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结构演化（精选十篇）
空间结构演化 篇1
银川市是位于我国西北边陲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首府城市,是一座历史悠久、风光宜人的历史文化名城。这里历来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在与世界穆斯林民族的交往中,银川具有特殊的纽带作用,银川也是我国河套地区最富庶的一片绿洲,集西北的豪放与江南的秀色于一体,四季分明、春迟夏短、秋早冬长、昼夜温差大。黄河从市域中部穿过,境内长度近百公里。
1 银川城市空间形态、功能的发展演变
1.1 银川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化[1]
1)银川古代城市空间形态为横向发展、均衡对称的矩形城廓。
银川自公元前119年始建,公元1033年李元昊称帝,建大夏国,定都兴庆府(今银川旧城),城市开始大规模发展,城市空间形态开始形成。兴庆府城池位于淤积而成的高地上,四周湖沼星罗棋布,因受南北湖泊群的限制,只能横向发展,成为东西长、南北短的矩形城廓,呈朝南偏西方位。至明代,城市规模扩大,但城市空间形态基本未变。银川古代空间形态的形成,主要是为政治军事目的服务的,但其中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当时人们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天人感应的思想观念。
2)清乾隆年间形成新、旧双城空间格局。
清雍正年间设镇守总兵驻扎宁夏府,并于府城外东北5 km处筑“宁夏满营”。乾隆三年宁夏遭遇8级大地震,府城、满城均遭毁灭性破坏。乾隆五到六年,修复府城,城市空间形态未发生大的变化。满城移建于府城西15里,是为“新城满营”(今银川新城)。至此,新旧双城空间格局形成,并延续至今。
3)计划经济时代“哑铃状”城市形态。
1958年包兰铁路修建,火车站选址在新城西侧,另外考虑到旧城所在地带为地震断裂带,城市在原有旧城基础上向周围发展,具有相当大的风险,而且旧城所在地周围均为灌溉良田,而城市以西的新城周围地区多为荒地,城市发展不占农田,具有很大的用地潜力,所以在包兰铁路以西建设了“新市区”,开辟了城市发展的新空间,进一步强化了新、旧两片城区的空间格局。
4)改革开放后带状组团式城市空间结构。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城市发展进入一个较快的阶段,城市形态上逐步走向带状组团结构。城市规模逐渐扩大,城市总体空间呈“一城两区四片”的布局形式(其中“一城”指银川旧城,“两区”指城区和新城区,“四片”指旧城、开发区、新城、新市区)。
迈入新世纪后,银川市在国家和自治区的支持下,进行了行政区划大调整,撤销了原老城区、郊区、新城区,从东而西成立了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
1.2 银川城市内部空间功能组织
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特征通常是以城市土地类型的考察为基础,通过各种城市功能地域的组合状况来反映的。银川城市内部空间分为3个职能各有侧重的综合组团,即兴庆区、金风区和西夏区,中间以自然地形地物或生态绿地相隔离,并与城市快速干道紧密联系。各组团的职能分别为:兴庆区为全市的商贸中心、信息中心、金融中心,金凤区是银川未来的行政中心、高科技产业聚集区,而西夏区则是城市的工业基地、教育重地和旅游胜地。
2 银川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特征[2]
2.1 银川城市扩展的空间特征
银川市城市空间的扩展主要为水平方向上城市地域的蔓延,即城市向西的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银川市新建、改造城市道路25条,全面拓宽改造双向六车道以上城市主干道10余条,道路总长度近100 km,其中号称50里长街的北京路(24.8 km)、黄河东路和南北向主干道丽景街这两横一纵最重要的城市主干道由双向四车道拓展为双向八车道,银古高速路(机场路)也拓宽为双向六车道,这些道路两侧同时建设宽幅城市景观林带。
2.2 银川城市空间扩展的时空特征
在银川城市空间扩展的时空序列上,通过对1958年～2002年城市建设用地的空间特征分析可以看出,银川城市空间扩展反映出较强的动态特征。银川市50年来的发展变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其中比较突出的空间结构变化包括: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因包兰铁路建设而开发建设的新市区,这是城市空间的一次跳跃式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城市中部开发区的建设,城市空间结构在进一步拓展的同时逐步充实;进入21世纪后,城市中部地区的进一步崛起对于城市整体结构的调整具有重大影响。
3 银川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动力机制[3]
3.1 银川城市空间发展的经济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银川市的GDP从1978年的3.27亿元上升到2003年的156.78亿元,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GDP增长速度加快。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经济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移动;当人均国民收入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移动。银川市的三次产业在第二产业继续发展的同时,第三产业的比重也在逐渐上升(见图1)。地区GDP中三次产业的结构比例由1978年的15.956.9∶27.2变为1995年的15.7∶43.6∶40.7,2003年的9.2∶47.443.4,这种产业结构的转变也显示出银川综合服务功能的强化正是这种功能的演变推动了城市空间用地结构的调整。
3.2银川城市空间发展的政策因素
1988年,国家通过了“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规定转让”的宪法修正案,同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的暂行条例》。1993年,银川市也制定了相应的地方法规。由于这些法令、法规的实施,土地必须有偿使用和土地使用权可以进入市场参与流通,使得城市土地的区位优势真正得到了体现。
2001年,银川市提出将城市建设新增土地的一级市场与基础设施建设捆绑运作的政策、条件改善后再引资开发附近区域的城市建设方案,实现了城市资产的大幅增值。另外还推出了一系列经营城市的方案,如路名权的出让、市政设施经营权的转让及有偿使用等,为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筹措了大量的资金,在城市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城市空间规模的扩大奠定了基础。
4理想城市空间结构的营造[4]
可持续发展是银川城市空间发展的目标。在银川城市空间发展的总体构思上,应该沿“都市圈—市域城市化地区—中心城区”的思路渐次展开。银川都市圈以银川为核心,其基本构成包括了吴忠市、青铜峡市、石嘴山市、内蒙的阿拉善左旗、乌海等城市,目前尚处于雏形阶段。都市圈内城镇要相互联合、优势互补,以加强都市圈内部的空间协调,提升银川市的区域核心地位。
摘要：在分析银川城市空间结构演化过程的基础上,提出了“都市圈—市域城市化地区—中心城区”的未来银川城市空间结构的发展思路,以实现银川城市空间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关键词：城市空间,可持续发展,演变
参考文献
[1]董鉴泓.中国城市建设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
[2]顾朝林,甄峰,张京祥.集聚与扩散——城市空间结构新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
[3]石菘.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动力机制分析[J].城市规划汇刊,2004(1):50-52.
[4]段进.城市形态与空间战略规划[J].城市规划,2003,27(2):45-48.
企业的组织结构及其演化趋势 篇2
本文首先深刻阐述了企业组织结构的概念，并说明了根据管理层次的多少或管理幅度的宽窄划分的组织结构的两种基本形态——金字塔式的A型结构和扁平化的Z型结构，此外对现实生活中几种常见的组织结构形式（如直线制、职能制、直线职能制、事业部制和网络组织）做了一些说明和评价。然后根据当今世界的发展形势点出企业组织结构面临的挑战。为了应对这种挑战，对企业组织结构的演化趋势作出判断——扁平化、网络化、分立化、柔性化、团队化。并对其作出相应的阐释，解决了判断的依据问题。最后总结所得的结论。
关键字： 组织结构扁平化 网络化 分立化 柔性化 团队化 演化趋势
ABSTRACT
Atfirst, this article expatiates on the concept of structure of organization of corporations deeply and accounts for the two basic forms---pyramidal structure like “A” and flat structure like “Z” judging by the width of range of management or the length of levels of administration.In addition there are some descriptions and evaluations on some forms of common organization structure such asform of straight line ,function form, form of straight line and function，form of subsidiary company,and network.Then I point out the challengestructure of organization of corporations are facing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in our world recent years.Step by step,I make a estimation of the developing trend of corporations＇ organization structure．That is to say－become to be flat ,network, separation,flexibility, teamwork.Also I make a explanation to them, solving the problem of theoreticalbases.At last section,I come to aconclusion.Key word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flat;network;separation;flexibility;teamwork;
developingtrend
正文：
一组织结构概述：
组织结构是一个组织实体为实现其特定目标，完成其工作任务，在职责、职权等方面进行规划所形成的分工协作体系，其核心是组织实体通过设计所形成的正式的职务结构及其相互关系，包括正式的上下级负责关系，部门组成的方法和各组织成员之间的有效沟通、整合、协调的手段等等。它阐明各项工作如何分配，谁向谁负责及内部协调的机制。
组织结构的内在特征可以通过一系列属性变量加以描述，主要有管理层次，管理幅度，专业化分工协作程度，集权分权程度，组织规制化和标准化，组织成员的职业化以及组织的内部复杂性等。根据管理层次的多少或管理幅度的宽窄，组织结构就有两种基本的形态。金字塔式的“A”型结构（亦称为窄的锥形结构）。这种结构的基本特征是管理层次较多，每一层次的管理幅度较窄，是一种传统意义上行政组织结构的基本形态。
它的结构优点主要有较窄的管理幅度会提高主管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信息上下传递冗余较少，利用准确性高。当然它也有缺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I 信息传递反馈速度慢，环节过多会造成失真；II 高度的集权控制会影响下属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III 组织内的监控体系复杂。扁平化的“Z”型结构（亦称为宽的扁平结构）。这种结构的基本特点是，管理层次较少，管理幅度较大，这是一种随着网络信息技术出现的现代组织结构基本形态，它的结构优点
是信息传递反馈速度快，失真的可能性较小；有利于发挥下属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组织对外部的环境反应灵敏。缺点主要是主管用于协调下属的工作时间增多，有时可能会造成管理失控，对管理者要求较高。
二 几种常见的组织结构形式直线制它是一种最古老的组织结构形式，它的突出特点是，企业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都是由
企业的各级主管人员直接指挥管理。其优点是，指挥命令关系清晰统一；各部门各职位职责明确，管理运作成本低。缺点是管理决策和运作主要依赖于主管人员的个人素质能力，缺乏制度化的管理体系；各部门之间缺乏横向联系。职能制它是在“科学管理之父”泰罗提出的职能工长制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它采用专业化
分工的职能管理者代替了直线制中的全能管理者。其优点是，有利于发挥专业人才的作用，对下属的指导可以比较具体，此外，职能机构的作用如能发挥得很好可以弥补行政领导人管理能力的不足。其最大的缺点是存在多头领导。直线职能制它是对职能制组织的一种改进，也对组织中的管理工作进行了专业化分工，但是
在权力配置方面，直线职能制下的职能管理人员在其职能专业领域的工作上只有
参谋指导权，对组织中下级单位没有直接行政指挥的权利。其优点是有利于保证
统一行政指挥，可以发挥各类专业人员在管理中的作用。缺点是信息横向沟通不
灵；参谋全和指挥权关系较难处理。一般适用于稳定环境下的中小企业。
4事业部制事业部制是一种分权制的组织形式，具体做法是，总公司按一定标志（如产品、业
务类型、地区等）分设若干个事业部或分公司。总公司实行集中政策下的分散经
营即总公司保留重大方针政策的决策权和重大人事任免权，有关日常生产经营活
动的权利下放给事业部。其优点是公司能把经营多元业务的事业部专业化管理和
总公司的集中统一领导很好的结合起来，总公司和事业部之间形成比较明确的责、权、利关系，事业部以利润责任为目标，独立的开展业务，有利于调动事业部经
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缺点是：事业部之间可能会造成资源配置的重复，还可能产生组织内部的同业竞争，影响公司的整体目标。网络组织形式 网络组织形式是建立在现代因特网和ＩＴ技术基础之上的一种新型组织形态，它
是一种基于契约关系联接的虚拟型的新型组织形式。在结构上，网络组织一般以
某个经理公司为总部，面向特定的市场机会，讲完成此任务所需的各种专业机构，通过契约关系借助于因特网和ＩＴ技术连接成一个虚拟的组织结构，来实现某种
市场机会。它是透过互惠互利、相互信任协作的合作机制进行运作。
三 企业组织结构面临的挑战
当今时代，由于科学的进步和知识经济的来临，使得传统的企业组织结构形式面临新的挑 战。科技发展和市场竞争方式的改变要求改革企业的组织结构形式。技术变革速度的加快，经营多样化促成了组织分权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技术变革在全球传播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每一个竞争对手都有可能 把产品革新和服务创新带到市场上来。产品的生命周期已经从几年缩减到几个月。市场细分 日益加剧，越来越明显的个性化市场正在形成，是企业必须以市场为目标，按照“怎样的企 业”来组建“多大的企业”，精干灵活高效的对市场变化作出反应。消费者对于商品价值的注重，消费者需求导向是组织变革的出发点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不再仅仅注重商品的价格和单纯意义上的质量，而是注重所购买的商品是否具有价值，他们所付出的价格是否与他们所得到的产品或服务的价值相适应。适应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多样化的趋势，朝着精细化，低成本化进行组织创新，是企业所面临的环境条件。3企业竞争被赋予更广泛的内涵
先进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使得企业经营活动的透明度逐步扩大，导致市场竞争的本质由追求获得规模效益转向发展和传播知识利益。在知识竞争时代，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的分野越来越模糊。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往往被赋予了多领域多部门合作、依存、互补的广泛内涵，通过合作、依存、互补，实现超地域，超空间，大范围的市场渗透以占取更广泛的市场和更大的份额，取得竞争优势。知识成为核心资源
知识经济中，企业越来越多的生产蕴含大量知识而只需少量物质资源的产品。产品和服务中知识的含量大大增加，使得企业的经营活动越来越显著的表现出以知识为导向的知识经营实质。
四 组织结构的发展趋势
当今企业的组织结构面临很大的挑战，传统的金字塔式纵向等级已经无法适应信息技术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要求，正在走向衰落。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曾经为大公司采用的职能制组织结构的缺陷日益暴露。企业高层领导由于陷入了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繁琐事务中，缺乏精力考虑企业的长远发展战略，而且企业行政机构越来越庞大，各部门的协调越来越难，造成信息和管理成本上升。现代企业组织机构的发展趋势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扁平化趋势
传统的企业组织结构通常是强调统一指挥，统一管理的重要性，受其资源和技术力量的限制，一般通过增加管理层次、削减管理幅度的方法来保持管理层次和管理幅度的平衡。因此其较适用于那些外部环境稳定、单一的情况。随着科技实力的不断突破，提升，信息容量的不断扩充，传统的层级结构已经无法满足企业有效运转的需要，严密的等级层次只会阻碍信息的快速传递和反馈。扁平化通过对管理人员管理幅度的增加，减少中间层次，是企业的管理人员更直接的面对市场，加快对市场竞争动态的反应，确保信息的快速准确的传递。网络化趋势
随着信息技术的普遍使用，传统的组织运作形态发生了改变，呈现出组织结构的网络化趋势。组织结构的网络化是指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企业的市场交易费用越来越低于其内部的管理协调成本，企业更倾向于以拥有核心技术或设计能力的企业为核心，通过契约或控股方式，利用高技术信息手段整合优势资源，与具有原料供应、生产制造和销售等功能的企业形成产供销协作网络。组织结构的网络化既表现为企业内部组织的网络化，使组织内部决策的层次越来越少，管理的幅度越来越宽，决策越来越分散于最接近客户的经营前沿；又表现为企业之间组织的网络化，形成以专业化联合的资产、共享的过程控制和共同的集体目的为基本特征的企业间网络组织。在这样的组织形态中，企业组织变成了有许多知识结点所组织成的动态网络，这些知识结点可能是许多单个的员工，也可能是一个个专业团队，或是一个为解决特定问题而存在的组织。信息化为组织结构的网络化提供了物资和知识的保障，网络化组织是一种保证成员不断地与外界进行接触，以使工作顺利完成的组织结构。有助于人们之间更密切更频繁的联系，增进了信息和知识的横向交流。分立化趋势
分立化趋势一般分为两种趋势：横向分立和纵向分立。横向分立就是企业将一些有发展前途的产品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子公司，选派有技术，懂管理的人去经营。纵向分立是企业不仅仅从事多品种经营，而且对同一种产品也进行上下游分离。实行分立化的组织结构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增加了各公司的自主权和进取精神；减少了管理层次，精简机构；信息传递快，具有较强的应变能力和较大的灵活性；各部门平等，有利于相互配合、协调，提高效率（和事业部制相似）。柔性化趋势
“柔性”，泛指适应变化的能力和特性。当今的环境要求组织有灵活和可变的能力来干不同的事和适应不同的需求，柔性组织应运而生。与传统的组织有明确的上下级负责关系、明确的技术部门、明确的职责和权利不同，它是一种二元组织结构：第一部分类似传统标准结构中的基础组织单元，是一种稳定的机制，雇员有很强的安全感和稳定感；另一部分则是临时性、可变化的项目组，成员来自于各个不同的操作单位。任务完成后，这些项目组便宣告解散（和“矩阵制”相似）。有了这种二元结构，组织既能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又可对变化了的情况作出有效、快速的反应，员工也能在不同的小组中发挥自己的特长，实现自身的价值。
柔性组织的最大特点是组织系统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组织结构柔性化的典型组织形式之一是工作团队，这是指在组织结构上不设置固定的和正式的组织机构，而代之以一些临时性的、以任务为导向的团队式组织。柔性化的组织结构能够实现集权与分权的统一、稳定和变革的统一，因而使组织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尤其能增强组织对环境动态性的适应能力。团队化趋势
面临当今形势，团队化是企业一种适应于合作要求而产生的组织结构。团队工作模式是建立在工作内容分割基础上的一种组织形态。常常是为数不多的人根据任务组成的工作单位，其特征是团队成员承诺共同的工作目标和方法，并相互承担责任。它弱化了职能部门，强化了单位工作小组，对团队成员的能力要求较高。
五 结论
由以上论述和分析可以看出，外界环境的变化越来越快，对信息的反应和处理要求也越来越高，所有不适应这些形势的组织结构遭到淘汰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大，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环境。正因为这样，扁平化、网络化、分立化、柔性化、团队化已经成为适应当今时期形势的企业组织结构的演化趋势。
六 结束语
世界在发展，形势在变化，究竟以后企业组织结构的发展何去何从尚不能完全确定，只能说有以上那些趋势。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适者生存”，当环境变化时，组织就必须同时进行变革，也只有适应形式的变化，企业才能更好的发展。正如彼得德鲁克所说“现代组织必须适应持续不断的变化”。
参考文献：杨善林 主编《企业管理学》
中国公益创业论坛 《管理学教程》
张燕主编《管理学》
刘照军编著 《管理信息系统》
阮文彪著 《组织行为学》
物流产业集群空间结构演化机制研究 篇3
关键词：物流产业；集群空间；结构演化机制
随着全球化经济的发展，经济的竞争主体超越了企业的边界，上升到了产业层面，产业集群应运而生，从整体出发挖掘特定区域竞争优势，着眼于关联企业间的协作与竞争关系，使得整个区域经济快速协调发展，突显出独特的竞争优势，为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成为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要研究课题。研究物流产业集群的空间结构演化，将为我国现代物流业的发展提供全新的视角，为提高物流企业的竞争力和管理运作水平提供理论支撑和方法指导。
一、物流产业集群空间结构演化的自组织判定
自组织理论认为当系统具备开放系统、远离平衡态、非线性作用、涨落现象等四个必要条件时，才能判定该系统具备自组织机制。通过分析认为物流产业集群空间结构的演化具备自组织机制，具体分析如下：
（一）开放系统
物流产业集群空间结构随着社会经济活动的发展不断地变化，同时也对社会经济活动有反馈和引导作用，两者之间不断地进行着能量、物质、信息的交换，使得物流产业的优势转换为社会经济的优势。物流产业集群是为了更好服务社会经济活动，当社会经济活动发生变化时，物流产业集群的空间结构就会发展演化和重构。因此，物流产业集群空间结构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结构。
（二） 远离平衡态
在物流产业集群空间结构系统中，所谓的平衡态是指在该空间结构中物流需求、物流供给、物流基础设施等保持既定的方式，不发生任何变化。这与实际不相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物流需求与供给会不断变化，物流基础设施也会随着政府规划的调整不断地演变，这就使得物流产业集群空间结构系统的各子系统将呈现不同的发展态势，一些物流功能将不断被强化，而另一些则逐渐被弱化，不断地改变着物流的流量和流量；同时，由于先进物流技术的应用，物流企业对区位的争取以及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都会影响着物流产业集群的空间结构。由此可以看出，物流集群的空间结构是一种远离平衡态的结构，并且集聚程度越高，远离平衡态的趋势会越显著。
（三）非线性作用
在线性作用下演化要素的作用只能是线性叠加增长而不能产生质的飞跃，以往的演化经验也不会影响到未来的发展。然而在物流产业集群空间结构演化的过程中，历史的经验会很大程度影响到未来的方向，并且某一要素的变化就可能会对空间结构带来巨大的影响，所以，物流产业集群空间结构系统内各元素间的相互作用为非线性作用。
（四）涨落现象
由于内部因素（物流需求的变化、物流效率的变化、物流技术的创新等）和外部因素（新的产业规划、新政策的出台等）的影响，使得涨落现象贯穿于整个物流产业集群空间结构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这些随机的、偶然的涨落现象通过非线性作用形成居涨落，从而产生新的物流产业集群空间结构。因此，物流产业集群空间结构演化过程中会出现涨落现象。
二、物流产业集群空间结构演化实质
物流产业集群空间结构的演化实际上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即首先从分散状态到集聚状态，接着从集聚状态经过扩散后达到再集聚的不断循环往复过程，如图1所示。
（一）分散的原始状态
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运输、仓储等单一的物流活动逐渐向多元化发展，综合型物流企业随之出现，企业能够同时提供仓储、运输、包装、信息等多样化的服务。在这个阶段，物流资源、设施的分布处于分散状态。
（二） 集聚状态形成
物流产业的集群首先在优势区位形成相同物流功能空间集聚的初始集聚区，由于初始集聚区的出现，使得该区位的区位优势增强，从而吸引更多的物流需求和物流供给向初始集聚区聚集；接着该区位的区位优势将会进一步增强，从而引起更大范围和更多物流功能的聚集，随着这一过程的不断循环累计，物流产业在该优势区位的集聚状态逐渐形成。
（三） 空间扩散变迁
物流产业的集聚也带动着相关产业的集聚，随着优势区位产业集聚达到饱和，企业之间的竞争大于协作，产业集聚变得不再经济，该区位物流产业的发展也将受到限制，从而驱使物流功能空间形成向外部空间扩张的趋势。导致物流产业集群空间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成本和收益的变化，当物流产业集群达到一定规模时就会产生规模负效应，导致收益减少，为了克服这种现象，可以选择降低原集聚区的规模或建立新的集聚区这两种方式，现实情况下这两种方式往往是同时存在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两种方式都是通过减少集聚成本，使得盈利水平回升。
假设C为物流产业集群成本函数，E为物流产业集群的收益函数，P为物流产业集群的盈利水平，则P可以表示为P=E-C。其中C、E、P是关于N和D的函数，N表示物流产业集聚程度（用物流企业的数量表征），D表示距离初始集聚区的距离。
P与物流产业集群之间的关系为：
当P>0时，表示集群能够带来经济效益，集聚趋势将会增强；
当P<0时，表示集群不能够带来经济效益，扩散趋势将会出现；
当P=0时，表示处于集聚临界状态。
C、E与物流产业集群的关系为：物流产业集群形成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集聚程度不断增加，物流产业集群的成本初期呈现出缓慢增长的趋势，当集聚程度达到一定水平后呈现快速增长趋势；而收益则恰好相反，初期呈现出缓慢增长趋势，当集聚程度达到一定水平后呈现缓慢增长趋势，如图2所示。
由图2可以看出，T=T0时，在距离初始集聚区的距离为D的区域，收益曲线与成本曲线相交于A点，此时P=0，物流产业集聚处于临界状态，假设集聚程度为N0（N0=0）；随着时间的推移，集聚程度开始增加，使得P>0，集聚带来经济效益；当T=T1时，P值出现最大值，假设集聚程度为N1（N1>N0）；当T=T2时，收益曲线和成本曲线相交于B点，此时P=0，物流产业集聚再次处于临界状态，假设集聚程度达到N2（N2>N1）；随着集聚程度的进一步增加，P<0，集聚不再带来经济效益，物流产业呈现扩散趋势。扩散后由于距离初始集聚区的距离为D的区域的物流需求由于产业联动作用随之减少，使得收益曲线向下移动；由于物流产业的扩散，集聚程度降低，规模负效应随之消失，成本降低，使得成本曲线也向下移动；但是，由于规模效应重新发挥作用，成本的降低远大于收益的降低。扩散后物流产业集群收益与成本变化示意图如图3所示。
由图3可以看出，当T>T2时，在距离初始集聚区的距离为D的区域，随着集聚程度的增加，集聚成本大于集聚收益，物流产业集群不再带来经济效益，从而物流功能呈現出扩散趋势，由于扩散作用，D区域的物流产业集群收益曲线由E（N，D）变为E′（N′，D），成本曲线由C（N，D）变为C′（N′，D），使得物流产业集群继续带来经济效益。
（四）再集聚的形成
当物流功能扩散到新的区位时，由于该区位市场还未达到饱和，物流产业的集聚会带来经济效益，在该区位将形成新的物流产业集聚。这些从原集聚区扩散出来的物流功能将通过专业化分工、产业耦合等作用与原集聚区保持密切的联系。当物流功能在原集聚区的集聚逐渐减弱，新集聚区的空间集聚逐渐形成时，物流产业集聚空间结构呈现出集聚与扩散两种状态。
三、结束语
空间结构演化 篇4
东莞, 在改革开放之前是典型的农业县, 改革开放之后抓住了全球产业转移的机遇, 全市各镇、街、村形成了加工贸易“三来一补” (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 的发展方式并建立了以三资企业为主的工业体系。在此后的三十多年中随着加工贸易的不断壮大, 东莞的城镇化水平在工业化的带动下迅速提升。
城镇空间结构的概念被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加以描述, 较为普遍的表述是:“经济社会活动在特定空间范围内各种非均质分布”。本质上是社会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反映。城镇不同部类经济集聚效应的变化导致行业经营者、城市居民选址的变化, 并影响到城镇土地有效利用与空间布局的变化。从地理学的角度则认为它是一个国家或一定地域范围内经济和社会物质实体——城镇的空间组合形式, 也是地域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自然环境 (包括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 的空间投影。城镇空间结构是在一定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下, 区域城镇发生、发展及其相互作用的产物。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及生产力配置是城镇空间结构演变的主要推力, 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城镇空间结构类型。东莞市的城市空间结构正是典型地受到了城市工业化这一原动力的推动而不断扩展的。其城镇空间结构变化从分散到聚集, 表现出鲜明的“自下而上”的特点。这一特点也成为破解东莞城镇空间结构布局问题的关键。
二、东莞市城镇空间结构演化历程
自改革开放以来, 地处沿海的东莞市开始了快速工业化。其城市空间结构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 在不同的时期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点。本文根据东莞产业发展模式的演化历程, 把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历程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 原始工业化起步阶段
1978年末东莞市各镇乡村的干部就敏感地嗅到了来自市场的信息, 自发地利用仓库、影院、村办公室和“三堂” (祠堂、礼堂、食堂) 承接来料加工。这个时期的工业化, 只是一种漫无目的、缺乏方向性的扩张。为了不断引进投资, 在缺乏规划控制的情况下, 村镇工业用地出现了“遍地开花”的散点式无序发展状况。在东莞工业的萌芽和初步发展阶段, 由于客观条件限制, 工业用地空间布局散乱, 工业用地与行政用地、居住用地相互混杂成为这一时期城镇空间结构的主要特点。
(二) 粗放型快速发展阶段
自1988年东莞被设为地级市以来, 尤其进入九十年代,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东莞市引入外资范围的不断扩大, 东莞市的工业化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工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东莞土地价值的不断攀升。由于国道、省道、镇街主干道两侧附近的用地开发成本、物流成本较低, 交通、供电、供水等市政配套设施相对齐全, 成为优先开发的地段。又由于工业用地沿路布置, 导致生产配套和工人的生活配套设施同样沿路展开, 形成了沿公路的带形发展状况。这种发展模式对于早期城镇的培育和壮大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形成了工业用地与居住用地、公共配套设施用地等混合的局面, 影响了城镇空间最初形态的形成, 为此后东莞城镇空间的发展埋下了一定的隐患。
(三) 集约型产业集群阶段
九十年代中期, 随着经济实力的壮大, 东莞各镇区纷纷选择良好地段开始建设相对集中的工业园区。但这种村镇小型工业园, 从规划水平、建设规模、设施配套程度、地均产值等指标来看, 均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 产生了土地资源浪费、功能配套不齐全的结果。
1998年到2008年, 东莞进入到快速城市化水平阶段, 城市化水平从30%上升到70%。面对城市的快速发展, 政府开始逐渐意识到城市经济产业结构和城市空间结构调整的重要性。建设工业园区, 引导企业向工业园区集中, 进而推进传统生产向现代生产的转变, 东莞市各镇区先后都建立了一定规模和数量的工业园区, 为东莞城镇空间结构基本格局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东莞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 其土地价格不断攀升, 加之近年受到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 东莞的城镇化发展面临严峻的形势。与此相关的“三旧改造”政策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契机。
三、东莞市城市空间结构现状问题
(一) 城镇空间无序蔓延
东莞自1988年被设置为地级市以来, 其行政建制为地级市直辖4个街道、28个镇, 中间不设县或县级区。这种体制具有诸多优势, 扁平化的行政建制可以提高行政效率、减轻财政负担, 有效调动了各镇区促进自身发展的积极性。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由于各镇区自身条件存在差异, 导致各镇发展水平不均、产业规划重叠、基础设施建设重复, 造成资源配置不合理, 重复建设与盲点区域同时存在。一些镇区由于在土地存量、能源储备、产业布局及城镇规划等方面受制于行政区划的限制, 发展受到制约。镇区之间各自为政, 相邻的镇区之间难以形成优势互补、相互辐射的局面。
由于区域环境差异、镇区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和行政区划导致的资源分散化、垄断化、低效化, 使东莞各镇区之间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而镇区努力寻求自身发展的过程在改革浪潮的冲击下往往选择了粗放的发展模式, 或者说在时代条件的局限下, 践行着缺乏整体观的内向式发展道路。从市域的航拍图来看, 东莞市城镇空间表现出围绕早期交通干线无序蔓延的空间形态特点 (见图1) 。由于早期发展缺乏整体性的规划布局, 城镇空间无序蔓延的结果是导致如今散碎状的城镇空间 (见图2) , 这一现象成为东莞市城镇发展缺乏肌理性最突出的表现。
(二) 各镇区间的拼合谬误现象明显
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描述分析局部与整体、个体与整体之间动机与结果的悖谬以及如何避免这种谬误时提出“合成谬误”理论。经典自由经济学认为在以成败论对错的商业观念驱使下很多企业选择了由一段段正确的路连接而成的错误的路。这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合成谬误” (Fallacy of Composition) :每一个局部的正确组合在一起, 就形成整体的谬误。从东莞市城镇空间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与“合成谬误”概念相类似的现象, 我们称之为“拼合谬误”。各镇区立足自身发展制定各自镇区的总体规划具有较高的合理性, 然而将这些镇区的总体规划拼合在一起时却形成了功能结构夹心、道路衔接困难、整体城镇规模超标等不合理的现象, 即导致以行政区划为界限的“拼合谬误”。在东莞市工业化发展前期, 由于缺乏强有力的规划引导, 由农村工业化带动形成的城镇空间特征是:大量工业建设在原有农村居民点或者城市主干道的附近区域。各镇村在各自属地内进行招商引资, 建设工业厂房, 其后产业不断壮大, 然后配备相应基础设施使其逐渐城镇化, 东莞市城镇空间基本格局就此基本形成。各镇区在编制规划时缺少城镇体系规划的指引, 直至2006年, 东莞市才修编城镇体系规划, 但各镇总体规划均于1993年前后完成。此外各镇区在努力经营自身壮大发展的同时难以兼顾其他的结果导致各镇区的城镇规模失去控制, 城镇建设用地比例失衡, 最终形成市域范围内沿主要交通干线连绵发展的巨大城镇空间规模。这些现象的存在皆因早期发展缺乏统筹规划, 成为如今城镇空间整合工作的难点。
(三) 交通网络布局有待完善
从整个市域范围来看, 区域内道路网密度在经历了三十多年建设之后已初具规模, 但道路交通网络系统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见图3) 。主要表现在交通网络系统与城市发展不协调, 服务功能未能完善, 支撑能力不强, 对城镇一体化发展造成一定障碍。镇区之间早期发展缺少相互配合的协调机制, 市域内部各区域间的交通网络在对接上曾一度出现困难, 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协调改善, 但由于镇区各自为政的因袭, 这样的状况仍然存在。近些年随着道路交通系统的完善, 使得造成了现状交通网络系统性较差, 道路功能混杂, 过境交通和内部交通相互影响的现象得到了一定的改变。解决区域内部交通问题, 是提升效率, 促进区域内经济、信息、物资等相互流通的基本保障, 也是区域间协调合作的基础, 同时对建立区域分工协作机制具有积极作用。最终将会成为促进产业升级和产业集群发展的关键。
(四) 市政设施建设配套不足
东莞市城镇空间无序蔓延、布局松散的状况决定了制定市域范围内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机制是集约资源的有效途径。然而, 至今东莞市仍然缺乏全市共建共享基础设施的有效机制, 导致基础设施资源利用效率较低, 生产性基础设施 (如自备供水设施) 重复建设。从市域整体来看, 各个镇区基础设施配套的空间布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存在着某些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和有限资源的严重浪费等现象。而对污水处理管网 (厂) 、垃圾处理厂等社会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迟缓, 已不能满足现阶段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的需求。作为高度城镇化了的东莞, 将在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城镇基础设施, 优化和建设过程中努力做到协调统一, 这也是节约社会及自然资源, 最大程度发挥其使用价值的有效途径。
四、东莞市城镇空间结构优化策略
(一) 协调区域发展, 加强宏观调控
以往“自下而上”的编制规划很难适应从分散对外向强调整体竞争力, 从经济优先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从农村工业化地区向成熟城市型地区转变的要求。国际产业转移的层次不断提高, 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逐渐增加, 对产业升级与技术创新、跨区域的合作与分工、实现优势互补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需要加强区域规划引导。
城镇体系规划需要突破行政区划局限, 指导产业空间整合和功能分区, 实现资源的整合和生态环境优化, 从而改善城镇空间无序蔓延形成的现有不合理的城镇空间关系。根据各镇街区位、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不同特征, 打破产业在镇区的地域界限, 将镇的产业优势集聚成片, 合理划分区域分工, 协同发展。只有通过城镇体系规划, 才能使东莞的区域平衡和镇街发展获得一个合理的地域资源平台, 建立具有地域特色的现代化制造业城市框架和规模, 才能获得长远持续发展的竞争力。与此同时, 城镇体系规划的实现是一个对现有城镇各项规划不断调整的过程, 需要政府职能部门发布一系列配套控制措施, 以行政效能和刚性制度确保城镇体系规划真正得以实施。
(二) 强化园区凝聚, 促进产业升级
东莞产业的集聚发展落实到城市空间布局上, 首先应当逐步推进工业用地的连片集聚发展。改变东莞主要以加工组装为主, 缺少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附加值科技产品的现状, 建立创新机制、培育创新主体、营造创新环境, 提高东莞制造业的技术含量, 增强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地位。以松山湖科技产业园、虎门港、东莞生态园三大园区的建设为基础, 不断推进城镇空间布局优化战略, 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空间发展的支撑, 对周边镇区形成强有力的带动和辐射作用。松山湖产业园区的建设正是东莞市朝着高科技产业方向发展迈出的重要一步;虎门港沿海产业带的建设, 有利于港口物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同时可以推动东莞产业结构适度重工业化;城市的产业升级不可忽视的是城市的生态建设, 而东莞生态园的建设不仅起到污染治理、防洪、排涝安全、生态环境的修复与重建的作用, 又可带动东莞东部地区的发展。
(三) 促进城市更新, 优化土地利用
东莞市在长期经济粗放式高速发展的同时, 消耗了大量的土地资源, 以土地资源的消耗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如今, 东莞市土地供求矛盾已经日益突出, 严重制约着东莞的可持续发展和城市化质量的提升。因此, 在城市空间结构优化过程中引导各镇区合理利用增量土地、优化存量土地, 走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路, 有利于全面提升城市化、永续利用资源、不断改善生态环境现状。破解土地供需矛盾已经成为现在与未来东莞城市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三旧”改造 (旧城镇、旧村庄、旧厂房) 是破解土地供需矛盾的重要手段, 结合产业升级, 城市功能再造, 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 提升城市化质量。推进“三旧”改造, 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 是东莞城市化提升及空间拓展的潜力所在。因此东莞市应以此次“三旧改造”为契机, 努力做好土地更新利用工作, 为东莞的发展创造更多可利用的土地空间。
(四) 强化基础设施建设, 融入区域整体发展
通过城镇体系规划, 改变东莞过于分散的自主式发展格局, 按照现代社会城市发展和资源配置的要求, 在全市范围内统筹规划布局重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整合各镇区自成体系的道路及公共服务设施。破除各个镇区之间因交通不便和各自为政形成的产业或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在此基础上可综合协调各镇区现已形成的各方面优势, 促进区域整体健康发展。另外, 东莞作为珠三角经济区中重要的经济实体, 在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上注重加强与珠三角整体交通网络的融合, 有利于东莞市更好的发挥区位优势, 在宏观区域经济体中占据先导地位。融入区域整体发展战略, 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主动与周边区域对接, 可凸显和塑造东莞市优势特色, 接受周边经济实体的带动和辐射, 将会对东莞市自身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五、结论
东莞市城市空间的前期发展更多的是依据“市场力”的作用自发形成并不断壮大的, 但是“市场力”自身所具有的盲目性与滞后性, 也导致东莞市城市空间发展呈现无序状态, 为城市的后续发展带来了严重的障碍。解决“市场力”发展过程中带来的问题, 就要在充分尊重其存在和影响的前提下, 充分发挥“政策效力”在城市空间塑造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加强政府规划管理及其他部门对城镇空间发展及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控制作用。从区域整体利益角度出发, 结合城镇体系规划、市域基础设施建设、“三旧改造”等政策措施的进一步推进, 有步骤地调整过往发展中不合理的即成建设事实, 有效地引导今后城市发展中进行的城市功能整合、城镇空间塑造、土地开发建设等活动, 以高效合理、集约生态为目标, 塑造既舒适便捷又充满活力的东莞市城镇空间体系。
摘要：本文以东莞市改革开放以来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后城镇空间结构的发展特征为出发点, 研究东莞市城市空间结构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城市问题。提出针对城镇空间结构优化配置的城市发展策略, 为东莞市今后城镇空间的健康发展和产业空间的合理布局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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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结构演化研究 篇5
【摘要】利用城市地理学中首位度、位序规模相关方法及经济学中赫芬达尔指数对2006-2013年新疆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结构及其演化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新疆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结构正在不断优化，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结构处于由首位型结构向集中型结构转变，中间梯度的入境旅游市场数量正在增加，但尚未达到相关指数的理想值。2009年为新疆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结构演化重要转折点。在新疆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结构演化方面，新疆入境旅游市场经历了先集聚后分散的演化过程。基于上述分析，文章对新疆入境旅游的发展提供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新疆；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结构
doi：10.3969/j.issn.1007-0087.2016.01.010
入境旅游作为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区域旅游综合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其发展有利于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均衡，提升区域国际影响力，入境旅游已成为区域经济的主要增长点之一[1]。区域入境旅游规模的特征及演化研究，有助于明确区域入境旅游分布的特点，认识区域入境旅游发展趋势，为采取因地制宜的措施优化规模结构，推动区域入境旅游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2]。
新疆作为我国占地面积最大和旅游资源较为丰富的省区，旅游业发展十分迅猛[3]。在新疆长达54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新疆周边的国家是最多的，有蒙古人民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8个邻邦。因此，为新疆入境旅游带来了先天的有利条件。新疆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境地，一方面拥有深厚多元的文化，一方面又拥有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吸引着中外游客的到来。据新疆统计年鉴显示，2013年新疆入境旅游人数达到147.95万人次，入境旅游收入58502万美元，分别比2000年入境旅游人数增长了610%、入境旅游收入增长了516.2%，新疆入境旅游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
因此对新疆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结构演化过程和特征进行分析，有助于深入了解新疆入境旅游供求关系的空间规模结构及其变化，为新疆入境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可行性的政策建议，同时也能为我国其他省份入境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对于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的研究较为宏观，主要从政策和影响因素方面。Akira Sos-hiroda 分析了日本从1859-2003年入境旅游政策演变对不同城市入境旅游规模的影响和差异[4]，Yahua Zhang 等人运用重力模型以新加坡和澳大利亚为研究对象，发现限制性的航空政策阻碍两个国家城市间旅游流的往来[5]，Joanne Connell 等对新西兰旅游发展策略分析发现政府颁布的旅游政策对区域旅游规模发展会产生显著的影响[6]，Yang Yang 等人运用空间增长回归模型以中国342个地级市2002-2010年的相关数据为研究对象，发现当地的经济增长是影响入境旅游规模增长的最主要因素[7]。
国内学者对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的结构特征。全华等人对江苏省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结构演变趋势进行SSM分析，同时结合相应的Shift-Share分析图表，给出不同结构状态下的江苏省入境旅游营销策略[8]。陈勇等以中国入境旅游大省广东省为例，利用动态偏离份额分析方法对我国的入境旅游市场结构进行了分析研究[9]。（2）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的影响因素。如陈刚强、徐学强探讨了1999-2008年中国入境旅游规模影响因素主要包含：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对外经济开放度、市场发展和基础设施[10]。宣国富认为入境旅游规模结构类型的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禀赋、城市职能结构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等[11]。（3）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的区域差异特征。学者们主要从国家层面、省域层面和跨区域层面入境旅游规模的差异。
综上，国内外学者对入境旅游规模的研究主要从地理学的视角切入，主要运用一些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而结合经济学中相关研究方法的较少。目前已有一些国内学者运用经济学中的赫芬达尔指数法对区域旅游规模开展研究，但是结合首位度分析法和位序-规模法并借助赫芬达尔指数法同时研究区域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结构演化的还很少见[12]。鉴于此，本文从新疆入境旅游市场出发，借助首位度和位序-规模方法、赫芬达尔指数对入境旅游市场规模动态化分析，以期把握新疆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的阶段特征及未来演化趋势，从而对新疆入境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行性建议。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1.首位度分析法。美国学者马克·杰斐逊于1939年对美国以及欧洲诸多国家城市规模的分布研究发现，大部分国家最大城市是第二位城市人口的2倍以上，提出了城市首位律，后来又发展到4、11城市指数，该规律已成为衡量城市规模分布规律的一个重要指标；本文用于反映新疆入境旅游市场的规模等级结构。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P1，P2，P3… P11为不同入境旅游市场旅游人数规模从大到小排序。正常的2城市指数、4城市指数和11城市指数应该分为2，1和1的理想状态。
2.位序-规模分析。对一个区域（或客体），设定一个入境旅游人次r来度量，测度结果是与r有关的入境旅游市场的数量N（r），当r值改变时，N（r）也相应发生变化，r由小到大时，N（r）不断减小。若N（r）与r成幂函数关系，则
则表明入境旅游人次规模分布为分形。把不同入境旅游市场和入境目的地旅游人数按由大到小的顺序排列，并给其序号（k=1，2，…，n），用系统等级规模分布的pareto形式，经变换可以得到Zipf维数公式，即
经推到可得 ，其中：K为入境旅游市场等级序号，P（k）为与序号K想对应的入境旅游市场的人次；P1为首位入境旅游市场的旅游人次；q为Zipf指数。
当q>1即D<1时，入境旅游市场规模分布集中，入境旅游规模分布差异大，首位入境旅游市场垄断性较强，中间位序的入境旅游市场较少；当q<1即D>1时，入境旅游市场规模分布分散，入境旅游规模分布均衡，中间位序的入境旅游客源市场较多。一般来说，也可以根据q指数的大小，将旅游规模结构分为三类：首位型（q≥1.2）、集中型（0.85
3.赫芬达尔指数。赫芬达尔指数及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是经济学中用来衡量市场力量分化程度和市场垄断程度的重要指标，目前已有学者将其用于分析入境旅游的总体差异[12]，在此用于反映入境旅游市场的空间离散程度，其公式为：
其中：H是赫芬达尔指数，Pi为某客源市场来新疆人数占新疆入境旅游总规模数的百分比，本研究中n取11，因为排名在11位以后的城市或客源市场入境旅游人数较少。H值越接近1，表明区域集聚程度越高，少数客源市场的旅游规模垄断性强；H值越接近0，表明区域集聚程度越低，11个客源市场之间的竞争越激烈。
（二）数据来源
根据数据的易获取原则和连续性原则，本文选取2006-2013年主要客源市场来疆人次数为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于新疆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旅游局官方网站统计信息（http：//www.xjtj.gov.cn）。
三、新疆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结构演化特征分析
（一）入境旅游客源市场区域结构
在新疆入境旅游的外国游客中，来自亚洲的旅游者占新疆入境旅游者的56.39%，其中亚洲的旅游者中75%左右是哈萨克斯坦游客；其次是欧洲，所占比重为37.32%，欧洲游客中80%左右来自独联体；北美洲、大洋洲所占比重分别为4.13%、1.29%（如表1所示）。北美是世界上旅游业最发达地区之一，但由于距离新疆过远，来疆旅游在途中时间长，旅费开支大，吸引的游客量有限且主要是美国游客；大洋洲市场与北美市场相似，由于空间距离较远，主要由于资源禀赋差异吸引澳大利亚一部分游客；非洲由于经济落后等原因，来疆的旅游者最少，仅为0.1%。
表1 新疆入境旅游客源市场区域结构（单位：%）
客源地亚洲非洲欧洲北美洲大洋洲
200633.610.0858.514.801.37
200732.930.0961.413.451.18
200845.340.1447.274.751.67
200937.690.2451.187.482.26
201071.620.0823.153.521.00
201176.660.0619.073.130.69
201276.370.0619.123.031.06
201376.910.0618.842.851.05
平均56.390.1037.324.131.29
（二）新疆入境旅游客源地结构
2006-2013年新疆接待入境旅游客源地人数最多的是独联体，占到了新疆入境旅游客源地总人数的22.16%，独联体游客是新疆第一大客源市场，主要以边境购物旅游为主体；其次是蒙古、巴基斯坦、日本、美国、韩国，分别是3.85%、3.27%、3.02%、2.38%、1.89%。蒙古和巴基斯坦是新疆重要的入境旅游客源市场，其距离新疆较近，与独联体相似，主要以边境购物旅游为主体。日本、美国、韩国也是新疆重要的入境旅游客源市场，其经济发达程度较高，以丝绸之路、佛教文化为纽带加之三地社会环境、自然景观、民族风情、文化风俗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对旅游者产生较强的吸引力，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穆斯林与新疆有着宗教信仰上的联系，所以穆斯林旅游市场开发潜力较大。
表2 2006-2013年新疆入境旅游客源地接待总人数及市场占有率
序号客源地接待总人数（人）平均市场占有率（%）序号客源地接待总人数（人）平均市场占有率（%）
1印度100380.1612德国593130.92
2印度尼西亚96880.1513法国722971.12
3日本1954343.0214意大利218020.34
4马来西亚467680.7215西班牙122790.19
5蒙古2487593.8516瑞典135780.21
6菲律宾46080.0717瑞士199580.31
7新加坡494630.7718独联体143263222.16
8韩国1220991.8919加拿大450030.70
9泰国244920.3820美国1540912.38
10巴基斯坦2112763.2721澳大利亚478820.74
11英国663161.0322新西兰143610.22
（三）新疆入境旅游市场首位度分析
依据上述给出的首位度分析公式，可算出2006-2013年新疆入境旅游市场S2、S4、S11值（如图1所示）。整体上，新疆入境旅游市场S2、S4、S11均远高于理想值2、1、1。2006-2013年新疆入境旅游市场整体呈下降趋势，首位度趋势减弱，独联体的垄断地位逐渐减弱，说明入境旅游市场尚未形成较大的空间差异，随着西部大开发及援疆工作的推进，使得其他客源市场，尤其是对美国、日本、韩国等吸引力增强，使得新疆入境旅游市场S2、S4、S11值呈现出整体下降，并趋于稳定，越来越接近理想值，降低了独联体的垄断地位。
图1 新疆入境旅游市场首位度指数（2006-2013年）
（四）新疆入境旅游市场位序规模分析
2006-2013年，R2值接近于1（2009年除外），线性拟合状况较好，表明新疆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结构符合位序规模分布，除2009年以外，q值全部大于1.2，表明新疆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结构是典型的首位型。这主要是因为入境旅游市场的地域距离和目的地入境旅游的发展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旅游目的地会优先吸引距离其相对较近的入境旅游市场，独联体、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蒙古等距新疆较近，来疆人次数主要集中在以上入境客源市场，其次美国、日本、韩国这几个主要客源大国来疆人次次之。q值变化可以分为两个明显的阶段，从2006年到2009年处于下降阶段，新疆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结构首位度下降，2006、2007年q值高达1.590、1.583，在这两年新疆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结构表现出强首位型，独联体占有垄断地位，2008年、2009年出现了明显的梯度下降，与2009年达到最低值1.139，说明结构正在从首位型向集中型转变；2010年到2013年处于稳定阶段，q值略大于1.2，说明在这期间，新疆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结构仍属于首位型，但首位型程度降低。整体而言，q值在下降，新疆如今旅游市场规模结构正在优化过程中（如表3所示）。
表3 新疆入境旅游市场位序规模分析拟合方程及参数（2006-2013年）
时间q拟合方程R2
20061.590y=-1.590x+11.708R2=0.983
20071.583y=-1.583x+11.649R2=0.928
20081.306y=-1.306x+11.256R2=0.948
20091.139y=-1.139x+11.120R2=0.875
20101.271y=-1.271x+12.029R2=0.983
20111.367y=-1.367x+12.044R2=0.958
20121.274y=-1.274x+12.123R2=0.977
20131.291y=-1.291x+12.186R2=0.978
从2006-2013年新疆入境旅游市场数据可以看出，独联体一直是新疆最大客源市场，且其位于拟合直线上（如图2所示）（此处仅以图2说明，其它年份对数散点图可以从表3推出），带动作用明显，中间层次规模入境旅游市场数目少、发展快，但是低层次规模的入境旅游市场数目多，发展迟缓，可见新疆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结构还需要继续优化。2006年独联体所占入境旅游市场的比例高达49.24%，中间层次规模的入境旅游市场数目较少，有蒙古、巴基斯坦、美国、日本、韩国，低层次规模的入境旅游市场数目较较多，主要有英国、马来西亚、瑞士、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16个国家，所占入境旅游市场比例更少。2006年以后，q值开始不断下降，首位入境旅游市场垄断地位有所降低，2013年独联体所占入境旅游市场的比例降至15.43%。
图2 新疆入境旅游市场规模双对数散点图（2013年）
（五）基于赫芬达尔指数的新疆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结构特征分析
通过公式结合2006-2013年新疆主要客源市场入境人数，可计算出新疆入境旅游市场赫芬达尔指数（如图3所示）。新疆入境旅游市场H值处于较低水平，变化趋势呈现先下降后稳定，2006-2009年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在这期间新疆入境旅游市场垄断性变弱，客源主要来自独联体，与入境旅游市场位序规模q值走势一致；2010-2013年趋于稳定，独联体的垄断性减弱，各个主要客源市场的入境游客人次说不断趋向平衡，呈现出良性发展趋势。
上述分析表明，新疆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结构经历了由首位型向集中型演变的过程。首位度指数、q值和赫芬达尔指数走向趋势一致，整体垄断趋势降低。
图3 新疆入境旅游市场赫芬达尔指数（2006-2013年）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1.新疆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结构正在不断优化当中。新疆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结构正处于由首位型结构向集中型结构转变。新疆入境旅游市场中的独联体的垄断性在减弱，中间层次蒙古、日本、巴基斯坦、美国、韩国入境旅游市场发展速度较快，所占入境市场比例在增大，但客源市场数量仍然较少。低层次入境旅游市场英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加拿大等16个国家发展迟缓，所占入境市场比例有小幅度上升，但是客源市场数量仍然较多。
2.新疆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结构演化的重要转折点是2009年。2006-2009年新疆入境旅游市场规模为首位型结构，位序规模阶梯分布明显，2009年降到最低，呈现集中型结构，2009-2013趋于稳定，首位客源地独联体的垄断性下降，各个主要客源市场的入境游客人次不断趋向平衡，呈现出良性发展趋势。
3.在新疆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结构演化方面，新疆入境旅游市场经历了先集聚后分散的演化过程。在本文考察期间内，新疆入境旅游市场从集聚向分散不断演化，并逐渐趋于稳定，2006-2013年期间，其首位度指数、位序规模q值与赫芬达尔指数H的变化走向趋势一致，共同验证了新疆入境旅游市场演化的过程。
（二）建议
通过对新疆入境旅游市场研究分析，新疆应该在以下方面加强入境旅游建设：首先，抓住历史性机遇，促进新疆旅游业跨越式发展，促使新疆入境旅游业实现一个新的飞跃。其次，在入境旅游市场方面，增强独联体及周边国家的带动作用，要强化东南亚市场的宣传，同时也要克服距离障碍，增强在欧美市场的宣传，最终实现中间层次入境旅游市场的增加。一方面要从分利用蒙古、哈萨克斯坦的地缘优势，加强对日本、韩国、美国等中间层次的入境旅游市场的宣传，扩大新疆在以上区域的旅游影响力，实现这些入境旅游市场快速由中间层次向更高层次突破，缩小与首位入境旅游市场的差距；另一方面要克服远距离地区在地理区位上的不利因素，加强在欧美及大洋洲国家的宣传，根据不同区域游客的喜好，制定出不同的旅游营销战略，实现低层次入境旅游市场的快速发展。第三，进一步完善以丝绸之路为主的旅游产品，同时开发具有新疆地方特色的系列旅游产品。第四，准确定位，提高入境旅游者的旅游消费。不断完善餐饮、住宿、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以迎合不同入境旅游市场的旅游者，提高游客的满意度；推出精品旅游线路同时做好景点设施的配套、环境卫生的整洁、服务质量的保障等；打造出地域性、文化性、参与性、观赏性和体验性的娱乐活动，增强旅游吸引力。
五、结束语
本文对新疆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结构的研究仅限于2006-2013年的数据，缺乏对更长时间段的分析，所得的结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文章中未对影响旅游规模结构的因素进行深入的探讨，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结构可能会受到客源市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文化习俗等的影响。构建新疆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结构影响因子模型，进一步深入分析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的影响因素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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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Evolution of the Scale Structure around Inbound Tourism Market in Xinjiang Province
ZHANG Shufang1； HAN Chun-xian2
（1.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830046， China；
2.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127，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primary index， rank-scale analysis methods and the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used in Economic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evolution and the scale structure of inbound tourism market in Xinjiang Province from 2006 to 2013. The result showed that： （1） the scale structure of inbound tourism market in Xinjiang Province was continuing optimizing. The inbound tourism markets were all in the status of changing from the typical primate distribution to the transition type. The number of the inbound tourism market in the intermediate gradient was increasing. （2） The year of 2009 was the key turning point of the evolution. （3） In term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scale structure of inbound tourism market in Xinjiang Province， the inbound tourism market gathered first and then scattered. Finally， this paper proposed som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bound tourism market in Xinjiang Province.
集群知识网络结构演化特征 篇6
产业集群是众多相互联系的社会经济单元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彼此间由于空间距离和社会经济距离的大幅缩短,有效地降低了组织单元间的交易成本,因而集群中各组织单元具有较强的成本优势。伴随生产专业化和产品复杂性程度的提高,现代生产对知识的需求愈来愈庞大,知识在集群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不仅如此,竞争的白热化使以成本为核心的竞争逐渐弱化,知识强化下的产品质量、功能、服务等的差异化成为企业赢取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知识不仅成为组织单元个体财富的发动机而且还是集群整体创新能力的源泉,集群中各组织单元为了保持持续竞争优势,在不断增强自身知识创新能力的同时,也不断加强与集群内其他组织单元的协作,通过合作研发、技术培训、技术许可、员工流动等方式来学习借鉴其他组织单元中的优势知识。充分的知识流动有助于集群整体创新能力的提高,知识在集群中的流动不仅成为普遍现象,而且呈逐渐增强趋势。集群中不同的组织单元、各类知识以及知识在不同组织单元中的流动关系和维持这些关系所镶嵌于其中的规则、制度等构成了集群知识网络[1]。知识网络促进了集群创新行为的发生,加快了集群创新速度,降低了创新成本和创新风险,集群知识网络伴随集群形成与发展而不断演化,那么集群知识网络结构伴随集群的发展演化将呈现怎样的过程特征,这些过程特征是否受集群构成要素的影响,如果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是否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以及集群如何利用这种规律性以增强集群知识流动效率等问题将成为本文研究重点所在。
2 相关研究述评
一般认为,对知识网络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2,3],先期对知识网络的研究主要着重于知识网络的构成要素、形成机理、组织边界、合作机制等相关研究中,近年来,随着复杂网络研究的兴起,运用复杂网络理论研究知识网络结构演化特征的成果日渐增多,其热点一是集中于对知识网络结构演化特征的研究,这类研究多采用了基于多智能体或者是系统动力学的仿真方法,傅荣等利用Blanch软件仿真分析了集群主体不同参与偏好下的知识网络演化过程,结果表明任务导向型中的个体要较知识导向型网络中的个体能够更快地确认网络中优势参与者,但无论何种参与偏好,网络演化过程中以优势参与者为核心的趋势不断增强[4];李金华等在就创新网络的互补性、差异性、增长性、择优性、时间有限性5个方面所提出的假设条件基础上通过改变连接边数、节点进退等条件构建了3种不同结构的创新网络模型,并对这些网络的小世界特性和度分布特性进行了度量[5];田钢等构建了集群创新网络的环境-行为动态演进模型,并利用仿真研究了集群创新网络的演化过程中度分布、网络平均路径、聚集系数等特征,研究认为集群创新网络度具有幂律分布特征,且具有短的平均路径和高的聚集系数,呈现小世界性特征[6]。二是集中于对集群知识网络结构形成的影响因素分析,Ozman利用多智能体仿真分析了产品相关性对知识网络密度、平均路径、聚集系数的影响,研究认为当产品相关性增大时,网络密度变小,聚集系数缓慢增大,而与直观不同网络平均最短路径则变长[7];Cowan等研究了知识可分解性及其嵌入性等知识特性对网络结构的影响,指出可分解性较高的知识网络密度较大,较高嵌入性的知识网络中存在较多的小团体,当二者在一定范围内取值时,网络则呈小世界性特征[8];张龙利用网络约束系数来刻画知识网络的闭合性及结构洞特征,网络约束系数越大,结构洞越少,网络闭合程度越大[9];张兵等利用仿真模型研究了小世界网络结构特征下,改变关系强度对知识网络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关系强度的增加会提高知识均衡状态下的知识网络效率[10]。三是集中于对提高网络知识流动效率调控机制的研究,Kobayashi研究了知识溢出对知识网络市场均衡结构的影响,并构建了企业市场均衡条件下的调节参数模型[3];王铮等根据网络个体的相互作用机制,构建了神经网络与系统动力学相结合的政策调控模型[11];Shin等利用进化算法研究了知识网络流动成本与流量的优化问题,由于自组织网络远离最优态,需要政策制定者的干预以最大化地获取潜在收益[12];姜照华等基于知识供应链构建了知识网络整体创新能力演化的系统动力学模型,通过分析认为增加设备、人力资源等知识投入和提高组织单元的创新能力及增强彼此间的知识关联强度能够有效提高集群整体创新能力[13]。现有研究多是从静态视角出发研究集群知识网络结构的演化问题,所研究的是集群知识网络静态结构特征或者是知识网络演化的阶段结构特征而不是集群成长背景下知识网络动态演化的过程特征。集群知识网络伴随集群成长在诸多要素的影响下而不断发展演化,并呈现出不同的演化特征,本文将从动态视角出发,在知识获取最大化准则基础上,研究集群中组织单元间的知识流动活动,构建集群知识网络模型,并利用Matlab编程进行仿真,定量分析各项要素对集群知识网络结构特征动态演化的影响程度,并据此提出优化集群知识网络结构,提高集群知识流动效率的政策建议。
3 集群知识网络模型的建立
3.1 组织单元的内生知识存量
对于某产业集群,共有m个组织单元,其中包括企业、研发机构、政府、中介单位等各类组织,共有n种知识蕴含于这些组织单元中。由于集群组织单元种类各异,涉及的知识种类必然复杂多样,为了简化分析起见,可选取一些关键知识或者是几大类知识作为研究对象,那么t时刻,集群第i个组织单元所拥有的第j类知识存量可表示为SAKtij, i=1,2,…,m; j=1,2,…n, 0≤SAKij≤1,0表示第i个组织单元完全没有了解第j类知识,1表示第i个组织单元完全掌握第j类知识。
伴随集群的成长,各组织单元的知识存量随内部大量创新活动的发生而不断增长,组织单元的创新能力越强,知识的增长速度越快,假定第i个组织单元对第j类知识的内生增长速度在集群演化过程中保持恒定不变,设为δij.同时,知识由于自身发展而处于新旧更替过程之中,旧的知识不断被新的知识所替代,因而知识还存在贬值效应,知识更新速度越快,知识贬值效应越大,知识的贬值系数设为ηj, j=1,2,…,n.所以,t时刻组织单元i对于j的内生知识存量为:
3.2 组织单元的外生知识增量
组织单元的外生知识增量主要是指集群中各组织单元通过组织学习从集群其他组织单元中获取的知识增量,主要由组织单元的知识需求缺口、吸收能力、搜索邻近组织的能力以及集群内部组织单元间的知识差等因素所决定。
①组织单元的知识需求
集群中各组织单元为了组织生产,保持持续竞争优势,会对不同的知识产生不同的需求,那么t时刻第i个组织单元对第j类知识的需求量可表示为RAKtij, i=1,2,…,m; j=1,2,…,n, 0≤RAKtij≤1,0表示第i个组织单元对第j类知识完全没有需求,1表示第i个组织单元需要完全掌握第j类知识。在集群的成长过程中,由于所处环境的不断变化各组织单元对知识的需求每隔一定周期就会发生一定变动,知识需求的变动虽然在单个组织范围内可能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性,但从集群整体范围来看,这种需求变动具有随机性,因此,每隔一定周期需要重新调整各组织单元的知识需求,在[0,1]范围随机产生,那么t时刻,组织单元i的知识需求缺口为:
当GRAKtij<0时,说明该组织单元中知识j存在富余;当GRAKtij=0时,不存在对第j项知识的需求;当GRAKtij>0时,组织单元i就知识j存在需求缺口。
②组织间的知识差距
对于集群中任意两组织单元a、b,第j项知识的差距为:
GAKtabj<0表示知识j存在由组织单元a向组织单元b扩散的可能,GAKtabj>0表示知识j存在由组织单元b向组织单元a扩散的可能,然而由于学习成本的存在,过小的知识差GAKtabj会使组织单元i丧失学习兴趣,知识扩散行为难以实际发生,因而只有当式(4)满足时,两组织单元间才可能对知识j产生扩散行为:
其中,thr(GAKij)为组织单元i对于知识j所能接受的知识差的最低门限值。
③组织单元的吸收能力
不同的组织单元即便是对同一知识也具有不同的吸收能力,组织单元i中知识j的既有知识存量越大,其对知识j的吸收能力越强,那么t时刻第i组织单元的吸收能力可表示为:
其中,λj为常系数,主要与知识本身特性相关。
④组织单元的搜索能力
组织单元的搜索能力主要取决于产业集群的信息通畅程度以及组织单元运用社会资本的能力, 设定各个组织单元的搜索域为SCi, 那么t时刻, 在搜索能力的约束下, 组织单元i从组织单元b处获取知识j的知识增量为:
虽然只要满足AAKtibj>0,组织单元i就能从组织单元b处学习到新知识,但组织单元i处于外部知识获取最大化的考虑,只在知识邻域范围内选择能给其带来知识增量最大化的组织单元与之合作,设定该组织单元为k, k∈SCi.因此,t时刻,组织单元i获取的知识j的增量为:
3.3 集群知识网络的形成
不考虑集群知识流动的方向性问题,集群知识网络可以表征为任意两个组织单元间知识流动关系的集合。因此,当AAKtij>0时,在t时刻,组织单元k中的知识j向组织单元i流动,集群知识网络将增加一条新边,令AAtikj=1。对于集群组织单元中所拥有的各项知识,只要组织单元i、k之间有一种知识存在流动关系,两者之间就形成了知识网络的一条新边,因而:
因不考虑知识扩散的方向性,所以
因而,t时刻,产业集群知识网络可以表示为:
3.4 集群知识网络结构特征度量
本文采用网络平均最短路径、网络聚集系数、网络平均度来刻画集群知识网络的结构特征。其中,网络平均最短路径定量描述了网络的紧密程度,平均路径越短,知识扩散损耗越小,扩散成本越低,知识流动效率越高[10,14];网络聚集系数定量描述了网络中出现块状结构趋势的强弱,聚集系数越大,网络中越可能产生块状结构;网络平均度定量描述了集群知识网络的协作程度,网络平均度越大,组织单元与其他单元建立知识流动关系的数目越多,表明知识网络的协作程度越大。各种指标的详细计算公式已有大量文献,本文不再赘述。
4 模型仿真分析
设定某产业集群中,组织单元总体数目为100,共有5种知识,各组织单元的初始知识存量SAK0ij由系统在[0,1]内随机产生,其内生增长速度δij也由系统在[0,0.05]内随机产生,知识贬值系数ηj=0.01,初始知识需求缺口GRAK0ij由系统在[0,1]内随机产生,每隔5个周期知识需求缺口随机调整一次,不考虑组织单元学习成本的差异性,知识差门限值统一设定为thr(GAK)=0.1, λ=0.2,初始搜索域大小SC0i在[3,10]内随机产生,伴随产业集群的成长,组织间的熟悉程度不断加深,搜索域开始扩大,每隔一个周期搜索域扩大2个。当知识网络中两节点间没有路径相连时,两者之间的平均最短距离为无穷大,为避免这一问题,在不影响演化基本过程趋势条件下,当两节点没有路径相连时,设定其最短路径为50。同时,为了降低仿真过程中初始随机数据对仿真结果的影响,所有仿真模型仿真次数均为50次。利用Matlab编程,该集群知识网络结构的演化特征仿真结果如图1所示。集群知识网络的平均最短路径伴随集群的演化而呈不断缩短趋势,但在集群演化初始阶段缩短速度较快,并逐步稳定于一定范围内小幅波动,说明集群知识网络各组织单元在集群的一开始就能够迅速构建较为紧密的知识流动关系,这种紧密的知识流动关系伴随集群的演化而不断增强,并逐步稳定于一定区域范围内;集群知识网络的聚集系数伴随网络的演化而成不断增大趋势,集群演化时间越长,集群内产生块状结构的可能性越大;集群知识网络的平均度先是逐步增加,在达到某一极值之后,网络平均度开始下降,这说明集群一开始,组织单元间的合作程度在不断增加,但当其达到一定极值之后,各组织单元间的知识协作关系相对稳固,并集中于少数几个组织单元,组织单元间的合作数量下降,但质量却得以提升。
4.1 集群规模对知识网络结构演化的影响
在其他既定要素不变条件下,不断增加集群中组织单元的数目,以分析集群规模的变动对集群知识网络结构演化特征的影响,其仿真结果如图2所示。集群规模越大,网络平均最短路径越长,网络组织单元间的紧密程度越低,集群知识流动效率也就越低;集群规模越大,网络的聚集系数越小,网络越难以产生块状结构;而网络平均度与集群规模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关系,说明集群规模的增加并不能改变单个组织与其他组织的协作程度。因而可以认为,产业集群单纯规模上的扩张对提高集群知识流动效率起反向调节作用,集群知识流动效率的改善、知识网络流动密度和强度等网络质量的提升应着重于其他要素的调控。
4.2 知识相异性对知识网络结构演化的影响
集群知识相异性越大,集群中知识种类越多,在模型其他既定参数不变条件下,增加集群知识种类,可以看出,伴随集群知识相异性程度的增加,网络的平均最短路径显著缩短,集群知识网络的紧密程度提高,知识流动效率提升;网络平均度也显著增大,说明集群知识种类越多,组织间的合作程度越强,但网络聚集系数则没有显示出其与集群知识相异性明显的相关性关系,这说明知识网络出现块状结构特征的强弱与集群知识种类多寡无关,仿真结果如图3所示。
4.3 知识更新速度对知识网络结构演化的影响
不同的知识具有不同的更新速度,更新速度越快,知识贬值效应越显著,在其他既定要素不变条件下,考虑知识贬值系数对知识网络结构演化的影响,其仿真结果如图4所示。在集群演化的一开始,知识更新速度的差异对知识网络结构的影响并没有明显差异,但随着集群的持续发展,集群知识网络的平均最短路径、网络聚集系数、网络平均度差异化特征开始显著,集群发展程度越深,这种差异性越大,在集群演化后期,知识更新速度越快,知识网络的平均最短路径越短,集群组织单元间的知识协作关系越紧密;网络平均度也迅速增大,这说明知识更新速度越快,组织单元越倾向于协作;而网络聚集系数则没有显示出与知识更新速度的相关性,说明集群中呈现块状结构特征的强弱与知识更新速度无关,也就是说,无论是传统产业集群还是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具有相同程度的块状结构趋势。
4.4 组织知识内生增长速度对知识网络结构演化的影响
集群中组织单元内部创新能力各不相同,创新能力越强,组织知识内生增长速度越大。当提升组织知识内生增长速度时,其仿真结果(图5)与知识更新速度对知识网络结构演化的影响相类似。组织知识内生增长速度对知识网络结构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集群起始阶段,组织知识内生增长速度对知识网络结构的影响效果并不显著,但当集群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知识内生增长速度对集群知识网络结构的影响开始显现,知识网络结构呈现出剧烈的波动,在此阶段网络结构变动频繁,知识内生增长速度越快,网络结构波动幅度越大,但对网络整体结构演化的影响仍没有呈现出明显的规律性,当集群发展到后期阶段,知识内生增长速度对知识网络结构演化的影响规律性开始显现,知识内生增长速度越快,网络平均最短路径越短,说明组织间的关系越紧密,网络平均度也显著增大,表明知识内生增长速度越快,组织间的合作意愿越强。但知识内生增长速度对网络聚集系数的影响,在集群的整个发展阶段没有呈现出明显的相关性,说明集群中各组织单元的内生增长速度并不能影响知识网络的块状聚集趋势。结合4.3节,与服装、机械制造、化工等传统产业集群相比,信息、电子、生物制药等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具有较高的知识更新速度和较快的知识内生增长速度,这类集群在发展过程中,知识网络结构会有一段震荡期,在震荡期内知识网络结构不稳定,知识流动效率忽高忽低,但震荡期一过集群知识流动效率和协作程度将会大幅上升。
4.5 学习成本对知识网络结构演化的影响
知识复杂性和隐性程度越高、组织单元为学习和吸收新知识所需的设备和人力等投入越大、学习过程耗时越长,组织单元获取知识的成本就越高,那么与之相对应,组织单元要求学习行为所产生的效果必须越显著,两组织间的知识差门限值也就越大,当知识差的门限值增大时,集群知识网络的平均路径显著增长,表明当学习成本增加时,集群知识网络单元间的紧密程度降低,知识流动效率下降;网络聚集系数显著变小,说明集群知识网络中出现块状结构的可能性程度降低;网络平均度显著减小,说明集群组织单元间的合作程度显著降低,仿真结果如图6所示。因此,可以认为降低集群学习成本对于提高集群知识流动效率、提高集群知识协作水平、改善知识网络结构质量效果显著,集群在发展过程中应注重吸收资本轻量化组织单元的进驻,采取措施加强组织单元间的沟通、交流频率,增强组织间的信任,降低组织知识的隐性程度。
4.6 知识邻域对集群知识网络结构演化的影响
网络邻域的多寡往往与集群信息的通畅程度密切相关,集群信息通道越畅通,组织单元搜索范围越大,知识邻域也就越大,当组织单元知识邻域扩大时,集群知识网络的平均最短路径显著缩短,组织单元间的紧密程度加深,知识流动效率提升;集群知识网络聚集系数显著增大,集群知识网络中块状结构显著;而网络平均度则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先是随着知识邻域的增加而增大,但这种增大趋势越来越弱,并最终显示不出两者之间的相关性,说明知识邻域对组织单元间的合作程度一开始影响较大,但这种影响会不断削弱(图7)。因此,改善集群的信息畅通能力对于提高集群知识流动效率、提高集群知识协作水平、改善知识网络结构质量效果同样显著,集群应注重公共信息平台的建设,同时为集群组织单元提供知识交易场所,使集群知识供需信息能够最大化的畅通。
5 结束语
产业集群中各组织单元间的知识相互流动关系形成了知识网络,并影响着知识网络结构特征的演变,网络结构特征的演变又会进一步影响集群知识的流动效率及各组织单元间的协作程度和协作质量。本文基于组织单元知识获取最大化准则,构建了集群知识网络演化过程模型,并采用仿真方法分析了集群知识网络演化的过程特征,并进一步分析了各种要素对集群知识网络结构演化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①集群规模、学习成本与知识网络平均最短路径显著正相关,知识相异性、信息通畅程度与网络平均最短路径显著负相关,知识更新速度和知识内生增长速度与网络平均路径的相关性则呈现阶段性特征;②集群信息通畅程度与网络聚集系数显著正相关,集群规模、学习成本与网络聚集系数显著负相关,知识相异性、知识更新速度、知识内生增长速度没有显示出与网络聚集系数的相关性;③知识相异性与网络平均度显著正相关,学习成本与网络平均度显著负相关,知识更新速度、知识内生增长速度、知识邻域与网络平均度的相关性呈现阶段性特征,集群规模与网络平均度没有显示出明显的相关性。集群应针对各种要素对其网络结构的不同影响,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改善集群知识流动效率,同时提高知识网络的协作程度和协作质量。作为对集群知识网络的仿真模拟,是对现实的一种高度抽象,大量可能对集群知识网络结构产生影响的要素难以全部企及,成为本文的局限所在,主要表现在:①没有考虑组织单元间知识网络构建的路径依赖,即组织单元间一旦构建了知识流动关系,这种关系往往会持续一定时间;②仅以集群中的组织单元知识获取最大化为目标,没有考虑集群供需关系、市场、协作文化、信任机制、宏观政策等要素对知识网络的结构的影响;③没有考虑到组织单元的进退对集群知识网络结构演化的影响;④只考虑了集群整体知识流动成本问题,没有考虑组织单元间知识流动成本,以及知识流动的交易方式;⑤只分析了单一要素变动对集群知识网络结构的影响,没有进一步探讨多种要素联动对网络结构的影响;⑥仅对集群知识网络结构的演化特征进行了研究,而与之相关的集群知识管理绩效等则未涉及。所有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研究,对部分问题作者将另行文进行详细论述。
AGB星的结构及演化 篇7
丹麦天文学家赫茨普龙以恒星的光度为纵坐标，以温度为横坐标，对大量的恒星作了统计并画出一张图，该图可以解读恒星的许多信息。美国天文学家罗素经过研究也独立地画出了恒星的光度和光谱型之间的关系图。人们经过对比发现他们两人的图是一样的内容，该图被命名为赫罗图，如图1所示。
从赫罗图上可以看出, 大多数恒星组成一条从左上角绵延到右下角的序列 (图中实线部分) , 这条序列叫主星序 (简称主序) , 其中的恒星叫主序星。另一支密集群较短, 呈左低右高走向, 分布在图上部, 接近右上方, 这条序列叫红巨星序 (RGB) 。在红巨星分支附近存在着另外一个分支, 它们在赫罗图上与红巨星分支很靠近, 被称作渐近巨星分支 (Asymptotic Giant Branch) , 简称AGB星。
2. AGB星的结构
AGB星是一个埋在巨大对流包层里的简并星，它的基本结构为：核心通常收缩为与白矮星一样大小的致密的C—O简并核(半径约为10-2R⊙，核心质量在0.5—1.38M⊙之间)，外面通常形成双燃烧壳层(富氢的外包层与核之间有一很小的氦燃烧区，即He壳层，即由内向外分别有He燃烧壳层和H燃烧壳层)，H—He双燃烧壳层间为对流壳层，再外面是对流外包层。
3. AGB星的热脉冲（Thermal Pulse，简称TP)
当形成的C—O核心外缘接近外包层底部时，恒星进入热脉冲(TP)阶段。AGB星重复地经历四个阶段：(1) C—O简并核外的H壳层的宁静燃烧阶段。此时，恒星的能量由H燃烧产生，它的“死灰”He堆积在星核表面并被压缩和加热。(2)当核质量变化量ΔMc达到某一值时，He被点燃，这就是He闪阶段。He闪释放的能量加热了外面的包层并使之膨胀，而包层的温度和密度则不断下降，这时进入第三阶段。(3)在H—He不连续的地方与He燃烧的底层之间产生了对流层，对流层的物质继续膨胀和冷却，He燃烧产生的光度降低，而通过对流层底部的能流却不断增加，当能流与核反应产能率达到平衡时，进入第四阶段。(4)稳定的He燃烧阶段。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He燃烧所消耗的物质总量等于H燃烧所消耗的物质总量，这时H被重新点燃，又进入(1)阶段。这种周而复始近乎循环的过程称为热脉冲。每个循环的基本性质是相似的，如H壳层的光度、He壳层的光度以及总光度等。一般说来，AGB星经历的脉冲数与其初始主序质量密切相关，如初始主序质量为1.3M⊙的AGB星，热脉冲周期长达105年，经历10—12个热脉冲后变为白矮星;而初始主序质量为5M⊙的AGB星，热脉冲周期为1—3千年，可经历30—50个热脉冲才形成白矮星和行星状星云。
4. 第三次挖掘
一般认为，在最初几次热脉冲时，温度变化幅度不够大，随着脉冲数的增加，热脉冲振幅增大，在壳层He燃烧产能率达到极大时，燃烧区外面出现短时间对流壳层，在其后的脉冲过程中，对流壳层非常接近于H、He不连续区，随着对流外包层的向内推移，H、He不连续区与外部包层巨大的温度梯度将导致内外物质发生急剧对流(对流速度超过包层膨胀速度)，这在观测上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它将内部壳层He燃烧中的核燃烧产物，即3α反应合成的12C和在He燃烧壳层中通过S—过程产生的重元素，借助物质对流带到大气包层，甚至带到恒星表面，从而可以观测到大量富C及重元素超丰的红巨星，这就是人们所称的“第三次挖掘”(在此之前，恒星大气的原始化学成分已被两种混合机制改变，即第一次上升到红巨星时的第一次挖掘和核心He耗尽后发生的第二次挖掘，中等质量星才会发生第二次挖掘)。第三次挖掘过程将富O的AGB星MS、S星(C/O<1)逐渐转化为富C的C星(C/O>1)，即M→S→SC→C演化序列是低质量AGB星经历C核合成、S—过程核合成及第三次挖掘的共同结果。
Merrill (1952)在天文观测中首先发现，在S星的光谱中包含有不稳定重核素99Tc。99Tc的半衰期是τ=2×105年，它的存在表明恒星内部确实发生了核合成过程，而且这些核合成的产物被挖掘到了恒星表面。
5. AGB星核合成模型
5.1 AGB星核合成的早期模型
AGB星是发生慢中子俘获最合适的场所。当对流的富He壳层的底部温度升高时，13C中子源释放出中子，种子核经历中子辐照而合成新的核素。
Cameron (1954, 1957)和Greenstein认为，13C中子源是通过质子混合到氦壳层而产生的。然后13C通过反应13C (a, n) 16O释放中子。Cameron (1960)又提出了另一个中子源———22Ne。它通过核反应22Ne (a, n) 25Mg释放中子。随后，Burbidge et al.(1957)发表了论述元素核合成的著名论文，其中就包含与AGB星密切相关的经典无分叉S—过程理论。后来，Clayton et al.(1961)延续Burbidge等人的思想，建立了经典无分叉S—过程方程组，并给出了解析解。他们引入了一个对时间积分的中子流函数———中子辐照τ=∫NnvTdt。其中，Nn是中子数密度，vT=(2kT mn) 1/2是平均中子热速度。T、k、mn分别是温度、玻尔兹曼常数和中子质量。这种唯象近似理论被称为单辐照理论。
5.2 低质量AGB星核合成的早期模型———对流核合成模型
这个模型的基础假设是：在每个热脉冲过去之后，13C pocket形成并且保持不变，直到下一个热脉冲发生，13C在对流的情况下被吞并、燃烧，通过反应13C(α，n) 16O产生居主要地位的中子照射，种子核俘获中子形成新核素。这些新核素最终在“第三次挖掘”中被混合到大气包层。这里引入22Ne中子源的原因是：天文观测在恒星上发现了一些不稳定核素，如164Er等。理论上，由于这些不稳定核素的衰变率对温度很敏感，在13C中子源释放中子的较低温度下会很快衰变完，因而不可能对最后的核合成结果有贡献。为了说明这部分核素的丰度，就必须引入22Ne中子源。由于模型中的中子源是在“第三次挖掘”的对流状态下释放中子并发生S—过程的，因而又被叫做对流模型。
5.3 低质量AGB星核合成的最新模型———辐射核合成模型
Gallino等人对13C辐射燃烧的核合成模型给予了彻底的描述，我们称该模型为辐射核合成新模型。
在新模型里，低质量AGB星内的S—过程核合成，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阶段：(1)少量的质子进入冷却的氦中间壳层的顶部(形成一个质子pocket)。(2)氢重新燃烧时形成一个13C pocket。(3)当这个区域随即被压缩且加热到T=(0.8-0.9)×108K时，13C(α，n) 16O反应释放中子，该区的新鲜Fe种子核、14N及已经历过先前的S—过程的物质在辐射的状态下通过S—过程捕获中子，合成重元素。(4)经历了S—过程的13C pocket被对流的热脉冲吞没，并在此处同来自氢壳层下面的氢燃烧灰(含新鲜的Fe种子核和14N)及来自先前各脉冲的被S—过程加工过的物质混合。(5)脉冲里的混合物接受来自22Ne源的中子照射，其中子数密度峰值高但中子辐照量小。(6)热脉冲熄灭后，发生第三次挖掘，从而部分经历过S—过程且富12C的物质被混入包层。(7)重复上面的循环直到热脉冲阶段结束。
Gallino等人根据上述辐射核合成恒星模型，对低质量AGB星(1.5
摘要：AGB星是渐近巨星分支, 具有H—He双燃烧壳层, 其内部会发生热脉冲过程和第三次挖掘, 由于中子辐照发生核合成, 是S—过程核素的主要产地。本文对AGB星的结构及演化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AGB星,结构,热脉冲,第三次挖掘,核合成模型
参考文献
[1]戴光曦主编.核素图[M].科学技术出版社重庆分社, 1987.
[2]黄润乾.恒星物理[M].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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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永利, 周贵德, 刘清华.s-过程核合成参数化研究与铅星产生的物理条件[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2006, 30, (3) :305.
合肥城市空间形态演化及优化探讨 篇8
城市形态是城市整体的物质形状和文化内涵两方面特征及其演变过程的综合表现, 是指城市各构成要素的空间分布模式, 有具体的物化表现形式和隐含的抽象精神内涵两个层面的理解[1]。要使城市健康发展, 需要研究城市形态演化的客观规律, 为发展寻找空间, 并使新的城市形态与原有城市形态相互融合[2]。
合肥, 安徽省省会, 是一座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 素有“三国故地、包拯家乡”之称。位于中国中部, 长江淮河之间、巢湖之滨, 是全国重要的科研教育基地, 现代制造业基地和区域性交通枢纽, 长江中下游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
1 合肥城市空间形态演化过程
1.1 解放前合肥的城市空间形态演化
《史记·货殖列传》说合肥“受南北潮, 皮革鲍木输会也”[3]。可见这里很早就是农产品与手工业品的集散地。“江南唇齿, 淮右襟喉”的战略位置, 为兵家必争之地, 城池曾经变迁, 合肥汉城原在西北郊南淝河与四里河交汇处[4], 现城北南半部为初唐始建, 北半部拓建于南宋初年[5]。
合肥置县至解放前, 经济发展滞缓。解放时, 仅有5万人口, 建成区面积不足5 km2。城市建设都集中在城墙范围内进行, 城市的空间形态表现为单一而紧凑的团状。
1.2 20世纪50年代～70年代合肥的城市空间形态演化
1950年, 合肥被确定为安徽省省会, 因砖瓦等建材的大量短缺使得挖墙角、拆城砖形成风潮, 并直接导致了已残缺老城墙的拆除[6]。
1954年, 旧前大街 (今长江中路) 经拓宽, 并成为第一条横贯老城区东西向的主要干道。1958年工农业全面大跃进, 除了原有的东、北两个工业区继续补充并向外伸展外, 还结合合信铁路的修建, 在合安公路两侧开辟了西南郊工业区。同时, 选择外围上派河、店埠、撮镇、巢城等地为卫星城镇, 进行相应建设。逐步奠定了合肥以“老城区为中心, 三翼伸展”的“风扇形”城市结构雏形。
1.3 20世纪80年代合肥的城市空间形态演化
1983年9月, 合肥市委、市政府制定了“收缩布局、控制征地、合理填补充实、分段改造旧城”的城市建设方针, 并组建了“长江路、金寨路沿街改造工程指挥部”, 在全国率先拉开了旧城改造的序幕 (胡运海, 2000年) 。1985年, 围绕老城城墙、护城河及遗址建设的环城公园的初步建成使老城区镶嵌在“翡翠项链”之中, 合肥市城市形象得以建立。
1.4 20世纪90年代合肥的城市空间形态演化
城市开发区的建成与发展是这个时期影响城市空间形态的一个重要因素。合肥已经从建国初的5万人发展成为人口超过50万的大城市。
环城公园成为市区与老城区之间的生态缓冲带, 楔形绿地与城市融为一体, 多层次绿化体系构成园林城市宜人的空间环境, 形成“城在园中, 园在城中”的园林城市格局。1995年编制的第二轮城市总体规划在三翼发展不均衡的情况下, 对三翼发展条件进行了充分分析, 提出向西南发展为主和控制向北发展。但城市形态仍继续保持田园楔入的三翼形态和环形放射的路网结构。
1.5 21世纪初叶合肥的城市空间形态趋势
进入21世纪, 合肥市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2005年下半年, 合肥市“大发展、大建设、大环境”的新思路出台, 新的“141”战略布局成为城市空间构成的主要模式, 即一个主城区, 东、西南、西和北四个城市组团, 一个滨湖新城。随着“141”发展战略的实施, 合肥城市总体的形态结构将体现为山水背景, 绿带穿城, 板块分散, 多组团, 指状发展的“星形”结构特征。
2 合肥城市空间形态演化的动因探讨
2.1 地理因素
合肥汉城原在西北郊南淝河与四里河交汇处, 已水毁于南北朝, 现城址为唐建宋扩, 颇符合“高毋近旱而水用足, 下毋近水而沟防省”的古代建都原则。
2.2 社会因素
2.2.1 国家政策与规划控制
国家通过政策、法规、投资等手段, 影响城市空间形态的形成。城市规划作为国家调控城市发展的主要手段, 直接控制着城市空间形态的发展。
2.2.2 行政区划调整
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空间形态的拓展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2.3 经济因素
城市空间形态的形成是适应于城市经济发展的地域职能分工的必然结果, 但同时也对城市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推动或制约着城市经济的发展[7]。
2.4 交通方式
城市经济学家阿瑟·奥沙利文指出, 大多数城市问题受土地利用方式的影响, 同时也影响土地利用方式。交通方式导致的可达性的改变对土地开发利用强度的影响, 决定并强化了城市空间形态。
3 合肥城市空间形态优化探讨
3.1 区域视野下的未来合肥城市空间形态探讨
城市是经济活动的载体, 随着区域间、城市间经济联系的不断加强, 必然导致相互之间的空间联系日益紧密。随着长三角城镇群规划的编制, 长三角经济发展带进一步扩容, 合肥成为其西扩地域内的区域性中心城市, 同时合肥市位于承东启西的重要战略地位, 其承接长三角经济转移, 对于带动西部城镇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滨湖战略意味着合肥由内陆城市转变为滨湖城市。合肥的发展由环城时代走向滨湖时代, 标志着合肥的城市空间形态发展进入了护城河—巢湖共同主导, 彼此呼应的时代, 合肥市目前正在以滨湖新区建设为依托, 从更大区位环境上拓展城市空间, 未来合肥的城市空间形态应是基于长江三角洲的“大区域”和整个市域的“小区域”。
3.2 可持续发展观下的合肥城市空间形态探讨
3.2.1 旧城更新改造保护及其城市空间形态
合肥是安徽省的历史文化名城, 以老城为市中心区是一贯的规划想法, 历次修订均未改初衷。但是市中心区的内涵却随着时代而变化为市级综合服务中心, 具有区域性商业金融中心和服务功能。要使老城区保持生命力就必须延续城市文脉、城市风貌;有效疏解行政办公职能, 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 打造精品商业网点, 大力发展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 营造商务洽谈环境, 全面提高综合服务功能;保护老城的特有生态格局, 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注重挖掘城市特色, 加强特色街区的保护与建设;加强道路和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交通环境;合理控制人口密度, 改善住区环境。
3.2.2 绿地、河湖水体系统与城市空间形态
城市生态体系的建立是确保城市良好环境, 坚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作为园林城市的合肥应不断努力朝着生态城市的目标发展。结合城市中的生态湿地、生态绿楔、河流水系绿带、对外交通防护林带、高压线走廊等空间形成纵横交错的城市生态廊道, 有机分隔城市片区与组团, 满足城市生态友好、和谐、持续发展的需要。寻求自然生态与城市发展的协调共生, 构建富有活力和可持续的生态城市, 不断深化合肥城市特色是其核心所在。
3.2.3 交通体系及其城市空间形态
交通模式是影响城市发展, 尤其是影响城市形态变化的重要因素。交通方式的每一次变革都带来区域、城镇空间形态的显著变化[8]。
合肥正处于新一轮的扩张期, 上马轨道交通的机会成本相对较低。合肥应把握好这一时机, 并在新城的交通建设和土地开发利用的时序上, 适当超前加大轨道交通建设的规模, 发挥其对城市空间形态的积极影响, 并从根本上避免新城建设出现中心城区已出现的环境、交通等问题, 实现城市空间结构向多中心开敞式转变。
4 结语
城市形态是一种复杂的经济文化现象和社会过程, 是城市规划和建设的重要依据之一, 它直接影响到城市内部各组成部分的总体布局, 影响到城市发展的综合效果, 城市与其腹地联系的便捷程度、交通组织以及关系到城市改造、城市合理发展方向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因此, 对城市形态的研究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通过分析合肥城市形态演变的历时性过程与影响因素, 探讨合肥未来城市空间形态的优化措施, 以期能为未来合肥城市空间形态发展的规划引导有所启示。
摘要：指出城市空间形态是城市各物质要素构成与功能组织方式在空间上的具体表现, 通过对合肥城市空间形态形成及其历史演变进行系统梳理, 分析了城市形态生长的动因, 在此基础上提出合肥市未来的城市空间结构和空间拓展方向。
关键词：城市空间形态,历史演变,优化,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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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牟凤云.中国城市演化特征分析[D].北京:中国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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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易晖.我国城市空间形态发展现状及趋势研究[J].城市问题, 2000 (6) :2-4, 17.
东京产业结构演化研究及其启示 篇9
东京伴随日本的经济崛起, 逐步发展而来。发展至今, 东京产业已是典型的现代都市型产业, 具备产业体系完备、产业结构合理、主导产业突出、产业竞争力强的特点。从三次产业结构来看, 东京产业门类齐全, 且第三产业位居主导。2013年东京一、二、三产业产值分别为444亿、12万亿、74.69万亿 (单位:日元) , 产值比例为0.05%:3.9%:86.05%。从产业合理度来看, 东京一、二、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相近, 产业效率趋同, 结构合理。从产业相对地位来看, 批发零售业、信息通信业、不动产业及金融业于产业中起支柱作用, 综合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从要素密集度来看, 东京产业知识、技术密集化特征明显, 具备较强的竞争力。综上, 东京已步入后工业化时代, 其产业具备结构高度化、增长集约化的特点。
二东京产业的演化
东京现代产业体系的形成始于1955年, 产业演化进程先后经历了经济快速发展时期 (1955—1973年) 、经济平稳增长时期 (1974—1991年) 和经济缓慢增长时期 (1992—2015年) 三个不同阶段。三次产业结构和工业化特点于不同时期表现不尽相同。
从三次产业视角来看, 东京自1955年经济全面恢复以来, 三次产业结构的整体格局基本保持不变, 即第三产业为主, 第二产业为辅, 第一产业处于边缘地位。然而, 从三次产业内部来看, 不同时期不同产业扮演不同角色。经济快速发展时期 (1955—1973年) , 整体来看, 东京的三次产业经历了两个阶段。1955—1960年间, 第二产业发展速度快于第三产业, 经济贡献率逐年攀升;1961—1973年间, 由于东京产业政策的调整, 第三产业发展快于第二产业。1955年二、三产业的产值比率为36.5%:61.9%, 1960年该比率增至44.3%:54.7%。而1973年该比率下降至34%:63%。就产业内部来看, 此时期内第二产业中制造业发展迅速, 其对第二产业的贡献率逐年攀升。第三产业中, 批发零售业和金融业则一直占据重要地位, 批发零售业居于核心, 而金融业发展迅速。1955—1973年间, 批发零售业占整个第三产业产值的24%左右, 金融业产值占比由7.9%增长至13.8%, 产值总额于18年间增长近30倍。经济平稳增长时期 (1974—1991年) , 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明显大于第二产业, 产业贡献率大幅提升。1991年较1974年, 第三产业增长56.5万亿日元, 增长5.49倍。第二产业增长19.1万亿日元, 增长4.04倍。从产业内部来看, 第二产业中制造业虽仍占据核心地位, 但增长速度已大不如前。第三产业内金融业、不动产业发展迅速, 其对第三产业的贡献率逐年上升, 相比, 批发零售业的行业地位则有所下降。经济缓慢增长时期 (1992—2015年) , 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差距持续拉大。1992年, 二、三产业的产值占比为26.9%:73.03%。2014年, 二、三产业的产值占比下降为12.74%:87.21%。产业内, 第三产业中批发零售业仍占据第一位置, 金融业、不动产业保持持续上升趋势, 运输业、通讯业近两年的发展速度则越来越快。
从工业化角度来看, 东京的产业结构完成了由低到高的进阶。工业发展在依次经历了工业化初期、中期、后期和后工业化之后, 由粗犷型工业转变为集约型工业。经济快速发展时期 (1955—1973年) , 东京工业发展迅速, 实现了跨越式增长。就规模来看, 1955—1973年间, 工业产值由1.28万亿日元增长至10.28万亿, 增长近7倍。就业人数由87.2万人增长至124.5万人, 增长至1.42倍。就质量而言, 东京工业向着更高层次演变, 主要由劳动密集型、原材料能源消费型, 向着大都市型和加工组装型转变, 轻重工业的内部升级特征明显。经济平稳增长时期 (1974—1991年) , 东京工业表现出集约化程度不断增强的特点。轻工业中, 具备耗能小、产品附加值高等特点的印刷及相关工业发展迅速, 占据轻工业产值的份额由47.14%增长至65.38%。重工业则进一步向技术密集、附加值高的加工组装型产业迈进。经济缓慢增长时期 (1992—2015年) , 东京工业表现出典型的后工业化时代特点。工业知识、技术密集化特征显著, 结构相对稳定, 轻重工业比例和谐, 各自的内部主导产业基本不变。
综上, 东京产业的演化表现出适应经济发展规律的特点, 产业体系由少至全, 产业结构由低至高, 产业竞争力由弱变强。
三东京产业演化的启示
东京的产业, 经历了由低至高的演化进程, 为我国城市的产业发展带来启示。城市产业发展要充分考虑区位因素, 利用比较优势, 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产业的优化升级, 应以产业政策为指导, 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 实现方向明确、产业布局合理下的有序发展。产业的结构调整应遵循经济发展规律, 适应国内、国际大趋势, 注重产业链融合, 促进产业集聚, 不断革新实现以主导产业为核心竞争力条件下产业的综合发展。中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的攻坚期, 在借鉴东京产业结构调整成功经验的基础上, 结合自身情况, 通过一个个核心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 推动整个国家的产业升级, 不失为一条优良路径!
参考文献
[1]郑京淑, 伊静.东京一极集中及其城市辐射研究[J].城市观察, 2013 (5)
[2]雷新军, 春燕.东京产业结构变化及产业转型对上海的启示[J].上海经济研究, 2010 (11)
[3]刘秉泰, 卢明华.东京产业结构变化及产业转型对上海的启示[J].世界地理研究, 2003 (3)
空间结构演化 篇10
本文应用GIS技术，选取电大系统学生2002和2010年两期的专/本科“实考人次”、“实考率”、“及格人次”、“及格率”等数据，定量对比分析有效学习者（实考人次/率）和学习效果（及格人次/率）规模变化、空间格局演化情况。研究发现：①专/本科的平均实考和及格人次在8年间都呈现显著上升的态势，其中，专科上升幅度高于本科；实考率有小幅下降，及格率上升；②专科实考人次的中水平省份比重增加显著，高水平空间重心由北向南移动；本科实考人次的高、中水平省份的比重增至70%，空间分布出现集中连片的热点区域；③专科及格率水平提高幅度大，空间格局分化明显；本科及格率整体水平有所下降，高水平地区由原来的东部、西部，向中部转移。结果表明，8年当中，广播电视大学系统在全国的影响力和认同度不断提升，电大学生学习热情持续高涨，注册学生的有效学习比例在增加，学习效果日趋向好，省际间差异变化呈现出了明显的地域性特征。
【关键词】 GIS；考试成绩；空间分异；演化
【中图分类号】 G40-0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９—４５８ｘ（２０12）03—００37—０5
引 言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社会经济迈入了跨越式发展的新阶段。经济结构的转型和产业品质的升级，将教育——特别是成人学历教育、社会人员技能培训等——推向了需求的高点[1][2]。与此同时，仍然需要清醒地看到，我国教育硬件设施及人才队伍都带有社会主义发展初级阶段的特征，较之发达国家有着明显的差距。大部分人力物力资源都集中于普通高等教育学校，专门面向社会群体的教育机构少之又少，且多以短期盈利为目的，很难在数量和质量上与需求相匹配[3]。《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了“办好开放大学”、“搭建终身学习‘立交桥’”的继续教育发展方向。基于广播电视大学体系构建国家开放大学，将在缓解、进而扭转上述供求矛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学生成绩是考察教师教学和检验学生学习成果的重要依据之一[4][5]。相对普通高校对在校学生考试成绩的分析，广播电视大学学生的考试成绩有其独特的复杂性。首先是学生规模体量庞大，学生从业行业复杂多样，对课程学习的自主性、领悟能力及应试水平均有显著差距；其次，学生考试成绩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关，区域性特征明显；再次，学生规模及成绩受所在地区相关政策及同类教育机构业态变化影响，年际间对比性受限。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GIS）是一门融计算机技术、测绘科学、遥感、应用数学、信息科学、地球科学于一体的综合和集成的信息技术，现已运用到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用以解决定性和定量的空间问题[6][7]。本研究基于GIS技术，定量分析学生的考试成绩变化，探寻其空间格局演变特征，为深入了解不同区域学生学习情况提供参考；同时，也为更有针对性地调整同一专业的区域化课程设置、终结性考核难易程度修正等工作提供研究支撑和决策依据。
研究区域选定及数据来源
1. 研究区域选定
本研究选定中国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外的31个省（市、自治区）。
鉴于本研究旨在地域层面探讨省际空间数据差异性及演化特征，故将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南京、宁波、厦门、青岛、武汉、广州、深圳、成都、西安这13所以城市命名的省级电大数据中的“实考人次”、“及格人次”直接合并到所在省份，即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湖北、广东、四川、陕西的总数中进行统计（新疆兵团合并到新疆）； “实考率”、“及格率”采用加权平均后核算到所在省的总数中进行统计（新疆兵团合并到新疆）。
2. 数据来源
由于电大学生多为在职学习，因此流失率相对普通高校而言较高，本研究选取“实考人次”和“实考率”来表征有效学习者的规模，选取“及格人次”和“及格率”来表征学习效果。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开放教育的学生考试成绩，故此选择了自开放教育办学（1999年）之后的第3年，即2002年，作为初始年份，旨在通过比较得出学生数量和教学质量趋稳后的变化情况。
2001-2002学年度第二学期开放教育本科、专科考试成绩，以及2009-2010学年度第二学期开放教育本科、专科考试成绩，来源于2002年12月、2010年11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考试中心的期末考试统计数据。文章中为简明表述，以“2002年考试成绩”、“2010年考试成绩”代表上述两期数据。
实考率计算公式如下：
Ai=si/bi，(i=1，2，…，31)
式中，Ai为实考率，si为实考人次，bi为报考人次，i为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外，包括其余的31个省（市、自治区）。
及格率计算公式如下：
?酌i=ji/si，(i=1，2，…，31)
式中，?酌i为及格率，ji为及格人次，si为实考人次，i为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外，包括其余的31个省（市、自治区）。
全国省级行政区域边界图件来源于1:10000《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数据成果》。
学生考试成绩变化分析
为体现学生考试成绩变化，结合统计数据的可获取性，本研究选取2002年、2010年两期各省考试成绩进行比较分析。
1. 不同年份学生考试成绩比较
2002年专科有实考人次数据的27个省（市、自治区）数据如图1，在40,000人次以上的有4个省，低于10,000人次的有5个省。最高的是辽宁省，为53,874人次，其次为福建省、黑龙江省；最低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为1,591人次。
实考率总体水平较高，大部分省份都在90%以上，其中最高的为河南省，高达100%；仅有陕西等4个省份低于90%。
及格人次在30,000以上的有3个省，低于10,000人次的有9个省。最高的福建省为41,061人次，其次为辽宁省、黑龙江省；最低的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27个省份的及格率都在半数以上，最高的云南省，达83.29%；最低的为北京，仅有54.32%。
2002年本科有实考人次数据的有30个省（市、自治区），在50,000人次以上的有2个省，低于10,000人次的有4个省。最高的辽宁省为60,435人次，其次为广东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低的海南省为1,358人次。
实考率情况较好，海南省和河南省高达100%；仅有江苏省等4个省份低于90%。
及格人次30,000人次以上的有2个省，低于10,000人次的有8个省。最高的辽宁省为50,039人次，其次为广东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低的海南省为1,183人次。30个省份的及格率均超过60%，最高的云南省，高达89.44%；最低的内蒙古自治区为63.08%。
2010年专科有实考人次数据的30个省（市、自治区），如图2，在20,000人次以上的有2个省，低于10,000人次的有3个省。最高的广东省为466,820人次，其次为浙江省和辽宁省；最低的西藏自治区为2,971人次。
实考率除西藏自治区为75.55%外，其余29省均在90%以上，其中最高的河南省高达99.99%。
nlc202309021758
及格人次在20,000人次以上的有2个省，低于10,000人次的有3个省。最高的仍为广东省，361,828人次，其次为浙江省和辽宁省；最低的西藏自治区679人次。30个省份的及格率除西藏自治区为22.85%外，都在60%以上，最高的青海省高达88.39%。
从2010年本科的实考人次来看，在30,000人次以上的有8个省，低于10,000人次的有6个省。最高的是广东省，为54,806人次，其次为陕西省、浙江省；最低的西藏自治区为1,582人次。
实考率方面，除西藏自治区为65.59%外，其余30省均在80%以上，河南省最高，达99.90%。
及格人次在20,000人次以上的有10个省，低于10,000人次的有7个省。广东省最高，为41,989人次，其次为陕西省、浙江省；最低的西藏自治区为723人次。31个省份的及格率除西藏自治区为51.46%外，都在70%以上，最高的云南省达89.98%。
2. 学生考试成绩变化分析
基于上述数据分析不难得出，2002至2010年的8年间，全国范围内，专/本科的实考、及格情况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本研究选取两个年份的“平均实考人次”、 “平均实考率”、 “平均及格人次”、 “平均及格率”四项指标对比分析变化规律，如图3。
从整体情况来看，专/本科的平均实考和平均及格人次都呈现显著上升的态势，其中专科上升幅度高于本科。
专科2010年平均实考人次和平均及格人次相比2002年增幅都超过3倍；而本科增幅不足20%。实考率专科由2002年的94.39%降至91.91%，本科由94.93%降至92.42%。及格率专科由2002年的71.27%上升至78.67%，本科由79.64%上升至80.75%。
在本研究时段内，实考人次和及格人次的显著增加，充分说明广播电视大学系统在全国的影响力和认同度在不断提升；及格率的大幅提高，体现了电大学生学习热情持续高涨，注册学生的有效学习比例在增加，学习效果日趋向好。值得关注的是，实考率在专科和本科学习者当中，有小幅下降（降幅为专科2.48%，本科2.51%），这与此间学习者数量大规模增加密不可分，社会行业工种细分带来的学历标准提升，使得大量学习能力有限、知识结构水平不高的学习者选择了远程教育的学习方式，一些从业人员在工作、生活和学习之间的时间平衡上遇到困难是司空见惯的，这直接导致了实考率下降。此外，广播电视大学系统1999年开办开放教育以来，在学科和课程建设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师资力量不足、教学资源质量不高、基层教学点对学生监督管理不到位等办学困境，实考率的下降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此类问题。
从省际变化情况对比的角度，如图4，此间专科实考人次增幅超过100,000人次的有广东省、湖南省、湖北省、陕西省、重庆市、浙江省、江西省、四川省和江苏省等9地，不增反降的仅有云南省。
本科变化的情况较之专科不同，三分之一的省份呈降低、三分之二呈上升的趋势。2002年实考人次“大户”辽宁、黑龙江等省份8年后成为降幅最大的省份，而原本处于中下游水平的江西省、四川省和陕西省增幅最大，成为2010年的高水平地区。
这一变化的成因较为复杂，其驱动力与此间全国不同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征密切相关。2002至2010年正经历着产业结构转型的加速调整阶段，以广东省为代表的珠三角、以江浙两省为代表的长三角地区逐步由资源型向知识、技术密集型经济增长模式过渡，以专科学历教育为主体的电大教育体系为大规模亟待学历教育的从业人员提供了最适合的学习模式和环境。
与此同时，随着国内普通高校的不断扩招，适龄青年受本科教育的比例逐步攀升，而多数年龄偏大的在职人员又很难完成要求较高的本科学历教育。四川省、陕西省等中西部地区本科实考人次有着明显的上升，这与该类地区的普通高等教育资源欠缺有直接关系。
及格人次和及格率变化趋势与实考人次情况一致。
学生考试成绩空间分异演化分析
数量分析的基础上，应用GIS（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工具，进一步探讨各省（市、自治区）学生成绩空间分布格局及演化规律，为深入了解电大系统不同区域学生学习情况及教育效率，提供了较为直观的评判依据。
运用ARCVIEW3.3中Geoprocessing和Spatial Analysis等空间分析模块，将两个年份中各省（市、自治区）专科和本科的实考人次、及格率数据与空间矢量图数据单元相关联，建立2002年、2010年全国电大学生考试情况空间分布数据库[6][7][8]。进而对全体数据进行数据聚类（Cluster analysis）[9][10]分析，将不同年份的数据指标分为高、中、低三个水平类别，得到空间数据统计表，如表1、表2，及空间分布图，如图5、图6，图中空间单元的颜色越深，表征对应指标的数据值越高。
数据聚类适用于本研究当中的静态数据的分析，其计算原理是把相似的对象通过静态分类的方法，分成不同的组别或者更多的子集，使得在同一个子集中的成员对象——即实考人次数——都有相似的一些属性。这里采用结构性聚类当中的曼哈顿距离进行数据聚类。结果当中，高水平代表对应年份当中，专/本科实考人次处于高位的省份，中水平代表对应年份当中，专/本科实考人次处于中间位的省份，低水平代表对应年份当中，专/本科实考人才处于低位的省份。
1. 不同实考人次水平区域空间变化特征
（1）专科实考人次的中水平省份比重增加显著，高水平空间重心由北向南移动。8年当中，高水平省份均为8个，但高水平所对应的实考人次则有很大跃升，由2002年的28,478-53,874，升至2010年的103,831-302,248。中水平省份由10个升至17个，占到全国省份的半数以上，相应的实考人次数值规模也有明显增加。说明此间全国电大系统专科招生、学生参加考试的规模发生了巨大的飞跃。
空间分布特征，由图5a和图5c对比得到，高水平省份2010年对比2002年空间聚集度由分散趋向集中、空间重心出现由北向南移动的变化趋势。
（2）2010年本科实考人次的高、中水平省份的比重高达70%，空间分布出现小片热点区域。本科实考人次在8年间省际分化逐步缩小，高水平和中水平的省份由17个增至22个，到2010年已经覆盖全国70%的省份。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相对于2002年，高、中、低三个水平的实考人次规模均有小幅下降，但本科招生在8年当中，由不完全覆盖转变为所有省份均有招生。
至于空间分布特征，由图5b和图5d对比不难看出，2002年高水平出现在辽宁和广东，均为东部地区，中水平集中在中部及东部沿海地区；到了2010年高水平出现了四川-陕西、浙江-江西-陕西两片小范围的集中热点区域，中水平则覆盖了大部分的中东部省份。由此，初步形成了本科教育全国范围覆盖面广、省际差异缩小的格局。
2. 不同及格率水平区域空间变化特征
同样的，对2002、2010年各省份及格率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得到如下结果。
（1）2002至2010年间，专科及格率水平提高幅度大，空间格局分化明显。在8年当中，及格率68%以上的由原来27个省份升至30个省份，占全国近97%。
高水平地区的空间分布格局由原来的集中于中部及东部沿海，扩展为除新疆、西藏和北京外的所有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