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

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精选十篇）

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 篇1

现在世界经济确实是失衡的状态, 这是由各个国家内部经济结构失衡引起的, 因为国内的经济结构失衡导致了全球性的经济结构失衡。就中国来说, 我觉得有这样几个方面失衡:

第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出口与内需之间的失衡。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和以前的“亚洲四小龙”一样走的都是出口导向的经济, 出口导向的经济有其历史作用, 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成为一个贸易大国, 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 贡献非常大, 但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如果内需跟不上的话, 是没有办法持续的。中国人生产、美国人消费, 中国人存钱、美国人花钱这样一种模式很难持续下去。前段时间美国经济学家霍夫曼到中国来, 他说历史上从来都是富裕国家借钱给穷国家, 没有穷国家借钱给富裕国家的道理。前段时间我去日本开会, 日本朋友说这下子可好了, 美国找到一个付账单的新伙伴, 日本付账单已经付了多少年了。日本人说, 中国继续买美国的国债, 不买也不行, 他会用各种方式来绑架你买下去。日本人说实际上美国人打伊拉克炸弹都是日本人、中国人出的, 美国牺牲掉他们的一些战士, 战争实际上是中国和日本人付的账。这个模式确实是很难维系下去。出口当然很重要, 但是不能花那么大的精力来鼓励出口。

1997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朱镕基总理曾经也是想促进内需, 但是那次因为是亚洲的危机, 不是欧美的危机, 所以来自西方的需求量还是有的, 所以促进内需并不是很成功。这次危机来了以后, 当成很好的一个机会, 有关部门也是用很多的方式继续促进出口, 有出口补贴。我觉得很多方法不是很公平。假设你继续鼓励出口, 就相当于穷的省份补贴富裕的省份, 就相当于贵州补贴广东, 这个没有很多的必要, 应该把重点的力量放在推动内需上, 因为外面已经没有这个需求了, 再这样下去尽管能维持, 花的精力很多, 取得的成效会很少。

第二个不均衡是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不均衡。中国国有部门本来就很大。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后, 中国十大产业, 好多都跑到国有部门去, 现在的“国进民退”, 从历史上看, 这是很大的历史教训。中国一些学术界的讨论, 大家讨论私有化, 我觉得完全的私有化也不现实。中国的国有经济也不仅仅是计划经济的产物, 中国几千年都有国有企业, 几千年都是国家要垄断一些关键的部门, 但问题是, 中国国有企业的边界在哪里。现在国有企业毫无边界, 非国有部门越来越小。许多企业无论是效率还是市场方面都难尽人意, 正因为这样, 中国才需要市场化导向的改革。这是现在一种严重的失衡。本来金融危机是一个机会, 结果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经济结构来说真正变成危机了。

第三是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失衡。现在中国的大企业, 尤其是国有企业越来越大, 但是只是量大, 中小企业现在面临的困境越来越大。改革开放中中小企业对中国的经济贡献非常大, 无论是就业也好, 改善收入分配也好, 都起了很多的作用。任何一个国家来看, 如果要取得比较公平的收入分配只能靠中小型企业, 不能靠大型企业。中国的收入分配越来越糟糕, 就是因为中小企业不够发达。好多人主张国家的二次分配, 我倒觉得如果是一次分配、也就是经济结构一次性分配做不好的话, 二次分配再有效也没有用。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工作的话, 国家再补助他也是很贫穷的。中小企业是创造就业机会的, 在任何国家都这样。从理论上说, 中国还是很重视中小企业, 但是真正的政策支持还是较少。

第四个失衡, 是生产性投资和社会性投资的失衡。中国前面30年的经济改革、经济增长, 就是投资启动的, 都是生产性的投资, 像一些基础设施、制造业, 都是生产性投资。中国的社会性投资, 像社会保险、医疗保障、环保、教育等方面比较少。因为各级政府都是短线投资, 政府官员就说我投资下来三五年要见效果, 社会性的效果不明显, 投资就较少。中国为什么建立不起一个消费型社会, 很多人说中国人不消费。不是说中国人不消费, 而是中国人不敢消费。中国老百姓怎么敢消费, 很多要做预防性储蓄。我觉得如果要建立一个消费型社会就要社会性投资, 就要社会改革, 这个政策方向很对头。社会改革需要很多的钱, 但是为什么有了钱用不出去呢, 这是中国最大的难题, 这里面既得利益太多了, 很多国家社会改革很难, 是因为没钱, 中国的问题是有钱不知道花到哪里去。这次金融危机以后实际上可以把很多钱花到社会性投资上, 不过结果很多还是花到生产性投资上, 这是一大遗憾。只要社会性和生产性投资不平衡, 中国的消费型社会就很难建立起来。

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 篇2

201011172042地遥杨同若

一、传统国际秩序的建立过程

一直以来，国际社会新的秩序和准则的建立都伴随的暴力征服或者和暴力有关。在原有秩序难以维系时，新秩序的确定多数情况下依赖军事力量的介入，战争作为政治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而爆发，使得世界的秩序按照有利于获胜一方利益制定。两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遵从的就是这种规律和模式。

二、中国的崛起的前奏

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以战争为主要内容的屈辱历史，中国人民饱受了战争所带来的痛苦和灾难。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近代的抗日战争再到国共内战，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四次局部战争，中国人尝尽了打仗的苦头，也因此耽误了很多建设国家的大好时光。中国崛起的前奏首先是悲苦的。

三、历史不会重演，但会惊人的相似------中国或许开启未来世界发展模式的新时代 1949年建国后的新中国，确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启了中国乃至世界外交的新模式，不以强权或者军事力量作为外交的目的和手段。改革开放三十年，不光中国普通大众享受到了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所带来的种种好处和利益，中国的精英阶层也看到了中国在和平环境中撅起的希望。

中国应该相信，只要坚持走自己的路，一个世纪前的世界动荡不会重演。有的西方人，甚至是西方的精英人士们，始终抱着冷战的旧思维，宣扬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的崛起必将是对当今世界秩序的巨大威胁。理由很简单，他们按照自己的霸权主义逻辑思考问题：中国的崛起带来了相似的军备竞赛和贸易保护主义，紧随其后的就是全球性的冲突。我们不否认，当今的世界仍把按照“丛林法则”制定的世界秩序作为不二的竞争规则。世界很多的地区由于个别强大国家为了私利而陷入动荡甚至战争当中。依仗先于别国强大起来的巨大优势，一部分国家仍然占据着世界竞争规则制定着的高位，已经主导了国际体系500年，对那些尚处在发展中或者贫困国家的生存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政治体制的稳健改革，中国今后必须面对一个问题：怎样为国际社会的建设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与以往大国撅起的背景不同，中国是在国际格局从单极走向多极的演变中开始伟大复兴的，崛起和环境得益于世界范围内的总体和平与稳定。中国应当为自己的大国地位负责，更多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国际社会的分工和合作当中。因为中国的崛起得益于值得中国人倍加珍惜的和平环境，中国的有义务也有能力维护和平的环境。在应对核威胁、恐怖主义等世界性命题上，中国要和世界各国联起手来，亲力亲为，为世界同时也是为中国的安全提供硬环境。世界和平的利益所在，也是中国的利益所在。

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 篇3

与这几家品牌负责人的交谈中，我们了解到，Michael Yeung已加入Halo公司，成为旗下的设计师，而Kelly Hoppen及Timothy Oulton则是旗下的代理品牌。在展馆现场，我们并没有看到Michael Yeung及Kelly Hoppen亮相，但大牌效应还是让SB馆内的这三家相邻的展厅门庭若市。香度CHANDO的品牌创始人Vicky Chen女士告诉我们，香度CHANDO的入展经历颇具神奇效应，因在2009年上海法兰克福家居展上的成功展出，吸引了观展的巴黎家居装饰博览会策划集团总裁Mr Etienne Cochel的注意和赏识，诚挚邀请其参展。这种机缘巧合似乎真的只能是上天的眷顾。

一般的参展商要申报参展，必须经过层层申报和等待回复。green&associates的参展经历也不例外。品牌创意总监林纪桦先生怀揣着梦想及在更大平台展现的期待，进行了层层申报，最终以实力赢得了批准，并在绿色主题的展览中受到了巴黎家居博览会的表彰，被授予Le Fil Vert的标签。正如他在接受采访时所言，亚洲目前还不具备举办高端设计展会的条件，且欧美日的买家也基本上会忽略亚洲区域。当自身的设计产品及品牌步入成熟时，于大型国际展会寻找商机和营销渠道，将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大好机会。他坦言，“在高水平伙伴的身上学懂的不单是如何设计，更是设计背后的运作及架构；更甚的是了解他们对世界的另一面不太明白的迷思”。

这样看来，中国的品牌要走出国门，中国设计还仅仅是第一步，如何构架及运作整个品牌，挖掘其价值，才是中国品牌和设计师们当进一步深入思考的。我们希翼通过对香港green&associates品牌的创意总监林纪桦先生及上海香度CHANDO的品牌创始人Vicky Chen女士的采访，能从他们的视野中为中国设计找寻到一些有益的方向及参考。

green&associates是一家香港创意产品公司。今年第三次参加巴黎家居装饰博览会，产品Recycled Felt Hangers再生辑绒衣架更是获得Le Fil Vert标签。公司最开始以制造相架起家，随着数码时代的到来，市场对精品相架的需求逐步降低，创始人受公司名称中的“green”的启示，在2005年及2009年，先后推出两大环保品牌：文具礼品系列V-15及家居用品系列OOOBJECT。OOOBJECT品牌中的三个“O”字母像生生不息的循环再造系统，贯穿整个绿色环保系列。

对话录

（以下《现代装饰家居》简称为“《现》”，林纪桦简称为“林”）

《现》：green&associates是第几次参加巴黎家居博览会？是什么机缘使其成为寥寥数个中国参展商之一？

林：我们已经是第三次参加巴黎家居博览会（M&O）了。过去，我们亦与不同的知名品牌或名店合作，例如：无印良品、Habitat、泰特美术馆、Merci、Droog等。正如若你是足球的狂热者，有能力的话，亦想能在英超或西甲上阵与名将们一较高下。M&O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我们大胆约见了主办单位，即便在未出发前已接到劝告，说前面的申请者已轮候多时，我们的机会渺茫。但经与主办方见面，并告之我们的背景及产品后，成功获得参展通知。我想除运气外，亦是对我们设计水平的认可。

《现》：今年从筹备至最后展出，有哪些事件让你印象深刻？

林：最难忘的应是能与Art Gift Shop行业的鼻祖、前巴黎Axis的创办人Laurence Dumaine Calle碰面。除亲切交流外，更高兴的是我们落实了在未来的合作。还有巴黎家居装饰博览会颁授了Le Fll Vert的标签给我们，引证了绿色产品已形成了一种购买趋向。

《现》：参展对公司品牌的宣传和营销起到了怎样的影响？

林：在亚洲，设计并未成为主流大气候，各大欧美目的买家或决策人少有涉足亚洲地区的展会。如我们需找寻顶尖买家，或合作机会，或更高层次的曝光等；我肯定巴黎展是一个理想的平台。而展期内亦接触了不少的各地传播媒体，作出采访及报导，这部份更是我们期待已久的，为宣传和营销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会。

《现》：公司的设计团队是否到了巴黎装饰博览会的现场，本届的哪些展馆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林：所谓英雄多见亦平常，可能常有接触，总有意料中事的感觉。不管在八号馆“Now！Design a Vivre”或旁边有关镜子的展出，纵有很多大腕抬轿，但均没有去年吉冈德仁的深刻和启发。反而在2、3号馆的以食物为主题的展出及家居室内设计区，令我几乎每天反复到位，一看再看。因为有些东西是咀嚼有味，独一无二。例如一间比利时公司的展出，它的厨柜跟我们平常所见的名牌完全两样，台面以原块石材斧凿打造，配角铁支架柜身，衬原始粗糙的抽屉等等的混合体，不求工整，性格斐然。而旋转楼梯则以陈木配上出奇致胜的橘色钢铁支撑；还有大钢轮的旧木趟门、滑轮欢座凳子等等……我敢说就算你跟他们订制两件相同款式的东西，也保证附送各不相同的设计故事。

《现》：2013年，巴黎家居博览会推出VIVANT的丰题，似乎契合着你的设计理念。据你的观察，2013年家居潮流趋势将发生哪些变化？你的产品设计在未来又会融入哪些新的元素？

nlc202309012131

林：2000年以后，各种趋势预测都让我们检视生活，重整态度，因为设计是营造出来的，只有生活才是活生生的。我们每天摆脱不了“衣食住行”，绿色系列ooobject的设计就是诠释、叙述、寻找、反思、解决我们今天面对的危机，为明天筹谋。2013年的家居潮流趋势变化应该不大，大品牌在经济下行的大气候下，将继续以安全为第一，不会出现大突破的革命。我们的设计在未来将加入一些大话题所衍生的构思，例如在全国高铁化下，老铁路物资将是一个新开发的大宝藏。至于新元素，我们着力寻回在过去被遗忘的好设计、老工艺，对经典进行再重生、再发现或再挪移。

《现》：作为中国香港的参展方，您觉得公司有哪些优势及碰到了哪些挑战？

林：优势是我们早在廿年前已进入欧洲市场，人脉网络建立得早，在高水平伙伴的身上学瞳的不单是如何设计，更是设计背后的运作及架构；更甚的是了解他们对世界的另一面不太明白的迷思。至于挑战，如果设计是一个解决问题的答案，那么它的存活不应固定在一个特定的平台、特定的模式中；应可以普及大众及被广泛认同；未来我们将致力把方案及服务推广至不同的业界，寻求不同层面的合作，以扩阔我们的领域。

香度CHANDO，是一家创办于上海的香氛品牌，由创人Vicki Chen打造。台湾的Vicki Chen家族最先致力的是陶瓷领域，以传承中国陶瓷艺术为使命。后受斜倚薰笼图的启发，为振兴中国古典的用香文化，Vicki Chen提出了新中式生活美学复兴理念，并立志将中式香氛艺术与精湛的传统陶瓷技艺相结合。历经11年的倾心研究，创研出获得国际专利的新型陶瓷技术AROMA PORCELAIN。

对话录

（以下《现代装饰·家居》简称为“《现》”，Vicky Chen简称为“V”）

《现》：香度CHANDO是第几次参加巴黎家居博览会？

V：今年1月份是香度CHANDO第二次参展。2009年香度CHAND03上海展览中心首次亮相，荣幸地被巴黎家居装饰博览会策展集团总裁Mr Etienne Cochet亲自邀请参展，成为2012 Maison&Objet世界家饰博览会中国唯一受邀参展的品牌厂商。我们虽然是首次参展，却以高雅香氛和精美陶瓷工艺受到了法国、美国、意大利、俄罗斯、土耳其等诸多海外客户的喜爱。因此，在2013年我们在原摊位又一次亮相。《现》：参展对品牌的宣传和营销起到了怎样的影响？

V：巴黎家居博览会是一个能将品牌推向国际的优秀平台，香度的经典香氛与精致的陶瓷设计甚至被许多观展嘉宾誉为是该届展会上家居香氛界的Hermes！我们因这两次参展提高了品牌知名度，也拓展了许多新的客户群，在香度的全球营销版图上可说有一大跃进。

《现》：公司的设计团队是否到了巴黎博览会的现场？

V：本次展会由香度CHANDO董事长Alex Chen亲自出席参展，设计团队并未亲临现场。全程布展由主设计师远端跨海指挥，并藉着展前在公司内部的多次模拟与全规模实体预展，与参展人员达到充分的沟通，力求将最精致且极具气场的香度CHANDO展位呈现给各位。

《现》：据你的观察，2013年家居香氛的潮流趋势将发生哪些变化？

V：2013年的香氛潮流趋势应该不会脱离花香调，今年仍然流行许多花瓣或花朵类型的重复性图案，并搭配较为饱满的色彩。因此，在香氛上可能会偏向香气较为鲜明浓郁且持久性较高的花香调。另外，复古风仍是今年流行的主要元素之一，较为vintage的香型，例如偏暖的木香调也会颇受喜爱。

《现》：作为中国参展方，欧美国家的香氛一直有非常大的优势，那么，公司有哪些优势及挑战？主要的营销市场是哪些国家？会考虑定制设计么？

V：欧美国家的香氛市场已经非常成熟，香度CHANDO将香氛引入新东方生活美学的理念之中，以中式香氛艺术与精湛的传统陶瓷技艺相结合，这样的创新技术，让它成为欧美香氛市场中的闪耀的新星。然而，如何在未来让我们成为多家品牌的佼佼者，并再设计升华成一种生活态度，会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与挑战。

我们的销售足迹遍布全球，在美国、中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土耳其、中东等地区都有经销商。其中营销市场以美国及欧洲国家占最大份额。至于定制设计部分，由于我们是丰山工艺品有限公司旗下的专业香氛品牌。丰山工艺品有限公司已有40年的历史，是从设计、开发到生产提供一站式多元化服务的企业，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与技术，为香氛工艺品提供定制设计服务更是其长项。

中国养老院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模式 篇4

随着我国近年来社会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也衍生出许多社会问题,而当前中国的养老危机就是需要全社会高度关注的。按照国际上常用的衡量标准,中国早在2000 年就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的行列,根据2013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蓝皮书 《中国社会形势预测与分析》,中国60 岁以上人口已达到2 亿以上,老龄人口呈现增速化、失能化、空巢化等特点,于是养老院的进一步发展就很有必要。

1. 1 未富先老、未备先老

一方面,就当前我国经济的发展情况来看,虽然发展速度很快,经济发展质量并不是很高,中国并没有成为实际意义上的经济强国。我国是人口大国,也是世界上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目前,我国已经入典型的老龄化社会, “另据预测,到2020 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14 亿,占总人口的16%以上; 若按照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我国老龄人口的年龄增长率推算,专家们预测到2040 年,全国的老年人口总数将进一步增至3. 74 亿,占人口总数的24. 48% 。2050 年,老年人口将超过4 亿,届时约占总人口的25% ”; 但是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 《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3》显示,2012年有19 个省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期 “收不抵支”;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达到2. 95 万亿元,比2011 年空账缺口扩大了240 亿元。而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中心主任郑秉文推测,截至2012 年年底,中国养老金备付能力仅为154% ,只够支付1 年半,据此判断中国养老金隐性债务的规模肯定大于20 万亿元。另一方面,我国对于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并没有做好完全的准备,与养老相关的医疗、卫生等各项制度并不完善,养老金改革、养老金保障体系等都在逐渐探索中。

1. 2 传统家庭养老的压力

家庭养老一直以来是我国的主要养老模式,但是随着我国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绝大多数家庭只抚养一个子女,到现阶段,我国就形成了大量的421 家庭,也就是说在未来的生活中独生子女组成的家庭要照顾4 个乃至8 个老人,这在无形中就增加了家庭养老的负担,传统家庭养老的功能也就被削弱。除此之外,由于工作的需要会导致人口的流动,很多独生子女无法照顾老人,“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面临巨大挑战,居家养老的负担进一步加重。目前单一的养老方式已远不能满足现今老年群体的养老需求。”面对这种情况,养老院的发展已是刻不容缓。

1. 3 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

养老问题已是中国的主要民生问题。在税收方面, “对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个人等社会力量投资兴办的福利性、非营利性的老年服务机构,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以及老年服务机构自用房产、土地、车船的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和 “对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等社会力量,通过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和政府部门向福利性、非营利性的老年服务机构的捐赠,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前关准于全额扣除”等。

2 中国养老院的现状

现阶段我国也建立了许多的养老院,但都是有其名无其实。由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1 年,我国老年人口养老床位为19. 09 张/千人, “全国养老床位总数只占老年人口的1. 8% ,低于发达国家5% ~ 7% 的比例,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2% ~ 3% 的水平。按照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30 张的目标,养老床位需新增340多万张。”由此可见,中国养老院有很大的发展前景,但实际我国养老院的发展水平很不平衡,有的是一票难求,通常把这种称为公办养老院,也有无人居住的,也就是私人养老院,这就是中国现存的养老院模式。

2. 1 公办养老院

公办养老院也就是国家出钱建立并经营,而这种养老院也分为两种,并不是所有的公办养老院都是极好的。一种是明星养老院,顾名思义这种公办养老院就是养老院中最好的。它在中国二线以上城市会存在,就属于是一票难求,北京的第一社会福利院就是个典型,它的主要接收对象是国家优抚、需要照料的离、退休老人、归国华侨等,它的费用在同业中也是很高的。因此这种养老院在中国可以存在但无法大力推广,也就无法普及; 另一种就是公办养老院中的普通型,虽然也是公办,但较之明星养老院就差之千里了。通常这种养老院会存在于我国的三线城市以下,因为这些基层政府本省的财政不足以及体制限制无法吸收资金造成对养老院的无法大力投入,养老院的护工人员也缺乏责任心,忽视对老人的照顾,因此提供的服务质量也就比较低下,长此以往,这种养老院就无法为继下去。

2. 2 私人养老院

私人养老院也就是民办民营的养老院,同样也分为两种情况。一种就是针对低收入者,私营养老院都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它会根据费用来提供相应的服务,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它所提供的服务可想而知; 另一种就是针对高收入者,接收对象为企业退休人士或者儿女为成功人士的老人等,这种养老院的服务质量也就非常好,高端奢华,它就是完全市场经济化的产物。

综上所述,公办公营和民办民营养老院都存在不少的问题,当老龄化人口逐渐加剧时,中国的养老院就无法负担。

3 中国养老院未来发展模式

综上所述,从中国养老院本身的现状、广大民众的利益出发,中国未来养老院的发展理应兼顾公益性和营利性,也就是说应将政府与市场相结合。未来的养老院发展应该推崇以下模式:

3. 1 民办公助

民办公助也就是说让民间资本投入进来建立养老院,并且配备国家标准设施,同时国家给进入养老院的这些老人一定的补贴,这些补贴是按照人口直接补贴给民办机构的财务。“除给新建或扩建民办老人院一次性建设补贴外,还采取床位补贴方式俗称政府买床。例如,北京市规定,民办老年服务机构可按照实际服务人数申请每张床位每月100 元的资助,资助金用于设施设备改造或改建、完善和改善管理服务,政府也应该对这部分补助进行监管。”但是这种监管也会导致一定的问题,监管不力会滋生腐败,因此这种民办公助养老院最终是依赖于基层政府是否监管到位以及补助能否及时到位。

3. 2 公建民营

公建民营是指国家财政投入建立养老院,配备相应设施,但是养老院经营管理请民间团队,比如护工、大夫、管理者等,也就是说这种养老院的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所有权归政府,经营权归民间团队。对于现阶段的中国养老院来说,这是最值得推崇的一种模式: 一方面,公办减轻了民间团队的负担,没有了前期的成本投入,这对民间团队来说是百利而无害; 另一方面,民间团队经营解决了公办工程中由于传统机制造成的照顾老年人团队本身的问题,民间团队拥有专业的护理人员,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因此服务质量高。而在民间团队的使用上,政府只需要考察民间团队是否有资格经营这个公办养老院,进而减轻彼此的负担。

对于公办民营养老院政府只需要确立一个评估体系,包括各种指标,比如,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心理健康状况、硬件设施维护状况、卫生条件等,到每年年终的时候,一旦政府考核合格,就从每年的养老院经营额度中抽出部分比例给予民间团队,这样民间团队就是通过租赁服务质量来获得利益,而政府也通过购买民间团队服务提升了自己的公共服务质量,避免了政府自己提供公共服务造成的浪费严重、效率低下等问题。这种养老院模式兼顾了政府所要达到的公益性和民办机构所追求的营利性,也就是政府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参考文献

[1]杜菁汝,梁宵.我国养老院管理模式研究——以北京市为例[J].中国外资,2013(6):138.

[2]董保城.台湾行政组织变革之发展与法制面之挑战[M].元照出版公司,2007.

[3]姜辉.我国养老院经营模式探讨[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2012.

中国经济模式与未来的金融改革 篇5

有关“中国模式”的研究，在当代西方政经和学术界是一门显学。由于这是一个宏大且与现实高度关联的问题，绝非一篇几千字的文章就能阐述清楚的。

在我看来，所谓“中国模式”，其内容基本上是经济性的。本文提出的假说要旨如下：第一，中国特有的经济模式的确存在，但它并非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有意识地描绘和谋划出来的，相反，它是在渐进式经济改革中无意识地逐渐形成的；第二，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经济模式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加大经济改革力度后形成的，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基本成型；第三，2002年至今的十年间是这种中国经济模式得以稳固的阶段，这期间的经济高速增长就是前十年形成的中国经济模式的成果，而时下的一些社会矛盾也与此有关。

因此，展望下一个十年，如果要推进改革开放的话，首先要对众说纷纭的中国经济模式进行一番解剖。

简单概括它的精髓如下：

1．一概放开日常的生产、生活资料（也就是一切“终端产品”）的价格竞争和所有制限制，让它们完全由市场支配。这极大地调动了13亿人的生产力和创造力，在短短20年里使中国从一个几乎什么都紧缺的社会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对金融以及资源、原材料行业实施国有行政垄断。但这种“新双轨制”造成了新的寻租空间。

3．如果仅有上述两条，是不足以支撑中国经济在新世纪以后持续10年两位数以上增长的，而且显而易见也是不可持续的。非常幸运地，西方新一轮自由市场经济的30年繁荣与中国伟大的30年改革开放几乎正好重合，而整个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8年又是这一周期的高峰。其间，西方的经济结构转变、创新活动与雄厚市场购买力与中国改革所释放的无穷尽的低成本生产能力，以及俄罗斯源源不断提供的以原油为代表的廉价能源和原材料，形成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千载难逢的优势互补。这造就了长达20年“高增长、低通胀”的经济奇迹。换言之，中国经济模式也包含了主动融入“全球化”这一内容，正如我在上文中所说的，加入WTO是它正式形成的一个标志性节点。

简言之，这种中国经济模式就是：一般产业完全市场化，金融及资源产业国家严密控制，丰沛的劳动力资源和购买力旺盛的全球市场。看得出来，后两者是可遇不可求的，并非主动可控，而且因为席卷全球的华尔街金融危机而正急剧改变。

华尔街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的主要支柱都遇到了重大困难：大多数发达经济体正站在悬崖边上，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也因为外部需求的急剧萎缩而日益丧失动能。如今回头认真检视过去四年来的所有努力，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这不过是一场将危机从金融市场和企业转移到政府身上的“搬家”而已，造成危机的原因几乎一个都没有消除。全世界已经不得不为大规模的流动性注入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埋单。这一切都将迫使政府财政回归本位，亦即提供社会公共品，而不是不恰当地冲到第一线，代替私人部门消费和投资，通过负债的方式来创造需求、解救陷入困境的银行和企业。

纵观全球，自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政府均进一步强化了危险的消费模式，但刺激消费并不是绝对真理。单就中国而言，提高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其真正含义是要提高人民的收入。中国人储蓄意愿强，不仅不是经济之忧，反而是未来强国之道。但中国消费比重低，主要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是人民的收入在整体经济的产出分配中得到的份额太少。其次，中国需要减少投资比重，其真正含义是要提高投资的效率，这就需要通过体制改革让市场而非政府更多地主导资源配置。

【金融如何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摸索实践，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或许并不在于“大锅饭”和“低效率”这些时常表现出来的表面病征。事实上，即便在西方国家，私有产权的企业只要规模达到一定程度，特别是那些股票上市的公众公司，其所有者与经营者就必然是分离的。按照这种逻辑，只要国有企业内部建立起有效的经理人激励机制，外部又有运转良好的经理人市场（这些构成了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它在理论上完全可能与产权清晰的私人公司同样有效率。

事实上，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在于它与政府行政权力的关系。过去的许多经验告诉我们，国有企业经常利用与政府的特殊关系，通过后者出台的倾向性、保护性和行政垄断性政策取得竞争的优势，从而挤压民间的经济活动空间。现实生活中不公平竞争一定会阻碍真正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甚而为国家迈向法治社会的转型制造重重障碍。因此，已经到了从根本上回答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属性与定位问题的时候了。否则，不仅国有企业本身难以避免左右为难、进退失据的窘境，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也终究难以继续推进下去。

近来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媒体，许多人都在讨论所谓“金融如何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问题。2012年，先后出台的温州和珠三角金融改革方案，顯示了中央和地方解决当前中国金融问题的决心。当前的中国金融业，的确存在严重的资源错配、不能有效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问题。近年来从楼市到“蒜你狠”、“豆你玩”等市场的疯狂炒作，与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以所谓“温州危机”为代表）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而2011年以来备受舆论关注的民间借贷（甚至高利贷）热潮，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结构性问题——这些应该说效率很高的中小民企难以从国家的银行里获得信贷资金，因而被迫进入非正规金融市场寻求资金。

既然这些中小民企明明是有竞争力的，为什么金融机构却不愿意配置资金给它们呢？中国金融制度设计的初衷，在客观上以行政力量使社会资本能够源源不断地流向国有经济内。这种资源配置的不平衡，最集中地体现在银行体系的国有垄断、利率的非市场化，以及股票发行市场的审批等诸多制度设计上。仅以后者为例，如果IPO市场的审批制度取消，所有符合上市门槛的企业均可自由上市，那么还会有多少效率低下的国企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圈到股民那么多的钱？

这才是金融不能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根源，既然制度设计和行政力量使得社会资本难以流向那些创造了主要社会财富和就业的民营中小企业，那么，这些社会资本也就只能自我循环和以钱炒钱了。过去的十多年来，吴敬琏先生一直在大声疾呼——“中国股市比赌场都不如”，就是这种制度性障碍的真实写照。现在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了。

由此可以看见，未来十年的改革，在经济领域，最需要做的是改变视金融为国有经济输血脱困工具的错误观念，还原金融作为中性的社会资源配置平台的定位。而在这场宏大的改革中，我认为当下最急切需要做的有如下几件事：

在银行业，放开民营银行，放开贷款利率的市场化浮动。只有同为中小民营企业的乡（村）镇银行、私人贷款公司、同业合作社……才最能够对中小民营企业的市场需求感同身受，从而以最低的成本为它们提供最迫切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社会储户的钱应当以更高的利息借给那些更需要它，同时也更有效率的民营企业。

在证券业，则是取消发行审批制度，让合规的企业自主、自由地上市融资，平等竞争社会资本。

此外，或许还需要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逐步放开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当然，仅有金融改革显然是不够的，对于中国改革事业来说，仍需寻求一个经济性的支点——因为中国当下的首要问题仍然是经济的不平等和不平衡——但它必须能够催化政治层面的变革。

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 篇6

中国模式受到根本性挑战

《南风窗》：经历了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似乎相比起其他国家，其损失来得要小些。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黄靖：中国模式的存在是谁也否认不了的现实。但在当今困局下断定中国模式的优势，似乎为时太早。而认为中国这次在金融危机中损失比较小，也是不确切的。

首先，中国的发展模式目前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直白来说，中国经济上的成功，其实是借鉴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模式，或者称东亚模式——通过对外开放，靠吸引外部投资、扩大对外出口来拉动经济高速发展。因此，源源不断的外资投入和开放繁荣的外部市场，是东亚发展模式得以成功的两个必要的外部条件。就中国而言，对外出口虽然占GDP比例不大，但外资的不断涌入和与外贸相关产业的发展，却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今这两个外部条件都受到很大打击。外资投入锐减，而各国采取的经济刺激政策的核心，就是要保护和刺激本国的经济发展。即便经济复苏也未必能解决目前保护主义兴起的趋势。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现在看来还是成功的。但是否能够推动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转变，现在还很难判断。所以，中国目前所面对的挑战依然是十分严峻的。

第二，中国累积了很多外汇储备。原本几十年发展经济而积累的财富，如今却变成别人绑架自己的工具。这导致中国整体经济危险度很高，更容易受到自己很难掌控的外部变化的威胁，这也是一种极大的潜在损失。

第三，目前的经济危机延缓了中国必须进行的经济结构性改革及其配套措施。比如，中国的金融体系还很落后，经济结构也不合理，投资推动所占GDP的比例过大，而且一直不断提高。2001年，这个比例突破35%，2007年是55.6%，去年高达57.3%。

投资比例过大至少造成两个严重问题。首先产能过剩，其次是就业市场和就业层次长期停滞不前。虽然年均增长率高达9%，但中国的“实质就业市场”(Meaningful Job Market)发展十分缓慢，有社会保障和发展前途的就业机会增长不到1%，实际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因此我们看到一方面千百万农民工进城就业，另一方面大学生学非所用、“低质量”就业十分普遍。更重要的是，相当一代人的就业生涯不会有提高，可能从17岁到47岁都是做同样的低技能工作，工作技能没有提高，更谈不上更新换代。最终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质量提升。

并且，一个国家，经济起飞阶段到经济发达阶段的根本衡量指标是第三产业，即高科技服务业的发展。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起飞后的20多年里，都不同程度地将第三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提高到45%～50%以上。中国经过30年，比例现在才勉强达到40%。而中国第二产业一直比重过大，目前仍然高达50%。两高一低(高消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状况一直没有根本的改善。

因此，这次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它不仅给中国的发展模式带来了根本性的挑战，而且充分暴露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弱点和硬伤。

《南风窗》：按照您的说法，中国模式实际上是很脆弱的，那何来人们一直议论这个模式的优越性呢?

黄靖：虽然中国模式的弱点和硬伤都很明显，但整个中国经济实体还是很强大的。其实这次金融危机也给中国提供了巨大机会。实体经济的抗压性比较大，恢复的基础强、速度快。

在经济危机中，中国最关键的优势，恰恰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强而有力，这是其他西方国家所没有的。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国家保留对这些产业的垄断和控制，是一种发展的阻碍和桎梏。但到了经济危机的时候，反而变成了控制局面的优势。

《南风窗》：危机过去，这个优势会不会又是桎梏，这个问题不能不考虑。即使在应对危机方面，人们对这个优势也不是没有疑虑，比如说对民生和就业重视不够，中小企业生存艰难。

黄靖：是的。政府对经济的强力干预颇符合目前部分人士的一些主张。如维持社会公平正义;加大国家对分配的干预，保证弱势群体不被过分剥夺;保证强势团体不对资源作过多掠夺等等。这种主张类似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但是，欧洲的各种社会民主党的执行力并不强。他们通常在经济形势良好的时期得势，经济一旦转衰则通常是保守党上台。

如果说，国家干预对目前的民生和就业等问题并没有显著效果，其实这反映的是一个根本的原理：在市场经济的前提下，仅仅靠国家行政干预来保证正义、公平和正当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国家干预本身的正当性就很难保证。新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乏国家对经济的大力干预，但过于理想化的建议执行起来容易走火入魔，往往形成灾难。这是有深刻历史教训的。

因此，经历金融危机后，对于是否要保持甚至加大国家干预经济的力度，我本人持否定的观点。现在要做的，恰恰是要抓住危机带来的机遇，进一步深化改革。否则，危机过后，强力的国家干预将成为经济长期发展的不利因素，将造成致命影响。我们知道，推动经济的两个动力是竞争和创新。竞争的公平、合理、透明，是激励发明创新的基础。然而，垄断经营不仅大大破坏了这两个动力，而且必然导致分配不公平，以至社会的不公平。最近民众对中石油用低廉的价格团购房屋反应强烈，表明垄断经营不仅导致了巨额利润，而且已经开始造成了社会的不公。

实际上，中国国有企业的垄断现象已经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十分负面的影响。例如，经济数据显示，中国民营企业今年来解决了近70%的就业问题，而这与他们获得国家银行贷款的比例是极其不匹配的。

“中国模式”的瓶颈

《南风窗》：应该如何理解中国发展模式的核心?您对“北京共识”有何看法?

黄靖：我们要和其他模式相比才能得出结论。与“华盛顿共识”比较，“北京共识”的三个基本点是：第一，集体、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也就是说，为了整体利益可以损害甚至牺牲个人权利，所谓主权高于人权，就是这个道理;第二，是在这个理念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个人在很大程度上有经济的自由，但国家有垄断经营的权力;第三，由此建立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是共产党的一党领导。

从社会发展的的角度看，中国发展模式简单来说是先经济后政治。人类社会有两个终极追求目标：繁荣与自由，能同时取得两种目标当然很棒。但问题是，如果不能同时达到两个，只能取其一，我们如何选择?有东亚与拉美两种不同模式。现在证明首先发展自由和民主政治的拉美模式基本是不成功的。我认为，如果一个政治模式不能带给人类社会繁荣，就不能说是一个成功的模式。

现在中国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是，到底能否从经济繁荣走向民主自由?我对此持乐观态度。这个基本的态度和所谓东方、西方文明的区别无关——所谓“亚洲价值”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实现经济现代化是最基本的人权，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经济现代化给人带来了两个前所未有的、同时也是不可逆转的好处。

首先，是个人的经济独立性。在工业化之前，人的经济独立性很差，只能依赖集体和大家庭才能生活下去，中外概莫能外。但经济现代化后，每个人都可以靠自己的能力过一份自己的日子，获得了经济的独立性。

第二，给了人最大的社会能动性。经济现代化把人类最重要的经济资源，从脚下(土地)转移到了头上(大脑)。一个人只要学到知识技能，就能移动，从而摆脱了对土地的依附。个人的经济独立性和经济资源的可携带性，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人们不愿意再将自己的权利和意志依附于所谓集体利益和权力，而是要求政治上的独立和参与。所以，经济的现代化必定导致政治的现代化。

对于目前的中国而言，走向民主政治制度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中国的大城市，政治自由度、人们对政治参与的要求是逐渐增加的。这个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会有反复甚至倒退。但大的发展方向是不可逆转的。所以，中国的政治转变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但是，这个转变应该是渐进的，改良的，而不应该是“革命”性质的。这就是为什么中产阶级的产生和参与至关重要。如果一个社会的主体都是无产阶级，那就如马克思所说，“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但当社会主体是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首要目的是要保住自己的资产不受侵犯，比如一座房子两台车;然后是平等的权利和发展机会，其政治参与就大不一样。尽管很坚决，但绝不激进，而是渐进的、改良的。因为在最终意义上，中产阶级和执政者的利益是一致的，都希望安定团结。有些东西争取不到也不会硬拼，因为他们懂得完全剥夺别人的权利也就等于放弃了自己不被剥夺的权利。在长期的讨价还价状态下，最终就达到目的。这就是成熟民主制度几百年来的变迁过程。中国也不会例外，实际也正在变。

《南风窗》：一个改良的社会是不立不破，而非不破不立。那么，具体来说，中国模式需要“立”的最重要的地方是不是就是扩大民主?

黄靖：首先要看到的是，中国发展模式目前面临的瓶颈是分配问题。从邓小平到江泽民，首要目标是创造财富——“发展才是硬道理”。到了这一代领导人，中国已经发展起来了，他们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是分配问题，以此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分配不均必然导致社会的不公平，进而导致不公正和不正义，这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更大的问题。比如现在富人开车把普通老百姓撞死，会导致如此之大的社会不满。原因并不是老百姓仇富，而是人们对分配不均而导致的社会不公平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中国的发展模式到了临界点，如果不突破，未来的路会很难走。而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是通过制度改革完成民主转型，维持中国的持续发展。

因为，创造财富往往不需要新的政治制度，但分配财富必定需要新的政治制度。古今中外，所有革命都是为了解决分配问题，“不患寡而患不均”。所以说，中国目前到了一个比较危险的瓶颈阶段。因为现在迫切要解决的是分配问题，因此必定要触及并改动制度，这一代和下一代领导人的担子要重得多。

那么，怎样才能解决问题，实现民主转型呢?学界在这方面有很多讨论。但我认为必须先把其中的具体条件厘清。真正的、理性的问题应该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中国能够完成民主转型?比如，增加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公民社会的发展，减少政府对经济、舆论、社会活动等方面的行政控制，等等。只要具体地谈，就会发现，有些事情已经在发生，而且是在政府主导下开始的，有些还十分糟糕。如果只谈如何达到这个目的，而不谈条件，要么是无答案，要么就是革命的答案。

值得注意的是，比起上世纪80和90年代，当今中国的各种政治行动包括局部的“骚乱”的主要驱动力，已经不是诸如“民主、自由”之类的理想，而更多的是现实的利益。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这是相当大的进步。我们要分清楚，到底要把民主当成是一种理念和价值观谈，还是一种政治制度谈。作为政治制度，民主就是在制度上为社会各阶层的不同利益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政治事务中，提供一个制度化的妥协机制。

当人们为理想而参与政治时，革命是必然的结果。因为为某个主义和理想而奋斗，追求的是完美，这必然产生超强的排他性，特别容易走极端，互相之间的斗争也必然是你死我活。

而当人们懂得为利益而要求参与政治之时，便是民主制度发端之日。追求利益者，决不放弃，但也懂得妥协的必要。中产阶级都是过去所说的革命的“骑墙派”甚至是“两面派”，但它们却是通过渐进改良推进民主制度转型的社会基础。

执政者其实可以衡量，若不让人们为利益而参与政治，其实便是迫使人民为理想而奋斗。到底要选择哪一个，答案其实很清楚。现在《潜伏》、《人间正道是沧桑》等电视剧大行其道，其实表现的都是社会中人们对理想憧憬和追求开始上升。这实际上很可能是中国目前的安定团结局面下所隐藏的真正政治危机。

《南风窗》：具体来说，从哪些方面实现突破呢?

黄靖：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其定义是程序决定民主，这是政治学的基本理念，所谓“控制程序者是独裁”就是这个道理。从这个意义上看，民主制度的要义是妥协制度化。在法制的保证下，每一个人都有参与政治程序的权利。

目前世界上起码有五种类型的成熟的民主制度——美、英、法/德、日以及西北欧各国。所有这些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本点，就是政治程序的高度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political process)，具体来说，是在三个关键政治领域的“制度化”，以此奠定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础。

第一是权力制度化。即权力的非人格化，权力由职位而设定，而不是因人而定。最高权力属于宪法。权力的合法性，是由制度来界定的。第二是政策制定的制度化。任何政策的制定，从政策建议到具体政策的形成，都要经过一个固定的、不可擅自更改的程序。固定的“游戏规则”也必然导致所谓“制衡(checks and balance)”机制的产生和巩固。第三是政治参与的制度化。这是实现民主制度最重要的一步。

中国在权力制度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比如说领导人一旦退休，其权力也随之移交。这都是权力制度化的结果，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制度上最实质性的进步。而中国政策制定的制度化刚刚开始。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方面，中国则非常薄弱，人民的声音依然处于一种无序的表达，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参与要么不得其门而入，要么引发激进的行动。

目前来看，一味压制只能造成更大规模的对抗。与其筑坝，不如开渠。发展并加强政治程序的制度化，尤其是政策制定和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是向民主制度和平转型的必要保证。

走出“鸟笼悖论”

《南风窗》：那您如何评价2003年以来中国在改进分配政治方面的努力?

黄靖：实事求是来讲，胡锦涛、温家宝等现任领导人一开始就意识到公平是这个社会最大的问题，因此提出了两个非常有见地的观点——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

和谐社会的基础是分配的公平。政治学上有一个基本观点，经济基础决定政治要求，因此，收入差距过大的群体之间，政治要求绝对有天壤之别。分配差距过大，很难保持政治稳定。和谐社会观点的提出，使得社会对民生问题越发重视。而科学发展观则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强调经济结构平衡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以及农业的投资等等。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坦率而言，这两个观点虽然点出了中国发展问题所在，但要取得更好的实施效果需要进一步努力。根源在于中国的经济已经被许多强势团体所挟持。其结果，所谓的国家干预不仅效果有限，而且公正性也大受影响。

我认为，中国在政治层面面临两大矛盾：

一个是垄断经营与和谐社会的矛盾。既得利益群体、垄断行业对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两个观点有根本的抵触，这是因为有关政策损害了他们的根本利益。而对执政党来说，对主干产业的控制又不能放弃，这是一个僵局。

另一个是分权与集权的矛盾。从经济发展角度看，搞活经济、促进发展最重要的是分权，简单而言是分权让利：经济决定权应赋予各级产业经理，而非国家官员——这是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根本区别。改革开放30年，就是经济分权让利的30年，地方政府、企业和民间都因此获得很大的经济权力，从而造就了经济的繁荣。但中国政府为了保证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有效性，却必须集权。经济发展要分权，政策制定和实施要集权，在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下，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根本矛盾。

其结果之一，是普遍存在的政策扭曲现象。由于各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任何一个政策都不可能在各个地区得到一致认可和支持。“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土政策”泛滥成灾。这是中国政策目前比较混乱的根本原因。

《南风窗》：这两个挑战无疑是巨大的。怎么解决呢?

黄靖：对于执政党来说，有两个历史教训是值得参考的。一个是，中国历朝历代，王朝垮台的根本原因往往并不在于外在威胁和内在的虚弱，而是朝廷管不住自己的官员。例如，明朝的典章制度应该是最完善、最严格的，但明末对官员的控制却日趋式微，最后皇帝不得不依靠东厂和锦衣卫对官员采取监控与震慑作用——尽管有效，但却加剧了各级官员和朝廷的离心离德。

另一个来自前苏联。其垮台之前，各国学者们认为最想脱离苏联的是中亚的各加盟共和国，因为他们与俄罗斯的种族、历史、文化、宗教渊源最浅。但导致苏联解体的，反而是欧洲的各加盟共和国，尽管它们的俄化程度最深，也是苏联经济政策最大的得益者。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对中央政策最抵触的往往是经济发展最好的省份。

所以，我认为，现在领导人的纲领性政策非常有远见，重点就是提高政策的有效性。我把它归结为一种“鸟笼悖论”。现在的政治体制犹如一个鸟笼，纵向的结构非常好，捉住上端的提手，整个鸟笼便在掌控之中。所谓纲举目张，稳定性很好。但存在两个缺点。第一，横向结构很差，稳定性只建立在纵向结构。第二，鸟笼创造了空间，却解决不了空间的局限性问题。

这个悖论有两层含义。第一，过去30年的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已经产生出很多能飞的鸟，成为活跃的市场经济主体。它们需要自由飞翔的空间，要突破鸟笼。但是，如果没有鸟笼，不但目前的政权会失去对经济的掌控，而且整个体制也可能垮掉。第二，鸟笼的横向联系性很差，即政策的横向协调很难。

我认为，革命的方式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尽管它能砸烂鸟笼。最终要解决这个悖论而又保持持续发展和稳定，还是要从上面谈到的“制度化”入手，从而使中国从改良和渐进的方向完成政治体制的改革。(摘自：《南风窗》2009年第20期编辑：张小玲)

浅析中国金融业未来经营模式的选择 篇7

1 分业经营模式的优缺点

金融业分业经营是指银行、证券、保险业的管理机构相对独立, 各司其职, 各负其责, 要求银行、证券和保险等金融业不得相互间持有股份, 参与经营, 就是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业经营, 始于美国国会通过的1933年银行法。

1.1 分业经营模式的优点有:

(1) 促进了各行业的专业发展:实行分业经营的管理模式后, 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各行业独立发展, 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充分利用各种资源, 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2) 避免了不同行业之间的摩擦:分业经营的管理模式为不同的金融业务发展创造了一个稳定而封闭的环境, 避免了竞争摩擦。 (3) 有效保护了商业银行客户资金的安全, 避免了银行客户资金的损失。

1.2 分业经营模式的缺点有:

(1) 抑制了行业之间的竞争:各行业互不相干的发展, 不利于市场的竞争, 促进行业的改革创新。 (2) 抑制了行业之间的互补互助作用, 浪费大量资源:各行业的独自发展导致了资源的重复使用, 导致了许多不必要的浪费。

2 综合经营的优缺点

综合经营是指金融业中的某一行业在经营自己领域业务的同时, 可以经营代理其他行业的业务, 实现对各种业务的综合经营。

2.1 综合经营模式的优点有:

2.1.1 综合经营模式下商业银行不仅可以从事银行业务, 还可以同时经营证券业务、保险业务、基金业务等。多种业务之间可以取长补短, 实现多方共赢, 使银行积累更多的客户资源。

2.1.2 综合经营有利于降低银行自身的风险。实行综合经营模式后, 证券业、保险业等其他行业可以有效帮助银行业保证客户资金安全, 存款保险等制度的推出可以保护银行客户的资金, 降低银行遭遇挤兑的风险。

2.1.3 综合经营节约了大量资源。

避免各行业单独经营导致的资源浪费, 减少了人员冗杂等现象, 优化资源配置。

2.1.4 实行综合经营, 任何一家银行都可以兼营多种金融业务。

促进行业之间的良性竞争, 提高社会整体效益, 推动经济发展。

2.2 综合经营模式的缺点有:

2.2.1 实行综合经营, 容易导致金融市场的垄断。使利润被少部分行业所占有, 不利于公平竞争与市场的良性发展。

2.2.2 过大的综合性金融集团会导致集团协调的困难以及内部恶性竞争的加剧。

这可能会产生更大的风险和损失。

结束语

近年来, 在外部环境上, 经济全球化趋势日渐明显, 世界经济金融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金融业对外开放的需求也逐渐体现出来, 中国金融业将会走上世界舞台, 将会与各个国家的金融业进行竞争。在我国自身方面,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为了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对金融业的发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此外互联网金融的概念也越发深入人心。

在这种情况下, 分业经营模式的局限性表现出来, 已经不再适合我国金融业, 中国金融业对综合经营模式的需要逐渐凸显, 从21世纪初开始, 我国便逐渐开始了综合经营的改革。中国金融业要从行业发展现状出发, 要坚持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经营道路, 不断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从容应对经济全球化和经济新常态带来的巨大挑战。

摘要：20世纪末, 为了避免金融业多元化经营出现的混乱状况, 我国明确了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原则。随着经济的发展, 我国金融的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 金融业综合经营的要求和动力日益增强。为了拉近与发达国家金融行业的差距以及促进我国金融业的发展, 未来金融业的经营模式发展方向选择至关重要。在经济全球化和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大环境下, 针对分业经营和综合经营的模式, 我国金融业应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金融业综合经营之路。

关键词：经营模式,分业经营,综合经营

参考文献

[1]赵锡军, 郭宁.国际金融业综合经营的历史演变及中国的选择[J].中国金融, 2007.

未来中国原创歌剧的发展 篇8

一、中国歌剧的发展历程

中国歌剧主要历经了三个阶段:探索阶段,奠基阶段和深入阶段。

探索阶段主要是指1919-1944这段时间受“五四”新文化和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斗争的影响,主要借鉴欧洲歌剧为创作形式,具有较为鲜明的政治斗争性质[2]。如聂耳的《扬子江暴风雨》、向隅的 《农村曲》、冼星海的《军民大生产吧》等,都借鉴了欧洲歌剧的创作形式,以反映群众革命斗争为主要内容。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新秧歌运动带领我国现代歌剧走进了奠基阶段。那时的中国歌剧已经具有明显的本土化特点,在舞台表现形式及技巧也更加的成熟。如当时最具代表的《白毛女》《刘胡兰》 都为新中国原创歌剧发展指明了方向。

1956年之后我国歌剧开始进入了深入探索阶段。这时的中国歌剧创作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坚持延续《白毛女》的创作风格, 以歌颂共产党和新中国为主要内容;二是以我国戏剧为创作灵感, 将我国古典戏剧与现代歌剧进行有机的融合,其代表作有《红珊瑚》、《红霞》等;三是在音乐创作形式方面融合了我国民间音乐, 借鉴了欧洲歌剧的音乐表现形式,其代表作有《阿依古丽》[3]。

现代我国原创歌剧更是敢于创新,以民族音乐为原创歌剧的音乐创作灵感,在舞台表现方面也更多借鉴了中国戏剧方面的经验。 但整体而言,我国原创歌剧还是具有明显倾向欧洲歌剧的表现。在创作理念和创作手法并没有突显出“中国原创”这一理念。

如今的中国创作环境开放,一些创作者在接触到了多元化的歌剧艺术后反而不知道如何更好的把握民族精神、文化,在创作时过于模仿西方艺术表现形式,这样的创作难免会曲解我国民族文化, 不能更好的将我国民族文化的丰富性呈现给观众,无论是对歌剧观赏者还是歌剧创作者都是损失。

二、中国原创歌剧的创作内容发展

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多种文化的相互碰撞和交融带来了更多的全新的视角。中国原创歌剧在创作理念上也呈现多元化趋势,这使得我国原创歌剧具有较广阔的创作空间。在中国原创歌剧的创作理念上,创作者通过学习不同文化,接受不同国家歌剧的展现形式,同时借鉴我国传统文化深厚的文化底蕴,避免了创作完全西化的状况[4]。例如2014年元宵晚会中,首次将“四大美女”这一题材以现代舞台表演的形式呈现给观众,这一创作理念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中国文化底蕴深厚,以我国古代曲词作为创作基础,运用现代技术对原有内容作了全新阐释。如叶小纲根据汤显祖的《牡丹亭》改编而成的原创歌剧就取得了成功。再如对于《牡丹亭》的理解,人们总是过多的集中在二人爱情故事和对反封建礼教的思想上,而该歌剧在内容上原封不动的继承了原著的内容,以表现明代社会的人生百态为主要内容,结合了歌剧《咏·别》和《临安七部》的创作手法。用不同的视角对古代经典戏曲题材进行在创作, 给原创歌剧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中国歌剧在原创上还没有体现时代性这一特点。纵观我国歌剧的发展史,可以发现不论哪一个阶段都有极具时代特色的代表性原创作品。艺术是表现生活的一种形式,是展现人民生活的一面镜子。但我国原创歌剧过多的将目光集中在古代历史和民间传说,没有从当下我国的国情生活汲取足够的灵感进行创作。创作来自于生活,高于生活。原创歌剧创作者可以试着从身边的点滴进行创作, 如随着生活环境的不断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也在发生变化。一些手工艺正在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甚至已经没有人在从事这一类工作了。以一种艺术来展现另一种艺术的消失,在反应现代社会进步的同时,也让观众对如何保护传统手工艺进行思考。

中国原创歌剧在创作内容上并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只有把握住中国精神,把握住中国发展及变化的现实,对传统艺术进行适当的取舍,进行更多的大胆创新才能始终为中国原创歌剧提供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才能让中国原创歌剧更具时代性,更具代表性[5]。

三、中国原创歌剧的创作形式的发展

传统歌剧以舞台作为主要的表现形式也从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歌剧的发展。中国原创歌剧应打破这种局限性,运用现代发达的媒体技术让歌剧的创作形式可以更丰富,更多样化。随着我国电影事业的蓬勃发展,以及其他艺术的影响,我国歌剧在创作形式上也有了更多方式。如张国荣主演的《夜半歌声》就是改编自著名歌剧《歌剧魅影》。通过电影中对现实和回忆穿插的表现方式,让整个故事更富有感染力和悲剧性。

此外中国原创歌剧的音乐形式、舞台表现形式也是创造者可以进行大胆创新。现代的歌剧中的音乐都偏好古典音乐或合唱音乐,以此来表现故事高潮。中国原创歌剧创作者可以在歌剧中选入中国古典音乐或地方性代表音乐,让整个歌剧从音乐在创作形式上就更具有民族化,本土化。《梁祝》作为我国经典的爱情故事,已经以多种艺术形式被展现出来。歌剧《梁祝》中采用二胡演奏的《梁祝》 配乐。《梁祝》中二胡独特的音色,为整个故事奠定了一个悲剧的基调,迅速把观众带入了剧情中,随着剧情的展开,梁山伯与祝英台爱情悲剧也被展示在世人面前,让观众在观看故事情节同时享受到歌剧艺术的感染力。歌剧《刘三姐》则展现了广西壮族能歌善舞, 采用了具有当地的民族特色的音乐,让刘三姐身为壮族“歌神”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而歌剧需要一定的演唱技巧,但只注重演唱技巧忽略人物自身的真实情感,将使得整部作品失去立体感。《中华儿女》中著名歌唱家李瑛结合了美声、通俗和民族三种唱法,诠释了感情细腻、坚强勇敢的爱国女英雄形象,使得观看者深受其表演所感动。

四、结语

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 篇9

家庭猪场相比传统的养殖户有以下几点优势:

一、抗市场风险能力更强

以存栏母猪60头的家庭猪场为例。从经产母猪的配种、怀孕、哺乳、断奶一直到肥猪出栏,平均每月会有100头育肥猪出栏。就按每头猪亏损300元计算,一个月的亏损在3万元左右,这对于一个经营多年的家庭猪场不会构成致命打击。当然了,前提是养殖户要在行情好的几年里积累一定的盈余资金。

二、更加有助于精细化管理

家庭猪场的老板往往既是饲养员,又是技术员,他们时刻坚守在养猪的第一线,能及时发现猪场的问题,从而做出准确快速的管理调整,达到最佳养殖水平。而大型规模化猪场,问题的发现和解决往往靠当事人的责任心以及完善的管理制度,环节过多,很可能致使猪场问题频发,管理水平反倒不如家庭猪场。

三、成本控制能力强

现如今,养猪最大的成本之一就是人力成本,而家庭猪场因为规模适度,所以不需要雇用大量饲养员,节省了人力开支;也不存在场地租赁支出等费用开销,更没有高额贷款利息。

四、生产指标易提高

建家庭猪场的养殖户往往是投入了自己的全部家底,他们赔不起。这也决定了他们会非常重视养殖“质量”,提高生产指标。

中国行进管乐的发展与未来 篇10

世博号角——2009上海国际音乐节管乐艺术节今天圆满地落下了帷幕,作为一名管乐工作者,此时此刻我和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感到很欣慰、很幸福,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人都会有同样的感受。在过去的几天里,我们在上海这座美丽的城市找到了这种难得的感觉,杨浦区委区政府为我们搭建了展示我们管乐人聪明才智的平台,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再次为中国管乐抒写了新的历史,奏响了新的华美乐章!我们共同见证了中国管乐新的发展与进步。

今天我们举行的行进管乐专题论坛在我国还是第一次,来自美国、日本、韩国的6位行进管乐专家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进行了精彩的阐述,在深受启发的同时我们要对诸位专家的学术精神表示深深的敬意。下面我从宏观的角度简要介绍一下行进管乐在中国的发展情况。

一、中国管乐界对行进管乐的认识与定位

管乐,在我国分为民族管乐和西洋管乐。西洋管乐以乐队的形式传入我国至今100多年的时间。中国现代行进管乐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20多年时间。通过20多年的推广与实践,我们管乐界同仁,包括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的有识之士已经逐步认识到了管乐,特别是行进管乐的推广、发展的重要性,大家普遍认识到:

⑴ 行进管乐是一种大众喜闻乐见且比较易于普及和推广的文化艺术形式。它给观众带来的视觉和听觉冲击力,带来的力与美的碰撞,带来的表演者与观众心与心交流所产生的强烈共鸣,是其它音乐形式所无法比拟的。因此说行进管乐是一种灵活、开放,易于亲近大众,易于普及推广,具有良好群众基础的文化艺术形式。

⑵ 行进管乐有利于培养和提高参与者多方面的艺术素养。行进管乐能够潜移默化地给参与者多种艺术的熏陶和启迪,对培养和提高参与者尤其是青年一代的文化修养十分有益。

⑶ 行进管乐有利于培养参与者的团队精神和健康的体魄。行进管乐是一种集体艺术,它要求演奏整齐,动作一致,吹奏与表演相协调,因而参加行进管乐训练能够学会配合,学会协调,学会与他人合作,学会吃苦耐劳,对参与者,尤其是孩子们来讲,人格的培养超出了他们参加乐队本身。

⑷ 多种表演形式的融入,大大提高了行进管乐的观赏性。

行进管乐是在管乐吹奏的基础上引入了广场艺术的多种表演形式,除管乐表演者在行进中的吹奏表演外,还加入了舞蹈、旗队、声乐乃至武术等多种表演形式,加上各种构思精巧、创意鲜明的图形变换,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行云流水般的音乐和色彩斑斓的动感图画,从而得到的是立体冲击和全方位的艺术享受。

以上几点共识为近年中国行进管乐的推广与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从而也极大地推动了管乐艺术的普及与发展。纵观本次行进管乐展演,24支参演乐团整体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甚至可以讲是历史性的进步。但我国行进管乐起步较晚,整体水平不高,只能属于初级阶段,对此我们应该保持十分清醒的头脑。

二、中国现代行进管乐发展的三次契机

西洋管乐的表现形式灵活多样,各种乐器的独奏,比如小号独奏,长笛、单簧管独奏等,多种组合的重奏,比如木管五重奏、铜管五重奏等都深受人们的欢迎。从表现形式来讲,管乐队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仪式乐队(或称礼宾乐队),主要用于欢迎仪式、分列式等,比如在国宾欢迎仪式上,在重要集会上演奏仪式乐曲的管乐队。二是小型室内管乐队,主要是在室内音乐会中演奏一些舒缓、轻柔、抒情、优美的音乐小品,这种形式还经常被用于我国外交场所的宴会席间音乐。三是交响管乐队(也称音乐会管乐队),顾名思义这是能够全方位展示管乐艺术魅力的演奏形式。四是我们今天重点讨论的行进管乐队。

回顾我国现代行进管乐的发展20多年的历史,我们经历了三次重要的发展契机。

第一次:198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应邀赴泰国参加泰王储生日庆典演出,这是该团建团35周年来首次走出国门,就是在这次演出中他们在我国管乐史上第一次推出了具有较完整意义上的行进管乐表演。次年该团应邀赴日本参加世界军乐大会,与美国、英国、日本、荷兰等国的军乐团同台演出。解放军军乐团聘请了资深的舞蹈编导编排了一组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节目,赢得了组委会、日本民众和各国同行的好评。后经中央电视台播出,在国内引起不小的轰动,至今许多观众还对那次表演记忆犹新。

第二次:1990年在第11届北京亚运会开幕式上,解放军军乐团学习借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开幕式的做法,推出了中国管乐史上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由602名表演者参加的大型队列行进吹奏表演,引起巨大轰动,影响更为广泛,亚组委和亚洲各国媒体及广大观众给予高度评价。

此后这两次演出一直被视为中国行进管乐的经典之作,对之后全国行进管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遗憾的是以上两次契机因种种原因,没有给中国行进管乐带来持续快速的发展。

第三次:进入2000年以后,国内职业和非职业管乐团队连续出访德国、英国、日本、韩国等,参加了一些著名的国际管乐节,进一步开阔了眼界。2004年底中国音协管乐学会成立后,大力倡导、推广行进管乐的发展,每年邀请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举办管乐教师、编导培训班,组织乐团骨干到国外观摩、学习。特别是借鉴美国、日本的经验,借北京举办奥运会、上海举办世博会等大型活动的机会,与政府部门、教育机构密切合作,多次组织行进管乐交流、展演活动,有力地推进了北京、上海等城市行进管乐的普及与提高。2009年5月的这次展演是中国行进管乐发展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交流,若干年后我们会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不仅仅是一次展演,而且是中国行进管乐发展的里程碑。我们应该紧紧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契机,乘势而上,动员和组织全国管乐同仁,共同为推动行进管乐的发展而不懈努力。

三、目前中国行进管乐发展的基本状况

从1987年解放军军乐团首开我国行进表演先河至今已经20余年,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使行进管乐这门新兴的艺术形式得到了不断的普及与提高。解放军军乐团、海军军乐团、武警北京总队军乐团三支专业军乐团起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他们精湛的演奏、威武的军容、整齐的队列动作和充满阳刚之气的军人气质,受到军内外广大观众的普遍欢迎和高度评价,同时也极大地带动了部队、武警和公安乃至社会上各管乐团对行进表演的喜爱与参与。

近几年行进管乐发展最快的当属大中小学的管乐团。在各级教育部门和有关学校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学生管乐团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他们在提高合奏水平的基础上大力开展行进管乐活动。其中以北京、上海、广东最为突出。北京市教委从2005年开始每年都要举办行进管乐比赛,经过四年的努力,已经涌现了以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166中学和北京市57中学为代表的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行进管乐团。其中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自2002年开展行进表演以来,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等有效方法,使表演水平不断提高,不仅在国内各种表演中取得优异成绩,而且还赴韩国参加世界行进管乐大赛并获得金奖。

最令人可喜的是地处祖国最北端的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人口不过50多万,全区共有中小学129所,但也有100多支管乐队,平均6名学生就有1人学习管乐。2004年,大兴安岭地委、行署提出打造“管乐之乡”的目标,是目前我国按人口比例计算,乐队最多的地区。在师资短缺,训练条件、天气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他们坚持以赛事促进竞技水平的提高,每年都举办一次中小学生管乐比赛。

在行进管乐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管乐学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不断为全国行进管乐的发展提供组织和技术上的支持。首先是成立了中国管乐学会行进管乐队联合会,以便于对行进管乐的指导与研究。其次是每年都要举办行进管乐培训班,不断提高行进管乐编导与指导教师的专业水平。多次派出专家对各地行进管乐团进行辅导。第四是利用2008年北京奥运会这个契机,大力开展行进管乐的演出活动。第五是今年在上海举办了“行进管乐论坛”活动,请世界行进管乐协会主席及各国专家做了主题发言。

经过中国管乐学会和各地教育及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我国的行进管乐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有了100多支行进管乐团,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行进管乐在我国还是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与许多先进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存在和急需解决的问题还不少:

1.师资严重不足。据悉日本有资质的行进管乐编导有3000多人,而我们全国较为成熟的编导最多不过10人,编导人员的严重不足成为影响行进管乐发展的重要因素。

2.编排训练不够规范。表现在编排手法比较单一,思路不开阔,基本的动作要领不统一、不规范等。

3.专用的行进管乐用曲缺乏,特别是中国行进管乐作品太少。

4.还需借鉴更多的表演形式。除了我们常见的队形变换加上旗队、舞蹈之外,还可加入棒操表演、枪操表演等等。

5.音乐形象与队形编排不相协调。音乐是行进管乐的灵魂,队形图案等都应服从音乐,而我们的表演经常出现音乐和表演“两张皮”的现象。

6.乐器、服装等环节亟需完善和加强。行进管乐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其特有的规律和做法。比如应尽量使用专门的行进乐器,服装道具应符合乐队类型与定位等,很多方面需要我们进一步改进。

四、未来5—10年的目标与展望

未来5—10年将是中国管乐特别是行进管乐发展的重要历史机遇期。一是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老百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增大。二是国家文化事业大发展的良好环境,特别是学校素质教育的不断加强,演出市场、群众文化活动的日益活跃,2010年上海世博会,2011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等大型国际活动的举办,都为我们管乐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会。三是管乐事业已有了较好的发展基础,各地有关部门对行进管乐艺术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高,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各管乐团对开展行进管乐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这些都为行进管乐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管乐学会计划在今后几年重点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每年举办培训班,定期对行进管乐编曲、编导、指挥等骨干人员进行培训。

二是计划成立专门的行进管乐教学机构,加大学术研究和教学、培训力度。进一步加强信息交流。

三是成立行进管乐指导委员会。对经考试合格的编导者颁发《行进管乐指导者等级证书》,同时协调各省市管乐组织成立专门的行进管乐队联合会,加大对行进管乐工作的指导。

四是坚持每年举办全国性或区域性管乐节或展演交流活动。目前已经确定的全国性活动主要有:

每年5月初在上海举办“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管乐艺术节”。

每年7月与中央音乐学院联合举办管乐室内乐比赛。

每年10月下旬在南昌举办“中国南昌国际军乐节”。

每两年配合中国音协举办管乐“金钟奖”比赛活动。

每两年举办一次全国非职业优秀行进管乐团展演。

行进管乐引入我国已经20多年了,在各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业已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但就总体而言发展比较缓慢,与美国、日本等国相比差距比较明显,作为专业管乐工作者,深感责任重大,应加倍努力工作。最后,我呼吁各级地方政府特别是教育部门加大对行进管乐这一新的艺术形式的扶植、培养和支持。我还希望越来越多的专业艺术工作者尽快加入到行进管乐的创作、编导中来,这里是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作曲家、策划、编导、演奏家、指挥家、舞蹈家、服装设计师、舞美师、音响师包括乐器制作、经销商们,这里同样可以施展你们的才华,实现你们新的梦想!

(编者按:2009年4月30日至5月3日中国音协管乐学会会同“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组委会、上海世博事务协调局、上海文广局、上海市杨浦区委区政府等单位共同举办了“世博号角”——2009“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管乐艺术节暨中国第三届非职业优秀管乐团队展演活动。来自中国、韩国、西班牙、马来西亚等国的32支管乐团参加了本届艺术节。其间成功举办了声势浩大的开幕式、街游表演、城市森林音乐会、世纪广场音乐会、管乐嘉年华、全国非职业优秀行进管乐团队展演和闭幕颁奖仪式等活动。5月2日上午中国音协管乐学会在复旦大学新闻中心举行了“行进管乐论坛”。世界行进管乐协会主席罗伯特•艾克伦德和来自美国、日本、韩国的著名行进管乐的专家学者先后发言,近200名管乐界同仁出席了本次论坛。本文是中国音协管乐学会主席、解放军军乐团团长、指挥家于海在论坛上所作的主题发言。)

(本文照片均为赵俊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