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犯罪的经济学分析

环境犯罪的经济学分析（精选十篇）

环境犯罪的经济学分析 篇1

关键词：赌博,概念,犯罪化,非犯罪化,成本,收益,正当性

一、赌博的概念

各国法学理论界对于赌博这一概念的解释并不完全一致, 但是对赌博的理解还是基本相通的。“赌, 即以偶然事实决定输赢;博, 即指博取财物。赌博简单地说就是用财物作注赌输赢。”目前担任赌博关系协会主任、被公认为研究赌博的主要权威保罗·贝灵格 (Paul Bellringer) 认为赌博是可以描述为“两个人以上协议赌博、赌注由输的人给付赢的人、结果具有不确定性、结果是由运气决定的、参与赌局”的一种活动。[1]

二、赌博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之争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政府对赌博一直采取严厉措施予以打击。一是在立法上明确规定严厉的处罚措施, 二是通过运动式的“大禁赌”对赌博活动进行遏制和打击。但是目前, 赌博活动不仅死灰复燃而且日益猖獗, 六合彩赌博、网络赌博、出境赌博等新形式的出现, 使参与赌博的人数、资金迅速增加。据统计, 我国每年有将近6000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流向国外及港澳地区的赌博行业。[2]为此, 学术界针对赌博犯罪化是否有法理依据, 是否应该对赌博非犯罪化, 现在能否对赌博非犯罪化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辩。下面, 笔者将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将两派学者的观点进行阐述。

(一) 赌博犯罪化及其法经济学分析:

所谓犯罪化 (Criminalization) , “一般是指通过刑事立法程序将某一具有可罚性的严重不法和有责的行为赋予刑罚的法律效果, 使之成为刑法明文规定处罚的犯罪行为。”[3]主张赌博犯罪化一方的学者多从赌博侵害的两大法益, 即社会法益和个人法益角度分析, 转换到法经济学的研究视角, 即赌博行为要耗费大量的社会成本和个人成本, 以下做详细分析:

1. 赌博行为的成本

当事人进行赌博行为, 会带来两方面的成本:一是个人成本, 二是社会成本。

从个人成本角度上看, 赌博行为常常造成参与者财产的大量损失, 因为赌博而倾家荡产的事例可谓是不计其数。更关键的是, 赌博行为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其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具体而言, 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 赌博行为违反了社会的公序良俗, 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从本质上看, 赌博之所以如此具有“吸引力”, 在于其激发了人们为追求利益的盲目冒险的生物本能, 而该本能是应当在人的社会理性中受到抑制的。赌博使人产生一种感观上的刺激, 一种想赢的冲动和强烈的欲望。但是人不只是自然的人, 人还具有社会性, 因而必须具有社会理性, 即以理性去控制人的自然属性中所固有的本性中的趋利性和因趋利所带来的冲动和欲望。没有这种理性, 人类也就无法得以进化和发展。从这个方面讲, 赌博本质上就是反社会的行为, 其是在贪婪、侥幸、不劳而获的欲望支配下的不道德的行为。如果社会不加以反对和遏制而容忍其扩散, 则赌博之风自会蔓延, 社会就会处于一种颓废、懒惰、不思进取的精神状态, 社会便不能发展进步。

其二, 赌博会直接或间接地带来其他社会秩序的破坏, 其潜在的社会危害性比赌博本身的社会危害性还要大。赌博滋生其他犯罪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赌博伴生其他违法犯罪行为。如赌资纠纷引起的非法拘禁、赌资借贷中的高利贷行为、黑社会组织对赌场的保护、国家工作人员充当赌博行为保护伞等等。另一方面, 因赌博诱发其他犯罪, 主要是为筹集赌资而实施盗窃、抢劫、诈骗、杀人、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等。有学者指出, 目前在中国周边地区, 已经悄然形成了一个把中国团团围住的赌博链条, 这张巨大的赌博网络, 每年都在吸引着巨额的国内资金流出并悄然消失在国外, 造成了国有资金和社会财富的大量流失。近几年风行的公务员出境赌博, 往往与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腐败案件联系在一起, 因而赌博已成为我国一个严重的社会公害[4]。可见, 赌博行为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 对社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

2. 赌博行为的收益

主张赌博犯罪化的学者认为, 赌博不会带来社会财富的增加, 只不过是把财产从一人手中转移到另一人手中, 同时还浪费了时间和资源, 因此赌博是毫无收益可言的。对于损耗大量社会成本又毫无益处的行为, 当然应该将其犯罪化并严厉打击了。

(二) 赌博非犯罪化及其法经济学分析

另有一部分学者持相反态度, 认为应该将赌博非犯罪化, 并掀起了赌博非犯罪化的思潮。非犯罪化 (decriminalization) 是指“将迄今为止作为犯罪加以处罚的行为不作为犯罪, 停止对其处罚。”[5]

如果从法经济学的视角进行分析, 针对上述赌博犯罪化学者认为赌博损耗个人及社会成本且毫无收益的观点, 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批驳, 同时作为赌博非犯罪化正当性立论的理论依据。

1. 赌博的成本问题

首先, 赌博行为不会损耗个人成本。如果基于赌博罪会耗费大量的个人成本, 它的支持观点多认为赌博罪是造成自己或者造成他人财产损害危险性的行为 (这里的损害是基于双方自愿同意的) , 所以设立赌博罪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个人财产安全。这种赌博耗费个人成本的说法明显是站不住脚的, 须知“个人成本只是社会财富的转移, 社会成本才是社会财富的支出”, 支持犯罪化的学者用“赌博不会带来社会财富的增加, 只不过是把财产从一人手中转移到另一人手中”来批驳赌博对个人无收益, 殊不知也正是在阐明赌博行为也不产生个人成本的损耗。反而见赌博犯罪化之后, 会带来无限量的社会成本损耗。

其次, 惩罚赌博犯罪确实需要大量社会成本的。惩罚赌博犯罪的社会成本即法律控制的成本, 包括用法律手段预防和阻止违法行为的所有社会支出, 涉及到监控、侦察、捕获、诉讼以及执行惩罚等各个环节。[6]具体到赌博犯罪的法律控制成本, 即用法律手段预防和阻止赌博行为的所有社会支出, 包括监控、侦查赌博行为, 捕获赌博犯罪人以及执行惩罚赌博犯罪人的各个环节的支出。笔者支持赌博非犯罪化的学者的观点, 认为此法律控制成本是一项无限大的不划算的支出。

第一, 用刑法控制个人自愿的行为, 成本太大。

笔者认为, 国家动用刑法控制赌博这种个人自愿的行为可比作为一种家长主义的立法倾向。

家长主义观念来源于“父亲最明白事理”的道理, 人们期待父母对他们子女生活例如告诉他们必须吃什么, 什么时候睡觉等进行干涉并认为这是合理的。[7]笔者认为家长主义要耗掉家长大量的精力, 独生子女的此类家长可能是合格的, 但是有十几个甚至更多子女的家长, 要如此悉心照料每个子女的每件事需消耗的精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更何况要插手子女们自愿想干的事情。同样, 要求国家耗费高昂的法律成本去控制公民自愿的行为, 是得不偿失或者不现实的。

具体到赌博罪, 说赌博是损害自己财产的行为或者是对基于同意的他人的财产造成损害的行为, 国家使用刑罚这种手段, 替一部分不能妥善地保管自己财产的人进行保护 (财产犯说) , 自然是合理的应该的。但更多的人是能够妥善保管并且愿意自主处置自己的财产的, 国家一旦干预必然会引起反感, 不但要支付高额的管理费用, 还要花费大量善后的成本, 因此, 拿起昂贵而笨重的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并非总是明智之举。[8]

第二, 力图用刑法约束社会公众的道德, 以形成普遍遵守的公序良俗和良好的社会风尚, 成本太大。

赌博犯罪化的学者认为, 赌博行为违反了公序良俗, 阻碍经济发展, 滋生其他犯罪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 因此造成巨大社会成本的消耗, 必须进行严厉的处罚。公序良俗标准具有不明确性, 几乎遍及所有的社会生活, 介入国民生活的各个角落;伦理价值观具有多样性, 每个人对何为公序良俗都有不同的理解, 社会不仅应当宽容不同的价值观, 而且要尽量尊重个人观念上的差异;公序良俗“时至今日, 仍然处于一种非制度化、非系统化的状态, 仍然靠一种较松散的组织结构 (也只能靠这种结构) 来发挥自己的功用。”[9]所谓的公序良俗也只不过是个模糊的概念。因此, 要求刑法保护社会的公序良俗, 就是要求刑法介入国民生活的各个角落, 关注并尊重个体价值观的差异, 并且小心翼翼地去保护一些模糊的不能定性的东西, 这样必然会导致无限大的法律控制成本的消耗。

具体到赌博罪, 以其侵害社会公序良俗, 违反社会传统道德, 侵犯社会风尚为理由而将其进行犯罪化, 好比要求刑法不计成本地事必躬亲, 进而取代道德的约束力、取代其他有效社会政策的效用, 这是不划算不现实的。正所谓“刑罚是一种重大痛苦, 其自身并非理想的而是不得已的社会统治手段, 将维持国家的道义与社会伦理作为刑法的任务, 不仅是对刑法的过分要求, 而且是在法的名义下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价值观。”[10]还有“刑法的宽容性, 或者可以说是自由尊重性, 即使市民的安全受到侵犯, 其他控制手段没有充分发挥效果, 刑法也没有必要无遗漏地处罚。”[11]

2. 赌博的收益问题

赌博行为是可以有收益的。笔者认为, 赌博不能说是毫无益处的, 合理规制后的赌博业会给国家带来大量的税收收入, 并且能够拉动旅游业的发展, 提供一定的就业岗位, 还能够起到防止出境赌博使赌资外流的作用, 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和我国的澳门等赌城的繁荣深刻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赌博收益与否关键在于是否进行合理有效的管理。

三、结语

市农村经济犯罪形势分析 篇2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日益提高,针对农村经济犯罪的手段也不断更新,作为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的公安机关,如何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治安环境,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课题。笔者通过从事近十年的刑侦工作，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对农村经济犯罪形势进行初浅探析。

一、XX市经济发展现状

XX市位于重庆市西南、三峡库尾，幅员面积3219平方公里，辖23个镇3个街道办事处1个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总人口146万（其中农业人口109万，非农业人口37万人）。2004年，地区生产总值129.74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234元，地方财政收入达5亿元；2005年，地区生产总值148.29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550元，地方财政收入达6.1亿元。

我市连续五年进入XX经济社会发展先进区县（市）和XX市工业重点区县（市），也是XX唯一跻身中国县域经济竞争力百强的县（市）。辖区农副产品资源丰富，是全国农业百强县（市）之一。在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的同时，凸现出大量农村经济犯罪案件，直接侵害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制约了农村经济的良性发展。

二、2004年、2005年我市农村经济犯罪的基本情况

2004年受理案件32件、立案24件、涉案金额1326.5万元、破案24件、追究刑事责任13人。

2005年受理案件44件、立案38件、涉案金额1245万元、破案38件、追究刑事责任28人。

从统计情况看，2004年、2005年我市经济犯罪形势呈以下特点：

（一）经济犯罪发案总量有所上升，涉案总额有所下降。2004年、2005年两年相比，2005年受理案件增加12件，立案增加14件，比上年分别上升了37.5%和58％，而涉案金额由2004年的1326.5万元下降为2005年的1245.45万元，下降了6.1%。在所立的62件破坏市场经济秩序案件中，职务侵占、合同诈骗、挪用资金、非法经营等犯罪突出，其中侵财案件31件，占50%，居首位。扰乱市场秩序案件21件，占33.9%，居第二位。而金融犯罪明显下降、降幅达50%。

（二）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犯罪居高不下，非法经营案值大，合同诈骗犯罪突出。2004年、2005年共受理扰乱市场秩序案件24件，立18件，立案数据居各类经济犯罪案件第二位，其中非法经营案件下降，降幅为66.6%。但涉案金额大，情节特别恶劣。而合同诈骗犯罪所占比重较大，立案6件，涉案金额300多万元，合同诈骗的作案手法之一是利用明知不符合条件的抵押物进行保证，签订借款合同骗取后拒不还款；二是打着外资旗号，利用政府招商引资的迫切心情，收取保证金等方式骗钱。

（三）职务侵占和诈骗犯罪持续增长，并呈现一些新特点。2004年、2005年共受理职务侵占案23件，立20件，立案数居各类经济犯罪案件首位，涉及金额300万元；普通诈骗受理12件，立案6件，涉及金额350余万元两类犯罪呈现一些新特点：一是公司、企业管理人员利用单位管理监督制度措施不健全，监管不力等问题，采取收入不入账，多列支出，重复报销或直接侵吞等手段侵占财产。二是村官征地补偿过程中，采取隐瞒真相，侵吞集体财产。三是村官在征地过程中，虚报面积，虚构占地户骗取资金。四是以做工程缺钱，采用借款方式，骗取他人钱财。

（四）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有所减少，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大幅上升。2004年立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2件，2005年立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1件，比上年下降50%，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主要涉及与人民生活相关的食品、药品、农资等，规模、数量大，影响坏。如四川什邡的周英春、梁琼英生产销售912吨过磷酸钙给XX前进化工厂，总价值20余万元，全系伪劣产品，影响相当恶劣。假冒注册商标，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等犯罪案件是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主要形式。

（五）金融犯罪明显下降，假币犯罪仍较突出。由于经侦部门打击力度的进一步加大，金融单位安全防范制度进一步健全，金融诈骗犯罪总量呈下降趋势。2004年受理3件，2005年无，但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安全呈上升趋势。2004年无，2005年受理2起，2起都是假币犯罪案件。同时，接到举报假币违法犯罪活动20多次，其特点是：一是利用色情勾引换假币；二是在市场上选择一些年龄较大的人群趁机换取；三是作案手段十分狡猾，采取避实就虚等方式与公安机关周旋，扰乱了我市的金融秩序。

（六）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犯罪有所下降，危害严重

按照公安部、国家工商局统一部署，开展了打击“两虚一逃”专项行动，进一步加大了对妨害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犯罪案件的侦办和查处，致使全市妨害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犯罪案件立案数下降。2004年立5件，占全年立案总数的15%。2005年立3件，占全年立案数的6.8%，比上年下降了40%，涉及金额500多万元，社会影响大。

三、农村经济犯罪对农村市场经济的危害

经济犯罪对

农村经济无疑具有强大的危害性，这是由经济犯罪经济犯罪的“内在本质结构”所决定的。这种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危害农村市场经济资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大力发展经济，不断积累经济资源。这种经济资源主要体现为物质财富。而犯罪分子千方百计地利用贪污、受贿、诈骗等手段满足私欲，窃取国家、集体和其他社会成员的物质财富。从经济犯罪的本身得出一个结论，其侵害客体往往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侵害了农村市场经济的动态运行，一方面它又往往侵害了农村市场经济当中的静态财产关系，其中后者便表现为一种对物质财富的非法占有和攫取。2004年我市涉及经济犯罪的罚没款总数达46万元，为受害者挽回经济损失464.316万元；2005年，为受害者挽回经济损失926.75万元。但我们知道经济犯罪具有极高的犯罪黑数，被揭露和追诉的案件仅仅是实际发生案件的一部分，因而，它所造成的经济资源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二）坏农村市场经济运行。农村市场经济中不仅存在静态的财产所有关系，而且存在动态的经济运行关系，而且后者更为重要。正如前述，我们认为经济犯罪的客体往往是双重的，它不仅破坏静态的财产所有关系，而且破坏动态的经济运行关系。换言之，经济犯罪之所以成为经济犯罪，对于后者的破坏更体现了其质的规定性。这种破坏从纵向上看，表现为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四个阶段，即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破坏。其中对生产环节的破坏，致使物质财富的创造受阻或停顿，从而不但破坏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也危及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其中对交换环节的破坏，损害了商品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正常、良性互动，从而间接损害了农村市场经济的再生产；其中对分配环节的破坏，使社会产品以“潜流”的非法形式转归犯罪分子所有，从而损害了国家、集体、其他社会成员的正当利益，造成了社会资源的不公正分配；其中对消费环节的破坏，导致了生产、消费循环的错乱，破坏了社会再生产的动力和结构，从而直接阻碍了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以上经济犯罪对市场经济任何一个运行环节的破坏，都最终影响了市场经济的顺利运作。

（三）破坏农村市场经济风气。经济犯罪对于市场经济的破坏不仅是物质层面的，而且是精神层面的。经济犯罪具有强烈的腐蚀性，这首先表现为它对国家公职人员的腐蚀。近年来国家公职人员的经济犯罪活动屡禁不止，而且有上升的趋势。一些人经不起金钱的诱惑，纷纷落马，权钱交易，权力寻租现象此起彼伏。“人生在世，吃喝玩乐”、“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就是他们的最高指导思想。其次，经济犯罪也腐蚀了传统的商业道德。最后，经济犯罪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破坏了社会风气，污染了市场经济环境。

四、目前我市经侦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经侦工作涉及到金融、财税、商贸、企业等行业，与产权、资源、土地、房产、食品、药品等特殊市场和特殊商品悉悉相关。经侦工作是一项与特殊犯罪主体打交道的行道，是与邪恶较量的战场，当之护法，失之伤人。目前我市经侦工作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警力不足。一是办案周期长，经侦案件不同于一般刑事案件，它没有作案现场，作案时间是一个过程，证据多数情况下是书证，对付经济犯罪嫌疑人要讲究谋略，破案要有经营意识，如果涉及到财务资料的审计，办案周期更长。二是案件线索逐年上升，伴之公安工作人性化，使重大的案件不重要，而案件重要的标准不是以社会危害和犯罪金额定，往往就是凭群众反映的强烈程度而定，使本身就不足的经侦警力用不在刀刃上，而只是疲于应付，不能主动出击。三是经济犯罪案件证据质量要求高。四是办案程序进一步严格、规范。五是各种文书讲究。六是中心工作经常抽人，导致警力不足。

（二）知识结构制约着经侦工作。我市经侦大队目前缺泛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商贸管理、财务管理等方面人才，致使办理到相应的案件时，受到专业知识的制约。

（三）大量的体制弊端参合进来，干扰了经侦工作的正常进行。很多企业由于经营不善，或因体制等原因导致停产、停业、倒闭等，或因职工的福利待遇受到影响，或因管理制度混乱等原因，职工们一味地反映企业领导侵占、挪用。上述问题要花费经侦工作很大的精力。而企业领导层的犯罪与否，应当具备一定的犯罪事实，而犯罪的基本事实，多数情况下不能以简单的加减法来确定收支失衡就是犯罪，一般应当把财务档案交给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审计，这就会出现两个不易解决的问题：一是在没有立案的情况下，怎么去提取会计档案，没有会计档案，就不能找出犯罪事实；二是提到 “会计档案”后，审计费由谁出。举报人通常不愿出，被审计人不想出，而公安的财政预算没有这笔钱，即或是由公安出资这笔钱，那么辖区内的企业，包括村社都来举报（因为有人出审计费），那公安机关就不是侦查机关，而成了财务审计机构或审计的出资机构。

（四）办公环境不尽如人意。市场经济管理部门在日常管理工作中，发现行政违法行为，往往以一罚了之。出于部门利益，对构成犯罪的案件不按国务院关于移送刑事案件的管理规定移交给公安机关办理。如果有通知公安参与的情况，也只是流于形式上的联合检查，或者是在行政执法检查受阻时才想到公安。

五、提高我市打击和预防农村经济犯罪的相关对策

面对当我市农村经济犯罪的严峻形势和存在问题，要进一步重视和加强我市的经侦工作，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经侦工作，坚持以服务经济建设为主线，强化侦查破案，加大打击力度，夯实经侦基础，增强发展后劲，严密预警防控，提高队伍素质，充分发挥经侦的职能作用，全力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

（一）、提高思想认识，积极争取党委的重视和支持。打击防范经济犯罪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部门广，抓好经侦工作，离不开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和支持。因此，要充分认识经济犯罪对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的严重危害性，从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高度，切实加强对打击犯罪犯罪工作的组织领导，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在公安机关内部也要把经侦工作摆到应有位置，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和检查指导，经常研究打击经济犯罪工作，解决重大政策、法律问题，在打击经济犯罪以及在执法办案中遇到问题和困难时，要及时、主动地向当地党委政府报告，争取更多支持，为打击经济犯罪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

（二）、狠抓侦查办案，依法严厉打击经济犯罪。侦查破案是打击经济犯罪的首要环节，要切实强化控制意识、证据意识、经营意识、协作意识和攻坚意识，紧紧抓住扰乱金融秩序、合同诈骗、涉税犯罪、妨碍公司企事业管理秩序、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严重经济犯罪案件，充分运用各种侦查措施和手段，大力加强侦查破案工作，不断提高侦查效率和办案质量，加大打击经济犯罪的力度。对大案要案，要组织专门力量，实行领导包案、挂牌督办，专案专办，限期结案。要把严打与日常的经济秩序整顿紧密给合起来，对市场经济秩序严重混乱、案件多发的领域、行业，经济犯罪活动猖獗的区域，要适时开展专项和重点整治行动，遏制犯罪活动，狠狠打击经济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要切实改变等案上门的被动型、单一型的侦查模式，逐步建立起主动进攻型的侦查模式。一是适时在全市组织开展“清理信访、破积案”专项行动，以举报、控告、信访案件作为开辟案源渠道的突破口。二是要努力开辟公司、企业、专业市场、金融机构、中介组织、工商行政机关等工作阵地，使之成为获取经济犯罪线索的主渠道。三是要通过资金流向，主动发现经济经济犯罪线索。四是要通过经侦基础工作，进一步提高经侦部门主动发现、发掘线索能力。

在打击经济犯罪中要坚持人赃并重，做到社会效益和经济的有机统一，对应受到法律制裁的违法犯罪分子要毫不手软地绳之以法。注意挽回经济损失与刑罚并重，克服“轻打击，重追赃”的思想，坚决杜绝“交钱放人”的现象，严禁以罚代刑，降格处理。要排除取证难、说情者多等各种干扰，加强办案指导和执法检查，防止办关系案、人情案和违法办案。要正确区分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的界线，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即要保护合法经营，杜绝插手经济纠纷，又要从重从快从严打击经济犯罪，同时也要防止以经济纠纷为借口降低打击力度，甚至放纵经济犯罪。

（三）、加强协作配合，形成打击经济犯罪整体合力。经济犯罪涉及面广、跨部门多，打击不能单独依靠公安一个部门，必须进一步完善广泛的协作机制。一要会同金融、税务、工商、审计、技术监督部门和纪检监察等相关行政执法机关，制定具体的双向移送规定，建立健全双向移送工作制度，使移送工作更具规范性、操作性，尽可能减少异义，缩小分歧，明确责任，提高效率。二要根据经济犯罪发展变化的特点，积极拓展新建联络机构，争取工作主动权。例如与金融系统探索建立反洗钱工作机制。三要整合公安机关内部各部门、各警种力量，立足本职优势，建立相互配合的整体协同作战机制，形成以经侦为主的打击合力。四要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加强各区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建立区域协作体系，视情开展区域联动，在情报信息、工作经验、案件串并、新型犯罪预防、对策等方面加强交流，坚决摒弃地方保护主义，发挥整体作战优势。

环境犯罪的经济学分析 篇3

关键词：环境犯罪；缺陷

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2-0025-02

一、我国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现状

自我国建国以来，共颁布了两部刑法，分别是1979年和1997年修订并实施的，相对于1979年刑法典，我国在1997年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就对危害环境的犯罪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即在分则第六章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罪第六节中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条文中关于环境犯罪的行为分为了两类：第一类是污染环境的行为，第二类是破坏环境主要是自然资源的行为，这些规定在加强惩治环境犯罪的可操作性和系统性，拓展危害环境犯罪的范围，增加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明确环境犯罪的刑事处罰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标志着我国环境刑事立法正逐步走向完善。但是，从刑法修订到目前，在实践中频频发生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正不断地暴露着我国环境保护措施的诸多缺陷，许多惨痛的教训也警示着我们要不断地发现问题、改进问题，以期更有效地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二、环境刑事立法规定上的缺陷

（一）环境犯罪立法体系的缺陷

我国现行《刑法》是在1979年旧刑法典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它抛弃了原有的“立法推理”模式，模仿俄、德等国在刑法中设立专章专节的模式，将环境犯罪从以前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提出来，将其改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并作为专节来规定。这样编排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是我国刑法保持稳定性，但却也存在着许多难以适应现实刑事制裁需要方面的不足：

1.不能凸显环境犯罪的重要地位。修改后的刑法将环境犯罪以节的形式编排并还将一些罪名夹杂在其他章节中，使环境犯罪显得杂乱无章，缺乏统一性和严谨性，不利于预防犯罪、惩治犯罪。

2.關于环境犯罪的规定不系统，太过于分散。除了第六章第六节的专节规定外，在其他章节中也有许多同属于环境犯罪的罪名，例如在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第二节走私罪中的走私珍贵动物罪等，而故意毁坏名胜古迹罪规定在第六章第四节中等等。

（二）环境保护范围方面的缺陷

现行刑法在“破坏环境资源罪”共规定了9条14项罪名，除此之外，在其他章节中也规定了与之相关的一些罪名，一些犯罪（放火罪）的发生有可能会造成更为严重的环境污染。上述规定是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方面相较于过去的重大完善。

《环境保护法》第二条规定：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加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照此定义，新刑法还有许多方面未涉及到。几年过去，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使得环境犯罪范围过窄的问题日益凸现出来。立法上的遗漏，为惩罰犯罪带来了阻碍，造成了许多遗憾。

（三）犯罪构成上的缺陷

1、环境犯罪主观方面立法规定的缺陷。环境犯罪主观方面是指环境犯罪行为人对其所为的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造成危害环境的结果所持有什么样的心理。现行刑法关于主观构成方面的不合理之处有：

（1）关于环境犯罪的罪过形式法律规定的不明确。我国刑法主要是以空白罪状为主，而该种表述只能表明违反行为的心理是故意的，并不能说明对违反行为后所造成的后果是故意还是过失的，罪过形式过于复杂，故而在立法时就采用了这种比较含糊的形式，同时也为实践应用造成了麻烦。

（2）缺少严格责任制度。在人们人为，描述犯罪行为的主观过错无非包括故意和过失。我国的现行刑法就是采用了该种模式。但这种法律原则可以使用当时的社会，但在当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不单单给人类带来了丰富的物质生活，并且伴随其也产生了许多负面的环境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其根源却又并非单单的故意还是过失如此泾渭分明，如果仍坚持以前的那些原则，就使得那些严重危害环境应受到严惩的犯罪行为得不到定罪，这也是为什么污染环境的行为日益猖獗但却得不到遏制的根本原因。

2.犯罪客观方面的缺陷。我国刑法第六章第六节规定的14种环境犯罪中结果犯有11个，行为犯有3个。而未对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作任何规定，更没提及关于危险犯的规定。在现实生活中，环境犯罪的危害性却是比那些财产型犯罪更为严重，因为其危害的不单单是我们的生存环境，更有可能殃及到人类的子孙后代的生存安全，面对潜在的有严重危害性的污染和破坏行为放纵不管，则有悖于刑事立法的预防性功能。近些年来的频频发生的环境灾害已经告诉了我们环境的脆弱，虽然近几十年来我国政府大力主张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但环境毕竟难以恢复，一旦遭受破坏，付出的代价往往是当时得到的利益的几十倍。所以说我国现行刑法中未规定环境犯罪的危险犯不得不说是一大缺陷。

（四）环境犯罪中有关刑罰规定的缺陷

1.刑罰力度的缺陷。我国现行刑法结合实际国情，并将西方的合理的经验教训吸收为己用，从而制定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刑罰标准，以达到预防犯罪、惩罰犯罪的目的。但是从实施以来的情况来看，其定罪与刑罰存在着处罰偏轻的现象，惩罰的力度与其所造成危害价值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偏差，甚至于环境犯罪的刑罰比财产型的犯罪还要低！而使环境遭受破坏后就难以恢复甚至祸及子孙后代，危及整个生态系统的生存，其危害性明显比普通的财产型犯罪要大，这样规定就有悖于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

2.有关罰金刑适用上的缺陷。在犯罪性质上，环境犯罪主要是贪利性犯罪，对这类犯罪的处罰，自由刑和生命刑往往不能从根本上起到惩罰与预防的作用，尤其是对越来越多的法人环境犯罪，自由刑和生命刑在某些情况下是无法适用的，相反罰金刑却能以其特有的功能发挥出重要的作用。但在我国环境犯罪中有关罰金刑适用的规定并非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或符合刑法的基本原则：

（1）我国刑法关于环境犯罪罰金刑的适用方式以必并制和复合制为主。虽然这种方式符合罰金刑惩罰以贪利性犯罪为主的犯罪，却不符合世界上关于罰金刑主要是适用于轻罪的发展趋势。并且无论犯罪情节轻重，刑罰都是罰金刑，不仅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也造成罰金刑在现实中的难以执行的困难。

（2）我国环境犯罪罰金刑的适用采用无限额罰金制。在审判中审判人员可以根据案件的犯罪情节和具体情况做出符合实际的罰金判决，同时也避免了刑法因通货膨胀、经济水平提高等因素而需对罰金数额不断做出调整的麻烦。但是无限额罰金制对罰金数额不做任何限定的做法，是一种绝对不确定的法定刑，违背了罪刑法定的原则，它为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留下了过大的空间，容易造成刑罰擅断的隐患。

（3）罰金执行方式上实行随时追缴制度。《刑法》第53条对罰金的执行作了规定，实行随时追缴制，其立法用意是好的，但由于既无相关的配套措施，又无时效限制，使得这种制度毫无执行力度和可操作性可言。

3.环境犯罪刑罰种类的缺陷。我国现行刑法中对环境犯罪的处罰方式只有两种：自由刑和罰金，而就算是加上行政法规中关于环境污染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的处罰方式也不过三种；关于环境犯罪刑罰种类偏少，尤其是对单位犯罪，只规定了罰金刑一种刑罰形式。而《俄罗斯联邦刑法典》（1997年）中规定了有剥夺自由、限制自由、拘役、劳动改造、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罰金、强制性工作等刑罰方式。这些都为我国的环境犯罪的刑罰措施的改进提供了范例作用。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政法学院

作者简介：张智君（1988—），女，河北石家庄人，现就读于河北大学政法学院2010级民商法学专业；杜丹（1985—），女，河北廊坊人，现就读于河北大学政法学院2010级民商法学专业。

参考文献：

[1]吴献萍.论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的完善[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2008,5.

[2]李希慧,冀华锋.关于在我国环境犯罪中设立过失危险犯的探讨[J].环境保护,2008,3.

[3]吴献萍.罰金刑在环境犯罪中的适用[J].法学杂志,2009,7.

醉驾犯罪成本之法经济学分析 篇4

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首次用经济学方法研究违法犯罪问题, 并提出了系统的犯罪经济学理论[1]。犯罪成本说是其犯罪经济学理论的基础, 这也标志着经济学理论发展到第三阶段即广义经济学阶段, 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从单纯研究经济问题扩展到人类的全部行为, 从婚姻家庭到政治活动、犯罪行为等各个领域, 从此角度来看待犯罪问题, 可以说犯罪也是一种“经济活动”, 犯罪人也有“成本”与“收益”的计算与权衡比较, 只不过这种成本与收益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心理的。在狭义的经济领域中, 商人要减少消耗、压缩开支、提高效益, 受利益最大化的驱动而努力降低成本, 在犯罪成本中则相反, 为达到遏制犯罪的目的要尽量提高犯罪成本。除了两者目的不同, 两者的成本构成也不一样, 犯罪成本主要由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惩罚成本构成。犯罪学中把犯罪人假设为“理性的犯罪人”, 即犯罪人实施犯罪是一种理性的追求效益最大化的行为, 理性犯罪人在动机冲突过程中, 之所以选择犯罪动机而舍弃别的动机, 是受利益的驱使和制约, 即当犯罪可能比从事其他合法行为带来更大利益而只需付出较小的代价时, 犯罪人就会选择犯罪, 在这一过程中犯罪人主要考虑到犯罪收益和犯罪成本的权衡与比较[2]。

二、对醉驾犯罪成本的分析

1. 醉驾犯罪收益的分析。

犯罪收益即犯罪分子从犯罪中获得的“收益”, 包括物质利益、精神利益、权力利益、生理快感等, 在财产类犯罪中表现为贪污、受贿、盗窃、诈骗等得到的经济利益, 而在杀人、伤害类案件中也会获得一定的心理“效用”。犯罪收益的高低取决于满足犯罪人需要的程度, 犯罪收益越能满足犯罪人的需要, 那么犯罪收益就越高, 犯罪动机就越容易产生。这就是财产类犯罪猖獗的原因所在, 财产类犯罪收益很高很容易满足犯罪分子的需要。在醉驾犯罪中, 醉驾者没有获得直接的经济收益, 有一定的间接收益, 酒后自己开车, 可以省了因醉酒而打车回家的钱:醉驾犯罪中醉驾者的犯罪收益主要是一定的心理效益或者说精神利益, 明知醉驾而故意为之, 是醉驾而逃脱刑法追究的挑衅或者侥幸心理的满足, 或者是醉酒后驾驶寻求某种刺激的心理需要的满足等等。通过对醉驾的犯罪收益的分析可以看出, 醉驾犯罪收益不是很明显, 主要取决于醉驾者的需要。

2. 醉驾犯罪成本的分析。

犯罪成本包括直接成本、犯罪机会成本、服刑成本。直接成本, 是为实施犯罪而直接用于犯罪的开支, 包括作案工具、作案经费、作案时间的投入, 也包括作案后的心理负担 (后两者通过“消费者均衡分析”折合为一定的货币流量) [3]。犯罪的直接成本对犯罪人是否决定犯罪来说只起很小的作用。犯罪直接成本体现犯罪的难度, 在实践中可以通过犯罪人作案是否顺利来体现。机会成本, 是指因从事犯罪活动而舍弃了其他利益。比如说罪犯在追求犯罪利益的同时舍弃了正常生活中从事合法行为可获得利益, 如稳定的职业收入、安宁的家庭生活、名誉尊严、行动自由等, 这些被舍弃的就是机会成本。不同的人犯罪机会成本会不同, 因而犯罪产生的概率也就不同, 社会地位越高、经济收入越高、生活条件越好的人一旦犯罪, 将会舍弃更多的利益, 因此他们往往在权衡利弊后不会选择犯罪, 而选择法律途径解决问题。惩罚成本, 是指因为犯罪被暴露而追究刑事责任所付出的代价, 有直接的经济处罚、剥夺犯罪分子的自由使其受到经济损失、剥夺犯罪分子的生命以及由刑罚引起的名誉的损失等。还有间接的惩罚, 如被法律惩处而遭受的良心上的、名誉上的、精神上的、经济上的、肉体上的损失与痛苦等。从此可以看出, 惩罚成本的前提是要逮到犯罪分子, 所以, 惩罚成本受破案率的影响, 破案率越高, 受处罚的几率越大, 犯罪分子越不敢轻举妄动;反之, 破案率越低、受处罚几率越小, 人们越容易以身试法。这样, 犯罪成本的公式就出来了, 犯罪成本=犯罪直接成本+犯罪机会成本+犯罪惩罚成本×破案概率[3]。用这个公式分析醉驾犯罪, 醉驾的直接成本比较低, 其投入的是酒席上的觥筹交错以及因醉酒而驾车时的心理负担, 要时刻想着会不会被逮到以及警醒着自己不要发生交通事故之类的心理负担, 以及驾车所费油、汽车保养等, 醉驾远不如其他类犯罪投入的直接成本高。醉驾犯罪的机会成本也不高, 因为即使醉酒后不开车而从事其他合法活动, 从其他活动中可取得的利益也不是很高, 大部分是非直接经济利益, 因为在醉酒的状态下即使不开车, 也很难保持良好的状态从事其他涉及到经济利益的活动, 但可以获得有限的精神利益, 如醉酒不驾车而选择与亲人散步或者醉酒不开车而免受损失名誉与非财产利益。醉驾的犯罪成本之提高主要在于犯罪的惩罚成本,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处拘役, 并处罚金”。其中有直接的经济性处罚———罚金, 剥夺犯罪分子的自由时间———拘役, 以及犯罪分子本可以在拘役那段时间从事合法行为而获得收益的间接惩罚, 间接惩罚成本还包括因服刑而带来的心理惩罚和社会惩罚的间接惩罚, 醉驾犯罪后醉驾者内心会感到悔恨和不安, 而更为重要的是醉驾者要接受社会的惩罚, 社会的惩罚虽然不如判处罚金和拘役来的明朗, 其严厉程度不亚于前者, 它是潜在的、无处不在而又伴其终生的, 这在中国尤为明显, 犯罪的人被社会贴上标签而无处掩藏, 乘火车查个身份证见有犯罪记录, 就要多纠缠一些时间, 同时周围的人用异样的眼光打量, 即使衣冠楚楚也不免遭人白眼;如果是公务员, 就将失去一份体面的工作了, 如果打算考公务员也因此丧失考试资格。

3. 醉驾犯罪效益的分析。

如同商人在计算利润时用收益减去成本一样, 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行为时, 特别是在实施预谋犯罪时, 也在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进行效益评估, 当有利可图时, 就敢以身试法。在这里, 犯罪纯收益等于犯罪收益减去犯罪成本, 犯罪行为的可能性与犯罪收益成正比与犯罪成本成反比, 理性犯罪人如同精明的商人在权衡后, 只有当犯罪收益大于犯罪成本时才选择犯罪, 尤其是当两者差异明显时, 但对于大多数犯罪人来说, 这种权衡比较的过程是不明显的, 而是分散于犯罪与否的反复思考之中。如果一个犯罪的收益很低, 而成本又很明显过高时, 一般情况下犯罪分子会仔细考虑是否有必要去犯罪, 或者一个正常人会慑于过高的犯罪成本而避免做法律禁止的行为。犯罪收益因各个罪不同而有所不同, 就醉驾这类犯罪收益较低的犯罪而言, 让犯罪分子打消犯罪念头的最佳办法就是提高犯罪成本。通过前文犯罪成本分析, 可以看出, 犯罪直接成本由犯罪分子自己掌握, 不能通过外部途径提高;提高犯罪机会成本就意味着要增加就业机会和其他的合法的经济机会, 以及提高社会的幸福指数等。这些情况的改善要靠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 在短期内犯罪机会成本仍然是相对为稳定的常量, 所以不应该成为我们提高犯罪成本的主攻点;犯罪惩罚成本中法律规定的部分是稳定的常量, “醉驾入刑”就是靠提高犯罪惩罚成本来提高犯罪成本而减少醉驾行为的, 在醉驾入刑之前, 调整此类行为的主要是行政法, 虽然不能用“犯罪成本”来描述对此类行为的罚款、暂扣证件、吊销证件的行为, 但醉驾者为此付出的的确不大, 以至于没有什么威慑力。将醉驾纳入刑法之列, 提高了惩罚成本, 不仅仅提高了直接成本———醉驾“处拘役并处罚金”, 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惩罚的间接成本, 人们慑于的不仅是罚款、扣证处罚还有被刑法惩罚后的精神和社会损失, 这一点在上文有所分析。

三、结论:对醉驾进一步入刑可能性的探析

通过上文对犯罪成本、犯罪效益、犯罪收益的分析, 可以看到立法者如何利用经济学来减少醉驾行为, 也清楚地看到了立法者如何利用“醉驾入刑”来提高醉驾的犯罪成本而遏制醉驾行为。我们借助于经济学的犯罪分析, 得出“醉驾入刑”可以有效地遏制醉驾行为, 同样我们再次借助于经济学的犯罪分析, 可以得出醉驾可以“进一步入刑”的结论。

醉驾“进一步入刑”需要上文分析的公式, 回头看犯罪成本的公式, 立法者和司法者可以掌控的是“犯罪惩罚成本”与“破案率”, 进一步分析“犯罪惩罚成本”, 可以得出:犯罪惩罚成本中的直接惩罚成本与立法者有关。首先, 现行法律关于犯罪直接成本规定是“处拘役并处罚金”, 这一方面有提高犯罪成本的空间。因为此种处罚仅针对醉酒驾车行为, 如果醉酒驾车情节严重虽未造成交通肇事或者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 但存在严重威胁他人生命健康安全和财产安全的情形的, 也仅处拘役并处罚金, 这样没有体现“罪责行相适应”的原则。笔者认为对此问题可以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对醉驾问题规定“情节严重”的制裁, 当然这有待于司法实践总结工作经验来完善“醉驾入刑”, 使对于醉驾的惩罚更具体和可操作。此外, 在惩罚成本中的心理惩罚和社会惩罚也是可以提高的, 可以通过法制教育和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等方式加大对犯罪分子的压力, 但是这也是一个长期而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还需要整个社会的配合。其次, 提高破案率是打击犯罪的重要一环, 是给犯罪分子严厉打击的必要前提, 当破案率达到100%时, 便可将犯罪率控制在很低的水平上。

“醉驾”是因犯罪成本而“入刑”, 通过对犯罪成本的层层剖析得出:醉驾入刑的威慑在于惩罚成本高于此前的处罚。然而, 治理醉驾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醉驾在实践中刚开始起步, 在操作中也会遇到一些问题, 有待司法者总结司法经验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来解决这些问题, 而犯罪成本中的惩罚成本对于醉驾者的制裁还有适用的空间, 在以后司法解释时, 可以考虑这个问题;另外, 提高犯罪率也可以有效打击醉驾。

参考文献

[1]宋晓明.理性犯罪的犯罪收益与犯罪构成[EB/OL].http://www.cnk.net, 2011-11.

[2]谢旻获.贝克尔犯罪成本学说对犯罪统计的启示[J].中国统计, 2007, (1) .

养猪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 篇5

经济学家主要用3种理论来解释环境污染问题，即环境库兹涅茨理论、产权理论和外部性理论。现分别运用这3种理论对养猪环境污染问题进行分析。

1.1 养猪环境问题的库兹涅茨曲线分析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含义是.在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演进的过程中.资源与环境问题先出现逐步恶化的特征.然后再逐渐减少直至消失。在养猪业发展的初级阶段，养猪生产规模较小，环境污染问题较轻。当前我国养猪业正在逐步实现现代化。养殖规模不断扩大，养猪污染环境问题开始凸显。随着人们物质生活质量的提高，对生活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政府就会加大对养猪环境污染问题的整治力度。随着整治工作的不断推进，今后养猪污染环境问题会得到有效遏制。并逐步好转，最后肯定会得到妥善解决。目前，发达国家的养猪环境污染已经得到很好控制，已经趋于下降。而发展中国家的养猪环境污染问题仍在上升。

1.2 养猪环境产权失灵

用产权方式来分析环境问题，最早是由科斯(Coase，1960)提出的。科斯认为，如果交易成本为零，只要产权明确.则无论最初产权是如何分配的，通过交易总能达到帕累托最优.外部性也就可以消除。根据这个观点，现实中的很多环境污染问题都跟产权界定不清有关。实践证明，产权界定清晰，环境利用与保护就会越好。目前，我国养猪环境产权失灵现象十分普遍，这是因为养猪环境范围不易确定，其产权边界也难以确定或确定成本较高。由于缺乏排他性的产权安排。养猪环境污染问题的监督就会缺位，污染问题就得不到有效的遏制。

1.3 养猪环境问题的外部性

外部性的概念是由马歇尔于1910年提出的。他的学生、福利经济学创始人庇

古后来提出。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存在着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的不一致，两者之间的差距就构成了外部性。所谓“外部”，简单地说。就是在经济活动中，未在价格体系中体现的那部分副产品或副作用，可以用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的差来衡量。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就是负外部性，反之就是正外部性。现实生活中，大多数外部性是有害的，是负外部性。养猪环境污染问题就是养猪生产的负外部性，养猪投资者获取利润，但没有承担环境污染整治的成本。使得养猪生产的社会成本大于养猪生产的私人成本。另一方面，养猪环境保护是一种为社会提供集体利益的公共物品或劳务，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养猪投资者不会主动为它付费，从而造成了养猪投资者的环境保护行为严重不足。一般来讲，外部性与产权有一定联系，产权界定有助于某些外部性问题的解决，但有些外部性又决非产权界定就能奏效。当前，通过政府出台一系列制度安排，把外部性成本内部化，是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比较理想的办法。这也是当前环境治理政策最主要的理论依据。养猪环境污染治理的经济制度选择

解决养猪环境污染问题不能单靠市场机制，养猪投资者受个人利益驱动，不会主动根据环境和社会效益来安排自己的生产，所以养猪环境污染问题的治理需要政府实施强有力的干预。从理论上讲，政府可以选择以下几种方式来达到将养猪环境污染的外部性成本内部化：

2.1 排污收费

“排污收费”是按“污染者付费”原则，将环境污染的外部成本内部化。激励排污者治理污染，从而达到保护环境资源的一项经济制度安排。但实践中很难将污染造成的损害精确计量和货币化，确定最优收费标准的难度大。

2.2 开征环境税

环境税是国家为了保护环境资源，凭借其主权权力对一切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其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或污染、破坏环境资源的程度征收的一种税。对污染性产品征税，可以将污染性产品的外部社会成本“内部化”。

2.3 污染削减补贴

污染削减补贴的原理和环境税是一样的。生产者不愿从事环境保护的主要原因是私人收益低于社会收益，那么借助于补贴手段，对参与环境保护的生产者给予适当的补贴，使他们的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一致.这样可以把社会所需的环境保护活动诱发出来，消除或减少负外部性的活动。

2.4 排污权交易

戴尔斯(Dales)在其1968年出版的《污染、财富和价格》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污染权的概念，他认为国家可以建立排污许可证制度.将污染权出售给出价最高者，运用市场机制对污染物排放进行控制。这种手段有利于克服法规标准的局限性，其核心是刺激排污者在其自身经济利益和环境保护目标间进行权衡。

在养猪环境污染治理中，到底应该选择哪种经济制度方式.这个问题必须结合我国现阶段养猪业的具体情况。当前我国养猪污染具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污染隐蔽性强，隐性污染源大大超过显性污染源：二是由于养猪地区的气候、土壤、水文、地形以及地貌等存在很大的差异，政府难以制订一套以技术检验为基础的条例。给治理执法带来了难度；三是我国养猪行业总体经济效益较低，承担污染税或排污费的能力较弱。因此，我国目前对养猪环境污染治理更适合采用以污染消减补贴为主的模式进行。建立养猪污染消减补贴体系。全方位治理养猪环境污染问题

污染消减补贴可以调节养猪生产的外部效应，使养猪生产的外部负效应内在化，一定程度上使养猪生产的成本与收益能接近相应的社会成本与收益.从而解决养猪污染问题。

3.1 完善养猪环境环保立法

借鉴国际上成功控制养猪污染的法律法规，建立我国养猪环保生产的技术规范，制定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养猪环保法律法规。

3.2 加强对养猪行业的环保意识教育

通过科普和大众媒体，提高全民的环保意识，着重提高养猪行业对养猪环境污染的认识和自觉参与防治污染的意识。

3.3 集中财政资金引进国外“洁净农业”技术，加速改造低效率、高污染的传统养猪生产方式

近年来，发达国家的养猪环保技术正逐步由“终端治污”向“洁净”技术与产品过渡。我国应加大财政资金的投入，加速引进国外“洁净农业”技术，改造低效率、高污染的传统养猪生产方式。

3.4 对“洁净型”高效养猪技术与产品创新进行补贴

环境犯罪的经济学分析 篇6

关键词：经济犯罪；犯罪化；非犯罪化；介入根据

一、问题的提出

伴随着经济领域的高速发展，各种经济犯罪的案件也呈现出迅速上升的态势，给我国经济领域乃至整个社会的秩序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危害。如何规制经济领域的各种经济活动，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命题。就刑法学界来讲，在经济领域内哪些行为应该归罪，哪些行为不应该归罪，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二、犯罪化与非犯罪化道路的选择

大谷实认为，所谓犯罪化（Criminalization），是指将不是犯罪的行为在法律上作为犯罪，使其成为刑事制裁的对象。犯罪化，包括立法上的犯罪化和刑罚法规解释适用上的犯罪化。林山田则认为，所谓犯罪化系指对某一破坏法益的不法行为，经过刑事立法政策上的深思熟虑，认定非动用刑罚的法律制裁手段不能平衡其恶害，或无法有效遏阻者，乃透过刑事立法之手段，创设刑事不法构成要件，赋予该不法行为刑罚的法律效果，使其成为刑法明文规定处罚的犯罪行为。

持非犯罪化观点的学者认为，调整经济领域的活动秩序应首推经济、行政等基本规范，刑法只能是最后的屏障和无奈的选择。持犯罪化观点的学者认为就非犯罪化而言，中国现行刑法规定的犯罪，虽然有个别可以废除，但主要的问题还不是非犯罪化，而是犯罪化。尤其是经济犯罪，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后伴生了大量的商品经济所特有的经济犯罪，而这些经济犯罪有些没有规定，因而当务之急是予以犯罪化。

就我国而言，尽管市场经济的建立远晚于这些发达国家，然而，在经济领域的刑事立法的数量和速度并不逊色于这些国家。可以说，目前我国刑法已充分地介入经济领域，其突出表现是经济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被大量地犯罪化，经济犯罪的罪名迅猛增加。在这一期间，社会秩序的维持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借助于刑罚手段。在肯定经济领域犯罪化有其客观需要的基础上，围绕经济领域的犯罪化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有必要进一步厘清下列问题。

三、刑法介入的根据及必要性限制

（一）刑法介入的根据

1.刑法是保障其他法律得以实施的最后的制裁力量

刑法的严厉性和对法益的保护作用是民法中的侵权行为法和行政法中的行政处罚法所不可比拟的。当行政法、经济法、民商法等法律对经济不法行为进行调整，仍不足以遏制这种行为时，就需要动用刑法予以调整。在法律体系中，刑法的角色被定位为其他法律的保障法，刑法是以其最具强制性的调整手段——刑罚而区别于其他部门法。对于刑法来说，在其调整对象上没有特定的范围，只要有必要，刑法就可以介入社会生活、经济生活的每一个区域和角落，我们也不应该为刑法人为地划定禁区。因此，刑法和其他法律的区别并不在于调整对象上，而一般是从被调整行为的法益侵害性及其侵害行为的严重程度上来说明刑法调整的必要性。

2.刑法介入经济具有与民事侵权法不同的功能优势。

相对于民事侵权法而言，刑法更具有惩罚性，而民事侵权法更具有补偿性。而刑事诉讼所产生的后果远比民事诉讼的后果严重。另外，由于经济领域的部分诉讼成本高昂，经济违法行为的被害人可能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提起私人诉讼，因此要求国家提起公诉。

（二）经济领域的犯罪化应受到必要限制

（1）刑法的目的决定犯罪化必须具有合理的限度。“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手段，正如重力不是阻止运动的手段一样。……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 “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保护和扩大自由。”刑法作为强行法，虽然本质上是维护和扩大自由，通过犯罪化而获得刑法的这种目的，又是以不得不限制某些自由为代价的。因此，刑法介入、干预经济生活，应当以维护和扩大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为目的，而不应过多地干预，应最大限度地给社会和个人留置空间。在经济领域，经济行为是图利行为，是人类为满足物欲而自然流露的行为，这种行为根植于人性之中，也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源动力，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来看，个人的社会活动越旺盛，社会进步就越快。因此，对经济行为的规制，必须持谨慎、理性的态度，立法者对此应当具有必要的宽容。

（2）犯罪现象存在的规律决定着犯罪化必须具有合理的限度。菲利认为：“犯罪预算是一种比其他预算开支更为精确的年税。”犯罪数量存在、变化的规律性告诉我们，必须科学地认识和把握客观存在的犯罪水准，合理地确定犯罪化的范围。应当理智冷静地对待经济犯罪的高潮，客观地评估经济犯罪的质和量，不能奢望通过大量的犯罪化来减少经济犯罪。

（3）过多的犯罪化会损害刑法的效力和威信。刑法具有相对性、最后性和负面作用等特点，过多地将经济不法行为犯罪化会使刑法力不从心，刑法会在艰巨任务面前表现出无能为力的状况，而且使本来可以预期获得的一点点刑法效益丧失殆尽。如果刑法调控范围过宽，超出人们和社会的合理期望水平，其结果必然造成人们对刑法本身的憎恨以及刑法调控对象的异化，最终使刑法的效力和威信降低。因此，犯罪化必须受到必要的限制。

四、结论

经济领域内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是永恒的话题，二者会随着不同时期的经济形势不断发生变化。无论是犯罪化抑或是非犯罪化都要坚持一定的原则比如刑法谦抑性，不能随意地对经济领域内的行为犯罪化。在当前形势下，可能刑法的犯罪化会显得明显些，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忘了刑法的非犯罪化，在犯罪化的同时，要对某些已经不需要再加以处刑的行为适时地进行去罪化处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刑法的科学性，维护刑法的权威。

参考文献：

[1][日]大谷实：《刑事政策学》，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5页

[2]林山田：《刑法的革新》，台湾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128页

[3]游伟、谢锡美：《非犯罪化思想与我国刑法的未来走向》，载《华东法律评论》第1卷

[4]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英]洛克：《政府论》（下），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36页

[6][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336页

我国经济犯罪刑事立法政策分析 篇7

一、经济犯罪定义

早期西方国家普遍认为贫穷是犯罪的主要原因, 直至工业革命才关注经济犯罪, 使人们的犯罪观念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一般认为, 经济犯罪是对社会整体经济秩序、经济制度的侵犯。我国学者顾肖荣教授对经济犯罪定义为: “所谓经济犯罪, 是指违反国家海关、工商、金融、财政等经济管理法规,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破坏全民和集体财产所有制关系, 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 (1)

二、经济犯罪特点

( 一) 经济犯罪的动态性

传统财产犯罪侧重保护静态的财产所有权, 而经济犯罪则侧重研究商品的生产、流转和消费过程中的犯罪现象。当有新的经济政策推出, 也会附带伴生新的经济犯罪形态的出现, 因此必须充分顾及政策、措施对经济犯罪的影响。

( 二) 经济犯罪的法定性

经济犯罪是典型的“法定犯”, 不具有明显的反伦理性。从形式上看, 主要表现为触犯了法律、行政法规, 情节严重而构成犯罪。经济犯罪对社会的危害具有潜在性, 当危害日积月累, 最终将破坏整体经济和社会制度、利益。因此, 研究经济犯罪, 必须研究规制经济行为的特定法律、行政法规, 以保证经济犯罪定罪标准的统一性。

( 三) 经济犯罪的交错性

经济犯罪的法律关系交错综合, 涉及大量的法律、行政法规乃至经济政策。经济犯罪行为又常常与合法的或违规的交易习惯交织在一起, 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相对模糊。

三、我国经济刑法立法回顾

我国早期经济犯罪概念和范围都比较模糊, 对经济犯罪的扼制期望于“运动式”的从重从快打击效应。从舆论上看, 媒体一直在宣传从重从快打击经济犯罪, 总以为打击经济犯罪, 只有杀一批人、判一批无期徒刑才能见效。然而, 经济犯罪从性质上并非重罪, 不可能惩罚得很重。 (2)

直至1979 年刑法和1982 年颁行《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 规定了妨碍国家经济管理活动和破坏社会经济秩序的经济犯罪行为。在1979 年刑法分则“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中, 主要规定了侵害国家经济管理秩序, 带有浓重的计划经济行政管理色彩, 这一时期的经济刑法, 涉及国家对经济活动的管理的较多、对经济活动自身运作秩序的内容相对较少。

从1978 年改革开放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过程中, 带有严重计划经济色彩的1979 年刑法逐渐不适应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甚至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方向背道而驰, 经济刑法规范日益脱离了社会现实需要。至1997年, 我国在总结过去与犯罪斗争经验和着眼未来经济体制改革发展方向的基础上, 出台了新刑法典, 拉开我国经济刑法体系性建设的序幕。新刑法典中涉及经济犯罪罪名数量将近占全部罪名的四分之一, 相比1979 年刑法典, 在内容有了很大的补充和完善, 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起到了重要的保驾护航作用, 但也在社会转型深化期与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诸多问题。 (3) 由此, 在1998 年颁布了单行刑法《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 并从1999 年开始逐步以修正案形式调整经济犯罪领域的刑法规范, 经过九次刑法修正案, 经济犯罪修改的罪名数达40 多个, 几乎占整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章节中罪名总数的一半。

总体来说, 无论从97 年新刑法典, 还是历年来修正案的出台, 都体现出了我国针对经济犯罪的刑事立法政策总体是趋严的, 降低犯罪门槛, 增强打击力度。针对部分经济犯罪中备而不用的死刑废除, 虽然从刑罚体系上轻缓了刑罚力度, 但事实上对经济犯罪的打击力度没有实质性减弱。

四、反思我国经济犯罪刑事立法政策

面对经济改革中大量的经济失范行为, 国家采用了“应急性打击”的立法策略。然而, 经济转型过程中经济刑法基础理论较为薄弱, 不足以为立法正当性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经济刑法立法的盲目化、杂乱化和低效化。如何合理界定经济刑法范围, 提高立法效益, 协调经济违法治理与刑法谦抑性之间的关系, 成为刑法理论界需要不断深入反思的问题。

( 一) 经济犯罪刑事立法政策未关注经济犯罪性质特点

首先, 从经济犯罪动态的、发展的、变化的性质上, 经济犯罪刑事政策必须研究变化发展中的犯罪如何形成, 其中个人原因和社会责任的比重如何分配, 对某些经济犯罪的处罚, 是否有将社会责任过多转嫁给个人的嫌疑。如我国刑法第一百八十条“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中, 刑法修正案 ( 七) 增加了处罚“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的规定。如何界定“明示”与“暗示”? 在相关的证券、期货法规中尚未有明示或暗示的相关规定, 也非刑事法律中的特有名词概念, 导致实践中难以适用。

另外, 经济发展离不开中小企业的发展, 中小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外部资金的支持, 而受经济政策、信贷政策影响, 中小企业从银行得到贷款越来越困难, 企业不得不大量使用民间资本, 而民间资本又缺乏投资渠道。没有相关规范指导如何使用民间资本, 又降低集资类犯罪门槛, 使得目前非法集资类犯罪的设定与经济发展相背离。

( 二) 经济犯罪刑事立法政策未关注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

经济犯罪刑事政策不能局限于研究刑法规范, 应更多关注经济运行形势和经济政策变化, 经济政策的变化对经济犯罪的影响是存在的, 特别是当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与经济限缩政策交替使用时, 对市场参与者的经济投资计划的影响是很大。2008 年开始, 我国政府将“从紧”的货币政策调整为“适度宽松”, 国家计划投资四万亿, 投资领域涉及基础设施、保障性住房、水利、电网、能源等诸多行业, 由此国内银行信贷业务快速增长。一方面, 重大工程建设极易滋生腐败犯罪, 应对此同步出台监管措施来预防犯罪; 另一方面, 当前政府的信贷政策又趋向收紧, 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致使很多企业、行业出现资金链断裂风险而不得不向民间资本伸手, 由此诱发了集资类经济犯罪。

( 三) 经济犯罪刑事政策仍以重刑主义思想为指导

我国经济犯罪刑事政策还是希望通过对经济违法行为犯罪化, 通过制定应急性的刑事法规来应对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矛盾, 通过采取重刑主义的处罚来最大限度地遏制甚至消除经济犯罪, 显然没有摆脱绝对主义刑法认识论的羁绊。 (4) 而当前经济犯罪的爆发实质上是社会改革不彻底的产物, 因此通过重刑是无法遏制犯罪势头, 唯一的办法是深化改革、完善经济制度。在经济犯罪的领域内, 刑法以外的预防性行为比各种事后的刑事制裁都更有效, 这已经属于对经济刑法和经济犯罪的可靠的认识。 (5)

五、我国经济犯罪刑事立法政策构想

( 一) 适度容忍经济犯罪的刑事立法政策

在宏观上市场经济是以法律为边界的公平竞争的经济, 在微观上竞争主体均以获取超出平均利润以上的最大利润为目的。不可否认有市场经济就有经济犯罪这种客观现象。 (6) 现阶段, 从我国经济刑法立法内容来看, 我国针对经济犯罪的打击程度不断严厉化, 而忽略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深化期, 由于体制机制缺乏而应由社会承担的责任。本文认为, 应以刑罚的有限性为基础, 采用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 将经济犯罪最大限度地控制在社会能够容忍的限度内, 从而最大程度的促进经济发展。

( 二) 重在预防经济犯罪的刑事立法政策

经济犯罪的发生和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存在极大关系, 事实上, 如果正常经济秩序没有建立, 经济犯罪就不可避免。 (7) 经济犯罪预防主要在于通过经济体制完善, 刑事立法是预防犯罪的最后层次, 而我国刑事立法的预防主要应侧重于监管责任, 由于各地都过于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 导致弱化了对经济运行制度、监管制度的建立, 如各地建立的高新区、工业园区大部分都是成立管委会来负责经济开发, 管委会本属于地方政府的派出机关, 由于对经济发展的追求, 而对其经济工作中的监管有所弱化, 对经济工作中审批流程有所简化, 而对其审批金额的权限却有所增加, 从而更易产生经济犯罪与腐败案件。

( 三) 非犯罪化与犯罪化并存的刑事立法政策

我国对经济犯罪一直是处于犯罪化的处理趋势。“由于经济犯罪行为与一般业务活动的界限比其他犯罪行为更加模糊, 对处在经济转型时期的各种边缘经济行为, 即一时难以确定其是否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又可通过经济、行政手段调整解决的可以通过释放提高定罪标准, 尽可能的采取非犯罪化的方法。” (8) 对不同的经济犯罪的惩罚上, 应注重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的协调。可以说, 在刑罚轻型化的大背景下, 运用行政手段来处理一些不法经济行为, 逐步将行政管制作为经济犯罪控制的一种手段是经济犯罪对策的大势所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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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世洲.德国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1-410.

[3]替德曼.西德经济刑法[J].刑事法杂志, 1988 (32) :54-96.

经济犯罪刑法公众认同适用性分析 篇8

一、公众认同刑法观

公众认同指的是社会公众根据自身在国家与社会中的地位来规范自己的行为的社会认知行为, 公众认同在社会中能够对形成一种凝聚力与向心力, 通过社会公众认同对自己的肯定与认同, 人们能够获得情感上和理性上的信仰支持以及归属感, 由此可见公众认同感的重要性。因此, 利用公众认同的重要作用, 构建刑法信仰, 应该先获得刑法的公众认同, 这就需要对社会公众对于刑法的重新思考与定位, 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期, 为实现刑法的公众认同提供了可能性。因此, 刑法应该从规范有效性以及生活利益的重要性两个方面入手, 既重视规范的重要性以及有效性, 又重视对公众合法权益的认同与保护, 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时期针对不同的状况有所侧重, 例如, 对于社会剧烈转型时期, 公众的规范信赖感不强, 此时刑法必须强调规范性;对于和平、稳定时期, 应该尊重社会公众的个人生活, 维护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

二、我国刑法实践中公众认同的问题分析

我国刑法实践的过程中, 特别是在经济犯罪中, 对于公众认同尚存在些许问题, 具体来讲:其一, 对于5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经济犯罪, 犯罪之后犯罪人员有所悔改, 并且积极地退还赃款, 则可以适当的降低处罚力度, 但是, 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可以网开一面的做法, 让公众质疑, 势必会影响社会公众的认同感;其二, 在“严打”期间, 过于重视刑罚的威慑效应, 排斥报应理念, 报应理念是获得公众认同的一种有效方式, 刑罚实践中的这些问题都会影响市民的认同感。

三、经济犯罪刑法公共认同适用性的实现分析

1. 立法阶段经济犯罪刑法公众认同适用性的实现。

传统的立法领域存在“刑法万能论”的诟病, 特别是在金融机关与行政机构, 在立法以及立法起草阶段中为了获得私利, 导致刑法在立法阶段被各个部门所分割, 该种现象不仅涉及执法的犯罪内涵以及成本的变更, 同时还会造成严重的立法政治问题, 即自然犯罪的变化程度不大, 但是不断增大法定犯罪在刑法中的比重。在刑法立法阶段, 司法官员具有非常大的自由裁量权, 如果其自身受到“刑法万能论”的影响, 那么其在立法的过程中, 就可能将所有对社会具有危害性的经济行为当作犯罪行为, 并采取一定的处罚措施进行处理, 该种现象是司法官员对立法的一种曲解, 将“刑法万能论”作为立法的根本原则, 事事以“刑法万能论”为优先, 在缺乏法律、法规依据的前提下, 私自人为对社会经济有危害的行为为经济犯罪, 直接追究相关负责人的刑事责任, 这种观念是极其错误的。因此, 为了实现经济犯罪刑法公共认同, 应该打破传统“刑法万能论”的思想, 在经济犯罪立法阶段, 摒弃过分迷恋“刑法万能”的思想, 有效消除兜底条款以及空白罪状, 增强公众对于法律的认同程度, 加深对经济犯罪的憎恶程度, 更好地实现经济犯罪刑法适用公众认同。

2. 认定阶段经济犯罪刑法公众认同适用性的实现。

正如上文所说, 经济犯罪的刑法规章制度中存在许多空白罪状, 经济犯罪的刑法立法针对这些空白罪状构成的解释需要依靠其他行政法规、法律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进行补充, 对于空白罪状参照性规范的选择, 应该始终坚持刑法的明确性原则以及法律的专属性原则, 不管刑法条文采用哪种表达方式, 都必须严格遵守《刑法》第96条的相关规定, 该种方法中违反国家规定指的是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制定和发布的行政法律、行政措施、决定以及命令等。因此, 经济犯罪认定的参照法规仅限于国家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以及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 违反了国家规定, 私自将国家规定扩大至足以高于国家行政机关以及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之外的地方机关, 还存在假借最高司法机关司法解释的名义, 直接对空白罪状进行补充, 上述这些做法都是违反经济犯罪刑法相关规定的。同时,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一些经济行为采用上述的参照性规定进行判定属于违法行为, 但是不一定必须按照相关的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 主要是由于经济犯罪存在双重性, 只有那些对社会具有严重的危害性, 或者采用其他法律不能有效处理的经济行为, 才可以作为经济犯罪进行处理。

3. 审判阶段经济犯罪刑法公众认同适用性的实现。

司法审判经济犯罪行为的过程中, 必须健全裁判释法说理公开制度。法官对于经济犯罪的审判以及处理, 都会涉及到实质的价值选择问题, 明确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会损害国家以及人们的根本利益, 只有考虑到刑法、常识以及法定主义的公共认同感, 审判的几轮都是符合相关规定的, 都应该被公众所接受。在司法领域中, 经济犯罪的司法审判和公众认同存在密切的关系, 即公众认同体现了公众这个大集体的正义情感, 广大群众普遍认为司法判决是法律辖制范围内所共同信仰和遵循的, 既能够保证司法判决的合法性, 又能够体现法官裁判行为的社会价值。同样, 如果司法审判得不到社会公众的认同, 则司法审判结果的运行效果将会大打折扣, 甚至是受到公众的质疑。但是, 由于不同法官的立场、人格、生活经验以及社会认同感等存在很大的差异, 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审判的结果, 这就存在一种对审判结果合理性、合法性的断定问题。因此, 这就要求法官在审判时, 应该严格的遵循相关的国家规定, 不能违反以及曲解法律, 一味迎合小部分人的口味, 影响审判结论, 这样势必会影响社会公众对刑法的认同感。为了改变这种现状, 应该在鼓励公众介入刑事司法裁判过程以及改革陪审制等方面进行改革, 避免出现司法改革忽视体制制度的需求, 过分偏重程式层面的问题。同时, 由于经济犯罪和其他犯罪存在一些差别, 经济犯罪的违法性不是所有国民所能够理解和认知的, 所以在审判的过程中, 为了能够提高经济犯罪刑法审判的公众认同感, 还应该制定必要的判决说明, 目前我国经济犯罪刑法审判文书说理制度尚不完善, 有必要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裁判书说理制度的完善。

四、结语

总而言之,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 刑法的内容也发生了许多的变化, 虽然我国刑法的理论体系在不断的完善中, 但是尚缺乏一定的实践经验, 影响刑法在社会公众中的认同感。因此, 为了保证经济犯罪刑法能够在社会实践中获得良好的效果, 就应该强调经济犯罪刑法的公众认同, 在公众认同刑法观下, 应该加强法制建设, 同时创建一支职业使命感强、职业道德良好、整体专业素质高的法制队伍, 展开刑法实践活动, 增强公众对于刑法的认同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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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小梅.公众认同视角下共识刑法观分析[J].法制博览, 2015, (1) :18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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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单杉.刑法公众认同相关问题浅析[J].法制博览, 2012, (11) :97-99.

经济犯罪重刑化与轻刑化问题分析 篇9

和谐社会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有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是一个公平、稳定、利益协调的社会。但和谐社会并不是一个没有纠纷和矛盾的社会, 而是指在一个社会中, 矛盾和纠纷能够得到及时化解, 犯罪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宽严相济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 是我国刑事政策中具有策略性的惩治政策。它是指对于刑事犯罪区别对待, 做到既要有力打击和震慑犯罪, 维护法律的权威, 又要尽可能减少社会对立面, 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该宽则宽、当严则严, 宽严适度, 宽严有据, 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轻刑化体现了“宽”, 重刑化则是“严”, 要做到宽严相济, 就要在刑罚上坚持重刑化与轻刑化相结合。

一、有关重刑化与轻刑化的争论

(一) 重刑化与轻刑化的真正含义

重刑化类似于重刑主义, 但却不同于重刑主义。重刑主义伴随着阶级社会的形成而产生, 夏朝时已初见雏形, 成熟于春秋战国时期。商鞅是第一个在法律上系统提出“禁奸止过, 莫若重刑”的重刑主义思想家, 慎道、韩非子也坚持重刑主义。其又称重典主义, 以严刑酷罚、轻罪重刑和原心论罪等为主要特征, 是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相悖的一种刑罚思想。重刑化是指, 为了遏制和预防犯罪, 将不是犯罪的行为规定为犯罪, 在刑罚上广泛规定并使用重刑甚至死刑。这种重刑是在刑罚报应思想和一般预防思想指导下产生的, 是力图在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允许的范围内, 维持较重刑罚或者向较重刑罚发展的一种趋势。

作为与重刑化相对应的法律范畴, 轻刑化是在刑罚矫正和特殊预防思想指导下的产物, 其又称刑罚轻缓化, 是主张刑罚向轻缓化、人性化方向发展的一种趋势。包括刑罚种类上的轻缓和刑罚程度上的轻缓。刑罚种类上的轻缓化表现为废除肉刑、身体刑、耻辱刑等非人道的严刑酷法, 少用、慎用自由刑、死刑等重刑, 增设、多用财产刑、资格刑等开放性的刑罚。刑罚程度上的轻缓化是指在某种刑罚幅度内, 刑罚的严厉程度由重到轻, 刑罚的执行方式由封闭到开放, 期限由长到短, 数量由多到少。立法上表现为将原为犯罪的行为非罪化, 刑罚的制定从严峻到温和;司法上表现为刑罚的判处从重到轻, 或者微罪不处刑。

(二) 重刑化与轻刑化的优缺点

重刑化是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说的践行者, 它使得犯罪的成本大于收益, 在短期内, 能够从心理上威吓到犯罪者, 对于打击犯罪, 建立井然有序的在社会秩序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 重刑化遏制犯罪的刑罚功能却是有限的, 是在特殊时期逼不得已的选择。“人的心灵就像液体一样, 总是顺应着它周围的事物, 随着刑场变得日益残酷, 这些心灵也变得麻木不仁了。”[1]长期地实施重刑化, 会使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不堪重负, “罪犯所面临的恶果越大, 也就越敢于规避刑罚。为了摆脱对一次罪行的刑罚, 人们会犯下更多的罪行。”[2]在重刑化的指导下, 为了遏制更多的犯罪, 则可能加重刑罚。加重刑罚后, 同样会出现上述情形, 则再加重刑罚。如此循环往复, 直至无刑可用, 但最终还是没有达到遏制犯罪的效果。

轻刑化“标志着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经济的发展和人的价值的实现……可以说, 刑罚轻缓化的进程与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具有一致性,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3]我国刑罚的目的, 不单纯只是给予罪犯以痛苦和损失, 更在于矫正犯罪者, 使其不再犯罪。相对于重刑化而言, 轻刑化更适合在和平年代长期使用, 其不但有助于矫正罪犯, 预防犯罪者再犯新罪, 缓和社会矛盾, 有利于社会的综合治理, 还与国际刑罚的发展趋势相一致, 体现了我国文明程度的提高。但是, 一味地强调轻刑化也可能导致罪责刑不相等, 当罪犯觉得有利可图的时候, 社会罪行就会泛滥。刑法作为社会最后防线的作用就无从发挥。

(三) 重刑化与轻刑化的平衡

重刑化和轻刑化都有各自的优缺点, 我们不能一味地强调重刑化或者轻刑化, 无论走向那种极端都将导致社会的混乱。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党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要求在打击犯罪时, 当严则严, 该宽则宽, 在惩罚报应罪犯时, 不忘教育其他人, 缓和社会矛盾, 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为了贯彻这一刑事政策, 重刑化与轻刑化应当相结合, 找准平衡点, 对于一些犯罪适用较重刑罚, 对另一些犯罪则适用较轻的刑罚。

二、重刑化与轻刑化在我国经济犯罪中立法、司法上的现状

(一) 重刑化在经济刑法中的体现

从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以来, 我国已经陆续通过并实施了20多个有关经济犯罪的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 从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出, 我国实行的是重刑化的措施, 重刑化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立法上的重刑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交易的行为方式和对象不断多样化, 为了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 我国经济犯罪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相关罪名从20多个扩展到了100多个;除此之外, 经济犯罪法定刑的强度也在急剧提高, 主要表现在长期自由刑、死刑条文较多。相对于我国而言, 国外大多数国家都反对在经济犯罪中配置死刑, 尤其是欺诈类的经济犯罪。

其次是司法上的重刑化。在经济犯罪猖獗的时候, 司法工作人员奉行“从重从快”地打击。1983年,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央政法委员会印发《关于严惩严重经济罪犯的意见》的通知;1988年,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严惩严重经济犯罪分子及时审理经济犯罪案件的通知》等法律政策, 各地方也出台过严惩经济犯罪的法规政策。

(二) 长期实施重刑化的弊端

自新中国成立, 恢复法制以来, 重刑化一直是我国刑罚的核心。这样长期的在经济刑法领域实施重刑化, 已经酿就了诸多弊端。

第一, 经济犯罪中对罪犯的处刑大多以数额为标准, 重刑化容易导致刑罚适用上的无奈。刑罚有限而犯罪无限, 当刑罚达到极致时, 如果有更为严重的犯罪行为或者更为巨大的数额损失, 则很难用更为严厉的刑罚给予处罚。

第二, 一味的重刑化容易导致损失的不可弥补性。重刑化重在对犯罪者造成痛苦, 而忽视了犯罪者的悔改以及对受害者损失的赔偿。如果直接将罪犯以死刑进行物理上的消灭, 受冤的人将找不到债主来偿还其拥有的债权。如果使用无期徒刑等长期自由刑, 不但犯罪者对经济发展无所贡献, 还会浪费国家的财力、物力、人力。

第三, 长期实施重刑化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是活跃的经济, 其发展依赖于市场主题的积极参与, 一旦法律规范对经济犯罪的打击失范, 则可能打击到市场主体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 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三、经济犯罪中刑罚的重新配置思考

在经济刑法中, 重刑化一直以来都占据着支配的地位, 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 随着社会的进步, 随着国家文明程度的提升, 这种局面应当有所改变, 轻刑化观念应当在经济刑法中得到体现。经济犯罪的刑罚应当得到调整。

(一) 经济犯罪刑罚调整的原则

在对经济犯罪刑罚进行调整的时候, 应当采取积极的态度, 但也应当慎重。也就是说, 应在国家整体的宏观经济形势了解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调整。

1. 适度犯罪化的原则

刑罚在立法上的调整应当与司法上的司法能力相适应, 在司法能力欠缺的情况下, 宁可对这类行为非罪化, 而以其他法律法规进行调整。如果贸然地将某种行为规定为犯罪, 而司法上又不能有力地打击该类犯罪, 则会使刑法的权威受到挑战, 从而有放纵甚至鼓励犯罪之嫌。

2. 分类处置原则

经济犯罪原本脱胎于财产犯罪, 但是, 在现行法制条件下, 有的经济犯罪还未完全与财产犯罪脱离, 如虚假出资罪、抽逃出资罪等占有型的欺诈类的经济犯罪, 就带有浓重的传统财产犯罪的影子;票据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等犯罪是传统财产犯罪与新型经济犯罪的混合体。相对于完全脱离了财产犯罪的那些纯粹经济犯罪而言, 这类犯罪对社会的伦理道德违反较严重, 社会可谴责性较高, 具有牢固的适用重刑的社会基础。因此, 在刑罚配置时, 可重刑化。相反, 另一些犯罪, 配置的刑罚应当相对轻缓。

3. 间接调整原则

“只要法律还没有采取在一个国家现有条件下尽量完善的措施去防范某些犯罪, 那么, 对该犯罪行为的刑罚, 就不能说是完全正义的 (即必要的) 。”[4]刑法作为社会经济的后盾法, 应当保持谦抑性, 在没有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相关调整的情况下, 刑法不应当贸然干涉。

(二) 经济犯罪刑罚调整的具体措施

持轻刑化观点的学者主张, 为有效遏制和预防犯罪, 就必须在立法上实行刑罚缓和化政策, 严格控制、减少以至最后废除死刑, 减少或废除无期徒刑, 减少长期徒刑, 多用短期徒刑、拘役、管制, 提高财产刑地位, 扩大缓刑、假释适用范围与比例;在司法实践中, 要少杀慎杀不杀, 少判实刑, 多用虚刑, 少用自由刑, 多用财产刑, 多用非刑罚方法代替刑罚。[5]经历了长久的重刑化时期以后, 经济犯罪刑罚现在就应当向轻刑化方向转换。

1. 废除死刑

在经济犯罪中废除死刑符合我国一贯奉行的死刑政策。并且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因为经济犯罪侵犯的只是财产性权益, 而死刑消灭的却是人的生命, 这二者间是不等价的。除此之外, 在经济犯罪中废除死刑符合国际化的趋势。

2. 限制长期自由刑的适用

“医治犯罪疾患的手段应当适应导致犯罪的实际因素。”[6]无期徒刑等长期自由刑只是给犯罪者肉体上造成痛苦, 并没有铲除滋生犯罪的土壤, 还会浪费国家的财力、物力、人力。

3. 提升财产刑的地位

“一旦有适当的利润, 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 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 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 它就铤而走险;有百分之一百的利润, 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 它就敢犯任何罪行, 甚至冒绞首的危险。”[7]经济犯罪者是利益的追逐者, 利润是他们犯罪的根源, 提高财产刑的地位, 多用财产刑, 摧毁经济犯罪的物质基础, 有助于预防犯罪的发生。

4. 增设资格刑

这里所谓的资格刑是指剥夺犯罪者从事某种经济活动的身份资格。虽然经济犯罪者不具有人身上的危险性, 但是具有利用某种经济资格进行犯罪的危险性。这种刑罚的配置, 将犯罪者排除在经济圈之外, 从源头上消灭了犯罪的可能性。

四、总结

经济犯罪是指在商品经济 (市场经济) 的运行领域中为谋取不法利益, 违反国家法律规定, 严重侵犯国家管理秩序, 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 依照刑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8]经济犯罪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犯罪, 在这种犯罪领域推行轻刑化, 既不违反社会伦理道德, 也不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在重刑化的基础上推行轻刑化, 将二者的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 正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体现, 有利于社会的综合治理。

摘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不懈追求的社会目标, 也是我国各项制度政策践行的目标,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就是在该目标指导下提出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该宽则宽, 当严则严, 在刑罚的适用上则表现为重刑化与轻刑化相结合。文章将通过对重刑化与轻刑化的比较分析, 结合我国立法以及司法在经济犯罪中的现状, 阐明经济犯罪轻刑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关键词：重刑化,轻刑化,宽严相济,经济犯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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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 17:258.

环境犯罪的经济学分析 篇10

一、查办生态环境领域渎职犯罪的主要特点

( 一) 检察机关自行发现是案件线索的主要来源

生态环境领域渎职犯罪线索来源以检察机关自行发现为主, 在受理的全部涉及生态环境领域案件线索中, 反渎职侵权部门自行发现占50. 4% , 上级交办占20. 8% , 群众举报17. 6% , 外部机关移送6. 4% , 其他情况4. 8% 。

( 二) 玩忽职守罪和滥用职权罪占绝对比例

在立案查办的犯罪嫌疑人中, 以玩忽职守罪立案侦查的占立案总人数的76% ; 以滥用职权罪立案侦查的占立案总人数的19. 5% , 两者占立案总人数的95. 5% 。生态环境领域渎职犯罪主要表现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乱作为, 违法行使行政管理、审批权, 致使相关污染企业违规生产; 不作为, 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监管职责, 放任相关企业和个人随意排污、滥砍滥伐; 徇私舞弊, 不向司法部门移交环境污染犯罪, 以罚代刑, 放纵犯罪等。

( 三) 损失巨大, 后果严重, 挽回经济损失比例小

一年间查办的生态环境领域渎职犯罪案件造成16 人死亡, 直接经济损失近2. 73 亿。挽回经济损失963 万元, 仅占经济损失总额的3. 5% 。这说明, 生态环境领域犯罪的后果严重, 且损失一旦造成, 难以弥补。这还突出表现在被污染的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的生态资源, 无法在短期内恢复, 严重地甚至影响到当地的生产、生活环境, 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严重危害生物多样性, 造成不可逆转、无法估量的损失。

( 四) 涉案部门众多, 基层执法人员比例高

由于生态环境领域涉及环境污染、环境资源破坏、环保资金落实不到位等多方面问题, 因此生态环境领域渎职犯罪涉及到国土、环保、水利、林业、农业、财政、工信、人社、规划、质监、工商、发改、乡镇政府等十几个行政执法机关。其中, 环保、工信、财政等负责污染治理、环境监察、环保资金审批的部门同比明显上升。在立案查办的犯罪嫌疑人中, 70% 以上为基层行政执法人员。

( 五) 重特大案件比例相对较低

在所查办生态环境领域渎职犯罪案件中, 重特大案件占立案总人数的43. 4% 。与同期全省立案查处渎职侵权案件重特大案件比例51. 6% 相比, 低了8. 2 个百分点。

二、查办生态环境领域渎职犯罪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

一是群众举报不积极, 不能及时发现破坏生态环境渎职案件线索。从查处的案件看, 相当一批涉及到在农村非法开办电镀、冶炼等小工厂、小作坊造成环境污染。因为涉及到农民个人经济利益, 即使对周边环境造成严重损害, 农民群众也不愿到相关部门举报。个别检察机关查处类似案件时, 还出现过当地农民不配合取证、甚至联合抗法的情况。

二是两法衔接不畅, 渎职案件发现相对滞后。生态环境领域行政处罚案件与刑事处罚案件数量对比反差较大,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两法”衔接交流不畅, 环境刑事治理和行政治理之间存在“空白地带”, 以罚代刑、降格处理现象时有发生。

三是涉案部门多, 责任追究难度大。破坏生态环境犯罪的背后往往涉及多部门责任, 不仅环境监管部门无力监管, 也使司法机关在查处犯罪过程中出现立案难、查证难、处理难、阻力大等问题。

四是损害后果鉴定难。查处破坏生态环境犯罪及背后所涉职务犯罪, 依照法律规定, 须有损害后果且损害后果要达到法定标准, 而法定标准需由省级环境监管部门出具技术鉴定予以确定, 导致出现鉴定门槛高、时间长、费用贵等问题。且有些鉴定因科技含量高, 环保部门不具备相应的技术能力无法鉴定, 造成损害后果难以量化。

五是因果关系确定难。查处破坏生态环境犯罪及背后所涉职务犯罪, 依照法律规定, 要证明损害后果与相关犯罪行为间的因果关系。实践中, 有些污染或破坏环境犯罪的损害后果是逐步积累, 并在未来一段时间才可能显现, 使因果关系难以确定, 造成对相关犯罪难以定罪追责。

三、惩治生态环境领域渎职犯罪的司法建议

一是继续大力查办破坏生态环境背后的渎职犯罪。检察机关应强化法律监督职责, 依法严肃查办破坏生态环境背后涉及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违法排污行为监管不力, 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 搞权钱交易, 索贿受贿审批违规项目, 造成环境污染; 滥用职权, 随意免征、减征排污费、环保罚款; 对环保专项资金申请、使用监督管理失职, 造成环保专项资金未用于环保, 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等职务犯罪案件, 促进环境监管部门依法行政、严格执法。

二是结合本地实际, 扎实开展查办生态环境领域渎职犯罪专项活动。各级检察机关应根据当地党委、政府关于环境治理的重点部署开展生态环境专项工作。对环境污染严重的地区, 要特别关注关于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等环境污染犯罪, 严肃查处背后所涉渎职犯罪; 对于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 要突出查处非法占有农用地、非法采矿、盗伐滥伐林木等破坏环境资源背后的渎职犯罪; 组织开展针对性较强的专项活动, 有的放矢, 对症下药, 有力推动保护生态环境领域司法工作的开展。

三是加强协作配合, 进一步完善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检察机关应认真审视其在促进严格执法、保障依法行政中的职能定位, 在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工作中, 加强与行政执法机关的沟通协作, 推进“两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建设; 积极配合落实2015 年8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 ( 试行) 》; 建立检察机关与行政执法部门的信息共享、案件移送机制, 通过机制衔接拓宽渎职案件线索发现渠道, 完善案件移送标准和程序, 及时有力打击生态环境领域渎职犯罪。

四是积极探索建立统一的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评估体系 (1) 。为确保破坏生态环境犯罪案件处理的科学性、权威性和公正性, 应当积极推进建立以司法鉴定机构为核心、以省级环保、国土、卫生等部门为辅助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评估体系。尽快研究制定统一的技术标准、技术方法和工作程序, 以满足环境司法和行政执法的现实需求。

五是加大保护生态环境工作宣传力度。通过举报宣传周、警示教育基地、舆论媒体、微博微信等多种形式开展丰富多样的宣传工作, 强化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保护“人人有责”的责任意识, 畅通举报渠道, 提高人民群众及时举报破坏生态环境犯罪的积极性、主动性, 形成全民共同保护环境、打击破坏生态环境犯罪的社会氛围。

六是加强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与预防部门密切配合, 结合办案及时向发案单位发送检察建议, 督促建章立制, 堵塞漏洞, 严防扶贫资金使用管理不当、跑冒滴漏现象的发生, 努力从源头上遏制和减少惠农扶贫领域的渎职犯罪。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