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不平等

2024-07-12

经济不平等（精选十篇）

经济不平等篇1

一、实证测度方法

不平等的实证测度方法有多种, 主要分为极差、相对平均离差、方差、对数标准差、基尼系数和熵。下面针对各种测度方法进行研究和评价。

1、极差。

最早由Jen Pen提出, 假设社会总产出在n个人之间进行收入分配, i=1, 2, 3……n, 每个人的收入水平为yi, 收入的平均水平为y軈, 每个人的收入水平yi存在极值, 即为比较收入水平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极差可以被认为是这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差距, 也可以定义为这个差距与平均收入之比, 由此, 极差E的计算方法是:

E越大表明收入分配越不平等, 非常醒目。但它只是对两个端点敏感, 忽视了在两个极值之间的分配情况。也就是说, 这个不平等指标将人们分为富人和穷人两个阶层, 遗漏了中间阶层收入的平等状况, 显然, 这个不平等指标反映的信息太少。

2、相对平均离差。

这个不平等指标考察的是整体分配特征, 与简单地比较两个极值的测度方法相比进步了很多, 定义为每个人的收入水平与平均值的差异, 将全部离差得绝对值加总, 再把这个总和与总收入相除, 用公式表示这个相对平均离差M:

每个人的收入水平yi与平均值y軈的相对偏离越大, M值越大, 说明收入分配越不平等。

相对平均离差的最大缺点是它不能反映当一定收入从低于平均收入水平的较穷的人转移到同样低于平均收入水平的较富的人, 或者一定收入从高于平均收入水平的较富的人转移到同样高于平均收入水平的较穷的人时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状况。

3、方差。

这是统计学上常用的方法, 与相对平均离差不同的是, 方差不是将离差绝对值简单的相加, 而是将它们平方以后再相加, 这种计算方法更能够显出对平均值的离散程度。方差用V表示, 则得: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 任何人口的变动都会增加方差, 因此, 衡量不平等程度都必须满足这样的基本性质。但是, 方差依赖于平均收入水平, 从而可能会造成相对具有很大差距的收入分配, 却有更小的方差, 或者可能相对具有较小差距的收入分配, 经过平方后, 却有很大的方差, 因此, 方差V指标基本不适合度量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4、对数标准差。

与方差相比, 这种测度方式突出了较低水平收入转移的重要性, 并且消除了测度单位的任意性和绝对水平。其方法是将平均收入和每个人的收入水平去对数以后, 对其进行标准差计算:

通过对数变换, 减小了标准差, 由此减轻了不平等的程度, 但是它不能反映高收入水平下不平等的状况, 因为不管有多高的收入水平, 经过对数换算以后, 衡量收入水平的这一数值收缩了, 不能真实地反映高收入水平下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变化。

5、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

这种测度方法已经被广泛的使用以反映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洛伦兹曲线是在1905年洛伦兹为研究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提出的, 图1中, 横轴是累积的人口比例百分比, 人口按收入从低到高排列, 纵轴是与横轴相对应的人口比例所占有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百分比。

容易理解, 0%的人口占有0%的收入, 100%的人口占有100%的收入, 绝对公平线表示财富是平均分配的, OCD曲线则相反, 表示收入分配最不平等。

基尼系数是从洛伦兹曲线中推导出来的, 是指绝对公平线和洛伦兹曲线之间的区域 (即图1中阴影区域) 与绝对公平线下方的三角形面积的比率, 用公式表示为:

G的值越高, 说明分配越不平等, 基尼系数考虑到了每两个人收入之间的差距, 也就是说, 任何从穷人到富人的支付转移或者是相反的转移, 基尼系数都会在相应转移方向上严格反映出来, 因此, 这个方法可以更为直接地测度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但是, 从社会福利函数的角度看, 基尼系数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因为用基尼系数表示的群体福利函数不一定是严格凹性的, 主要是因为基尼系数对中间阶层收入的变化比对两端的变化敏感, 即处于收入中间位置的两个人, 收入转移对基尼系数的影响远远大于处于收入两端 (极穷和极富的人) 的两个人的收入转移对基尼系数的影响。

6、熵 (entropy) 。

这是塞尔 (Theil) 借助信息论中熵的理念提出了测度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一个新方法。熵度量的一般形式是:

其中, n表示可能发生的事件, 即1, 2, ……i, ……n, 与此相对应的每件事情发生的概率为x1、x2……, xi……, xn, 且有

很明显, 当第i个事件的概率xi越接近1/n, T的值越小, 说明由此测度出的不平等指数越小, 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越小;当每一个xi等于1/n时, T=0, 说明不存在不平等, 即收入分配平均化;相反, 当xi偏离1/n越远, 由此测度出的不平等指数就越大, 说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就越大。它的最大优点是它能很容易在各人群间分解不平等。

但是这一测度方法带有一定的随意性, 并且在计算过程没有充分的直观感。

二、规范测度方法

随着社会的繁荣, 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而不平等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因为对不平等进行测度的时候, 总是要把有关价值判断融入其中。实证测度的各种方法或多或少体现了一些价值观念, 但是它们在测度不平等的时候并没有隐含价值判断, 而测度不平等的规范方法则实现了与价值判断相结合, 也就是说, 规范测度方法以经济福利为基础, 比较全面地度量了经济不平等的程度。

1、道尔顿的测度方法。

道尔顿是最早使用社会福利的损失来测度不平等, 他使用简单明了的功利主义者的社会福利函数, 假设收入是效用的一个主要变量, 并且随着收入的增加, 边际效用是递减的;每个人的效用函数是一样的, 社会福利是社会成员个人效用的总和, 因此, 要想实现总效用最大化, 每个人的边际效用相等, 最终结果是每个人的收入平均化。而总效用增加表示社会福利增加, 相反, 总效用减少, 社会福利也将减少, 这样, 就可以用实际效用总和与最大效用值 (通过向所有人平等地分配给定总收入所得到的效用总和) 总和的差数百分比来表示社会福利的不平等程度。

然而, 由于道尔顿的不平等测度方法是基于效用进行的, 对个体效用的测量性和可比较性有很严格的要求, 而事实上, 由于影响效用函数的因素很多, 而且一些因素很难能用数据来衡量的, 因此描述社会福利的不平等程度并非易事。

2、阿特金森的测度方法。

阿特金森克服了道尔顿的缺点, 以收入为基础, 测度与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有关的社会损失, 因此, 他测算的是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 即完全平等分配减少了的总收入与保持社会福利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的总收入降幅百分比, 则有:

其中, , 表示“平均分配的等价收入”, 也就是说, 存在这一人均收入水平, 当每个人的年收入都等于这一收入水平时, 所有人的实际福利水平总和将刚好等于实际收入分配所产生的福利总和, 为平均收入。

根据函数的可加性和凹函数的性质, 可以证明。ye越接近, A的值越小, 说明分配越平均, 当时, 收入完全均等分配, A=0。因此, A的值介于0和1之间, A越大, ye越偏离, 分配越不平等;A越小, ye越靠近, 分配越平等。

阿特金森的测度方法优于道尔顿的方法之处主要是在描述社会福利时其效用的可测量性和可比较性的要求不是很严格, 即函数U (y) 满足条件U'>0且U"燮0就可以了;测度指标在收入领域内即可完成;社会福利是个体U值的总和, 而在阿特金森的测度方法中的U不仅仅可以解释为个人效用, 而且还可以做其他解释。因此, 在阿特金森的测度方法中可以变换社会福利函数的形式, 只要社会福利函数对边际效用的常数弹性发生变化, 并且确保社会福利最终只能是收入向量的函数和对于任何给定社会总收入, 只有平等分配才能使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

三、结论

无论是实证方法还是规范方法, 都是为了测度经济不平等程度。实证方法比较单纯, 仅仅考虑收入在不同人之间分配带来的不平等, 规范方法把经济不平等与社会福利相结合, 把价值判断融入不平等的测度指标中, 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不平等测度的范围, 但是其测度方法的假设条件与经济现实相比, 仍然是比较严格的, 这就要我们考虑一种更为一般的不平等测度方法, 此方法是以阿特金森的测度方法为基础。

假设社会福利W是个人收入水平的增函数, W满足对称性和拟凹性;正如阿特金森的测度方法, yf为一人均收入水平, 即平均分配的等价收入, 也就是说如果每一个人的收入均为yf, 则此时社会福利总和等于实际收入分配下的福利总和;为每一种收入分配情况下的收入的平均值。

则这种更为一般的测度不平等的方法为:

这是一个规范测度方法, 其福利函数不再是基于个体主义的加性可分得群体福利函数, 不仅适合严格框架下的功利主义福利函数, 而且还适合于非功利主义, 即基于平等的福利函数。在功利主义之下, 此种方法和阿特金森的测度方法相同。同时这种方法明确了每个人在收入分配中的位置, 进而可以理解每个人对自己福利改变时的社会选择的态度。从而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更为一般的经济不平等测度方法。

参考文献

[1]Basmann, R.L., Hayes K.J., Slottje, D.J.Some New Meth-ods for Measuring and Describing Economic Inequality[M].Lon-don:JAI Press Inc, 1993.

[2]Cowell, F.A.Measuring Inequality[M].London:Prentice Hall, 1995.

[3]Dalton, H.The Measurement of the Inequality of Incomes[J].Economic Journal, 1920 (30) .

世界经济秩序为何不平等篇2

从骨瓷到消逝的英国制造业

英国瓷都出名是因为一种骨瓷。据说骨瓷有名是因为它被摔在地上，不会变成通常的瓦块状，而是粉状，因此价格超贵。我打内心觉得荒唐——贵族们是要摔着玩才买瓷器的吗？可能只是为了营销而传播开的一个商业故事罢了。

在整个斯托克市，想找一间商店卖骨瓷并不容易。我试图到先前辉煌过的市区北部的工业区寻找，但眼中只剩下昔日灰暗而破败的厂房，穿梭其中的是那些不曾见证历史的不谙世事的鸟雀们。骨瓷的难寻正好印证了过去若干年中，制造行业在英国的衰落。不仅这一行业，几乎所有需要在厂房中大规模生产的行业在这里基本上都走向衰落，沉寂多年的厂房很多已经废弃，位置好一点的就改造成夜总会或PUB供年轻人买醉，或者像北京798那样的现代艺术博物馆。

不仅制造业，在中国所能见到的各种火爆的行业在这里似乎都找不到印记。大伦敦之外，所能感受的就是全体人民的“游手好闲”。早晨不到9点钟，很难见到有人出现在办公室，下午4点半，整个城市的人准时从办公室消失。即便是私人开设的小商店也像大机关一样准点关门。再扣掉中午一个小时的咖啡时间, 每隔几周就有两天的莫名假期，让在国内过惯了忙碌日子的我跌破了眼镜。

尽管大家都闲着，薪水却不少拿。即使是最“笨”的人——只要你有一份工，不管是看大门还是烤面包，就至少有一千镑薪水。在中部的大学中，普通行政人员可以拿一千多镑，一线讲师会到两千镑，教授则可以到几千镑。但总体说来收入差距比较小，差距太大了政府就会通过征税拿走大半。正如经济学里讲的劳动供给曲线，到后面会向后折弯。上大学时始终不理解，工作了还是不理解，在英国一个星期，彻底理解了。

实用主义的秩序重建

读书时，政治经济学老师讲国际经济秩序，动辄义愤填膺，恨不得手刃帝国主义，为打破国际经济旧秩序而斗争。到旧秩序的园子里走一走，发现其实不必如此激动。可以想象这样的场景：老地主们生活在一个大花园里，每天修剪草皮，烧烤，搭帐篷，晒太阳，饿了就叫厨房做吃的，冷了就叫长工拿衣服，想到好玩的游戏，就叫大家陪他找乐子。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我们就是那些干活的长工，看着老地主吃喝玩乐，心里肯定是老大不愿意。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暗下决心，好好奋斗，早晚有一天，我要过得比你好——而不是鼓动几个一起的佣人去把地主打一顿，抢了他的东西来享受。要知道，如不努力创造新的价值，抢来的享受完之后，你照旧一贫如洗。

有些学者，到现在仍没有逃脱暴民心态去研究理论，看见地主过得好，就吵着去抢他，似乎等着都变成穷鬼，世界经济就新秩序了。在我看来，短工的梦想应该是做长工，长工的梦想是做文书，文书的梦想是做总管，总管的梦想就是做小地主，小地主的梦想就是做大地主，这才是改变自己命运的实际方式，靠天天骂地主、怨天尤人、愤愤不平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世界经济秩序就是这么不平等。好在改革开放的中国是个现实主义的地方，怨天尤人者有，但已不占多数。从手工贸易到加工贸易再到机电产品，我们已快从短工成长为总管了，只要忍得住辛苦，谋得出点子，对得住自家人，与外人的平起平坐，也只是时间问题。

经济不平等篇3

一、收入分配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1. 经济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城镇化的进程。我们知道，农村和城镇相比，城镇的收入分配更加不平衡，随着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迁移，由于城镇人口的人均收入增长率高于城镇，城镇化的过程会加大社会收入的不平衡。在实践表明，在发达国家最近几十年的发展中，不但没有收入不平等的加大，恰恰相反，在一些方面实际上是在缩小的。这是由于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城市低收入阶层政治力量的增长会导致产生大量保护和支持低收入阶层的立法，这些立法能够抵消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支持大众获得国家收入增长中的相当足够的份额。比如，累进税制在抵消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扩大和缩小收入不平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伴随经济增长的是收入不平等的急速扩大;之后，收入不平等程度逐渐稳定，并在后期开始缩小。

2. 收入分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会增加社会的不满，导致社会的动荡。社会动荡会大大地增加政变、革命和大面积暴力活动的可能性，增加政策的不确定性并威胁到产权的稳定。这一切都会对投资起到负面作用，由此导致经济增长的缓慢。因此，目前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收入的不平等有害于经济的增长。在一个极端不平等的社会中，对由扭曲的税收支持的财政再分配的需求会非常高，这会导致较低的经济增长率。阿勒仙奴和罗德里克与佩尔森和塔贝里尼的回归分析都支持了这一假说。但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收入过分公平就会使市场中的个体缺乏动力。再者就是，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利于储蓄的增加，储蓄给投资提高了资金。在长期中，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因此，收入分配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促进经济的增长。

二、收入分配对经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后，为了克服平均主义的思想和实现经济的全面发展，在公平和效率上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更强调“效率优先”的原则，造成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滞后的问题。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及全球化进程，中国正在面临收入差距扩大的严峻挑战。重新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和分配制度，使收入差距维持在合理的范围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任务。

国内现有的实证研究都是使用截面数据或者时序数据进行OLS回归，计量方法比较简单，导致估计结果的可信度不高。本文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方法从截面和时序二维角度进行研究，增强了实证结果的客观性和可信度。

模型如下：

其中，i代表地区，t代表时期。为实际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它是被解释变量;为收入分配状况;为实际人均GDP的对数值，用来检验我国是否存在经济收敛的可能性;为相关年龄组的小学入学率;为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数。

1. 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方法

面板数据模型是在时间序列上取多个截面，在这些截面上同时选取样本观测值所构成的样本数据，它是把截面和时间序列数据融合在一起的数据。根据样本数据的来源不同，面板数据模型可分为固定效应 (Fixed effect) 模型与随机效应 (Random effect) 模型。单方程面板数据模型的一般形式为：

其中，向量，。首先进行模型设定，应通过下面三个假设检验。从四个模型中选择：

第一个假设检验，原假设对所有的，都有;备择假设：存在，使得或者。

第二个假设检验，原假设：对所有的，都有;备择假设：使得。

第三个假设检验，原假设：对所有的，都有;备择假设：存在，使得。

首先进行第一个假设检验，若接受，就选择模型 (1) ;若拒绝了再进行第二个假设检验，若接受了就选择模型 (2) 。若拒绝了，再进行第三个假设检验，若接受了就选择模型(3);否则就选择模型(4)。接下来确定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用模型。一般来说，当横截面的单位是总体的所有单位时，固定效应模型是一个合理的模型。为了更客观、准确地确定模型，需利用Hausman检验来确定模型。固定效应模型一般用最小二乘虚拟变量估计方法 (LSDV) 进行参数估计，随机效应模型一般用广义最小二乘方法 (GLS) 进行参数估计。

2. 分析结果和结论

尽管基尼系数是度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最有效的方法，但准确可靠的基尼系数在国内却无法获得。本文采用类似于Ghosh和Pa的方法，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作为反映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指标，该指标也常被国内学者使用。在我国的统计年鉴中，小学入学率和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数通常作为衡量教育情况的两个重要指标频繁出现，故本文用这两个指标代表教育水平。

上述结果利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得出的。通过SAS统计软件进行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更好。分析结果表明Inequality系数不显著，但均为正值，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在我国短期内城乡收入差距有利于经济增长。我们认为导致Inequality系数不显著的原因可能与该变量的替代选取有关，毕竟城乡收入比无法替代总体衡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这也是本文在数据上存在的一个缺陷。CGDP估计系数为正且较显著，表明中国目前还不存在经济收敛现象。Pschool和Hschool回归系数均为正，且有一半较显著，表明在中国教育水平的提高为经济增长增添动力。

三、结论

本文运用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981～2005年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为收入分配不平等没有阻碍经济增长。本文得到不平等与经济增长正相关的结论或许隐含了一个令人失望的政策含义，即加大不平等程度可以加快经济增长。那么政府会面临两难的抉择，是应该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还是应该促进经济增长?但是现在提出明确的政策建议还为时过早，原因有以下三点。第一，样本的选择、变量的内生性和序列相关性都有可能影响计量结果。第二，虽然面板估计可以修正被遗漏的时期恒量的影响，但这种技术并不能控制所有被遗漏的变量。第三，本文实证的重点是分析不平等和增长在短期和中期的关系。目前还没有足够的数据能够形成完整的面板数据集来验证10年期以上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可能随着时期的增长，不平等和增长之间的显著正相关关系会变得越来越弱，有可能得到相反的结果，毕竟本文样本数据只能分析短期和中期的不平等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摘要：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 也出现了收入分配的严重分化。按照国际标准, 基尼系数在0.4以上表示收入差距过大, 大于0.5表示差距悬殊。2006年和2007年的中国基尼系数都略高于0.47, 可知中国基尼系数现已逼近0.5了, 若再任其发展, 中国的收入分配就将进入差距悬殊的阶段, 这与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因此, 协调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是现今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本文就这个问题来探讨一下目前关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关键词：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基尼系数

参考文献

[1]杰拉德·M.梅尔詹姆斯·E.劳赫:《经济发展的前沿问题》[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任燕燕姜明惠:《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8年3月

[3]郑伟张银杰:《中国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分配关系的分析》[J].巢湖学院学报2006年第8卷5期

[4]伍晓榕:《我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异实证分析》[J].宜春学院2006

[5]郑鹏:《我国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简析》[J].武汉商业服务学院学报2007年6月

爱情　不平等中的平等篇4

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母亲是父亲费尽心机才追到手的。那时，母亲几乎天天唠叨，说父亲见到她的第一天，就要求住在她家，借口天黑路远，回不去了；说父亲为了追她，不惜冒着被处分的危险，半夜从部队跑出来坐火车去看她；说父亲最后还是为她受了处分，肩章上被捋掉了一颗星……

父亲和母亲的生活不算幸福，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母亲出生于书香门第，喜欢舞文弄墨，而父亲17岁就当了兵，读报纸都经常遇到不认识的字。从小，我就常常见他们吵架，母亲总是为了些芝麻大的小事跟父亲大吵大嚷。开始的时候，父亲会赔笑脸，说些轻松的话来化解母亲的怒气。可母亲总是不依不饶，急了还要摔东西，哭闹着捶打父亲，说自己如何委屈，怎么就瞎了眼嫁了这么个没出息的男人。二十多年来，我听母亲说得最多的话，就是埋怨父亲没出息。母亲总说父亲要啥没啥，毛病傻大，除了会耍点儿嘴皮子逗人乐，就什么本事都没有了。我承认，父亲是没什么太大的本事，他始终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军官，是外婆眼里的“小矮子”和“罗圈腿”。但他是我的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我从小就替父亲感到不平。

母亲不会做饭，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不是进厨房的命。”的确，在我记忆中，母亲是从不做饭的。我小时候，父亲还没调回重庆，每个周末，父亲从部队赶回来，第一个任务便是逛菜市场，然后整整两天都给我和母亲做饭，有些一做好就放进冰箱，让我和母亲未来一周慢慢享用。从我记事起，父亲就属于厨房。早先我们家没有房子，住在母亲单位的集体宿舍里，老式的筒子楼，厨房就在走廊里。每次父亲回来，从早到晚地在屋子外忙碌，满身的油烟味，还有满脸的汗水。

父亲的饭做得极好，听母亲说，父亲最初在部队的时候做司务长，专管伙食。每次吵架，父亲都会闷闷不乐地躲进厨房去熬汤。母亲非常喜欢喝汤，无论吵得多么伤心，哭得多么委屈，香味四溢的汤一端进屋，她马上就止住了哭声，抽抽搭搭地坐到了饭桌前。每个周末结束的时候，我们家的冰箱里都会盛满食物，而水杯和水壶里也都盛满了开水，接下来的5天里，母亲惟一需要做的家务，就是把饭菜从冰箱里端出来，放到笼屉上热一热。即便如此，母亲还常常抱怨父亲不在我们身边，不能很好地照顾我们娘儿俩。

父亲不仅做饭，家里的其他事务，无论巨细也全操心。母亲不仅很少料理家务，甚至连自己的衣服都很少洗，更别提照顾我了。母亲从小就像我的老师，只负责告诉我人生的种种道理，而不负责饮食起居。

高三那年，父亲为了更好地照顾我和母亲，经过长期努力，终于调回重庆。和父母朝夕相处的一年中，我深切地感受到母亲和父亲之间的不平等，甚至对母亲的一些举动，我都不能容忍。父亲却不仅能够包容，而且安然地放纵母亲。每天早上总是父亲起来做饭，并洗刷碗筷；每次家里来了客人，母亲都喜欢当着客人的面数落父亲，陈述自己为这个家所做的一切，比如为这个家挣了许多钱；每次奶奶来，母亲都爱在奶奶面前历数父亲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偏听偏信的奶奶，便开始训斥父亲。我最看不下去的便是母亲喜欢跟父亲说：“昨天，我们单位的某某请我吃饭，他比你强多了。要不，咱俩离婚算了。”而每次父亲听了这话，只会回答一个”好”，然后就若无其事地接着做他的饭去了。

我读大二那年夏天，父亲住院了，得的是肝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得到这个消息时，我整个人都傻了，第二天就从上海坐火车回了重庆。这一次，母亲破天荒地去了医院，而且不再读书，也不再写作，而是陪在病床前。见到母亲的时候，我真的有些恨她，虽然她比父亲有知识，虽然许多生活的道理都是她告诉我的，但是，站在父亲的病床前，我还是觉得她渺小而可恨。这二十多年来，如果她能够替父亲分担一些家庭重担，也许父亲就不会得这样的病。那天，我和母亲大吵一场，冲着她大叫：“你以为你挣了钱就是承担了家庭的责任?没有我爸，你挣再多的钱都没用!”

去世前3个月，父亲提出要回家住，我坚决反对，母亲却不顾我的反对，搀着父亲回了家。不可思议的是，父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围起围裙进厨房，无论我怎么叫嚷和阻拦，父亲还是坚持去做饭。而母亲始终没有说话，靠在厨房的门上，看着父亲为她做饭。我急得都快哭了，冲着母亲嚷：“爸给你做了一辈子饭，难道你就不能看在儿子的面上饶他这一次，自己做顿饭吗?”可是，母亲没有理我，父亲也没有理我。老两口就像过去的几十年一样，一个闲着，一个做饭，看得我心都要碎了。

父亲的行动已经非常滞缓，那顿饭做了很长时间。最后，母亲竟然来了气，冲着父亲发火：“难道你真的不愿给我做饭了吗?你说过要给我做一辈子饭的!”嚷完，便哭哭啼啼躲进卧室。我忍无可忍，父亲却还跟从前一样，颤悠悠地把汤端上了桌。与以往不同的是，母亲很长时间没有走出卧室。父亲用汤勺舀了一勺香浓的排骨汤，缓缓地蹲下来，轻轻地浇在卧室的门缝边，很快，诱人的香味便弥漫了整个屋子。过了好久，母亲走了出来，如同多年来一样，她撅着嘴，胸中似乎有千般委屈万般怨怒，还是抽抽搭搭地坐到餐桌旁，有滋有味地吃了起来。

父亲只为我和母亲做了5顿饭。5天后，我和母亲把肚子高高鼓起的父亲重新送进了病房。在我和外人看来，母亲还是那个不会照顾人的母亲，父亲住院期间所有的饭菜都是年迈的奶奶做的，所有的衣物都是我洗的，而母亲整日坐在父亲的床边，只做一件事情，那就是给父亲读她自己写的书。我曾听母亲这样对父亲说：“孩子他爸，以前你从来不看我写的书，现在你病了，就好好躺着听我给你读书吧，这书里有你也有我呢!”

临终时，父亲把我叫到病床前，没有泪水，只有一句话留给我：“毕业后回重庆陪着你妈，给她做饭。”而留给母亲的也只有一句话：“孩子他妈，我走了，以后再也不能给你做饭了。”为了这句话，母亲整整哭了一个星期，不吃不喝地哭，谁也劝不住，反复说的只有一句话：“你说要给我做一辈子饭，你说话不算数，还没到一辈子，你就不给我做饭吃了。”

父亲走后不久，母亲就搬到二叔家住了。二叔小父亲5岁，小母亲7岁，也做得一手好饭。二婶很明事理，对母亲搬去同住没有任何异议。母亲总算又能喝上自己喜欢的汤了，精神也渐渐好了起来。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重庆，和母亲生活在一起。这时我才渐渐发现，原来母亲一直是那样依赖父亲，不仅在生活上，而且在精神上都完全依赖父亲。在母亲心里，父亲其实并没有走。

我被分配到万州区一个事业单位，就劝母亲搬出二叔家，跟我一起生活。母亲说，给她一个晚上的时间考虑。那天半夜，我听见母亲的房间里传来“呜呜”的哭声，便爬起来，从虚掩的门缝一瞧，只见母亲坐在父亲的遗像前哭泣，手里拿着枚一元钱的硬币，对着父亲的遗像说：“孩子他爸，儿子让我跟他一起去万州，可是我不想离开老二呀，老二做的饭就像你做的饭，搬过去，我就找不到你了呀！哎，还是让它来决定吧。”母亲颤抖着把那枚硬币抛了出去，我看不到结果，眼睛已经模糊了。

为了我上班方便，母亲还是搬到了万州。我天天上班忙，没有太多时间给已经退休的母亲做饭，就常常从饭店里买些饭菜带回家。有一天堵车，我回去晚了，进屋的时候，竟看见母亲在厨房做饭，她笨拙地切着土豆片，泪水挂在腮边。我突然间想起父亲临终前的那句话，泪水渐渐湿润了眼眶。

父亲去世第四年，一个周末的下午，我跟母亲说：“要不，您再找个合适的老伴，免得我上班了您一个人在家闷得慌。”母亲听了我的话，竟然张皇失措。我忙笑着安慰她道：“您别急，我说的是真的。您原来不是说单位里有个比爸爸更好的老头儿吗?要不，您也带到家里来，我看看?”没想到，母亲却哭着躲进卧室，直到吃晚饭时才出来，眼睛哭得像个桃子。从此，我再也不敢跟母亲提找老伴的事了。

父亲去世第六年，母亲在时光和寂寞的催逼下，追随父亲而去。临终前，母亲对我说：“把我所有的书和你父亲的遗像一块儿烧了吧，让他和我一起走。”母亲去世那天晚上，我流着泪看完了母亲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我和父亲一样，几乎从不看母亲写的书，而直到此时，看完了母亲的最后一本书，我终于明白，母亲原来是那样地深爱着父亲，依赖着父亲，只不过她爱的方式与众不同罢了。其实，她的生命是长在父亲身上的。

经济不平等篇5

关键词：经济增长,不平等性,经济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中一个永恒的课题, 诸多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相互影响, 对于它们之间的关系, 有理论研究也有实证研究, 对于不平等性的测算也一直是一个重要问题, 刘杨 (2009) 对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做了实证研究, 其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具有负面影响, 并且这种影响随着时间发生变化, 在短期内有非常强的负作用, 之后变为正, 再逐渐下降至微弱的负作用, 从累计的影响看, 收入差距对经济的影响始终是负的;王祖祥 (2006) 在《中部六省基尼系数的估算研究》中提出采用加总收入分布密度函数和基尼系数方法, 解决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分组收入数据问题, 计算了中部六省的基尼系数, 以此测定不平等性。此前的研究在测算不平等性时, 用到的都是基尼系数, 本文基于我国1978-2008年的数据, 利用平均对数离差的方法来测算收入的不平等性, 并对我国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进行再探讨。本文共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不平等性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影响的意义及相关文献评述;第二部分是本文的主体, 是实证设计;第三部分是本文的结论。

二、实证设计

1. 数据来源

本文中用到的数据为我国1978-2008年各地区 (除去台湾省外的22个省、4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的国内生产总值, 数据均取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由于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没有相应的数据, 我们在样本中没有考虑这些地区。

2. 收入不平等性的测算

在本文中我们采用平均对数离差来测算一个国家内部收入的不平等性, 其计算公式为 , 式中, 为x的平均值, n为样本的个数, 显然, 当一定的情况下, 其方差越大, 表明变量之间越分散;方差越小, 表明变量之间越紧凑。平均对数离差越大, 表明在一个国家内部收入越不平等, 因为反应不平等性的变量之间的方差较相对平等性的经济变量的方差要大。

3. 增长率的测算

观察两个相邻年份的经济量X, 首先根据消费价格指数对这两个经济变量中的其中一个做折算, 不妨对后一年的做折算, 然后令t表示第一年, t+1表示第二年, 对应的经济观察量为, 那么增长率的计算公式为。。

4. 各种变量的变化图 (图1-3均是经过处理后的数据在Excel中的折线图, 图4是在Eviews5.0中实际GDP与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关系图)

5. 实证分析

图1是我国实际GDP从1978-2008年的变化, 从图1可以看到, 改革开放后, 我国经济增长较快, 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改善, 而且实际GDP的变化呈现出边际递增的趋势;图2给出的是各年实际经济增长率;图3是收入不平等性:对数离差的变化情况, 从图中不难看出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差距是逐步缩小的, 但是随着经济发展, 从1990年开始, 居民的收入水平逐渐扩大, 也就是生活水平差距变大, 在2006年达到最大, 随后这种差距开始缩小。图4是我国居民人均GDP与收入不平等性的关系图, 图中显示在经济发展水平低于一定的临界值的时候, 不平等性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渐缩小的, 而当经济发展超过这个临界值, 经济发展水平与不平等性之间表现出正相关的关系, 但是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个水平之后, 不平等性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缩小。从图4看出, 经济发展与不平等性的关系有呈现倒U型结构发展的趋势。

三、结论

本文基于1978-2008年我国国内实际人均生产总值以及各地区人均生产总值, 绘制了国内人均生产总值变化的趋势图, 计算了各年的经济增长率, 利用平均对数离差的方法测算了地区收入水平的不平等性, 进而描绘了不平等性与国内实际人均生产总值的关系, 实证结果表明:自从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经济增长呈现出边际递增的趋势, 这说明我国的经济发展一直在持续提速;我国内部收入的不平等性在改革开放初期有缩小的趋势, 在1990年开始增大, 并于2006年达到最大值, 之后收入不平等性开始缩小;经济增长与不平等性的关系表现为不平等性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变大, 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的水平后, 不平等性随着经济的发展有缩小的趋势。

按照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 一国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会随着经济发展而经历上升、达到最高点、下降的变化过程, 我们的实证结果与库兹涅茨假说基本上是一致的, 这说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我国已经开始走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小的局面, 这对于和谐社会的发展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王祖祥:中部六省基尼系数的估算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 2006, (4)

经济不平等篇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步入快车道,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45.2亿元上升到2014年的636463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81元上升到2014年的46531元,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奇迹;与此同时,中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2.57倍扩大到2013年的3.03倍,CO2排放量也从1978年的14.39亿吨增加到97.2亿吨,经济的快速增长伴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和生态环境的破坏,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愈加显现。随着一系列环境污染问题的持续发生,中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社会福利的普惠性受到严重挑战,为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的构想,以推进中国经济发展步入包容性绿色增长轨道。而在前期相关的研究文献中,学术界极少将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碳排放三者的关系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进行研究,从而缺乏对三者关系的一个准确把握和影响机制的探究,而准确检验“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碳排放”的因果关系是探讨三者关系的前提,也是中国经济实现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理论基础,为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如何破解资源环境约束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

2 文献述评

Kuznet(1995)[1]提出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倒U型假说,但学界对这一假说的经验研究结果却不一致,Barro(2000)[2]支持倒U型假设,但Acemoglu等(2002)[3]在对拉丁美洲和亚洲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的研究表明不支持倒U型假说。一方面,Bandyopadhyay和Basu(2002)[4]发现发展中国家增长与不平等呈现负相关关系;米增渝等(2012)[5]对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增长和不平等亦表现出负相关关系;同时,Halter等(2014)[6]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在长远情况下对经济增长是负向影响。另一方面,Aghion(1999)[7]研究分析发现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间存在正相关关系;GARCIA-PE珦NALOSA和Turnovsky(2007)[8]和Frank(2009)[9]的研究也发现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间也存在长期正向关系。另外,部分学者还得出两者间关系不确定的结论,Sylwester(2000)[10]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从长期来看与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但就短期来说主要是负相关关系;Bjornskov(2008)[11]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关系和政府意识形态有关,左翼政府执政下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是负相关关系,右翼政府则相反。

自Grossman和Krueger(1991)[12]提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以来,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课题,但各方研究观点并未达成一致。就国外的研究而言,Esteve和Tamarit(2012)认为国民收入水平与二氧化碳排放存在EKC曲线关系,即存在较强的非线性关系[13];但Lantz和Feng(2006)[14]采用加拿大数据研究发现人均GDP和碳排放间不存在相关关系,Akbostanci等(2009)[15]根据土耳其的数据研究也发现收入和碳排放间不存在EKC曲线关系。同时就国内的研究而言,许广月和宋德勇(2010)[16]、林伯强和孙传旺(2011)[17]、杨骞和刘华军(2012)[18]的研究均发现中国现阶段收入的增加是导致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经济增长的速度直接影响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相反,林寿富(2014)[19]却发现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和经济增长间不存在EKC曲线关系。上述文献由于样本区间选取和研究方法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观点,但仅是关于收入水平变动对二氧化碳排放影响的单方面的传导机制研究,对两者的逆向或者反馈机制未曾考虑。杨子晖(2010)[20]研究发现广大发展中国家呈现碳排放增加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但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在加强。

作为EKC曲线的延伸和修正,收入不平等和环境质量的关系亦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问题,同样因样本的选取差异形成了两种观点,一是收入不平等不利于环境质量改善,Torras和Boyce(1998)[21]的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是环境质量退化的重要因素,并认为收入的增加能有效提升环境质量;Coondoo和Dinda(2008)[22]把环境污染假定为私人物品,研究也发现国家间的收入不平等对碳排放水平有显著影响;Golley和Meng(2012)[23]的研究发现随着财富向低收入阶层转移,国民收入的增加有利于降低边际排放率,进而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二是收入不平等有利于环境质量改善,Ravallion等(2000)[24]研究发现在既定的平均收入水平下,较高的收入分配不平等能有效的减少碳排放水平,降低边际排放率是实现减贫和减排的双赢手段;Heerink等(2001)[25]的研究也认为收入的不平等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

综合现有研究不难发现:首先,大量文献以先验性的假定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和碳排放三个变量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为前提,尚未探讨变量间的相互反馈机制;其次,已有研究大多是基于其中某两个变量的关系的探讨,缺乏将三者关系纳入统一框架进行研究的先例;而且,EKC曲线仅仅是对经济现象的归纳,缺乏足够的经济学基础,难以克服单方程检验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但是无论是基于KC还是EKC假说的研究都得出变量间存在明显的非线性关系的结论,而传统的Granger因果检验难以检验出变量间存在的非线性因果关系;最后,在政策设计方面,节能减排政策缺少公平性设计,收入分配政策未纳入碳排放等环境要素,不利于精准扶贫和生态扶贫工作的展开。

因此,本文采用Hiemstra和Jones(1994)[26]提出的HJ和Diks和Panchenko(2006)[27]提出的非参数Tn方法检验“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碳排放”间的非线性因果关系,在克服传统研究中的先验性的因果假定的情况下研究三个变量间的反馈机制和作用方式,寻找三个变量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因果关系,为新常态下中国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借鉴。

3 研究方法简介与数据说明

3.1 HJ非线性因果检验法

Bake和Brock(1992)[28]认为利用线性因果检验的方法考察非线性因果关系的结果往往不准确。为此,他们引入空间概率中的关联和(Correlation Integral)概念,并提出一种非参数检验方法描述事物间的非线性因果关系。Hiemstra和Jones(1994)则放松独立同分布的假定,允许研究变量间存在弱相关关系。

假设Xt和Yt是两个平稳的时间序列,定义Xtm为Xt的m阶领先向量矩阵,其中Xtm≡(Xt,Xt+1,…,Xt+m-1),m=1,2,…,t=1,2,…

定义为Xt的Lx阶滞后向量矩阵,,其中Lx=1,2,…,t=Lx+1,Lx+2,…

同理定义为Yt的Ly阶滞后向量矩阵,,其中Ly=1,2,…,t=Ly+1,Ly+2,…

同时假定m、Lx、Ly≥1,且任意取值的e>0,原假设“Y不是X的格兰杰非线性原因”成立的条件是:

其中,Pr(·)表示概率函数,‖·‖表示最大范数。式(1)左边是给定任意两个滞后Lx阶的Xt滞后向量矩阵以及任意两个滞后Ly阶的Yt滞后向量矩阵的距离均落在带宽e内的概率,任意两个元素m阶领先的{Xt}向量矩阵的距离也落在e内的条件概率。式(1)右边为给定任意两个滞后Lx阶的Xt滞后向量矩阵的距离落在e内的概率,任意两个元素m阶领先的{Xt}向量矩阵的距离落在e内的条件概率。借助联合概率的比率可以进一步表示式(1)中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的条件为:

在满足Xt和Yt是严平稳和弱依赖性的假定下,原假设“Y不是X的格兰杰非线性原因”接受的条件就转化为检验如下方程式是否成立:

其中,σ2(m,Lx,Ly,e)的一致估计量为:。

3.2 非参数Tn非线性检验方法

令滞后向量矩阵分别为与,其中Lx、Ly≥1,则原假设可以表述为

令,其中Zt=Yt+1,原假设H0表明的分布将保持不变。为了方便讨论,本文假定Lx=Ly=1,并移除对应的时间下标。此时,原假设H0意味着在给定条件(X,Y)=(x,y)时,Z的条件分布与给定的Y=y时Z的条件分布相同。原假设H0用联合分布函数重新表述后意味着如下关系式成立,即:

此外,令函数g(X,Y,Z)=fY2(Y),则将式(3)重新表述后的原假设H0意味着如下关系式成立:

基于随机向量的局部密度估计式可以构造如下Tn检验统计量进行非线性格兰杰因果检验,即:

同时,上式的检验统计量收敛于正态分布,即:

其中,表示分布收敛,Sn表示Tn(·)渐近分布方差的估计值。

3.3 数据说明

本文的主要是对中国“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碳排放”三者的非线性因果关系进行研究,样本选取的时间跨度为1978~2012年。其中,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y)作为经济增长的表征变量,并以1978年为基期进行平稳性处理;以各年的城乡人均纯收入差距(gini)表征城乡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状况,上述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78~2012);二氧化碳排放量(CO2)数据来源于IEA数据库,并根据中国各年人口总数进行人均化处理,各变量均为年度变量,并进行对数变换。

4 实证结果及分析

4.1 单位根检验

在进行实证分析前,为避免原始数据的非平稳性和模型可能出现伪回归等问题,先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主要采用传统的ADF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为了避免样本偏差和检验功效较低的问题,同时采用DF-GLS方法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对于非平稳的变量进行一阶差分使其成为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lnco2、lngini和lny都是一阶单整的时间序列,其一阶差分序列均为平稳过程。

4.2 变量的非线性检验

为考察中国“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碳排放”三者间的非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本文主要采用BDS和RE-SET两种方法检验各变量间是否存在非线性的动态变化趋势。在检验中,运用Karagianni(2012)[29]的研究步骤,先采用最优的VAR模型过滤各变量间的线性关系,再对经线性过滤的残差序列进行非线性动态趋势检验。非线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的检验结果可知,无论是采用BDS检验方法还是RESET检验方法,绝大多数检验统计量均表现出复杂的非线性动态变化趋势,符合进行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的前提条件。

4.3 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

现有的非线性因果关系研究表明,当时间序列呈现非线性的动态变化趋势时,传统的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将无法正确检验出变量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因果关系,如果忽略变量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而采用传统的Granger因果方法检验则会出现显著性的估计谦差。因此,本文主要采用Hiemstra和Jones(1994)提出的HJ方法和Diks和Panchenko(2006)提出的非参数Tn方法同时检验“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碳排放”间的非线性因果关系,以期更全面的反映变量间存在的因果关系。本文先采用最优的VAR模型和GARCH模型对各变量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进行估计,以过滤其相互间的线性依存关系,再对残差序列进行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采用e=1.5σ的带宽参数,得出基于共同滞后阶数(Lx=Ly=1,…,5)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注:①各个双变量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基于AIC和SIC信息准则确定。②“基于VAR系统中lnco2和lngini的回归残差”是指双变量VAR模型中以碳排放作为被解释变量所获得回归残差,下同。③BDS检验统计量渐近服从正态分布,RESET检验统计量服从F分布。④括号内为对应的P值。⑤***、**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显著性水平上拒绝“线性”原假设。

注:①Lx=Ly表示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中的残差序列的滞后阶数;②***、**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拒绝原假设。

由表2检验结果可以发现,基于共同滞后阶数的检验结果表明上述结果稳健可信。研究发现,碳排放是城乡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格兰杰原因,且影响较为长远;经济增长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非线性格兰杰原因,且对收入的再分配影响深远。这说明中国碳排放的增加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难以避免的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负面冲击;同时随着经济的增长,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经济增长的普惠性机制和包容性缺乏;三变量间主要呈现出由碳排放增加到经济增长再到收入差距拉大的单向因果关系,相互之间缺乏反馈机制(具体参见图1);表2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目前仍处于倒U型EKC曲线的第一阶段,即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形成经济增长伴随碳排放不断增加的恶性循环;同时收入差距的扩大通过作用于经济增长导致碳排放转折点的不断延后,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严峻的资源和环境约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化,一举成为国际间第二次产业转移的主要受益国,发达国家大量的低端制造业、高能耗高污染企业向中国转移;同时,国内企业在政绩竞赛的驱使下不断重复上马高能耗高污染项目,国际产业转移和自主产业发展的共同作用导致中国能源消耗量剧增。同时煤炭的资源和价格优势使得中国保持着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导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续增长,环境污染状况持续恶化。在巨大的能源消耗和人口红利的作用下,虽然中国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奇迹,但经济发展的普惠性较差。中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体制和城市偏向政策对农村地区形成巨大的虹吸效应,农村地区的资源以剪刀差的形式向城市供应,人为的造成农村居民的初始收入水平和劳动收入远低于城市居民,形成了差别化的原始资本积累,比如同工不同酬等问题;加之资本收益率远高于经济增长率,加剧了城乡居民在财产性收入方面的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呈现不断扩大趋势;相反,城市化的滴涓效应并不明显,城市对农村地区的经济拉动作用不足,导致农村发展长期落后于城市和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同时由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反向自身修正能力较弱(李雪松,2013)[30],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在短期难以缓解。2009年,国务院承诺到2020年中国的碳强度在2005年的基础之上降低40%~45%的目标,但是由于中国存在“碳排放→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的单向非线性因果关系,因此,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的负面冲击,并影响民众收入的持续增加。为此,实现经济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表2还表明,中国城乡收入不平等在某种程度上是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格兰杰原因,但影响程度逐渐减弱并在长期呈现负面影响。在短期内,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刺激劳动者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或者增加劳动供给来提升自身的收入水平;但是在长期,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不仅严重制约消费的增长空间,同时也制约人力资本的优化升级。消费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消费水平取决于居民可支配收入,但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存在差异。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不均造成收入差距的扩大化,边际消费倾向较低的高收入阶层获取较多的财富,而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低收入阶层却陷入收入停滞的陷阱,这使得社会整体消费能力得不到有效提升;另外,收入不平等导致人力资本投资滞后,形成大量的摩擦性失业,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升级;此外,收入的不平等会对居民的幸福感造成负面影响,间接的给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不稳定因素,影响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但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极为复杂,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经济与非经济因素的冲击,因此很难得出两者关系的简单结论或者因果关系,中国亦是如此。

5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在非线性格兰杰因果关系的框架下深入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碳排放”三者间的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呈现出“碳排放→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的单向非线性因果关系。虽然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在一定程度上是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格兰杰原因,但长期来看呈现负相关关系,所以在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和普惠性成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升级的重要议题。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中国经济在节能减排政策下如何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普惠性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中国经济增长如何适应新常态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并初步表现出“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陷阱”的态势。

本文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

①中国政府不仅需要大力支持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推动能效利用水平的提高,还要加大节能降耗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力度;

②应积极推广碳交易平台试点和研究碳税或者环境税的征收细则,从源头上和总量上降低碳排放和扭转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并同国际社会合作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在碳减排的约束下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提升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③加大环境污染治理的资金投入力度,创新生态补偿机制,在环境治理的同时注重生态扶贫;积极整合环保执法力量,加大对企业偷排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从政府执政手段的角度确保环境保护政策的切实可行和行之有效。

④加大农村地区教育和医疗的投入力度,开展各种形式的农业技能培训,扩大医保覆盖范围,提升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和增收潜力;实施精准扶贫和生态扶贫相结合的策略,加大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向农村地区的倾斜力度,提高对贫困区域和贫困人群的转移支付力度,设立专项生态扶贫产业资金,重点发展当地特色产业和生态产业,实现边远穷地区脱贫致富和生态保护的协调推进;

⑤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实现城乡劳动力资源的自由流动和公共服务的平等待遇,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加大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力度,促进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完善农村地区物流体系和消费安全网络建设,积极开拓和挖掘农村消费市场潜力。

摘要：运用HJ和非参数Tn非线性因果检验方法对中国“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碳排放”三者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呈现出“碳排放→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的单向非线性因果关系。碳排放是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格兰杰原因,即碳排放的增加单向促进经济的增长,且影响较为长远;经济增长是导致城乡收入不平等的非线性格兰杰原因,短期内无法逆转其对收入分配的消极影响;城乡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扩大在短期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长期来看是负相关关系。基于此,围绕实现中国经济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提出了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提高农村地区的收入水平,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新格局等政策建议。

经济不平等篇7

关键词：收入不平等,消费不平等,实证分析

一、引言

缩小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差距, 刺激居民消费需求进而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发展一直是诸多国内学者们所研究的热点问题。城乡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 使得城乡居民消费呈现“断层”现象。陕西省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增长明显低于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按当年价格计算, 城乡人均纯收入比率从1978年的2.33上升到2008年的4.10, 城乡泰尔指数从1978年的0.068快速上升到了2008年的0.221, 年均增长率达4%。而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差距也在拉大, 从1978年的278元增加到2008年的7270元, 扩大了26倍多。

因此, 本文的研究问题是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如何影响居民消费不平等, 以及如何缩小陕西省城乡居民的收入不平等, 抑制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差距的扩大。基于1978—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 本文集中探讨陕西省城乡收入不平等对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影响, 通过改善收入和消费的不平等状况, 刺激居民消费需求的上升, 最终实现经济长期而稳定的增长。

Perri和Krueger (2006) 探讨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消费不平等并没有伴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增加而增加。收入不平等和消费不平等的偏离主要由组内收入不平等的不同变动趋势引起。Jappelli和Pistaferri (2009) 的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水平和增长速度都明显高于消费不平等, 收入不平等主要是由于工资所得的不稳定程度。上官敬芝 (2009) 实证分析了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程度, 研究发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形成城乡消费差距的关键因素。蒋南平和刘巍巍 (2010) 就1985—2007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支出的影响进行了解构分析, 结果表明我国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差距的扩大拉大了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差距, 而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的增加有利于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差距的缩小。费佳丽 (2010) 对我国城乡消费差距现状的成因进行了探讨, 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是造成消费不平等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 有关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 国内外学者的已有研究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特征:第一, 对于收入不平等的衡量指标, 已有文献主要集中于基尼系数、城乡居民纯收入之比以及百分位数之比;第二, 所采用的时间序列数据时间跨度较短, 可能对分析结果的可靠性产生影响;第三, 有些研究仅仅进行了理论分析, 缺少必要的实证检验。基于以上考虑, 本文以陕西省为例, 基于1978—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 采用泰尔指数来衡量城乡收入不平等, 将城乡人均收入和人口的变动考虑在内, 能够较真实地反映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变动情况, 此外, 基于单位根和协整检验的相关理论, 实证探讨了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的长期均衡关系。

二、实证分析

1、基本假设

居民用于消费的部分主要来源于其收入中的可支配收入部分, 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的不平等是造成城乡居民消费“断层”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 本文的基本假设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 城乡收入不平等的会扩大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差距, 即城乡收入不平等对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起正向效应。

2、变量设定

本文采用泰尔指数作为城乡收入不平等的衡量指标, 泰尔指数是衡量城乡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指标之一, 而且该指标对处于高、低收入阶层的变动较敏感。主要通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以及城乡居民人口数计算得到。泰尔指数 (TL)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在上式中, i表示年份, j表示城镇和农村地区 (j=1表示城镇地区, j=2表示农村地区) , Xij表示第i年城镇地区 (j=1) 或农村地区 (j=2) 总收入, Xi表示第i年的总收入, Yij表示第i年城镇地区 (j=1) 或农村地区 (j=2) 人口数, Yi表示第i年的总人口数。

用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作为城乡消费不平等的衡量指标, 人均消费支出比通过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值得到。

3、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的时间序列样本区间为1978—2008年, 1978—2003年城乡人均收入和城乡人口数据来源于《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 2004—2008年的数据来源于2005-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1978—2008年城乡人均消费水平数据来源于《陕西省统计年鉴2009》, 1979年城乡人均消费水平原始数据缺失, 本文采用1978年和1980年原始数据求取算术平均数得到。

4、实证模型

本文研究陕西省城乡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 以陕西省城乡人均消费水平之比作为因变量, 衡量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的指标, 采用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泰尔指数为自变量, 作为衡量城乡收入不平等的指标, 建立模型如下:LNCI=C+a·LNTL+ε。

上式中, LNCI表示城乡居民人均消费的比值, C为常数项, LNTL为城乡收入的泰尔指数, α为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系数, ε为随机误差项。

三、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1、单位根检验

为了防止时间序列数据的“伪回归”现象, 本文首先采用ADF (Augmented Dickey Fuller) 检验LNTL和LNCI的平稳性, 并确定它们的单整阶数。

从单位根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LNCI和LNTL的ADF检验t值均大于其在1%和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的绝对值, 不能拒绝原假设, 说明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和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水平都是不平稳时间序列, 然后对变量LNCI和LNTL进行一阶差分, △LNCI和△LNTL的ADF检验t量均大于其在1%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的绝对值, 拒绝原假设, 说明至少在99%的置信水平下, △LNCI和△LNTL是平稳时间序列, 所以它们为一阶单整序列。

2、变量的协整检验

本文采用适用于两个变量的Engle-Granger两步协整检验法, 第一步, 对变量LNCI和LNTL进行OLS回归, 回归结果如下式所示:

第二步, 对OLS回归结果中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表明, 残差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所以收入不平等和消费不平等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因而采用OLS回归仍能获取一致性估计量。

3、回归结果讨论

从协整检验结果可以得出, t统计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系数值0.33表明, 城乡收入不平等每上升一个百分点, 城乡居民的消费不平等提高0.33个百分点。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起着正向关系, 即收入不平等增加了消费不平等。本文实证检验结果和费佳丽等人的理论分析结果一致, 说明城乡收入不平等是居民消费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1、结论

本文基于1978—2008年陕西省时间序列数据, 实证分析了城乡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协整检验结果表明, 城乡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具有正向作用, 即城乡收入不平等加剧了消费不平等, 而且城乡收入不平等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 消费不平等水平相应地增加0.33个百分点, 说明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是消费不平等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2、政策启示

根据上文分析可知, 陕西省城乡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加剧了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增加。因此, 要缩小城乡收入不平等, 逐步消除城乡居民消费的断层现象,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促进农村非农产业发展。陕西省由于自然环境、资源禀赋等多方面因素, 凸现出明显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与关中地区和陕南地区相比, 陕北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显著偏低, 通过生活用水、交通运输和信息传输等基础设施建设, 可以有效地改善当地农民收入和消费状况。此外, 陕北地区可以利用其丰富的煤、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 加快对外的经济交流, 推进当地经济发展, 缩小地区之间差距。一些地区的农民可以充分发挥当地的传统文化和地域优势, 发展手工艺品和乡村旅游, 这样不仅促进了城乡居民的文化交流, 也增加了农村居民的非农收入。

(2) 推进城市化进程, 提高农村居民收入。陕西省城市化水平显著滞后于工业化水平, 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进程的不同步性严重制约着陕西省整体经济水平的提升, 尤其是偏远地区农民收入的提高。考虑到工业部门吸纳就业能力的局限性, 可以推进第三产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主要依靠服务业发展, 同时定期举办外出务工人员的职业推进农村居民城市化水平, 提高农村居民总体收入水平, 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此外, 提升大中城市, 尤其是大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能力, 形成“网状式”城市发展集群, 促进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

(3) 适度引导城镇居民对农村居民消费的“示范效应”。由于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 可以适度引导城镇居民形成健康的消费方式, 这样能够更好的指导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同时, 通过改善陕西省居民收入分配结构, 减少城乡收入不平等, 刺激城乡居民消费, 特别是农村居民的消费, 逐渐消除城乡居民之间的消费断层, 促进陕西省居民消费水平和质量的整体升级, 发掘其对经济长期而稳定增长的“助推器”的潜能。

参考文献

[1]Perri, F、Krueger, D:Do Income Inequality Lead to Consumption Inequality?Evidence and Theory.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6 (73) .

[2]Jappelli, T、Pistaferri, L:Does consumption inequality track income Inequality in Italy?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2009 (11) .

[3]上官敬芝: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J].财会通讯, 2009 (12) .

[4]蒋南平、刘巍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影响的解构分析:1985—2007[J].消费经济, 2010 (1) .

[5]费佳丽:我国城乡消费差距现状的成因和对策建议[J].消费导刊, 2010 (1) .

语言不平等篇8

1 语言的平等与不平等

二十世纪语言学最坚实的成就之一, 就是摈弃了某些语言或方言本质上比其他语言或方言更好这一观点。任何有当代语言学素养的人都不会否认语言的每种变体从根本上来说是平等的;它们都拥有所有人类语言的共同特征, 例如都有自己的词汇, 都是受规则支配的, 甚至声望最低的语言变体也可能展现出一套极其复杂的结构模式, 这些特征本质上并不存在不平等。

而那么多语言不平等现象又是哪里来的呢?所谓语言不平等, 就是说人们在将涉及到语言结构基本核心的“语言平等”视为理所当然之后, 观察到的词汇 (尤其是学术词汇) 和专门领域之类更加外围方面表现出的不平等。所以, 语言的平等与不平等实际上是说:语言本质上是平等的, 但在使用上有不平等的现象产生。

谈到语言不平等, 国内学者比较多提起的是英国语言学家赫德森对它的研究。而他对语言不平等的分类也是得到广泛认可和借鉴的。赫德森将语言的不平等分为三类:交际不平等 (Communicative Inequality、纯语言不平等 (strictly Linguistic Inequality) 和主观不平等 (Subjective Inequality) 。

2 关于语言不平等的讨论

2.1 纯语言不平等

几年以前, 有一句小品台词流传甚广。一位男演员带着上海口音, 很不高兴地与人理论:“不要以为我们知识分子不会骂人, 你母亲地!”这句台词之所以经典, 是因为它非常书面语非常夸张的用词“母亲”不是准确地表达出“知识分子”的身份。这句话就涉及到了纯语言不平等。

纯语言不平等与一个人所知道的语项有关。所谓语项是指词项、各种各样的规则 (用于把这些词项的音和意在句子中结合起来) 和对这些规则的各种各样的制约。一个人所使用的语言与其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关系密切。而这种由于使用反映其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语项而产生的不平等就是纯语言不平等。举一个“行话”的例子。所谓行话就是仅在一个专业领域内部流传的语项 (用词及组句方式) 的特殊使用。因此会说“行话”的人就被认为是内行, 听不懂“行话”的就被认为是外行, 像这样由语项带出关于内行、外行的判断, 进而产生了不平等, 这就是纯语言不平等的反映。

2.2 交际不平等

交际不平等关心的是如何使用语言学项目去进行有效交际的知识, 而不仅仅是关心语言学项目本身的知识。也就是说交际不平等涉及的是一个人“会不会说话”的部分。我们说言语是“技能性活动”, 其“技能性”表现在他要求“技能性”的指示, 应用这类指示的成功程度, 取决于一个人实践的多少 (并且取决于诸如智能等其他因素) , 我们平时所说的“失言”就是对这种技能没掌握好。以《非常6+1》中的某小品为例。一个“脑子不够用”的人在第一个婚宴上, 由于不会说话让新郎新娘很不高兴, 于是被嘱咐在第二个婚宴上别说话。他很听话地坚持到第二个婚宴结束。临走的时候很得意地对新郎新娘说, “这回我可啥也没说, 你俩离婚可别怪我!”类似失言的人, 都会被贴上“脑子不够用”的标签, 更有甚者会被认为傻、笨。他们的语言会让自己在竞争中甚至生活中处于劣势, 这就是典型的交际不平等。

另外人们对口吃的人总会存有偏见。口吃也可归因于语言技能掌握不理想。口吃的人总是不容易把其要表达的意思连贯地讲出来, 会不自觉地卡在某个字上, 下一个字跟不上。又口吃带出的不平等也是交际不平等的典型表现。

2.3 主观不平等

顾名思义, 主观不平等涉及到人们对彼此语言的主观看法。主观上, 个人或某语言集体会对某种说话方式有自己的解读, 对使用这种方式说话的人也有自己的认定, 尽管依据语言而构成的这样一种判断可能极其错误。主观不平等是三种不平等中与我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得最紧密的一个。小到同学聊天时喜欢用方言来加深对彼此身份的认同;招聘时对语言掌握的要求 (青藏线上的乘务员除要求会说普通话外还要会用简单的英语、藏语会话) ;大到大学毕业对英语水平的要求 (学习英语本身是一项技能, 不存在不平等吗, 但是为什么要选择英语, 英语为什么具有通用性?) 都与主观不平等有关。而引起广泛回响的关于方言使用的讨论也正涉及到主观不平等。

当普通话的使用已经成为习惯的时候, 突然有人提出普通话是政府强迫使用的语言, 而其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以北方话为基础的设定更是政府硬性的规定, 因此, 普通话的认定存在不平等。对此, 首先应该明确规定一种通用语言在我国是十分必要的。中国地域广阔, 方言种类繁多, 而这些方言虽然都是汉语言的变体, 其差异之大, 有时操不同方言的人甚至无法进行交流。随着各地之间各种交流的增加, 通过政府规定一种语言变体为标准语言方便交流是势在必行的。而之所以以北方话为基础是因为北部平原地区较之南部山区语言地域差异较小, 具有较多的相似特点, 便于普通话的推广。

在社会生活中方言确有声望高低之分, 操认可度高的方言的人受到礼遇, 操认可度低的方言的人受到歧视的现象确实存在。对此我们不应表面地谈论操某种方言的人如何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或强调语言不平等应该被消除, 而应该看到语言不平等产生的根本原因-社会不平等。例如, 广东经济发展迅速, 经济优势带动广东方言的流行, 北京作为政治中心它所拥有的政治优势使得北京方言一直有着较高的流行度。而东北方言的流行则应归结于今年赵本山小品的火爆, 人们的文化生活被其深刻影响。人们对于某种方言及操着某种方言的人的印象都是某种社会现象在语言上的折射。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平等发展导致了各地区发展的不平等, 而方言作为人们判定彼此地域特征的最明显标志, 无奈地承担了人们对相对欠发达地区的歧视。哪些关于方言的抱怨实际上是对语言不平等后面的社会不平等的抱怨。

语言作为社会活动的产物, 它的产生、发展与它所在的社会有着很大的关系。语言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的产物, 无论哪一种语言不平等都体现着某种社会不平等的思想:对于外行 (纯语言不平等) 、口吃的人 (交际不平等) 的歧视不是社会不平等吗?抛开社会不平等讨论如何破除语言不平等就好像在讨论如何不拔根的情况下除草。要消除某种语言不平等则应该考虑如何消除它所反映的社会不平等现象。社会不平等消失了, 作为人们交流工具的语言则自然没有了不平等。

结束语

语言作为人类智慧与情感交流的工具, 只要它能够胜任其赖以产生的特定社会语境的文化信息交流的需要, 便都有着其各自产生的社会、历史必然性与存在价值的合理性。语言本质上是平等的, 但在使用中产生了不平等。对待语言不平等, 我们首先应该明确不平等产生的环境, 再深入剖析其产生的社会原因, 以求得根本的解决之道。

摘要：语言中存在着一种不平等现象, 它是社会不平等的产物。本文从语言的产生、社会的不平等, 以及语言使用者的特点等方面探讨语言的主观不平等、纯语言不平等和交际不平等。

关键词：语言不平等,社会不平等,语言

参考文献

[1]R.A赫德森.社会语言学.华夏出版社.1990.

[2]戴炜栋, 何兆熊, 华钧.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1989.

[3]彼得.特拉吉尔.社会语言学导论.商务印书馆, 1992.

[4]张承平, 万伟珊.汉语语言歧视现象散论[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 2004.

爱，由来不平等篇9

中年人恋爱，大体像老房子失火，几乎没得救。女友不顾自己已经是一个上初中男孩的妈，一个成功地产商的妻，义无反顾地向电视台告了长假，去北京的语言学校学习，并毛遂自荐当了华侨的“经纪人”。每有演出及活动。她既当主持人又当献花使者，还到处拉企业赞助。然而，对方最终不适应这种唱和相随的情侣关系。两人吵崩了，女友的“德国梦”随之破灭。

从北京铩羽而归时，她已有9个月没有回家了，以她老公的阅历与精明，岂有不明白的，她怎么有脸回家?

她曾想，老公不动声色地来机场接她。你们猜，见了面，她老公送上的重逢礼物是什么?不是一顿羞辱，而是一辆宝马。她老公淡淡地说。回来就好，电台给你重新安排工作可能需要一段时日，这段日子别闷坏了，送你一辆车是让你可以随时兜风会朋友。

她心虚得不敢去看丈夫的脸，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她不敢相信她出走的这一页就这样不受追究地翻过去了，她不相信丈夫不知情，可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她犹豫挣扎了5年，直到儿子去外地上了大学，自己也老得“扑粉都掩不住褶子了”，她觉得是摊牌的时候了。一天，她一面擦拭餐桌一面问正在看报纸的丈夫：“当年我去北京……”丈夫敏捷地打断她：“我知道。”“我本准备出国的……”“我也知道。”“那你为什么接受我回来?”丈夫取下眼镜，深深看她一眼：“我不愿意你受打击。你应该明白。我对你的爱意，远超过你对我的爱。我一直对自己说，爱一个人要有气量，所以我选择不追问不追究，等你自己想明白了再做决定。”她的眼泪，猛然间纵横了一脸。

我一直以为这段故事是杜撰出来的，直到看到法国新任总统萨科齐出自传承认，他的妻子塞西利亚两次为了情人出走纽约。而她每次归来，他都喜出望外。我这才相信，在男女之间，类似“园丁与花园”一般不对等的爱，普遍存在。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深情意长，能宽恕与谅解她的全部过错，仿佛任劳任怨的园丁；另一个人始终回应得淡淡的，还经常生出“旁枝逸出”之心，仿佛不甘寂寞的花园。

大部分情况下，男人似花园，女人似园丁。结婚20年，女人看男人吃饭饮水的眼神，就像看她最得意的儿子；习惯了这种思维的女人，当看到法国总统的家事，反而会为那男主角鸣不平：她哪里配得上他这样对她?

呵呵，凭什么?就凭在他们的感情生涯中，她做定了姹紫嫣红的花园，他肯当甘之若饴的园丁。没办法，爱是不可思议的，爱生来不平等，爱是三生石前欠下的债。刘德华日前在回答“谁能嫁给刘天王”时说：“她要温柔，她要有一头长发，更重要的是，她爱我的程度必须是我爱她的10倍。”刘天王很自私很没理?我倒觉得他诚实得可爱。没错．以他的成就。他是没办法扮演园丁的，那么只有委屈女方来当园丁喽。讲实话，能管理刘天王这样一座常开不败的花园是当园丁的荣幸，因为，人家杨丽娟哭着嚷着要当“园丁”，全国人民都称她不够格哩。

收入不平等的测量方法篇10

关键词：常用不平等指标,收入流动性指标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近些年来关于收入不平等的研究很多,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从收入的不同时期来考虑收入不平等问题;二是从不同年份收入居民收入相对位置变化来测量收入不平等,即收入流动性。收入流动的概念比较复杂,不同人有着不同的理解,但大多数人认为收入流动性具有很强的指向性,它着重反映每个收入对象在不同时期的收入水平及变化。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J os e p h S c h u m p e t e r)为说明收入流动,提出了“宾馆模型”(th e Sc h u mp e t er H ot e l M o d el)。在该模型中有人在流向较高收入阶层时(向上流动),也就会有人流向较低的收入阶层(向下流动),因此可以通过将向上流动与向下流动进行比较,来判断整体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是否得到改善,如果一定时期向上流动(即向较高收入阶层的流动)大于同期向下流动(即向较低收入阶层的流动),则表明整个收入不平等状况是在改善;相反则表明恶化。所以进行收入流动性分析具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从收入的不同时期来考虑收入不平等问题的研究已经很多,方法也相对比较成熟,而从收入流动性来考虑收入不平等的文章还比较少。近几年陆续出现了一些,比如:Nee和Liedka等(1997),Khor和Pencavel(2005,2006),王海港(2005,2007),尹恒、李实和邓曲恒(2006),王洪亮(2009),孙文凯等(2007)和章奇等人(2007),他们都对我国收入流动性进行了阐述,但是从一有研究来看,收入流动性测量方法比较单一,而且缺乏创新。本文在以前的研究基础上,对常用收入不平等指标进行了归集。在衡量我国收入不平等问题时,我们要全面考量,才能更加全面的说明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现状。

二、常用不平等测量方法

目前,学术界常用的不平等的测量方法有方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就是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下:

1、方差

方差是用于说明收入分配的离散程度的,(y1,y2,……yn,)为一组收入数据,μ为收入的数学期望,(yi-μ)为离差,方差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s2表示方差;n表示所调查居民数。

在分组的情况下,方差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pi为人口份额。方差越大,说明该收入分配的离散程度越高,收入差距就越大。

2、变异系数

方差是从绝对角度说明收入分配的离散情况,它容易受变量本身和样本的影响,而变异系数是从相对角度来说明的,消除了这方面的影响,从而更易于两个样本总体比较。常用的是标准差变异系数,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vs为标准差系数。

vs反映了收入偏离人均水平的相对差距,vs值越大,表示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大。

3、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在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提出的。它是从洛伦兹曲线推导出来的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程度的一个指标。基尼系数把洛伦兹曲线所表示的收入差距量化,适用洛伦兹曲线与绝对平均线之间所围成的面积大小来度量收入差距的,也就是用洛伦兹曲线的弯曲程度来度量收入分配的,是国际上通用的反应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标。最早基尼系数公式为此后基尼于1914年证明了一个重要定理:G=2SA。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后人又将此式进行了改造,现在常用基尼系数为相对基尼系数,公式为:

这个公式计算起来比较麻烦,现在我们一般可用简化公式:或,其中y1≤y2Λ≤yn,n为样本数。

基尼系数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一种不平等指数,基尼系数摆脱了完全只关注均之差异的缺陷,而且是一种可直接度量的简便方法,具有直观意义。基尼系数满足洛伦兹曲线一致性公理,但不完全满足分解性公理。而由于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标在国内外已经被广泛地使用,鉴于其可比性,国内外学者在研究收入不平等问题时以就把它作为主要的衡量指标。

4、泰尔指数

1967年泰尔(Theil)根据统计信息理论提出一种新的测度指标,在《经济学和信息理论》中借助信息理论中的熵的概念提出了泰尔熵度量。熵度量的一般形式是:

其中α≠0,1

式中α是熵系数;yi是第i个人收入;μ是平均收入。

当α-1时,熵度量变成泰尔指数:

泰尔指数是熵度量的一种形式,其最大的优点在于它能很容易地在个人群间分解不平等。另外,泰尔熵指数和基尼系数之间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如果说基尼系数对中等收入水平的变化特别敏感的话,那么泰尔指数则对上层收入水平的变化很灵敏。泰尔指数也有它不足之处就是完全没有直观性,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它只是一种公式的构造。

三、收入流动性测量方法

1、收入转换矩阵

首先,将样本数据收入将收入由低到高划分为n等分组,标出每个样本在基年和末年所处的位置,计算出在基年每一收入组人数中,到末年位于各收入组的人数的比重,就可以得到收入转移矩阵。收入转换矩阵如下:

其中,转换矩阵的元素pij表示基年处于第i收入组的人,到末年位于第j收入组的概率。在计算收入转换矩阵之前首先要将样本根据收入高低划分为不同的收入组。最常用的收入分组方法是按收入等分法,即按收入由低到高将样本排序,然后将所有样本平均分为几个等分组。然而从这种转移矩阵获得的有关收入流动性的结果会受到总体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影响。已有的大多数文章都是采用五等分矩阵,但在收入差距很大时可以采用不等份分组方式。与等分组不同的是,这种分类下个样本组的样本数目不同。为了度量收入流动性,我们需要计算以下四个基于收入转换矩阵的流动性指标:加权平均移动率、惯性率、亚惯性率和开方指数。以五等分矩阵为例,它们的公式分别为:

惯性率、亚惯性率和开方指数是值越小,表明收入流动性越大;加权平均移动率是值越小,表明收入流动性越小。

2、MS和MF指标

S ho rro cks在1 97 8年提出一种适用于观测期较长的数据的流动性指标MS。yit表示第i个人在t时期的收入,那么yt所有人在t期总收入即yt=[y1t,y2t,……ynt],同样道理yi表示第i个人在整个T期内的总收入即所以y=[y1,y2,……yn,]表示所有人在T期内的总收入。下面介绍一下MS指数。MS=1-R其中

其中μt是t年的平均收入,μT是T个年度平均收入之和。该式右边分子表示长期收入不平等,分母是各期不平等的加权平均,I(·)为任何一个符合洛伦茨准则的收入差距指标,肖洛克(1978)给出的各期权重为,所以MS越大表示收入流动性越强。本文在计算MS时用的不平等指标为基尼系数。但Benabou和Ok(2001)对S h o rro ck测量方法提出了疑问,例如下面三个过程:

Ⅰ:收入向上变动(1 0 0,2 0 0,200000)→(100,200,300000)

Ⅱ:收入向下变动(1 0 0,2 0 0,200000)→(100,200,100000)

Ⅲ:收入不变(100,200,200000)→(100,200,200000)

计算三个过程的MS值分别为4.99×10-5,5.91×10-5和0。由此可见该指标的数值和符号都不能够很好的说明收入流动过程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所以该指标在衡量收入流动性对收入不平等影响效果方面并不理想。鉴于此,菲尔茨在2005年提出了一个能够反映长期收入差距的流动性指标MF。

其中是平均收入向量,Y1是基年收入向量,I(·)是一个不平等测量指标(这里用基尼系数公式)。并且MF值越大表明收入流动性对长期收入差距作用越大。由以上公式可得如下性质:

(1)当MF>0时,表示长期收入不平等小于基年收入不平等,即收入流动性有助于长期收入差距缩小

(2)当MF<0时,表示长期收入不平等大于基年收入不平等,即收入流动性加剧了长期收入差距

(3)当MF=0时,表示长期收入不平等程度与基年的不平等程度相同,即两期收入差距不平等程度相同

以上性质我们同样可以通过上面的三个过程进行验证得MF值分别为-3.9×10-3,6.6×10-3和0,有上面例子很直观可以看出收入流动是加剧了还是缩小了收入不平等程度

收入流动性测量方法很多,比如有相关系数法和福利方法测量(King指标)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四、结论

本文主要从两方面论述收入不平等测量方法:一是常用的不平等指标,包括方差、标准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二是收入流动性测量指标,包括收入转换矩阵、MS和MF指标。通过这些指标归集希望为以后研究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