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长（精选十篇）
大学校长 篇1
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 占公办高校总数93.5%的省属高校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有其重要地位。山东省是高等教育大省, 截至2011年, 全省普通高等学校达134所 (中央属高校3所) , 数量仅次于江苏省, 居全国第二位。其中, 本科院校63所, 省属高校占了大多数。这些省属高校的校长是一个有理想、有作为的群体。他们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深远, 因而走近并了解他们办学理念和治校方略,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和发展脉络, 汲取经验, 预测未来。
最近, 黄琦同志编著、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大学校长访谈录》, 收录了14位省属普通本科现任或原任校长的访谈纪录,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走近大学校长的机会, 聆听他们的远见卓识。
本书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展示办学理念和治校方略
该书汇集了山东省14位高校校长关于当前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谈话内容。对每位接受访谈的校长先做了“人物”简介, 交代访谈的时间和具体地点。然后根据内容分成若干板块分别记述访谈内容。板块的设计, 都是针对人们关于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困惑和认识的, 其实, 就是关于办学理念和治校方略的全面展示。许多访谈内容, 既立足高等教育当前现实, 又展望高等教育未来发展;既有理论层面的深刻剖析, 又有现实层面的明确解答;既肯定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可资借鉴和大力弘扬的好经验、好做法, 又挑明了目前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某些误区和偏差。从一定意义上说, 该书是编著者为读者提供了一桌“问计高等教育改革”的盛宴, 读之使人深受启发。
尽管校长们谈论的话题, 内容多样, 角度不同, 但核心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 那就是通过深化改革、提高质量, 促进高等教育的科学发展。校长们思考最多的是办学理念、办学定位问题。当前, 由于思想准备不足、理论研究滞后、政策引导不到位, 全国高等学校出现了分类不清、定位不明、缺乏特色、发展方向趋同的同质化现象。大多数高校还是一个模式、一种发展路径, 按传统的精英教育模式培养学生, 造成了“千校一面”“千军万马抢过独木桥”的局面。如何立足实际、科学定位、实现特色发展, 成为当前高校现代化建设不可回避、必须解决的问题。许多校长的谈论围绕“办一所什么样的大学和如何办好这所大学”“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而展开, 紧跟国家和全省战略部署, 密切结合区位和学校实际, 发挥自身的工作经验和国外访学经验等优势, 在发展目标定位、学科专业定位、服务面向定位、教学定位、人才培养定位、师资队伍定位、科学研究定位等方面, 进行了具有针对性和前瞻性的思考, 对克服高等学校的同质化、促进特色发展, 具有重要的启导意义。
二、诠释焦点和热点
14位接受访谈的校长围绕目前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的焦点和热点问题, 坦诚地进行了交流, 真实地表达了态度和主张。访谈内容覆盖了市场经济与教育转型、知识传承与教育创新、大学文化与大学精神、外延扩张与内涵发展、教育行政化、办学自主权、多校区办学、教授治学、现代大学师生关系、教学与科研关系、人才队伍建设、政产学研融合, 以及艺术教育、女子教育等问题。校长们观点鲜明, 信息丰富, 言之成理, 持之有故, 分析问题能抓住要害, 体现了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例如:赵彦修校长提出的“理想的大学要真正按照功能去做, 而不是按照功利去做”的观点可谓切中肯綮、一语中的。尽管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 不能不受市场经济所制约, 但是, 大学不能过度追求功利, 校长应该专心治校办学, 发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功能。谈及大学的要害问题, 温孚江校长则是直言“大学的要害就三个:学术至上、育人至上、管理至上”, “国家对高等教育负有责任”, 要做到“三权统一、三位一体”。针对目前社会上广为关注的少数大学生道德滑坡、文明缺失等问题, 王崇杰校长则大声疾呼“要让大学生对传统历史文化有敬畏感”“既有知识又有文化的人才才是全面发展的人才”。就地方新建本科院校如何定位、发展, 韩延明校长提出了要办有规律、有规划、有规矩、有规模的大学;要办有德性、有实力、有创新、有特色的大学;要办有理想、有理念、有理论、有理性的大学;要办强配置、高质量, 有核心竞争力、有社会美誉度的, 学生满意、家长放心的, 受人尊重的大学。就“教授治学”问题, 韩校长认为, “教授治学”比“教授治校”更符合中国高校现实。而“教授治学治什么?一治教学, 二治学科, 三治学术, 四治学风”。他还提出“办大学要遵循三大规律:高等教育发展规律, 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和人才成长发展规律”。这些, 凸显了作为教育家的校长的理论水平。还有, 马连湘校长对“政、产、学、研相融合”这一新观点的阐释, 王春秋校长提出多校区管理的“错位发展”模式, 程新校长提出的“大学的科学研究必须反哺教学”的观点, 夏临华书记关于现代大学制度的思考, 张新义校长对地方大学布局的规划, 孙秀丽、范素华校长关于女子教育的探析, 潘鲁生、张志民校长关于艺术教育的阐述, 都能提高人们对大学教育的认识。尤其是潘鲁生校长的预见:“中国大学冲击世界一流, 很可能在艺术院校中率先突破。”我也有此预感。纵览《大学校长访谈录》一书, 校长们从办学实践出发所提出的有理有据的观点、见解, 鞭辟入里。
当然, 由于人们的认识不同, 校长们的某些观点与言论, 有的可能还可以进一步商榷。
三、精心设计的访谈
编著者黄琦同志曾经担任过多所高校的校长和教育主管部门领导, 对高等教育的认识和领导管理的经验深有体会。因此, 访谈问题的设计, 明确、深刻、巧妙、有序。所提问题, 既基本涵盖了目前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方方面面, 又针对受访者的特点;采访之前认真“备课”, 充分准备, 根据各位校长不同的专业特长、经历背景、学校实际等, 设计谈话提纲, 确定谈话内容, 引导谈话导向, 充分发挥了每一位受访者的最大优势, 以一问一答的方式, 引导他们娓娓道来、侃侃而谈。在一问一答之间, 呈献给读者的是对问题的剖析和挖掘, 对矛盾的忧虑和思索, 对理想的憧憬和向往。没有掩饰、没有回避、没有唱高调和耍辞令。在坦诚交流中汇聚了这些校长们关于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真知灼见。
对每位校长访谈之后, 都有“采访后记”, 记述采访过程中的情景。特别是介绍了被采访者的工作经历、性格爱好, 以及学校发展历史、校园风物等, 补充和丰富了对学校、校长及其观点的了解和理解, 增加了读者的感性认识。
大学校长 篇2
同学们，你们好!
我想先擦去眼角的一些泪花，否则我恐怕看不清楚我的稿子。4年以前，你们来到复旦，和所有的复旦人一起享受复旦的百年庆典。那时候，你们作为最年轻的复旦人，积极忙碌在校庆的各项活动中。和以往历届的学生相比，甚至是和以后若干年的各届学生相比，你们在复旦的生涯有着一个不同凡响的开端。
4年以前，同样在这个体育馆，我们举行开学典礼。4年以后，你们中的大部分人将离开复旦，或者说暂时离开。你们是我就任校长以来送走的 自己在复旦学院时班级的名字。的，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不同种族的人们有着不同的文化传承，展示出独特的智慧光芒。通识教育要告诉学生主导未来世界的文化是什么，然后教会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在纷杂的世界里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特的个性，同时在与人相处和沟通的过程中，养成宽容、尊重、公正和坦诚的精神。和以往的学生相比，你们这一届的学生有着更多的出国交流的机会，统计显示有15.0%的学生先后参加过出国出境的交流项目。我们将尽学校最大的力量让学生有更多海外交流的机会。
复旦的通识教育，应该充分展现学术的魅力。通识教育的课程不是根据知识的类别来设置的，它关注的是当代社会与人类的发展问题。我们要求复旦的学生要“关注人类命运，关注社会发展，关注百姓疾苦”，既然有这样的培养要求，那么我们的课程就要展现这些基本的问题，哪些是涉及人类命运的根本问题，环境、资源、文化的保存等等;社会发展的趋势和可能性，科学技术、文明冲突、组织形态等等;还有现实的问题、百姓的诉求和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等等。很难想象，这些课程背后没有专业思维的支撑，没有我们最新的科研成果、学术见解的支持。通识教育有责任让我们的学生通过最基本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的训练，赋予大脑逻辑、推理、论证等复杂的能力，理解不同学术专业思维的不同，不同的复杂程度，不同的潜力，不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有一个调查显示，我们09届的毕业生，有近90%的人感到为了理想而奋斗是快乐而有价值的。我想，这种快乐不仅在于我们能够怀着理想走上社会，更有赖于我们在大学四年所作的知识的准备，学术的训练，独立判断和创造的能力。我知道，因为全球经济不景气，毕业班的学生感受到了就业的巨大压力，也再一次感受到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感受到了抉择的痛苦。很不幸，这一抉择必须你自己来作出。父母、同学和师长，都不能替代你去判断，去决断。今天，在这么一个炎热的天气里，我穿着这身华丽的袍子，站在这里冒充“无所不知的校长”，也不能代替你们抉择。我只能告诉大家，如果没有理想，生活的一切都会是苦的。我年轻的 时候下乡六年，在农村做过五年赤脚医生，过得苦而快乐，因为我有理想。理想主义就是我们深藏于心灵深处的精神源泉，它不断地支持我们在现实世界里生活，在受到俗事纷扰的时候，回到自己的心灵世界，滋养生息，重新出发。大学校长毕业典礼演讲稿
最后，请允许我引用毕业墙上的文字来作为结束：毕业万岁，青春万岁，梦想万岁，友谊万岁!我自己再加一句，复旦万岁!
大学校长演讲参考范文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作为南开大学校长、学位委员会主任，现在，我宣布：
根据xx年6月23日南开大学学位委员会学士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决定，授予文学院、历史学院、哲学系、法学院、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外国语学院、经济学院、商学院、经管法试点班、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数学学院、物理学院、化学学院、信息技术科学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软件学院、汉语言文化学院、药学院、泰达学院的2805名本科毕业生，南开大学学士学位。祝贺你们!
同学们，在表达祝贺的同时，我还要特别向你们表示感谢。xx年，当我来到南开大学，你们是我迎进门的 学，无一时而不学，无一处而不学”。
今天，我们庆祝你们从这个校园毕业了，我们也祝愿你们此后的人生没有不及格——因为“挂科”可以补考，人生只有一次。
在这里，我恋恋不舍地为你们送别。
我知道，南开留给你的不会只是光荣和快乐，一定也会有委屈和苦恼。但我相信，以后你会越来越想念新开湖畔的梧桐、图书馆前的灯影、马蹄湖里的荷花、大中路上的白杨，那是一种家的感觉。想家的时候，就常回家看看，不要跟家里断了联系。
亲爱的新校友们，请记得，南开的品格因你们而发扬光大，南开的精神因你们而生生不息!
90多年了，南开大学一直在这里。从1919年至今，南开录取过90届学生，总数不足16万人。但南开之所以受人尊重，就是因为这些学生的表现。今天，我不再重复历届校友中的那些熟悉的名字，将来，你也是其中的一个!
大学校长眼中的大学精神 篇3
主持人：李文君
投稿邮箱： liwenjun163@163.com
大学精神引领大学和社会的进步
郭东明 大连理工大学副校长
大学之所以能经久不衰、走向社会的中心，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大学的精神对社会的进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大连理工大学60年的建设就充分说明了这点。
大学应始终保持一种令人向往和追求的精神。大学自治、学术自由、追求真理是大学精神的应有之义；同时，大学精神同时代、历史和文化特色密切相连，是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彰显和体现，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坚韧精神；“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格物致知，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这些都是很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的大学精神。
大学精神需要一代一代人不断塑造和丰富。大学可以没有围墙，但是大学在精神、追求方面引领着社会的精神、文化、思想、科学技术的发展。
大学精神的培育
周介铭 四川师范大学校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内正处于社会转型的艰巨期，国际间的交流日益频繁、竞争亦日趋激烈。置身于这样的生态环境之中，大学要想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需要大学培育与环境相适应的教育观念、人才观念、服务观念、竞争观念、创新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符合时代要求的价值理念与精神文化，而这一切，正是培育大学精神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纵观现代大学发展史，可以发现，作为以追求真理、传承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己任的大学，若没有积极向上的理想、催人奋进的精神，那将缺乏自我更新发展的生机活力。大学在促提高、谋发展时，只有树立远大的目标，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在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照耀下，才能于教泽绵绵，薪火相传过程中不断取得成就。
通过培育大学精神能够更好地促进大学的协调发展。学校要谋求发展，不但要注重校园自然景观的建设，更要通过传承与创新，构建能反映自身特色，时代特色、中国特色的高校人文景观。要建好一所大学，就要全面地梳理传统的思想资源和先进的教育理念，要协调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共同发展。大学要以探索科学技术，解决现实问题为己任，但大学又决不是仅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和适应社会当前需要而设立。大学要传授的是一代代学子一生都需要的最重要、最基本的知识、方法和思想，它要探求人类最有普遍意义和恒久价值的真理，让人们知道为什么和应该怎样。所以，大学之谓大，非面积之广，人数之众，而是在开放包容、兼收并蓄、借鉴扬弃、革故鼎新的过程中，形成利人惠众的品位与气质，惟其如此，大学方能在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中真正做到与时俱进。
现代大学越来越重视通过塑造大学精神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大学的影响力大小是大学生命力强弱的标志。一所学校影响力越大，知名度越高，其发展空间就越广，于社会的贡献也就越多。当前，很多大学逐渐认识到这一点，在对外宣传时，不仅仅介绍自己的专业设置、师资队伍，而且越发重视宣传自己的特色、理念、精神、目标和价值观，在介绍自己成绩和实力的同时，更加注重自身文化品位的展示。实践证明，有特色的大学精神可以提高学校的影响力和美誉度，为学校的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培育大学精神已成为推进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
从本质上讲，培育大学精神就是提炼大学的核心价值观，就是构建先进的校园文化。培育大学精神，要以切合实际、特色鲜明、促进内涵发展为出发点。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域外的先进理念是我们在瞬息万变的新的社会条件下，进行校园文化建设的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大学文化建设的内容很广泛，贯穿于大学活动的一切领域和环节，既是理论抽象，又是实践操作，但其精髓体现在理念、精神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上，越其如此，才抓住了大学发展的根本，根本固则枝叶繁，因此，大学精神在大学的生存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大学的灵魂，发挥着激励意志、规范行为、凝聚人心的功能。
培育大学精神，关键要结合学校实际，获得师生和社会的广泛认同，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学校的理念与精神是在学校发展的过程中生长起来的。应在总结学校发展历史，提炼学校发展经验，反思学校发展问题，分析学校发展现状基础上加以归纳、论证，只有对学校的历史与现状作充分地研究，既重视传统进行纵比，又强调借鉴进行横比，分析与其他学校相比较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才能增强办学理念对学校发展的导向性，培养起既尊重客观规律又体现时代特点的大学精神。
总之，发展是大学永恒的主题。培育大学精神，当求真务实，立意高远，在传承与创新的过程中建设富有个性特色的大学文化，促进学校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大学校长的好坏在于是否尊重大学精神
徐显明 山东大学原校长
我认为，一个懂得大学规律的校长，他的首要责任是要坚定地守护住大学精神。这种守护必然要从他的管理权运行开始。那就是要打破对教授的“管理观念”，树立对教授的“信任”和“服务”观念。校长行政管理的出发点是要尊重学术和相信教授。当大学校长尊重学术、信任教授的时候，教授就获得了尊严感，各种权威自然会趋于平衡。如果一个大学里面的制度环境中存在不信任教师的因素，校长以“管教授”姿态自居，那么必然形成对大学精神的污染。
对教授的信任体现为对大学教授的“不管”上。山东大学有个做法，对经过学术委员会集体认可的一部分教授，实行一种不考核的制度，对于绝大多数的二级教授则是三年“自考”一次，方式是自己述职。哈佛大学的前任校长萨默斯被迫辞职的重要原因是他不尊重教授，进而大家公认其有违大学精神，干涉了教授的学术权利，过度扩张了校长的管理权。作为有过政府部长经历的人，萨默斯公然去挑战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则，实际上是其在故意扩大权力评判。萨默斯认为大学养着那些没有创造力的教授，是对大学资源的一种浪费。这完全是经济学的观点，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在这个意义上，他的确违背了大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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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大学精神
大学精神的核心是以育人为第一要旨，以全面人才教育为大学使命。育人的重点，首先是培养学生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培养有抱负、有政治远见、有广博知识、有责任心的人。要教育学生以天下为己任，继承前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报国之情，学习前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鞠躬为民的品德。关心天下大事，使自己服从于社会，服从于国家，服务于人民。其次是理想、信念教育。理想和信念是精神世界深层次问题，它取决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目的、人生理想、人生追求和科学的自然观、历史观、社会观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第三是培养爱心。要教育学生爱父母、爱生活、爱事业、爱祖国。第四是培养高尚的人格。坚持真理，胸怀坦荡，高风亮节，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第五是培养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不但教育学生如何认知，如何做事，更重要的是如何做人。引导学生敢于奋斗，善于成才。总之，育人的目的就是实现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使我们的大学生“成为理想远大、热爱祖国的人，成为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人，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成为视野开阔、胸怀宽广的人，成为知行统一、脚踏实地的人。”
论大学校长 篇4
对于校长, 虽然其称呼因历史而异, 因国别或地域而异, 但共同的理解很明白, 校长就是学校的头, 就是学校管理的最高领导。大学校长便是大学行政的最高领导人。
校长并不是随着大学的诞生就立即产生了的, 有些大学创办之初十几名学生, 一名教师, 一间教室, 它几乎没有什么行政事务;有的话, 这位教师就可担当了, 何必再设一个校长。当然, 现今的大学, 创建的条件之一便是要有校长, 其筹建工作本身就日益复杂了。从整个历史的角度看, 校长之必要是随着大学发展而出现的。
即使在今天, 校长 (随后讨论的皆指大学校长而不再特称大学校长) 的地位与作用, 对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大学也有所不同。所以, 相关的一些问题也需在一定的条件下展开讨论。
一、校长是大学的灵魂
有学者认为:“大学校长是学校的灵魂, 即大学校长对一所大学的成功创建、平稳运行、革故鼎新、进步发展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1]并且, 有一调查, 结果是“很赞同”和“赞同”“大学校长是学校的灵魂”这一观点的, 校长之中占62.89%, 而在教授和中层管理人员中占74.80%[2], 即大部分人赞同“灵魂”之说。
另有学者说:“从某种角度来讲, 校长是大学的灵魂。”[3]这种说法与前一说法有一点不同, 关于“校长是大学的灵魂”的观点只是从某种角度来讲的, 并非在任何意义下皆如此。那么, 这个“某种角度”指的是什么呢?在哪种情况或条件下或从哪个角度讲就不是这样的呢?
也有人说“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如果这一说法是恰当的, 又如果校长代表了教授们的精神和思想, 那么, 说“校长是大学的灵魂”也就可以成立。这就是一种有条件的相对的说法了。
灵魂实指精神、意念之类, 泛指起指导和决定作用的因素。当然, 在说“校长是大学的灵魂”之时, 也指校长的思想、精神, 尤其指校长关于大学的理念。把“校长理念是大学的灵魂”直接说成“校长是大学的灵魂”, 这没有多大问题, 注意这一实质即可。
假若有些校长没有自己的理念, 或者他只是重复地叙述着别人的理念, “校长是大学的灵魂”的说法是否仍然成立呢?而这样的校长确实是存在着的。
假若一位校长虽有自己的理念, 但他的理念因某种缘故而最终未能在自己的任期内形成决定性的影响, 那么, 对这位校长而言, “灵魂”之说是否仍然成立呢?
假若一所大学, 校长的权力本不大, 影响也远非决定性的, 那么, “校长是大学的灵魂”的说法还成立吗?这不纯粹是虚拟的假设, 而是确有其例的。
欧洲大陆, 如德国, “校长的权力并不大”[4], 任期也不长, 教授们的权力相对较大。在法国, 1968年之前还曾有过不设校长的时期。在英国, 牛津、剑桥的校长曾经“是由学院院长之中遴选或轮流出任的。而且任期很短, 一年或两年。……这两所大学的校长, 协调性或象征性大于实质性”, “相应地, 这两个大学的学院院长任期无限, 权责大”。[5]所以, “校长是大学的灵魂”之说, 至少对于欧洲, 对于欧洲某些国家的某些时候并不贴切。
甚至于, 如德国哥庭根大学这样世界著名的大学, 打开这些大学的历史画卷, 人们所看到的是由一位位世界顶尖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哲学家……写就的历史, 并未看到哪几位校长的特殊功勋。在这种情况下, 说“教授是大学的灵魂”还比较实际一点。
近20年来, 牛津、剑桥这两所大学的校长也开始在学院院长以外的人员中挑选, 任期也有所延长, 其影响与领导作用正在加强之中。但这只是近期的一些变化。
诸如蔡元培、梅贻琦分别任北大和清华校长10年以上 (后者更长) 且影响甚大的校长, 在欧洲难见。洪堡的思想影响很大, 但他并不是作为大学校长的影响。蔡先生、梅先生这样堪称大学灵魂的校长也主要见诸中国20世纪上半叶。
综上所述, “校长是大学的灵魂”是在一定条件下才成立的, 是一个具有相对意义的命题。
这些条件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校长个人的条件, 主要是有他的理念, 并且应是鲜明的、独特的、先进的理念, 这是一个基础。反之, 校长若没有自己的理念, 或者虽有, 但属平庸、一般化的东西, 也不可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不可能称之为大学灵魂。
二是大学内部的体制。如果在某种体制下, 校长权力并不大且频繁更换, 那么, 即使他有很先进的理念, 也难以形成深远的影响, 难以产生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三是大学的外部环境。个人有独到的理念, 学校内部体制良好, 又没有来自外部的限制与干预, 而且还为学校创造十分宽松的环境, 在这种情况下, “校长是大学的灵魂”就可能是现实的。
为什么美国出现了艾略奥特 (哈佛) 、博克 (哈佛) 、赫钦斯 (芝加哥大学) 、康普顿 (MIT) 、巴特勒 (哥伦比亚大学) 、克拉克·克尔 (伯克利加州大学) 这样一批杰出的校长, 一批足以代表当时他们所在大学的灵魂人物?乃至于他们的影响遍及全球?原因就在于以上三个条件都具备。
上述六位校长的任期可以对以上三个条件作一个补充性说明。这六位的任期分别为40年、20年、22年、19年、44年、15年。他们作为灵魂人物展现, 没有他们的个人魅力做不到, 没有灵活的机制做不到, 没有优良的外部环境做不到, 没有相当长的任期也做不到。
为什么一般政府首脑都有任期, 且一般最多两届, 至多8年或10年, 而大学首脑的任期可以如此灵活呢?根本原因就在于大学不是政府机构, 校长不是官。
虽然大学校长也有筹集资金的工作要做, 但校长的基本使命在文化上。大学不同于政府机构, 其根本在于大学是一座文化堡垒;大学校长不同于政府官员, 其根本在于大学校长最必要的是自己的文化自觉。他依靠自己的文化自觉, 去持久、细致地进行文化建设, 以使这座文化堡垒具有丰富的、厚实的、优秀的文化, 因为大学最直接的义务就是向学生提供文化。
政府及其首脑是权力的象征, 虽然它也靠非权力性因素;大学及其校长以非权力性影响力为基础, 虽然他也拥有一定的权力。两者在性质上是很不一样的。因而, 校长的条件、作用, 挑选的途径、办法, 职责与任期等等, 都应与官员不同。
意义更为深远的, 也是非权力性影响力。博克在《大学与美国未来》一书中说过:“以千百年的眼光看, 能给我们的文明留下最永久性印记的, 毕竟不是将军和总统, 也不是为他们出谋划策的专家们, 而是社会批评家、哲学家和最纯粹的科学家。”[6]这句话也道出了政府与大学的区别。
大学校长可以选外校的, 甚至选外国的, 国家的政府首脑不可能这样, 那里有一个国家利益问题, 有一个政治尺度, 甚至还有政党利益。大学只有一个尺度, 真理尺度, 学术繁荣的尺度。
大学校长用不着普选, 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校长是由师生员工普选的。但是, 政府首脑与国家元首实行全民普选的国家越来越多, 而且有些已有很长的历史。这是因为国家或政府的权力来自公民, 他们有权选举代表他们的政治权利的首脑, 保障他们的人权, 选举保障他们不受恐吓、不受饥饿的首脑 (至少可通过选举表达这种愿望) , 这主要是政治性的。然而, 大学与之有根本的区别, 对于大学教师, 主要需要维护的是学术自由的权利, 对于学生, 主要需要维护的是受到良好教育的权利。
再者, 一个国家的政治形势的变迁, 经济形势的变迁, 与一所大学的学术形态的变迁, 在性质上也很不一样。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标可以量化, 学术发展可有目标, 但学术指标很难量化。艾略奥特的一届校长的任期, 是美国总统的10届任期;另一方面, 哈佛校长中也有任期仅两三年的, 也不是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可以至少任多少年的。哈佛前不久的一位校长, 仅仅因为一个观念上的问题引起教授们的不满, 他自己就请辞了, 这里不存在什么权力斗争。这与政府都十分不同。
赫钦斯任芝加哥大学校长22年, 但他的前两任校长伯顿和梅森分别只有2年和3年的任期, 适合的, 做22年, 因某种情况不同, 也可以只做两三年。这与政府的定期更替完全不同。
欧洲许多国家的大学校长也有实行任期制的, 但是, 这与政府首脑的任期制也不一样。并且, 如我们所知, 那些任期很短的大学校长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他本人可能十分优秀, 但不一定能在大学的发展中充分展现。
总之, “校长是大学的灵魂”确实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才成立的, 是从某种角度来讲的。
二、校长与理念
我们已知, 所谓“校长是大学的灵魂”, 指的是他的理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灵魂即指其理念。
为什么理念或灵魂对于大学有特别的意义呢?就是因为在大学的发展进程中, 非权力性影响力远比权力性影响力重要。权力只是辅助性的。教授们、学生们所看重、所认同的不是权力, 他们常显露出对权力的藐视。反之, 他们最信从的是真理, 是学术水平, 是学术自由, 是非权力性影响力, 而理念的影响在非权力性影响力中最为重要, 它是无声的召唤, 是无形的旗帜, 是无影的灯塔。
校长的理念并不总是能够成为大学的理念的, 这最终取决于校长的理念产生的实际作用, 它是否为大学的主流人群所接受, 是否影响巨大, 并持久地发挥作用。是否有持久的作用, 则与后任校长有关, 与后任是否承接了前任的理念有关。
一所大学的校长总是要变动的, 即使如哈佛, 它曾有任期超过20年的校长6位, 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也有5位任期逾20年的, 但哈佛到现在也经历了28位校长。校长常变动, 而其基本理念也常变动, 这对大学决不是一件好事。在一所大学尚十分落后时, 理念的变革, 其意义十分重大;当大学在变革中变得日益强大以后, 也不是不需要变革了, 但这通常是改良式的, 拓展性的, 继承性的。柏林大学建校最初的理念延续至今200年;哈佛大学最初说不上有什么明确而先进的理念, 真正开始了哈佛的新时代的是艾略奥特, 然而, 这已是距哈佛建校200多年之后的事了。
艾略奥特之后又有了百余年的历史, 艾略奥特之后又有过6位校长, 现在的福斯特是第七位。此间, 哈佛又有了巨大的发展, 但它的基本理念未变, 虽然不断前进, 不断有新的思想、观念出现, 但其核心价值未变。
艾略奥特1909年卸任, 至2009年恰好100年, 新近任职不久的这一任不算, 此间只有6位校长, 平均任职16年以上。若将艾略奥特算在内, 平均任期更是高达20年。这种平均任期之长, 与哈佛持续繁荣并处在世界之巅, 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芝加哥大学是另一个典型例子。与哈佛370多年的历史相比, 芝加哥大学十分年轻, 它比北大只早了7年, 可谓与北大同一时期建立的大学。哈佛在建校200多年之后成为世界著名大学, 芝加哥大学则迅速崛起, 建校之后不久就成为世界著名大学, 如今也成为居哈佛之后的世界顶尖大学之一, 真可谓后起之秀, 亦可谓遥遥领先于北大。为什么芝加哥大学能这样呢?
我们选取芝加哥大学自第一任 (1891年) 至第八任 (1975年) 八位校长各一段有代表性的言论 (括号中的数字是他们任校长的年份) :
第一任, 威廉·雷尼·哈珀 (1891-1906) :“任何大学只要在某种程度受到外来压力的左右, 它便不会在大学排行榜上占据一席之地。”[7]
第二任, 哈里·卜纳德·贾德森 (1907-1923) :“研究应该是我们的突出特征”, 而年轻是“唯一一个用时间可以治愈的缺点”。[8] (贾德森讲此话时, 芝加哥大学建校只32年。)
第三任, 欧内斯特·德威特·伯顿 (1923-1925) :“大学代表着学问, 这是大学的基本特征, 如果没有这一特征, 一所大学只是名义上的大学。”[9]
第四任, 查尔斯·马克斯·梅森 (1925-1928) :“芝加哥大学是先驱者, 它要么出类拔萃, 要么一事无成, 它没有理由像别的大学那样。”[10]
第五任, 罗伯特·梅纳森·赫钦斯 (1929-1951) :“大学所要解决的是思辨的问题”, “为那些具有独立、客观和公平的研究能力和意愿的人士提供一个庇护所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越是尖锐和具有争议性, 提供一个讨论的场所越是重要”。[11]
第六任, 劳伦斯·阿尔斐俄斯·金伯顿 (1951-1960) :“我们绝对无法容忍平庸, 如果我们还想作为一所一流大学继续存在下去, 我们就必须拒绝它。一旦发现平庸, 就必须及时清理。”[12]
第七任, 乔治·韦尔斯·比德尔 (1961-1968) :“我们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特色:无拘无束、无惧无畏, 还有对看好的事情勇于尝试的试验精神”, “积累知识、增进理解和增长智慧, 将人类文化的精髓传播开来, 传给我们的后代”。[13]
第八任, 爱德华·赫希·列维 (1968-1975) :“大学是思想的摇篮”, “这所大学认为自己是为知识的力量而生的”, “一所优秀的大学本质上是由一些伟大学者组成的独立团体”。[14]
我们已经指出过, 理念是由信念与理想或信仰与追求构成的。大学是做学问的地方、研究的地方、思辨的地方, 是出思想、出理论的地方。这就是芝加哥大学的信念。
知识本身就是目的, 真理本身就是目的, 好奇心本身就是目的, 为知识而生, 这就是芝加哥大学的目的观。他们所追求的就是知识、真理, 即人类文明之精髓。
拒绝平庸, 拒绝模仿, 出类拔萃, 做先驱者, 这就是芝加哥大学的个性, 就是它的独特。
而所有这些, 都在于维护大学这个伟大学者的独立团体, 不受外界左右, 不为外界所扰。
八位校长虽然有各自的表达, 然而, 所体现的基本理念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连贯性。
芝加哥大学的这八位校长中, 最著名的要数赫钦斯了, 然而, 他也是承前启后的, 他继承了自哈珀以来的基本理念, 且在他所处的时期增添了新的内涵, 而他之后的诸位校长, 又都秉承了赫钦斯的理念精华, 使芝加哥大学既迅速崛起, 又长盛不衰。
由此, 我们看到校长的大学理念需要具有先进性、独特性、简明性、稳定性, 以及它的实在性。
所谓先进性, 既在于它所仰赖的信念充分把握了大学之特性, 又在于它依此信念而拥有与众不同的抱负, 它立足坚实而又目光远大。这是它能产生深远影响的根基。
所谓独特性, 就在于这种理念即生长在这所大学自己的土壤里, 即使有借鉴, 亦须有独创。
所谓简明性, 即它通过一定的概括来表达。校长的宏篇大论常常是有的, 但那些凝练出来的、最具代表性的经典语言, 比那些长篇大论的影响力更大、更持久。
所谓稳定性也很好理解。当理念成为一种传统时, 其力量就是其他因素难以比拟的。传统可能需要被发扬, 却具有连贯性, 这是其生命力的基本表现之一。
理念似乎只是观念性的、精神层面的, 似乎是虚的, 然而, 一方面可以明白的是:大学本是一块精神园地, 思想、观念本对于大学特殊珍贵, 所以, 从这个意义上说, 虚没有什么不好, 不仅如此, 大学最宝贵的东西———文化, 在形式上正是所谓虚的;另一方面, 都希望先进的大学理念成为大学生活中处处可见的现实, 或被看到, 或被感受到。从这个角度看, 无不希望大学理念是既虚且实的。
我们曾提到校长的文化自觉。什么是文化自觉呢?基础就在于他是有理念的, 并且, 他的理念是饱含精神、思想和文化的, 更进一步, 则是他能通过一系列自觉行为, 把学校的文化积淀起来, 使之更为优秀。对于社会, 人们常常既说到硬实力, 又说到软实力;对于大学, 人们常常只需要说到软实力。校长的文化自觉, 从结果来看, 就是他是否让大学的软实力不断增强了。而所谓软实力, 实乃文化之力量。大学本就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象征。即使大学意识到这一点, 也不等于国家意识到了, 但大学应首先意识到。
事实上, 没有哪一位校长的实际工作会是只停留在提出理念上的, 他必须通过许多具体的行为来体现这些理念, 在师资队伍的建设上, 在科学研究的方向上, 在对学生的培养上, 在这些最基本的方面, 有信念、有理想的校长都会力求有所作为, 并通过这些作为使他的理念变得很实在, 有作为的校长是既虚且实的。
有一点是很值得注意的, 不少有思想、有作为的大学校长, 在课程观念及实施上, 表现出了他们的深邃和远见卓识, 也更直接、更实在地体现了他们的理念, 通过课程体现观念有其必然性。事实上, 若想求得现实的大学理念, 必然落到现实的大学课程上。原因就在于, 大学向学生提供的文化即课程, 课程即学生从大学所习得的文化。这已超出了人们对狭义课程概念的理解。
艾略奥特1869年就任哈佛校长, 随即他就进行了课程改革。在内容上, 他主张文学与自然科学、数学与古典文学、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兼容并蓄;在形式上, 他主张建立和推行选修制, 为此他“开始打破原有固定的班级的做法, 为所有的课程编号以利学生选修”[15], 并逐年从高年级到低年级取消或减少必修课。1870-1871年, 哈佛共32名教授为643名学生开设了73门课程;至1910-1911年, 哈佛的169名教授为2217名学生开设了401门课程。[16]教授们开的课程多了, 学生选择的机会大了, 获得了更大的课程自由。这一课程改革伴随了艾略奥特任职40年的全过程, 伴随着他的理念, 伴随着哈佛走向世界一流大学。
顺便说一句, 一位校长贯彻和推行他的课程思想 (大学理念的基本部分之一) , 比一位政府官员完成某项经济目标的周期要长得多。当然也可由若干位校长接力完成, 但无论如何也说明校长任期的性质与政府官员的任期有许多不同之处。
实际上, 至博克接任哈佛校长之后, 其课程思想又有所发展, 博克在核心课程观念上又有了新的建树。
赫钦斯的大学理念与他的以“名著运动”而体现出来的永恒课程、通识课程是密不可分的。
蔡元培对北大的课程也进行了很多实际的改革, 并且身体力行, 首开了大学美学课程。
为什么不少校长将其理念直接、具体实施到课程上去呢?原因在于, 他们大都对于什么知识最重要有自己的看法, 同时, 又对于以什么知识、以什么形式传递给学生有自己的看法, 这些看法实际地体现了他们对培养人才的看法, 也就是说, 他们的大学目的理念直通课程理念, 大学理念、课程理念与课程理论紧密联系起来。
校长的理念有时也在对教师的看法上体现出来, 蔡元培、梅贻琦等都有这方面的能体现他们大学理念的经典之言, 后者关于“大学乃大师之谓也”的名言更是尽人皆知了。
校长的理念有时也表现于他们的治理和管理上, 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蓄、学术自由”就属于这一类的经典名言。
所有各个方面又都与他们对于大学的性质和使命的看法相关, 与他们自身的视野相关, 与他们的人格相关。
三、校长的作用
有人问:“怎样做校长才算做好了?”这可能与对大学校长作用的理解有关, 所理解的那些作用校长都发挥出来了, 岂不是校长就做好了吗?做好了, 就是一位好校长;做得很好, 可能就是很好的校长;起到了出乎人们意料作用的校长, 可能就是优秀的校长了。我们讨论校长的作用, 是讨论哪一类校长的作用呢?这个问题不难明确下来, 总会是讨论那些比较优秀的校长了。
有人认为, 大学校长是管大事的。其实亦非完全如此。一方面, 大事不一定都由校长来管;另一方面, 也不一定小事校长都不管, 小事不一定都是不重要的事。
是不是凡重要的事校长都管呢?也不尽然。大学校长作为管理者同时又作为管理权的代表, 按一般原理, 他都有一个授权和善于授权的问题。校长通常都会有几位直接的助手, 某些工作包括重要的工作事项是必然要委托或授权他们去管理的。
这些助手下属还会有一批人与之合作, 校长也许需要起一些组织作用, 去促进这种合作。这一类的组织工作, 校长通常也是在一定范围、一定层次上去做。授权工作亦可视为组织工作的一个部分, 在一定意义上, 这与权力配置有关。这样看来, 校长的组织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他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组织人们去做事。
校长在所可能要做的事情当中必然是有所选择的。首先, 会是选择那些比较重要的事, 在比较重要的事项中去进行选择。其次, 会考虑从中选择一些他人做起来有些困难或有些不便的事, 选择一些对于做起来较他人更易于克服可能遇到的困难的事。再者, 去选择那些虽不一定是大事却也是很重要的, 并且估计他人不一定想到了的事, 哪怕似乎是小事。最后, 还有一桩要做的事, 就是促使他人去做事, 去做促动他人做事的事, 特别是促进他人去做他们没想到或不想做但又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事情。“领导的作用, 在于使一个人不想或是没有想到要做某件事终于去做了。”[17]
在大学理念的形成、明确、坚持的过程中, 校长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确立学校的主要目标, 尤其是战略目标, 校长的作用也是最重要的。目标管理成功与否, 主要取决于校长。但这并不意味着校长在每件事上都是有先见之明的, 也不见得所有的好想法、好做法都出自校长。所以, 这里校长又有另一些作用, 他能够从同事或下属那里获得灵感, 辨别出他们中可能对大学发展特别有意义的见解或构想;并且, 由于校长的作用造成了一个容易独创、容易闪现智慧的环境, 校长或吸取或采纳他们的意见, 或支持他们去采取相应的行动。
校长特别重要的还是决策作用。这里有几个相关的要点:
1. 校长善于把自己多少具有“虚”的
特点的理念变得“实”起来的必要性不言自明, 但这里常常要有过渡的东西, 基本的方面正是学校内一系列的政策 (区别于政府的政策) , 包括前面提到的课程政策, 财务政策, 学科发展政策, 师资建设方面的政策等等。靠理念, 也还要靠实现理念的政策, 这就需要校长发挥决策作用;不仅校长工作需要, 所有员工也需要, 他们不仅要明白自己的大学的信仰与追求, 同时还需要进一步明白自己该往哪里走, 去做哪些可以且必须去做的事。
2. 再好的理念也是要通过一系列行
动去体现的, 理念可作为行动的指南, 但比理念更具体一点的原则也是需要的, 政策就是体现这类原则的。因此, 正确且有效的政策也涉及事业之成败。校长的决策作用的进一步考虑便是如何保证政策的正确、有效和先进, 既富有活力, 又切实可行。这就是所谓科学决策的问题, 这是校长决策作用能否充分发挥出来的前提。
3. 所谓科学决策并不完全是从决策
本身去看的, 它与校长的胆略、策略、意志都有关。杰出的校长虽非万能, 却一定会有超乎一般想象的谋略与意图, 做出一些看似很难做到的事, 做出一些未来几年或十几年才会见效的事。换言之, 决策力与实行力是联系在一起的, 同时, 这需要想象力、意志力。当然, 校长为着实施学校的战略目标, 为着所制定的相应的政策得到贯彻, 他也需要说服力、感召力。所有这些因素都是彼此关联着发挥作用的, 并且在相互作用中优化和强化。
教育是面向未来的事业, 大学亦如此, 在某些方面更是如此。一门课程的建设有时就需要三五遍地去编制、实施和不断修订才能日臻完善;一个专业、一个学科的建设亦非三年两载的功夫;一个学科群 (如一个院、一个系) 的建设至少是在一两代学术领袖的主持下才可能立足于世的。因而, 一所大学更需要有眼光、有想象力的校长。
校长对于大学的引导或领导作用之重要是无须多言的, 他的引领作用是通过理念的形成、目标的确立、政策的制定来实现的, 是通过他的决策作用、组织作用、协同作用等多方面来体现的, 是通过他的想象力、实行力等来保证的。
校长需要用自己的成功来证明自己, 同时, 员工也会从自己对校长成功与否的观察中作出判断。我们已说过, 校长主要依靠的是非权力性影响力, 这包括理念、思想、观念的力量, 包括人格、气度、风度的力量, 包括由想象力、决策力、实行力所形成的权威的力量, 包括由成功推进所产生的信任的力量。这些力量才足以使校长在大学里充分发挥凝聚作用, 他因有效的引领而产生凝聚作用, 而当凝聚发生效力时, 他将更有效地引导学校, 产生更有力的领导作用。
大学是立足长远、目光远大的, 但人们又期待它不断有所成就;大学不能急功近利, 但它又不能完全不顾功利;大学教授们需要自由与宁静, 但能够孵出智慧的宁静与自由却又是以校长为代表的管理人员用热情造就出来的;大学需要理想主义的照耀, 但人们又希望在现实中能看到那个理想的光芒;大学既需要激进, 又需要保守……校长需要把这一切巧妙地撮合起来, 而不只是一般利益冲突的调和者, 校长固然需要在不同利益之间、机构与机构之间、人员与人员之间有良好的协调作用, 同时还需在这种协调之下, 仍然把学校导向理想, 导向未来, 导向大学的核心价值。
由此分析可以看到, 大学校长的作用当然都表现为领导作用, 但这个领导作用又将具体表现为多方面的作用。这些作用发挥得如何, 人们最终往往还会从实际的结果上去看, 从成效上去看。比如, 是否建立起了一支高水平的教授队伍, 是否生长出了一批一流的学科, 是否让大学的学术水平大幅提升起来, 是否形成自己大学优秀而独特的文化, 是否站在了一个更高的山峰。
克拉克·克尔曾说, 20世纪30年代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是“大学校长最后一个巨人。大学领导人的英雄时代俱往矣”[18], 意即大学校长的重要性已经在下降。其实不然, 大学日益庞大, 日益复杂, 且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益上升, 大学校长的地位与作用仍然是巨大的, 其重要性并未下降, 大学仍然需要杰出的校长。
人们还热望大学校长能成为教育家。这种期望也反映了人们对大学校长作用的看重, 期望他们成为“在教育思想、理论或实践上有创见、有贡献、有影响的杰出人物”[19], 期望他们有改变一所大学命运的业绩, 并同时拥有系统的教育理论。今日之世界, 尤其包括我们中国, 更需要这样的大学校长。他们也许已是教育家而再任大学校长的, 但这很难, 一般来说是在任校长的过程中成长为教育家的。有业绩者不一定有系统的理论, 有一定理论者又不一定有耀眼的业绩, 两者兼备确属不易。
大学应交由教育家或可能成为教育家的人去办, 因此对于大学校长成为教育家的希望是理所当然的。“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 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 完成他的人格, 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 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应完全交与教育家, 保有独立的资格, 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20]
从政、从商、务农、务工、从教, 这是不同的行业。尽管大学也有行政, 也有社会活动, 也有广义的政治行为, 但大学的主调是真理, 大学的主要活动是探求真理, 大学校长所做的就是在这一主调下领导探求真理的活动。
校长作用的充分发挥是需要条件的。有些条件是他自己要去创造的。例如, 要有足够的资金, 要有良好的师资, 这都是条件, 当这些条件不具备时, 校长尚可去创造。还有他自身的条件, 这也不是由别人来安排的, 下一节我们将专门讨论。可是, 也还有些条件是很重要, 但并不是他本人所能决定的。例如, 领导体制的问题, 若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董事会之类的机构, 校长的法人代表身份就难以真正体现。又如, 对于副校长人员的选择, 若校长无实质性权力, 那么, 校长作用的发挥也将受到影响。
曾经, 伯克利加州大学的“校长是耶鲁大学的, 常务副校长是哈佛大学的, 主管校本科生的是斯坦福大学的, 主管科研的……是普林斯顿大学的”, 亦即“领导也不能近亲繁殖”。[21]若想达到这种状况, 恐怕也不是单靠校长能创造出来的条件。
校长与副校长们可有一个校务会或校长办公会, 这种会不同于董事会, 后者是决策机构, 校长办公会则是工作会议, 它并不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校长若想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 既要善于协调各方, 又需要副校长的人员结构也比较理想。
当然, 校长作用的发挥还与另一些条件相关, 此处不再详述。
四、校长的条件
担任校长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呢?这似乎是一个回答起来并不很困难的事, 大学校长需要有理想、有抱负、有理论、有能力、有人格等等。但若要具体一点讨论, 便有不少问题值得思索。
在有的国家, 校长只是一个学术象征, 此时, 几乎唯一讲究的条件便是学术, 校长需是学术领袖、学术权威, 别的条件好一点、差一点, 关系不大。
在有的国家, 大学校长是从学院院长中挑选的, 条件之一就必须是现任学院院长。
如果把学校视为政府机构一类, 把校长视为官级中的一环, 并按政府官级的方式对待, 把校长与政府官员一样看待, 那么就会对校长附加更多非学术条件的考虑。
同一个国家内, 不同大学校长的条件也可能有差别, 这与大学的不同层次与类型有关。
甚至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对校长的要求及相应要具备的条件的看法也不一样。乃至于同一所大学的不同时期选任校长的视角也可能发生变化, 条件就有相应的变化。
“19世纪的美国大学校长, 在办公室看的是康德;20世纪的美国大学校长, 在办公室看的是账簿。”
在20世纪80、90年代, 中国大学校长愁的是上学的学生多了不好管理, 容易出乱子;而美国大学校长愁的是没有足够的学生来上学。这对校长的要求也会有所不同。
校长是否应当具有融资的能力, 募捐的能力, 在这样具体的问题上, 在这类条件的要求上, 就可能明显不同。在大学的投资主要来自政府时 (香港地区也是这种情形) , 融资的能力就变得十分次要。在一个有着捐赠传统的社会里, 募捐既可能又必要, 募捐的能力当然就很重要了, 而在一个没有这种传统的社会里, 这种能力的必要性就不存在了。
校长是否需要有相当的社会活动能力呢?这还是需要的, 实际上, 大学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机构, 校长需使这个庞大机构运转起来所需要的能力, 在一定程度上就具有社会活动能力的性质, 至少这种能力是可迁移于社会的。社会上存在着主要具有政治特征的社会活动 (如政党活动、竞选活动、议会活动、外交活动) , 存在着主要具有经济性质的社会活动 (如企业生产活动、营销活动、证券交易活动、国际贸易活动) ;大学的活动也是社会活动之一, 但它主要还是偏向于文化性质的, 这种活动本身并非政治活动、经济活动, 但它要与政治、与经济打交道。故而, 大学校长需要社会活动能力, 并且尽可能强一些的这种能力于大学之发展有利。从大学的内部管理与外部关系来看, 大学校长都需要有相当强的社会活动能力。
不过, 无论怎样, 校长的一切活动都仍然是应当指向学术发展的, 即使“在办公室看的是账簿”, 他首先还是要明白:1.为什么去筹资?2.所筹之资投向何方?3.大学是依靠什么才有可能有效筹资的?4.校长从哪里获得筹资的动力?这些问题都归结为一个东西:学术。他的一切活动 (包括社会活动) 的有效性都聚焦于学术发展与繁荣。
可能在某个时候校长融资的压力小一些, 有时候承受的压力大一些, 但压力也都源自学术发展之需要。这样, 他有时较为间接地服务于学术, 有时较为直接地服务于学术, 直接或间接可能有变, 但目的和中心不变。因而, 无论怎样, 无论何时, 校长必懂学术本身, 这是基本的条件, 并且, 他还不只是局限于他所专事过的学术领域, 还需要对学术有更广泛、更深入的了解。他需要更宽的学术视野。
今日之大学校长, 既需要学术头脑, 又需要经济头脑。没有经济头脑, 办大学就相当困难了;然而, 大学校长的经济头脑跟企业家、金融家是不一样的, 他植根于学术, 立足于学术, 财源源于学术, 又服务于学术, 由学术繁荣来保证经济繁荣, 由经济繁荣来支撑学术繁荣。
如果说到称得上教育家的校长, 那么, 他除了专门的学科背景外, 还需要在教育理论上有所建树, 这已经是表现了对校长宽阔学术视野的要求, 又同时是他因应校长工作之需要而使视野得到了拓宽。那些与教育理论最密切相关的一些学术领域, 校长或任职之前就需有所了解, 或任职之过程中加以补充。“在办公室看的是康德”, 这意味着哲学对于校长的意义。杜威说:“哲学甚至可以解释为教育的一般理论”[22], “教育乃是使哲学上的分歧具体化并受到检验的实验室”[23]。能形成自己的教育理论的校长会没有相当功底的哲学修养吗?任何学术, 当从山脚下游动而走向山峰时, 就会遇到哲学, 大学校长的管理在走向山峰时也如此。
中国某些大学选择校长时, 潜意识地认为要院士来担当。美国大学里 (如哈佛、哥伦比亚大学、MIT、伯克利加州大学、加州理工学院、芝加哥大学) , 不仅院士很多, 诺贝尔奖获得者也不少, 但校长与院士、诺奖获得者是有所区别的角色, 学术条件是基本条件之一, 校长需要有很高的学术水平, 很宽的学术视野, 却又非唯一条件, 并非学术水平最高的人才是最适合担任校长的。
1989年, MIT的校长出缺, 经过遴选委员会投票选出了夏普 (PhilipSharp) 为校长, 夏普获选后考虑了几天, 突然宣布不接受校长任职, 他作为国际闻名的生物学家几年后便获得了诺贝尔奖, 恰在行政经验上比较缺乏。而接替他的是查尔斯·韦斯特 (CharlesVest) 。他与夏普的特点恰好相反。大学校长需要深谙学术, 但不一定最优;其综合能力方面更重要, 在此情况下, 学术越优越好。
大学校长都有自己的学科背景。什么学科出身的人比较适合担任大学校长呢?
有学者“列出了1970年和1983年全美国在理工科技方面领先的前20个大学, 并查出当时这些大学由谁担任校长。查阅的结果证明, 这些大学有3/4左右, 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哈佛、伯克利、斯坦福、约翰·霍普金斯、密歇根、芝加哥等大学, 其校长都不是理工科技方面出身”[24]。
然而, 中国大学校长的学科背景与美国的情形正好相反, 中国“211”大学校长出身理工科的占67.7%, “985”大学的这一比例更高达91.7%, 其中, 仅出身工科的校长就占了63.9%。[25]不过, 这种结构的变化似是可期待的。
还有一个事例。哈佛现任 (即第28任) 校长福斯特是一位历史学家。在哈佛370多年历史上的全部28位校长中, 没有一位出身工科, 仅有3位出身理科 (数学、分析化学) , 而且他们又都在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方面有极高的修养, 并在教育理论上有所建树。
北大的性质在中国大学中是最相似于哈佛的。自1978年以后北大校长与哈佛不同, 只有个别是文科的;倒是马寅初任校长 (含马校长) 以前, 校长的学科出身状况类似于哈佛。这一现象似可研究。
显然, 以上事实并不表明工科出身的人一定不宜担任大学校长。但至少说明, 无论什么学科出身的人, 都需要人文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并且, 不可能完全只靠担任校长之后再去填补, 至少需要相当的功底, 再在工作中迅速充实起来。
用通俗的话来说, 校长的工作是建立在对人的更深刻理解基础上的, 对于管理也是与此基础相关的。在管理中的程序性、操作性问题上, 科学的作用比较直接, 科学技术的思想、方法也有助于提高管理水平, 增强管理智慧, 但是, 对人本身的理解、对心灵的探测、对精神力量的把握, 则是科学本身难以做到的, 而这些因素对于大学更为重要。这也就决定了对校长学术视野、学科知识的要求。
年龄是不是一个条件呢?健康必是一个条件, 但年龄与健康也有一定关系。所以, 有的国家、有的地区对于大学校长的年龄也有一定的规定;然而有的则对年龄没有什么规定。
台湾地区年满65岁者不得初聘为校长。[26]大陆大学校长一般任期也不超过65岁, 初聘者很少是超过60岁的。有些地方还采用了地方官员的年龄界限。但中国的情况亦并非一直如此。马寅初就任北大校长时已是古稀之年, 78岁时才因“人口理论”演变为政治问题而被迫辞职。
艾略奥特35岁就任哈佛校长, 75岁卸任。如此年轻之时上任, 如此年迈之时还在任。哈佛历史上, 有11位校长初任时不到45岁, 其中只有三十几岁的包括艾略奥特在内共有3人。这表明, 在哈佛初任校长年龄的下限没有问题;初任年龄也有60多岁的, 现任校长初任时已59岁了, 上限也基本上不是问题。至于届满的年龄也因人而异, 没有限定, 有75岁才卸任的, 还有两位校长到80岁才卸职 (一位是Charles Chauncy, 另一位是Edward Holyoke) 。当然, 哈佛校长卸职也决不是熬年头的结果, 著名校长之一的柯南特虽然有85岁高龄, 但60岁就卸任了;至于前年才卸职的萨莫斯校长退下时仅53岁。纵观哈佛, 校长的任职年龄, 无论是初任还是届满, 均不拘一格。
在美国大学里, 哈佛只是一个代表。
比年龄问题更具实质意义的是, 除了必有的学术经历外, 有过在系主任或学院院长岗位上的经历是必要的, 对于一些规模宏大的大学尤其如此。他们在那里初步显现自己学术管理、学术组织的能力, 也表现他们的气质与魄力, 并得到锤炼。但也有是从其他途径获得这种能力的。
人们把一切美好的愿望寄托于大学, 又把对大学的美好愿望寄托于校长, 希望的承受者也自然地成了重任的承受者。校长似乎应是无所不能、尽善尽美的, 只要有可能。
对于校长, 可能既需要是一位理想主义者, 又需要是一位现实主义者;既希望他是帅才, 又希望他是将才;既有很高的学术造诣, 又深谙组织管理;既能雄心勃勃, 又能审时度势;既具百折不回、顽强不屈之精神, 又温文尔雅、善于周旋;既坚强, 又厚道;既能慷慨激昂, 又能低调行事;既珍爱古典, 又执著现代;既有丰厚的人文底蕴, 又富有科学精神;既善主内, 又擅外事;既有雄才大略, 又能脚踏实地;既能高屋建瓴, 又具平民气息;既年富力强, 又经验老到……恐怕是希望校长是一位完人了。然而, 对于校长, 却只能是在理想的照耀下去现实地寻找。
对于寻找, 也许怎么要求都不为过高, 但对于初任者, 就只能是在起始条件下比较, 甚至还可作一个预期性比较, 眼下稍逊一筹者, 未来会不会有过人之处呢?这不又要看遴选者的眼光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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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长 篇5
部分大学校长缅怀钱伟长：校长应捍卫大学精神-时政频道-新华网
部分大学校长缅怀钱伟长：校长应捍卫大学精神 月02日 21:47:30 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 【字号 大小】【留言】【打印】【关闭】 “我的毕业证上不会再有‘钱伟长’三个字，但您，永远是我们的校长……”在上海大学哀悼老校长钱伟长的网站上，一名学生这么留言。 1983年，钱伟长来到上海大学的前身上海工业大学──一所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工科学校担任校长，1994年，他续任新的上海大学校长，直至逝世。逝世前，他是我国年龄最大的大学校长，也是担任校长时间最长的高校校长。“钱校长”，也是钱伟长生前最喜欢的称呼。 当钱伟长这位杰出的`大学校长溘然长逝之际，许多大学校长缅怀钱老，进而深入思考着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大学校长？ 大学校长首要目标是培养人，培养“全面的人” 207月，上海大学毕业典礼，93岁高龄的钱伟长穿着大红的校长服，颤巍巍地出现了，当时他需要人搀扶走路，口齿也不清晰。但在座的上大学子，却终生难忘校长的临别赠言──“我们的校训是‘自强不息’，我希望加两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是什么，是老百姓；忧的是什么，是火箭升不了空，是假冒伪劣产品那么多。孩子们，你们是否能记在心上？” 全场震撼，继而大家热泪盈眶。这是钱伟长最后一次出席毕业典礼。 钱伟长高足、上海大学常务副校长周哲玮说，开学、毕业典礼每年亲躬，这是钱伟长校长留给上大校领导的“传统”。曾有人问年事已高的钱校长：每年参加开学、毕业典礼，累不累？他回答：“校长就应该亲自把自己的学生送走，送到国家的各个岗位上去！” 为国家民族培养人才──这是钱伟长作为大学校长的矢志追求。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认为，大学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就是培养人才。大学应以育人为本，崇尚学术，应把人才培养和繁荣学术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 因为耳目一新的演说词而被学生昵称为“根叔”的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说：“我们是研究型大学，但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这个研究的本身也是在培养人，培养人是我们根本的任务！” 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钱伟长提出，大学培养出的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 1 2 3 下一页 1 2 3 下一页大学校长的蜕变 篇6
在当今情况下,什么人愿意当大学校长,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中国教育问题重重,当下几乎被国人万炮齐轰。大学因此也成为众矢之的,而大学校长则是首当其冲。因为,人们总是想起当年的蔡元培、胡适、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等人,为什么现在的大学校长之中,就没有这样一些给大学以精神的校长呢?
其实,现在的大学校长也是有苦难言。他们虽是堂堂一校之长、法人代表,但是在自己的校园内究竟能有多少作为,是说不清楚的。
首先,每个大学有党委书记。党委书记与校长是什么关系?没有人明确知道,不像校长与副校长、校长与处长,那种关系是十分明确的。《高等教育法》规定,大学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由此可见,校长不是大学的最高长官,但负最高责任。大学的最高领导是党委,党委书记是党委的召集人和党委会议的主持人,对于党委会议具有首席长官的地位。有些书记常常把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变成了书记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实际上成了大学的第一把手。然而,书记却不具有法律上的责任人地位。于是在中国的大学中就出现一个滑稽的现象:书记排名一般在校长之前,但对于大学却没有法律上的责任。校长不是第一把手,却要对大学全权负责。校长在这个法律框架下,与书记的关系就比较暧昧,无法较真。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校长心里没底。校长与书记之间的权限和义务常常是由个人的能力或性格来决定,而非由法律或法规来确定。有些大学里是校长“领导”书记,有些大学是书记“领导”校长。这是中国大学特有的风景。
其次,中国大学是教育部的下属机构,大学里的基本事务都必须按照教育部的计划、指令执行。比如,每个大学每年的经费,招收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名额,教师(包括教授、副教授的比例)的编制,博士后的人数等等,都是教育部的计划安排,铁板钉钉,大学不能越雷池一步。国家推动“985工程”之后,有大量的教育经费转变成教育部的项目基金,让各个大学去竞争,其实是让大家去搞“公关”,所谓评委专家,也是教育部指定的,最高权力实质上在教育部手中。甚至学术和教学评奖,也是教育部分配名额给各个大学。大学的校长实际上只是教育部这个“磨”上的一头“驴”,睁着眼是这样走,闭上眼睛也是这样走。因此,中国大学里的一些“怪事”其实一点也不怪——教育部的领导,不用说部长、副部长、司长、副司长,就是一个处长、副处长来到一所大学,也是颐指气使、八面威风,大学校长们能奈他们几何!
此外,中国的大学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社会,党、政、军各个部门一应俱全,除了教学科研的行政机构例如教务处、科研处、学生处等以外,还有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武装部等,安全保卫、道路交通、计划生育、妇幼保健、居民委员会等等亦有常设机构。学校每个人员的生、老、病、死也依赖学校,还有附小、附中、医院,加上校办产业、公司宾馆等等。所有这些部门每天的上传下达、迎来送往,其工作量可想而知,每个大学校长无不对此感到焦头烂额,苦不堪言。
至于每年的大学招生、毕业生就业,教师的职称评定,干部的考核升迁,这都是学校的核心工作,校长们不仅要在媒体登台亮相,激情演讲,比试魅力,还要像居委会的老太太,春风化雨,做有关人员的思想工作。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例如征地造“大楼”,引进人才,制定规划等等,无不让人殚精竭虑,废寝忘食。我们可以设身处地,想想一个大学校长的境况是何等艰难!
在这样的情况下,什么人愿意当大学校长,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一个纯粹的科学家、学者肯定不愿蹚这个浑水。他们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只会用于科学和学术研究,而不会消磨在这些繁琐的事务上。至于用大学校长的头衔来谋求学术界和科学界的虚名,那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和科学家。一个有抱负的教育家也不会担当,因为他深知这样的环境和情况只能无所作为,不仅让他的满腔热情化为乌有,还会使他的英名毁于一旦。那么,大学校长其余的人选就可想而知了。
当下的大学校长,实质上已经蜕变为一个“官”。一个在仕途上有追求的人,可以由此而获得副部级、司局级的官位,因而可以获得相关的利益,而其他的理想、抱负则无从谈起。而一个官员来做大学校长,却会获得很多官场之外的好处,例如“教授”、“博导”等专家学者的名头。当然,不能否认,在中国现在的大学校长之中,确实有人在为中国教育事业奉献自己的才干和年华。但是,作为一个普遍现象,大学里“蔡元培”们已经难见踪影。
对于中国大学校长的清醒认识,可以让我们对于很多事件释怀。比如,为什么很少见到大学校长们对于教育的真知灼见?虽然作为一校之长的大学校长实际上难有作为,但为什么人们趋之若鹜,梦寐以求?
浮在表面光怪陆离的现象,反映出中国的教育灾难之深、之重。如果我们视而不见、听之任之,没有危机意识,不下决心进行根本的制度性改革,培养尖端人才就只是梦想。
(摘自《科学时报》)
大学校长的底线 篇7
简单地说, 大学校长的首要职责就是守护基本的大学理想, 或者说大学的核心价值, 就是不断地说出真话。这不是什么高调的要求, 而只是一条底线。如果连大学校长都不能讲真话, 不敢讲真话, 一个大学又如何能得到社会的信赖?由此而言, 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先生公开叫停喧闹多时的“本科教学评估”, 直言这种泡沫化的评估重创学术诚信, 无非是他的底线行为。如同几年前他在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毫不讳言地指出:“现在的学术风气, 在各个学校已经降到了最低点。”这本来就是他应该说的话, 不说, 就是没有尽到责任, 就是没有守住底线。
然而今天的大学, 底线早已模糊, 在利益至上的推土机下, 大学在不断膨胀的同时, 精神道德水准正日渐流失, 伴随着大学在物质化数字上的越来越大, 是大学的精神气度、追求越来越小。在公众的眼里, 昔日笼罩大学头上的光环已渐渐黯淡, 来自大学校园的腐败丑闻, 一次次把它丑陋的一面暴露在世人面前。只有把朱清时校长的言论, 放在这样一个现实的环境下, 我们才能体会其意义, 我们才能认识到即便是底线, 在这个时代也不是很多人都能守住的。因此, 这样一个事实上的底线行为, 看上去似乎就成了高标的要求, 乃至是英雄般的行为。
在中国一百多年的大学史上, 大学校长保持知识的自信和道德的自信, 忠实于大学的核心价值, 对不合理的政策、命令说“不”, 我们可以找到许多的先例。蔡元培做北京大学校长, 曾一而再地以辞职等方式向北洋军阀政府说“不”。气象学家竺可桢做浙江大学校长, 国民党当局多次要求他开除左派学生, 他总是断然拒绝, 理由很简单:“此种政策与浙大作风大不相似, 不能施行。”
在已经消失的那个时代, 在进、退之间, 他们只秉承良心的准则, 无须考虑自己的利益得失。只讲是非, 不问利害, 这是他们作为大学校长的底线。这样的大学, 这样的校长给整个社会提供的就是道德的表率, 社会敬重大学, 不光是因为大学传承高深知识, 造就专门人才, 更重要的是大学有道德上的承担。
或者有人会说, 时代不同了, 要现在的大学、大学校长成为社会道德重心, 太书生气了。诚然, 以蔡元培他们的高标准来要求, 这是不现实的。但是, 今日的大学校长只要主观上有这个意愿, 想守住最后的底线, 保有一点说“不”的能力, 而不是什么时候都顺从上司的意志, 对任何行政性的安排一概采取迎合的姿态, 并非是不可能的。既然朱清时校长可以说, 其他校长也可以说, 说的人多了, 公开说出真话, 也就成了常态。大学的现状不容乐观, 乃是因为众人缄口, 如果众口喧腾, 尤其大学校长都能向先贤看齐, 至少守住一条基本的底线, 多说真话, 敢说真话, 整个大学的生态就会逐渐改变, 大学也就可以重新为自己赢得尊严。
大学校长需要制度关怀 篇8
应该说, 当前确实有一些校长的角色定位不够清晰, 没有把全部精力用于学校管理。中国绝大多数大学校长既是校长, 但同时也是有级别的官员和有学术职称的教授, 他们属于“三栖人物”, 既管理学校, 也联络政府部门, 搞学术管理。
好的大学校长对任何社会来说都是稀缺资源, 政府和社会要学会特别爱惜这些人。而爱惜的根本要靠制度关怀。中国社会如想走出一条健康的大学校长职业化道路、培养出一批教育家校长, 至少以下制度要先行考虑:
一是明确的大学校长岗位职责制度。明确的岗位职责是校长能够行使权力的根本, 也是能对校长工作进行评价的前提。明确岗位职责需要厘清两个关系。一是大学与政府的关系, 要转变政府职能, 科学界定政府与大学的关系, 充分发挥政府的有效指导作用, 赋予高校特别是校长充分的自主权, 保证大学校长能够在一种宽松而又明净的制度环境下工作, 引领一所学校发展。校长与校内各人群的关系。要通过章程的制定, 保证校长作为学校法定代表人应享有的地位, 保证校长正确清晰地行使权力和履行义务, 减少因为职责不清晰而带来的行权不当或权力缺位。
二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大学校长遴选制度。大学作为学术性机构, 有自己的特点, 比如从大学的治理架构来看, 既有体现科层关系的各类行政部门, 又有体现学术需求的校院系三级学术管理架构和分权, 所以有学者称大学为“有组织的无政府机构”, 这样的机构显然对民主管理的要求更高。这种机构的领导人, 也就需要有一些特别的素质, 既是管理专家又懂得学术和教育规律, 应该是懂政治的教育家和懂教育的政治家。而现代大学面临境况之复杂, 是前所未有, 挑战来自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大学自身发展的各个方面, 因而对大学校长能力的要求, 也是前所未有。这些都决定了大学校长的遴选制度不同于政府官员和企业领导, 要符合学术机构和现代知识型社会的要求。理论上讲, 民主选举是现代社会管理的一种基本手段, 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校长, 显然相对更符合学术机构民主管理的需要。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快选举产生校长的试点工作, 扩大试点高校的范围。
三是合理的大学校长发展制度和激励机制。我国已经逐步建立起了大学校长的流动机制, 去年和今年新任命的不少大学校长都曾经有在其他高校担任领导职务的经历, 这种流动机制有利于大学校长的发展, 是大学校长职业化的一个良好开端, 保证了大学校长作为一个职业, 可以有长远的职业规划, 而不会受到当前国家关于大学校长任职年限和届数的限制。当然我国未来应该进一步设计一套针对大学校长的、不同于政府公务员的发展制度。一个好的校长往往决定一所学校好坏, 国外不少对本校发展具有里程碑作用的大学校长在其岗位上都工作过十余年甚至几十年, 我国的一些著名老教育家也曾长期担任某一大学的校长, 如吴玉章、贺绿汀、屈伯川等, 这与大学发展和人才培养需要相对稳定的理念和环境是分不开的, 是符合教育规律的。发展还涉及到其他方面, 比如培训和能力提高等。激励机制也非常重要。大学校长是教育和文化领军人物, 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拥有一批能够超越时代、具有前瞻眼光和独立思考的教育和文化领军人物。而造就这样一批人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要保证这些人不为生活所累, 能够拥有与其地位和作用相适应的体面待遇。
大学校长如何职业化 篇9
一、大学要从“官本位”回归“学本位”
近年, 社会舆论之所以对大学校长的“几不”承诺, 以及大学领导退出学术委员会、大学建立教授委员会、大学教授“辞官从教”、教育部公开选拔大学校长和南方科技大学去行政化等改革探索给予高度关注与赞誉, 概因大学在“官本位”泥潭愈陷愈深, 行政权力主宰了学术权力、教授不断被边缘化、学术浮躁与腐败滋蔓, 其危害不仅窒息大学活力与创造力, 降低教师学术与教学水平、腐蚀大学纯洁与大学精神, 而且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大学作为教育和学术组织的性质。因此, 大学“官本位”也被社会诟病了多年, 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到平民百姓, 从大学校长、学界精英、大学教师到莘莘学子, 无不期盼大学尽快从“官本位”回归“学本位”, 真正担当起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育英才的历史使命。
然而, “官本位”思想在中国社会根深蒂固, 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大学, 也同样置身于浓厚的“官本位”氛围。“职务化”校长的价值追求是, 循着副厅级、厅级乃至副部级的“仕途晋升”, 由此产生了“学而优则仕”的“官学一体化”现象, 导致大学行政化、官僚化、衙门化。校长一般是从学术带头人中选拔, 甚至有“院士化”的倾向。学术带头人当校长后, 主要精力往往在学校治理与学术研究之间摆动, 角色定位徘徊于行政人员与学术人员之间, 甚至造成了利用行政权力获取学术资源, 侵占学者利益的角色错位现象, 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要想打破“官本位”、回归“学本位”, 首要的是校长要有理想追求, 摒弃“官本位”思想, 自觉走职业化发展道路, 并力推学校内部的教学、教辅、行政、后勤岗位细分, 进行互不兼职与转化的全面职业化改革。
二、校长要用整个的心做整个的校长
大学校长职业化就是要发挥校长在管理学校中的专业性, 校长的身份定位于职业管理者而不是学者管理者, 校长要从自己的学术研究中退场, 专门从事大学的治理。大学校长岗位非常重要, 责任重大, 使命崇高。陶行知先生曾说:“做一个学校的校长, 谈何容易!说得小些, 他关系千百人的学业前途;说得大些, 他关系国家与学术之兴衰。这种事业之责任不值得一个整个的人去担负吗?”大学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需要校长全心全意的投入, 这既是岗位职责的根本要求, 也是厘清学术与行政边界的一个重要途径。校长唯有“有所不为”, 方能“有大作为”。过去选拔学术权威以“双肩挑”的重任寄望一校之长, 实在是有其历史原因。但校长一职归根结底是一个管理岗位, 有自己的岗位职责。
从职责上讲, 校长的职责是治理学校, 而不是教学和科研。从客观上讲,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带研究生、做课题、教学之事是教师的职责, 就应该由教师来完成。“官学一体化”的“双肩挑”也让大学校长不堪重负。1998年朱清时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 最初几年, 他还兼顾学术、带研究生, “后来意识到这样不行, 一旦做了校长, 你就成为掌握了学校全部资源的人, 若继续搞学术, 就很难保证学术公平”;而对于学生, “没有时间带他们, 对他们不负责”。于是, 这位中科院院士就放弃学术研究做起了“专职”校长。正如北京师范大学新任校长董奇所言:“大学校长是一个管理的岗位, 目前中国大学管理的难度和复杂程度前所未有, 大学校长必须心无旁骛、全心全意地投入学校管理工作中去。”种种迹象告诉人们, 大学校长只有做整个的校长, 向职业化迈进, 才是正确的道路选择。
三、校长要实现学术研究方向的转变
有些人坚持“校长最好不要脱离学术”, 这种观点混淆了学术研究与学校管理的界线, 是不符合现代大学制度的。当然, 校长职业化并不意味着对学术的轻视, 作为大学领导人与职业化管理者, 必须具有先进的教育理念, 懂得大学教育的基本规律, 不断提高教育的科学水平;必须有了解学术、关心学术的热情与能力, 把握学校学术的发展方向, 营造学校浓厚的学术氛围;必须研修学校管理的相关学术问题, 运用现代管理技术和手段, 不断提高学校管理的现代化水平;等等。这些就是大学校长要研究的学术问题, 体现了管理学校的专业性。让具备良好学术背景的校长专注于学校管理, 就在于提升学校管理的学术水平。
在很多发达国家, 虽然没有明文规定, 但是一旦选择做大学校长, 就意味着必须由原来的专业学术研究转向学校管理, 将原来的专业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放在一边。剑桥大学校长艾莉森·理查德说:“我作为校长, 很难兼顾科研与校长工作。作为校长的根本目标是要搞好学校的科研、教学, 培养出优秀的学生。”剑桥大学前校长埃里克·阿什比在任时远离了自己的植物学, 转向高等教育研究, 发表了《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等有影响的重要论述;美国加州大学前校长克拉克·克尔的工业关系研究转向高等教育研究, 发表了《大学的功用》等不朽著作……
四、大学管理要防止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
有人担忧, 大学这样的学术组织, 其管理具有学术性, 如果校长不懂学术、不了解前沿是不行的。这样的忧虑不无道理, 我国确实不能重演把外行安排在大学担任校长职务的做法。其实, 此“外行”非彼“外行”。古今中外, “外行”领导“内行”比比皆是。足智多谋的诸葛亮, 对十八般武艺件件“外行”, 也没有操起丈八蛇矛冲杀上阵, 而他却领导着十足“内行”的关张赵马黄五虎上将。郭沫若精文史、考古, 不要说大量的物理、化学、地质学这些自然科学, 即使法学、经济学, 他也是十足的“外行”, 但他领导着中科院的“内行”创造了辉煌。这里所谓的“外行”, 当然处于各个专业之外, 却是居于专业之中擅长管理各专业专家的“外行”。管理学校就是校长的专业, 我们总不能造出一个任何专业都精通的人做校长吧。
校长职业化使校长从职务过渡到独立职业, 正是为阻止外行进入校长职业设置了屏障。大学校长作为职业, 具有独特的从业要求, 只有具备了这一职业所应有的条件, 才能进入大学校长这一职业。这样就可以避免以前政府进行干部职务任免时, 把外行干部因职务调整需要安排到大学的现象。还有人担忧, 如果缺乏相关的权力制衡机制, 校长职业化的结果可能更加突出行政职能, 弱化学术组织的特性;更加彰显行政权力, 淡化学术权力。在现行“官学一体化”的大学内部, 确实存在着以校长为代表的行政集团与以大学教授为代表的学术集团二者的对立, 校长用行政手段分配学术资源, 用行政权力对待大学教师, 必然使学术权力屈从于行政权力……这样的忧虑提醒我们, 校长职业化需要有与之直接相关的大学章程和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五、教育行政部门应建立职业校长的遴选和评价制度
大学校长职业化强调的是校长职业的标准化、规范化和市场化进程。校长候选人要通过一定的教育或培训, 获得一定的资格才能担任校长, 而且以职业身份受聘于人才市场, 与大学签订聘约并按照协议和自身职业能力, 履行学校管理职责和运行学校。校长职业化的实质是大学校长职业的专门化、市场化, 以及大学校长劳务的商品化机制不断形成的过程。在一些发达国家, 大学校长是由大学理事会 (或董事会) 负责的校长遴选委员会公开遴选出来的。在选拔校长时, 更关注其是否具有胜任校长的能力, 而不是考察其是否有一流的学术水平。在评价校长业绩时, 只考察其担任校长的管理业绩, 而不关注其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工作。
长期以来, 我国大学校长是以政府遴选、任命的形式为主。2011年年底, 我国开启了面向海内外公开遴选校长的尝试, 走大学校长职业化的新路子。大学作为学术机构, 有自己的特点, 这些都决定了校长的岗位职责与遴选制度不同于政府官员, 要符合学术机构的要求。为了促使校长做整个的校长, 必须建立校长岗位职责制度、校长遴选制度、校长发展激励机制, 以及校长评价制度。引导校长在任内能够从个人的学术成就中超脱出来, 专注于追求治理大学的业绩, 从根本上消除被社会诟病的“官学一体化”等现象。未来对一个职业化校长的评价, 都要涉及把握正确的办学方向、形成学校良好的传统和校园文化、增强一个学校的核心竞争力等核心方面。而对这些方面的评价, 要更多的考虑来自师生、校友, 以及教育界和社会评价, 防止片面运用功利化的量化方法。
六、政府要创造校长职业化的政策环境
现行的大学校长职务化导致其“官本位”意识浓厚, 而职业化校长有利于淡化行政色彩, 更好地发挥校长在大学管理中的关键作用。在教育部直属高校54个党委班子、72个行政班子完成换届之时, 针对一些新任校长的“几不”承诺,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指出, 目前一些学校仍然存在着领导特别是主要领导办学治校精力不集中, 在管理工作投入不够的情况, 给学校改革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对此, 教育部表示, 将利用社会广泛关注的契机, 开展典型宣传, 加强正面引导, 进一步推动大学领导强化职业意识, 建立健全相应的激励、保障、约束、考核、管理等制度, 继续引导大学领导特别是校长全身心投入学校管理。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提出, 要“完善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 包括完善校长选拔任用办法, 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 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全面实行聘任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探索建立大学理事会或董事会等, 为大学校长职业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仅此还不够, 还必须建立完整的校长职业化保障制度, 构建有效的大学校长职业化运行机制, 厘清大学内部学术与行政的界限, 改革大学通行的“官学一体化”现状, 回归行政人员为学术人员服务的定位, 推进大学校长从职务向职业、兼职向专职的职业化转变, 实现大学从行政型管理向服务型管理转变。
大学校长角色定位研究综述 篇10
知识经济和信息化时代,大学的作用日益凸显。而作为大学的最高决策者和管理者的大学校长,对大学的成功创建、平稳运行、革故鼎新、进步发展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大学校长在大学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到底应该扮演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学者们众说纷纭,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和热烈的讨论。
1、大学校长角色的历史演变
众所周知,大学校长的角色是随着大学自身的历史发展动态演变而来的。大学校长随着大学发展而出现,在不同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不同国家、不同类型的学校条件下,其工作性质、职责范围、地位作用、任职条件大相径庭。
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那时大学校长的角色和地位往往是象征性的,基本上是一种荣誉头衔,由他们的教师同行根据资历来指定,大学校长不过是具有特别名称的教师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管理者”。而作为大学学术权力的中心——教授们则拥有重大的管理决策权,扮演着大学内部实际行政管理者的角色。因此,最初意义上的大学校长,只是一个“学术象征型”的角色,在这一点上,学者们基本上形成了共识。
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以及大学内外部客观环境的变化,大学的管理以及大学校长的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学内部组织机构的日益复杂和大学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使得大学必须赋予大学校长一定的职权来保障大学的高效有序运转。这时,既懂实际教学又懂行政管理的校长就应运而生。这类校长虽然拥有一定的权力,但这种权力也相对有限,主要集中于和教学有关的各种事务。
近几十年来,高等教育不断扩张,大学的功能也日益拓展,大学校长个人的作用对大学成败的影响也愈来愈大。与此相适应,对大学校长的能力和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学校长的角色定位也不断地发生变化与调整,大学校长的角色正由单一的学术领导者或行政管理者向多元化的复合型领导角色转变。
周川在《大学校长角色初探》一文中把大学校长的角色划分为:“学术象征型”、“教学行政型”、“校务经营型”三类,并且指出这三类角色是按时间顺序依次演变的,“总体来看,大学校长的角色从学术象征型→教学行政型→校务经营型,在演变的次序和方向上,大同小异。”陈坤华则对我国大学校长的角色演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历程看,大学校长的类型演进大概可简要归纳为政治家型、教育家型、科学家型和经营家型。”
2、大学校长角色定位的几种观点
大学校长在大学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扮演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学者?教育家?政治家?职业管理者?还是兼而有之?学术界对此展开了深入的讨论,现将几种基本观点介绍如下。
第一种观点认为,大学校长首先应该是一名学者,必须具有较高的学术能力和具有某一专业方面的特长,对教学与科研有较深的体会,能够营造出大学所特有的浓厚学术氛围,发挥学术领导的作用;其次应该是一名教育家,能够深刻把握高等教育的规律和人才成长培养的规律,能够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再次,大学校长应该是一名优秀的管理者,既能运筹惟幄,做好全面规划,又能协调内外,达到整体和谐。
第二种观点认为,“大学校长的理想角色定位应当是‘教育家+管理专家’,应当是二者的完美结合。”校长不但能对学术领域内的教学科研事务进行正确的领导与决策,同时还能够应对错综复杂的各种形势,为实现大学的全面、科学发展做出理智的判断和决策,从而进行有效的管理。
第三种观点认为,大学校长不仅是一所大学行政、学术与形象的代表,是一种领导职务,更是大学理念与精神的执行者和守护人。“从校长自身身份看,既应当是学者又应当是智者;从校长的法人地位和身份看,既应当是战略家又应当是CEO”。
最后一种观点从校本管理的理念出发,指出在校本管理理念指导下,校长角色也发生了转变,大学校长在学校的各项工作中应扮演“学校工作的组织者、全校师生的服务者、各种关系的协调者和学校组织文化的营造者”等多种角色。
以上四种观点,以第一种观点最具有代表性。多数人认为,大学校长的角色首先必须是一名德高望重、知识渊博的学者。但大学内外环境的变化对大学校长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大学校长不但要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同时还得通晓教育规律,掌握现代管理科学。此外,随着大学逐步发展成为人员众多、分工精细、结构复杂、规模庞大的社会组织系统,校长不得不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校的管理工作中去,“大学校长职业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3、大学校长角色定位的基础:学校自身的身份定位和办学特色
任何一所大学的发展都离不开对大学自身办学特色的清醒认识和对大学身份类型的准确定位。对大学校长的角色定位问题,部分学者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看法。
王洪才认为,不同类型、不同办学特色、所处不同发展阶段的大学应选择不同类型的大学校长。“就办学层次而言,研究型大学宜选择学者型或大师型校长进行管理,教学科研型的大学宜选择管理型的校长,而教学型大学则适宜选择协调型的校长,对于职业类型和私人大学而言,采取经营型风格的大学校长进行经营管理为宜。”
陈运超在《现代大学校长的来源论》一文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应该说,主观、机械地将大学校长的角色固化为一种脸谱是徒劳无益的,大学校长的角色应该与大学本身的客观定位和实际情况相适应,不同的大学需要不同类型的大学校长;同时大学校长的角色也是动态变化的,大学校长也要不断提高自身素养,不断更新自身知识结构,从而适应快速发展的大学的需要。
二、关于大学校长角色职业化和多元化的争论
传统观念认为,大学校长首先应该是个学者,其次应该是个教育家,最好还应该是个优秀管理者和社会活动家,大学校长的角色应该是多元的。但近些年来,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日益扩大和大学所处环境的急剧变革,大学校长的日常工作已经突破了学校范围和学术研究,大学校长更多的是处理学校与外部的关系问题和日常管理工作,这在客观上迫使大学校长不得不将更多的精力转移到管理工作中去。鉴于此,“大学校长职业化”的呼声越来越高,由此也引发了关于大学校长角色职业化和多元化的争论。
坚持大学校长角色应该多元化的观点认为,大学仅有学术大师是不够的,还需要具有远见卓识的管理大师,让大学成为新知、新解的源泉,让大学成为批判与监督社会的力量,成为社会人才汇集的中心。因而,作为核心和灵魂的大学校长,角色必然是多元的。此外,教育的多样化和社会背景的复杂化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我们所必须面对的,这也决定了大学校长的角色必然是多元化的。那种认为“大学校长是一种职业,与其科研成就无关”的观点是有所偏颇的。
坚持大学校长角色应该职业化的观点认为,新世纪以来,高等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使得国内对大学的管理方式亦随之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所以继续坚持对大学校长学者兼管理者身份定位的方式,已经不再适应高等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实际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时俱进地将大学校长的身份,明确地定位于职业管理者无疑是一件正确的选择。这种定位不但是必须的,而且是必要的。大学校长必须将全部身心投入到学校的各项管理工作中去,减少或不再担负繁重的教学科研工作任务。
以上两种观点各持己见,并且都有自己充分的论据和理由。据相关资料调查表明,目前在任的大学校长,多数在管理决策工作之外,还担负着教学科研等多项工作任务。由此看来,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全面实现大学校长职业化还不太现实。但这并不影响大学校长职业化的发展和实施,对一些条件成熟、适合实行校长职业化的大学来说,适时实现大学校长职业化的转变,将会对学校的进步发展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
三、对新时期我国大学校长角色定位的研究
在我国,随着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发展变化,大学校长的角色也在不断地变化与调整。我国高等学校最初学习前苏联的教育模式,高校的管理主要以政治性为原则,校长的角色倾向于政治家;改革开放以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大学校长的角色倾向于科学家或学者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大学办学自主权的不断扩大与高等教育日趋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办学效益已成为众多大学共同关心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学校长的角色定位又是怎样的呢?
有些学者提出大学也需要经营,校长应该既懂教育,又懂管理经营,同时还必须是专家学者,于是大学校长的角色倾向于综合型。这是当前的主流观点。
第二种观点认为,“从发展趋势来看,大学校长适应新的变化,‘经营管理型’校长将成为校长中的主流。他的角色和职责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种观点其实倾向于大学校长职业化,主张大学校长应专心治校,降低减少其教学科研任务,甚至直接从职业化的行政管理岗位遴选和聘任校长,使大学校长与教学科研工作脱离。
第三种观点认为,“大学校长应该努力使自己成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家,教育家。”大学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遵循社会主义办学规律。大学校长要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发展都有所了解。如吴玉厚在《浅谈大学校长的素质与能力》一文中指出,当前我国大学校长的角色定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从中国国情出发,做政治方向的把握者;(2)把握机遇,与时俱进,做改革创新的开拓者;(3)以提升学术声誉为宗旨,做学术管理的主持者;(4)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做大学持续发展的推动者;(5)以实现和谐为目标,做大学和谐体系的构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