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司法听证制度

刑事司法听证制度（精选五篇）

刑事司法听证制度 篇1

听证 (hearing) , 是指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的法律程序, 包括立法听证、行政听证和司法听证。其源于英美普通法上的“自然公正原则”, 即任何权力必须公正行使, 对当事人不利的决定必须听取他人的意见, 以保证司法的公平正义。“司法听证”, 是指在司法诉讼程序中, 法庭为了获取或证实某一事实和法律问题的有关材料或意见, 听取有关当事人的陈述, 审查证据和证人的一项程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在美国的影响下, 世界各国纷纷建立了听证制度。中国也在20世纪末引入了听证制度, 并于1996年建立行政处罚听证, 1997年建立价格决策听证, 2000年建立立法听证。但是司法听证制度在中国却始终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反对建立司法听证制度的学者中, 以北京大学陈兴良教授为典型代表, 他认为:“现在法官所做的缓刑听证, 实际上是辩护律师和检察官应做的工作。如果把这项程序推广出来, 只会增加法官负担和司法成本。”而司法听证制度的确立和实行已是大势所趋, 中国司法改革必须与时俱进。

二、在中国构建刑事司法听证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 在中国构建刑事司法听证制度的必要性

公正是诉讼的生命, 虽然中国刑事诉讼中已有许多方式来保证诉讼公正, 但在实践的结果依然不尽如人意。而进行刑事司法听证则可以营造一个控辩双方共同参与, 由中立裁判者依法进行裁决的司法环境, 在实践中更好地实现公平正义。第一, 刑事司法听证能实现司法活动诉讼化, 听审可使双方都能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 了解整个案件的司法诉讼过程。第二, 刑事司法听证能增加诉讼活动透明度, 正如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10条所规定, “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私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第三, 刑事司法听证能安抚被害人不满情绪, 有效减少申诉和上访。

目前中国在司法公开上已经较好地做到对象公开和内容公开, 但在公开的救济机制上, 还有待完善, 这更加凸显了在现阶段引入刑事司法听证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被害人不仅需要得到公正的裁判结果, 也需要参与其中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得到必要的尊重, 从而消解其不满情绪, 降低被害人认为其处置不公的担忧。

(二) 在中国构建刑事司法听证制度的可行性

理论上, 刑事诉讼四大原理———无罪推定原理、控辩平衡原理、程序参与原理和人身自由与安全保障原理, 为构建刑事司法听证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美国法学家贝勒斯曾解释道:“人们至少有理由期望, 在作出关系他们的判决之前, 法院听取其意见, 即他们拥有发言权。某人被允许参与诉讼也表明别人尊重他, 即他受到了重视。”

实践中, 目前司法实践中的尝试为刑事司法听证创造了可能。一些司法听证活动在中国司法实践中已经广泛地得到适用, 如不起诉听证、再审听证、执行听证、缓刑听证、司法赔偿听证等。立法上,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广东省地方立法更是已经确认了“司法赔偿听证制度”。并且刑事司法听证制度与刑事诉讼程序在立法目的、法的运行和程序价值方面其实是完全一致的, 而且对于中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存在着极有意义的补强的作用。

定位上, 在研究刑事司法听证的建构之前, 还应处理好刑事司法听证制度与中国现行刑事诉讼程序的关系。刑事司法听证制度, 可以消除现行审判委员会的弊端, 可以普遍吸收诉讼中的不满, 可以有效地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综上所述, 其不仅与刑事诉讼程序在立法目的、法的运行和程序价值方面是完全一致的, 而且对于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也有着不可忽视的补强的作用。

三、建立中国刑事司法听证制度及其具体构建

建立刑事司法听证制度的目标是, 合理分配司法程序资源, 寻找平衡点, 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刑事司法听证程序, 在启动机制的建立上, 可分为依申请和依职权启动两种机制。可由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依法申请。在需要国家机关依职权主动调查时, 应分别由检察院或法院主动启动。在主持机制的建立上, 可借鉴西方预审法官制度, 设置听证法官。

程序上, 由听证预备、听证和评议裁决三个阶段构成。听证可公开进行, 允许旁听。听证包括准备、调查、辩论和最后陈述四个阶段。听证结束后, 合议庭对案件及时评议, 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听证记录具有证据效力, 听证结果应该公开宣布。

在具体建构上可细分为立案听证、不起诉听证、庭前预审听证、缺席听证、缓刑听证、执行听证、司法赔偿听证、上访听证和申诉听证等。

(一) 立案听证和不起诉听证

司法上应以正当程序制约轻率立案和消极侦查, 从而实现对被害人的保护。刑法规定了报复陷害罪, 确立了实体保障, 但诉讼法中却毫无对应的程序保障。而立案听证可以有效地弥补此项法律漏洞。立案听证由被害人或其近亲属申请启动, 在检察机关主持下, 由政法委领导、法学界专家学者、控辩双方等多方参与。

不起诉听证, 是指“在审查起诉阶段存在法律所规定的不起诉的情形时, 检察机关组织的由控辩双方及其他相关人员参与的听证会, 再由控方作出起诉与否的决定”。可由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主动申请, 也可由检察机关依职权启动。其可使证据公开化, 消除当事人对诉讼公正的疑虑, 减少上访, 节约诉讼资源。

(二) 庭前预审听证和缺席听证

庭前预审听证, 是指“在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 人民法院组织的, 由控辩双方参与的就案件是否交付审判以及组织证据交换的活动”。可以使被害人更好地了解司法程序, 在审判前做好充分准备, 增加其对审判结果的理解度。

现行刑事诉讼的另一大漏洞是未设立缺席审判程序。庭审时被告死亡, 刑事诉讼终止审理,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亦终止。个人认为, 虽然被告人死亡, 刑事责任可不究, 但仍应追究其民事赔偿责任, 毕竟被害人及其近亲属遭受了现实的损失和精神上的伤害。对此, 广东地方立法在《广东省法院司法赔偿案件办案规程》中已初步规定了缺席听证。

(三) 缓刑听证和执行听证

在实践中, 法官的主观判断很容易致使适用缓刑的罪犯再犯罪危害社会, 再次伤害被害人。即使是正确的缓刑判决也可能因为被害人不理解而不断上访的现象。缓刑听证活动可归属于法庭调查, 更客观地判断被告人是否会“再产生社会危害性”,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腐败, 加之由于被害人参与其中能较好地理解判决结果。

中国传统的执行模式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滞后性, 迫切需要有一个公开的事实调查程序。关于“执行听证”已有先例, 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出台有关规定, 就如何启动执行听证程序等进行规范。实践表明此制度能更及时合理地保障被害人的利益。

(四) 上访听证、申诉听证和司法赔偿听证

刑事司法听证制度对于解纷息讼、减少上访有着良好效果。上访听证, 既能维护了社会对法院工作的监督, 又能及时地启动再审程序。申诉听证, 是指“针对当事人对于司法机关的决定、判决表示不满而无法依现行法律提出诉讼时, 由有关机关组织举行公开的听证会, 让控辩双方进行辩论和质证”。可使被害人得到公平正义的结果, 减少上诉上访, 维护社会稳定。

中国《国家赔偿法》事实上赋予了司法赔偿机终局决定权, 而司法赔偿听证可有效地缓解其在实践中引发的矛盾, 增加处理结果的合理性。国家赔偿案件审理过程中已引入听证程序。听证的决定具有透明度高、科学性强等特点, 更易执行, 有效维护了处于弱势地位的被害人的合法权利, 促进社会和谐。正如查士丁尼所言:“法律的基本原则是:为人诚实, 不损害他人, 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

摘要：听证制度源于英美, 是保证司法公正的重要制度。司法听证制度虽然已经被中国引入, 但到目前为止却尚未全面建立。结合中国现有司法程序的明显不足和司法实践中的弊端, 具体分析刑事司法听证制度在中国实行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明确其与刑事诉讼程序的关系, 从而建立中国刑事司法听证制度。在此基础之上, 针对中国具体国情对刑事司法听证制度进行合理构建, 以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关键词：听证,刑事司法听证制度,补强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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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司法听证制度 篇2

近年来，随着民本司法理念的深入和恢复性司法的兴起，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种以协商合作取代对抗的刑事司法新模式——刑事和解。刑事和解通过对话和协商的方式平和地理性地解决了犯罪引发的刑事、民事纠纷，恰当地处理了被害人、犯罪人、国家之间围绕赔偿与刑罚发生的关系，在利益兼顾的基础上实现了正义的司法恢复。作为一项制度，笔者结合审判实践，认为刑事和解应有一个完整的系统，具体由以下这些要素有机组成：

一、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

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即是指刑事和解能够在那些案件中得以适用。理论界对与刑事和解范围的界定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是存在被害人的案件，无论重罪还是轻罪，只要不是非处以死刑不可的案件均可以适用。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刑事和解的范围应当严格限制在轻伤害案件中、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成年人犯罪的初犯、偶犯、过失犯。笔者认为后者的观点过于保守，在司法实践中大量超出该范围的案件也纷纷通过赔偿协议的履行得到了司法机关减轻刑事责任、适用缓刑等量刑上的优待。从法理上说，积极赔偿在一方面可以使被害人的损失得到及时的修复，有效减轻犯罪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在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犯罪人通过自己的赔付行为向被害人谢罪的悔过心理。因此根据罪刑相适应之原则，刑事和解的犯罪不应受限制太窄，否则既不能适应审判实践的客观需要又不能体现制度本身应有的平等性。当然，鉴于以犯罪人、被害人为主导的刑事和解本身可能存在因双方过分关注自身利益从而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存在，因此对于刑事和解设定一些排除适用的案件范围还是有必要的。笔者认为这些不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具体包括：侵犯国家和公众利益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以及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案件。同时基于我国正处于转型期、犯罪率居高不下的客观国情以及考虑到刑事和解制度必要的探索和实践过程，笔者认为可以对 1

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界定应当有一个渐进的扩大过程。在目前可以考虑先对于主要侵害个人权益的轻微刑事案件进行刑事和解。而对于犯罪人系累犯、再犯的案件以及具有黑社会性质或者恐怖组织性质的持械伤害、聚众斗殴及其他情形的刑事伤害案件谨慎有选择地适用刑事和解。

二、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

从国外立法以及目前刑事和解的探索实践来看，刑事和解应当具备主观、客观两方面的前提条件。一是主观条件：犯罪人认罪和犯罪人、被害人自愿参加刑事和解;二是客观条件：案件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充足。

三、刑事和解的启动程序

从原则上，只要是在刑事和解适用范围内的案件，符合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就可以启动和解程序。但是出于规范化的考虑，在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具体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启动：一是犯罪人或者被害人自己或者通过其亲属、代理人、辩护人代为提出和解请求;二是司法机关经过筛选后对于符合和解条件的案件，犯罪人和被害人没有提出和解要求的，则由法院告知可以进行刑事和解。在和解程序启动后，法院应将和解过程中应当知晓的权利义务及相应程序以书面方式进行释明。之后，双方可以自主选择自行和解、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及法院调解。如选择前两种方式进行调解则法官可基于案件的实际情况限定一定的和解时间，以防止因和解致使案件审理过分拖沓。由于刑事和解以自愿为基础，因此在和解过程中如果任何一方自行退出，和解程序立即终止。

四、刑事和解协议的内容

目前来看，刑事和解协议的内容一般包括三方面：犯罪人认罪并向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道歉;犯罪人与被害人就民事赔偿达成协议;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表示谅解并同意对被告人从宽处罚。协

议的内容体现了双方在和解过程中通过沟通交流实现了精神抚慰、达成了物质赔偿以及刑罚建议的合意。

但笔者认为，刑事和解就赔偿项目而言不应限制于赔款的单一方式，而应是多元化的，如劳务补偿、公益性劳动、社会服务都是可以的。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当事人的喜好进行自由选择，既体现了民事赔偿双方的意识自治，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因经济能力的限制致使和解不成的现象。实践中也出现了此类做法，例如在山东蓬莱市就有通过给被害人盖房或者种树等方式进行和解的成功案例。可以根据案件类型进行划分，哪些适合经济赔偿，哪些适宜劳务补偿。

五、刑事和解协议的审查和效力

犯罪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后，接下来就是将和解协议递交司法机关审查。审查的结果直接关系到赔偿协议是否能发生影响刑罚效果的问题，因而是刑事和解中的关键一环。借鉴国外的通常做法和现有的实践经验，审查的内容包括：和解协议是否自愿签订;案件种类是否合乎规定;和解协议是否损害公共利益;和解协议是否已履行;和解协议中提出的刑罚建议是否恰当。同时在审查过程中通过向犯罪人、被害人进行核实协议内容，向犯罪人居住地的基层组织了解等方式调查、评估犯罪人的人格情况，在审查过程中也可以邀请公诉机关参加，以保障审查过程的全面性和公正性。

关于和解协议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胡云腾曾在接受采访时作过完整表述：“对于自诉案件，双方当事人就案件的处理达成和解的，如果不明显违反法律法规和司法公正，法院原则上应当采纳;对于公诉案件，双方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和解，法院原则上也应当尊重;双方当事人就刑事追究部分达成的和解，法院在定罪量刑时应当加以重视和考虑，能够采纳的应当采纳。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如对于手段极其残忍、情节极其恶劣或者危害结果极其严重的犯罪，即使被告人赔偿了被害人的损失，被告人与被害人对于刑事处罚达成了和解，也不影响人民法院对于被告

人判处特定刑罚。”其中将案件分为自诉与公诉两类，以区别其法律对这两类规定授予求刑权主体的不同而导致被害人在不同的诉讼程序中地位和对刑罚的影响力的不同。对于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中刑事追究部分的效力，原则上是“在法院刑罚裁量中加以重视和考虑，能够采纳的应当采纳”，既体现了在坚持法院依法行使刑罚权的前提下，也表现对被害人刑罚意见的尊重。具体而言，法院可以在综合全案的基础上，考虑刑事和解的因素，在法定的自由裁量范围内独立选择决定轻刑化、非监禁化、非犯罪化的处罚方式。

六、刑事和解的制约监督

刑事和解关系到和解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而司法机关运用刑罚权又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为保障刑事和解严格依法进行，不致损害公共利益，有必要建立相应监督与制约机制。具体而言应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内部制约机制，为保障法院在审判过程中恰当适用刑事和解，应建立案件处理的集体讨论和和解案件专项备案制度。对于拟适用缓刑及免除刑事处罚的案件除经合议庭讨论、庭长审批后，还应报请分管院长审批。如案情重大、复杂，还可由分管院长报送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二是外部制约机制，在审判过程中达成刑事和解并依其和解效力对犯罪人予以从宽处罚的案件应当将相关和解协议交公诉机关备案以作监督，并可以作为证据在开庭时进行质证;公诉机关可以作出案件量刑建议，并就量刑意见与犯罪人展开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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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司法听证制度 篇3

内容摘要：恢复性司法理念在国际上已经被广泛接受并应用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领域，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也应贯彻和体现这一理念。恢复性司法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建立健全各项配套机制。

关键词：恢复性司法 未成年人犯罪 少年司法 社会调查

恢复性司法最早是在未成年人犯罪领域产生发展起来的。直至今天，从国际范围来看，在该领域中的实践也是最为成熟的。可以说，恢复性司法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领域具有天然优势。

一、恢复性司法：渊源、概念及国际发展情况

“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这一概念是“舶来品”，最早使用这一术语的是美国学者巴尼特（R.Barnett）。其含义可以解释为，修补被犯罪所破坏的社会关系，使之回复到犯罪之前的平和状态。具体而言，这些社会关系中有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加害人与社区的关系、被害人与社区的关系、社区的凝聚力以及国家秩序等。通过被害人与加害人以及受犯罪影响的其他人之间的协商、会谈，使加害人认真悔过并通过负责任的行动来弥补被害人因犯罪而遭受的损失，化解各方之间的矛盾，使已经受损的社会关系得到修整和恢复，同时使国家利益、个人利益、被害人和加害人的权利实现最大限度的平衡。

恢复性司法的最初实践是加拿大安大略省基奇纳市对一起少年犯罪案件的处理（也称为基奇纳试验）。受此案启示，以利益相关者（尤其是被害人）参与、调解、协商、补偿为基本特征的恢复性司法开始在加拿大、英国、芬兰、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德国等国的未成年人犯罪中广泛运用，并逐步扩展于普通刑事司法领域。联合国也积极参与恢复性司法实践，并制定了数个决议草案来鼓励会员国家适用恢复性司法。

二、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贯彻恢复性司法的必要性

（一）从未成年罪犯角度考察

从未成年罪犯这一角度出发，较之传统的刑事司法模式，恢复性司法从两个方面来看是十分有必要的：

首先，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相对特殊。未成年人不管是在生理上还是在心理上都处于成长阶段，处于对社会的感知当中，社会经验欠缺，看待事物也不全面。而且由于青春期的来临，易冲动，难以理智对待自己的感情和行为，辨认和控制能力较弱。此外，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源于社会、学校、家庭等多方面的影响，对于未成年罪犯的非难，不能在“罪责自负”的名义下将全部罪责归结于他们，而掩饰成人社会的责任。因此，对待未成年罪犯，司法应当遵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最终的目的是使他们改过自新。实践经验证明，最好的教育方式不是惩罚、威慑，而是通过切实体会因犯罪而遭受的痛苦，从内心深处真正“摈弃”犯罪。在恢复性司法程序中，被害人讲述自己因犯罪而遭受的身心伤害，会使许多不谙世事的未成年人学会换位思考，主动承担责任，在失足之后吸取教训，健康成长。

其次，监禁刑存在诸多难以克服的弊端。第一，监禁刑会造成交叉感染。未成年人的心智尚处于不稳定时期，好奇心、模仿能力强，可塑性大，比较容易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如果把他们放到一个周围都是犯罪人的环境中，可能更容易受到“污染”。实践证明，不少未成年人刑满释放后，其犯罪手段、作案方法往往更加老练、恶劣。第二，监禁刑会造成未成年人社会化过程的中断。未成年人的成长过程也是其社会化的过程，犯罪是社会化过程中受到不良熏陶的结果。“解铃还需系铃人”，对于这种结果的矫正也需要放入社会环境中进行，让他们转而感受到社会良好的一面，从思想上彻底予以纠正。监禁刑的适用将造成未成年人社会化过程的中断，甚至可能刺激其逆反心理，更加不利于改造。第三，监禁刑使未成年人遭受严重的“身份标签”影响。未成年人可能会因其年少不懂事时的一时失足而影响其一生。“身份标签”会使未成年人在学业和就业上受到阻碍，从而使社会闲散人员增多，社会不稳定性因素增加。此外，监禁刑带来的“标签效应”会使某些未成年人产生自卑异样心理，久而久之可能会造成心理上的畸形发展，而这种畸形心理一旦表现于行动，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社会危害。因此监禁刑不仅不能达到矫正的目的，反而会引发更多的犯罪。恢复性司法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以社区矫正的形式或者缩短监禁时间的方式来“改造”罪犯，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产生的负面影响较小。

（二）从被害人角度考察

受我国传统“报应观念”影响，大多数人对犯罪行为嫉恶如仇。但是，中国人又有“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爱幼”美德以及“恤幼”的司法传统。因此，在未成年人犯罪中适用恢复性司法，来自被害人的阻力相对较小，未成年罪犯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更容易被修复。

在传统的刑事司法领域，国家通过司法程序对犯罪分子定罪、处刑，从而使正义得到伸张。这种以“罪犯”和“刑罚”为中心的司法模式，将犯罪最直接的受害者——被害人置于“被遗忘的角落”。他们的诉求得不到足够的重视，损失得不到及时的弥补。恢复性司法重在“恢复”，尤其是恢复被犯罪所破坏的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关系。而恢复这种关系的前提是破坏这个关系的人能够真诚悔过，并赔偿被害人由于犯罪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未成年人基于其身心特征，可改造性较强，虽然自身没有经济能力，但其家长往往会竭尽所能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以求未成年罪犯得到从轻、减轻处罚的处理。而且，从实际结果来看，和解可以使被害人得到及时的经济赔偿，从而避免了判决后的执行难或者给付拖延的问题。

（三）从控制未成年人犯罪方面考察

在一些学者看来，现行的刑事责任是一种抽象责任，犯罪人承担了刑罚上的责任，却逃避了现实的、具体的责任，即面对被害人，了解自己行为的后果，向被害人道歉并提供赔偿，恳求社区成员的原谅并提供社区服务。抽象责任不但对很多犯罪人来说是无必要的痛苦，而且对被害人和社区成员而言同样无现实意义，因为被害人与社区未能从犯罪人的责任中获得权利，因此他们也就不可能真正原谅犯罪人，并接受他回归到社区中来。[1]亦有学者认为，为避免私力救济可能造成的不公并体现对国家利益的保护，现代报应性司法以抽象的法律责任取代了具体的道义责任，罪犯虽然要承受剥夺自由之痛，但却逃脱了更为长久的良心煎熬之苦，而后者正是罪犯改恶从善的心理原动力。[2]而恢复性司法使未成年罪犯直面最具体的责任和与之相关的人员，在洽谈、协商的过程中得到被害人和社区的谅解，亦使其在内心上得到感化，认真悔过并切实改正，从而杜绝再犯。

对于惩罚犯罪，传统的刑事司法更青睐于具有更大威慑作用的监禁刑，但是建立在威慑基础上的少年犯罪控制模式不是长远的、最有效的方式。如果青少年是因为惧怕法律的惩罚而没有走上犯罪的道路，则无法树立他们对法治的信仰，只有让其真正意识到遭受犯罪的痛苦以及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道义，理解法律的真正作用不是惩罚而是保护，才能从内心上感化他们，使其真正学法、守法。恢复性司法正是通过使犯罪人真诚悔罪、承担责任使社会关系得到复原，犯罪人可以以社会化的方式来实现改造。

三、完善恢复性司法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的适用

诚如有学者所述，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被冠以恢复性司法名义的未成年人犯罪实践探索，常常是有其名而无其实。[3]如何构建一个名副其实并切合实际的恢复性司法模式，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恢复性司法的适用前提

自愿原则是恢复性司法的“灵魂”。恢复性结果的达成必须基于各方当事人的自愿。在非自愿情况下达成所谓的“和解”，不仅无法达到预期的“恢复”效果，还可能适得其反。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不排除加害人一方为了避免被监禁而选择恢复性司法程序的情况。未成年罪犯的法定代理人为求得子女从轻、减轻处罚，在和解过程中变得非常被动，致使双方之间的“和解”在不平等的情况下进行。这是一种典型的违背自愿原则又貌似自愿的情形，不能使未成年人得到真正感化。

此外，未成年罪犯认罪、案件基本事实清楚也是适用恢复性司法程序的基本条件。如果未成年罪犯不认罪或者案件事实不清楚，则必须通过正式的审判程序来查清案件事实。在未成年罪犯不认罪的情况下进入恢复性司法程序，实际上也是有违自愿原则的，不利于其改造。

（二）恢复性司法的适用范围

就一般情形而言，为尽可能的扩大恢复性司法的适用范围，可以只做反面的禁止适用规定，而不正面列举其适用范围。司法实践中，抢劫、抢夺、盗窃、故意伤害、寻衅滋事这几类案件占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绝大多数，可以尝试对这几类案件进行细化，以利于实践操作。比如，对于轻伤害案件，未成年罪犯是偶然犯罪、激情犯罪、初犯以及徒手犯罪等情况下，可以适用恢复性司法程序。对于寻衅滋事案件也是如此，只要未成年罪犯未造成轻伤以上的伤害、索要财物数额不大且是初犯的情况下，就可以适用。对于盗窃案件，亦可以结合未成年罪犯是否初犯、犯罪动机、犯罪数额的大小来规定适用范围。对于抢劫、抢夺这类相对较为严重的侵财案件，适用恢复性司法程序则要慎重，但未成年罪犯使用语言威胁等非暴力手段，未对被害人造成严重伤害，仅抢走少量财物且又是初犯的情况下，可以适用恢复性司法程序。

（三）恢复性司法的参与者

首先是主持者。由于恢复性司法在本质上属于司法程序的一种，因此由司法机关作为主持者较为适宜，具体主持者是承办司法官，基于司法社会化的需要也可以聘请其他中立的第三方来共同主持。主持者的主要任务是主持、引导整个程序的进行，同时负有审查义务，如当事人意志表示是否真实、自愿，基本案情是否清楚，未成年罪犯是否认罪以及是否有和解的可能性等。对于不符合恢复性司法程序适用前提的，应当及时告知。主持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建议适用恢复性司法程序。

其他参与者主要指被害人和加害人双方，加害方还包括未成年罪犯的法定代理人。他们亦是恢复性司法程序的提出者。此外，在进入恢复性司法程序之后，司法机关还要通知社区代表来参与和解活动。社区通过参与程序了解被害人的情况和产生的需求，以互助的方式给予被害人精神支持和力所能及的物质帮助。而加害人承担服务社区的责任，并以行动让社区相信自己不再重新犯罪，使社区再次接受、容纳加害人。正如有学者所述，如果说社区失调并导致凝聚力下降是引起犯罪的主要原因，那么，通过社区自身力量来处理犯罪，就可以起到增强社区凝聚力，提高社区安全防范能力的作用。[4]

（四）恢复性司法过程及处理结果

为达到良好的效果，在参与人面谈、协商过程中，受犯罪影响的人均需陈述自身的切实感受，之后未成年罪犯表达自己内心的感触。双方围绕经济赔偿、精神补偿、刑事责任减轻、社区矫正等问题进行协商。

对于协商结果，司法机关对刑事责任以外的其他方面不应过多干涉。在最终处理时应充分考虑协商结果，例如在侦查阶段对未成年罪犯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在移送起诉时一并移送协商情况并提出从宽处理意见，在审查起诉阶段作出附条件不起诉或直接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在审判阶段作出免予刑事处罚、宣告缓刑或者从轻、减轻处罚的判决等。

（五）恢复性司法的配套措施

恢复性司法需要多种配套设施才能达到效果，如刑事和解、缓刑帮教制度和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等，这里仅就社会调查制度作进一步说明。

社会调查制度是近年来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程序中发展起来的一项新探索、新举措，已经为2012年《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在恢复性司法程序中，被害人与加害人面谈的时间相对来说还是非常短暂的，而司法官通过简单的阅卷也不可能掌握案情之外的其他信息。对于这种情况，社会调查制度可以说是恢复性司法的“得力助手”。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司法机关认为必要时，选派特定的社会调查员围绕未成年罪犯的性格特点、成长经历、家庭情况、社会交往、心理、生理状况、实施犯罪前后的表现、导致犯罪行为的主观和客观原因，以及对未成年人特殊性格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和事件等方面进行调查并形成书面文字报告，作为参考依据，以便更加科学、有效的选择处理方式，也有利于更有针对性的进行教育，使未成年人真正从思想上醒悟并从行动上改过自新、重新做人。

注释：

[1]王平：《恢复性司法论坛》，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2]狄小华：《恢复性少年刑事司法的正义性探析》，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8年第2期。

[3]同[2]。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研究 篇4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被定义为国家以未成年犯罪为特定的调控对象, 通过设置专门的法律条款和实务程序甄别未成年人犯罪, 以便在各个刑事诉讼阶段对未成年人予以特殊保护, 其本质是一种对未成年人之犯罪行为进行法律评价的制度。

一、传统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困局

我国传统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往往严厉有余, 实务中过分重视惩罚犯罪, 轻视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在2011年以前 (即《刑法修正案 (八) 》出台、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之前) , 我国的未成年人具有以下四大不利的情况:

(一) 未成年人可以构成累犯

在我国刑法体系中, 累犯是一种对罪犯的改造情况的不良评价, 直接影响被告人对于缓刑、假释等制度的适用。在我国传统司法实践中, 只要未成年人达到刑事责任年龄都是累犯的适格主体, 符合刑法关于累犯的构成条件的, 都应当认定为累犯。

(二)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追诉率高, 适用监禁刑率过高

在我国司法实务中, 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的监禁刑率居高不下。在某一时间段, 因受国家“为打击特定犯罪”的严打政策影响, 对于未成年人所犯的此类犯罪, 虽然情节较为轻微, 但依旧追究刑事责任。而公诉机关的不予起诉决定, 法院判决的免除刑事处罚以及管制、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与缓刑的适用率较低。

(三) 未成年人的前科案底影响其终生

在社会实践中, 一旦经过正式的审判程序, 接受处理的未成年人往往被贴上犯罪人的标签, 对于那些在校学生, 往往是被开除学籍, 刑满释放后他们无法回到原来所在的学校学习, 在工作就业方面更是倍受歧视。由此也反映出我国现有关于犯罪记录的立法存在着严重的功能失衡问题, 即仅仅强调国家和社会对有犯罪记录者进行管控的需求, 却忽视了刑罚的感化、挽救功能, 忽视了犯罪人员回归社会的正当需求。

(四) 过度强调在法院审理阶段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 而忽略了在刑事诉讼其他环节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及在司法实务中存在辩护人参与诉讼的时间过迟等实际问题, 不利于保护未成年人权益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由于未成年人心智不全, 不能很好的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需要及时通知法定代理人加入诉讼, 引入辩护人参与诉讼。我国修订前的《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和《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都把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重心放在法院审判阶段, 意图通过在法院审理阶段设立专门的少年法庭、采用不公开审理的方式、在审判阶段为未成年人指定辩护人以及传召法定代理人到庭参与诉讼等方法, 来实现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对未成年人的保护的目的。不可否认, 法院审理阶段是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一个重点, 但是忽略了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对未成年人的教育、保护, 将导致在源流上错失了保护未成年人的机会。

二、《刑诉法》和《刑法》修订后的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

我国《刑法修正案 (八) 》的出台、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确立了一系列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司法制度。该制度在大刑事法律构架里的地位日趋重要, 是衡量我国法制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笔者将结合《刑法》、《刑诉法》的相关规定, 将各类未成年人保护秩序制度细化, 统一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大制度下, 并以此为出发, 归纳、总结。

(一) 针对我国累犯制度, 全面废除了未成年人构成累犯制度;针对刑罚执行体系, 进一步完善非监禁刑执行;针对缓刑制度的落实情况, 扩大了未成年人缓刑适用范围。

1.废除了未成年人累犯制度

未成年人因其特有的可改造性, 易塑性, 和犯案时的辨认能力低等情况, 使得“累犯”这一制度对其而言, 严厉过多, 保护不足。刑法修订后规定未成年人不再构成累犯主体, 体现了我国刑法的人道性, 是我国未成年人保护的一次革新。

2.进一步完善非刑罚执行, 特别是针对非监禁刑执行确立了社区矫正制度, 确保非监禁刑的效率

社区矫正制度是以社区为基础并在社区执行刑罚, 惩罚矫正罪犯的制度。现代刑罚理论认为, 监禁类刑罚在处置、改造未成年罪犯方面具有大量缺陷和弊端, 在实务中应多对未成年人判处缓刑、管制等非监禁措施, 而社区矫正作为非监禁刑的执行方法, 因其独特的执行方式和优良的社会效果, 在大部分西方先进国家得以确认。我国引入社会矫正制度, 具有鲜明的社会原因, 其主要目的是解决了我国现今非监禁刑执行中的脱管情况。

3.规范化缓刑条件, 对于未成年人适用缓刑幅度进一步扩大, 在立法层面上保护未成年人, 在执行层面上避免了交叉感染

《刑修 (八) 》在刑法总则里面扩大了未成年人适用缓刑的范围, 且强调了对符合缓刑条件的未成年罪犯应当”适用缓刑, 具有强制力, 缩小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扩大了非监禁刑、缓刑的适用空间。

(二) 免除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 确立了犯罪档案封存制度

“为有利于未成年犯更好地回归社会, 设置了犯罪记录封存制度。”2012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五条确立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规定“被告人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 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 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 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 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 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该规定与刑法免除未成年人的前科报告义务相呼应, 我国《刑修 (八) 》在刑法原条文的第一百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 免除前款规定的报告义务。”

(三) 权责分配的科学化

针对公、检、法、司四机关的不同特点, 从新划分了四机关的职权, 社区矫正的执行权授予司法行政机关, 在检察阶段设立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在公安阶段完善了未成年人刑事指定辩护制度。

1.确立了社区矫正制度, 为被判决缓刑、管制的未成年人的刑罚执行提供的制度保证

我国传统的缓刑、管制执行机关和考核机关为公安机关, 由于公安机关工作繁杂, 往往不能切实的履行执行和考核工作, 影响了缓刑、管制的执行效果, 这就导致了审判机关不愿判处未成年人缓刑、管制。《刑法》和《刑诉法》修订后, 缓刑、管制的未成年人依法实行社区矫正, 由司法行政机关执行, 其他机关辅助, 重新进行了职权划分, 明确了各机关的工作重心和职责, 使得非监禁刑在实践中落到了实处。

2.扩大了公检法司机关在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通知义务和指定辩护义务, 把指定辩护人介入诉讼的时间提前至侦查阶段

未成年人在侦查阶段面对公安机关, 缺少自我保护的能力, 一方面是其可能触犯法律, 内心恐惧, 一方面是公安机关的审讯严厉, 使其紧张失措, 这就导致未成年人在侦查阶段就错失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机会, 也使其无法为自己的行为有效行使辩护权, 更有甚者类如陕西丹凤县徐某某猝死事件、昭通市鲁甸县张某某事件、武威市凉州区大学生“摔”死事件等, 皆体现了在侦查阶段吸收辩护人参与的必要性, 不仅仅是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需要, 更是维护司法严肃性的要求。2012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该条款把指定辩护的义务从审判阶段扩大到了侦查阶段, 大大提前了未成年人的辩护人介入诉讼的时间, 保障了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特别是辩护权的行使。

3.在检察阶段设立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2012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设置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侵犯财产、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 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 符合起诉条件, 但有悔罪表现的, 人民检察院可以做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我国针对未成年人犯罪启用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旨在通过在审查起诉期间的附条件不起诉, 从而有条件的免除犯案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该种制度在德国和台湾地区也称暂时的不予起诉、缓起诉, 体现了当代刑事案件分流的趋向, 我国将此制度引进刑诉法, 体现了我国对犯案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我国检察机关从1992年起即开始探索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通过20年探索, 最终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中优先引进和设置, 体现了当今全社会对“教育、感化、挽救”这一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理念的逐渐认同, 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儿童权利最大化”的原则在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中的一次彰显。

在我国,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是刑事制度中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 是未成年人权利保护和刑事被告人人权保护相结合的产物, 旨在通过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强调国家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强化国家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

参考文献

[1]郝晓玲.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20 (3) :89.

刑事司法听证制度 篇5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委员会是人民检察院业务决策机构,是我国独具特色的一种检察制度。设立检察委员会制度的目的,在于用民主集中制的方式确保案件质量和正确行使检察权,它的存在确有其科学、合理的一方面,也确实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不断健全,司法制度的改革正朝“公正与效率平衡”迈进,公民法律意识的日益增强,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在司法实践中的弊端逐渐凸显出来,其合理性越来越受到质疑,因此,对检察委员会制度进行认真的研究和反思是十分必要。

一、现行检察委员会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议事范围不明确

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有关规定,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但对于“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的内涵及外延还没有统一的法律界定,导致讨论案件的范围上缺少具体的操作标准。在一个事项、一个案件是否“重大”,是否应该由检委会讨论决定时,主观色彩相对比较浓厚,这样有可能造成个别办案人员和主管检察长在分散责任的心理支配下,往往将不属于检委会讨论的案件提交检委会讨论,这既增加了检委会负担,又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1]也使得错案责任无从追究,对检察委员会的权威也是一种损害。同时,重大案件提请的随意性也直接影响检察官独立行使检察权。另外,《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3条同时规定:“如果检察长在重大问题上不同意多数人的决定,可以报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这一规定,即违反了国家机关之间权限划分的宪法定位,又违反了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宪法原则。

(二)检察委员会委员选任机制缺乏合理性

《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组织条例》第2条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由本院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以及有关内设机构负责人组成。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惯例,各级党组成员是当然的检察委员会委员,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多为检察委员会委员。[2]这种政治待遇、行政式的选任条件,极大地影响了检察委员会职能的发挥。尤其基层检察机关党组成员的人选大部分都是从党政机关调任和部队转业干部安置,他们大多缺乏专业的法律素养,《检察官法》中规定的学历及通过司法考试等检察官任免条件也似乎仅适用于普通检察官的任免,对他们来说一经行政任命,即可获得相应的检察官等级,并以党组成员的身份成为当然的检委会委员。在检察委员会讨论解决重大、复杂的案件过程中,多半委员听完承办人汇报后,例行公事,人云亦云,有的甚至凭感觉判断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实在与设立检察委员会的最终目的相悖。[3]检委会委员选任的行政化所带来的弊端由此可见一斑。此外法律未对检委委员的任职期限作任何限制性规定,致使检委委员法律知识结构老化,在讨论案件时更多是凭感性认识和经验发表意见,不能从法理上进行论证,难以做到论证透彻,决策科学,从而削弱了法律的权威性,造成检委会委员整体专业水平下降。这种“终身制”的任职模式还不利于素质较高的年轻的检察人员进入检察委员会,容易使检委委员缺乏责任感、使命感,不思进取,导致检委会流于形式,发挥不了检察委员会作为检察机关内部权力决策机构的实际作用。[4]

(三)检察委员会会议事程序缺乏规范化

1.两大职能行使严重失衡。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是检察委员会的两项基本职能,但实际上多数检察机关尤其是基层检察机关的检委会在履行其职能时只讨论重大案件,而讨论重大问题的职能则基本是空白。

2.检察委员会会议事缺乏透明度,难以实行监督。目前检察委员会实行相对封闭的议事方式,检察委员会在运行过程中唯一的形式就是“会”,检察委员会讨论案件几乎没有任何调查取证的过程,在讨论过程中,检察委员会多数是被动地听承办人对案件的汇报或对极个别重大问题的汇报,这也是大多数检察委员会委员了解案情的唯一途径。讨论时除了检察委员会委员和案件汇报人、记录人员以外,其他人是不准进入会议室的,多数检察干部对检委会如何讨论案件不知情,检察机关内部对检委会工作难以实施有效监督,而且外部监督也不充分。[5]

3.检察委员会委员责任追究机制不完善。根据《人民检察院错案责任追究条例》第17条的规定,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有错误的,由检察委员会集体承担责任。由于没有相应的责任定位,这种集体承担责任的方式往往以“责任分散,难以追究”等为由以致无人承担责任,[6]致使检委会的职责虚化。

二、检察委员会存废之争

由于检察委员会制度存在的缺陷,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关于它的存废就成了倍受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主要观点有三种:一是保留论。主张仍保留现有的检委会制度,其实纯粹的保留论者毕竟是少数,这种论者大都来自司法实务部门,根植于对中国国情的冷静分析和判断,持的是较为保守的务实态度。他们认为:检察委员会是依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设立的法定专门机构,在保障宪法和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维护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职权中,具有其他任何机构不能替代的职能作用。二是废除论。主张取消现有的检委会制度,此制度违背了现代法治所包含的一些基本的司法原则,与主诉检察官相对独立地承办案件责任相冲突,不能充分体现“公平与效率”的基本价值,应当予以立即取消。持这种论点的人大都来自学术界。三是过渡说。主张在现有的基础上改革检委会制度,待条件成熟时,取消检委会制度。从司法改革的长远目标来看,取消检察委员会应该是利大于弊,也是司法发展的趋势,但就目前而言,客观条件还不完全具备,一蹴而就地取消这一制度并不现实。因此,在赞成取消检察委员会制度的前提下,主张采取一种比较现实可行的改革策略。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

三、对我国检察委员会制度的设想

(一)现行体制下改革检委会的初步设想

1.明确议事范围,加强业务指导作用。检察委员会议事范围可以分为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两个方面。从实践操作看,检察委员会讨论重大案件多,重大业务事项少,存在重个案研究、轻工作指导,以及决议案件的范围过宽等情况。因此,改革检察委员会的工作重点,是将检察委员会的工作重点由目前的讨论案件转移到研究决定有关业务方面的重大问题上来,着重改变目前忽视涉及检察工作重大事项的决策方面研讨的情况,加强对检察工作有宏观指导作用和检察工作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重大问题的讨论决定职能。[7]

2.规范检察委员会委员的选任制度。检察委员会作为检察机关业务决策和业务指导的重要机构,应当通过其业务能力表现出它在业务问题上所具有的最高权威,这就要求检委会委员是检察业务方面的专家,对委员的专业化要求应当更加严格,检委会委员应当从具有较高法律专业水平和丰富检察工作实践经验的检察人员中优先考虑任用,改变重资历、重级别的行政化、待遇化倾向。明确检委会委员的准入标准,可以尝试在明确了检委会委员素质要求的前提下,对一定比例的检委会委员采取公开竞选的选拔方式,凡是符合规定的检察员,在考试、答辩、考核后择优选聘,以充实检委会委员队伍。即使在检委会委员名额已满的情况下,也可以选拔部分经验丰富的检察员列席检委会会议,发表意见并作为决策参考。[8]

3.完善议事规则,规范工作程序。检委会的决策地位决定了其活动应遵循科学的步骤和程序,使检委会工作程序化、规范化,建立起一套科学的议事规则和程序,并严格遵照执行。

(1)提请程序。承办部门的负责人对需要提请检委会研究的案件或事项,填写申请表,附案件审查报告,或填写研究事项的主题及处理意见,送检委会办公室,由检委会办公室专职委员对进行预先研究,专职委员对案件或事项进行全面审查,对疑难复杂、争议较大、具有一定影响的案件或重大问题,可以听取汇报,与有关专家一起共同依法进行科学论证,提出带有规律性的司法、立法建议,再提出是否提请检委会研究的建议,报请检察长决定。[9]检察长决定召开检委会研究的案件或事项,应在检委会召开前三天送交检委会成员。

(2)讨论程序。案件承办人的汇报应依据结案报告进行,说明事实、证据和适用法律的依据。检委会专职委员发表研究意见,对案件的承办人在事实认定、证据的认定及法律适用方面的汇报是否全面准确提出意见,并做出补充说明,并提供必要的相关法律政策资料。然后,检委会成员进行讨论,分别充分发表意见,对于容易产生不同意见案件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制定规章制度等有关问题,由专职委员可以提出,引进辩论机制,以提高检委会议事质量,进一步完善检委会工作。

(3)决策程序。先由检委会委员分别对研究的事项或案件提出决定性意见后,检察长再做最后决定。检委会结束后,检委会记录人员将记录交与会委员分别审阅。检委会委员对记录中结论性意见进行审阅,并签署姓名。

(4)监督程序。检委会办事机构专职委员对会议决定的落实和执行情况负责进行检查督办,并向检察长报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出了科技强检的发展思路,随着电子检务工程的推进,待检察工作实现的信息化时,要发挥现代科技在检察委员会决策中的作用,将多媒体示证系统、同步录音录像等科技手段引入检察委员会工作,利用网络平台和信息技术进一步规范检察委员会的议事程序。在全国逐步实现检委会办事机构通过局域网完成传输议案材料、审核把关、会议记录、纪要发文、存档及检察委员会决定的督办落实等项工作,委员通过电脑审阅议案、签署意见,管理人员通过音频脉冲系统同步录音录像,记录会议情况,[10]使检委会议事程序更加规范化、制度化。

4.强化责任机制。在决议责任上,要防止人人负责却又无人负责的现象,强化责任机制。检委会讨论案件时,主办案件的检察官或办案人应对案件事实的真实性、证据的确实性和充分性负责,检委会对案件所做的定性和处理决定负责。检委会成员亦都应对各自发表的案件定性和处理决定意见负责。主诉检察官或办案人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负责的依据是案件审查报告,检委会和检委会委员对定性和处理决定的依据应当是检委会记录。检委会专职委员承担着会前阅卷审查的职责,因此其具有对所研究案件的承办人在事实认定、证据的认定及法律适用方面是否全面准确提出意见的责任。检察委员会记录的准确性由检察委员会办公室记录人员负责,保证每一委员发表的意见和观点,逐一祥记准确,并在检察委员会结束后,请与会委员进行审核并签名,以此增加其执法的责任感和公正感。法律责任的追究应按照有关错案追究规定进行。

(二)逐步废除检察委员会制度

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改革现行的检察院内部管理体制,其核心是逐步实现检察官的独立,建立检察官职业保障制度。只有检察官独立,才能有效贯彻司法责任制度,使检察官的职权与责任同一,增强其责任感,提高追求公正的主动性,同时,避免了层层把关,既可以减少不公正因素的参与,也可大大提高诉讼效率。因此,逐步废除检委会制度是检察

机关深化司法改革的必然所在。

注释:

[1]胡莲芳“:我国基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改革初探”,《行政与法》2004年第5期。

[2]李贵成:“基层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职能简论”《人,民检察》,2006年3(下)第6期。

[3]黄芳:《论我国检察委员会制度的存与废》,苏州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载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4]参见李雪锋:“改进和完善检察委员会制度”,《中国刑事法杂志》,2000年增刊。

[5]孙谦:《中国检察制度论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页。

[6]参见孙谦:《中国检察制度论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页。

[7]孙谦:《中国检察制度论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页。

[8]朱海燕:“基层检察院检委会工作改革设想”,《人民检察》,2005年第4期(上)。

[9]高雪梅:“对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的思考”,《法制与社会》,2008年第10期(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