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度社会责任（精选十篇）
多维度社会责任 篇1
(一)社会责任的界定
社会责任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就受到国内外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各方专家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责任的概念加以界定,但众说纷纭,至今对其内涵的认识都没有统一。但学者普遍对Carroll(1979)四层次金字塔模型比较认可,即企业社会责任分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经济责任要求企业能获取利润,满足社会对产品和服务的要求;法律责任要求企业在遵守法律的条件下能履行经济职能来满足社会期望;伦理责任要求企业行为符合伦理要求,不能违反社会规范;慈善责任是一种自愿性的责任,是超越于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之上的责任,为社会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本文从企业自身利益相关者角度来分析界定企业社会责任,即企业在追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之外,对企业非股东利益相关者负有责任,但因企业包含了许多的利益相关者,对其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承担社会责任是不现实的,本文界定企业的四个主要利益相关者,即股东、员工、消费者和政府。
(二)社会责任的分析视角
1.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具有本质性,即社会责任是企业在社会中的自身行为引起的必然结果,是一种企业自身与生俱来的责任,不是外界压力推促下的企业义务。企业社会责任是利己同利他的结合。一方面企业满足社会利益,促进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社会的发展又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条件、创造更好的机遇。
2. 企业社会责任是对传统的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的修正。对社会负责任并不意味着企业必须放弃其传统的经济使命,否认股东利润最大化原则,也不意味着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其营利能力与其承担社会责任程度成反比。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在可获得的利益与取得利益的成本之间进行权衡。
3.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的统一体。法律义务是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强制执行的,作为其履行的现实和潜在保证的义务,它是对义务人的“硬约束”,是维护基本社会秩序必需的最低限度的道德的法律化;道德义务是未经法律化的、由企业自愿履行且以国家强制力以外的其他手段作为其履行保障的义务,它是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软约束”,是在法律义务之外对人们提出的更高的道德要求。
(三)企业环境绩效评价的必要性
传统观念认为企业只要不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即可,不须承担特别的社会责任。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提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越来越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呼声,要求企业在创造利润的同时,还要承担环境责任。据国家环保局统计,我国污染物排放的80%以上都来自企业,特别是煤炭、化工、冶金、建材等行业企业。企业已成为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者,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传统的发展观念,使企业不但增加了生产成本、浪费了资源还对环境造成了污染。
企业对环境的危害主要表现为生态环境恶化和环境污染严重。其中,生态环境恶化是因为企业过度的开发和利用资源,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造成生态系统的异常变化。而环境污染则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排放的生产垃圾,甚至是有害气体和有毒物质,对生产生活的不良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的壮大,废弃物的排放也大大超出了生态自然的净化周转速度,雾霾天气的出现就是其最直接的反映。
企业采用高效的生产方式,降低企业成本,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承担了环境责任,企业加大在环保方面的投资不仅体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回归,也有利于企业打造品牌美誉度,提升企业的公众形象,进而实现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
二、企业社会责任与环境绩效的关系
(一)社会责任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环境绩效
当下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企业的环境责任也越来越受到关注。企业主要担负保护生态环境和合理科学利用自然资源的责任。企业的环境绩效管理问题之所以成为研究热点,且对企业的环境管理绩效要求愈加严格,是因为环境责任已不再是道德层面的约束,而是上升到法律高度。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环境绩效的关联表现如下: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使企业承担的责任变化范围变大。企业不仅要承担经济责任,还要对消费者、居民和环境等负起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较环境责任具有更广阔的含义,社会责任包括了环境管理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耍求企业对其发生的环境行为进行有效管理。监管部门要求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要对企业在相关的社会责任方面进行信息披露,披露信息是否全面、完整都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否的重要体现。
(二)环境绩效评价体现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环境责任体现社会责任的宗旨。面对新的经济形势和发展环境,仅仅注重经济效益并不能保证企业的长久发展,企业的社会责任超越了仅仅对股东承担责任的传统观念,企业不仅要承担股东责任,还要注重员工、消费者及环境的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的宗旨即为对利益相关者承担责任,企业的经济活动及管理目标也要以利益相关者为中心,环境管理绩效正是这一宗旨的重要体现。
企业环境绩效是企业生产、活动的结果,是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反馈。企业面对来自社会的压力和监督,需要履行社会责任。履行社会责任后的结果如何需要通过企业绩效评价来衡量。通过企业各种绩效的反馈,可以明确企业相对于同行企业的竞争优势和劣势,从而有的放矢地调整企业总体战略,赢得市场利润,最终实现企业自身的发展壮大。
三、基于社会责任的企业环境绩效评价维度设计
(一)设计思路及选取原则
环境绩效评价指标是衡量企业在一定的科学、技术、经济条件下,环境管理所能达到的水平和效果,既是管理科学水平的标志,也是进行定量比较的标准。环境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应当层次分明、分类清晰、内容全面。为使企业环境绩效评价体系能准确反映企业环境管理的真实情况,本文在环境绩效评价指标维度选取时,遵循了科学性、可操作性、定性与定量指标相结合的原则。依据环境绩效管理理论和企业科技统计理论,选取简洁明了、数据易于收集,针对性高、操作性强的指标,真实、客观反映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对环境质量的影响。
(二)环境质量维度
企业环境绩效的定义中最重要的内容是,企业可以通过产品的设计来控制消费绿色度,从而减少污染的产生。按照企业的产生周期来说,企业生产经营主要包括企业的生产和回收环节,而这些环节都会对周边的环境质量产生不同的影响。在生产阶段初期,要选择环保绿色的原材料,对其进行合理、高效的利用,没有被合理科学地利用,就会产生大量的废弃物会对环境造成污染;企业生产经营的过程中,都需要对资源的利用率进行检测,需要有相应的检测指标对资源的利用情况进行评价。
企业的环境质量指标可以划分为符合性指标、环保业绩指标和环境损失指标。符合性指标反映企业环保法规执行等情况,包含法律制度的遵守情况、环境责任报告的披露情况、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行情况、污染源情况及排污费缴纳情况、环境目标责任制落实和执行情况、参与或承担的污染集中控制情况、其他环保法规执行情况等;环保业绩指标反映企业采取各项环保和污染治理措施情况的指标,包括专门的环保机构和人员配备情况、制定的环保规定或内部控制制度情况、污染治理项目完成数、污染物处理能力等。环境损失指标包括环境污染处理时的相关费用以及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所缴纳的罚款等。
(三)环境效益维度
企业环境效益是环境绩效评价的内容,选取适当合理的环境绩效评价指标有利于更好地评价企业的财务绩效。环境收益指标包括企业环保项目投资报酬率、环保收益占总收益的比重等指标;环境支出指标包括投资污染防治措施支出、污染防治措施操作维护金额、废弃物处理费用、专门的环境管理机构和人员经费支出及其他环境管理费用污染损害赔款、环保研发支出、清洁生产发生的费用、购置污染治理设备的支出、其他环保支出;环境净损益包括因企业环保努力或不努力而增加或减少的营业利润、营业外损益、利润总额、净利润等指标。
可持续的发展观念要求企业正确处理好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的关系,对于环境财务指标,评价内容核心在于企业环境方面资源投入与产出的比例。投入产出比例好的项目,就尽可能的持续进行下去,投入产出比例不好的项目,应分析原因同时进行流程改造,以求能够让其投入产出比例有所改善。
(四)社会责任履行维度
企业环境绩效评价体系在加入评价企业环境方面的社会责任维度指标后,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环境绩效进行有机结合,企业利益相关者通过不同角度履行社会责任,进一步改善企业环境绩效,让企业在环境领域获取更多的收益。社会责任评价的维度,可以设定环境教育培训情况、环保奖项数目、环境报告公开形式与信息量、环境管理组织体系建设,通过定性的评价方式来反映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
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维度的设定,反映出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对环境绩效评价的影响,有利于利益相关者互利互赢,不仅能保障社会和环境效益,还有利于企业自身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技术创新,获得新的竞争机会,从而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
摘要：企业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换取的利益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企业在承担经济发展责任的同时,也应履行一定的环境责任,这也是其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以社会责任为视角设计评价企业环境绩效的相关维度,为环境绩效评价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奠定基础。以利于企业更好履行环境责任,实现经济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统一。
和谐社会的双重哲学维度 篇2
和谐社会的双重哲学维度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具有辩证法思维,正确处理一元和多元、继承与创新、公平与效率、有序和无序的各种矛盾与问题.
作 者：舒毅彪 张 作者单位：淮北煤炭师范学院,政法学院,安徽,淮北,235000 刊 名：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AIBEI COAL INDUSTRY TEACHERS COLLEGE(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30(5) 分类号：G210 关键词：和谐社会 辩证思维 一元和多元 继承与创新 公平与效率 有序和无序社会化广告效果的多维度转化 篇3
据全球研究公司Ipsos《社交对话》报告显示，54%的中国互联网用户表示他们可能会因为好友在社交网络关注某品牌而选择购买该品牌的商品，这一比例几乎是亚太地区平均比例的两倍。
显然，社交网络对消费者选择品牌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不少品牌广告主也表示对社会化广告前景看好。但是，困扰品牌的一大问题就是社会化广告的转化效果没有统一的衡量标准。雅诗兰黛、一汽大众、肯德基、宝马等一线品牌一向被认为是创新营销的引领者，最近它们率先对腾讯社会化广告进行尝试，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不仅广告点击率得到提升，在用户参与互动、传播分享等层面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提供了社会化广告效果转化的参考样本。
雅诗兰黛：
尝试腾讯社会化广告，
点击率大幅度提高
2012年夏天，雅诗兰黛推出新产品密集焕白修颜霜，如何在百家争艳的美白产品市场上众多的竞品中脱颖而出，是雅诗兰黛要思考的问题。
在开展试用装领取活动中，腾讯微博、QQ空间等聚集众多熟龄女性用户的社交网络，成为雅诗兰黛选择的营销平台，尝试使用腾讯社会化广告。
与腾讯微博上的传统广告不同，除了基本的产品大图展示外，雅诗兰黛的广告中还增添了“赞”、“收听”、“转播”等按钮，同时配以诸如“XXX人已参与，亲爱的XXX，快来参加吧”等语句的好友关系链社交元素。原来只是单一传达品牌或活动信息的广告，变成了与用户的互动，引发大量熟龄女性用户对广告产品的好奇与点击，直接将其引导到品牌微空间，进而实现品牌粉丝的转化与沉淀。
统计数据显示，女性用户更喜欢点击美图参与活动，在社会化广告中，点击图片、收听分别占到总互动点击数的56.17%、11.43%。真实的效果数字让雅诗兰黛切切实实看到了社会化广告的营销实效。此外，经AD-INDEX调研证实，社会化广告对品牌认知、美誉度、购买意愿等指标也有大幅度提高。
一汽大众：
社交磁力提升广告价值
在社交磁场中，基于好友关系的互动体验，不仅能够聚集听众，吸引目标用户参与品牌活动，用户间的真实关系链条也使广告信息更有关注度和可信度，这也是加快社会化广告CTR提升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点在一汽大众捷达的社会化广告投放上得到验证。
一汽捷达开展“泰国双人7日游转到手，捷达典藏版1元抄底”线上活动，投放腾讯网汽车频道内容页社会化广告，广告画面中添加图形化的好友关系链显示，如“好友XX、XXX等5438人感兴趣，快来参加吧”，大大提升了用户的点击兴趣。据统计，社交元素的点击量占到广告总点击量的比例高达41.91%，整个社会化广告的点击率是历史同位置汽车行业CTR均值的3.5倍。
加入社交元素，改变了用户与品牌广告的沟通方式。以往用户都是被动地接受广告展示的信息，而社会化广告通过真实的人际关系链推荐引导，让广告诉求更有说服力，更好地吸引用户主动关注与点击，将品牌广告的互动前置，放大广告价值。
肯德基：
社会化广告促进互动参与
及传播分享
社会化广告沟通方式的改变带来的不仅仅是CTR的大幅度提升，更从深度和广度两个维度提升互动参与和传播分享转化。这正是未来广告主衡量广告效果的重要指标。
酷热的7月，肯德基在腾讯微博开展“KFC有料同享，第二杯半价”冰爽营销活动—当用户登录微博进入个人主页时，消息列表上方的一个大幅通栏广告映入用户眼帘。
看似一整条的通栏广告实际上是三个不同广告画面的递进组合。在第一个画面中，用户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KFC酷饮。选择后用户就可以跳至第二个画面，看到有哪些好友也在分享酷饮，进一步调动用户参与分享的热情。随即，在第三个“立刻分享”画面中，点击即可将活动信息进行微博分享并参与抽奖，引发网友主动进行二次传播。最终，三个画面共同将网民导入肯德基“有料同享”官方活动网站，实现硬广告的社会化升级与转化。
加入社会化元素，使得用户更加愿意主动点击并参与广告中的活动，并且可以十分便捷地将参与体验与成果第一时间分享给朋友或用户所在的圈子，呼吁更多的好友参与。
统计数据显示，用户在参与社会化广告的互动过程中，对品牌活动的参与度、互动转化率、驻留时长、二次传播回流等衡量指标有十分明显的提升。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KFC此次活动的CTR日均值高达0.74%，日均广播数超过8.5万条，日均互动点击量超过50万，也就是说平均每条广播有4条以上的转播扩散，实现分享比例高达1:4，充分证明了社会化广告关系链带来的多维转化效果。
宝马：
社交互动强化奥运“悦”体验
2012年伦敦奥运会是一场万众瞩目的体育盛事，各大品牌广告主纷纷开展奥运营销运动。宝马奥运活动是其2012年推广的重中之重。选择腾讯平台进行合作，宝马看重的是其在中国的网民覆盖率和丰富多样的营销产品形态，可以为更多关注伦敦奥运会的网民带来与众不同的奥运“悦”体验。
经过4个月的“亿人助力，悦享奥运”腾讯微博社会化广告和宝马微空间推广，最终吸引了数以千万的用户参与宝马奥运活动。社会化广告在宝马“亿人助力，悦享奥运”活动中发挥了惊人的传播效力，借助腾讯强大的社交引力，宝马带有好友关系链的社会化广告与微博环境内的纯图片广告相比，CTR值放大了10倍。
不仅如此，宝马社会化广告在引导用户进行更有效的互动、更深入的活动参与及更广度的传播分享层面取得了全面的效果多维转化。
统计数据显示，宝马官方微博听众数提升了18倍，活动参与数提升了4倍，活动转化率提升了50%，活动驻留时常提升了20%。在传播分享上，在刘翔等名人效应的转播推动下，用户参与传播数提升了20%；好友看到用户转播的信息后，点击参与活动引起25%的二次传播回流。
宝马(中国)电子行销经理张倩对腾讯社会化广告给予极大的肯定：“宝马首次运用腾讯社会化媒体平台，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点击和转化效果。借助微博等平台，引发数以千万的用户对宝马奥运活动的关注与深度参与。较其他平台，腾讯有很多优势—多年积累的用户数据、强大的关系链和活跃的社会化媒体平台，相信这些会成为社会化媒体潮流的关键驱动力。”
多维度社会责任 篇4
一、企业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竞争优势
企业社会责任中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股东、债权人、供应商、顾客、员工、社区和自然环境等要素,它们均对企业的竞争优势产生影响。
1、政府
政府是企业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企业是政策和法律的执行者、建设者和纳税人。企业最基本的社会责任是合法经营,依法纳税,服从安全和清洁条例,避免雇佣中的歧视行为,符合政府规定的污染标准、质量标准,尽可能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促进社会进步。企业对政府除了履行最基本的责任外,还可以通过积极配合与支持政府行为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企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可以获得政府的高度信任,相应地就会获得政府的认同,在制定和实施政策上向其倾斜,同时对企业的发展给予大力支持,如给予税收、用地、贷款等方面优惠政策,这就使得企业的经济决策活动有了更多的自由度和灵活性,以营造出有利于企业发展和竞争力提高的外部环境。
2、股东
股东通过现金、资产或技术合作的方式将其所拥有的资源投入到企业运营中去,以期获得超额收益。因此,企业对股东的责任是第一位的,即企业首先要履行经济责任,实现利润最大化。然而,在社会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公司都不再是一个各自为阵、独善其身的经营实体,它的生存和繁荣离不开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无论是为自身的发展还是为社会的整体利益,公司都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因此,股东利益最大化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前者是后者实现的基础,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仅体现企业经营者个人的道德水准,更能够促进企业自身的发展。不可否认,社会责任活动意味着企业要额外支付成本,但事实上,企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一些社会责任活动相当于投资。虽然短期内这种投资或许牺牲了企业的经营业绩,但从长远来看,这种投资由于改善了企业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吸引了大量人才等,可以增加收益,增加的收益足以抵补企业当初所额外支付的成本。
3、债权人
企业和债权人通过签订契约合同,形成了企业和债权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相对于债权人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债权的安全,即能否如期收回债权本金和利息。企业对于债权人的责任,主要集中在还本付息和分红。企业履行对债权人的社会责任,建立严格的债权人保护制度和企业诚信体系,严格执行企业财务制度,确保投入资金或资产的保值增值,足额按时偿还到期的债务,以及合同所规定的利息,实现双方利益共赢。若企业长期履行债权人责任,则会使得债权人更愿意与企业合作,使企业获得更多的货币资源,这有助于提升企业资金的整合支配能力和运营能力。
4、供应商
企业的生存、发展和壮大离不开供应商的大力支持,企业和供应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企业只有履行对供应商的社会责任,信守承诺,及时归还货款,才能得到供应商的充分信赖,才能有效避免供应商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企业若一如既往地对供应商履行责任,供应商将视企业为优质客户,企业与供应商保持良好关系,可以增加双方的信任,促使供应商更愿意与企业长期合作,以降低成本,增加企业的动态能力,为企业增加竞争优势注入动力(Dyer & Singh,1998)。
5、顾客
企业社会责任会影响着顾客对企业产品的评价和购买意愿行为,从而影响着企业产品的市场份额和竞争优势的提升。据Brown和Dacin(1997)的研究,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会影响着消费者对企业产品质量的感知。企业社会责任联想可以通过影响公司评价间接地影响消费者对产品的评价,企业社会责任联想对新产品也有重要的影响。正面的企业社会责任联想对企业所有的产品评价都是正面的,而负面的企业社会责任联想对企业所有的产品评价都是有害的。如果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符合消费者的社会预期时,那将会正向地影响消费者对企业产品的评价,产生较高的支付意愿。因此,只要企业在实施社会责任行为的过程中尽量关注消费者的社会期望,则可以提升其购买意愿。Yoon和Canli认为,当企业的产品信息不明确时,消费者可能试图通过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来评价新产品。当消费者对企业的社会责任活动做出积极评价时,他们对企业的产品评价也较高。纽约The Walker Group(1995)曾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90%的消费者认为,当质量、服务、价格相同时,他们会购买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声誉最好的企业的产品与服务(Petrich Joseph & Quinn John,1997)。
6、员工
职工是企业发展的支撑力量。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主要内容之一,企业对职工的社会责任包括技术培训、福利待遇改进、完善安全生产条件、扩大职工权利、企业环境美化等方面。企业只有履行保护职工生命、健康和确保职工待遇等责任,才能提高他们对企业的忠诚度、向心力,激发职工的潜力和工作的积极性,进而迸发出最大的潜能,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创造最大价值,提供内在动力(Dutton,Dukerich,and Harquail,1994),导致工作效率和企业生产效率显著提高,从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Becker & Gerhart,1996)。Peterson(2004)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与雇员之间有着重大的关系。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实践,如公平薪酬、清洁安全的工作环境、培训机会、儿童照管设施、灵活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分担等,既可以增加雇员士气和生产能力,又能够减少旷工现象及人员的流动。另外,Fulmer和Ballou(2003)以《财富》杂志评选的“美国100 家最适合工作公司”为例证分析雇员对工作场所质量的态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这100 公司的雇员对工作场所质量都有积极的态度,由此能够增强企业的财务绩效。
7、社区
企业与社区的关系就好比鱼儿与水的关系,鱼儿离不开水,企业一样离不开社区,与社区保持良好的睦邻关系是企业赖以生存、发展的土壤,并构成了企业外部公共关系工作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社区是企业最稳定的顾客,可为企业提供一定必要的人力,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企业作为法人也是社区的一员。企业承担社区责任可以改善企业与社区的关系,赢得良好的口碑,获得社区的支持,从而有利于企业在当地的立足与长远发展。比如,支援企业所在社区教育、医疗卫生、文化艺术、城市建设等;解决所在地劳动力就业和资源闲置的问题;支援社区改善公共环境;捐赠扶助落后地区经济、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大力支持老少边穷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增加对口支援、定点扶贫等投入。通过从事公益慈善事业有助于提高企业知名度与美誉度,有助于提高客户对企业的认同感,扩大市场占有率。
8、自然环境
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往往会对环境造成一些不良影响,如生产过程产生“三废”或噪声污染、最终产品的使用或废弃对环境产生污染、资源消耗大等。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公众日益增长的环境需求和环境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已成为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一。因此,保护生态环境,企业承担环境保护责任已刻不容缓。企业应自觉履行环境保护义务,通过多种途径来减少环境污染、减少自然资源的损耗。比如,优先使用清洁能源;积极寻找自然资源的替代品以保护不可更新的自然资源;不断加大环保和研发投入,生产绿色产品,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实现自身的绿色健康发展;积极进行技术创新提高生产率以减少资源的消耗,争做低碳企业;积极发挥辐射带头作用,引领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及所在社区成员履行环境责任。企业履行环境责任,不仅可以改善外部自然环境,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而且还可以降低耗费,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使企业获得可持续发展。Hart(1995)的研究表明,企业运用污染预防战略,进行技术改造,减少生产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从整体上可降低成本和节约资源,这些措施成为企业提升环境绩效并改善产业绩效的源泉。Russo和Fouts(1997)认为,采取积极主动的环境政策的企业常常会重新设计生产或派送程序,重组实物资源以减少浪费和提高操作效率。他们运用独立的先进评定手段共分析了243 家企业,结论表明:企业的“绿色成本”有利于产业的成长。同时,Russo和Fouts(1997)的研究还发现,来自环境业绩的声誉将导致对环境事务关心的消费者购买其产品,并且企业可以通过善因营销(Cause-related Marketing)将社会事务投资作为赚取更多利润和获得竞争优势的一种手段。而Jaggi和Freedman(1992)的证实研究充分说明,从长期来看,企业对生态环境的责任能促进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
二、企业社会责任、资源与企业竞争优势
1、企业社会责任、人力资源与竞争优势
人力资源成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之一,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基础和根本保障。如何吸引并留住人才、充分发挥其积极性与创造性,是企业管理的核心问题。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才在选择工作时,不再仅仅关注薪水、职位、发展机会等,他们更关心未来雇主的社会形象。对于那些经常参与到社会责任事业中的企业来说,它们更具有良好的社会形象,更容易获得人们的好感,当然也更容易招聘到并留住优秀人才。Decllant和Altman(1994)发现,企业的环境业绩是否符合员工的价值理念会影响到员工进入企业工作的意愿。
Turban和Greening(1997)的研究发现,社会责任型企业比不负责任的企业对员工的吸引力更大。他们还发现一些企业通过宣传他们的企业社会业绩来吸引高质量的员工。例如IBM、GM、Microsoft等众多大型跨国企业在其招聘宣传手册中介绍他们对社区、自然、工作环境、员工多样化、产品与服务质量等方面的社会责任活动,以此来吸引高质量的员工。Turban和Greening(1996)通过对633 个组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慈善捐赠能增加组织对应聘者的吸引力。1999 至2001 年美国Aspen学院开展的一项社会创新研究调查表明,超过一半的MBA学生在发现自己的价值观与所供职公司发生冲突时会选择另谋高就。世界著名咨询公司Towers Perrin(韬睿咨询)在2007 年针对全球9 个国家10 万名劳动者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影响员工投入的因素中,“企业社会责任”超越“职业发展前景”、“有挑战的工作”、“与上级的关系”等因素排在第三位(邵兴东,2009)。
2、企业社会责任、声誉与企业竞争优势
企业的社会责任对企业的声誉有直接的影响关系。Dowling(2004)和Manfred(2004)均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成为企业声誉(形象) 的重要影响因素。Fombrun和Shanley(1990)认为,投资于CSR活动可能是建立产品差异性和声誉的重要因素,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声誉有正面的影响。Russo和Fouts(1997)的研究发现,如果企业的环境质量较高,则可以通过对顾客购买产生影响的环境控制声誉,从而给企业带来无形资源。Orlitzky等(2003)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及有效的信息披露可以帮助企业在利益相关者心中树立良好的形象。Williams和Barrett(2000)提出,公司参与慈善活动有助于企业声誉的提高。Carroll和Buchholtz(2008)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声誉的前导变量,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加快了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识别”,通过这个过程,利益相关者感受到其个人价值观与公司价值观的融合,促进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良好关系的建立,从而直接或间接提升企业声誉。Antunovieh等(2000)通过分析1983 年到1996 年13 年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也得出企业社会责任会提升声誉资本的结论。
企业声誉难以创造和模仿,也不可以进行交易,是一种不易获得的资源,被视为为企业提供可持续竞争能力的最重要的无形资源。不过,培养一个良好的声誉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要依靠企业长时期的稳定、持续的投资(Roberts& Dowling,2002)。然而,良好的企业声誉能获得消费者、投资者、潜在和在职员工、供应商、公众等利益相关者的更多支持,进而能给企业带来更多收益。因此,良好的声誉可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Fombrun等(2000)的研究表明,企业从企业社会责任和信息披露中获得效益,是因为它们帮助企业和雇员建立社区关系纽带,成为社会整体的一部分。它们协助企业塑造声誉资本,提升与供应商和政府的谈判能力,增加商品和服务的价值,降低融资成本。
另外,企业拥有良好的声誉,可以赢得客户,提升客户对企业的信任感、客户忠诚度和企业产品(服务)的价值。Martensen等(2000)的研究结果显示,企业声誉和形象是客户满意度和客户忠诚度的主要驱动因素。Nguyen和Leb1anc(2001)也认为企业声誉是企业建立客户忠诚度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良好的企业声誉能够帮助建立新客户对企业的信任感,加强已有客户对企业信任度,从而提高顾客的重复购买率。
三、企业社会责任、能力与企业竞争优势
1、企业社会责任、创新能力与企业竞争优势
创新对企业长期发展非常重要,它是企业发展的原动力,在激烈的竞争市场中企业只有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品创新等来提高自身技术含量和产品质量水平,才能在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企业社会责任内容中关于安全生产、三废处理、节能减排等方面的要求给技术和产品创新提供了新的契机。Luetkenhorst(2004)认为,如果企业确立了对其利益相关者如客户、社区、自然环境等履行社会责任的战略,则会不断地改进生产工艺,开发新的生产技术,生产更优质、低成本、安全、环保的产品,从而有助于提高企业创新水平。Rachel Bocquet等(2011)对企业社会责任和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为了经济利益履行社会责任的公司在产品和过程的创新上更具有创新力,而那些履行社会责任是为了更好学习的公司采取组织创新。Majumdar和Marcus(2001)认为由于自发性企业社会责任对组织协调、管理风格等有显著的影响,员工的能力通过企业社会责任过程而内化,进而实现组织资源的有效利用,并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有力保障,通过创新能在竞争中赢得先机,并获得超额利润。因此,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以通过关注对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与要求来推动其创新,从而获得竞争优势。
2、企业社会责任、危机处理能力与企业竞争优势
危机具有不确定性,一旦发生其后果可能对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造成巨大损害。为避免危机来临时手足无措,企业应加强其危机处理能力,协助企业摆脱困境。有效的社会责任管理有助于企业发现问题,减少运营过程中以及环境中存在的不确定性。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要求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有效的沟通和协商机制,实现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上的均衡,稳定现有客户,减少客户转移风险,降低寻找新客户的成本,规避由于企业自身原因引发危机的同时还能让企业抵御外力诱发的危机,将危机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以较强的应变能力自我恢复,甚至可以将危机成本转化为一种新的投资。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常常能获得利益相关者的同情与信任,甚至通过合理的措施处理危机事件后反而提升了自身的社会形象和信誉,并因此获得竞争优势。Klein和Dawar(2004)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溢出效应在企业陷入有害产品危机时的作用,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在企业发生产品危机时是有效的“缓和剂”,能很好地影响责任源(内部责任或外部责任)、持续性和可控性这三个要素,从而减少消费者对企业谴责的程度,进一步影响消费者对品牌的评价以及他们的购买意愿。
3、企业社会责任、市场壁垒与企业竞争优势
1997 年8 月,总部设在美国的社会责任国际(Social Accountability International)发起并联合欧美跨国公司和其他国际组织,制定了SA8000 社会责任国际标准(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 International Standard),其宗旨在于“赋予市场经济以人道主义”,确保生产商及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符合社会责任的要求。SA8000 规定了企业必须承担对社会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对工作环境、员工健康与安全、员工培训、薪酬、工会权利等具体问题制定了最低要求,例如禁止雇佣童工和必须消除性别或种族歧视等。它要求企业或组织在赚取利润的同时,必须主动承担对环境、社会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SA8000 是继ISO9000、ISO14000 之后出现的又一个重要的国际性认证标准,SA8000 认证得到高度认可。通过SA8000 的企业,更容易得到劳动者的认同,提高员工的满意度,优化劳动关系,对求职者也具有更大的亲和力,这会直接影响到人才的流向,从而影响企业的竞争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或SA8000 达标,会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增加企业产品的劳动成本。但也要看到利用SA8000 改善企业的生产经营与管理,重新设计制造成本的构成是完全可能的。事实证明,企业接受SA8000 的认证和监管,使企业能更好地将精力集中到精益管理、技术研发、成本控制、按时生产等先进的管理和技术上,而不是仅仅将竞争力寄托于获得低成本劳动力方面。从长远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仅可以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而且企业的经济绩效也与企业社会责任呈正相关关系。国内外大量的实践表明,实施SA8000 标准认证,可和谐劳资关系,提高员工满意度,最大限度地减少管理和监督成本。相反,则会导致企业管理成本大幅上升,生产浪费严重。
四、企业社会责任、社会资本与企业竞争优势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Putnam教授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那些可以通过促进协调行动而提高社会效能的特征,比如信任、规范及网络。社会资本与其他资本一样,也能为企业带来价值增值。而Yli-Renko等(2003)把企业社会资本划分为企业内部社会资本和外部社会资本。其中,企业内部社会资本是指企业内部存在的,有利于推动企业成员的信任与合作,促进企业各部门间的沟通与协调,从而增强企业内部凝聚力的人际关系网络。
企业是在特定社会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其在生产经营中由于承担社会责任而必需为社会付出代价,这代价可看作为对社会资本的投资。随着承担社会责任的增加,企业社会资本的积累也随之增加,企业获得的竞争优势也相应增强。一方面,企业履行内部社会责任可获得企业内部社会资本的积累。原由在于企业为员工提供安全而舒适的工作环境,通过培训提高员工的素质,与员工签订公平的劳动合同,给员工发放最低限度以上的工资报酬等行为,是企业履行其内部社会责任的具体表现。企业承诺并践行这种责任有利于和员工之间建立互信机制,促进彼此间的协调,信任与协调正是生成企业社会资本的关键要素。企业成员之间的信任和合作、促进企业各部门的协调沟通、扩大增强企业内部凝聚力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及利用嵌入其中的稀缺资源,形成该企业的内部社会资本。企业内部社会资本是一种有用资源,它不仅可以增强组织内部的信任,调动员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减少和避免员工的机会主义行为和任意行为,节约企业的内部管理费用,增加企业利润。此外,还有助于企业创造一个建设性的文化氛围和建立共同愿景,以达到建立内部社会网络的目的(Davidsson,et al.2003)。
另一方面,企业履行外部社会责任可获得企业外部社会资本的积累。若企业承担了外部社会责任,就会在消费者、债权人、供应商、政府以及社区等利益相关者中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获得他们更多的关注和支持,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及其在社会大众中的影响力,从而更好地构建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为此可获得更多的企业外部社会资本积累。企业外部社会资本利于成员间的合作与彼此信任,节省协议谈判、拟订和执行的时间、精力与费用,从而降低企业之间的交易费用,提高企业的收益。另外,企业外部社会资本还有利于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因为,在新经济中,创新主要是通过一种借助动态的生产关系或合作创造价值的网络来实现的,一个运行良好的网络具有的创新能力将超过网络中的个人乃至机构各自具有的能力的总和(Atkinson,et al.1999)。
摘要：企业竞争优势一直是战略管理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虽然在学术界上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但由于都存在着某些局限性,其观点长期受到争议。文章从多维视角探讨企业社会责任提升企业竞争优势的机理。这些视角包括利益相关者、资源、能力和社会资本,它们是企业社会责任影响企业竞争优势的中介力量。
多维度社会责任 篇5
日期：2008年7月20日 | 来源：国际研讨会论文 | 国公网 纠错补充 | 建议投诉 | 书签收藏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任务的明确提出并载入宪法，是我国政治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但明确任务并不意味着任务的完成。事实上，政治文明既是全面小康社会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本身又是一个系统性工程，而重组优化这一系统的艰巨性、复杂性并不亚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所以，推进政治文明建设不仅需要我们具有必要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而且更需要我们加深对政治文明建设规律的认识。本文就以此为思考立论之基点，而对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系统性、层次性、内在逻辑性从政治价值、政治制度、政治主体三个维度进行解析，以期对推进我国政治文明建设能有所裨益。
一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学界政界对此深有体会和认同。但对这一系统的内部结构，学者的认识是有所不同的。如把政治文明高度概括为政治关系文明；有的把政治文明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有的则把政治文明建设概括为制度建设、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还有学者提出政治文明应包括政治主体文明、政治关系文明、政治行为文明、政治文化文明和政治制度文明等方面。这种认识不同和存在争论是正常的，是会有助于认识的深化的。在这些已有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提出政治价值、政治制度、政治主体这一政治文明建设系统的三维空间，与同仁探讨。
每一种政治文明的确立，都首先是与这种文明赖以确立的政治价值分不开的，或者说，政治价值的确立和发展是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明得以确立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比如，封建社会的政治文明（这种文明是放到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的那一阶段以及与其前面发展阶段的比较观察的结果）的确立是与“君权神授”、“家天下”、“等级身份”、“人身生命自由的有限保障”（与奴隶社会的奴隶相比较而言的）的确立分不开的。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确立也是与“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有限政府”等政治价值的确立分不开的，它们充当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理论武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就是这些政治价值指导下的产物。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与现代政治文明规定性的有机统一，它的确立和推进也离不开政治价值的确立。不仅如此，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对政治价值的依赖性要更强烈一些，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理想，不是象以前的社会更迭那样，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而是要否定任何剥削压迫和政治生活中少数人对多数人实行统治的合理性，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可以说，社会主义与以前的社会制度形态之间有着更为强烈的否定性关系。不首先确立代表社会主义合理性的政治价值而幻想简单依靠旧有社会制度的政治价值，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就无从谈起，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也更无从谈起。
从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看，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总体性价值诉求。但马克思主义必须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把握上总体讲是比较好的。这集中表现在我们党既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必将以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取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①的远
大理想，又紧密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任务的转变，相继提出和确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建立、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离开这一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就会失去正确的价值导向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和推进还需要确立更为直接的政治价值，那就是自由、民主、法治、平等、人权等价值理念。我们不能因为这些价值理念首先是由西方资产阶级所提出的，在其现实政治生活中表现出强烈的服务于资产阶级的阶级性，而把它们视为西方的专利品。实际上，如果抛开其阶级性，那么自由、民主、法治、平等、人权本身更多的体现着某种普世性的现代政治价值理念，我们完全可以而且能够对这些价值理念加以扬弃和创新，使其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服务。而且，确立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法治、平等、人权等政治价值理念对我们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还有着更为直接的现实意义和针对性。这是因为我们国家有很长的封建专制历史，“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而民主法制传统很少。”②其后果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是能感受到家长制、等级观念、官本位、裙带风等封建性的东西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作祟。这些根深蒂固的封建的专制人治观念不除，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就不能够很好的落到实处，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更好的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更好的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进步性、合理性和优越性就不能充分显现。
二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开发与探求，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一个维度。但是，只有这一个方面的努力是不够的。在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实践中，还必须注意规则、制度方面的建设。
政治制度是针对人类政治生活而言的规则，是围绕权力的获取、分享、运用、限制，保障社会成员各种权利所建立的一系列规则的总和。政治制度并不是现代民主社会才有的，但现代民主社会的政治制度突出强调制约和监督公共权力，以保障公民民主权利的价值导向，并强调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从而与传统社会的政治制度形成鲜明的区别。
我国的政治制度就是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法制、保障人权为价值导向的。这种政治制度的建设对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这种政治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具有普遍性、可预期性和强制性等特点，因而可以比较有效地克服单纯政治价值说教难以避免的“软”的缺陷。没有这种规范化的、赏罚分明的政治制度，社会现实中“所说”与“所做”之间的反差就还会大量存在，社会主义政治价值的实现就难以保障，而且最终会削弱这种政治价值的影响力和说服力；其次，这种政治制度的健全能够使现实政治权力和权利的运行实现有序化和可控化。因为政治制度从政治结构和运行规则两个方面为政治权力的运行提供了两个基本维度，换句话说，也就是明确了权力运行的边界，从而避免政治权力运行的失控所引发的混乱和腐败。政治制度在规范政治权力运行的同时，也会具体地反映和落实公民政治权利的分配和行使，进而规范公民的政治活动范围、内容和形式。再次，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曲折历程告诉我们，忽视民主法制制度的建设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一个时期，我们曾认为，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自然而然的会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殊不知，忽略民主政体和法制的建设，优越的国体就不能从社会实践层面充分体现出来。这一偏差导致了实际政治生活中以权代制，以言代制，以言废制的现象大量发生，导致了“文
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失误。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后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总结。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③“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④
因此，我们今天的政治文明建设，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要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以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使其“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⑤没有这种制度，就谈不上什么政治文明。
在现代社会，制度化的最主要形式就是法制化。要建立健全民主政治制度，首先要完善宪法。通过这一根本大法把人民主权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以及政治权力的实施，其运行规则、方式等进一步加以界定，使公共权力的行使以不侵犯公民宪法权利为界限。我们常把国家比作机器，那么宪法就是一国所有政治力量共同为这架“机器”设计的蓝图，它不仅规定其内部权力结构，而且也规定权力运行的程序及方向，使国家行为能够为社会成员所预测和控制。其次要树立宪法的权威，实行宪政。宪法是规定公民基本权利和国家权力分工与监督机制的根本大法。我们提出依法治国，依法治国的根本就是依宪法治国，依法办事首先是依宪法办事。不重视宪法的作用，不树立宪法的权威，依法治国也就失去了基础。要使宪法精神在实际生活中得到普遍实施，除了执政党的各级领导人，包括党的最高领导人率先垂范外，还需要在制度层面上提供保障。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组织、党派，任何一个官员，其行为如果违背宪法，都应受到追究。没有制度的保障，仅靠宣传教育，宪政理念是难以在实际中得到真正落实的。正如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实行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必须健全宪法保障制度，确保宪法的实施。”⑥再次，完善次级立法，把宪法的有关原则性制度规定，如政党制度、选举制度、罢免制度、司法制度、社会对公共权力系统的批评和监督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等加以具体化和可操作化，并通过这些次级立法，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特色和优势落到实处。但这里必须注意的是，次级立法不能与宪法原则相抵触，尤其是政府的行政法规和文件规定不能违背宪法和法律，人民代表大会对此要加强监督和审查，这样才可能比较有效地纠正现实存在的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合法化的现象，维护宪法和法律体系的统一和尊严。
上述几个方面的制度建设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宪法所确立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明确了现实政治制度建设的根本方向；维护宪法权威的有关制度使次级立法和政府规章的颁布和执行保持正确的发展轨道；在宪法原则下的次级立法和政府行政法规又使宪法原则得以具体化和可操作化。这几个方面制度设计的宗旨，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的一段话来概括，那就是“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⑦
三
制度建设在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讲，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性问题就是制度设计，制度安排，也就是制度性建设。通过这种制度建设，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走向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但是，制度又是从哪里来得呢？制
度从“写在纸上的规范”变为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实际作用的规范，其真正的基础又是什么呢？透过这些必要的追问，使我们不能不想到政治主体问题，或者说政治文明建设的系统中不能不包括政治主体的建设。
所谓政治主体简单来讲就是政治行为或政治角色的承担者。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的行使、政治活动的开展、政治文化的传承和政治制度的维系都离不开政治主体。政治主体可划分为个体的政治主体和集体的政治主体，前者包括政治家、官员和一般公民，后者则是指相关团体和组织。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这里主要分析执政党和公民对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作用。
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这是历史的选择和现实的需要。因为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就没有国家的独立和统一。从现实来看，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和多民族的发展中大国，各民族人民利益的广泛性和实现人民利益的艰巨性和复杂性，都需要有一个的坚强领导核心来处理好各种关系和矛盾，进而把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但与此相联系的是，党必须不断改善自身的领导，实现文明执政，这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能否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因为我们党现在“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⑧党的地位、任务和环境的重大变化，客观上要求党从政治统治方式、领导体制、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战略与策略、活动方式、对党员的要求等方面进行一系列调整和变革。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自觉地进行着上述各方面的调整和变革，从而增强了党的表达和整合社会利益、制定政策并推进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对公民进行政治教育和政治社会化、培养吸纳社会优秀分子等作用和功能。这些调整和变革实际上意味着我们党从革命党、计划体制下的执政党向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执政党的转变。这个转变的成功，将会从根本上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发展。
公民是资产阶级革命后实施宪政的产物，它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含义是指有权利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政治人。在我国，国民或者公民的概念存在的历史还没有一百年。严格来讲，公民的概念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正式出现在我国的宪法之中，而漫长的历史岁月给我们留下的则是“顺民”、“草民”、“子民”、“臣民”的称谓和记忆。这决不是表面上的称谓差异，而是代表着文化深处的某种质的不同。臣民是传统社会中统治者意志的消极服从者，它典型的代表着封建专制文化；公民则是现代共和制国家的主人，它反映的是凸显权利意识的公民文化。
臣民意识这一传统社会留下的遗产，虽然解放以来在理论制度层面已经基本被抛弃，但它对我们民族心理和现实政治生活的影响还远没有被消除掉。现在的一些广告及电视剧围绕着宫廷做文章，奴才、主子之声不绝于耳，还颇有市场的现实，在某种意义上就反映着两千年封建专制主义锻造的这种思想观念的浓厚的思想沉积物在当今还是以这样那样的形式顽固地存留于人们的内心深处。谁是某某某的人，谁是某派系或某地方的人，谁又是某家族的人，惟独作为国家公民的意识排在最后，只是具有了象征性意义。在这样的“差序格局”的文化氛围中，再好的制度设置，再好的体制，都可能沦为新瓶装旧酒的可悲结局。
所以，提高公民素质、培育公民文化对我们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着基础性的作用和意义。公民素质主要包括责任感、效能感、参政的技巧与能力、权利意识和维权
能力、义务意识和守法意愿等等。提高公民素质，有赖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也需要对我们的政治社会化的内容和方式加以改革创新，在内容上使其由单纯的意识形态灌输重点转向为培养适应民主政治要求的合格的社会主义公民服务，在形式上除了保持传统的理论宣传优势以外，更要着重从实践入手，正确引导公民的政治参与，增进公民对政治体系和民主程序的了解，传授公民政治知识，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技能；引导公民选择切实可行、与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政治参与形式。在我国，培育公民意识和公民文化将是一项比创新制度复杂得多、也艰巨得多的工程，需要我们付出长期而又艰苦的努力。但这项工程我们必须抓紧实施，因为如果没有较高的公民素质和建立其上的公民文化，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就不会有坚实的根基。
四
我们把政治价值建设、政治制度建设和政治主体建设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三维空间，并不是说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只包含这三个方面，我们这样讲只是意味着：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主体在政治文明建设体系中所占的位置和层次要高一些，其它的一些内容如政治行为文明、政治组织文明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包容在这三个维度之中。
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主体之间具有某种内在的逻辑关系。首先，主流政治价值是政治制度的内在灵魂，也是政治主体的文化思想核心。英国政治哲学家威廉•葛德文指出：“统治是建筑在见解上的”⑩用现代政治学一个时髦的术语来表达，也就是政治统治不能只是建立在威胁上，而主要应该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上。政治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政治合法性在理论上的集中阐释。在政治实践中，离开政治价值指导的政治制度是不存在的，而与正确的政治价值相偏离的政治制度，决不是什么好的政治制度，在政治实践中也不会发挥良好的作用。政治主体，尤其是作为集体政治主体的政治组织，无不是围绕着某种政治价值而建立和开展活动的，即使是作为个体政治主体的政治人，一旦不再有什么政治价值和政治信仰，就会因失去灵魂支柱而颓废，其结果或者是逃避现实政治生活而成为无政治人，或者是走向与现实主流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为敌的道路而受到制裁，结果不再成为现实的政治主体。其次，从政治制度的角度看，政治制度体现着政治价值，它应该是主流政治价值的具体化、规范化，为主流政治价值的最终实现提供保障。在一定意义上，政治制度成为连接政治价值和政治主体的中介。再次，在我们国家，无论是政治价值，还是政治制度，都是为实现绝大多数政治主体的根本利益服务的。而且，离开政治主体，政治价值的创新，政治制度的维系，都是不可能的，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就能理解列宁把研究人，发现有才干的人作为关键的问题，舍此，一切命令和决定不过是些肮脏的废纸而已。⑾邓小平在他晚年也讲，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讲，关键在人。⑿
所以，我们当前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就要注意这一系统内不同方面、不同层次诸多内容的统筹兼顾。一方面，要继续致力于社会主义政治价值方面的建设，把远大理想与当前社会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增强我们主流政治价值对政治主体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另一方面，继续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的建设，尤其是宪政体制的建设。另外从政治主体方面，加强公民意识、公民文化的灌输传播，在内心深处实现从“臣民”向现代公民的角色转变。
当然，在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现实进程中，不仅要有全面的观点，而且还要具有重点论的意识。结合对我们国家政治建设实际的认识和判断，我们认为，当前一个时期，重点应放在制度建设和公民意识公民文化的建设上。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政治价值的建设上是卓有成效的，在指导思想方面先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的理念，牢固树立了“以人为本”、“代表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价值追求，在国体上，我们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这些政治价值是先进的，是优于资本主义的政治价值的。但是，我们这些优秀的政治价值还未能充分的发挥出来，甚至由于这些政治价值与社会现实的某些反差而削弱了其影响力。这不是由于上述价值观念的过错，而是由于作为国体实现形式的政体以及其它一些政治制度还没有健全和完善，远不像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法制那样已经发展到相当完备、相当高的程度，我们还没有形成一套足以充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完备的具体民主制度和法制形式，使得作为政体的社会主义民主还很不成熟、很不完善，甚至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弊端。社会主义民主的这种具体制度和形式的不完善同它的国体实质之间的矛盾，在当前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表现得非常明显。因此，我们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就要注意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制度建设，尽快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地位和民主权利得到充分实现和保障。
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当前还要突出适应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以公民文化为核心的政治主体建设，这也应作为我们现实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重点。公民文化是民主制度的隐结构，只有公民文化发育到一定程度，民主制度才能建立，也只有得到公民文化的支持，民主制度才能得到巩固和健康运作。与制度上的成功设计相比，推动公民文化形成的任务更为重要。一些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可以引进作为现代化显著标志的科学技术，可以移植先进国家中行之有效的工业管理制度、政治组织形式和其他制度，但是，当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不具操作这些设备和发挥这些制度的能力的时候，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工艺技术，都将在与其格格不入的传统人手中变成一堆废物。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页。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2页。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33页。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48页。⑤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31-32页。⑥ 《光明日报》2002年12月5日。⑦《党的十六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党建读物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32页。⑧ 《江泽民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学习辅导》，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235页。⑨ 详见俞可平主编的《政治学通论》，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55-58页。⑩ 《政治正义论》第67页。⑾ 参见《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2版，第392页。原文为“要研究人，要发现有才干的工作人员。现在的关键就在这里；不然的话，一切命令和决定不过是些肮脏的废纸而已。”⑿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80页。主要参考文献：
1、党的16大报告。
2、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
3、《邓小平文选》第2、3卷。
4、韩旭：“政治文明研究的新进展”，《政治学研究》（季刊），2004年第4期。
5、俞可平：《政治学通论》，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10月版。虞崇胜：《政治文明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2月版。
多维度社会责任 篇6
法律是群众利益诉求反映的底线，检察工作离不开群众利益诉求基础。探索以群众利益诉求为中心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已成为检察机关参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主要内容、基本任务和重要途径。
一、健全群众利益诉求沟通表达机制
检察工作的人民性，要求我们始终关注群众利益诉求，努力畅通群众利益诉求的表达渠道，把群众利益诉求作为加强和改进工作的重点。有效的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能够引导群众通过法定的、理性的渠道有序表达自己的意愿，是检察机关化解社会矛盾的先决条件。
（一）群众利益诉求征询制度
检察机关应当坚持主动开门纳谏，高度关注各类群体不同的司法需求，积极拓展人民群众参与检察工作的方式与途径。比如倡导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倾听民意制度。听取群众利益诉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改进工作。建立重大司法决策事项征询群众意见制度。对于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重大事项和社会热点问题，向社会公众进行通报或公示，确保重大司法决策事项符合群众要求，符合检察工作规律。探索检察机关与社区街道信息互动制度。在社区街道设立社情民意联系点，聘请社区内德高望重、有影响力的居民担任社情民意联络员，虚心听取群众的诉求；构建检察机关与媒体沟通协调制度。通过坐客网络嘉宾聊天室、网上庭审直播、网上在线解答等形式，与网民直接交流，广泛听取社情民意。
（二）涉检信访工作制度
涉检信访是案件当事人直接表达诉求的重要方式之一，对保障案件质量和效率，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和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具有积极作用。
对此，需要完善检察长接待制度。通过直面群众，倾听群众对检察工作的建议，对群众提出的合理诉求登记备案，明确承办部门和办理期限，加强跟踪督办。探索公开听证质询制度。对于涉及重大、疑难案件的矛盾纠纷，特别是上访人无理取闹、缠访缠诉的案件，由检察机关组织，采取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社会各界人士和当事人及其近亲属参加公开的听证和质询，依靠社会力量和群众舆论做好化解矛盾工作；并辅以心理咨询辅助接访制度。由具有心理咨询师资质的干警先行接待来访人，明确来访人心理状况和具体事由，对其进行适当的心理疏导，安抚其情绪。必要时，还可邀请经验丰富的心理专家介入，为心理咨询疏导提供专业支持和帮助。
（三）检务公开制度
深化检务公开，增强检察工作透明度，关键是要与社会公众建立起一种互动的反馈机制，使公众不止是被动地“知情”，还能使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及时得到回应。所以，检察院应坚持检务发布制度。以检务公报、检务新闻发言人制度、检察开放日、人事任免公开等方式，主动向公众传播有关检察机关的组织、职权、工作方法和程序、有关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内容。并建立检务提供制度。在法律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向公众提供检察相关事务的行为，当依法有权获取检务公开的公众提出获取信息的请求时，检察机关应及时予以回复，实现单向的宣告式检务公开向双向的互动型的检务公开转变。还需探索向检务公开监督员报告制度。从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及其他服务对象中，聘请检务公开监督员，自觉接受他们的监督，定期向他们通报工作情况，邀请他们视察检务公开工作，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此外，应构建检务公开备案制度。在各级检察机关执行检务公开过程中，向各级人大常委会备案，以利于各级人大常委会对检察机关推行检务公开制度的监督。基于信息互动的必要性，还应形成检务资源共享及滚动发展制度。在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有义务及时回复其他检察机关及部门为履行职能而提出的检务资源采集申请，提供申请部门需要的情况。
（四）社会矛盾评估预警制度
检察机关在执法办案过程中，排查收集各种社会矛盾隐患信息，通过对信息进行客观、科学的分析和评估以后，对可能引发社会矛盾的因素进行归纳、论证，作出预测、警示，并采取相应的消除和防范措施。
做好评估预警，有利于从源头上将可能导致社会冲突、危及社会稳定的不和谐因素减少到最低程度。从这个角度出发，检察院需完善评估预警组织制度。制定《社会矛盾评估预警制度实施方案》[1]，明确预警责任，成立社会矛盾评估预警工作领导小组，及时研究协调解决评估预警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各部门确定一名评估预警工作联络员，负责及时收集、报送本部门预警信息，构建全院联动的社会矛盾评估预警格局。并要坚持社会矛盾分析排查制度。通过不定期排查矛盾、接待来信来访等多种渠道，对不稳定因素信息进行广泛的收集整理，提前开展工作，做到关口前移、防患于未然；另需探索社会矛盾分级制度。在最有可能引发社会矛盾的不立案、不批准逮捕、不起诉、撤案、不予赔偿等环节，加强与案件当事人的沟通。根据了解和掌握群众利益诉求的轻重缓急，将社会矛盾评估案件划分为特别重大等级、重大等级和一般等级来进行预警。
（五）涉检舆情信息汇集分析制度
当前，媒体、网络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中表达民情、畅通民意、集中民智的重要渠道。作为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机关，无可争辩地成为舆情矛盾相对集中的部位，涉检舆情[2]呈现出较快的增长趋势。检察机关应把舆情作为倾听群众诉求的重要渠道，努力使涉检舆情成为促进科学决策、改进检察工作的助推力量。
具体可从三方面入手：建立涉检舆情采集制度。延伸舆情信息感知触角，扩大舆情信息采集范围。在社区街道的派驻检察室设立舆情信息采集点，着重关注群众反映的原始“情报”。强化涉检舆情分析甄别制度。组建涉检舆情评阅人员队伍，加强分析研判涉检舆情动向，从中发现具有倾向性、苗头性、社会性的舆情信息，为领导参谋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完善涉检舆情报送制度。实行定期上报与有事随报相结合，重点对意识形态领域、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信息报送。运用内部网络、舆情信息简报等多种载体，宣传群众关心的各项政策法规，及时反馈、报告舆情信息调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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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全群众利益诉求协调处理机制
诉讼不是妥善化解和处理社会矛盾的唯一有效方式。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纠纷具有明显的不彻底性，有时还会加剧当事人之间的摩擦与不和，以致在新的层面和范围酿成新的或潜在纠纷[3]。因此，围绕群众利益诉求，探索多元化的案件处理方式，适应不同主体、不同案件的不同利益诉求，成为检察机关化解社会矛盾的关键环节。
（一）办案释法说理制度
检察机关执法办案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处理法律问题的结论，关键是要提供一个能够支持所获结论的理由。检察执法应更加依赖于说理、讲理的权威作用，而不是简单通过强调司法机关的地位来强化司法的权威作用。其中，所涉四项制度如下：完善信访接待释法说理制度。对群众上访、缠访，要针对其利益诉求，解释相关法律规定、办理程序，并就遵守信访纪律和信访秩序进行解释说明。坚持执法告知释法说理制度。执法过程中应当说明刑事诉讼的基本程序、期限及注意事项等，并对受害单位或个人遭受的损害、损失，难以得到修复或挽回的原因做出说明和解释。建立法律监督释法说理制度。对作出不起诉、退回补充侦查、刑事不立案、不批准逮捕和不支持抗诉等决定时，应因案制宜，制作相应的说明书。探索跟踪回访释法说理制度。对矛盾突出、利益关系复杂、当事人情绪激烈的案件进行跟踪回访，充分听取被访人的看法、诉求，给予解释答复。对合理诉求，要予以重视，切实加以研究解决。
（二）刑事和解制度
探索刑事和解，对处理犯罪案件、调整诉讼模式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作为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纠纷解决方式，刑事和解直接反映了案件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诉求，有利于保障被害人的话语权。但适用的时候，应明确适用范围、设定程序规制、保障当事人的隐私权以及刑事和解回转及回转后的权益，加强刑事和解的法律监督，防止有案不立，有罪不究。
（三）民事检察息诉和解制度
民事检察息诉和解工作，是检察机关在办理民事申诉案件过程中，认为人民法院生效的民事裁判不符合抗诉（或建议再审）条件，但存有瑕疵或未能彻底解决纷争的案件[1]，当事人有和解诚意、存在和解因素，依据自愿、平等、合法的原则，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并予实际履行，使案件不再进入诉讼程序，从而快速有效地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实现案结事了。民事检察息诉和解，有利于减少诉累，争取最佳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为此，检察院正着力探索息诉和解群众参与制度，选择典型的、具有教育意义的案件以及双方当事人均在同一社区的、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深入基层社区，采取聘请辖区街道司法助理、人民调解员、社区内具有较高威望、较大影响力的群众参与息诉和解。并尝试建立息诉和解公开听证制度，对疑难复杂的申诉案件，可以采取公开听证的方式，公开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对案件的主要证据、双方当事人的分歧意见进行质询。
（四）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
建立健全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2]，不仅有利于解决被害人家庭的实际生活困难，也是解决犯罪被害结果严重化带来的社会问题的现实需要。为了更大程度上满足被害人的利益诉求，有必要对现行的司法救助制度进行充实和完善。可倡导当事人参与制度。检察机关对司法救助公开听证，召集公安机关办案人员、救助申请人、申请人所在街道、居委会相关人员参加，当场听取意见，告知救助金的使用，并落实回访制度，考察救助效果。建立被害人救助国家追偿制度[3]。被害人若采用虚构、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救助金的，已骗领的救助金，应予追偿。被害人若已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获得赔偿或已通过民事诉讼、保险公司等途径获得赔偿的，已获得的救助金应当予以扣减。犯罪人若具有赔偿能力而已启动救助程序，国家可以向犯罪人追偿。探索救助联动制度。检察机关应加强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司法行政、劳动和社会保障、民政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定期通报对确有困难的刑事案件被害人实施救助的情况，征询意见和建议。
三、健全群众利益诉求联合化解机制
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决定了矛盾不是依赖某个部门、某一机关一己之力就能彻底解决的。化解社会矛盾，需要调动各种积极因素，采取联合化解的方式。
（一）检察机关内部联动制度
强化上下联动制度，上级院要加强对下级院工作的指导，帮助下级院解决具体问题，直接参与化解重大复杂矛盾纠纷，切实形成内部工作合力。这要求检察院完善联合息诉制度。成立由控申部门和相关业务部门组成的息访息诉小组，制定切实可行的处理方案，及时化解矛盾。推行原承办人参与接访制度。对案件办理过程中引起的涉检信访，原承办人必须到场释疑解惑。建立联合接访制度。以街道检察室为平台，由检察长或者分管检察长组织公诉、侦监、民行等业务部门负责人每周固定半天时间到检察室联合接访，现场解决群众来访问题。坚持定期联席制度。建立检察机关内部各相关部门协调配合机制和定期联席制度，交流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经验做法，整合矛盾排查调处的力量。
（二）检察机关外部协作制度
建立群众利益诉求情况通报制度，以便协作单位了解有关情况，有准备地应对群众诉求，及早做好化解矛盾纠纷的准备。利用信访申诉工作信息网络系统，通过在纵向的检察系统内部和横向的市区级相关信访单位网上接受和分流信访申诉，实现信访申诉情况的纵横对接。加强信访申诉案件转办、分流处理和息诉息访联动机制，检察机关与其他政法机关、行政机关建立完善定期交流情况、共同解决疑难复杂问题的联席会议，联合调查、联合听证、共同答复，增强纠错能力，形成解决涉法问题的合力。
四、化解群众利益诉求配套保障机制
以群众利益诉求为中心的矛盾化解机制，不单有表达、处理和联合化解这些要素组成，还必须辅以相应的配套制度，以回应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
（一）群众利益诉求反馈制度
为保证反馈的及时有效，检察院应建立群众来信来访规范处理制度。对群众来信坚持专人负责的工作制度，由专人专门负责拆阅群众来信，并件件登记。检察机关对来访群众反映的问题要进行必要的调查工作，并将调查的情况及时向来访群众反馈，征求他们对调查的意见。完善群众利益诉求分类处理制度。及时对收集到的意见和建议进行汇总、筛选、分类、分析，把合理的意见和建议转化为工作整改的内容。对人民群众重点关注的金融危机、世博安保、民生领域案件，加强民意沟通工作，尽最大力度救济民权、尊重民愿、解除民忧，实现案结事了。坚持群众意见回复制度。对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反映检察机关在检容风纪、接待态度、执法办案、检民关系、廉政建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或建议，要及时给予回复。对于有价值的建议要认真研究，必要时邀请人民群众参与讨论，确保利益诉求得以有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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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矛盾化解回访制度
对矛盾当事人建立档案，记录矛盾发生的时间、地点、缘由、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处理结果等。在矛盾化解后的一段时间内，检察机关承办人要及时安排回访，了解其思想状况、生活现状、对矛盾的化解是否满意等，妥善处理遗留的其他问题，直到矛盾得到彻底解决。回访时发现当事人思想有所波动、行为有所反弹的，要通过做思想工作、心理辅导等方式，稳定当事人情绪，从源头上遏止当事人缠访闹访的苗头。回访之后应做好回访记录，将回访情况详细记录并收入矛盾当事人档案。
（三）涉检舆情应对制度
检察机关应成立涉检网络舆情研判与处置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执行涉检舆情的研判与处置。加大信息化建设力度，重视门户网站的建立和维护，利用技术手段作为辅助工具对网络舆情进行动态监测，并过滤、整合各种信息。可在几方面下工夫：建立涉检舆情应急预警制度。加强舆情的预警和把握，由信息员对各大媒体进行定期、全面的搜索，及时开展涉检舆情的监测、预警工作。建立涉检网络舆情逐级报告制度。制定详细而周密的网络舆情应急预案，将舆情划分等级并建立相应的应急预警机制。强化涉检舆情控制引导制度。加强正面引导，快速反应。对媒体关注甚至热炒的有关敏感案件，可以通过新闻发布会、接受专访等方式，第一时间做出解答。对重大舆情要适时跟踪，及时公开事件调查、处置情况，不给滥加猜测留有空间。探索涉检舆情协调互动制度。与党委政府的信息、信访等部门加强联系，加强与公安网监等相关职能部门的联动，建立与权威报刊、电视以及网络媒体的联系平台，争取传统媒体的支持和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完善涉检舆情处置评估制度。在网络舆情趋于平稳后，根据舆情的发生、传播和处置情况进行总结、梳理、反思，形成书面报告和建议，建立起有效的舆情处置评估机制，不断提升检察机关应对舆情接受监督、提高执法公信力的能力和水平。
（四）矛盾化解能力养成制度
内容可归纳如下：坚持基层挂职锻炼制度。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青年干警到街道、拆迁办、基层信访办等矛盾多发的一线去挂职锻炼，把养成与群众打交道、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作为干警的一门必修课。完善结对帮带制度。以“帮”解决社会矛盾，以“带”培养矛盾化解队伍。一方面，上级检察机关尤其是职能部门要深入一线，为基层检察院提供政策支持，提出化解矛盾的指导性意见；另一方面，检察机关中化解矛盾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干警要积极帮带年轻干警，在化解矛盾的实践中指导年轻干警，让年轻干警在具体实践中学习处理矛盾的方法，为今后独立化解矛盾积累经验。探索联合培训制度。会同人民调解委员会、信访办、司法局等部门建立联合培训制度。养成从不同的角度看待社会矛盾，提高工作艺术和技巧，创新矛盾化解的工作方法，学会借助社会力量和专业力量进行调解，全面提升矛盾化解能力，综合运用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开展矛盾化解工作。
多维度社会责任 篇7
在三大流派的纲领整体失败之后, 在后基础主义时代, 出现了波普尔、拉卡托斯、普特南、赫斯等对绝对主义数学知识观的批判, 科学知识社会学 (SSK) 和欧内斯特 (Ernest) 也提出了许多关于数学知识的富有启发性的新见解。本文通过对其基本主张的批判性超越, 采用多维度视角审视数学知识的发生与增长, 并给出一种初步的关于数学知识的变量函数刻画。
一科学知识社会学关于数学的基本主张及其超越
科学知识社会学关于数学知识本质的理解是其关于科学整体见解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因此, 就学科的共性而言, 科学知识社会学关于科学的一般认识也是适用于数学的。关于社会对于科学的作用, 如果限定在默顿的科学社会学的层面上, 学术界是没有多少异议的。但是社会因素能否对知识的性质、知识生成、知识形态和知识本体产生本质的作用, 例如社会因素能否影响或侵入到知识 (尤其是自然科学) 本体?进而影响科学知识的知识构成方式、知识生成形式等知识形态, 这个问题就引起很大的争议, 由索卡尔事件为导火索引发了的科学大战就是此类争议的极端表现形式。科学知识社会学, 特别是其强纲领认为, 科学的内容和结果只能根据其地域的历史和文化的语境来塑造和理解。科学研究的产品, 即所谓的自然律, 必须始终被视为一种社会建构, 其有效性依赖于专家之间的默契。美国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家史蒂芬·科尔曾概括了社会建构主义 (即科学知识社会学) 的几个基本假定:“首先, 他们认为科学不是一个由规则支配的活动, 科学并不遵循一套能引导科学工作者独立发现真理的程序。第二, 他们认为科学争论并非总能由经验证据来裁决……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他们在哲学上采取了相对主义的立场, 否认自然界作为客观外界的重要性, 否认自然界对科学知识的内容有重要作用。”[3]6依照上述假定, 科学家的社会行为就成了科学思想的最重要决定因素。
我们认为, 强纲领存在着明显的认识偏差。这种偏差主要表现是其社会因素决定论的主张, 它无视知识的客观性、非社会性的本质, 否认科学和理性独特的甚或无法取代的认识功能, 混淆了科学与非科学以及科学活动中的主体和客体的界限。所以强纲领无法解释科学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人对自然采取行为的实效性以及科学知识在技术、工程和广泛的人类生活中的广泛有效性。因引发科学大战的导火索“索卡尔事件”而闻名的美国科学家索卡尔的下述看法是对的:“存在一个真实的世界:其性质不仅仅是社会的构造, 这一世界还具有事实和证据。”[4]60社会建构主义由于否定了知识的客观性本质而留下了其解释意义的盲点和空白。
从数学知识的独特性特征来看, 社会建构主义关于数学的见解有必要予以关注。从对客观知识的社会建构阐述中, 在论述了社会维度在哲学和认识论中的重要性之后, 基于后期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的思想, 英国数学哲学家欧内斯特对传统数学知识认识论的一个假设, 即数学知识可以表示为一系列明确表达的语句的见解提出了质疑。欧内斯特认为:“数学知识的基础是对话的, 数学证明是一种特殊的叙事。的确, 证明可以被看作是从一种至今仍然保持着同样功能的特殊类型的对话发展而来的。证明是用来说服数学共同体中其他成员接受一个陈述或一组陈述为数学知识的一个文本。”[5]163
通过对波兰尼 (Polanyi) 等人关于默会或个人知识的观点 (其认识论的论题是我们知道的总比我们能够明确说出的要多) 的分析, 欧内斯特认为维特根斯坦的数学哲学预示着所有的知识都不可还原地根植于默会知识。进而, 欧内斯特提出“在传统的陈述性知识之外, 还有一个默会知识的范畴。而个体的主观知识包括了上述两种范畴的知识。”[5]139虽然欧内斯特也试图从社会建构主义的角度解释数学的应用以及数学在科学和技术中的有效性[5]262-263, 但是由于这种解释仍是在把数学看作是社会情境下的一种实践的核心观点下进行的, 并没有看到影响数学知识演变的社会性之外的其他重要因素, 因此也不能被认为是提供了关于数学知识何以可能的令人信服的说明。
通过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批判性反思, 我们得到以下两点基本认识:
第一, 由于自然科学的许多研究对象就是包括人在内的生物现象和社会现象, 因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那么在这个层面上, 无疑社会的各种性质会对知识的形态产生影响, 这是毫无疑问的。例如越来越多的生物-社会现象成为数学的研究对象, 这些现象所展示的规律就构成了数学知识的若干形式。
第二, 数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社会概念, 应该是广义的, 亦即包括个体在内的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广泛而又复杂的关系。所以, 当我们运用社会这一概念时, 并不是在与个体这一概念完全相对的意义上讲的, 而是把个体看作社会的基元或最小单位。在数学共同体中被认可和接受的数学创造物和产品, 就是数学社会性共识的结果。它体现了一种有赖于个体差异和多样性的, 同时又是基于社会性的共同或公有的认识。
二生成与演化:数学知识发展的内外部变量函数及其三维图景
关于数学知识的发生, 虽然在拒认绝对主义数学观以及对于知识来源的社会性解释方面与社会建构主义是一致的, 但与科学知识社会学和欧内斯特的社会建构主义立场不同, 我们否认把数学的知识的获取和生产仅仅看作是一种基于各种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我们认为, 必须看到数学知识具有的客观性、实在性与社会学、主观性的双重特征以及上述对偶范畴之间的交互性。因此, 数学的知识建构并不仅仅是由社会 (包括个人与共同体及其相互作用) 要素完全决定的, 而是依赖于与数学知识相关的更为复杂的、多维变量的交互网结关系系统。数学知识的发生是社会建构、自然-历史建构与逻辑建构之间交互作用的辩证过程, 而社会因素仅仅只是其中的一个。
数学知识结构可以看作是由其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所共同决定的多元复合函数。从数学知识产生的内部看, 数学的问题、观念、语言、运演规则、方法和时间共同构成了数学知识生产的重要要素 (或主变量) [6]181自然 (包括天然自然和人工自然) 是数学和一切科学生命力的永不可少的灵感。
如果把数学知识的总体看作是在其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二元复合函数, 记作MZ。那么MZ可以表示为MZ=f (ms, mk) 或MZ=f (f1, f2) 。并可以进一步通过不同的数学工具 (例如突变理论等) 探讨在内外部变量共同作用之下的数学知识形态的变化。
还需要说明的是, 在上述主坐标框架之下, 还可以划分出多层次的子坐标结构, 例如已有的数学知识结构 (内部子变量) 及其演变;数学共同体的传统、信念、价值和共识;其他学科的知识与数学的相互作用及其形式;社会发展、经济建设和教育对数学的需求;不同社会形态、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民族思维特点与数学范式的相互关系;重大历史事件对数学的影响等。例如近期数学知识获得重大进展的一个典型就是世界各国数学家联手共同攻克了著名的彭加莱猜想。再例如, Eduard Glas曾以法国大革命的案例对当时法国社会变化对法国数学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案例研究, 进而表明在某些历史时期, 外部因素对数学知识增长具有明显的作用[7]709-728。
三数学知识范式转换的特征
当新的数学知识出现并占据数学知识的主导地位时, 旧的知识或者被更为新的理论所取代, 或者需要被重新组织和整理。有时候, 新知识会受到旧的知识观念的抵制。道本 (Dauben) 把对数学新发现的抵制程度看作是数学革命质量高低的一个测量指标, “这种抵制的一种形式反映在古希腊人无法构想任何除了整数之外的任何数-虽然最终这一偏见被克服了, 正如康托最终克服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对于实无限所引起的不适感并接受了超限数。也许在数学新的进展中没有比这种进展所遭遇的反对范围更好的表明其革命性品质的指标了”[8]63-64。
在这一进程中, 数学共同体和数学范式通常会经历两个转换过程。见图3 (箭头下的符号表示“包含于”) 。在数学发展的常态时期, 数学知识演进主要表现在不断扩大的研究领域、日益深刻的理论创新和经常变化的理论课题上。在连续变化的状态, 可以采用连续数学的模型。在数学革命时期, 就会出现数学范式的转换。此时可以采用突变理论的模型对数学知识的演化进行描述。在平衡态时, 数学知识呈现一种稳定的、连续的增长态势, 而在较为激烈的革命时期或危机时期, 数学知识的增长方式会出现某种突变。通过对MS=f1 (t, p, c, l, r, m) 和MK=f2 (n, sc, t) 这两个基本关系式所构成的状态进行具体的分析, 提炼出影响数学知识变化的状态变量和控制变量, 对数学知识所构成的曲面上的每一点的变化的分析, 可以确认在何种状态下以及何种取值之下会出现从稳定状态向不稳定状态的变化。例如, 一个相对简化的模型可以建立如下: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 (记为S-H) 构成了状态变量, 而数学观念 (C) 和数学方法 (M) 构成了可控制变量。在一定的数学观念和数学方法的共同作用之下, 数学知识状态会出现从稳定状态向不稳定状态的变化。在数学历史上, 有许多事例都表明, 在数学观念和数学方法方面的一些剧烈的变化会引起数学知识状态的剧烈变动。这种剧烈变动的一个明显结果就是数学知识范式会发生转换。
那么促进数学知识范式转换的特征有那些呢?Corfield列举了5种判别数学发展重要性的标准:
①当一种新的计算被允许在已有的问题域中执行的时候, 有可能导致旧的猜想的解决。
②当一种发展在已经存在的领域之间建立了一种联接, 就将允许在它们之间进行结果和技术的传递和转换。
③当一种发展提供了在已有领域之间进行组织的新方式并导致研究领域边界的澄清甚至改写。
④当一种发展开创了新的、概念地激发的前景的时候。
⑤当一种发展相当直接地导致数学外部成功的应用的时候[9]508-509。
对于上述不同的标准 (分类) , Corfield认为, 如果按照大多数标准, 某种数学的发展被视为已经做得很好或者有潜力做得很好, 那么其重要性就被保证了。通过对典型数学概念、定理和理论发展案例的剖析, Corfield认为, 如果某种数学发展可以同时达到上述5条中的大多数标准, 其价值就可以被肯定。而对于仅仅只能达到其中少数标准的, Corfield以四色定理的计算机证明为例, 数学家对此的评价就是各不相同的。Corfield进一步用广群 (groupoids) 概念与以前由伽罗华提出的群 (group) 概念的对比这一案例, 表明了数学概念的再形成与发展对于数学的重要意义, 进而强调了数学概念化的重要性。Corfield认为, 在数学概念化的发展中, 既有连续渐进的一面, 也有革命性的突变。
作为上述范式转换图式的一个典型, 我们可以考察数学知识从现代到超越现代的范式转换。这一转变突破了还原论和形式化的禁锢, 趋于开放性、动态性以及形式化与非形式化相协调, 从而赋予数学创造以更为多样、可选择的空间。模糊数学、随机数学、突变理论、混沌等数学理论正在消解关于世界的必然性模型及其经典意义。在后信息社会, 新型“智能技术”, 如信息论、控制论、决策理论、博奕论、运筹学、系统工程、效用论、随机过程、专家系统等等的创造, 以及后工业社会制造的大量的复杂事物, 包括日益复杂的社会结构、机器、各种人造系统、网络、通讯与服务行业等, 正在造就与信息时代的社会形态相适应的数学新范式。
概括看来, 数学知识的演变并非是单变量、单向度和线性的发展轨迹, 而是显现出其在思维、问题、观念、语言、运演规则和方法等多因素共同作用之下以及在特定社会、历史和文化情境中演化和建构的动态图景。这种对数学知识本性的多变量系统综合分析是对社会建构主义数学哲学思想的一种超越, 也是对数学知识的发生进行进一步哲学分析的一个新起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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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性别维度解析 篇8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性别,社会性别教育
社会学家康奈尔认为西方社会正在经历一场由“制度化危机”和“利益”而衍生的性别危机。这场性别危机给传统的性别关系和现存的性别秩序带来了颠覆性质的挑战。在多元性别文化的渗透下, 中国社会同样也面临着性别角色模糊化、性别价值差异化以及性别道德边缘化的困惑。
长久以来, 思想政治教育对于“性别”执持着相敬如宾的疏离态度, 而性别意识的缺场也给我们的教育带来了遗憾。今天, 面对我国社会此起彼伏的性别问题, 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声是其使命的召唤。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性别维度, 是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社会性别理念, 并以此来谋求思想政治教育的自我完善, 也为我国性别教育蹊径的开辟提供新的思路。
一、重塑正确的性别平等理念:思想政治教育者对社会性别意识的再审视
思想政治教育者是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坚守者和铸造者, 他们对于受教育者个体观念和行为的塑造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在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 思想政治教育者或因秉持传统的性别观念, 或因性别意识的缺失及对性别议题的忽视而造成思想政治教育视角中的性别盲点。因此, 要建构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性别维度, 首先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者以一种自我更新的价值取向来审视、树立社会性别意识, 并将之渗透在教育过程中。这里所提及的社会性别意识, 是衍生于社会性别理论的性别平等意识, 即“从性别的角度, 去观察和认识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和环境, 并对他们进行性别分析和性别规划, 以实现社会性别公平的观念和方法”。[1]
从正式的制度安排来看,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始终在为实现教育平等而不断努力。但是在现实中, 男女两性在教育这个命题中却依然存在着分流与差距, 教育过程中的性别偏见不仅没有打破传统的男女性别角色定型, 还加剧了职业及行业的性别隔离。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父权制意识及文化符号具有褒扬男性价值、贬低女性价值的倾向, 而文化又通过历史、话语及社会化的过程使这种不平等的意识合理化、合法化, 并形成代际传递。社会文化对这一事实保留着暧昧的态度, 并衍生出对男女两性判然不同的评价机制, 这使得教育中的两性平等图式呈现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与鸿沟。
在这一背景下, 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的本质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提升自身的性别敏感度, 重塑性别平等理念, 尊重、省思“性别”这一客观存在, 以平等的视角将受教育者理解为有性别的、具体的人。正如先哲亚里士多德所言, “公正不仅在于同类同等对待之, 还在于不同类不同等对待之”。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性别平等意识应当既区别于生物决定论者们所过度渲染的男女两性先天差异之论断, 将女性受歧视的根源单向地归结于生理构成;又相异于激进的革命者们为追求两性平等而对性别差异进行严苛抹杀的这种极端理论与行为。性别平等意识是基于对两性先天生物、生理差异的尊重为价值前提的先进的性别平等理念, 指男女两性在人格上、在人生价值及道德伦理上的平等, 是在尊重差异基础之上的平等。在这种理念的感召下, 思想政治教育者既不以男性的视角、标准作为阐释男女平等的依据, 也不以女性的立场和经验来解析男女平等的现实, 而是通过这种平等价值取向来影响和启蒙受教育者的性别意识, 使男女两性悦纳、扮演好各自性别角色并最终促成受教育者发展成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的完整的人。
二、将男孩女孩培养成健康完整的人: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新界定
尽管现代社会人的“机械化”使许多人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机械论”的境域, 忘却或否认了人的目的性, 但目的性却仍然是人与动物的分水岭:人是目的性动物。“由于有了目的, 人类的活动就不再是一种无反省的动物性本能而是一种追求理想和完美的创造性实践活动。”[2]作为“人类自身的再生产”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也独具其不同于文化通识教育的特殊目的, 并因这一目的而设定出自身的活动目标, 在目标的规约下自觉地反思教育活动从而使自身趋向于完善的标准。我国学术界普遍认为, 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标及价值取向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观, 尊重人的基本属性而最终促成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这一蓝图的引领下, 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性别维度出发来重新酌量其目标,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就可以被界定为:将男孩女孩培养成健康完整的人。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由社会本位向个人本位转变的标志。
将男孩女孩培养成健康完整的人, 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将着眼于建构男女两性性别角色的完整。从生命个体呱呱坠地之时, 人们就依据先天的生理差异而赋予两性不同的性别标识, 并遵循社会文化的约定而给予男孩女孩不同的性别角色期待, 使他们依据各自的性别角色规范完成社会化, 成为社会人。近年来, 我国各地方电视台推出的种种声势浩大的“选秀”节目加深了中性化浪潮对广大青少年群体的影响, 使得他们的审美标准发生扭曲并带来性别错位的弊端。然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 如少将金一南所言, “阳刚之气”和男子汉气概对于我们民族的男孩、男性依然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 没有谁愿意把权力、责任及民族的未来交付给一个缺乏男性气概的男人。于是,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就需要关注、关怀男孩女孩性别角色的培养, 在施教过程中有意识地启发个体, 使其对自身的生理性别有正确的标定, 认同和理解自己的性别, 对自己负责、对社会负责, 并最终成长为性别健全且富有创造力的生命个体。
将男孩女孩培养成健康完整的人, 还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在引导两性完成各自性别角色扮演的基础上, 塑造男女两性的完美人格。从心理学意义上讲, 人格是一个人所具有的稳定的心理特质的独特综合。在性别维度下,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指向男孩、女孩的健康人格, 即通过理论灌输、实践锻炼和自我教育等基本方法来促使他们生成正确的自我意识和正确的人生观, 并以此来支配自身的心理与行为, 避免人格要素的缺陷与偏差。
三、性别视角的交汇与融合: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新整合
张耀灿教授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中详细阐释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结构要素, 它包括五个方面:世界观教育、政治观教育、人生观教育、法制观教育和道德观教育[3]。把性别视角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之中来达到“将男孩女孩培养成健康完整的人”这一目标, 其内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更新与补充。
1.塑造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科学的性别观
性别观, 是生命个体在遵循社会文化期望的基础上, 对其生理性别 (sex) 、社会性别 (gender) 、性别角色规范的认识以及所秉持的态度, 隶属于价值观的范畴。将性别观纳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以马克思主义女性理论为指导, 将男女平等的理念撒播至受教育者的心中, 使男孩、女孩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建构科学的性别图式和独立的人格:能够以健康的审美取向来理解自己的性别;能够摒除刻板印象而认同男性、女性的价值;能够自尊、自爱地规范自己的行为, 履行社会职责;并在生命的旅程中成长为具有男性气概的“男人”以及拥有女性魅力的“女人”。
2.培养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性别道德
性别道德代表着社会主流的、正面的价值取向, 集中地反映在恋爱婚姻家庭道德之中。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对象青年来说, 培养他们的性别道德意味着在这个“消费时代”引导他们树立起两性平等、相互尊重、自尊自爱的恋爱观, 帮助他们走出至上恋爱、从众恋爱、攀比恋爱及填空恋爱的误区, 以坦诚、文明的态度去追寻高尚圣洁的情感, 抒写绚丽多彩的人生篇章。
3.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传媒主体的媒介素养教育
在大众传媒为我们所呈现的“媒介现实”世界中, 影视剧、广告、新闻等等, 都在个人形象、人格特征以及两性关系的刻画上表现出性别刻板印象, 使女性被边缘化、浅薄化;而信息的“碎片化”传播范式也使得受众在实质上处于文化、价值、规范的流变之中, 无法对媒介所展现的性别议题做出是非、优劣的判断———这将在潜移默化中影响青少年的性别观念的形成及性别角色的认同。思想政治教育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大众传媒的复杂环境, 却可以通过对传媒主体媒介素养的培养而弱化传媒的消极影响。将媒介素养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补充, 通过培养青少年的媒介认识、媒介态度和媒介意志, 能够帮助他们正确看待和利用大众传媒, 进而使其在与大众传媒的互动中始终以警醒的姿态来保持自身的主体性, 克服阻碍道德发展的消极因素以及各种瘾恋, 生成正确的性别价值观念和健全的道德人格。
四、在大众传媒的呈现中建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优化
在现代信息社会中, 大众传媒以其自身的强大影响, 形成了公共话语空间, 并通过这种话语权深深影响人们的性别关系。它以各种生动的形式展示社会对理想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期望, 是促成男女两性性别角色社会化的工具。然而如上文所示, 大众传媒在塑造公众“性别”的进程中却存在着至少两处罅隙:其一, 大众传媒的性别偏见在实质上强化了两性的不平等。存在于我们社会的传播媒体, 有些以盈利为最终目的, 受众对完整、真实、先进信息的渴求并不能成为左右这些媒体决策的首要因素。而根据社会学家康奈尔“霸权男性气质”的观点, “在大众社会关系的层面上, 高度程式化和苍白贫乏的男性气质的定义是构建居支配地位的男性与居从属地位的男性之间的关系, 以及所有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的基石”。这种霸权原则在大众传媒中得到了“再生产”:当我们透过媒体所刻画出的男性形象去领悟社会文化的时候, 会发现女性依然处于弱势地位, 男女之间权力的不平等通过传媒而得到强化。尽管我国媒体在广域的范围内为倡导社会和谐以及推进性别平等做出过功若丘山的贡献, 但是在消费文化的刺激下, 大众传媒的叙事方式及其所建构出的性别话语更加强调女性的观赏价值, 通过把女性“标签化”处理, 制造出具有“消费示范性”的女性形象, 使女性再次沦为男权的附属品。其二, 大众传媒为情色文化的滋生提供了隐秘的平台, 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一些网络信息服务商唯利是图, 利用网络速度快、手段隐蔽等特点, 大量制作和传播色情、暴力等不良信息来吸引网民。而部分自控力较弱的青少年、青年往往出于好奇或冲动心理又刻意寻找这些不健康内容, 导致严重的道德失范。”不难看出, 传媒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带来了更多的来自性别的挑战和压力, 这从客观上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对这些不良的、甚至是恶性的因素进行疏导和净化, 为青少年营造出健康的社会性别环境, 防止其不良的性别态度、观念及行为的产生。
社会性别维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优化需要传媒与思想政治教育的通力合作才能得以实现。一方面, 思想政治教育呼吁媒体及传媒工作者的性别敏感意识及自律。大众传媒既是社会公器又是社会建构的途径, 它作为社会性别的塑造者, 理应担当起促进性别社会化、平等化的责任, 通过制定专业准则和行为守则等方式建立媒体的自律机制, 从而使大众传媒能够进一步倡导先进的性别文化, 完成对受众的性别意识启蒙与塑造。另一方面, 思想政治教育要合理利用大众传媒的舆论导向作用, 甄别、发掘和加工大众传媒所呈现出的性别信息, 将时代的精神、气息灌注其间, 使之转换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资源。
参考文献
[1]郑新蓉.性别与教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5.
[2]檀传宝.学校道德教育原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3.
[3]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4]曹晋.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理论与实例.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8.
多维度社会责任 篇9
关键词：社会维度,欧洲高等教育,欧洲高等教育区,博洛尼亚进程,行动路线
在欧洲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欧洲高等教育区 (EHEA, 也称博洛尼亚进程 (Bologna Process) ) 建设正在人们期待与怀疑的目光中稳步而艰难地进行。一方面, 由各签署国教育部长参加、代表博洛尼亚进程官方的峰会按照计划两年一次地如期举行, 汇报和总结博洛尼亚进程在各成员国内的进展与问题, 部署和制定下一步的工作重点与方案。另一方面, 参加国从最初的4个倡议国增加到2007年的46国[1,3] , 欧洲高等教育区的覆盖范围已经超越了欧盟, 扩展至整个欧洲疆界, 与欧洲委员会 (The Council of Europe, 46个成员国) 所拥有国家数一致, 区内众多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教育制度等方面所存在的巨大差异, 为实现欧洲高等教育区所确立的同一性目标增添了相当的难度。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社会维度 (social dimension) 的概念被博洛尼亚进程正式列为2005年之后一个优先考虑的议题[2] , 成为欧洲高等教育区建设的最新行动指南和总的方针路线。本文对欧洲高等教育区社会维度的概念及其提出过程、所涉及的主要议题进行阐述并加以评论。
一、社会维度的概念及其提出过程
概而言之, 社会维度主要指欧洲高等教育区建设必须以社会公平为出发点, 以加强社会融合、社会和谐为归宿。也即, 有关政策和行动必须从社会公正角度出发, 以提高社会凝聚力为目标, 通过保证公平的机会使区内绝大部分青年, 尤其是来自较低社会文化背景的学生, 能够完成其潜力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的学业水平, 实现他们的社会提升, 获得社会性发展。
社会维度这一概念是随着欧洲高等教育区建设的逐步深入而提出的, 其内涵也在实践中不断丰富。欧洲高等教育区的建设经过了几个重要的阶段, 以参加国的部长级峰会及发布的正式文件为标志, 从1998年5月英、法、德、意4国在《索尔邦宣言》中提出倡议开始, 依次有1999年的《博洛尼亚宣言》、2001年《布拉格公报》、2003年《柏林公报》、2005年《卑尔根宣言》和2007年5月的《伦敦公报》。据此, 社会维度概念的提出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 在《布拉格公报》中首次提出
在1999年公布的《博洛尼亚宣言》中, 并没有提及“社会维度”一词, 该宣言中主要强调增强欧洲高等教育区的竞争力, 同时, 当时参与博洛尼亚进程无需什么手续, 亦无学生介入, 仅仅是签署国的弱介入而已, “它只是宣言, 并不是条约或者指示” [3]。随着博洛尼亚进程在欧洲不断扩大, 签署国的积极性日益高涨, 学生参与的人数也逐渐增多, “社会维度”一词开始出现在有关的议程之中。2001年《布拉格公报》中首次正式提出“社会维度”一词, 该词主要是针对学生流动和终身教育等特定问题、作为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概念而提出, 同时, 作为社会维度的呼应与印证, 《布拉格公报》指出“高等教育应当被看做为一种公共利益 (a public good) , 在现在和将来都负有公共责任”[4] 。
(二) 在《柏林公报》中成为重要议题
在布拉格之后, “博洛尼亚进程”相关组织和团体召开了一系列有关会议, 从不同角度对社会维度的概念、内涵和相关议题进行了探讨, 所达成的共识主要有:社会维度应当被作为欧洲高等教育区本身的一种价值和欧洲高等教育竞争力的条件之一;要扩大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为学生建立适当的社会支持系统, 提供尽可能方便的奖学金、贷款体系、健康和医疗保险等;创造各种条件促进真正意义上的学生流动, 建立有关学生流动机会的信息系统, 保证学生能机会平等地流动到接受国;提高社会弱势群体参与的机会;在以机构自治为特点的高等教育环境里, 高等教育机构必须积极地致力于社会凝聚力和社会公平。这些广泛而积极的讨论, 促使在2003年的《柏林公报》中, 强调与突出了社会维度的概念及地位, 重申了高等教育应作为公共利益和大众责任而存在, 强调必须在提高欧洲高等教育竞争力和提高欧洲高等教育区社会特性之间取得平衡, 认为欧洲高等教育区建设的目标是在整个欧洲及各个国家内加强社会凝聚力, 减少社会和性别不平等[5] 。由此可见, 到《柏林公报》颁布, 社会维度已经发展成较为系统而连贯的概念:平等的入学机会, 学生学习过程中无障碍完成学业的维持力, 学生流动和终身学习。
(三) 在《卑尔根宣言》中被确立为行动路线
柏林会议之后, “博洛尼亚进程”秘书处围绕“社会维度应当被做为贯穿整个欧洲高等教育区建设始终并落实在各个具体项目中的行动路线”[6] , 着手对各国学生的社会和经济背景情况进行调查和收集, 建立数据库。期间, 欧洲委员会举办了与社会维度相关的一些正式研讨会, 议题涉及“高等教育和研究的公共责任”;“为学生流动制定政策”;“欧洲高等教育区的社会维度和世界范围内的竞争”。这些会议进一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社会维度的内涵, 强调构建民主的、包容的、平等的和竞争性的知识社会是社会公共的责任, 既是公共部门的当局的责任, 也是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公共责任;也即, 高等教育也对社会负有公共责任, 社会对高等教育也负有公共责任[7] 。
最终, 在2005年《卑尔根宣言》中, 对社会维度进行了专门的阐述:“博洛尼亚进程的社会维度是欧洲高等教育区的构成要素, 也是增强欧洲高等教育区吸引力和竞争力的一个必要条件。因此, 我们重新确定我们的责任是为所有人提供平等地拥有接受有质量的高等教育机会, 强调有必要为学生提供适当的条件, 以便他们可以不因自己的社会和经济背景无障碍地完成学业。社会维度包括政府所采取的帮助学生的措施, 尤其是对社会弱势群体, 在资金和经济方面为他们提供指导帮助和咨询服务, 以扩大高等教育机会。”[2] 这是博洛尼亚进程中官方文件对社会维度的全面表述, 并首次将此作为今后优先考虑的方面之一。
二、欧洲高等教育区社会维度涉及的主要议题
(一) 高等教育机会公平问题
它表现在入学、过程和出口。首先是入学机会平等。虽然高等教育大众化已经在欧洲成为现实, 拥有平等的入学机会已经不是法律上的问题, 但是, 在现实生活中, 仍有些人无法进入第三级教育体系。一些人拥有平等的机会, 但是他们却不利用这样的机会, 也许他们缺乏动机, 或者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拥有这样的机会。这种情况在基础教育阶段和中等教育阶段就出现了。因此, 如何采取适当的激励措施将这部分人引入第三级教育, 这是欧洲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要考虑的问题。其次表现在教育过程中的机会均等。在欧洲一些国家或者在一些学科中存在着辍学的情况, 因此, 如何允许设计课程、提供灵活的学习路径, 提供更多的指导, 提供不同的学习机会, 将欧洲高等教育区的社会维度融入高等教育机会的进程;此外, 整个培养过程中, 要特别考虑到弱势学生, 必须提供多样高等教育模式, 通过对大部分弱势学生的多样化的社会支持和有效安排等途径, 为学生提供更多更开放的选择机会, 并且为学生提供的资金支持不仅包括学习上的资金, 也要考虑到学生日常生活的花费。第三, 高等教育发展的社会维度也反映在学位体系的末端, 即高等教育的出口。高等教育的基本使命是促进学生的发展, 使其达到自己最大可能的资格水平, 要让学生从高等教育的学习路径中获得新的收益, 通过经济整合和提供就业机会, 实现学生的职业和社会融合。总之, 欧洲高等教育区的社会维度不仅包括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本身, 也包括保证学生完成学业的咨询政策、财政和物质支持、情报和指导政策, 以及学生毕业后就业信息提供等支持系统。
(二) 社会维度与学生流动
流动性是欧洲高等教育区的一个核心概念, 频繁流动是欧洲高等教育区的一个基本原则。然而, 要实现学生真正的流动, 不仅有赖于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结构上的协调, 如学位课程的一致性或兼容性;各国学期制度的一致性等;也有赖于高教系统外部社会和文化架构, 如在资金的支持方面, 欧洲国家不同的学费系统、不同的收入纳税系统、不同的工资系统, 为学生的流动形成了障碍。如在北欧国家学生拥有奖学金支持, 学生学习和生活费用由政府承担, 而在德国、奥地利等国, 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费用要靠父母的支持, 在东欧的一些国家, 政府未对大学生提供奖学金。另据调查, 在英国每个月的平均生活费1030至1136欧元, 而在拉脱维亚则仅需193至267欧元[9] 。试想, 一个普通的拉脱维亚学生到英国学习半年所需要的各种费用, 恐怕是学生和其家庭难以承受的。因此, 在区内实施学生真正的流动, 没有欧洲层面、国家层面、学校及其他部门的补助, 的确难以实现。
(三) 社会维度与质量
波洛尼亚进程把社会维度看作是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 提出只有具备了高质量的社会维度, 才能谈高质量的教育。因此, 在质量保障体系中必须包括社会维度。高质量的高等教育的社会维度应当是国家、社会、高校的共同责任, 各行为主体包括教育行政部门、大学、教师和学生、劳动力市场的代表等, 具有不同的责信 (accountability) , 并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组织。例如, 教育补助金主要是国家的责任, 学习的辅助设施则是各个大学的责任。应当尊重国家、高等院校、各种项目、学生的多样性, 但是, 也不能将此作为社会维度全面实施的借口。在欧洲高等教育的现实中, 经常有质量和公平之间的冲突, 社会维度可以成为两者的桥梁, 并对两者进行协调。如何对待在质量保障中的学生?对教师和学生而言, 质量是一个共同责任, 学生作为一个重要的利益相关者, 应当对所有层面产生影响。学生不仅应当通过评估的方式参与质量保障, 而且应当在管理主体中成为共同的决策制定者。学生参与度甚至应当作为一个质量评估的指标, 因此, 学生也应当是质量保障过程的一部分。质量保障机制, 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 必须融入社会维度包括学生生活和学习条件的所有方面, 并与多种成果和高等教育的长远结果相联系。
(四) 社会维度与欧洲经济竞争力
欧洲理事会里斯本会议 (2000年3月) 曾提出“将欧洲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和活力的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 具有可持续经济增长的, 有着更多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更强的社会凝聚力的经济联盟” [10] 。在这一过程中, 高等教育承担着双重任务:一是通过高水平的教育、训练和研究, 帮助增强欧洲的国际竞争力;二是, 帮助欧洲公民面对新的挑战。如由于欧洲国家间的频繁交流所带来的人员的流动性、语言技能、不同民族之间所需要的宽容等等[11] 。大学必须帮助欧洲公民面对这些挑战, 加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间相互的了解和理解, 消除偏见和仇恨。也即, 高等教育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助力, 也要为经济发展提供社会文化基石, 对于多民族的欧洲来讲, 就是要增进相互了解, 增强社会的凝聚力。由此, 可以说经济竞争和社会维度是携手并进的。
三、评论
(一) 社会维度概念的提出表明欧洲高等教育区建设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欧洲高等教育区建设前期的工作重点实际上主要集中在学位结构的统一、质量保障系统的构建、学习项目的实施、互认工具 (如学分互换系统、学位辅助系统) 的建设, 以及相关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的调整等方面。随着一些项目进入操作层面, 尤其是学生流动项目的实施, 区内国家之间的悬殊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迥异的福利制度, 成为学生流动的障碍, 社会公平问题凸显。社会维度的提出表明, 欧洲高等教育区的建设不再仅仅限于教育结构、学位制度等浅表层面, 而是深入到社会文化、社会结构等内核层面。
(二) 社会维度的提出是以高等教育是公共产品为价值基础的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相当长的时期内, 欧洲高等教育模式的价值基础是将高等教育作为社会公共事业。然而, 始于60年代的欧洲高等教育大众化使得在校生数成倍增长, 政府不堪重负, 许多国家纷纷寻求提高大学效益的办法。到了80年代, 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 私有化和市场化概念开始被引入许多公共事业领域, 并得以在高等教育领域积极推行。实际上, 博洛尼亚进程也可以看做是以减少国家的社会责任为目的的新自由运动的一个行动, 即通过缩短学生第一循环 (本科阶段) 的学习时间, 使学生完成职业训练后, 进入劳动力市场, 学习的第二循环 (硕士-博士阶段) 为收费阶段, 这在本质上是将教育转化为私有物品[12]。而社会维度的提出又重申了高等教育是公共利益的立场, 并认为应将社会维度作为欧洲高等教育的价值基础, 是欧洲高等教育的特色所在。由此可见, 社会维度的提出表明了高等教育基本属性的欧洲立场, 也反映出在欧洲教育领域中的新自由主义面临挑战与质疑。
(三) 关注学生是社会维度的一个基本点
首先, 欧洲高等教育区中社会维度概念的提出始于学生的介入, 尤其是因学生的流动问题而开始被提到议事日程的。其次, 欧洲高等教育区建设的整个过程中, 学生是作为一个主要的利益相关群体, 参与重要决策的制定和讨论。如, 成立于1982年的欧洲学生联合会 (ESIB) 积极参与博洛尼亚的各项议题的讨论, 站在学生的立场为欧洲高等教育区建设发表意见和建议。第三, 欧洲高等教育区建设的目标是将学生融合与社会之中, 即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学生获得相应的胜任能力, 成为民主社会中积极主动的公民, 实现文化与智力的融合。
(四) 社会维度的提出也反映出欧洲高等教育区建设的难度
首先是资金问题, 无论作为事业还是产业, 欧洲高等教育区的构筑都需要大笔资金投入, 在欧洲经济前景尚不十分明朗的情况下, 社会维度所呼吁的欧洲层面、国家层面及高校的社会责任就成为无米之炊。其次, 随着参加国的范围从欧盟成员国扩大至中欧、东欧, 区内文化传统、教育制度, 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异质性, 在此情况下, 要完成欧洲高等教育区所设定的统一目标, 绝非轻而易举。此外, 欧洲高等教育区建设与欧洲一体化进程密切相关, 2005年欧洲欧宪条约在法国、荷兰遭否决, 欧盟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不和谐音符, 也预示博洛尼亚进程并不一帆风顺。正因为如此, 通过文化教育交流达致增强社会凝聚力的目标才愈显得重要。
总之, 欧洲是具有梦想的欧洲, 无论欧洲高等教育区的目标能否实现, 社会维度概念的提出, 对于欧洲高等教育改革, 对于欧洲一体化的进程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 对于思考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关系也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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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oward the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 Communique of the meeting of European Ministers in Charg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Prague on May19th2001[EB/OL].http://www.bologna-ber-lin2003.de/pdf/Prague-communiquTheta.pdf, 2007-05-20.
[5]Realising the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 Communique of the Conference of Ministers responsible for Higer Edcution in Berlin on19September2003[EB/OL].http://www.bologna-berlin2003.de/pdf/Communique1.pdf, 2007-05-20.
[6]Work Programme2003-2005for the Bologna FollowUp Group[EB/OL].http://www.bologna-bergen2005.no/b/BFUG-Meetings/040309Dublin/BFUG2-3.pdf, 2007-05-20.
[7]Dionyssis Kladis, Which Social Dimension for the Education Higher Educaiton Area?[EB/OL].http://www.bologna-bergen2005.no/EN/Bol-sem/Seminars/050127-28Sorbonne/050127-28-Kladis.pdf, 2007-05-20.
[9]Eurostudent Report2005[EB/OL].http://www.bmbf.de/pub/eurostudent-report-2005.pdf, 2007-05-20.
[10]Lisbon European Council23and24March2000, Presidency Con-clusions[EB/OL].http://www.europarl.europa.eu/summits/lis1-en.htm, 2007-05-20.
多维度社会责任 篇10
一、通过情境创设, 增强学生的互动
人对事物的认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它不仅是一种理智的活动, 其中更是包含了人们的情感。在小学品德与社会教学过程中, 教师的任务不只是传授课本知识, 还要通过对学生情感的熏陶, 充分挖掘学生的学习潜能, 让学生的精神高度集中, 情绪愉快放松。学生在这样的状态下投入学习, 一定可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所以教师要为学生创设轻松的教学情境, 让学生在丰富多彩的情境中快乐的学习, 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
比如在学习《请到我的家乡来》一课的时候, 我就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为学生创设了一个美妙的教学情境。在大屏幕上, 我为学生展示了家乡的著名景点、家乡的美食、家乡的特产、家乡的风俗习惯……学生看着熟悉的一幕幕场景, 再配上《请到我的家乡来》这首音乐, 很快就沉醉在声情并茂的氛围中来。随着视频的播放, 学生的兴趣更浓了, 我趁此机会让学生说出更多关于我们家乡的知识。学生畅所欲言, 争先恐后的说出自己所知道的关于家乡的点点滴滴。在这个过程中, 学生之间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生生之间的互动更加丰富了学生的课外知识, 拓宽了学生的视野。
利用愉悦的情境, 陶冶学生的情操, 激发学生的兴趣, 很快就将学生带入了一个丰富多彩的知识世界, 让学生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望, 从而更加积极的投入到品德学习中去, 取得了令人惊喜的教学效果。
二、通过教师的引导, 增强学生的互动
无论是哪个学科, 教学过程都是由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组成的双向活动。只有双方都充分的发挥出自己的力量, 并且两者有效的结合在一起, 才会让教学质量达到最佳的程度。其中, 教师的引导作用不容忽视。教师要引导学生去探索真理, 要引导学生去观察事物、思考问题。所以, 在品德与社会教学过程中, 教师不能只顾知识的灌输, 还要引导学生学会自主, 学会探索与发现, 学会在互动中掌握新的知识。
比如在学习《大好河山任我游》一课的时候, 我就利用旅游的话题引入新课, 然后引导学生饱览我国的大好河山。到首都北京, 去感受我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到广西壮族自治区, 去领略桂林山水的秀美;再到五岳之首泰山, 亲自去体验“一览众山小”……我引领着学生从我国的自然风光, 再到文化古迹的饱览。学生看得尽兴, 听得着迷。最后, 我为学生布置了一个任务:制作一份旅游计划, 由每个小组选出一个导游, 做好景点介绍、路线安排等。在我的指导下, 学生的行动迅速又积极。他们一起研究, 一起探讨, 最后制定出一份满意的旅游计划, 相信如果付诸行动, 效果也会非常完美。
可见, 教师引导, 学生探索、互动的教学模式应用于品德与社会课堂上, 可以让学生的手和脑积极配合, 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实践能力。知识更新得很快, 但是学生探究互动的能力却永远不会过时。
三、通过学生的自学, 增强学生的互动
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 主要是通过学生的大脑对知识进行系统的分析与思考, 消化和吸收。这个过程是一个独立的过程, 是别人无法取代的一个过程。因此, 有的时候, 教师不能及时了解学生的心理活动和学习状态, 无法“对症下药”。不过在品德教学过程中, 教师可以通过相应的教学软件来进行教学, 为学生提供一些直观感性的图片和材料。人机互动的过程, 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拓展学生的思路, 教师还可以根据学生的反应, 了解学生的内心世界。
比如在学习《筑起血肉长城》一课的时候, 我就将与课本内容相关的资料、图片等资源输入了电脑中。在讲课的过程中, 我先引导学生进入主题:抗日战争的历史和在战争中发生的典型事件。接着我再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内心想法, 去了解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我国抗战的艰难和决心、抗战中的典型事件、战争中的英雄人物。然后, 我让学生相互交流心得和体会, 唤醒学生内心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热情。最后, 我还播放了抗日战争歌曲和相关视频, 让课堂气氛达到高潮。这样, 学生通过人机互动, 了解了所学内容。再通过生生互动, 激发了内心情感, 实现了知识与情感的双重目标。
在品德与社会教学中应用这一教学模式, 可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与思维能力。学生在和谐的教学环境中自主学习与讨论, 有利于学习效率的提高和教学质量的提升。
不管是哪种互动方式,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注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以学生为本, 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在多维互动模式中, 学生进行积极的探索与发现, 使自身的思维变得更加灵活, 从而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意识。总之, 多维互动课堂模式体现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将权利交给了学生。学生在这样的氛围中学习, 心灵是快乐的, 自由的, 这是我们的希望, 更是我们的追求。
参考文献
[1]王淑艳.提高小学品德与社会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措施[J].文教资料, 2015 (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