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法的经济学基础

反垄断法的经济学基础（精选七篇）

反垄断法的经济学基础 篇1

关键词：反垄断法,经济学,基础

商品经济是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 到对垄断行为进行限制的规范性措施的过程。分析反垄断法的经济学基础, 能让我们在实施反垄断法的过程中寻求一个最佳点, 最佳规制市场运行的方式。

1.市场划定

垄断的形成是建立在企业对市场价格具有一定影响力即企业具有一定力量的基础上的。确定某企业市场力量大小以及相关市场产业集中度的第一步是先要为所研究的市场明确范围。相关市场的大小和集中度的高低成反比, 因此相关市场的确定在反垄断政策执行中的影响很大。反垄断法的政策的核心问题是“市场支配地位”, 而讨论“市场支配地位”的前提条件则是市场划定。那么如何划定市场, 在经济学上又提供了怎样的思路呢?

1.1 交叉需求弹性。

马歇尔在其著名的《经济学原理》中定义了弹性:一个市场中需求的弹性是大还是小, 取决于在给定的一个价格降幅下需求数量增加或者减少, 和给定额一个价格增幅下数量下降很多, 在弹性较小时会导致需求数量下降较小。[1]需求弹性价格因素大小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呢?

1.1.1 可替代的程度。

可替代性, 通俗的说就是市场上对该类物品是否存在一些好的可替代它的产品。当价格上涨时, 人们是否会很容易找到一个替代品?如果市场上可以找出若干个替代品, 那么价格弹性会很高。若果找不到替代品, 那么该物品是唯一的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 才导致垄断厂商指定价格, 从中获取高额利润。例如, 当大米的价格提高时, 一部分人会转而购买面粉;或者当苹果的价格上涨时, 人们对梨的购买量会上升。

1.1.2 临时性与永久性的价格变动。

临时性与永久性的价格变动的情形类似于长期弹性与短期弹性。通常来说, 需求的价格弹性在某次价格变动后都会比较低, 但是在一段时期后会增加。这种变化, 经济学家们区分为短期和长期。

1.2 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

市场集中程度通常用HHI来衡量。HHI是某行业市场上所有企业的市场份额的平方和。HHI指数被指定为衡量市场集中程度的主要依据后, 这个指标已经被广泛采纳至今。[2]同样, 我们要判断市场是否划分得当。举个例子, 比如说卖鸡蛋的厂商, 在A城市的某一农贸市场卖鸡蛋, 将鸡蛋的价格从9.5每千克上升了0.2元, 这时候附近的居民如果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他们就不会转到其他的农贸市场去买鸡蛋, 这表明市场的划分是恰当的。相反地, 如果市场划分不恰当, 消费者立即转向该市场内的其他供应商, 从而使垄断者的提价难以维系。则此时的市场划分是不合理的, 需要重新进行划分。

2.供给和需求理论

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条件下, 是供给和需求理论支配下的市场均衡。进入市场的每个企业都是价格的接受者而不是价格的制定者。当然, 在垄断市场中, 垄断者也是通过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的产出使其利润最大化。所不同的是, 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 生产者的边际收入等于产出价格, 因为生产者售出的每一额外单位的产出使生产者的总收入的增加恰好等于销售价格。而对于垄断者来说, 随着售出单位的增加, 边际收入却是递减的。因为当垄断者的销售数量大于或者等于均衡价格时的供给数量, 则垄断者几乎没有边际收入。

3.效用最大化理论

追求效用最大化, 是市场主体任何一方时刻都在考虑的事情。对于垄断生产者来说, 追求效用最大化不仅取决于它自己的边际成本和市场对其产出的需求, 而且还取决于其他相同生产相同产品的产商已决定的产量和他们所索取的价格。在这样一个博弈的过程中, 当垄断者的市场占有量减少时, 其商品价格也会降低, 其所获得的额外的边际收益会减少甚至消失。所以, 垄断者们会想方设法从各个可能性的角度去加强自己的垄断地位以获取最大化的利润。

4.进入壁垒

出现进入壁垒时, 新的企业很难加入某一行业, 有可能出现垄断。当进入壁垒很大时, 有能力再进入该行业的企业减少, 竞争也就越来越少。造成进入壁垒的因素有很多, 主要是:规模经济、法律限制、进入的高成本等。

4.1 规模经济。

当市场主体进入某个行业存在进入壁垒时, 这个市场就处于不完全竞争市场。大企业可以比小企业以更低的成本进行生产, 并将不能生存的小企业廉价出售。如果一个企业的技术和成本结构庞大到形成规模经济时, 企业会大幅度的增加产量, 一直在整个产业的总量中占据重要的比例。他们一次来降低成本, 以达到在成本上比其他企业的优势。于是市场形成不完全竞争的状态。

4.2 法律限制。

法律限制来自于政府。最明显的法律限制是专利行为。例如, 政府会给予一些新的研发技术授予各种各样的专利。通过专利权的授予, 政府鼓励这些创造发明活动。因为研发一项发明创造, 通常需要上亿的资金, 还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如果政府不给予专利垄断, 也许会有很少人有意愿和能力去做这些带有风险投资性质的专利研发。

4.3 进入的高成本。

某些产业的进入的成本相当高昂, 使得一部分小企业没有能力进入竞争。这样一个很实在的问题自然的使某些行业形成垄断。比如, 商业飞机的制造, 成本高昂不是随便可以尝试的, 像A380每架造价2.85亿美元, 其中还有机器、厂房、员工等一系列的设备成本, 这些天文数字足以使那些潜在的进入者退却。还有一些是需要大量资金进行研发, 通过该成果来进入市场者。

参考文献

[1]约翰·B·泰勒.微观经济学 (第五版) [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 2006:82。

反垄断法的经济学基础 篇2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浅论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关系

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关系

――兼议反垄断法在我国经济法体系中的地位

作者

杨建峰

市场经济作为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以其自身的复杂构成，其存在与发展的必然要求而言，它就是法律经济，也必然是法制经济，而法制经济即经济关系广泛法制化的经济。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作为经济法的两个核心构成要素，共同维护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是经济关系法制化的典型代表，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承担不同的职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

一、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对比分析

1、理论基础 两者都以国家干预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础。所不同的是市场管理法所依据的是直接干预理论，而宏观调控法则是间接干预理论。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对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商品经济，市场有着及时性、灵活性等特点，能有效地促进市场竞争，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但又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如自发性、盲目性等，市场主体为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会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方式，不可避免地造成垄断、贫富悬殊等社会不正义问题，这些是市场自身无法克服的，也正是国家干预的根源所在，国家依法干预市场活动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垄断、抑制贫富差距扩大、提高交易的效率，所以，市场经济必须确立政府的干预。市场管理法和宏观调控法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论而产生，而区别就在于：市场管理法以政府的直接干预为理论依据，而宏观调控法以政府间接干预为理论依据。

2、侧重点 市场失灵是国家干预的根源，但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表明，国家干预也并非没有缺陷，政府干预

1的失灵（如过度干预、滥用干预权等）同样会妨碍交易的正常进行，政府规制的失败，就要求必须确立对政府干预的规范，其中包括约束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规范政府干预的行为，从这一方面来看的话，笔者认为对市场管理法来说，它着重强调的是对市场主体一方行为的约束，通过对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和交易行为的约束，维护市场的竞争秩序，交易秩序；而宏观调控法则更加注重对政府干预行为的约束，以确保政府的宏观调控权的正当行使。所以，笔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市场管理法侧重于确立政府干预，宏观调控法侧重于规范政府干预，但只是侧重，两者都只有由建立在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的双调整基础上才能有效发挥其作用。

3、调整方式 由于两者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存在差异，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调整方式的差异，市场管理法通过国家对市场的直接干预来实现其职能，它通过运用行政命令，规章制度之类的公权力直接干预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动，对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和交易行为进行规制，如通过制定和实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依法严禁市场主体在交易活动中的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为市场主体交易行为确立一个直接的、强制性的选择标准。宏观调控法通过国家对经济活动的间接干预实现其职能，从而间接影响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选择，由此可看出，它为市场主体所确立的是一个间接的标准，具有可选性，如通过体现法律规范特点的一些经济政策，如货币政策、财政税收政策等，明确向市场主体传达一种信息，哪些市场交易活动因符合国家经济政策而受到鼓励，哪些不符合国家经济政策而受限制等。

4、调整对象 市场管理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在管理市场过程中所形成的经济关系，即市场管理关系。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市场主体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依法查处中所形成的市场交易管理关系，主要存在于微观经济领域，具有直接性、强制性等特点。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指的是国家对国民经济总体活动进行调节和控制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即宏观调控关系如财政关系、金融关系等，主要分布于宏观经济领域，具有间接性，选择性等特点。

5、调整范围 市场管理法以市场管理关系为其调整对象，其主要发生在国家规范市场主体竞争行为和交易行为的过程中。从其体系结构来看，市场管理法的内容主要包括市场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等。宏观调控法以宏观调控关系为调整对象，而宏观调控关系涉及国民经济运行的全部过程，包括财政关系、金融关系、产业关系、计划关系等。体系结构方面，宏观调控法主要包括财政法律制度、税收法律制度、金融法律

制度、产业法律制度、计划法律制度、能源法律制度等。无论从两者的调整对象还是体系结构来看，宏观调控法的调整范围都要比市场管理法的调整范围宽泛。

6、调整方法 在关于两者的调整方法上，笔者认为：市场管理法由于国家直接干预市场主体的竞争和交易行为，直接涉及市场主体的个体利益，市场管理权的不正当行使会对其利益造成损害，同时也为了防止有关行政机关出于自身利益或其它市场主体利益而采用“合法”的形式损害相关主体利益，所以市场管理法的调整方法只能使用单一的法律调整手段，以维护和保证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而宏观调控法则是通过对市场的间接干预来影响市场主体的经济选择行为，具有一定的诱导性，选择性，而且其涉及面广，贯穿国民经济运行全过程，所以，可以采取以法律手段为主，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为辅的调整方法，但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的运用必须在法律确定的宏观调控框架内进行。

二、市场竞争与宏观调控的关系

在讨论两者关系之前，笔者认为应先谈一谈市场竞争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因为市场管理法的功能在于促进和维系自由、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所以，在一定层面上，市场竞争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可以反映出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关系。市场竞争作为市场经济的作用机制是与宏观调控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

首先，市场竞争是宏观调控的基础。竞争首先是市场的竞争，没有市场，宏观经济调控就没有了对象和基础，就失去了运作的机制和生效的中介，如果宏观调控不立足于市场，则是一种盲目的，形而上学的调控，就会失去立足的根基。而且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根本所在，要发展市场经济关键是鼓励和维系市场竞争。另外，宏观调控还受到市场竞争的制约，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对社会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它是第一性的、基础的。只有在市场调节无法起作用的领域，才有必要实施宏观调控，凡是市场可以竞争的，就没必要进行宏观调控。此外，宏观调控的目标要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因为市场竞争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基本途径。其次，宏观调控是市场竞争的条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已充分证明，市场经济不是放任自由主义经济，它内在地要求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国家通过对市场运行进行调控，可以克服市场波动和大起大落，保证经济运行稳定，而市场主体也只有在稳定的市场环境中才能进行公平、自由的市场竞争。宏观调控还对市场竞争范围及竞争目标进行调控，规定在哪些范围可以竞争，哪些范围不允许市场竞争，那些竞争是无所谓的、无益的，哪些是必要的、要加以鼓励的。此外，由于市场主体是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私利主体，市场竞争必然会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部分市场主体竞争的不自由，而这些问题是市场竞争自身无法解决的，宏观调控的实施可以有效的缓解这些问题，实现社会实质正义。

三、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市场管理与宏观调控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在不同的经济运行层面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两者有所侧重，各有分工。而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作为经济关系法制化的代表，在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也在不同的经济层面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市场管理法主要存在与作用于微观自治领域，而宏观调控法主要立足于、作用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但两者是密切相关的。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关系，笔者认为主要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1、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从作用机制的外在表现来看，市场管理法的目的是通过规制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和交易行为，创造自由的，稳定的市场秩序，其根本是促进市场竞争的。市场竞争是一种自由竞争、公平竞争、有序的竞争，而市场管理法的目的就在于为市场主体创造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维系一个良好的竞争秩序，其外在的表现为促进市场竞争。而宏观调控法则通过对市场竞争的范围、竞争的目的等作出一定的限制和规定，外在的表现为一定程度上的限制市场竞争。从这一视角看，两者是对立的，相互排斥的。但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一个根本目的是为了实施和组织更好的市场竞争，而且从两者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这两方面看，二者是统一的，都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手段，都是为了保证国民经济能持续、稳定、健康、快速的发展，所以，二者又是统一的。

2、宏观调控法以市场管理法为基础

宏观调控法的功能在于保证宏观调控目的的实现及调控的合法性。而市场管理法的功能在于促进和维系公平、自由、有序的市场竞争。从其内容来看，宏观调控法所确立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必须依靠市场管理法所维系的市场竞争来实现。宏观调控法所要实现的和维护的市场独立、自由、秩序等目的，也需要市场管理法在微观层次的作用的发挥，并且市场竞争秩序的良好也是宏观调控法的目的之一。宏观调控法要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离不开市场管理法，尤其是反垄断法，因为反垄断法所要规制的就是一种不合理的、非法的产业结构，它所维持的自

由竞争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的根本途径。此外，由于上文所分析的宏观调控对市场竞争的依赖性所致，宏观调控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它的制定必须依赖由市场管理法所维护的市场竞争所反馈回的信息来进行，而不能盲目制定和调控，所以，宏观调控法的制定和实施应以市场管理法为基础。

3、市场管理法以宏观调控法为条件

市场管理法所维系的公平、自由、有序的市场竞争必须以宏观调控法所确立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作为其最终目标，为市场竞争指明了发展方向，避免了盲目、无谓的竞争。宏观调控法创造和维护市场主体的独立、平等、自由和秩序，为市场管理法所追求和维系的自由竞争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利于实现最优化的市场竞争。宏观调控法要实现的产业结构优化的目的，为反垄断法提供了指导和条件。此外，宏观调控法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法律文献，也为市场管理法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指南。

四、反垄断法在我国经济法体系中的地位

反垄断法在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被奉为“经济宪法”，是同其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密切相关的。在我国，反垄断法虽然尚未出台，但其制定和颁布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里，笔者想结合上文就反垄断法在我国经济法体系中的地位，来简单谈一谈自己的认识，笔者将从市场竞争和宏观调控两方面谈起。

作为市场管理法的核心内容，反垄断法的宗旨在于保护和鼓励竞争，维持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建立竞争性的市场环境。而我国当前市场竞争存在的问题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市场发育不全面。我国的市场经济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各类要素市场有的尚未建立起来，有的刚起步，有的还未开放，市场发育不全面，导致了市场竞争机制在这些领域尚未完全建立，尚未完全发挥其基础性的作用。

2、市场竞争不充分。在已经形成的市场中，市场竞争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竞争还是不充分。但对于尚未放开的市场来说，市场竞争对想进入这一市场的市场主体来说则是一种理想。目前，我国许多行业仍然处于行政垄断的阴影下，在这些行业中，市场是存在的，但竞争是缺位的，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也不符合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政方针。

2、“宏观调控法”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我国宏观调控目前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a、调控主体的合法性问题。宏观调控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应由谁来制定，也就是谁拥有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权，在这

一点上，目前比较混乱，各级政府甚至出于地方利益而制定与国家总体方针相悖的经济政策。b、调控程序的合法性问题。宏观调控政策应当如何制定，遵循怎样一种程序；宏观调控的实施应当如何进行，应当遵循怎样一种程序，我国在对宏观调控程序的控制和监督上是欠缺的，也是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c、调控内容的合法性问题。宏观调控作为一种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受市场竞争的制约，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调节是基础的，第一性的；宏观调控是辅助性的，第二性的，凡是能市场竞争的，就不能进行宏观调控，调控内容是否合法，也是目前我国宏观调控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市场竞争是不充分的，须在促进和维系现有市场竞争的基础上，继续放开和建立各类要素市场，在这些市场中形成竞争，而反垄断法则能很好地实现这一功能。

反垄断法的经济学基础 篇3

关键词：反垄断法；经营者集中；缓和规制；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ＤＦ414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1673－291Ｘ（2007）12－0108－02

2007年8月30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经表决通过反垄断法草案，将自2008年8月1日起施行。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来说，这表明我国将启动权威性、程序性以及强制性的司法模式来规制市场行为，限制不合理的市场垄断，这是我国宏观经济法律调控的一个显著进步。笔者在本文中试针对反垄断法中第四章节对于经营者集中的规定，基于经济学的基本价值理念，分析其行为规制的合理性建构，以期能更准确地契合其立法意旨，指导反垄断法律实践。

一、我国反垄断法关于经营者集中的规定和制度设置

法律的实施是从应然状态的书面文字转化为实然状态的有效运作的关键步骤。从理解和适用反垄断法的角度出发，来解析相关法律条文的规定，将有助于法律的执行。反垄断法第四章第20条至第31条是关于经营者集中的规定，其中第20条用列举方式概括说明了什么是经营者集中；21条至24条规定了经营者集中的事先申报；第25条、第26条是对经营者集中行为审查的程序性规定；27条至30条规定了经营者集中控制的审查标准和豁免规则；31条简略涉及到外资并购的国家安全问题和审查机制（但没做进一步的说明，对于什么才是涉及国家安全也没有标准界定，可以说是一个立法的疏漏，但本文对此暂不讨论）。

从反垄断法的条文来看，国家对经营者集中采取的是有条件豁免的立法准则。可以看出，基于多年来学术界不断争议的垄断与豁免问题，以及反垄断与规模效益的冲突问题，立法机构最终采取了一种折中缓和的立法理念予以平衡。例如，反垄断法第28条的规定：“经营者集中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作出禁止经营者集中的决定。但是，经营者能够证明该集中对竞争产生的有利影响明显大于不利影响，或者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作出对经营者集中不予禁止的决定。”①这一规定原则上承认了对经营者集中的法律豁免，它的学理依据源于经济、法律乃至对一国文化等相关各种因素的考虑，也说明了在当今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但又尚不健全的发展过程中，国家对此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法律规制，而不是采用硬性的禁止性规则予以规定，这主要还是考虑到国家经济政策与法律的和谐一致，缓和我国产业政策、经济结构可能与反垄断法产生的冲突。这些冲突有的时候是隐性的，不是直接和必然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化才可能会显示出来的。因此，只有这种留有一定判断空间和自由裁量范围的、灵活的立法，才能在充满博弈的市场发展中达到整体宏观效用的最大化。

二、经营者集中的经济学理论分析

1．合理的经营者集中促进有效竞争

反垄断法没有对经营者集中的违法标准进行具体界定，这就给反垄断执法带来了难于操作的问题，我们必须更多地借助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西方发达国家有着丰富的反垄断法法律实施经验，其中有益的启示就是其经济学在反垄断的执法和司法中的有效运用。在经济学中，判定经营者集中是否造成垄断，是通过供给与需求曲线模型和不同市场组织类型中的经济效率实现的。垄断与竞争都是经济学研究的范畴，在反垄断制度建立的初期，人们将垄断和竞争看成是绝对对立的两极，认为只有反对垄断才能建立公平自由的市场秩序。但是，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完全竞争市场模式只存在于学者的理论研究中，我们现在追求的目标即反垄断法保护的对象，只是一种混合经济中的有效竞争模式。有效竞争是由美国经济学家Ｊ．Ｍ．克拉克针对完全竞争概念提出来的，对于现实经济生活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他认为，只要一种竞争在经济上是有益的，而且根据市场的现实条件是可以实现的，那么这种竞争模式就是有效竞争，能够带来经济上效益的最优。这种最优化是要通过经济学上的方法和模型去论证的。

经营者集中和有效竞争的关系就在于，它们之间有着价值目标上的重合。经营者集中在法律上的规制对象，主要是企业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形成的、能够产生控制性影响的一种关联关系。这种关系潜在地产生出两种对于市场的反作用，其一是企业联合有可能产生市场支配地位并且容易导致对支配地位的滥用，这是反垄断法所要严格控制并予以消除的主要市场危害；其二是适度合理的集中，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某种程度上达到市场的有效竞争。

经营者集中以其影响市场的效果与程度为标准，可以划分为横向集中、纵向集中和混合集中。经济理论认为，适度的横向集中有利于提高产业集中度，形成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所带来的规模效应是反垄断法予以保护的内容。纵向集中由于竞争关系发生在不同的生产、流通环节的经营者之间，集中后反而可以稳定、保障供应或者销售渠道的畅通，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益，可以进一步提高企业自身的竞争能力。混合集中是发生在没有横向和纵向关系的经营者中间。多元化的经营可以降低风险，有利于企业内部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企业的长期发展。这些适度的集中模式都是发展市场经济的有利因素，在提高企业效益的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市场形成有效竞争秩序。

2．过度经营者集中的违法认定

以上讨论的是合理的经营者集中在市场经济中的积极影响，它为反垄断法调整市场关系时适用一定豁免规则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但是反垄断法的制定主要还是规制违法垄断行为。经营者集中的违法认定体现在反垄断法关于申报审查制度的程序设置上。反垄断执法机构通过对经营者集中进行审查，依据一定的标准判断其对竞争秩序的影响，以决定对某项集中是批准还是禁止。审查标准主要有两个，一是支配地位标准；二是实质性减少竞争的标准。标准的执行有一个具体量化的过程，反垄断法赋予执法机构一个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这样，在具体认定中，还是需要借助于经济学的方法，灵活、科学的引入各种因素进行经营者集中的不利分析，帮助和指导执法机关作出决策，排除自由裁量主观臆断的弊端。

经营者集中度的认定在经济学中的主要方法就是参考企业的市场份额，考察企业间联合的目的、方式，分析准入障碍的程度等。在我国的反垄断法中，最终采取了将经营者集中的申报标准授权国务院作具体规定的做法，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考虑到，标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衡量尺度，而是随着经济发展，情况变化而需要随时加以调整的，要结合本国的客观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的现状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的区域经济具有显著的地方市场特点，因此在经营者集中的违法认定和合法的报批上，都是需要结合当地实际经济状况来作为执法依据的。

三、反垄断法对经营者集中的缓和规制体现出鲜明的经济学价值取向

反垄断法立法的目的是为了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反垄断法对于经营者集中的控制也是以此为立法目标的，在整个条文设计上，为具体的执法操作留有很大的弹性空间，采取了一种适度的、温和型的立法风格，即体现了法律对创造公平有序的竞争秩序的要求，也结合了为了追求市场效益最大化而考虑到的实践中的各种经济因素，合理合法的制度设置为界定经营者集中是否应该享有豁免提供了双重的判断依据。

法律的实施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在缓解社会经济关系的矛盾与冲突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现象都能够以合法或违法来评价，因为经济关系是一种不断变化的、此消彼长的变量，如果法律对其规制得过于严苛，反而会压抑其发展的活力，这就违背了反垄断法制定的初衷。所以从经济学的理论出发，在执法中以经济效率作为指导原则，就能达到很好的法律效果，也是对法律制定不够细化的一种补救。

经济学的理论对于法治经济的指导，可以看作是一种合理原则的缓和规制方法，原因就在于市场经济中没有绝对的合法或者绝对的违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竞争的消极方面正是垄断发挥积极作用的领域”。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都是法律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并且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状态，垄断与竞争相互交融是一种常态，这就意味着反垄断立法必须确定一个合理的界限——什么行为应予制止、什么行為应当鼓励保护，既要克服过度垄断破坏有效竞争，又要防止过度竞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企业的竞争力。经济学上认为的合理性就是对这种矛盾的一种缓解。

反垄断法对经营者集中做了概括性规定，在判定是集中行为是否违法上，采用了高度灵活的审查标准，其实质是在法律的框架内给予经济研究方法一定的适用空间，这个空间既能够给予合理集中市场行为一定的发展，也能够论证可以促进某些有效竞争的企业联合存在的必然性，为我们适用豁免规则提供了经济学上的依据。既维护了公平竞争，实现了立法目的，又促进了经济效率，实现了缓和规制的双重价值，是适合我国市场经济现状的立法选择。

参考文献：

[1] 史际春．反垄断法的理解与适用[Ｍ]．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2] [美]理查德•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Ｍ]．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反垄断法宽恕制度之法经济学分析 篇4

宽恕制度, 是指经营者在卡特尔未被发现之前, 或在执法机关发现之后着手调查之前主动向执法机关报告, 并给予持续、全面的协助调查, 执法机关对其予以减轻处罚的反垄断制度。宽恕制度被认为是反垄断执法机关调查卡特尔最有效的方式, 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引入使用。制定宽恕制度的基础是经济学的“囚徒困境”理论, 其原始模型是:两个嫌疑犯犯案后被警方抓住, 被分别关在不同的房间里接受审讯。警方知道两个人有罪, 但缺乏足够的证据定罪, 除非两人当中至少有一个人坦白。警方将他们关入不同的房间, 使他们不能彼此传递信息, 并对他们说明不同行为带来的后果。如果两人都不承认, 将均被判入狱1年;如果另一个人抵赖, 坦白的一方将马上获释, 而抵赖的一方将入狱12年。我们记列参与人为囚徒1, 行参与人为囚徒2。从收益矩阵的囚徒困境博弈收益矩阵可知, 对于囚徒1, 不管囚徒2选择什么策略, 坦白是囚徒1的最优策略:当囚徒2选择坦白时, -10>-12;当囚徒2选择抵赖时, 0>-1。同理也可以推得坦白是囚徒2的最优策略。因此, (坦白, 坦白) 是囚徒困境的纳什均衡。

需注意的是, 在囚徒困境博弈中对于每一个参与人来说, 选择策略组合 (抵赖, 抵赖) 所得的收益组合 (-1, -1) 要好于选择策略组合 (坦白, 坦白) 所得的收益组合 (-10, -10) , 但是前者不是一个纳什均衡, 原因在于前者不满足个人理性, 抵赖策略是一个劣势策略。理性的参与人不会选择一个劣势策略。

囚徒困境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冲突情形下参与人的目标是什么?是采用 (作为个人) 他自己的最好策略, 还是采用 (作为集体的一员) 他们共同的最好策略?前者导致每个囚徒都坦白招认, 从而都被判入狱10年, 后者双方都抵赖, 都被判入狱1年。这个冲突就是在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做出选择。最终选取哪个策略取决于各参与人的个性与其他参与人 (包括其对手) 的交往等。

各参与人之间的博弈

1.卡特尔成员之间的博弈

由于组成卡特尔的成员都是在某一行业占据较大市场份额的企业, 并且在这个市场中的企业数量并不是很多, 属于寡头垄断市场的情形,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寡头之间进行联合形成卡特尔组织对于各企业来说是有利可图的。但是, 随着各国反垄断法中宽恕制度的实施, 各卡特尔成员在权衡利弊后的合作变得越来越难。

如表1所示, 我们只选取卡特尔中的两家企业进行研究, 两家企业都面临就自己所参与的联合行为是否向执法部门坦白的策略进行选择。当参与人1选择申请策略时, 参与人2的最优策略是申请, 因为-8>-10;当参与人1选择不申请策略时, 参与人2的最优策略是不申请, 因为-1>-5。同样, 当参与人2选择申请策略时, 参与人1的最优策略是申请, 因为-5>-10;当参与人2选择不申请策略时, 参与人1的最优策略是不申请, 因为-1>-5。所以, 在卡特尔成员之间存在两个纳什均衡, 即 (申请, 申请) 和 (不申请, 不申请) , 而执法部门的任务就是当处于 (不申请, 不申请) 的均衡状态时, 使该均衡转变为 (申请, 申请) 的均衡。

因此, 改变博弈的收益矩阵, 使其只具有一个我们想要得到的 (申请, 申请) 均衡。如表2所示:

从表2可看出, 当参与人1选择申请策略时, 参与人2的最优策略是申请, 因为-5>-12;当参与人1选择不申请策略时, 参与人2的最优策略是申请策略, 因为-2>-15, 所以无论参与人1选择何种策略, 参与人2都存在自己的最优策略, 也就是占优策略———申请。同理可知参与人1也存在自己的占优策略———申请, 所以在这一博弈中最终的纳什均衡是 (申请, 申请) , 也是占优战略均衡。需要注意的是在博弈中之所以当参与人1和参与人2同时选择申请时他们所获得的收益不同是因为在宽恕制度中存在申请的先后不同而所得到的豁免不同。这样就将存在两种均衡的博弈转变为了只存在一种均衡的博弈。而且是占优战略均衡, 即无论对方选择何种策略, 我都会选择的战略。想要得到这种结果所应做的就是执法部门改变收益矩阵, 给予申请人更多的豁免 (第一种情况中第一个申请的收益是-2>第二种情况中第一个申请的-5) , 而且在参与人都不申请时第二种情况一旦查处其惩罚力度要远远大于第一种情况 (对比表2的 (-4, -4) 和表2的 (-15, -15) ) 。

2.卡特尔成员与执法部门之间的博弈

卡特尔成员与执法部门之间的博弈主要在于执法部门对于宽恕制度所披露的信息的详细程度以及申请宽恕政策的卡特尔成员所能得到的豁免利益。因为在一个博弈中信息的充分与否对于博弈的策略选择以及博弈的结果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表3所示, 收益矩阵中参与人1表示卡特尔成员, 参与人2表示执法部门, 参与人1的收益之所以总是为负数是因为即使卡特尔成员申请了宽恕, 还存在很多其他因素影响其豁免程度, 比如是否还存在民事责任, 是否在卡特尔组织中处于领导或决定性的地位, 申请的顺序等;而执法部门所获得收益的大小则取决于查处卡特尔组织给社会带来的利益以及查处过程中所承担的工作量之间的差。当参与人1选择申请策略时, 参与人2的最优策略是披露, 因为10>8;当参与人选择不申请策略时, 参与人2的最优策略是披露, 因为3>1。当参与人2选择披露策略时, 参与人1的最优策略是申请, 因为-2>-15, 当参与人2选择不披露策略时, 参与人1的最优策略是申请, 因为-5>-12。因此, 无论对方选择什么策略, 我自己都有一个占优战略, 最后的均衡是 (申请, 披露) ,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披露宽恕制度的详细信息对于卡特尔成员来说有一个合理的预期, 通过权衡利弊之后申请是其最优选择。

宽恕制度在反垄断执法中的作用

对卡特尔成员来说, 如果宽恕制度详尽透明, 那么无论对方选择何种策略, 对于他们自身来说申请是最优的, 因为如果自己不申请而别人申请时自己将会遭受巨大的损失, 对于别人来说其最优策略也是申请。对卡特尔与执法部门之间的博弈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信息的披露, 因为这是一个动态的博弈, 执法部门先行动, 卡特尔成员知道执法部门的行动策略。但是执法部门却不知道卡特尔成员的策略, 执法部门可通过信息的披露来影响卡特尔成员的策略选择, 从而影响结果, 此种属于先行动优势。

我国反垄断法宽恕制度的规定存在的不足

1.信息披露不全面

我国反垄断法颁布较晚, 没有专一的执法部门与之相匹配, 只有国务院反垄断执法委员会负责全面性的指导工作, 而具体的执法则由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分别执行。但是该法第46条第二款只是笼统的规定了“反垄断执法机构”。另外, 对于卡特尔成员应提供的“有关情况”并没有全面解释, 对何种情况给予何种宽恕也没有规定, 等等。因此, 这对卡特尔成员的预期是存在很大的影响的。

2.信息披露不详细

反垄断法第46条第二款中“重要证据”、“可以”、“经营者”等词语的使用太过原则, 尤其是“可以”的使用, 给执法部门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无形中增大了卡特尔成员申请后所得豁免的不确定性。

3.一些信息披露存在缺失

反垄断法第46条第二款的规定太过原则以至于一些信息并没有披露。比如, 是否所有的申请者都可以得到豁免, 申请的顺序如何规定, 在某一顺序下提供的信息有何要求, 在卡特尔组织中处于领导或决定性地位或逼迫其他企业参与卡特尔组织的企业申请豁免是否可以得到豁免。

我国反垄断法宽恕制度的改进建议

由于卡特尔组织的严密性, 查处卡特尔变得越来越困难。宽恕制度无疑是现阶段查处卡特尔的最有效的方式, 是各国最常用的手段, 我国的反垄断法应在以下几方面改进:

1.在程序性规定方面应尽量透明

宽恕制度应尽量透明地规定申请者递交申请材料的时间点对应的企业可能获得的收益, 这样一方面可激励企业尽早的提出申请, 另一方面也可避免执法机关滥用宽恕制度。

2.在内容方面的规定应尽量全面和详细

规模经济与我国反垄断立法 篇5

规模经济与我国反垄断立法

 

近年来，我国制定反垄断法的呼声日益高涨，我国的立法机关也已经将反垄断法纳入到立法日程中来。针对我国制定反垄断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我国的经济法学界已经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论证，学者们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立法的原因和依据。国内外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告诉我们，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有健全的竞争立法和强有力的竞争执法，必须培育良好的竞争文化和竞争机制。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和立法实践看来，为了维护健康的市场竞争秩序和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制定统一的和与世界接轨的反垄断法已经是我国的立法的必然选择，在此，对我国制定反垄断法的必要性不作过多探讨。

我国的反垄断法从呼吁制定到现在已经有数十年，之所以现在也没有制定出台，除了其他经济因素和政策原因外，在立法的理论上还存在诸多没有解决的理论问题和有争议的观点。其中最主要的是如何处理好我国目前发展规模经济与反垄断法的关系。本文粗略探讨二者的关系并初步提出解决问题的法律方法。

一、中国发展规模经济的必然性分析

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国际竞争日益白热化，我国的企业尤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市场竞争。由此通过并购战略组建新的企业航空母舰来增强国际竞争力已经成为焦点。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是小型企业太多，企业的经济规模太小，没有形成企业团队和规模经济。从资产规模上看，中国企业500强资产总额为34092亿美元，而世界500强企业在的资产总额就达到了608145亿美元。此外，从营业收入上看，中国500强的总营业收入只有世界500强总营业收入的2.76%。扩大我国企业的规模实现规模经济已经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当务之急。显然，利用并购的方式实现企业快速的扩大规模实现规模经济是相对简单的方法也是目前我国应用较多的战略。

中国企业的并购浪潮不仅是因为我国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和市场需求自发的内部变革，而且是政府从机制上引导、从方向上控制、从力度上促进的划时代的经济变革；这场并购浪潮，一方面是全球性的第五次并购浪潮的组成和延续，另一方面也是我国在新的经济建设时期必然产生的历史过程。近年来，我国的企业并购在规模和强度上出现急剧扩大增强的趋势。中国移动（香港）用800多亿元兼并8省市移动网络、日本日产汽车以近百亿元与东风合资、美国百威啤酒参股青岛啤酒、美国新桥投资参股新发展……一股空前的兼并大潮正席卷中国企业界。据普华永道的调查，在受访的232家跨国公司和产业投资基金中，有七成认为中国的并购活动会加速增长。我国的这场并购浪潮，从世界范围来看，是全球性的第五次并购浪潮的组成和延续，从国内范围来看，是影响整个21世纪经济发展的新的并购浪潮。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深刻影响，我国企业需要在较短时期内快速做大做强，以迎接全球性的竞争格局，我国企业的强强并购必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以战略选择为目的，旨在改变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2、并购将以市场行为为主，政府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促进和控制作用。3、以横向并购为主，其它并购形式也多有发生。4、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必然会相互渗透。5、并购的支付形式多样化。6、跨国并购行为将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7、并购金额大部分将发生在证券市场上。

最近的企业并购，发展规模经济的实践证明，绝大部分的企业并购后都实现了资源的互补和优势的共享，极大的增强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因此，我国发展规模经济的道路不会发生改变，而且还会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

二、发展规模经济与我国的反垄断法的关系分析

采用并购的方式实现规模经济，虽然提高了企业的规模和效益水平，但是经常出现这样一对矛盾：一方面，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上，优势企业以规模与效益实施并购战略，使企业规模扩大、市场占有率提高、利润率提升、竞争力增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随着并购的深化，企业规模的不断的扩大，当生产集中到少数规模巨大的企业后，就会产生垄断因素，进而阻碍竞争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正是规模扩张与垄断集中这个矛盾的存在，使得很多的学者对当前我国制定反垄断法的时机是否成熟产生了怀疑甚至直接予以否定。他们认为现在当前我国应该针对我国企业规模过小，效率过低的现状扩张企业的经济规模，实现规模经济，而不是制定反垄断法来限制企业的规模扩张，因为众所周知，反垄断法的核心就是反对经济力量的过度集中。但是我认为，规模经济的发展和我国目前制定反垄断法之间不存在矛盾，相反，二者还是统一的，如果我们合理的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将建立并发展良好法治环境下的规模经济。究其原因，我归纳为以下诸点：

（一）从规模经济本身来看

规模经济是指随着生产和经营规模的扩大而出现的成本扩大和收益递增的现象。规模经济可以分为外部规模和内部规模。外部规模经济指的是单位产品成品取决于行业规模而非单个厂商的规模；内部规模经济则指的是单位产品成本取决于单个厂商的规模而不是所在行业的规模。在我国，很多学者之所以会对反垄断法是否需要制定持反对或怀疑态度，很重要的原因是对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的认识存在误区。规模经济的形成必然以经济规模的扩大为前提。生产规模的扩大往往能带来规模经济的要求，如采用先进的设备，更细的分工等，而且经济规模的扩大也有利于增强企业对需求波动、抵御风险的能力。但是规模经济的不断扩大并不必然形成规模经济，企业购并、资产重组也并非都有利于构造规模经济格局。这个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1、生产能力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超过一定的点，产出的增量或边际产出将会减少，出现规模报酬递减的现象，也即意味着规模经济的形成是企业适度扩张的结果。2、随着企业规模的无限制扩张，企业的交易成本也会上升。企业之所以替代市场存在，是因为通过市场交易是需要成本的，而通过企业内部化的层级制管理结构加以组织，可以将这些成本内部化。但如果管理幅度过大，或者层次太多，也会导致企业效率低下，规模不经济。3、规模的扩大，必然引起市场中的垄断力量的增强，从而导致市场将偏离充分竞争时的均衡，垄断者将凭借其垄断定价和市场进入壁垒获得垄断利润。此时企业追求创新、追求技术进步的压力和动力都将减弱。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规模经济不等于经济规模，经济规模的扩张可能形成规模经济，也可能导致规模不经济，关键就在于把握这个度的问题。规模经济更不是垄断经济，垄断经济只是经济规模扩张的可能结果，并非必然结果。如果有较好的法律控制和政策引导，我们就可以合理的发展规模经济，不会导致垄断经济的出现。规模经济和垄断经济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冲突，矛盾的症结在于经济规模的扩张的目标存在主观操作性，它可以导致垄断经济，也可以导致规模经济。但这并不能直接推理出来反垄断立法和规模经济之间存在矛盾。相反，这恰好说明二者在最终目标上是统一的。规模经济是效率经济，它的本质是追求微观经济上的企业效率，最终目标是实现微观经济领域的资源优化配置。而反垄断法追求的目标是通过对竞争自由的维护，促进经济的高效率，最终实现宏观经济领域的资源优化配置。追求规模经济并不会阻碍反垄断法的制定和实施，反垄断法的制定实施也不会影响我们追求规模经济的实现。

（二）从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来看

表述反垄断法立法目的`的着名论断“保护竞争而不是竞争者”，起基本的含义是指反垄断法不是简单以特定的竞争者受到损害作为判定是否构成垄断行为的标准，而是从竞争机制的大局或整体进行判断，只有当竞争机制本身被破坏时，反垄断法才会予以正当的干预。但因为“竞争机制本身是否破坏”这种标准规定的过于原则，现实中很难操作。因此在具体操作中主要是围绕着经济效率、消费者福利等标准予以综合判断认定。

经济效率因其在提高社会福利中的地位而成为反垄断法追求的基本目标。在美国里根政府执政期间，经济效率甚至被认定是反垄断法的唯一目标。从经济效率的角度而言，反垄断法并不反对任何形式的垄断，更不等于反对规模经济。尽管规模生产和销售导致了中小企业的竞争机会的丧失，损害了中小企业的利益，但只要这种损害没有威胁到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反垄断法就不应该干预。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是否构成垄断的市场界定标准本身就是相对的，某些行业在一国境内已经形成垄断集中，但如果放在国际竞争的背景中考虑，一国的寡头垄断在世界范围内则有可能形成充分的竞争。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深入，“效率抗辩”将在反垄断诉讼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一个企业的经济规模再大，占有的市场份额再高，只要能提高经济效率，增强国际竞争力都可以成为对抗垄断诉讼的理由。美国波音和麦道的成功合并就是典型例子。从经济规模来讲，合并后的企业绝对构成了传统意义上的垄断了，但合并之所以得到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就在于合并能提高经济效率，提高国际竞争力。

反垄断法发展到今天已经从“结构主义”走向了“行为主义”。按照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如果一个企业的市场集中度迅速上升或者其参与合并企业的市场份额过大就会被认定为违反反垄断法，这种近似于有罪推定的的原则在今天已经基本上被所有的国家所抛弃，取而代之的是行为主义分析方法。行为主义分析方法认为垄断并不总是损害竞争和消费者的利益的，只有在这种垄断地位是通过不公平的或者剥削性的方式获得的情况下才是反垄断法所要干预的。就微软公司垄断案而言，美国政府打算分解该公司的主要原因不是微软公司太大了，而是因为其滥用了这种太大的地位，通过不正当的方式来维持起垄断的地位。换言之，规模太大不是政府反对或者分解微软公司的原因，而是微软公司滥用垄断地位实施捆绑销售等行为的结果。

总之，反垄断法不是反对经济规模，更不是反对规模经济，而是反对实现规模经济过程中限制自由竞争的行为。特别是在我国，虽然由集中所导致的经济性垄断还不明显，但我们绝对不能以此否定反垄断法制定在当前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由于行政性垄断带来的行业性垄断、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的泛滥局面已严重破坏了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如果不尽快出台反垄断法，后果将不堪设想。我国应该采取绝大部分国家都采用的“行为主义”来认定是否构成垄断，即只对禁止滥用垄断地位的行为进行规制，而不对垄断结构予以规制。

（三）从立法超前性上来看

我国目前已经有一系列的反垄断规范性文件出台。国务院及有关部委先后颁布了《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购买、出售、置换资产若干问题的通知》以及《关联方之间出售资产等有关会计处理的暂行规定》。但是建立统一的反垄断法典已经是必然的趋势。现在反垄断的最主要的目标应该是破除行政性垄断。但是我国的反垄断立法的主要内容针对的却是在企业规模扩大后的可能出现的垄断行为。而我国的企业规模经济后向垄断发展的趋势和破坏竞争的行为却没有出现。但是我国从立法要具有一定程度的超前性上来考虑，我们需要制定完善系统的反垄断法典。不仅要针对行政性垄断还需要针对以后好出现的垄断。这个在立法学理论上已经可以得到最简单的解决。

三、反垄断法律制定中处理二者关系的措施

我国在制定反垄断法典的过程中，需要采取以下措施来解决合理的处理规模经济和反垄断法的关系：

（一）合理确定反垄断法的豁免范围。即铁路、电信、邮政、煤气、自来水、电力等行业和企业是否应当豁免于反垄断法。一种意见认为，这些领域的运营商的垄断地位是自然形成或依据法律法规合法取得的，反垄断法不应挑战其垄断地位。主流意见则认为，反垄断法不挑战国家赋予特定运营商的垄断地位，但这并不等于说准许其滥用市场垄断地位。反垄断法的豁免一般分为行业豁免和行为豁免两类。行业豁免是法律直接规定某些行业不适用于反垄断法，行为豁免则是就具体的行为规定不适用于反垄断法的程序和条件。从发展趋势来看，行为豁免已经逐渐取代行业豁免，成为反垄断法豁免的主要形式。笔者认为，我国目前应该采取行业豁免和行为豁免相结合的方式。综合考察各国的反垄断立法经验，我国在制定反垄断法的过程中，应该根据各个行业发展的基本情况，对各个行业所禁止的垄断行为作出明确而具体的规定。

（二）合理确定企业购并中市场集中度的判断标准。主流意见认为，对企业购并进行监控是各国反垄断法的重要内容，我国的反垄断法也应当对其做出规定。但如何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出既能够防止垄断，又不会影响企业合理的购并活动的法律，则需要仔细研究和权衡。()市场集中度的判断标准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地区应该做严格的区分，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化，市场集中度的判断标准也应该发生相应的变化。在反垄断法典中，明确确定各个行业各个地区市场集中度的判断标准不具有可行性。而且判断标准的变化也使得立法不具有稳定性。我国反垄断法仅仅规定市场集中度的判断机关和判断程序即可，而由有权机关根据具体的情况确定市场集中度的判断标准。

（三）明确反垄断法应重点规制垄断性的行为。在各国反垄断实践的发展过程中，不论立法、执法或法学界，对反垄断法应重点规制垄断性的市场结构还是行为，都有过争论。那么，我国反垄断立法重点是针对的垄断性的市场结构还是行为？在世界各国反垄断实践的历史上，曾出现过以结构规制为重点的先例。但从世界各国反垄断立法的发展趋势看，反垄断立法逐渐集中在垄断行为上，不再对市场支配地位进行规制。我国反垄断法应该顺应这一世界反垄断立法发展趋势，明确规定反垄断法重点规制的是垄断性的行为而不是垄断性的市场结构。

结论

反垄断法的经济学基础 篇6

一、反垄断法和产业政策之间矛盾

为了克服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的弊端, 就需要政府对于市场经济进行一系列的行政的和法律的手段, 这些手段归结起来就两个方面:一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另一个是为了促进市场公平的发垄断政策。他们之间本质上是具有冲突的一面, 这种冲突主要表现在他们的运行机制、运行方式和主要实施的目的方面。

作为政府调节经济手段的反垄断法和产业政策具有本质性的一致性, 但同时也会存在冲突的一面, 这种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

首先他们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具体目标是不一致的。反垄断法主要关注于如何构建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环境, 而产业政策主要关注于如何促进一个或者几个产业的发展壮大。所以产业政策的实施可能会违反市场的公平竞争也就和反垄断法的目的产生了冲突。

其次反垄断法和产业政策的运行方式和运行机制不同。虽然他们都是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的行政手段。但是反垄断法主要是在市场发生不公平的垄断时, 进行的一种强制干预, 而且这种干预具有事后性和被动性。产业政策主要是为了扶持和帮助某一个或者几个产业进一步发展壮大在是是是一种主动扶持, 因而产业政策具有很好的事先性和主动性。

综合上述, 反垄断法和产业政策存在一定的冲突, 所以我们在对市场经济进行行政干预的过程中要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既要为我国市场经济的繁荣创造一个公平和谐的竞争环境, 又要促进一些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命脉的支柱产业的发展。企业反垄断法和产业政策也不是绝对矛盾的, 他们之间也有一点的协调性。

二、反垄断法和产业政策之间的协调

首先反垄断法和产业政策的本质出处都一样。无论是反垄断法还是产业政策, 都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经济本身无法克服的一系列弊端而实施的积极的国家经济干预方式。他们都是国家实施的用于调节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 都有特定的市场经济目的。最终都是为了促进我国市场经济更好更快更健康的发展, 并且使市场主体都可以从中受益, 进而实现“帕累托最优”。

其次反垄断法和产业政策的终极目的是一样的。反垄断法和产业政策都是我国实施的针对市场经济的一系列积极的干预, 这种干预都是宏观层面国家进行的经济调节, 都是国家权力对市场经济不公正、不和谐、不积极方面的介入, 最终都是为了促进我国市场经济更好、更健康的发展, 最终惠及广大市场主体。

最后反垄断法和产业政策可以相互补充。产业政策可以保护一系列弱小的市场主体, 反垄断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弱小。反垄断法为了克服市场经济的盲目积聚而造成的市场失灵, 而我国的产业政策可以在这方面进行必要的补充。所以他们之间不是绝对的矛盾对立的, 而是相互补充和协调的。

三、经济危机后我国的产业政策和反垄断法实施的意义

这次经济危机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可以说既是威胁, 同时也是机遇。我国尤其是有充分利用这次机遇, 一方面积极发现我国市场经济的弊端和不足, 同时吸取国外发生经济危机的教训, 充分发挥我国的产业政策, 积极克服经济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 扶持一部分产业发展壮大, 鼓励一部分企业积极实行走出去战略, 为这一轮经济的复苏打下坚实的基础。另外我国还有更加重视反垄断法的实施, 积极促进国内市场的公平和公正, 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打下一个很好的平台, 从而可以使得市场主体共享我国经济繁荣的成果。

在我国垄断分为两种:市场垄断和行政垄断。一些行业通过市场中的某一种优势而自然形成了对市场的占有这种市场垄断又叫做自然垄断, 它是随这市场经济发展而逐步形成的。另一种是人为的垄断, 是利用市场主体具有的某一种行政上的特权进行市场的认为干预而形成的垄断, 这种垄断实际上是行政资源对市场资源的侵略和掠夺, 是官商勾结、官学商勾结的产物, 和市场的运行过程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我们要看到, 正是这种行政垄断才是目前我国的产业政策和发垄断发冲突的地方。按照我国的反垄断法, 对关乎诡计民生的行业、过户祖国安全的产业和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经济部门, 国家资本必须占主导地位, 并对这种主导地位进行一定的保护, 并在价格、市场机制、运行机制方面提供照顾, 促进其进行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综上所述, 在国际金融危机下, 我国的产业政策和反垄断法都有重大作用, 两者宜并重。

四、经济危机后我国反垄断法和产业政策的协调

产业政策可以说在本质上是具有很大的倾向性的, 它的制定就是为了倾向一定的产业, 促进其进行技术革新, 调整其原有的产业结构并对这种结构进行升级优化。但反垄断法是为了使得市场更加公平和具有更大的活力, 保护弱小企业, 从而使得所有的市场主体可以更加公平的进行技术创新, 共享制度创新的成果。

产业政策为了鼓励一个行业的发展壮大, 可以鼓励企业进行合并和重组, 从而提高一个国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而与此同时, 国家的反垄断法可以对这个方面进行放宽。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想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没有在这个行业的一定的市场占有率和行业规模, 谈任何国际竞争力都是假的。从这我们也可以看出, 某种程度上, 我们鼓励行业集中和合并实际上没有反垄断的实质。

反垄断法本质是为了保护在市场中相对若小的中小企业, 企业我们也可以完全通过一定的产业政策促进中小企业的合作, 来加强中小企业的整体实力, 进而可以解决中小企业的发展难题。因为通过产业政策可以使得中小企业以合作来扩大自己的规模, 尤其是在专业化合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联合, 完全可以影响一个行业的产业标准, 可以提高一个行业市场效率, 从而提高中小企在面对国际国内危机时的应对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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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法的经济学基础 篇7

利益平衡是指在社会运行的过程中, 基于不同主体的利益需求, 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各种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 法律发挥其对利益的协调和平衡功能, 最大限度的保障和实现各种主体的利益。利益平衡理论的基本思想在于如何解决利益矛盾和平衡利益冲突。基本内容是:个体利益应该受到保障, 它是构成社会整体利益的基础, 每个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能够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公共利益也应该得到维护, 它体现了每个成员或者说是绝大部分社会成员的需求, 如果社会公共利益得不到维护, 那么个体利益也无从保证实现, 整个社会将处于停滞和混乱的状态。当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 法律会选择优先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必要时限制个人利益甚至牺牲个人利益, 从而保障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

知识产权制度的设计本来就是平衡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结果。法律通过保护知识产权一方面使权利人得到可观的回报, 能够收回其投入的成本, 激发其创新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另一方面, 知识产权有利于知识的传播和市场竞争, 从而促进社会的文明化和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给公众提供更多的优质产品。

而对知识产权滥用进行反垄断法的规制正是体现了利益平衡理论。社会公共利益一般优于个人利益, 当个人利益的实现将损害公共利益时, 个人权利得进行适当的限制甚至剥夺。知识产权属于私权, 主要体现的是私人权益, 属于私法调整的范畴;而反垄断法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 属于典型的公法。但如果权利人滥用知识产权, 不当的扩大自己的权利行使范围, 非法垄断, 获取超额利润, 阻碍技术进步,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而私法规制基于自身的局限性而无法有效的进行调整, 那么作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反垄断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有必要将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纳入其规制范围。

因此, 当知识产权的滥用损害了市场竞争秩序, 有害于社会整体效益和实质公平的实现, 严重背离了反垄断法的目标时, 反垄断法得以优先适用, 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协调。

2效率理论 (Theory of Efficiency)

效率, 简而言之, 就是以最小的投入获得同样多的产出或者用同样数量的资源获得最大的收益。效率是法律追求的价值之一, 法律“确认、保护、创造最有效率的经济运行模式, 使之更有效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一部法律不追求效率, 那么这部法律在社会中的作用就会极为有限, 甚至阻碍社会的发展。如果一项权利的行使有碍于法律效力目的的实现, 那么这项权利极有可能受到法律的限制或者否定。

在市场经济中, 市场是经济调节的基础, 而能促进资源最优配置的则是竞争。如果没有竞争, 一切都会是无效率的。反垄断法是以鼓励创新、推动产业发展和促进竞争为目标, 对限制市场竞争行为、阻碍提高市场效率的行为持否定性态度, 采取严格的控制措施和法律、行政手段。权利人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通过滥用知识产权, 获取垄断地位, 非法限制竞争, 致使市场运行的低效率, 损害了其他竞争者和公众的合法权益。这是与反垄断法以效率为重要目标和宗旨相违背的, 因此, 对于知识产权滥用行为不仅仅要有知识产权法等私法规制, 更要受到反垄断法的控制, 特别是此种行为严重妨碍到市场竞争秩序时。

从更深层次上说, 知识产权制度保护权利人的创新成果, 使权利人在该领域可能拥有支配地位, 从而滥用造成限制竞争的后果, 而反垄断法通过保护竞争、打击非法限制竞争的行为, 维持市场的竞争效果, 从而提高经济效率, 实现法律的重要价值, 促进社会整体效益的提升。

3结语

运用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滥用进行规制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 也是法学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而厘清反垄断法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法理基础有助于确立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应纳入反垄断法规范领域的正当性, 同时为我国在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和立法实践提供一定程度的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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