证据的审查要求是非常严格和审慎的。能用作足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 应当同时符合“真实、合法、关联”的要求, 才具有证明力。当一个证据的“真实性”遭到质疑时, 该证据对案件进行证明的过程中将会产生新的疑问与不解, 同样不会具有证明力。换言之, 一个“真实性”遭质疑的证据是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的。只有当证据的真实性被其他直接证据或间接证据予以证实后, 并符合“合法、关联”的要求, 才能作为最后定案的证据。要达到这种要求, 一方面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对该“借条”进行笔迹鉴定, 从而直接证明“借条”的真实性;二是可以通过提供其他证据, 直接或间接的来证明“借条”为被告所书写, 从而证明该“借条”的真实性。就本案而言, 原告仅有一张借条, 别无其他直接或间接证据, 只有申请进行笔迹鉴定, 才算完成了自己的举证责任。对证据进行鉴定后, 如果被告继续提出质疑, 那么被告就有责任对反驳原告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此时的举证责任转移到被告, 如果被告拒不提供证据, 或举证不能, 将遭遇败诉结果。

(三) 从原告与被告是否存在借款合同的层面来分析

依据《证据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一款:“在合同纠纷案件中, 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 原告甲主张其与乙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 甲应对借款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承担举证责任, 这是毫无争议的。原告甲在本案中提供了唯一的证据———借条。那么仅仅是提供一条真伪未明、未经质证的借条能否由此认为甲已经完成了对借款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证明呢?很显然是不能的。首先、由证据必须经过质证的规则可推出。《证据规定》第四十七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 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 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由此可见证据没有经过质证, 是不具有证据能力的, 从而可以推断, 只是纯粹的提供已有的证据不能认为其已经完成对借款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证明, 否则与本条规定是相矛盾的。其次、借款合同必须符合合同成立的要件, 因此“假”借条是不能证明借款合同关系成立的, 在被告乙尚未质证的情况下, 只要不发生被告乙自认借条为真, 原告甲就要证明借条的真实性以期进一步能证明借款合同关系成立, 在这个意义上说, 原告甲承担的借款合同关系成立生效的举证责任中囊括了鉴定借条真伪性的证明责任。

(四) 从诉讼法原理的层面来分析

证明责任在罗马法中被规定为两条基本的原则:1、主张者承担证明, 否认者不承担证明;2、事物的性质上不要求否定者承担证明。这二条原则合并即为著名的证明责任分配法则“肯定者承担证明, 否定者不证明”, 同时这两条原则也被视为大陆法系证明责任分配法则的起源。那么依据这个理论, 在借贷纠纷案件中, 主张借款事实成立这一积极事实的是出借人, 其就应对借款事实承担证明责任。这一理论的应用中, 罗森贝克的“规范说”是影响深远的, 他将实体规范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能产生某种权利的规范, 主要指“请求权规范”;另一类是妨碍权利产生的规范或使已经产生的权利复于消灭的规范。主张权利存在的人, 因为要求适用权利产生的规范, 因此, 应就权利产生的法律要件事实举证;相应地, 反驳权利存在的人, 应对妨碍该权利的法律要件事实举证。

但是本案中认为应由被告乙承担举证责任的人通常会提出这样一种观点, “乙称原告甲提供的借条不是自己所写”其实是乙反驳甲的主张时所提出的新的事实主张, 按照“谁主张, 谁举证”的规则, 应该由乙承担“借条为假”的举证责任。这里还涉及到被告乙对原告甲提供的证据予以否定这一行为的认定。被告乙对借条的否认行为是抗辩还是单纯的否认, 对被告乙的行为认定将直接影响举证责任的分配。那么, 怎么区分抗辩和否认呢?怎样通过区分当事人提出主张时所援引的法律规范对其主张行为进行认定?否认与抗辩作为民事诉讼中的两种不同防御方法, 否认是一方当事人对对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的一种否定。抗辩则是在承认对方当事人所主张事实的前提下, 又附加性地提出了一个新的事实。两者性质不同, 使得其在证明责任分配中也完全不同。民事诉讼中, 否认是指一方当事人基于另一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做出不存在或不真实的陈述。根据否认的内容和形式的不同, 又将其分为直接否认和间接否认两类。直接否认, 是指当事人直接否定对方当事人的主张, 认为其所主张的事实是不真实的。间接否认, 是指当事人积极地主张了另外一个事实来间接地否定对方的主张, 而这个事实与对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是不相关的。所以抗辩与否认的关键区别就是是否承认对方的主张, 抗辩是一方在承认对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的前提下又提出一个新的主张。在诉讼中, 如果原、被告双方各自提出自己的主张但又都没有足够的证据加以证明, 使事实仍然处于真伪不明的情况时, 若反驳一方即被告的主张是否认, 证明责任应由提出请求一方即原告来承担, 否认该事实的当事人则不需要承担证明责任, 即不要求该当事人证明待证事实的不存在或者没有发生。但是如果反驳一方的主张是抗辩的话, 提出抗辩的一方此时就需要对自己的主张承担证明责任, 提供足以使法官达到内心确认的证据, 否则将承担败诉的风险。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要求作为否认一方的当事人也承担证明责任, 那就会出现同一待证事实要求双方当事人都承担证明责任的情况, 这显然不符合证明责任的规定, 一旦双方均不举证或举证不能则都要承担败诉结果, 这也是不合逻辑的。本案中, 原告甲基于一定的请求权规范 (《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 要承担请求权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 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被告乙并不是引用新的权利妨碍规范, 只是基于原告甲原来提出的基本规范做出对同一事实的否认, 因此并不需要承担举证责任。

(五) 从节约司法成本, 便于案结事了的层面来分析

举证责任的分配, 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目的在于解决当事人之间的冲突与矛盾。所以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 不仅要体现公平正义, 还应重视不同的分配方式将会带来什么样的法律后果, 特别是不要因举证责任分配不当又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新的纠纷, 将案件处理过程变得更加复杂繁琐。本案中, 将证明责任分配给作为出借人的原告还是作为借款人的被告将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如果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 在原告不能证明借条真伪性时, 应由原告方申请笔迹鉴定, 负担鉴定费用等, 一旦原告胜诉, 被告则须承担诉讼费及原告预交的鉴定费用, 并且一并履行其借款给付义务;若原告败诉, 出借人原告将自行负担诉讼费及鉴定费。无论原告胜诉或者败诉, 诉讼费用及鉴定费用的负担都是很清楚明了的, 不会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产生新的财产纠纷。但是, 如果反过来, 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借款人被告的话, 此时被告方要申请笔迹鉴定, 预交鉴定费, 原告胜诉的话, 被告当然要负担鉴定费, 并与其应承担的借款给付义务一起履行;如果原告败诉, 则法院会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同时判令原告负担鉴定费。这样就会和上面所分析的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的情况不同, 上面提到无论原告是否胜诉都不会在双方之间增加新的纠纷, 而第二种情况由被告举证时, 一旦原告败诉, 就会因案件的处理在原、被告之间形成有关负担鉴定费的新的债权债务关系。这样, 由于证明责任的分配导致法院处理了一个案件, 却又制造了一个新的债权债务纠纷, 势必造成诉讼成本的浪费, 不利于双方当事人的履行, 更不利于案结事了。

(六) 从高度盖然性的层面来分析

虽然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应当是高度盖然性, 即现有证据虽然没有达到使法官对待证事实确信不疑的程度, 但已经达到使其相信存在极大可能或非常可能如此的程度。本案中, 当出借人原告持有借条向法院提交证据, 被告对该借条的真实性予以否认, 很显然不能因为原告在先对借条的形成作了必要的说明, 并向法官出示自己持有的借条, 法官便因此达到“较强心证”, 据此认为原、被告双方借贷关系存在的可能性明显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 甚至因此而转移举证责任的分配。与此相反, 我认为在被告对原告提供的借条的真实性予以否定并提出质疑时, 原告所持有的证据即借条本身就是不能达到这种高度盖然性的证明要求的, 更不能因此确认原告的证明责任已经完成。

综上几点分析, 笔者以为, 在借贷纠纷案件中, 借条真伪不明时, 证明责任应由作为出借人的原告来承担, 才能使这类案件的处理更加简便迅速, 兼顾体现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

摘要：在司法实践中, 民间借贷案件的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常常仅有借款人写给出借人的借据。因此在现代民事诉讼中, 该借条的效力直接决定该借款合同关系的存在与否。而对于此借条的举证责任应由谁来承担仍然是司法实践中一直争议的问题, 法律条文中也没有明确规定该法律要件事实必须由当事人哪一方加以主张并予以证明。那么法院在审理中对当事人之间借条的真伪应如何认定?如何对有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做出裁判?在实践中, 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中也常常以当事人所写的借条作为裁判的依据, 对借条的认证以及认证的正确与否必将关系到公正裁判的问题。下面以此案件为例, 进行一定的理论分析, 就其中涉及到的借条真伪的举证责任问题展开阐述说明。

关键词：举证责任,借条,证据,民间借贷

参考文献

[1]李浩.民事证明责任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8.

[2]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169.

[3][德]莱奥.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M].庄敬华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17.

[4]马爱萍.民事诉讼中抗辩的识别[Z].中国民诉法研究会2012年会论文, 2012.

医疗侵权的举证责任分配制度之探究 篇8

一、医疗侵权举证责任分配方式的转变过程

医疗纠纷的举证责任分配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是“谁主张, 谁举证”, 第二个阶段是根据2002 年的《证据规定》的第4 条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 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这个规定确定了医疗侵权的举证责任分配采用了“过错推定”的原则, 但是由于这条原则过于保护患方, 导致矫枉过正, 忽略了医院一方在诊疗时候的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 过于加重了医院一方的举证责任。第三个阶段就是根据2010 年开始施行的《侵权责任法》的规定, 即现行的举证责任采用的是“以过错责任为原则, 附条件推定过错责任为补充”的归责原则。即在一般情况下, 由患方对医方的过错的诊疗活动进行举证, 但是由于患方举证能力的有限, 所以《侵权责任法》规定了例外的三种情况, 即医方若存在这三种情况之一, 则推定医方存在过错, 此时由医方承担过错不存在的证明责任, 并由医方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根据以上我国法律对医疗纠纷的举证责任的规定的三个阶段的转变, 现行的《侵权责任法》的规定相对而言更加合理, 既能缓解患方举证的压力, 又能减轻“无条件承担举证责任”给医方带来的沉重的负担。

二、实施现行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必要性分析

1、有利于减少医院解决医疗纠纷的成本, 促进医院的正常运转

过去, 过分的强调患者的合法权益, 反而忽视了医院在医疗纠纷中所要付出的代价。医院承受的压力往往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金钱上的压力, 另一个是医院应对医生的生命健康负责的压力。首先, 针对赔偿金额来看, “医闹”以及医疗诉讼的最终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获得赔偿。这里的赔偿金额不仅包含了本应赔偿的数额, 还包括了医院本不需要赔偿, 但是为了保持医院正常的医疗秩序而额外支出的金额。其次是针对医院里的医生来说, 很多医生坦诚自己的心理压力很大, 在工作的时候, 不仅要时时刻刻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即治病救人, 还要提防极端的病人或者病人家属因不满治疗结果而进行的暴力袭击。这种说法看似夸张, 但是却很真切的折射出当今医患关系的紧张程度, 连医生也成了“高危”行业。现行的举证责任分配制度能够从成本和现实的情况出发, 考虑到医方的职业的特殊性, 改变了以往绝对性的“举证倒置”的弊端, 实现医院, 患者双方的利益的协调。

2、有利于缓解医疗诉讼泛滥, 增强公民自身的责任感

法律规定的纠纷解决方式除了诉讼之外, 还有和解, 调解和仲裁三种方式。但是之前由于举证责任的限制, 医患关系中不负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往往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 导致医疗诉讼案件的泛滥, 忽略了其他的纠纷解决方式。其实通过仲裁, 调解等非诉方式不仅可以缓解法院审理案件的压力, 而且对于节省双方当事人大量的时间。

3、促进社会和谐

医患关系不知在何时已经成为了社会的敏感的词汇。作为病人, 对医院不放心;作为医生, 也在担心会不会遭遇“医闹”, 遭到极端病人家属的袭击。然而, 通过现在的举证责任分配的制度, 当事人双方往往更倾向通过非诉的方式解决纠纷, 因为双方在一定程度上都负有举证责任, 而高效率的方式, 并不是通过法院解决, 而是通过双方的非诉方式。因为这样不仅可以使纠纷得到医患双方都得到满意的处理结果, 而且也有利于营造社会和谐的氛围。

三、小结

医疗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经历了“谁主张谁举证”到“举证责任倒置”, 再到“附条件过错推定”阶段, 现行的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分配方式相对来说, 客观的做到了举证责任负担的相对平衡, 减轻了医患双方以及法院的压力, 有利于案件的公正裁判。医疗侵权纠纷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 更与民生建设息息相关。这也是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 它的波及范围十分的广泛, 如果不能正确的规范相关的制度, 处理相关的纠纷, 就可能导致极坏的社会影响。“医闹”以及“暴力袭医”的现象, 不仅损害了法律的尊严, 更不利于社会主义依法治国步伐的推进。反之, 正确的协调医患关系, 解决医患冲突将有利于推进医疗体制改革的进程。

因此, 我国的医疗侵权举证责任如何分配仍是值得反复探讨的内容。举证责任是实体法和程序法相关联的法律制度, 是对双方当事人权益的最基本的保障。但我国的相关规定并不是十分的完善, 应用理论指导实践, 并用大量的实践来检验理论, 不断的分析, 大胆的创新, 从而能更公平, 合理的解决医疗侵权纠纷。

摘要：医疗制度与每个人的生活紧密相关。“病有所养, 老有所依”也是国家明确指出应达到的奋斗目标。然而, 本应相互照顾的医患双方的关系如今却不断地恶化。本文将从现行的举证责任分配方式出发, 从而指出实施现行制度的必要性。

关键词：医疗侵权,举证责任,必要性

参考文献

[1]凌高锦.医疗侵权诉讼之证明责任问题研究[J].证据科学, 2014, 3 (22) .

举证责任的分配 篇9

1 劳动争议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制度

由于我国并没有通过专门立法来解决劳动争议纠纷诉讼规则, 有关劳动争议纠纷案件的审理主要依据民事诉讼程序之规定, 并结合其他相关程序性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来完成。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规定, 劳动争议案件中的举证责任分配主要通过以下方式进行。

1.1 一般举证分配原则

““谁主张, 谁举证”是我国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 劳动争议纠纷是民事纠纷的特殊形式, 其在诉讼中除非有特殊规定外, 适用民事诉讼的一般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在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之前, 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普遍采用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同其他一般民事案件基本一致。

1.2 强制举证责任分配原则

鉴于劳动争议纠纷中主要为用人单位侵权, 其作为劳动侵权行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且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相比处于弱势地位, 大量的司法实践证明, 在处理劳动争议纠纷中完全依据民事诉讼一般举证责任分配原则, 劳动者合法权益很难得到有效、公正、公平保护。因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 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 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 应当承担不利后果。”该规定明确了用人单位强制举证义务, 改变了民事诉讼举证自愿的基本原则, 为劳动者提供了诉讼上的优势地位, 为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提供法律保障, 是我国劳动争议纠纷证据规则的重大突破。

1.3 举证责任倒置的举证分配原则

2001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 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条中规定“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 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 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根据该规定, 劳动者在与用人单位就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纠纷, 劳动者只需证明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及损害事实即可, 用人单位则需举证证明其所作出的相关决定符合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该举证责任的分配符合民法举证责任倒置的一般特征。这一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在劳动争议纠纷中的运用, 极大的降低了劳动者举证的难度, 减轻了劳动者的举证负担, 制约了用人单位任意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可能性。

1.4 通过法官自由裁量分配举证责任

依据前述法定举证责任分配原则, 仍有可能存在举证责任分配不公的可能性, 此种情形出现, 可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 采取法官自由裁量以确定证明责任之分配方式。但是法官在证明责任中的自由裁量权可能会导致证明责任的不确定性, 因此, 法官对于证明责任分配的自由裁量需要寻求一个平衡点。

2 劳动争议案件中存在的几种举证责任特殊分配问题

2.1 关于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中的举证责任分配

所谓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依法订立劳动合同, 形成劳动关系 (包括法律上的和事实上的劳动关系) 后, 劳动合同期满之前, 用人单位行使单方解除权, 提前终止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法律关系的一种法律行为。《劳动合同》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赋予了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 同时也规定了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法定事由。问题在于用人单位在行使单方解除权时, 并不想依据劳动合同法之规定履行解除义务, 如, 支付补偿金、赔偿金等, 往往通过编造劳动者违反单位管理制度等事由, 以开除的形式逃避法律责任, 因此, 劳动者如何通过证据规则的运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就成为防止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关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和《证据规则》第6条规定:“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 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 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因此, 此类纠纷在举证责任分配上, 应严格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由用人单位证明自己决定的合法性。用人单位首先必须证明劳动者的劳动行为违反了法定或约定的规范要求, 单位对于劳动者做出开除决定具有合法事由;其次, 用人单位需举证证明劳动者的行为给单位造成了实际损害;再者, 单位需证明其作出的以开除形式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决定已经向劳动者合法送达。尽管如此, 在司法实践中, 此类规定依然存在劳动者合法权益被非法侵害的可能, 第一, 单位出具的有关劳动者实施了违反法定或约定的劳动行为的证据由单位自行做出的, 其举证证明的劳动者违法或违反约定的劳动行为是否真实, 往往难以查证。因此, 此种证据笔者认为应以客观形成证据或劳动者签字认可的证据方可作为定案依据, 事后形成证据若无劳动者认可, 均不应作为定案依据, 否则, 劳动者合法权益将无从保护。

2.2 关于劳动者追索劳动报酬的举证责任分配

根据《劳动法》第19条和《劳动合同法》第17条均规定劳动合同应当具备“劳动报酬”之必备条款, 同时《工资支付暂行条例规定》第6条第3款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书面记录支付劳动者工资的数额、时间等, 并保存两年以上备查。”根据财政部《会计档案管理办法》规定, 会计明细账保存15年, 原始凭证保存15年。根据前述规定, 用人单位是劳动报酬的支付方, 其对于支付报酬的证据具有法律上的强制保存义务。劳动者在主张工资报酬的争议中, 劳动者举证责任在于证明用人单位应当支付劳动报酬的事实。而用人单位是否按约定或法定发放形式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事实则由用人单位举证证明。实践中, 许多用人单位为了防止在解除劳动合同时过多支付经济补偿金、赔偿金及养老保险金等, 要么不在合同中约定报酬标准, 要么只约定很低的基本工资, 一旦发生纠纷, 对于其实际支付报酬证据拒绝举证, 而此类证据劳动者又难以收集, 导致劳动者无法举证证明自己的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 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 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该规定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工资报酬的举证责任倒置的分配原则, 但是由于许多用人单位财务管理混乱, 相关证据保存缺乏连续性, 甚至故意灭失, 法官在用人单位拒不举证的情况下, 无法确定劳动争议事实的真实性, 完全依据举证责任倒置又恐判决显失公正。此类情况法官参照举证责任公平分配原则, 按争议发生地最低工资标准进行认定, 这在某种程度上严重损害了劳动者合法权益, 也放纵了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

2.3 关于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证明责任分配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规定:“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无确定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 可以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有下列情形之一, 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的, 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 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一) 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 (二) 用人单位初次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或者国有企业改制重新订立劳动合同时, 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十年的; (三) 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且劳动者没有本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续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该条规定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法定情形, 且规定此种劳动者权利为用人单位“应当”履行之义务, “应当”在法律上的含义为“必须”之责。此条款规定的立法用意在于保护劳动者长期付出劳动的合法权益, 该规定将是否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选择权赋予劳动者, 劳动者在具备法定签订无固定期限事由时, 即可提出与用人单位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签订发生纠纷后, 劳动者是否提出过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或劳动者虽可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拒绝签订并自愿继续与用人单位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相关证明责任, 就涉及到举证责任分配问题。此类纠纷举证责任分配由于缺乏明确规定, 其举证责任如何分配在司法实践中分歧较大。一种观点认为, 劳动者只要签了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即视为劳动者自动放弃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权利, 应适用一般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分配责任。一种观点认为, 即便劳动者签订了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并不能证明劳动者没有提出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单位仍需证明劳动者自愿放弃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权利, 对此适用特殊的举证责任倒置分配原则。笔者认为, 第二种观点更符合本条立法精神。在是否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中, 用人单位几乎没有愿意的, 绝大多数用人单位在劳动者符合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条件时, 冒着承担违约责任的风险提前解除劳动合同, 或强行要求劳动者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劳动者事后很难证明自己属被迫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因此, 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由劳动者提出的证据应当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 即用人单位应提供在劳动者符合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法定条件下, 劳动者主动提出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相关证据, 或劳动者自愿放弃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证据。如果用人单位未能举证, 应认定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规定未与劳动者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应按法律规定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3 结束语

劳动争议纠纷举证责任分配是否公平、合理, 关系到作为弱势群体的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 但也要在举证责任分配中平等保护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 以达到在劳资双方利益的平衡, 确保我国劳资双方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和谐共处, 共同发展。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劳动者维权意识的提高, 同时, 维权成本相对其他侵权案件较低, 我国劳资纠纷数量大幅增加, 关于劳动争议案件举证责任分配问题成为在司法审判中的焦点问题。通过对我国劳动争议案件的证明责任分配之现状、劳动争议案件中存在的几种举证责任特殊分配问题的探讨, 提出对于劳动争议纠纷中举证责任分配的看法, 为如何更好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提出看法。

关键词：劳动争议,用人单位,劳动者,举证责任分配

参考文献

[1]李国光.劳动合同法办案手册[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7.

[2]姜颖.劳动合同法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论新闻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 篇10

一、新闻侵权举证责任分配的特殊性

(一) 新闻侵权。

孙旭培先生认为, 新闻侵权是指新闻单位或个人通过新闻媒介, 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名誉荣誉权、姓名名称权及其他合法权益造成不法侵害的行为。[1]魏永征先生认为, 新闻侵权行为特指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发生的侵害他人 (包括自然人与法人) 人格权的行为。[2]较早的侵权法专家建议稿认为:新闻侵权是新闻机构或者个人利用新闻作品, 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行为。[3]以学者的定义为基础, 笔者认为新闻侵权是指新闻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在新闻传播过程中, 在大众传媒上公开发布新闻或评论性消息时发生侵害他人 (包括自然人与法人) 人格权等合法权益的行为。本文讨论的新闻侵权, 仅指新闻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在公众平台上发布的新闻消息所造成的侵权, 因此此处的“新闻媒介”不包括自媒体。

(二) 举证责任及其规则。

举证责任, 也称证明责任, 是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核心, 即当事人对其负有证明责任的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以及当作为裁判基础的法律要件事实在诉讼中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时, 该方当事人因此而承担诉讼上的不利后果的制度。

根据新《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规定, 举证责任的一般分配规则是“谁提出证明对象, 谁承担举证责任”, 即“谁主张, 谁举证”, 即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并作为证明对象的事实有提供证据并加以证明的责任。提出主张的原告应当证明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法律关系产生所依据的事实, 而由于下列事实均属于被告针对原告主张所提出的积极的抗辩主张, 因此由被告证明:当事人主张权利或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所依据的事实, 以及主张排除对方权利所依据的事实、主张妨碍权利或法律关系产生所依据的事实。

在举证责任的一般规则之外, 还存在举证责任的特殊分配规则, 也即举证责任倒置, 指基于法律规定, 将通常情形下本应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 (一般是原告) 就某种事由不负担举证责任, 而由他方当事人 (一般是被告) 就某种事实存在或不存在承担举证责任, 如果该方当事人不能就此举证证明, 则推定原告的事实主张成立的一种举证责任分配制度。《证据规定》及《侵权责任法》对环境污染、医疗侵权等八类案件举证责任的分配进行了特殊规定, 此外还有《刑法》《工伤保险条例》等法律规范也规定了举证责任的特殊分配规则。举证责任特殊分配规则的确立有利于维护诉讼的公平原则以及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但是在特殊情况下, 也并不是将全部事实的举证责任均分配给被告承担, 而是将侵权案件中, 原告较为难以举证的待证事实的举证责任由被告分担, 但原告因被告的侵权行为遭受损失的事实仍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

在上述两种规则之外, 法院裁量举证责任的负担作为补充规则也被运用到举证责任的分配中。《证据规定》第7条规定, 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 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 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是民法上两条非常重要的原则, 举证责任的分配也要以公平、平等、诚信为基础, 就当事人之间的待证事实, 参考其请求, 合理地分配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当出现法律未规定的新情形或依据现有的法律规定将显失公平时, 司法机关应以利益的均衡作为价值判断标准, 依照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行使自由裁量权, 调整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 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但法院裁量举证责任的负担并不是法律规定的一项独立的举证规则, 它只能作为前两种举证规则的补充而被适用, 且适用的范围仅限于法律、司法解释没有具体规定的情形。

(三) 新闻侵权举证责任分配的特殊性。

在我国, 新闻侵权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特殊侵权行为的任何一种, 因此也属于一般侵权。但新闻侵权又有着与其他侵权最显著的区别, 即其适用的举证责任分配要平衡“新闻自由”与“人格权保护”两者的关系。新闻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是确保公民的知晓权, 进而参加国家、地区公共事务的前提, 是任何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前提。[4]而人格权作为公民的合法权益, 当然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不同权利往往是相互冲突的, 人们在行使或维护某一权利时, 总是会限制甚至损害另一些权利。如果相互冲突的利益不能同时得到满足, 最为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它们的重要性作出安排。在对不同利益的先后顺序进行安排的时候, 人们必须作出相应的价值判断。[5]法律的作用之一, 就是把不同权利之间的冲突维持在合理的范围内, 从而实现相对的平衡。新闻自由与人格权保护均有其合法性基础, 当他们的利益不能同时得到满足时, 如何进行举证责任分配以达到利益的最大化并将摩擦降到最小便成为我们利益衡量的首要目标。

二、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新闻侵权举证责任分配及评析

从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 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 并没有完全将新闻侵权行为视为一般侵权行为来进行举证责任分配。对其适用的分配制度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1.由原告承担全部举证责任, 即“谁主张, 谁举证”;2.综合当事人的举证能力来分配举证责任;3.我国司法实践中还出现了大量的由被告承担“没有过错”的“谁报道, 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倒置情形。

首先, 新闻侵权属于一般侵权, 所以在新闻侵权诉讼中适用法律规定的“谁主张, 谁举证”的举证规则, 是法律明文规定的, 也是当前司法实践中最为合理的方式。新闻媒体的消息来源主要来源于第三方, 多为言语评论, 被诉的也往往是媒体发出的言论, 这类证据不但不好记录、来源不易保存, 而且难以证明。即使能够证明, 也势必会损害新闻工作者与信息提供者之间的信赖关系, 久而久之甚至会破坏公民与政治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再者说, 新闻报道真实性的标准与司法证据的标准是有差异的, 新闻工作者在报道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收集诉讼所要求达到的证据事实后才发稿件。所以一旦发生诉讼, 作为被告的新闻工作者多处于被动的情形, 基本上无法获得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适用“谁主张, 谁举证”的规则, 而盲目按照其他举证责任规则判案的话, 新闻机构因举证不能而败诉的可能性极大, 这也说明了为何目前新闻机构的败诉率更高的问题。

其次, 法院裁量举证责任的负担仅适用于法律、司法解释没有具体规定的情形, 而新闻侵权作为一般侵权, 法律中明确规定适用举证责任的一般规则, 因此并不适用法院裁量举证责任负担的规则。再者说, 此规则作为平衡当事人之间经济利益的原则, 无法达到制裁加害人、抚慰受害者的效果。由于精神损害本身难以确定, 就更需要根据过错程度来确定加害人的责任, 而不应适用弹性较大的公平责任。[6]换个角度看, 新闻侵权的加害人往往是新闻机构及其从业人员, 受害人往往是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 双方的势力相差悬殊, 如果适用此规则, 那么判定新闻侵权责任的案件范围就会被扩展, 本来不应该承担侵权责任的新闻机构及其从业人员, 可能也要分担一部分责任, 这样的结果则又恰恰违背了公平责任原则的精神。

再次, 在司法实践中被运用的所谓“谁报道, 谁举证”的原则完全是对举证责任一般规则的曲解。“谁主张, 谁举证”的“主张”指需要作为证明对象的主张, 是指双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向法庭提出的主张, 包括原告主张权利或者提出法律关系产生的主张, 以及被告主张权利或提出法律关系变更、消灭的主张等, 但绝不是诉讼外新闻工作者在新闻中针对某事件或某人物作出的所谓非法律概念的“主张”。堂而皇之地偷换概念, 无故加重了新闻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举证责任, 原告则仅需要举证说明侵权事实的存在即可, 这无疑让新闻侵权诉讼中的恒定被告胜诉的可能再次降低, 新闻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再次抱着新闻自由的信念被推向被动的境地。

三、应当适用举证责任的一般规则

(一) 符合法律规定。

按照法律规定, 新闻侵权是一般侵权行为, 应当以过错为构成侵权的必要条件, 实行过错责任原则, 应当适用举证责任的一般规则, 即“谁主张, 谁举证”。侵权责任构成有四个构成要件:违法行为、损害事实、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主观过错。按照举证责任的一般规则, 这四个要件的举证责任全部由提出损害赔偿主张的受害人承担, 加害人不承担举证责任。

(二) 符合新闻侵权特殊性。

新闻报道是公民行使新闻监督权的重要方式, 撰写批评性报道和评价人或行为是新闻媒体发挥舆论监督功能的重要手段。新闻作为舆论监督的主体, 作为“群众的喉舌”, 是来自全社会, 又是面向全社会的, 大到国家安全, 小到街头巷尾, 报道各种社会现象, 揭露各种社会问题, 舆论监督工作的艰巨性不言而喻。但新闻工作者不是“超人”, 他们本身因知识、能力等多方面的局限性, 再加上时空和技术条件的限制, 往往不能出现在新闻发生的第一现场, 新闻的事实因此不容易确定, [7]也不可能对每个人、每件事、每条新闻报道都做到公平公正。再加上新闻讲究时效性, 既要真实又要快速, 而真实与快速之间总是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 所以对于所有的报料, 新闻并无可能进行一一核实。再小心谨慎、八方取证, 也难免误述。若要媒体一概对其误述负法律责任, 容易造成其缩手缩脚, 使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不能得到及时披露, 这就又伤害了公共利益。[8]因此, 不可能以科学家的标准来要求传媒和作者, 相反应该为新闻舆论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9]再者说, 如前所述, 新闻侵权适用的举证责任分配的特殊性, 体现为要平衡“新闻自由”与“人格权保护”两者之间的关系, 适用“谁主张, 谁举证”既保护了受害人根据受损害情况进行诉讼的权利, 又为新闻自由创造了合理的空间, 使新闻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在法律的保护下敢于进行舆论监督。

(三) 有助于减少恶意诉讼的发生。

新闻侵权诉讼的当事人双方势力相差悬殊, 直接导致法官及公众容易产生对相对较弱势一方的同情, 于是当事人滥用诉权就有了滋生的土壤。当事人以起诉的方式意图使新闻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在诉讼中由于司法机关的判决而受到损害, 从表面上看, 恶意新闻诉讼行为直接侵犯了新闻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 但从深层意义上看, 恶意新闻诉讼更是侵害了大众传媒的公信力, 甚至影响了整个社会舆论监督体系的正常运转。除此之外, 恶意新闻诉讼还浪费了司法资源, 严重破坏了程序正义, 损害了法律的权威。[10]适用举证责任的一般规则则能有效避免恶意新闻诉讼的发生, 侵权责任四个要件的举证责任全部由提出损害赔偿主张的受害人承担, 如果没有搜集到足够支撑诉求的证据, 那么就要面临败诉的风险, 诉讼成本和代价增高, 恶意新闻诉讼也就会减少了。

四、结语

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几乎关系到诉讼的胜败, 在新闻侵权诉讼中如何分配诉讼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关系到新闻媒体及受侵权人的切身利益, 更关系到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前景。因此, 应当坚持举证责任的一般规则并加以完善, 排除后两种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适用。完善《民事诉讼法》举证责任分配制度, 加强对新闻监督权的保护是必要的。一方面, 法律既要保护公民及法人的人格权等合法权益;另一方面, 法律又要为新闻自由保驾护航, 使新闻媒体敢于成为政府的宣传门户和公民的“喉舌”。因此合理分配新闻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不仅能更好地保护民事主体的人格权, 而且能更好地保护“新闻自由”, 让媒体更全面地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通过对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完善, 使侵权纠纷具有可诉性的同时, 对侵权纠纷也起到预防作用, 这才是法律应有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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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魏永征.新闻传播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143.

[3]王利明.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侵权行为编[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5:79.

[4]李良荣, 等.当代西方新闻媒体[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177.

[5]于海涌, 等.新闻媒体侵权问题研究——新闻媒体侵权的判定、抗辩与救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311.

[6]曹瑞林.新闻法制前沿问题探索[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6:108.

[7]陆地.假新闻的成因、危害与治理[J].新闻记者, 2011 (3) .

[8]刘文杰.德国法上名誉侵权的举证规则[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5) .

[9]李国民, 王丽丽.新闻侵权:不可等闲视之[N].检察日报, 2009-02-23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