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与农户

公司与农户（精选十篇）

公司与农户 篇1

一、“公司+农户” 组织形式在利益分配中的矛盾

1.契约稳定与契约不完全的矛盾

在“公司+农户”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中,公司与农户通过签订契约规范双方的责权利。农户按合同规定进行生产和交售产品,公司按合同规定收购产品和提供信息、技术,并按合同规定返还利润,契约稳定了公司与农户之间的关系。但在现实中,契约的完善性并没有得到满足。一是公司与农户之间信息不对称。一般来说,公司知晓政策和法律知识,经济信息的收集和运用也处于优势,而农户素质不高,捕捉市场经济信息的能力差,在信息掌握和应用方面处于劣势。二是公司与农户之间力量不对等。公司经济实力雄厚,在农产品的购买方面交易量较大,易于形成垄断。而农户生产规模小,力量弱小而分散,缺乏代表自身利益的组织,导致缔约双方地位、力量不平等,使得农户与公司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合同中存在“霸王条款”,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失衡,农户利益得不到有效保证。

2.利益共享与利益分化的矛盾

一切经济联合的本质是利益的联合,“公司+农户”的联合实现了双赢。对农户而言,“公司+农户”模式规避了农产品销售信息不灵、渠道不畅的市场风险,还获得技术服务,并可分享农产品加工增值中的利润返还等。对公司而言,能够形成稳定的原料来源,集中力量进行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获得更大的收益。但是,公司与农户分属不同的利益主体,双方存在着利益的非一致性。一是双方目标函数不一致。公司与农户联合的目的在于降低原材料成本,提高加工、销售领域的增值。对农户而言,其利益主要与农产品价格相关联。由此可见,公司与农户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双方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的条件下,易受机会主义驱动,产生违约行为。二是“公司+农户”的利益分摊比例难以确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应当按各自贡献大小进行利益分配,但是农业产业化经营效果的评价比较复杂,在农户相对弱小的情况下,公司掌握着利益分配的主动权,一旦公司经营困难时,一些公司便有意转嫁风险,农户不仅得不到加工、销售环节的利益,还有可能丧失自己应得的部分利益。

3.风险共担与风险转嫁的矛盾

农业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的交织过程,农业经营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决定了农业产业化经营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公司+农户”产业化组织模式中,通过事前签约的形式,将外部交易内部化,使公司与农户交易关系固定下来,以此降低经营风险。由于我国农业风险可控性程度低,农业产业化经营风险始终存在,公司与农户作为利益共同体,自然要建立风险共担机制。但事实上,对公司或农户而言,试图通过契约要求双方遵守价格和产量的协议约束力有限,存在着违背契约、转嫁风险的潜在诱因。当市场价格高于契约价格时,农户具有把农产品转售给市场的强烈动机。反之,在市场价格低于契约价格时,公司则是倾向于违背契约而从市场上进行购买。然而,这种建立在自利性基础上的机会主义行为却在“公司+农户”模式中很难制约,因为如果农户违约,把产品卖给市场,公司是否诉诸法律取决于胜诉后获得净收益的大小,对单个农户,与公司的交易量比较小,即使公司胜诉,由于净收益很小甚至为负,公司理性选择只能是听任农户违约。同样,公司违约,单个农户交易量小,诉之法律的净收益很小甚至为负,往往只能忍气吞声。契约对双方的约束力很弱,使得农业产业化经营风险很容易转嫁给对方。

二、解决“公司+农户”组织形式利益分配中的矛盾

1.加强信息建设与服务

完全契约关系的形成建立在信息对等的基础上,政府应大力推进以信息传输和信息处理系统为主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广泛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及时发布农村经济社会政策和相关法律知识、市场经济信息,并对农民进行信息培训,提高农民运用信息的能力。

2.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平等的契约关系是由力量和地位势均力敌的双方重复博弈的结果,农户谈判力量的强弱对维护其自身利益关系重大。将农民组织起来,不仅有利于农民获得信息和技术,抵御农业风险,而且增强了市场上讨价还价的能力,提高了与公司缔约的谈判地位,避免了公司对农民利益的不合理侵占。农民组织建设应采取多种形式,如农民协会、专业研究会、合作社等,使其真正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

3.加强政府对利益分配的协调

在农业产业化组织运行中,单靠公司与农户的协商解决利益冲突不大可能,需要政府以公正的立场消除主体的利益冲突。强化农业产业化经营过程中的经济效益评价工作,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调动公司与农户的积极性,树立互利互惠、共同致富、长期发展的利益取向。政府可利用政策导向加以协调,如对那些能够让利于农户,使农户分享到加工、流通环节的利润,并真正结成利益共同体的公司,给以优惠政策。反之,则不给优惠政策。政府以此来引导、规范、促进公司与农户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4.推行严格的合同化管理

明确各方的责权利,从松散的市场交换关系过渡到紧密的利益协调关系。完善合同内容,避免以合同内容漏洞或市场行情为由产生的履约中的道德风险行为。提高履约率,关键是形成产、销双方的自我履约机制:一方面要增加农户与公司违约的惩罚条款,增加违约的机会成本,降低违约带来的潜在收益;另一方面要加强双方的信誉与合作关系。

5.创新“公司+农户”组织结构

“公司+农户”组织模式中存在的缺陷,可通过创新组织结构来解决。在实践中,“公司+合作组织+农户”是一有效的组织形式。合作组织的介入,一是可以把公司对农户的监督约束转化为合作组织内部的约束,利用农户之间相互了解,降低监督费用。二是合作组织作为农户利益的代表,不仅可增强讨价还价的能力,而且相对于单个农户,与公司的交易量增大,提高了违约后胜诉的净收益,可以通过法律维护契约的权威性和约束力,规制机会主义,稳定和规范组织交易行为和利益关系。

摘要：“公司+农户”为主要形式的农业产业化组织存在着契约稳定与契约不完全、利益共享与利益分化、风险共担与风险转嫁等矛盾,通过加强信息建设与服务、支持农民发展自己的组织、加强政府对农业产业化利益分配的协调、建立风险基金保障制度、创新“公司+农户”组织结构等解决矛盾。

关键词：“公司+农户”,产业化经营组织,利益分配

参考文献

[1]陆迁.“公司+农户”农业产业化组织运行中的矛盾与对策[J].乡镇经济,2003(2):8-9.

[2]向东梅.农业生产组织结构的类型与现代农业发展的选择[J].贵州大学学报,2006(3):63-68.

[3]吴玲,李翠霞.农地稳定与农地调整——农地制度安排的悖论[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2):113-116.

公司+农户养殖合同 篇2

委托方（硒味园）：_________合同编号：_______

签订地点：_______

养殖方（养户）：_________签订时间：_______

委托方（贵州硒味园食品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和养殖方（以下简称“养户”）在自愿、平等、互信和互利的基础上，经充分协商，就畜（禽）委托养殖事宜订立本合同。

一、委托养殖的约定

1、双方坚持以优势互补、共享成果、共担风险的原则进行委托养殖。

2、公司负责技术指导，鸡（猪）苗、饲料等物料供应及销售环节的建立和管理。

3、公司为养户提供的鸡（猪）苗、饲料、药物、疫苗等物料，养户在饲养过程所管理的由公司供应的畜禽，均属于公司财产，养户不能擅自处理。

4、养户负责养殖的场地、设施和劳动力，以及到公司指定地点领取物料、交付产品等所需要的费用。

5、养户对公司提供的各种物料和畜禽有管理权，并负有管理责任。养户应按合同规定将委托养殖的畜禽交付公司回收。

6、如果出现重大疫情，政府对疫区进行封锁或重大自然灾害、战争、国家政策改变等不可抗力因素引起市场严重萎缩，销售无法进行，本合同可协商终止，互不追究对方的经济责任和损失。

二、委托养殖的畜禽名称、数量和保证金

1、畜禽名称及品种：，以订苗单确认的品种为准。

2、数量：公司根据养户的栏舍面积、运动场及配套设施等情况，确定每批的饲养数量为_____只（头），具体以领苗单为准。

3、养户向公司按每只鸡4元（每头猪200元）的标准足额交付保证金，（按实际领苗数量为标准计算）。如因特殊情况无法足额交付保证金的，或所交付的保证金超出标准部分的，各公司应按已公示的养户利息支付办法向养户收取或支付利息。

三、种苗、饲料、药物、疫苗等供应规定

1、公司向养户提供鸡（猪）苗_____只（头），数量及价格以公司与养户在领苗单确认的为结算依据。

2、公司向养户提供不同饲养阶段所需的合格饲料，数量及价格以养户到公司领料时确定的为结算依据。

3、公司向养户提供各种合格的药物、疫苗，数量及价格以养户到公司领取时确定的为结算依据。

4、公司向养户提供的其他物资：__________________。

以上物资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规定。

四、产品回收价格及结算方式

1、产品回收标准及价格：

正品标准回收价为_____元/斤；

次品标准回收价为_____元/斤；

级外品部分由双方另议回收方式和价格。

2、公司提供给养户的各种物料及畜禽回收价格，均为流程定价，与市场价格不具有可比性。公司根据行业及市场变化情况，在结算时可对养户进行浮动补贴，或对已领取物资及畜禽产品回收价格调整（调高或调低对销）后，确保该畜禽产品的回收价上下浮动不超过10%，以确保养户利益的平稳。

3、结算方式 ：双方同意采取以下第几种结算方式：

①现金结算的，公司应在结算后7个工作日内付给养户。

②采用银行转帐方式结算的，所有结算款应在产品交付后5个工作日内转帐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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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货时间、地点、运输方式和费用

1、公司应提前1天将回收上市清单通知养户；回收时间不得迟于委托养殖（即养户领苗时）开始后的____天，提前或超过回收期限5天，公司按本合同第八条第1款承担违约责任。

2、交货时间和地点：养户按上市通知单规定的时间将回收产品运送到公司指定地点。

3、运输方式及费用：由养户自行安排装运及承担相关费用；

六、公司的权利和义务

1、有权了解、指导和规范养户的各项饲养管理工作。

2、按时、按量回收委托饲养的符合上市标准的畜禽，并及时支付结算款项。

3、按时提供本合同第三条约定的物资及提供免费的养殖技术指导。

4、经常征询和听取各方的意见，保证各项管理制度符合标准化管理要求以及利益分配的合理。

5、公司应承担技术事故风险或因市场波动所带来的经营风险。

6、公司有应为养户饲养的鸡（猪）购买农业保险，对养户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可根据保险理赔酌情给予适当的补贴。

七、养户的权利和义务

1、按合同规定及时获得公司提供的各种物资、技术指导和养殖结算款。

2、有权对公司提供的物资的规格和质量进行审核，如有异议，可在公司交付物资时提出，并督促公司改进。

3、养户应承担因自身管理失误、自然灾害、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

4、对公司制定的利益调整方案可提出建议及意见。

5、对公司的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有监督的权利。

6、提供符合公司规范化饲养管理要求的场地、设施和劳动力。有权为其鸡（猪）舍购买农业保险，公司需配合养户办理相关手续。

7、按照公司的免疫程序进行免疫，未经公司同意，不得使用其他饲料、疫苗及药物；严禁使用国家禁止使用的药品，对国家限制使用的药品要按规定使用，不得使用激素对产品进行催肥。

8、根据实际情况认真做好畜禽饲养日记表，接受公司技术管理员的定期检查。

9、不能将公司以外的畜禽掺入公司委托的畜禽中混合饲养。

10、交付畜禽时不得掺杂非公司畜禽，不得以次充好，不得喂得过饱，不得灌喂泥、沙等杂物。

八、违约责任

1、公司违反合同，提前或迟延回收畜禽的，在公司回收产品后，按每天不少于0.03元/只鸡、1元/头猪补偿给养户；迟延支付结算款的，按迟延付款总额的万分之三/天赔偿养户滞纳金。

2、公司违反合同，拒收养户交付符合标准的畜禽，每拒收一只，赔偿养户____元。

3、因公司提供的物资质量问题而导致养户发生损失，由公司负责赔偿（具体物资质量问题及损失额大小以公司与养户另行约定的标准为依据）。

4、养户未按照公司约定时间及质量提供畜禽的，公司有权拒收。养户除应支付未交付畜禽的总价值（以畜禽的正品回收价计）外，另行支付%的违约金给公司。

5、养户违反本合同第七条第7款、第10款的，公司有权减扣斤称或拒收；对不按照第七条第7款规定使用药物，给公司造成损失的，由养户负责赔偿。

6、养户私自变卖公司委托养殖的畜禽、私卖公司提供的物资的，公司有权要求养户进行赔偿，私自变卖畜禽的，按畜禽正品回收价的%赔偿公司，私自变卖饲料的，除应支付全部饲料领用款外，每40公斤另行赔偿20元。

九、争议解决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可依法向公司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

十、合同期限

本合同有效期限为：自_____年_____月_____日至_____年_____月_____日止。

十一、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合同未尽事宜，按照《合同法》等国家有关规定，经合同双方协商，作出补充规定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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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同一式两份，合同双方各执一份。

委托方：（签章）养户：（签章）委托代理人：____委托代理人：____ 住所：__________住所：__________ 身份证:_________身份证：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电话：__________ 开户行：________开户行：________ 户名：__________户名：__________ 帐号：__________帐号：__________

公司与农户 篇3

拉蒂纳省距罗马70公里，濒临地中海，有海岸线180公里，人口52万，属拉齐奥大区，是个既古老又年轻的省份。该省自然风光独特，文化积淀深厚，有许多存在于史诗中的、神话了的古迹。正如省名“Latina”所示，它昭示着拉丁文化的精髓所在。该省南部几个城市，如佛罗米亚市，曾是罗马帝国时期军政要员度夏的地方，因而保留了许多古堡和别墅，现在仍是旅游度假的胜地。

该省沿海不少地带原为庞第尼（Pontini）地区的沼泽地，随着19世纪末北方人口的迁入，逐步得到开发。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墨索里尼发出“征服大地”和“为粮食而战”的号令，开发达到高潮，年轻的省会拉蒂纳市由此而形成。为了再现当年轰轰烈烈的开垦和“人定胜天”的豪情，该市特地保留了一块40多平方公里的沼泽地，在上面建起了森林公园，并在园内修建了一个名为Bonifica Pontinia（开发庞第尼）的博物馆，里面用老树根、老照片、老式蒸汽拖拉机、旧式农机具和声、光、电等现代手段来再现当年开垦者的艰辛和功绩。

拉蒂纳的年轻从地貌上可窥一斑，城中的街道和建筑都很新，它们规划整齐，以帕普罗广场和解放广场为中心，呈扇形向四周发展；街两旁都栽有棕榈树和地中海松。为了纪念二战时盟军最初在此登陆，拉蒂纳市还有一个战争博物馆，馆外至今摆放着当年的登陆舰。该市80多岁的老市长费尼南德斯先生是战时的游击队英雄。附近的一座山头还以“丘吉尔”命名，可能一方面是纪念丘吉尔在二战中的伟绩，另一方面山的侧影倒真的酷似这位英国前首相。

优越的地理位置、地中海的温润气候给拉蒂纳带来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当欧洲其它城市还是寒风瑟瑟时，这里远离喧嚣的第勒尼安海岸边已经有了身着单衣的游人和垂钓者，在和煦的阳光下享受着海浪伴奏的宁静。离岸不远，原先的沙壤和沼泽都被改造成了良田，到处可见一个个标准化大棚。

该省的经济结构较为合理，世界著名的一些化工、制药企业在此开有合资分厂；农业、旅游业资源丰富，奶牛、蔬菜、花卉业发达，产品畅销全欧。在拉蒂纳期间，我们重点考察了水产、蔬菜企业和几个家庭农场。

在该省中部的戈爱德市，省主席马代纳先生陪同我们参观了Medifish公司的海鱼种苗场，并乘船考察了海上网箱养殖情况。该公司主要繁育一种金斑海鱼，有52个网箱，其中2只大箱每箱可养鱼25万条，养殖周期18个月。公司共雇佣40名员工，年产值超过千万欧元。在贝拉齐拉市，我们参观了欧洲蔬菜康采恩。它下辖6家公司，联结着250个农户，种植胡萝卜、小南瓜、花椰菜等200多个绿色产品。这家康采恩采用大型现代化暖棚和无公害化生产。比起国内一般大棚，这些暖棚要先进得多，水分、养分等通过里面的各种管路，由电脑控制输送。据那里的技术人员说，棚内不施任何农药，因而所产的蔬菜、瓜果，用自来水一冲就可以生吃。农户的种子、肥料由公司供给，产品由公司配送中心分类、洗净、包装后统一在网上销售，生产所需的设备采购和成本由政府补贴。农产品真正实现了工业化生产。农民无天灾之忧，无成本及销路之虑，可以专心致志搞田间管理。在该市，我们还参观了几户农家旅馆。

省会拉蒂纳市以水奶牛业闻名于世。我们在该市看了4个家庭农场。这些农场饲养奶牛的规模一般在二三百头左右，其中奥林匹亚奶酪公司有水牛320头，是全意最大的水奶牛场之一。这些奶牛每头价值2000欧元，每年产生效益1000多欧元。奶牛饲料采用科学配方，产仔时间人工控制。当地畜牧协会为农户提供各种专业服务，无需农民个个都成为各方面的专家。

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切尼尼农场。我们刚下车，便听到了主人不同寻常的高声欢迎词：“我们反对战争，我们要拥抱您——为和平、发展而来的远方客人”。农场主切尼尼是个六十出头、满面红光的矮壮老头，十分热情和幽默。在交换名片时，他双手一摊，歪着脖子，叽里咕噜地说着什么。旁边的意大利翻译告诉我：他说自己是农民，没有名片，不过一会儿给你盖个戳。接着，我们参观了他的农场。其养牛场占地约2公顷，圈养着200多头奶牛和肉牛，并繁育小牛犊。另有10多公顷地用来种植饲料和甜萝卜。一路上，切尼尼侃侃而谈，被我们戏称为“牛市长”。

公司与农户 篇4

1“公司+农户”合作养殖已成为耒阳养殖生产的主体

耒阳市在培育壮大畜牧业龙头企业的基础上, 通过采取“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等合作养殖模式, 促进家庭农场与龙头企业合作, 龙头企业与合作家庭农场形成互利共赢、和谐共生的利益联结体。耒阳的“公司+农户”合作养殖主要依托耒阳温氏禽畜有限公司和新五丰公司耒阳生态畜牧园进行推广和实施。

耒阳温氏禽畜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耒阳温氏公司) 是广东温氏食品集团属下的一个分公司, 于2005年5月被耒阳市引进并落户在该市蔡子池街道办事处上岭村, 公司建有年产3 500万羽鸡苗的种鸡场、年孵化能力达3 000万羽的孵化厂、年生产饲料5万吨的饲料厂。公司通过“公司+农户”合作养殖发展模式, 带动大批农民通过养鸡走上致富路, 公司先后荣获耒阳市农业产业化优秀龙头企业、耒阳市科技进步先进单位、衡阳市农业产业化优秀龙头企业、农业部标准化示范场等荣誉称号。耒阳温氏公司发展的合作养殖户1531户。同时广东温氏食品集团属下的温氏公司安仁公司也在耒阳发展了合作养猪户70户。

新五丰公司耒阳生态畜牧公司 (以下简称新五丰耒阳公司) 是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于2005年在耒阳市投资1.5亿元兴建的大型规模化生态猪场, 公司按照全进全出、分胎次多点式等国际领先养猪模式设计, 总占地面积43公顷, 其中建筑面积为4公顷, 绿色生态用地20公顷, 现存栏基础母猪1.28万头。2009年开始, 新五丰公司推行“公司+农户”合作养殖模式, 带动农民养猪致富。目前, 耒阳市与新五丰耒阳公司建立合作养猪关系的养殖户有936户, 其中专门养殖种猪 (仔猪繁育场) 的4户, 养殖头胎母猪的1户, 专业养殖保育与生长肥育猪的932户。

耒阳温氏公司和新五丰耒阳公司主导的“公司+农户”合作养殖, 其共同特点是龙头企业负责全程管理, 养殖户只负责具体饲养环节, 龙头企业与养户的合作既是互利互惠的自愿组合, 也是畜禽养殖产业链上的机制分工。这些合作养殖户一般是以家庭为核心, 实现了本土创业和居家致富, 老人小孩也得到了照管, 稳定了当地畜禽养殖基础。目前, 全市有存栏生猪500头以上、存笼家禽5 000羽以上的家庭养殖户1 796户, 其中与龙头企业结成紧密合作关系的有1 600户, 占89.07%, “公司+农户”的合作养殖已成为耒阳市畜禽养殖的发展主体。

2“公司+农户”合作养殖推动了养殖生产方式变革

耒阳温氏公司和新五丰耒阳公司主导的“公司+农户”合作养殖模式在耒阳市发展了10年左右的时间, 具备了较好的发展基础和完备的运行模式, 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有力推动了当地养殖生产方式变革。

2.1 壮大了养殖生产经营的新型主体

耒阳市有140多万人口, 每年外出务工的要超过60万人, 受国家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影响, 全市很多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纷纷返乡。作为传统养殖行业, 当地农民发展养殖生产, 有着丰富的养殖资源优势和深厚的情感基础。实行“公司+农户”的合作养殖, 实现挂大靠强, 提升了养殖技术, 开拓了产品市场, 稳定了养殖效益。据调查, 新五丰耒阳公司合作的合作养殖户户均年收益8万元以上, 温氏耒阳公司的合作养殖户户均年收益接近10万元。这些合作养殖户是以夫妻为主要饲养员的家庭养殖, 较好实现了养殖生产与照顾家庭两不误, 逐步壮大和稳定了现代养殖生产的新型经营主体。同时, 带动了当地运输、建筑、农贸等养殖相关行业从业人员近2万名农民工及下岗工人就业, 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

2.2 创新了技术推广服务的新型主体

受乡镇农技推广机构改革影响, 近年来乡镇畜牧技术推广站很少增加新鲜血液, 原有的技术推广员普遍由于年龄偏大、知识老化, 难以适应现代养殖技术推广要求。新五丰耒阳公司和温氏耒阳公司对合作养殖户, 负责全程养殖技术服务, 既负责提供能满足生猪、家禽养殖的饲料、疫苗、兽药等生产资料, 还负责合作养殖户的饲养管理、疾病诊治等技术服务;养殖户就养殖生产过程出现的技术困难, 公司随叫随到、现场解答。这种“保姆式”的全程技术服务, 创新了新形势下养殖生产经营模式变化的技术推广服务。新五丰耒阳公司自成立以来, 共吸收80名大中专毕业生就业, 其中中专毕业生20名、大专毕业生40名、本科毕业生20名;温氏耒阳公司自成立以来, 共吸收100名大中专毕业生就业, 其中中专毕业生30名、大专毕业生40名、本科毕业生30名。这些高学历、高素质的大中专毕业进入新五丰、温氏后, 大部分成为公司服务合作养殖户的技术员, 成为新形势下的养殖技术推广服务主体。

2.3 探索了绿色健康发展的可行路径

资源环境约束趋紧, 养殖业迫切需要推进绿色健康发展。新五丰耒阳公司、温氏耒阳公司坚持健康持续发展主体, 探索生态循环养殖模式。通过公司科学规划和引导, 每个合作养殖户的场址选择、栏舍建造以及排污设施均达到国家规定标准, 避免了养殖户自行发展造成的选址随意、栏舍不达标以及粪污处理设施不配套等问题, 确保了养殖生产朝着绿色、健康方向发展。目前, 新五丰耒阳公司全面推广“猪—沼—鱼”“猪—沼—果”发展模式, 计划3年内将耒阳80%以上的合作农户过渡到种养结合的“公司+家庭农场”模式, 走出一条持续健康的绿色畜牧业发展新路子。

3 推进“公司+农户”合作养殖需要行业主管部门优化服务

充分发挥畜牧部门服务、监管、调控职能是确保现代养殖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耒阳市畜牧水产局通过加强疫病防控和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统筹协调好龙头企业和合作养殖户之间的利益以及龙头企业之间的利益均衡, 促进了全市“公司+农户”合作养殖模式不断健全和完善。

3.1 注重完善技术服务体系

2013年, 市畜牧水产局支持新五丰耒阳公司引进民间资金投资150万元兴建了大型种公猪站———爱群种公猪站, 并在全市设立了30个生猪人工授精技术服务网点, 形成了覆盖全市的猪人工授精技术服务网络。整合全市畜牧部门的技术专家, 根据龙头企业和合作养户的需求, 为各个基地派驻技术专家, 做好全程跟踪技术服务, 在选址建栏、生猪生产、技术指导、疫情与保健等方面为养殖户提供优质服务。构建了“专家+技术人员+科技示范户+辐射带动户”的技术服务模式, 大力推广先进科学养殖和动物疫病防控新技术。

3.2 注重强化质量安全监管

耒阳市始终以动物产品安全作为重要基础性工作来抓, 基本实现了质量安全的全方位监管, 不断健全农产品安全监管体制, 落实了从栏舍到餐桌的全程监管责任, 积极完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强化龙头企业和合作养户的生产监管, 对饲料、饲料添加剂和兽药使用记录, 休药期记录, 消毒记录, 免疫记录, 申报检疫记录, 监测记录进行如实登记, 确保合作养殖户所饲养的畜禽质量安全万无一失, 确保在畜禽养殖过程中不添加违禁药物。

3.3 注重搞好综合协调服务

公司+基地+农户存在问题及建议 篇5

一、“公司+基地+农户”模式的主要优势

1.有利于实现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

龙头企业充当市场的载体,外接国内外市场,内联千家万户。它一头向市场延伸,搜集、分析市场信息,开辟国内外市场。另一头向生产延伸,为农民提供准确的市场信息,引导农民根据市场的需求进行生产经营,从而把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大市场联结起来。

2.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率,实现规模效应

在“公司+基地+农户”模式中,基地的介人对公司和农户的违约行为有很强的制约作用,基地的存在有助于维护各方面的利益,提高生产经营效率。由于基地在当地农户中有很强的信用,公司能够通过基地对分散农户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监督和约束,并通过基地保证农产品供应的数量、质量,满足生产、销售等经营需要。而对农户而言,也减少了农户搜集信息的成本和交易费用,使农户拥有稳定的销售渠道,保证稳定的收人水平。在基地的作用下,农户的生产经营由分散变得相对集中,生产的集中有助于农业机械化的实现,同时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基地还可集中农户个人的有限剩余形成批量交易,实现规模效应。

3.有利于农业的规模经营和技术进步

公司立足于本地资源,使种、养、加、销各环节明显趋向区域化、专业化、现代化,带动和引导农业生产发展的方向,组织农户进行生产经营,促进了规模经营的发展。同时,为提高市场竞争能力,龙头企业向

农户提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并对企业自身进行技术改造,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使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技术达到新的水平。

4.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和商品化程度

实施农业产业化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改变农工商分离、产供销分割的状况,实现产供销一条龙。公司直接面对小规模、分散经营的众多农户,显得力不从心,分散的农户与企业打交道也常常处于不利地位。而生产基地正好充当了公司与农户之间的桥梁,填充了农业产业化链条中的断层,将产与供、销联成一线,减少了市场风险。由于基地组织扎根于农村,因此它对农户的服务最直接、最具体,从而成为维系农业产业化链条各环节的生命线。基地对内能有效的发展农业生产、保护农民利益,对外能参与市场竞争,提高了农业的效益,能在一定区域内或一定层次上实现了贸工农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的产业化经营的新格局。

5.有利于提高农业的比较收益和保护农民利益

“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可以改变过去自给、封闭的自然经济状态,实现种、养、加、销一条龙生产,从而大大提高农业自身的经济效益,缓解农业比较利益低的矛盾。由于生产者、加工者、销售者结成了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经济利益共同体,利润在各个环节、不同主体之间进行合理分配。特别是由于基地的存在使得农户在谈判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可增强农户在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讨价还价能力,有助于保护农民利益,改善农户在市场中的不平等地位,形成农户利益的自我保护机制。既能实现各环节经济利益的互补,充分调

动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也能有效的保护农民利益、保证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

二、“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存在的问题

虽然“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作为一种组织创新有着很多内在优越性，给农业产业生产带来了很大的实惠，被认为是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有效形式，但是作为一种合约安排，它仍然存在自身的局限性。部分实行“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的地区的农业产业发展出现了停滞不前的现象，下面主要分析其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

1信息不对称

“公司＋基地＋农户” 生产经营模式最大的问题在于其存在着信息和履约方面的缺陷。信息不对称是指在不完全信息的情况下，市场上买卖双方所掌握的信息是不等同的，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合约理论认为，由于信息费用的存在且不可能降为零，这就导致了信息不对称的存在，所以合约是不完全的，也就是说合约存在着违约的风险。2基地“中介”组织不完善

在“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中，基地“中介”组织的法律地位不明确。在市场化不断深入的今天，许多农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仍然是以民间组织的形式存在，无法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在基地“中介”组织的内部构架方面，由于农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实行农户进退自由的制度，往往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当合约价格高于市场价格时，农户觉得有利可图，便加入农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一旦发现合约价

格低于市场价格时，便觉得自己的利益受损，马上就宣布退出农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这就导致了农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资产和成员的不稳定。这使得基地无法履行合同中规定的对农户的权力和义务，因此有些地方即使有基地的存在，当地农户还是“单打独斗”，基地的作用没有凸显出来。在基地的人员管理方面，由于基地成员的流动性和资产的不稳定性，导致基地很难在组织内部实行标准化管理和制度化运行政策，从而使基地服务农户的职能难以得到实现。由于基地几乎对农户没有实行任何约束性的制度，处于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农户往往都表现得很松散，农户之间的凝聚力很低，缺乏集体行动的意识，农户背离基地分配给自己的生产任务而自行决定生产的事情时有发生，这违背了基地最初组织农户统一进行生产的意愿。

因此，基地“中介”组织无论是在内部构架方面，还是在人员管理方面，都亟待进一步加强。

三、建议

为了弥补“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的制度缺陷，需要一定的制度优化安排，即在不改变该模式优势的同时，对该模式存在的缺陷进行修正以避免其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1、优化安排的具体体现方式

完善“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的合约安排。在“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合约中，应加强任意一方的违约成本，具体来讲，可以引入信誉度指标，公司可以给每家参与生产的农户的信誉度评级，一旦发现某农户出现违约现象时，立即降低该农户的信誉度

级别，采取不予再次合作或与之类似的措施，使农户的违约成本提高；同时基地也可以代表农户给公司的行为进行信誉度评级，一旦发现公司有损害农户的行为发生时，也可以采取不予再次合作的措施，使公司的违约成本增加。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当某个行业所面临的竞争变得激烈时，合约双方的违约成本就会提高，因此增强公司和农户的竞争意识也很重要。

2、完善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内部构架

基地作为“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中的公司与农户的桥梁，具有极其关键的作用。针对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在内部构架和人员管理上的缺陷，需要政府、基地和农户的共同参与。首先政府作为一个公共机构应当支持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要在关于建立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的舆论宣传、政策引导和提供市场信息上下功夫，不断提高广大农户对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在农业产业化中的必要性的认识，同时对于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的信贷和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措施。其次，作为农户来说，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摒弃追逐短期利益的狭隘思想，科学合理地参与基地的相关工作。最后，对于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本身，一定要加强修炼自身的“内功”，花大力气完善组织的内部构架，建立健全合作社有关民主管理的规章制度，包括会计制度、民主管理制度、分配制度和培训制度。同时加强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的人员管理，成立相关职能部门，在市场信息收集、技术培训、生产计划制定等诸多方面为广大农户服务，尽最大可能维护广大农户的利益，在广大农户中凸显农民专业经济合作

组织的作用。

3、增强政府在“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中的作用

公司与农户 篇6

在公司和农户的交易关系中, 交易双方会权衡履约的成本和收益, 当违约的收益大于成本时, 违约就很可能发生。所以, 契约的自我实施必须是双方都预期到对方能取得比违约更高的收益时才有可能。由于外在交易环境的变化及其不可预测性, 环境变化会影响交易双方对成本收益的预期改变。那么, 环境条件的改变如何影响契约的履行, 且通过什么样的契约安排来加大契约的可自我履约范围?基于此, 笔者借鉴Gow and Swinnen[1]和Gow, Streeter and Swinnen[2]的模型分析了契约的自我实施范围及其调节的制度变量是如何影响契约的自我实施的。

以图1为例, 农户A运用某种专用性投资生产农产品x, 满足公司B生产产品y的需要, 为了阻止公司B在农户作出专用性投资后的机会主义行为, 公司和农户通过契约安排产品的特征和质量要求、数量和一个固定价格。假设价格的确定以预期的市场价格p0为基础。契约签订后, 市场价格p可能偏离预期的价格p0。如果p>p0, 履约实际上意味着给公司B一个没有预期到的租金收益, 同时, 对于农户来说, 违约 (把产品出售给市场) 带来的收益比履约的高, 农户A违约的收益 (HA) 是市场价格和缔约价格的差额。市场价格水平p>p0A时, 农户A违约的收益HA (p) 大于成本K0A, 这里K0A是总的声誉损失和资本损失。类似的分析方法来分析公司B, p0B代表公司B违约, 则可以通过市场购买其投入品的最低价格。如果市场价格稳定在p0B-p0A区间内, 契约将会自我实施, 否则, 至少有一方会违约。这个范围就是Klein的“可自我实施”范围, 它度量了市场条件变化时可能的履约空间。市场条件变化导致专用性投资价值的变化, 从而改变违约的收益和损失, [3]既然资产所有权越多, 谈判力就越强, 掠夺组织租金的能力也越强, 那么, 剥夺企业管理人员使用企业资产的能力则会限制他们掠夺专用性投资准租金的方式。在共同所有权中, 人力资本所有权尽管不能被完全转移, 但它的行使可能会受到限制。通过分享企业剩余控制权, 共同所有者没有激励做出一般性投资, 然而, 却有更大的激励做出专用性投资。而拥有更多的资产则会增加一般性投资的激励, 从而减少专用性投资的激励。最优所有权结构将尽可能地使资产免受任何一方的排他性控制, 共同所有权就是如此。所以, 共同所有权是双方面临关系专用性投资和通用性投资的选择时作为一种相互履行承诺的制度设置。

从更广的意义上说, 共同所有权代表一种“质押”, 能提升合作的意图, 并通过相互承诺来改进绩效。因此, 当公司和农户面临关系专用性和一般性投资选择时, 共同所有权可以作为一种双边承诺机制。通过向对方做出承诺, 共同所有权可以提高协作和履约效率。同时也说明, “公司+农户”组织的纵向一体化契约的选择也不是最优的。而且通过降低交易双方对一般性投资的激励虽然能提高专用性投资的激励, 但共同所有权使得套牢的收益最小而成本最高。[4]由此可见, 共同所有权作为一种治理机制, 不仅可以解决物质资本专用性问题, 也是解决人力资本套牢问题的有效途经。 (4)

三、共同所有权安排与自我履约范围的扩展

以上分析表明, 共同所有权安排优于其他产权安排模式。公司和农户通过共同拥有资产的所有权, 从而将双方的利益紧紧捆绑在一起。它的最大好处在于稳定和激励双方的关系专用性投资, 特别是农户的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 有利于创造定制交易关系中的经济租金, 租金的增加又反过来激励公司和农户从事更专用性的投资, 这样就增加了双方违约的机会成本和私人履约资本, 强化了双方的信任。

在此, 可以以一个现实案例来理解共同所有权是如何扩展契约的自我实施范围的。江苏省东台市富安蚕农合作社成立于1998年7月, 以自愿入社的蚕农为主体, 依托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江苏省富安茧丝绸股份有限公司组建而成。合作社成立初期有社员1.4万户, 连接蚕桑基地2万亩, 到2004年底, 合作社发展社员4.5万户, 连接基地7.7万亩, 年饲养蚕种22万张, 生产蚕茧18万担, 社员亩桑综合收入在3400元以上, 相当于全国同行业平均水平的2.2倍, 生产的蚕茧销售收入达2亿元。合作社所连接的龙头企业——江苏省富安茧丝绸股份有 限公司从7000元起家, 发展到拥有缫丝、捻线丝、织绸、绢纺、真丝针织服装、蚕药、蚕具等8个茧丝绸配套加工企业的股份有限公司, 总资产达1.75亿元, 已成为国家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江苏省30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骨干龙头企业。2004年, 该公司实现销售收入4.5亿元, 税收1560万元, 企业职工1198人, 返还利润给社员320万元。可见, “股份制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富安模式”对于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具有明显的示范作用。

1.“富安模式”:合作共赢之道

东台市富安镇, 是江苏省茧丝绸行业改革的试点乡镇, 蚕茧总产蝉联全国乡镇“十五连冠”。1985年5月, 在全省率先成立了第一家乡镇茧丝绸公司, 公司成立后, 先后配齐了39名专业技术人员, 建立健全了镇、村、组三级技术服务网络, 每年定期举办蚕桑技术培训班, 全镇还建立了37个专业服务队, 实行桑园统一治虫, 蚕室蚕具统一消毒, 蚕园物资集中采购且成本价供应, 并送货到村。由于配套的蚕桑生产服务体系的建立健全和栽桑整体水平的提高, 带动了富安镇蚕桑事业的迅猛发展。全镇先后兴办了缫丝、织绸、丝绸服装等12个加工企业, 并在1994年组建了江苏省富安茧丝绸集团。1998年4月, 富安镇以原龙头企业——江苏省富安茧丝绸集团公司为主要发起人, 联合其他四个发起人, 组建了“江苏省富安茧丝绸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7月, 公司本着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从联结蚕农与龙头企业的关系着手, 打破了过去单纯的一次性买断关系, 按照“桑园入股、合同交售、二次分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 创造性地把蚕农与茧丝绸公司这一龙头企业紧密结合起来, 并成立了蚕农合作社。

2.“富安模式”的启示:共同所有权安排

从组织安排上, “富安模式”的组织创新是指相对于一般的“龙头企业+中介组织+农户”而言的, “富安模式”是“蚕农+合作社+股份制龙头企业”三者相互融合的利益共同体。1998年7月28日, 富安蚕农合作社成立, 富安茧丝绸股份公司作为蚕农合作社的一个单位成员。合作社成立不久又成为公司的股东, 而且合作社的负责人还进入了公司的董事会, 这种三者相互融合的利益共同体是“富安模式”的重要组织特色。依托这种组织创新, “富安模式”确保履约的机制创新体现在以共同所有权联结的公司和农户。一是股份制与合作制的有机结合, 公司和农户共同入股股份制和合作社组织, 而股份制龙头企业和合作社之间又可以相互持股, 相互牵制和制衡, 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命运共同体”;二是跨区域联合;三是养蚕大户参加龙头企业的董事会和职工代表大会, 企业重大事项交由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在1998年富安蚕农合作社成立时, 富安茧丝绸一班人曾提出口号要在基地建设上立足富安镇, 面向东台市, 到2003年, 他们提出的口号已是立足东台, 面向盐城, 放眼全国。此外, 跨区域联合、迅速扩大龙头企业的基地规模是公司的重要战略决策。在蚕农合作社成立后, 茧丝绸股份公司在管理体制上也作了重大改革, 不仅许多养蚕大户进入了职工代表大会, 甚至还建立了养蚕大户董事会, 公司的重大事项都由董事会决定并交由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同时, 茧丝绸公司还将为蚕农生产服务的设施转到蚕农合作社入股, 成为合作社的一个成员, 合作社同时又在茧丝绸公司入股, 成为股东之一, 这种合作制与股份制的相互渗透为富安茧丝绸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由此可见, “富安模式”中的蚕农、合作组织、股份制龙头企业是相互融合的利益共同体。由于给蚕农的生产提供了优质周到的社会化服务、保护价收购及二次分配利润, 蚕农无须承担太大风险, 贫困户甚至可以赊欠物资。“富安模式” 将农户与龙头企业以共同所有权机制对接, 提高了农民的获利空间、获利的稳定性, 开创了一条以龙头企业带动生产进而增加农户收入的新的利益共享模式。

四、结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自我实施契约成功的关键是公司和农户能否相互进行专用性投资, 或类似于专用性投资的契约安排, 从而做出一种可置信承诺。因此, 公司与农户签订契约时, 可以通过共同所有权这一契约安排, 使得缔约效率得到提高和契约关系得到较为平稳的发展。也只有这样, 契约的签订才能激励农户进行必要的专用性投资, 以配合公司的投资, 从而形成良好的自我履约机制, 实现双方的共同利益。现实中, 有不少公司在与农户签订类似契约时, 都注意到了这一点, 使得契约关系得到了较为平稳的发展。相反, 许多没有注意到这一关键环节的公司或农户, 往往不能形成良性的自我履约机制, 当然也就不可能从稳定可靠的长期交易关系中获取丰厚的回报。

摘要：公司和农户契约关系不稳定的关键是源于契约不完全性条件下契约自我实施的范围太狭窄, 而扩展公司和农户间契约自我实施范围的关键要件则是相互进行专用性投资, 或类似于专用性投资的契约安排, 从而做出一种可置信承诺, 包括共同所有权在内的契约设计可以拓展契约自我实施的范围。在缔约实践中, 公司与农户可以通过共同所有权安排使得契约最大范围地自我实施、缔约效率得到提高和契约关系得到较为平稳的发展。

关键词：共同所有权,专用性投资,契约设计

参考文献

[1]Gow and Swinnen.Private Enforcement Capital andContract Enforcement in Transition Economies[J].Amer.J.Agr.Econ.2001.

[2]Gow, Streeter and Swinnen.How PrivateEnforcement Mechanisms Can Succeed Where PublicInstitutions Fail:The Case of Juhocukor a.s[J].Amer.J.Agr.Econ.2000.

[3]Hart, O.D.Firms, Contracts and FinancialStructure[M].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5.

公司与农户 篇7

本文介绍了江苏农险“联办共保”模式的选择背景, 并结合其主要特点, 探讨了该模式下政府、保险公司和农户三方存在的主要问题, 基于此, 为完善该模式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

1 江苏农险“联办共保”模式的选择背景

农业保险的发展具有极强的公共性与外部性, 世界上其他国家经过多年的探索形成了诸多农险经营模式, 如美国的双轨制农业保险保障体系, 日本的民间非盈利团体经营、政府补贴和再保险扶持模式, 德、法、俄等欧盟国家的民办公助模式等。江苏省的经济现状与农业发展水平与国外存在较大差异, 因此, 不能照搬上述模式。同样, 江苏省农业发展情况与外省有着显著不同, 生套外省经验也不可行。为此, 试点之初, 各参与方积极探索研究适合省情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从江苏农险的发展史看来, 农业保险可选模式主要包括商业自办、专业经营、互助会、委托代办和联办共保等。

江苏农险多年的实践表明, 单独依靠政府或保险公司, 都不能促进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农业保险既离不开政府的有力支持, 又不能完全依赖政府;既离不开保险公司的参与, 又不能由保险公司独立经营;既不能单独让农户承担保费 (受保险意识与交费能力限制) , 又不能让农户不承担任何保费 (否则其抗风险主动性会减弱) , 因此必须在政府主导、商业运作、农户受益中寻求共同点。表1可见, 相比较于其他四种模式, “联办共保”模式能够较好地把政府、保险公司与农户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是符合省情实际和高效率的运行模式。

2 江苏农险“联办共保”模式的主要特征

2.1 政府为农户提供保费补贴

由于农业保险是准公共物品, 因此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 政府必须给予一定的保费补贴。2008年起, 江苏省对于主要种植业参保品种, 各级财政保费补贴原则上不低于70%, 其中, 中央财政补贴35%, 省级财政补贴25%, 中央、省级财政补贴与70%的差额部分由市、县级财政给予补贴。对于主要养殖业参保品种, 省级财政补贴根据参保品种确定:其中, 能繁母猪保险各级财政保费补贴比例原则上不低于80%, 饲养者负担保费的20%;奶牛保险各级财政保费补贴比例原则上不低于60%, 饲养者负担保费的40%。省级财政对保费的补贴分地区执行:苏南20%;苏中30%;苏北50%;省级财政补贴与应补贴的差额部分由市、县财政部门给予补贴。对于其他种植、养殖参保品种, 省级财政保费补贴比照以上主要参保品种标准执行, 对于农机具和渔船、渔民保险试点, 财政保费补贴标准由省财政厅与有关部门另行商定, 其余部分由农户自负。以投保一头能繁母猪为例, 各级政府及农户各自需要承担的保费如下表所示 (费率为6%) 。

由表2可见, 农户仅承担12元的保费便可投保一头能繁母猪, 其余48元由各级财政进行补贴, 大大减轻了农民的保费负担。据统计, 2008年江苏农险保费中, 各级财政保费补贴达8.16亿元, 其中, 中央财政补贴2.93亿元, 省及以下各级财政补贴5.23亿元。公共财政的支持有力推动了全省农业保险的开展, 提高了农民参保的积极性。

2.2 政府与保险公司分持保费、共担责任

江苏农险“联办共保”模式是指政府与保险公司按照6:4的比例收取保费, 同时承担相应的风险责任, 组成责任共同体。政府发挥主导作用, 负责组织推动、收缴保费和沟通协调, 保险公司则发挥其精算、管理、网络、人才和服务等优势, 按照商业保险的基本原理和运作规则, 为农民和农业生产者提供优质的保险服务。该模式较好地把政府和保险公司有机结合起来, 优势互补, 风险共担。

农险保费收取后, 首先提取管理费用, 剩余部分在政府与保险公司之间分配。依据相关规定, 江苏农险试点管理费用控制在总保费的15%以内, 专项用于农业保险的承保、勘察定损、理赔等相关工作费用支出, 剩余保费按6:4分配给各县 (市场区) 政府及保险公司。以一头能繁母猪保险为例, 60元保费按以下方式进行分配:管理费用为9元 (60*15%, 管理费用在政府与保险公司之间分配, 分配比例协商决定) ;政府保费收入为30.6 (60*85%*60%) 元;保险公司保费收入为20.4 (60*85%*40%) 元。相应地, 保险责任也在政府与保险公司之间按6:4分摊。

2.3 巨灾风险防范机制的建立

在“联办共保”模式下, 政府与保险公司均积极寻求应对巨灾风险的有效措施。具体而言, 政府通过建立巨灾风险准备金以应对农业巨灾风险, 目前, 江苏省已在省辖市建立巨灾风险准备金, 包括三部分:一是各县 (市、区) 按实际投保保费总额上缴10%;二是省辖市按县 (市、区) 上缴额外负担的50%进行配套;三是在市县资金筹集到位的前提下, 省级财政按省辖配套部分进行等额补贴。保险公司则寻求再保险方式转移风险, 但从实际运作来看, 由于农业保险再保险费率较高, 易导致保险公司选择将风险自留, 而非再保险, 即使参加再保险, 其经营效益也不高, 从而影响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积极性。理赔时, 保险赔款由下列资金依次赔付:当年保费收入、农业保险基金历年积累、当地政府巨灾准备金、省辖市巨灾准备金, 依然不足部分, 由政府与保险公司按6:4赔付。

3 江苏农险“联办共保”模式面临的困境

在“联办共保”模式下, 农险运作主要牵涉政府、保险公司和农户, 三方的利益有一致的方面, 但又不完全一致。农业保险是一个分散农业风险、社会效益高, 但自身经济效益低, 甚至为负效益的风险管理工具。政府的利益在于运用农业保险工具, 实现支持和保护农业的社会目标, 寻求社会效益最大化;保险公司的利益在于营利;农户的利益在于如何花费最少的钱来分散其农业生产风险, 获得个人利益最大化。从上述分析可见, 江苏采用“联办共保”模式运作农业保险, 为协调三方利益做出了积极努力, 农险运行平稳有序, 但仍存在一些矛盾与问题。

3.1 政府财政负担偏重, 缺乏完善的巨灾风险应对措施, 且行政色彩较浓

众所周知, 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公共事业管理而非经营, 政府参与经营既无必要性也缺乏专业性。但由于农业保险的特殊性, 在农险经营过程中, 政府不仅要完善基础设施、优化市场环境、提供政策支持、给予投保农民保费补贴及保险公司管理费补贴以及对资金的运用进行监督, 还要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目前来看, 政府主要存在以下三点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财政负担偏重。帮助农户提高其专业化和规模化水平上是政府发展农业保险的途径之一, 但农户专业化和规模化水平的提高除了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之外, 还涉及农村产业政策、农村土地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的问题, 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那么, 在当前农户小规模经营的情况下, 政府对农户给予保费补贴也许是唯一选择。这种补贴要确保农户“买得起”还要“划得来”, 显然, 要在较短时间内达到这一水平, 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实力来说, 尤其是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 政府的财政是难以做到的, 即便能做到, 这种财政投入结构的安全性和经济性也是令人担忧的。而长期进行高比例的保费补贴, 也不利于培养农户的风险意识, 最终影响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缺乏完善的农业巨灾风险应对措施。“联办共保”模式将政府纳入到保险经营过程中, 承担部分保险责任, 如果出现非正常年份, 很有可能导致政府“收不抵支”。目前, 江苏省已着手建立多层次的巨灾风险准备金, 但仅一年时间, 余额只有一亿多, 在发生大面积赔付的情况下, 如1991年、2003年那样的大灾, 损失最终要靠政府财政进行弥补。这不仅难以为农民提供充分的保障, 也会增加政府财政负担。如何在微利的条件下迅速建立有效的巨灾风险防范机制, 化解政府面临的巨灾风险, 这是一个紧迫的问题。

三是基层政府在执行过程中行政色彩较浓。省政府对农业保险覆盖率并无明确要求, 且确定了农民投保自愿原则, 但基层政府在上传下达过程中, 会增加硬性规定, 很可能导致强行收取保费、垫付保费、虚报保费等现象的发生。此外, 对覆盖率的过分强调也会增加基层工作的强度, 并易造成农户的逆反心理。

3.2 保险公司经营动力不强、经营机制不完善且经营能力偏低

一是经营动力不强。农业风险的复杂性和农业保险的高赔付率使得商业保险公司不愿意独立经营农业保险业务, 只有在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确保农业保险利润率至少与其他财险的利润率持平的情况下, 保险公司才有经营动力。但目前农业保险财税政策支持面还比较窄。从江苏实践来看, 由于中央财政仅限于对保费给予补贴, 其他环节无补贴政策, 如死亡能繁母猪的无公害处理, 对试点工作的积极性和分保工作带来一定的阻碍, 这也导致保险公司经营动力不强。而这种有限的支持如果掌握不当, 还将带来农户与保险机构之间以及保险机构与政府之间双重的道德风险。

二是经营机制不完善。笔者在江苏徐州的调研中发现, 当前保险公司农险经营机制不完善, 主要表现为:一方面, 理赔时效性较差, 从标的发生损失到报案, 再到定损和理赔长达半年之久。另一方面业务管理不规范、资金划拨不到位、查勘定损不科学的现象依然存在。部分地区的承保面积不达标、测量面积方式落后;出险后报灾面积和实际受损面积不符、出现虚报损失;能繁母猪保险中死亡原因的鉴定不够准确、无害化处理的措施上不完善等都是出现的实际性操作问题。为此, 江苏省农业保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于2009年6月印发了《江苏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实务规程 (试行) 》, 就宣传、承保、核保、勘损、理赔提出了时间要求, 但各地由于重视程度不一, 执行普遍不理想。此外, 由于江苏多年风调雨顺, 保险公司经营种植业险种有所盈利, 但部分养殖业存在亏损, 保险公司经营农险大多“以盈补亏”, 总体而言并无亏损, 但这一局面不符合保险经营的规律, 一旦种植业发生巨灾, 不足以弥补部分养殖业的亏损, 将会严重影响保险公司的农险运营。

三是农险经营能力偏低。江苏农险主要经办公司在政策性农险业务开办之前, 由于重视程度不够, 并未储备充足的人力与物力, 无法满足现实的人力与物力要求, 目前, 经办公司已在努力改善这一现状, 但这需要一定的时间。

3.3 农户积极性不高且满意度较低

一是农户投保积极性不高。这与江苏农业风调雨顺年数多风险不大的地情、农业收入占农民年收入比例不高的省情以及政策性农险保险条款责任窄、费率高、赔款少的实情有关。调研发现, 农户通常将投保农业保险视为一项义务, 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农业保险的积极作用。

二是农户对农业保险的满意度较低。由于农户对条款中相关规定的变动无法及时掌握对条款通常并不完全理解, 甚至产生误解, , 这直接导致理赔时, 农户对理赔速度及实际赔款的不满。类似案例屡见不鲜, 如江苏徐州地区一农户的水稻遭受病虫害 (条纹矮缩病) 侵袭, 减产达50%, 未达70%的赔付标准但超过30% (原规定中减产70%以上全部赔付, 70%以下不赔;现已将条款改为减产在70%以上全赔, 在30%~70%之间按生长期损失赔付, 给付保险金额的40%) , 保险公司按照保险金额的40%进行了赔偿而农民则认为应当赔偿全部损失部分, 双方产生争执, 投保人对农业保险产生不满甚至抵触情绪。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加大政府支持力度

(1) 政府在进行保费补贴的同时, 应结合经办公司及相关职能部门, 加大宣传力度, 不断加强农户风险意识及主动参保积极意识, 营造协调发展的良好环境, 从而杜绝农户对政府财政补贴的依赖, 减轻财政负担; (2) 进一步发挥政策支持与监督功能, 对试点保险公司提高经营费用补贴、对农业再保险公司给予保分保费用补贴、对试点公司的农业保险业务免征所得税等, 从而提高保险公司经营动力; (3) 为做到“政策性农险正常年景有盈利, 小灾之年不亏损, 大灾之年能承受”, 进一步完善农业巨灾风险准备金制度, 建议建立中央及省两级大灾风险基金, 分级授权, 合理调拨使用, 增强农业抵御大灾风险的能力, 从而减少政府的巨灾风险, 确保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 (4) 基层政府坚持农户自主投保原则, 避免行政干预; (5) 进一步整合支农资源, 将农业保险政策与农业补贴、农村信贷、农业救济有机结合, 整合支农惠农政策资金的使用交通, 发挥政策合力, 最大限度地支持农业生产。

4.2 提升保险公司专业水平

(1) 保险公司应储备足够的人力物力, 确保农业保险这一政策的长久运行; (2) 积极配合政府做好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 加强防灾减损工作, 与农林、畜牧兽医、气象等部门建立长期合作机制, 协助做好天气变化预警、防病疫苗注射等工作, 提高农业的防灾防疫能力和灾后恢复能力; (3) 逐步完善优化工作流程, 提高保险公司的服务能力和经营水平, 增强农户的满意度, 由此带动商业保险市场的开拓; (4) 努力开拓创新, 充分挖掘农业保险的潜在需求, 设计贴近农户需求的保险产品; (5) 充分发挥与国内外再保险公司的合作关系, 积极创造条件, 向国内外保险市场购买再保险, 分散经营风险。

4.3 增强农户防范意识

农民应增强忧患意识, 居安思危, 改变“灾年靠政府”的心理, 积极通过保险这一分散风险的有效手段, 提高自身抵御各种农业生产风险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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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农户”契约若干问题探讨 篇8

一、“公司+农户”契约模式的定义与类型

“公司+农户”契约模式在国外也叫契约农业, 是指农民和企业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产销合同, 以确定双方权利和义务关系的一种农业契约模式。国内学者认为, “公司+农户”契约模式是加工、销售型企业与农户在平等、自愿、互利的基础上签订的经济合同, 通过契约机制结成利益共同体, 企业按合同规定收购农户生产的产品的一种合作模式。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降低了签约双方的风险并节省了高昂的市场交易费用, 是农业产业化的主要形式。关于“公司+农户”契约模式类型, 导源于私人部门和政府为农业产业化选择最好的模式。Vasant Gandhi, Gauri Kumar and Robin Marsh (2001) 论述了印度正在实行或建议实行的农业产业化模式主要是合作性组织模式, 又称为Anand模式, 这种模式在奶制品、食用油工业获得了成功。按照合作社法律规定, 农户拥有农业产业。合作社有三层结构组成, 乡村层次的初级社、区域层次的合作联盟和州层次的合作联邦。我国学者根据实际中存在的“公司+农户”契约及其衍生经营方式, 归纳出如“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协会+农户”、“公司+农民合作组织”等多种模式类型。

二、经济主体签订“公司+农户”契约的动机与效应

契约农业可帮助农民克服进入特色农业和畜牧业的障碍, 农民加入契约可以减少成本并获得信息、技术、销售渠道、管理技能和技术咨询。契约同样可以改善获得资本和信贷的能力, 这是大部分农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最关注的问题。农户参与农业契约可以减少销售风险、稳定收入, 从这个意义上说, 契约农业可以给农户提供一个保险机制。与此同时, 契约可以简化农业生产和营销决策, 因而可以提高农户生产的效率。在不同地区不同规模的契约农业中, 参与契约的农户都比不参与契约的农户获得更多的利润, 即使把非付现成本 (包括劳动力成本和自有肥料等的成本) 考虑在内, 契约农业也可以显著增加农户的收入。值得重申的一点是, 它的潜在好处还在于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而减少多方面公共开支, 例如农村信贷的投入、农产品价格支持、转移支付以及政府公共服务的开支等。

有学者认为, 要素契约 (纵向一体化) 可以解决”敲竹杠“问题, 并有助于分散农户的风险, 提高收益。要素契约可以为农户提供许多方面的激励, 包括进入新市场、技术援助、专项投资和金融支持, 而且通过契约, 农户可以在农产品需求量下降的时候保证其商品价格的稳定。无论从古典经济学组织理论中调整资源配置、专业化分工、带来规模经济等角度, 还是从加强联系、促进信息传递、降低或节约交易成本的角度, “公司+农户”模式都是最佳结合。

当契约农业给予农民带来相当好处的同时, 不少专家学者也认为, 相当多的农民只从中获取了少量的收益, 并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契约农业的侵害。因此, 契约农业同样受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 并被认为是签约企业用来与农民建立不平等交易关系的工具。

三、“公司+农户”契约不稳定性的原因

“公司+农户”契约模式不成功的原因之一是专用性投资不一致。因为专用性投资在农业契约关系内的使用所产生的价值比在关系外使用所产生的价值更大, 从而使进行专用性投资的双方在投资后相互具有一定的锁定作用。当专用性投资使得农户面临着有限的退出选择机会时, 他们对签约公司的依赖性增大, 从而使过分依赖于商品作物的农户更易遭受粮食短缺和价格波动的影响。当然如果公司专用性投资比较大, 该投资再转作他用的可能性会比较小或变现价值会大大的降低, 这也使得农户事后的机会主义行为更为突出, 从而增加了农户“敲竹杠”的动力, 进一步降低了履约率。

农业契约履约率很低的原因主要在于交付产品不符合质量要求及市场价格高于契约约定的价格。因提供资本投入、信贷支持、扩展服务以及产品的收购和评级所带来的交易费用问题, 也成了企业和分散农户达成契约的主要障碍。缺乏有效的法律体系和保险市场以及农户的中间结构, 也是签约农业的公司将面临着分散农户违约风险主要原因之一。现实中公司和农户之间的契约是不完全的, 而农业生产自身的特点又进一步加剧了企业与农户之间契约关系的不稳定性。这就导致交易双方严重的道德风险与机会主义行为, 致使契约的履行十分困难。

“敲竹杠”的风险来自农户和企业在资本构成上存在不同, 形成农产品生产的专用性。从短期看, 农户对农业的全部投入可以看作是流动资产, 且农产品的保值期相对较短, 如果在本季农产品不能卖出则全部资产损失, 而企业相对于农户的资产多为固定资产, 即使在本季不能实现还可以在以后的时间中得到收益, 这导致企业敲竹杠倾向明显大于农户。农户生产资产专用性更高、产品易损性更大的领域, 公司更倾向于对农户敲竹杠;而在公司资产专用性较高, 农户生产资产专用性较低、产品耐损性较强的领域, 公司易受到农户敲竹杠。农户与公司之间的主体地位不对称, 导致他们对公司实际上仍然是一种依附关系, 通常不得不接受公司的“垄断”价格和其它不公平的交易条件。而且, 契约双方均面临对方违约后诉诸法律或请求第三方规制的成本与收益的权衡问题, 若农户或公司能预见事后的结果, 它们会在事前或下一期选择不合作, 而契约如果不能约束双方的行为, 则必然影响到其运行的远期效率, 甚至造成“公司+农户”契约的最终解体。

四、“公司+农户”契约违约风险的管理对策

针对“公司+农户”契约不稳定问题, 许多学者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决思路。经验研究表明, 农户是否参与契约受到包括企业的类型、农户的生产特点、市场特征和公共政策等多方面的影响, 交付农产品的质量要求、价格波动性、公共支持政策等因素影响企业对农业契约的利用。农户参与契约农业的障碍可以通过改变契约农业本身的制度框架来得以降低。但制度的自我创新不足以刺激农户参与契约农业, 必须辅之以其他一系列的投入, 包括基础设施、农户的知识和资本的积累。政府政策有助于契约农业在国家中根植, 它通过市场的途径在公司与农户之间发挥作用, 进一步地, 政府和企业都应该促进区域性的非政府组织和农民组织干涉契约农业, 以确保契约关系的持久性、可行性和公平性。

有人认为, 提高“公司+农户”契约效率的路径选择应是促进公司和农户增加专用性资产投资, 公司吸收农户入股或将股份合作制引入农业产业化经营之中, 建立良好的合作机制。也有学者认为, 有关增加专用性投资、提供农户信誉、加强法律约束的建议, 都不能提高农业契约的履约率, 农户的联合和企业的保险作用应该是解决农业契约履约率过低的基本方向。将合作制引入“公司+农户”契约, 能够对分散的农户机会主义行为进行监督和约束, 并可有效降低市场风险和技术风险, 增加农户在契约中的收益, 有效降低交易成本, 促使契约稳定, 减少“公司+农户”契约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我国“公司+农户”发展的瓶颈在于缺少属于农民自己并真正代表农民自身利益的组织, 为提高农民的收入、实现农业、农村的真正发展, 农户自愿合作是有效的途径。同时, 应该培育和壮大企业, 成立中介机构, 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规范和完善契约, 建立公司与农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运行机制等。农户必须着力建立与公司的长期合作机制, 增强市场意识, 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 加大违约的惩罚力度, 以消除公司为短期利益违约而损害农户利益的行为, 减少公司违约带来的风险损失。

根据不同的资产专用性选择不同的契约形式, 可以提高交易双方的信用水平, 有利于解决“敲竹杠”问题。当资产专用性不对称性较大时, 利用要素契约在事前分配物质资产所有权和剩余控制权, 可以为事后的偶然决策提供判断力, 并成为剩余分配的依据。根据交易费用理论的解释, 资产专用性的提高应采用一体化的治理形式。因为交易双方专用性资产投入越高的一方容易被另一方套牢。有研究发现, 当下游企业 (加工企业) 相对于上游生产者 (农户) 生产效率较高、下游对上游的依赖程度较强时, 下游企业更倾向于支配上游的资产并实现后向纵向一体化, 而且完善的中间产品 (农产品) 市场会抑制纵向一体化;反之亦然。农业生产资产专用性程度越高、农产品越易腐烂, 那么由农户支配企业的资产实行前向一体化有利于克服公司的“敲竹杠”行为;而如果加工企业的生产资产专用性程度较高、农户的生产资产专用性较低、农产品易损性不大, 则加工企业支配农户的资产并进行后向一体化有利于克服农户的“敲竹杠”行为。

在“公司+农户”契约中, 由于契约双方投入资产的专用性, 在重复博弈过程中, 违约的收益高于其成本, 契约主体则产生违约动机。资产专用性程度决定了可占用性准租的大小, 在交易的一方进行了专用性投资之后, 会产生可占用的专用性准租。如果某一方投资于专用性资产, 另一方为了获取准租就可能以退出交易相威胁, 产生“敲竹杠”或机会主义行为。为了能事前鼓励专用性投资, 长期契约必须保证各方的公平回报。在长期过程中, 应给农户以政策扶持, 帮助农户进行契约产品的生产投资, 并维持双方良好的声誉。在传统农业地区应从制度和模式创新的角度对“公司+农户”模式加以完善, 通过规范订单、健全农业产业化运行机制、消除道德风险来提高运行效率。另外, 要借鉴金融工程学的思想, 利用衍生品的演变规律, 从“公司+农户”交易模式演进的内在必然性、形成合理分配利益与风险机制的紧迫性等角度, 揭示“公司+农户”模式演进的路径, 并着力推出期货、期权、互换及其组合等新型金融产品以及构建与此相适应的市场环境, 以完善我国的订单农业。

参考文献

[1]郑强国、李宁:农业产业化进程中公司与农户之间契约的稳定性研究[J].农村经济, 2005 (10) .

[2]王雎:跨组织资源与企业合作:基于关系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 2006 (4) .

浅析公司加农户农业技术推广模式 篇9

1“公司+农户”农业技术推广模式存在的问题

1.1 公司与农户目标不一致影响农业技术推广

公司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 对于农业技术推广的动力有些“先天不足”, 适用性、经济效益性是公司向农户推广最新先进农业技术的关键因素;农户学习和使用公司推广的农业技术, 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增加自身收入, 农户只是简单地学习农业技术的使用方法, 对于技术的原理, 完全没有基础或者动力去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公司+农户”模式中, 公司与农户二者之间目标的不一致, 导致农业技术推广的效果大打折扣。

1.2 农户自身的基本素质影响农业技术推广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 东西部经济水平发展不同步, 农民的整体素质较低, 使得先进农业生产技术难以在农户中推广。“公司+农户”模式中, 跨省、跨地区农户之间自身素质的不同, 导致农户接受和掌握农业生产技术的情况也不同, 很多时候基本需要依赖于公司技术人员来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农户想要完全熟练掌握先进技术, 所需要的时间相当长, 这直接影响着农业技术的推广进度。

1.3 技术、资金壁垒影响农业技术推广

我国不同地区的农业发展不平衡, 使得农业技术必须要多样化。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对农产品的质量要求也是越来越高, 绿色农产品、有机农产品生产要求的农业技术水平更高, 农业技术推广过程更为复杂。向农户推广科技含量更高、操作更加复杂的农业生产技术遇见了较大的壁垒。同样, 技术含量越高越复杂, 农业生产所需要的设备资金投入就越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公司+农户”农业技术推广模式需要公司必须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这也是制约该模式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1.4 农产品投机交易行为对农业技术推广的影响

“公司+农户”农业技术推广模式的顺畅运行与市场经济规律有着密切的联系, 该模式的双方均是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主要目的。对于公司特别是小公司而言, 假设遇见粮食大丰收, 市场上农产品供大于求, 农产品价格降低, 公司在回购农户农产品时, 往往采取压价的方式变相不履行合同, 通过投机交易行为来弥补公司损失;同样如遇见自然灾害, 农产品减产, 供小于求, 农产品价格上涨, 农户也会通过投机交易行为来提高自身收益。这种投机交易行为的出现, 不仅有损公司与农户之间的信任度, 而且对“公司+农户”农业技术推广模式运行有着很大的不良影响。

2“公司+农户”农业技术推广模式改善措施

2.1 强化政府的服务功能, 及时发布风险预警信息

早在1993年, 我国就颁布并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 (下简称“推广法”) , 以此来规范我国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要提高服务水平, 在《推广法》的指导下, 对农业技术的推广工作提供政策咨询及相关服务, 以方便科研机构向公司转移农业技术、公司向农户推广农业技术。严格执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减免“公司+农户”模式企业所得税的政策, 给予公司和农户更多的资金支持, 以进一步的降低“公司+农户”模式运行成本。依法规范市场秩序, 提高风险预警机制, 最大限度的保证公司与农户的利益。

2.2 密切三方联系, 强化农业技术转化链

在科研机构、公司、农户三者之间用合同的方式, 构建可靠利益联接关系, 充分调动模式三方参与农业技术转化工作的积极性。“公司+农户”农业技术推广模式的核心是公司, 选择什么样的农业技术, 如何推广均是由公司主导的, 同时也与公司的经济利益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公司作为中间人, 一定要熟悉科研机构的研究方向, 了解农户对于农业技术的接受能力, 根据企业发展战略, 选择最为合适的农业技术, 以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科研机构要加强与公司之间的合作与联系, 及时推广研究出来的农业技术成果, 深入农产品生产一线, 了解实际生产情况, 解决棘手的农业生产技术难题。

2.3 加强农村科技培训工作, 提高农户科技素质

农业科技的发展迫使农户必须具备一定的科技素质, 这直接关系着农业技术推广的效果。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公司以及相关科研机构、科研院校要通力合作, 加强农村科技培训工作, 从思想上提高对农户科技素质的认识, 根据实际情况分类分层次解决不同地区农户科技素质提高问题。充分利用当前的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 让尽可能多的农户可以拥有被培训的机会。鼓励农业技术人员参与到实际农产品生产过程中, 在田间地头开设培训课堂, 现场解决农户生产过程遇到的技术难题, 从实践中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

2.4 强化合同法律约束机制, 降低投机交易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公司+农户”农业技术推广模式要注重对公司、农户双方的法制教育, 特别是针对于资金不是很充足的中小型公司, 政府一定要加强公司与农户的签约指导, 避免公司利用自身优势, 与农户签订不平等的合同, 以获得额外的利益。强化合同管理办法, 全程监督合同履行过程, 加大对违约方的处罚力度, 维护合同的法律权威。当农产品价格降低时, 政府要建立农产品质量等级评定标准, 给农户提供更为权威的鉴定服务, 避免公司通过压价的方式变相违约。公司要全面分析市场的供求情况, 对未来趋势进行预判, 以免与预期相差过大时可能出现的违约行为。

摘要：“公司+农户”农业技术推广模式是当前我国农产品生产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它对于我国农业的发展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本文对该模式在我国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总结, 并相应的提出了几点改善意见。

关键词：农业技术推广,公司,农户

参考文献

[1]陈诗军, 余睿, 陈晓军.论“公司+农户”模式的改进[J].贵州农业科学, 2007 (4) :169-171.

[2]高启杰.农业推广组织创新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134-140.

公司与农户 篇10

一、依托资源,建立基地,夯实产业化扶贫的基础

修水县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优势在山,潜力在山,希望在山。为此,在推进产业化扶贫过程中,我们注重将丰富而独特的山区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强势,在开发特色资模。目前,全县产业基地总面积达34.5万亩,其中蚕桑9.3万亩,茶叶8.75万亩,修水成为了全省最大的蚕桑县、“全国重点产茶县”、“中国名茶之乡”,项目覆盖贫困乡村、贫困农户达80%左右,农民从特色产业基地中获得的收入占农民收入的50%以上。

二、壮大龙头,开拓市场,打造产业化扶贫的引擎

搞好产业化扶贫,培植龙头企业是关键。我们树立“扶持龙头企业就是扶持农民、就是开拓市场”的观念,坚持把培植壮大龙头企业作为创新扶贫机制的重头戏来抓,采取多种形式,重点培育了一批能够对“第一车间”生产的农产品进行深度加工且能帮助农民增收致富的农业龙头企业。一是立足优势,培植龙头。我县具有资源多样化的比较优势,适宜发展农产品加工企业。如东港乡台庄村民徐阿富利用本村的土地、劳力等优势,投入打工积蓄的1200万元,组织380户农民以地入股,组建晨光果菜经营有限公司发展无公害食品——山露菜。近两年公司创利260万元,带动农户增收205万元。二是优化环境,引进龙头。我县利用自身的区位优势、特色优势和政策优势,优化发展环境,吸引外客商到修水安营扎寨,兴办农产品加工企业。如黄龙乡引进的众和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生产淀粉为主的农业企业,2009年在黄龙乡建立了红薯生产基地5200亩,实行订单生产,确保了当地1350户贫困农民实现当年增收。三是盘活机制,兴办龙头。我们采取兼并、重组、租赁、股份合作、私营独资等多种形式促进产业化扶贫的发展。如祥辉制丝公司与浙江嵊州悦龙领带服饰有限公司合作,投资1亿元创办了修水养蚕人实业有限公司,兼营制丝、织绸和服饰加工。目前,我县拥有国家级龙头企业2家,省级龙头企业6家,市级龙头企业9家,县级龙头企业26家。

三、培植中介,搞好服务,强化产业化扶贫的核心

如何把公司与农户联结起来是产业化经营的核心问题。我县积极探索建立新型的“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产业化运行机制,相继组建了蚕桑、茶叶、生猪、药材、林果等124个专业协会(或专业合作社)。这些专业协会(合作社)上联公司、下联农民,使公司、协会(合作社)、农民结为一种利益共同体,形成“公司+协会+农民”的经营模式。协会(或合作社)的主要任务为:一是争取资金。协助种养户向政府申请落实扶持资金,向银行申请“联保贷款”(3户以上)。目前所有协会共为农户融资1200余万元。二是签订合同。公司与农户的所有合同都是由协会代表农户与公司协商谈判和签订,并通过公司、协会、农户三方签字认可。如众和实业公司委托黄龙红薯协会与农民签订生产协议,由公司无偿提供种子、肥料、农药和种植技术,并在栽种前支付农户每亩地租50元、劳动工资200元,收获时按每市斤不低于0.18元的价格进行收购,使农户对种植面积、价格、收入做到了“一年早知道”。三是技术服务。每个协会一般有6-12人,其中50%以上都是专业技术人员,他们的日常工作就是在现场进行技术指导。如山口蚕桑协会在生产中做到“四统一”,即统一技术、统一供种、统一评价、统一销售。四是组织协调。代表农民与公司进行日常生产、供销、产品质量等问题的协调。公司每年都受理这类投诉60余起,其中95%以上都得到了圆满处理。如一家实业公司通过太阳升蚕桑合作社对蚕农采取保护价收购、方格簇具补贴、技术奖励、优质价格补贴、保息分红、二次返利、小蚕专育和大棚省力代养、桑园套种等八项措施,深受蚕农欢迎。五是统一运输。由于产业农户分布在全县的30多个乡镇,区域很广,分散的农户无法安排产品的运输,而协会恰恰具有这种优势。目前协会共有各类运输车辆50余辆,全年可运送货物10万吨。

如今全县已组建蚕桑专业协会或合作社21家,入社社员3250户,带动农户2.6万户,农户交纳蚕农身份股金825万元,涉及全县22个乡镇、116个行政村,社员拥有生产桑园面积2.8万亩。2010年全县合作社收购鲜茧3012吨,产值9036万元,销售干茧1255吨,销售额10667.5万元,合作社向社员第二次返利分红达489.5余万元。我县第一个合作社——漫江蚕桑生产合作社,2009年获得了国家科协科普惠农兴村计划奖补资金20万元。

四、推广科技,创建品牌,提升产业化扶贫的水平

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最主要的两大问题就是缺乏科技实力、缺乏精品名牌。为此,我们将科技培训贯穿于产业化扶贫的始终,依靠科技进步,实施名牌战略。一是加强科技培训。结合产业化扶贫基地建设,我们建立和完善了县、乡、村三级技术推广体系,采取科技下乡、科普宣传、技术承包等形式,每年培训公司和协会管理人员、农户5万人次以上,使大多数农户掌握了1—2门实用技术,有的还到公司就业。同时,围绕特色主导产业,我们建立了连片的高效农业示范区,大力推广良种良法,不断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二是打造精品品牌。不断加大科技开发、引进和示范力度,按照“生产规模化、质量标准化、产业生态化、农业工业化”的要求,加强指导协调,统一标准,统一质量,统一品牌,统一标识,推进企业之间、企业与农户、企业与协会的联合,以此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打造精品名牌。如我县将红、绿茶分别整合在“宁红”和“双井”两大品牌下,对企业产品实行“母子”商标管理,在这两大品牌下的“宁红金毫”、“宁红保健茶”和“双井绿”、“双井春”、“双井冰绿”等知名度大增,价格飚升,销量增长。近年来,我县在产业化扶贫中支持的企业,获得国家驰名商标1个,省著名商标4个,省著名名牌产品5个,市知名商标8个。

五、正确引导,政策支持,增强产业化扶贫的后劲

修水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产业化扶贫工作,在实施整村推进工作中,把产业化扶贫放在首要位置;在开展社会扶贫活动中,把产业化扶贫作为主要内容;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紧紧围绕为产业化扶贫服务做文章,以产业化扶贫推动农村经济全面发展。一是领导推动。采取“一个产业项目,一名领导牵头、一个班子服务、一个部门负责、一套方案管理”的工作模式,在每年的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设立产业化扶贫奖项,对业绩突出的乡镇、部门和个人进行表彰和奖励。二是示范带动。除5个省直单位、71个市直单位在我县定点帮扶外,县委、县政府还安排了96个县直单位到95个重点村挂点帮扶,重点围绕产业化扶贫的目标,制定规划,办点示范,树立样板,带动发展。三是政策驱动。对龙头企业、农民和协会进行多方扶持。具体表现为:第一,增加财政投入。从2004年起,县财政每年安排400万元专项资金发展农业产业,主要用于贷款贴息、良种补贴、基础建设和品牌培育。还规定,70%的扶贫信贷资金、30%的整村推进扶贫资金和100%的科技扶贫、连片开发资金用于产业化扶贫项目。第二,整合支农资金。按照“统一规划,集中使用,渠道不乱,用途不变,各负其责,各记其功”的原则,共整合以工代赈、退耕还林、水土保持、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整治、水库移民后期扶持、科技三项经费等项目资金25753万元,支持农业产业发展。第三,引导金融支农。从2006年开始,我县安排财政贴息资金328.2万元,引导金融机构向龙头企业、专业协会和产业农民发放扶贫产业贷款8533万元。还在大桥镇井源村、何市镇下田浦村等10个重点村开展了“村级发展互助资金”试点,每个村安排15万元的财政扶贫资金,帮助贫困农民发展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