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前后（精选七篇）
战争前后 篇1
一、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的财政状况
“清王朝的财政体制是皇室财务与国家财务分别管理”[1]中, 内务府总管皇室财务, 户部总管国家财务。二者“各自独立但互相挹注”、各成系统、各有固定的收支项目。
(一) 内务府
内务府总管皇室的财政, 乃清代所特有的机构。皇室事务诸如日膳、服饰、库贮、礼仪、工程、农庄、畜牧、警卫扈从、山泽采捕等皆由它管理。除这些事务之外, 还把持盐政、分收榷关、收受贡品。内务府主要的财源来自于皇庄的地租, 户部的拨款, 工部缴纳的实物以及盐政、织造、各省大臣进献的财货等, 皇室有专门的内务府库藏。相对于户部总管的国家财务而言, 收支项目稳定, 受国民经济的影响不大, 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也不大。
(二) 户部总管的国家财政
鸦片战争以前, 清政府的财政高度集中于中央。地方财政的收支项目与数额, 必须按户部的规定或得到户部的批准。这段时期, 清政府的财政奉行“量入为出”原则, 即“在岁入的范围内管理运用岁出的原则。”[2]是一种稳定而保守的财政。之所以实行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 主要是因为就一般情况而言, 在鸦片战争以前, 清政府每年支出项目是固定的, 每个项目基本有其定额, 各项收入也有其定额, 且各年变动幅度不大。在承平年代, 收支相抵, 略有结余。结余存入户部银库。若遇战争或灾祸等特殊情况, 造成入不敷出的时候, 则动用库银。若库银不足或中央不愿动用时, 则采用临时措施, 如增税、开捐、加派商人报效、盐斤加价等, 以增加财政收入。
鸦片战争以前, 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财源是来自于田赋、漕粮、专卖收入 (盐、茶专卖) 、关税以及杂税。18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开始推行摊丁入地 (摊丁入亩) 制度, 以田赋的形式征收丁银和地税。田赋由地方政府于每年春秋两季征收, 采取货币和实物两种形式, 因此又叫“钱粮”。漕粮是一种以实物为征收对象, 用于京城的皇室、贵族和官兵的日常开度, 其征收范围只包括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八省。除此二者之外, 盐专卖与关税也是数量较大的两个收入项目。其中, 关税有户部征收的关税和工部征收的关税之分。在鸦片战争之前, 盐专卖和关税收入达到1116万两, 占到总收入的26.62%。[3]另外, 诸收入项中还有杂税, 但其数额不多。除上述各项收入的正额外, 还有耗羡, 即额外的附加税。耗羡的一部分归地方, 称为“养廉”, 另外的解缴布政使司, 叫“羡余”。田赋耗羡和漕粮耗羡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
虽然自1795年以来, 为了镇压四川、陕西、湖北等地爆发的白莲教起义, 耗费了约2.67亿元 (约1.95亿两白银) , 使财政状况一度陷入困境, 但起义平定后又逐渐好转。到鸦片战争爆发前的1839年, 户部库银结余725万余元 (约529万两白银) 。[1]所以, 总的来说, 战前清政府的财政状况还是比较好的。其特点可以归纳为:规模小、自主性明确、量入为出的财政、收支项目稳定和为统治阶级服务五点。
二、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的财政状况
(一) 内战时期
鸦片战争以后, 清政府的财政可谓是江河日下。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农民起义的爆发都加深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特别是, 1850末到1851年初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 进一步恶化了清政府的财政。
内战的爆发产生了庞大的军费开支, 这极大地增加了清政府的财政支出。据统计, 自内战开始到1853年, 仅仅三年便产生了2963万两白银的军费开支 (《清文宗实录》卷97, 第32页) 。随着内战波及面的不断扩大, 使得清政府控制范围缩减进而导致了财政收入在征收范围上的缩小。1853年以后, 户部原有的各种财政收入不到旧额的十分之四、五 (清代钞档:《同治六年十二月初十日户部宝鎏奏》) ;1852~1863年户部的平均收入仅为道光时期常年的70.4%, 其中, 尤以1853年为最低, 仅为常年收入的41.5% (清代钞档:《户部大进、大出黄册及四柱册》) 。长年的入不敷出不断消耗着户部的积余。内战时期, 户部不仅很少有所积余, 甚至有些年份还出现了亏损。如1852年便亏银一百九十多万两, 1853年亏银四百多万两 (清代钞档:《同治四年三月十三日户部左侍郎皂保奏折清单》) 。清政府的财政几近到了崩溃的边缘。
户部作为中央财政的管理机构, 在内战时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之中。而地方财政也未能幸免。其中, 造成地方财政危机的主要原因则是军饷的筹措。特别是位于战区内的省份, 不仅本省军队的作战布防需要粮饷的供给, 而且外省援军的云集, 也需要就地供应。到了内战结束的时候, 各省已经是“库贮都久形空匮, 地方财政面临瓦解。”[4]
(二) 内战以后
内战的结束, 使百废待兴、外患不断的清王朝获得了宝贵的喘息机会。清政府的财政也因此重新开始稳步增长。同治、光绪两朝与道光时期的财政相比, 收支规模有了明显的扩大。道光年间, 户部收入常年保持在四千二百万两左右, 而到了光绪年间, 几乎增加了一倍。如1885~1894年, 岁入在7708万~8103万两之间。而支出方面, 也逐渐趋于平衡。光绪十年, 户部对光绪七年的财政支出根据新定科目重新核定, 结果显示该年户部收入82349179两白银, 支出78171450两白银。[5]
据统计, 1885~1894年10年间, 清政府财政累计结余白银5988万两白银。当然,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乐观, 因为刘岳云的统计数据并没有包括意外开支, 根据当时美国驻上海领事哲美森的研究, 在甲午战争以前, 清政府实际上是没有财政准备金的。所以, 该时期的财政结余仍是十分有限的。
三、财政改善措施
鸦片战争以后, 清政府的财政状况开始转恶。太平天国等内部战争的爆发, 进一步加深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 清政府的财政是一种“‘耗财有闻而生财无策’的财政局面”。为了改善财政, 摆脱所陷入的困境, 清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 使饱经战火荼毒的清王朝在恢复短暂的和平之后得到了逐渐的恢复, 直到中法战争以后, “财政支出继续保持了略有盈余。”清政府推行的改善财政的措施大致有:增加旧税、创设新税、推广捐例和举借内外债。
(一) 增加旧税
清政府的旧税主要是田赋、漕粮、专卖收入、关税和杂税。其中属于土地税范畴的田赋和漕粮占据了站前财政收入的70% (见表3.1) 以上。清政府增加旧税主要也是针对田赋和漕粮两项, 采取的措施是预征田赋和漕粮的浮收、改折。
资料来源:刘岳云《光绪岁计表》, 参见周育民《19世纪60-90年代清朝财政结构的变化》, 载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0年第4期。
(二) 创设新税
创造新税, 主要是开征海关税和推行厘金制度。
1. 关税
海关税与以往的于常关征收的关税不同, 它直接由中央征收, 成为中央财政的财源。李鸿章认为, 海关税应成为由户部管理的中央税, 同时也应发挥其对当时军费开支中临时费用的支持。他以江海关关税为例指出, 海关关税的收入除借款返还、船舶购置等既定项目以外的部分将全部送交户部。由此可以窥见, 海关关税对于临时花费支出而言, 是一个强有力的收入源。
除此之外, 关税最大的用途就是作为向外国借款的担保。1853年小刀会起义后, 外国人开始在中国海关行政署中担任要职, 建立了外国人管理中国海关行政的税务司制度。而这个设立的税务司既负责海关征税, 又负责监督中国海关对外赔款与外债的偿付。
自关税初开征很快成为清政府一项主要的收入来源, 根据曾任海关总税务司的罗伯特·赫德的统计发现, 1901年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中, 海关关税收入2380万两白银, 占当时总收入的26.99%。[2]由此可以看出海关关税已经成为战后清政府财政的一项主要财源。
2. 厘金
所谓厘金, 是以“厘” (商品价格的1%) 作为名义上的课税基准而来的。最初仅仅是一种地方筹饷的方式, 称为捐厘。1853年因户部和各省调拨的军费不够, 当时以刑部侍郎负责清军江北大营军饷筹措工作的雷以諴, 为了筹集军费便在附近的里下河设局劝捐, 规定“每米一石, 捐钱五十文”, 颇有成效。随后各地陆续仿办, 直至全国推行, 成为一项新税种。
厘金的征收, 虽然加大了商人的负担, 阻碍了商品的流通。但是厘金却很快成为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财源, 例如1892~1893年间, 清政府征收了1428万两厘金税, 所占当年财政收入的19.07%, 并且它的收入仍在不断地增长。厘金税收规模的增大,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
通过田赋预征和漕粮的浮收改折, 本可以大幅增加清政府的财政收入, 但是与道光年间相比, 光绪年间的田赋 (包含了漕粮收入) 并没有显著的增加, 而战后财政收入规模却有了很大程度的扩大, 其中海关关税和厘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从另一方面可以反映, 晚清农业生产的衰落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资料来源:刘岳云《光绪岁计表》, 参见周育民《19世纪60-90年代清朝财政结构的变化》, 载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0年第4期
(三) 推广捐例
捐例包括捐纳和捐输。捐纳是由朝廷向报捐人出卖官爵封典, 捐输是按商民报效银数由朝廷给予某种奖叙。捐例政策初行便取得了较好的成效。1851年清政府颁发《筹饷事例条款》规定, 捐纳京官、外官、武官等职衔按1826年条例所载银数核减一成, 九折收捐。截至1852年底, 捐银便达300万两。而捐输的方式有各省地方官方与地方乡绅阶级联合, 派定捐数, 指名勒捐。有的向旅居外省的本籍绅商勒捐助饷, 名为“需饷孔殷”。有的直接到邻省设局劝捐或由外省在本省设局劝捐。
(四) 举借内外债
举借内债, 开始于清政府1853年在陕西、山西、广东等省进行的“劝借”。内债债务在举借之初都规定按期照数偿还, 但最后并未兑现。而各省是以库银支绌援请按捐例处理, 有的由官府奏请嘉奖, 有的则请照章加广本省学额。这样使得“劝借”发展成了“劝捐”, 举债就蜕变成为捐纳或捐输了。这样的债务规模因而不是很大。
战后对于清政府而言, 财政规模的不断扩大特别是支出的急速增长, 使得在进行一些建设时不得不考虑在仅仅依赖朝廷的资力之余而举外债。外债最初是1853年至1854年间由苏松太道吴健彰经手向上海洋商举借, 以雇佣外国船炮攻打小刀会起义军, 数额127788两。自1860年《北京条约》之后, 清政府举借外债的频率和规模都逐渐增加。从1861年到1865年间, 苏、浙、闽、粤等省先后向英、美各国洋商举借过十二笔外债, 总额1878620万两。[4]清政府所举之外债一般通过清政府进行, 返还则实际由各海关分摊。这样清政府便将财政窘迫的危机向海关转嫁, 从一定程度缓和了财政的困境。
四、总结
相对于鸦片战争前的财政相比, 战后特别是实行了新的财政政策以后, 清政府的财政不仅规模上而且结构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财政的变化, 从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变迁。战后, 农业的持续衰弱和工商业经济的蓬勃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点, 在财政的收支情况中也得到了表现。
规模上而言, 财政支出的规模明显加大。1842~1849年, 岁入在4868万~5343万元, 岁出在4681万~4913万元;1885~1894年岁入在9352万~11790万元, 岁出在9585万~10783万元。收支近乎均增加一倍。这些数字虽然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当时的全貌, 但是仅仅是研究它的变化而言, 却已然可以说明问题。
结构上而言, 鸦片战争以后, 清政府的收入和支出结构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简而言之, 支出方面, 增加了抵御西方国家侵华战争费用、对外国的赔款、举借外债的还本付息以及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费用等项目。在水里的河工费和塘工费上面数量减少不少。收入方面, 通过从农业得到的收入份额减少, 通过工商业得到的收入份额增加。其中, 厘金和关税逐渐成为收入的主要来源。
摘要：鸦片战争以后, 清政府的财政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财政规模上由战前的4500万两增加至8900万两。在收入结构上, 田赋、盐课和关税厘金成为三大支柱。这些变化的原因则是由于鸦片战争的失败, 以及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等内部战争, 导致了清政府财政危机的不断加深。为了改善财政状况, 清政府先后采取了增加旧税、创设新税、推广捐例、举借内外债等措施, 使得财政危机有所缓解。
关键词：清朝,财政,鸦片战争
参考文献
[1]赵德馨.中国近代经济史1842-1949[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 2003.
[2]滨下武志.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M].高淑娟, 孙彬, 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3]周育民.19世纪60-90年代清朝财政结构的变化[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 (4) .
[4]付志宇, 缪德纲.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清政府财政危机与财政对策探析[J].贵州社会科学, 2007 (9) .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衣食住行的变化 篇2
衣：鸦片战争后西方服饰涌入中国食：通商口岸开始出现西餐，之后扩大入内地住：租界附近出现西式建筑 西风东渐与晚清城市社会生活方式的西俗化———以近代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变化为个案研究
[摘 要] 在中国近代史上,国人在接受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其社会生活方式也出现了西俗化的倾向。探析近代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变化,可以深入了解晚清城市社会生活方式的西俗化现象及其规律。
[ 关键词] 社会生活方式;衣食住行;西俗化;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开始被纳入 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由于中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形成了西学东渐局面。在这一过程当中，“随着条约口岸的开放”，西方人的社会生活方式作为西方文化的附生物也渐次传入中国，国人开始接受这些“新的生活方式’)并由此在中国形成了“西俗东渐”的现象，晚清时期的城市华人社会生活方式开始了西俗化。当然，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并不完全等同于先进。但是它作为在近代工业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毕竟在实质和内涵上比在农业社会文明和封建专制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生活方式要先进许多，因为“西方近现代民俗作为现代化的伴生物，比之中国传统习俗更能适应现代社会”)。虽然西方社会生活方式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挫折和阻碍，但是，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方式还是不可避免地开始了西化的过程。衣食住行，是反映一个民族或国家社会生活方式最为直接的窗口。而中国人生活方式西俗化的历程也是首先从这里开始的。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服饰被认为是礼制大防，它的变化常常与更改正朔联系在一起，足见其重要性。在最初，中国人认为短衣窄袖的“夷服太觉不类”。但是，曾经崇尚宽袍大袖的国人很快就认识到西式服装简洁、灵活、方便的特点。中国最早接受西式服装的当属广东沿海地区和开放口岸的一些买办和经常同洋人有生意往来的商人，他们最早模仿洋人们的穿着打扮。一直到19世纪90年代以前，还只是少数猎奇者和洋务买办们穿着西式服装，这些人还被大众视为叛逆。但是到了90年代中期，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时，随着西方民主思想的日益深入人心和西方生活方式在中国认同程度的日益加深，国内剪辫易服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有人力主改穿西服，提出:“视西人之遍身结束，举止生硬者，反觉文明。”在戊戌变法中倡导“与欧美同俗’，的康有为也主张改穿西服，并把西服附会成中国古代的服制:“夫西服未文，然衣制严肃，领袖洁白，衣长后社，乃孔子三统之一;大冠似箕，为汉世士夫之遗，革窟为楚灵王之制，短衣为齐桓之服。)资产阶级革命派更是把改穿西服视为“可振工艺，可善外交，可以强兵，可以强种’, 的灵丹妙药。这虽然体现了“全盘西化的盲目J陛”，却也说明了当时人们对西式服装已经有了一定的认可。20世纪初年，西式服装开始广为流 行，不仅一些大城市中的学生制服日渐洋化，就连一些穷乡僻壤也不能免俗。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广西梧州中学的学生就被允许“披洋衣揖孔孟”。在近代，女式服装的西化比男式更早。在鸦片战争前后，江南各省就流行“夷船’，舶来的女性衣饰，主要以花边丝缕之类为主，俗称为“鬼子栏杆”，女子服饰的西化也由此开始。1859年，刚到香港的英国人吟-411就“看到很多中国姑娘的天足上穿着欧式鞋，头上包着鲜艳的曼彻斯特式的头巾，作手帕形，对角折叠，在颇下打了一个结子，两角整整齐齐的向两边伸出’。所以他惊奇地认为她们的“欧化癖是颇引人注目的’，”劝。更有史料说:“海上女界喜效夷装，衣必袒胸露臂，裤必长不及膝，袜必长统，履必高底，其形式介于华夷之间。在染欧化之沪人视之固觉时髦，然使骤入守旧派目中，其不诧为妖孽也希。n[$](P248)这些追赶新潮的女士主要以妓女为主，她们敢于标新立异的勇气使她们成了领导近代中国女性时装潮流的先行者。到了19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开始流行显示人体美的女性时装，北京也有青年女学生“赤胸露臂，短袖青衣，云鬓高垂，皮鞋耸底”[9 ](P30)。而且，当时不仅民间如此，甚至就连壁垒森严的皇宫也有女性穿西式服装。据记载，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驻法国公使裕庚卸任回国时，与西式装束的夫人和两个女儿到颐和园接受慈禧太后的召见，他的两个女儿更成为了慈禧的御前女官，凡遇外事活动，她们总是身着洋服，随侍在慈禧左右。可见，当时的人们对西式服装的接受力已经大为提高，以至于就连顽固派慈禧也能够接受。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作为外套的西服开始日渐在城市居民之间流行，而且洋式衬衫、绒衣、针织衫、西裤、纱袜、胶鞋、皮鞋等也被国人日渐接受，人们服饰的西化程度得到了不断的提高。由于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在近代也出现了西俗化的倾向。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开埠，外国侵略者根据不平等条约，在通商口岸建立了租界。随着大批外国侨民向租界的日渐涌入，西餐开始进入了中国。最初，西餐馆在中国被称为番菜馆。番菜馆最早出现在广东，19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国际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在这些城市也日渐出现了一些番菜馆。最初，番菜馆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侨居中国的外国人。上海的番菜馆最早集中在虹口路、徐家汇一带，这里为外国人聚居地;在北京，《北京条约》规定西方国家的使领馆集中在东民一带，所以番菜馆也主要集中在这里。有的番菜馆甚至还请使馆的厨师掌厨。在饮食习惯和饮食风格上，中西方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中餐喜好将鸡、鸭、鱼、肉与蔬菜一起烹饪，这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是东方人偏重于综合思维的体现，而西餐是将各种蔬菜肉类分而烹制，则是西方人注重理性分析的反映。在进食方式上，西方人实行分餐制，中国则为合餐制，这也是中国人传统的家庭观念使然。而中西方人在饮食构成上，则又是各有千秋。正如《黄帝内经·素问》所说的那样: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俗为“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几千年来，除了西北畜牧业较发达的少数民族的饮食以肉食和奶酪为主外，大部分中国人的饮食一直保持着这一结构。而西方人则完全相反，他们主要以面包、肉食和奶类为主食。由于中西方饮食习惯的差异，西餐最初在中国受到的是冷遇。同文馆译员张德彝第一次登上由天津驶往上海的洋人轮船时，才第一次尝到西餐。但是他认为:“盖英国饭撰，与中国迥异，味非素嗜，食难下咽，甜辣苦酸，调合成撰，牛羊肉皆切成大块，熟者黑而焦，生者腥而硬。鸡鸭不煮而烤，鱼虾味辣且酸，一嗅即吐。”以至于同船的国人一听到开饭的铃声“便大吐不止’。可见，当时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吃西餐无异于“茹毛饮血’，一般。与此同时，仍有一些中国人怀着对西餐的新奇感而趋之若鹜去品尝西餐。但是社会主流仍对西餐怀有排斥心理。直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这一情况才有所改变。这是因为随着中西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也日益加深，因而对西餐也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认为“西人饮食最不苟，常以养身为主”，一些西餐馆也出现了“华人兼亦往食焉”)的现象。该书成于1876年，可见，在当时抑或之前，就已经陆续有华人去西餐馆就餐了。及至后来，竟然发展到“裙屐少年，往往异味争尝，津津乐道’。当然，这里有很大成份为猎奇者的行为。到了19世纪90年代，“向时华人鲜过问者”的西餐则出现了“裙屐少年，巨腹大贾，往往携姬挚眷，异味争尝”的局面。由于西IN"人各一肴，肴各一色”，“分曹据席，用餐方式极为文明，使当时不少的文人也成为了番菜馆中的常客，孙宝暄就对上海四马路上的一品香番菜馆情有独钟，甚至于还在那里款待过康有为。随着人们崇洋心理的日渐强化，上番菜馆就餐遂成为了中上阶层讲排场的一种方式。“光宣之交，满清贵族，群学时髦，相率奔走于六国饭店”、“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甚至于就连光绪的老师翁同于床在宴请俄国使臣的时候也是准备了“西宾馆洋菜……洋人来指摩，一切皆洋式’, 可见，去番菜馆吃西餐在此时已经成为了官场之中的一种时尚。当时不仅官场如此，甚至就连下层百姓也对西餐是好感有加，一些外国人抓住这些人的心理，便开设简易的番菜馆，如上海四马路胡家宅有一家日本番菜馆，每客大菜只需五角钱，还备有咖啡、水果，不过质量实在是难以恭维，尽管如此，这类小餐馆还是门庭若市。随着西餐的日渐普及，一些具有西方风味的食品也走进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事实上，西式食品很早就进入了中国。1853年，英国商人在上海开设的老德记药房就开始生产冰激凌、汽水等西式食品，主要供应对象为在上海的西方人。咸丰八年(1858)，英人埃凡在上海创办了埃凡馒头店，开始生产面包和糖果。5年后，他在上海开设埃凡洋行，生产啤酒。此后，又有咖啡、奶茶、香槟、冰棒、冰激凌、饼干、蛋糕、罐头以及葡萄酒、白兰地等相继传入中国。西人随之又在中国开设了多家工厂生产这些产品。最初，这些食品的消费群体也是主要面向西方人。不过，随着西方生活方式的日渐被接受，这些食品方便的食用方式和其亦为美味的优点很快显示出来。正因为如此，西式食品在中国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喜欢，并成为人们餐桌之物和待客极品。在有些文士家中，甚至还以“西洋名酒’，以飨朋友雅集。随着西式食品在中国的大受欢迎，以华人为主的西式食品生产厂家也日渐多了起来。最终，在中国人的饮食形式上出现了中西并举的局面。
在居室建筑上，中国人受西方人的影响更为显著。中国古代传统的建筑结构一般为木骨泥墙，主构架则全为木结构，这是中国建筑独有的特点，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是木结构的建筑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易于发生火灾、承重力差，不宜向高层发展等。最初，中国人对洋式建筑的认识只是“夷人好治宅，重楼叠居，多至三层，绣阔绿窗，望如金碧’。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开埠，西方人在跑马圈地的同时，也把西式建筑带到了中国。最初的西式建筑只能说是神似。因为这些建筑的设计者大多是外国商人或传教士，施工者也只是没有造洋房经验的本地泥水匠。最早在中国出现的洋房一般为周边作拱券式回廊的砖木结构建筑，这一模式最初是由欧洲传入印度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因而被称为“殖民 式”。随着西人在租界的日渐增多，西式建筑也越加增多。以至于上海英租界“布满了华丽的房屋。这些建筑各依其所有人的嗜好而设计的。其形式有的是仿希腊的庙宇，有的是仿意大利的王宫’。到了19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甚至还出现了专门设计西式建筑的营造厂，本地的泥水匠也分成了造华式屋宇的“本帮’，和造洋房的“红帮’。到1866年，上海“夷场”也是“洋楼耸峙，高入云霄，八面窗根，玻璃五色，铁栏铅瓦，玉扇铜环”。随着租界西式建筑的日益增多，其华丽美观的外表和大方实用的特色被华人所认识，西方住宅不仅节约地皮，而且有许多门窗，采光和通风良好。“其收光避湿种种，皆合于卫生之道’。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纯粹的崇洋心理。于是，在通商口岸，一些华人开始仿造西式建筑。在天津，西式的小洋楼开始取代北方的四合院而成为当地居室建筑的新潮流;在青岛，“市内住屋多属欧式建筑”【22」(((民社志五·生活》)。而由于西式建筑方式的传入，中国人的传统民居建筑也出现了新的变化特点。以上海为例，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上海逐渐形成了花园洋房(独立住宅)、公寓住宅、里弄住宅和简易棚户四类民居建筑” 最初由于租界实行华洋分居政策，西式洋房全为外人居住，但自小刀会起义后，这一局面遭到破坏。1854年，租界当局修订土地章程，准许华洋杂处，华人开始涌入租界。到了70年代，进入租界的华人富商数量愈加增多，他们也开始住进了洋房。最初他们的住房是完全按照外侨原住国的建筑式样建造的，是纯粹的西式建筑。但是随着进入租界的江浙富人的增多，房屋建筑者们为了迎合中国人的居住习惯，在建造洋房的过程中，又吸收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些特点，这样就形成了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也就更适合中国人的居住习惯，同时也使华人对西式建筑的认同感更为加强。但是，毕竟只有少数富人才能拥有洋房。多数华人还只是市井平民。上海辟为租界后，人口剧增，地皮压力加大，为了缓解这一矛盾，且为了规范租界市容规划，租界当局制定了规章制度，使华人在租界设计民居方面有章可循。在以上各种因素的作用下，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西合璧式的砖木结构的两层石库门式民居建筑在上海租界应运而生。这种石库门民居从建筑布局和风格上看，“既吸收某些江南民居特色，又具有西方城市民居的特点’，比如，“在门和百叶窗、栏杆、楼梯等部分，就采用了西方的建筑技术。石库门民居既符合占地少、设计合理、坚固耐用、美观大方的原则，又适合市井平民的消费水平。所以，这种建筑模式在上海很快就风靡一时，甚至每年以数万计递增，成为上海最大众化的民居。随后，在汉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岛等地也出现了石库门式 的里弄住宅。当然，在这一时期，建筑材料已经一改过去中国传统的木质结构，而是以砖木混合结构为主。到了1 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砖石钢骨混凝土结构的建筑方式开始传入中国，并日渐成为城市建筑的主要建筑方式。四 随着洋人的进入，城市中华人的交通方式也出现了西化的趋势。
解放战争前后的东北剿匪斗争 篇3
解放战争初期东北的匪患形势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向东北源源不断地派去大批干部和兵力。但是，蒋介石为先机“接收”东北，一面加紧向东北大举运兵，一面大规模收编东北地区的日伪残余和地方土匪势力，组成“先遣军”、“地下军”、“保安军”、“忠义救国军”，委以国民党军番号，用以充当争夺东北的一支别动队。“国民党勾结的土匪蜂起，占据战略要点，四处袭击我新部队及我占之县城。国、伪、匪所占北满县城有三分之二，武装抗我接收。”（见《陈云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74页）一时间，东北土匪势力急剧膨胀，最猖狂时达到25万人左右，为中共军队最初进入东北兵力的2.5倍。据不完全统计，1945年底，被国民党收编的土匪有16个系统，37种番号，33名正副“总司令”，32名“军长”，158名“师长”，东北全境土匪总数达10万多人。（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他们与国民党军队的正面进攻遥相呼应，纷纷与我军作对，坚持与人民为敌，到处攻城掠地，妄图趁火打劫，掠胜利果实。
当时的东北境内共有154个县，其中有100多个县被俗称“胡子”的土匪盘踞着，我军控制的不足50个县，并经常处在“胡子”的威胁下。南满地区实力较强的土匪伙帮大概有3000—5000人不等，重点活动于通化、沈阳、安东三角地区。北满土匪数量庞大，有野战重炮，装备精良。匪患对我军在东北立足已经构成了重大威胁。
1946年6月，北满境内“受封”的“中央胡子”为配合国民党军队在松花江以南的行动，先后占据了东宁、东安、同江等县城，截断了牡丹江至佳木斯的铁路交通线，并号称要与国民党军“会师哈尔滨”。随后，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胡子”们接连洗劫了萝北和依兰两座县城。城内的大小店铺被抢劫一空，县委、县政府包括萝北县长在内的20多名共产党干部被集体枪杀。中共依兰县委书记的妻子遭土匪强奸后上吊自杀。
8月15日，佳木斯各界群众在中心广场举行集会，庆祝抗战胜利1周年，同时公审几个日本战犯和汉奸。正当公审即将开始时，会场受到了“胡子”们的武装袭击。顿时场外枪声骤起，场内群众乱作一团。骚乱平息后，主席台和会场上血迹斑斑，传单还在随风飘荡，上面赫然写着“欢迎国军”、“打倒共匪”、“共产党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等字样。（见史宗义：《解放战争初期东北的大剿匪》，《世纪桥》杂志，2011第2期第45页）
中共中央及东北局
就剿匪的战略部署
对于东北的战局与匪患，中共中央迅速拟定方针、作出战略布署：
（一）抢占先机，成立东北局统揽东北军政。1945年8月10日、11日，抗日战争胜利在即，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连续发出关于受降和对日军展开全面反攻等7道命令，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军队向日伪发起最后攻击。其中第二号命令：令“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向东北派兵，抢占先机，这是中共中央出于战略考虑作出的重大决策。9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正在重庆谈判，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在延安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以彭真、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立即赴东北开展工作。
同时，中共中央还调派了大批干部赶赴东北，以加强我党和我军在东北的领导力量。10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任命林彪为总司令，彭真、罗荣桓分别为第一政委和第二政委。1946年1月14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仍任总司令。为了适应军事、政治斗争的需要，东北民主联军对各部队和各军区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将陆续成立的10个军区重新划分为北满、南满、东满、西满四大军区。在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步步进逼下，中共中央从实际出发，确定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东北民主联军收缩战线，在边远地区建立根据地，蓄势待发。
（二）拟定方针，坚定打击匪患的决心。中共中央不仅对东北的剿匪工作高度重视，而且早有安排和部署。1945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给东北局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指示要求东北人民自治军：“迅速在西满、东满、北满划分军区和军分区，将军队划分为野战军和地方军。将正规军队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的工作，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2页）
1946年4月19日，东北局给各级党政军领导发出5条指示。其中第四条指示是“应用防匪自卫的名义并在防匪自卫的口号下大量发展、组织民兵”。
6月1日，东北局在《关于四平战役后东北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中指出，克服当前危机、转变当前局面的中心一环“是深入发动农民群众，彻底肃清土匪，解决土地问题”。6月4日，东北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要求东北民主联军“抽调一部分主力分散配合现有的地方武装，带领地方工作队，到处打土匪，发动群众，务求彻底消灭，彻底挖根”。
6月12日，东北局和东总（东北野战军总司令部）发出《关于剿匪工作的决定》，对1946上半年剿匪斗争作了总结，找出了未能彻底肃清土匪的主要原因，就是“群众未发动，没有造成人民的剿匪运动”，“剿匪部队中缺乏基本的主力作骨干”。《决定》强调“所有剿匪区域，必须发动群众”，“造成人民的剿匪运动”，必须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坚决彻底地肃清北满地区土匪，以巩固“我党在东北最基本的战略根据地”。
（三）改变部署，投入主力部队实行剿匪任务。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和东北局部署，从1945年底开始，东北人民自治军主力彻底改变过去集中作战的部署，决定以集结于阜新、黑山地区的主力部队的四分之三兵力，以师（旅）为单位，开始有重点地分散于西满、北满、东满广大地区，执行剿匪、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任务。
194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以林彪任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任东北局副书记，兼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以林、彭、罗、高、陈5人组成东北局常委。同日，东北局确定了各军区建立根据地的区域：东满军区在延吉、珲春、和龙、汪清一带建立根据地；西满军区以兴安岭为门户，面向齐齐哈尔，背靠满洲里，在中长铁路的博克图、牙克石和海拉尔、扎兰诺尔、满洲里之线及在北安、德都、嫩江、讷河建立根据地；东总在牡丹江、穆棱、勃利、东宁、东安、密山、虎林之间和佳木斯、富锦、绥滨、同江及孙吴、瑷珲、黑河建立根据地；南满军区在长白山地区建立根据地。
《关于剿匪工作的决定》明确了一批主力部队参加剿匪，并确定了剿匪兵力部署。6月30日，东北局、东总又决定各地成立骑兵团参加剿匪，以增大剿匪部队的机动性。7月1日，东北局指示东北民主联军：各旅应派出约三分之一的兵力至指定地区剿匪和做群众工作，创建根据地。
全面彻底的剿匪斗争
东北的剿匪斗争，发生的战斗数不胜数。在北满地区，1945年11月25日，松江人民自治军在五常县八家子毙、伤国民党“先遣军”左建堂匪部2500多人，击溃其1700多人。12月下旬，黑龙江军区集中兵力发起泰安战役，歼国民党委任的“第一战区挺进军军长”尚其悦匪部，毙800多人，伤523人，俘2508人。嫩江军区，在甘南地区连续粉碎“光复军”土匪5000多人的围攻。
在东满、南满地区，安东军区于1946年元旦粉碎了国民党特务和土匪相勾结策划的暴乱，歼匪5000多人。2月2日，中共通化地区委员会和驻军又粉碎了由国民党通化市党部书记长孙耕晓与原日本关东军第一二五师团参谋长藤田宝彦勾结发动的暴乱，俘3000多人，毙、伤500多人。
我第三五九旅进入东北加入东北民主联军后，在抚顺以北地区歼灭土匪1300多人。1945年11月下旬在鞍山、海城、本溪、辽阳一带，将国民党加委的由伪军和一部分日军组成的“先遣军”万余人全歼。
从1946年6月开始，遵照东北局和东总的指示与部署，剿匪部队对大股土匪展开了大规模的围剿。
田松支队在肃清穆棱、绥阳等地土匪后，于6月10日收复东宁县城。至21日，又将盘踞在东宁地区的王志林股匪800多人消灭，打通了牡丹江通往绥芬河的交通。23日，东北民主联军三五九旅主力和合江军区、牡丹江军区部队，分3路合围东安、密山一带势力最大的谢文东股匪。经过两天战斗，共歼灭土匪千余人，其残部向宝清、富锦地区逃遁。
在平息“八二八暴动”中，捕获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敌后工作委员会”东北四省军事委员李明信、新编第二十七军中将军长姜鹏飞、第六路军第三军军长崔大刚等人，摧毁了国民党设在北满的策划土匪活动的指挥中枢。
1946年9月，东北民主联军抽调主力集中备战，剿匪任务由地方兵团与第三五九旅担任。从10月中旬起，合江军区部队和第三五九旅等部，在依兰县展开围剿大股土匪的作战。11月8日至21日，全歼谢文东残部400多人，生擒号称“第十五集团军上将总司令”的谢文东。接着在三道通以西的深山里活捉号称“东北挺进军”中将总指挥的张雨新。12月12日，第七一八团河骑兵团在三道通、刁翎西一带山区，生擒号称“第一集团军上将总司令”的李华堂。合江、牡丹江地区剿匪部队自9月至12月，共计生擒大小匪首数十人，歼灭土匪3400人。1947年2月23日，著名的“特级侦察英雄”、牡丹江杨子荣牺牲在海林夹皮沟山区剿匪战斗中。1947年3月26日，合江军区剿匪部队又将“先遣军第二军”中将军长孙荣久活捉。至此，合江地区影响最大的匪首全部就擒，并被公审处决。
黑龙江省军区剿匪部队，从1946年10月至11月，进行剿匪战斗62次，歼灭土匪740多人，活捉“东北挺进军”第一军副军长、嫩东总指挥王乃康等以下匪首37人。（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第65-119页）
东北剿匪的经验和意义
东北剿匪斗争把剿除匪患作为建立巩固根据地的首要环节。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东北人民自治军）十分重视剿匪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不但将剿匪作为一项军事任务，而且首先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
东北剿匪斗争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东北民主联军在摸清匪情的基础上，集中兵力，选择重点，集中、分散相结合，追剿、堵剿、驻剿相结合，奔袭、奇袭、穷追与伏击、堵击相结合。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通过喊话、标语、传单、劝降等形式，向土匪“攻心”。
东北剿匪斗争充分发动群众，形成人民群众剿匪运动。东北民主联军遵照东北局的指示，把剿匪同减租减息、土地改革运动结合起来，充分发动群众武装自卫，摧毁了土匪在农村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断绝了土匪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使土匪孤立无援，处处挨打。
战争前后 篇4
鸦片战争前后,清朝官员以及一些显赫人物在奏章或私家著述中,大都谈到了英军或英法联军“炮利”的问题。这里的“炮利”,英人康格里夫(William Congreve,1772～1828年)发明的火箭的杀伤力也应被包括在内。当然火箭并不是决定性的武器,但被装载在发射船上,配合火炮使用,使之杀伤力增强。因为舰载重炮的后坐力几乎与炮弹落点受到的破坏力一样巨大。如19世纪中期以前的英军或英法联军常用舷炮齐射的“线式战术”作战,一般并不是一艘木船一侧所有的火炮同时发射,那样会严重损伤船骨,而是依次发射,从而降低对船体的伤害。而重量很小的火箭既可减轻船体载重,又可在发射时因其后坐力小,对船体损坏不大。清军火箭因是明清以来长期沿用的纸质基体技术的再继续,主要靠木制容器,利用弓弩或火药气体将其发射出去,即没有完善的基体和发射时的金属管装置,基体中填置的药量和积聚的能量不多,射程不远,威力不大,主要起焚烧或恐吓作用,应属传统箭式范畴。成书于1643年的明末火器著作——《火攻挈要》——中对中国火箭基体结构有说明[1]。谈到了中国传统火箭的纸质基体,筒制容器、线眼设置以及具体制法、导向杆配置等问题。鸦片战争前后,清军火箭仍是如此。此时期的英军所用的金属筒状康格里夫火箭可被放进短粗铁管里发射,即有日益完善的基体、炮式容器和支撑装置,应属箭式或炮式范畴。
战争前后,清军装备处于冷热兵器混用时代,占装备十分之三四的冷兵器主要有长矛、腰刀、弓箭和藤牌等,占装备十分之六七的热兵器主要有鸟枪、抬枪、火炮、火箭和地雷等。这些兵器绝大多数由各省自制,形制大小不一。现根据弹道特性划分,可分为:重型红夷炮、轻型火炮、冲天炮、抬炮等。此时期的英军装备已处于初步发展的火器时代,尚未进入后装线膛枪炮时代,仍旧属于以黑火药作发射药的前装滑膛时代。发生在1856～1860年间的清朝与英法联军之役时期,英军火炮主要仍为流行三百多年的前膛装加农炮,17世纪末期以来创制的榴弹炮、卡龙炮、臼炮和康格里夫火箭炮和少部分由1854年英人阿姆斯特朗(William G Armstrong,1810～1900年)设计的后装弹药和发射锥头柱体炮弹的线膛炮。侵华法军火炮也为流行三百多年的前膛装加农炮为主,尤其以使用了许多拿破仑青铜线膛12磅(5.4千克)弹炮为其特色。
关于中西火箭技术和性能优劣的研究,国外学者对之探讨者甚多,中国学者对之研究很少,这迟滞了对鸦片战争前后中西火器整体水平的全面了解。因此,对中西火箭技术和性能的优劣进行研究,对了解侵华英军或英法联军使用的火器类型及其性能,分析清军失败的原因具有一定意义。
一鸦片战争前后东西方火箭的技术水平以及发展的概况
中英火箭都是以固体黑火药粉末为发射剂,借直接反作用力而发射出去。制造火箭的第一步就是配置粉末状火药。清朝广东香山县人黄达权口译、江苏长洲(今吴县)人王韬1862年撰的《火器略说》中载:火炮、火箭之用药迥然不同,炮中但须整粒,火箭反取粉末。炮欲其速燃,火箭欲其迟着。若火箭用整粒之药,则即时在手迸裂,不能发出及远;若用粉末舂实,则药线虽燃,内药未着,必待三四秒许始行轰射,则已至敌境久矣[2]。黑火药的标准配方是硝75%、硫10%、炭15%。火箭发射药中的含炭量应比一般黑火药中含炭量高些,而且是粉粒状,求其缓燃。在硝含量不变的前提下,提高炭含量降低硫含量,意味着配制火药技术的进步和发射剂威力的增大。第二步骤是箭筒的设计及制造,此是火箭的核心部分。即借火药燃烧后所生成的火焰和气流的喷射而产生推力的装置。在箭筒尾部留下喷火口,并在火药柱中留出燃烧室(古代叫线眼),然后放在箱内或架在发射台上发射,因为靠直接点燃的话弹道不稳定。总之,火箭基体的制造经历六道工序:卷制纸质或金属基体→压喷火口(喷管)→装药并打成自然线眼(燃烧室)→密封箭筒底部→插入引线→增加防潮层。中国在明末前后是传统火箭技术发展的高峰期,此后直到两次鸦片战争前后并无实质性的变化。《中国火箭技术史稿》中说:“近代火箭与传统火箭的区别在于其各部件都用金属材料借机械生产方法制成,内部结构较复杂,燃烧室和喷管(常有数枚)形制更为合理,用点火器引燃改进了的发射剂。加上制导、稳定和控制系统,射程和命中率都有提高。中国传统火箭部件多由非金属材料借手工生产方式制成,结构简单,燃烧室和喷管(只有一个)形制不及近代火箭合理,没有制导和控制系统,射程和命中率不高,它是实际经验的产物”[3]。《鸦片战争》中载:“火箭妙在信眼之深浅,直而不偏,每枝入药,非打三万锤不可。”[4]这里所说的信眼即指线眼。
火箭是在1050～1280年间的中国发明的,从12世纪下半叶的南宋开始,直到17世纪的明代为止,在这五百年间,火箭技术在世界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至明代,火箭被称为“军中利器”。火器家茅元仪(1594～1640年)于1621年完成的《武备志》中记载了种类繁多的火箭,如单级火箭,集束火箭、火箭弹和原始的多级火箭等,不过,从明末至洋务运动的二百多年间,其设计原理、射程、射速和射击精度难以提高,主要起心理上的震慑或焚烧作用。相比之下,西方在1380年的前后也可能用过火箭,由于枪炮的发展,其在战争中主要用于烟火娱乐,其研究到了17世纪下半叶才开始起步。13世纪中国火药和火箭技术在德里苏丹国时期传入印度,17～18世纪后印度人对火箭技术进行了改良。与欧洲火箭不同的是,印度火箭的发射药不是装在纸糊的管子里,而是装在铁管之中,重量从6～12磅不等,放在30厘米长、直径7.5厘米的竹筒中发射,射程达900米以上。虽然命中率很低,但是大量使用能给敌人造成很大的伤亡,特别适合对付目标较大的骑兵。英国由于受到印度火箭袭击的刺激,研制成技高一筹的康格里夫火箭,以后欧洲诸国争相仿效,一直使用至1867年前后,制造它的地点主要在英国伦敦的皇家兵工厂(Woolwich Arsenal)。其构造很简单,由弹筒(内储火药)、爆炸榴弹(爆炸时碎片杀人)和尾杆三部分所组成。为了使火箭能在所需的方向上飞行,将火箭放入装在三脚架上的短铁管里,然后通过弹筒的底盖上的小孔点燃火药。与火炮相比,火箭的优点:射程远、机动性强、无后座、心理震慑力大、射速快、制造和维修容易和成本低。当然它的缺点也是显然易见的:射击精度差、经常出现误射误炸事故、杀伤力有限、火药中的硝石容易结团和燃烧不充分等。
二鸦片战争前后中西军队使用火箭的史料分析
鸦片战争时期,清朝沿海及内陆的一些省份火箭、火炮等火器制造处于各自为政的局面。清军是一支冷热兵器混用的部队,在战场上利用各种枪炮、火箭等火力与英军对抗。这方面史料反映的很多。如《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中载,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直隶总督满洲正白旗人讷尔经额片:“奕纪在津,臣时与计议筹备海防事宜,心思细密,深究韬略,制备军器尤为精熟,众论交称。前监制火箭两万枝,并铸造炸炮百余个,围圆五寸,装药二斤,余同火箭,均可致远三百数十弓,箭其平直炮至落处始行炸裂,水陆用之,均可得力。臣现将火箭分拨海口各营备用,炸炮拟届时分给水勇作为烧船之具。”[5]这里所造的火箭后来是否用于抗英战场不得而知,但清军制造、装备和使用了少量火箭是肯定的。
至于清军火箭的技术水平。《中国火箭技术史稿》中说:“像明代一样,清代的火笼箭、九龙箭或一窝蜂,属于集束火箭。江苏无锡人袁宫桂所著的《洴澼百金方》中有对火箭制作的说明:先用竹篾编成四尺(132厘米)的竹笼,‘口大尾小,纸糊油刷,以防风雨。内编横顺搁箭,竹口三节,旁留小眼,穿药线总内起火箭上。每筒装十七八支,或二十支’。点燃火药线后,筒内火箭齐发。一般用小火箭作集束火箭。……现存中国旧时火箭,藏于英国伦敦的阿德莱德陈列馆(Aldelaide Gallery Museum),这是清代道光年间鸦片战争时英国军队得到的。据报道,这种火箭几乎与《武备志》中所载没有什么大的不同。”[3]
上述史料证实了清军在对英作战时确实使用了传统火箭,时隔约十年以后的1851～1864年间的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福建晋江人丁拱辰在此基础上,创制出含有五个喷管的铁制火药筒的大火箭,射程660米,形制当属英式康格里夫火箭的模仿,但是清朝当时全国范围内的手工生产方式和军事制度的腐败,清廷没有建立和推广此项火箭技术,并在对抗英法联军入侵时所用的火箭,仍然是过时的传统火箭。国人最终用近代西方技术和机器生产英式康格里夫火箭的时间和地点,当为19世纪60年代以后的洋务运动时期,即由两江总督曾国藩和江苏巡抚李鸿章于同治四年(1865年)创办了上海江南制造局,1867年于陈家港建立了火箭分厂。今英人说:鸦片战争后,英国的殖民地清朝香港成了千万支康格里夫火箭的生产地,时间持续到1850年。1867年英国宣布这种武器过时,它随即被处置给清朝政府使用。清人在英人的帮助下,不久开始制造它。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曾有12米长的康格里夫火箭厂库的制造地和6个锻造厂。1873年英人黑尔(William Hale,1797～1870年)发明的黑尔火箭也在清朝南京制造,但康格里夫火箭的远射程和低弹道,更是赢得了清人喜欢。1900年前后的义和团之乱,法国人发现清人还在使用康格里夫火箭抗敌[6]。
鸦片战争时期,英军几乎在每次陆海重要战斗中都使用了康格里夫火箭,它在攻击清骑炮兵中发挥作用最佳。英法联军侵华时期,英国从印度地区调集了70人的火箭部队,在天津大沽炮台使用了康格里夫火箭,来对付继续使用原始火箭的清军,杀伤效果极好。至于它以后,推动其向前发展的是英人黑尔于1844年去除了火箭的引导杆而代之以尾翼,依靠自身喷射出来的气体在飞行的过程中旋转,姿态相当稳定,从而增加了稳定性,其主要用户是美国。与1900年以后的现代火箭相比,康格里夫火箭和黑尔火箭的技术都十分简陋,应用也不广泛,如它的生产程序难以统一,主要依赖于手工工艺,虽然初步的生产机器也具备,但存储困难,容易吸潮等。但它的出现为现代火箭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尤其到了19世纪下半叶,在以后装线膛炮、无烟火药、铁甲舰等发展的背景下,康格里夫火箭和黑尔火箭的性能相形见绌,它逐渐被已准确性和杀伤力日益提高的常规火炮和小武器所取代。如到了1850年,大多数欧洲国家的陆军火箭部队都解散了。
康格里夫火箭是从传统纸质尖利箭头脱胎出来的一种筒装的箭头复杂的火箭,基体是由薄铁皮卷成的直径约为10厘米的细长圆柱体,导向杆由铜环或铁环固定在箭身的一侧。利用不同的三脚架发射装置,在城堡的斜坡上或战舰的舷窗里单次发射,在海陆皆可使用。其制造步骤如下:准备火箭管、在管的一端焊接,留出喷射孔、夯实火药、安好火绳、在发射管侧钻出火门,系好弹头、漆好火箭和系于导杆上。康格里夫从1804年起就在英国伦敦的皇家Wooolwich兵工厂从事试验,于1808年成立了火箭旅或火箭团。火箭最初装备给海军,供海军炮兵和陆战队从军舰或专用的火箭舢板上发射,之后又装备陆军骑兵炮队,组成独立的火箭炮连,即多配给机动性较强的部队,这是因为火箭相对于19世纪初期的火炮具有射速快、射程远、机动灵活等特点,也正是此使之在新式火炮出现之前大出风头,康格里夫本人称其为“没有炮身的火炮灵魂”。它的发射架只有简单的高低瞄准机构而无方向瞄准机构。海军使用的箭头有筒弹、链弹、爆炸弹或纵火弹等之分,重量从11.4～27千克不等,以32磅(14.5千克)最为常用。32磅火箭的基体管长107厘米,直径10厘米,装药3.2克,并装有一个长1.5米、直径3.8厘米的可拆卸的安定杆。他还研制了一种增加射程的速燃火药,并进行了增加射程和提高精度的火箭试验。
鸦片战争前后英军火箭的杀伤力,也主要起恐吓和焚烧作用,尤其对攻击清骑兵和易燃物质效果显著。但要打阵地战,其杀伤效果微乎其微。火箭的杀伤力主要体现在其霰弹、葡萄弹和爆破弹上,杀伤系数是359～139之间,比其火炮炮弹系数的12500差距甚远。到19世纪30～40年代,英国各主要工业部门普遍采用了蒸汽机驱动的机器生产,导致火药生产的效率高,质量稳定。因为硝性主直(射远),硫性主横(爆炸),炭性主火(燃烧)是黑火药的特性,火枪与火箭的远射程对杀伤力的提高是无益的,故枪箭用的火药中的硝含量较炮用火药偏低。鸦片战争前后的英国配制了硝、硫、炭的比率为75%:10%:15%的枪用发射火药,78%:8%:14%的炮用发射火药,以及70%:10%:20%的箭用发射火药。它们被各国确定为标准的火药配方。即按上述组份制造的火药在放出足够的热和达到最高温度时能生成大量的气体分解物。其弹药比例一般为3∶1,也有因实际情况而适时而变。至于爆炸弹头中的火药配方,应与火炮中的爆炸弹等同,应是硫磺量配比高一些而制成的炸药。
康格里夫火箭的性能。根据弹头可分为15种类型,大体可分为榴霰弹火箭和燃烧弹火箭。榴霰弹常常代替火炮使用。迄至清军与英法联军之役时期,英军仍然使用了许多康格里夫火箭对华作战,射速是6发/分钟,其射程为同时期火炮射程的两倍,可达0.8～3.2千米不等。其精确度比清军火箭提高一些也是不言而喻的。其突出缺陷:散布面积大,射击精度低、性能欠稳定。故英国陆军里的火箭军团在1816年被正式解散。
三鸦片战争前后清朝火箭的性能
关于火箭威力的施展区域,《哈珀—柯林斯世界军事历史全书》中说:“康格里夫火箭填补了制式的燧发枪与12磅野战炮射程之间的空白。”[7]18世纪末前后,当时世界上主宰性的火器是火枪。中国从明朝中期至洋务运动以前一直是火绳枪(Matchlock gun)主宰的时代,英国在鸦片战争时期已将从燧发枪(Flintlock gun)向击发枪(Percussion-lock gun)过渡的阶段,显然高于清军两个层次。其射程都在500米之内。当时世界上另一主宰性的火器—火炮都是前膛装滑膛炮以及使用着刚性炮架(Rigid Carriage)的承载装置,射程不远和射击精度很差,在海战中,敌对舰队往往在100～200米的距离内以水平射角发射,这时射速比射程和射击精度要重要得多。英军加农炮的射程数据从1000～2850米之间不等,大都大于1500米。鉴于枪炮射程的现状,此时期的火箭威力的施展也就限定在500～1500米之内的范围内。
鸦片战争时期,清军使用了从明代继承的单飞火箭、飞枪箭、飞刀箭、飞剑箭、火龙箭、九龙箭或一窝蜂等集束火箭杀敌,由于其风行路线常不规则,要躲避它也是不太容易的,故有时攻击效果是不错的。从发射方式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用弓弩发射的火药箭,另一类是利用简易的发射架和发射筒将火药燃气反冲力推出,其燃烧原理、发射装置应是明末以来火箭技术的延续。
清军火箭的威力可从其配制的火药方中看出。此时期东西方箭用的火药都为黑色有烟火药,都同19世纪后期所发明的无烟火药有本质的区别。清朝沿海大多省份的火药是以手工业作坊或工场生产,无先进的工艺设备,如进行粉碎、拌和,压制、烘干、磨光等工艺,只靠石碾等工艺,故造出的火药中硝和硫纯度不高,颗粒粗糙,大小不一,不能充分燃烧,威力十分有限,此生产效率低,生产方法、规模、质量和实战效果与英军火药相比存在较大差距。《筹海初集》中载,道光十五年(1835年)十月二十五日,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1781～1841年)为广东水师拟定了两个基本火药配方:其一是枪炮发射火药配方,硝80斤,硫10斤,炭10斤;其二是大小火箭所用的火药配方,硝16两,硫1两、炭1.5两。两种火药的硝、硫、炭的组配比率分别是:80%∶10%∶10%;86.5%∶5.4%∶8.1%[8]。此拟定的配方中,硝量偏高,应是考虑到射远的缘故,但此弊端是容易吸湿转潮。
清朝沿海的一些省份在战争中仿制了英军的火药制法,有所创新,其中尤以福建水师提督陈阶平(安徽泗州人,1766～1844年)配置的火药为上乘,一些沿海省份的清军在与英军对垒中并已用于实战。其弹药比例一般是2∶1,弹药3:1的装填方法应属模仿英军所致。清军沿海大多省份手工方式制作的火药其质量逊于英军,火箭用纸质基体发射,闭气功能差,这自然导致火箭射程短于英军火箭,杀伤力有限,中外时人对此多有评论。如广东顺德人梁廷枬(1796～1861年)说:“沙角台隔水相对为穿鼻湾,夷众闯入,先焚草棚,亦越后山至,四面受敌。连升急发大炮,夷稍却,我兵无药,炮不复发,发者又以省局掺杂炭屑,力弱无济。贼弹箭迸落如雨,身无完肤。”[9]
中国传统火箭的射程。《中国火箭技术史稿》中说:“清代传统火箭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较短而轻,筒长13.2厘米,装火药75克,箭杆长99～132厘米,箭镞长6.6厘米,一般射程为600～700步,旧时以五尺(1.65米)为一步,则射程合990～1155米。另一种火箭较长而重,筒长23.1厘米,径6.6厘米,箭杆长198～231厘米,镞长16.5厘米,总重二斤,射程为495米。”[3]但是,清军火箭的纸质基体导致其能量积聚不够、手工加工的传统火药的药力欠缺,以及发射时的木制容器导致的轨道偏差,三方面因素都决定了其射程必然很近和射击精度很差。英参战军官对1841年清军在宁波使用的火箭写道:“清军火箭好于平时,射程约为500码。他们是集束火箭,约有15支火箭能被一起发射。”[10]此史料的英军叙说,数据可能有偏差,但其射程限制在1100米以内的状况是肯定的。
总体来看,由于清军火箭与近代化阶段的英军火箭性能相比差距太大,故西方人在提及清军火箭时,大都持讥讽的态度。英人李约瑟曾说:“在中国进行的鸦片战争中,交战双方自然都使用了火箭,1840年舟山的定海炮台失守时发现了火箭仓库。第二年,‘康格里夫火箭’又用上了,将安森湾(珠江左岸沙角炮台和威远炮台之间)里的最大战舰烧燃,并将该船和水手一起摧毁。”至于清军火箭的威力,李约瑟又说:“1856年,在珠江又发生了战斗,肯尼迪海军上将曾写道:‘因一般认为中国火箭不会对我们造成多大伤害,故火箭射来时并未回避,但我们还是有艘船被击中,并被烧了个大洞。’这就是在它们发明之后欧洲火箭与有700年历史的中国火箭之间的较量。”[11]今英人说:中国旧式火箭一直被用到1860年后,与康格里夫火箭的远射程和威力大的状况相比,它们既原始又威力小,英人对许多战役中清军使用的集束火箭持冷嘲热讽的态度,认为其虽好看但却无杀伤效果,甚至把它看成是没有箭头的火箭,仅起干扰而不是破坏作用。英人占领厦门后,曾把俘获的清朝火箭运往英国伦敦的一些博物馆如阿德莱德陈列馆展览,看起来它确实不适合作战,据说在180米的距离内,能杀死1个人。1842年3月英军攻击浙江镇海招宝山炮台时,根据中人魏源所记,清军十分讨厌火枪和火箭,因为害怕它会燃及自身。美国一家期刊在1857年3月7日对其评论到:‘中国羽毛火箭长1.8米,箭头为铁或铜的,系在一根导向杆上,由于运动不规则,它可能会导致一些轻伤。尽管中国人还把之视为不能轰炸的杀人武器’。战争结束后到1850年后的香港成了英国在远东生产康格里夫火箭的基地,清人通过各种途径逐渐学得此技术,由于它的远射程和低弹道,清人更偏爱之而不是黑尔火箭,并一直使用至1900年前后。[6]
四鸦片战争前后配备了枪、箭、炮的中英军队采用的海陆战术
鸦片战争前后,清军战船性能由于和英战列舰相比差距太大,火炮性能不佳。再加上战术的落后、炮台建筑工艺的幼稚、设防的分散性、缺乏正规海上训练以及海上力量的相对不足。清军只能采取舍水就陆、沿海筑土城、建炮台、造巨型火炮的战略方针对抗英军舷炮的“线式战术”。清军在入关前后,在陆上作战时,曾善用马队并无火炮掩护下进行宽大正面的高速冲击,后面步兵杂以滑膛前装火炮和散弹鸟枪,逐渐形成轮番齐射的“连环枪法”及连营跟进的密集方阵的战术。迄至鸦片战争前后,惯于马队奔袭的清军陆上的迎敌战术,常采用冷热兵器结合的三叠阵作战,一哨百人,每哨10队,使用火器和冷兵器的人数各半,火器手为前队,内20名操抬枪者为第一叠,30名鸟枪手为第二叠,50名使用藤牌、长矛、弓箭、挑刀等武器的冷兵器手则为后队。这种战术大抵仍然是明末清初时期的战术。由于冷热兵器前后配置,其队列一般要达十数行。缺点有三,一作战效能低。即只有半数多一点的清军面对全部装备火器的英军对阵时,只有一半的兵力在发挥作用。一是战术机动性差。因为冷热兵器要协同作战,其队列必须缓慢移动。三则排列较为密集[12]。此时以英军为代表的欧洲陆军部队使用的战术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形成的“纵队战术”。在中英鸦片战争中,英军在陆上作战时十分重视发扬火力,往往在猛烈的炮火准备和排枪齐射阶段,就把排成堂堂正正之阵、进行正面交锋的清军杀伤大半。
《鸦片战争》中阐明了清军的海上迎敌战术,如水师作战,只限于远则炮击、近则横阵冲撞、抛掷火球、火罐,施放火箭、喷筒,继而爬桅跳船的白刃战、肉搏战、火攻的混合战术[4]。至于海上截击,通常以炮火拦击和设置拦江木排、铁链的办法阻止敌船沿海口内驶。此等破夷之法,与15～16世纪的西方海战相似,至鸦片战争时期,已与西方“线式战术(Ship of the line)”有三百年的差距。英海军作战通常使用 “线式战术”以及火箭的辅助,猛攻清军一处炮台,然后以侧翼迂回包抄战法将仍坚持在炮台上的清军残部逐走,这时,战船上火箭施放起到了如虎添翼的作用。而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英国主要舰只没有一艘被清军击毁,甚至连重创都是罕见的,此给清朝官员留有强烈印象,关于英军“炮利”之说正是由此而生。其实这里的“炮利”还只是制造精良的前膛炮(Muzzle-loading Cannon)和近代火箭,待到装有可旋转炮塔的大口径后装线膛炮(Breech-loading Rifling Cannon)的铁甲舰(The Era of the Ironclad)驶入大海,海战便真正发生了质的变化。
摘要：鸦片战争前后,清军使用了明清以来长期沿用的纸质基体火龙箭、一窝蜂等集束火箭,用手工方式制成,利用桶装、竹筒等的载体,靠弓弩等工具发射出去,属传统箭式范畴,射程在千米以内,在对侵华英军或英法联军的斗争中起到了一些作用。英军或英法联军在每次海陆战中几乎都使用了英人康格里夫(Congreve)发明的带有长尾杆的金属筒装火箭,属近代箭式范畴,精度虽差,但对其火器威力的发挥起到了一定的补充作用,此是英军或英法联军取胜的因素之一。
关键词：鸦片战争,火器,火箭,康格里夫火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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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urray A.Doings in China:Being the Personal Narrative ofan Officer Engaged in the late Chinese Expedition,from theRecapture of Chusan in 1841,to the Peace of Nanking in1842[M].London:R.Bentley,1843:157.
[11][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化学及相关技术.第七分册.军事技术:火药的史诗[M].刘晓燕,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450.
战争前后 篇5
一、清代的华夷思想与朝贡体制
( 一) 传统的华夷思想与朝贡体制
在原始部落时期, 由于华夏部落在中原地区有着比较发达的农业, 所以之间形成了华夏为内, 四夷为外的思想, 这种思想逐渐发展成为了中国中心理论, 即中国就是文明世界的全部, 中国的统治者维持着全世界的秩序。在此基础上, 中国与周边的其他国家建立了东亚朝贡体制, 周边国家通过承认中国的宗主权来获得中国的庇护, 同时定期的向中国皇帝纳贡来强调中国的宗主地位[1]。
( 二) 西方的外交思想与近代国际关系
西欧各国在多年的战争中逐渐确立了现代国际关系体制的原型。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维也纳体系, 欧洲各国的国际关系早已形成了一整套的外交制度, 民族国家代替了过去的封建国家让国家与国家之间能够以平等的姿态进行外交活动, 这些外交理念也适合于近代国际贸易的发展。随着西方的影响力遍及全球, 这些外交思想也开始在全世界传播[2]。
二、鸦片战争前后英国人对“华夷之辨”的认识与冲击
( 一) 鸦片战争前英国对华夷之辨思想的冲击
英国在早期的贸易活动中始终没有与中国接连直接的接触。在中国的贸易活动有东印度公司垄断, 而清廷视英国为化外之国, 也之中避免直接的官方接触。从英国与中国的第一次官方接触也就是马嘎尔尼使华开始, 两国就产生了外交礼仪的纠纷, 英国人对于礼仪的异议触动了天朝上国敏感的神经。随着交往的深入, 英国政府开始挑战清朝的规则, 英国商务总监律劳卑以强硬的态度要求政府之间的平等对话, 最终导致了清朝中止了中英贸易。
随后, 继任的英国商务总监义律开始改变策略, 使用尽可能温和的方式来逐渐的松动华夷之辨的思维方式。但是随后鸦片战争开始, 这种温和的交流方式没有获得证明自己的机会。
除了政府层面, 在华商人和传教士的活动也在动摇着华夷之辨的思想。由于清政府把英国人看做是化外之民, 导致英国商人的商业利益等不到保护, 而英国传教士的传教行为也非常难以执行, 所以这些人开始在英国国内呼吁英国政府与中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 甚至是使中国政府归顺[3]。
( 二) 中英平等关系的初步建立
华夷之辨的思想走向末路的开始标准是鸦片战争。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直接导致了委曲求全, 与英国人订立了《南京条约》。这份条约的签订代表着原有的天朝上国羁縻之策失效, 天朝体制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在鸦片战争之后, 中国的官员们在给英国人的信件中不再使用傲慢的命令字眼, 而是转为用一种平等的, 甚至是恭敬的语调来与英国人交流。中国民间在见识过英国的坚船利炮之后也开始对华夷之辨产生动摇, 进而对英国人有了不一样的态度。中国的宗藩体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 在天朝朝贡体制不断收缩的同时, 英国终于可以以更加平等的姿态与中国进行交流。
三、英国冲击下的清末社会与华夷之辨
( 一) 君臣关系与华夷之辨
在传统的君臣道德中, 做臣子的除非是收到了皇帝的命令与外邦进行接洽, 否则是不应当私自与外人联系的, 这种思想叫做“人臣无外交”。这种思想也是中国的地方官员迟迟不愿意与英国商人和官方直接接触的原因之一。随着鸦片战争的失败, 中国与英国逐渐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 各级官员与英国人相接触也就成为无法避免的了。在面对英国人时, 各级官员一遍在对皇帝的表述中继续使用华夷之辨的措辞, 一遍在与英国人的交流中改换语气, 以保持与英国人的沟通。所以相比之下, 各级官员的思想转变要比道光皇帝快得多。
随着中国官员在处理与英国交往事务上的成熟, 以前的各种华夷之辨思想下的规则都被打破或者作出了一定的让步, 不再恪守原来用以维系天朝威仪的外交礼节。
但是同时, 我们也要清楚的看到, 尽管官员对华夷之辨思想有了变通, 但是仍然坚持着一部分底线, 对于中国世界中心的看法仍然没有发生变化[4]。
( 二) 官民关系与华夷之辨
英国人很早就对中国的官民关系开始了研究, 并且得出了中国平民与官员的关系似乎并不融洽的结论。为了给打开中国市场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 英国人认为中国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与中国人民的愿望相违。但是后来英国人的侵略行动导致了人民与官员站在了同一立场上, 进一步强化了华夷之辨。直到清政府在民事纠纷上始终偏袒英国人才再次导致了官民关系的破裂。
四、结论
在鸦片战争前后中英关系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 在思想上体现为华夷之辨观念的逐渐瓦解。本文针对华夷之辨思想的变化和对中英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摘要：我国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是周边地区的文明中心, 以此出现了一种中国中心主义的倾向, 具体表现为华夷之辨, 中国是世界中心, 是文明地区, 而周边的其他民族都是野蛮的。这种华夷之辨的思想在西方国家用坚船利炮叩响国门的时候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华夷之辨之间开始向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外交理念发展。本文将对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英关系与华夷之辨思想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
关键词：鸦片战争,中英关系,华夷之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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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明强.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的国家身份认知研究[D].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5.
战争前后 篇6
一、对边疆问题极为关注
1820 年新疆发生了张格尔叛乱, 西北边境防务紧张。随后沙俄对中国西北地区的巴尔喀什湖和斋桑湖地区不断侵扰和占领。鸦片战争后, 沙俄除了继续侵略中国西北地区外还加紧了对东北地区的侵略。在中国的东南海疆, 英国侵略者凭借着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紧接着, 英法等国也不断对东南海疆进行侵扰。在西南地区, 英国侵略者对西藏抱有野心, 不断挑衅。接踵而至的祸患, 致使中国的边疆形势异常严峻, 这对历史地理学研究者触动很深。因此, 在鸦片战争前后历史地理学研究呈现出一个鲜明的趋势就是历史地理学研究者对边疆问题极为关注, 边疆历史地理学研究蔚然成风。
祁韵士和徐松是这股学风的开创者。在徐松的的影响下, 有一大批学者如张穆、龚自珍、魏源、姚莹、程同文、李兆洛、何秋涛等成为西北边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者。对于这样一个研究群体, 梁启超曾有这样的评价: “此数君者, 时代略衔接, 相为师友, 而流风所被, 继声颇多。兹学遂成道光间显学。”[1]这说明了当时知识分子对边疆问题的重视程度。这一时期研究边疆历史地理的学者除了将目光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外, 对内外蒙古、东北地区、西南地区、东南地区也进行了研究。另外一部分学者鉴于外国对中国的侵略, 开始关注世界各国大势, 研究世界历史地理, 并把外国史地研究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结合起来。历史地理学研究者对边疆问题的关注反映出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士林风气”的变化。
鸦片战争前后, 有关研究边疆历史地理的著作颇多, 可谓成果累累。其中比较有影响的著作有: 祁韵士的《西陲要略》; 徐松的《新疆识略》;张穆的《蒙古游牧记》; 何秋涛的《朔方备乘》; 龚自珍的《西域置行省议》; 魏源的《海国图志》; 李兆洛的《历代地理韵编》; 林则徐的《四洲志》; 沈垚的《新疆私议》; 姚莹的《康輶纪行》; 俞正燮的《蒙古》; 夏燮的《中西纪事》; 徐继畲的《瀛环志略》; 梁廷枏的《海国四说》等。由此可见知识分子对边疆问题的关注程度。
二、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
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列强的侵扰和蚕食给中国带来严重的边患, 中国呈现出千年未有之变局, 抵御外侮、救亡图存已成为时代的主题。而当时国人仍然沉浸在天朝大国歌舞升平的梦幻中。严峻的时局使得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警觉起来。在强烈、自觉的忧患意识的驱使下, 以筹边谋防、抵御外侮为己任, 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研究边疆历史地理学作为手段来唤起人们的危机感, 并将大量精力倾注于有关边疆历史地理学的撰述之中。在这些历史地理学研究者的思想中充满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
《朔方备乘》是何秋涛边疆史地研究的力作。该书重点对一百多年来的中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说“俄患”由来已久, 俄国已成为中国北部边疆的最大威胁者。他编撰此书的目的就是希望清政府能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对俄国的侵略要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何秋涛在该书中明确指出: 西北塞防, 乃国家之根本, “边防之事有备无患”。何秋涛的忧患、爱国之心不言而喻。边疆历史地理学著名学者张穆之所以编著《蒙古游牧记》就是要通过此书“缀古通今, 稽史籍, 明边防”。[2]在这部著作中, 他对蒙古同中国历代王朝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同清朝的关系特别重视, 对土尔扈特部出走与回归这一历史事件做了详尽的研究, 并对这一事件予以充分的肯定。这体现了张穆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统一的热切愿望。《康輶纪行》是姚莹的重要著作之一。姚莹亲身经历了鸦片战争, 他对清政府的失败痛心疾首, 认为中国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国人“暗于边情”、闭关自守、妄自尊大。他看到了中西方之间的差距, 对外国觊觎中国领土深表忧虑。他编写此书就是要向人们介绍“外蕃异域之事”, 让更多中国人“知彼虚实”, 以图制夷之策, “冀雪中国之耻”。魏源在其所著《海国图志》中更加旗帜鲜明地宣布他写此书的目的就是“为以夷攻夷而作, 为以夷款夷而作, 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3]该书不仅向人们介绍了世界史地知识, 更重要的还在于对如何抵御外侮、实现民富国强之路进行了探讨。徐继畬于1848 年完成了《瀛环志略》的编撰, 关于写作动机他曾这样说道: 当今“海外诸国鳞集仰流, 帆樯萃集, 其疆土之广狭, 道里之远近, 任边事者, 势难已于咨询。此说虽略, 聊以为嚆矢云尔。”[4]说明他密切关注边疆的安全和管理问题, 想通过此书为人们提供参考。还有一些历史地理学学者是在个人命运遇到坎坷、所处环境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开展研究的。林则徐在谪戍新疆期间, 走遍天山南北, 最终辑成《荷戈纪程》这部历史地理学著作。林则徐预言: “终为中国患者, 其俄罗斯乎!吾老矣, 君等当见之! ”[5]忧患意识和爱国精神溢于言表。
三、注重解决社会实际问题
鸦片战争前后, 历史地理学研究者有意识地把解决社会实际问题作为历史地理学研究的目标, 在他们的著述中有大量内容涉及到社会实际问题, 具有实用价值。这已成为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共同特征。
在维护边疆的统一和巩固问题上, 有些人认为喀什噶尔四城“悬远难守”、耗资巨大而应放弃。对此荒谬之论沈垚在《新疆私议》中予以坚决回击, 称这种观点是“迂士之论”。另外还提出了加强和巩固对这些地区统治的具体措施, 如慎择边臣、屯田积谷等。在如何加强中央对边疆的统辖问题上, 龚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议》中也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他主张在天山南北两路依行省之例设置各级官员。鉴于西北地区地广人稀, 土地开垦严重不足, 龚自珍主张通过移民西北来建设巩固边疆, 并为此制定了具体、详细的方案。针对天山南北两路民族情况的差异, 龚自珍主张“以边安边”。其办法就是“开垦则责成南路, 训练则责成北路”, 用南疆的经济支持北疆的军队, 用北疆的军队来保卫新疆的安全。龚自珍的这些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张穆在《蒙古游牧记》中把历史地理学研究同国防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内外蒙古是中国北部边防的屏藩, 关系到国家的安全, 对这里的地理状况、历史沿革进行研究很有必要。他对内外蒙古的各处地形、边地卡伦、军事重镇、屯兵地点等都做了很详尽的记述并强调了这些地方对巩固边防的重要性。《朔方备乘》的作者何秋涛认为, 在中国北部边疆沙俄是中国最大的威胁者。该书不仅记载了中国历朝政府在北部边疆经营管理的经验以及用兵地形, 而且对俄国的历史、地理、文化、经济、宗教等各方面情况进行了系统的、综合性的介绍, 对清朝前期的中俄关系进行了探讨。该书对国人抵御沙俄侵略具有珍贵的参考价值。
处理好民族关系、搞好民族团结是历史地理学研究者共同关注的问题。边疆是少数民族集聚的地方, 民族关系十分复杂。能否有效地缓和民族矛盾、加强民族团结关乎到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鉴于此, 历史地理学研究者往往把民族关系问题作为一个重要课题来进行探讨, 为统治者提供依据和参考。龚自珍、魏源、沈垚、姚莹、何秋涛、林则徐等一大批历史地理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如何解决民族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 表明了他们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四、从更加广阔的视角来分析中国的问题
更加可贵的是, 鸦片战争前后, 史地学研究者能够从更加广阔的视角来研究问题, 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和外国史地研究结合起来, 并成为一种趋势。
何秋涛所著的《朔方备乘》, 不仅对我国西北、东北和北方的历史地理等状况进行了考察, 而且对俄国的情况也做了系统、详细的介绍。该书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对中俄关系的探讨以及对中俄边界形势的记载和考证。他把“夷情”作为“边情”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进行分析, 把边疆问题置于国际关系的背景中来进行考量, 这体现了他广阔的眼光。魏源在《海国图志》中, 能够从更加广阔的视角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进行研究, 提出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来“以夷制夷”, 最终达到筹边谋防、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目的。姚莹的《康輶纪行》除了记载西藏的历史、地理等情况外, 对英、法、俄等外国史地也进行了研究和介绍, 强调认识世界的重要性。书中大量介绍了西方国家如英、法、俄、普等国以及亚洲的日本、缅甸、安南、暹罗等国是如何了解外国情况的等方面的内容, 想以此改变国人“皆以侈谈异域为戒”的不良风气。他建议要“尽取外夷诸书与留心时事者, 日讲求之”, 其目的就是要通过了解世界情势以图制夷之策, 雪中国之耻。这体现了姚莹把中国边疆和国际情况结合研究的远见卓识。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对美洲、非洲、东南亚一些国家遭受西方国家欺凌并沦为殖民地的情况作了介绍, 尤其对印度沦亡的历史记述更为详尽。其意图就在于通过这些被侵略国家的遭遇为国人提供教训。书中还对一些落后国家在强敌面前决不屈服、敢于斗争并最终使国家免于沦亡的历史作了记述, 意在为国人树立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榜样。《中西纪事》的作者夏燮在探讨中外关系时对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 他把中国的兴衰和世界局势的变化紧密联系起来, 指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争夺, 最终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灾难, 意在为人们敲响警钟。在当时历史条件下, 历史地理学研究者这种开眼看世界的广阔视野对启迪人们的思想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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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前后 篇7
关键词：何启、胡礼垣,公平思想,早期现代化,政府作用
甲午一役, 国人震惊!何启、胡礼垣, 中国早期的启蒙思想家, 早在1887年就开始撰写《新政真诠》, 先后写出了《新政真诠初编曾论书后》《新政真诠二编新政论议》《新政真诠三编新政始基》《新政真诠四编康说书后新政安行》《新政真诠五编<劝学篇>书后》《新政真诠六编新政变通》, 在1902年结集出版。何启、胡礼垣在《新政真诠》中第一次提出了“公平”思想, 指出了革新朝政的首要问题在于“政令公平”, 政府要公平执政, 才能取信于民, 君民一心, 才能齐心抗敌;政府要赋权与民, 君民共治, 才能实现国家富强。否则, 舍本逐末, 战船铁舰只能徒有虚名。
一、何启、胡礼垣公平思想的主要内容
1. 公平的涵义:“无私”、“无偏”
何启、胡礼垣认为“公平”主要是指“政令公平”, 他们对“公”、“平”的解释如下, “公者, 无私之谓也。平者, 无偏之谓也。公则明, 明则以庶民之心为心, 而君民无二心矣。平则顺, 顺则以庶民之事为事, 而君民无二事矣。”“公与平者即国之基址也”;“自古及今, 自今以往, 凡所称上国名邦……所恃者无他焉, 公平之政令而已。”“今者中国政则有私而无公也, 令则有偏而无平也, 庶民如子, 而君上薄之不啻如奴贱也;官吏如虎, 而君上纵之不啻如鹰犬也。”[1]97在何启、胡礼垣看来, 所谓“公”, 就是“无私”;所谓“平”, 就是“无偏”, “公平”主要是指政令公平, 即君上与官吏处理政务要不徇私、无偏袒, 应以民心、民事为出发点, 应视庶民如子, 不应待之如奴贱;“公”与“平”是立国之基。何启、胡礼垣在相关论述中又一步指出了“公”和“私”的实质:“夫私之实何在?在于独也。公之实何在?在于众也。”[2]他们认为“私”的内容和实质在于一人独揽大权, “公”的内容和实质在于多数人有权参与政事。
2. 公平的标准:“民之信” (民意)
何启、胡礼垣认为, 政令是否公平应当由民众来判断, 应当以“民之信”即民意作为公平的主要标准。“然则公平者, 还当求之于民而已。民以为公平者, 我则行之。民以为不公平者, 我则除之而已。公平无常局, 吾但以民之信者为归。公平有变法, 吾但以民之信者为主。夫如是, 则民信矣。”[1]97政令是否公平, 要征求民众的意见, 如果民众认为是公平的, 政府就推行, 如果民众认为不公平, 政府就应废除相关的律例法令等, 虽然政令公平的内容会因时、因地而变化, 但是衡量公平的标准应当以民意为主, 政府若能做到如此公平, 则民众对政府也将产生信任。
何启、胡礼垣之所以把“民之信” (民意) 作为判断政令是否公平的主要标准, 是因为“夫政者, 民之事也, 办民之事, 莫若以公而以平。何也?民之疾苦, 惟民知之为最真, 事之顺逆, 惟民知之为最切……今君门万里, 民之疾苦无由而诉, 尊居九重, 事之顺逆无由而知……皆未得其法之故也。”[3]116为政即为民做事, 要做到公平, 必须了解民间疾苦, 而民众知晓最真切, 所以应当以民意作为判断公平的主要标准。在何启、胡礼垣看来, “夫一政一令, 在立之者无不自以为公, 自以为平, 而公否平否, 当以民之信否质之, 乃得其至公至平。且一政一令, 在行之者多亦自谓无不公, 自谓无不平, 而公否平否, 亦当以民之信否证之, 乃得其真公真平。”[1]100不了解民众的疾苦, 不知晓民事的顺逆, 政令就必然会有失公平, “而民亦即以偏与私应之”, [3]116从而形成“官民俱抱不平之气”的状况, [3]116这会成为国家稳定和安全的隐患, 一旦外患兴起, 官民难以齐心抗敌, 则国家将面临瓦解的危险。
以“民之信” (民意) 为标准, 实现政令公平, 就可以赢得民信, “国有公平, 然后得民信;先得民信, 然后得民心;先得民心, 然后得民力;先得民力, 然后可以养民和;可以养民和, 然后可以平外患。”[1]71政府取得了民众信任, 就可以赢得民心, 就可以齐心协力平定外患。由此可见赢得民心的重要, 而要赢得民心, 则应当以“民之信”即民意为标准实行政令公平。
二、何启、胡礼垣公平思想的影响:激进且超前, 对资产阶级革命派影响较大, 对晚清政府影响甚微
何启、胡礼垣的公平思想在那个时代颇为激进, 超越了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派及同时期的思想家。何启、胡礼垣一方面意在促使政府了解民情、熟谙国情、知晓世情, 向西方学习, 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开辟道路;另一方面更意在促使政府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以应对西方的挑战与时势的危局。然而, 何启、胡礼垣因其在西方社会生活的经历, 对西方的政治制度全盘肯定, 主张将民众的平等权利空前提高, 将君主的权力空前削弱, 所以这种激进的改革思想对保守的清政府难以产生影响, 反而对资产阶级革命派影响较大。
体现何启、胡礼垣公平思想的主要论著《新政真诠二编新政论议》写于1895年春, 此时虽还未签订《马关条约》, 但甲午战争败局已定,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令中国人感受到了空前的耻辱与亡国灭种的危机, 再一次激起了有识之士的改革豪情。何启、胡礼垣的公平思想犹如一记响雷震彻在黑暗的夜空, 犀利的语言直指君主专制与独裁, 重视民主、民权, 把民众的平等权利提到了空前的高度, 倡导把“民之信” (民意) 作为衡量政令公平的标准, 并且提出了实现公平的具体措施, 即公开议政, 这种激进的改革思想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早期改良派如王韬、郑观应等虽然也提出了开设议院的改革思想, 但是却并没有从权利平等的角度进行详细而具体的阐述, 他们认为议院一开, 积弊可除, 而何启、胡礼垣基于对西方社会的了解与体验, 认为仅仅开设议院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 必须赋民与权, 让民众拥有平等的选举权、议政权、罢免权, 才有可能实现政令公平, 而不只是使议院仅仅成为“咨询机构”。宣扬天赋人权, 关注民众平等的参政权利, 主张君民共治, 何启、胡礼垣的公平思想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他们不仅超越了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派, 甚至比康、梁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何启、胡礼垣的公平思想影响了革命派, 从对孙中山的影响可见一斑。1887年孙中山进入何启创办的香港西医书院 (香港大学医学院前身) 学习, 何启讲授法医学和生理学课程, 成为孙中山的老师, 其公平思想也影响了孙中山, 孙中山曾对在当年广州政府任职的何启的女婿傅秉常说过曾经“受惠于何启之教”, [4]23何启“对孙中山在香港的思想形成时期和此后很长时间都有影响。”[4]22何启的言传身教对于探索实现公平社会的孙中山来说, 无疑影响颇大。何启还支持、参与了孙中山的起义行动, 虽然与孙中山创立合众政府的思想存在着差异, 却对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产生起到了启蒙作用。胡礼垣曾致信孙中山, 表达对未来公平社会的憧憬, 孙中山在覆函中嘉许其“……崇论宏议, 钦服无已……蒙难未逮, 敢不勉旃。”[5]何启、胡礼垣的公平思想启发了革命派领袖孙中山“天下为公”的民主革命思想的产生及探索公平社会的行动。
虽然何启、胡礼垣的公平思想在当时引起了震动, “该书出版后一纸风行, 并出现盗印本《新政六编》等”, [6]但是清政府当局却并没有及时吸纳建议,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而是敷衍塞责、耽于权位、以私误公, 直至1901年才勉强启动“清末新政”, 迈开政治现代化的重要一步, 然而实在太晚了, 终于被革命的洪流所淹没。
三、中国早期现代化启动时期的政府作用:“未醒”状态下反应迟钝, 以私误公, 滞缓了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进程
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转折点, 泱泱大国败于几乎同时期进行明治维新后的“撮而岛国”日本, 震惊了国人, 这次战争的失败表明之前进行的自强运动 (洋务运动) 并没有达到富强的目的, 虽然朝中一些人, 如外交官曾纪泽等认为昔日沉睡的中国已经醒来, 因为清政府已经采取了系列措施, 如坚固铁舰、战船以“整顿海防”、“卫固海疆”, 修筑铁路以富国利民等, 正在走向富强。[1]71但是在何启、胡礼垣看来, 与其说中国已醒, 不如说中国仍然处在沉睡之中, 因为购买铁舰、修筑铁路只是枝节之事, 关键的是要进行政治改革, 改革不公平的君主专制体制, 实行君民共治, 这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 “本末先后不能混淆, 苟不以公平为政而先得民心, 则虽有铁甲、炮台, 亦可预知其败。”[7]何、胡认为内政不修, 则积弊难除, 铁舰、战船徒有虚名。
在何启、胡礼垣看来, 中国之所以不能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 原因在于当权的、顽固的执政者, “居高位握权要之人顽固鲜耻, 老髦无能, 视其民如己之家奴, 视其国如己之私业, 欺君罔上, 乘便营私, 以至君民相违, 上下隔绝也, 故中国之执政一日不变其人, 则中国之新机一日不可得而冀。”[8]433所以, “今中国之不能自振, ……此非国民之鄙塞, 实由政府之顽嚣耳。”[8]435
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 中国的“自强运动”即经济现代化, 是器物层面的现代化, 是在“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下启动的, 自强运动需要掌握西技之人, 然而清政府直到1887年, 才将西学正式列入科举考试, 又到1905年才废除传统的科举制度。自强运动还需要官僚管理体制的变革, 由于晚清贪腐盛行, 传统官僚管理体制效率低下, 官营手工业管理制度难以适应现代化机器大生产的发展需要, 遏制了规模效应的形成, 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从而影响了经济现代化的进程。所以, 何启、胡礼垣在《新政真诠》中提出, 政治改革是关键, 政令公平才是是国家振兴的根本。
参考文献
[1]何启, 胡礼垣.新政真诠初编:曾论书后[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2]何启, 胡礼垣.新政真诠四编:康说书后[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270.
[3]何启, 胡礼垣.新政真诠二编:新政论议[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4][美]史扶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5]胡礼垣.胡翼南先生全集:卷48~60[C]//: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 第27辑.台北:台湾海文出版社, 1976:2852.
[6]郑大华.晚清思想史[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125.
[7]何启, 胡礼垣.新政真诠五编:劝学篇书后[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