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贿赂

贪污贿赂（精选十篇）

贪污贿赂 篇1

关键词：金融系统,贪污贿赂,犯罪分析

近年来, 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 银行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呈逐年上升趋势, 不仅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而且严重地破坏了金融秩序, 已经成为制约银行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三年来铜川市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处银行系统职务犯罪案件10件12人。近日, 通过对这些案件的特点、成因进行分析, 并提出了对策建议。

一、基本特点

(一) 从案件性质看, 金融系统中贪污、挪用公款、受贿三类案件比例高, 占查办案件总数的95.6%。其中贪污案件比例40.4%, 占第一位;挪用公款案件比例为36.4%, 占第二位;受贿案件比例为18.7%占第三位。特别是受贿案件和挪用公款案件, 横向比较比其它行业高5-10个百分点, 这一现象也反映了金融系统的行业特点, 大多犯罪嫌疑人是利用行业的职务之便和手中掌握的职权谋取私利。

(二) 从犯罪嫌疑人的职务看, 发案多集中在管理人、财、物等实权部门和实权人物上, 在10件犯罪案件中, 管理财务、信贷、储蓄人员职务犯罪案件占40%, 单位领导干部利用职权犯罪的比例占发案总数的28%。

(三) 从犯罪嫌疑人的年龄看, 犯罪年龄呈低龄化趋势, 我们对铜川市近几年情况进行分析, 在金融系统涉嫌犯罪中, 35-55岁是金融系统犯罪高发阶段, 但近几年呈现低龄化趋势, 仅去年查办的案件中, 35岁以下占近50%。

(四) 从查办案件的情况看, 呈现出明显的“窝案”、“串案”的特点。查出一案, 牵出一串, 带出一片, 涉案人员较多, 甚至形成了具有共享既得利益的群体。

二、主要成因

(一) 有章不循、制度执行不到位是职务犯罪的主要原因

随着金融系统内部规章制度的不断健全, 风险防范意识的不断增强, 行业内部制度日趋完善。但问题是制度执行不到位, 有章不循的现象普遍存在, 这就为金融业职务犯罪提供了便利条件。从我院查办的10件犯罪案件中的情况看, 案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是有章不循, 违章不及时纠正, 执行制度不严, 管理松懈。

(二) 受不良思潮的影响和侵蚀, 没有及时开展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人民常说:“思想是行为的先导”, 那么引发职务犯罪的原因首先是思想意识。我们现在的一些领导由于忙着抓业务, 而忽视了员工思想政治教育, 使一些人的“三观”发生偏离, 抵不住腐朽思想的侵蚀, 最终走向犯罪的道路。分析近年来金融系统的职务犯罪案件, 大都存在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

(三) 管理制度有漏洞, 监管制约不力

目前, 从金融行业大多数的发案情况看, 多与管理上存有许多漏洞、内部监督管理松散有直接关系。在储蓄部位, 经常是由一人兼数职, 严重违犯“三分管制度”。在信贷部位, 将贷前调查、贷中审查、和贷后检查往往由一名信贷员经办, 虽然有主管领导审批, 也只是流于形式, 监督体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

(四) 进人把关不严, 用人不当

近年来, 一些发案单位领导及上级部门在选拔、任用业务人员时, 不注意严把录取关, 注重关系, 放弃标准, 使一些思想素质差, 品行不良, 甚至一些有劣迹行为的人进入金融部门。

三、对策建议

(一) 加大预防和打击金融系统职务犯罪的力度

坚持“标本兼治, 综合治理”的方针, 努力从源头上遏制和减少职务犯罪的发生, 不断完善建立“教育、监督、管理、打击”、“四位一体”综合治理工作格局, 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和金融纪检监察部门的职能作用, 通力合作, 共同努力, 建立思想、制度、法律三条防线, 确保金融系统安全和稳定。

(二) 加强法制宣传和政治思想教育

人们常说:教育是基础, 因此, 要结合金融系统工作实际, 在员工中广泛开展以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主体的基础教育, 以党纪国法、规章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法制教育, 通过强化教育, 进一步增强银行人员的懂法、守法意识, 从而分清罪与非罪的界限, 自觉筑牢拒腐防线。

(三) 建立和健全监督制约机制

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 最根本的是对权利加强监督和制约, 不受监督的权利容易滋生腐败, 因此, 建立和完善金融系统职务主体的监督制度, 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建议加大内部监督, 提高贷款发放的审批力度, 加强实质审查, 确保客户信息真实, 认真落实公开公示制度, 实行岗位轮换制度, 层层建立岗位责任制, 把制度落实到实处, 从源头上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

(四) 加强金融系统人员的培训、录用等制度建设

贪污贿赂犯罪产生的原因 篇2

(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市民对物质利益的畸形追求成为可能。在经济活动领域，由于市场经济是一种“利益经济”，因此，人们追求物质利益不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而是“大珠小珠落玉盘”。改革开放使城乡经济突飞猛进，商品供应丰富多彩，经济不再是短缺型的了，大多数商品出现了买方市场。人们的物质利益观念，也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不断得到加强。国家工作人员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他们每天的工作都在与物质利益打交道，同时，他们也有自己的物质利益。要生存，就需要吃穿住行;要发展，就要对自己和孩子进行智力投资。而这一切，随着改革的深入，基本上要由自己负担。因此，物质利益在每一位国家工作人员心中扎根发芽，不讲自己物质利益的人，只是一个抽象的个体，在现实生活中，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以物质利益作为大多数人奉献体力和智力的激励机制，是一个利益分配差距逐渐拉大的现实社会，是一个人们的消费支出越来越大、消费档次越来越高的生存空间。”正当地讲究物质利益，合法地获取物质利益，是当今社会所大力倡导的。可是有了合理的物质利益，必然伴有不合理的物质利益，这是由生活辩证法所决定的。可见，正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及我国经济的巨大发展，人们对这种不合理的物质利益的畸形追求也成为可能。

(二)贫富两极分化的巨大反差及私有财产的法律保障的非明确性。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使许多人勤劳致富了，同时，也有一些投机取巧者钻国家政策漏洞，或者违法经营成了暴发户。这些富起来的人，拥有巨额资产，过着舒适甚至是奢侈糜烂的生活。这样，使很多拿着低薪水的国家工作人员产生了“相对贫困化”的感觉：认为自己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比他们强，有什么理由他们能富，而自己却甘守清贫。“较高的社会地位、政治荣耀感与较低的经济地位、生活窘迫感形成心理上的严重失衡，由于他们每天都在接触求助于自己权力的高收入消费者，经常受后者的阔绰生活方式所刺激，必然产生一种与后者实现经济上平等的渴望，形成利用权势索贿的心理基础。” 与此同时，由于我国缺乏明确保障私有财产的法律与制度，很多勤劳致富或一夜致富，拥有巨额财富的人也不得不向政界示好，以寻找靠山。这些富起来的人们在这种翻云覆雨、旦夕祸福的环境下运作，为其资金或暴敛的非法收入找个避风遮雨的“港口”的做法，也就成了贪污贿赂犯罪等腐败行径的重要来源。

(三)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不配套，造成经济管理上的漏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从农业经济向第三产业经济的双重过渡，虽然众多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政策和措施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但领导人“摸着石头过河”的决策行动还是导致各种政治、经济改革政策不配套，各项经济政策和法规变化无常，增加了改革前景的不确定性，也为在原来公有制下掌握资源的党政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人员提供化公为私、鲸吞国有财产的绝好机会。

(四)权力制约机制的不健全 。在原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蒋xx一而再、再而三地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牟取非法利益的过程当中，我们几乎没有看到制度对她的任何制约，没有看到哪一个单位采取了抵制行动，人们或许从来就不觉得她发包工段、安排职位、承揽工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假如她没有在人际交往处处留下的“细隙”中收取人家的“好处费”，她也许就要被赞誉“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好领导了。我国已逐步建立起一套权力监督体系，包括人大监督、党内监督、行政监督、民主党派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法律监督等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监督种类实际作用不大，在一定程度影响或削弱了对腐败的防范作用的发挥。因此，要想减少、杜绝贪污等腐败的现象，最根本的问题是要从制度上和法制上深化改革。

贪污贿赂罪量刑标准研究 篇3

关键词：贪污贿赂；数额标准；公平正义

随着刑法修正案九的颁布，对于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从原先的固定数额标准修改为了概括数额+情景规定模式。这就使得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有了一定的弹性区间，增加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法官可以根据犯罪情节对社会危害的程度做出价值判断，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出现贪污数额少但是社会危害性特别大或者贪污数额大但是社会危害性轻微的定罪与社会危害程度不相适应的案例出现。这既维护了刑法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公平感，也顺应了国家反腐败的现实需要。

按照1997年现行刑法仅以数额量刑的标准，则会出现“贪污越多越合算，贪污越多惩罚却没有越重的”现象。这就会使一些贪官一旦走上贪污的道路，就一定會心存侥幸的走下去的心理观念。例如，北京平谷区黑豆峪小学原校长韩某某贪污15万元被判10年有期徒刑，但是江西省某县原财政所副所长李某某贪污47万元也被判10年有期徒刑。可见“贪污10万元以上判刑10年以上”的规定已经难以全面反映具体各罪的社会危害性。规定数额量刑虽然具体明确，但是此类犯罪情节差别很大且情况复杂，单纯考虑数额确实很难全面反映个罪的社会危害性，同时，数额规定的过死，有时难以根据案件不同情况做到罪刑相适应，造成量刑的不统一。对此，刑法修正案九删去了对贪污受贿犯罪规定的具体数额，原则上规定数额较大或者情节较重、数额巨大或者情节严重、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情节特别严重三种情况，并相应规定三种刑罚，具体的数额标准可以由司法机关确定一个相对的幅度，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效果，在司法解释规定的幅度内来执行本地区的数额标准。

利用概括数额与情节规定相结合的模式也确实能够取得比较好的社会效果。例如，原国家体育总局拳击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赵某，利用职务便利为河南省跆拳道项目提供帮助，并接受对方贿赂30万元，最终北京高院判处赵某有期徒刑3年。北京高院认为赵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经够成受贿罪，依法应予严惩，但是由于本案社会危害性较轻，结合案情判处3年有期徒刑。同时，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某贪污649万，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最高法院认为郑某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对药品安全监管工作严重不负责任，利用事关国家和民生大计的药品监管权进行钱权交易，置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于不顾，致使国家药品监管严重失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依法判处死刑。以上两个案例都充分的考虑到了情节的作用，可见数额与情节相结合的量刑模式还是能够比较公平的维护社会正义的。

值得考虑的是数额与情节的关系问题，目前采用的是择一关系。如果符合下一量刑档次的数额规定，同时又符合上一量刑档次的情节规定的，以重者论。但是笔者认为值得疑问的是如果出现受贿数额较大与受贿情节较重并存、受贿数额巨大与受贿情节严重并存，受贿数额特别巨大与受贿情节特别严重并存的情况下到底该如何处理？对此，有的学者提出倘若出现竞合的情况，可以建议在本刑以上加重二分之一刑罚，但不得超过拘役或者有期徒刑最高刑的限制，如果是无期徒刑的，则处无期徒刑。到底此办法是不是合理，还有待商榷。另外的一个局限性是由司法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定量刑，相当于授予了办案的司法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到底什么是情节严重由法官说了算，可能会不利于量刑标准的统一和规范法官的裁量权，势必会出现量刑失衡，量刑不统一等问题，难以避免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现象的发生。

刑法修正后，对贪污犯罪的起刑点仍保持为5000元，基于近些年来查处的贪污贿赂案件中涉案的金额都远远超过了起刑点，到底起刑点是否应该随着经济发展而水涨船高？笔者认为对于贪污贿赂的起刑点是不应该提高的，提高起刑点是贪污犯罪司法防线的倒退和妥协，必将恶化目前应经严重的反腐形势。现实中那些大贪都是从小贪开始的，只有较低的入罪起刑点才能够保持对贪污贿赂犯罪的高压打击态势，从而让那些想贪污的人不敢越雷池半步。反过来说，对贪污贿赂犯罪规定较高的起刑点，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腐败分子的犯罪意念。目前，盗窃罪的起刑点仍为500元，与贪污贿赂犯罪的起刑点相差10倍，如果继续提高贪污罪起刑点，则会导致刑罚体系的失衡。盗窃和贪污同是“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罪，不同的是犯罪主体，难道披上国家工作人员的外衣就能够享受高人一等的待遇吗？这势必会加剧官民的矛盾。按照现有的法律是：“官贪5000元是违法，民偷500元就是违法”这种盗窃与贪污处罚力度的不协调，势必会影响刑法在人们心中的公信力。因此，对于贪污贿赂的入罪数额确实不宜规定过高。

适时的修改量刑标准反映了我国惩治腐败犯罪力度的进一步加大，不同地区执行不一样的立案标准不利于保证刑法的统一实施，而如果严格执行刑法规定的立案标准查处牵涉面又太广，查处的社会效果也不太好。适时的修改量刑标准，有利于集中司法资源打击严重犯罪，也有利于根据实际情况做到“老虎”、“苍蝇”一起抓。所以说修改量刑标准，有利于推进惩治腐败体系的协调发展，坚决遏制和预防腐败现象，更好的释放法治的红利。

参考文献：

[1]《刑法学》张明楷.法律出版社

[2]《贪污贿赂罪研究》李希慧.知识产权出版社

[3]《为修改贪污贿赂罪量刑标准点赞》胡连娟.光明时政网[4]《贪污贿赂犯罪立法修订新思考》王志祥.刑法学讲座

作者简介：

于磊（1992.6.1～），男，河北省沧州市东光县秦村镇于渤海村，研究生在读，河北大学，专业：法律硕士（非法学）。

浅谈贪污贿赂罪 篇4

根据我国刑法的相关条文, 所谓贪污贿赂罪, 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贪污、受贿, 或者拥有不能说明与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财产或者支出的合法来源, 或者私分国有资产或罚没财物, 以及其他人员行贿, 介绍贿赂的行为。贪污贿赂罪的犯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

二、贪污贿赂罪产生的原因

对于一种犯罪现象的产生, 其根本原因的分析主要还是基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程度以及所在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完善程度。对于贪污贿赂罪产生原因的分析也是如此。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 人民文化生活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 对于金钱的概念也有了很多的改观。这就为贪污贿赂罪的滋生提供了温床。贪污贿赂罪的犯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 有了权力就相当于有了经济发展的权利。因此, 想要以权谋私也成了必然会出现的情形。如何铲除这样情形的出现, 成了立法机关需要考虑的问题。

同时, 我国的政治体制实际上也为贪污贿赂罪提供了比较便利的条件。权力集中在某一个人或几个人手中, 如果没有相关监督机制的设立, 就很容易滋生腐败, 导致贪污贿赂行为的出现。

三、贪污贿赂罪的防治

贪污贿赂犯罪主体身份的特殊决定了贪污贿赂犯罪防治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这就要求我们既要依法办事, 也要立足现实, 拓宽思路, 从思想、法律和制度等方面立体防治, 多管齐下, 确保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有效统一。

(一) 思想方面

马克思认为, 内因决定外因。因此, 对于贪污贿赂罪的防治, 我们首先必须从意识方面进行改变。贪污贿赂罪的主体主要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我们可以通过对于他们有意识的强化内在素质, 不断进行廉政建设理念的学习, 以及思想道德方面的精神文明建设, 通过完善的教育体制的贯彻实施来培养他们的廉政意识。同时, 还可以将某些大案要案作为反面材料进行学习, 时刻提醒那些想要以身试法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2010年6月, “两高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统称“两个证据规定”, 有效地填补了法律的空白, 体现出彰显正义, 程序正义的重要性。同时从思想方面来讲, 只有正确贯彻落实“两个证据规定”, 才能做到维护司法公正以及程序正义。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虽然旨在防治贪污贿赂现象, 但对于人权保障的意识是仍然需要具备的。

(二) 法律方面

制定有效的法律是我们开展廉政建设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我们可以针对具体的贪污犯罪类型进行详细地立法。通过细化地制定法律来防治贪污贿赂现象。

我们在防治贪污腐败的时候也需要根据法律来进行, 不能为了防止腐败而防治而忽略了基本的程序。在去年颁布的“两个证据规定”里面,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对于排除非法证据的时间、方式和程序等有了较为详细的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3条明确规定, 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和审查起诉阶段, 对于非法言词证据应予以排除, 这符合我国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责要求。此外, 根据第12条的规定, 在一审和二审阶段, 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意见均可进行审查。此外, 该规定的第8、9条对于证据出现疑问时如何进行调查核实、补充侦查和延期审理等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培根曾说过, 一次错判带来的严重结果是一百个正确判案都抵消不了的。因此, 笔者在强调严格防止贪污腐败案件的同时, 想要借以“两个证据规定”强调正确处理贪污腐败案件的立场。

(三) 制度方面

我国现在大部分的贪污腐败案件很大一部分是靠纪委以及群众的检举开启侦查起诉程序的。基于司法的谦抑性和“不告不理”的原则, 作为人民检察院编制内的反贪污贿赂局和职务犯罪预防部门在实际工作上应充分发挥其本身的侦查和预防属性, 使贪污贿赂犯罪通过专业监督和防治得到有效的抑制。

针对贪污贿赂所涉及到的制度, 我们应该有效地建立起一种监督机制。要想在党的廉政建设方面有所改善, 就必须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监督机制。只有这样, 有所惧才有所不为, 才能更好地杜绝贪污贿赂现象的出现。

摘要：我国自建国不久, 就有相关的贪污贿赂罪的法律出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贪污贿赂罪的形式也逐渐复杂, 贪污贿赂罪的犯罪标的越来越大, 同时, 犯罪主体的身份也有了很大的不同。本文通过对贪污贿赂罪的概念以及现状的分析, 根据实际情况提出防治贪污贿赂的策略。

关键词：贪污贿赂,现状,策略

参考文献

[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年版.

[2]金鑫.中国问题报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贪污贿赂犯罪的现状原因和对策 篇5

贪污贿赂犯罪是我国党政机关最大毒瘤和顽疾。自十八大以后，党中央和人民政府坚定了高压反腐的决心，并突出“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基本策略，并相继将徐才厚、***等一批腐败高官依法处置。在此反腐倡廉工作逐渐深化，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走向深水区的新形势下，对贪污贿赂犯罪的现状、原因及对策的研究也显得尤为必要。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目前我国贪污贿赂犯罪行为不仅仅体现为政府官员队伍自身廉洁和综合素质水准的问题，同时也体现为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尤其是现代化社会转型期的阵痛问题。

一、当前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的现状分析

贪污贿赂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或国有单位实施的贪污、受贿等侵犯国家廉政建设制度，以及与贪污、受贿犯罪密切相关的侵犯职务廉洁性的行为。从当前我国贪污贿赂犯罪行为的具体表征以及在反腐倡廉过程中出现的众多典型案例来看，贪污贿赂犯罪行为在目前阶段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种情况。

1、官商勾结。在贪污贿赂犯罪行为中，权利与金钱之间的练习从未间断。这就导致了官商勾结，各谋所需的犯罪行为的发生。我国当前公务员法以及党纪规章中明确规定，国家公务员不得经商，不得在任何性质企业中持有股份。但是，很多腐败官员在手握人民赋予的权利之后，所想的不是怎样去为人民谋福利，而是想着怎样赶紧利用自己的权利去为自己谋取私人利益，正是所谓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种权利的保质期的观念让官商勾结成为精神思想上的缺口。在官商勾结的类型中，最为突出的一种情况是官员利用自己的权利，打通关系和门路，在政府工程项目，比如房地产项目、地皮的开发与使用等大型基建项目中，违反正常程序，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将工程转包给开放商，在此违规操作中，开放商通过金钱、房产、豪车等方式来为官员输送利益。

2、提拔裙带。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说法，说的就是一旦家族中的某一个人获得了人民和组织的认可之后踏上领导岗位，成为党和人民政府的干部，那么其就会有这种提拔亲近，搞裙带关系的想法，比如违规将个人的亲戚安排进国家的企事业单位，或者利用自己的关系和资源，为自己的亲戚朋友某利益，比如在政府接待、日常用品消耗等方面照顾自己亲友的公司和企业，甚至是将政府工程项目转包给自己的亲属的开发公司，这都是提拔裙带关系的一种表现。由于中国人的“家族”观念十分浓厚，在家族关系维护和开发中，提拔自己人，用自己人，照顾自己人成为一种思想惯性上的必然。而这种想法和做法无疑对党和政府的正常工作，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带来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同时也严重影响了党和人民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这种贪污犯罪行为不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率损失，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上的损失。

3、中饱私囊。权利总是靠近金钱，党和政府的干部在领导岗位上，手握权力，总是面对着形形色色、方方面面上的诱惑，尤其是金钱诱惑。而贪污腐败干部在个人私欲的驱动下，出卖权力、中饱私囊也就屡见不鲜。比如在工程项目审批部门，这一部门直接负责所辖地区内房地长工程项目的审批工作，该部门公章也就显得十分“值钱”，我国某城市房地长项目审批部门的负责人甚至直接根据所申报的项目规模大小进行明码标价，收受钱财，中饱私囊，赚的一个“盆钵满满”。这种中饱私囊的行为是对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的一种直接侮辱，更是对党和人民对其信任的一种辜负。

二、我国贪污贿赂犯罪行为的原因分析

1、道德失范。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刚刚建立，在快速发展带来民众生活极大提升的同时也带来民众价值观的转变。公务员干部在工作过程中，面临着来自权钱交易的巨大诱惑，公务员干部工作自身的专业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公务员干部工作过高的权威性，因此相关的监管工作也会比较乏力，进而导致了一些公务员干部道德失范。比如在一些地区的公务员干部群体中，存在不同程度的“酒罐子”、“麦霸”、“按摩仙”和“赌徒子”。甚至于存在公务员干部在业余时间使用警用车辆从事其不良嗜好。

2、过于主观。从公务员干部自身职业道德规范中的公正、法律的内容来看，公务员干部工作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条文的具体规定来进行。但是，在实际过程中，一些公务员干部往往表现得过于随意和主观，对于很多法律问题的判断过于主观随意。尤其是在一些法律问题的细枝末节上往往经不住法学的细致推敲。比如在一次群众调查中，某地法院存在部分公务员干部随意拖延开庭时间的现象,甚至于有部分公务员干部在工作之外的其他时间同当事人或其代理人单独会面并为其出谋划策。应该说这种主观随意性的背后是公务员干部职业道德水平低下在作祟。

3、痼疾仍在。应该说，公务员干部的产生和发展历史悠久。悠久的传统为公务员干部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的同时，也导致了一些痼疾，这些痼疾很大程度上需要公务员干部的自律、自觉和外部的监督来共同祛除。但是目前来看，公务员干部群体中存在着严重的“人情关系网”、“上级管审理不管资金”的问题。比如在审理具体的“民告官”案件中,不仅是基层公务员干部对“官”存在一定的忌讳,而且在省高院也存在着严重的“事先通气”行为。

4、心理隐疾。从当前党和政府的干部任用上来看，由于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因此在干部任用上以贫苦的农家子弟出身的人为主，而这类群体本身内心有对贫穷生活的一种恐惧情绪，一旦他们踏上领导岗位，有了一夜暴富的机遇，这种内心心理上的隐疾很快就会爆发出来，如果后期缺乏必要的监管和疏导，那么官员就会克制不住，而发生贪污腐败、受贿行为。

三、预防贪污贿赂犯罪对策

鉴于当前我国贪污贿赂犯罪行为的具体表现和内在原因，以及我国在反腐倡廉工作上的巨大决心，未来我国针对该类型犯罪行为的预防与打击工作还是应该注重以下方面来进行。

1、建立完善的司法社会服务。贪污贿赂行为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官员本质较坏的原因，而主要是因为在面对各种诱惑时候的自我抵抗能力的缺失。为了能够真正做好事前预防工作，可以借助司法专业力量，以社工的志愿者方式来进行。社会志愿者的形式更加灵活，在处理这种预防贪污贿赂犯罪行为的产生方面往往能够收到奇效。为了能够更好地将这种司法社会志愿者的力量发挥出来，可以针对贪污受贿犯罪行为的具体特征来进行社工队伍的组建和建立。尤其注重司法社工组成种类的丰富上，注重对金融、银行、监察、法院等部门人员的吸收，这类人员可以通过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引导干部加深对贪污贿赂犯罪行为的认识，真正做到在思想观念层面上不敢贪污，树立不能贪污的牢固理念，做到将这种贪污贿赂犯罪行为的产生扼杀在摇篮之中。

2、完善相关制度建设。权力最终还是要放到制度的笼子里去，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对权力的长效节制。制度的建设涉及到方方面面，尤其是在针对管理岗位上的干部而言，这类人群作为贪污贿赂犯罪行为的高危人群，其理应受到制度建设工作的高度关注，从领导岗位的实际出发，在制度建设上作出针对性的调整，比如对不合格领导干部的回炉改造等。当然，从当前我国制度建设的重点来看，目前主要的制度建设主要是对监督制度的建设和对政府经济金融监管制度的建设。

这种制度监督的第一步必须是公务员干部队伍的监管机制的建立。由于公务员干部职业道德有着自律和他律相结合的特征，所以外部的配套监督机制十分关键，能够从外部对公务员干部职业道德的强化工作提供助力。建设完善的监督机制不仅需要有明确的监督工作章程和基本规范，还需要有制定的专业而独立的第三方实践机构为之服务，保证这种监督工作的公正性和专业性。最后，为了保证这种监督机制的有效运行，可以从当前公务员干部职业道德的发展现状出发，制定出相应的监督工作目录和对应的指标体系，做到监督工作的清晰明了和进退有据。此外，鉴于当前这种社会监督力量的缺失和薄弱，为了更好地完善目前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机制，可以充分发挥民间力量，构建起领导干部自律清廉网络，通过搭建网上信息平台，设置热线电话，布置廉洁举报箱等方式，让民众力量在公务员干部队伍监管中发挥无所不在的监督作用。当然，我们同时也要相信我们的领导干部队伍自身的基本素质和过硬的党性原则意识，所以，针对公务员干部队伍贪污贿赂行为的专题教育活动、讨论活动和警戒活动等也不缺少，相关组织领导部门应该积极探索主题系列教育活动的开展方式，定期开展此类活动，通过专家论坛、名人事例等方式，来为我们的公务员干部队伍树立起正面的榜样和典型，营造起积极正面的官场风气，让廉洁成为一种常态，让守法成为一根红线，让我国的公务员干部队伍的监管机制能够在刚与柔的张弛有度之下变得无所不做，变得力量巨大，让公务员干部队伍在工作过程中，时刻警惕着外部的诱惑和内心的欲望，能够随时找到廉洁奉公的榜样引导，也让人民群众的意见可以随时被有关部门听见、看见，并引起高度重视，让公务员干部队伍的监督机制落实到日常工作和生活之中。

此外对政府工程项目的预算监管工作也很关键。首先，全面提升观念，明确预算工作重要性。人作为预算工作的主体，是预算制定者、信息利用者和执行者，是预算工作效果好坏的决定性因素。所以，在执行预算工作过程中应充分尊重人性，从实际出发，全面提升管理者和全体员工法人预算管理意识，将预算编制工作真正重视起来，发挥企业管理者和员工主观能动性，动员企业全体员工和各部门积极配合企业管理者制定的决策目标，真正做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主动参与预算的编制和控制，为更好地实施预算管理献计献策。其次，规范预算编制方法，采取多种预算方法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一方面，依靠预算编制人员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知识，在考虑政治、经济形势、市场变化、经济政策、投保倾向等因素基础上，对公司一定时期经营情况作出合理预测，上级公司下达的预算指标进行科学分解并编制可操作性的预算；另一方面，运用数学建模科学分析与预算项目有关的各种经济信息，揭示各有关变量之间的规律性，结合企业存在的优势和劣势提出对策性方案与规划。再次，明确具体经营目标，合理地分解落实责任，确保资任到人，促使公司各部门各员工相互协调环环相扣，责任均衡，利益匹配。同时建立全面的业绩评价机制防止“预算松弛”，科学制定预算考核指标和奖惩制度。

3、营造道德氛围，加强自身修养。贪污贿赂犯罪行为的产生和发展，体现的是腐败官员道德的败坏和沦丧。如果说法律是一种催人向善的硬性力量和刚性力量的话，那么道德就是一种软性的力量。而对于我国反腐倡廉工作而言，所有的力量都应该得到充分的发挥，所有的积极因素都应该被充分调动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为了能够真正让贪污贿赂犯罪行为得到及时的遏制，并引导我们的领导干部能够真正从内心生发出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办事的精神力量，就必须要注重对当前我国社会的良好道德环境的营造和改造工作。

新时期公务员干部职业道德的强化工作离不开整体良好道德环境的营造，这种良好的道德环境对于公务员干部从业者来说是一种外部类文化式的力量，能够对公务员干部工作的水准、道德意识等方面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良好的道德环境的营造工作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同时推进。一方面，国家出台相关的道德激励政策，通过类似全国道德模范评选的方式来对公务员干部行业涌现出来的先进道德个人进行宣传和表彰，形成一种偶像式的宣传环境，借助榜样的力量为公务员干部职业道德的促进和强化贡献力量。另一方面，这种良好的道德环境的营造还可以广泛借助民间力量，通过组织成立相关的公务员干部行业的道德联盟、公务员干部职业道德民间检察会等民间组织来为社会良好的道德环境增添民间的力量和元素。

从事物发展的本质来说，强化我国公务员干部职业道德水准根本上还是需要从公务员干部自身出发，公务员干部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才是强化我国公务员干部职业道德水准的根本对策。公务员干部在加强自身道德修养的过程中应该注重以下几点。首先是注重对公务员干部工作相关法律的学习，让自己的道德强化之旅增添法律的色彩，用这种社会强制力促进自身的道德修养的强化。其次是注重对自身世界观、价值观等的塑造。这种塑造工作必须与当下主流的价值观进行结合，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自身的道德修养的强化过程。最后，这种道德修养的强化过程离不开实践的锤炼，在实际的工作中，道德的标尺和观念应该常驻心中，深刻影响着自身的公务员干部工作全过程。

4、利用信息技术搭建干部自律网络。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提前导致了大数据时代的爆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生活中信息质量的参差不全，但信息技术的极大便利也对社会生活的各个行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带来了网络资金流动、个人资产转移等的巨大便利，也使得我国反腐倡廉工作的难度日渐加大，各种新型的腐败贿赂犯罪行为的产生，使得目前借助信息化技术来构建公务员干部自律网络成为当务之急。正是解铃还须系铃人，信息技术的巨大成果不能只被用来进行贪污贿赂，还可以作为反贪污贿赂的利器。

从我国公务员干部行业的发展现状来看，借助信息化方式构建公务员干部自律网络成为可选之法。实现企业财务信息的全国联网，对重要的财务工作建立专项的信息平台作为信息交流和共享的平台。这种自律网络的建设能够帮助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环境，同时能够增加企业财务工作之间的监督性，促使企业财务工作的专业化和合法化。

结语

反腐倡廉工作不能是一时兴起，更不能是阶段性的工作。而是需要进行长效机制的建立，让反腐倡廉工作成为一种常规工作，让官商勾结、裙带关系的提拔以及以权谋私等各类贪污贿赂犯罪行为没有任何的发生空间，让不敢腐败，无法腐败成为常态，让高压反腐成为所有公务员干部队伍心头上的原则红线，消除腐败空间，打掉权利寻租空间，通过监督机制建设、政府工程项目经济预算制度建设以及网络反腐自律平台搭建等方式，配合上级领导部门在反腐倡廉工作上的具体安排，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助力与保障。

参考文献：

简述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证据的收集 篇6

摘 要：证据的收集是检查机关甄别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关键，同时也是证实犯罪的重要依据，十分关键具有价值。证据收集是否全面、固定、有效直接关系到整个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办案的质量优劣，只有认真做好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证据的收集工作，才能从源头上打击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发生。

关键词：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证据收集；有效策略

案件证据的收集是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办案的重要组成部分，证据的收集具有直接性、真实性、全面性等重要特点，因此广泛受到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办案人员的青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口供成为破解案件的关键，成为证据之王，由此可见，证据的收集对整个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办案的关键[1]。

一、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证据收集的概述

主要是指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为了揭露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真相，还原事情发生的本质，按照相关的法律程度、进行调查和挖掘与案件事件有关的蛛丝马迹，在办案的过程中收集与犯罪案件有关的材料或者犯罪活动。但在实际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证据收集的过程中，取证工作较难，因此在实际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只有采用正确、科学的侦查方法和手段，才能还原事实的真相，严重打击违法犯罪事件的发生[2]。

二、目前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证据收集的现状以及存在的不规范

1.收集证据观念落后

贪污贿赂犯罪案件都是属于利用自身便捷职务进行智能型犯罪，由于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的学历、智力、文化程度等都比较高，从其手中获得对于案件有力的证据是十分困难的，要想从他们那里获得一定有力的证据，就必须要和他们进行心理、生理、思想、以及语言上的较量。但目前很多检察院在进行反贪污受贿案件的处理过程中，收集证据的观念落后，仍在沿用传统的工作模式和理念，按照“由供到证”的落后观念进行办案，这样虽然降低了办案成本，节约了人力、财力、物力，但是存在很多弊端。还有很多检察院反贪污受贿工作人员养成了重视口供就为事实的习惯，但是却忽视对其他证据的收集，导致证据收集链条不健全，无法确定犯罪事实。

2.收集证据操作不规范

（1）收集证据工作人员数量较少。很多检察院在审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时候，询问嫌疑人和证人的收集证据工作人员往往少于两个人，这种现象违反了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对于证人和嫌疑人审问在工作人员审理过后还需要由其他人员补签或者由司法干警、实习生等多个人员参与审讯工作[3]。

（2）收集证据的方式较为落后。很多监察机关使用双规的方法进行审讯，这不仅沿用了传统的收集证据的方法，而且还需要浪费大量的实践，在初次审查的过程中，容易出现笔录、审讯、提押、还押时间不统一的现象发生。还有一些收集证据工作人员会使用不文明的语言进行攻击，侮辱了被审人员的人格，严重者还会使用暴力询问等情况。

（3）处理证据程序繁琐。监察机关需要联合公安、审计、税务部分等多个部门进行联合，这样虽然能够确保证据的真实性，但是工作效率较低，司法成本较高，尤其是证据处理程度繁琐则会直接影响案件的审理进度。而且在证据处理的过程中，每个部门审查都对重新取证，导致案件审理的过程耗时长。

三、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证据的收集工作重点

1.证据收集工作单调

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证据收集工作十分单调，口供成为案件的唯一突破点，只有口供却没有其他有利的佐证，这给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带来了困难。有很多犯罪嫌疑人就是利用这一点，看案件得不到审理后就否认之前的口供，避重就轻的想要免除责罚，导致证据收集工作单一[4]。

2.证据收集工作分离

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与其他案件相比，范围案件涉及的主体较少，因此在监测机关尚未掌握成熟的犯罪的证据的时候，对证据的依赖性就较大，行贿人和受贿人之间往往会发现各执一词，没有其他证据的辅助，导致证据收集工作分离，狭窄，导致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事实不确定，这给证据收集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3.证据收集工作较难

由于证人害怕打击报复，还有一些外在原因使公诉人只能出示证人的笔录，这种情况违反了审理案件的直接性原则，因此不利于案件的审理，公诉方处于被动的地位。还要一些行贿人和受贿人的反侦察能力较强，将案件做得十分完美，很难找出有利于案件审理的证据。

四、做好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证据收集工作的有效策略

1.查找细节，详细询问

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办案人员在收集证据的工作过程中，需要综合运用各种侦查手段，查找细节，详细询问，这样不仅能够提高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证据收集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同时还能为案件提供新的辅助性证据。俗语云：“细节决定成败”可以一个小小的发现就会使案情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在审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不能走马观花、粗心大意，应该从小事入手、从细节入手，还原事情的本来面貌。例如：在对犯罪嫌疑人审问的过程中，要对每一个环节问的详细、问的清楚，初次接受审理的犯罪嫌疑人还存在惊慌的心理，没有充足的准备，很容易交代事情的原委，及时有改编犯罪经历也能大致确定。然后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二次审理，根据犯罪嫌疑人前后口供出入的地方，询问细节，通过反复的详细询问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将受贿过程和盘托出。

2.综合运用先进技术固定证据

近年来，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将先进技术广泛运用于證据收集过程中已经成为审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新途径。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曾经明确规定了：“在审理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同步录音录像一定要公开透明[5]。”由此可见，工作人员可以利用多媒体等先进技术将犯罪嫌疑人供认的口供以录音录像的形式呈现，而且中间不能有停顿或者失音现象发生，综合运用先进技术来固定证据能够有效提高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审理效率，给贪污犯罪人员定罪。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贪字头上一把刀，只有对案件证据进行有效的收集，才能从源头上减少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发生，给予不法分子严重的打击，还政府一片蓝天。

参考文献：

[1]薛曼.有关贪污贿赂案件证据的判断鉴别和审查认定问题研究[J].活力，2010（14）.

[2]王相凤.浅议言词证据的审查与认定[J].法制与社会.2011（03）.

[3]严军.关于在诉讼中调查收集言词证据的方法和技巧[J].知识经济.2011（01）.

[4]陆蕙.刑事非法言词证据调查规则若干问题探析[J].法制与社会.2011（18）.

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标准探析 篇7

(一)《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修改

我国之前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标准是以刚性具体数额的认定方式加以规制的,这引发了诸多问题。一方面,定罪量刑标准的僵化,引发罪刑失衡,从而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相违背;另一方面忽略了犯罪人的个性差异,导致同罪不同罚现象严重。

针对上述弊端,《刑法修正案(九)》对刚性具体数额的认定模式予以删除,而作出了数额加情节的定罪量刑标准。其针对贪汚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三种情况分别规制了三档不同的刑罚,并针对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情形保留了死刑规制,显然这种规定较为抽象,其具体的数额标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已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予以明确规定。

(二)《解释》对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具体数额标准的规定

司法解释有利于避免了规定的模糊化、笼统化而导致的司法适用标准的混乱化,因此,《解释》在《刑法修正案(九)》的基础上,对定罪量刑的具体数额标准作出了详细规定:以3万元作为起刑数额,20万元作为数额较大与数额巨大的界定数额,300万元作为数额巨大与数额特别巨大的界定数额;此外,对于数额不满“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但达到起点一半,同时具有规定较重情节的情形,作出了认定为“严重情节”或“特别严重情节”的规定。此外,贪污贿赂案件定罪起点数额的提高,并不意味着低于该起点数额的不予处罚,这与我国目前数额加情节的的定罪量刑模式不无关系。

二、最新立法就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在司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作出的认定规则

(一)对贿赂犯罪中“财物”的范围予以明确界定

《解释》对贿赂犯罪中“财物”的范围予以明确界定,并首度将财产性利益纳入到“财物”的范畴。显然,这是对“财物”作出的扩张性规制。

将财产性利益纳入到“财物”的范畴,与日益隐蔽的贿赂犯罪手段不无关系。如今,经济发展迅速,技术也越来越发达,为了逃避法律规制,掩盖其权钱交易的犯罪本质,他们采取了诸如以低买高卖、收受干股形式收受请托人的好处等隐蔽性极高的贿赂犯罪方法,为我国司法实践带来了诸多难题。这些贿赂手段隐蔽性较强,且之前的相关立法中也未对“财物”的蕴含予以明文性拓展,导致针对此类犯罪司法适用困难的窘境。而今,将“财物”的含义明文拓展至“财产性利益”,无疑能够有效规制上述情形,有利于有效针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定罪量刑。

(二)对多次受贿情形数额计算方法作出了明确规定

《解释》对多次受贿情形的计算方法作出了明确规制,其采取了累计计算数额的方法,并针对多次受贿的两种情形作出了区别规制。

一种情形是小额贿赂款额问题。此种情形针对多次受贿,但每次均未达到相应处罚标准的行为人,依据《解释》,宜累计计算受贿款额;另一种情形则针对收受财物与谋取利益事项不对应的问题。此种情形《解释》对多次收受请托人财物作出了前后区分,并将在受请托之前收受的财物数额一并纳入受贿数额考量范围,规定受请托之前收受的财物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宜一并计入受贿数额,一旦累计达到定罪标准,便可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对受贿犯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情形予以了明确规制

《解释》对受贿犯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情形予以了明确规制,具体包括:实际或者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的;履职时未被请托,但事后基于该履职事由收受他人财物的。由此可见,对受贿犯罪的认定,一方面不以为他人谋取了利益的实际效果为依据,即不论是否达到了为他人谋取了利益的结果,均不影响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另一方面对于收受他人财物不以事前事后区别对待,也就是说,收受他人财物无论事前还是事后,亦不影响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

摘要：基于我国贪污贿赂犯罪高发的现状,《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的相关规定作出了修改,而对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完善无疑是本次修订的最大亮点。此外,2016年4月18日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解释》),对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的具体数额作出了详细规制,从而为更好地打击贪污贿赂犯罪提供了符合我国实际的法律依据。

关键词：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标准,数额

参考文献

[1]张兆松.论<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十大重大修改和完善[J].法治研究,2016(02).

[2]谢杰.贪污贿赂犯罪治理的制度优化与规则补充——基于对最新司法解释的法律与经济双面向反思[J].政治与法律,2016(06).

论《唐律》中的贪污贿赂犯罪 篇8

关键词：《唐律疏议》,贪污,贿赂

唐朝统治者在唐代初期, 为缓和阶级矛盾, 提高国家统治效能, 吸取隋末“宪章遐弃, 贿赂公行, 穷人无告, 聚为盗贱”[1]的历史教训, 修订和编纂了堪称中国封建时代最完备的法典《唐律疏议》 (以下简称《唐律》) 。《唐律》把贪污贿赂犯罪集中规定在职制篇, 也散见于其他各篇, 对贪污贿赂犯罪作了严密的规定, 立法技术在当时居世界领先地位, 这些规定对后继的封建王朝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贪污性质的犯罪

《唐律》中的《贱盗三十六》是对贪污罪的主要规定。当然, 唐代还没有将贪污作为一个独立的罪名, 我国将贪污罪作为独立罪名始于1952年的《条例》。《唐律》中的贪污行为与现在的贪污罪类似, 是以行为人所触犯的罪名来命名的, 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形式:

1. 监临主守官吏自盗。

《贱盗三十六》规定:“诸监临、监守自盗, 加凡盗二等, 三十匹, 绞。本条已有加者, 以累加之。”《唐律》对此解释为:假如左藏库物, 则太府卿、丞为监临, 左藏令、丞为监事, 见守库者为主守。监主守自盗由于是官吏在自己的辖区内, 利用职权侵吞国家财产, 因而其处罚较一般的盗窃罪要重, 只要赃值三十匹绢即可判处绞刑。这就是所谓的“贵人行为理应高尚”的原则, 即官吏应当具有比平民更高的道德标准。

2. 监临主守盗所监临财物。

《贱盗三十六》规定:“诸监临、主守盗所监临财物者, 加凡盗二等, 三十匹, 绞。本条已有加者, 以累加之。”这说明官吏侵盗辖区人的财物也是作为利用职权所犯之罪来处理的, 官吏侵犯部下的私人财产应当与侵吞国家财产同样对待。贪污罪的对象不仅包括官物, 还包括了官吏所管辖部内人的财物。

3. 对间接占有官物行为的规定。

除了上述一般规定之外, 《唐律》中还有许多关于间接侵占官物的规定。第七篇《贱盗律》中规定:“诸以私财物、奴婢、畜产之类, 贸易官物者, 计其等准盗论, 计所利以盗论”, “若是监临主守, 加罪二等”, “若计利三十匹, 监临自盗合绞。” (第290条) 第九篇《诈伪》规定:“监临主守诈取所监临主守之物, 自从盗法, 加凡盗二等, 有官者出名。” (第373条) 第十篇《杂律》规定:“当园主司, 将瓜果之属给予将去者, 准盗上加一等”, “若监临主司自强取者, 加凡盗罪二等, 除名。” (第441条) 这些规定说明, 只要监临、主守人员在辖区通过欺诈手段来获取监护、主管的财物, 均以犯罪处罚。

二、贿赂性质的犯罪

《唐律》称官吏受贿为“受财”, 处理贿赂罪时要惩罚所有三方当事人, 即行贿人、介绍人和受贿官吏, 对每一方当事人的规定都十分详细。贿赂罪分为行贿罪、介绍贿赂罪和受贿罪。

1. 行贿罪。

《唐律》总第137条规定:“诸有事以财行求, 得枉法者, 坐赃论;不枉法者, 减二等。即同事共与者, 首则并赃论, 从者各依已分法。”这是对于行贿罪的规定, 当主司官吏根据行贿者的请求实施了枉法处断时, 对行贿者以坐赃论;当官吏收受财物后, 并没有枉法处断的, 对行贿者比照坐赃减二等处罚。此外, 《唐律》还规定对那些官位不高但又替别人向官员请求曲法行私的要打一百杖, “为人请者与自请同”, “无问行与不行, 许与不许, 但嘱即命杖一百。”如果替别人行贿导致官吏严重枉法的, 替人行贿者就要同受贿官员同样处理;如果替别人行贿的人自己也接受财物, 比坐赃罪还要加重二等处罚。“受人财而为请求者, 坐赃论加二等。”《唐律》中构成行贿罪的范围较宽, 只要行为人有事以财行求, 不论所获利益是否正当, 不论官吏是否枉法裁断, 均以犯罪论处。

2. 介绍贿赂罪。

《唐律》对官吏收取贿赂后又将其中一部分拿出去求托其他官员提供方便, 该官吏按全部贿赂价值来量刑, 而其他官吏则按其各自所得贿赂的份额承担责任。“若官人以所受之财, 分求余官, 并赃论, 与各依已分法。”“有官之人, 初受有事家财物, 后减所受之物转求余官。初受者, 并赃论;余官各依已分法。”

3. 受贿罪。

《唐律》中的受贿罪分为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财请托以及受所监临四种犯罪类型。

(1) 受财枉法罪、受财不枉法罪。《唐律疏议·职制律》总第138条规定:“诸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者, 一尺杖一百, 一匹加一等, 十五匹绞;不枉法者, 一尺杖九十, 二匹加一等, 三十匹加役流;无禄者, 各减一等:枉法者二十匹绞, 不枉法者四十匹加役流。”由于受财不枉法罪的危害性小于受财枉法罪, 所以对受财不枉法罪的处罚要轻一些。受财不枉法罪也侵害了官吏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且不枉法往往是枉法的先导, 因此对受财不枉法也要以犯罪论处, 只是在量刑上轻于受财枉法罪。《唐律》规定:“诸有事先不许财, 事过之后而受财者, 事若枉, 准枉法论。”这种处罚较受财枉法罪为轻, 即犯罪官吏“不在除、免、加役流之例”。至于事后受财而官吏并未枉法, 则危害性更小, 因而只科以“受所监临财物罪”, 从轻论处。

(2) 受财请托罪。《唐律》总第136条规定:“诸受人财而为请求者, 坐赃论加二等;监临势要, 准枉法论。与财者, 坐赃论减二等。若官人以所受之财, 分求余官, 元受者并赃论, 余各依已分法。”此即受财请托罪, 指官吏收受请托人贿赂后, 利用其他官吏的渎职行为为当事人获取私利。至于本罪的量刑原则, 《唐律》规定:若接受他人之财, 许为嘱请, 未嘱事发者, 止从“坐赃”之罪;若无心嘱请, 诡妄受财, 自依“诈欺”科断。若有官之人, 初受有事家财物, 后减所受之物, 转求余官, 初受者并赃论, 余官各依已分法。在处罚上, 对于非监临的一般官吏, 以坐赃罪加二等处罚;对于监临势要之官, 则依“受财而枉法”罪的规定加重处罚。由此可见, 不论受贿官吏是否利用了自身优势, 只要是收受他人贿赂, 一律成立犯罪;在为请托人所谋取利益上, 不论是否正当, 一律以犯罪论处。

(3) 受所监临罪。为了防止官吏由一般的受财行为演化为严重的罪行, 《唐律》将主管官员收受其管辖范围内吏民的财物或其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规定为受所监临罪, 这种受贿罪的范围很广。 (1) 《唐律》第140条规定了受所监临罪的量刑原则, 该条规定:“诸监临之官, 受所监临财物者, 一尺笞四十, 一匹加一等;八匹徒一年, 每八匹加一等;五十匹流二千里。与者, 减五等, 罪止杖一百。乞取者, 加一等;强乞取者, 准枉法论。” (2) 《唐律》规定了受所监临罪的具体表现。《唐律》第141条规定:“诸官人因使, 于使所受送遗及乞取者, 与监临同;经过处取者, 减一等。即强乞取者, 各与监临同。”《唐律》第142条规定:“诸贷所监临财物者, 坐赃论;若百日不还, 以所受监临财物论。强者, 各加二等。”即凡监临官于所部借贷财物过百日不还者, 或市易欠物过五十日不还者, 以及于所部买卖有剩利者, 均以受所监临罪定罪处罚。

从上述律文内容可以看出, 受所监临罪分得很细, 包括了收受所部馈赠、于所部借贷或买卖私役所部人力、借用所部车船等多种情况。唐代受贿罪中贿赂的范围很广, 既包括有形的财物, 也包括隐形的财产性利益, 甚至还包括女色贿赂。《唐律》中所规定的枉法娶人妻妾及女罪便是真正的女色贿赂罪。《唐律》规定:“即枉法娶人妻妾及女者, 以奸论加二等;行求者, 各减二等。各离之。”何为“枉法娶人妻妾及女”?《唐律》规定:“有事之人, 或妻若妾, 而求监临官司曲法判事, 娶其妻妾及女者。”“有事”的范围很广, 可以是经济利益、政治利益, 还可以是为了减免违法犯罪。对枉法娶人妻妾及女之官吏的处罚非常严厉, 唐律规定:“即监临主守, 于所监守内犯奸、盗、略人, 若受财而枉法者, 亦除名。”

《唐律》中对惩治官吏贪污贿赂犯罪的规定非常详尽, 有利于预防和打击官吏的犯罪行为, 促进了官吏队伍的廉洁。从一定程度上说, 《唐律》中严密的打击贪污贿赂犯罪的规定成就了唐朝中国封建社会中生命力最为旺盛的顶峰时代。现在, 为了建设和谐社会, 缓和社会矛盾, 打击贪官污吏应当是一个重要的举措。为了防止贪官污吏钻法律的空子, 我们有必要学习、借鉴《唐律》中的规定, 完善现行《刑法》中的有关内容。《刑法》应借鉴《唐律》, 注意将私有财产与公有财产平等保护, 将行贿罪与受贿罪规定相同的刑罚。《刑法》应当借鉴《唐律》, 将收取贿赂后枉法、收取贿赂后不枉法以及事后受财等作为量刑情节在刑法条款上进行具体规定。现行《刑法》第388条所规定的间接受贿, 类似《唐律》中的受财请托罪。受财请托罪并未要求官吏利用自身优势, 也未要求谋取的利益必须正当, 只要是收受了他人财物, 通过其他官吏为请托人办了事, 一律成立犯罪。反观《刑法》中对间接受贿罪的规定给一些犯罪分子留下了漏洞, 有损于法律的尊严。《唐律》中贿赂的范围很广, 包括财物、劳役及女色等。现行《刑法》中贿赂犯罪的范围仅为财物。应当说, 借鉴《唐律》做法, 扩大贿赂的范围已是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中西方贪污贿赂犯罪及立法探析 篇9

一、西方贪污贿赂罪原因分析

每个罪名的产生背后都有一个犯罪动机。每个人的心理活动不同, 犯案动机也不一样。西方产生贪污贿赂动机有很多。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班杜拉用“社会学习”概括自己的犯罪发现。他认为, 一个人的犯罪行为是通过长时间的社会学习得来的。人们是否存在犯罪行为, 主要是受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通过观察学习和亲身经历两种方式才能产生违法犯罪行为。另一位心理学派代表人物考夫卡和勒温提出, 产生犯罪行为, 除受环境制约外, 与自己的行为也是分不开的。即, 环境和人是整体存在的, 任何具体行为和事件都是在二者的共同制约下产生的。在犯罪群体中, 往往充斥着大量与法律相违背的价值观和观念。使得群体成员通过模仿、暗示等心理作用, 促使成员产生同样犯罪心理和犯罪行为。

综上所述, 用不同心理理论解释贪污受贿都有一套标准, 但贪污受贿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犯罪动机也不是短时间内形成的。相反, 很多犯罪主体, 即公务员们在刚参加工作时, 都非常刻苦努力, 怀揣着为人民服务思想,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的思想却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离不开官场文化的消极影响, 自然的生存法则。促使一些公务员们开始向歪风邪气靠拢, 从而产生了犯罪行为。

二、对于中国产生贪污受贿罪的原因分析

中国民众产生犯罪行为的动机, 同样也有很多不同的方面。除了上述所说的受到环境潜移默化影响外, 中国民众的犯案动机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法律。对中国公民来说, 最具有权威性的法律当属宪法, 宪法中的刑法一直制约人们的犯罪行为。但仍然不可避免的产生犯罪行为, 有很大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法律存在很多漏洞。比如, 截止到目前, 我国的刑法立法的规制范围较为狭隘。调查显示, 我国从1990年开始, 贪污受贿案的发生率一直处于上升趋势, 1997年达到最高点。1997年刑法提高了犯罪数额标准, 使得许多大案在1998年降到了最低点, 但是到了1999年又重新有了向上攀升的趋势。正常情况下, 大案数量与立案总量之间应该呈正向梯形结构, 出现倒挂现象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相当一部分五万元的大案标准的小额犯罪, 被排除在了刑事追究之外。由此可见, 我国刑法立法规制还有待修订和完善。

另外, 刑法立法还存在立法效益严重不足的问题。专家对贪污受贿犯罪整体走势的观察发现, 立法效益是刑法立法机关制订刑法时所预期的效果, 包括犯罪治理的实际效果和民众对犯罪的主观感受效果。但通过对犯罪治理客观数据及公众主观感受看, 立法效益还不够完善。

此外, 中国对贪污受贿的处置也有很多不足之处和漏洞。犯罪人员正是抓住了这些漏洞, 才走向了贪污受贿之路的。

三、中西方贪污受贿立法分析

1. 立法的全面性不同

中西方在惩治犯罪上有一些相似和不同之处。有些国家不仅在刑法中设置了惩治贪污受贿的相关法律, 也设置了专门的法律。在美国, 除了宪法中有专门关于贪污受贿的法律条例, 在美国法典中还规定与政府人员贪污受贿有关的各种罪名和处罚标准。比如, 公务员罪、贿赂证人罪、公务员受贿罪等。除了这些较为明确的个人犯罪行为惩罚条例外, 还有很多针对其他犯罪人员的法律, 例如, 《政府道德法》《文官制度法》《监察长法》《对外行贿行为法》等。在我国贪污受贿犯罪的处罚主要集中在现行刑法的第八章, 该章节一共规定了贪污罪、介绍贿赂罪、单位受贿罪、行贿罪、受贿罪一共十二个罪名。我国的贪污受贿罪的法律不足之处主要是罪与罪之间处罚的不均衡, 贪污罪和受贿罪的处罚完全一样,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公平的。

另外, 有些国家非常注意细节, 将贪污受贿罪的细节规定的非常清楚。举例来说, 在美国的刑法法典当中, 第201条到209条都规定了有关政府人员在贪污受贿行为方面的各种罪名与惩罚, 包括公务员受贿罪、政府官员假公济私罪、政府官员非法收受报酬罪、国会议员及其他政府官员从事有损政府事物罪等。该法律条例中非常清楚地设置了各项犯罪的罪名和惩罚标准。相比中国刑法, 就没有其他国家缜密与细致, 这也是中国贪污受贿案, 甚至是大案高发的原因之一。

2. 反贪污的结构设置不同

总体说来, 中国的反贪污机构设置不如国外完善。西方反贪污机构设置相对比较健全, 职权分工较为明确。对反贪污机构设置做的较好的国家当属英国。在英国, 反贪污政府机构有很多。比如, 检查机关、公共生活标准委员会、反重大欺诈局等机构, 分布于英国的行政、司法机关、议政系统和其他公共机构当中。这些机构的设置都能做到有法可依、职权分布明确。但中国除香港地区的反贪污机构较为健全外, 内地反贪污机构设置尚不够完善。目前, 只有检查机关才设有反贪局, 纪检的检察机关虽设有反贪局, 但形同虚设, 作用不大。

3. 中西方反贪污受贿监督形式上的区别

中西方在反贪污受贿方面的监督形式有很多不同。国外受贿监督方式主要在于惩治。就美国而言, 美国以三权分立为代表, 建立了权力分配的相关制约。三权权利机关指的是立法、司法和行政三个相关部门。这三个部门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平等, 存在一定的区别, 也具有一定的联系。比如, 国会不仅有权制订法律, 有权利决定设立或取消行政部门的拨款, 也有权弹劾行政官员和法官。而作为行政部门的首脑即总统不仅有权领导国家的一切事务, 也有权利向国会提出立法建议。中国虽然针对监督方式进行了一些探索, 针对一些贪污受贿现象, 中国政府官员和一些权力机关加大了监督力度, 各级权利机关的监督职能得到不同程度的强化, 但与西方相比仍显不足。

通过中西方贪污受贿的立法分析, 可以明确知道中国贪污受贿的法律与国外相比仍有不足之处, 在法律制度上明显显现出制度的不完善。这也提醒了我国有关部门需要花更多时间和精力, 完善我国的反贪污刑法。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进一步加大了反贪受贿惩罚力度。但建立相对标准完善的法律体系和政府机构, 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事情, 需要更多的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投入到法律建设工作中来, 共同建立一个相互配套、功能完善、覆盖面积广的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体系。

综上所述, 与发达的西方国家相比, 中国的反贪污贿赂犯罪机构和犯罪惩罚条例仍有所欠缺, 立法的全面性和针对性仍不够完善。近几年, 贪污受贿案的高发, 对政府官员和相应的立法机构敲响了警钟。从2013年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报告可以看出, 中国的反腐力度得到很大的提高, 在反贪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但中国的反贪腐、反受贿任重道远, 还需要政府、官员和社会大众同心协力, 加快制定和完善有关法律, 提高反贪污贿赂犯罪知识的普及率。

摘要：本文对中西方贪污贿赂犯罪原因, 及立法状况进行了分析。自古以来, 世界各国都一直严厉打击贪污犯罪, 惩治犯罪的意识都有同样的共识。但由于各个国家信仰和生活环境不同, 对贪污犯罪的理解、罪犯的界定都不一样。中国政府多次强调要彻底打击贪污犯罪行为, 我国专家学者也从各个角度分析了产生贪污犯罪的动机, 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和实施方案, 但效果并不特别明显。

关键词：中西方,贪污贿赂,立法分析

参考文献

赃款去向对贪污贿赂犯罪影响的理解 篇10

一、赃款去向对现实司法实践的影响

正如该案例所示, 嫌疑人辩称赃款去向用于公务支出, 而认为应将公务支出的费用从贿赂款中扣除。理论界与司法实践中对于赃款去向对贪污贿赂犯罪是否产生影响以及如何影响认识不一。在办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时, 经常出现一些犯罪嫌疑人在无法否认有利用手中的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贿赂的情况下, 便往往将辩解的重点放在赃款去向上, 比如将已收下的钱财辩解说用于公务接待、捐资助学、公务赞助等等, 嫌疑人这样辩解的目的无非就是想方设法来逃避法律的制裁。笔者认为, 犯罪嫌疑人以上错误的认识和做法并不符合我国刑法打击职务犯罪的立法精神。假设犯罪嫌疑人辩解将犯罪所得用于公务活动而不能认定为贪污贿赂款, 那对职务犯罪的打击力度将大为削弱, 同时, 将增加司法机关取证、质证等大量工作。贪污、受贿之所以为“罪”, 在于行为人利用手中的职权, 拿国家的、集体的、公民的利益, 来换取个人的利益。[1]贪污、受贿之所以为“罪”, 其本质在于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 同时侵犯了我国公共财产的所有权。

只有在知道了赃款性质的前提下, 才能讨论赃款的取向问题。赃款是指犯罪嫌疑人通过不法的手段获取的不义之财。赃款与一般款项的区别, 就是其没有取得及占有的合法性。赃款去向说到底就是犯罪嫌疑人对非法占有的财物的一种处分, 不论用于何种用途, 按法理来讲都不影响该职务犯罪的成立, 实施贪污、受贿犯罪后对赃款进行处分并不是构成该职务犯罪的必备要件, 不会也不应该影响构成职务犯罪。有些人认为的赃款去向只要用于公务或社会事务, 或于案发后及时退赃, 即不构成犯罪的观点有悖于法理和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2]贪污犯罪是一种直接故意的犯罪行为。而在受贿犯罪中, “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九条第一款:“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 不是受贿”的规定, 针对的是实践中国家工作人员主观上没有受贿的故意。行为人如果是案发后, 或他人案发后迫于压力而退还或者上交赃款的, 一样应认定为受贿犯罪。这条规定是赃款去向的规定之一, 这符合我国法理与司法实践。

二、赃款去向不应影响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

如何准确理解赃款去向对职务犯罪的定罪是否有影响就要严格依据法条的定义和立法的本义。我国刑法第382条、第385条规定, 从上述两个法条中就可以看出, 贪污犯罪所要求具备的主观故意是有非法占有的意图, 在法条中的“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就是非法占有意图的体现。在有非法占有意图下, 只需要实际中非法占有公共财物 (不必实际占有、使用、支配和处分) 即构成贪污犯罪。受贿犯罪中也是一样, 主观故意只要求有非法占有的意图, 在法条中的“索取他人财物的, 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就是非法占有意图的体现。在有非法占有意图下, 客观行为只要有收受的行为, 而不必对财物进行支配、处分, 就构成受贿罪, 即使犯罪嫌疑人收受贿赂后对赃款进行处理将其用于公务活动, 也不能否定其之前对赃款进行占有的主管故意。

从犯罪的形态上来说, 职务犯罪是一种结果犯, 在公共财物或他人财物已失去原所有人控制成为犯罪嫌疑人所占有, 即原本所有人的权益已被侵占, 原本所有人失去了对财物的处理、使用、处分权, 而犯罪嫌疑人替代原本所有人取得了这些权益, 那犯罪就已经构成既遂。从职务犯罪构成的要件来讲, 只要在主观方面、犯罪客体、客观反面、犯罪主体等方面均符合犯罪构成, 以此认定行为人构成贪污受贿罪, 完全符合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在贪污受贿案件中无论行为人如何处置赃款, 甚至将赃款用于公务, 也是占有财物后对财物进行处分的一种行为方式, 对于职务犯罪的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均不受影响, 赃款用途不会对职务犯罪中的贪污贿赂犯罪成立产生影响。犯罪嫌疑人利用职务便利所得赃物被其处分、使用是贪污受贿犯罪这个行为完成以后发生的事实, 它不会改变贪污贿赂犯罪的客观方面。

三、司法实践中对赃款去向应在量刑时区别对待

由此可见, 在司法实践中, 以赃款去向不清或赃款用于公务为由使犯罪嫌疑人逃脱法律的制裁, 不仅损害了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也对人民群众期待的打击腐败, 严惩贪污贿赂犯罪格格不入, 更主要的是这不利于打击犯罪, 也跟我国的法理相悖。但是, 从另一方面来讲, 根据我国刑法理论, 虽然说行为人对贪污贿赂所得赃款的处理并不能改变贪污受贿这个犯罪行为本身的性质, 但它又是一种法院在判罪量刑时不可忽略的。赃款去向可以反应犯罪嫌疑人的主观心态, 从而体现社会危害性是严重还是轻微。所以在对贪污受贿犯罪嫌疑人进行定罪量刑时, 可以根据犯罪嫌疑人对赃款的处理情况从而进行区别对待。在司法实践中有些嫌疑人将赃款用于家庭生活、公务支出等, 有些嫌疑人将赃款用于个人消费、违法赌博等, 在具体量刑时应区分情况综合考虑, 这也是符合我国刑法罪责刑相一致的原则, 即第六十一条所规定的。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