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倾向

研究倾向（精选十篇）

研究倾向 篇1

一、我国居民消费倾向的总体趋势

(一) 有关消费倾向的基本概念

消费倾向指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例, 是平均消费倾向及边际消费倾向的统称。

平均消费倾向 (APC) 是指任一收入水平上消费支出总量在与其相对应的收入总量中所占的比例。由此可知:当收入与消费支出相等时, APC=1;当收入高于消费支出时, APC<1;当收入低于消费支出时, APC>1。随着收入的增加, APC是递减的, 但因为人们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在消费, 所以APC永远是大于0的正数。

边际消费倾向 (MPC) 是指在增加的一个单位收入中用于消费支出的部分所占的比例, 也就是消费支出增量对收入增量的比率。以△C表示消费支出增量, △Y表示收入增量, 边际消费倾向公式为:MPC=△C/△Y=B。一般情况下, 人们收入的增加必然要带来消费支出的增加, 但消费支出增加的幅度总是小于收入增加的幅度, 这就是人们心理上的MPC递减规律。由于消费支出的增量总是小于收入增量的, 因而MPC总是大于0而小于1的正数。

可见, 就消费支出增加愈来愈低于收入增加的情况而言, APC和MPC都将是递减的, 但是APC大于MPC。这是由于即使收入为零, 也必定存在基本消费支出和边际消费支出以及MPC递减规律作用的结果。

(二) 我国消费倾向总体呈下降趋势

近年来, 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倾向逐年下降, 已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中国城镇居民具有很高的消费倾向。但是, 自从80年代后期以来, 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 (见表1)

消费倾向, 即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 显示了居民对其收入进行消费的意愿程度。从表1看出, 居民APC均有明显的下降趋势, 而且农村的下降幅度超过了城镇。在经济趋向繁荣过程中, 收入增加, 这时人们的消费会增加, 但增加的幅度会小于收入增加的幅度, 即MPC要比APC小。在经济走向衰退过程中, 收入下降, 这时人们消费会减少, 但减少的幅度会小于收入下降的幅度, 这也说明, MPC要比APC小。APC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下降, 因此MPC小于APC, 随着收入的增加MPC是下降的。

二、我国居民消费倾向总体呈下降趋势的主、客观因素

(一) 消费主体的主观因素

1. 收入影响

长期以来, 相对于经济发展速度而言,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速缓慢, 居民消费底气不足, 值得关注的是, 近年来城镇居民收入增速开始摆脱长期滞后的状态, 与经济增速渐趋同步, 而农民收入增速却持续在低水平徘徊, 这不仅造成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而且也造成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农民占有的消费市场份额日益萎缩。

2. 分配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城乡之间、城镇内部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造成社会财富过多集中在城镇, 农民实际购买力过低, 制约着农村市场的发展。根据MPC递减规律, 高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基本得到满足, MPC较低;中等收入阶层主要是工薪阶层, 出现“可买的都买了, 想买的没钱买”的消费断层状态;低收入阶层虽有着较强的消费倾向, 但由于收入增速下降, 消费需求也不断下降。

3. 预期影响

一方面, 收入预期不确定, 企业体制改革中效率追求引起减员增效、农村科技进步所释放的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就业压力等, 使再就业困难加大, 同时, 社会各阶层收入构成中, 工资等持久性收入比重减少, 其他临时性收入比重增加, 这种情形也不能形成可靠的收入预期;另一方面, 支出预期不确定,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还在进行中, 居民对自己承担的改革成本和新保障制度的保障程度预期不明, 同时, 住房商品化、教育产业化改革增加了人们的支出预期。

(二) 消费环境的客观因素

消费环境, 是指客观上会对消费主体购买和使用消费品或享受服务过程施加影响的外在因素。

1. 政策环境

很多现行的消费政策大多是短缺经济条件下制定的, 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消费的发展。比如, 住房消费, 由于地价和税费因素导致房地产开发成本过高, 房价居高不下, 市场上最大数量的潜在消费者不得不“望而却步”。

2. 信用环境

一方面, 市场交易中失信行为普遍;另一方面, 由于信用监管制度和失信惩戒制度尚不完善, 企业失信并不承担责任或承担成本低。在这种情况下, 一方面, 银行为降低金融风险, 不得不设置复杂的消费信贷条件, 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消费信贷的发展;另一方面, 由于对处罚企业失信行为的立法和执法上还存在薄弱环节, 导致消费者基本权利得不到有效保护,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居民消费需求和倾向的有效扩张。

(三) 教育费用持续攀升大大强化了居民储蓄意愿, 影响了居民消费倾向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的计算结果, 十多年来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占居民总消费的比重呈现大幅提高之势。

我国居民教育消费比重高和我国人民一贯重视教育有关, 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我国9年制义务教育尽管普及, 但教育经费相当大部分由居民个人承担。为了应对子女未来高昂的教育费用, 我国居民只能节衣缩食, 加大储蓄力度等。

(四) 城乡居民住房投资支出对平均消费倾向的降低有重要影响

近年来, 我国城乡居民居住消费在居民总消费中的比重提升很快。居民居住消费比重的提高往往需要居民几倍甚至几十倍的购房或建房投资来支撑。住房投资必须由居民储蓄来支持,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提高。

三、解决消费倾向低迷现状的措施和建议

(一) 消费主体方面

1. 切实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调整分配格局

对于城镇低收入群体, 要进一步加强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对于中等收入群体, 要在提高其收入的同时, 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对于高收入群体, 要保护他们的合法收入。

对于农村居民, 一要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二要逐年降低并限期取消农业税;三要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市场;四是加快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设;五是加速城镇化进程。

2. 针对不同消费群体, 分层次促进居民消费

首先, 引导高收入群体, 促进大额消费。其次, 改善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预期, 增加即期消费。再次, 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 提高购买力。

3. 稳定收支预期

首先, 要努力扩大就业, 提高城乡居民的持久性收入, 稳定居民收入预期。其次, 建立公众参与机制, 降低人们对未来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

(二) 消费环境方面

1. 切实改善消费环境, 保障居民消费的有效增长

首先, 尽快清理过去短缺经济条件下制定的一系列抑制消费的政策措施, 抓紧制定新的鼓励消费的政策措施;其次, 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注意加强对社会失信行为的立法和执法;最后, 继续加大对消费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 为拓宽城乡市场、提高居民消费倾向创造有利条件。

2. 发展消费信贷

首先转变消费观念, 由过去的“积蓄-消费-积蓄”的单一消费方式转化为“贷款-消费-积蓄还债”的新型消费方式。其次政府努力提高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 降低消费信贷成本。第三建立担保机制, 为低收入居民提供解决担保问题。

(三) 强化消费信心提高消费倾向

1. 完善社保制度

90年代以来, 特别是近几年来, 我国对旧的社会保障制度所进行的较大幅度的改革, 对居民的消费心理形成了极大的冲击, 这些改革预示人们公费福利支出将大幅度减少, 个人支出将大幅度增加。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支出预期, 迫使居民储蓄意愿增强, 消费倾向下降。

2. 稳定投资市场增加即期消费

消费倾向弱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居民手头没有足够的钱用于消费, 即货币余额的变化将会在消费者的消费支出方面引起变动, 这就是经济学上所说“财富效应”。稳定、长期增长的股市, 会使居民证券收益不断增长, 进而使居民改变其对未来的收入预期, 改变其消费行为, 增加即期消费, 使消费倾向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3. 优化供给结构解决“需求断层”

一般来说, 低收入群体的MPC相对较强, 高收入群体相对较弱。目前我国的收入结构呈现“金字塔”型, 收入差距逐渐拉大。有消费欲望的低收入阶层无力购买生存必需的消费品, 而生活需求已基本满足的高收入阶层又无这种消费欲望, 只对高档消费品有需求, “收入需求断层”由此产生。因此, 改善整体消费倾向必须要针对不同消费群制定消费政策, 培育市场。

(四) 积极发展开拓农村消费市场, 培育城镇新的消费热点

(1) 把消费信贷引入农村, 由于农村存在着巨大的潜在消费市场, 且农民的消费热点产品货源充足, 所以在农村开展消费信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释放被抑制的消费需求。

(2) 建立农业保险机构, 以减轻自然灾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综合各方面的分析, 未来我国居民消费将保持持续平稳增长的态势, 只要政府调整好产业政策、消费政策, 克服不良因素对消费市场的影响, 确实增加人民收入, 那么, 我国居民的消费热点和预期是可能实现的, 消费倾向的提高也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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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倾向研究的新取向 篇2

Judge等借鉴了Packer核心评价(core evaluations)的概念。核心评价是指人们内隐持有的基本结论和基本评价，这些评价涉及到个人生活的三个基本领域：自我、他人和现实。不同的评价处于不同的水平，那些与特定情景有关的评价受到更为基本的核心评价的影响，后者是所有其它评价的基础。Packer使用树来做类比：个体的核心评价如同树干，树枝和树叶代表着与特定情景有关的评价。如同树干的特性决定着枝叶的发展类型一样，个体的核心评价也影响着其他所有的次级评价。诸如“生活是一场权力斗争，由于弱小，我注定要失败”(消极核心评价)、“人们生来没有好与坏，每个人都能创造自己的价值，包括我在内”(积极核心评价)，都是常见的核心评价。

在三类核心评价中，Judge等看重对自我这一领域的核心评价(即核心自我评价core self-evaluations)，并将其定义为个体对自身能力和价值所持有的最基本的评价，

他们认为，核心自我评价可以通过一些特质来描述，这些特质应该具有这样三种特性：以评价为中心、基本性和广泛性。以评价为中心是指相对于描述性而言，不仅是对事实的陈述，还包括对程度的评价;基本性是指位于表面特质之下的根源特质。Cattell曾把特质划分为表面特质和根源特质，根源特质是一些潜在的特质，它们导致了表面特质的产生;广泛性是指特质的范围要更为广泛和全面。Allport把特质划分为首要特质和次要特质，首要特质是个体最广泛、最有概括性的特质。特质的范围越广泛，它越能影响到一个人的各方面的行为。

依据以上三种核心自我评价的特性，Judge等从众多的人格特质中筛选出四种特质来描述核心自我评价[1]。这四种特质是自尊(self-esteem)、控制点(locus of control)、神经质(neuroticism)和一般自我效能(generalized self-efficacy)。其中自尊是个体对自身的积极评价。许多研究者都认为自尊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它形成于青少年的后期且不容易改变;控制点是Rotter提出的概念，把个体分为内控型和外控型两种。将行为与随后的结果视为一致者为内控型，将行为之后的结果视为机遇、运气等其他外部因素造成者为外控型;神经质是“大五”人格特质之一，指的是个体情绪的波动状况;Bandura将自我效能定义为个体能否完成预期环境中的某一行为的主观判断，个体自我效能的判断可以在水平、强度和一般性(普遍性)三个维度上变化。由于一般性自我效能最类似于特质(也就是说很少依赖于具体情境)，因此Judge等只对一般自我效能这一维度进行研究。

一般能力倾向测验研究述评 篇3

关键词：一般能力倾向测验；人职匹配；就业指导

当前大学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社会各界普遍认为大学生就业难是由高校扩招、大学生绝对人数激增造成的。但《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中指出，尽管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绝对人数已居世界前列，但全国高等教育接受率仍只有5%左右，这一数据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大学生就业质量的问题往往被就业数量问题所掩盖，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人职不匹配现象。对于许多毕业生而言，与其说是“就业困难”，不如说是“就业迷茫”。毕业生缺乏对自身的合理定位，就业过程中人职不匹配的现象普遍存在，问题的关键在于缺乏科学合理的指导依据。由于不同的能力因素在不同的职业中所显示出来的重要性不同，因此在职业辅导或人员甄选时，除需要了解个人在各方面能力上的优劣之外，还必须了解各种职业最需要什么样的能力，以及所需要的能力达到什么水平才能胜任相应工作，这样才能更准确地判断某个人是否适合某种职业，达到人职匹配的优化配置。要达到人职的最佳匹配，大学生应当尽早对自己的职业能力有清晰的定位，这就需要就业指导部门能够合理利用职业能力测试的工具，为大学生进行更加科学的职业生涯规划。

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一般能力倾向测验（General Aptitude Test Battery，GATB）早已成为升学和就业指导、人员选择和安置的重要工具。许多国家对该测验进行了修订并广泛应用，GATB因其优秀的诊断和预测功能而备受推崇。我国学者戴忠恒等早在1994年就对GATB进行了修订并建立了中学生常模，然而由于施测困难等原因，GATB并没有在我国就业指导的实践中发挥其应有的价值，不失为一大憾事，如果能够利用GATB准确、快速地评估学生适合的职业类型，从而更有效地指导就业，将极大缓解当前就业难问题。

一、一般能力倾向测验简述

一般能力倾向测验（General Aptitude Test Battery，GATB）是美国劳工部就业保险局自1934年起花了10年时间编制而成的。该测验的技术路线分为两个方面：一为工作分析，二为因素分析。为了进行工作分析，当时动用了大量人力分析了美国2万个企业中7万5千个职务，结果发现可分为20个职业能力模式，选出了不可缺少的10种能力倾向。同时，研究人员又对当时应用于选择士兵、招聘雇用等领域的50多种测验进行因素分析，分析归纳确定了9种与职业关系密切并有代表性的能力因素。于是，通过上述两类分析，确定测量9种能力因素，共15个分测验，其中11种为纸笔测验，4种为操作测验。GATB适用于初三以上年级的中学生以及成年人，为团体测验，测验时限为120～130分钟。

GATB测量的9种能力倾向因素为：（1）一般智力，即掌握基本原理、原则以及作出推理、判断的能力；（2）言语能力，指能了解文字的意义，掌握字与字之间关系并能有效使用文字的能力；（3）数理能力，即能正确而迅速地做加减乘除运算，并能利用算术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4）空间关系理解力，指能在心理上将平面图形转换为具有三维空间关系的立体图形，并能从不同角度认识同一物体的能力；（5）形状知觉能力，指能觉察到实物或图形的细节、能对图形的外形与明暗上的差异或线条在长宽上的细小差异作正确的比较和辨别的能力；（6）文书知觉能力，指觉察文字、符号、表格上细微差异以及能快速校对文字、数目、符号，以避免抄写或计算错误的能力；（7）动作协调能力，指能使手指之间和手眼之间相互协调配合，做出快速且精确的细微动作的能力；（8）手指灵活性，指灵活运用手指、以双手手指快速且精确地分解或组合小物体的能力；（9）手部灵巧性，指能灵活运用手肘、手腕，对物体快速且精确的移动或转动的能力。

GATB的9个因素的得分被转换成平均值为100、标准差为20的标准分数，可绘制成能力剖面图，从图中可以直观地看到个体内部在9种能力因素上表现出来的优劣倾向，又可比较和判断个体相对于一般在职人员在9种能力因素上的相对水平，因而对于个体的就业指导、决策以及人事部门的人员甄选和录用具有相当大的辅助作用。

GATB选用了若干种职业，从相应职业的在职人员中选取代表性样本作为常模团体，建立了若干种职业常模。将个人的9种能力因素标准分与某一个职业常模所要求的能力因素的切割分数相比，可得出高、中、低三种评价：被评为“高”，表示此人的能力符合且超过该职业的合格员工，成功的可能性很大；被评为“中”，表示此人的能力接近该职业的合格员工，可以胜任；被评为“低”，则表示此人从事该职业的成功可能性较小，需要相当努力才可以胜任，应考虑从事其他更能发挥其能力的职业。GATB的美国版常模是依据4000个个案所构成的样本建立的。该样本无论在年龄、性别、教育程度、行业、地理分布上均代表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全美国的劳工群。依据对不同职业的工作人员、应征者、受训人员的施测所得的分数形态，可以得到各行各业中关键的性向种类以及最起码的标准分数数值。

为了便于咨询与预测，GATB将具有同类能力倾向要求的行业归为有限的几个“工作家族”，每个工作家族最重要的三个性向有分界分数，因此而得到的职业能力类型（OAPs）到1977年为止已有66种，涵盖了数千种职业类型。

二、一般能力倾向测验的信度和效度研究

为了考察GATB对于职业成功和学术成就的预测能力，德奕加（Droege）等对GATB的预测效度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在预测职业成功方面，GATB得分与工作绩效之间虽然相关不高，但仍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在作为效标的15类工作中，GATB对其中12类有较高的预测效度。在预测学业成就方面，发现GATB的预测效度在不同的学校类型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GATB的智力、言语能力、数理能力和书写知觉分测验可以作为预测大学生学业成就的良好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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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明思（Bemis）总结了自从GATB诞生以来的效度研究，综合比较了424项职业领域效度研究的结果，其中GATB与工作绩效相关的效度研究345项，平均效度为0.40，与培训标准有关的效度研究74项，平均效度为0.42；横断研究353项，GATB同时效度为0.40，纵向研究71项，GATB预测效度为0.45。研究结果表明：除GATB的G、S、P因素以外，无论是用于工作绩效预测还是培训标准制订，GATB其他能力倾向的预测效度都高于同时效度；相对于预测工作绩效而言，GATB更适合用于制订某一工作的具体能力标准；GATB的G、V、N、S因素即认知能力倾向适用于预测适合某项工作的能力倾向标准，K、F、M因素即运动能力倾向适用于预测工作绩效水平；只要达到某一工作要求的关键水平即最低水平之后，智力的高低差异将不再对工作绩效产生影响，然而能力倾向水平却始终与工作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关于GATB的结构效度，康姆瑞（Comrey）在对GATB的研究进行回顾时，发现对GATB进行因素分析的研究仍然比较匮乏。直到哈蒙德（Hammond）在对GATB的结构进行因素分析的研究中才发现，GATB并没有充分测量其原本设计测量的9种与职业有关的能力倾向，而是4种更为普遍的、更高层次的能力：言语能力、数理能力、工具组合能力和空间能力。

在美国就业局及其他公立机构的推动下，截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有关GATB的研究资料已累积到相当可观的程度。GATB总的复本信度和再测信度均在0.80～0.90之间。从1947年开始，美国关于GATB或其分测验的预测效度研究有755例。从施密特（Schmidt）等提出效度概化的概念以来，据此方法对GATB的效度研究，促使美国就业局将GATB大量应用在员工雇用前的背景筛选中。效度概化的结果也表明，GATB与工作绩效确实存在效标相关。

三、一般能力倾向的相关因素研究

年龄与一般能力倾向之间关系如何？希尔特（Hirt）选取了大约1500人作为被试，年龄跨度从19岁至83岁，通过对GATB分数做非线性回归来分析年龄与能力倾向的关系，该研究得出的最突出的结论是：年龄与能力倾向中的G、V、N和S之间呈曲线关系，在年龄分别为37、31、32和30时，达到其最高点，之后开始下降，然而这种关系带来的结果尚未明确。

弗扎德（Fozard）等进一步检验了希尔特的发现，得出以下结论：年龄和社会经济地位都会对GATB的能力倾向分数的平均成绩和OAPs所要求的分界分数的平均通过率产生影响；当所有的等级水平都被考虑在内时，年龄和社会经济地位这两个变量之间没有显著的交互效应，但是当只考察社会经济地位处于极端水平的群体的数据时，在一般能力和言语能力这两个分测验中，高社会地位群体和低社会地位群体随着年龄变化的趋势存在显著性差异；一般来说，受年龄影响最大的能力倾向受到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是最小的，反之亦然。

安德森（Anderson）等研究了工业生产中的等级、产量、效率对GATB预测作用的影响。结果发现，在工业生产中，GATB作为一个选拔工具，其应用价值还需要进一步的估量，特别是GATB的量度和标准已经广泛应用于全美的培训和就业部门的情况下。研究GATB是否在工业研究中适用，不仅仅需要考察其等级标准，还应当考察更多的工作表现作为标准。此后，阿沃里奥（Avolio）等对年龄、认知测验成绩、工作复杂性和职业类型与GATB测验得分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将工作复杂性与职业类型作为年龄和认知能力之间潜在的调节变量。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职业类型在年龄与认知能力的相关中起到了显著的调节作用，并且工作复杂性没有对两者的相关起调节作用。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工作复杂性在预测认知测验成绩上与年龄相关较低，该研究推测可能是由于工作复杂性难以得到精确的测量，也可能是由于工作复杂性本身在年龄与认知能力之间不具备调节作用。

四、一般能力倾向测验的文化公平性问题

智力测验常因其文化公平性问题受到指责，能力倾向测验是否也存在此类问题，国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奈恩黑斯（Nijenhuis）等将荷兰移民人群与美国本土人群的GATB成绩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总的来说，无论是在总分还是单个项目上，关系到构想效度的群体间差异均未达到显著性水平。但是，这些不显著的群体间差异确实降低了GATB的分测验的构想效度水平，并且低估了移民人群的能力水平，这些不算显著的群体差异也可能会带来显著的影响。

GATB还常与“种族平等原则”这样一些热点问题相关。GATB收集关于认知、知觉和运动技能方面的信息，但是所获得的总分意味着什么呢，这还取决于种族或民族背景。例如，三个面试申请者都获得了300的原始分数，但他们的转换分数看起来相当不同：黑人被试的成绩高于他所在群组中83%的人，而西班牙裔被试却高于他所在群组中67%的人，白人或亚裔被试只高于所在群组中45%的人。

五、国内关于一般能力倾向测验的研究

戴忠恒等人自1989～1992年初开始GATB的修订工作，于1991年年初在全国正式抽样测定，收集常模资料。样本来自吉林、天津、内蒙、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海南、贵州、宁厦等省市自治区中17个中等以上城市的普通中学初二至高三五个年级，总计2198名被试，男女学生的比例为1∶1。戴忠恒修订版对GATB测验主要作了三方面的改动：1. 对15个分测验中4个可能与文化因素有关的分测验的测题作了一些适合中国国情的改动；2. 将11个纸笔分测验实施“说明”写得比原来的更详尽；3. 要求被试在答卷上作答，以达到测验可重复使用的目的。该测验的G（智力）分数与瑞文测验IQ的相容效度系数为0.567。稳定系数除P、F、M为0.68、0.65和0.51外其余均在0.71以上。

继戴忠恒之后，方俐洛、凌文铨等对GATB进行了修订并建构了一般能力倾向测验的中国城市版，使这套测验适合中国的文化特点，既有科学性又有实践性，成为易于操作的GATB中国版。该研究以日本劳动省1983年版的GATB为框架，借鉴非文学性的图形和器械测验，对具有文化因素的五项文字测验采用中国化的内容（如中国成语和古诗），进行了重新编制，使之适合于中国的被试对象。以我国六大地区十三个城市的5094名初三至高三学生为被试进行施测。删去了预测效果不太明显的两项纸笔测验（T3形状匹配，T5工具匹配）和四项器械测验，留下9项信度和效度都较好的分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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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方俐洛在对GATB进行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三因素能力结构模型，揭示了中国中学生的一般能力。模型包括语文—数理能力、知觉能力和心理运动能力三个因素，共8种性向。无论是美国版还是日本版的GATB，其原始设计都是测量9种性向的，但如前所述，美国样本、爱尔兰样本和该研究的因素分析结果均未支持这一设计，尽管如此，该研究并不排除其合理性，除G因素外，其余8种能力倾向都可以在我们的测验中找到对应题目。

牛立军在其《高师生一般能力倾向和职业能力的研究》中，对GATB是否适用于大学生、有无研究价值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大学生一般能力倾向与高中生相比差异性大、共性小，此结果符合青少年的发展规律；大学生男女性别间的能力倾向存有差异，女孩是言语能力和知觉速度测验的优胜者，而男孩在空间知觉能力和数学能力上略胜一筹，不过这种差别很小；高师生在言语能力上的平均得分尚未达到GATB对于从事教育职业要求的能力倾向标准。造成能力偏低与我们的教育训练有关，大学生的学习方法与中学生相比没有较大的改变，学校只重视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教育，缺少或忽视对大学生能力特别是教育能力的培养。研究结果表明，GATB是较好的职业选择工具。

关于GATB国内修订版的信效度问题，郑书娴以386名大学生为被试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GATB戴忠恒修订版信效度良好，适用于我国大学生被试，并且GATB所测得的能力倾向与大学生的就业状况密切相关。马姗姗以GATB为工具对我国青少年一般能力倾向的特点和发展趋势进行了考察，发现与戴忠恒版的中学生常模相比，中学生的一般智力、空间判断能力和书写知觉的分测验得分均显著增高，运动协调得分没有显著差异，言语能力得分显著降低；与中学生相比，大学生在GATB的7项能力倾向上的得分均有显著提高；GATB所测得的一般能力倾向可以用来预测不同专业学生的专业表现。

此外，也有国内学者参照GATB的能力倾向和编制方法编制测验，如黄俊红等（2000）拟定了九项能力倾向测验，分别对机械、自动化与职业技术教育管理三个专业的215名学生进行了测试。研究表明：双手协调能力和推理判断能力是机械专业的能力倾向结构的组成部分；双手协调能力和空间想象能力是自动化专业的能力倾向结构的组成部分。通过借鉴GATB编制的工作分析方法，王进礼将长-鞍团体智力测验发展成为多项能力倾向测验（简称MAT），为武警部队等职业团体在人员筛选、工作安置和能力评估与咨询方面提供一个初步的能力倾向测验工具。

六、结语

一般能力倾向测验在国外广泛应用于就业指导服务之中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相比之下，在我国的大学就业指导工作中，用一般能力倾向测验这种客观的测量工具评估学生职业能力的工作几乎还是空白。毕业生在大学阶段没有接受过相应的职业能力评估，导致在择业时存在许多误区，盲目追求就业中的高层次、高薪酬，在择业类型和区域上出现“扎堆”现象，较少关注自身的能力是否适合该职业，就业后人职不匹配造成的资源浪费多不胜数，因此，要缓解大学生就业难的局面，不仅仅是提升就业率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提升就业质量，较好地达到人职匹配，而一般能力倾向测验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实用工具，对于我国的就业指导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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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马姗姗.一般能力倾向成套测验（GATB）：大学生与中学生的比较研究[D].苏州大学，2011.

对延安精神的正确倾向研究 篇4

关键词：延安精神,科学倾向,方法

一、坚定正确的态度倾向

首先, 我们知道延安精神是革命年代的人民群众和党的实践的产物, 对于新时代的我们也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人说, 延安精神过时了, 在当代并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 其实, 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对于这种理解上的偏差是由于延安精神在当时并没有具体的概念, 是建国以后人们根据对当时的理解总结出来的, 是人们对延安精神那个时代的认识和概括。新中国成立, 延安时代过去, 但延安精神并未过时。毛泽东、邓小平在不同时期都提出要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截至20世纪60年代, 延安精神以她强大的生命力在各行各业以不同的形式得到了全面发展。改革开放新时期, 延安精神又有了新的生长点和时代意义。

对于延安精神, 我们要坚持正确的态度倾向, 开拓进取, 批判吸收。延安精神作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交汇形成的独有精神, 是一种开拓创新的、发奋图强的精神。延安精神的基本理论依据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才能认清形势, 把握全局, 既看到伟大成就又看到新的挑战, 既满怀信心又不盲目乐观。因此, 我们所坚持的正确的态度倾向应该是对延安精神有针对性的认识, 其次再对其进行评价, 这意味着是否赞同该事物;态度相对于情绪具有稳定性, 坚持正确的态度倾向至关重要。正确的态度倾向意味着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只有真真确确认识延安精神及其时代价值, 才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 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健康发展, 才能共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二、坚持正确的立场倾向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这些话不是凭空杜撰的, 是我党切实遵循的原则。延安时期, 中国共产党人把延安精神的培养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动力, 作为创造“陕甘宁边区成为抗战的堡垒, 民主的模范”的智力支持。[1]在陕甘宁边区, 革命者在延安精神的引领下始终保持着正确的思想路线, 并在每一个党员干部身上体现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在实际工作中, 革命者之间平等相待、互帮互助、没有上下级的隔膜, 并保持着能上能下的风气。党的干部除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外, 再没有什么特殊的权利。毛主席, 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延安人民吃住一起, 同甘共苦、军民一家、其乐融融, 正是在这样的鱼水之情下革命才得以成功。

正确的立场倾向就是要以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阶级而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体现了以人为本, 彻底否定了以官为本的错误倾向, 充分展现了延安精神当中的阶级立场, 并创造出一个政通人和、诚信友爱、风气纯正、繁荣和谐的新民主主义全新社会。

三、运用正确的方法

为了强调工作方法在办事中的重要性, 毛泽东举了个用桥和船过河的例子, 实属难得。他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 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 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 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 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2]

对于解决人们对延安精神的误解, 我们应该采用正确的方法。首先, 要从广大人民的思想认识上入手。思想舆论在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舆论界的风气也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精神面貌, 所以, 要充分理解延安精神的时代价值就要把提高人们的思想作为出发点。马克思主义思想全党全民族的指导思想, 是被实践和时间检验过的科学的思想, 我们应该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对马克思主义坚贞不渝, 矢志不移。延安精神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赋予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新的含义和内容, 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发展的, 延安精神也是发展的, 现在有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 影响、动摇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例如, 有人说“共产主义遥遥而无期, 太渺茫了”;说“现在, 不经过艰苦奋斗也能奔小康”;说“那么多的山寨商品, 实事求是太难做到, 社会风气混乱不堪”等等。如果对于这些“理论”不加以必要的澄清, 要使广大党员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弘扬延安精神, 必然会事倍功半。因此, 我们应该深入开展延安精神专题讲座, 突出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纯洁党员干部队伍, 发扬不骄不躁, 吃苦耐劳, 艰苦奋斗的精神。走群众路线, 密切联系群众, 使广大人民群众切切实实感受到政府勤政为民,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以党员自身的行为, 教育群众、感染群众, 呈现出上下一心、政通人和、欣欣向荣的美好局面。

其次, 我们知道,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真理来源于实践, 光靠思想上的感染教育往往是不够的, 我们更应该知道延安精神形成于发展的时代背景。我们今天弘扬延安精神, 固然要用其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等精神教育广大群众, 特别是青少年, 使这些精神在全社会得到推广和发扬, 把它们变成全民族的精神, 但首先需要身体力行的并不是一般群众, 而应当是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对于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来说, 弘扬延安精神固然要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 但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发扬延安时代那种坚信共产主义理想必定实现的精神。[3]]因为只有这样, 我们才可能真切领悟延安精神的真谛, 才能把延安精神发扬传承。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年谱 (1893-1949) :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10.5.

[2]《毛泽东选集》第l卷, 第134页.

幼儿园教育小学化倾向问题的研究 篇5

单位：小白鸽幼儿园

幼儿园教育小学化倾向问题的研究

摘要：当今社会，随着人们对儿童教育的重视，幼儿园教育也迅速成为很多家长关注的焦点。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竞争的日益加剧，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儿童时期的素质发展对今后生存是多么的重要。但是很多家长对素质教育的理解很片面，希望孩子在幼儿园时期就能够接受全面广泛的知识，便出现了很多幼儿园为了适应家长的要求而增加幼儿学习负担，使幼儿过早接受小学化教育的情况。各种小学化训练让孩子们的幼儿园生活变得很压抑，幼儿的健康成长受到影响。幼儿园教育的小学化倾向违背了早期教育的基本规律及幼儿身心发展的特点，势必影响幼儿园教育甚至整个教育的健康发展。所以，本论文主要是通过对这种教育现状的探讨，剖析根源，寻找问题的症结，以确保儿童能接受正常的幼儿园教育。

关键词：幼儿园小学化教育

幼小衔接

对策

思考。

引言

不同的时代、地域的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着教育存在的形式、作用的发挥、追求的目标、选择的内容、采用的方法等的不同。幼儿园教育是我国教育的一部分，对幼儿发展起着重要的教育启蒙作用。在21世纪，社会发展对人的素质要求不断提高，幼儿教育的基础性教育作用也逐渐被人们重视。近年来，各地不断探索教育改革的途径，积极吸取国外先进教育理念，使得幼儿教育不断发展，表现出灵活性和多样性的办学机制和办学思路。幼儿教育的市场化运作也为幼儿教育注入了新活力。民办幼儿园与公办幼儿园的差异也因为一些社会因素逐渐表露出来。幼儿园教育小学化倾向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主要来自于社会的影响和家长功利化的追求目标。在教育领域，虽然都在提倡素质教育，但中小学教育中的应试倾向并没有因此而改变，甚至愈演愈烈。学校和家长都在为提高孩子成绩想尽各种办法。不少家长认为，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孩子提早学习文化知识，在起跑线上先人一步，因此在入小学前，家长就很重视对孩子进行知识的教学，幼儿园如果能较为系统的教授文化知识，更能被家长所认可。对于幼儿园，进行基本的文化课教学，比培养孩子全面发展更易操作。同时，一些小学入学的考试，也加剧了幼儿园教育小学化的倾向，为了在入学时就先人一步，家长和幼儿园形成了这种默契，幼儿教育小学化成了幼儿园实际运作中的普遍现象。

一、幼儿教育小学化倾向的主要表现

近年来，随着家长对幼儿早期教育关注程度的提高和竞争心态的加剧，越来越多的幼儿园开始增设识字、拼音、写字、计算等课程，这种在幼儿园实施的“小学化”倾向的教学逐渐演变得越来越普遍，尤其是民办幼儿园表现得更为突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教育内容上：重视智力开发等特色教育，轻视多元整合教育教材。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明确指出：“幼儿园教育的内容是广泛的、启蒙性的，可按照幼儿学习活动的范畴相对划分为健康、社会、科学、语言、艺术等五个方面，还可按其他方式作不同的划分。幼儿的知识、技能、能力、情感态度等各方面的内容都应发展。”[1]但实际上幼儿教育存在明显的单一化、片面化的倾向，如许多幼儿园无视幼儿的发展水平，把小学的内容提前到幼儿园学习，甚至选用小学低年级的教育材料，把文化知识作为幼儿的主要学习内容。在拼音方面，要求幼儿掌握声母与韵母、能拼读、能书写；在计算方面，要求幼儿进行较大数位的加减运算；在汉字学习上，要求幼儿会读、能写。这实质就是把小学的教育内容提前到了幼儿园的教育中来，有的幼儿园所教内容甚至超过了小学一年级应掌握的水平[2]。

（二）教育方法上：轻视幼儿自主学习

幼儿教育小学化倾向在教学方法上的主要表现就是将幼儿教学课堂化，以课堂讲授代替活动与游戏。这种教学方式主导下的幼儿教育通常是只重视知识学习的灌输式教育，教师讲、幼儿听；教师做、幼儿看；教师领读、幼儿复读等死记硬背的传统授课与学习方式成为幼儿园教学常态。为了配合知识掌握的目标，很多幼儿园要求幼儿学习拼音，掌握10 以上加减法运算。

我曾在某民办幼儿园大班担任配教老师，该幼儿园教学小学化倾向就比较严重，课堂上教具演示少、图案色彩少、角色游戏少。经过观察，我发现幼儿在学习时，如学习数学加减法的时候就常常出现心不在焉，坐不住，走神，胡乱回答问题的情况；在教学后，教师还常常布置大量单调、枯燥的作业。这种讲授式教学增加了幼儿的学习负担，扼杀了幼儿的天性，不利于幼儿学习兴趣的培养。幼儿长期处在这样机械的读、写、背的学习状态中，整天在紧张中度过，易对入园和上学产生厌烦情绪。在此，想到了一个新概念——童年恐慌，它指儿童因面对巨大压力不能理解和产生的一种较强烈较持久的焦虑心态，不亚于SARS和禽流感 [3]。

（三）教育评价上：轻视幼儿学习过程，重视结果

幼儿教育小学化倾向还表现在在评价幼儿时得标准是比较明确的，那就是考核幼儿学会了什么，学会了多少，把幼儿获得知识与技能的多少作为评价幼儿教育质量的惟一标准，实质即是重视结果、轻视过程。本人实习所在的幼儿园每周五都会进行全园的一个教学检查，针对本周学习的生字，英语单词，加减法，拼音等多元整合内容的教学重点对幼儿进行一个普查或者是抽查，也是对进行教学的各位老师进行一个工作考核。在这种评价体系下，幼儿教师不关心幼儿如何学习，不了解幼儿是主动学习还是被动学习，不清楚幼儿发现探索时的乐趣、遇到困难时的迷茫、尝试活动中的期待，完全忽视了幼儿的个性差异，也就不能根据幼儿的实际情况进行评价。注重对幼儿的知识分数的考核，忽视对幼儿行为品质特长的考核[4]。这种评价标准对幼儿教师的教学方法有很大的制约，这势必会制约幼儿创造的热情，泯灭他们活泼的天性。

二、幼儿教育小学化倾向形成的原因

（一）家长对幼儿园的要求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还是以考试成绩作为升学的主要标准，使我国基础教育改革面临很多阻碍，很多新的教育理念难以落实。这种教育现实也同样影响了我国的幼儿教育。家长们普遍追求“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强调孩子的知识学习而不顾孩子的身心需求，他们“望子成龙”心切，不惜拔苗助长，渴望孩子在学习上取得好的成绩。一项关于学龄前幼儿的调查显示，90%以上的家长希望孩子到幼儿园“多学些知识”。[5]由此可见，家长的愿望是幼儿教育小学化倾向形成的重要原因。

（二）幼小衔接缺乏机制

当前，尽管我国教育行政部门规定小学入学不许考试，但由于优质教育资源缺少，仍有部分小学，特别是高质量的公办小学为了获得较好的生源而进行了入学考试或入学面试，并按考试成绩分班。在此入学压力下，大部分民办幼儿园不得不配合小学的要求和家长的需求，为让孩子们进入好的小学而提前进行小学阶段的教育，为此，很多民办的幼儿园也都表示无奈。

（三）民办幼儿园利益与师资力量不足

时代步入21世纪以来，我国幼儿园办园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所办的幼儿园纷纷被推向市场，公办园大量减少，民办园数量迅速增加。这造成我国幼儿园办园体制的市场导向，为了获利，很多民办幼儿园丧失了教育的立场，只是一味迎合家长的需求，不顾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和接受能力而开设一些小学课程，向幼儿提出过高的学习要求。同时，我国幼儿教师培养和培训工作长期不受重视，很多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也进入了幼儿教师队伍，一些民办幼儿园的老师甚至都不是师范类学校毕业，或者聘请没有取得教师资格证的人来担任幼教一职，这使幼儿教师学历水平和教学素质受到严重影响。他们难以认识到幼儿教育的特殊性，在教学实践中很容易将小学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带到幼儿园，致使幼儿园教学出现小学化倾向。[6]

三、幼儿园小学化倾向的对策

（一）做好幼小衔接工作

幼儿教育既要体现内容的启蒙性和丰富性，又要注重幼儿学习的科学性，幼儿园要做好与小学教育的衔接工作。反对幼儿园小学化倾向并不等于忽略幼小衔接工作，而是要强调幼儿教育不应该超前超压地学习小学的内容，强调幼儿教育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幼儿园应按照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采取适合幼儿身心发展的方式组织教育教学，才能促进幼儿健康和谐地发展。对于学前教育来说，学习主要是儿童成长的手段，学习不是学前教育的主要目的，儿童教育最重要的目的还是成长 [7]。在此基础上，幼儿园也需要为幼儿升入小学后的学习打好基础，如通过各种游戏活动培养幼儿的主体意识，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并使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亲社会行为，为幼儿进入小学奠定基础。

（二）家园合作

幼儿园在办园过程中不能只考虑利益，而应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坚持办园的教育立场，科学合理地开展幼儿教育活动。另外，幼儿对家长有很强的依赖性，在某种意义上，幼儿园与家庭的合作效果决定了幼儿教育的好坏。所以，幼儿园要加强与家长的密切联系，主动参与，并积极支持、帮助家长提高教育能力，以自身对教育立场的坚守使家长认识到幼儿教育小学化倾向的弊端，以幼儿园和家长形成的教育合力促使幼儿教育回归其应然的状态。

（三）政府应对学前教育加大监管制度

长期以来，政府在学前教育发展的投入和管理直接导致了幼儿园错误的办学倾向。为了纠正幼儿教育小学化倾向，政府管理部门应明确自身责任，加强对幼儿园的管理，使学前教育具备有效的领导和管理保障。[8]具体而言，教育主管部门应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出台关于纠正幼儿教育小学化倾向的文件，对幼儿园的教育内容、教育形式、教育方法、作息时间和？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对违反规定的任何形式的考试予以处罚，保证幼儿在园游戏与活动的时间，坚决禁止幼儿园强迫幼儿参加兴趣班。同时，政府要增加投入，加大幼儿教师的培养力度，不断提升幼儿教师的素质，杜绝小学化倾向在幼儿园蔓延，科学合理安排幼儿的活动课程，促进幼儿教育的科学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时间管理倾向研究回顾与展望 篇6

【关键词】时间管理倾向 相关研究 干预研究 展望

时间是一种有限的资源，不能储存亦不能提取，对王权贵族无偏，对寻常百姓无私，不管我们愿意与否，都不得不以每分钟60秒的速度去消费它。孔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在这个快节奏、激烈竞争的社会，如何有效地安排和利用时间，提高时间的利用率和有效性，变得尤为重要。

一、时间管理倾向概念及结构

时间管理倾向（Time Management Disposition，TMD）是由国内学者黄希庭和张志杰最早提出并界定的，即个体在使用时间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具有动力性，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表现程度、跨情境性和潜在的可测度。

时间管理倾向由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观和时间效能感三个维度构成。时间价值感是指个体对时间的功能和价值的稳定的态度和观念，它通常充满情感，对个体运用时间的方式具有导向作用。时间价值感是个体时间管理的基础。时间监控观是个体利用和运筹时间的观念和能力，它是通过一系列外显的活动来体现的，例如计划安排、目标设置、时间分配、结果检查等一系列监控活动。时间效能感指个体对时间管理的信心以及对时间管理行为能力的估计，它是制约时间监控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二、我国时间管理倾向的研究综述

（一）时间管理倾向的文献资料分析

以“时间管理倾向”为关键词，以CNKI数字图书馆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为数据源，检索2001～2016年间有关时间管理倾向的论文（截止到2016年6月份）共计981篇，发表年份分布情况见表1。

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2001年以前时间管理倾向还是个新兴课题，未受到关注。自2001年以来，研究文献总量逐年上升，十五年间保持稳定增长，近五年来达到文献高峰，这表明时间管理倾向日益受到关注，且热度不减。虽然时间管理倾向研究篇幅逐年上升，但和心理学其他领域的研究相比较，还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理论性研究相对较少，实证性研究较多，且实证性研究多数是相关性的验证性研究，干预研究的文献数目较少，缺乏应用性研究。

（二）时间管理倾向的相关研究

1.TMD与学业成绩

张志杰、黄希庭等调查研究发现：时间监控观对学业成绩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时间价值感和时间效能感是通过时间监控观来影响学业成绩的。支富华、杨志红、樊琪研究发现：时间管理倾向中的有效性是影响中学生学习成绩的最主要因素。黎兵、杨嘉乐的研究表明：时间管理倾向的三个维度都与初中生的学业成绩呈正相关。

2.TMD与心理健康

研究表明，时间管理倾向会影响到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这方面研究主要涉及它和个体焦虑、抑郁、压力等心理健康多个维度之间的关系。邓凌、涂涛等探讨了时间管理倾向和抑郁、焦虑的关系，结果发现大学生的时间管理倾向与抑郁、焦虑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3.TMD与人格

人格是由一组不同的内在心理特征和外部行为方式构成的，这些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相互作用、相互联系。时间管理倾向作为一种人格特征，不仅反映了个体独特的心理与行为特点，而且与其他的人格特征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

4.TMD和教养方式、网络成瘾

教养方式会影响到个体的时间管理倾向。王婷等人的研究显示：与专制型和忽视型相比，權威型教养方式下大学生的时间管理相对较好。另外，网络成瘾和时间管理倾向有一定的相关。曹枫林等人的研究表明：时间管理倾向与网络成瘾呈显著的负相关，网络成瘾者的时间管理能力很差。

（三）时间管理倾向的干预研究

2010年，石国兴、郭世魁、魏瑞丽以中学教师为研究对象，以八次团体心理辅导作为干预措施，最终达到了改善教师时间管理倾向的目的。

2014年，张峰、祝婷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对时间管理辅导组实施提高时间管理能力为目标的团体心理辅导，对照组处于常态，采用青少年时间管理倾向量表和自编团体心理辅导活动评价表进行干预效果的评估，结果显示：基于时间管理倾向理论和时间管理自我监控理论的团体心理辅导对提高大学生的时间管理水平具有积极作用。

三、研究展望

自黄希庭提出时间管理倾向这一概念和结构之后，几乎没有人提出挑战或者提出新的时间管理结构模型，使得时间管理这一领域的发展受到了局限。今后应该有更多的关于时间管理模型的探讨，拓展该研究领域，同时拓展研究对象和方法，深化时间管理倾向的相关研究，更重要的是要注重应用性的研究，通过时间管理的训练来提高人们管理时间的能力，改善人们的生活。

【参考文献】

[1]黄希庭，张志杰.青少年时间管理倾向量表的编制[J].心理学报，2001，33（04）：338-343.

[2]黄希庭，张志杰.论个人的时间管理倾向[J].心理科学，2001，24（05）：516-518.

[3]张志杰，黄希庭，凤四海，等.青少年时间管理倾向相关因素的研究[J].心理科学，2001，24（06）：649-653.

[4]石国兴，郭世魁，魏瑞丽.团体心理辅导改善教师时间管理倾向的实验研究[J].心理科学，2010（03）：747-749.

抑郁倾向的生理影响因素研究 篇7

关键词：抑郁倾向,生理,影响

一、抑郁的产生

无论是从生物意义上还是社会意义上来讲,人为了维持自身的新陈代谢和社会地位都会不停地产生各种各样的需要,需要是人的缺乏或不平衡的状态,为了恢复身心的平衡状态,人就要向环境中寻找满足。环境不是万能的,常常不能满足人的需要,此时人本身也体验到了自身需要与环境之间的矛盾。那么人的这种对于自身需要与客观事物关系的体验过程就被称为情绪。随着环境的变化,人的情绪也会变化。我们都会体验到人生的酸甜苦辣但有时由于某种原因的影响,我们也可能进入到抑郁的心境当中难以自拔,这种现象就是我们俗称的抑郁症。抑郁症是指因为具有抑郁的感觉,悲哀、绝望、不安、焦躁、苦闷感等,导致身体状况欠佳,精神活动受到抑制,多次出现企图自杀的行为,并造成社会适应力降低的一种精神疾病。进入新世纪,抑郁症以其高发生率,成为不得不被我们重视的社会问题。正因为如此,更多的科研工作者介入了抑郁症的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包括氟西汀、西肽普兰、氟伏沙明等抗抑郁药物的广泛使用使抑郁症不再可怕。。心理干预方法的渐趋成熟也使得抑郁症的治疗更加人性化。电痉挛方法的使用更使得人们对木僵等重度抑郁的症状有了行之有效的方法。总之我们从对抑郁症的无知到了解再到积极理性的应对,使得抑郁症患者走向健康的道路越来越顺畅。

二、抑郁倾向的界定

与此同时相对抑郁症患者另一个群体却经常被人们忽视,这就是抑郁倾向患者。因为多样并有效的方法使抑郁症的诊断与治疗都已经进入到新的阶段,其中对于抑郁症的诊断来讲,现在已经有若干种比较成熟的方式和标准了,其中有相对比较严格的诊断与筛查的工具如汉密尔顿抑郁量表,也有便于运用的如:自评抑郁量表(SDS)和贝克抑郁量表(BDI)。但是现在诊断抑郁症的方式大多都是对抑郁者抑郁相关症状在程度上的筛选,将症状程度超过标准的诊断为抑郁症患者。但是同时也就将有抑郁症状却没有达到诊断标准的抑郁倾向者排除在外。抑郁倾向就是介于正常的抑郁情绪与需要治疗的抑郁性神经症之间的状态,该群体大多不被现有的诊断标准视为病态,往往错过积极干预的机会,这种身体和心理上的不适对相应群体的生活同样会造成影响。更重要的是,抑郁的轻、中、重是一个从良性到恶性变化的不同阶段,人的心境可以在好坏之间转化。抑郁倾向者处于较恶劣的心境当中。这种情绪状态会使人感觉身边的事物被这种情绪所笼罩,这种认识方式,会使人更容易进入更为抑郁的心境当中。所以抑郁倾向者极为容易进一步发展为抑郁症,成为易患抑郁症的高危人群。

三、抑郁倾向的生理影响因素

通过前人的研究我们知道,通过药物影响人体内的5-羟色胺或肾上腺素等的水平可以起到抗抑郁的作用,通过电痉挛的方法可以快速的改善重度抑郁的木僵状态,既然药物可以通过影响人的生理活动从而干预人的抑郁状态,那么抑郁就不可能是单纯的心理活动紊乱,而是有生理的因素在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人的抑郁状态,据此我们可以探索与抑郁相关的生理因素,并精确的干预该生理因素从而对人的抑郁水平进行调节。另一方面,除了上文所提到的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自评抑郁量表(SDS)和贝克抑郁量表(BDI)外,还有如无望抑郁症状问卷和西方的儿童抑郁问卷。在众多的问卷中我们会发现,抑郁筛选问卷大多是自陈量表,需要被测者根据自身体会进行回答,有研究发现抑郁个体对正性刺激存在感知缺陷,对负性刺激存在夸大加工倾向和加工易化效应。所以抑郁者对外界环境认知发生改变,尤其是对自身感受的评价发生偏向,不能够准确描述,所作出的回答必定有所偏差,答案的偏向必然会影响诊断的准确性,所以能够找到不被主观意识影响的指标是一个需要人们重点关注的内容。

综合以上原因,客观、敏感的生理影响因素的探究可以是突破抑郁倾向研究的有效手段。总结前人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介绍影响抑郁的生理因素。

首先,有研究发现,内分泌的变化经常导致人抑郁状态的产生,如脑内乙酰胆碱水平过高会引起抑郁症,促进恐惧性记忆,而过低又会引起狂燥;胆碱能与单胺类之间的不平衡也会诱发负性情绪。

其次,人的神经系统尤其是中枢神经系统是人行为的司令部,这一部分功能的变化经直接导致人行为上的变化,在抑郁的发生方面,神经系统的功能失常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重性抑郁(major depression)与急性躁狂(acute mania)发病时,也表现出前额叶皮质(PFC)功能失常。

最后,抑郁情绪与主体的免疫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人体的免疫系统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大到人的皮肤、循环系统小到细胞、分子都是人体免疫系统的组成部分。在我们的免疫系统中,分泌型免疫球蛋白A (SIgA)是20世纪60年代初在外分泌液中发现的一种抗体,研究表明,SIgA是呼吸道、消化道、泌尿生殖道等抵御病原体及有害物质的第一道免疫防线,是机体黏膜免疫最重要的抗体。人的抑郁情绪经常会导致SIgA的变化。

综上所述,生理因素是抑郁倾向研究的全新途径,同时新的科研仪器以其客观稳定精确无创的特点保证了对抑郁倾向生理研究的工具基础,抑郁倾向的生理研究方向可以作为科研人员研究的突破口。

参考文献

[1]黄希庭,著.心理学导论[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180-181.

[2]韩永昌,主编.心理学[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39-140.

[3]戴琴,冯正直.不同抑郁状态个体对情绪面孔的评价研究[J].应用心理学,2007,13(4):354-359.

[4]易红,冯正直.无望抑郁症状问卷(HDSQ)的中文版修订[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8,16(1):18-21.

[5]李旭,钱铭怡.青少年归因方式在教养方式与抑郁情绪间的中介作用[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2,16(5):327-330.

[6]詹光杰,奚耕思.负性情绪的生物学基础[J].现代生物医学进展, 2006,6(7):73-75.

[7王一牛,罗跃嘉.前额叶皮质损伤患者的情绪异常[J].心理科学进展2004,12(2):161-167.

电视体育新闻娱乐化倾向研究 篇8

1. 电视体育新闻娱乐化的现状

1.1 体育新闻娱乐化倾向增强

为了吸引受众, 为了提高收视率, 电视体育新闻也开始注重挖掘娱乐元素, 使节目的娱乐化倾向日益增强。现在的很多体育新闻报道不仅仅是对体育赛事的相关细节进行报道, 更开始关注与运动员相关的赛场外的私人活动。体育新闻通过报道运动员背后的故事, 增强节目对受众的吸引力。例如, 《体育新闻》等多家媒体曾经对德国跳马名将索维金娜进行了详细的报道, 因为她36岁的年龄、妈妈级的选手, 连续五次参加奥运会的经历等, 媒体通过挖掘她不同寻常的经历, 增加了新闻报道的可读性, 极大地提高了新闻的影响力。

1.2 娱乐化发展中的畸形态势

随着现代人们对娱乐节目的喜爱, 新闻娱乐化倾向不断增强, 甚至出现了一些畸形态势, 如媚俗化、色情化与暴力化等, 严重影响了新闻媒体的公众形象。新闻媒体作为舆论的引导者, 在对体育名人的结婚、生子、私人情感、球员转会等进行报道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在对新闻事件的娱乐化报道中一定要把握一定的度, 否则将会对社会造成恶劣影响。如新闻中的一些关于“世界杯期间的外遇”、“球员施华杀害其女友的事”等进行详细报道, 严重偏离了体育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

1.3 一些报道失实

真实是对新闻的基本要求, 新闻报道一定要坚持真实的原则。但是为了吸引眼球, 一些新闻媒体在进行报道时, 甚至采用闭门造车, 自己杜撰新闻事件进行报道。像“郭晶晶怀上霍启刚骨肉欲离队”、“木村纱织恋上中国男陪打”等像这样的假新闻不断发生。近年来新闻失实报道不断增多, 无不反映了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素质急剧下滑, 因此, 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观与价值观急需整体提升。

1.4 缺少人文关怀

人文关怀是新闻媒体的一项基本素养, 然而现在很多体育新闻媒体在进行娱乐化报道时, 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吸引眼球, 用语极富血腥味。如在体育比赛中, 经常会用到“死敌”、“血拼”、“死掐”等词语, 新闻媒体在娱乐化报道中的人文关怀严重缺失。

2. 体育新闻娱乐化的原因

体育新闻娱乐化的倾向增强, 娱乐化过度现象时有发生, 这与体育本身、媒体、受众有必然联系。

2.1 体育本身娱乐特性决定

体育运动作为一种集运动、休闲、娱乐与健身为一体的活动, 本身就具有娱乐元素。体育成为人们业余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满足了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 而且满足了人们争强好胜的需求心理。电视新闻媒体在进行体育报道时, 也要通过各种方式将其娱乐特质挖掘出来, 将体育的娱乐精神发扬光大。

2.2 媒体竞争的需要

随着媒体的快速发展, 在受众资源有限的情形下, 为了吸引更多的受众, 体育新闻媒体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为了提高收视率, 电视新闻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时, 通过媚俗化的报道, 可以满足消费者的窥私欲, 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报道的影响力与关注度。

2.3 受众娱乐的需求

电视新闻娱乐化报道也是媒体为了适应受众的娱乐需求。大众都有偷窥欲和猎奇心理, 窥私与猎奇是一种广泛存在的欲望, 是人类的某种心理需求。体育新闻是要为大众服务的, 大众的娱乐需求就是体育新闻的发展方向, 于是体育新闻娱乐化倾向日益明显。

2.4 受娱乐文化的影响

在现代社会, 很多严肃的新闻事件被游戏化后, 能被社会大众广泛接受, 称之为娱乐文化。社会的发展, 使得现代人们工作节奏加快, 人们对娱乐的需求增多, 促进了娱乐文化的快速发展。文化对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力, 娱乐文化对新闻从业者同样具有影响, 使他们在进行新闻报道时改变着传统的新闻报道与评论, 更侧重了新闻人物的情感私生活。如果体育新闻报道过度娱乐化, 而没有新闻的严肃精神, 也会受到社会公众的批判。

3. 体育新闻娱乐化的发展建议

随着电视体育新闻的热播, 体育新闻对受众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体育新闻娱乐化是一种发展趋势, 如何使体育报道更好把握娱乐报道的度, 具有高尚的娱乐品位, 本文建议新闻媒体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3.1 完善相关的法规, 加强监管力度

体育新闻过度娱乐报道与我国相关的法规与监管机制不合理有必然联系。为了规范新闻娱乐化报道, 首先要完善我国对体育新闻娱乐化报道的相关法律法规, 对娱乐化

参考文献

[1]杨志凌, 王静.体育新闻娱乐化的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2010年第12卷第3期

文人画的书法化倾向研究 篇9

文人画的书法化倾向则是其发展历程中的一大特征, “欲明画法, 先究书法”、“画之道在书法中”等理论体现了书画结合的趋势, 不论从书画的历史渊源, 还是书画的审美要求或是笔法技巧, 这些都说明了书画艺术之间的紧密联系, 书法的运用与融合, 是文人画绘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一、文人画的书法化意识的萌芽与形成

文人画萌芽时期是在南北朝及唐朝, 这一时期的文人画已经具备了较为明显的身份意识, 这一时期的画家大多本身就是书法家, 善画者心善书, 以书画见长, 因此, 绘画与汉字书法艺术的关系就成为画家思考的一大问题, 对形似与用笔、笔踪与笔体、书画通体等内在关系的探讨也促进文人画书法化倾向的萌芽。

在书法艺术的影响下, 南朝时期的绘画初步确立了“法”的意识, 此时期画家的法度意识也相当强烈。鉴于建立在比较稳定的汉字结构形式基础上, 书法与其他艺术相比, 具有极强的法度意识, 重视临摹。南北朝时期, 文人画受书法影响, 法度意识增强, 即使在六法之中, “传移摹写”排名末位, 但事实证明, 擅长“传移摹写”的画家仍受到极大的评价, 谢赫对文人画家的详细品评就鲜明地体现出其对法度的重视, 这一重要现象表明这一时期的绘画正在逐步向书法看齐, 但不可否认, 南朝时期绘画书法化仅停留在理想化阶段, 书法与绘画两者更多的是方式的接近, 绘画意义上的象形与文学意义上的象形尚未达到统一。

书法艺术作为绘画标准的初步确立也标志着文人画书法化倾向的形成。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指出:“又《周官》教国子以六书, 其三曰象形, 则画之意也, 是故知书画异名而同体是也。”书画同体, 体现了绘画存形与书法象形的一致性, 并揭示了书画同源。书法用笔是文人画书法化的鲜明立场, “工画者多善书”, 绘画用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来自于书法, 张彦远认为绘画创作如同“笔阵图”, 书体影响画风, 用笔同样影响画风, 画家吴道子将狂草体势引入画中, 最终达到“笔才一二, 象已应焉”“其势圜转, 而衣服飘举”之效果, 为绘画风格添彩不少。

总之, 这一时期文人画都强调了与书法实现一致笔法与用笔, 可见, 文人画发展的早期就已形成了书法化的倾向。

二、文人画书法化意识的发展

五代及宋元时期是文人画的成熟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以业余作画为主的文人画家队伍日益庞大, 文人画的自觉意识也日趋高涨, 重视主观世界、重意趣的文人画理论也逐渐形成, 文人画的书法化倾向进一步发展, 这一时期的“书画同体”区别于南北朝时期的理想化状态, 此时已具有更多的现实意义。

文人画的书法化倾向首先体现在书画用笔的内涵得到进一步的丰富, 正如人们所知, 书法因“近取诸身”而具有明显的生命意识, 由于“书画用笔同法”, 绘画创作也采用了这种意识。荆浩提出了绘画理论“笔势论”, 为“筋骨肉”理论赋予了全新的内容, 在阐明四种笔迹形态的特征的同时, 又对“筋、骨、肉”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详细的分析, 所谓“死者无肉, 迹端者无筋, 苟媚者无骨”, 荆浩将四种笔迹形态有机统一, 对前人的书法艺术理论所体现的生命意识加以继承与发展, 表现出文人画中笔法生命意识的自觉性。

此外, 书法“心画”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绘画理论, “心印”强调书画乃“本自心源, 想成形迹, 迹与心合”。书画用笔对“心印”有着较大的影响, 重视绘画写意的目标随之出现, 这使得文人画的题材选取、精神表现、以及语言探索均取得极大的进步。同时, 米点山水的出现是文人画写意阶段发展的产物, 以书法为载体的汉字六书中“指事”方式被吸收借鉴, 使中国山水画的“应物象形”有了更深入的发展。

最后, 元代赵孟倾认为绘画形象与书法的笔法和书法应该相一致, 强调将书法的一切都有机运用到绘画中去, 即“书画本来同”, 将绘画视为书法, 并将书法作为衡量绘画的标准, 强调文人画进一步追求书法的审美表现, 推动写意文人画以及文人画书法化倾向的发展。

三、文人画书法化倾向的深化与拓展

明代至清代前期, 是文人画发展的分流阶段, 出现了以董存昌、文征明等为代表的传统派和以徐渭、清初四僧为代表的个性派, 两派各有自身特征。这一时期, 文人画对书法用笔的运用, 比宋元时期更为深入, 更为精细化, 用笔更加强调中锋和点画美。“用笔之法, 在乎心使腕运, 要刚中带柔, 能收能放, 不为笔使, 其笔须用中锋, 中锋之说, 非谓把笔端正也, 锋者笔尖之锋芒。”

此外, 这一时期文人画家更加重视书法用笔在绘画中的优先地位, 从而发挥点画的美感, 使绘画的意境得以拓展。“作书贵中锋, 作画亦然。云林折带效, 皆中锋也。惟至明之启祯间, 侧锋盛行, 盖易于取姿, 而古法全失矣。”在书法艺术及造字方法的影响下, 传统派文人山水画在运用“自抒机抒”方面, 将“六书”中的“会意”方法进行图式组合重构, 深化了图式的精神内涵。王原祁式的书法会意式构成和竺重光式的写境式构成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认识进行组合重构, 表达出对立统一的生成变化。

清中期至清末是文人画的变异时期, 这一时期文人画的书法化特点显著, 草书式和大写意花鸟画的盛行, 诗书画印的一体迅速发展, 诗文与绘画的互动使作品的立意进一步深化。并出现了金石画派, 碑学和金石的文化与审美意蕴的引入、大写意花鸟画中所体现的写意精神与金石画派旨趣相结合, 带来了文人画书法化的高峰。

四、小结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绘画与书法的关系密不可分, 书法入画、书画同笔等理论在文人画中表现更为突出。书画同源体现出文人画与书法的相互交融, 文人画经历了自南北朝、晚唐以来, 直至近代的发展, 其书法化倾向日益突出, 书法化倾向也使得文人画的视觉效果及精神蕴涵更为震撼人心, 也造就了我国文人画极具民族特色的艺术特点, 完备而富有特色的文人画体系也逐渐形成, 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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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倾向 篇10

在当代的中国, 企业员工离职已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根据《2012中国薪酬白皮书》的调研数据显示, 中国“80后”员工离职率依然偏高, 达30%以上, 高出平均水平5%。而企业员工频繁跳槽不仅带来了生产经营成本的提高, 也带来了无形成本优秀人才的流失。对于企业的管理者来讲, 如何降低员工的离职率, 特别是逐渐成为企业中流砥柱的80后员工, 己经成为管理一大难题。

Mobley (1977) 指出:离职意愿是指工作者在特定组织工作一段时间, 经过一番考虑后, 蓄意要离开组织的意图, 属于主动离职的范畴。离职意愿是离职念头与寻找其他工作倾向的总体表现或态度, 是探讨离职行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预测变量。因此探讨“80后”员工的离职倾向就能了解到员工离职行为的发生规律, 从而制定对策防止人才流失。本研究主要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旨在探讨“80后”员工的离职倾向在个体和组织因素上的差异。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 问卷通过人际网络相互传播以增加样本数量的方法, 联系全国范围内的“80后”在职员工, 邀请其在网上作答。问卷共发放并回收了187份, 有效问卷183份, 有效率为97.9%。

问卷除了卷首引语部分以外, 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为个人基本资料, 包括性别、年龄、学历、工作年限、岗位、年薪、企业类型及所属行业8个题项;第二个部分为离职倾向量表, 此量表综合文献研究自行编制而成的, 包括4个题项, 每个题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打分, 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给予1至5的分数, 其中前两个问项为反向题, 得分越高代表离职可能性越低。后两个问项为正向题, 得分越高, 代表离职的可能性越高。四个题项分别为:1.我基本没有想过离开本公司;2.计划在本企业作长期的职业发展;3.经常想辞去目前的工作;4.非常想离开这个企业。

研究使用了SPSS19统计软件, 对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信度分析、效度分析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其中信度分析采用了Cronbach`sα系数, 值为0.848, 高于0.7, 表明采用的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效度分析采用了因子分析的方法并进行了KMO和Bartlett检验, KMO值为0.703, 高于0.7, Bartlett检验表现显著, 并提取了一个主成分, 因此可以认为离职倾向是单维结构且量表具有较高的效度。

三、数据处理和分析

1. 性别因素。

本文对“80后”男性和女性的离职倾向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见表1。

F=2.980, Sig=0.086>0.05, 统计结果显示, 不同性别的“80后”员工的离职倾向差异不显著。这说明男性和女性的离职倾向差异不大。这也验证了“80后”一代的独立性, 以及在职场中的平等意识。而且从均值上看, 女性的离职倾向反而比男性高, 说明“80后”女性在劣势的职场环境里有积极的追求。从总数的均值上看, 离职倾向为3.23为中等水平。“80后”一代以逐渐成为企业的中流砥柱, 职业日益稳定。另外国内的就业形势的压力, 各大公司的裁员, 也迫使“80后”员工放弃了离职的想法。

2. 年龄因素。

根据社会上的普遍共识, 年龄越大, 其工作就应该越稳定。在年轻的时候, 并且此时由于年龄优势、人脉关系、职业可塑性等的关系, 职业转换的成本较低, 个人趋向于不断的去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而年龄较大了以后, 个人会发现自己喜欢并从事的工作, 同时其职业转换的成本较高, 因此个人会在某个组织中稳定下来。由于“80后”的时间跨度为10年, 若将其分类过细, 无法体现出时间的变化。因此我们可以做出假设“85后”员工的工作稳定性应该比“80-85间”员工的工作稳定性要差。

而统计结果却显示出不同年龄段的员工的离职倾向差异并不大, 结果见表2。

F=0.757, Sig=0.385>0.05, 说不同年龄的员工离职倾向并不显著, 随着年龄的增长, 员工并没有趋于稳定的工作。说明“80后”员工并不会受到传统共识的影响, 自我意识很强, 同时其职业探索阶段也在延长。

3. 学历因素。

本研究题设将学历分为:大专以下、大专、本科、硕士及以上。不同学历的“80后”员工的离职倾向的差异性见表3。

F=0.432, Sig=0.730>0.05, 统计结果表明, 不同学历的“80后”的离职倾向也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大专及以下学历的员工不会因为工作年限较长而趋于稳定, 硕士及以上的员工也不会因为相对能找到更好的工作而趋于稳定。

4. 工作年限。

本研究将“80后”员工的工作年限分为:1年及以下, 1-3年 (含3年) , 3-5年 (含5年) , 和5年以上。其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见表4。

F=0.350, Sig=0.789>0.05, 统计结果表明, 不同工作年限的员工的离职倾向差异并不显著。“80后”员工并不会因为长期呆在某家企业就会因此稳定下来, 而是会追求更高的个人成长。同时由于新劳动法对员工利益的保障, 员工受合同的约束减小, 因此愿意通过寻找新的工作机会来“跳槽”从而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

5. 岗位。

本研究将“80后”员工的岗位分为:一般职能岗位;专业技术岗位;管理岗位;其他。对其进行的单变量方差分析见表5。

F=4.911, Sig=0.003<0.05, 说明不同岗位的“80后”的离职倾向差异较大。一般职能岗位的离职倾向最高, 而技术岗位和管理岗位的离职倾向则较低。可能的原因是, 技术岗位的员工因为自身技术的限制, 使其难以转行投入其他行业;其次技术岗位的员工可能会比其他岗位的员工更热爱自己的专业更注重自身的职业特长。而管理岗位的员工, 由于其发展受到企业的重视并且做到了管理的位置, 因此对企业的忠诚度会提高。而一般职能岗位的员工, 自身技术的欠缺, 可以适合很多非技术的岗位, 而且一般职能岗位的员工对于自身的职业规划还不够清晰, 职业发展也达不到管理层的标准, 因此更倾向于“跳槽”来提升职业发展。

6. 薪资。

本研究将薪资按年薪分为了4档:3万及以下, 3-5万 (含5万) , 5-10万 (含10万) 及10万以上。其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见表6。

F=1.948, Sig=0.124>0.05, 统计结果表明, 不同薪资下的“80后”员工的离职倾向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薪资长期被认为是最与离职行为相关的因素之一, 但从此统计结果看来并非如此。原因可能是“80后”员工的职业化观念更加浓厚, 他们专注于自己的职业和未来的发展, 这种发展不仅仅体现在工资上, 也体现在自我价值的实现上, 因此不会单纯的因为薪资的差异而在离职倾向上存在显著不同。

7. 企业类型。

企业类型属于组织因素的差异。本研究将企业类型分为了:国有企业、外资合资企业、私营民营企业和其他。不同企业类型中的“80后”员工离职倾向差异的显著性统计分析见表7。

F=0.179, Sig=0.910>0.05, 说明不同的企业类型中的“80后”员工的离职倾向不存在显著地差异。国有企业的员工不会因为收入稳定, 有福利保障而获得更多留职的青睐。私营民营企业也没有因为公司规模小管理不够规范而被“80后”员工所抛弃。这说明“80后”员工对组织的忠诚度不会因为组织的类型而有所变化, 而是会根据自己的职业兴趣和职业发展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80后”员工更加自我, 关注与自身, 而对组织的忠诚观念较淡。

8. 所属行业。

所属行业也属于组织因素的差异。本研究将所属行业分为了:生产制造行业、科研开发行业、服务业、其他。所属不同行业中的“80后”员工离职倾向差异的显著性统计分析见表8。

F=2.785, Sig=0.028<0.05, 说明不同行业的“80后”员工的离职倾向存在显著差异。从均值分析, 政府部门的稳定性最高, 这与每年的公务员报考热相呼应, 稳定性福利性使员工对政府工作情有独钟。同时科研技术业的稳定性也相对较高, 生产制造业的稳定性则较低, 原因可能在于科研技术行业作为朝阳产业有着广泛的发展前景, 而相对而言生产制造行业则是我国产业链中需要调整的一环。说明“80后”员工对职业发展的重视已上升到行业的高度。

四、研究总结总结及研究展望

通过以上分析, 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1.“80后”员工的自我意识较强。

“80后”员工比较不受传统的拘束, 如女性在职业上的积极选择, 不同年龄下的“80后”员工离职倾向差异不显著以及不同薪资下“80后”员工的离职倾向差异不显著等都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企业在对待“80后”员工时, 需要考虑到这一点, 如平等对待女性员工, 以及给予职业发展上的激励而非物质激励等。

2. 不同个体和组织中的“80后”员工的离职倾向差异显著性不大。

在本研究中, 除了个体特征中的岗位以及组织特征中的所处行业之外, “80后”员工的离职倾向并不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如性别、年龄、学历、工作年限、年薪以及所处企业的类型。因此在做“80后”员工离职倾向的研究, 或者企业在对“80后”员工离职行为进行应对措施时, 并不需要将员工细分, 可以作为整体统一对待。

3.“80后”员工更关注于自身的职业发展。

“80后”员工所界定的职业发展不仅仅是薪资方面, 而是更多的考虑自身的兴趣, 岗位的升职空间以及所在公司所处行业的发展前景。“80后”员工追求的是职位的稳定发展性, 以及从中获得的成就感。因此组织对“80后”员工进行职业管理时, 需要给其在发展空间上的心理保障, 同时组织也需要更好的进行自身建设, 从而实现员工与企业的共同稳定发展。

由于本文从个体和组织层面对“80后”员工的离职倾向做了研究, 结论显示不同个体和组织的“80后”员工的离职倾向差异并不显著, 可以作为统一的研究整体对待。因此后续就研究可以更从组织承诺、工作满意度、组织支持感以及心理契约等方面进行, 更深入的挖掘影响“80后”员工离职倾向的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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