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报道中的伦理问题

新闻报道中的伦理问题（精选十篇）

新闻报道中的伦理问题 篇1

一、我国突发性事件新闻报道中的新闻伦理困境

(一) 报道失实, 缺乏客观性, 出现“假”新闻

近年来, 由于传媒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 媒体的炒作之风盛行, 一些媒体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不惜采取违反新闻法规及违背新闻从业者职业道德的行为。在2014年发生的“马航MH370失联”事件当初, 救援的前几天, 几乎每天都有不同的假新闻横空出世, 影响了政府和人民群众对事实真相的了解, 造成了负面舆论的泛滥。此时, 群众处于一种焦灼状态, 而某些记者在突发性事件发生时不认真地核实真相, 甚至还添油加醋、捕风捉影, 夸大事实, 制造了博眼球的假新闻, 丧失了作为新闻从业者最基本的求真求实态度和伦理道德要求。

(二) 现场报道影响救援

在近几年的突发性事件如地震、火灾、火车站暴徒事件等, 很多记者都是在发生灾难时临时被派往事件发生地, 但其并不了解相关救护常识。在汶川地震中, 有发生过记者在灾区一线采访、报道过程中, 看到受难群众被压着, 以为可以救人便给其喝矿泉水, 但殊不知这样会造成电解质不平衡, 反而造成伤者心脏骤停引发无穷后患。因此, 如果记者在灾难现场贸然行事, 缺乏基本的自我保护和救护知识, 不仅会影响现场救援, 还有可能造成再次危险发生或引发事故。

(三) 忽略采访对象心理感, 对弱势群体冷漠和歧视

突发性事件报道的中一些媒体和记者, 有时为了更全面、生动、具体地报道现场所发生的事件, 强行采访他们的悲痛经历和感受, 有意无意地忽视受灾群众的心理创伤, 加重了采访对象的心理阴影, 甚至侵犯了采访对象的隐私。媒体和记者在采访和报道中过度提及并要求采访对象回忆亲人和自己遭受灾难时的细节和心情, 不断地刺激着采访对象此时脆弱、敏感的心理, 造成其心理上可能更为严重的“二次伤害”。此时媒体所重点关注的应是灾难中如妇女、儿童、老人和伤残人士等弱势群体, 客观展示灾难中的这些弱势群体的不幸遭遇, 而不是以冷漠相待。如2012年发生在河南砍伤小学生的突发事件当中, 一位报纸记者采访一名砍伤严重的小学生的母亲时, 不顾其正处于极度悲痛之中, 不断地进行提问并要求回答。但在整个采访过程中, 这位母亲一直是泣不成声的。还有, 在一些突发性事件的报道当中, 出现在记者镜头中的往往是送温暖、看现场的各级领导, 领导的关怀、党和政府对受灾群众的关心成为报道的重点。作为一名具有神圣职责的新闻记者, 受灾群众的情况才是应该主要报道的事实。

二、突发性事件新闻报道中伦理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 新闻专业伦理的缺失

“伦理信念”是指人们对伦理道德文化的信守与坚持, 认为伦理习俗与道德规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积极的约束作用。改革开放以来, 伦理信念的缺失已经给各方面带来了消极影响。从个人层面来说, 缺失伦理信念体现为个人过度地追求物质财富、为实现自我利益而无视伦理道德约束和社会法律制约, 甚至不惜损害他人与公众的利益。我国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者很多没有摆正新闻伦理的位置, 才会在灾难性事件报道中给人以冷漠无情、傲慢无礼的印象。一些新闻记者在进行突发性事件报道时, 出现干扰救援工作、侵犯报道对象的隐私、夸大事实等问题, 他们认为及时全面的报道新闻属于新闻伦理, 但其实是漠视生命的道德缺失。

(二) 经济利益驱动, 功利主义心态滋生

突发性事件的发生, 往往能迅速受到大众的关注, 一些记者编辑为赚取收视 (听) 率、点击率或者提高报纸购买率, 吸引受众眼球, 播报新闻时, 忽视新闻的真实性与社会意义, 只进行片面的博关注的报道。经济利益的驱使还往往使得媒体从业者开始滋长功利主义的心态, 突发事件作为社会舆论的集中点在很多时候显然成为某些媒体创造眼球经济的关键。媒体作为一种信息传播就够, 作为社会秩序构架的关键环节, 如果总是屈服于经济利益, 对于社会责任望而却步, 那么其也失去存在的意义了。而如几年前出现的“山西检察官进京抓记者”事件中的女记者、新快报记者陈永洲事件等, 都是新闻媒体或记者由于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受功利主义的驱使而引发的新闻媒体伦理和法律问题。

三、突发性事件新闻报道中的伦理原则

(一) 以真实性和客观性为基本原则, 保证突发性事件报道的真实性

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和专业主义精神始终应该贯穿于其的整个职业生涯当中。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讲, 客观真实报道、为公共服务、自律性等都是作为一名媒体从业者所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虽然在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之下, 追求突发性事件的实效性与报道效果无可厚非, 但是过度追求而将未经核实的消息或道听途说的传言当作新闻发表, 对事件极力渲染、言辞过度都容易造成新闻失实, 出现有违新闻伦理的“假”新闻, 反而会对媒体造成不利的影响。因此, 新闻媒体应当树立良性竞争机制, 在突发性事件当中, 建立起迅速的应急反应机制和奖惩机制, 确保前后联系顺畅, 保证新闻来源的准确性;当出现为了吸引关注的“假”新闻时, 明确奖惩责任制度。虚心接受群众监督, 保证报道客观真实。

(二) 新闻报道以人文关怀为重

在突发性事件的报道当中, 由于媒体间存在的激励竞争, 为了追求高的受众市场占有率, 有些媒体工作人员常常忽视报道中应有的对人性的关怀。保护受害者的隐私、对人生命的尊重和敬畏、对受害群众的关心帮助、报道认真负责都是作为新闻记者应有的责任与担当。利用大众心理对于受难者的同情与关爱, 密集的进行关于弱势群体报道, 反而造成了受众的心理疲劳, 对类似的新闻产生抵触和非正面的态度。因此, 突发性灾难事件发生时, 新闻报道应真正以人文关怀为重, 不过分报道, 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 充分体现媒体人的责任感与新闻良知, 满足社会全面需求。现场新闻报道当中尽力克服人文关怀方面的不足, 树立媒体报道事实、尊重事实的社会形象, 在突发事件现场做到真心关心受害群众, 以人为本。

(三) 救助生命优先, 兼顾社会效益

新闻记者处于突发性事件现场, 首要任务不单单是对真实情况的尽快报道, 更为重要的是要优先救助灾难现场的受伤群众。人命关天, 现场救援高于一切, 因此, 灾难现场的新闻从业者的采访、报道工作首先不能妨碍到救援工作。在现场要听从救援人员和专家的安排, 以救助伤员为第一要务。突发性事件对于灾难报道的基调应尽力做到“悲而不伤”, 展现“灾难无情人有情”“多难兴邦”的悲悯情怀。灾难性事件新闻的主要功能就是向救灾群众和广大人民群众现场真实情况、提供救灾、防范信息和专家意见来协助救灾。通过对灾难性事件的翔实报道, 媒体要正确地引导社会舆论, 稳定广大受众的情绪, 帮助受灾群众和全国人面建立起应对灾难的勇气与信心, 科学地指导应对灾难的方法策略, 发挥正能量, 为人民服务, 对人民负责。

四、结语

解决我国突发性灾难事件中存在的新闻伦理问题, 作为政府首先要端正态度立场, 对灾难进行及时快速的反应, 与新闻媒体竭诚合作, 保证信息的公开与透明, 保证新闻的真实性, 让灾难性新闻产生积极的正面效应。其次, 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要提高自身素养和专业技能, 重点学习并积累新闻伦理学、新闻心理学的专业知识, 完善自我。在突发性事件报道中坚持新闻伦理原则, 不被经济利益所驱动, 对自己、对社会、对国家负责, 突出人文关怀, 兼顾经济和社会效益, 做好“耳目喉舌”, 向人民群众报道真实客观地新闻。最后, 社会和公众的力量要对政府和新闻媒体进行监督。随着对新闻伦理问题的不断重视, 新闻媒体的新闻伦理教育和意识会不断增强, 相关的新闻法制建设也会趋于发展并完善, 相信我国的新闻伦理体系会逐渐走上科学化、人性化的正规。我国突发性事件新闻报道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早日摆脱新闻伦理的尴尬。

摘要：突发性事件具有危害性、社会性、负面性等特点, 使媒体对突发性灾难事件的报道格外慎重。突发性事件所产生的新闻伦理问题相较于其他伦理问题, 有其特殊性。纵观近几年我国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 存在很多违背新闻伦理的现象。剖析突发性事件新闻报道陷入伦理困境的原因, 并寻求解决方法, 才能有助于新闻实践中伦理问题的解决。

关键词：突发性事件,新闻报道,新闻伦理

参考文献

[1]陶涛.信念伦理与伦理信念[N].光明日报, 2014-04-16.

[2]赵一玮.论我国媒体在灾难性事件报道中的新闻伦理问题[D].东北师范大学, 2010.

[3]张海霞.新闻报导应多一些人文关怀[N].发展导报, 2014-10-10.

[4]陈格洲.从汶川地震报道谈媒体的人文关怀[J].视听纵横.2008 (4) .

新闻报道中的伦理问题 篇2

从《朝日新闻》的一次讨论看产前诊断中的伦理问题

本文概述了日本《朝日新闻》组织的一次关于“产前诊断―选择性人工流产”问题的讨论中读者们的不同观点，并表明这些不同观点所涉及的.伦理问题。

作 者：龚颖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伦理室,北京100732刊 名：道德与文明 PKU CSSCI英文刊名：MORALS AND CIVILIZATION年，卷(期)：“”(5)分类号：B82-057关键词：产前诊断 伦理问题

新闻报道中的伦理问题 篇3

摘要：当下新闻媒体的角色存在着自身的冲突，其社会责任往往和经济利益相冲撞，报道对象涉及的社会伦理和新闻本身的客观性、真实性相矛盾，这一切都在考验着新闻媒体的报道原则、职业道德水平。这样的矛盾在自杀事件报道当中尤为凸显，媒体应当加强自身的职业修养，在业务操作中体现人文关怀。

关键词：自杀报道；新闻伦理；人文关怀

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凸显，自杀问题成为现代性问题的一个反映，也是中国急需解决的重要公共卫生议题。新闻追求时新性、重要性、显著性的特点使得媒体对自杀事件格外偏好，媒体对自杀的再现成为新闻学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新闻媒体作为社会的“把关人”、“嘹望者”，出于其求新、求异的天性必然会对这一反常的现象予以关注，并对之进行有目的的报道。当自杀事件的背后往往折射出某种社会危机或是矛盾冲突，大众媒体有传播信息、报道事实、追问真相的责任，但也要承担社会责任，秉承人文关怀的新闻伦理。

相比较于西方的报道，我国媒体对“自杀”事件的报道大部分还停留在大篇幅的事件性报道上，长于详尽叙述自杀的细节，而且较少做深层次的原因挖掘，对当事人的心理、情感、人际交往的关注度在一篇报道中所占比例较小，报道存在比较大的煽情要素。从歌手陈琳的自杀报道，到富士康跳楼报道，媒体在自杀事件的报道中经常容易引发争议。

在社会学领域，对“传染性自杀”的研究里，最广为人知的理论是所谓的“维特效应”（Werther Effect）——名字源自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该作品出版后，模仿书中主人公的自杀在欧洲多国出现。1974年，美国社会学家菲利普斯（Dave Phillips）最早提出了这一理论，他认为，在语言传播的作用下，自我摧毁的行为会在人类中产生模仿效应。自杀新闻报道量与随之而来的自杀事件数量成正比，自杀者为名人、自杀新闻的曝光量越高，其诱导效应越明显。随着现代意义的媒介和信息革命，伴随着出版和媒体的普及，在一般的新闻报道以外，更多引发自杀的因素将通过各种更便捷的途径被传播。新媒体崛起后，发生的连环自杀事件和即将发生连环自杀事件的可能性都在增加。

一、目前我国媒体在自杀报道中存在的问题

（一）对于细节过度披露

在自杀报道中，许多媒体为追求生动性，将自杀者的遗书、自杀准备细节、自杀地点等信息详细披露。在中南大学研究生跳楼事件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报道失当问题。研究证明，刊出自杀者的生前照片、遗书、自杀地点、现场照片等对自杀高危人群有极强的暗示性和诱导性。另一方面，对细节的过度披露有可能侵犯到自杀者的隐私权，容易对自杀者亲人造成二次伤害。

（二）渲染式、耸动式的报道方式

部分媒体为吸引眼球，以耸动式、渲染式的标题和语言报道自杀事件，采用耸人听闻、煽情的标题吸引眼球，如《万米高空割喉——揭开百万富翁自杀幕后新闻》、《富士康自杀倒计时》、《痴心男痛情断跳江表白》《夫妻被追债双双自杀老公上吊老婆喝药》、《妻子挨打索要“对不起”丈夫竟举刀自杀》等等。

部分媒体为吸引眼球，把这些悲剧新闻“闹剧化”甚至“娱乐化”处理，一再刺激、挑逗大众的“窥视欲”。有些媒体甚至对某地冠以“自杀圣地”的称号、在标题中使用“自杀魔咒”等字眼。

（三）止步于事件性描述，没有进行深入探讨

缺乏对危机干预机构、危机救助措施的报道。[1]好的新闻报道除了帮助人们认识了解事件外，还应该引起受众对某一社会现象的关注和思考。然而大部分的自杀报道聚焦于自杀过程，对自杀事件的呈现停留在事件本身的冲突性、异常性上，止步于事件性描述。既没有聚焦于自杀事件背后折射的社会问题，也没有从自杀干预的角度对公众进行预防自杀教育。

二、媒体对自杀事件的报道方式

媒体应该对自杀事件进行报道，但必须时刻谨记的是敬畏生命，思考怎样报道才能把带来的危害减至最小。媒体应主动地进行反思并警醒，怎样在报道的中把可能带来的危害减至最小，将正面价值发挥至最大。

（一）报道技术：图文视频使用当谨慎

记者在报道时应该参阅世界卫生组织编写的自杀预防手册，还原事件的事实，但应淡化“自杀”的效应。首先，要谨慎设置标题，尽量避免使用“自杀”一词，以及详细描述自杀的方法和地点，杜绝模仿。其次，使用自杀的照片或现场视频时要慎重，尤其是当这些照片或视频会让受众清楚看到自杀的地点或方法时。另外，除非得到自杀死者家属的许可，否则不要刊发死者照片，也不要将其放在显著位置。同时报道名人自杀时要格外小心，因公众人物往往有其粉丝人群，容易造成消极影响。

（二）报道操作：注重对死者家属和求助机制报道的平衡

对自杀事件本身的报道不是全部，在实际操作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避免让有潜在自杀倾向的人选择自杀，因此对自杀者的亲属进行深度访谈，强调自杀对其亲属心理方面的伤害很重要。当然采访家属时也要谨慎，要尊重隐私，也要注意其脆弱的心情。而这些无疑是能给自杀者最有力的生的牵挂。同时，要应尽量指出自杀者实际有很多其他可以选择的途径，自杀不是唯一出路，而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无论何时何地，自杀报道的后面都应尽可能附上求助信息，包括心理健康热线、援助机构等。

（三）报道深度：对事实挖掘工作要深入

在自杀消息来源的选择上，媒体常依靠缺乏自杀预防与干预知识的警方、自杀者的家人和朋友，这就造成媒体只能采集到有关自杀过程和结果等表层事实，以及他们对自杀原因粗浅的、常识性的推测，这往往与自杀的真正原因相距甚远。因此媒体在采写过程中应及时请教、咨询相关的心理学、社会学以及自杀研究方面的专家，对自杀事件进行深度剖析，挖掘导致自杀的多方面的、多层次的复杂原因。

（四）报道理念：构建健康传播议题

媒体在报道自杀事件时应该注意从精神健康传播角度进行议题构建，主动引入自杀干预知识，尤其是在报道名人自杀和连续性自杀事件等社会影响力较大的事件时，应当积极发挥大众传媒的教育功能，在公众与专业心理危机干预组织之间架起沟通桥梁。在议题建构方面，从“自杀事件”引向“自杀问题”。不渲染、炒作自杀个案，谨慎报道理性剖析，以启迪受众、尊重生命。

媒体应当组织整合各方面社会资源，重视、采用多种信息来源，凝聚、传递专业组织的力量。如果仅采访自杀者的亲朋好友、警方，则获知的是事件表面信息，议题狭窄且影响力有限。如果重视、咨询包括心理学、精神医学、社会学等等在内的专家、专业心理危机干预组织，则媒体可能在这些专业人士、机构与公众之间架起桥梁，有利于组织、启迪公众对自杀背后社会问题的思考和讨论。

【注释】

[1]路鹏程.媒体自杀新闻的内容分析———一个精神健康传播的视角[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03）：31-41.

新闻摄影中的伦理道德问题研究 篇4

关键词：新闻摄影,道德问题,现状

一、引言

新媒体的出现使得摄影图片不再是纸媒的专利,已有愈来愈多的新闻摄影图片在网络以及手机等终端进行广泛的传播。在摄影的内容和形式上也呈现出多样化。但也出现了一些不良的现象,新闻摄影图片的失真问题是最为突出的。对当前新闻摄影的伦理道德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对实际的发展能起到一定启示作用,为新闻摄影在新闻领域中的健康发展提供帮助。

二、新闻摄影中的伦理道德现状和问题

(一)新闻摄影中的伦理道德现状分析

新闻摄影中的伦理道德包含着诸多的内容,有新闻摄影记者自身的行为,以及照片公开之后当事人和家属心理及生理方面的影响,还有是新闻图片获得的方式诸多层面。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下,新闻摄影的方式也多种多样,在新闻摄影中伦理道德的问题也比较频发,人文关怀的缺失也愈来愈严重。[1]从新闻摄影的实际发展情况来看,伦理道德的标准并非是统一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新闻摄影的伦理道德问题必然会对媒体的公信力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处在当前的网络信息发展时代,新闻摄影在新闻领域的作用愈来愈重要,在相关联的各个要素间也愈来愈紧密。当前的新闻摄影和传统伦理道德之间的冲突还比较严重,要加强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从理论研究以及实践行动来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寻求有效途径。

(二)新闻摄影中的伦理道德问题分析

从当前新闻摄影的伦理道德问题的表现来看,体现在多个层面,而摄影图片的失真问题比较突出。新闻事件的报道必须是客观真实的,在新闻行业也有着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实际的新闻摄影过程中,图片的失真问题却愈来愈严重。这一问题上主要体现在几个重要的层面,图片的摆拍造假现象比较严重,新闻摄影人员为能够获得自己想要的新闻点,就人为的制造新闻场景。其次是空头的摄影照片,也就是在对新闻的报道过程中,选用的新闻照片和事件人物关系没有有效的连接,是通过库存图片进行选用的,进而来充当新闻图片。再次就是对新闻图片进行恶意篡改,通过修图软件对图片实施修改,违背新闻的客观事实。

新闻摄影当中的图片有的是和社会公德相违背的。社会公德是人类长期发展中形成的,要求社会公民要能对社会义务进行旅行,在公众利益的活动当中要在道德准则方面能够加以遵循。[2]社会公德虽然不具有法律性,但是对社会公共秩序进行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当前的新闻摄影的情况来看,常常会出现摄影图片和社会公德是相违背的,缺少人文的关怀。有个别的新闻工作者以及新闻的媒体,为能够博得公众的眼球追求最大化的利益,在新闻摄影过程中,缺少人文关怀,主要体现在摄影中的身体恐怖以及霸权主义作风泛滥等。

另外,新闻摄影中的伦理道德失范的问题还体现在隐私方面。在新闻伦理学当中的隐私问题是最为敏感的。尤其是对于新闻摄影工作来说,这一问题能够引起大规模的伦理混乱,对整个职业可信度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从新闻摄影当中的隐私伦理来看主要有强拍和偷拍,照片或影像没有经过被摄影者的许可就进行了发表。在新闻摄影的伦理道德问题上也更多地会涉及法律的问题,如新闻摄影的偷拍,这就有着一定的限度。对于这些和新闻摄影伦理道德相关的问题,从业者一定要加强重视,对这些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和注重,并规范自己的行为。

三、新闻摄影中的伦理道德防范原则和策略

(一)新闻摄影中的伦理道德防范原则

新闻摄影要遵循相应的原则才能健康发展。首先就是要能在公正的原则方面得以充分重视,这也是社会治理的最为重要的伦理原则。一个人最伤心的事莫过于良心的死灭,而一个社会最为伤心的现象莫过于正义的沦亡。一切的社会行为都是交换的行为,而交换最为重要的规则就是等利交换。追求公正是新闻摄影的道德指向。

再者,新闻摄影要能遵循人道主义的原则。要能在新闻摄影过程中充分重视人的价值,并将每个人的自由和平等作为最高的价值。人道主义是种信念,也是对神圣高贵生命的无限和无条件的敬畏。例如,在汶川地震的新闻摄影报道中,没有人道主义精神就会造成人本身的灾难。

除此之外,新闻摄影伦理道德还要在真实的原则方面加以重视。摄影真实是新闻摄影工作人员最为基本的道德规则,受其他的伦理原则所支配。所以,只有充分重视这些原则,才能助力新闻摄影健康发展。

(二)新闻摄影中的伦理道德优化策略

第一,加强对新闻摄影的伦理道德观念体系的建立,构建新型的新闻摄影价值观。新闻摄影记者自身的人格必须能经受住考验,面对当前的转型发展时期,在各种价值观的影响下,对新闻摄影人员的价值观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在这一重要阶段,就要能充分的重视新闻摄影价值观的良好构建,将新闻摄影人员的高尚品德在工作中得以体现,严格地遵循道德伦理规范。

第二,要能对媒体间的良性竞争通过合理的手段加以促进。从具体的措施实施上,将新闻摄影市场竞争机制进行优化。在当前网络信息的发展环境下,媒体间的竞争也比较激烈,一些媒体为获得新闻首发权,出现了恶性竞争的现象,在新闻摄影中没有尊重客观新闻事件,从而导致媒体的公信力大大下降。对此,要过相应的机制,来保障新闻机构的伦理道德观念的良好树立,达到媒体间的良性竞争,这才有利于新闻摄影的良性发展。

第三,加强新闻行业的法律法规的完善与建立。新闻行业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有着积极意义,对于新闻摄影的道德伦理失范的问题,必须要能够从法律上进行规范化,通过完善的法律对新闻摄影针对性的加强规范。新闻摄影的工作开展有法可依,是新闻摄影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另外,完善和加强新闻摄影的图片监督管理制度,从监督制度的落实上来保障新闻摄影的正常发展,可通过广大受众进行监督。此外,还要在图片的编辑把关上要严格。

第四,对新闻摄影的道德伦理的规范化,还要从新闻摄影者自身的专业素养方面进行加强。新闻摄影从业人员,要充分具备新闻摄影的责任感。新闻媒体要加强对新闻摄影从业人员专业化的培训,并提高新闻摄影从业人员的政治敏锐性以及鉴别能力。另外,还要严格地遵循相关的法规纪律。只有这些方面得到了加强和完善,才能使新闻摄影的健康发展。

四、结语

对新闻摄影当中伦理道德的规范化以及遵循,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加强和完善。从新闻摄影记者以及新闻媒体和监督力量等层面进行着手加强。我国的新闻媒体行业竞争比较激烈,从业人员的素质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此,只有从专业化的培训工作上不断加强和完善,才能使新闻摄影从业者严格的遵循道德伦理规范。

参考文献

[1]王珊.浅析专题新闻图片的叙事机制——以“荷赛奖”获奖作品为例[J].新闻研究导刊,2015(06):228-229.

安乐死中的伦理问题 篇5

摘要：以前，我们一直是这样认为的：生命只有一次，要珍惜生命；生命是脆弱的，更要尊重生命。但是事情永远不会像我们想的那样简单，并不是所有想安乐死的人都能如自己所愿，没有痛苦的离开这个世界，从此彻底解脱。安乐死意味着一个生命以不正常的方式消失，涉及到个人的利益及社会的利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对如今的“安乐死”采取不同的态度。

关键字：安乐死，生命，价值，权利，法律；

一，安乐死的定义。

“安乐死”这一概念在学界和法律上至今仍然没有得到统一，中国学者经过认真的讨论为“安乐死”下了如下定义：安乐死是指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濒死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过医生认可，用人为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度过死亡阶段而终结生命的过程。除此之外，不同的学者给安乐死下的定义还有许多，不过综其所述，这些概念中都包含着一些必要的因素，例如安乐死的实施对象、安乐死的前提、安乐死的合法性、安乐死的实施手段等。

二，安乐死的分类。

安乐死按照实施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被动安乐死（间接安乐死）和主动安乐死（直接安乐死）两大类。被动安乐死是指在认定治疗不再有效的情况下，停止使用延续生命的器械或维持生命的治疗措施，仅是采取止痛的办法听任病人自然死亡；主动安乐死是指对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遭受极端痛苦的人实施一种直接的、旨在仁慈的结束生命的行为。

三，安乐死中的法律问题。在我国的法律中，并没有明确规定一个人有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特别是没有选择安乐死的规定，因此在未立法的情况下，实施安乐死（主动安乐死）仍属于违法行为。但在国外部分国家已经立法表示安乐死的合法性，但有明确的条件。四，安乐死中的伦理问题。1．支持安乐死的伦理依据

（1）人类最大的愿望是生活得好，追求生命的质量。当一个病人已濒临死亡，而且不可逆转、极端痛苦，没有必要以人性或人道为理由并付出高昂代价去换取低质量的生命。安乐死帮助病人结束生命,免除临终的痛苦，符合病人的利益，也是人道之举。

（2）主动结束必然要死亡的生命不仅可以免除病人死亡前的痛苦挣扎，而且减轻了家属的经济和精神负担。同时，又可以避免社会卫生资源的浪费，从而可以将有限的卫生资源用于能挽救的病人和人们的卫生保健上。以上体现了对病人负责和对社会负责的一致性。

（3）人有生存的权利，也应有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人的生命权不是单纯的生存权，还应包含死亡方式的选择权。安乐死是对人死亡方式选择权的尊重，也是人类对生命权认识的升华，体现了社会和人类文明的进步。

2、反对安乐死的伦理依据

（1）医务人员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而实施安乐死与此职责相冲突，并且还可能被出于一定的政治、经济目的所利用而将安乐死作为变相杀人的手段。

（2）人有生存的权利，只有法律部门才能量罪结束人的生命，其他任何部门和个人都没有这个权利，而安乐死与此相悖。

（3）如果实施安乐死，在一定程度上使医务人员放弃探索“不治之症”的责任，而不利于医学科学的进步。同时，安乐死也有可能错过三个机会：病人病情自然改善的机会；继续救治可望恢复的机会；有可能发现某种新技术新方法使该病得到治愈的机会。五，我对安乐死的看法。

我个人观点赞同主动安乐死。从道德上，主动安乐死是尊重他人对自己生命的选择。从法律上，它从犯罪的实质上说，并未构成犯罪。从犯罪的本质特征来讲，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是构成犯罪的基本条件。而有严格条件限制的安乐死，不仅没有什么社会危害性，相反，从客观上讲可能还有利于社会。首先，从医疗工作上讲，对那些身患绝症，久治不愈，濒临死亡的病人施以安乐死，可以使医护人员从繁杂而无益的工作中脱开身来，把精力用于其他病患者。尤其是目前医疗任务繁重，病人看病难的情况下，这更富有意义。其次，安乐死也有利于死者的家属和亲友及早从悲痛中恢复过来，投身到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产中去。同时，由于家属对病患者负有照料的义务，为了一个即将死亡的无意义的生命去消耗有意义的生命，是对社会不利的。最后，对患有绝症的病人施以安乐死，还可以减轻社会的负担。1992年，在加拿大的一个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传出颤抖却又有力的声音：“各位先生，我想问问你们，若我不能批准自己去死，那我这个躯壳的主人是谁呢？究竟我的生命是谁拥有呢？”我们既有生存的权利，也就应该拥有选择安逸死亡的权利。对于一个救治无望又遭受病痛严重折磨的人来说，也许生不如死；他们能做的仅仅是忍受病痛的煎熬，增加亲人的负担，这样的生命质量是毫无意义和价值可言的。用安乐死给以解脱，是最人道和最慈善的选择，所以应该赋予其选择“安乐死”以维持生命尊严的权利。

新闻报道中的伦理问题 篇6

一、媒体对留守儿童的报道所呈现出的问题

以留守儿童为代表的少有甚至没有话语权的弱势群体, 需要媒体替他们向社会发出声音。但媒体在报道过程中的报道方式、报道角度和侧重点上渐渐出现了偏差和误区, 主要表现在:

首先, 新闻报道中, 留守儿童往往以受助者或被帮扶的形象出现, 他们天真烂漫、积极阳光的一面却被有意无意“遮蔽”。

其次, 报道带有倾向性。特别是在近几年频频出现的留守儿童犯罪问题的报道中, 甚至存在扬弱抑强、报道带有主观倾向的现象。

第三, 对留守儿童的艰苦生活, 进行夸张煽情化报道, 以怜悯的姿态叙述其不幸遭遇。甚至在采访中, 存在刺探报道对象隐私的现象。

二、针对弱势群体相关报道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 记者主观态度认识问题

1. 部分记者仅从自身角度出发, 认为抓到新闻即可, 采访无需考虑当事人的感受, 甚至将“我来报道你”与“我来帮助你”划等号, 认为自己的报道能通过舆论力量使采访对象脱离困境, 于是在采访中不断引导当事人情绪失控, 来冲击受众心理, 取得报道效果。采访后留下年幼的受访者独自消化采访带来的伤害。例如, 2007年1月5日央视《焦点访谈》播出的《关注留守儿童》, 才10岁的受访者谢琪在主持人的询问下, 一点一点回忆自己的生活, 过程中痛哭流涕, 引发社会很多同情的声音。但不得不说, 这样的采访方式是对一个年幼的儿童心灵的二次伤害。

2. 媒体的使命是通过报道, 带领大众聚焦热点问题, 通过舆论压力吸引资本、行政手段等资源解决问题。[1]但有些记者不具备良好的新闻素养, 对相关法律、规章制度掌握不够, 对能否报道的隐私内容没有严肃分清。例如, 光明网2015年3月11日发布的《石首市将留守儿童关爱帮扶工程列入政府十件实事》, 两天之内获得超过3000的点击量, 但其中“寻求社会好心人一帮一”内容直接涵盖留守儿童的全部详细资料, 这无疑会对这些孩子今后的成长、交友和正常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 社会客观存在的问题

部分地方媒体审查机制未能起到保护未成年人、保护弱势群体的作用, 存在无人把关或把关不严的情况。这就需要媒体审查相关部门对该类报道秉持严肃态度, 充分考虑到报道对当事人权益的影响, 保护好当事人的隐私, 减少对当事人的伤害。

三、积极引导对弱势群体报道的人文关怀, 增强社会主流声音中的正能量

对于弱势群体的新闻报道, 应从酝酿、采访、编辑等各个环节入手, 注意对留守儿童等弱势采访对象的人文关怀, 始终坚持最小伤害和善意原则。

(一) 记者作为直接接触者, 应加强学习, 提高新闻素养

记者应加强对《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认识。在实际采访过程中, 坚持新闻职业道德操守, 坚持“以人为本”的采访原则, 为受访者考虑, 避免采访对其造成伤害, 干扰到受访者的正常生活, 杜绝触犯新闻伦理的底线。

(二) 记者要学习、掌握多种采访技巧, 给留守儿童营造受访的安全感

1. 观察与倾听:记者在与受访者接触时, 可通过敏锐的观察力迅速探知受访者的心理, 并通过微表情的判断了解到无需询问的答案。[2]在观察的同时注意倾听, 了解受访者的话外音。特别是留守儿童, 有很多都是长期与老人一起生活, 害怕与人交流。因此在采访中, 要慢慢观察, 陪他们玩耍, 走进他们, 消除与他们之间的隔阂, 使他们有安全感。

2. 要有语言技巧:采访作为一种重要的人际交流方式, 巧妙地运用语言技巧拉近与受访者的距离, 是记者获得新闻素材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对于留守儿童, 可以运用当地的方言, 使他们更觉亲切, 从而打开心扉, 接受采访。

3. 保持中立与客观:留守儿童及其生活的环境总是让人们倍感心酸与难过, 记者在开始接触他们时, 可能或多或少地想要安慰他们, 而忽略了客观的沟通。然而, 对弱势群体的采访, 只有真实、客观地表现他们的内心世界, 才能让受众更好地与他们进行心灵的沟通, 了解到留守儿童的真实世界, 才能完成一篇好的报道。

(三) 编辑应强化把关意识

遇到留守儿童的正面照、正面镜头时, 应考虑用马赛克遮挡, 或用其他技术进行处理。编辑过程作为报道中重要的一环, 要充分预估到暴露采访对象的隐私对其生活带来的影响和伤害, 尽量剔除采访过程中可能对采访对象产生负面影响的镜头。

(四) 完善制度建设, 优化媒体自身管控机制

媒体自身应不断建立健全对采访对象的保护措施和体制机制, 优化内部治理结构, 引导从业人员规范职业行为, 营造健康的职业发展和从业氛围。例如, 广报集团就制定了严格的从业规范, 从而帮助从业者规避各类新闻“职业失范”现象的发生。

对于以“留守儿童”为代表的弱势群体, 正面的引导和报道能给他们传递更多社会的关心、关注和正能量。更好地发挥媒体传播的作用, 让“留守儿童”得到社会的支持与帮扶, 给他们一个更温暖、更有爱的成长和生活环境, 是当前新闻报道伦理中应逐步完善的。

参考文献

[1]杨元松.中国留守儿童日记[M].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135-136.

新闻报道中的伦理问题 篇7

所有改革产生的问题背后是一个价值取向问题, 教育政策的制定、施行及评估与伦理问题息息相关。为了厘清教育改革中的伦理问题, 2011年11月19日,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分会、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法研究中心在北京师范大学共同举办“教育改革中的伦理问题学术研讨会”。来自教育部、中国教育学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报》等政府部门、高校和媒体的17位领导和专家参加了研讨会。研讨会由北京师范大学刘复兴教授、沈阳师范大学孙绵涛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秦惠民教授、华南师范大学胡劲松教授主持。

研讨会在对中国教育改革历程进行反思的基础上, 对中国教育改革和教育政策中的基本伦理问题, 如公平、效率、质量与选择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践总结, 提出了构建中国教育改革伦理体系的初步构想, 对于中国教育改革的伦理取向及其实现路径进行了深入的探索。研讨会还就公民教育与教育改革、义务教育择校、特岗教师计划、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等政策中的伦理问题, 以及教育改革中的舆论引导和舆情分析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此次研讨会体现了对深化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理论自觉与实践关怀, 讨论的内容将直接对推动我国教育改革的进程、我国教育政策和法律的完善, 促进我国教育政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 保障公民受教育权和教育学科建设等方面产生重大的影响。

一、中国教育改革历程的伦理审视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先生讨论了教育市场化对教育伦理的冲击。他指出, 现在三股势力对学生产生影响:政府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建设者、接班人;家长望子成龙, 希望孩子能够找到好工作, 能够有好的生活;市场特别是校外补习学校以及奥数班、英语班把学生作为赚钱的工具。可是学生本身的自我发展没有得到重视, 这是目前中国教育中的最大问题。

中国教育学会谈松华常务副会长对中国教育改革进程进行反思, 认为前期的教育改革是革除旧体制的弊端, 运用市场的力量加快教育事业的发展, 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群体之间、学校之间的差距, 产生了教育不公平的新问题。进入新世纪, 普及义务教育的目标实现以后, 人们对公平的要求已经不限于上学机会的公平, 开始追求受什么样的教育的公平, 也即办学条件、教育过程的公平。这种公平的实现由于学校差距和城乡差距的现状, 必须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

中国人民大学秦惠民教授认为, 从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到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颁布, 所制定的重点学校制度符合当时在有限的人力、物力条件下, 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需要, 在全社会具有伦理的共识。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 贫富悬殊、地区差异、学校差异加大, 使得公平问题凸显出来。2006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确定了教育公平作为义务教育政策的基本价值。但是旧的伦理的惯性依然存在, 很多教育中的问题依然有待解决。

华南师范大学谢少华教授认为, 改革开放30多年, 中国教育改革的缘由、改革的推动者、改革背后的价值选择, 都不是教育内生的, 而是由外部推动的, 改革的内容、改革的方向都偏离了教育原本追求的东西。教育改革的描述性伦理出现了问题, 很多教育政策出台并没有清晰的伦理基础, 这是导致目前教育在社会中缺乏话语权的重要原因。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分会理事长、首都师范大学劳凯声教授认为, 中国的义务教育发展到今天, 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 如教育移民、择校和在家上学现象, 其背后所反映的是人们对教育的利益需求, 反映了个人受教育权和国家教育权的博弈。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具有共性的发展过程。公民受教育权利作为个人问题, 和国家的权利和义务之间开始产生了冲突, 家长开始争取教育的自主选择权利。教育自主选择权要使受教育者在教育的模式、学校的类型、课程的组成和教师的选择方面, 都具备有条件的自主选择的可能性。我们如何能够建立一种给公民以自主选择权利的公民受教育权利的体系?应该在政策和法规上做出新的选择。

二、当前中国教育改革的伦理困境

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从教育改革与政府治道变革的角度阐述了对教育改革的伦理思考。现在教育追求的是外在的东西, 对于教育的评价建立在学生考分的基础上, 这使公共管理的所有领域都缺少重要的基础。政府的治理制度, 也以外在的价值标准来替代教育本身所隐含的公共服务的伦理, 这是公共管理普遍的问题。如果不落实以个人需求、个人内在的创造力为基础的公共管理体系, 我们的民族将无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命运。这不仅关系公共管理问题, 关系发展问题, 也是关系到国家和平与稳定发展的根本性的问题。

清华大学谢维和教授认为, 教育改革需要道德律令。以人为本是教育改革的道德律令。道德律令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与约束力, 能够让人们产生敬畏之心。现在以人为本的道德律令已经失去了至高无上的约束力。教育改革中一切伦理问题的产生与出现, 都与教育道德律令的缺失有关系。

秦惠民教授提出, 教育管理中涉及管理谋私利的问题, 表现为公共伦理与个人伦理的冲突。新公共管理引入了市场的原则, 承认交易行为的存在, 在提高灵活性与效率的同时, 也引起了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权物交易的产生。

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师范大学刘复兴教授认为, 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是20世纪至今教育改革需要处理的一个基本问题, 其本质是教育的公平、质量与选择的问题。政府追求公平与质量, 市场机制也崇尚质量与选择, 但是政府通过评价强制追求质量, 市场通过竞争和淘汰来保证质量。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这三个方面实现程度都不高。目前我国的教育政策强调了教育公平的核心本质是机会公平和数量公平, 但是没有很好地解决公平、质量和选择的矛盾关系。同时追求质量过程当中有可能损害到公平, 必然会导致对处境不利的人群或处于社会阶层的底层的人群不公正的对待, 比如现在自主招生带来的不公平问题已经凸显。在社会现有的不公平和差距巨大的情况下, 仅仅强调国民教育不能达成公平的目标, 尤其不能解决微观领域的教育公平问题。我们的政策禁止择校, 但是事实上存在的选择, 是强势人群的选择, 强势学校的选择, 强势地区的选择, 由于这种强势选择, 导致教育的差距越来越大。

三、中国教育改革伦理体系的构建

谢少华教授提出了构建教育政策的立体伦理观的观点。从伦理本身来讲, 包括描述性伦理、规范性伦理和后设伦理三个层次, 其中后设伦理是对教育发展的一种自问、一种反思。要探讨教育对国家人才培养, 对整个国民发展的意义, 要拓宽视野, 跳出教育看教育, 特别是跳出学校教育来看教育, 把整个教育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看。从时间维度上看要放长远, 尤其要克服现在的短视行为。

西南大学陈恩伦教授指出, 教育应该有相对稳定的基本价值或核心价值。不管教育改革怎么改, 这种核心价值应该是体现教育自身的性质, 体现文化的传承创新的共性, 也要体现发达国家的经验。

谢维和教授认为要确立教育中以人为本的道德律令。要坚信中国的教育需要道德律令来评价改革, 指导实践, 包括政策的制定。整个社会特别是教育工作者, 要坚持对教育的信仰和信念, 包括坚信教育的价值和功能, 坚信教育存在的问题可以克服, 坚信教育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 必须是公正的。要确立以人为本的道德律令, 并在这些原则下探索重建教育的道德律令的基本途径。

沈阳师范大学孙绵涛教授认为, 伦理问题涉及政治问题、法律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 甚至人本问题。教育改革和教育政策的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 伦理能起到的作用有一定的限度。教育政策是一个价值系统, 伦理价值只是教育政策最后生成价值的一种, 我们关注伦理价值的同时不能忽视政策推动教育改革的其他价值, 否则伦理价值本身就会有问题。我们的价值追求是系统内的观点平衡。要解决教育改革和教育政策中的伦理问题, 要有系统的观点, 全面看待伦理问题, 特别是要处理好伦理和道德的关系, 伦理和法律的关系, 伦理与政治的关系, 伦理与人本的关系, 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体系。

四、教育改革与教育政策的伦理选择

顾明远先生对教育公平和差异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教育公平包括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三个层次。机会公平现在已经实现, 现在的不公平主要表现在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的层次。过程公平包括教育资源的配置, 特别是教师的配置, 择校主要就是因为教育资源不公平引起的。教育过程公平还包括尊重不同的学生的基本权利和人格, 为每一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教育结果的公平有更复杂的影响因素, 包括一个人的天赋、努力程度、环境、机遇等等, 有很多是政策上无法实现的。公平和差异是当前必然的原则。在政策上应该有一些弱势补偿的措施, 如对少数民族加分的政策等也是教育补偿的表现。

刘复兴教授认为, 必须重新判断中国教育改革面临的公平问题、质量问题和选择问题之间的关系和矛盾, 思考改革向何处去, 怎么来确定改革的伦理自觉。应该强调在机会公平的基础上提出有质量的公平和有选择的公平的价值目标或伦理目标。同时强调政府资助弱势群体, 提高处境不利群体选择的能力。另外要特别关注微观领域在学校层面的教育公平问题。

陈恩伦教授认为, 目前受教育权往往被理解为计划性权利, 强调的是国家义务, 而学生、教师、家长的权利被忽略了。教师的教育权和专业自主权等一些很核心的问题在现在的相关法律中没有明确的规定。在改革过程中公民受教育权的边线没有得到界定, 教师的专业自主权没有得到落实。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孙霄兵司长阐述了教育改革与公民教育的意义与要求。他指出,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在德育的问题上明确提出了要培养社会主义的合格公民。教育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和高素质的人才, 要把培养公民、实行公民教育作为重要的内容。素质教育的核心应当是公民的素质, 公民的素质就是要适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公民教育是以提高道德素质为核心的, 我们的教育改革使教育从应试教育变成了素质教育, 但是都没有摆脱追求升学率和竞争性, 都没有把道德的要求、伦理的要求放在第一位。教育追求经济效益, 追求功利性, 这也败坏了社会风气。必须加强公民教育, 首先在教育理念、教育目标上一定要树立起公民教育的要求, 教育政策不能仅仅以追求功利性的效益为目标, 一定要强调道德、伦理的价值。在教育教学中要以公民教育的健康人格、高尚伦理为目标来设计教育教学。资源也要更多地投向提倡道德教育的学校和教师。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院长郑新蓉教授从“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的政策评估分析了教育政策伦理问题。她认为, 特岗教师政策目前得到了各方面较好的评价, 其原因就在于该政策成为解决高校扩招后大学生就业难、中国农村优秀教师短缺以及教师招聘中各级政府责任不合理等几个相关问题的集合点, 较好地满足了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但是特岗教师政策存在可持续性的问题, 教师管理制度事权和财权不统一, 现代文化与衰微的农村文化的巨大反差造成的文化适应问题, 政府不同部门以及各级部门之间不同的利益诉求, 种种矛盾反映出教育政策的价值问题都是具体的, 所以会是很多利益的妥协, 各种价值的考量与平衡。改革进入深水区, 意味着背后的价值带有突破性, 背后的伦理道德充满复杂性。必须做复杂性的分析, 建立起一个分析的框架, 理清政策背后的伦理关系。

谈松华副会长提出, 不同利益群体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所以任何一种制度不可能使所有的利益群体同等地受益。要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选择来体现公平和伦理原则, 体现在现实中要在各种现实矛盾和利益关系中间找到平衡点, 这个平衡点是对大多数人有利就是公平的, 体现了伦理的原则。

华南师范大学胡劲松教授就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政策进行分析, 认为应该尊重受教育的就近选择。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是一种法定行政行为, 有利于促进学校区域内的均衡发展。但是如果家长和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就近入学的权利受到侵害, 政府必须承担责任, 其行为应该受到法律的约束。方便受教育者就近入学应该成为义务教育学校布局的应有之义。就近入学是学生或者受教育者的一种权利, 对于这种权利的主体之间应该形成相应的法律关系。在学校布局调整过程中必须关注学生的利益, 尊重受教育者的选择。必须主动调整政府的行为, 尊重受教育者的就近选择, 真正落实义务教育投入省级统筹的法律要求, 考虑人口分布特征和身心发展的特征, 加强和社区的有机结合, 最后加强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 形成合力,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贯彻《义务教育法》的精神, 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的真正实现。

北京大学郑磊博士结合案例从法律与伦理的关系探讨了教育伦理问题。甘某诉暨南大学案, 范跑跑事件, 甘肃校车事故, 北大11位教授上书质疑高考案, 北航抑郁症学生退学等五个案例反映了教育伦理三个层面的问题, 即国家伦理、办学伦理和职业伦理。教育伦理在国家与学校、学生之间的层面称之为国家教育伦理, 以教育权和受教育权为连接点;学校和学生、教师之间的伦理, 称为办学伦理, 以法律和学校的规则为连接点;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职业伦理, 基于师生的传授知识的信任为基础, 以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为连接点。教育法成为教育伦理的调整机制, 通过学校的章程、规定, 甚至伦理审查指南规则化, 使教育伦理法律化, 从而获得实施的强制力和保障措施。同时二者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转化。

秦惠民教授认为, 政策伦理应该体现基于伦理精神的共识, 伦理对政策具有评价和导向调节作用。2006年的《义务教育法》强调的是政府责任。但是国家强制、以国家权利为主的义务教育也必须包含家长的权利。从世界范围来看, 义务教育阶段家长对学校和教育形式的选择是家长权利的体现。中国的义务教育发展不均衡, 但是又没有家长的选择权利,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政府应该保障家长选择的权利, 应该格外尊重家长的选择以弥补教育不均衡。

首都师范大学孟繁华教授认为, 教育需要协同创新。当前教育领域人文精神缺失, 急功近利、实用主义、反教育现象严重, 存在竞争过度等一系列的问题。协同创新, 实际上是体现了合作精神、合作意识, 协同的基础是共同愿景、共同理想, 无论是学校内部, 还是校系之间, 都应该倡导共同体制关系。协同创新将是未来我们国家改革的一个指导性的方向。

五、教育改革的舆论引导与舆情分析

《中国教育报》总编辑、中国教育报刊社翟博副社长认为, 教育改革创新需要良好的舆论氛围。目前教育改革进入攻坚期, 很多社会问题转变为教育问题, 比如说校车问题。社会上对教育有不满情绪, 有复杂的社会原因, 其中也有社会舆论问题, 还有社会伦理和社会心态的问题。社会上对改革的心态多元而复杂, 因此社会舆情也存在纷杂的局面, 社会舆论, 尤其是网络舆论有时并不能代表大众的利益;媒体为了生存不顾社会效益, 追求轰动和吸引眼球, 对社会进行误导。因此, 运用正确的舆论导向引导伦理, 在不同声音中壮大主流的声音, 是现实的紧迫问题。舆论环境作为推动教育改革发展的精神力量, 也是教育政策研究的重要内容。建议加强教育舆论引导能力研究, 构建提高舆论引导有效的新思路、新框架, 组织教育专家进行舆情分析, 推动教育持续健康发展和科学发展。

首都师范大学蒋建华教授提出了教育舆论分析的工作路径。现在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大大提高, 也有相当一部分媒体让群众有了说话的空间。专业的教育理论工作者更应该积极地参与教育舆论。教育舆论分析的工作路径包括:民间视角, 站在老百姓的立场, 关注社会民生热点问题;舆论解读, 社会多方参与, 专业工作者更要主动参与解读;学理探究, 重视教育理论研究;数据收集, 包括舆论文献、学术文献和政策文献的收集;媒体策划, 舆论研判和政策检验。

新闻报道中的伦理问题 篇8

一直以来,新闻报道中涉及煽情的元素层出不穷,其作为新闻作品的构成元素,着实引起了受众群体,乃至媒体业界的广泛关注。

对媒介产品中的煽情元素,国内外均有直接或间接的规定。在国内《中国广播电视编辑记者职业道德准则》第二部分“真实”的第十一条规定:“报道、说明、解释和评论事实时,要全面把握和正确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和主流,避免因为报道肤浅、片面而导致公众对事物的判断产生偏差或错误”。在第四部分“导向”的第二十七条中规定:“对重大事件、社会热点和敏感问题的报道,应注意把握分寸、时机、力度,释疑解惑,积极引导。不炒作和蓄意制造舆论‘热点’,误导受众。”

如果从字面意思上来看,煽情,即是一种充满激情的感情渲染,通过一些言行来煽动某种情感或者营造氛围等,有的是为了吸引人的注意,而有的则是为了博取别人同情。建立在这个字面意思上的新闻煽情元素,虽然没有确切的定义,但相关学者也做过一些现象性的描述。其中,最有趣的描述来自《纽约新闻报》的主编阿瑟·麦克尤恩,对于报纸的功能,他认为要能带给读者一种打开报纸后惊叫“哎呀”的反应。从以上描述中,我们能感受到新闻的核心目标是影响人的感官体验和情绪,而媒体工作者则根据受众强烈的情绪变化和情绪反应选择媒介内容。

2 媒介产品层面的煽情新闻

综合目前在各种媒体上刊发的煽情性新闻,具体有标题、内容、表达方式这三类形式表现,这也是目前学界最常用的分类方式。

2.1 标题

新闻标题作为新闻内容的浓缩和提炼,具有概括评价、明示内容和吸引阅读的功能,是新闻的“灵魂”。但现在很多新闻标题出现煽情化。

2.2 内容

现实生活中,新奇反常的新闻最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作为整篇新闻作品的主要构成—内容来讲,煽情因素主要在两种报道题材中展现:生活八卦(包括色情类)和暴力犯罪。

2.3 表达方式

包含煽情元素的新闻作品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报道中的语句能煽动情绪,引发情感。文字直白、语言夸张、具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图像具有视觉冲击力。

2013年7月9日,《中国青年报》旧金山空难的报道《花谢旧金山》一文中写道:“如果她们(注:旧金山事故中遇难的两名中国女孩)在世,知道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蔡奇在关注她俩,王琳佳也许会惊喜地睁大了眼睛,笑眯眯的,而叶梦圆也许不敢相信地跳了起来。”这种语句刺激着受众的感官。

3 传播信息层面的煽情新闻

3.1 市场化因素的驱动归因

“煽情新闻”的产生与目前媒介所处的环境息息相关。大多数媒介的性质转变为“事业化管理,市场化经营”,媒体由原来依靠垄断优势逐渐转变为以服务为核心、市场为主导的经营模式,即媒体市场化。媒介一方面作为国家或地方政府的重要宣传机构,另一方面,又必须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一定的利润。面对双重责任,媒体只能从成本低而受众广的新闻煽情炒作人手,争夺市场和受众,又不失政治正确。

3.2 受众视角下的影响归因

新闻报道中的煽情元素之所以引人注目,并且能给受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可以从社会学、心理学和舆论学三个角度进行诠释。首先,人类互动的本质和规律是以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交换”来进行的,如果一个人从社会交换活动中获得内在性、外在性和混合性报酬,就越可能再进行此类行动。煽情新闻带来的乐趣、兴奋等情绪属于内在性报酬。受众得到煽情新闻报道给予他们的报酬,那么,就越有可能再去阅读此类新闻。

其次,这也是“动机(需要)层次”理论的体现。有研究者认为,“归属与社会情爱需求、安全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是影响人使用媒介的最主要需求或者推动力”。比如,媒体对爱情的力量或者主人翁的正面性格字里行间的夸大描写,就从精神层面上契合了观众对于归属和爱的需要。

在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基础上,舆论学认为媒介会为受众构建拟态环境,受众的认知会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沃尔特·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指出,一个人对于并未亲身经历的事件所能产生的唯一情感,就是被他内心对那个事件的想象所激发起来的情感。而被媒介构筑的虚拟环境,能使读者对犯罪报道有身临其境的感受。

3.3 新闻工作者视角下的煽情元素

在信息时代,赢得了受众的支持就赢得了自身发展的空间,因此,媒体偏向于制作能最大程度满足受众兴趣偏好的内容,以此来吸引受众。大众传媒固有的社会责任促进了社会的进步,改善了人的生存状况,提高了受众健康的精神生活和其精神生活质量。对媒介受众来说,日常生活工作压力大,需要趣味性和新奇性的内容作为生活的调味品,增加生活乐趣;另一方面,适度的煽情能使受众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增加对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的关注,达到社会群体性情感共鸣。

4 新闻工作者煽情报道注意事项

对于互联网传播的法制管理,我国虽然在1994年2月发布了第一个网络法规《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但并未取得良好的法治效果。因此,新闻的煽情化,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还将出现在商业网站和线上平台。对新闻工作者来说,在进行煽情性新闻报道时,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4.1 适度煽情

在功利主义的思考中,“善”是优先于“正当”的存在,首先,把善定义为独立于正当的东西,然后在善的基础上定义正当。大众传媒肩负着塑造良好的社会道德及引导受众享受健康的高品位生活等道德义务。讨论报道的正当性,理应将“善”作为前提,在报道中塑造人文精神。不从道德角度出发,一味揭露隐私、渲染灾难中受害人的情绪,可能会沦为一种视觉暴力,从而造成对遭受苦难群体人性的无视。在操作方面,新闻工作者可以采取多种手段对影像进行控制,例如,合理的素材取舍、合适的报道距离等。

4.2 控制数量与流量

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认为,新闻是一门“选择”事实的艺术,大众化并不等于娱乐化,新闻人必须在新闻理想和现实利益之间作出合理权衡。一条新闻是否选择披露、能否进行煽情炒作,要看是否真正与公众的利益密切相关,还要以真实准确为前提进行核实,不能一味只图刺激,造成误传以至引起社会恐慌。

报道的“失真”,是新闻记者的“失德”。在当今信息海量传播的时代,新闻工作者理应权衡利弊,取舍有度。面对新奇刺激性事件,媒体应多方面考虑社会效应,避免在内容方面过度夸大炒作事件细节,以免误导受众。

5 结语

在市场经济下,煽情新闻固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新闻工作者也不能忽视其负面效应。除了认识到煽情主义新闻对社会公众认知的影响,从业者还要结合新媒体环境的特点,遵守新闻伦理道德规范,提升自身素质,降低不良影响,以正确的舆论导向构建社会文化。作为受众,也要增强媒介素养,自觉抵制过分煽情的新闻,在营造健康的文化氛围中充当正面的传播角色。

参考文献

[1]王传宝,王金礼.新闻煽情主义的伦理批判[J].南京政治学院报,2010(6).

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的伦理问题研究 篇9

1 新媒体时代伦理缺失的表现

新媒体的媒介伦理问题在当前和谐社会构建的影响越来越大, 对依法治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因此对新媒体时代媒介伦理问题的探讨已变成非常具有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的研究问题。

1.1 新闻内容失真

新闻的真实客观既是新闻工作的最基本要求, 也是最高的要求。新闻一定要坚持真实, 这是新闻事业的第一信条。新闻工作者最重要的职责就是把客观、真实的事实真相展现给受众, 如果想获得网民的信赖, 就必须坚持真实原则, 向网民讲真话。但是新闻传播存在这一些问题, 例如:不详细调查和分析, 把一些未经证实的信息当作新闻报道出去;对于一些新闻事件夸大真相, 导致报道过度甚至刻意炒作;从一件新闻事件中抽取个别事实, 误导读者;新闻报道随意篡改时间、地点等要素, 或者捏造事实制造假新闻, 而且新闻事实的原因和结果不匹配。

1.2 跟风过度报道

在当前娱乐至上的时代, 新闻媒介需要担当起相应的社会职责和道德责任, 做到惩善扬恶、扶正祛邪, 维护主流价值观并正确引导舆论。娱乐成为人们日常追逐的主流, 媒体若不注重道德责任和追求有价值的新闻, 而只是追求轰动的、吸引眼球的新闻报道, 则只能与公众一起娱乐至死。新闻报道对社会道德缺少关注, 缺少人道主义精神, 社会舆论成为网民追寻刺激和乐趣的工具, 缺少对社会责任和社会道德的承担, 将引发严重的社会道德危机。

2 新媒体时代规范新闻伦理的对策

2.1 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

政府必须起草并确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让媒介伦理缺失行为有法律可遵循参照。通过拟定有关的法律法规, 用实际规则来承办有关新媒体伦理缺失的案例, 依靠司法的权威性来震慑媒体违法和违规行为, 使媒介从业者和媒介组织机构遵守新闻界的职业准则, 履行传媒的社会责任。最直接、最快速规范新媒体伦理的方式加强伦理审查以及政府和社会监督。政府和其他监管部门制订新的传播政策和相关法规, 确保它们可以有效地监控新媒体的市场行为和所有传播行为。政府在新媒体监管中, 应逐渐建立制度化的治理模式。

2.2 提高新闻从业者的综合素质

培育新闻从业人员自身的伦理意识, 使他们能够自觉遵守相关道德伦理, 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认识水平, 新媒体的自律才能真正实现。新媒体工作者要自觉维护传播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必须抵制传播不真实信息、制造谣言等违法行为, 提高媒介素养, 提高把关意识和把关能力。经过媒介素养教育的系统学习, 传媒从业者能够加强的责任感, 重视维护传媒本身公信力, 保持媒介道德规范和正义感, 促进全社会思想道德水平的进步, 传播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2.3 建立新媒体时代的网络监管系统

使用网络监控技术, 在后台对网络进行监管, 通过“关键词”搜索、监控语言暴力。建立互联网舆情监控管理系统, 实行注册信息实名制, 利用大数据技术查找谣言源头, 防控网络谣言。相关舆论监管人员必须做好舆论监管工作, 必须迅速在第一时间对互联网上的假新闻和相关谣言进行纠正、辟谣, 按照法律规定严惩网络谣言的发布者和传播者, 对新浪微博、网络论坛、百度贴吧等社交平台上的信息内容进行严格检查和治理。对尚未被验证是否为真实性的信息可以不屏蔽, 然而却必须加上特殊的说明, 以减少其他互联网用户被误导的可能性。

3 结语

伴随着新媒体的普及和发展, 一些新闻传播伦理问题开始出现。新闻伦理缺失的问题已经影响到人们的价值观, 以及新闻媒介在受众心中的公信力。因此, 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 制止这种失范行为的多次发生。新闻媒体的从业人员, 是媒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肩负社会责任。除了经济利益, 新闻媒体从业人员还负责平衡社会利益, 保证媒体产业发展的同时, 加强媒体伦理建设。

参考文献

[1]高月.新媒体语境下传统新闻伦理遭遇的挑战及对策[J].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 (1) .

[2]童兵.新闻传播学大辞典[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4.

新闻报道中的伦理问题 篇10

1 关于学生记者的采访权

美国政治家杰斐逊曾说:“我们相信最终会证明, 人是可以受理性和真理支配的, 因此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给人们打开所有通向真理的道路, 迄今为止找到的最好的办法是新闻自由。”新闻自由权又叫新闻报道权, 依据王利明编著的《新闻侵权法律辞典》, 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所享有的从事、利用新闻活动而不受非法干涉的民主权利, 是宪法规定的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在新闻活动中的体现。”[1]在新闻报道中, 采访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它是新闻记者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自主选择采访对象和采访方式进行自主调查, 以获取新闻事实材料的权利。实际上, 基于公众的知情权, 记者在采访中充当“拟态公众”的角色, 通过采访进行取证、求证, 帮助实现公众的知情权, 并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2]。

但在新闻实践中, 学生记者的采访却时常受阻。采访对象或以“根据学校规定, 我们不能随意接受采访”为由拒绝接受采访;或用“我们的负责人不在”、“这个我们管不了”等理由搪塞和推卸采访。当学生记者遇到此类情况时, 即使有所属学生媒体发放的记者证、采访介绍信等也无济于事。若基本的采访权无法得到保护, 学生记者就无法采集到各方意见, 做到平衡报道, 那么其撰写的新闻稿件必然无法很好地践行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原则。

其实, 采访受阻不仅出现在学生媒体中, 在社会其他媒体中也屡屡发生。由于法律上的模糊与空白, 记者虽享有采访权, 法律性质却不明确。不少学者已意识到法律性质不明确正成为记者采访受阻、遭诉或采访权滥用等现象发生的重要根源。2006年, 同济大学文法学院纪振永、匡春燕合作撰写了《也论记者采访权的法律性质与立法保护》一文。论文指出, 我国应当将记者采访权界定为记者专属享有的职业身份权, 其属于私法上的权利, 性质为相对权、请求权, 其实现和保护遵循“人格权先于身份权”的私法秩序[3]。该论文认为, 记者采访主要分为自主型采访、配合型采访两类, 配合型采访又包括法定配合型、约定配合型、隐性采访三种。

回到学生媒体中来谈, 根据上文对于记者采访的分类方法, 学生记者受阻一般是在约定配合型采访中。在采访时, 学生记者往往会遇到“两难”:若公开自身身份及采访目的, 则很有可能遭到被采访对象的拒绝或搪塞;若不公开即采用隐性采访, 又会带来新闻伦理层面上的问题:由于此时记者隐瞒自己的身份, 被访者处于自然的聊天状态下, 并没有明确表示接受采访的意愿, 记者是否可以将其所说的话直接用于新闻稿件之中。除此之外, 另一种情况也十分常见:由于学校内学生媒体众多, 而校园动态有限, 因此学生媒体间常常会出现选题“撞车”的现象, 而学校的一些部门, 如后勤集团就成为被采访大户。当所属不同学生媒体的众多学生记者前去采访时, 被访者会告知后来的学生记者:“我已经接受过xx报的采访, 你直接看他们的报道。”这属于消息来源拒绝反复提供雷同信息。此时, 学生记者可以引用其他媒体的相关采访, 不过需要注明出处, 这也是著作权中合理使用的必备条件。但在实际情况中, 部分学生记者会直接引用不标明来源, 这属于对“既定事实”与“事实消息”这两个概念的混淆理解。按照规定, 时事新闻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 但这仅局限于单纯的事实消息, 其他记者采访所得并不包括其中。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一味引用而不标明来源, 不仅会使自己惹上侵权的嫌疑, 还会为报社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此外, 由于采访时常受阻, 部分学生记者在交稿压力下, 会捏造采访事实, 自己充当“被访者”表达意见。这违背了基本的新闻真实原则, 是学生记者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应该杜绝的。

2 关于新闻作品中的“偷意”

“偷意”这个概念, 来自于王彬彬先生的文章:《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他在文章中指责汪晖先生的《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存在“抄袭和剽窃”的问题时, 提出了“偷意”这样一种“剽窃”方式。什么是“偷意”?王彬彬先生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定义, 但是他指出:“最让人反感的, 搅拌、组合、拼凑等手段一齐用, 只偷其意, 而在字句上不留痕迹。”[4]

在学生媒体的新闻实践中有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部分学生记者贪图省力, 不独立构思文章, 而是搜索其他人撰写的同题新闻报道, 通过组合、拼凑、改变表达方式等手段, 将其“改头换面”为自己的作品。当然, 这里不包括直接使用时事类消息, 因为时事新闻 (单纯的事实消息) 不受著作权的保护。

那么, “偷意”是否算侵权?陈青在《从法律角度看汪晖事件》中提到, “偷意”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剽窃和抄袭。[5]

我国第一部《著作权法》于1990年9月7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并于1991年6月1日起施行, 其第二、三条明确规定了著作权法保护的范围:“第二条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作品, 不论是否发表, 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第三条本法所称的作品, 包括以下列形式创作的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作品: (一) 文字作品; (二) 口述作品; (三) 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 (四) 美术、建筑作品; (五) 摄影作品; (六) 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 (七) 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 (八) 计算机软件; (九)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对于作品的法律定义, 2002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 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也就是说, 著作权保护的是特定形式的作品, 即某种思想或意思转换为“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表达 (如文字) 。如上所述, 《著作权法》保护的是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 即思想或者意思的表达, 而非思想或意思本身。

陈青在文章中列举了三个例子来论证这个原则得到中国法院的认可、在司法实践中得到采纳。例如, 在李建平诉万卷出版有限责任公司等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中, 原告李建平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起诉被告万卷出版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图书大厦有限责任公司, 主张被告出版及销售的《为什么富有的人越富有, 贫穷的人越贫穷》一书中有大量核心文字抄袭了原告享有著作权的《穷人缺什么》、《你为什么是穷人》、《他为什么是富人》和《在商言商》四书中的内容。法院在 (2009) 西民初字第3356号民事判决书中全面分析了原告的主张, 其中第三点涉及原告主张抄袭的部分为原告作品的核心观点, 从图书结构上剽窃了原告的构思。对此, 法院的分析如下:“本院认为, 著作权法保护的是对于思想观念的原创性表述, 不保护思想观念本身。原告作品中的观点、构思应属思想观念, 对于同样的思想、观点, 他人可以利用或进行原创性的再表述, 因此不应认定为抄袭。”由此看来, 同样的思想、意思、观点或结论, 只要表达的文字不同, 都是法律所允许的, “偷意”似乎不属于侵权的范畴。

新闻媒介与司法本身就是既统一又有差异的关系, 从法律角度分析得出“偷意”不算侵权的结论, 从新闻实践角度看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在于, 若记者的采写素材及撰写构思恰巧与其他记者相同, 那么写出的新闻作品即使在很大程度上相似, 记者也可以避免被扣上“抄袭、剽窃”的帽子, 引来额外的压力与麻烦;坏处在于, 这会为一部分意欲凭借“小聪明”写新闻作品的记者逃避责任提供支持。那些通过修改文字及表达方式, 拼凑而成新闻作品的记者实际上缺少足够的专业精神与新闻伦理意识。值得注意的是, 如若学生记者在学生媒体中便养成不良习惯, 那日后一旦成为真正的新闻记者, 则可能产生报道不当等更多新闻伦理失范的现象。

3 结论

学生媒体是高校校园中展现校园动态、引发同学思考、进行舆情监督的窗口, 学生记者与真正的记者一样, 既担负帮助其他同学实现知情权、进行舆论监督的责任, 也应时刻注意恪守自己的原则, 警惕违背新闻伦理与法规的现象出现。这不仅需要学生记者提升法制意识、学习法律常识、提高业务素养, 也需要他们在新闻实践中塑造自身良好的职业诚信和职业形象, 体现新闻专业主义。

同时, 由于记者的采访权在法律性质上是一种相对权、请求权, 因此, 学生媒体的新闻实践活动还需要相关部门及被采访人士的积极配合。因此, 学生媒体新闻实践中存在的涉及新闻伦理与法规的相关问题, 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学生记者自身的新闻素养与新闻伦理意识, 还有部分制度层面上的原因。

总之, 希望我国的《新闻法》能尽早出台, 在规范社会新闻媒体与记者的同时, 也惠及学生媒体, 对学生记者产生一定的约束与帮助作用, 使学生媒体中的学生记者, 能从学生媒体当下的工作做起, 做一名专业、深刻、懂法、守理的新闻人。

摘要：如今, 学生媒体是高校中的一大亮点, 学生记者通过采写报道, 成为向同学们传递动态信息的主力军。但由于缺乏足够的法制意识与法律常识, 学生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的过程中即使遇到相关的法律问题, 也无法及时、正确地辨识与解决。同时, 学生媒体在新闻传播活动中也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与新闻伦理相关的问题。本文试从新闻伦理与法规的角度, 对这些问题进行归纳、分析与总结, 并提出若干建议。

关键词：学生媒体,新闻实践,新闻法规,新闻伦理

参考文献

[1]王利明.新闻侵权法律辞典.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4.

[2]冯玉军.媒体权利与新闻侵权, 青年记者, 2009, 7.

[3]纪振永, 匡春燕.也论记者采访权的法律性质与立法保护.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6 (2) .

[4]王彬彬,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文艺研究, 2010,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