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特色反垄断（精选六篇）
中国的特色反垄断 篇1
关键词：《反垄断法》,垄断组织,立法特色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 同时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 如果竞争机制遭到破坏, 市场经济就无法正常有序地运行下去。而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打破了市场优胜劣汰的规则, 给市场的运行带来了极大的冲击。鉴于市场本身并不具备保证竞争的自由和公平的能力, 中国《反垄断法》明确规定了反垄断审查的目的, 即保护市场公平竞争, 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反垄断法》是促进竞争的法律, 是经济宪法, 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其根本出发点在于通过规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 阻止其限制市场竞争, 来维护自由、公平的市场秩序, 保持市场活力, 促使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 从而实现消费者福利的最大化。
一、中国《反垄断法》的立法背景
2007年8月3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反垄断法》, 并定于2008年8月1日实施。中国的首部《反垄断法》, 立法条文比较原则性, 总共八章共57个条文。第一章是总则;第二、三和四章规定了三类垄断行为即分别是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第五章是有关行政垄断的规定;第六章是对涉嫌垄断行为的调查;第七章是法律责任;第八章是附则。当然原则性的立法必然会带来一些问题, 因此也需要加快实施细则的制定工作和执法机构建设工作。
《反垄断法》充分考虑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来进行立法, 并研究借鉴了国际反垄断立法的有益经验, 通过国家干预, 纠正市场失灵, 保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转, 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和消费者权益。同时, 通过限制和阻止市场势力和反对不正当的市场行为, 以维护和扩大经营者在市场活动中的自由竞争权利, 排除进入市场的障碍, 从而发挥鼓励创新、促进自由竞争、优化配置资源的功能。
二、中国《反垄断法》在具体规定上的特色
1.《反垄断法》所构建的法律责任较轻。
依据《反垄断法》, 除串通投标之外的所以垄断行为度无须承担刑事责任。而且, 中国《反垄断法》未将任何一种法律责任延伸至企业高管人员。在《反垄断法 (草案) 》中有“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 给他人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但是, 在2007年通过的《反垄断法》中取消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即对典型的四种垄断行为没有刑事责任的设定。中国《反垄断法》赋予了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及其授权机构负有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案件进行调查、处理的专门职能, 可以对受调查者进行调查。这是一个非常笼统的规定, 并没有明确对垄断犯罪应当如何追究、由哪个机关处理的问题, 不具有可操作性。总的来说, 中国的《反垄断法》过重依赖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在规制垄断行为方面的作用, 却忽视了刑事责任存在的必要性。
2. 明确规定了《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
《反垄断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经济活动中的垄断行为, 适用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垄断行为, 对境内市场竞争产生排除、限制影响的, 适用本法。”由此, 中国的反垄断法也采用了“效果原则”作为域外适用的依据, 这是中国对国际法原则的运用以及对他国经验理论的借鉴, 也是顺应全球化背景下对无序竞争进行国际调整的发展趋势, 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反垄断立法的发展和完善。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是一个国家为维护其经济利益的必然选择。跨国公司的大量兴起使垄断行为对商业的影响已经越过国家界限, 国界外的垄断行为可能对国内经济安全产生重大影响。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 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具有更多改善和发展的空间, 发展中国家若放弃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 其实是弱化了对本国经济安全的保护, 可能导致国际垄断势力横行本国市场, 放弃了民族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的要求。因此, 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中国确立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制度。
3.《反垄断法》将行政垄断纳入调整范围之内。
行政垄断, 从垄断权来源上看, 是由于行政权而产生的垄断, 所谓的行政垄断, 是指凭借政府行政机关或其授权的单位所拥有的行政权力, 滥施行政行为, 而使某些企业得以实现垄断和限制竞争的一种状态和行为。
中国转型时期的行政垄断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逐步发挥, 政府逐步退出市场的背景下, 对计划经济时期行政垄断的延续和对新时期下市场竞争的让位, 因此, “中国行政垄断的理论基础是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行政分权体制的形成是行政垄断特别是地区垄断形成的直接原因。行政垄断不仅完全具有经济垄断导致消灭、限制竞争的后果, 而且对整个社会的危害远远大于经济垄断的危害。不消除行政垄断, 就不可能建立起真正意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反垄断法》将行政垄断问题纳入调整范围内, 意义重大。这不仅表明中国立法机关对行政垄断持坚决反对的态度, 从而有利于提高各级政府机构的反垄断意识, 而且也表明反对行政垄断是中国的主流观点, 从而有利于倡导和培育竞争文化。正如反行政性垄断的积极倡导者、北京大学教授盛杰民感言:“行政性垄断内容规定了政府和行政机关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颁布具有排除和限制竞争内容的规章、规定等, 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司法部门审查行政机关的限制竞争的抽象行政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 是一大进步。反垄断执法机构虽然没有执法权, 但有建议权, 这种方法很符合中国国情, 有很大的威慑力, 也是一大进步。”
4. 反垄断法引入宽恕制度。
中国实施的《反垄断法》引入了宽恕制度。宽恕制度是指反垄断执法机构对涉嫌垄断行为展开调查之前或之后, 违法当事人主动向主管机构报告, 提供相应信息或证据, 持续、全面地配合调查以及符合法定条件时, 法律全部分豁免处罚的制度。宽恕制度的适用有助于及时发现垄断组织, 提高反垄断执法机关的执法效率, 大大节省调查成本, 有效打击违法行为。宽恕制度的适用, 能够对垄断组织成员产生很强的威慑效应, 诱使垄断组织成员告密, 或是使其成员认识到, 再为坚固的垄断组织也有可能被内部人出卖, 从而阻吓新的垄断组织的结成, 波斯纳曾说“一个救济体系的基本目标是威慑人们不敢违反法律”。宽恕制度的构建, 恰是利用了这种威慑效应。这就时刻提醒着已经结成或是意欲结成垄断联盟的内部成员, 其他经营者并不可靠, 他们随时会抢先告发从而使自己失去获得减免的机会, 从而竞相告发, 或是提醒自己, 与其担心背叛问题, 还不如不结成垄断组织。
三、中国《反垄断法》的缺陷
1. 中国反垄断法刑法规制的缺失。
中国反垄断法对刑事责任的规定基本上处于空白的地步。一是罪状描述宽泛, 刑事责任范围不清。由于垄断行为是一种新生的犯罪行为, 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和专业性, 所以在罪状的描述上要尽可能确定, 保证规则的确定性和指引性, 以免造成法律适用上的混乱。二是欠缺责任追究机制, 考察整个《反垄断法》对垄断行为的刑事责任该由谁来追究, 程序如何启动均未做出规定。
2. 域外适用规定较为原则化。
中国《反垄断法》关于域外适用条款规定的前提条件过于简单, 设计不够周全。中国现行反垄断法在立法上确立了“效果原则”作为域外适用的依据, 这是直接借鉴了美国“效果原则”的内容。但从世界各国的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的立法、行政执法和司法来看,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采用单一的“效果原则”。因为单一的“效果原则”一方面会因为对在国外的反垄断行为的调查、取证、执行等具体问题上触动他国的主权, 产生管辖权和法律适用上的冲突, 还有可能会在外交和政治上引起摩擦;另一方面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 单一的“效果原则”未必会对本国的经济环境带来积极的效应。
3.《反垄断法》宽免制度规定过于粗糙, 无法取得预期效果。
《反垄断法》第46条第2款既没有明确规定宽免政策的适用对象;也没有详细制定不同的宽免待遇和相应的具体适用条件, 更没有设置必要的辅助措施。该条文仅仅表达了可以给予违法者宽免的意图, 却无法给相关企业明确的预期和执法机关具体的操作指导, 则实际操作和实施起来将很难真正奏效。这是中国反垄断法宽免政策最突出的缺陷。第一, 合理有效宽恕制度的构建需要严厉的惩罚措施和有梯度的奖赏措施的有机结合, 而中国反垄断法为宽恕制度提供的惩罚措施过轻, 责任减免机制亦不健全。对垄断行为的处罚规定, 本身不属于反垄断法宽免政策的内容, 但却对该政策的有效实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严厉的反垄断处罚措施是宽免政策实施的前提。中国《反垄断法》对垄断行为所规定的处罚威慑力度不足, 使垄断组织成员的收益远远低于其可能付出的违法成本, 致使减免措施的效果受限, 难以发挥减少或免除罚款待遇的诱惑功能。第二, 在中国反垄断法宽恕制度的构建中, 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自由裁量权过大, 相应地, 宽恕制度程序适用上的可预期性较差。粗线条立法使得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反垄断执法活动中拥有了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是否减免处罚的最终决定权掌握在执法机构手中。这一方面加大了宽恕制度适用过程中的人为因素影响, 降低了宽恕制度的透明程度, 另一方面又使申请人难以判断到底怎么样才算符合宽恕制度的标准, 无法做出正确的选择, 行为后果的不可预测性往往导致企业宁可维持现状。长此以往, 这会使得这么一条有巨大潜力的条文变得形同虚设, 没有威慑力。
四、完善《反垄断法》的立法建议
1. 在《反垄断法》中设立刑事责任。
在反垄断法中设立刑事责任制度是必要的, 也是世界各国反垄断法立法的趋势, 刑事责任是有效制止垄断行为、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必不可少的法律手段。但是, 作为体现刑法严厉性、强制性和权威性并作为犯罪的法律后果的刑罚的使用应该是谨慎的。毋庸讳言, 中国反垄断法在刑事责任制度方面存在着较大的不足, 需要在后续法律修订中加以确立并予以完善。 (1) 明确责任对象, 分别确立罪名。在中国既有的刑法立法模式之下, 通过刑法典与附属刑法的形式来规制非法的垄断行为, 关于非法垄断行为的罪名可以通过刑法典来完成, 而刑事责任之认定可以在反垄断法中具体规定, 以解立法与具体操作之困。 (2) 明确反垄断执法机构侦查权。在反垄断执法中, 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对涉嫌构成犯罪的垄断行为进行侦查, 侦查完毕后移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如此安排的原因如下:一是垄断犯罪具有很强的专业性, 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行使更为合适, 既降低成本, 也能尽可能避免外行侦查带来的错误和疏漏;二是有法律依据, 《刑事诉讼法》第18条规定, 刑事案件的侦查权由公安机关行使,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为反垄断法主管机关行使刑事侦查权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
2. 完善“效果原则”, 与国际接轨。
中国《反垄断法》域外适用中应注意在尊重国家主权和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必须要配合利益平衡或者合理原则, 来适用通过外交或其他途径, 与相关国家建立协商和沟通机制。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 合理分配反垄断法的管辖权并建立国际合作机制的任何规则, 应当由国际社会达成一致, 这是非常关键的。
一国如背离国际标准, 擅自决定一国利益如何高于他国利益的做法是不能容忍的。如果它在大多数情况下仅是出于维护国内经济利益的考虑, 但诸多国家又都存在这种利益而需要合作而通过缔结国际条约的方式, 则缔结协议是协调国际竞争案件管辖权的应然途径。随着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的推进和总结, 中国可以尝试与其他国家签订双边协定或多边条约, 以增进彼此的协调和合作。
3. 善中国《反垄断法》宽恕制度的实施基石建设。
(1) 明确宽恕制度可免的责任类型。当企业的行为符合适用宽恕制度的前提要求时, 可以免除其刑事责任, 民事责任还是行政责任, 这点需要首先明确。否则会严重影响到宽恕制度的具体落实。虽然宽恕制度设立的目的就是要以免除一部分的处罚为饵来诱使告密者的出现, 但如果连刑事责任都包括在内的话势必会减弱刑法的威慑力, 促使更多的人犯罪。而对于民事责任, 因为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之一就是保护消费者利益, 如果犯罪者对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已经造成了损害, 那么就必须要为他的行为买单, 如果可以免民事责任就不能实现反垄断法关于保护消费者利益, 社会利益的目的。综上, 笔者认为宽恕制度只能适用于免除或减轻行政责任。 (2) 建立多层级责任减轻制度。获得处罚减免是垄断组织成员主动揭发违法事实的主要目的。因此, 处罚减免的幅度与前后不同时间申请宽恕可准予的减免差距是影响有关主体揭发垄断行为的关键因素, 减免待遇的优越性决定了其对企业的吸引力。比如说欧盟, 其对于第一、第二、第三个坦白的企业减免的幅度不同, 幅度越大就越对企业有吸引力, 也就越有利于让违法企业尽快向相关执法机构坦白, 而且更也容易引起各个违法者之间的猜疑, 可以高效地实施宽恕制度。如果在宽恕制度的待遇没有差别或者差别不大的情况下, 第一个告发者就承担着巨大的风险, 但却得不到更大的利益, 势必产生观望的态度, 这就有悖于宽恕制度设立的初衷。笔者认为, 中国应以在宽免政策中建立责任减轻制度为宜。而关于责任减轻的幅度, 应区分不同情况, 建立多个层级。不同层级的待遇应有明显差别。
五、结语
诚然, 规制行政垄断行为不可能仅靠一部《反垄断法》, 也不能仅靠一个权威性很强的执法机构, 它需要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法治环境的配合, 它需要全社会民众的共同参与, 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认清其本质, 消除其根源, 最终营造公平、和谐、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竞争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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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特色反垄断 篇2
摘要：反垄断政策是市场经济国家为保护和促进市场竞争、限制个人、企业或政府部门的垄断行为而实施的一项基本经济政策。我国反垄断法，是一部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经济宪法”。然而现阶段我国经济性垄断、行政垄断和跨国公司垄断交织的局面，加之反垄断法还缺乏相应的立法细则或司法解释，导致反垄断法在实施过程中会遇到严重的挑战。本文就反垄断执法机构独立性、行政垄断及反垄断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垄断；反垄断政策；市场竞争
竞争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竞争也就无法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然而，市场竞争机制并不总是能有效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市场机制本身的某些缺陷会导致市场失灵，市场竞争的参与者通过各种策略性行为制造进入或退出壁垒，使资源难以有效利用，竞争功能无法有效发挥。这就需要国家权力机构通过法律或政策等手段对市场进行干预，从而导致了反垄断法或反垄断政策的产生。无论是反垄断法还是反垄断政策，都是国家权力机构为了达到保护竞争的目标而制定的某种规则或规定，都具有某种程度的强制性。二者的不同之外在于，法律的刚性较强，并由专门的立法机构制定和执法机关执行，一旦制定和颁布就较难更改；相比之下，政策则刚性较弱，由行政机构制定和执行，它能够根据情况的变化进行调整。虽然狭义上的政策与法律是不同的概念，但是如果二者具有相同的目标，广义的政策可以将法律包括在内。现实中，有些国家的反垄断政策主要是以法律形式体现的，虽然具体名称不尽相同。例如，在美国反垄断政策主要以反托拉斯法体现，在日本则是禁止垄断法。
（一）反垄断政策的定义
反垄断作为一项政策，在1890年写进法律，到现在已经一个多世纪之久。在这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美国反垄断的实践随着经济理论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从最初谢尔曼法颁布时，大多数经济学家仍然坚定地相信市场竞争，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哈佛学派的SCP范式占据统治地位，经济学家开始相信政府有必要为纠正市场失灵而进行强有力的干预。但这一时期保护竞争的目标被法院解释为维持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及保护竞争者。直到七十年代，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效率目标逐渐被法院接受，美国的反托拉斯政策也从严厉的结构主义向效率目标转化。然而九十年代以后，新产业组织理论对于企业策略性行为的研究不仅进一步完善了哈佛学派的SCP范式，而且也对芝加哥学派的效率学说及其所提倡的宽松的反托拉斯政策提出了挑战，从而“将被芝加哥学派关上了的反托拉斯大门重新开启”(Baker，2002)。
从美国反垄断实践的发展可以看出，反垄断是一种不断地被锤炼和不断地被
重新定义的政策：它来源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市场制度的信仰，也来源于关于竞争性市场不一定是自我维持和自我纠错的假设。反垄断政策还来源于如下担忧：通过勾结或排它性策略行为来创造垄断的努力可能会成功，因此政府干预符合公共利益。
依照WTO的贸易与竞争专家组及多数成员方的观点，“反垄断政策”是“反垄断法律与措施”的统称，其体现可以是综合反垄断法、含反垄断规则的部门法规或私有化政策等。关于反垄断政策的典型规定是为处理各种反竞争惯例（包括固定价格、瓜分市场或共享市场、串通投标与其他卡特尔安排、滥用支配地位、限制竞争的合并、排除新竞争者进入市场的供应商与分销商之间的纵向协议以及虚假广告等）提供救济。绝大多数的WTO成员方认为，反垄断政策的基础是通过约束各种反竞争的企业行为以保护和促进竞争性的市场结构与行为，从而使市场机制功能最大化；反垄断政策的核心目的则是在竞争者之间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和竞争条件，改善资源分配，促进经济效率和提高消费者福利。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所谓反垄断政策，是指为了有效促进作为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的自由竞争，政府以规制垄断、卡特尔、不公正交易等为目的采取的政策总称。①禁止垄断法作为旨在促进企业间竞争，提高产业竞争程度的产业组织政策手段，属于限制性的“大棒”政策，即对企业的违法行为予以法律和行政制裁。通常的制裁措施包括罚金、限制、解散、撤销等等。国内有学者认为反垄断政策是产业组织政策的组成部分（江小涓，1996）。
本文认为，反垄断政策是市场经济国家为保护和促进市场竞争、限制个人、企业或政府部门的垄断行为而实施的一项基本经济政策。其核心目标是通过保护和促进市场竞争，确保市场竞争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增进消费者福利。反垄断政策是竞争政策的核心内容，是狭义的竞争政策，它作为对竞争结果的“事后调节”措施，通常以法律形式出现。广义的竞争政策则是指由政府制定的旨在调整市场结构、规范市场行为，维护市场公平的一系列规则和措施，包括反垄断政策、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政策、放松规制、政府削减对企业的补贴、减少不利于外国产品和外国生产者的政策等，而狭义的竞争政策仅指反垄断政策。
（二）我国反垄断政策的主要内容
自从中国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日益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在绝大多数领域，包括国有经济仍然占主导地位的电信、电力、航空运输等领域，已经初步形成了竞争机制，但我国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垄断现象。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现阶段中国市场上的垄断势力并非主要源自私人部门的限制竞争行为，更多的是来自于政府部门滥用行政权 2
力形成的进入壁垒和市场分割（陈东琪，银温泉，2002）。随着对外开放的日益深入，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拥有资金、技术、市场优势的跨国公司滥用市场地位限制竞争的现象日益突出。为了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中国建立和完善反垄断政策势在必行。
1980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中，首次提出了反垄断的任务。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自此中国结束了没有竞争法的历史。此后，中国也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旨在促进竞争、控制和消除某些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和政府规章，如1997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199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就有保护竞争、防止垄断的条款。部分省市也制定了规范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地方性法规。此外，针对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的以地方封锁和部门保护为目的的反竞争行为，2001年国务院公布了《国务院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以打击地方保护主义，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②
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步伐加快。而且，为了应对日趋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国政府越来越注重反垄断政策和竞争法规的制定与完善。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了被誉为“市场经济宪法”的《反垄断法》，这部法律从1994年就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计划，在酝酿了13年之后终于出台。《反垄断法》从2008年8月1日起正式施行，该法具有很强的规范经济行为的效力，将进一步促进公平竞争，③是中国维护市场竞争秩序最为重要的一部法律。归纳起来，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反垄断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禁止垄断协议
中国《反垄断法》第13条规定：禁止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下列垄断协议：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或者销售数量；分割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限制购买新技术、新设备或者开发新技术、新产品；联合抵制交易；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第14条规定禁止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下列垄断协议：（1）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2）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3）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④
（2）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市场支配地位是指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内具有能够控制商品价格、数量或者其他交易条件，或者能够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能力的市场地位。中国《反垄断法》规定，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推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 3
地位：（1）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1/2的；（2）两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2/3的；（3）三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3/4的。同时规定，被推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如果有证据证明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不应当认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⑤
该法规定，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从事下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没有正当理由，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或者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没有正当理由搭售商品，或者在交易时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没有正当理由，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差别待遇；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3）控制企业合并
经营者集中是指经营者合并、经营者通过取得股权或者资产的方式取得对其他经营者的控制权，或经营者通过合同等方式取得对其他经营者的控制权，或者能够对其他经营者施加决定性的影响。中国《反垄断法》规定，经营者集中达到国务院规定的申报标准的，应当事先向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申报，未申报的不得实施集中。反垄断法第28条规定，经营者集中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做出禁止经营者集中的决定。第29条规定对不予禁止的经营者集中，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决定附加减少集中对竞争产生不利影响的限制性条件。对外资并购境内企业或者以其他方式参与经营者集中，涉及国家安全的，除依照《反垄断法》的规定进行经营者集中审查外，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国家安全审查。⑥
（4）禁止行政垄断
行政垄断是行政机关及其所属机构滥用行政权力实施的一种禁止、限制、排斥或妨碍市场竞争的行为。我国《反垄断法》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拥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或者变相限定单位或者个人经营、购买、使用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不得妨碍商品在地区之间的自由流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以设定歧视性资质要求、评审标准或者不依法发布信息等方式，排斥或者限制外地经营者参加本地的招标投标活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通过采取与本地经营者不平等待遇等方式，排斥或者限制外地经营者在本地投资或者设立分支机构；制定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规定。⑦
另外，我国反垄断法还规定了适用除外，指出经营者依照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不适用本法；但是，经营者滥用知识产 4
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适用本法；农业生产者及农村经济组织在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运输、储存等经营活动中实施的联合或者协同行为，不适用本法。
（三）我国反垄断政策实施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我国反垄断法的制定和实施将对国家经济生活、企业的市场行为和消费者产生重要的影响，是一部规范国家经济秩序和市场竞争秩序的基本法律政策。但是，由于中国经济转型的任务尚未完成，再加上反垄断法本身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完善之处，因此在反垄断法在实施过程中会遇到严重的挑战。
我国反垄断法实施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问题。我国反垄断法从中国实际出发，明确规定了统分结合、虚实互补的双层反垄断执法体制：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反垄断工作，保证反垄断法的统一实施。其主要职责是：研究拟定有关竞争政策；组织调查、评估市场总体竞争状况，发布评估报告；制定、发布反垄断指南；协调反垄断行政执法工作等。多个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依照各自的职责和法律规定，负责反垄断执法工作。其中，国家工商总局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局负责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反垄断执法（价格垄断协议除外）等方面的工作；国家发改委价格司、价格监督检查司负责依法查处价格垄断协议行为；商务部负责经营者集中行为的反垄断审查工作。这种双层执法体制既维持了分散执法的现有格局，又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为今后的机构改革和职能调整留有余地，同时也弥补了法律条文对于执法权限划分模糊、重叠的不足。⑧
但这种双层执法体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首先，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作为一个高层议事协调机构应该有一个具体的工作承担部门。这种多头执法与单一机构相比，必然导致执法成本高而效率低，各个执法机构之间不可避免的要产生管辖权的冲突。因此，在统一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建立之前，我国反垄断执法工作需要多家机构的有效合作和相互配合，建立资源共享、案件横向通报和征求意见制度，在具体认定标准的把握、处罚尺度的掌握、处罚程序的规范等方面进行有效协调，避免出现不同执法机构就同一问题得出相互矛盾的结论；其次，由于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均附属于国务院各部委下面，因此缺乏权威性。尤其是国家发改委是制定和执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机构，作为其下属机构的价格司就很难保持其独立性。实际上，现在除美国因历史原因设立了司法部反托拉斯局和联邦贸易委员会等两个并行执行反托拉斯法的联邦机构，各国反垄断法一般只有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如德国联邦卡特尔局、日本和韩国的公平交易委员会等。这些机关都是准司法机构，它们像法院一样，有自己的执法程序包括做出裁决的程序。如果当事人对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裁决不服，可以得到司法救济；最后，反垄断执 5
法机构与行业监管部门之间的关系也难以协调。如果在反垄断问题上，各监管机构在其各自监管的行业都享有排他性的管辖权，反垄断执法机构将会成为一个摆设。因为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垄断行为相当多地来自这些被监管的行业。它们在被监管企业和消费者的争议中往往站在被监管者的立场上，成为被监管者的“保护伞”或者“俘虏”。在我国，被监管的企业基本都是大型国有企业，这就更有理由怀疑监管者能否在被监管者和消费者的争议中保持中立和独立的态度。现在，世界各国反垄断执法机构一般都有权处理被监管行业的限制竞争问题，我国也应该做出类似规定。至少应在反垄断法中规定，有关部门或者监管机构调查处理限制竞争案件时，应征求反垄断法执法机构的意见。
为了有效执行反垄断法，我国应建立一个直属国务院的反垄断委员会，把现有商务部、发改委和国家工商总局的反垄断职能统一整合到反垄断委员会，使其不仅具有协调权，还具有实质性的执法权。事实上，这个机构除了执行反垄断法，还可执行反不正当竞争法，因为二者都属于反垄断政策。此外，反垄断执法机构作为隶属于国务院的行政机关，不应当拥有终局效力，但也不能过多地依赖于法院的最终裁决，这有悖于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准司法性。可以规定对于地方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中央反垄断执法机构申请复议。而对于中央反垄断执法机构直接裁定和复议裁定的案件不服的，可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就是说，复议是提起诉讼的必经程序。
我国反垄断法实施面临的第二个挑战就是行政垄断。行政垄断仍然是我国目前垄断的主要表现形式，它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已成为中国经济长期持续高速增长的最大的制度性瓶颈。因此，需要通过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行为进行限制，以便为经济主体创造平等的竞争机会。我国反垄断关于禁止行政垄断的规定虽然表明了立法者对行政垄断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但我国反垄断法对地区性行政垄断的规定较为详细，对行业性行政垄断的规定轻描淡写，而且对行政垄断规定的违法责任轻，根据反垄断法第51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和公共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实施排除或限制市场竞争行为的，由其上级机关责令改正。由违法者的上级机关处理行政垄断行为是不合理的，因为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歧视行为，存在着保护地方企业或者保护个别国有企业的经济动机。这就使政府上级部门在其下级机构与非国有企业或者与来自其他地方的企业之间的争议中，很难保持中立态度。另外，上级政府机构既不是专门机构，也不是特定的司法机构，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一般不会有很强的反垄断意识，也不会对反垄断法有深刻理解。因此，它们一般不能对下级机构的限制竞争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检查。
再次，如何与我国的产业政策协调也是我国反垄断法实施后必须面临的问题。由于我国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行政管理的治理 6
惯性很容易使得产业政策而不是反垄断政策成为政府的优先选择。这也导致我国反垄断政策远远滞后于产业政策的发展。但在新的经济、制度背景下，产业政策的作用空间已经被大大压缩了。要想从根本上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必须允许产业自由进入，避免企业的反竞争行为和政府对产业竞争的不当限制。因此，我国在反垄断法的实施过程中，必须确立反垄断政策优先的原则。但考虑到我国目前各行业集中度普遍不高和缺乏国际竞争力的现状，需要通过企业的兼并、重组来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国际竞争力。我国反垄断法第5条规定，经营者可以通过公平竞争、自愿联合，依法实施集中，扩大经营规模。反垄断法第7条规定：对于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及依法实施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这些行业的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的同时，对它们的经营行为及其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进行监管。这说明包括自然垄断行业在内的国家经营的事业也是反垄断法所规制的对象范围。因此，如何协调好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之间的良性合作关系就是反垄断执法中的一大难题。应该在立法与执法过程中加强反垄断执法部门与行业监管部门的协调工作，应该充分利用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和合理原则来兼顾国家的产业政策。
最后，反垄断法作为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的“经济宪法”，还需要尽快建立相关的立法细则或司法解释。例如反垄断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适用本法。但是，对于具体什么样的行为属于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就需要司法解释。第21条规定，经营者集中达到国务院规定的申报标准的，经营者应当事先向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申报，未申报的不得实施集中。新组建的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2008年8月1号发布了首个配套规定《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规定》分两项规定了需要申报的经营者集中的标准。2010年12月29号，国家发改委制定并公布了《反价格垄断规定》和《反价格垄断行政执法程序规定》。两部规章自2011年2月1日起实施。其中，《反价格垄断规定》共29条，对价格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等三类价格垄断行为的表现形式和法律责任作了规定。同时还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强制经营者从事价格垄断行为，或者制定含有排除、限制价格竞争内容的规定；不得对外地商品设定歧视性收费项目、实行歧视性收费标准或者规定歧视性价格。⑨《反价格垄断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对举报受理、调查措施、依法处理、中止调查、责任豁免以及价格主管部门的责任等，作了明确规定。⑩总之，在反垄断法的规定很原则的情况下，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及控制经营者集中等各方面的规定都需要释义性的配套细则。可以预见，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和反垄断执法机构在这些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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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特色反垄断 篇3
但是反垄断的意义还在罚款之外。《反垄断法》出台三年之后首次剑指央企，被视为我国反垄断事业的里程碑事件，同时也成为《反垄断法》的试金石。
对于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是否涉嫌垄断，各界人士颇有争议，此次反垄断调查没有针对垄断更加严重的石油、铁路、金融等行业，也让人怀疑为什么选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因为经过几次电信重组之后，电信行业已经引入了一定的竞争机制。
但是从消费者的角度讲，虽然宽带价格这些年有所下降，但是在宽带费用所占收入比例、宽带速度等关键指标上，中国仍然大幅落后于发达国家。
而且，考虑到宽带对我国信息化事业的重要性，宽带接入领域的反垄断非常必要。具体来说，宽带反垄断对于我国云计算产业发展、三网融合事业推进都有重要意义。
云计算的助推剂
云计算作为新兴的IT发展趋势，其本身是互联网和“资源池”的集合。“资源池”包括服务器、存储、软件、应用等多种IT资源，企业和个人可以通过互联网连接“资源池”，获得本身所需的各种IT服务。
云计算服务需要通过互联网来获取，宽带是云计算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但是我国云计算产业的发展却面临宽带瓶颈。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曾对媒体表示，从各项指标来看，我国的宽带化水平较低，远不及香港、韩国、日本以及西欧国家。截至2010年年底，我国宽带普及率是33.5％，而在2007年，欧洲的宽带普及率是35.4％，美国则达到50.9％。而且从比特率、结构速率来讲，我国的宽带也存在较大差距。此外，我国宽带发展存在地域性不平衡、城乡不平衡的现象也十分明显。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贺强指出，在美国，谷歌和微软可以用市场的价格接入宽带城域网，加上可以自行建设整个北美大陆的光纤传输网络，使得其整体带宽费用相对低廉。它们数据中心的运营费用仅仅是中国的40%，计算资源利用率，约比中国高3倍。他建议在宽带接入领域引入新的竞争主体，促进互联网宽带市场的有效竞争，逐步打破宽带市场的垄断格局，实现低成本接入宽带城域网。
即便如此，美国正在积极寻求提升宽带能力。在云计算领域，微软、谷歌等企业持续发力，这些企业得到美国议会的支持。不久前，美众议院技术创新小组委员会专门举办了一场“云计算”听证会，会上提出了宽带议题，认为随着美国云计算产业的发展，美国的宽带能力还需要进行提升。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宽带建设日益落后。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相关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宽带在高速发展中，与国际发达国家的水平不仅没有缩小，从国际电联的数据来看，中外宽带鸿沟还在日益扩大。
在垄断体制下，宽带价格高是必然的结果。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可以很容易形成价格协议，或者两方限制宽带供应量，造成宽带价格高企，为它们带去更高的利润，但是却伤害整个产业。
而且宽带建设耗资巨大，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每年都投入巨资建设宽带网络，但是与市场需要比较起来，这些投入仍然是杯水车薪。如果中国移动和广电被允许进入这一领域，那么宽带领域的投资会更加有保障，宽带建设的步伐将更加迅速。
消除三网融合壁垒
消除垄断的最佳方案是引入新的竞争者。虽然此次国家发改委针对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的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而且即使认定它们垄断，也未必能引入新的竞争者（如中国移动和广电），但是反垄断的目标已经很明确。
如果电信向广电开放宽带业务，那意味着长期以来形成的电信和广电业务无法双向进入的问题取得突破，三网融合的进程将得以推进一大步。
三网融合是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的融合，三大网络之间可以相互渗透、互相兼容、并逐步整合成为全世界统一的信息通信网络。这有利于提高网络利用效率，降低通信和互联网服务的成本，利好消费者。
但是三网融合自1998年的大辩论到现在经过十余年时间，仍然收效甚微，原因在于不同利益主体之间无法协调。
目前宽带接入业务集中在电信企业手中，特别是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在宽带接入市场占据了三分之二以上的市场份额，广电尚无进入该领域的许可。同样，广电也在IPTV等电信和广电的交叉业务领域，对电信企业进行排挤。
但是广电正在积极准备进入宽带市场，“对于拥有5000多万双向用户，即将全面建设下一代广播电视网NGB的广电来说，如果不能平等地参与未来宽带市场的竞争的话，那将是国家投资的巨大浪费。”广电总局科技司有关人士如此表示。
当前，广电正在积极筹建国家级有线网络公司中国广播电视网络公司，未来可能以此为市场主体，与电信企业开展在宽带等电信业务领域的竞争。有业内专家甚至认为广电可能成为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之后的第四大电信运营商。
所以，此次国家发改委调查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也有不少人认为不仅仅是考虑到消费者的抱怨，而更多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
目前电信骨干网的运营主要被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所掌控，广电应当以何种方式进入宽带业务？如果广电自建一套骨干网，无疑是重复建设，造成资源浪费。所以，最佳的方式是在骨干网的运营中引入新的竞争者。而这一点必然被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阻挠。
广电只能通过影响政府政策来达到这一目标。此次对联通和电信的反垄断调查，广电也在积极配合。广电系统下属的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有线电视工作委员会会长陈晓宁日前证实，在得知发改委的调查后，广电方面主动要求配合反垄断局的调查取证工作，目前在积极准备材料。
三网融合对于消费者无疑是利好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执虽然各有心机，但是以此为契机推动三网融合进程符合民心民意。
中国反垄断第一案分析 篇4
（1）案例基本情况
2008年8月1日，我国《反垄断法》实施的第一天，北京四家防伪企业，将国家质检总局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四家防伪企业在诉状中称，从2005年4月开始，国家质检总局不断推广电子监管网。截至目前，国家质检总局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机关挂名，发布了近百个文件，督促各地企业将产品赋码加入电子监管网。2007年12月，国家质检总局发布了《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实施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的通知》，要求从2008年7月1日起，食品、家用电器、人造板、电线电缆、农资、燃气用具、劳动防护用品、电热毯、化妆品9大类69种产品要加贴电子监管码才能生产和销售。即改“推广”为“强制推行”。而且，经营电子监管网业务的是由国家质检总局指定并由其占有30%股份的一家名为“中信国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国检）的企业经营。所有入网企业均需缴纳每年600元的数据维护费；消费者查询需支付查询信息费和电话费。{1}四家原告企业认为：“一方面，国家质检总局强制推行电子监管网业务，严重损害了防伪行业各企业参与市场公平竞争的权利；另一方面，极大地增加了生产企业和消费者的负担，且加印监管码的做法对食品安全几乎起不到作用，根本没涉及生产过程的质量安全控制。”{2}因为政府没有通过法定程序进行招标、选择企业代理，这实际上确立了电子监管网的经营者——中信国检的垄断地位。据此，四家企业认为，国家质检总局的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中“行政机关不得滥用行政权力”的相关条款，涉嫌行政垄断。他们请求法院判决国家质检总局强制推行电子监管网的行政行为违法，并判令国家质检总局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同时消除其行为给企业造成的影响。
9月4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于向原告的律师送达书面裁定。法院认为，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在法定期限内提出，本案起诉人所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因此对四家公司的起诉做出了“本院不予受理”的裁定。目前，针对该案尚无进一步的报道。但因该案发生在《反垄断法》实施的当天，而且被告作为国务院的直属部门，“身份显赫”，从而被多家媒体冠以“中国反垄断法第一案”的称号相继报道。
（2）案例分析
①“行政垄断”这一概念在学术上久已存在，但并非法律术语。
无论刚刚实施的《反垄断法》还是早在1993年颁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都没有明确使用这一概念。但两部法律都对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干预市场竞争的行为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其中《反垄断法》设专章（第五章）对“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进行了列举性规定。通说认为，“行政垄断”是行政主体滥用行政权力限制、排除市场竞争、损害市场公平的一种违法行为。可以说，反行政性垄断是“转型国家特有的现象”，原因在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都存在着“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惯性”。
但是行政垄断不同于经济性垄断。行政垄断是行政主体违反依法行政原则，为了本部门的利益，或“违法地图利他人”，而利用公权力的威力，人为地割裂市场、干预经济的违法行政行为。它不仅阻碍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形成，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降低企业的效率，还侵害了其他市场主体和消费者的权利，损害政府的威信，造成社会的不公平。因此，行政垄断虽然被我国《反垄断法》所吸纳，但由于其是行政机关滥用职权的违法行政行为，其本质仍属于行政法所规制的领域，受行政法的调整。基于此，《反垄断法》第51条第2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对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实施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处理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这种立法安排无疑是有意义的。
②国家质检总局行为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国家质检总局的行为是否构成行政垄断，还需要放在行政法的视野域内考察，依据行政法的实体性原则和程序性原则总体考量。
（一）国家质检总局强制推行电子监管网行为的正当性分析
按照国务院行政机构的职能划分，国家质检总局负责对产品质量的监督与管理工作，拥有检验检疫及执法打假等项职权。国家质检总局推进电子监管网是加强食品监管以及确保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的工作措施。通过对产品赋码销售，可以对产品全程追踪，继之明确地追究产品质量责任。这一点无疑具有进
步意义，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而实际上，国家质检总局强制推行电子监管网的行为并没有全国人大及人大常委会所通过的法律的相关规定或相关的授权。因此，无论其单独还是联合发布多少“红头文件”，都只是或抽象或具体的行政行为而已，不具有合法性，违背了依法行政的原则。
（二）关于收费的性质问题
国家质检总局强令食品、家用电器等生产企业加入电子监管网这一系统，每年一般需缴纳600元的密匙费；消费者查询信息，每次需缴纳0.2元的短信费。这些是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还是服务性收费？是否经过法定程序审批？“如果是行政事业性收费，在国家有关文件列举的全国性行政事业性收费中，并未提及该项行政事业性收费。而在政府的文件和电子监管网中，也均未对其收费是否经过审批有过说明。若是服务性收费，政府通过发文要求企业到指定企业缴费，涉嫌违反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刚刚实施的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本案中，经营电子监管网业务的是中信国检公司，其既不具备行政主体资格，也不是法律、法规授权的承担行政职能的组织，而是典型的企业性质，其收取的入网费用也没有上缴国库，显然此种收费是一种服务性收费。根据《反垄断法》第32条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或者变相限定单位或者个人经营、购买、使用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无疑，国家质检总局强令生产企业到其指定的企业缴费，违反了该条规定，构成了行政垄断。
（三）国家质检总局指定一家企业承担电子监管网业务的行为分析
在公法领域，由于可分配的资源的有限性，或基于政府的给付能力所限，并非所有竞争者都能获益，这时，政府需要根据某种条件进行选择。比如对贫困家庭发放特殊补贴的给付行为，或者根据特别技术要求而特许某一企业从事公共物品的经营活动的授权行为等，这在公法领域并无非议。具体到本案，如果是出于对专门技术性问题要求较高，无法从市场竞争当中获取，或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等公共利益方面的考虑，需要政府施行管制，则无疑具有正当性一面。但本案涉及的技术是一种电子防伪技术，四家原告作为本行业的领头企业完全具备此项技术能力。而国家质检总局在没有公开进行招投标的情况下直接指定中信国检公司独家经营此项业务，显然具有行政垄断的嫌疑。
行政行为的做出必须符合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本意有二：一是任何人不应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二是任何人在受到不利处分之前应为之提供公正的听证或其他听取其意见的机会。就“任何人不应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来说，国家质检总局指定由其自身拥有30%的股份的中信国检公司独家经营此业务，显然违背了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而且，国家质检总局也没有公开进行招投标，直接违背了行政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对四家企业的知情权和公平竞争权造成了损害。无疑，国家质检总局是在有法不遵的情况下实施了“滥用行政权力”的行为。
综上分析，国家质检总局强制要求生产企业在所生产产品的包装上加印监管码的行为，没有法律依据；其指定由中信国检公司独家垄断此业务，违背法律程序，属于行政违法行为。我国《反垄断法》第8条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第32条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或者变相限定单位或者个人经营、购买、使用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无疑，国家质检总局违反了上述条款，构成行政垄断。
③原告可采用的救济途径
由于国家质检总局的行政垄断行为使原告的公平竞争权受到损害，根据现有法律规定，原告申请救济的法律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提起行政诉讼
在竞争关系中，因为政府的行为（对行政相对人或受益、或侵益）会使得处于竞争状态的竞争者间的地位发生变化，导致某个（或某些）竞争者利益受到损失，从而希望得到法律救济。本案中，原告基于自己的公平竞争权受损而提起行政诉讼，在学理上称为“竞争者诉讼”。由此可见，我国《行政诉讼法》对原告资格的界定是非常宽泛的，有利于充分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本案中，四家企业对国家质检总局提起的行政诉讼，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并没有受理，理由是原告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这使得“认为不是问题”的问题，成了“关键问题”，因此，关于起诉期
限的问题有必要在此深入探讨。
起诉期限的设定是基于法秩序安定性原则，为保障因法秩序早日安定所得之利益（包括公益、相关第三人的信赖利益以及促使利害关系人早日主张救济）而设定的制度。
（二）申请行政复议
根据我国《行政复议法》第6条第十一项的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根据该法第14条规定，对国务院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做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国务院部门申请行政复议。针对本案，原告可以向国家质检总局申请行政复议。
（三）向反垄断执法机构请求救济
中国的特色反垄断 篇5
关键词：反垄断；域外适用；铁矿石；出口战略
一、中国反垄断法规与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自2008年8月1日实施以来，已经有七年了。根据《反垄断法》的规定，垄断行为包括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这部反垄断法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具有域外适用的效力。在《反垄断法》第一章第二条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垄断行为，对境内市场竞争产生排除、限制影响的，适用本法。” 这意味着这部法律的适用范围不仅仅限定于国内的垄断行为，还将根据国外垄断行为对国内市场的影响，而延伸到国外市场。“域外适用效力”原则并非只存在于我国的反垄断法中，美、德、欧盟等国家和区域的反垄断都采用了“域外适用效力”原则，这一原则对于跨国界的垄断行为具有约束作用。我国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效力原则正在发挥作用，一些跨国垄断企业的国际并购也开始按照我国反垄断法的要求向反垄断执法机构提请审查，例如制药巨头辉瑞惠氏合并案，铁矿石巨头必和必拓与力拓合资案等，都接受了我国商务部的反垄断调查。
二、中国反垄断政策对铁矿石价格垄断的影响
根据我国反垄断法第十八条如何认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定，综合考虑三大铁矿石供应商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竞争状况，控制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的能力，财力和技术条件，其他经营者对该经营者在交易上的依赖程度以及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的难易程度等，不难判断三大铁矿石生产商在铁矿石出口市场中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中国虽是铁矿石进口大国，但在铁矿石定价谈判中却缺少话语权，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三大铁矿石巨头凭借其铁矿石出口贸易的垄断地位，牢牢控制了铁矿石定价的主动权。且三大铁矿石供应商形成了“心照不宣”的价格串通，在铁矿石价格谈判中，无论哪家供应商最先与钢铁企业谈定价格，它所确定的铁矿石价格就将被其他供应商作为重要参照。除此之外，在铁矿石产量和供应量的增减方面，三大企业之间也具有惊人的“默契”，他们通过控制供应量的多少，影响市场价格，排挤竞争者，获取高额利润。对三大铁矿石生产企业而言，其生产铁矿石的成本仅三四十美元一吨，其售价却能达到一百多美元一吨，垄断利润相当高。但面对如此高昂的垄断价格，我国钢铁企业却无能为力。
《反垄断法》的出台为反对世界铁矿石巨头的价格垄断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根据我国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条款，凡境外的垄断行为，对境内市场竞争产生排除、限制影响的，也将适用该法。由于反垄断法对垄断行为只进行了粗线条的勾勒，这使得执法机构在执行过程中对垄断行为的认定遇到了困难。以铁矿石价格垄断为例，虽然反垄断法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从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其中包括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但是对于什么样的价格算是不公平的高价或者低价，并没有进一步地阐述，这就很难判断铁矿石供应商的行为是否属于价格垄断。《反价格垄断规定》的出台，细化了对价格垄断行为的判断标准，使得执法机构更容易对价格垄断行为进行判定。在《反价格垄断规定》中，对这一点进行了补充，认定“不公平的高价”和“不公平的低价”，应当综合考虑下列因素：（1）销售价格是否明显高于该产品的成本，或者购买价格是否明显过低，甚至低于该产品的成本；（2）在成本基本稳定的情况下，是否超过正常幅度提高销售价格或者降低购买价格；（3）销售商品的提价幅度是否明显高于成本增长幅度，或者购买商品的降价幅度是否明显高于交易相对人成本降低幅度；（4）是否明显高于或者低于其他经营者销售或者购买的同种商品的价格。这样一来，铁矿石巨头再要想肆无忌惮地涨价就比较困难了，因为我国执法机构将依据反垄断法及其相关法律对其进行价格垄断调查，并进行制裁。
三、中国反垄断政策对澳大利亚铁矿石出口战略的影响
尽管目前由于我国反垄断法的完善程度，执法人员的执法经验以及“域外适用”固有的缺陷等，导致我国反垄断法对境外企业的垄断行为约束力不如境内企业，反垄断调查最后通常以垄断企业的主动让步或附加条件的妥协作为结束，而很少能对境外企业进行实质性的制裁。即便如此，域外适用的反垄断法的出台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它表明了我国对于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实行价格垄断的反对立场，并将其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其次在与该类企业进行价格磋商的时候，反垄断法能够成为合理价格磋商的有力支持和保证。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国内反垄断法的执法范围延伸到国外，实际上表明了各国对境外垄断企业的垄断行为的共同反对，这将对垄断企业造成一定的压力。
就铁矿石贸易而言，中国是铁矿石的进口大国，澳大利亚是铁矿石的出口大国，铁矿石需求大国中的日、美等国都已经出台了域外适用的反垄断政策，因而中国反垄断政策的出台至关重要，也将对澳大利亚铁矿石出口战略具有重要影响。在经营者集中方面，澳大利亚铁矿石企业企图通过设立合资公司等方式，加强联合，实现对原材料生产，采购或销售的进一步垄断变得困难。因为我国反垄断法对于经营者集中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凡符合经营者集中申报条件的，都必须事先向商务部申请审查，提供相关材料，通过审查后才能进行集中。例如当年必和必拓与力拓企图设立合资公司，以对双方在澳大利亚西部地区的全部铁矿石资产的生产、购买和日常运营进行整合。当时此项协议遭到了包括我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的强烈反对，我国虽没有出具最后的审查结论，但提出了反对意见，其他国家也纷纷以本国反垄断法为依据，公开反对两家公司具有垄断性质的合资行为，最后两家公司不得不放弃合资打算。在价格协议方面，澳矿出口企业之间很难再就铁矿石出口价格达成“默契”，因为我国反垄断法，尤其是《反价格垄断规定》明确规定经营者在同一或相近时间内，以相同或相近的标准和幅度，固定或者变更同种商品价格的，可以认定经营者的价格行为具有一致性，即可以被认定为协同行为，协同行为是价格垄断行为的表现。一旦澳矿企业之间有这种协同行为，即便没有书面协议，仍然将面对我国的反垄断制裁。在价格的提升方面，澳矿出口价格尤其是出口到中国的价格难以在短期内有大幅度的上升，因为《反价格垄断规定》规定销售商品的提价幅度明显高于成本增长幅度也将成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行为的判定标准。而目前澳矿企业的生产成本并没有大幅度的提高，甚至由于开采规模的扩大，开采经验的积累及有效管理等原因甚至有所下降，因而缺少涨价的理由。（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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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柏国.从“两拓”合资案看我国《反垄断法》域外适用制度之完善[J].法学，2009，09：39-47
[3]徐经胜.启动反垄断调查应对铁矿巨头[J].江淮法治，2010，08：15
[4]熊锡鸿. 卖方市场寡头垄断条件下的国际铁矿石价格形成机制研究[J]. 对外经贸，2013，08：23-26.
[5]向佳. 从“两拓”合资案看我国反垄断法域外适用制度的完善[D].湖南师范大学，2012
[6]反垄断新规助力铁矿石谈判，http：//finance.ifeng.com/topic/tkszj/opinion/zjgc/20090822/1129855.shtml
[7]《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http：//www.gov.cn/flfg/2007-08/30/content_732591.htm
反垄断将加速中国汽车行业变革 篇6
近日，由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主导的汽车反垄断让汽车行业绷紧了神经。继4家宝马经销商领到汽车行业反垄断案首张罚单后，12家日本汽车零部件厂商因操纵产品供应价格，被我国有关部门处以12.35亿元罚款。
反垄断大戏拉开帷幕
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李朴民近日称，发改委已完成了对日本12家企业实施汽车零部件和轴承价格垄断案的调查工作，并将依法进行处罚。日系车企广汽本田和广汽丰田8月8日几乎同时站出来表态，将分别从9月1日和8月18日起下调部分零部件价格。有消息称，广汽本田涉及调价的零部件品种近3万种，占总体零部件的70%，平均降幅达到20%。
东风日产亦表示，2014年4月以来，国家发改委及广东省发改委高度关注东风日产整车及售后服务存在的问题，东风日产将高度重视发改委提出的重要指导意见，结合《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积极研讨、制定相关领域改善方案。
而近一个月以来，汽车行业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反垄断“风暴中心”。8月13日下午，汽车反垄断第一罚单诞生。首当其冲的并非业界预测的奥迪、克莱斯勒，而是宝马湖北四家经销商。当天下午，湖北物价局召开规范汽车销售中的价格行为提醒告诫会，通报了武汉四家宝马4S店协商统一收取PDI（Pre Delivery Inspection，即车辆的售前检验记录）检测费构成价格垄断协议的违法行为，并依据《反垄断法》对四家宝马经销商给予行政处罚，罚款总计162万元。
国家发改委网站8月20日挂出的最新工作动态显示，近日国家发改委对日本住友等八家零部件企业价格垄断行为依法处罚8.3196亿元，对日本精工等四家轴承企业价格垄断行为依法处罚4.0344亿元，合计罚款12.354亿元。这是中国反垄断调查以来开出的最高金额罚单。
国家发改委指出，八家汽车零部件企业和四家轴承企业涉嫌达成并实施了汽车零部件、轴承的价格垄断协议，违反了我国《反垄断法》规定，排除、限制了市场竞争，不正当地影响了我国汽车零部件及整车、轴承的价格，损害了下游制造商的合法权益和我国消费者利益。
FDI跳水无关反垄断
针对近段时间外资企业密集被反垄断调查的情况，中国欧盟商会公开指责中国反垄断调查“只针对外企”。对此，8月18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在例行发布会上作出了回应，称“不存在排外的情况”。
近期以汽车反垄断为代表的反垄断之风愈刮愈烈。从7月开始，已有多家车企相继被国家发改委认定存在垄断行为，其中不少企业已经宣布下调整车和零部件价格。
8月13日，中国欧盟商会发布声明，称反垄断调查存在程序不公正及外资公司受到不公平待遇两大问题。报告称执法部门“在未进行充分听证的前提下，中国有关部门通过带有恐吓性的行政手段迫使企业接受惩罚和治理”。
对此，沈丹阳表示，中国近期开展反垄断调查，查处的不仅仅是针对汽车领域，也包括其他外资企业的其他违规行为，比如因供应过期食品原料被查处的福喜公司，商务部同时约谈部分餐饮企业，也都是依法进行的。沈丹阳表示，《反垄断法》实施六年来，接受反垄断调查的企业既有中国本国企业，也有外国企业，并非只针对外国企业。在《反垄断法》面前，所有企业一律平等，不存在排外的情况。
8月18日商务部公布2014年1-7月我国吸收外资金额711.4亿美元，同比下降0.35%。数据还显示，7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FDI）金额78.1亿美元，同比下降16.95%。较今年6月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44.2亿美元环比下降45.8%。相关媒体对此提出疑问：吸收外资下降，是否与近期开展的反垄断调查有关呢？
对此，沈丹阳指出，在国内加大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吸收外资的数据在个别月份有一些波动是正常的，不足以反映整体的走势，更不能去跟外资反垄断调查挂钩，或者做其他没有根据的联想。
引国内汽车行业洗牌
对于市场上那些“中国反垄断调查会吓跑外资”的声音，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合作室主任张建平8月19日称，中欧贸易和投资关系不会受到中国反垄断的影响，中欧互为主要贸易和投资伙伴，而且欧洲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出口市场。
张建平指出，其实欧洲很多投资者主张法治经济，喜欢公开透明的市场环境，并强调公平竞争。中国现在实施反垄断，目的主要是为了创造这样一个环境条件，实现外企在中国的国民待遇。过去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长期享受超国民待遇，很多应该反垄断的地方由于法律机制不是特别成熟，因而反垄断不是特别明显，现在则已经到了这个时候；并且，现在几个反垄断案例的垄断特征确实是比较明显的。他强调，只要中国未来反垄断实现机制化、程序化、透明化和长期化，其实欧洲投资者也是欢迎的。
另外，有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对中国汽车业的反垄断调查仍在进行，此次调查并非针对特定企业，而是全行业的摸查。反垄断在维护正常市场竞争秩序的同时，也将使得相关行业经历一番洗礼。汽车反垄断风暴威力已现，跨国车企纷纷主动下调价格，使得中国国内汽车生产企业直接受益，后市汽车制造行业或现持续性炒作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