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生态建设补偿机制

2024-08-27

草原生态建设补偿机制（精选八篇）

草原生态建设补偿机制篇1

一、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退化的现状

(一) 内蒙古草原天然草场退化严重

以草地资源为基础的草原生态, 具有巨大的生态屏障、环境维护功能, 对我国生态安全和经济生活都具有重大的意义。近些年, 由于自然的特别是人为的因素, 导致我国草地资源严重退化。根据国家环保局统计 (1999) , 我国草原的90%以上处于不同程度退化之中, 内蒙古自治区退化草原面积已占自治区草原面积的31.77%。20世纪60年代内蒙古草原面积13.2亿亩, 80年代下降为11.8亿亩, 90年代下降为10.37亿亩。内蒙古科尔沁草原退化面积达50%左右, 每年以3.7%的速度增长。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退化面积从60年代占草原面积的15%增加到80年代的49%。锡林郭勒盟草原面积2.95亿亩, 可利用草场面积2.67亿亩, 截至2005年, 草原退化占可利用草场的74%。据内蒙古草原勘探院调查显示, 内蒙古33个典型牧区旗县从20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初, 都出现了大面积的退化现象, 截至2002年除极个别外退化面积占可利用草原面积均超过了50%, 有的旗县像翁牛特旗、乌审旗、鄂温克自治旗、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东乌珠穆沁旗、乌拉特中旗甚至达到了100%, 这样的退化速度是令人害怕的。本来内蒙古有五大草原:呼伦贝尔草原、锡林郭勒草原、科尔沁草原、乌兰察布草原、鄂尔多斯草原, 现如今, 科尔沁草原、乌兰察布草原、鄂尔多斯草原三大草原基本消失, 特别是乌兰察布草原成为内蒙古土地沙化最严重、环境最恶劣、生活最贫困的地区。

(二) 退化造成的恶果显著

第一, 水土流失严重。内蒙古水土流失面积大, 流失严重。根据土壤侵蚀图结果统计, 内蒙古自治区水土流失面积271712.62平方公里, 占国土面积的22.97%, 占土壤侵蚀面积的23.60%, 特别是赤峰市、乌兰察布市、鄂尔多斯市、通辽市水土流失较为严重, 不仅影响农牧业生产、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损失严重, 还影响着当地牧民的生存。据调查显示, 内蒙古贫困地区多数分布在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的地区。由于牧民赖以生存的草地被冲刷流失, 牧民生活陷入贫困。

第二, 土地沙漠化严重。内蒙古土地沙化占全国的33%, 有2/3来自草原沙漠化。据内蒙古草原勘探院调查显示, 内蒙古阿拉善盟85%的土地已经沙化, 并以每年150万亩的速度扩展;2005年, 锡林郭勒草原沙化草场已经占可利用草场的74%, 锡林郭勒盟西部以及乌兰察布市、巴彦淖尔市北部牧区已退化为严重的荒漠、半荒漠草原区。由于大面积草原沙化、退化, 降雨量普遍减少, 地表温度出现大幅度的升降变化。地表温度大幅度升降, 加剧气候干旱, 长时期的干旱进而引起草原沙化, 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第三, 自然灾害严重。草原退化, 生态平衡遭到破坏, 进而加剧了自然灾害的发生。根据调研及《四子王旗志》记载, 四子王旗境内自然灾害严重, 旱灾、“白灾”、“黑灾”、沙尘暴时有发生, 有十年九灾之称。“白灾”又称为雪灾, 是由于大雪埋压牧草使牲畜不得采食, 加上“白毛风”急剧降温, 家畜往往冻饿而死。1977年四子王旗全旗遭遇特大雪灾, 10月25—29日降特大暴雪, 降水量29.7毫米, 积雪深度14—30厘米, 局部地区60厘米以上, 连续积雪120天, 牲畜损失21万头 (只) 。“黑灾”是相对“白灾”而言的, 是由于冬季干旱, 牲畜不能进入无水草场, 虽有枯草, 无雪可舔饮水困难。四子王旗80年代之前发生“黑灾”机率为46%, 黑灾危害极大, 牲畜疫病流行, 引起牲畜大量死亡。

二、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退化的成因

第一, 垦草种粮。由于人口的压力, 非宜农地垦殖浪潮不断。根据《内蒙古畜牧业统计资料》可知, 内蒙古1992—2000年耕地面积由601.71千km2增加到960.25千km2, 增加了358.54千km2, 是1992年耕地面积的一半还多;其中1997年曾一度达到1014.27千km2。内蒙古本应是一个以牧为主的地区, 一些典型的牧区旗县以大面积垦草种粮, 畜牧业比重被逐渐压缩, 像翁牛特旗、科尔沁左翼中旗、科尔沁左翼后旗、四子王旗耕地面积均已达到10万km2。草原周边地区生态脆弱, 耕地比重大、种植业比重大, 很容易导致农牧交错地带土地退化,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农业挤草原, 沙漠吃农田”, “越穷越垦, 越垦越穷”的生态恶性循环。

第二, 过度放牧。内蒙古草原超载放牧现象十分严重, 已超过适宜放牧量的15%左右。根据内蒙古草原勘探院调查显示, 内蒙古自治区除了乌海市、呼伦贝尔市、锡林郭勒盟在暖季, 呼伦贝尔市、兴安盟在冷季没有超载外, 其余各盟市均有不同程度的超载现象, 特别是在冷季超载现象尤为严重。从盖志毅 (2007) 提供的内蒙古33个典型牧区旗县期末牲畜存栏头数增长情况可知, 1949—1998年33个典型牧区旗县期末牲畜存栏头数均有增加, 整个牧区平均存栏头数由1949年的20.34万头增加到1998年的127.9万头, 50年间增长了近6.3倍。

第三, 过度樵采。内蒙古牧区、半牧区的农牧民为了增加收入, 无计划无节制地挖掘药材、发菜等植物资源, 这些植物具有固结泥沙的重要作用, 因而破坏了草原生态环境。

三、建立草原生态补偿奖励机制

(一) 草原生态补偿奖励机制概念

生态补偿, 最早源于德国1976年实行的Engriffs regelung政策, 虽然国内国外已经有一些针对生态补偿的研究和实践探索, 但至今没有公认的定义。在综合国内外研究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下提出生态补偿奖励概念, 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一是对草原生态环境的补偿, 即对面临破坏威胁的草原生态环境进行保护, 对已经遭受破坏、退化的草原生态环境进行恢复和建设;二是对单位和个人的补偿和奖励, 及对草原生态环境建设相关的行为主体进行补偿, 并在补偿的基础上给予一定的奖励。

(二) 对草原生态环境的补偿

草原生态系统具有自我恢复功能, 在未曾退化的前提下、在草原承载能力的范围内, 适度放牧、间歇利用草场, 牧草可以自我恢复和生长;对于已经退化的草原, 只要排除致使其退化的因素加之人工播种养护, 草原仍可恢复。因此, 我们对于未退化的草原, 要测定每个区域草场的承载力, 并在承载力范围内适度放牧, 间歇性利用;对于已退化的草原, 通过退耕还林、禁牧、休牧、轮牧等方式对草原给予补偿, 使其逐渐恢复生产力, 促进草原自然更新。

第一, 退耕还草。从宏观角度讲, 退耕还草是在农牧交界地域将那些本应发挥生态功能的耕地、坡地, 停止种粮、采用种草的方式, 恢复其原有林草植被的生态状况和生态功能, 达到重建生态结构、平衡生态系统的目的。从微观角度讲, “退”的首要问题涉及一个环境条件问题。必须按照“适地适草”原则, 即退那些不适宜耕作的土地, 退耕后牧草能成活, 还要有一定的稳定性, 对间歇性灾害有一定的抗御能力。如何达到“适地适草”需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是选择, 即选择哪些土地适宜种草且适宜种哪种类型的草;二是改造, 通过引进改良草种使之适宜地, 或通过改变土壤条件使之适宜草。

第二, 禁牧、休牧、轮牧。草原退化最根本的原因是过牧造成的, 根据草畜平衡原则施行以草定畜, 并通过禁牧、休牧、轮牧等方式使草原逐步恢复生产力。对于严重退化草场实行禁牧、制定禁牧期, 在禁牧期内不准进行放牧和割草, 给牧草提供充分生长、发育、繁衍的机会。还要逐步实行天然草场与人工饲养相结合休牧的方法, 即在牧草生长发芽期进行舍饲圈养, 避免返青牧草幼芽被啃食, 等牧草长成后在非生长期内进行放牧, 使草场有充足的时间休养生息, 为来年提供循环使用的牧草。科学的轮牧制度也是值得推荐的方法, 根据草场面积、产草量、草群结构、畜群结构等, 把牧场分割成许多区域并用网围栏进行隔离, 在每个区域中只能放牧一定天数, 并按一定顺序轮流循环放牧。这样做不仅可以减少牧草浪费、提高牧草产量, 而且可以减少牲畜游走加快增重, 还可以减少劳动力使用, 把畜群赶入围栏、锁住围栏门, 牧人不必再照料。

(二) 对人的补偿与奖励

对于行为主体人的补偿与奖励应分为直接补偿奖励与间接补偿两种类型。直接补偿奖励着眼于眼前利益, 直接给予他们现金与实物, 属于“输血型”补偿。其优点是能顾及到农牧民的眼前利益, 充分调动他们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的积极性;缺点是不能使他们真正摆脱贫困。间接补偿着眼于长远利益, 通过建立公共服务保障体系迂回的方式对他们进行补偿, 属于“造血型”补偿。其优点是兼顾了农牧民的长远利益, 促使草原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 缺点是使农牧民缺少了灵活支付能力。因此, 对于行为主体人的补偿、奖励要直接补偿奖励与间接补偿两种类型相结合方可。

1. 直接补偿与奖励

第一, 退耕还草补偿与奖励。从经济领域来看, 农民愿不愿意退耕, 主要在于能否形成一个较多的收益预期。如果政府的补偿高于退耕地获得的收入, 农民自愿退耕;相反, 则不愿意, 这里存在着政府与农民退耕的博弈关系。因此, “补什么、补多少、补多长时间”关系到农民退耕的动力。在退耕还草过程中, 国家既要为农户种草提供生产要素的补助, 又要保障农户的生活, 提供粮食及现金等生活补助, 如果农户可自行解决其口粮问题则可把粮食补助折合为现金发放给农户。关于“补多少”, 需要根据退还耕地的多少, 退多少补多少, 且至少要达到农民退地前耕地所增加的收益外加农户种草的补助。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退耕还林措施》规定:粮食和现金补助年限, 经济林5年、生态林8年、还草补助2年。不管是经济林、生态林还是还草都取了一个最低生长年限, 特别是对于生态脆弱地区, 退耕虽不会对农户生存造成极大威胁, 但也造成了相当部分的收入损失。当补偿停止后, 农民还会垦草种粮。所以笔者认为要想让农民毫无疑虑的退耕还草, 必须给他们吃一粒定心丸———把短期补助改变为长期补助。

第二, 禁牧、休牧补偿与奖励。禁牧和休牧是对于草原生态恢复和保护最为重要的措施, 但也影响牧民收入。因此, 对于禁牧、休牧的牧户国家必须给予补偿和奖励。由于牧民不种粮, 禁牧、休牧期间饲草短缺, 所以要实行粮食、饲草补助与现金补助相结合的补偿方式。根据禁牧区域、禁牧期和休牧区域、休牧期来确定补助的标准与期限, 至少要达到牧民禁牧、休牧前所得收益。对于那些积极保护恢复草原生态进行禁牧、休牧的牧民进行奖励, 奖励的标准可根据牧户行有牲畜饲养, 在保护、合理利用天然草场的基础上, 有重点地开展草场改良。合理的分布牲畜饮水点和往返通道, 通过飞播、补播牧草开展天然草场改良工作, 要以水为中心、以草为重点, 建设水、草、林、料、机相结合的草库伦。改良牲畜品种也是防止草场破坏的重要环节, 通过选育和饲养良种牲畜, 并做好疫病防治工作, 不仅有助于提高牲畜自身生产能力, 还可为和贡献来定, 奖励的方式仍与补偿方式相一致。

2. 间接补偿

第一, 建立灌溉系统发展饲草种植。内蒙古草原基本分布在干旱、半干旱区域, 干旱少雨使牧草承受能力变得十分脆弱, 加之禁牧、休牧饲草极为短缺, 因此建立灌溉系统发展饲草种植显得当紧又迫切。国家应投入资金、设立试点引进移动灌溉技术, 选择一定数量的草场种植优质牧草, 在返青发芽和干旱缺雨适时喷灌, 提高产草量。

第二, 改良草场、改良牲畜品种。内蒙古天然草原退化导致草场产草量大幅度下降, 进而草场载畜能力下降。过去已有的草群种类已不适应现以提高畜产品的产量与质量。

草原生态建设补偿机制篇2

目前,全国已有近半数的省份开展了生态省创建工作.实践证明,生态省建设是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环境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载体.生态补偿机制是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过程中的一种经济手段,通过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不仅可以有效解决生态省建设过程中资金不足的问题,还可以起到重要的资源调控作用,从而推动生态省建设健康、快速发展.本文阐述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提出了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措施与途径,并结合生态省建设工作实际,就如何强化生态补偿资金的监督与管理提出了建议.

作者：马立新姜文谦孙楠 Ma Lixin Jiang Wenqian Sun Nan 作者单位：马立新,Ma Lixin(东北林业大学,黑龙江,哈尔滨,150040;黑龙江省环境保护局,黑龙江,哈尔滨,150090)

姜文谦,Jiang Wenqian(黑龙江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56)

孙楠,Sun Nan(东北农业大学,水利与建筑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30)

草原生态建设补偿机制篇3

京津冀地区在发展中，一些大城市大量免费使用周边的公共生态资源与环境，而没有进行任何补偿，造成了生态资源供给地区的生态紊乱，而生态资源供给地区却因贫困落后无力独立承担生态环境的恢复与重建，从而出现或加剧京津冀地区的整体环境问题，影响京津冀一体化进程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京津冀域内与域外生态补偿

京津冀生态补偿机制体制的构建应首先区分京津冀域内与域外的生态补偿及京津冀域内的生态补偿。京津冀域内与域外生态补偿指的是京津冀整体区域作为受益方接受域外区域提供的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因此，京津冀域内的省区作为一个整体应给予域外区域生态补偿。

（一）补偿目标

南水北调、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大型地理工程使得大量生态资源调入京津冀地区，京津冀地区在受益于域外提供的生态服务和生态产品的同时，应根据各自原则、可持续和协调发展的原则、公平原则对京津冀域外进行生态补偿，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实现京津冀域内、域外和谐发展。

（二）补偿主客体

生态补偿的主体应当是生态环境和生态资源的受益方，包括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和民众等因受益成为补偿主体。生态补偿的客体是指生态资源的提供方，一方面是“受益”提供方，是指生态资源提供方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收益，另一方面是“被动”提供方，指生态资源提供方无偿提供生态服务。明确“受益”提供方和“被动”提供方主要是划定补偿标准。

（三）补偿模式

京津冀域内域外具有相互依存的生态关系，同时，经济上又具有跨省区合作的特点。鉴于三大工程生态补偿客体的广泛性，地区间协调补偿难度大，因此，生态补偿应采取中央统筹、政府引导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方式。具体来说，中央财政应安排一定的财政资金，京津冀地区各级政府按照输水、用电和送气的使用量估算一定数额的资金作为三大工程生态资源提供方的补偿，同时，充分利用市场化机制和手段，调整定价机制，将生态资源的价值加入水、电、气的价格中，用于弥补西南部地区输气、送水、配电导致的生态资源和环境保护与治理、生态工程管护等。

（四）建设路径选择

生态补偿方式的多元化是实现良性、协调和可持续的生态补偿的重要支撑。目前，我国主要以财政转移支付和政策补偿为主要手段，一是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向生态资源提供方和为生态建设牺牲的区域进行财政转移支付，二是对生态资源提供区给予在信贷、企业税收、招商引资等优惠政策以及协调生态资源主客体在区域间经济合作交流等政策扶持措施。实践表明，单一的政府补偿方式难以建立一种有效的长期的生态补偿机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高效性和最优化利用是政府补偿的有益补充。

二、京津冀域内生态补偿

京津冀域内生态补偿指的是域内某一或某几个省（区）市给其它地区提供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根据京津冀域内生态环境容量和阈值，受益方给予提供方生态补偿。在京津冀域内，生态补偿的主要领域是水环境和大气环境。实现京津冀三地资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是生态补偿的最终目标。

（一）水环境领域

1、补偿目标

京津冀域内生态补偿的总体目标是根据京津冀域内生态环境容量和阈值，建立长效的补偿机制，改善生态资源空间错位，建立域内产业联动、资源联动、治理联动机制，均衡资源配置，实现域内生态环境友好，经济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2、补偿主客体

按照“保护者受益、开发者修复、损害者赔偿、受益者补偿、破坏者受罚”的原则，在京津冀水资源生态补偿机制实施过程中，补偿的主、客体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流域上游地区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为了下游地区的发展丧失了自身的发展机会，此时，下游地区的居民是生态补偿的主体，上游地区的居民则作为补偿的客体。然而，由于上游地区排放的水质未达到标准而造成下游地区的污染，此时，上游地区的居民是生态补偿的主体，下游地区的居民则作为补偿的客体。

3、补偿模式

统筹考虑京津冀地区的生态特点、经济发展阶段、人文历史等情况，完善京冀和津冀之间的水资源补偿机制，将域内横向转移支付作为水资源补偿的主要模式，使域内上下游地区在水资源建设和保护方面形成市场交换关系，实现水资源保护的外部效应内在化，提高流域水资源配置的效率。

4、建设路径选择

建立有利于水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价格体系，将在开发过程中水资源本身的价值损耗及环境破坏的修复成本等环境成本计入价格核算，理顺水资源管理的价格机制；实行流域统一管理运行机制、加强流域水资源法治体系；建立流域水资源补偿协调机构，负责水资源补偿的相关事项。

（二）大气环境领域

1、补偿目标

京津冀域内大气生态补偿的总体目标是治理大气污染和改善生态环境，区域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具体来说，京津冀地区要淘汰落后产能，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绿色产业，推广清洁能源使用。域内大气污染物排放不能超过环境阈值，扩大环境容量和生态空间，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区域合作，形成京津冀“环保一体化”。

2、补偿主客体

京津冀域内对于大气生态补偿主客体的确定应首先界定生态补偿的基本权利。一方面，对于社会的个体来说，人具有呼吸权，即呼吸质量达标空气的权利，同时人具有生存发展权，人的生存发展权就是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享有适度破坏自然的权利；另一方面，作为社会经济的重要参与者，企业或其他排污源头的相关方（如机动车车主）也有排污权，权利的上限就是排放的污染物不能超过国家排放标准，即不能对人的健康造成损害。因此，在权利界定清晰的情况下，根据“谁污染，谁付费，谁保护，谁收益”的原则，补偿主体应为受益地区公民或排污源头，补偿客体应为生态保护者或受污染地区的公民。

3、补偿模式

大气环境领域的生态补偿具有区域性、涉及面广、补偿主客体多元化等特点，应充分发挥市场化机制的作用，生态服务的使用方应给予生态服务提供方在资金、人才、技术、项目等方面的补偿，有效协调各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均衡性。

4、建设路径选择

一是明确京津冀域内各（市）区空气质量改善、域内整体空气质量改善和全国空气质量改善的外部正（负）效应。将京津冀域内各（市）区空气质量改善的成本及对域内整体空气质量和全国空气质量改善的成本内部化，同理，将京津冀域内各（市）区空气质量恶化对域内整体空气质量和全国空气质量恶化带来影响也应内部化。二是建立政府引导下的市场交易机制。根据各地区的环境容量的限制，为了保证实现公平补偿，在环境容量之外需发展的地区可以向处于环境容量之内发展的地区交易环境容量。三是通过多种社会渠道筹集补偿资金，建立京津冀域内生态补偿基金。建立有效的基金监督机制，保障基金在筹集和使用上公开透明。

（三）资源疏解转移方面

1、目标

根据京津冀域内环境容量，总体目标是实现京津冀三地资源优势互补，将北京非首都功能的优质、高端资源疏解至河北省，天津也承接部分资源作为补充，推动京津冀域内整体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能源结构调整，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

2、情景分析

京津冀域内资源疏解转移方面补偿的主客体的确定分为两种情景，情景一是京津将一批有潜力、高加值的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等产业或优质教育和医疗资源转移至河北省，又称“附带收益转移”，不存在补偿情况；情景二是京津将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的资源依赖型产业转移至河北省，又称“甩包袱式转移”，补偿的主体是北京和天津市政府，补偿的客体是河北省。

3、建设路径选择

一是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实施产业发展差别化、生态空间一体化战略，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绿色城镇化建设，河北地区做好承接京津地区的人口和产业转移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建设。二是实施异地开发。为了补偿冀北地区为生态保护和建设而付出的发展机会成本，可以划拨适当的区域，安排冀北水源涵养区、风沙源治理区不能建设的项目，收益由冀北地区享有，变赔偿型补偿为开发型补偿，变输血型补偿为造血型补偿，从而保证区际环境保护补偿的长效性。三是进一步完善生态移民政策，实施以异地城镇化为导向的生态补偿型移民政策，探索建立区域间战略合作，作为域内的定向生态补偿方式。

草原生态建设补偿机制篇4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 环境的治理与保护日益引起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 如何转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我国政府最为关切的命题之一。最近十余年, 国家财政不断加大环境保护的投入与支持力度, 草原生态补偿制度的构建与实施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举措。为了改善草原的生态环境, 国务院在2010年决定自2011起开始在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和云南8个主要草原牧区省 (区) 全面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 以期通过这一探索来实现草原的合理利用与草原生态的良性发展。

近年来, 特别是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全面推行之后, 学术界关于草原生态补偿问题的探讨越来越多, 这其中既有对“生态补偿”制度本身理论层面的分析, 也有对草原生态补偿施行过程中具体问题与实践的讨论。生态补偿的必要性已经成为研究者的共识, 而如何完善这一政策并使其更好地、切实有效地发挥保护环境的作用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 学者们讨论的热点大多集中在五个方面。其一, 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执行效果、绩效及存在的问题, [1~4]不同地区的实践为这类讨论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其二, 对现有草原生态补偿标准的探讨。补偿标准是否合理有效, 是决定生态补偿能否发挥保护环境作用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 相当一部分讨论围绕着现有的草原生态补偿标准而展开。[5~7]其三, 从生态补偿的接受者农牧民的角度来审视和解读政策的合理性, 对牧民面临的选择、牧民的受偿意愿、个体差异以及牧民的不同需求等进行分析。[8~11]其四, 对生态补偿政策配套举措的讨论, [12~14]较为多见的是对相关立法问题的研究。其五, 对不同国家和地区草原生态补偿方式、制度及效果的比较。[15,16]

草原生态补偿制度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 但值得关注的是, 草原生态补偿制度所涉及和影响到的并不仅仅是环境问题。整体而言, 执行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地区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 这意味着这些地区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因此, 在一些地区推行草原生态补偿制度的同时, 应当考虑生态保护与反贫困双重目标的兼容与结合, 以科学的方式促进这些地区摆脱贫困、落后的现状是构建环境保护长效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14年, 笔者跟随西藏重大现实问题研究课题组赴西藏各地 (市) 调研, 基于对藏北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执行情况的实地考察, 我们尝试对藏北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执行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和阐释。

二、藏北草原的生态补偿及其效果

位于西藏北部的那曲地区 (以下简称那曲地区) 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 是长江、怒江、澜沧江等中国主要江河的发源地, 那里的生态与环境状况不仅对青藏高原有影响, 对全国的江河、气候、生态与环境也都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17]然而, 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藏北地区的环境保护状况不容乐观, 其中备受关注的是不断加重的草地退化。

那曲地区草原面积6.32亿亩, 其中可利用草场4.69亿亩, 占全国草原面积的11%。根据2004年那曲地区草地退化现状遥感监测和评价结果, 那曲地区未退化草地占草地总面积的49.1%, 轻度退化草地占27.9%, 中度退化草地占13.2%, 重度和极重度退化草地面积分别占8.0%和1.7%, 整体草地退化指数为1.86, 已经接近中度退化等级。[18]最近十年的保护力度逐渐加大, 2004年~2014年, 国家累计安排那曲地区安多、那曲、聂荣、班戈、巴青、索县、申扎、尼玛、双湖、嘉黎、比如共计11个县实施天然草原退牧还草工程2925万亩, 项目总投资达88600.6万元 (不含饲草料粮补助) 。 (1) 2011年以来推行的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涉及11县93个纯牧业乡 (镇) 、944个纯牧业村以及21个半农半牧乡 (镇) 246个行政村 (居委会) 。在2011~2013年的三年中, 那曲地区共落实补奖资金147716.2万元, 全地区人均达到3517.05元。 (2)

但是应当看到, 藏北草原的治理与保护仍任重而道远, 草地退化的现象在有些地区并没有得到完全的遏制。如那曲地区的纯牧业县安多县, 全县有天然草地1.2亿亩, 其中可利用草地面积8290万亩, 而极重度和重度退化草地面积分别占草地总面积的2.6%和14.3%, 中度退化草地占20.5%, 轻度退化草地占26.7%, 未退化草地仅占35.9%, 在县内长江源头地区———格拉丹东雪山周围及青藏铁路和铁路沿线等区域的草地退化尤为严重。土地沙化、优质牧草产量下降、虫害鼠害、生活垃圾污染、植被覆盖面积减少等等依然是藏北草原不容回避和忽视的问题。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全面施行带来了以下三方面的结果。

首先,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 藏北草原的载畜量大幅度下降, 如牧业大县班戈县在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实施以前, 县内养殖牲畜147万绵羊单位, 2013年底下降至119万绵羊单位, 一个县减畜近30万绵羊单位。从那曲整个地区的情况来看, 三年共减畜90.59万只绵羊单位, 从实施之初的1275.89万只绵羊单位减少到了2013年底的1185万只绵羊单位。 (3) 区、地两级政府对各个县的草畜平衡情况进行了严格的考核。

其次, 在禁牧、减畜等一系列措施的大力推动下, 部分草场的植被覆盖度和产草量均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一些禁牧区的植被有所恢复。以申扎县为例, 经测定, 县内禁牧区草原植被平均覆盖度提高了15~25个百分点, 平均高度提高了3~8厘米, 草地盖覆率平均由原来的40%提高到了60%以上, 这使草场超负荷运转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再次是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推行增加了牧民的现金收入。如那曲地区班戈县, 2011年开始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 2012年全年兑现2011年度补奖资金5214.25万元, 人均增收1397元;2013年全年兑现2012年度补奖资金6339.42万元, 人均增加收入1698.3元。2014年兑现2013年度禁牧补助资金2694万元, 奖励资金为4088.85万元, 再加上生产资料综合补贴资金、监督补助奖励资金、畜牧良种补贴、牧草良种补贴资金等等, 限高后各种奖补资金合计发放为8167.55万元, 人均增收2165.3元, 户均增收8160.2元。在一些村组中, 草补资金成为一部分牧民现金收入最重要的来源。

三、生态补偿的困境与长效机制

1. 减畜压力与牧民增收

和其它牧区一样, 在藏北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通过人为干预、减少牲畜数量来恢复草原生态。而这一政策的推行过程中, 关于草畜平衡载畜量目标的核定及实现成为各地区亟待解决的一个普遍而突出的问题。前文述及, 载畜量的大幅度下降是2011年以来藏北草原施行生态补偿制度的一项重要成果, 但这一目标的达到和继续推进并不容易。直到现在, 那曲地区西部的各牧业县中, 几乎无一例外地仍面临着较大的减畜压力。牧民以及基层干部反映最为强烈的是目前的草畜平衡点设定过低, 导致牲畜出栏率高, 存栏总量明显减少。

以那曲地区各牧业大县为例, 申扎县如果按照目前确定的草畜平衡点来减畜, 在完全达标后, 申扎县牧户人均只能养44只以下绵羊单位的牲畜。班戈县如果将人均绵羊单位30个以下的牧户定为贫困户的话, 那么在按照目前的标准减少牲畜后, 班戈县将有30%的牧民成为贫困户。尼玛县有草场1.8亿亩, 其中可利用草场面积1.01亿亩, 目前设定的载畜量为54亩草地养1个绵羊单位牲畜, 按照此标准有的牧户只能养不到10只羊。

从那曲地区的整体情况来看, 1958年至今, 这里的牲畜存栏量总体上有明显的上升, 但其人均占有量却呈下降趋势, 在新世纪以来的头十年中, 人均占有量仅为31.43~43.35个绵羊单位。 (4) 在此基础上再要求牧民大量减少牲畜, 政策推行中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减畜的压力在其它牧区也同样存在, 如调研走访的山南地区措美县哲古镇有310万亩草场, 目前有7万头牲畜, 按照政府核定的21亩草场1个绵羊单位的标准, 这里的牲畜要减少到3万头 (5) 左右才能达标。

为什么减畜压力在纯牧业县或牧区如此普遍, 我们或许可以从当地的经济结构以及牧民两个方面去认识。

首先, 从经济结构上看, 在那曲西部的部分地区, 传统牧业仍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各县之间的资源禀赋和发展状况并不均衡, 那曲地区经济发展较好的县三次产业比重大致为1∶3∶6, 但一些牧业县则不同。如尼玛县三次产业比重为21∶23∶56, 传统牧业仍占主导地位, 全县无任何生产企业, 无任何工业生产基础, 第二产业产值主要依靠国家农牧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投资拉动, 工业产值几乎为零;班戈县2013年三次产业比重为1∶1.14∶1.9, 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分别为11973.75万元、13631.64万元、22773.6万元;安多县2013年全县GDP实现5.26亿元, 其中牧业生产总值1.15亿元。不论是其拥有的自然资源, 还是其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 都决定了畜牧业的发展对于这些地区而言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这种状况在短期内很难改变。而牲畜数量的大幅度减少影响的不止是牧民的生产生活, 还直接关系到当地畜牧业生产以及整体经济的发展壮大。

其次, 从牧民的角度来看, 由于产业结构单一、畜产品商品转化率偏低、牧区信息闭塞、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牧民的思想观念相对陈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这些牧区畜牧业的生产经营仍然是粗放式的, 基本上还处于靠天放养的状态, 畜产品走向市场面临着重重困难, 这意味着纯牧业地区广大牧民的增收渠道相当狭窄。减畜的阻力不止因为牧民的惜杀惜售, 还因为牲畜是其多年积蓄下来的最主要的财产和收入来源。在草原生态补偿机制推行过程中, 有的地区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 比如一些牧民因短期内大量减畜和舍饲圈养成本大幅度上升而遭受经济损失, 甚至由于禁牧造成部分牧民的失业和生活无着, 由此又带来禁牧区域的偷牧现象屡禁不止等等, 这些都是在草原生态保护中应该尽力避免的问题。

对于牧区而言, 实现草、畜、人的和谐共处以及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其生态建设最核心的内容。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对于草原生态补偿方式能否持久以及未来将以何种方式继续, 牧民并没有长远稳定的预期, 这在无形之中增大了减畜的压力。当补偿或补贴中断或减少时, 很有可能出现反弹, 从而进一步提高环境治理的成本。因此, 对环境的保护和治理需要和牧民收入的增加以及生活的改善结合起来, 要让牧民在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推行的同时, 提升原有的生活水平和质量, 而不是因为这一机制的施行走向贫困。这样对草原的生态治理和保护才可能更加长久有效, 并获得牧民的理解和支持。

2. 补偿标准的合理制定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标准的制定不仅关系到牧区百姓的切身利益, 还直接关系到草原生态保护的最终效果, 因此需要更全面的考量和斟酌。藏北各牧业县普遍存在的巨大的减畜压力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补偿标准的偏低, 这并不利于调动牧民参与草原生态保护的积极性。藏北地区执行的补贴标准一般为禁牧每亩6元, 草畜平衡面积每亩1.5元, 人工种草补贴每亩10元。由于资金有限和其它考虑, 在政策最初推行的过程中还有一些限高的要求, 比如依据《西藏自治区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2011年度实施方案》的规定, “在体现政策增收作用的同时, 避免贫富差距拉大, 对牧户补助奖励金额实行限高, 单个牧户家庭享受禁牧补助和以草定畜奖励的资金总额年人均不能高于4500元。”尽管在后来的执行过程中西藏自治区对限高的标准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但这些标准如何制订才合适仍值得研究, 因为它们直接影响牧民的减畜积极性。

什么样的补偿条件是牧民愿意接受的, 一个最简单的逻辑是牧民的收入和生活不会因此而受损。藏北牧区草原生态的治理与维护, 既有与其它草原地区相同的问题, 也有一些独有的特点, 其中突出的一个是关于野生动物的保护。按照国家的规划, 藏北高原和藏西山地生态安全屏障区的主要治理措施之一是“通过天然草地保护, 使该区特有高寒野生动植物得到保护”。 (6) 但随着野生动物保护力度的加大, 野生动物繁殖速度明显增加, 大量野生动物与家畜争食草场的现象并不少见。有些草场禁牧效果并不明显, 原因在于可以确保家畜不去禁牧草场, 但无法做到完全限制野生动物的活动。那曲地区的尼玛县地处羌塘国家级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 在其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后, 境内的野生动物数量急剧增加。据不完全统计, 尼玛县境内有藏羚羊10万只, 野牦牛3万头, 藏野驴8万匹, 藏原羚3万只, 盘羊5000只, 岩羊3万只, 棕熊2000只。按尼玛县54.14亩草场饲养1只绵羊单位计算, 其全县载畜量为157.66万绵羊单位, 2013年底该县牲畜存栏数为119.7万绵羊单位, 而境内野生动物已经约为60万绵羊单位。 (7)

野生动物肇事, 牧民可以得到政府的部分补偿, 但补偿的标准远低于受损牲畜原本可能卖出的市场价格。按照《西藏陆生野生动物造成公民人身伤害及财产损失补偿办法》, 由于野生动物肇事造成的损失, 2岁以上牦牛补偿标准为1500元, 2岁以下为150元;绵羊2岁以上250元, 2岁以下50元;白绒山羊2岁以上为350元, 2岁以下120元。同时, 野生动物与家养牲畜争夺草场令牧民十分排斥, 随着草地的承包到户, 牧民的这种心理更加强烈。如果不建立相应的野生动物保护的奖励补偿机制, 百姓缺乏保护野生动物的动力。

由于藏北地区特殊的地理与气候条件, 畜牧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偏弱, 在这样的条件下, 为了更好地实现草原生态保护的目标, 应适当提高现有的补助标准。标准的制定应综合考虑藏北地区的生态现状与需求、草原的承载能力、国家的经济增速、物价指数变动, 特别是牧民由于禁牧、减畜、保护野生动物而可能遭受的损失等各方面的因素, 而不单纯是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的能力和规模。目前执行的草原生态补偿标准是相对平均的, 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 平均和尽可能地扩大覆盖范围意味着单位区域内得到的补偿额度很少, 因此, 这些补偿未必能够做到因地制宜、发挥预期的作用。这些标准的确定还需要权威的科研、技术部门的介入, 只有制订更加科学的、细化的草补标准, 才能确保不同退化程度的草原能够获得不同力度的保护。草原生态保护目标的实现需要广大牧民的配合与支持, 一个合理的、牧民愿意接受的补偿标准的制定至关重要。

3. 生态保护进程中的传统牧业经营

在禁牧、减畜的过程中提高牧民的收入, 改变很多牧民的贫困现状, 是构建草原生态补偿长效机制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生计的改善才能调动牧民保护环境的积极性。然而, 和农民相比, 牧民的增收渠道相对单一。增加其收入的一个切实有效的方法是推动传统畜牧业经营方式的转变。在藏北地区, 传统畜牧业改造和提升的空间非常大, 造成当地畜牧业产业化程度偏低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牧民的组织化程度过低, 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规模化的经营和生产。截至2011年年底, 那曲地区已通过自治区验收的承包到户草场面积4.68亿亩, 占其可利用草场面积的99.79%。 (8) 承包或许可以部分地提高牧民的生产积极性, 但却使牧民的生产经营更加分散。由于畜牧业经营自身的一些特点, 使得小规模经营有时并不经济。举例而言, 集体统一组织牲畜的放牧可能比每一个牧户都出一个人去放牧成本要节约得多。

分散的、小规模的经营使这里的畜牧业和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产业相去甚远, 正如当地干部所总结的那样, 畜产品突出的问题是“三多、三少”, 即大路产品多、低档产品多、原料型产品多, 优质产品少、高档产品少、深加工产品少。而由于交通条件、基础设施差带来的高昂的运输成本, 使那里优质的畜产品在价格上更加缺乏竞争力。这种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 使畜牧业的产业化进程十分缓慢。同时, 过于分散的经营方式也并不利于草原的整体规划和保护。

通过合作经济组织提高牧民的组织化程度是改变这一局面的一个可能途径。在调研走访的地区中, 也有一些经营十分出色的合作组织。如申扎县的下过乡那宗三村, 该村于2002年创办牧民专业合作组织, 开始规模化经营, 成立时有37户入股, 现在已经实现全村47户牧民全部入股。那宗三村的合作组织有些类似于以前的村集体, 它所承担的不只是经济职能, 还会力所能及地为集体成员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比如在创办特色产品加工厂等集体经济实体, 为成员引进先进养殖技术的同时, 还会用合作经营赚取的利润为村里改善教育、公路等方面的基础设施, 而与以前的集体经济不同的是牧民有选择参加与否的权利。

一些牧业大县都不乏推动牧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努力和尝试, 他们通过量化入股、联户经营、生产互助、整合草场、适度集中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推动牧民之间的联合。但和参与到合作组织中的牧民相比, 绝大部分牧民仍处于分散的、粗放的、小规模的家庭生产经营模式中。申扎县辖64个行政村, 正式注册的合作组织有11个;安多县辖74个村 (居) , 有农牧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21个;班戈县辖86个村 (居) , 已注册的专业合作组织有11家;尼玛县辖77个村 (居) , 现有各类农牧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44个。在这几个纯牧业大县中, 除了尼玛县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数量稍微多一些之外, 其它各县仍相对较少。

而牧民合作组织的发展中又存在一些共同的问题。一是是牧民专业合作社普遍规模较小, 实力较弱, 社员数量在50户以下、出资额在50万元以下的占多数。二是生产技术落后, 产品单一且附加值低, 并没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 合作社产品主要集中在酸奶的加工销售。三是基础设施———包括水利建设、牲畜改良、饲料供给、牲畜棚圈、交通和能源等方面投入的不足,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合作组织的发展, 大部分地区交通不便, 市场信息闭塞。四是缺少能人和龙头企业的带动, 合作组织应对市场的能力亟待加强。所有这些都决定了藏北草原地区在传统畜牧业经营和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牧民的增收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而这两者都是我们在推进草原的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时必须给予高度关注的因素。

四、结束语

从长远来看,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全面推行对于改善藏北牧区的生态环境具有不容低估的重要意义。但应当看到, 草原生态的维护与治理是一项综合工程, 单纯地依靠大范围、低标准的禁牧、草畜平衡等补贴还不足以达到预期目的。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草原监管、农牧科技、加强防减灾体系建设等方方面面的投入和努力, 最大限度地减少各种人为或自然原因造成的草场退化。更为重要的是, 需要在实施禁牧、以草定畜等政策的同时积极推动传统牧业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和牧民的增收, 不能让牧民因为禁牧、轮牧、保护野生动物等有利于草原生态恢复的政策而遭受经济损失, 相反, 必须让他们在推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同步实现收入的增加和生计的改善。而兼顾生态保护与反贫困的双重目标, 是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长期实施的必要保障。

摘要：西藏草原生态补偿制度涉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本文根据“西藏重大现实问题研究课题组”赴西藏各地 (市) 实地调研所获得的藏北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执行情况的第一手资料, 尝试对藏北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绩效和机制进行综合考察。本文认为, 在一些地区推行草原生态补偿制度的同时, 应当考虑生态保护与反贫困双重目标的兼容与结合, 以科学方式促进这些地区摆脱贫困落后的现状, 构建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启动等篇5

财政部、农业部在北京召开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政策实施动员布置会，宣布正式启动实施对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和云南8个主要草原牧区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补助奖励机制政策，以推动草原生态加快恢复和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加快转变，促进牧民持续增收。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指出，从今年起中央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用于禁牧补助、草畜平衡奖励、牧民生产性补贴和绩效考核奖励等方面，支持上述8个主要草原牧区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136亿元，按照每年每亩6元的测算标准对禁牧牧民给予禁牧补助；按照每年每亩1.5元的测算标准对未超载的牧民给予草畜平衡奖励；按照每年每亩10元的标准给予牧草良种补贴；按照每年每户500元的标准对牧民生产用柴油、饲草料等生产资料给予补贴；进一步扩大畜牧良种补贴政策覆盖范围；对工作突出、成效显著的省份给予绩效考核奖励。

（摘自《农民日报》）

干旱导致粮价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

今年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与多年同期相比偏少四至六成，受降水明显偏少影响，湖北、湖南、江西等省旱情严重，农业生产面临严峻挑战，这让民众担心因旱会导致粮价大幅上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梅旭荣表示，干旱对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夏粮影响不大，旱情对农业的减产预期主要体现在水稻上，只要抗旱措施得力，水稻生产仍有回旋余地。

农业部种植业司提供的数据显示，近期旱区的降雨有效增加了土壤墒情，补充了田间沟渠堰塘蓄水。这对受灾早稻及时补种改种，中稻出苗以及加快中稻育秧栽插进度，确保中稻适期栽插十分有利。目前，三省旱田作物和早稻旱情基本解除，早稻栽插已基本结束，比去年增加150多万亩。针对确实因缺水无法栽插水稻的地区，农业部门也指导农民及时改种玉米、薯类、杂粮、杂豆等旱粮作物，确保不空田、不荒田。

从全国看，今年早稻面积增加，基本苗充足，个体发育健壮，生产形势是近几年较好的一年。据农业部农情调度，预计全国早稻种植面积8850多万亩，比上年增加160多万亩。湖南、江西等省大力推进“单改双”，扩大早稻种植，湖南增加110万亩，江西增加34万亩。

另外，目前我国小麦主产区已全面开镰，有望再获好收成。西南地区夏粮收获已过八成，黄淮海麦区小麦已进入成熟收获期。据农业部农情调度和专家测产分析，今年夏粮将喜获丰收，冬小麦可望实现连续第八年增产。夏收油菜籽将实现恢复性增产。专家认为，夏粮连续8年丰收，对于稳定市场预期，缓解旱情带来的紧张气氛，将起到重要作用。

（摘自农博网）

生猪产品市场形势分析及走势预测

今年上半年生猪产品集贸市场价格继续上涨，价格创2009年以来的新高，仔猪价格涨幅明显。根据农业部监测，活猪、仔猪和猪肉4月份全国集贸市场平均价格分别为15.05元/公斤、24.99元/公斤和23.39元/公斤，环比分别上涨1.8%、9.5%和1.3%，同比分别上涨57.9%、69.1%和44.3%。

生猪产品价格走势截至5月第三周，与年初价格相比，猪肉价格累计上涨9.9%，价格为24.09元/公斤，同比上涨50%；活猪价格累计上涨14%，价格为15.63元/公斤，同比上涨62.8%，猪肉和活猪价格连续20周稳中有升；仔猪价格累计上涨45.5%，价格为26.98元/公斤，连续19周上涨，同比上涨71.6%。今年3月底猪粮比升至7.1，创2010年以来的新高，4月份以来猪粮比一直保持7以上，生猪养殖效益保持向好势头。据农业部发布的监测数据显示，今年1~4月份生猪存栏先降后升，能繁母猪存栏则连续下降。2月份生猪存栏降至44410万头后开始回升，当月能繁母猪存栏4730万头，同比下降3.3%。4月份生猪存栏44920万头，较上年同期增长3.03%；能繁母猪存栏4695万头，较上年同期下降1.37%，连续4个月下降。在生猪产品进出口贸易方面，今年一季度我国生猪产品贸易逆差1.16亿美元。累计出口2.29亿美元，同比上涨16.8%，其中加工猪肉和鲜冷冻猪肉分别占猪肉产品出口总额的36.8%和35.2%。累计进口3.45亿美元，同比大幅增加1.4倍，其中猪杂碎和鲜冷冻猪肉分别占进口总额的75.2%和24.1%。

走势预测瘦肉精事件影响已经逐渐平息，同时玉米价格依旧保持稳中有升态势，对猪肉价格具有支撑作用。在没有明显的利空因素出现之前，生猪市场不会很快出现大幅回调的现象。目前仔猪价格涨幅明显，养殖户补栏积极性提高，预计下半年补栏的生猪将陆续上市，出栏将有所增加，猪肉产量将增加。随着供应量的增加，生猪价格将有可能回落，但降幅不会太大。

（摘自《农民日报》）

影响生猪市场的因素分析

一是生产成本特别是饲料成本为生猪价格上涨提供了支撑。饲料成本占生猪养殖成本70%左右。今年4月底全国育肥猪配合饲料农贸市场价格2.88元/公斤，同比上涨7.1%。作为主要饲料原料的玉米价格自2009年初1.53元/公斤保持涨势，今年4月份价格为2.19元/公斤，同比上涨10.6%。同时，仔猪价格涨幅较大，也大幅增加了养殖投入成本。此外，劳动力、运输、防疫、水电等费用的增加也推高了饲养成本。

二是生猪供应影响。2010年底及今春低温天气及动物疫病影响，母猪产仔率下降，导致生猪存栏和能繁母猪存栏下降。虽然生猪存栏自3月份开始回升，但根据商务部全国规模以上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屠宰量统计，自2月以来当月屠宰量均少于上年同期水平，同时能繁母猪存栏下降导致仔猪销售紧俏，价格涨幅较大。生猪供应量的下降促进生猪价格淡季不淡，养殖户补栏积极。

三是宏观经济形势刺激。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持续上涨，拉动包括猪肉在内的农产品价格上涨。2010年至今央行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加息，资本使用成本增加。

四是突发事件影响。今年以来，年初的低温冻雨、3月份的瘦肉精事件以及5月份湖北等省区市干旱对生猪生产和运输造成一定影响，影响局部地区的猪肉供应，对价格上涨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摘自《农民日报》）

青海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应用取得成功

去年，青海省组织技术人员赴西藏拉萨考察设施农业，成功引进了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并在省级（小寨）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示范推广了30个日光节能温室。主要种植番茄、黄瓜、迷你黄瓜、樱桃番茄、西葫芦、小西瓜等品种，目前已经陆续上市。由于采用了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杜绝了农药化肥的污染，蔬菜天然成分保持较好，保留了食物的原来味道，深受消费者欢迎，产品供不应求，市场价格普遍较同类产品高。

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通过一定的设施工艺，实现资源利用、生态改良、蔬菜高产、优质、无公害，是一项全新的增产、增质、增效的有机栽培技术。主要特点是以秸秆替代化肥，以植物疫苗替代农药，可使环境内二氧化碳浓度提高4~6倍，有机质含量增加10倍以上，光利用率提高2.5倍，水利用率提高3.3倍，植物发病率降低90%以上，生育期提前10~15天，平均增产30%~50%。

（摘自《农民日报》）

兰州大学选育成功首个牧草新品种

近日，由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南志标院士主持，王彦荣、聂斌、李春杰、张卫国等参加，选育完成的“兰箭3号”春箭豌豆，成为国家级牧草新品种中的育成品种。这是兰州大学选育成功的首个牧草新品种，也为草地农业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提供了积累。

据了解，“兰箭3号”春箭豌豆新品种具有早熟、生育期短，抗寒性强等特点。适宜在我国以青藏高原为主体的草原牧区种植生产。自1997年以来，在甘肃省攻关项目和国家973项目的支持下，课题组根据生产需求，以早熟、能在青藏高原完成生活周期、种子产量高为育种目标，经过十余年不懈的努力，选育而成。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表明，该品种也适合黄土高原雨养农耕区，作为小麦等秋播作物收后的复种作物种植。

（摘自中国农业新闻网）

蓝耳病鉴别诊断试剂盒研制成功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PRRS，俗称蓝耳病）是影响养殖业的首要传染病。过去因PRRS弱毒疫苗散毒、致病力返强及疫苗毒本身有很强的免疫抑制性等原因，对该病的防控束手无策。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研制的高致病性蓝耳病基因缺失疫苗（TJM株）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

为了在猪群中有效地区别接种疫苗和受野毒感染的猪，华威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日前研发成功了首个可鉴别诊断高致病性PRRS野毒和疫苗株（TJM）RT-PCR一步法试剂盒。应用本方法能快速确诊蓝耳病野毒感染，为蓝耳病疫情监测、优化防疫方案及蓝耳病毒的净化提供了关键技术手段，是使用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疫苗（TJM株）时必需的配套技术。

本试剂盒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操作简单，可在县级防疫中心及具备相似条件的实验室使用。由于对每个反应都进行标准化测试，不受操作人员技术熟练程度及环境因素的影响。二是灵敏度和特异性高，能检测到样品中数个病毒粒子的存在，不受样品种类的干扰。三是用时短，直接把样品RNA样品加入每个反应管后放入扩增仪即可，完成整个反应所需时间不超过4个小时。四是结果可靠、符合率高。

草原生态建设补偿机制篇6

1.1 元阳县基本情况

元阳县位于云南省南部、哀牢山脉南段, 红河州西南部、红河南岸, 地处东经102°27′~103°13′, 北纬22°49′~23°19′之间。东接金平县, 南连绿春县, 西邻红河县, 北与建水县、个旧市、蒙自市隔红河相望, 其中, 天然草场面积8.378万公顷, 可利用面积7.21万公顷。

1.2 草原承包情况

全县落实草原承包7.21万公顷, 其中, 禁牧面积0.93万公顷, 草畜平衡面积6.27万公顷, 涉及14个乡镇, 134个行政村, 917个村民小组, 1419户农牧户, 7643人农牧民, 存栏草食畜18.07万羊单位, 签订草原承包合同4257份, 印制发放草原所有权证917本, 草原使用权证1419本。

1.3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发放情况

全县实行承包7.21万公顷草原, 1419户农牧户, 全部获得享受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 于2011年12月31日, 第一轮首年 (次) 发放中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起, 元阳县政府每年在12月25日以前把补助奖励资金发放牧户手中, 5年来共计发放补助奖励资金1125.6万元 (225.12万元/年) , 其中, 实施禁牧361户, 1881人, 补助420万元;实施草畜平衡1405户, 7060人, 奖励705.6万元。单户最高获得补助奖励资金2.56万元, 最低获得补助奖励资金30元。

1.4 草原生态保护情况

元阳县通过开展第一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工作, 基本实现“草原有主、主有其权、权有其责、责有其利”的目标, 建立起“产权归属清晰、经营主体到位、责任划分明确、利益保障严格、流转顺畅规范、经营服务有效”的现代草原保护和建设制度。实现禁牧区草原植被覆盖度提高10%, 生物产量提高20%, 使6.272万公顷草原实现草畜平衡。

总之, 元阳县通过开展第一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建设后, 草原生态功能逐年得到恢复和改善, 草原退化有所减缓。草地保水、保土、保肥能力逐步提高, 项目区发生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的现象逐年减少。

2 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2.1 存在的问题

(1) 部分草地权属不清, 难于确权和承包到户。

(2) 部份牧户承包面积过小, 资金补助数额过低, 工作成本大。

(3) 县级没有专门的草原监理机构,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建设工作时限又长, 开展工作难度较大。

(4) 技术力量薄弱, 缺乏涉外勘查和草地示意图制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2.2 建议

(1) 认真学习和贯彻《云南省农业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新一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指导意见 (2016年-2020年) >的通知》 (云农牧[2016]19号) 精神。广泛宣传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补贴政策, 进一步提高牧民对草原保护建设的认识, 调动牧民建设保护草原的积极性, 增加政策透明度, 接受社会监督, 促进政策的有效落实, 为草原保护建设营造良好的氛围。

(2) 针对第一轮工作存在的部分草地权属不清的问题, 加强政策宣力度, 做好当事双方的工作, 竭尽全力确权承包, 杜绝草地无主的现象。

(3) 单户面积较大的草原承包到户, 面积相对较小的承包到村民小组或实行项目管理。

(4)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 充实涉外勘查和草地示意图制作队伍。

(5) 成立县一级负责草原生态保护的监管机构, 研究草原的开发、生态的保护管理工作。

(6) 加强业务培训, 提高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建设队伍的业务水平。

摘要：元阳县第一轮 (2011~2015年)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建设工作在元阳县委、政府的坚强领导和上级业务部门的耐心指导下, 通过县乡两级畜牧部门5年的共同努力, 于2015年12月圆满地完成预期目标任务。元阳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建设从草原的确权、承包、两证的颁发和补助奖励资金的发放及实行草原禁牧、草畜平衡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使元阳草原生态逐年得到恢复和改善, 草原退化有所缓解, 草地保水、保土、保肥的能力有所提高。但由于导致生态破坏, 草原退化的问题来至多方面且历经多年的因素,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建设工作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 就此, 笔者针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建议。

草原生态建设补偿机制篇7

流域水与森林、草原、矿藏等相对固定的生态单元相比, 具有更强的流动性, 流域生态系统通常是跨越多个行政区域的复杂系统, 人类活动通过水媒介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 (1) 或通过水资源的利用, 甚至是污染物的排放都在改变水资源的质量和数量, 流域生态补偿包含了两层关系:人与水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 从根本上讲, 流域生态补偿属于人与水的关系, 是某一行为主体或区域经济社会对水资源的消耗或水资源服务功能予以弥补或偿还, 综合利用政府、市场、法律等手段, 对上下游区域水资源生态的公平分配或有效保护。同时, 由于水资源效益具有单向流动性, 从支流向干流转移、从上游向下游转移的特点, 流域生态补偿又包括不同区域之间和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于开发利用、保护和修复活动的外部效应引起的补偿问题, 通过外部效应的内部化, 需要通过生态补偿实现外部效应的内部化。

综上, 根据我国对流域生态补偿的当前需求和内涵讨论, 笔者总结流域生态补偿就是在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指导下, 通过一定的市场和一定的政策手段来实现流域生态保护外部性的内部化, 在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工作中平衡和调整相关主体的利益关系, 让流域生态保护成果的受益者对受损方进行补偿或赔偿;通过制度设计解决生态环境“搭便车”现象, 实现对流域生态投资主体的良心回馈, 促进流域一体化管理和水资源服务功能的可持续性。

二、我国西北地区流域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的现状

西北地区近年来也有可取的成功经验:三江源地区的生态补偿机制也基本收获成效, 2005年1月, 国务院批准通过了《青海三江源国家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设的总体规划》, 建立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区划禁止开发区域, 建立三江源生态保护基金, 地方政府大力配合国家政策, 发挥政府职权, 通过专项财政转移、财政支付等手段保障生态移民和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 并调整现阶段的资源税税率政策, 提高了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效率;又如陕西省渭河流域建立的水污染补偿制度:我省于2010年2月启动实施《陕西省渭河流域水污染补偿实施方案》, 仅实施前半年就向西安、咸阳、宝鸡等市政府开出共计200万元的环保罚单;再如2008年中央财政部已把我省陕南汉中、安康、商洛三市列入生态保护区财政转移支付范围, 我省也于“十一五”期间, 每年拿出2.5亿元专项资金支持陕南三市的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上游的生态补偿, 迄今已初步构建了绿色循环经济和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经济发展机制。这些在我国境内或西北地区取得的成就我们应该看到, 汲取经验同时更深层的探索法律机制缺位的原因。

三、国外流域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的经验借鉴

国外对流域资源的生态补偿探索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 虽然对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已拥有很多成功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但在早期很多国家也是经历了从粗放式环境发展的教训后才对环境保护和生态资源的补偿机制进行建设和探索, 19世纪末开始美国、德国、瑞士、日本等发达国家就开始通过宪法制定的立法活动, 对环境保护和生态补偿进行法律上的规范和调整, 很多国家的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大多都具有生态补偿的性质。流域生态服务市场最早起源于流域管理领域, 如美国田纳西河流域管理计划, 即自1933年5月罗斯福向国会提案设立《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法案》起到20世纪60年代后正式加强对流域内的自然资源的管理和保护, 可以说一直不断的在管理和开发过程中进行着生态补偿的工作;欧盟的《欧盟水框架指令》的主要目标是在2015年以前实现欧洲的“良好水状态”, 整个欧洲将采用统一的统一标准, 公平利用水资源, 地下水资源超标开采现象将被遏制 (2) ;又如我国邻国日本也较早的认识到建立水源区利益补偿制度的需要, 在1973年制定了《水源地区对策特别措施法》, 来规范实施对水源区的综合利益补偿机制。在全球一体化的当下, 借鉴发达国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补偿制度和法律机制方面的经验, 对于我国完善《生态补偿条例》或《流域法》等流域法律体系提供了制度和实践上的借鉴, 也为保障我国西北生态脆弱区的生态资源的修复和建设我国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甚至对于保障区域生态安全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四、对我国西北地区生态补偿的完善建议

任何一种制度的实施都要落实到法律的层面, 必须要有法律的保障和相应配套的制度政策的支持才能够让机制健康的可持续的运行, 法律强有力的彰显着一个制度的应有之义。不论是国内的生态补偿实践, 还是国际生态补偿的交流与合作, 流域生态补偿的主要方式仍是政府为主导的政府购买模式, 制定法律法规和制度, 政策和资金的支持方面, 都需要政府的主导作用;也要妥善处理流域管理机构与地方各部门、各利益主体的关系, 并对支流与地方进行适当的分权治理, 注重将流域管理机构和国家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的互相监督, 注重部门间及区域间的合作与协调, 流域生态补偿的实施要做到集权和分治相结合, 运用法律手段来调整、规范这方面的权能和职责。在人类社会的绵延发展中, 公民参与是国家走向政治民主和政治文明不可分割的部分, 是公民进入公共生活领域、参与政治、对那些关心他们生活质量的公共政策施加影响的基本途径。 (3) 建立代表各方利益的代表和协会组织, 培养流域生态补偿进行多方谈判的代理人, 在作出重大决策时, 应启动科学论证制度和听证制度, 广泛听取各方意见, 实现“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决策透明”的政府行为, 真正使利益相关方“有话能讲、有人代讲”的公平性和民主性, 同时要运用法律法规或相关政策来规范和保障多个主体间的有效协作。

注释

1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生态补偿的国际比较:模式与机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2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生态补偿的国际比较:模式与机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生态补偿机制的浙江模式篇8

作为全国第一个实施省内全流域生态补偿的省份，浙江的生态补偿工作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2006出台过《钱塘江源头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省级财政专项补助暂行办法》，2008年又出台了《浙江省生态环保财力转移支付试行办法》，其有关生态补偿的办法和措施，即使以今天眼光来看依然极具前瞻性和开创性。就此相关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浙江省财政厅经济建设处副处长马建胜。

总体方针

浙江省制定生态环保财力转移支付办法遵循的基本原则：“谁保护，谁得益”、“谁改善，谁得益”、“谁贡献大，谁多得益”以及“总量控制、有奖有罚”的原则，在完善钱塘江源头地区专项补助试点办法的基础上，全面实施省对主要水系源头所在市、县（市）的生态环保财力转移支付。

在财力转移支付的对象上，确立为全省境内八大水系干流和流域面积100平方公里以上的一级支流源头和流域面积较大的市、县（市），并以省对市县财政体制结算单位为计算、考核和分配转移支付资金的对象。省生态环保财力转移支付资金由市、县（市）政府统筹安排，包括用于当地环境保护方面的支出。同时，原有省级财政生态环保有关专项资金仍按现行政策、办法执行。

指标设计

科学分配资金的前提是对指标进行科学的设计。浙江紧紧围绕水体、大气、森林等生态环保基本要素，科学的设置指标和分配权重：

1指标设置。按照生态功能保护、环境（水、气）质量改善两大类因素设置相关指标。 1、生态功能保护类两项指标：省级以上生态公益林面积，大中型水库面积。2、环境质量改善类两项指标：主要流域水环境质量，大气环境质量。

2权重分配。1、生态功能保护类50%，其中：省级以上公益林面积30%，大中型水库面积20%。2、环境质量改善类50%，其中：主要流域水环境质量30%，大气环境质量20%。

考核和计算

对指标的考核和资金的计算，浙江的做法是：

生态功能保护类。省级以上生态公益林面积，根据省林业厅确认的各市县考核年度省级以上公益林面积占全省面积的比例计算；大中型水库面积，根据省水利厅确认的大中型水库折算面积占全省面积的比例计算，但每个市、县（市）可得数额最多不超过该项分配总额的20%。

环境质量改善类。对主要流域出境水质和大气环境分别设立警戒指标，即水环境的警戒指标为水环境功能区标准，大气环境的警戒指标为API值低于100的天数占全年天数的比例不低于85%，质量高于警戒指标的，每提高一个级别给予一定的补助奖励，低于警戒指标的，每降低一个级别给予一定的扣补处罚。

1、主要流域水环境质量方面。根据省环保局监测确认的各市、县（市）主要流域交界断面出境水质和省水利厅确认的多年平均地表水径流量，分别不同情况计算并考核。

凡市、县（市）主要流域各交界断面出境水质全部达到警戒指标以上的，给予100万元的奖励资金补助。同时，对出境水质达到三类水标准的设定系数为0.6；达到二类水标准的，设定系数为0.8；达到一类水标准的，设定系数为1。有多条河流、多个交界断面的，按其对应标准的系数加权平均。补助资金按照各市、县（市）系数与其多年平均地表水径流量的乘积占全省的比例进行分配。

根据各市、县（市）交界断面出境水质考核年度较上年度的变化情况，实行水质提高或降低的奖罚机制，即：再对四类水、五类水和劣五类水分别设定系数为0.4、0.2和0.1，并按上述方法分别计算出各市、县（市）考核年度和上年度的总系数并进行比较，凡考核年度较上年每提高1个百分点，给予10万元的奖励补助；反之，每降低1个百分点，则扣罚10万元补助，以此类推。

2、大气环境质量方面。根据省环保局监测确认的各市、县（市）空气污染指数（API值）计算并考核。

凡API值小于100的天数占全年天数的比例（设为X值）达到警戒指标标准（85%）及以上的市、县（市），将配置一定数额的奖励资金补助。当X值等于100%时，设定系数为1，每降低2个百分点，计算应补助的系数递减0.1，以此类推。

根据各市、县（市）大气环境质量考核年度较上年度的变化情况，实行大气质量提高或下降的奖罚机制，即：当X值较上年每提高1个百分点，奖励1万元；反之，X值较上年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罚1万元，以此类推。

按上述方法计算并汇总后，就得出了各市、县（市）生态环保补偿需要转移支付的资金，再结合其财力状况，按照不同的补助系数对各市、县（市）实行分档兑现补助额。

链接

《钱塘江源头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省级财政专项补助暂行办法》

一、基本原则

“谁保护,谁受益”、“责权利统一”、“突出重点，规范管理”和“试点先行，逐步推进”

二、补助对象

钱塘江流域干流和流域面积100平方公里以上的一级支流源头所在的经济欠发达县(市、区)，即淳安、开化、江山、衢江、常山、磐安、龙游、遂昌、龙泉等9个县(市、区)。

三、资金投向

生态建设、产业结构调整、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农村污染综合防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