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与未来

当下与未来（精选十篇）

当下与未来 篇1

关键词：危险驾驶罪,追逐竞驶,醉酒驾驶

2015年5月21日, 北京鸟巢飙车案经有关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一审以危险驾驶罪分别对两被告人判处了刑罚。其中被告人唐某被判处拘役五个月, 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于某被判处拘役四个月, 罚金人民币八千元。刚20出头的两位年轻人, 因为演绎了现实版的《速度与激情》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放眼全球, 他们为危险驾驶行为付出的代价到底是重是轻, 各国对危险驾驶罪又是如何规定, 为了找出答案我们有必要进行比较研究, 分析我国与外国在危险驾驶罪立法方面的不同之处。当然, 笔者撰写本文之意不仅仅在回答以上几个问题, 更在揭示我国危险驾驶罪规定之不足, 并为其完善提出一些思路。

一、危险驾驶罪的理论基础

(一) 危险驾驶罪是典型的抽象危险犯

我国刑法学者在犯罪既遂形态的分类过程中, 根据行为的发展及结果发生的可能性, 将犯罪既遂形态分为四种:举动犯、行为犯、危险犯和结果犯。 (1) 其中危险犯根据构成要件所必需的危险程度的不同又可分为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具体危险犯, “系指将危险状态作为构成要件要素而规定于刑法条款中, 法官必须就具体之案情, 逐一审酌判断, 而认定构成要件所保护之法益果真存在具体为现实时, 始能成立犯罪之危险犯。” (2) 抽象危险犯, “是指以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的抽象危险状态作为犯罪既遂标准抑或犯罪成立标准的犯罪类型。

对于抽象危险犯, 其设立所保护的法益即对关系重大的客体实际上只要存在一般威胁, 立法者就必须在刑法上加以严格制止。根据我国危险驾驶罪的罪状表述, 行为人只要有危险驾驶行为, 就对法益即公共安全造成了危险的可能性, 而这种危险的可能性是可以类型化的, 那么刑法就可以介入, 对行为人定罪量刑。因此, 危险驾驶罪是典型的抽象危险犯, 当行为人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追逐竞驶, 情节恶劣的, 或者行为人醉酒状态下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的, 由于对公共安全造成了危险, 刑法便介入进来, 通过对行为人定罪量刑, 以消除这种危险。

二、危险驾驶罪的认定

(一) 认定危险驾驶罪需明确的几个概念

1. 关于“机动车”的认定

在刑事案件中, 涉案的电动车称谓包括:电动摩托车、电动三轮车、轻便二轮摩托车、轻便摩托车、三轮电动车、四轮电动汽车、助力二轮摩托车等。我们认为不论是二轮或是二轮以上的电动车或四轮电动汽车, 只要设计时速达到20公里以上 (包括本数) 的, 不论其称谓如何, 都应被认定为危险驾驶罪中规定的“机动车”。以20km/h的速度为判断标准也具有其科学依据, 因为根据科学调查, 正常人骑自行车达到25km/h已经是算很快的速度了。

刑法中的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 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车速在20km/h及以上的轮式车辆。

2. 关于“道路”的认定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第1项作了规定, 即“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 但是, 某一场所是否属于刑法第133条之1中的“道路”, 要根据该场所的状态和属性来判断。一般而言, 道路应包含以下要素: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路灯、交警。对于高速公路, 一般应有关于国道、省道、县道和乡道的明确划分。

认定某一场所或区域是否属于刑法第133条之1中的道路, 应以该场所或区域的状态和属性为判断标准。一般说来, 具有供不特定或者多数车辆、行人进入、通过的功能, 醉驾驾驶和追逐竞驶可能造成可以类型化的抽象危险的场所和区域, 应被认定为刑法第133条之1中的“道路”。

3. 关于“醉酒”的认定

我国刑法第133条之1是关于危险驾驶罪的规定, 醉酒驾驶机动车是危险驾驶罪的一种行为表现方式, 其中醉酒是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的一道红线, 也是区分行政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的界限。关于如何认定危险驾驶行为人是否处于醉酒状态, 我国刑法所采取的形式标准, 而不考虑行为人是否实质上醉酒。不同的人因为体质或身体内构造的不同而对酒精的耐受力不同, 也就是俗语中常说的“酒量”不同。法律是一种规则, 制定法律不可能考察照顾到每一个人的特殊性, 因此, 法律的制订只要遵循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即可。对于醉酒状态的认定,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发布了《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 (GB19522—2004) , 以此来鉴定行为人是否属于“醉酒状态”。具体而言, 通过行为人呼气检测行为人血液中酒精的含量。驾驶人员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20毫克, 并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小于80毫克为饮酒后驾车;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80毫克为醉酒驾车。对于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人要承担行政责任, 而对于醉酒状态下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人则要承担刑事责任。

三、危险驾驶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研究

(一) 危险驾驶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危险驾驶罪的增设, 虽然我国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道路交通违法处罚体系, 但是, 司法实践中, 危险驾驶罪仍然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有待完善。

1. 危险驾驶罪的调整范围过窄

我国刑法新增的第133条之1是关于危险驾驶罪的规定。根据该规定, 危险驾驶罪所针对的危险驾驶行为包括两种情形:一是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追逐竞驶, 情节恶劣的行为;二是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但是目前我国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的行为远不止这两种。比如酒后驾驶机动车、过度疲劳驾驶机动车、吸食毒品等精神类药品后驾驶机动车等等。这些行为都具有引发交通事故的可能性, 甚至在未来还可能出现新的危险驾驶情形, 从而大大降低了我国危险驾驶罪在应对当前和未来复杂形势的适应性。

2. 醉酒驾驶中判断醉酒的标准过低

我国判断醉酒与否是通过检测驾驶人员血液中酒精的含量的形式进行的。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发布的《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 (GB19522—2004) 规定, 驾驶人员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20毫克, 并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小于80毫克为酒驾;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80毫克为醉酒驾车。与国外相比, 我国的醉酒标准明显宽松了许多。据了解, 瑞典的醉驾标准为每100毫升血液中含酒精20毫克以上, 德国为30毫克以上, 日本为50毫克以上, 美国为80毫克以上。这些数据之间的对比显示出我国对醉驾的态度比较宽松, 这种现象将会导致驾驶人员抱有侥幸心理, 从而造成交通惨剧的发生率提高, 同时也降低了法律应有的震慑作用。

3. 追逐竞驶行为的入罪标准不明确

危险驾驶罪的两种行为类型分别为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和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这两种行为, 对于追逐竞驶行为要求达到情节恶劣才以犯罪论。但哪些情形属于情节恶劣, 追逐竞驶行为由谁进行监控, 进行监控又该如何进行界定, 达不到情节恶劣又该如何处罚, 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司法实践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如果不能给出一个确定的标准, 那么刑法的规定就会因为缺乏可操作性而流于形式。法官在适用法律时, 可能因为对具体问题的认识不一而导致相似行为不同评价的现象的出现。这是严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与民法相比, 刑法的惩罚手段十分严厉, 一旦发生错判, 是很难“亡羊补牢“的, 那是对受害人或被告人极大的不公平。所以, 标准明确, 可操作性强是刑法条文制定过程中的重中之重。

4. 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过轻

危险驾驶罪的增设, 是为了规范驾驶人员的驾驶行为, 惩罚和震慑那些蔑视交通法规, 枉顾他人生命财产安全的驾驶员, 同时也是为了弥补我国在惩治危险驾驶行为方面规定的漏洞和不足。但危险驾驶罪的责任形式为故意, 一旦出现具体实害结果, 事态往往非常严重而且得不到控制, 给受害人带来的危害是永久的, 也是惨重的。“而我国刑法第133条之1规定的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为处拘役并处罚金, 这与危险驾驶行为的高度危险性和巨大破坏性是不相协调的, 严重违背了罪行相适应原则。这种规定无疑是对危险驾驶行为人极大的放纵, 无法起到应有的震慑作用。” (3)

四、我国危险驾驶罪的未来

我国已经规定了危险驾驶罪, 并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我国未来将要面临更为严峻的公共交通安全问题, 仅仅靠如今的危险驾驶罪是难以有效应对的, 同时, 我国的危险驾驶罪无论在罪状方面还是在法定刑方面都存在很多瑕疵, 这些都对我国加快对危险驾驶罪的完善提出了紧迫的要求。笔者将在参考外国关于危险驾驶罪相关规定基础上, 结合我国具体国情, 提出一些关于未来我国危险驾驶罪的一些设想。

(一) 扩大我国危险驾驶罪的适用情形

我国刑法第133条之1仅将醉酒驾驶和追逐竞驶作为危险驾驶罪的适用情形, 对于吸毒后驾驶、严重超速驾驶、过度疲劳驾驶、严重超载驾驶等仍用行政违法行为定性, 这是不妥的。因为上述驾驶行为与醉酒驾驶、追逐竞驶具有一致的危险性, 其可能造成的实害结果有时远远超过醉酒驾驶或追逐竞驶。因此, 我国应采取列举式立法, 将吸毒后驾驶、严重超速驾驶、过度疲劳驾驶纳入危险驾驶罪的适用情形。

(二) 区分具体危险性和抽象危险性

德国对危险驾驶行为的处罚区分了具体危险和抽象危险, 并规定了不同的法定刑。对于具体危险出现时, 法定刑要远远高于抽象危险出现时的法定刑。我国对于危险驾驶罪出现具体危险时, 需要借助其他条款的规定定罪量刑, 这样极大地削弱了法律的可适用性和明确性。因此, 我国有必要对危险驾驶罪的处罚进行具体危险和抽象危险的区分。

(三) 降低醉酒状态的判断标准

我国的判断标准设定的比较宽松, 当行为人体内每100毫升血液中含酒精30毫克以上, 行为人就会出现判断力和行为控制力的下降, 而我国判断行为人醉酒与否是以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在80毫克 (包含80毫克) 为标准的, 这无疑放松了对醉酒驾驶危险的预防和控制, 极大地提高了醉酒驾驶引发交通事故的概率。因此, 我国应适当降低醉酒状态的判断标准, 以行为人体内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在50毫克 (包含50毫克) 以上为判断标准。这样方能降低风险社会下醉酒驾车给人们生命财产安全带来的威胁。

(四) 明确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判断标准

对于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追逐竞驶的危险驾驶行为, 刑法以情节恶劣限制其惩罚范围。但是, 对于情节恶劣应如何把握, 是一个必须予以明确的事项。因为危险驾驶罪是抽象危险犯, 只要行为人具有可以类型化的抽象危险行为, 就构成本罪, 因此, 在把握追逐竞驶行为时, 我们必须坚持由客观到主观的认定思路。具体而言, 要综合考察追逐竞驶是行为人单独实施还是多人实施, 是在行人车辆密集的路段追逐竞驶还是在人迹罕至的荒凉道路上追逐竞驶。如果符合以上条件中对后果具有严重化作用的事项, 就可以认定追逐竞驶情节恶劣, 构成危险驾驶罪, 需要定罪量刑。对于这些具体的犯罪情节, 可以通过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五、结语

在现代社会, 来自交通安全方面的危险极大地威胁着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 交通安全应当被作为一种关乎社会安全性的利益加以保护。当代刑法不能仅致力于维护法秩序的安定性, 更应致力于保护人类现今生活和未来生活的安全。无论是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还是新增设的危险驾驶罪, 其存在的目的都是为了降低风险社会下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给人民和社会带来的威胁, 保障刑法机能的实现。协调好危险驾驶罪与相关法条之间的关系, 对于完善危险驾驶类犯罪的立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危险驾驶罪的基本问题——与冯军教授商榷[J].政法论坛, 2012, 11 (6) .

[2]高铭暄, 马克昌主编.刑法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8.

[3]林山田.刑罚通论[M].台湾:台湾三民书局, 1986.

当下与未来作文 篇2

我在想，当下与未来，到底哪个重要?

当下，我们仅剩下一年的时间了，我们许多人的缘分即将结束了。大家虽说以后会再见，但是能再见的又有几个呢?我想好好的珍惜当下，去留下回忆。大一的时候我大部分的时间献给了舞蹈，没有多少时间与朋友们出去玩，没有多少时间与他们交谈，错过了太多太多。而现在，剩下一年，是不是应该把握当下，与朋友们去创造这仅有的一年时光，让它成为美好的的回忆。

未来，爸爸每次都会说你的专业是你的选择，但是你一定要考到会计证。我明白，这是为我好，这个专业对女生来说确实不容易，他希望我可以安定的做一份工作，不需要去奔波。可是，为什么就不曾问过我愿不愿意。其实，我心里抵触着，可是又只能接受。有些事情往往都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却要不得已因为一些原因而去做。虽然也许会不开心，但是也许这是条正确的道路，我不知道了，我迷惘了。

当下与未来的抉择 篇3

中国是一块奇特的梦许之地，美丽与丑陋、失望与希望、伤心与欢喜，鸡栖凤凰、冰炭同炉，每一次出行，我都可以收获到许多精彩的故事。

有的人60岁还在和命运之神斗争，有的人25岁就看透一生，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人生道路，无关对错，只在抉择。

有一次，我去了一趟河南郑州，在那里听到了一个28岁的年轻人的故事。他不愿意在25岁的时候就看透一生，从而做了人生潇洒走一回的选择，在剧变的世界中走出不平凡的第一步。

这件事是一位在郑州经营房地产生意的台商告诉我的。在他看来，当地人大多数都是吃惯了大锅饭的人，只求平安度过一生，但也有少数特殊的人，他们的决心与勇气会令现在的台湾年轻人汗颜。

三年前这位年轻人25岁，在房地产相关单位工作，由于这是个肥缺，薪水加上相关的补贴，总计每个月有近4000元人民币的收入。因为工作上的机缘，他认识了告诉我这个故事的台商。当时这位台商在郑州做房地产开发并不久，一切都还在起步阶段，但是台商身上所拥有的房地产业知识以及先进的营销理念，让这位年轻人十分向往，主动表达想追随学习的心愿。

由于主客观环境差距甚远，台商并没有把年轻人的话当真，但没想到这位年轻人锲而不舍，再三表示愿意“下海”追逐，这让台商十分意外。

台商表示，自己的公司只是小公司，能付的薪水只有800人民币一个月，而且前景未明，如果营运不善，对员工也没有什么保障。而年轻人现在的工作薪水高、权力大、外快还多，为什么要放弃呢？

这位年轻人回答说：“如果在原有的单位做下去，今年我才25岁，可是我已经知道我一生的结果，我会慢慢升到科长、主管，我也会分配到一个小房子，然后就这样过一辈子，可是我不希望这样过一生，我决定要走不一样的路。”

接下来这位25岁的年轻人说出了更发人深省的话：“我不知道你的公司会不会成功，但我看到你们做的事很专业、很到位，这就值得我学习。”

此后，这位年轻人，果真舍弃了近4000元薪资的工作，而屈就于800元的月薪，但无怨无悔，成了台商最佳的副手，所有最辛苦、最麻烦、没人要做的事，这位年轻人都甘之如饴。三年后的今天，他28岁，台商说：这位年轻人已学会了大多数的工作，剩下的只是人生的历练还待加强，当然薪水也早超越了原来的4000元。

附带一提，年轻人原有的单位在一年前进行了体制改革，大多数人都“下岗”了。

故事说到这里已经可以结束了。可是等我回到台北，打开报纸，尽是多少人争抢一个公职的消息，或许这是台湾人务实的领份薪水的态度，但两相对照，似乎时空错置，台湾人天不怕、地不怕的拼搏精神为何不见了？我也注意到，在内地，公务员也是一个热门的职业。年年都能吸引海量的年轻人跃跃欲试。

“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道理，安稳的确是一个重要参考因素。但还有没有放弃当下，选择成就未来的可能呢？你得好好想想。

后记

稳定的社会可以选择安定，因为变动很小，未来的期待不大。但是现在的世界，变动是唯一的不变，选择稳定的现在，可能连短暂的稳定都不可得。

年轻的人一定要看未来，因为不可能年轻时就拥有可观的既得利益，而未来长路遥遥、想象无限。当然如果已年过半百，或许思考就不一样。

选择未来其实并不盲目，重要的是心中要有明确的目标，而且目标要符合自己的兴趣、要远大、要有想象力，比较“当下”，就很容易知道你该不该放弃当下，选择未来。

当下与未来 篇4

“台湾问题”由来已久,在中国政治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华民国政府于1912 年在南京成立,结束于1949 年9 月30 日。在此后的几十年中,迁至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一直认为自己是台湾以及大陆的惟一合法政府,直至1990 年才逐渐有所改变,体现在不否认中国共产党对大陆的实际统治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 年10 月1 日成立之后,就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未放弃必要之时以武力统一台湾。

1979 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所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被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的最早政策,首次公开宣布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国家统一的重大政策方针。1981 年叶剑英提出九条对台方针,全面阐述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1982 年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第一次明确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全国人大通过新宪法,做出了设立特别行政区的规定,为实行“一国两制”提供了宪法依据,成为中国政府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的基本国策。

1983 年“邓六条”则提出和平统一、平等会谈、台湾在统一的原则下可以保留一些特权。这里邓小平所说的“保留一些特权”也就是“一国两制”的概念。 在“一国两制”政策的框架下,中国分别在1997 年7 月1 日和1999 年12 月20 日成功地收回了香港和澳门的主权,设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维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基本制度五十年不变,并希望“一国两制”可以尽快结束台湾和大陆长期分裂的局面。

与港澳的情形不同,由于夹杂着复杂的国际因素,受到国际格局变化的影响,台湾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港澳回归祖国已有十余年的时间,“一国两制”在香港和澳门的成功实践的事实,会让台湾同胞更加认识和理解“一国两制”,并相信“一国两制”同样适用于台湾吗?“一国两制”的构想本来就是为解决台湾问题提出来的,“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和澳门在台湾民众的眼中是什么样的形象?“一国两制”是富有政治智慧、有助于解决两岸问题的政治框架吗?本研究希望通过分析台湾媒体,特别是报纸对港澳回归的这十余年里的报道来回答这些问题。

香港和澳门从殖民者手中回归祖国具有极大的法理正当性,但是“一国两制”这种高度的政治智慧才是让与祖国分离久远的港人、澳人能够在心理上认同回归的重要因素。台湾媒体对港澳“一国两制”的报道有可能影响台湾民意对“一国两制”的看法。本研究选择分析了台湾《中国时报》1997 年至2007 年,和1999 年至2009 年间的港澳新闻。海峡两岸的关系事关中华民族的未来,中央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一向主张“寄望于台湾人民”,本研究的发现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台湾民意对“一国两制”的态度,为对台工作提供重要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一国两制”理论虽然先在香港、澳门地区付诸于实践,但是这个构想的提出却是针对台湾问题和为解决台湾问题而设计出来的。1982 年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第一次明确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将“一国两制”的构想首次公布于世。邓小平指出,“一国”就是要维护中央依法享有的权利,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安全;“两制”就是要保障特别行政区依法享有高度自治权,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依法施政。“一国两制”对香港、澳门的回归以及此后的实践起到了极大的指导作用。由于台湾问题始终没有进入到邓小平所构想的“通过和平谈判”实现祖国统一的阶段,这一充满政治智慧的构想实际上主要是体现在收回香港、澳门主权的过程中,以及在港澳回归祖国后所成立的特别行政区的自治实践中。

1997 和1999 年香港和澳门分别回归祖国,成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政府。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外,两者享有高度的自主权。按照“一国两制”原则制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保障香港和澳门的特区政府依法行使高度自治权,实现了“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在港澳回归祖国十余年的期间里,台湾正在经历李登辉及陈水扁两代台湾地区领导人鼓吹“台独”的非常时期。李登辉背离“一个中国”原则,提出两岸之间是“国与国,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并散布“一国两制”在香港“不能成功”的悲观论调,声称即使“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也绝不适用于台湾。随后上台的陈水扁激化和鼓吹“台独”分裂,拒绝“一个中国原则”和“一国两制”。而在马英九执政期间,提出了“不统不独不武”的口号,拒绝进行以“一国两制”为前提的政治谈判。

虽然海峡两岸在政治上分歧很大,但大陆却对台湾的经济繁荣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目前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只想与大陆进行经济上的交流,利用大陆的资源、人才和市场来发展经济,却在政治上交流上止步不前。反观香港和澳门,在回归祖国之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得到了切实的落实。在中央政府的高度支持下,香港抵抗住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继续保持了经济的发展繁荣;在澳门,赌权的开放使得澳门经济迅速得到发展。可以说,香港、澳门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才有了现在的大繁荣景象。

香港和澳门的“一国两制”的实践既是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真实的日常生活,也是隔空为台湾做的示范。香港和澳门的回归标志着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解决台湾问题成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最后课题。同时,有学者指出,“一国两制”在香港和澳门的成功实践意味着这一政治理念必然适用于台湾和未来的“台湾基本法”。[1]那么,在港澳回归祖国的十余年中,台湾的媒体看到了怎样的“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和澳门?我们能够从台湾媒体构建的港澳形象中推测出对于“一国两制”的什么样的台湾民意?这是本研究希望回答的问题。

纵观大陆有关台湾与“一国两制”的研究,主要有两个研究路径。一个是从理论上回溯“一国两制”政治构想的提出和发展的脉络,如分析从周恩来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理念到邓小平明确提出“一国两制”的概念并使之最终成为香港和澳门回归谈判中的政治架构和港澳回归后的实践;[2]另外一个研究路径是基于“一国两制”在港澳的成功实践进而探讨这一政治框架应如何针对台湾的特殊情况在未来解决台湾问题时具体应用和改进。[3]这两种研究路径无疑有助于我们了解“一国两制”政策的政治智慧所在,然而对于我们了解真正的台湾民意对“一国两制”的看法,却相当缺乏实证研究的资料。

在实证研究方面,潘忠党等人在1999 年的研究采用了内容分析方法,分析和比较大陆、台湾、香港的媒体如何报道香港1997 年回归祖国的事件。他们的分析发现,两岸三地的媒体对香港回归这一事件的报道无不植根于各自的文化语境,解读的重点都与各自的政治制度相关。[4]这几乎是仅见的一篇有关台湾媒体如何呈现“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的实证研究,距其发表也又过去了十几年的时间。

“一国两制”的政治意涵本身已经蕴含了要“寄望于台湾人民”,因此本研究认为,了解真正的台湾民意对于对台工作的各个方面、各种举措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鉴于目前两岸的状况,很难运用调查方法或深度访谈的方法探知台湾民众对于“一国两制”的“真实态度”,因此本研究选择研究台湾主要报纸之一《中国时报》,希望通过分析该报对香港和澳门回归后十年之间的报道所塑造的“一国两制”下的港澳形象,来揭示台湾民众从大众传媒中接受的“一国两制”及其在港澳的实践,从而间接地推断报纸的报道可能对民意产生的影响。

本研究以议程设置理论[5]为分析框架,通过分析台湾报纸的港澳报道所呈现的“一国两制”及其在港澳的实践,来推测台湾民意对“一国两制”的态度。换句话说,由于无法直接对台湾报纸读者进行受众调查,本研究选择通过分析大众传播媒介为公众设置的议程来推测媒介议程“可能”产生的传播效果。本研究选择的分析对象是台湾的《中国时报》在港澳回归后十年间的报道。具体而言,本研究的研究问题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1《.中国时报》的港澳新闻报道有何特点?

2《.中国时报》对“一国两制”的态度如何?

3.《中国时报》呈现的“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和澳门的形象如何?

三、研究方法

“一国两制”的政治构想最初是为解决台湾问题提出的,但是这个充满政治智慧的构想首先是在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的过程中成为指导方针,并在港澳回归祖国后指导两个特区的实践。“一国两制”下的港澳对于台湾是个“实时直播”的示范,但是台湾的民众了解“一国两制”下的港澳还是主要通过台湾的大众传媒。如前所述,研究台湾民意对“一国两制”的看法,最合适的研究方法是对概率抽样得到的台湾民众样本进行调查,或对非概率样本进行深度访谈,但是这两种较为“理想”的研究方法需要的支持条件和所需的各种资源是本研究无法获得的,因此,本研究以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理论为研究框架,以内容分析[6]的方法分析台湾报纸的港澳报道来揭示台湾媒体如何为台湾公众设置有关“一国两制”的政治理念及其在港澳实践的议程。

本研究选择台湾的报纸作为研究对象,并以《中国时报》作为本次研究分析的对象。《中国时报》是台湾一份综合性中文报纸,与《联合报》、《自由时报》并列成为“台湾三大报”。在台湾有较大的影响力。在“三大报”中,《中国时报》的立场较为中立,不像《联合报》那样有明显的泛蓝色彩,也不像《自由时报》那样有明显的泛绿色彩,因此对“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和澳门的报道,更可以看出台湾媒体如何对政治谱系不明显的“一般”台湾公众设定议程。台湾许多学者、政坛人士及企业家都习惯把《中国时报》的社论作为岛内政治的指标。[7]

本研究的抽样时间分为两个阶段:即《中国时报》的香港报道和澳门报道。对于香港的报道,抽样阶段是1997 年至2007 年间每年的6 月16 至7 月15 日。其中因1997 年香港回归,比较特殊,《中国时报》特设了“香港回归倒计时”的专栏,因此1997 年的研究样本为1997 年的6 月1 日至7 月15 日。对于澳门的报道,抽样阶段是1999 年至2009 年间每年的12 月1 日—12 月31 日。在时间段上的选择主要是考虑在此时段内台湾报纸会比其他时段更多关注港澳新闻,更多报道香港、澳门回归后在“一国两制”指导下的发展,并且在此时段的社评也比较多。

本研究以篇为分析单位,分析《中国时报》在上述时间段内所有关于香港和澳门的报道,包括新闻评论、图片和图表等都在本研究的考察之列。“篇”的判断依据是:有独立的标题并且有记者的署名或是“XX社”的字样。在具体的抽样过程中,由研究者人工逐页翻阅报纸,最终获得样本数为:香港报道560 篇,澳门报道166 篇。编码类目分为报道体裁、新闻来源、是否关于“一国两制”、对“一国两制”的态度、“一国两制”下的港澳形象。具体编码类目及操作定义请看附录。本文第一作者作为编码员,在两个间隔时间段里分别对100 篇随机抽取的样本进行编码,每个变量的克里芬多夫阿尔法(Krippendorff’s alpha)系数都达到0.8 以上,符合内容分析方法的要求。由第一作者完成对所有726 篇报道的编码。

四、研究发现

(一)《中国时报》的港澳报道体裁和新闻来源

在选取的样本中,《中国时报》的香港报道有560 篇,澳门报道有166 篇。表1 和表2 分别报告这些报道的体裁分布和新闻来源。

从表1 可以看出,《中国时报》 对香港的报道以消息为主,占报道总数的近55%;有近29%的通讯和特写;7%的评论;和9%多一点的图片新闻。可以说,《中国时报》对香港的报道体裁比较多样,是全方位的关注。《中国时报》对澳门的报道中消息占报道总数的约69%;通讯和特写占约29%;评论占约2%。比较而言,《中国时报》的澳门报道比香港报道数量少、体裁相对单调,可以看出在香港和澳门两个实行“一国两制”的特别行政区之中,台湾报纸更关注的是“一国两制”下的香港。

表2 显示《中国时报》的香港报道和澳门报道都以该报原创为主,原创报道都占报道总数的80%以上。可以说,《中国时报》在香港和澳门分别于1997 年和1999 年回归祖国后所做的港澳报道,主要是该报自身的视角所呈现的“一国两制”下的港澳,而非来自国内外通讯社或其他媒体的视角。

(二)报道主题是否有关“一国两制”及对“一国两制”的态度

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后,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制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基本法及澳门特别行政基本法,并实行“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政策。特区政府依照基本法的规定行使自己的对内和对外职能。表3 显示台湾《中国时报》的港澳报道主题中与“一国两制”相关的比例。表4 显示有关“一国两制”主题的报道体现出的对“一国两制”的态度。

表3 显示《中国时报》在香港回归十年前后相关的560篇文章中,有167 篇文章提到“一国两制”,占报道总数的近30%。在澳门回归十年前后相关的166 篇文章中,有39 篇文章中提到“一国两制”,占报道总数的约24%。这显示《中国时报》在关注港澳新闻的同时,不总是将港澳与“一国两制”的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台湾媒体想要避免台湾公众将港澳回归后的成功与繁荣与“一国两制”联系起来,并引发民众对台湾与大陆统一的问题的讨论。

表4 显示,《中国时报》在香港回归十年后的时间里,在涉及到“一国两制”的167 篇香港报道中,对“一国两制”的态度呈正面的报道只有13 篇,占总数的约8%,而对“一国两制”呈负面态度的文章则有100 篇,占总数的近60%,超出了相关报道的一半,呈现出明显的负面态度“一边倒”现象。《中国时报》在澳门回归十年后的时间里,在涉及到“一国两制”的39 篇报道中,对“一国两制”态度呈正面的报道有7篇,占总数的约18%,而对“一国两制”呈负面态度的文章则有24 篇,占总数的近62%,和香港相似,也超出了相关报道的一半,呈现负面报道“一边倒”的现象。

这些负面态度可以总结成三种方式。第一种是通过对香港、澳门在政治、经济、民生等方面的负面事件来证明“一国两制”行不通。如1999 年6 月9 日的A14 版面所报道的《港人对一国两制信心下降——分析与居留权事件有关三百余港人在内地出生子女静坐抗议港府欺骗》,文章通过民生事件来引出研究数据显示港人在回归两周年后对“一国两制”所表现的不满。

第二种方式是通过直接表达、呼吁或宣传台湾不适用“一国两制”或否定“一国两制”。如2005 年7 月1 日A13 版面所报道的《扁指港府一国两制愈见倒退》,文章用台湾“陆委会”的报告当引子,直指香港在回归八年的时间里已使得“港人治港”、“一国两制”呈现倒退现象,之后利用陈水扁之口,完全否定“一国两制”的意义。

第三种方式是用“因果关系”、“论证论据”等或是举例子的方法去证明“一国两制”即便适用于香港澳门,但却不会适用于台湾,强调台湾与港澳不同。如1998 年6 月18 日A3版面所报道的《香港回归将满一周年林中斌重申:台湾不适用一国两制》,文章借用林中斌之口,指出台湾并不适用一国两制。

(三)“一国两制”下的港澳形象

本研究对《中国时报》的港澳报道中呈现出的港澳形象从正面、负面和中立三个角度分析,表5 报告分析结果。

表5 显示,台湾《中国时报》港澳报道中呈现的港澳形象总体上以中立为主,即作为“客观”的报道对象,406 篇香港报道(占总数的约73%)和119 篇澳门报道(占总数的约72%)呈现的香港和澳门是不好不坏的客观形象。但是在有明确的好坏分别的报道中,港澳的负面形象远远多于正面形象。在《中国时报》的560 篇香港报道中,有55 篇报道中的香港是正面形象,占总数的不足10%;有99 篇报道中的香港是负面形象,占总数的近18%,几乎是正面形象的2 倍。《中国时报》的166 篇澳门报道中,有19 篇报道中的澳门形象是正面的,占总数的11%多一点;有28 篇报道中的澳门形象是负面的,占总数的近17%,同样负面形象远大于正面形象。

五、结语

“一国两制”是中国几代领导人对解决台湾问题提出的政治智慧的结晶。“一国”就是要维护中央依法享有的权利,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安全。“两制”就是要保障特别行政区依法享有高度自治权,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依法施政。在实践中,由于台湾问题的复杂性,两岸还远未进入按照“一国两制”的设想实行政治谈判、和平统一祖国的时段。“一国两制”首先是在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的过程中作为指导原则,并在港澳回归祖国后作为特别行政区自治的法律基础日复一日地被实践着。对于这个“正在进行时”的“一国两制”的示范,台湾民众的态度是怎样的?在条件不允许直接研究台湾民众的情况下,本研究通过对台湾报纸在港澳回归后十年间的港澳报道的内容分析,来揭示台湾媒体为台湾公众设置的关于“一国两制”的议程。

根据议程设置理论,本研究认为台湾媒体如何呈现“一国两制”下的港澳,可以看作是台湾媒体为台湾民众设置如何看待、理解“一国两制”及其实践效果的议程。本文选择在台湾政治谱系中居中色彩较浓的《中国时报》的港澳报道为研究对象,试图回答三个问题,一是该报如何呈现“一国两制”下的港澳新闻;二是该报对“一国两制”的态度如何;三是该报呈现了何种港澳形象。研究发现,《中国时报》更重视对香港的报道,在所选时段中,有560 篇相关报道,而只有166篇对澳门的相关报道。对香港的报道中,体裁较为广泛和全面。对香港和澳门的报道都以该报的原创报道为主,可以说是分析台湾公众所接受到的媒介议程的理想样本。

而通过对《中国时报》港澳报道中提到“一国两制”的报道的分析,发现该报对“一国两制”的报道倾向是“一边倒”的负面大于正面。台湾媒体的港澳报道要么通过对港澳的负面报道来证明“一国两制”是“行不通”的;要么是直接呼吁或宣传“一国两制”只能在港澳实行,但是绝对“不适合”台湾。

《中国时报》呈现的香港和澳门的形象是负面为主的。香港报道中主要呈现的是香港在民生、社会、文化方面和香港回归本身方面的负面形象,换句话说,“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即使在经济、时政方面好坏参半,但在市民的社会生活和城市本身的归属方面,是不好的形象。澳门报道中主要呈现的是澳门在经济、时政方面和民生、社会、文化方面的负面形象,或者说,虽然澳门回归本身被以正面形象呈现,但总体上,“一国两制”下的澳门还是不好的形象。

本研究发现,借助大众传媒了解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并实行“一国两制”的台湾公众,自台湾媒体中接受到的信息是:“一国两制”不适合台湾,“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和澳门是令人失望的。台湾媒体作为媒介内容的生产者,有意还是无意地为台湾公众设定的议程所可能产生的传播效果都值得从事对台工作的人士,或所有关心祖国统一大业的人士重视。诚然,议程设置理论本身强调的是媒体重点报道的议题能够让公众重视和思考,但是未必像媒体希望的那样思考[8],传播学近年来的“接受理论”也发现受众对媒体信息的解读有很大的自主性,[9]这使得我们仍然可以对台湾民众的媒介素养抱有乐观的预期,希望他们在台湾整体的媒介舆论环境中(本研究的分析对象《中国时报》只是这个舆论环境中的一个部分而已)能够辨明是非,认同“一国两制”的政治智慧,成为祖国和平统一的推动力量。

附录:编码表

1.报道体裁

01= 消息

02= 通讯/ 特写

03= 评论

04=图片新闻

2.新闻来源

01=《中国时报》原创

02= 转载通讯社或其他媒体

3.报道主题是否有关“一国两制”

01= 是(报道中出现“一国两制”的字样)

02= 否(报道中没有“一国两制”的字样

4.对“一国两制”的态度

01= 正面(报道中出现褒义词且表达正面积极含义。如:“是值得肯定的事”、“很好的”、“赞许”等。)

02= 负面(报道中出现贬义词且表达负面消极含义。如:“恶劣”、“仿造”、“叫嚣”、“无诚意”、“让人失望”等。)

03= 中立(报道中既出现褒义词表达出正面积极含义,同时也出现贬义词表达出负面消极含义,或没有褒义词和贬义词,只是客观陈述。)

5.港澳形象(同“一国两制”态度的操作定义)

01=正面

02=负面

03=中立

摘要：港澳台问题的核心是中国统一问题。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大陆,实行“一国两制”的制度对台湾有着“示范”作用。台湾媒体对港澳动向的关注,特别是对“一国两制”在港澳的实践的关注,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台湾舆论对“一国两制”制度的认知和判断。本研究以内容分析方法探究台湾《中国时报》的港澳报道,解读台湾媒体如何看待“一国两制”政策、如何看待“一国两制”对香港和澳门原有的政治、经济生活的影响,并讨论媒体内容所反映出的台湾公众对“一国两制”政策的态度。

把握当下 拥有未来 篇5

昨夜跟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谈论着工作的事情，一起计划着我们的将来。我想，很多人可能当下跟我们一样，从只能够购买四代苹果，到后来能够买得起苹果四代。这句话是吉克隽逸微博说的，却一直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中，因为这句话是那么的励志。

说起励志，我又想起另外一个广告——“我是陈欧，我为自己代言”。相信所有的人都会对这个广告印象深刻吧，只要是看电视切换频道的时候，偶尔“路过”这个广告，我都会安静的停止切换，然后把这个广告看完。“你否定我的现在，我决定我的未来。”“你可以轻视我们的年轻，我们会证明，这是谁的时代”。这种台词，无疑让在当下奋斗着的我们热血沸腾，更加坚定了前进的脚步。

梦想就是一场孤独的旅行，路上总是充满着很多的考验，追寻梦中的橄榄树的同时，何尝不是对你的心灵的一种磨练。性格、情商、能力全方面都在提升。人生就是一场修行，你有怎样的经历，你有着怎样的目标，意味着你会有怎样的收获。徐鹤宁说过：人生最难的是选择。你可以选择每天享受着安逸的生活，你也可以选择天天奋斗；你可以选择过着平淡的人生，你也可以选择让你的生活天天充满激情和改变；你可以选择跟堕落的人交朋友，你也可以选择跟奋发向上的人交朋友„„

当下与未来 篇6

毋庸讳言，在现代化进程中，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丰厚的传统文化正在痛苦地裂变，丰厚多样的传统文化也在迅速地消逝，在城市的拆建中，在城市不断延展、长高的过程中，历史建筑消逝了，取而代之的钢筋水泥的建筑群；孩提时代的游戏不在了，被来自异域的节庆狂欢代替；日常文化生活方式被新兴媒体生活胀满。过去正离我们远去，现在尚不确定，未来难以把握，唯有城市中的历史文化街区成为文化结点，以空间的方式将过去的生活、现在留存和未来的创新扭结在一起，给城市的记忆以留痕，给怀旧的人们以牵挂，给文化的传承以希望。

历史文化街区是城市中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能够较完整和真实地体现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并有一定规模的区域。历史文化街区是一个城市文化的记忆，是城市品质的标志，全球化时代城市的文化资本，是城市旅游业、文化创意产业的驱动力。二次大战以后，随着经济的扶苏，经历了战火硝烟的城市在重建中，迎来了大规模的住宅建设，拆掉老城区，盖起新楼房。城市的居住环境得以改善，却破坏了历史环境。城市的历史联系被割断，特色在消失。在破旧立新的城市改造和建设进程中，人们开始意识到：一个城市不能割断历史，保有历史文化街区就是保有一个城市的记忆，维系城市、城镇历史的连续。

今天的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和改造了城市聚落。中国大中小城市经历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如此巨大，速度如此逼人，空间如此巨大的变化。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的历史文化街区快速被现代建筑淹埋，被日新月异的现代建筑所挤占。“稀缺性”和“过时性”的矛盾伴生着一个个城市的改造和建设。当城市规模迅速扩大，新建筑取代历史文化街区，取代一个个历史文化名镇时，人们却很快怀恋、追忆逝去的历史文化街区，儿时温馨的市井生活。被封存和遗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文化名镇、古村，也悄然成为旅游开发的热点和文化创意的空间。在建设过程中，国家和地方政府也意识到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先后出台若干保护措施，投入巨额资金保护历史文化街区。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特殊的地理环境与相对滞后的经济、交通，为我们封存和遗留下来较多的历史文化街区。昆明、大理、丽江、巍山、建水、会泽这些以历史文化街区较多，相对集中，保存较好的城市已先后成为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

过去、当下、未来，时光飞逝。在文化经济的时代，追寻悄然逝去的历史文化街区，关注历史文化街区的创新，就是再造魅力故乡，铸造文化创意。

当下的选择,未来的起点 篇7

作为完成“巴厘路线图”授权、落实“增强行动德班平台”工作规划的一次承前启后的重要会议, 在达成一揽子成果后, 多哈气候大会向国际社会发出了积极信号——为持续了5年的“巴厘路线图”谈判画上句号, 一个着眼于2020年后的国际应对气候变化新制度的谈判时间表正式进入3年倒计时, 而国际气候变化多边进程也被有力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无论是历年的国际气候谈判, 还是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国家规划, 中国始终以负责的态度, 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并明确减排目标, 践行大国责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克里斯蒂安娜·菲格雷斯曾这样赞誉中国的两个世界第一:中国是世界上生产太阳能面板最多的国家, 中国是世界风电装机容量第一大国。她认为, 中国已经摘取了新能源领域世界领导者的桂冠, 未来将会做得更好。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 在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建设“美丽中国”的宏伟目标下, 作为世界最大的煤炭生产和消费国, 我国如何结合以煤为主体的能源结构特点, 变被动为主动, 掌握低碳核心技术, 进行战略技术储备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近年来, 随着欧盟、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大力倡导, CCS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碳捕获与封存) 成为发达国家热捧的碳减排技术, 由政府主导的CCS电厂建设也积极启动。预计到2050年CCS可能成为减排贡献最大的单个技术。实际上, CCS技术之于中国, 意义更大, 中国将成为CCS技术最大的应用市场。

面对国际上对CCS的热衷与推崇, 中国政府对于CCS的态度是“积极而谨慎”的, 中国更加重视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 加强对CCUS (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 碳捕获、利用与封存) 示范项目的支持和指导。CCUS是CCS技术新的发展趋势, 国内已有一些大型煤炭和电力企业开始尝试CCUS技术研发和示范工程。对中国来说, 我们更青睐CCUS——在CCS原有的3个环节的基础上增加了CO2利用的环节。科技部部长万钢曾指出, CCUS技术被认为是应对气候变化重要的技术路径之一, 未来10年将是决定全球CCUS技术未来发展最重要的时期。也有分析称, 未来10年国内碳捕集利用量将有望超过1, 000万吨。

尽管当前CCUS技术仍处在研发和示范阶段, 但是, 作为中国清洁煤战略的重要技术选择之一, 《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等, 均将发展CCUS列入控制气体排放的重要领域。

今天, 我们来谈CCS, 探讨CCUS未来的可行性与发展潜力, 这正是实践“美丽中国”, 履行大国责任的开始。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特别筹备并召开“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环境管理”研讨会, 为真正实现CCUS技术的规模化与商业化展开思辨, 为寻求切实可行的缓解全球碳减排的方法与技术出谋划策。

当下与未来 篇8

从计划经济的手工作坊,到现在的整套电脑设备机械化生产;从单一的三接头款式,到每季成百上千的新品推向市场;再从单一的硬面革、磨面革,到如今仅牛面皮就有上百种风格可供消费者选择。我国制革企业近20年的快速蓬勃发展,为中国制鞋业的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行业内大家都深谙一个道理,一双成品鞋品质的好坏,除了设计的款式、楦头的舒适度、中底的强度等基本指标外,面料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之一。

例如:一双四季单鞋,假定面料用量1.4～1.6尺/双,价格24～26元/尺,用25～30尺开张以下的全粒面小牛皮制作,面料成本几乎占到材料总成本的50%,可见其重要性非同一般。如果我们找不到合适的材料供应商,用合适的面料,即使是设计的款式再靓丽、辅助材料用的再豪华、饰扣用的再闪亮,也是无用功。那么如何寻找到和我们配套且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呢?

1 找准定位

成品鞋分为很多种类,面料也就分为不同的风格类型。例如包子鞋:如果还用24～26元/尺的小牛皮来生产,不仅成本高,而且外观效果并不一定好,穿着也偏硬。需要用较柔软的纳帕牛,开张(半片)在20～25尺以上,厚度在1.1～1.3mm的大牛皮或进口牛皮。做出的成品鞋不仅舒适、合穿而且产品的丰满度较好。但如果制作适合办公室穿着的正装鞋,则面料的选择刚好相反,如果用上述的同类型材质,不仅外观效果差,而且整个成品无任何价值感。可见不同类型的产品,需配套不同风格的成品革。

制鞋厂一般将成品革大致分为以下几中类型:

黄牛皮粒面细致、手感丰满、毛孔细密,适合单价较高的正装鞋。

水牛皮粒面较粗、手感偏硬、毛孔大,适合男装鞋。

山羊皮粒面较细、针毛5～6根成瓦楞状排列,适合做四季鞋。

绵羊皮粒面较细、手感较软、强度低、延伸性大,适合做服装。

另按材料风格还可分为全粒面、修面;按其他分类方法还可分纳帕、水染、打蜡、摔纹等等。根据自身产品的风格选择适合的供应商,此点非常重要。

目前国内生产小牛皮以黄华德富、徐州南海、江苏金泉为代表。其中黄华德富、徐州南海是我们配合近15年的合作伙伴。就徐州南海来说,我们从1996年合作至今,双方一直在产品的风格、品质上不断磨合改进、不断提升。当初我们和南海有一个约定:即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五,双方有一个闭门会议,针对上周生产交货的产品进行分析、找出问题、加以改进、双方干部深入交换意见,从产品入库到开料-针车-成鞋一直到市场、到消费者手中,根据反馈情况,不断地调整。功夫不负有心人。产品面市后,深受消费者的喜爱,订单量也持续攀升,在较长一段时间我们工厂的员工,一听说是南海的皮料,都争先抢着生产,因为他们深知皮料的特性,生产效率大大提高。

2 制革企业近年的发展

虽然制革企业这几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目前国内大多数皮厂仅是生产一些基本通用的面料,后劲不足。尤其在材料的研发、创新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我们每季在开发前明确一些新工艺的样品、色卡,大家都感觉很不错,但是作出的成革样品虽然感觉类似,可还是总觉得差着一把劲。例如:2005年国外又开始新一轮的亮漆皮流行(1995年已开始),但是和1995年前的材质已有本质的区别。

当时我们从意大利Bologna的展览会带回样品后,我们和国内几大供应商共同研究,打样反复多次,始终不令人满意,不是偏硬,就是露痕迹,此产品从国外流行至国内,用了近两年的时间,我认为和国内对此面料研发水平有一定的关系,无核心技术。

直到2006年底,华联皮厂经过多次研究试产,反复调整,才生产出手感风格都类似皱漆产品,反复改进,最后风格几乎和进口产品不相上下。国内市场很快风行起来。我们如何缩短与国际流行之间的“时差”,值得大家去思考!

二是环保问题,这一点我想是大多数制革企业长期发展,必须尽快补上的一门功课。

3 强强联合合作共赢

(1)找对合作伙伴;(2)双方从产品的规划入手;(3)共同研究市场;(4)订单支持;(5)注重环保确保后劲。

4“立”在当下

古人云十五向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们的制鞋及配套行业目前正经历向学、到而“立”的阶段。如何尽快能立起来,不被市场上的一些短期利益而诱惑,需要我们苦练内功、坚持不懈,从而达到从心所欲的境界、在激烈的竞争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当然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因此“立”在当下,从现在做起,持续改进,相互学习、彼此互补、共同前进,让我们一起为中国的制鞋业的发展奋斗终身!

摘要：介绍了制鞋企业寻找高品质皮革供应商的方法,即找准定位,根据自身需求寻找适合的皮革企业,此外,还介绍了制革企业近年来的发展。最后指出制鞋企业应该与制革企业联合起来,共同发展壮大。

雕塑:传统与当下 篇9

凡尼·洛伦佐·贝尼尼, 阿波罗和达芙妮, 1662-1665

乔凡尼·洛伦佐·贝尼尼, 圣德列萨祭坛, 1645

由这些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们的作品, 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的艺术家们追求的是完美的人形与模仿对象的质感趋近。使得石头的本身的特性与它被赋予的柔软形成鲜明的反差, 给观者带来惊艳、诧异、以及震惊的心理效果。观者对于这样的艺术品是抱有敬仰之心的。特别是此类古典雕塑主题多以宗教故事为背景。人物形象比例都依照统一的完美比例来执行, 使得雕塑作品本身带有巨大的美感和宗教上的神圣感。当时艺术创作的题材总是与信仰密不可分。把人的精神信仰幻化为雕塑形象。雕塑作品表现出来的气质都是宏大的场面或神圣的、能够让人引发心理崇拜的偶像。文艺复兴三杰之一, 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大气凛然、人体结构饱满、形体有力、比例完美, 比如《大卫像》。坚硬的石头经过他的雕琢后变得生命力盎然, 大卫这位英勇年青战士的瞬间神态被刻画得栩栩如生。而他的另一件作品《哀悼基督》, 则让基督教徒们对圣经中耶稣被从十字架放下的瞬间形象有了三维空间中的可信依托。而雕塑作品把这个神化的宗教故事形象表达的淋漓尽致, 是当时最接近大众想象的艺术形式。也可以说艺术家们的杰出塑造手法, 让观者免去了想象。

东方大部分国家以信仰佛教为主, 使得我们现今能在诸多东方国家看到大量的石窟佛像。比如中国的龙门石窟、大足石刻、柬埔寨吴哥窟石雕等。这类宏伟的经典之作体现出的是雕塑者的虔诚。被这种虔诚的心所包裹的雕刻者们都是把雕像尽可能表现的雄伟, 让人仰视, 但是又不会像西方的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样悲壮, 大部分的东方神像都是面目温和、神情慈祥。观者看了能够身心愉悦, 以此起到对信徒的引导作用。在佛教的雕像中, 很多都有上半身前倾的状态, 起到一定的心理震摄效果。

在形式上, 古典雕塑和部分景观雕塑是程式化的、纪念碑式的。这类型的雕塑都有固定的造型要求即造像法。如埃及雕塑的正面律:“姿势必须保持直立, 双臂紧靠身体, 正面直对观众;根据人物地位的尊卑决定比例的大小;人物着重刻画头部, 其他部位则非常简略;面部轮廓写实, 又有理想化的装饰, 表情庄严, 感情表现很少;雕像着色, 眼睛描黑, 有的眼睛用水晶、石英等材料镶嵌, 以达到逼真的效果。”以上是古埃及雕塑艺术沿袭下来的典范式的造像法则。在文艺复兴前的雕塑艺术都以静态、稳定的形式为主。人体多是直立状态。稳定的材质、永恒的主题、程式化的形式, 给观者带来一种虚无的、肃穆的、永恒的联想。

雕塑给观者的传统印象就是可触摸的, 以金属、泥土或石料木料等材料载体, 用一定的专业处理过程, 以三维立体的实体呈现。它所具有的性格是在空间中的静止与沉静。雕塑家在传统的雕塑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技巧实力是让观者叹为观止的重要因素。但是在这样的作品面前, 观者只是观者, 他/她只需要用观看者的视角去感受作品, 而不需要参与到作品中去。

从罗丹到极少主义的材料和形式本身风格的变化。杜尚到波普雕塑到劳森伯格和沃霍尔对现成品的使用。博伊斯“社会雕塑”的概念的提出。雕塑的意义被一次次改变和拓展, 传统的概念快速地被消解了。现今, 当代艺术的发展使得艺术类别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 当代雕塑的制作如何突破传统而更具有当代性, 成为了摆在艺术家面前的一道题。“良久以来, 艺术的一大基本任务就是激起想望, 可是满足想望的时机却尚未成熟。每种形式的艺术在其发展史上都经历过关键时刻, 而只有在新技术的改变下才能获致成就, 换言之, 需借助崭新形式的艺术来求突破。 (Alexander Brandt.吴宝康译.《新艺术经典》[第1版].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 ”对艺术的突破的愿望的实现就是要求艺术家要不断的突破自己。如何在雕塑作品中比较好地传达自己的创作观念, 如何让其他的国家或民族的人们能够了解艺术家自身文化背景下创作的艺术作品, 抑或创作观念能够只用纯粹的架上雕塑表达完全么?在种种需要解决的问题下, 艺术家们就不得不深入思考自己的创作形式, 努力探索开拓当代雕塑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美]克莱门特·格林伯格.沈语冰译.《艺术与文化》[第1版].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2].[美]金·莱文著常宁生刑莉李宏译《后现代的转型》[第1版].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

当下母语教育的批判与反思 篇10

标准化考试的评价手段是导致语文教育失误最直接的原因。所谓教学评价是对教学工作质量所作的测量、分析和评定, 包括对学生学业成绩的评价。它分为形成性评价、总结性评价, 而形成性评价是在教学进程中对学生的知识掌握和能力发展的及时评价;总结性评价则是指在一个大的学习阶段、一个学期或一门学科总结时对学生学习成绩的总评。我们这里所指的标准化考试———高考就是总结性评价。高考虽然从音、形、义、阅读、写作等各个角度考察了学生, 但这份标准化试卷本身就是支离破碎的, 这就把语文教学引入了“死胡同”, 步入“排列组合”的文字游戏怪圈, 只是一种以科学名义违背语文教育规律而搞的形式主义罢了。我们教师为了应付这种考试, 为了帮助学生取得高分, 也就进行大量的分类题型训练, 哪怕是阅读教学, 也将一篇篇美文“肢解”为若干部分, 设计成一个个毫无生气的问题, 直到认为达到讲深讲透的程度, 而学生在教师乏味的“肢解”和提问中, 逐渐模糊了原已感知到的完整情节与形象, 这样, 他们既体会不到文本作者创作时的审美意义, 也无法借助作品本身再创作出自己的个性, 表达出自己, 他们感受不到语文教材中经典名篇的魅力, 他们看到的只是语文可憎可厌的面孔:鸡蛋里挑骨头般的改病句, “使语言更形象、生动”“主题鲜明”等套话, 这些与琅琅上口的广告语、张扬学生个性的网络语相比, 当然魅力指数会大减, 因而语文成为他们厌弃的对象就不足为奇了。所以, 我们是否可以考虑改变评价手段, 如加强形成性评价, 淡化总结性评价。

在语文教学中, 重书面语、轻口语表达、脱离生活实际也是造成语文不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尽管我们大谈特谈语文就是生活, “语文的外延等于生活的外延”, 但实际上, 我们语文老师在教学时, 那些和生活实际息息相关的演讲、朗诵、辩论等成了偶尔调节学生情绪的点缀罢了, 更别提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听说训练了。另外, 在话题作文训练时, 你别看学生那一篇篇散文、议论文情真意切, 深刻透彻, 洋洋洒洒一千多字, 但如果你让他写一份请假条、倡议书之类的应用文, 他就傻了眼, 连基本的格式都不知道了。《语文课程标准》中说, 语文是工具性和人文性学科, 这种工具性学科不能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 学生学了觉得毫无用处, 这种严重脱离生活实际的学科, 它的魅力又能在哪里呢?又如何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呢?

忽视对传统母语教育精髓的继承也是造成语文教育失误的原因。“中学语文教学的种种问题, 一言以蔽之, 是人文价值、人文底蕴的流失。” (杨东平) 我们的文言文则是一种有着几千年历史渊源的语言, 它积淀了数量巨大的极富表现力的典故、语汇、辞章, 它的典雅、凝练是现代文无法与之相比的, 我国著名学者钱钟书用文言文写的学术专著《管锥篇》就是文言语言魅力体现的有力佐证, 而且它还蕴涵着代代相传的人文关怀和精神教化。但我们的学生却没有继承精神, 而是把《诗经》《楚辞》看作故纸堆、老古董, 认为学习它们在科技社会毫无用处, 丧失了对自己祖国传统文化的自信。所以, 我们更应给文言文保留适当的位置, 在教材中增加文言文的教学内容, 甚至可以适当恢复文言写作, 以适于我们传统文化的沿袭和传承, 所幸的是, 在近几年的高考作文中, 我们还能看到诸如《赤兔之死》这样优秀的文言作文。

语言与民族的关系是唇与齿、鱼与水的关系, 面对母语教育日益没落的处境, 我们除了反思外, 当务之急应是寻求改善的良方。

首先, 作为教师的我们对母语要有坚定的信念, 要热爱自己所教的学科。大家都知道, 教师的言谈举止对学生起着重要的示范作用, 所以, 你要让学生爱好某种东西, 你自己首先要爱好它。如果我们语文教师都觉得所教学科枯燥无味, 激发不了自己的情感, 那又怎么期望学生从内心去喜欢它呢?因此, 只有你手不释卷, 取之左右逢其源, 学生才会“执经问学”“执卷请业”, 学生愿意读了, 自然会体验到母语的魅力, 增强对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另外, 教师只有对某门学科喜爱, 才能焕发出深入钻研教材的浓厚兴趣和传授知识的丰富情感, 从而激发起学生的相应体验, 使学生更好地感受和理解教材, 当教师满腔热情、情绪高昂地教学时, 学生往往情绪饱满、饶有兴趣地接受教师讲授的知识, 就会更加热爱这一学科。

其次, 良好的专业素质是必不可少的。现在, 我们的语文教科书不乏文质兼美的经典作品, 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和人文内容、社会生活和人生哲理、历史画卷以及个人的心灵历程, 多方面地表现了自然之美、人生之美、思辨之美、语言之美, 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 涉世未深的学生们阅读起来会有一定的困难, 需要教师提供丰富的相关资料, 需要教师对他们的理解予以及时的反馈和指导, 以满足他们自己的文学期待和审美要求。这就给我们教师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教师的指导应是一种高屋建瓴的评说、一种超出常人见解建议、一种客观评价分析, 因而这就要求教师阅读大量的经典名著, 如《古文观止》《史记》《李白诗歌典注》等, 提升自己对传统文化的认识, 能用深厚的文化底蕴去感染学生。古人云:“教无传疑, 疑则不教。”如果一个教师自己没读过几部作品, 成天追名逐利、不学无术, 碰到问题无法解决, 更别说融会贯通了, 只是随意处置教材、不负责任地亵渎经典作品, 这不仅是贻误学生, 更是对中华民族文化、对一代人灵魂的犯罪。另外, 我们经常告诉学生, 语文学习就是一个积累和感悟的过程, 而为人师表的教师却不注重积累、感悟, 无法体验到凝聚在文本语言中的哲理和情感艺术美, 又怎能引导学生诠释经典, 让他们的生命意识和作品的生命意识产生异质同构的效应呢?例如我们如果对李清照的《一剪梅》《鹊桥仙》等诗歌熟悉, 那在教郑愁予的《错误》时, 就可引导学生对比学习, 更深入理解文本意义。可见, 还是让我们在这纷繁复杂的红尘中, 远离名利的追逐, 静下心来多读一些好书, 带领学生一起感受“世外桃源”的另一份精彩吧。

此外, 我们还应更新教学理念, 改革教学方法。其实, 每次新学期的开始, 当学生拿到所有学科的教材时, 最先翻阅的就是语文书, 为什么正式上课后, 学生反而没有兴趣了呢?不可否认, 这和我们语文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有关系。我们过去的教育理念是培养所谓的有用“人才”,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 我们的教学方法通常是重分析、重讲解的灌输模式, 现在, 我们要真正让学生从内心接受、喜欢语文学科, 就必须改变这种理念和方法, 应该用“造人”为宗旨的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来取代。在新的教育理念的指导下, 教学方法也必然会更趋多元化、更成熟。我们可以阅读教学为例, 《语文课程标准》就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 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 加深理解和体验, 有所感悟和思考, 受到情感熏陶, 获得思想启迪, 享受审美乐趣, 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这就是告诉我们, 在教学过程中, 需要的不是教师常规的理性分析和抽象的逻辑判断, 而是如何激发学生的兴趣;如何在可能的条件下, 组织协作学习, 并对协作学习过程进行引导;考虑是否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体性, 甚至为了使自己的教学有效, 可以经常调整自己的教学策略, 比如分角色朗读、学生表演、多媒体教学等, 这不也正验证了古人所说的“教学有法, 教无定法;贵在得法, 妙在用法;无法之法, 乃为至法”。基于某种模式而随时准备超越模式, 教学就能从必然走向自由, 进入一个“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总之, 教师的任务就是运用各种教学方法, 让学生体验、感悟文本语言, 理解它所蕴涵的价值和审美意义, 让学生觉得这些文本能够在思想上给人以启迪、在感情上给人以熏陶、在审美上给人以愉悦;能扩展人的眼界, 拨动人的心弦, 使学生切实地觉得他们所学的母语“有用”, 对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有启发, 从而从内心喜欢上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