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公务员考试

2024-06-15

民国时期的公务员考试(精选四篇)

民国时期的公务员考试 篇1

一、民国时期高等学校考试制度的特点

1. 完善入学考试制度, 选拔优秀人才。

高校入学考试制度在民国时期可资借鉴的有统一考试、计划招生和单独考试。

单独考试。单独考试的时间是在1912—1932年, 其优点是有着灵活的方法, 利于选拔特殊的人才。如果一些考生在某一学科存在着潜能和创造力, 则即便在其他的学科跛脚, 也不至于名落孙山。当时闻名全国的农民诗人臧克家在参加山东大学招生时, 数学考试打了0分, 而语文考试打了98分, 庆幸的是, 当时的主考老师是闻一多。闻先生独具慧眼, 认为臧克家在文学上一定会有造诣, 便破格录取了他, 而后来的事实也证实了闻一多的伯乐之才[2]56。

因为学校掌握着入学考试权, 还利于改革人才选拔制度。北京大学在1920年2月, 招收了9名女子旁听生, 第一次将男女不能同校的禁律打破。这项改革措施很快波及全国, 各地高校纷纷效仿。在国内, 男女同校, 平等接受教育开始蔚然成风。同时, 由于学校掌管着入学考试权, 还使考生拥有着多次选择的权利。考生可同时报考几所高校, 这样就对一次高考定终身的弊端进行了规避。

学校掌握入学考试权的弊端是, 各个学校有不同难度的命题, 同时在录取、评分和监考上, 也有着不同的标准, 这样就无法实现考生在平等条件下的竞争。同时由于各地教育有着不均衡的发展, 都采取的是自行招生的制度, 所以落后省区和边疆地区的升学人数就无法得到保证。同时, 在全国范围内, 教育部并没有将招生计划进行统一, 所以招收的文科生的总数, 要远远高于理科生, 有较为严重的比例失调现象。这样会对科技人才的培养形成一定的阻碍, 进而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影响[3]88。

计划招生。南京国民政府在1933—1937年期间, 对高校入学考试实行的是计划招生, 对各大学规定设有文科类学院。实施计划招生后, 改善了高校文理科学生比例失调的状况。全国高等学校在1933年共招收42936名学生, 其中, 理科生比例为33%, 文科生为67%, 而到了1937年, 高校招收学生总数为31185, 其中理科生为51.2%, 文科生为48.8%, 由这组数字能够看出, 已经基本上达到了教育当局的目的, 但还是没有解决各校自行考试、命题和录取的弊端[4]123。

统一考试。南京国民政府在1938—1940年期间, 实行的是统一招生, 并在推行的过程中, 逐步完善这一考试制度, 由开始的统一命题考试而逐步发展为统一考试、阅卷、评分和录取。在这三年期间, 采用的计分方法相对科学, 而这也是向标准化考试的尝试。需要强调的是, 统一招生并没有持续较长的时间, 同时也没有较多的院校参与, 但这种招生考试的统一, 利于高校人才选拔质量的提升, 起到了督促中学实现教学目标的作用。

总之, 在民国时期, 有着多元化的入学考试制度, 无论是统一考试、计划招生, 还是单独考试, 都存在着各自的得失利弊, 需要扬长避短, 而对入学考试制度进行完善, 是带给我们的有益的启示。

2. 加强平时考试, 形成良好的学风和考风。

高校在民国时期, 对学生平时的学习成绩是非常重视的。1922年, 交通大学曾经颁布了《考试成绩规则》, 三年后再次出台了《考核成绩规则》, 前者将学生的学习成绩分为两类, 即考分成绩和积分成绩[5]19。

考分成绩具体是在每一学期末, 对每一门课程进行考试, 考试时有着非常严格的纪律, 考生都是对号入座, 并在规定的时间交卷和退出考场。交卷后, 不允许更改答案或者翻阅他人试卷。一旦有违规现象, 则严厉惩戒。各科成绩分为六个等级, 及格分数为60分, 满分成绩为100分, 学业成绩在戊等, 即40分以下者, 给予一次补考的机会, 60分为最高的补考成绩。积分成绩也就是平时成绩。可根据需要, 由教授们对各科举行临时考试, 或者根据学生的平时成绩酌情计分, 将所得分数, 进行计算和积分, 即便是积分成绩超过95分的, 也需要进行科目的学期考试, 不允许免考。40分是各门功课积分最低分数线, 若低于这个平均分数段, 则不允许参加学期考试, 必须参加补习。若补习成绩仍旧不合格的, 则勒令退学。

这两种考核方法和积分成绩的奖惩措施, 可使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极大地调动起来, 规避了学生考试时突击、平时不努力的弊端。南京国民政府还要求, 学生平时的作业、练习成绩、读书札记和听课笔记, 都作为平时的考核成绩。若学生平时每学科有着比较合理的成绩, 则会促进形成良好的学风和考风, 不仅督促学生平时刻苦学习, 而且还能将知识融会贯通。只有进一步端正学风和考风, 学校才能向良性循环的轨道迈进。

3. 重视考察能力, 促进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

高校在民国时期, 对考察学生的能力非常重视。教育部在1943年明文规定, 将师范学院学生的实习分为三个部分:即行政实习和教学、见习、担任实习教师。这三部分都是为期两个月, 指导委员会由教授、各系主任和院长组成, 负责督导工作。每次实习结束后, 实习生应举行实习研讨会, 并递交书面报告。只有实习成绩合格的学生, 才允许参加学科毕业实验。成绩及格者可担任为期半年的实习工作人员或学校实习教师, 期满后上交实习报告, 考核合格后转呈教育部复核, 下发教师资格证书和毕业证书, 并正式分配工作。

南京政府还具体规定了毕业论文和毕业实习的要求:从第二学期起, 农、工、商学院应在寒暑假期间, 在校外实习一段时间, 若此项实习欠缺, 则不允许毕业。各个学校自行规定实行程序, 并上交教育部批准审核。规定毕业生在最后一个学年的上学期开始, 对毕业论文研究题目自行选定, 并自行撰述, 在此过程中, 可由相关教师进行指导, 由毕业委员会评定学生毕业期间提交的毕业论文。毕业论文的成绩和各学期成绩及毕业成绩合并, 统一核算之后, 作为毕业成绩[6]47。

在高考制度中, 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的关键, 是加强学生的能力。这样促进了学生由单一思维模式向多元思维模式转化, 提升了学生的创造力, 利于学生由单纯的记忆能力向创造能力转变。

二、民国时期高校考试制度改革镜鉴

从1938—1944年, 在这七年的时间里, 教育部长职务由陈立夫先生担任, 而高等教育司司长一职, 是由北京大学教育系主任吴俊升担任。他们共同将教育政策确认为以救国为目的, 并主张在有限范围内规范高教措施, 是非常必要和合理的。在《战时教育行政回忆》一书中, 陈立夫先生提到, 为了将大学生入学水准统一, 解决大学生入学考试的困难, 并解除高中毕业生四处奔波之苦, 可在后方十九省市分区实施大学入学统一考试办法。国民党在1949年迁往台湾之后, 民国时期的决策阶层依然是决策者。他们按照在大陆时期积累的丰富经验, 对高等教育行政进行规划, 实施和建立大学联招就是其中一例。在《战时教育行政回忆》一书中, 陈立夫先生有过详细的记载:“我在战时为临时及久远着想而创立的若干制度, 经过了二三十年, 现在还继续在台湾施行。例如, 大学联合考试制度等等, 都是经过时间的考验, 而证明其确能适应需要而能继续存在的。”由此可见, 台湾大学联招考试制度就是对抗战时期所实施的公立大学统一招生制度的沿袭[7]102。

民国时期的大学入学考试制度, 包括分区联合招考和统一招考, 对生源质量的提升、高等教育规划的统筹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进一步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发展。它有效衔接高中和大学教育, 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区域公平。同时, 也将入学考试制度中的一些弊端暴露出来, 如规划和管理过于集权化, 教育部规定的高度划一和整齐, 在阅卷、考试科目、命题、报名和招生的各个环节渗透, 这种招生制度的高度集中化, 在某种意义上对高校自主权的发挥起到了很大的限制。而这一弊端, 在台湾国民党所实行的大学联考制度和建国初期大陆所实行的高考制度上, 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和体现。而两岸所实施的统招措施, 在民国时期, 都以萌芽状态存在。

总而言之, 考试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中, 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它不仅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渗透, 并且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对考试制度史的研究, 并不单单是对历史的真实性进行还原, 而是为了能更好地对考试演变和发展过程中的规律予以揭示, 进而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所以, 鉴古知今, 分析和考察民国时期的入学考试制度, 可对大陆和台湾入学考试制度的自觉性和合理性有着更深的了解, 对其发展过程中的成败得失有着进一步掌握, 并对当今高考改革提供参考和镜鉴。

参考文献

[1]陈彬莉.高考制度历史演变轨迹探析[J].山西师大学报, 2007 (1) .

[2]吴江.民国时期的大学入学考试[J].钟山风雨, 2007 (5) .

[3]胡向东.民国时期关于教育考试问题的三次论争[J].教育与考试, 2008 (6) .

[4]杨李娜.民国时期的大学招考制度及其影响[J].漳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5 (4) .

[5]冉春.民国时期高校统一招生政策及其意义[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 2003 (9) .

[6]刘清华.民国时期高校招生考试与学校教育的关系[J].宁波大学学报, 2004 (5) .

民国时期的公务员考试 篇2

反腐败

改革党的纪检制度

会议强调,全党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反腐败斗争的形势判断和要求部署上来,把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作为重要任务和工作目标,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严肃查处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充分发挥震慑力。预防腐败必须从狠抓党风建设入手,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宗旨意识,树立“三个自信”,坚决纠正“四风”,切实改进作风。

要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加强反腐败工作体制机制创新,完善纪委派驻机构统一管理,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健全和完善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把落实《工作规划》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切实担负起全面领导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主体责任。

会议指出,要把职能转变作为改革的核心、把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重要抓手和突破口,继续简政放权,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要把群众需求作为改革的重点,着力解决好事关民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要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坚持精简统一效能原则,推进机构和职责整合,规范机构设置,加强机构编制的刚性约束力,坚决查处机构编制违规违纪行为。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积极性,鼓励地方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进行改革探索,大胆创新。

多名高官被查 制度反腐进入新时期

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6名省部级官员被查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表示,仅26日、27日两天内,接连查处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四名涉嫌严重违纪的高管,包括副总经理王永春、李华林。而十八大以来,被查处的省部级高官多达6名:四川省原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四川省原省委常委、副省长郭永祥,广西壮族自治区原政协副主席、区总工会主席李达球,内蒙古自治区原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素毅。多名高官落马,显示了党中央反腐倡廉的决心和力度;“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决心。

竹立家提出,今年以来,中纪委下派10个中央巡视组,出重拳“打老虎”,使中央巡视制度这一反腐措施,充分发挥作用。

目前,中央巡视组对内蒙古、江西、湖北、重庆、贵州、水利部、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版集团、中国人民大学开展巡视,对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进行抽查。

中央巡视组将进驻被巡视单位两个月左右,均已对外公开了巡视组的相关信息,包括巡视组组长、副组长名单及通信地址、值班电话、手机等。

进入制度反腐新时期

他认为,当前,中国反腐已进入了制度反腐的新时期,亟待从经济、政治、法律等各个具体环节,建立反腐败制度体系,堵住腐败漏洞。比如如何规范网络反腐平台,建立资料收集、舆论应对、案件查证、结论反馈的机制,避免网络反腐成为运动式反腐;建立个人住房信息联网平台,加大腐败曝光的几率;建立对“裸官”的监督机制,完善官员个人事项申报制度。竹立家称特别是近日公开审理的***案,首次采用了微博直播的方式,更显示出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的鲜明态度。

民国首次公务员考试 篇3

对报考公务员的资格,当时的南京考试院明确“大学毕业,均可应考”,即在公私立大学、独立学院、专科学校毕业的有毕业证书的大学生都能报考。报考条件虽然看来挺宽松,但如果没有人推荐,就难以通过审核。根据当时规定,参加公务员考试,需要两名现任公务员推荐并担任保证人。

考试时间从7月15日一直持续到7月21日,长达一个星期。

考试前一天,《中央日报》以大篇幅刊登了考试科目日程表,考试分为普通行政人员考试、财务行政人员考试、教育行政人员考试、外交官领事官考试、警察行政人员考试五种。考场分配表则显示,考点设在当时位于成贤街的中央大学大礼堂、体育馆以及南京中学第一院,也就是今天的东南大学与宁海中学附近。

对当年考生来说,考试不仅是个脑力活,还是个体力活。比如,普通行政人员考试科目就有包括国文、民法、刑法、行政法、中国近代政治史等12门之多。每天早上4点,考生得赶到指定地点集合等候点名,6点开始考试,迟到就不能入场,每门科目考3个小时,大多数时候一天考两门。

尽管是民国时期第一次公务员考试,但不少商家还是从中嗅到商机,纷纷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比如,为了吸引考生买书,上海一家出版社打出特价,《财务行政人员考试大全》装订8册,定价8元,特价6元。太平路上一家酒店特意标明“优待考试诸君”,凡持有考试证明住宿的考生,房租一律打八折。

由于考试内容偏难偏繁等原因,通过笔试的人数少得可怜,最终及格的只有40人。除了党义和国文分数稍微高些,其他科目平均分都在50分到55分,基础学科的平均分都在30分,经济学最低,只有20分左右。

后来,经南京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亲自向国民政府申请,给考生普遍加10分,才勉强录取足额100名。这100人中,曾有工作经历的占到40%,平均年龄在27岁到28岁,据记载,这100名合格者中没有一名女性。

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名言 篇4

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名言

Post By:2009-11-24 14:20:00

蔡元培、蒋梦麟、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郭秉文、唐文治、萨本栋、罗家伦、任鸿隽、胡先骕等大学校长,是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先行者、奠基人。他们都有在美国留学的经历,又是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们曾在北大、清华、南开等著名大学担任校长,为坚持学术自由、教育独立、教授治校和学生自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现代学术传统和现代教育制度被中断了。学统的中断和制度的断裂,让后人走了很多弯路。因此,他们的教育理念、办学实践和人格风范,是中国教育复兴的精神资源。

强国之道,不在强兵,而在强民。强民之道,惟在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

——蒋梦麟

教育是给人戴一副有光的眼睛,能明白观察;不是给人穿一件锦绣的衣服,在人前夸耀。

——胡适

所谓大学者。非谓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

只知道压迫着学生读死书的学校。结果不过是造出一群“病鬼”来。一点用处也没有。

——张伯苓

科学精神是什么?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竺可桢

近年来高等教育偏重知识的灌输,而缺少精神人格的训练。

——罗家伦

大学生四年毕业,并非教育的终了。乃是教育的开始。

——任鸿隽

大学教育,既贵专精,尤贵宏通。

——胡先骕

上一篇:远端胃癌下一篇:策略突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