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中心主义（精选七篇）
男性中心主义 篇1
布鲁姆在其《误读之图》中指出, “自第一个真正的主观诗人以来, 使人们无不意识到自己的‘晚出’而感到痛苦:由于晚一步进入诗歌史, 他们担心前辈诗人们用尽了诗的灵感。他们体验到一种俄狄浦斯式的恨父情结, 一种要否定父亲的强大欲望。为了能够在迟到的情况下写作, 诗人们必须进入一种心理斗争, 创造出一片想象的空间来。这就包含了对前辈的‘误读’, 以便产生一种新的解释。这种误读创造出读者需要的, 能够传递出他们自己灵感的空间来。如果没有这种与前辈意义的激烈斗争, 传统将窒息一切创造性[3]。”这种理论同样适用于小说作品。前辈作家的观点与评论为后辈读者提供了诸多认知, 理解与观察的视角, 极具启发意义与指示作用。然而, 对权威的顶礼膜拜在一定程度上将会阻碍后人的积极探索, 扼杀另辟蹊径的创造性。因此, 从不同角度的积极摸索, 对权威结论的“误读”与创新, 对重新建构作品的内涵与意义, 具有极重要的作用。本文将以霍桑的《红字》为文本, 一反前辈评论大多以女性主义为中心的视角, 而从男性主义的角度“误读”, 对其进行粗浅的分析。
二、霍桑的背景及性格分析
霍桑生于没落的殖民官僚家庭, 四岁丧父, 便跟随母亲寄居在亲戚家。大学毕业后, 隐居读书写作12年之久, 他把自己的房间戏称为“猫头鹰的巢穴”[1]。长时间的隐居生活, 霍桑变得羞怯。他害怕与人交际, 害怕被嘲弄被伤害。诸多原因, 导致了他性格的保守与偏执。但他对自己家族的祖先却心怀尊敬, 深感自豪。他曾描述过自己理想的生活方式, 做一个“窥探的保罗”:“在男男女女头顶隐身盘旋, 目睹他们的所作所为, 探究他们心中所想, 从他们的欢乐中借去光明, 从他们的悲伤中借取阴影。[1]”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 霍桑是如此的孤独闭塞, 做“窥探的保罗”, 从他人的喜怒哀乐中找寻释放自己, 弥补自己的缺失, 感慨自己的惆怅。他要借他人形象, 展现自己的男性力量, 尊严与骄傲, 《红字》中即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三、男性主义的讴歌与回归
通过“误读”, 《红字》中, 霍桑歌颂了具有统治力量的男权, 彰显了优越的男性魅力, 诠释了对自身作为男性的独特感受。
我们知道, 《红字》出版于1850年, 当今虽然对小说中海斯特新女性形象的肯定颇多, 而女性主义的思潮却兴起于20世纪, 因此, 在当时那森严的男权社会, 男子主义的作品解读, 更适合于霍桑的红字。正如文章开始, 押解海斯特出狱的狱卒手中握有的权杖, 正是男性力量的昭显。下面, 本文将对小说中的不同主体进行详细的分析。
四、女性群像——刻薄, 无情, 卑微的代表
与对男性的赞美不同, 霍桑对女性的描述, 或尖酸刻薄, “要是把那个贱货交给我们眼下站在这儿的五个姐妹来审判, 她会获得那些可敬的地方长官们给她的判决, 而轻易混过去吗?[2]”或无情诅咒谩骂:“让那些不照法规办事的官老爷们的老婆女儿也去干这号事, 去自作自受吧![2]”再者, 对作为无数新女性的代表, 海斯特的描述, 亦无不透漏出讽刺之情。自古以来, 基于对女性的偏见, 红颜祸水的观念早已根深蒂固, 男性间的敌对也归咎于女人。然而, 海斯特面对自己的通奸, 不仅不胆怯, 反而表现倔强, 甚至孤傲, 这种反叛本身也许即是一种极大的讽刺。然而, 即使这样一个桀骜不驯的女性, 在罗杰---她的丈夫, 去狱中探望她时, 却表现的唯唯诺诺, “两眼疑虑重重地紧盯着他的面孔”[2]。罗杰吩咐她不许透漏他的真实身份, 并迫使她发誓时, 她只有顺从, 表现得软弱无力。最后, 面对罪恶的揭穿, 海斯特只是无助地选择了逃避, 试图与丁梅斯代尔远走高飞。曾经的任性孤傲, 在那一刻是如此不堪一击。因此, 在此种意义上来说, 以往过多的对海斯特为代表的女性主义角度的肯定, 有理由被“误读”为其相反方向的对男性主义的赞赏。下面, 本文将以其中两个最重要的男性主体为例进行分析, 以期探究霍桑对其男性主义的讴歌。
五、罗杰——成熟智慧的象征
对于罗杰, 霍桑从他的出场, 就使用了褒扬的语言, 如, “他脸上表现了一种非凡的智力, 似乎一个人智力的充分发展, 必然在体格上也有相应变化, 使之表现出一些显著特征”[2]。当他来到监狱探视海斯特时, 纵然他对妻子的出轨心存痛恨, 但仍言辞礼貌恳切, “难道我的目的竟如此简单?假如我有报复之心的话, 那么让你活着, 用药治好你的病——以便那个灼热的耻辱标记继续在你的胸前燃烧——不是更能达到我的目的吗?[2]”这透漏着智慧的闪光, 并且他还医治了海斯特及小珠儿。在故事的进行过程中, 面对自己的仇人, 丁梅斯代尔, 他依旧表现了朋友似的关怀。纵使他对丁梅斯代尔的精神带来了损害, 那或许也可看做是丁梅斯代尔在自己的罪过中禁锢沉沦, 自我伤害。当然, 罗杰不是圣子, 他无法永久的高尚无私, 他对丁梅斯代尔有意无意地精神打压, 根源于他对海斯特深沉无望的爱, 对背叛的痛恨与绝望。在霍桑眼中, 这些或许是可以被原谅的过失。与他大多数作品中展现的主题相一致, 霍桑声明, “每个人出于不同的原因, 都会固守自己的骄傲与自尊。孤独销蚀人心本身就是一种罪过, 因为它否定人们之间的兄弟之爱。人心应当屈尊学会分享感受, 从而获得拯救”[1]。正是这种对自我拯救的渴求, 促使罗杰把自己内心的挣扎矛盾, 映射到丁梅斯代尔的心中, 让他体会, 感受自己的无助。在这种分享感受, 彼此伤害中, 不仅罗杰, 丁梅斯代尔也得以自我拯救。这正是男性智慧力量的充分展现, 同舟共济, 终究到达超脱的彼岸。
罗杰的年长, 沉稳, 经历丰富, 使他担任了父亲的角色。霍桑年幼丧父, 父爱的缺失, 是他成长过程中难以抹去的阴影。霍桑以自身对父亲的感悟, 揭示了自己对遗失父爱的探求。罗杰一步步地引领丁梅斯代尔走出自责与彷徨的樊笼, 就像父亲牵引着年幼冒失的孩子, 历经泥泞坎坷, 走到光明救赎的康庄大道。因此对于罗杰, 霍桑是肯定认可的, 他的身上, 展现的是一个成熟男人的智慧, 自尊与深沉。
六、丁梅斯代尔——真挚虔诚的典范
对于丁梅斯代尔, 更像是对圣子的描绘。他是名牧师, 神圣的职业。《红字》里, 霍桑用了相当多的词汇描述了丁梅斯代尔作为牧师的成功, 处处散发着阳光的正能量。这与霍桑自身的状况形成鲜明的对比。长达12年的自闭, 他的生活是惨淡的灰色。正如他给好友朗费罗的信中写的:“也许由于什么妖术, 我被生活的主流抛到一边, 再也回不去了。我把自己弄成了囚徒, 关进了地牢, 现在却找不到放自己出去的钥匙。[1]”这种对囚徒的定义, 暗示着他生活的压抑暗淡。光明的生活, 是霍桑仰望的前景, 丁梅斯代尔给予霍桑对惨淡现实的淋漓的宣泄。他终于找到了可以自由流放心灵思想的钥匙, 绝望的心灵从此找到出口。这种男性光辉是如此耀眼, 霍桑对他的讴歌亦是如此情真意切:“他就在浓荫密布的小径上漫步, 借以保持他自己的纯真与稚气;必要时, 便会带着清新馥郁和露水般晶莹纯洁的思想迈步走来, 正如许多人所说, 使他们感受到天使般的言辞”[2]。
丁梅斯代尔是有罪的, 他背离道德, 占有了有夫之妇, 却在面对惩罚时, 明哲保身的退却。他是牧师, 他深知自己的罪过, 但他刻意向众人透漏他的罪恶时, 人们却不以为然。因为他外在的光环, 众人是如此崇拜他, 以至于他对罪恶的昭示是那么讽刺。由此在霍桑心中, 丁梅斯代尔的罪过同样可以被原谅。他向世人忏悔, 但世人只看到了他的伟大, 不相信如此可敬的他会有罪。至此, 他依旧是一个诚实, 可以被信任的神的服务者。同时这也象征着霍桑自身放下所有负担苦痛后, 对自我的一种激励与奋进。他借助丁梅斯代尔的救赎之路完成了他“放自己出去”的任务与责任, 丁梅斯达尔得到了宽恕与救赎, 霍桑也感受了走出禁锢的豁达。
小结
综上, 《红字》可以看做霍桑作为男性探求的一部心路历程, 罗杰是霍桑是自身对缺失父爱的感受与诠释, 而丁梅斯代尔的救赎之路, 亦是他紧闭心灵寻找出路, 开阔自己的历程。在《红字》这样一个对海斯特女性反叛的讽刺巨作里, 霍桑用隐晦的笔触, 指出那样一个任性, 孤傲的女子, 同样受制于男性, 孤立无助。在霍桑笔下, 男性或许才是社会的主宰, 男权才是如此的至高无上。对男性主义的讴歌与赞美, 成就了霍桑对自身作为男性的感受与光荣。因此, 通过“误读”, 《红字》中传统的女性主义视角得以颠覆, 男性主义得以回归。然而, 对《红字》的“误读”, 并非反对所有女性主义视角的标准, 仅在于在此以往的权威之外, 为小说的解读提供另一个角度。至此, 以期做到“反对传统单一性阅读, 否定背后有肯定性诉求。[4]”
参考文献
[1]王在写诗.行走在校园文学的路上[J].http://blog.stnn.cc.
[2]纳撒尼尔·霍桑.红字[M].伊犁:伊犁人民出版社, 2001.
[3]拉曼·塞尔登.当代文学理论导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中国男性的“女性主义” 篇2
“游击队女孩”又被誉为“一个女性主义艺术的地下部队”。由于英语“游击队”(Guerrilla)发音与“大猩猩”(Gorilla)相似，所以她们经常面戴大猩猩面具在各种媒体公开亮相。用她们自己的话说就是：“Guerrilla这个名称的双关含义既指为自由而战的勇士，又使人联想到大猩猩这种野兽的进攻力量。”大部分成员是独立的艺术家，而且她们从不用真名。据说：“这个团体正如其名，专门以张贴大量标题鲜明、言简意赅的文字海报来从事游击战。攻击纽约艺术圈忽视女性的不平现象，对象包括了画廊、画商、美术馆、画家、艺评家、美术杂志，大抵凡属美术圈的成员无一能幸免，而越是高知名度者，越是‘游击队女孩’注意的目标，‘艺术圈的坏女孩’这样的名号自是不胫而走。”
多年来，“游击队女孩”的海报不断贴满纽约街头。其中有幅作品是将著名的安格尔所画的土耳其裸体宫女戴上了大猩猩面具，回望观众，并在上面写道：“难道女人一定要裸体才能进得了大都会美术馆吗？”同时公布了一项统计数字：在大都会美术馆现代美术收藏部分，女性艺术家只占有不到百分之五的比例，而在整个藏品中以裸体为主题的却有百分之八十五描绘的是女性。当然，“游击队女孩”要批判的不仅仅是安格尔之流的画家或大都会美术馆之类的国际超一流美术馆，而是一部人类文化史。
由远及近，那么，中国的女性艺术状况又是怎样的呢？一些女艺评家作了如下的判断：或曰：“目前中国具有鲜明女性意识的作品数量不多，这牵涉到已有的艺术原则以及日常生活和女性自我内省都已经受到性别歧视话语的沾染”(徐虹)；或曰：“中国的女性创作还处于雏形阶段，还有待于各方面包括创作和理论的进一步地深入和完善”(廖雯)；或曰：“常见的选择是逃避，蜷缩于有限的题材和技法领域，不时抒写一笔没来由的感伤情调，或执迷于纠缠不清、矛盾恍惚的自我精神空间，发展为病态的‘自恋—自怜’，作品虽流露着苦闷与纠葛，在表达上却内敛模糊，使其笼罩着冲释不开的忧郁”(张琳)。这似乎道出了中国女性艺术的“白区”状态。
今年仿佛是中国的女性年，与女性相关的文化活动一字排开，声势可观。这机缘自然是来自即将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美术界，今年也是女性艺术家展览最多的一年。个展、联展，直至大展。有趣的是大部分女性艺术展都是由男人直接或幕后策划的。这数字不仅能让学过小学算术课的我统计出，更不会躲过“游击队女孩”的锐目吧！
一进入中国的一九九五年，男人们(包括我)就特别为女士们着想，就像西方的一些人一坠入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就开始用同情或反省的温和目光来看东方一样，于是生出种种西方的“东方主义”；在中国，也产生了男性的“女性主义”。女性艺术家要由男人提名、推荐、选取，才能体面地进入由男性策划的女性艺术展，这说明中国的男性依然占居着“中心”位置，他们(我们)游刃有余地主动为置身于“边缘”地位的女性腾出一块可以随时(年)收回的空地。因此，中国男性的“女性主义”就像西方的“东方主义”那样难以令人置信。
中国传统文化里确实深埋着一种“反串表述”，男诗人们常以“怨妇”自叹，男画家们常借“美人”自况，男演员们常借扮女身而自怜，其实都是借所谓女性的“柔弱”来倾述男性的感受。有位伟大的诗人不是明说：“蔡文姬就是我”吗？！我想，男性的“女性主义”或许也是经过“反串表述”出的纯粹男性的“男性主义”罢。
如果一群女孩，纷纷毕业于“父权制”占统治地位的艺术院校，由男性高手为她们面授机宜，他们的作品又在以男性评论家为中心的社会里获得好评，此时又参加了按男性“美术人”的眼光选择和策划的展览。你能相信这是纯粹的女性艺术吗？如果是，那也是适合中国男性标准的女性艺术，这就是中国特色！即使在后现代主义流行的西方，女性主义艺术家也仅仅还是“游击队”或“大猩猩”，而不是“正规军”或“智能人”。等到有一天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世界夫男大会、并由女艺评家或女美术人来策划一个男性艺术家展时，我们就能看到对等的“中国女性的男性主义”了。这只是一个生动的联想。可眼下，中国的女艺术家只能唱：“赶快上山吧勇士们……”
中国男性的“女性主义”是一种任谁都可以来操作的文化策略。我担心，中国男性的“女性主义”还依然是专供男人鉴赏的、翻新了的“三寸金莲”之类货色。不过，这担心本身就需要女性们的充分晾晒。
“妇女主义”视野中的黑人男性探讨 篇3
在当代美国文坛上, 黑人女作家爱丽丝·沃克是一颗璀璨耀眼的黑珍珠。沃克杰出的艺术成就不仅为美国文学注入了新的血液, 同时, 她独树一帜的“妇女主义”思想为女性解放以及全人类的和谐生存提供了理论基础并指明了明确的道路。沃克以她特殊的黑人妇女的身份和经验对传统“女权主义”提出质疑。她指出“种族歧视决定了她们 (白人妇女) 现在是妇女 (许多年前, 她们是‘女士’, 但现在形势变了) , 那么黑人妇女就必须成为别的东西 (当她们是‘女士’时, 黑人妇女可以是‘妇女’) 。”[1]376为了抗议这种种族歧视, 沃克提出“妇女主义”这个新的名词, 并赋予它全新的内容。“妇女主义”理论最核心的思想是“爱”, 女人要爱自己, 爱其他女人, 也爱男人, 进而爱整个人类以及自然。它以一种人道主义的博爱精神体现出这种思想本质是“大同者”, 而非“分裂者”;反对“二元对立”, 宣扬“二元合一”, 它的终极追求是“致力于所有人的生存完整, 包括男人和女人。”[1]x I-xII由此可见, 妇女主义在宽度和广度上都较之于女性主义有很大的飞跃。
在探讨女性解放的途径中, “妇女主义”不仅仅关注女性的成长和出路, 同时把男性的成长解放也纳入视野。它没有把男性简单地看做对立面, 盲目地排斥拒绝, 狭隘地鞭笞报复, 而是强调只有男女共同成长, 共同解放, 才能达到人类理想的和谐美满的生存状态。沃克以真诚、博爱的态度期待黑人男性人性的回归, 幻想实现她所提倡的理想生存。本文以沃克的代表作《紫色》为个案, 探讨在“妇女主义”思想关照下的黑人男性。
二、作为受害者的黑人男性
首先, 黑人男性不可避免地是种族压迫的受害者。在白人社会中, 黑人整体处于白人的的“权利”之下, 只能作为“他者”存在, 毫无尊严可言。此外, 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长期侵蚀并扭曲着黑人男性的灵魂, 使他们渐渐丧失了民族和身份自豪感, 集体无意识地接受了“劣等人”, “劣质民族”的地位, 自觉自愿地接受白人压迫剥削。“强势文化有更多机会向人们证明其合法性, 灌输自己作为统治者的天经地义。久而久之, 这不平等的现象便会被接受为生活的自然秩序。”[2]26在《紫色》中, 西丽的继父阿方索就有一套这样的黑人生存理论, 他说:“我知道白人是怎么回事, 关键是钱。咱们黑人的毛病就是刚一摆脱奴隶制就什么东西都不给白人。可问题是你非得给他们甜头。不是钱就是地, 要不然就是老婆, 你的屁股。”[3]122西丽的公公——某某老先生则看不起黑皮肤, 他嘲笑儿子喜欢的女人——莎格:“黑得像碳一样, 头发根绒毛似的, 腿就像棒球棍。”[3]39这些“白化”了的黑人已经自觉地承认了白人高贵黑人低劣的白人主流价值观念, 主动把自己放在被压迫的地位。自然也就失去了反抗和改变自己命运的意识和能力。
黑人男性也是父权夫权传统思想的受害者。西丽的丈夫某某先生本来与莎格真心相爱, 由于他的父亲厌恶莎格皮肤太黑和莎格个性开放, 坚决不同意儿子娶自己心爱的女人。某某先生不得不屈从父亲的意愿, 娶了茱莉亚。由于和茱莉亚根本没有感情基础, 某某先生婚后依然经常把妻子和孩子抛在家中去追逐莎格。茱莉亚也由于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而有了外遇, 却最终被情人枪杀。这场悲剧的婚姻是父权思想的直接牺牲品。同时, 不如意的婚姻把某某先生从一个开朗活泼的小伙子变得沉默无言, 自私残暴, 莎格向西丽感叹:“艾伯特年轻时跳舞跳得比谁都好, 他还会逗乐, 艾伯特真滑稽, 他老让我笑。他怎么现在一点都不滑稽了?他怎么连笑都不大笑了?他怎么连舞都不跳了?老天爷啊, 我爱的男人出来什么事?”[3]84
尽管某某先生深受传统思想的的危害, 但他依旧在他的儿子哈泼身上复制某某老先生的所作所为, 并把他的夫权思想传递给哈泼。当哈泼把开朗有主见的女朋友索菲亚带回家时, 某某先生断然拒绝接受这个儿媳。哈泼不顾父亲的反对, 毅然和索菲亚结了婚。某某先生就唆使哈泼用暴力制服索菲亚, 他告诉儿子:“老婆都像孩子。你得让她们知道谁厉害。狠狠地揍一顿是教训她们的最好的办法。”[3]27哈泼虽然有勇气违抗父亲的意愿, 娶了自己心爱的女人, 但他还是无法放弃夫权特权。他仿效父亲对待西丽的方式对待索菲亚。最后迫使索菲亚带着孩子们离开了哈泼。哈泼幸福的婚姻走向了破裂。
在“妇女主义”视野中, 这些黑人男性, 他们不但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 同时也是夫权父权思想的受害者。二者是关联的, “种族主义无疑造就并强化了以男人为中心的家族制度, 男人对女人的统治和支配欲与佃主对被压迫的佃农统治同出一辙, 相互依存。”[4]99
三、作为施暴者的黑人男性
黑人男性虽然处于种族歧视下, 但他们是男人。“白人要以黑人的贫穷黑人丑陋来衬托自己的富贵和欢乐, 忘了本的黑人也要用本民族的可怜人来显示自己的健康和优越。”[2]46黑人男性无法将愤怒和敌意发泄到欺压自己的白人身上, 却只能将这种无助和怨恨施加在比自己更弱小的女人孩子身上。他们的失望与愤怒往往转化为对妇女的残暴。如阿方索对压迫他的白人卑躬屈膝, 百般讨好, 但对他身边的女人却是另一幅嘴脸。他强奸14岁的继女西丽, 抢走西丽生的两个孩子, 卖给了别人, 致使西丽长期不知孩子们的下落。玩腻了西丽后, 他把西丽像牲口一样送给了某某先生。
某某先生虽然在他父亲面前怯懦, 不敢反抗, 但对他的女人却是非常强悍残暴。他把他的先后两任妻子茱莉亚和西丽当做性工具和劳动的奴隶, 随意辱骂毒打。哈泼在婚后不是和自己心爱的妻子和睦相处, 而是仿效父亲的样子, 想用暴力使索菲亚变得服服帖帖。他一次次地挑战索菲亚, 不幸的是, 她强悍独立, 哈泼对索菲亚的每一次暴行, 都以哈泼的惨败告终。
沃克对这些对妇女施暴的黑人男性是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 但更多的还是对他们报以同情, 把他们也归到受害者的行列, 被拯救的行列。
四、作为妇女朋友的黑人男性
沃克“如慈母一般站在高处”来看待这些人格和心灵扭曲的黑人男性, 痛责揭露他们的暴行, 但不主张报复对抗;努力寻找男女沟通的渠道, 建立和睦相处的理想状态。但她清楚地知道男人是不会自觉自愿地放弃特权, 停止暴力的, 她说:“只有女人自由了, 男人才能懂得他们其实并不拥有女人, 他们是可能跟女人建立真正的友谊的……”[3]2在某某先生和哈泼身上赋予了她的这种理想。某某先生是被生活这块“砖头”砸醒的。西丽的独立自强迫使他不得不对女人重新认识。在震惊和震怒中, 他的精神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他关起门窗躲在屋子里, 屋子都发臭了……某某先生虚弱极了, 没有力气反抗, 而且他已经把一切都置之度外。他睡不着觉……”[3]154最后, 他认识到应该为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负责。他开始下地干活, 做饭收拾屋子, 并变得特别友善, 亲近周围的人。竟然“喜欢做针线活”, 和西丽一起坐在门廊里缝着衬衣和裤子。他说:“我现在心满意足, 我第一次像个正常人那样生活在世界上, 我觉得我有了新的生活。”[3]180
哈泼后来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变故后, 逐渐明白了婚姻不是非要争谁强谁弱, 他认识到自己的过去的想法是多么荒唐。他爱索菲亚, 只有爱和相互尊重才是他们婚姻幸福的基础。于是他再也不为了面子试图制服索菲亚。他开始在家带孩子、做家务, 支持索菲亚在外面工作。
“妇女主义”以博大的胸怀看待黑人男性变态扭曲的行为, 并真诚期待他们具有完善自我, 改善各种关系的基本责任感, 有改变并且向好的方向发展的能力。沃克曾经说过:“我相信变化, 个人的变化, 社会的变化。”[5]132只有男性得以改造、完善, 男女两性方能够和谐相处, 从而才能实现人类的生存完整。
摘要：本文分析了作为受害者的黑人男性、作为施暴者的黑人男性和作为妇女朋友的黑人男性, 从而说明黑人男性有改变的可能性, 也论证了只有男性得以改造、完善, 男女两性方能够和谐相处, 才能实现“妇女主义”的终极追求——整个人类 (包括男人和女人) 的生存完整。
关键词：妇女主义,黑人男性,生存完整
参考文献
[1]Alice Walker.In Search of Our Mother’s Gardens.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3.
[2]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尼莫里森与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3]爱丽丝·沃克:紫颜色, 陶洁译。译林出版社, 2008
[4]翁德修、都岚岚:美国黑人女性文学,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0
男性中心主义 篇4
关键词：女性崇拜,男性中心,《文身》,《痴人的爱》
一
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是日本唯美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家,他的作品中的“女性崇拜”思想备受研究界重视,也是读解其作品不可或缺的关键词。不论是出道之作《文身》、还是被誉为“前期集大成之作”的《痴人的爱》,都描写了男性甘之如饴的跪倒在女性脚下,受其驱使和奴役,颠倒了世俗所认为的男尊女卑。女性在谷崎的作品中一直是高于男性的崇高存在。对谷崎作品中展现出来的这种倒错的男女世界,先行研究多将其视为对传统的男性中心世界的反叛,或希望回归女性中心世界的体现[1]。然而笔者对此表示怀疑。实际上,在表达女性崇拜的作品中,即使女性看似强于男性,但是真正掌握主导权的仍然是男性。本文将以《文身》和《痴人的爱》为中心,分析“女性崇拜”主题下的男性中心世界。
二
在谷崎的小说中,女性被赋予了种种不利条件,以突显男性的优势地位。《文身》中清吉第一次遇见姑娘是在一家名为平清的餐馆。当清吉向姑娘确认时,她回答:“那时候父亲还在世,所以常到平清餐馆去。”[2]根据《江户深川情绪研究》[3]记载,平清是江户时代的一家高级饭店。姑娘能够跟随父亲经常出入,说明家境富裕。可惜在平清的门口清吉未能追上姑娘的轿子,两人没有发生实质上的接触。为何谷崎没有在此时就安排清吉与姑娘相识、给姑娘文身呢?这是因为此时的姑娘在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上远高于清吉,不是一介文身师能支配的对象。为了顺利地让清吉给姑娘文身、把姑娘打造成一个妖妇型的女性,就必须使姑娘的身份、地位从属于清吉。因此,谷崎安排了清吉和姑娘的第二次见面,此时的姑娘已不是当初那个清吉“跑了二三百米”也追不上的大小姐,而是见习艺妓。这样的设定,暗示了只有姑娘在社会地位上处于劣势,是清吉能够随意支配的对象时,才能够承载注入了清吉灵魂的文身、成为清吉崇拜的理想女性。也就是说,《文身》虽然表达了男性对女性美的崇拜,但这种崇拜实际上是以男尊女卑的社会地位为前提的。只有当姑娘处于被支配的一方时,崇拜才能顺利达成。
《痴人的爱》的让治谈到婚姻时说“我并不想娶富翁的千金小姐或者有教养的大家闺秀做老婆”[4]。让治毕业于藏前高等工业学校,是电气公司的工程师,有一定的教养且“生活相当宽裕舒适”。富翁的千金小姐和有教养的千金小姐,在社会地位和学识上都与让治处在相同的等级,甚至可能高于让治,都是让治无法支配的对象,所以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妻子人选的范围之外。反观娜奥密,“家住在千束町”——当时的花街且是东京最下层的地段,“家里是卖酒的”——实际上是以买酒为幌子经营皮肉生意的“铭酒屋”。可以看出娜奥密出身卑微。而且从“她每次和我见面,大抵都穿着大概是结界穿剩的铭仙绸旧衣服”“十五岁就在咖啡店打工”[5]等描述中可以看出家境贫寒。不论是社会地位还是经济状况,都远低于让治。这也是他选择娜奥密的原因之一。在谈到收养娜奥密的动机时,让治表示“最初我只是打算先收留在身边,照料生活,如果发现她有发展的前途,再让她接受良好的教育,娶其为妻也未尝不可”[6],“如有发现她有发展前途”,也就是说如果娜奥密的成长不符合让治的心意,随时打算抛弃她。如果对方与让治处在相同地位、甚至高于让治的话,绝不可能轻易抛弃。“如果发现她有发展前途”这样的动机,显示出让治寻找的是一个他能够控制的对象。出身低微、家境贫寒的娜奥密不能反抗让治,为了维持与让治在一起时的风光生活,她也离不开让治。所以对于抱有培养一个理想女性作为妻子的想法的让治来说,是非常合适的对象。
谷崎的很多作品中都能见到赋予女性角色不利条件的设定。如《少年》的光子是妾室的女儿,《饶太郎》的阿缝出身低微且是个惯偷,《春琴抄》春琴的盲目及毁容。这些女性虽然被男性崇拜,但是都被赋予了社会地位或者身体条件上的缺陷,使她们不得不处于从属于男性、被男性支配的立场。在男性的崇拜之情背后隐藏着一股支配之欲,男性始终处于优于女性的地位。
三
《文身》塑造了一个“一切美的都是强者,丑的都是弱者”[7]的世界,可以说谷崎文学的根本审美理念就在于此。然而在谷崎笔下拥有美丽肉体的女子或许是强者,但却不是男女世界的掌权者。女性美丽的肉体能够驱使男性献身于她们、向她们跪拜,但女性并没有强大到足以凌驾于男性世界之上。
谷崎将《文身》故事的时代表述为“那是尘世还不像今日这样激烈互相倾轧的时候。人们还具有所谓‘愚昧’的高尚道德”[8]。在谷崎日后发表的文章中,他明确指出《文身》的故事发生在德川时代。[9]在小说中不明确指出时代背景,而是采取可以模糊的手法,酿成一种犹如伸出乌托邦一般的暧昧的梦想世界的氛围。千叶俊二认为,之所以这样设置时代背景,是因为谷崎需要一个“适合编织自己的梦境的非日常的地方”[10]。换而言之,《文身》中的世界就是谷崎心中的理想世界。然而这个理想世界并非以女性为中心,而是男性中心。
“当年,不论大众戏曲还是通俗画册,充斥着女杀手‘定九郎’、女侠盗‘吾来世’和女天神。认定一切美的都是强者,丑的都是弱者。人人都追求美。终于,甚至向天赋之肉体注以五彩颜料。”[11]
在《文身》的世界中,美是权力,文身是掌握权力的手段。而与名为美的权力直接相连的代表者是女杀手定九郎、女侠盗吾来世和女天神。但是在这里必须注意的是,这些“女性”实际上都是由男性扮演的角色,与真正的女性相距甚远。不仅如此,能够将象征美的文身刺在身上的是“轿夫”“赌徒”“武士”等男性,完全没有提到女性的文身。也就是说,能都拥有名为美的权力的只有男性。并且,能够替他人文身的文身师傅也是“滑稽文”“奴平”“吭吭次郎”“清吉”等男性。不论是美的代表者、所有者还是创造者,都被限定为男性。女性只被描写为“为美妙文身的男子而动情”的存在。
如果说“一切美的都是强者”,那么男性不仅是这个世界的强者,更是创造出这些强者的掌权人。实际上作为女主角的姑娘也正是因为接受了清吉的文身,才蜕变为“真正的美女”。她的美是清吉创造的,清吉跪倒在她的面前也不过像是跪倒在自己创造的作品面前一样。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男女地位的颠倒仅仅流于表面和形式,支撑着这个作品的世界观依旧是男性为中心的。
《痴人的爱》的故事发生在大正年间,日本在明治到昭和年间一直是男尊女卑的社会。抛开大的社会背景,在让治和娜奥密之间,虽然让治向娜奥密倾吐自己的爱意时说“我不仅爱你,说真的,我是在崇拜你啊!”“不论你有什么要求,我都答应你”[12],并且为了挽回娜奥密,甘愿忍受娜奥密和别的男人建立亲密的关系。看起来似乎他对娜奥密的崇拜使得他受到了娜奥密的控制,但实际上两人之间占有主导地位的仍然是让治。因为他具有丰厚的财力。
娜奥密被收养之后,就不再工作,并且在让治的纵容下养成了奢侈的毛病。让治发现娜奥密的出轨、将她赶出家门后,虽然非常不安,但是也并不担心她会就此消失。因为“她心里非常明白,自己过惯了挥霍奢侈的日子,在穷人的社会里根本无法生活,即使投奔别的男人,人家也不会像我这样善待他,不可能随心所欲地任性妄为,别看嘴里说硬话,其实心里盼望着我去接她。”[13]
让治的判断十分准确。后来娜奥密曾借着收拾行李的名义,回到家中,毫不避讳的在让治面前换衣服,露出对让治来说最具有诱惑力的赤裸的脚丫,并“不时偷看我的眼神,似乎在琢磨我的心事”,试探让治对她的态度。当她明白自己对让治仍有吸引力之后,立马开展攻势,利用自己的肉体使让治再一次成为她的俘虏。而在成功之后,娜奥密要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钱:
“我要多少钱,就给我多少钱吗。”[14]
金钱是促使娜奥密回到让治身边的唯一理由,也是让治控制娜奥密的杀手锏。娜奥密可以利用自己的肉体去左右让治,可是她无法离开让治独立生存,所以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回到让治身边。表面上看是娜奥密控制着让治,但实际上真正的主导权在让治手上。女性依附男性、受男性控制的男尊女卑的固有构成并没有因崇拜而改变。
四
谷崎润一郎在《各有所好》写道:“女人不是玩具就是神”。对他来说“制度上的‘女人是男人的私有物’,与男人在内心认为‘要尊重女性’未必是矛盾的。”[15]“玩具”与“神”这看似矛盾的性质统一于女性之中,既是崇拜的对象又是所有物。女性崇拜的主题构建了看似一个男女地位颠倒的世界,但实际上处于支配者一方依旧是男性。因此它并不意味着谷崎意图借此建立女性中心的世界,男性中心的男尊女卑依旧贯穿其中。
参考文献
[1]叶舒宪李继凯《太阳女神的沉浮》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
[2]于雷等译《恶魔》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
[3]郑明钦译《春琴抄》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
[4]汪正球译《饶舌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
[5]小泉浩一郎「谷崎文学の思想──『痴人の愛』を中心に」
[6]紅野敏郎千葉俊二『資料谷崎潤一郎』桜楓社1980年
男性中心主义 篇5
关键词：汤亭亭,男性形象,《女勇士》,女性主义观
自1976年汤亭亭发表成名作《女勇士》以来, 该书便引起了国内外学者与评论家的广泛关注。作者通过移植、杂糅等后现代主义写作手法, 解析了一个在美国出生的华裔女性独特而又丰富的个体经验, 对两性之间的二元对立进行了解构和消解, 该书一直被视为华裔女性文学的杰作。
该书一共由五个部分构成, 分别叙述了五个故事。这五个部分之间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 作者塑造出了许多个性鲜明、活泼生动的女性形象, 也是作者女性价值观的体现。其中, 最具代表的是花木兰英勇无畏, 锐不可当的女勇士形象。因此, 该形象常作为研究作者女性主义观的重点关注形象。有学者认为, 汤亭亭所塑造的花木兰是一个“双性合体”的多元化形象[1], 寄托着作者“对两性间互补、融合、平等的关系的渴求”[2]。然而, 也有学者认为, 该书“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有父权制的影子”, [3]反映了男权价值观的要求。
关于以上分歧, 笔者认为, 研究作者所要表达的女性主义观点和态度, 固然可以通过研究书中的女性形象而得知, 然而关注书中的男性形象, 则能窥探到作者内心潜在的一面。笔者试图通过分析书中的男性形象一窥作者真正的女性主义观。本书中描写到的男性形象可以分为如下三类:“我”母亲讲述的故事里的男性形象, “我”本人及书中女性形象的男性敌人, 以及在故事中或真实生活中与“我”密切相关的男性人物。
一、“我”母亲讲述的故事里的男性形象
书中关于这些人物的故事情节生动完整, 人物的性格较为鲜明突出, 而且多数的姓名未被刻意隐去。如大食客高仲, 周易汉, 陈峦峰、魏庞、医专的严先生和蔡邕等。书中有一段对陈峦峰斗雷神的描写:“他第一次这样吃的时候, 雷神从天上跳下来, 雷神的腿如同参天大树高耸入云。他把雷神的左腿剁断, 雷神扑倒在地。村民们都看到这雷神如同一头蓝色的猪或熊, 头上长角, 身上长翅。陈峦峰跳到雷神身上, 正待砍雷神的头, 咬雷神的喉管时, 村民们劝阻了他。从此以后, 峦峰就专司呼风唤雨。”[5]
与此相似, 书中对此类男性人物的描写均生动细致, 充满了男性形象所代表的力量与果敢, 在字里行间也表达出了赞赏之意。母亲之口塑造出了男性的强壮和勇敢的形象, 使得年幼的“我”自小便充满了拥有男性特征的渴望:“‘长大了你想干什么。小丫头?’‘到俄勒冈去伐木。’”[5]伐木工是一个专属于男性的工种, 而书中的“我”却自幼便想当一个伐木工, 这正是作者男性价值观的体现, 也是对男性超越性的认同。
二、“我”本人及书中女性形象的男性敌人
书中还描写了许多女性的敌人, 多半是男性, 他们或虚幻或真实, 或个体或群体, 如花木兰故事中的巨人、皇太子, 美国的各种“鬼”, 逼死无名姑姑的村民们, 到最后都汇聚成作者所批判的目标———父权社会和父权制度。
这类人物多为面貌狰狞, 性格粗暴, 书中的“我”对此采取的是敌对而激烈的态度:“假如我手中有剑, 我对他的憎恨程度一定会唤来天剑的, 冲他肚子上来一下。”[5]作为一个美籍华裔女性, “我”一直深受阶级和性别两大压迫, 充满了对不公平现象的愤怒和斗争的愿望, “我”希望自己成长为一个女勇士, 勇敢地进行抗争。然而其反抗的形式, 却是以牺牲自身的女性特征为代价的:“‘坏丫头。’母亲冲我大声吼。有时听了这句话, 我不会哭, 反倒会幸灾乐祸。坏丫头不是跟男孩子相差咫尺了吗?”[5]在此, “我”已经全然不顾自身女性特质的消失, 反而为此而沾沾自喜, 极力想摆脱女孩的身份, 从而能够得到周围人的重视与赞赏。
在本书最后一部分《羌笛野曲》中, 作者还记叙了“我”欺负一个中国女孩, 强逼其开口说话的故事:“我看得到她小小的白牙齿, 像婴孩的一样。我希望自己的牙齿长得又大又黄又结实。”[5]事实上, “我”对女孩的欺凌, 正说明“我”试图剥离自己身上的女性特征而获得男性特征及其超越性。这正是对女性气质的否定和牺牲, 也说明了潜意识里作者认为这种气质是一种“不健全”, 只有获得男性特征才是健全优越, 值得自豪的, 并且试图将男性的优越性特征占为己有。正如波伏娃在其代表作《第二性》中提到的那样:“女人羡慕男人的阴茎, 并希望阉割他, 但是, 只有成年女人把她的女性身份作为一种缺陷时, 这种对阴茎的幼稚向往才在她的生活中具有重要性;只有当阴茎体现了男性的一切特权时, 她才希望把男性性器官据为己有。”[4]“我”期望获得男性特征, 正说明了其认为女性特征是一种缺陷与弱势。而其所做的反抗, 正是对男性特征的羡慕与赞赏。
三、在故事中或真实生活中与“我”密切相关的男性人物
这些人物包括花木兰故事里的丈夫、父亲、兄弟, 以及在真实生活中“我”的祖父、父辈、兄弟和周围的同学朋友等。作者对这些人物的描写甚少, 就连最亲近的父亲, 也仅有几句短小的话语。此外, 这类人物还明显带有女性化特征, 与坚韧强大的女勇士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者对这类人物话语和形象的有意弱化, 正是对父权制度的反抗, 以及对二元对立的消解。
然而这种反抗并不彻底:作者特意在花木兰的故事中杂糅了岳飞的形象———在白虎山学艺后, 她回到故里, 父母在她的背上刻上了仇恨。带着这样的仇恨, 她一人带着军队, 英勇作战, 还在途中产子 (一名男孩) , 最后荣归故里, 服侍公婆。这个故事的重新改编使花木兰同时具有了双性的气质, 既如男子一般英勇善战, 又有女子的贤良淑德, 这才是作者眼中真正的“女勇士”。讽刺的是, 这种贤良淑德的女性形象却正是传统父权制度所要求和提倡的。作者对花木兰故事的改编与补充 (产子, 孝顺公婆) , 说明了其内心仍然深深认同, 女性的价值在于符合男权社会的评判标准, 勇敢强大如男子的花木兰, 最后仍然是男权社会的牺牲品。
汤亭亭曾在采访中说道:“我要表现女人的力量, 用男子的力量去增加女子的力量, 如果女子知道男子汉大英雄的故事, 那她就必须有自己去借男子汉的能力和理想, 这样她才变得强大。”[5]由此看来, 花木兰的本体应是一个传统的女性形象, 通过借助男性的力量而变得强大, 从而占有男性的超越性。在汤亭亭看来, 女子本身是弱小的没有力量的, 想要变得强大, 就必须借由“男子汉的能力和理想”, 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其对女性自我的否定。这并非是一个单纯的双性同体的形象, 也并非所谓的追求双性的和谐与平衡如此简单。正如波伏娃所描述的那样:“她的愿望是非常模糊的:她以矛盾的方式希望拥有这种卓越性, 这就意味着, 她既尊重这种卓越性, 同时又否认它, 她想投身于其中, 同时又把它留在自己身上。”[4]作者在书中对待男性形象的不同处理方式和态度反映出了一种矛盾的心态, 强求女性形象剥离自身的女性特征向男性靠拢, 又主动保留男权社会对女性的禁锢与要求。
可见, 作者的女性主义观仍然不够彻底, 带有浓重的父权思想。而从本书中反映出来的女性主义观, 对男性的超越性也是一种又爱又恨的态度:一面斗争, 一面认同。因为认识到男性相对于女性的优越性而赞赏, 又因为处于弱势而憎恨反抗, 在反抗的同时难免对这种优越性产生了羡慕以至期望剥夺的念头。于是作者特意对其书中的男性形象进行了“阉割”, 使其面目模糊, 毫无话语权。作者甚至创造出了花木兰的形象, 试图占有男性的优越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她对男性性别优越性的认同, 以及对女性身份的否定和贬值。这种女性主义观的缺陷, 反映了现今女性主义运动中存在的矛盾, 对于其最终的出路和方向引人深思。
参考文献
[1]陆礼春.基于解构的女性主义书写策略——兼以汤亭亭的《女勇士》为例[J].广西教育, 2012, (3) :90-92.
[2]柳星.“双性同体”:性别二元对立的消解——《女勇士》的女性主义解读[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6, 7 (2) :90-92.
[3]白丽.探寻《女勇士》中的女性主义[J].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 2010, (3) :22-24.
[4]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II[M].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584.
男性中心主义 篇6
亚马逊 (Amazon) 旗下的女装网站Shop Bop网一直都在研究男性的网购方式。依据研究结果, 将于9月份面世的、同属亚马逊的男装网站East Dane将有着与Shop Bop截然不同的界面, 运作方式也是大相径庭。比如, East Dane将主要采用男模颈部以下的照片进行展示, 并将使用更大幅的商品照片, 为每份订单送货时还将附上一条胶带以方便顾客在可能发生的退货时使用。
在数不胜数的、争夺追逐时尚又习惯网购的男性顾客的潮牌和零售商中, East Dane是其中的一家。相对而言, 这个消费群体此前一直被忽视了, 不过这个群体却非常有潜力。剃须产品品牌Harry's、订购服务供应商Birchbox以及眼镜卖家Warby Parker都在过去几年里陆续推出。East Dane的产品展示页面没有使用可能让买家分心的模特, 而是以清晰的大图鼓励买家做决定。这是考虑到男性一般都喜欢买完东西就走。
East Dane的产品展示页面没有使用可能让买家分心的模特, 而是以清晰的大图鼓励买家做决定。这是考虑到男性一般都喜欢买完东西就走。
女性长久以来一直主导着线上和线下的消费时尚, 但是男性的兴趣也在逐渐升温。在未来的几年中, 预计男性消费者将带来巨大的增长, 尤其是当“千禧一代”步入成年之时。尼尔森 (Nielsen) 的数据显示, 女性仍将是家庭购物的主要决策者, 女性也将在网络上花费更多的时间, 但是在2004年到2012年间, 在大多数种类的购买行为上男性消费者的数量都在增加。
男性化妆及护发产品已经被公众普遍接受。男性也已经适应了与女装一样瞬息万变的时尚潮流, 他们接受了修身剪裁, 也接受了裸踝裤的长度。
迈克尔·所罗门 (Michael Solomon) 是费城圣约瑟夫大学 (Saint Joseph's University) 消费者研究中心 (Center for Consumer Research) 的主任, 他说:“在时尚品味上, 男性和女性越来越像了。随着年龄层的降低, 男性和女性间的差异几乎消失了。”
East Dane的主页看起来干净而阳刚, 这和它的姐妹网站Shop Bop的风格迥异。
但是, 就算是非常懂得时尚的男性也和女性有着千差万别。Shop Bop网三分之一的女性客户每天都会浏览这个网站。Shop Bop的总裁杰夫·约希辛 (Jeff Yurcisin) 惊叹道:“每天!一般的男性不会如此痴迷。”因此, East Dane会每周更换主页上的照片, 而不是像Shop Bop那样每天都更换照片。
East Dane和Shop Bop一脉相承, 它们都以不菲──虽然称不上奢侈──的价格出售品牌服装。但是, 为了给East Dane设定阳刚的格调和界面, 该网站的管理人士付出了巨大的努力。East Dane这个名字有一半取自威斯康辛州戴恩县 (Dane County) , 另一半取自这家公司的总部地址 (在戴恩县麦迪逊 (Madison) 东华盛顿大道 (East Washington Avenue) , 它还有一个总部位于纽约) 。该公司的首席营销长达西·佩尼克 (Darcy Penick) 表示:“我们喜欢这个名字威严、阳刚的特质。”
款式指南对男装网站的成功至关重要。虽然女性很享受淘衣服的乐趣, 但是她们并不介意在逛街之后两手空空地回家。不过, 沃顿商学院 (Wharton School) 从事消费者行为研究的市场营销学教授大卫·贝尔 (David Bell) 表示:“对于一个男人来讲, 逛了半天却一无所获会被视为一种失败。”
East Dane将为顾客提供如何搭配职场装扮的建议。这个网站还有一项功能, 那就是男性客户可以保存他们希望将来购买的品牌的信息。约希辛表示, 男性更倾向于信赖专家的建议, 而不是朋友的建议, 并且男性更倾向于购买之前购买过的品牌。
为了使挑选服装变得更加简单, East Dane大胆地移开了通常位于页面左侧的导航栏, 而使用这种导航栏早已成为了很多网站的惯例。East Dane的网站也有导航栏, 不过它的导航栏被设置在了页面顶端。虽然约希辛承认, 让消费者学习新的导航方式有一定风险, 但他表示, 这能为那些更大的产品图片节省出宝贵的空间。他说, 男性希望看到更少选项, 以及更简化的导航。
女性服装购物网站Shop Bop看起来很柔美, 并鼓励浏览者在网上闲逛。这是因为女性一般很享受网上购物, 将其视为一种娱乐。
其他的发现包括:男性认为, 模特的面孔会让人分心。另外, 男性不希望看起来像“礼物”的包裹被派送到家里:所以, East Dane没有采用Shop Bop在包装商品时使用的那种包装纸。
男性甚至对邮寄退货也可能产生与女性不同的感受。尽管女性也讨厌退货, 但是这个因素不太可能成为阻碍女性购物的原因。佩尼克称:“我们持续收到以下反馈:男性往往觉得退货的过程──从找到邮寄的盒子到支付邮资──都有点让人打退堂鼓。”这才有了East Dane附送胶带的做法。
就像百货商场的男士楼层一样, East Dane看起来是截然不同的一个网站, 但是这个网站与Shop Bop网共享着同样的管理人员、分销系统, 甚至购物车。顾客可以把两个网站的商品放在一个购物车里。
其他的男士网站都逐渐认识到了迎合男士购物特色的必要性。Bonobos是一家2007年成立的男装零售公司, 在该公司意识到男性有在买单前触摸及感受面料的强烈需求后, 最近它的业务实现了增长。Bonobos在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波士顿以及其他大城市开设了很多“试衣店”, 在那里男性顾客可以与造型师会面, 试穿衣服, 并随后在网上下单。该公司的首席执行长安迪·邓恩 (Andy Dunn) 表示, 这些并不直接出售商品的展销店令Bonobos的营销费用减少了一半, 从此前占净利润的20%以上降至不到10%。他说:“试衣店和苹果公司 (Apple) 天才吧 (Genius Bar) 的理念如出一辙。”他没有披露相关的销售数据。
男性中心主义 篇7
正如诗派名称所示, 该诗派的诗人有着强烈的倾诉欲望。他们甚至会将自己最私人的事情和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情感通过诗歌的形式倾泻出来。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释放内心的压抑情绪, 获得重新生活下去的动力。正如普拉斯自己曾经说道:“诗歌好比维系生命流动的血液, 我无法停止诗歌创作。”
《老爸》这首诗是普拉斯写给她去世的父亲的。普拉斯的父亲在她八岁时就意外去世了, 这对于当时年幼的普拉斯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一击。从此以后, 普拉斯就一直对自己的父亲怀恨在心, 认为父亲是故意在自己最依恋他的时候离她而去的。从小缺乏父爱的普拉斯非常渴望找到一个能够像父亲般疼爱自己的丈夫。英国诗人休斯就是她理想中的男人。在普拉斯的眼中, 休斯就是父亲的替身, 同时担任着丈夫和父亲的角色。本以为可以踏上人生幸福旅途的普拉斯不料在随后的婚姻生活中遭遇了了丈夫的背叛。这使得普拉斯对男人的憎恨达到了极致。这个时期, 普拉斯创作的作品充斥着强烈的女权意识, 而《老爸》正是该时期的巅峰之作。写诗的当天, 丈夫同意与她离婚。普拉斯希望借此诗彻底摆脱对父亲, 丈夫以及所有男性的依赖, 获得重生。尽管如此, 普拉斯在四个月后还是按捺不住内心的痛苦和寂寞, 结束了年仅三十岁的生命。
前人在研究该诗时候往往注重的是诗中反映出来的女权意识, 而笔者认为在反抗男性的主旋律背后隐藏这普拉斯对男性深深的依恋。导致普拉斯最终悲剧的原因正是普拉斯对男性爱恨交加的矛盾情结。
二父权的反抗
《老爸》表面上写得是普拉斯死去的父亲, 但其实父亲所代表的其实是所有男性。因此诗歌中对父亲的反抗其实是对父权的反抗。普拉斯首先以受压迫者的口吻将对父亲的不满和愤慨通通发泄出来, 接着她从被压迫者变成了复仇者将父亲和丈夫一齐杀死。而这个杀死父亲和丈夫的仪式也就代表普拉斯和男性彻底决裂, 获得了自由。
普拉斯的诗歌适合大声朗读。当你大声朗读时, 你能感受到普拉斯歇斯底里愤怒的呐喊声。在休斯授权的传记《苦涩的名声:塞尔维亚.普拉斯的一生》中有这样一段话:“任何听过那年十月塞尔维亚为英国文化协会准备的《老爸》录音的人都无法忘记她声音中的那种愤怒, 以及她在宣布摆脱鬼魂的父亲和丈夫获得自由时的那种压抑了很久的怒气。”其中第27行“我, 我, 我, 我说不出话来”体现了普拉斯在父亲的专横统治下失去了自由表达观点的权利。而第45行“装甲兵, 装甲兵, 哦, 你”和第50行“像你一样的畜生有着一颗畜生, 畜生一般的心”表现的则是普拉斯在遭受压迫之后所爆发出来的的对父亲的叱骂。在倍受压迫的普拉斯眼中, 父亲和专横残忍的希特勒画上了等号, 成了装甲兵。普拉斯甚至更加夸张的对自己的父亲说出不敬的词语“畜生”, 而且还一连使用了三次。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她受压迫之深, 愤怒之强烈。
不仅诗歌的语气能反映父权反抗这一主题, 诗中的比喻同样也不例外。诗歌的开头, 诗人就将父亲比作一只黑色的鞋子, 自己比作鞋子里的那只脚:“你不中用了, 你不中用了/你再也不中用, 黑色的鞋子/我犹如一只脚在里面/活了三十年, 苍白又可怜/几乎不敢呼吸或打喷嚏。”可见, 普拉斯在父亲的统治下一直过着一种恐惧和不安的生活。在诗歌的一开头她终于有勇气宣判和父亲的决裂。一旦她决定彻底摆脱父亲, 父亲就再也不能控制和影响她的人生了。诗中的第二个比喻出现在29行, “我认为每个德国人都是你/而那语言很脏/一辆火车头, 一辆火车头/在间歇的欻欻声中把我像犹太人发落/一个遣送到达豪, 奥斯威辛或贝尔森的犹太人/我开始像犹太人一样说话/我想我最好还是做个犹太人。”普拉斯将父亲比作德国纳粹, 将自己比作犹太人表现出了自己的受压迫之深:父亲对自己的压迫就好比纳粹对犹太人的压迫。某些评论家认为普拉斯将自己遭受到的压迫和犹太人所遭受到的压迫相比是不妥的, 因为这两者之间没有可比性。而这个比喻有一定的合理性。关于本诗, 诗人曾写道:“这是一首有恋父情结的女孩所作的诗。她的父亲去世时, 她曾以为他是上帝, 但她的父亲又是个纳粹分子, 而她的母亲很可能有犹太血统, 这使得她的景况复杂起来。在这位女儿身上, 两种血统既融为一体, 又相互消解。在得到解脱之前, 她不得不将这可怕的小预言上演出来。”普拉斯具有严重的恋父情结, 但父亲的压迫又使他产生了憎恨之情, 这样爱恨交加的矛盾情节让普拉斯痛苦不堪, 所以她必须上演一个“可怕的小预言”使自己从这种痛苦的挣扎中解脱出来。这个“可怕的小预言”就是将父亲对自己的压迫夸张到最恶劣的程度———纳粹对犹太人的压迫, 从而成功摆脱对父亲的依恋之情, 逃离痛苦。普拉斯只有把比喻想象成现实, 才能摆脱父亲的统治。诗中的另一个比喻出现在第71行“如果我杀掉了一人, 就等于杀掉两个———/他饮吸我的血已有一年, /已经七年, 如果你真想知道。/老爸, 你现在尽可安息。/你肥大的黑心中钉着一根木桩/村民们从来就不曾喜欢过你。/他们在你上面又是跳舞又是跺脚, /下面躺着的是你, 对此他们一直了解。/老爸, 老爸, 你这混蛋, 我已了结。”在这一部分, 普拉斯将父亲比喻成附在丈夫身上的吸血鬼, 利用丈夫的身体来折磨她。为了报复父亲的这种行为, 普拉斯进行了民间驱除吸血鬼的仪式, 彻底的将父亲杀死。从普拉斯的生平中我们了解到普拉斯一直将父亲作为选择丈夫的标准, 连休斯都感觉到自己对于普拉斯来说就是她父亲的化身。休斯在他的诗歌“黑大衣”中也有所提及:“和所拍摄的对象一样明显, /这好像是背对那正冻结的大海的一个/圈套你已故的父亲刚从里面爬了出来。/当镜头校准时, /我没有感觉到他是如何偷偷进入我的体内。”正是因为如此, 诗中才会写到杀死了丈夫就等于同时杀死了丈夫和附在丈夫身体上父亲的灵魂。普拉斯和丈夫结婚七年, 遭到丈夫背叛长达一年时间。愤怒的普拉斯终于无法忍受下去了, 她从受压迫者变成复仇者, 将压迫者通通杀死, 获得独立和自由。
三男性的依赖
虽然本诗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父亲的怨恨, 但是仔细阅读你就不难发现诗中同样也透露出了普拉斯对父亲的依恋。普拉斯的传记《苦涩的名声:塞尔维亚.普拉斯的一生》有一段关于本诗的评论:“然而这首出色诗篇的奇妙之处在于愤怒的背后暗藏了一个抽泣的, 情感强烈的声音。这个声音就是一个报复性的, 深受伤害的孩子对自己深爱的父母所发出猛攻。”正是因为普拉斯对父亲无比依恋和热爱才使得父亲的意外离去激起了她对父亲的怨恨。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她如此写道:“我父亲过世, 我们搬到内地。从此, 我生活中的那九年像封存在一只瓶子中的小船一样———美丽、不可触及、废弃了, 一个优美的、飞翔的白色神话。”可见父亲就是他生命的全部。
本诗三处透露出普拉斯对父亲的依恋。第一处出现在诗歌的第三节:“一颗脑袋深藏于变幻莫测的大西洋, /在其中它倾洒着青豆的黛绿, /覆盖了美丽的瑙塞特港外那片水域的蔚蓝。/我曾经常祈祷以便重新把你找到。/哦, 把你找到。”这一节描绘的是普拉斯回忆自己童年时期和父亲在海边玩耍的场景。父亲相伴的童年生活对于普拉斯来说是无比美好的回忆, 她甚至想重新在海边找回自己的父亲。第二处出现在第57行:“I was ten when they buried you./At twenty I tried to die/And get back, back, back to you./I thought even the bones would do.”据普拉斯的生平, 她在20岁时躲到地下室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 企图自杀, 但最终被救活。普拉斯在本诗中也透露了自杀的原因:她太想念父亲了, 而回到他身边唯一的办法就是自杀。普拉斯在遇到挫折, 精神几度将崩溃时, 曾在日记中写道, 她需要父亲, 需要年长和聪明些的人, 可以在那人面前痛痛快快的哭一场。可见普拉斯不管表面上表现的多么坚强, 多么独立, 内心还是脆弱的, 需要依靠的, 而她最渴望依靠的人就是父亲。这里一连用了三个“back”, 足以表现普拉斯对父亲的依恋之强烈。最后一句又更进一步表现了普拉斯对自己向父亲回归的坚决态度:“即使回去看到的是一堆白骨我也愿意。”第三处出现在48行“Every woman adores a Fascist”:“每个女人都倾慕一个法西斯分子。”这里的法西斯分子象征的是具有浓重父权思想的大男子主义者, 以普拉斯的父亲和丈夫为代表。这句话体现了普拉斯爱情观的独特之处。尽管她意识到爱上“法西斯分子”的后果是遭受压迫和痛苦, 可还是无法控制自己爱上他们。为了得到他们的爱, 她宁愿承受痛苦。这表现了普拉斯对男性的依恋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四、普拉斯在写完本诗后写信给母亲说自己会鼓起勇气开始新的人生, 可不料四个月后她还是结束了生命
透过这首诗我们可以得出普拉斯自杀的原因:一方面极力想摆脱父权的统治, 一方面又无法摆脱对男性的依赖。普拉斯无法忍受这种矛盾所带来的痛苦, 只能靠自杀来结束这一切。
普拉斯往往被看作是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驱, 而在我看来普拉斯虽具有女权意识, 但绝不是彻底的女权主义者。她表面表现出来的强悍的女权主义者形象与她内心对男性的极度崇拜和依恋的弱女子形象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波伏娃的《第二性》曾深入的分析过女性在社会中承担的角色, 身份与义务, 从生理上, 历史形成上, 从社会分工上, 女性都被看作是一个“他者”, 不是中心的, 而是边缘化的。
普拉斯对于这种他者地位发起了挑战, 努力想摆脱父权的统治, 实现自我的价值。但在波伏娃看来, 女人想要超越由她生理结构决定的命运实在太难了。那些服从命运的女人虽然失去了自我, 但生活中却心安理得。而像普拉斯这样试图摆脱他者地位的女性却不得不在现实的牢笼里四处碰壁, 生活在矛盾的心态下, 一旦遭遇到不幸, 孤独和焦虑就会像噩梦般袭来, 自杀的冲动也会随之而来。
普拉斯对男性的憎恨和爱恋都达到了极点, 她无法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 只能要么恨之入骨, 要么爱之深切。对普拉斯而言, 父亲和丈夫无疑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普拉斯在摆脱了父权统治的同时, 也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精神支柱:父亲和丈夫的爱。失去了这个这个精神支撑, 普拉斯也就丧失了生活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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