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规划的法律规制

行政规划的法律规制（精选九篇）

行政规划的法律规制 篇1

关键词：行政规划,性质,公众参与,法律规制

一、行政规划基本问题分析

1. 行政规划的概念

由于我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时代, “计划”一词不管在居民的日常生活中还是在政府的政策报告中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在2005年10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 延续了50多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首次变成了“规划”。在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行政案件案由的通知》也曾使用了“行政规划”一词, 并将其纳入行政行为的范畴, “行政规划”成为专业的法律术语。如今,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文件中, 更多使用“规划”而非“计划”。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 “规划”是指比较全面的长远的发展计划, 如制定规划、十年规划;“计划”为工作或行动以前预先拟定的具体内容和步骤, 如科研计划、五年计划[1]。从上面的解释中我们可以发现“计划”更加具体, “规划”更加全面、长远。但具体到行政规划与行政计划两个概念的区分时, 学者大多认为两者所表达的意思基本一致, 即表示行政机关或其他组织为了更好地实现行政职能、达到预期的特定行政目标, 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对未来一定时期内采取的步骤、手段及其程序作出的安排与设计。本文将视行政计划与行政规划表达统一意思, 并统一用行政规划表述。

2. 行政规划的性质

行政规划性质的确定有利于行政规划在行政法体系中的准确定位, 有利于行政规划相关法律制度的建立, 进而使行政规划更加科学性和民主性。与此同时, 不同行政规划性质的确定也影响规划所带来的纠纷机制的选择。关于行政规划的性质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 内部行为和抽象行为说

有学者认为, 行政规划具有内部行为和抽象行为的性质。[2]这种观点在我国得到了一部分学者的支持。但事实上行政规划的内容制定可能更加针对具体的特定事项, 也存在着外部法律效果。若把行政规划看做一种抽象行政行为, 抽象行政行为的不可诉性则使规划所产生的争议很难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

(2) 区别对待说

这种学说拒绝对行政规划的性质作一般化的规定, 主张依据其具体表现形式中存在的法律关系加以确定。“计划并非国家活动的一种独立法律形式;准确地说, 计划可以纳入各种传统的法律行式之中……计划的法律性质只能根据单个计划的审查”[3]。由于行政规划往往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各种层次和领域中, 因此对行政规划的性质作单一的评价是很难的, 对行政规划的性质应区别对待。这种观点也是目前行政法学界对于行政规划的法律性质的主流观点。

(3) 从属行为说

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行政规划并没有其自身的目的与价值, 它只是具体实现某一行政行为时所预先作的安排, 具有从属于某一行政行为的特点。“它是为了协助该行政行为, 使它能充分发挥功能而存在的。……行政计划仅立于协助的地位, 如果不实施, 即使计划作得再好, 也是枉然的。行政计划做成时, 并非它的任务结束, 而是实施的开始”[4]。行政规划作为行政行为的一个环节是有其独立价值的, 因为行政规划的制定、实施过程会涉及到行政裁量是否合理, 行政相对人利益是否得到保护等相关法律问题, 因此仅仅因为行政规划的从属性就忽略其自身价值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二、行政规划存在的必要性及负面性

1. 行政规划存在的必要性

(1) 行政规划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市场具有其自身的缺点和不足, 这需要政府的调控手段去弥补。国家通过制定一系列具有科学性和前瞻性的规划, 促进社会资源合理配置, 为市场的发展提供动力, 也有利于平衡市场发展所带来的地区差距、行业发展差距、居民收入差距。

(2) 行政规划具有社会导向的作用。行政规划内容的发布可以使行政相对人获得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信息, 进而根据自身的需要作出有利的选择。政府通过合理的行政规划可以对行政相对人产生利益向导作用, 促进相对人的行为更加符合规划的内容, 这不仅引导社会向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 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行政管理成本, 提高了管理效率。

(3) 行政规划具有综合管理的作用。行政规划常涉及到多个部门的利益, 因此其往往能打破“行政割据”, 通过统筹协调各部门利益, 加强行政机关合作, 统一各行政机关行动等等实现行政管理行为的高效性和综合性,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保护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利益。

2. 行政规划存在的问题

(1) 缺乏公众参与机制, 民主性较差

在我国, 关于行政规划的法律中对规划的制定往往忽略公众参与的重要性。因此, 我国大多数行政规划都是行政机关自行制定的, 在这过程中公众参与较少。而行政规划往往涉及到公众利益, 缺少公众的参与往往使行政规划成了制定机关的一家之意, 其民主性、可行性势必遭到怀疑。

(2) 行政规划变更、废止程序的缺失容易侵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我国目前对于行政规划的程序规定主要集中在制定、审批环节, 对于规划的变更和废止程序规定较笼统。规划的变更、废止容易使行政相对人依据该规划产生的信赖利益遭到破坏, 侵犯行政相对人所应有的合法权益。

三、行政规划的法律规制

基于前文的分析可以得到, 行政规划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但由于我国关于行政规划的实体法和程序法规定的不完善。为保证规划的科学性、民主性, 有必要从实体法、程序法对其进行规制。本文将在下面展开具体的规制措施。

1. 实体法的规制

行政规划的实体法控制, 是指对行政主体制定行政规划权力的来源和制定行政规划的裁量空间进行控制, 明确行政主体制定规划的依据, 避免行政主体对规划制定权的滥用[5]。行政主体制定行政规划的权力来源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明确授权式, 即法律明确赋予了行政机关关于某一领域的性质规划制定权;一种是默认式, 即宪法和法律未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规划权作出明确授权, 只是依据行政机关所具有的职权、所完成的行政职能推定其有行政规划的权力。行政规划的大部分权力来源于后一种形式。

授权式的优点在于行政规划的权力来源明确, 权力分工明确, 使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规划的实体内容与程序过程更具有可行性与合法性。默认式下对于行政机关是否有权制定行政规划的模糊态度很难在实体上和程序上对编制行政规划权力进行控制。因此, 行政规划权力应更多来源于明确授权的方式, 有权授予行政机关行政规划编制权的法律位阶应提高, 如仅限于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有权授予行政机关编制行政规划。

2. 程序法上的控制

王名扬先生曾经指出:“行政机关的权力越大, 它在行使权力的时候就越应该公平……程序的规则所以重要, 正是由于在实体法上不能不给予行政机关巨大权力的缘故。”[6]实体法不可能详尽规定行政机关在哪些领域应享有规划编制权, 法律的空白地带势必是存在的, 这就需要发挥程序法规制权力合法运行的作用。现行法律对行政规划行为的程序法控制通常仅限于批准程序, 而对行政规划的形成程序、上级机关批准程序都未作规定。因此程序上的控制应包括行政规划形成阶段的程序控制、批准程序控制和实施阶段程序控制。

行政规划形成阶段的程序控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规划草案的拟定与公布

规划草案的制定过程应是一个行政机关、普通公众代表和专家共同参与的过程。制定行政规划前, 行政机关应在政府正式发布文件的报纸、公告栏和网络上公布将要编制的行政规划的项目、行政规划编制的目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等。规划草案的拟定过程中要设立充分吸收普通民众代表和相关领域内专家参与的机制, 如召开座谈会, 邀请专家和普通民众代表参与。草案拟定完成后应及时公布, 积极听取社会民众的意见。相关专家和普通民众代表的参与能使行政规划立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使其不易违法, 另一方面公众的参与能使规划更加民主性和合理性。

(2) 举行听证会

听证会的意义在于, 与行政规划相关的利害关系各方能同时到场, 就行政规划所涉及的问题展开质证和辩论, 行政机关通过听证会吸收利害关系方的意见能使行政规划更加全面、合理。法律应当明确规定举行听证会是行政机关编制行政规划的必经程序。在公开草案提出意见的期限届满后, 规划的草拟主体应将规划草案、记录在案的公众意见、相关行政部门的反馈意见, 专家的论证报告以及未采纳的重要意见和理由, 一并移送至听证机关, 然后邀请行政规划利害关系方参加听证会。听证会应公开、公正、合理, 特别是在利害关系方的选择方面应坚决杜绝舞弊行为的出现。

上级机关审批阶段的程序控制也应当包括举行专家论证会和听证会, 只有这样审批机关的决定才能更加合理性和民主性。实施阶段的控制要特别注意行政规划的变更问题, 规划的随意变更不但会侵害利益相关方的信赖利益, 也会造成行政权力的随意扩张。因此行政规划的变更不能随意进行, 也应召开听证会, 积极听取利害相关方的意见。

四、结语

行政规划的法律规制应实体法规制与程序法规制相结合, 不能仅仅偏重于任何一方。法律应尽可能地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在哪些领域享有规划编制权, 规划的制定过程中应积极纳入公众参与机制, 特别是利害关系方的参与, 只有这样行政规划才能更加民主性和科学性, 才能更好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主编.现代汉语词典 (2002年增补本) .商务印书馆, 2002, 474、596.

[2]章剑生.行政程序法比较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7, 73.

[3]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 2000, 410.

[4]蔡志芳.行政法三十六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80, 296.

[5] (日) 室井力.日本现代行政法.吴微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5, 56.

我国行政垄断的法律规制 篇2

由于行政垄断产生的原因和背景极其复杂,只有采取多种方式和手段,综合整治才能凑效。

但从长远看有效制止行政垄断主要依靠切实可行和富有力度的法制手段。

关键词经济垄断 行政垄断 竞争 反垄断法 法律规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也相应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垄断与反垄断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各界普遍重视和广泛关注的焦点。

我国行政垄断法律规制的出路 篇3

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政府被赋予了强大的行政权力，但是我国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本来市场更多靠市场自己来调节经济活动，可政府却不愿意退出市场，从此形成了行政垄断。行政垄断具有如下危害：第一，破坏了统一市场的形成；第二，阻碍了自由竞争；第三，助长了腐败之风；第四，违背了国际法上的国民待遇原则。

一、我国《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的规制中存在的问题

(一)此法中第3条规定的垄断行为的范围并不包括行政垄断，只确认了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经营者集中这三大实体规范，这容易使人对行政垄断行为违法性的认定产生怀疑，也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管制和处罚。

(二)反垄断执法机构无执法权。根据此法第51条第1款的规定，对于行政垄断行为，行使制裁权的主体是“上级机关”，作为反垄断执法机构仅有建议权，而反垄断执法机构能否干预提出建议，提出建议后能否得到“上级机关”重视都是值得怀疑!对于“上级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法律中也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甚至没有对上级机关纠正下级机关行为的程序性事项作出规定。

(三)《反垄断法》第51条只规定了实施行政垄断的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只承担行政责任，责任形式单一，并以行政处分为主，只是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依法给与处分，而作为实施行政行为的主体没有承担任何责任，这样并不能很好的规制其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更不能起到法律的预防价值。

(四)其他法律法规优先适用于《反垄断法》。本法第51条第1款规定，一些行政法规的规定优先适用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反垄断法》，这大大削弱了《反垄断法》的权威性地位，影响了其本来的法律效果，使其成为一部好看而不实用的法律。

(五)法律救济途径缺乏，救济力度不够。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消费者和经营者寻求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法律途径匮乏，法律责任缺乏追究机制，没有赋予受害企业和消费者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也没有赋予受害企业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这种法律规定的不明确使得受害者即使提起诉讼，其权益也很难得到法律的救济，同时对于抽象行政行为不能提起行政复议也不能进行行政诉讼，一般只能通过信访、检举、控告的方式提起监督的程序或者通过媒体披露，这些救济力量很微弱，不足以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要使受损害的社会关系得到恢复，法律不仅要对违法者进行处罚，还要对受损者进行物质的、精神上的赔偿，我国目前的反行政垄断的规定只限于制止行政垄断行为，未对受损者和消费者进行赔偿，或赔偿非常有限，这实质上是对政府侵权行为的一种放任。

二、完善我国行政垄断法律规制的若干思考

解决我国“行政垄断”问题，就应该依据现实国情。从制度上预防和制止行政机构滥用行政权力，除了《反垄断法》中的宣誓性规定外，介于以上笔者对我国《反垄断法》的几点不足之处之分析，做出了如下建议：

(一)建议将行政垄断这一行为加到本法第3条垄断行为的范围之中，成为第四种实体规范，这样就会使人一目了然的看到行政垄断具有违法性，这样就会提高对其管制和处罚的有效性。

(二)本法应授予反垄断执法机构绝对的执法权，向反垄断委员会报告工作，对其负责，受其监督。对反垄断执法机构执法权的立案、调查、处罚等程序性事项，并且对反垄断执法机构与反垄断委员会管制行政垄断的职责作出明确规定。

(三)对于实施行政垄断的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只承担行政责任这一问题，笔者并不否定其合理性，但考虑到行政垄断的本质特征在于行政主体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因此责任主体应当是行政机关，而且在实施行政垄断过程中会获取一定的利益，所以笔者认为行政机关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如果没有赔偿或者难以赔偿的情况下，应当考虑引入国家责任制度，由国家赔偿消费者或竞争者造成的损失。

(四)应突出《反垄断法》的权威性地位。电信、电力、保险、银行、邮政、铁路、证券、石油等行业都有自己的监管机构或主管部门，也都有“另有规定”，但是他们自己制定的这些规定一定会有利于其自身的发展和利益最大化。《反垄断法》本来就是规制他们的行政垄断行为的，反而依照其规定，就等于没有规定，所以应加强反垄断法的权威性地位。

(五)建议建立法律救济制度，赋予受害企业和消费者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赋予受害企业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并增加救济手段来限制政府的权力。

探析行政垄断的法律规制 篇4

1、行政垄断的概念

行政垄断,是中国特有的一个概念,最早出现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一位经济学者在讨论社会经济现象的时候,使用了行政垄断的概念,后来法学界一些学者感觉中国的社会经济现象有别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垄断,于是借用了行政垄断的概念,将行业垄断、地区壁垒、政府限制交易或者强制交易、政府专有交易看作是行政垄断。总的来说,行政垄断是指行政主体滥用行政权力实施的限制、排除和妨碍市场竞争,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通常表现为行政机关的抽象的行政违法行为,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鲜明的行政强制性。包括行政强制交易行为、行业及地区封锁行为、行政强制垄断行为和行政立法垄断行为等,这些行政垄断行为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的障碍。

2、行政垄断的构成特征

(1)行政垄断的行为主体是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能笼统地将“国家”称为行政垄断的主体,国家机关构成在行政机关之外还有审判机关和权力机关。

(2)行政机关违法行政,这里的违法主要是指行使行政权力没有法律上的依据或违反法律依据。依法行政要求行政权是法定的,行政权力的行使要有法律依据。

(3)行政垄断主观上表现为故意,故意对特定不法利益的追求,为了特定经营者的利益、狭隘的地方利益和行业利益。当然这并不是要求证明政府的“意思表示”或其背后的“动机”,这里的故意是通过客观行为表现的主观目的。这个要件和第二个要件是紧密联系的。

(4)行政强制性,行政垄断是由来自于市场以外的、与市场要素及市场运行的自然法则没有直接联系的力量引起的在一定市场上的垄断。对特定市场上的企业来说它们既不能无视行政垄断的存在,也不能逃避或抗拒行政垄断的强制力量。

二、我国行政垄断的弊害分析

1、行政垄断妨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由于竞争的存在,赋予了每个人发挥出自己最大潜力,追求更高更快进步的动力,其乃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源泉。而行政垄断却利用行政权力,最大限度的扼杀了竞争,其势必造成价格机制失灵,阻碍资源自由流通;而受行政垄断保护的企业,由于缺乏竞争压力,可能出现怠于提升生产效率、改进生产技术的惰性。从而导致经济停滞不前或经济衰退。

2、易导致政治腐败

企业为摄取高额利润,往往会贿赂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而政府工作人员为了额外获得收入就会接受为企业牟取不正当利益,给社会和消费者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其估算的结果表明,中国的行政垄断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成为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且远远超过了政府官员贪污受贿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3、行政垄断损害经营者和消费者的权益

在行政垄断的情形下,经营者进入或退出市场均需要通过行政审批、行政许可,不可能享有充分的经济自由。消费者面临的情形亦是同样,行政垄断通过限制交易等行为剥夺消费者在市场上自由选择商品和接受服务的权利。所以说,行政垄断的存在使得经营者无法展开自由竞争,而消费者又不得不接受质次价高的商品与服务。

三、我国反行政垄断的现状

第一,行政垄断法律规制体系不完整,内容有疏漏。配套的规章和司法解释相对较少,无法对反垄断法中的行政垄断的规定进一步的具体化。

第二,规制行政垄断行为的反垄断执法机构权威性差。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对行政垄断没有监管权,无法像对经济性垄断行为那样调查和处分,而仅仅具有“建议权”,监管权被赋予行政机关及公共组织的“上级机关”。这样则可能会出现“无人去管”,或者出现“多头执法”的情况。

第三,行政垄断的责任形式不完备。《反垄断法》第七章法律责任中对行政垄断的规定仅限于“责令改正和给予处分”,对行政垄断行为显然没有威慑力和制裁力。

四、我国行政垄断规制改革的措施

一是树立《反垄断法》的权威性意识。根据《反垄断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一些行政法规的效力将优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反垄断法》,这无疑削弱了《反垄断法》的权威,影响《反垄断法》的实施效果。由此可见,我国《反垄断法》中关于行政垄断的规定存在诸多不足,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突出《反垄断法》的权威性地位。

二是采用激励性规制措施。我国自然垄断产业的定价基本上采用成本价为核心的定价制度,具有明显的随意性。在这种制度下,企业因管理失效而增加的成本就会转移给消费者,也使企业缺乏降低成本的推动力。而行政性垄断和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不但不能形成企业间的有效竞争,还可能形成规制者默许情况下的价格同盟。对此,应根据各产业的特点采用最高价格上限规制、区域间竞争、特许权投标和社会契约等激励性规制方式,虽然这种激励性规制方式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但与成本定价的规制方式比较有明显的激励性优点。

三是正确选择国有垄断产业管制与民营化的顺序对改革至关重要,而对改革顺序选择的争论也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西方一些学者把快速民营化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唯一现实的选择,但理论上看似可行的激进式改革在现实中是失效的,这引起了学者们的深刻反思。到20世纪末期,人们才意识到上世纪90年代竞争制度设计对于改革的重要性,并认识到国有垄断产业规制改革的确立应先于企业的民营化。

四是将行政垄断明确为垄断行为。《反垄断法》第三条所规定的垄断行为中只确认世界各国通行的三大实体规范,即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经营者集中,并不包括行政垄断,明显不符合我国当前的国情,难免使人对行政垄断行为违法性的认定产生了怀疑,这种规定也直接导致《反垄断法》难以对之进行有效的管制和处罚。

五是完善责任制度。根据《反垄断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反垄断执法机构无权制裁行政垄断,行使制裁权的主体是“上级机关”,作为反垄断执法机构只有建议权。上级机关不是一个确定的司法机关,甚至不会重视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建议”。法律规定上级机关可以对下级机关责令改正并对责任人员给予处分,但这种责任流于形式,处罚力度不够。应加大处罚的力度,并引入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国家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由于行政垄断在我国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它源于我国政企不分的政治经济体制,因而当前在用法律手段规制行政垄断的同时,还要进一步深化经济政治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建立规范的市场运行机制,政府要真正退出市场经济的微观领域,向市场、企业放权,变“全能政府”为“有限政府”,按照国际通行的法律规则和要求,来构建政府管理经济的新模式。

参考文献

[1]黄学贤.《反垄断法》中的若干行政法问题探讨[J].苏州大学学报,2009(01).

[2]郑鹏程.论法律对行政垄断的综合规制[J].求索,2003(01).

[3]阎桂芬,张桂花.自然垄断行业的政府规制及其改革[J].理论探索,2009(06).

微信的行政监管和法律规制 篇5

舆论自由应在合法范围内进行，涉及军队时更需谨慎，通过研究微信涉军舆论，对其正确认识，不断进行法律规制，规范微信涉军舆论环境。

关键词：微信 涉军舆论

前不久，刘亚洲上将一篇题为《中国人最缺少的一味药》的讲话稿在朋友圈刷屏，主要谈了做人、做事、做文章的真实性问题，读后令人深省。

与此同时，朋友圈里也发出了另一种声音――有人就将讲话稿解读为“政治教育啥也没有用，因为假，深入不了人心”并以此为题转载了将军的文章。

文章因此以惊人的速度被疯狂转发。

政治教育啥用没有?当然不是。

显然这个标题有妖言惑众的意味，更要警惕的是谣言比真相传播得更快。

微信涉军舆论可以有，但不能随意议论，更不能歪曲事实，抹黑军队。

应对微信涉军舆论进行法律规制，净化舆论环境，破除谣言，维护人民军队形象。

一、微信中涉军舆论的现状分析

微信当前发展迅速，从腾讯公司数据看，截至，微信用户已达6.97亿，比去年同期增长39%，可见，微信普及率不断提升，因此涉军舆论的传播范围也随之扩大。

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积极的涉军舆论不一定能在朋友圈传播开来，但负面的舆论却能被疯狂转发，同时发出的还有民众的愤懑与不满，若不加以控制，势必会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扰乱人心，甚至造成社会意识混乱，影响社会和谐。

二、微信中涉军舆论的特点

通过总结微信中涉军舆论的特点，结合其特点选择合适的法律规制措施，对微信中的涉军舆论进行有效管理。

(一)以公众号为主阵地，推送涉军文章

现如今微信中军事类公众号不计其数，但这些公众号良莠不齐，个人只需填写正确信息就可以成功注册，这就为一些造谣者提供了可乘之机，推送虚假涉军消息，扰乱涉军舆论氛围，达到造谣目的，企图让谣言变成真理。

(二)以标题党为关注点，吸引公众眼球

好的标题往往能提升读者的阅读兴趣，很多优秀的军事类文章都有非常漂亮的标题，如《感恩你们铸剑护国，这盛世如你所愿》，标题亮眼，内容精彩。

而有些文章内容虽好，标题却不太恰当，如《兵哥哥，你怎么这么穷》，只看标题会让读者误以为文章在描述军人经济条件差，而文章讨论了军改中保障官兵权益的问题。

可见，标题会影响文章的质量，只求噱头的文章往往会误导舆论风向。

(三)以非军人为主力军，质量有待考究

为了不泄密，部队中手机使用受到很大限制，尤其是基层官兵会被严格管理，所以微信涉军舆论的主体绝不是军人，一名合格的军人会严守纪律，不会随意在社交软件中发表涉军言论。

非军人不了解军队，仅凭自身想法，其质量有待商榷。

三、微信中涉军舆论的法律规制措施

微信涉军舆论的存在是我国民主政治环境下，公民参与程度提高、关心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表现。

对行政调查法律规制的相关探究 篇6

关键词：行政调查,法律规制,制度问题,规范建议

一、行政调查的涵义

行政调查是指行政主体调查、收集各种信息以便于做出正确的行政决定的活动, 行政调查的结果直接影响着行政决定, 尤其是重大事件的决定, 所以在现代行政法治中行政调查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行政调查不仅能够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同时还能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具体来说是因为行政调查收集的信息准确与否直接决定了行政决定的合法性,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行政调查一定要通过合法的方式;除此之外, 行政调查能够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是因为行政调查针对的人群就是行政相对人, 并且充分尊重了宪法中规定的行政相对人的基本权利, 所以行政调查在严格按照法定程序的前提下是会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对于行政调查的理论研究始终没有统一的意见, 不仅如此, 差异性还十分大, 因为相对国内的行政调查研究来说, 国外对于行政调查的重视程度高, 所以已经有了较大的收获。近几年来, 国内的学者也逐渐加紧了对于行政调查的研究, 但却忽视了有关行政调查的法律规制方面的研究成果, 一味的关注传统的行政调查领域, 导致研究的脚步停滞不前。在研究成果的实践方面, 我国的行政调查需要解决的问题更多, 常见的问题有:怎样保密行政调查过程中收集的信息、如何控制调查的成本以及如何避免滥用行政调查的职权等等。

归根到底, 这些问题的产生都是因为行政调查的法律规制不够完善, 让不法分子有机可趁。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分析我国现行的行政调查制度中出现的问题, 完善行政调查中的法律规范, 明确行政调查的法律地位。

二、我国现行行政调查法律规制存在的问题

(一) 不健全的行政调查法律规范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 人类已经进入到了信息化的社会,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政府用来了解民众情况的重要信息收集手段———行政调查, 显然是要被广泛地应用到行政管理活动中的。但是在这样严峻的情况下我国对于行政调查的研究却进展缓慢, 同时有关行政调查的法律规制也不完善, 无法满足日常所需。

具体表现为:没有明确规定行政调查的法律名称, 调查的步骤、范围及合法的方式等都没有制定明确的规定;已经制定的和行政调查有关的规范基本上都很简单、不够详细, 最主要的是没有实用性, 在具体的实践中造成很大问题。以我国的《行政处罚法》中的第37条规定为例进行简单的分析, 其中文件中规定“行政机关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 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应当如实回答询问, 并协助调查或者检查, 不得阻挠。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由此可以看出条文中只规定了执法的人数以及执法人员要出示证件, 对实施过程中的具体操作却没有涉及到。第三个表现就是常出现违法调查以及调查行为不正当的情况, 最终损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原因就是行政调查没有一部统一的法律约束和规范调查行为和方式。

(二) 过宽的自由裁量权

目前我国已有的有关行政调查方面的法律规范的内容都比较空洞, 对于行政调查都是一些原则化的要求, 没有具体的、结合实际的法律规定, 因而实际功能大打折扣, 造成行政调查过程中的行政主体有着过宽的自由裁量权。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表现:

第一个方面便是行政调查启动的裁量权过于随意。关于行政调查的启动模式有两种, 一种是行政主体依职权启动, 另外一种是行政相对人递交申请, 请行政主体启动行政调查, 但无论是哪种启动方式都是由行政主体的主观意愿决定是否启动行政调查, 而不是条文明确规定启动的条件, 所以说行政调查有着较大的随意性。第二个表现则是自由选择行政调查的方式。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行政调查的方式, 所以在面对种类繁多的调查方式时行政主体往往都是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自主裁量, 由于这也和行政主体的主观意愿有关, 因此做出的选择常常会缺乏准确性。最后一方面体现在对行政调查次数的裁量上。有些行政主体以调查、收集信息为由反复调查企业, 不仅严重影响到了企业的正常运转, 还给企业施加了的更大的压力, 同时也浪费了行政部门的人力、物力以及财力。在这种情况下, 有的企业为了避免反复调查而行贿行政主体, 滋生了腐败之风。

(三) 不协调的调查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

行政调查主体在我国目前已有的和行政调查有关的法律法规中的权利十分广泛, 与此同时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则被忽视掉了, 但是义务却在不断地增加, 导致调查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出现了较大的不平衡。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我国的“管理行政”还没有完全的转变为“服务行政”, 许多事情依然停留在管理的层次, 也就是作为管理者的行政主体拥有绝对的权力, 相反的, 作为被管理者的行政相对人则处于劣势的位置, 一切都要服从行政主体的管理。这种明显具有绝对服从的条文规定有许多, 比如《产品质量法》第16条就有明文规定:“对依法进行的产品质量监督检查, 生产者、销售者不得拒绝。”

(四) 缺少民主性和公开性的调查程序

在我国的行政管理工作中具有浓厚的“官本位”思想, 所以在行政调查的过程中不够重视相对人的行政参与权和知情权, 相反地着重强调行政相对人的义务。最为常见的就是没有事先告知行政相对人就启动调查, 严重影响到了相对人的生活以及生产。启动、实施和完成, 这三个环节共同组成了行政调查的程序, 行政相对人参与到这三个环节之中也是必不可少的, 因为这直接影响着行政调查主体收集到的信息是否全面、准确。而根据累积的经验显示:缺乏行政相对人协助的信息收集往往都是片面的, 或者是不真实的, 从而导致行政主体做出的行政决策缺少合法的基础作为依托。

(五) 监督和救济机制不完善

因为行政调查在一定程度上行使的就是行政权力, 所以有必要对其进行监督管理, 并将其纳入到法律救济的范围内, 防止出现职权滥用、职权使用不当的情况。国内的学术界依然很少有人专注于行政调查的理论研究, 多数人都把行政调查看作是一种事实行为, 而并非法律行为, 所以我国目前的行政调查基本不受法律的约束。目前我国已有的法律条文中, 比如《行政诉讼法》就没有明确的将行政调查纳入现行的救济制度中, 也没有明确的规定行政调查法律救济的违法形态、举证责任和判决类型等。这种含糊、不明确的法律规定归根到底是因为国内滞后的对于行政调查理论的研究以及空白的行政调查立法机制, 导致行政调查不受法律的约束, 时常损害到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权力和救济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行政活动一旦没有救济制度作为保障, 那就必然会失去公民的信任和赞同, 甚至还会和预期的行政目的相差甚远, 由此看来监督和救济制度的建立以及完善对行政调查的影响甚远。

三、完善行政调查法律规范的相关建议

(一) 对行政调查主体及权限进行规定

行政调查主体及其权限就是指组织规范在行政调查上的反映。在国内学界主流观点和传统行政法学都认为行政调查主体, 仅仅是拥有着行政职权的行政主体。由于现代行政的不断改革、进行、开放, 使得行政法的功能处在一个朝着———提供一个政治过程的模式转型趋势下, 因而使以上的观点略显保守。而本文则认为动态的行政过程, 应该对以下几点进行全面考察:对职权行政、授权行政和受委托调查的主体以及行政相对人。

(二) 对行政调查法律依据进行规定

在我国, 依法行政是建设民主法治国家所要求的, 因而行政调查就得按相关法律的要求来进行。而作为公权力在行政领域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的行政调查权, 其存在被滥用的可能, 使着在法律方面对其进行相关规章的确定。

行政调查的法律依据应该包括组织法和行为法的依据, 而我国的相关法律规范中却没对其进行明确的区分。一般都是认为, 行政调查都是为行政的管理和决定服务的, 认为行政主体已经有行政职权, 当然也具有行政调查权, 并不需要法律再次授权。笔者认为, 行政主体拥有行政职权, 在其职权范围内能够获取相关的信息资料而达成行政目的以及行使行政职责, 是符合相关法律的。却没有表示其拥有了行政职权, 就能够拥有各种行政调查权。例如:在工商行政管理中, 在法律上其拥有工商行政管理职权, 才能够对经营场所进行相关工商检查的行政调查。如果按以上的逻辑,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调查时, 为了进行工商行政管理就能够对经营者的住宅等其他非经营场所进行行政调查, 可以看出这明显是不成立的。因而, 行政主体在法定的职权范围内行使行政调査权, 就必须得遵守法律保留的相关原则。本文认为, 对行政调查法律依据进行规定时, 可以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

(三) 对行政调查方式进行规定

行政调查是一个系统、全面、科学的过程, 其方式纷繁多样, 而针对于其的理论观点各不相同。笔者在此综合各种理论学说和部分其他国家的立法规定, 对以下的几种行政调查方式进行讨论:询问、传唤、检查、调取资料、现场勘验、验证、鉴定等。

四、小结

在政府不断改革之后, 政府的职能得到扩大, 同时政府获取社会信息的方式———行政调查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所以对行政调查的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 而且只有让行政调查有了法律作为依托才能切实的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才能避免职权滥用以及不正当使用情况的出现, 并且这个观点已经得到业内人士的普遍认可。本文立足于行政调查的现状, 着重分析了我国现行行政调查法律规制的问题, 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并关注了行政相对人在行政调查中的合法权益, 提出了平衡行政调查主体与相对人权利和义务的想法。希望通过自己的思考和讨论能够引导更多的人投入到对行政调查的研究之中, 为行政调查的法制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杨桦.论行政调查及其法律规制与救济[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 2010.08.

[2]毕波.论行政调查[J].长春理工大学, 2010.03.

[3]邓霞.行政调查法律规制研究[J].中国政法大学, 2009.03.

[4]卢淑珍.论行政调查的法律救济[D].华东政法大学, 2010.04.

[5]徐勇.行政调查及其法律规制[D].汕头大学, 2007.05.

[6]付禄.行政调查不当或违法的法律规制[D].东北师范大学, 2013.05.

[7]覃蓉.行政调查法律规制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 2011.04.

行政规划的法律规制 篇7

但从上述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对目前监督、解决环境问题十分积极、有效,但却缺乏国家基本法律层面的规制。例如:在案件性质的界定上,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中并没有规定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在《环境保护法》中也没有明确规定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故而,试点之后,应首要解决全方位的立法问题。本文将从法学理论、现有的法律规范、司法实践入手,在论证检察机关进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合理、合法性的基础上,旨在对其立法规制的模式和内容的构建提出可行的建议和设想。

一、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

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主要有诉讼信托理论、公共利益代表人理论和社会正义理论。

(一)诉讼信托理论

诉讼信托理论是指国民在将他们的共有财产委托给政府管理的情况下,为了使国家更好的履行保护信托财产不受损害的义务,国民将自己的一部分诉权也托付给国家,在必要时可以由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提起诉讼,这就是诉讼信托。它是为解决伴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而在原诉权理论的基础上衍生而来的。[1]

在环境保护领域中,国民将侵害环境公共利益的诉权托付给国家,国家在考虑如何将这一权力赋予特定机关的同时,为了监督行政机关的行政不作为或行政违法作为,选择由检察机关来行使诉权,以保证环保机关的行政行为能够受到应有的监督、保证环境公共利益得到应有的救济。这一理论为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公共利益代表人理论

公共利益代表人理论的要旨在于由法律来指定出特定领域公共利益的代表,当此类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时,代表人有权以公益名义向法院提起诉讼来寻求保护。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领域中,当政府已经不能很好的履行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职责时,检察机关作为独立于政府和法院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由其担当起环境公共利益的代表最合适不过。德国法律就明确确立了行政公共利益代表人制度,检察官可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人,代表联邦或者地方独立提起或是参加行政法院的行政诉讼。德国的《行政法院法》在第四节《公益代表人》部分第35、36条就明确规定了检察官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美国《清洁空气法》《国家环境政策》等多项环境法律均授权检察机关可以提起相关的环境侵权诉讼,或是参与诉讼支持主管行政机关或者私人提出的诉讼请求。[2]

(三)社会正义理论

美国学者罗尔斯在其著名的《正义论》中写道:“因某一个巨大利益去牺牲个人之利益,这是不正义的,当处于弱势的受害者独自去寻求权利救济时,法律之形式正义就会在某种程度上限制实体正义之实现,从而使法律权威和公众对审判之信任受到挑战。”[3]诉讼之目的本身就在于解决纠纷,维护秩序,保障公正,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更是如此。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一方面,我国的环境问题愈发突出,需要国家权力的介入;另一方面,在环境侵害案件中,往往环境危害者与受害者实力悬殊较大,加之部分具有环境保护职责的机关不作为或乱作为,使环境受害者和环境公益都得不到应有的保护。社会正义理论要求法律给“弱势群体”以适当的保护,而检察权的介入恰恰可以实现这种力量的平衡,实现实质正义。

二、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潜在法律基础

虽然目前在我国的基本法中没有关于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明确规定,但对《宪法》、《行政诉讼法》、《环境保护法》这几部法律的内容进行深入研究,可以发现其法律规定为对这一制度的全面建立提供了默示的法律基础。

(一)宪法基础

《宪法》第26条第1款规定了国家环境保护的基本职责:“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条也对检察院的性质做了相同的规定。将这3条结合起来看,国家具有保护环境的基本职责,而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那么对于具有环境保护职责的国家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或不作为对环境公益造成的损害,如果最终需要进入司法救济程序来实现对此类行政行为的监督和纠正,由检察机关来履行这一职责是无可厚非的。

(二)诉讼法基础

《行政诉讼法》没有像《民事诉讼法》一样明确规定公益诉讼制度,根据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第11条和第64条的规定,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的主要职能只是对行政诉讼进行法律监督和在特定情况下提起抗诉。《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条规定的是行政私益诉讼,强调的是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如果对其主体做扩大解释,检察机关作为一种公法人主体代表国家进行法律监督,当检察机关认为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害了国家、公众的环境利益时,依据上述条款提起行政诉讼,而这类的诉讼由于其目的的公益性,就可以将其归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新《行政诉讼法》第101条还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关于期间、送达、财产保全、开庭审理、调解、中止诉讼、终结诉讼、简易程序、执行等,以及人民检察院对行政案件受理、审理、裁判、执行的监督,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此条规定为这一制度在实践中的尝试和发展留有空间,对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而言,在行政诉讼法中没有明确依据的,可以借鉴相比之下在逐渐走向成熟的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规定。虽然《民事诉讼法》第55条中也没有明确检察机关的原告主体资格,但“法律规定的机关”为其提供了默示的法律依据。

(三)环境法基础

在环境保护法律领域,《环境保护法》第58条规定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但并未提及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也未提起检察机关的诉讼主体资格,仅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提到:检察机关以通过提供法律咨询、提交书面意见、协助调查取证等方式支持社会组织依法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以上这些法律或司法解释虽然都没有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但却为这一制度提供了潜在的法律基础,也为今后的立法奠定牢固的基础、指明了方向。

三、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政策、法律依据

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最早明确提出“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使用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应该督促其纠正,探索建立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在此政策的倡导下,全国人大常委会从国家授权立法层面以《决定》的形式,最高人民检察从履行授权的角度、最高人民法院从审理的角度分别制定的相应的《实施办法》。各地方也出台了地方立法进行了制度尝试。

(一)国家层面

2015年7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决定》,决定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开展提起公益诉讼试点。试点地区确定为北京、内蒙古、吉林等十三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期为两年。

随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方案》对试点的目标和原则、试点案件范围、诉讼参加人、诉前程序、如何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以及工作的基本要求进行了规定。尤其强调了:“试点期间,重点是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的案件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2015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了《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对人民检察院进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履行的职责、管理权限、诉前程序、调查取证、时限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2016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案件试点工作实施办法》对人民检察院提起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受理范围、管辖、检察院在诉讼中的权利义务等问题进也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并阐明了该《实施办法》中没有规定的内容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将最高检和最高法的《实施办法》与《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进行对比也可以发现,《实施办法》中关于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的很多规定都是与这两部法的内容相一致、相协调的,这也增强了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合法性基础。

上述全国人大的《决定》以及检察院、法院系统的《实施办法》为检察机关进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

(二)地方层面

除上述国家层面的授权立法,还有一些地方性的立法,以贵州最为典型。贵州省在13年就先于国家进行了制度探索,至今仍行之有效。

贵州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2013年3月30日批准了《贵阳市建设生态文明城市条例》,其中第37条规定:“检察机关、环保公益组织为了环境公共利益,可以依照法律对涉及环境资源的具体行政行为和行政不作为提起诉讼,要求有关行政机关履行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行政管理职责”。[4]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年4月出台的《关于创新环境保护审判机制推动我省生态文明先行区建设的意见》,其中第12条明确规定:“国家机关、环保公益组织为了环境公共利益,可以依照法律对涉及生态环境的具体行政行为和行政不作为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要求有关行政机关履行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有关的行政管理职责。”第13条第(1)项也明确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是公益诉讼的主体。”[5]当然,这些规定只是在地方案件的审理中起辅助作用,方便试点地方更好的履行试点职能,可以为今后的立法提供参考。

四、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实践基础

在试点工作开展之前,已经有部分地区的检察院提前试水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并收获了较好的效果,主要有:贵州省金沙县人民检察院诉金沙县环保据怠于履行行政职责案和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检察院诉被告黔西县林业局、第三人黔西县协和镇爱国村砂石场不履行行政职责案。

2015年7月试点工作正式开始之后,截至2015年底,试点地区检察机关已发现案件线索501件,并已通过检察建议等方式办理公益诉讼诉前程序案件245件,其中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212件,在这些案件中已到回复期限的148件,相关行政机关纠正违法或履行职责的118件,占比达到80%。[6]全国法院共受理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12件,其中环境行政公益诉讼3件,已审结两件。2016年1-3月,全国法院共受理两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目前都尚未审结。因此,试点前后目前能够查询到的由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共有7件。详见图1、表1。

这些案件为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提供了实践上的经验,通过分析这些案件,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共性。

首先,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在促使行政机关纠正或积极履行自身的行政职责方面有很好的效果。如在贵州省锦屏县的案件中,检察院起诉后,环保部门马上对涉事企业进行的行政处罚,并且在案件判决后,当地政府对全县非煤矿山进行为期三个月的集中整治,对违法违规生产企业从重处罚,力图从源头上遏制违法排污和破坏生态现象发生。可以看到,这种诉讼的影响往往不限于案件本身,更能督促当地环境行政监管部门积极的开展环境保护工作。

其次,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讼程序的进展较快、效率高,有的案件,法院在接收立案材料的当天就决定立案,第二天就将起诉书等相关材料送达给了行政机关,有利于及时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及时解决环境问题。

上述特点证明了对这一能有效解决环境问题的诉讼制度进行法律规制的必要性,上述案件都检察机关进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立法提供了很好的实践基础,相信随着试点工作的开展,更多类似案件的出现也将为立法提供更多方位的经验借鉴。同时,试点工作即将满一年,届时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中期报告也必然会对这一年的试点过程中的经验进行更为详细的梳理和总结,为当前制度立法的探索提供更充分、权威的实践经验借鉴。

五、检察机关进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立法构建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已经有了法律依据,但仅仅是授权立法,并且有试点区域的限制,仍有二十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检察机关没有获得授权,但在这些省市也普遍存在由于环境行政机关的行政不作为或行政违法行为而使环境公益得不到保护的现象。目前我国各方面环境问题突显,重大环境事故频发,其中不乏环境行政机关监督不力的原因,而在对行政机关的外部监督中最为有效的又莫过于检察机关的监督,因此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全国性立法和实施已经时不我待。在我国现有的实践和法律基础上应当如何立法,在立法内容上又该如何完善,笔者也有自己的思考,在此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

(一)完善立法

完善立法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在基本法中对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做出明示的规定。

首先要在《行政诉讼法》中确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并对这一制度中诸如:诉讼主体资格(主要是检察机关的原告资格)、受理案件范围等基本问题做出制度设计。紧接着在《环境保护法》及其司法解释中对检察环境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具体实施问题如:诉讼的前置程序、案件的管辖、需要提交的案件材料、举证责任的划分、证据的提交、审判组织等做出详细的规定。同时这一模式的建立还需要辅之《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赋予检察机关行政公益诉讼的诉权,以保证法律规定的协调、统一。

这三方面立法相互呼应,就形成了一套针对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全面、完整的制度设计。

(二)内容完善

根据试点结果,以现有的最高检和最高法的《实施办法》为参照,在立法中应明确规定下列内容:

第一,在《行政诉讼法》中明确确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或者在《环境保护法》中规定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为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奠定基础。正如德国在《行政法院法》中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可以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那样。

第二,要明确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及其在诉讼过程中的主体性质和权利义务。同时在检察机关内部要明确由哪一部门具体负责这一工作,以及与检察院的其他部门的工作衔接问题。

第三,要对检察机关的地域管辖范围进行明确的规定,建议规定检察机关不仅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负有环境保护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有管辖权,对其他地区的行政机关的行政违法行为和行政不作为对本地的环境与资源造成破坏的,检察机关也应享有管辖权。

第四,要明确法院对案件的管辖规则,完善跨区域管辖制度,以避免地方保护主义对诉讼活动的影响。结合环境资源审判机构专门化的进程,规定由管辖法院的环境资源审判庭来负责案件的审理,以保证审判结果的专业和公正。

第五,根据环境公益诉讼以及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特殊性,对诉前程序、举证期限、举证责任、专家辅助人、诉讼费的承担、法律责任的形式等问题进行明确、具体的规定。(1)在诉前程序方面,可以沿用目前最高检和最高法的《实施办法》中的规定。(2)有关举证责任的制度,建议应当与原有的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有所不同,适当的借鉴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这样较为符合便利以公益为目的的起诉主体的原则。(3)在举证期限方面,可以沿用《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4)在专家辅助人、诉讼费用的承担、法律责任的形式这三个方面,通过实践证明最高法《实施办法》中的规定切实可行的可以沿用。同时建议应当参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有关规定,一方面是作为经验借鉴,另一方面可以为日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范围的扩展奠定基础。

在目前我国环境污染与自然资源不当利用等问题频发的情况下,探索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立法,在督促负有环境保护职责的行政机关及时、高效、依法行使职权,从而从根本上加强对环境破坏者的监管,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这项制度要想真正的确立起来就必须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无论是修改现有立法还是另行立法,对这一制度的规定应注重在结合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保证制度内在的逻辑性和统一性以及相关立法的一致性、协调性。期待有关立法的出台能够成为目前我国环境治理领域的又一件利器。

参考文献

[1]孙宝民,常纪文.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理论及实践探索[J].中国环境管理,2015(4):51.

[2]肖霞.我国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研究[D].中南林业科技大学,2011:32.

[3]孙宝民,常纪文.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理论及实践探索[J].中国环境管理,2015(4):51.

[4]罗丽.检察院提起环境公益行政诉讼的若干思考[J].苏州大学学报,2015(5):102.

[5]贾阳.检察院为何把环保局告上法庭[J].检察日报,2015:3.

行政规划的法律规制 篇8

由于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对于国有资产规模要求相对较大, 对公共事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过程中, 并没有构建较为科学的管理体制。从传统角度分析, 国有资产社会管理大多以政策为指导, 法律规制化程度相对较低。行政事业单位需要重视国有资产法律规制管理工作, 为公共资产提供有效保障。在经济生活中, 行政事业单位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政府单位需要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共产品以及公共服务, 国有资产管理严格性直接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

二、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优化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 行政事业单位缺乏立法执行能力

行政事业单位由于缺乏国有资产监管工作力度, 这就使政府职能不断发生转变, 这就需要不断完善财政工作体制, 进而科学配置财政体制资源, 对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行政事业单位管理监管过程中, 由于立法缺位促使大部分资产管理立法层级相对较低, 实际法律效力并不是非常理想。由于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方式存在着资源大量流失的问题, 这使行政事业单位资产面临着巨大危机, 资产使用率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

(二)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缺乏管理制度

从目前发展情况来看, 行政事业单位在国有企业优化管理方面缺乏规章制度, 市场经济日渐发展促使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结构日渐变化, 部分不法分子利用行政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漏洞, 出现了假造账目现象, 这就使行政事业单位缺乏内部管理工作制度以及监审管理工作制度, 大部分行政事业单位中由科室进行代管, 实际管理过程中不交接以及不清点等, 使行政事业单位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国有资产的流失的问题。

三、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优化管理法律规制探讨

(一) 重视国有资产管理立法工作

从目前发展情况来看, 国有资产的监管立法工作仍然处于探索阶段, 由于立法实施力度不强, 使行政事业单位受到限制。因此, 需要重视国有资产管理中的立法, 这对实现国有资产管理法律规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 政府需要重视国有资产管理的优化作用, 明确国有资产所涉及的所有权, 避免出现地方性立法权力限制, 人大常委需要发挥审议作用, 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不同区域经济环境存在着的差异性促使事业单位在国有资产管理方面仍然存在着的非常大的差别, 这就需要重视立法推广工作, 结合不同区域立法经验来寻找国有资产立法共性, 进而实现共同进步。在进行立法规制优化过程中, 需要不断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 避免出现盲目模仿。行政事业单位需要做好国有资产管理工作, 进而有效符合法制社会发展需求, 结合社会发展形式来构建法律体系, 明确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立法体系。人大常委会需要重视立法工作, 制定更加完善的管理法规, 明确实际因公范围, 使行政事业单位在国有资产管理中具有法律依据。

(二) 健全行政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优化管理制度

行政事业单位在国有资产管理过程中, 需要构建更加完善的管理工作制度, 进而构建更加完善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行政事业单位需要做好国有资产的预算管理工作, 保证国有资产优化管理独立性, 同时还需要做好社会保障的独立预算工作以及政府公共预算工作, 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能够自成体系。行政事业单位需要重视国有资产管理制度, 避免出现国有资产流失, 随着国有资产管理条件日渐成熟来构建相关法律法规, 进而促使管理工作人员能够尽职尽责完成相关工作。

(三) 不断完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优化管理法律规制

行政事业单位需要重视国有资产的产权登记工作,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在国有资产流动过程中发现其存在的问题, 进而明确国有资产登记主体以及等级种类。政府工作部门需要及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 坚持与时俱进原则, 结合社会发展特点以及经济发展特点来制定各个相关法规规制, 进而优化管理国有资产, 促使国有资产能够增值保值, 促进社会经济不断发展, 提升国民经济水平。

四、结语

行政事业单位在进行国有资产管理过程中, 需要重视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法律规制优化工作。由于国有资产在管理规定方面存在着不确定性, 需要重视行政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优化管理, 地方政府需要重视立法推广工作, 明确国有资产范围, 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唐蕾.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优化管理法律规制研究[J].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 2015 (11) :82.

行政规划的法律规制 篇9

一、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 立法执行力不足

提升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监管力度, 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 完善财政体制, 对财政体制中的资源进行科学的配置, 在经济发展进程应用的意义重大。立法在行政事业单位中存在着严重的监管缺位的情况。在很多区域国有资产管理的立法层级比较低, 法律效力不高。在这样的法律背景下, 导致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中存在着大量流失的情况,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国行政事业单位的资产应用将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难以提升资产使用率[1]。

(二) 国有资产管理规定不明确

在行政事业单位中国有资产的法律规定不明确, 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内容以及程序只是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 而难以进行具体程序方面的要求与约束。国有资产的法律规定并没有落实到具体的复杂人中, 国有资产具体运行的规章制度管理比较混乱。此外, 在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法律规制方面缺乏实际性法律管制操作[2]。

二、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优化管理法律规制

(一) 国有资产管理中的立法应用

当前, 国有资产监管的立法尚在探索阶段中, 立法实施力度不够严重的制约着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优化管理。促进立法在国有资产管理中的应用, 对于行政事业单位监管法律规制具有一定的意义。由于在实际的资产管理优化中, 国有资产涉及到财产所有权的确定, 并非地方性的立法权利范围, 需要在人大常委审议制定相关的法律、同时, 不同区域地方政府经济环境不同, 为了促进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优化管理, 需要将立法推广到地方政府中, 并且总结不同区域的立法优化经验, 找到国有资产立法规定的共性, 以实现共同进步。此外, 优化立法规制需要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 但是并不是盲目的对国外立法经验, 盲目模仿。我国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优化管理需要符合我国法制社会发展情势, 相应的法律体系需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构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管理法律体系。

当前的立法定位于人大常委会审议, 制定《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法》, 在法律规定中明确其应用范围。在这样的模式下,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立法规制才能够实现有法可依[3]。

(二) 明确国有资产范围

在行政事业单位中, 国有资产包含的内容比较多, 所覆盖的范围比较广, 在实际的资产运用中都涉及到了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和资金等。这些不同类型的国有资产中, 其用途和管理方式不同。优化国有资产的法律管理, 需要针对这些不同类型的资产, 进行相应的法律管理, 设定不同的法律目标。例如, 针对于公共服务方面的资产, 法律管理需要关注到资产工益性, 避免资产流失。然而面对一些闲置的资产, 需要以公平、公开的法律管理模式使得这些资产能够走进市场, 提升事业单位中国有资产的综合利用。实现分类模式下的国有资产法律规划管理, 需要根据资产的实际性质与类型, 为国有资产制定有针对性的法律管理对策。

(三) 以法律规制为基础, 提升国有资产的有效使用率

财政票据是国有资产应用的依据, 优化国有资产法律规制, 需要借助法律条约, 提升国有资产的实际使用效率。根据国有资产实际使用情况, 制定的国有资产使用票据机制, 在互联网技术下, 强化对于票据的管理, 约束收缴行为。在这样的法律规制下, 能够对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资金闲置、挪用等的情况进行监督管理, 使得国有资产应用具有较强的透明度, 保障资产的实际应用[4]。

三、结论

综上所述, 在本文中对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优化管理法律规制现状进行分析, 提出促进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优化的法律对策。国有资产管理规定不明确, 为了促进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优化管理, 地方政府需要对立法进行推广, 推广到地方政府中, 找到国有资产立法规定的共性, 明确国有资产范围, 以实现共同进步。

摘要：在行政事业单位中, 国有资产占据了大部分的比例, 部分国有资产是政府部门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 实现公共职能的资金基础。对国有资产进行科学的管理, 不仅是行政事业单位资金管理方面的问题, 也是法律制度方面的问题。当今社会中, 与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相关的法律制度存在着不对应的情况, 法律制度难以适应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优化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优化国有资产管理, 本文对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优化管理下的法律规制进行优化。

关键词：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优化管理,法律规制,研究

参考文献

[1]桂华江.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优化管理法律规制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 2013.

[2]谭静.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评价研究[D].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2.

[3]钟翠霞.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处置的行政法规制[D].中央民族大学,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