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资本金

项目资本金（精选十篇）

项目资本金 篇1

猜猜, 我开出的处方是什么?管制资本项目!

这并不是我一时心血来潮, 我2011至2012年在《金融博览》上的系列专栏文章, 早已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过去认为, 今天也还坚持, 不考虑与其他制度之间的匹配性, 简单认为开放资本项目就是经济自由, 而管制资本项目就是反经济自由, 完全是错误。

我相信, 如果没有俄罗斯的经济危机, 人们一定会骂我发神经。然而面对俄罗斯经济危机, 虽然可能还会骂, 但是骂我的话总要在脑子里转几转才能出来吧。

如果货币制度健康, 那么资本项目不开放就是破坏经济自由。但如果货币制度不健康, 那么资本项目管制, 就不是破坏经济自由, 而恰恰是经济自由。我不是说资本项目管制好, 但是在货币制度出了问题的条件下, 资本项目自由兑换还好吗?货币制度有问题, 负号 (-) , 资本项目自由兑换, 正号 (+) , 负正得负嘛;资本项目管制呢, 负号 (-) , 负负得正了。

为什么美国、欧洲资本账户开放没有问题, 俄罗斯、泰国这样的国家就发生危机?因为前者货币制度相对健康, 后者则相对脆弱。发展中国家不只是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低下, 制度也是相对不健全的。别的不论, 发展中国家央行的独立性能和发达国家能相比吗?当今世界, 领导人非终身制而又实行信用货币制度, 货币超发, 流动性泛滥, 虚拟经济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 自我循环、自我膨胀就成为常态。今天世界经济的很多问题, 根源正在于货币制度出了问题。根本的解决之道, 是彻底的货币制度改革。在货币制度不能改革或者还没有改革的条件下, 还要坚持资本项目自由兑换, 就是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我认为, 不要说发展中国家了, 就是发达国家, 对短期资金的跨国流动实行一定程度的限制也是必要的。

我是主张发展中国家实行固定汇率加资本项目管制的。固定汇率千不好, 万不好, 但有一条好, 就是提供了货币纪律。那些认为固定汇率会导致国内价格不稳定的人, 应该去调查一下, 看看发展中国家到底是实行固定汇率的时候国内价格稳定, 还是实行浮动汇率的时候国内价格稳定。别的国家不说, 中国是1994年到2005年价格稳定, 还是2005年后价格稳定?

企业、项目和资本 篇2

但纵观全球，船舶、海工行业双双处于逆周期运行，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的矛盾没有根本改变，行业转型期的压力不小，在某些领域如散货船、小海工、自升式钻井平台等领域的积累风险显著，产业进一步升级蓄势待发。在此背景下，船厂、船东和金融机构都聚焦于风险，一方面“有单不敢接、不能接”；另一方面商业融资渠道普遍收窄，融资条件更加严苛，与此同时，对官方出口信用机构（Export Credit Agency，简称“ECA机构”）支持的融资（以下简称“ECA融资”）需求显著增加。

ECA融资是船舶、海工领域传统的重要融资渠道。作为中国的ECA机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保”）是拥有中国政府主权信用的，国家财政出资的非盈利性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其职能在于利用政策性金融工具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船舶、海工行业是中国信保的重点支持行业之一。

具体来说，中国信保与船舶、海工行业匹配的融资保险产品和服务主要分为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和担保业务三大块。其中，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主要指出口买方信贷保险和海外租赁保险，主要通过保障船东融资的风险来促进船舶出口；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主要指买方违约保险，主要解决船厂端的风险保险及融资问题；担保业务是在匹配上述险种的基础上，通过融资担保和预付款保函等帮助船厂/船东有效解决融资及风险难题。在ECA融资结构中，中国信保可以为银行或租赁公司向船东融资提供还款保证，降低银行和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的融资风险。同时。通过解决船东的融资问题，帮助我国船厂获取出口订单或保障已获取订单的有效执行。

可以说，以中国信保为代表的ECA机构是船厂、船东、项目和资本的桥梁。通过中国信保与各类金融机构的合作，可充分撬动市场资源、体现促进出口的政策意图，以保险促融资，以融资保订单，促进中国船舶及海工制造业的健康发展。

在船舶、海工领域，中国信保支持的ECA融资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信保的政策性属性能为船舶、海工行业提供更加强有力的支持。

船舶、海工行业都是典型的强周期性行业，船舶市场主要受国际贸易情况的影响，而海工市场的景气程度主要与国际能源市场的需求和价格相关联。目前，航运及造船市场持续低迷，虽有潮起潮落，细分市场间此消彼长，但和上一轮周期的高点不可同日而语；对于海工市场而言，油气价格更是和一年前的高峰时期一泄千里，各大油公司进入紧缩银根的时代。国际上大大小小的船东公司、油服公司经过这一轮大浪淘沙般的周期洗礼，资质良莠不齐，且现金流普遍紧张，融资需求旺盛。不同的船舶类型也进入不同的风险周期，提供出口信贷的银行和搭建租赁结构的租赁公司对船东风险及其他商业和政治风险普遍有较高的保险需求，融资问题的解决直接影响着中国船企的接单能力和订单执行。

在船舶、海工融资领域中，商业性金融机构受到资本金、杠杆率、流动性、风险拨备等因素制约，普遍呈现顺周期性发展的特点，在繁荣时期主动出击，四面扩张，在紧缩期则被动调整，节衣缩食，更多侧重于锦上添花。但中国信保与传统的商业性金融机构在运行机制上存在根本性不同，可以说，中国信保是我国政府手中逆周期调控的政策工具，越是市场走低、风险高发，越是中国信保需要主动作为、撑起保护伞的时刻，更多侧重于雪中送炭、烫平我国外向型经济的波动。

实际上，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至今，国務院已经五次向中国信保下达专项任务，“421”融资保险专项安排已经常态化，作为“一带一路”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根据国务院的部署安排，中国信保承担了“一带一路”建设近期47项重点工作中的14项相关工作，且集中在专项规划制定、推动重大项目落实、建设重大项目储备库等重要方面，这体现的都是国家意志。

中国信保在船舶、海工行业的业务数据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点。2008年以前，中国信保通过出口买方信贷保险和海外租赁保险，在船舶、海工行业的船东融资领域仅承保了9.93亿美元，对应船舶建造合同金额13.04亿美元，而从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至2015年10月底，中国信保在船东融资领域累计承保了95.6亿美元，对应船舶建造合同金额109.9亿美元。以上数据说明中国信保实实在在地体现了贯彻国家政策意图、对抗危机、稳定外需的作用。

第二，中国信保具备风险保障的特点，能够更好的发挥对船舶、海工业务的支持作用。

在ECA融资结构中，作为风险保障的提供者，中国信保的本职工作在于识别风险、管理风险、定价风险、转移风险等。但是，必须看到，相对于商业性机构而言，在特定的国别、市场，中国信保并不一定风险管理水平更高、风险识别能力更强，而根本在于其“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出具保险单”的中国政府信用，根本在于其完整的风险补偿机制。近年来，在巴塞尔协议日趋严格的监管标准下，无论是政策性银行还是商业银行，无论是中资银行还是外资银行，抑或单边、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都愈发强调资本约束的重要性。在此背景下，中国信保保障的出口信贷业务风险权重可以直接设置为零，无疑对各类金融机构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如前所述，截至目前，中国信保在船舶和海工领域的承保金额已超过100亿美元，为超过100亿美元的船舶建造合同提供了风险保障。从风险补偿方面来看，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至今，中国信保累计支付赔款已超过55亿美元，直接撬动的融资规模超过1.9万亿元人民币。在船舶、海工领域，中国信保直接赔付与参与债务重组的经典案例包括塞浦路斯Interoriental散货船项目、土耳其Geden散货船项目、丹麦Torm油轮项目以及韩国STX泛洋项目等。

第三，中国信保已经并正在为支持我国的船舶、海工工业“走出去”做出持续努力。

早在2011年，商务部和工信部就与中国信保联合印发了《关于利用保险支持国家船舶基地的指导意见》。近年来，中国信保在人员配置、政策支持等方面持续加大对船舶工业的支持力度。在总部层面，组建了专门的船舶、海工行业承保团队，积极开发行业资信渠道，加强行业跟踪和风险研究，积极应对市场变化，出台差异化、针对性的积极承保政策。在营业机构层面，也相应组建专业团队，积极走访、调研辖区内重点船厂，了解其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并创新业务合作模式，协助船厂开拓市场、争取优质业务。船舶、海工行业具有典型的商业化特点，在产品定价方面，中国信保开发了基础费率体系和费率执行机制，在确保长期盈亏平衡的基础上，以较低的费率水平（远低于商业产品和国际同业产品）解决市场资金面临的风险和收益问题。通过上述努力，中国信保实现了船舶行业承保金额的较快增长，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船舶、海工行业的融资保险支持经验，近年来业务涉及的船型从传统的三大主力船型扩展到多个细分市场，如化学品船、沥青船、挖泥船、渔船、重吊船、牲畜运输船，以及海工领域的自升式及半潜式钻井平台、FPSO、FLNG、生活支持平台、模块运输船、海工辅助船等。在業务开展中，中国信保针对细分行业特点为每个项目量身定做全方位、个性化的风险、金融解决方案：从积极介入项目谈判、设计交易结构、优化合同条件、分析项目风险出发，从风险识别、风险定价、风险管理、风险转移的角度形成了对船厂和金融机构的有力保障，从而确保了交易的顺利执行。

诚然，中国信保开展船舶、海工融资业务的时间还不长，需要完善的地方还很多。当前，ECA融资早已告别早期较为简单的模式，交易结构日趋复杂化，结构化，这对中国信保的评审和承保技术提出了挑战。作为ECA融资结构中的核心，中国信保必须保持钻研和学习的态度，除了不断提高自身的承保能力、改善服务水平以外，还需紧跟最新的市场趋势和特点，对产品进行升级和完善。目前，中国信保根据市场需求，在借鉴国外ECA机构产品的基础上，正在加快研发海外直接贷款保险、债券融资保险、人民币和当地币融资保险等新产品。例如采用全球资本市场来解决船舶、海工项目融资的方案，这一方案基于中国信保自身的主权评级，对项目债券进行增信，使得相应债券的融资成本降低至一般商业贷款利率水平以下，目前该方案雏形已经形成，有关试点工作正在推进。若未来能充分推广，无疑将对现有船舶融资渠道形成强有力的补充，为中国建造的船舶融资引来资本市场的源源活水。

“问切”资本项目事后监管 篇3

加快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是当前外汇管理改革主要内容。外资方面,将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外债方面,对银行企业外债以净资产为基础实施比例自律管理。

随着资本项下管理方式的重大变革,资本项目事后监管模式亟待完善和深化。资本项下主要项目管理方式的改革,对外资和外债项下事后监测着力点和相关思路具有借鉴意义。

存在问题

资本项目事后监管相关规范性文件的法律层级不够,尚未形成标准的监管方法和工作流程。

工作机制有待完善

一是资本项目事后监管相关规范性文件的法律层级不够。对于资本项目事后监管工作的要求或规定大多是外汇局内部文件,未对外发布。外汇局在对涉汇主体采取事后监管措施时,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影响资本项目事后监管工作的权威性。

二是尚未形成标准的监管方法和工作流程。《资本项目事后监管工作机制》明确了相关工作内容,但对监管方法和工作流程没有统一规定,现场核查、非现场核查、可疑线索处理等方面规定均有待细化;对于监测分析、事中事后管理、主体监管尚没有形成一套较为科学、成熟的方法。

业务系统功能待提升

一是资本项目系统数据质量有待提高。银行自身业务数据质量较差,数据整改比较缓慢,错误数据修改过多依赖外汇局发现和通知,导致资本项目信息系统数据质量不高。

二是资本项目信息系统的统计分析模块存在较多问题,如业务报表统计要素不统一、报表数据项目不全、同比环比等基本分析指标缺失等,亟待进一步完善。

三是跨境资金监测分析系统在实际应用上要求使用统计学思维和计算机语言,对于没有相关基础的人员而言上手较难;系统数据不全,从系统中导出的资本项下账户内结售汇业务明细缺失;监测指标太少,系统中“公共指标”栏涉及资本项目的监管指标只有资本金结汇监测指标,其他常用指标没有设置。

四是系统均无法实现监管主体违规自动预警、额度提示等管理功能,致使操作性不强,预警效果较差。

外部信息共享和协同监管待加强

一是政策衔接方面,如对于跨境人民币管理政策由人民银行制定并管理,其中人民币外债管理职责属人民银行监管,但人民银行和外汇局的相关法规又明确了人民币外债和对外担保业务参照外汇方面的管理规定来办理,致使基层外汇局在具体实践时无法操作。另外,对于人民币外债是否应纳入现行外债管理,现行的人民银行和外汇局的相关政策也不一致。

二是外汇局业务系统与海关、税务、商务等部门业务系统间的信息共享平台仍不成熟,监测合力不足。

预测模型和预警指标待建立

事后监管的重要特点就是其预测、预警功能,通过分析过去来预测将来,如果实际发生数据偏离较大,则初步判断存在资本的异常流动和风险,但大多非现场报告中却很少有科学的预测模型出现。

同样,预警指标的缺乏也造成非现场监管分析报告对风险揭示反映不够充分,对各类外汇存量和流量没有系统的安全指标为参照系,使得一些较隐蔽的加速度、相对数的变化趋势没有得到及时的分析和挖掘。

思路方法

应以服务于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保证数据质量、准确判断形势、及时发现异常为目标,加强区域形势研判。

资本项目事后监管工作应以“五个转变”外汇管理理念和方式为中心,以服务于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保证数据质量、准确判断形势、及时发现异常为目标,依托资本项目信息系统、跨境资金流动监测与分析系统等平台提供的数据支持,探索构建多维监测分析预警指标体系,灵活设定并适时调整阈值,筛选出一定监测期内各类主体的外汇数据,进行宏观中观-微观综合分析及评估,查找并发现可疑线索,发现风险点,评估风险影响程度,加强区域形势研判。

非现场监测分析

以资本项目信息系统、跨境资金流动监测与分析系统为依托,应用“宏观-中观-微观”层层递进的监测思路,采取趋势分析、结构分析、主体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快速聚焦波动异常的交易项目,准确捕捉导致跨境资金异常波动的市场主体。

宏观趋势分析方面,随着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的加快,行政许可项目在不断缩减,外汇管理中心将由对涉汇行为的审批转移到对银行办理外汇业务真实性的监管;由对具体企业的微观合规性监管,转移到对外汇风险的宏观审慎监管,掌握辖区跨境资金流动整体形势,找出变动较大的交易项目大类,对区域形势做出准确的研判。

因此要建立和维护外资依存度、外资行业集中度、债务率、短债率、偿债率在内的分析指标体系,密切关注指标值变动情况,评估风险状况,及时发布预警,发挥事后监管的警报器作用。

中观结构分析方面,中观监测聚焦关系国际民生、资本密集对区域经济具有较大影响的产业和行业,关注其跨境资金流动的方向、规模、来源和用途,以及资本运作的模式和效益等,辨别其内部结构及异动项目,进行追踪式监测和专项分析,对特定交易项目大类进行结构及趋势分析,锁定引起异常变动的具体交易项目。

微观主体分析方面,微观监管侧重于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全面筛查,对异常线索按照抓大放小(抓外汇收支规模较大的重点主体)、抓特殊放一般(抓特殊行业特殊性质的交易主体)的原则进行筛选,确定重点监测主体,通过非现场监测中的关联分析和交叉核对,挖掘可疑交易线索。通过核查厘清事实,采取有针对性的监管措施。

延伸核查处理

核查处理是非现场监管的重点。要确认筛查出的异常线索是否违规,判断交易背景的真实性和外汇业务的合规性。根据指标分析及其他环节发现的违规行为或可疑线索,结合实际需要开展延伸核查。通过调阅及赴现场查阅、复制企业、个人、金融机构的相关资料及凭证,约谈相关主体高管及其他核查方式,判断验证预警指标发现的线索及数据,及时锁定违规主体及问题。

必要时,还要利用跨部门监管磋商与合作机制,将异常线索传递到内、外部的相关部门,进行延伸核查和联合核查。部分异常线索事实清楚、容易定性和处理;而部分异常线索难以在短期内有明确定论,应作为可疑线索开展后续核查或移交现场检查。

分类监管

分类监管是非现场监管的成果体现。通过指标分析、及延伸核查等环节,分析处理大部分通过预警指标发现的可疑主体,并根据其核查情况实施差异化分类管理。

首先按照分类标准对主体进行归类,分为“正常企业”、“可疑企业”和“违规企业”。然后对不同主体实行差异化管理。

对正常企业外汇收支适用贸易投资便利化的管理措施,减少监测核查频率;对可疑类企业持续监测和重点核查;对违规企业直接投资、外债等业务严格监管,逐笔核查大额和特殊外汇收支及结售汇业务。

此外,要对分类结果设定动态调整期限,对“可疑企业”可设立不低于六个月的关注期;对“违规企业”可设立不低于六个月的督导期,并视企业执行外汇管理政策情况对其分类进行调整。

监测预警

监测预警是非现场监管的终极目标。主要任务是着力于重点产业、行业和企业集群的跨境资金流动、运转和波动情况的监测,对比分析资金流动的合规性与合理性,形成全面、科学的专项分析报告,挖掘趋势性现象和苗头性问题,为完善外汇政策献计献策;定期分析区域外汇业务状况及研判发展趋势,密切关注指标值变动情况,如果辖内外资流出入出现了明显异常,要在风险预警的基础上实行干预机制,要积极采取措施,尽可能稳定跨境资本流动秩序,维护国际收支平衡。

完善建议

应制定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操作指引,对事后监管工作从流程、方法、重点、风险点等方面做出具体规范,提高工作的方向性和有效性。

完善工作机制,规范工作方法。

应进一步完善资本项目事后监管工作机制,提升资本项目事后监管文件层级,以局发文的形式明确非现场核查工作的职责、方式、核查对象的配合义务等事项,为分支局对金融机构或企业开展核查工作提供政策依据和法律保障;制定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操作指引,对事后监管工作从流程、方法、重点、风险点等方面做出具体规范,提高工作的方向性和有效性。

完善系统功能,保障数据核查质效。

一是继续完善资本项目信息系统和跨境资金流动监测系统的统计监测功能,强化数据统计分析及查询功能,增加分析指标,进一步落实数据监测核心工作,为事后监管工作提供技术保障。二是进一步优化系统界面,提高系统操作的灵活性和友好性,实现主体概览下各业务条线信息的综合呈现,以便于主体监管的实施和比对。

完善外部协同监管,形成监管合力。

主体监管是对市场主体的全面监管,应加强与其他涉外管理部门的联系与沟通,构建与商务、工商、税务、海关、公安等部门监管合作与协调机制,增强主体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一是充分利用海关数据实施监管。应加强与海关的信息联网建设,全面掌握企业主体的真实情况。

二是建立与工商部门的定期信息核对机制。通过与工商部门定期的信息核对,可以及时掌握企业经营状况的变化,从而加强对企业的监管。

三是联合公安部门加大对外汇资金违规流入的检查力度,加强对外汇收支、兑换环节的真实性监管,严厉打击虚假交易、逃汇、套汇等违法犯罪活动以及各类非法外汇交易活动。

完善科学指标体系,建立合理的预警指标体系。

选取代表性指标,并设立预警值点,建立合理的预警指标体系。录入各业务数据和相关信息,利用业务信息系统自动抓取大额异常外汇收支和结售汇交易信息,对超出预警值的异常的数据变动进行自动预警。发现预警项目后,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查找原因,判定交易行为的合法合规性。

准确理解把握项目资本金核心定义 篇4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是项目法人资金实力的体现，也是信贷风险控制的重要保障。根据我行《中国农业银行固定资产贷款管理办法》及《固定资产贷款项目资本金认定管理指引》有关规定，项目资本金是指固定资产项目总投资中投资者认缴的出资额，应为非债务性资金（有特别规定的除外），项目法人无需返还，且不承担任何利息。投资者可按其出资比例依法享有所有者权益，也可转让其出资，但不得以任何方式抽回。项目资本金到位后，在项目法人资产负债表“所有者权益”（资产扣除负债后由所有者应享的剩余利益）中体现。但所有者权益并不简单等同于项目资本金，其中可用于项目建设的才可作为项目资本金，包括可用于项目投资的货币资金和可用于项目投资的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

当项目法人同时筹建多个项目或拥有贷款对应项目外的其他业务时，项目法人自有资金不等同于项目资本金，核定项目资本金时应根据法人及项目具体情况，按一定比例或全部扣除其他项目的资金占用。

此外，除项目法人所有者权益外，符合我行《固定资产贷款项目资本金认定管理指引》项目资本金范围的项目筹集资金也可作为我行认定的项目资本金来源。

二、切实按照信贷批复内容落实项目资本金管理要求

我行信贷批复中常见的项目资本金要求及其具体涵义如下：

（一）“项目资本金与贷款同比例到位，并先于贷款投入项目建设”、“项目资本金与银行贷款同比例到位且先行投入使用”。“项目资本金与贷款（或银行贷款）同比例到位”指实际到位项目资本金占应到位项目资本金总额的比例和各家金融机构实际发放贷款之和占项目总融资需求（含在其他金融机构的融资需求）的比例相一致；“先于贷款投入项目建设”（或先行投入使用）指项目资本金按一定比例投入项目建设后，贷款可以同比例发放。

（二）“项目资本金与农行贷款同比例到位，且先于贷款使用”，指实际到位项目资本金占应到位项目资本金总额的比例与农行实际发放贷款占农行项目贷款额度的比例相一致。

（三）“项目资本金与银团贷款同比例到位”，指实际到位项目资本金占应到位项目资本金总额的比例与银团实际发放贷款占银团贷款总额度的比例相一致。

（四）“项目资本金先于农行贷款到位”，指项目资本金先于农行贷款全部到位。

（五）“项目资本金到位并全部投入使用”、“项目资本金先于银行贷款全部到位并投入使用”、“项目资本金全部先于农行贷款到位并投入项目建设使用”、“项目资本金足额到位并先于农行贷款投入使用”、“项目资本金先于农行贷款到 2 位并投入使用”，均指项目资本金全部到位并全部投入使用。

各类固定资产贷款业务项目资本金比例要求执行《关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有关事项的通知》（农银办发„２００９‟５９５号）的规定。各级行要严格执行批复要求，确保项目资本金足额到位及使用。

三、各岗位分工落实项目资本金管理相关要求

信贷业务受理调查、审查、审议审批、信用发放和放款审核、贷后管理等岗位均对项目资本金管理负有责任，各岗位按职责要求共同完成项目资本金管理工作。

（一）受理调查评估环节。受理调查岗应收集项目资本金和其他建设、生产资金筹措方案及落实资金来源的证明材料。在调查评估环节应调查评估项目资本金到位情况、项目总投资及其构成、资金来源及筹措方式等，并在调查（评估）报告中反映。

（二）审查环节。审查岗应对项目资本金比例和资本金出资方式是否符合相关规定、资本金来源和到位的可能性以及已投入使用的情况等进行审查，出具审查意见，做出风险提示。

（三）审议审批环节。信贷批复中关于项目资本金的要求应明确具体，对是否要求全部到位、是否要求全部投入使用、与银行贷款总额或农行贷款额度同比例到位等必须提出明确要求。文字描述应尽量统一，使用规范用语，减少文字歧义，便于操作执行。对在审批前认定项目资本金已按要求到位的，不 3 应再将其作为信用发放条件提出，避免用信环节重复审核。

（四）信用发放与放款审核环节。

一是在与客户签订合同时，应对项目资本金、农行贷款及其他项目资金到位进度等在合同中进行约定。使用制式合同的，应在新修订的《固定资产贷款合同》相关条款中认真填列有关要求。

二是客户部门负责落实信贷批复中项目资本金的有关要求，并收集客户提供的资料。

三是放款审核岗应根据客户部门提供的资料，对项目资本金要求落实情况进行审核。项目资本金有关要求作为信用发放条件的，按照分层审核的原则由有权审核行放款审核岗负责审核；作为贷款使用条件的，由经营行放款审核岗负责审核。为提高效率，借款人自主支付方式下，经营行放款审核岗可按照批复要求，根据项目资本金到位及使用情况，核准一定的放款额度，额度内的贷款资金支付使用可不再经放款审核岗审核。

（五）贷后管理环节。客户部门要监督项目资本金及其他项目资金是否按约定到位，是否存在抽逃项目资本金等问题。发现问题应督促借款人及时纠正；问题严重、危及信贷资金安全的，要按规定及时预警和报告，调整风险分类，并视情况采取停止发放贷款、提前收回已发放贷款或其他风险控制及化解措施。特别是对于项目资本金非一次性到位项目或超概算项目，客户经理要密切关注项目资本金到位计划执行情况，根据项目 4 工程进展及项目法人日常经营和资金周转状况对后续的项目资本金到位可能性进行分析预测，及早做出判断并采取相应措施。

四、加强用信环节项目资本金到位及使用情况的审核 由于固定资产贷款业务运作时间较长，在项目审查审批环节项目资本金往往尚未足额到位，实践中，在用信环节加强对项目资本金到位或使用情况的核查对于控制风险尤为重要。银监会“三个办法一个指引”明确要求将项目资本金按比例到位情况作为提款条件，安排专门岗位对落实情况进行审核。各级放款审核岗要切实负起责任，利用现有技术手段，加强对信贷批复中项目资本金要求落实情况的合规性审核。

（一）审核方法。

１．对以货币方式投入的项目资本金，要审核客户提供的公司章程、项目验资报告、逐凭证核对资金到位证明（如银行入账凭证）等资料；审查各股东认缴出资的合法性、出资额及实际到位金额。

２．对以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方式投入的项目资本金，应审核客户提供的权属证明、评估报告等相关资料，重点审核其所有权是否归客户所有，是否办理合法有效的产权转移手续，估价是否合理，是否属于项目建设需要，是否用于项目建设，占项目资本金总额的比例是否符合规定。

３．对于验资报告、评估报告等，应由有资格的验资机构、评估机构等出具。上述合法有效证明主要由借款人来提供，必 5 要时我行也可委托有资质的中介机构进行核实认定。

４．除审核各种原始凭证外，还可通过分析借款人及出资人的财务报表确定项目资本金到位情况，重点关注资产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内容及变动情况，注意分析实收资本明细账等。

５．审核项目资本金是否投入项目使用，可通过对设备及原材料等的购置发票、付款凭证、交易合同以及银行对账单等资料的审核进行判断。

６．对使用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项目，可通过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查询借款人和项目实际使用其他银行贷款情况，对项目资本金到位或使用情况进行分析。

（二）审核中应重点关注内容。

１．防止企业以流动资金或搭桥贷款、股东借款（未明确承诺次于我行贷款偿还）、理财产品、信托计划、工程垫资等债务性资金充作项目资本金。

２．防止企业利用不法代理机构高估实物出资或出具虚假注册资金证明等手段虚假出资。中介机构出具否定意见、拒绝发表意见的财务报告、验资报告等不能作为项目资本金审核的依据。对中介机构出具的有保留意见的财务报告、验资报告，应分析保留意见对企业资产、负债及财务状况的影响程度来确定能否作为审核依据。信誉良好的会计师事务所及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意见相对可信。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可信度相对较差，6 要特别注意审查其真实性。

３．对于要求项目资本金到位并投入使用的，除了审核项目资本金是否到位外，还要注意审核到位的项目资本金是否已经投入使用。

４．严格执行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管理有关要求，新放贷款前按要求审核政府融资平台固定资产贷款项目资本金到位情况及与具体项目的对应情况。审核中注意学校、医院、公园等公益性资产作为资本注入融资平台的应予以扣除。

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主题词：信贷业务 固定资产贷款 通知

抄

送：各审计分局，苏州分行。

内部发送：审构计业局务、部法、律农事村务

产部业、金风融险部管、理三部农、信内贷控管合理规部部、、房公地司产业信务贷部部、小、信企贷业管金理融部部、、授大信客执户行部部、机。

放开资本项目没有时间表 篇5

美国货币政策的一个核心工具是联邦基金，联邦基金利息率影响它的国债期限结构，特别是影响美国国债的长期收益率。目前我们面临这样一种形势，QE要退出，美国国债的收益率肯定就要上升，美国国债收益率一上升，就会带动美国经济整体的利息率全部上升，这对于美国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对于全球来讲应该是致命的，当然有时候好，有时候坏。

从美国国债长期收益率变化来看，美国联邦基金利息率的变动和金融危机密切相关。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正好是美国联邦基金利息率比较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这时美国联邦利息率往上升了一点，埃及泡沫也是如此。

现在全球经济处于恢复阶段，这时候美国要改变它的零利率，这会不会发生危机呢？根据历史经验，它会造成很大的麻烦，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战略机遇期。

根据目前国际金融学界大家比较关注的一种提法，即国际金融周期，资产价格和资本的流动以及杠杆率有着同向的运动趋势，而这种周期的来源主要是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那么，我们再看资本的流动。亚洲金融危机，埃及泡沫破灭的时候，资金都在从发展中国家流回发达国家。

现在，我们已经看见了发展中国家出现各种危机的早期或者是中期的迹象，中国现在还没有，但是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现实情况如何，我们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当然我们不是悲观主义者，我们不会说中国硬着陆，因为你要是认为它是硬着陆，那中国肯定就硬着陆了，如果我们不认为硬着陆，它肯定不会硬着陆。

发展中国家怎么办？面临这么一种情况，一是提高利息率，这是土耳其采取的政策，但是如果提高利息率，马上就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人们就对你的国家丧失信心；二是大量干预外汇市场，乌克兰、印度尼西亚曾经就是这么做的，但这会把外汇储备逐渐用掉，投资者依然会对你丧失信心，资本就要逃走；三是什么也不干，结果就是汇率贬值，国家的货币贬值，大家对你还是丧失信心；四是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但是这样一个政策在政治上难以行得通。

这就是所谓的你怎么都是死。当然，这个话说得有点绝对，因为它没有考虑到资本管制，如果有资本管制，它死不了。如果有了资本管制，同时我们让自己的汇率比较灵活，就可以在其中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因为我们还有些资本管制，所以说汇率的变动可能就不需要这么大。如果汇率的变动不是特别大，它对于企业的打击和影响可能就不是特别大。

所以，现在对中国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还要不要适当保持资本项目管制？在国际上，对于资本项目自由化是否一定会对国家带来好处这个问题是没有定论的，我认为它有好处，从长期讲，我支持它，但我不支持它明年后年，不支持它2015年，别定时间表，目前条件不成熟，我们不应该操之过急。美国的量化宽松这只靴子没掉下来，我们还得等。

（注：本文由本刊记者刘彦华在对作者采访基础上整理而成，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资本与金融项目逆差的双面观察 篇6

“藏汇于民”的隐忧

与2012年第一季度561亿美元资本和金融项目盈余的大红成绩单相反照, 继第二季度我国突现资本与金融项目逆差之后, 2012年第三季度再现高达710亿美元的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超过了官方和专家学者的预料, 由此也激发起人们求解的渴望。

组成资本流出的力量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外商投资撤离和外方投资收益汇出、内资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以及个人对外投资。由于受到资本项目管制和企业与个人结售汇数量控制的制度约束, 过去20多年中外资的流出往往被看成是资本流出的最主要阵容。但从国家外汇局公布的数据来看, 在2012年前三季度跨境支付的资本构成中, 74%的资本流出增长源于中方主导权的资金流出, 而外方资本流出仅增长15%。由于无论是外方资本撤离还是中方对外财务安排都需要以向银行购汇为前提, 这样, 资本流出的一个结果状态就是国家外汇储备额度的减少。据外汇局数据显示, 2012年前三季度, 中国外汇储备余额累计减少640亿美元。由此我们不难看出, 当前外汇资产的持有正在从央行向国内机构和个人手中转配, 即由“藏汇于国”向“藏汇于民”的方向转换。

金融机构提供的相关数据进一步支持了我们的上述判断。从银行经常和资本项目代客结售汇的数据看, 2012年1-9月, 企业 (不含外资) 和个人累计结售汇顺差300亿美元, 总额远小于791亿美元的跨境收付顺差。这种现象说明, 相比于结汇而言, 境内企业和居民更愿意购汇, 其持有外汇资产的意愿明显增强。另据央行的数据显示, 2012年前三季度, 企业等市场主体在银行的外汇存款余额增加1388亿美元, 银行自身增持外汇头寸120多亿美元, 由此可以看出, 官方外汇储备减少的一部分并没有以资本大规模流出的形式出现, 而是转化成了国内机构和个人外汇资产的增量部分。但由于这部分是同期银行境外净资产增加的反应, 因此记录在了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资本流出项下。

国内企业、居民购汇意愿的增强既体现了机构与个人财务安排的多元化, 也反映了一定时期人民币与外币特别是与美元汇率变动的结果。资料显示, 2012年前三季度, 我国非金融部门对外直接投资525亿美元, 同比增长29%, 企业对外投资的步伐明显加快。另一方面, 进入2012年以来, 相对于美元汇率总体呈现上扬态势而言, 非美货币普遍震荡下行, 人民币汇率一定时期内也出现了急速下行的状况, 在这种情况下, 国内机构与个人结汇愿望下降而购汇意愿增强。加之由于管理层作用于房市的调控政策不断加码和股市的流年不利, 国内投资领域的获利空间受到挤压, 出于投资和避险的双重目的, 外汇资产持有者于是更多地选增持美元头寸。

应当说从“藏汇于国”转化为“藏汇于民”是我国汇率改革的重要目标寄托之一, 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目前这种外汇资产的配置在中国并不具有普众性, 由此也折射出了我们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忧虑。据胡润百富榜的最新调查显示, 截至2011年底, 中国内地千万富豪达102万人, 亿万富豪达6.35万人, 同比分别增加6.3%和5.8%。但报告同时指出, 90%的亿万富豪都在考虑把孩子送到国外上高中, 44%左右的富人有移民打算。另外, 只有28%的中国富人表示对未来两年的中国经济有信心, 比2010年大幅萎缩26个百分点。很显然, 在持有外汇资产只是少数富人和权贵阶层游戏的精英生态下, 如果基于“藏汇于民”的资本流出得不到有效的疏导甚至得以泛滥, 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惠及他人, 相反于国于民有多大裨益就值得掂量。

国际收支平衡的风险

从经常项目账户和资本项目账户双双产生盈余以来, 中国对外贸易的“双顺差”已经延续了12年历史, 而且顺差规模越来越大。“双顺差”背后是“中国制造”在全球商品市场上意气风发的跑马圈地, 并使中国实现了外汇储备从零到3万多亿美元的数量飞跃。与此同时, “双顺差”为外资企业创造了广阔肥美的中国市场, 全球500强企业无一例外地来到中国刨金掘银, 而且个个笑逐颜开。然而, 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日益追求贸易平衡的全球生态中, 这种基于重商主义思维的“双顺差”也将中国推到了国际收支失衡的尴尬席位。

作为国际收支失衡的重要表现, 就是包括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共同打造的“中国制造”在国内要素资源比较优势的支撑下总是以强人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贸易舞台上, 但由此也引来贸易国的警觉甚至敌视, 中国的对外贸易生态环境渐趋恶化。按照商务部的最新统计资料显示, 中国已经连续17年成为遭遇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 其中今年以来所遭受贸易摩擦同比增长84%。值得警惕的是, 除了欧美等发达国家对我国出口企业频频“亮剑”之外, 包括巴西、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挥向中国的贸易制裁之拳也日益凌厉。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 在阿根廷发起的反倾销调查中有1/4针对中国产品, 而印度近年来对我国反倾销调查立案数量占同期所有世贸组织成员对我国反倾销调查案件总数的1/5。可以说中国出口已经陷入遭人“围剿”的不利境地。

相关国家对于中国的贸易制裁也渗透到了资本输出层面。由于“双顺差”所产生的大量外汇储备, 中国急需要进行资本的输出, 然而, 与外商直接投资 (FDI) 在中国不断扩身完全不同, 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却显得步履维艰。以美国为例, 虽然从2003年到2011年中国对美发生了250余起的直接投资, 总金额达到近300亿美元, 但这一存量额度却不到美国吸收外资的1%。当然, 在中国对美FDI瘦弱阵容的背后, 人们也清晰地看到了华为、中兴在美竞购行为的无疾而终以及三一重工在美开展风电项目建设无理被拒的残酷镜像。

由于中国的要素资源禀赋优势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因此, 经常项目顺差也会相应地得到延续。这也就意味着, 通过削弱经常项目顺差以达到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可能性很小。从这个层次观察, 一定时期和一定规模的资本逆差出现无疑有助于熨平国际收支的失衡深度。资料显示, 尽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产生了1478亿美元的经常项目顺差, 但由于资本项目逆差的对冲, 我国国际收支口径的储备资产 (剔除汇率、价格等非交易价值变动影响) 仅增加624亿美元, 同比少增79%。资本逆差对于平衡国际收支的作用立竿见影。

然而, 我们需要特别提示的是, 实践证明, 实现一国国际收支平衡的最好方式是大量经常顺差对应着大量资本逆差, 据此观察, 目前中国的资本逆差又确实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出超风险苗头。数据显示, 尽管2012年前三季度规模为1478亿美元的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5%, 但顺差规模占GDP的比重却同比下降了0.3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 资本和金融项目则从一季度的顺差转变为二、三季度的持续逆差。如果这种双重贸易力量继续收敛且得不到有效控制, 势必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增长动能形成深度挫伤, 并引致中国外汇储备的急剧收缩, 最终可能使中国陷入对外贸易逆差的被动境地。

外资撤离的警示

倘若按照今年前三季度跨境支付的资本构成中外方资本流出仅增长15%的数据分析, 外资其实并没有像一些媒体所说的那样上演大规模的“撤离潮”。相反来自官方的各种数据显示外资依然看好在中国的投资与经营。据前不久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美国企业在中国2012白皮书》显示, 在该商会会员企业中, 今年81%的受访者称将立足于中国;无独有偶, 英中贸易协会以及中国英国商会共同发布的最新年度调查结果显示, 83%的受访英国公司计划加大2012年在华经营投资。另外, 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一项最新调查报告也表明, 77%的受访德国企业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将在随后几年日趋扩大。

的确, 15%的外商跨境资本支付规模从静态来看并不构成外资大规模流出的现实之忧, 同时外企对中国做多的信心也给予了决策层有关国内市场魅力仍在的些许宽慰。然而, 相关数据的微妙变动却又向我们释放出了一些不祥之音。观察发现, 资本逆差其实在2011年第四季度就已经出现, 当年该季的资本和金融项目净流出规模为474亿美元, 只不过是由于2012年第一季度转而收获了高达511亿美元的资本项目顺差, 官方对于接下来12年来首次出现的资本与金融项目季度逆差并没有引起过多的警觉而已。

但是, 资本流出却以自己既定的时间表进行着。观察发现, 自2012年3月以来, 先后有美国消费品巨擘佳顿公司、建筑机械公司卡特彼勒、耳机生产商Sleek Audio、玩具生产商Wham-O、ATM机器生产商NCR、体育用品制造商阿迪达斯、福特汽车公司和星巴克集团等将他们全部或部分产品制造从中国转回到美国。按照波士顿咨询集团的最新推测, 未来五年将有15%的美国企业从中国“回流”到美国本土。

问题的关键在于, 资本流出与FDI从来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连体, 即资本流出必然削弱FDI的进入动能。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最新统计, 2011年中国FDI流入量增长8%, 达到1240亿美元, 虽然绝对规模世界排名第二, 但8%的增速低于全球水平 (16%) 和发展中国家整体水平 (11%) 。而值得警惕的是, 据商务部统计, 2012年1-9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834.2亿美元, 同比下降3.8%, 而且吸收外资数量已经连续萎缩11月。

动态地观察, 外商资本的流出和FDI的萎缩现象在中国可能会得到延续。一方面, 中国经济正处于结构升级与转型过程之中, 受到宏观政策调控的必然影响, 许多粗放型和过热型产业与领域的获利空间迅速收窄甚至遭遇封堵, 从而构成了对部分外资的“挤出效应”;另一方面, 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政府力推“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战略, 形成了对一些跨国资本的强力牵引。尽管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生产成本并不比中国低, 但其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生态以及极度活跃的金融杠杆力量和较高的劳动产出率却是中国所无法比拟的。更让中国无法规避的尴尬趋势是, 随着“人口红利”时代的渐次结束以及土地等要素资源价格的上涨, 中国相对于越南、印度等亚洲国家的比较成本优势日渐式微, 外资企业在华的资本边际收益率日趋降低, 从而必然驱动在化FDI存量资本的转移并抑制增量资本的进入。

我们需要提醒的是, 时下无论是存量FDI的撤离还是增量FDI的收缩都可能会以静水流深式的节奏进行着, 但两种力量的“共振”效应显然已经构成了目前中国经济持续下滑的重要因素, 如果得不到控制, 还将继续掣肘经济增长的步伐。

驾驭好资本烈马

资本逆差的出现至少说明中国持续数年的“双顺差”结构得到松动, 也可以理解成中国在国际贸易舞台上的“双顺差”地位开始动摇。而问题的关键在于, 未来可能持续的资本逆差遭遇到的是经常项目顺差的日益收敛,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需要以制度与政策机制的进一步创新来控制好资本逆差的规模和流程。

作用于资本身上最为强大的引力来自于经济的稳定增长。资料显示, 今年三季度, 国内经济同比增长7.4%, 创下14个季度以来的新低。不仅如此, 据汇丰发布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初值结果显示, 虽然2012年10月份PMI初值升至49.1, 但该数据依然徘徊在50的“荣枯线”之下, 而且持续时间长达12个月, 表明经济疲弱态势依然未改, 由此可能激发资本的进一步流出。因此, 作为对经济持续萎缩的对冲, 决策者应该校正“藏富于国”的思维偏差, 尽快启动和推进减税清费的税制改革, 提高外资企业境内投资的边际收益率和安全性, 这不仅可以降低外资企业资金外流的动能, 而且将激励外资企业增加资本支出, 使趋向外流的外资成为稳增长的支撑。

控制经常项目顺差收敛的节奏和放缓资本项目逆差的进度必须进一步拓宽外资的投资空间和渠道。按照产业转移理论, 跨国公司产业转移一般遵循先制造业后服务业, 然后是研发中心的递进过程, 转移周期一般在20年左右。显然, 目前外企进入中国的第一阶段已经完成, 开始向第二阶段迈进。为此, 中国政府可以考虑鼓励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合作申请中国国家科技开发项目, 能力建设项目;鼓励跨国公司在华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财务管理中心等功能性机构, 提高产业的综合配套能力。而在资本的产业选择上, 政府应以更多的优惠政策鼓励外商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和节能环保产业。

打破行业与市场垄断可以看作是点燃和刺激外资和国内存量资本投资热情的又一具有深远意义的制度安排。虽然目前“藏汇于民”的趋势日渐明朗和强烈, 但要使这部分依然滞留于金融体系的外汇资产进入实体经济同时冲淡它“外流”的意愿, 必须通过开放能源、金融和电信等国有化领域, 在肢解垄断的同时为民间资本创造出新的投资市场, 进而为未来经济注入扩张的血液。

以FII (间接投资) 对冲FDI收敛的趋势是未来可供采取的一种资本平衡策略。资料显示, 从2005-2011年, 外国证券投资累计净流入中国1696亿美元, 仅占我国同期资本净流入的18%, 分别低于同样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印度、巴西的31%、47%。而考虑到目前资本项目不能完全放开的因素, 管理层可以通过降低投资门槛来增加QFII (境外合格机构) 的数量和扩充单个QFII的规模, 以将更多的国外资金导入国内资本市场。不过, 国内A股市场能否对QFII产生吸引力, 关键在于管理层是否切实纠正国内股市“重融资”而“轻投资”的功能偏差, 创造出资本市场明显的赚钱效应。如果QFII像国内股民那样个个在股市中摔得遍体鳞伤, 相信到时管理层不愿意看到的资本逃亡大戏就开始上演。

资本项目开放的可行性研究 篇7

但是近两年来, 由于国际资本大量流入和国际收支失衡, 我国产生了较严重的流动性过剩的问题, 这对我国经济发展与宏观调控的影响越来越大。一方面为了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 央行只能增加基础货币的投放来对冲不断增加的外汇占款, 从而导致我国货币政策某种程度上失效。根据蒙代尔的“三角悖论”, 为改变货币政策失效的局面, 有重新考虑开放资本项目的必要性;另一方面, 境外游资押注人民币升值, 一旦资本项目完全开放, 势必会有大量热钱进入我国, 如果人民币汇率调整到位, 将会出现大量资金外逃, 从而对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造成威胁。因此, 我们必须慎重考虑资本项目的开放。

一、资本项目和资本项目开放的内涵

资本项目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用来记录国际资本流动的一个账户名称, 具体记录一国同其他国家的金融资产交易情况及金融资产和负债的变动。它是和经常项目、平衡项目相并列的一级账户。根据IMF的修改, 把传统的资本项目改名为资本和金融项目, 其主要包括只涉及资本转移与非生产、非金融领域资产收买与放弃的资本项目和包括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其他投资、储备投资的金融项目。本文将沿用原始的“资本项目”的概念。

根据IMF的准确定义, 资本项目开放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1) 居民不仅可通过经常项目的交易, 也可通过资本项目的交易获得外汇; (2) 所获外汇既可在外汇市场上出售给银行, 也可在国内或国外持有; (3) 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交易所需要的外汇可自由在外汇市场上购得; (4) 国内外居民也可自由将本币在国内外持有, 以满足资产要求。

二、资本项目开放的可行性

第一, 开放资本项目需要有力的宏观调控能力和稳定的宏观经济形势。因为在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在开放资本项目后会面临更大的宏观经济波动。如果没有很好的宏观调控能力, 新兴市场国家有可能无法处理国际游资大量撤离后带来的严重后果。根本原因就在于国际资本流动有顺周期性质, 当经济状况好转时蜂拥而至, 当经济状况放缓时则杳无踪影。如果本国没有稳定的宏观经济形势做背景, 而是处于严重通胀、财政赤字不可控制、银行存折巨额不良资产等状况, 那么当发生国际资本大量撤资的情况, 容易产生并发状况, 这样实在很难避免经济的过度波动, 甚至会引发金融危机。而我国现行的经济状况已经出现通胀的迹象, 经济出现过热现象, 在此时完全开放资本项目, 实在不宜。

第二, 资本项目开放必须有弹性的汇率形成机制。根据蒙代尔的三角悖论, 要想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资本自由流动, 必须实行浮动汇率制。有弹性的浮动汇率制能自发地调节资本流动, 有效地防止投机资本攻击。如此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外汇市场的供求状况, 调节国际收支, 保持本国国际收支的动态平衡。因此一个富有弹性的汇率机制不仅是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前提, 也是资本项目可兑换之后保证外汇市场稳定的必要条件。但是以中国现在的状况, 人民币内贬外升, 人民币的汇率没有真实反映国内外市场价格变化和各国物价水平, 而且人民币汇率变化缺乏弹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完全开放资本项目, 将会导致外汇供求的失衡和外汇市场的混乱。

第三, 资本项目开放必须有利率的市场化。全面的资本项目可兑换, 必须以国内金融的自由化 (特别是利率自由化) 为前提。利率市场化的反面就是利率管制。如果继续维持利率管制, 利率水平就不能反映市场供求, 那么, 投机者就无法获得货币市场上关于资金供求和价格的准确信息, 也就是价格失真。当受到管制的国内利率水平明显低于国际利率时, 资本项目可兑换的结果将是资本外逃和货币贬值;反之, 则可能引起短期资本的过度涌入诱发通货膨胀。

第四, 资本项目开放还需要有效的金融监管。在资本流动性不断上升的总体背景下, 只有在一个金融监管严密有效的市场上, 国际资本流动的积极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其破坏性影响才会被减至最低程度。虽然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初步框架已经形成, 但是由于监管手段和激励机制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监管效率并不理想, 各种违规操作事件仍然屡有发生。金融法制建设也存在很多问题。同时在当前经济和金融全球化发展的形势下, 资金跨境流动频率越来越高, 情况越来越复杂, 外汇监管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稍有不慎, 会诱发金融市场波动, 甚至引发政治和社会动荡。因而需要对资本项目的各子项科目的开放对国际收支的影响进行评估, 同时建立起高度灵敏的跨境资金流动监测体系, 使有关监管当局及时掌握大额资金流动状况, 有效地防范国际游资大规模流动的冲击, 防止或减少资本项目开放的风险和负面影响。

摘要：在全球化背景的今天, 一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需要资本项目的自由化。实现资本项目不但增加国内资本市场活力、优化配置, 还可降低监管的高昂成本。但是, 一旦操之过急, 这将影响国内市场的波动, 轻则加快通货膨胀, 重则引发金融危机。纵观各国资本项目开放历程, 开放资本项目有其必备的条件。

关键词：资本项目,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资本项目开放条件

参考文献

[1]胡尊东李佳益:关于我国资本项目开放问题的探讨[J].海南金融, 2008/01

[2]李卫群傅晶:新兴市场国家 (地区) 的资本项目开放与金融脆弱[J].改革与战略, 2006/04

中国资本项目开放与对外直接投资 篇8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全球国际经济问题由G7或者G8管理转为G20管理，需要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过去一段时间在发展中国家参与过程中，制止金融危机方面效果较好，但在改革方面效果有限。现在讨论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基本上和原来发达国家的议程或者框架差不太多。一方面是因为很多发展中国家还不熟悉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另外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提出自己的想法。既然是G20，国际规则的制定中不但要有原来发达国家的思想，也要体现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和要求。很多发展中国家之后都要更多地参与到国际规则制订当中。因此我们研究讨论资本项目改革等方面的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最近关于资本项目开放问题的讨论非常多。主要包括：资本项目该不该开放?现在是否已经具备开放的条件?利率、汇率与资本项目之间是否存在开放的先后次序问题?以及派生出来如何推进人民币跨境使用或者国际化的问题。大致有三派代表观点：一是以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为代表，主张抓住当前的历史机遇积极推进资本项目改革，认为内部金融改革与外部资本开放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先后关系;二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余永定教授为代表，认为在利率和汇率改革尚未取得根本性进展之前大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项目开放，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风险;三是以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为代表的观点。他基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历史教训，明确提出中国当前不应盲目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二、资本项目开放的原因

为什么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在1996年底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至今已16年了。从国际经验上来说，一般经常项目开放到资本项目开放平均大概10年时间，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远远超过了国际水平。笔者认为应该从经济基本面、从基本道理来分析这个问题。

笔者所在的调研组2011年的一项研究中，测算了资本项目管制指数(CACI)。指数越小表明资本项目开放程度越高，最高为1，最低为0。过去30年，CACI呈现下行趋势(见图1)，资本项目开放已经走了相当长的路程。资本项目开放其实是一个现在进行时，并非始于现在。

资本项目开放从根本上来说是居民和非居民可以自由跨境从事金融活动。根据麦金农教授的金融抑制理论，一般来说，金融抑制和金融管制是不好的，会降低经济效率和投资效率。之后斯蒂格利茨教授提出一个新的看法认为金融管制对效率究竟是起到积极作用还是起到消极作用，要看具体情况，在一些国家金融完全自由化不一定就能实现最优的效率。假设我国在1978年资本项目全都开放了，不一定能取得比今天更好的经济增长和金融效率。金融抑制和资本管制在当时至少可以发挥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有政府支持的金融体系和资本管制，实际上能较好地保证储蓄有效地转移到投资活动中去。另一方面是有政府参与其中，在一定条件下有利于金融和宏观经济的稳定。因此，金融管制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资本管制也一样。根据我们的一项研究(见表1)，过去30年中，资本项目管制对经济增长早期正面作用比较明显，近期负面影响越来越大。

资料来源：苟琴、王戴黎、鄢萍和黄益平“短期资本流动与资本管制的有效性”，《世界经济》。参考Quinn (1997)，金荦(2004)和Cheung and Ito (2007)

早期管制可能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是这种作用越来越小，不足以抵消效率的损失。这就是为什么要开放资本项目的一个重要理由。还有很多学者认为资本项目管制的效率在降低，从实证角度来看是有这种可能的。为什么我们现在担心热钱进出的问题，如果资本项目管制完全有效则根本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管制效率下降，那么接下去的问题就是放开还是不放开，不放开资本也在流动，而且可能不确定性更大，更不规范。另外，在资本管制不是完全有效且汇率不灵活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越来越低。外币进进出出冲击着货币供应量与市场流动性，这对我们长期经济稳定是一个很大的风险。这些都是现在应该进行资本项目开放的原因。

三、利率、汇率与资本项目改革之间的逻辑顺序

有关利率、汇率与资本项目改革之间先后顺序的问题，涉及的核心理论问题是利率平价到底成立不成立。利率平价简单来说就是国内水位和国外水位，处在一个相对均衡的位置，这样把闸拉开后就不会出现资金的大进大出。如果一个水库两个水位不一样，闸拉开之后肯定会有比较大的冲击，冲击小影响经济波动，影响大的话可能引起金融危机。如果利率平价理论成立的话，就必须要考虑先后的次序的问题，不然就可能酿成较大的金融风险。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

但这并非意味着现在不应推进资本项目开放，恰恰相反，笔者认为目前应抓紧时机推进。除了上面讨论的资本管制对经济增长已经造成负面影响这一个事实以外，还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理由：第一，有些管制已经开始失效，既然管制已经开始失效，实际上资金已经在不断地进出，与其继续任其发展不如主动开放积极监管这样的资本流动。第二，条件需要在改革中逐步创造。例如有人说银行竞争力不足所以不能开放，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不开放，由政府一直进行保护，银行的竞争力能够增强吗?有一些条件也许需要在开放过程当中创造。第三，如果现在不改革，有一些相对有利的条件也可能开始发生逆转。如经常项目顺差和人民币升值压力、财政状况等等。因此，现在不改，也许将来更难。第四，我们有一些机制需要建立，一般大家认为资本项目开放以前利率市场机制、汇率市场机制应该建立起来，没有建立起来不能开放。但其实在机制没有完全建立以前，央行还是有一定干预能力的。比如说利率市场化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完全有可能通过央行的调控使得利率水平不至于过多地偏离市场均衡，降低国内外两个水库水位的落差。这样，放开来的时候尽管利率市场机制尚未完全具备，但不会导致资金的大进大出。第五，资本项目开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分类和央行研究局的研究，没有一个国家的资本项目管制是全部都放开的(见表2)。所以在开放过程当中先开放一些效率损失比较大、风险比较小的管制项目;而那些风险比较大的管制项目先不要放开，甚至保持相对比较严格的管制。央行官员提出要实现基本开放而不是完全开放，这可能也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一个新的共识。像证券投资、短期融资、一些衍生产品等，这些对宏观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影响比较大的，我们可以不急着开放，将其保持相对严格的控制。

有关资本项目开放的次序问题，目前认为资本项目管制涉及比较多的是证券投资、债券融资和直接投资三大领域。证券投资尤其是金融衍生品大家都比较谨慎，好在我们已经有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机制，可以一段时间不放开。债券融资可以放开但是需要宏观谨慎指标，比如资产负债比例，尤其是短期负债比例，用一些基本指标来监控。争议比较小的是直接投资，进来的投资基本上管制很少。目前的情况是我们有一个投资产业目录，只是形同一个行业指导，基本上没有管制。对外直接投资目前管制也不多。

四、国际资本流动的预测

目前分析资本项目开放产生的效应，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还需要定量分析究竟是怎样的情况。表3是香港金管局何东等人2012年做的一个预测。他们假定2020年资本项目大部分开放，预测对外投资资产组合会发生很大变化，包括我们的对国外股权资产和债券资产之间的变化以及外汇储备和直接投资之间的变化，构成都会发生很大变化。其中预计到2020年外汇储备会到55000亿似乎是一个过大的数字，如果人民币升值幅度再大一些，央行的购买压力就会减小，外汇储备就不需要那么高了，但是其他私人资产投资就会比较多，其中最突出的是对外直接投资。

资料来源:Dong He, Lilian Cheung, Wenlang Zhang and Tommy Wu, 2012, “How would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sation affect China’s capital flows andrenminbi exchange rate?”,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五、对外直接投资的生命周期现象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非常快，现在已经居世界第五位。一般发展中国家都是进口资本，而我们已经成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国，这是非常特殊的。另外，中国对外投资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中国企业到海外直接投资，但工厂不去。我们一般说到对外直接投资，就是指把厂搬迁到对方去了。国际上对外直接投资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是日本模式，它的特征是将厂房转移到国外的目的是为了到对方寻找比较低的生产成本，日本、台湾、韩国的厂都搬到大陆来生产，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生产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第二种模式是美国模式，企业往外搬的目的是为了进入、占领当地的市场。当然这些特点都是相对的，美国企业对外投资也有日本模式，日本企业对外投资也有美国模式。

但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不一样，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一般动机有开拓市场、获得资源、寻求战略性资产和降低生产成本，最集中的是前三种类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是为了买技术与资源，目的是为了增强国内生产竞争力。(见表4、表5)。

如果把中国特色、日本特色和美国特色做一个简单归类，可能存在一个对外直接投资生命周期的现象，这是我们的一个假设。在成本与技术较低的时候，如果对外投资，不需要把厂搬迁出去。因为我们还有很多成本优势，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到国外买一些技术、买一些资源或者开拓一些市场，但其目的是让国内的企业有更强的竞争力、有更好的回报。当这个阶段过去了以后，技术进步、成本上升的时候，我们的对外直接投资就可能要向日本模式过渡。比如说现在很多企业开始搬到内陆省份，但当内陆省份成本大幅度上升以后会变成什么情况?他们可能在中国生存不下去就到海外去了。经过这个阶段以后，日本模式也在向美国模式转变，日本模式其实在过去20年已经在向美国方式靠拢，具体情况请见表6。

对外直接投资的生命周期现象这一初步的假设还需要做更多研究论证。如果上述假设成立的话，考虑到中国国有企业现在国际上对外直接投资遭遇很大争议，下一步可能面对的是中小企业大规模往外走。由于国内生产成本大幅度上升，再加上资本项目开放，会迎来大量中小企业外移的新浪潮。在这之后，我们会碰到很多需要面对的问题，比如韩国、台湾人当年担心的产业空洞化，拉美人当年担心的中等收入陷阱。要想避免这些问题，需要多方面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高海红, 余永定.人民币国际化的含义与条件[J].国际经济评论, 2010, (1) .

[2]余永定.再论人民币国际化[J].国际经济评论, 2011, (5) .

[3]余永定.人民币国际化推行本币计价比本币结算更重要[J].中国对外贸易, 2011, (10) .

[4]黄益平, 谢沛初.我国资本项目开放的条件、时机与进程中国金融, 2011, (14) .

[5]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课题组, 盛松成.我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基本成熟[J].中国金融, 2012, (5) .

[6]盛松成.建立统一全面共享的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J].中国金融, 2012, (7) .

[7]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课题组, 盛松成.协调推进利率汇率改革和资本账户放[J].中国金融, 2012, (9) .

[8]林毅夫.世界经济复苏前路漫漫发展中国家能做些什么?[J].财经界, 2012, (1) .

[9]黄益平.中国的影子银行会成为另一个次债?国际经济评论, 2012, (2) .

[10]林毅夫, 徐立新, 寇宏, 周叶菁, 裴思纬.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最新研究进展[J]金融监管研究, 2012, (3) .

[11]林毅夫.中国能够继续其强有力的增长[J].农村工作通讯, 2012, (9) .

人民币资本项目输出现状简析 篇9

一、人民币资本项目跨境输出的路径

1.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是人民币资本项目跨境输出的一个重要渠道。境外直接投资是指境内机构经境外直接投资主管部门核准,使用人民币资金通过设立、并购、参股等方式在境外设立或取得企业或项目全部或部分所有权、控制权或经营管理权等权益的行为。随着跨境人民币业务的深入开展,境内机构对于使用人民币到境外直接投资的需求日益强烈。为了顺应市场需求,支持企业“走出去”,从2010 年第二季度起,我国政府开始通过个案审批方式试点办理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业务。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在总结个案试点的基础上,于2011年1 月发布了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试点管理办法,允许银行和企业开展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2014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金额1865.6 亿元,同比增长118%。截至2014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金额3264.2 亿元。

2. 境内银行向境外项目提供人民币贷款。与提供外币贷款相比,境内银行向境外项目提供人民币贷款拓宽了人民币的跨境输出渠道。为了更好地支持企业“走出去”,2011 年10 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关于金融机构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的指导意见,规范了商业银行开展境外项目贷款的业务操作。截至2013 年底,境外项目人民币融资已批贷金额1040.8亿元,贷款余额402.3 亿元。境内主体在国外所经营的项目在向国内出口产品时,很可能会继续以人民币进行结算,因此,境内银行向境外项目提供人民币贷款也为后期的人民币跨境输出提供了潜在的可能。

3.货币互换。货币互换通常是指市场中持有不同币种的两个交易主体按事先约定,在期初交换等值货币,在期末再换回各自本金并相互支付利息的市场交易行为。即允许双方在进行贸易和投资时直接使用本国货币进行结算,不必使用第三国货币,从而避免了汇兑损失。以此约定为基础签订的协定称货币互换协议。货币互换协议旨在保持双方贸易正常发展,避免周边金融不稳定带来的不利影响。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是人民币跨境输出的重要潜在渠道。

2014 年,人民银行先后和瑞士、斯里兰卡、俄罗斯、卡塔尔、加拿大等5 个国家央行新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新签规模5450 亿元。截至2015 年6 月末,我国已与32 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协议总规模约3.1 万亿元人民币。境外货币当局发起本币互换交易金额约2.3 万亿人民币,动用人民币金额共计807 亿元;人民银行发起本币互换交易折人民币共计41 亿元,动用对方货币折人民币金额共计15.8 亿元。本币互换协议的积极动用标志着央行间务实合作迈上新台阶。

4.人民币纳入境外央行(货币当局)外汇储备。2014 年,共有10 家境外央行、1 家国际金融机构和2 家主权财富基金获准进入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获批额度为773 亿元。截至2014 年末,我国香港金管局等27 家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国际机构和主权财富基金共持有债券总面额为2868 亿元。部分境外央行还通过在离岸市场购买人民币债券等形式将人民币纳入其外汇储备。据不完全统计,超过47 个国家央行或货币当局把人民币纳入其外汇储备。

5.“一带一路”建设和亚投行的建立为人民币“走出去”提供了机遇。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贸易大国,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日益活跃,金融市场持续发展,人民币国际化向纵深拓展具有巨大的空间和潜力。“周边大通道”和“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的逐步落实,400 亿美元丝路基金的成立以及亚投行的建立,都将为人民币国际化注入新的动力。沿路沿带的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重大项目、产业园区和传统产业转移等方面和我国有很强的互补性和巨大的合作空间,将会派生出更大、更广的人民币跨境投资和国际使用的市场需求。

二、存在的问题

1.人民币跨境输出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亟待完善。人民币走出去离不开与之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只有配套完善的法律体系才能使得国内外经济主体和个人的人民币资产得到有效保护,才能够促进人民币跨境资金的良性循环,才能够有效遏制信用欺诈与逃避金融债务行为的发生。一方面,人民币跨境输出的时间还很短,与人民币跨境输出相关的法律法规处于完善之中。另一方面,我国金融机构国际化经营时间很短,法律意识亟需加强。最后,在制定政策时缺乏沟通和协调,相关部门的协调意识有待加强,各部门的法律法规协调性亟需完善。

2.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的比重较低。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是人民币资本项目输出的主要途径之一,也是企业“走出去”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从2011年1 月开始实行境外人民币直接投资试点至2014 年底结算额只达到了3264.2亿元,其中,2013 年,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856.1 亿元,仅占全国跨境人民币业务结算量的1.38%;2014 年,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1865.6 亿元,仅占全国跨境人民币业务结算量的1.87%。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对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一旦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做大,在外国投资的中国企业在向中国进口产品和服务时,就会成为出口人民币定价和结算的重要推动力量。

3.人民币跨境回流渠道还不够顺畅。虽然现有的人民币跨境循环渠道已基本满足了实体经济需求和境外人民币资金部分保值增值的需要。但是人民币跨境循环中回流渠道有限。在境外人民币市场尚未形成规模效应和自我循环的情况下,境外人民币资金使用渠道有限。由于离岸人民币衍生品和以人民币为标的金融产品较少,一旦人民币出现大的波动,对冲工具的缺乏会使企业无法应对汇率风险,缺乏以人民币为标的投资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持有人民币的积极性。当前,境外机构或个人持有的人民币资金很难像美元、欧元那样可在国际市场上找到丰富的投资避险工具,人民币流回境内渠道有限,保值增值的投资需求无法满足,导致境外贸易伙伴持有人民币的意愿不高,从而制约了人民币跨境输出的发展。

三、政策建议

1. 建立健全与人民币跨境输出相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一国政府在货币国际化中起主导作用,政府的推动力度,影响着货币国际化的进程和进度。现阶段,人民币国际化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作为国际化关键环节之一的人民币跨境输出,即是以国际贸易和投资为基础的市场需求下自然发展的过程,也应是主管部门合力推动的过程。为了配合人民币走出去,要构建中央银行法律制度商业银行法律制度及其他相关的与之相配套的法律制度。另外,政府各部门在制定政策、法律法规时,应加强沟通,注意相互间的协调配合,避免冲突。

2.完善配套机制建设,拓宽人民币回流渠道。一是配合“一带一路”建设,鼓励境内机构使用人民币对外贷款、投资和援助,支持企业“走出去”开展绿地投资、并购投资等业务。二是优化金融机构和企业“走出去”的环境,支持境内金融机构“走出去”开发人民币业务,加快培育人民币国际资本市场,建立境外人民币资金池。支持境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股票等证券,扩大开展个人对外投资。三是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海外布局,开发人民币金融产品,降低境外人民币兑换难度,增加人民币保值增值渠道。四是建立健全人民币现钞回流机制,以防范人民币境外持有和流动可能产生的风险,减少与人民币现钞跨境流动相关的违法行为。

3.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利用人民币结算的话语权。紧抓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机遇,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层次和水平,采取有效措施,扩大人民币跨境输出。加强境外投资业务的法规建设和宏观指导。政府要从境外投资的产业政策、投资主体、投资区域、投资行业等方面进行整体规划,定期更新发布投资合作产业国别导向指引,完善境外产业布局。要在政府层面加大与相关国家就投资产业合作、科技研发、设施建设、劳务管理、投资保险、政府服务、业务监管等方面的沟通和合作,为境外投资业务发展提供有效的政策支持体系。

参考文献

[1]尹继志.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与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研究.南方金融,2012(5)

[2]单宏,孙树强.提高货币互换资金使用效率.中国金融,2014(11)

[3]田涛,王豪.人民币国际化的困境及其对策分析.海南金融,2015(8)

我国资本项目可兑换问题浅议 篇10

资本项目；可兑换；循序渐进

1.概念简介

A.概念

资本项目可兑换是指一种货币不仅在国际收支经常性往来中可以本国货币自由兑换成其他货币，而且在资本项目上也可以自由兑换。这意味着一国取消对一切外汇收支的管制，居民所获外汇既可在外汇市场上出售，也可自行在国内或国外持有；国内外居民也可以将本币换成外币在国内外持有，满足资产需求。

对于资本项目可兑换的界定，有两种观点：

①资本项目可兑换就是取消有关资本项目下交易的汇兑限制。

②资本项目可兑换不仅包括取消有关资本项目下交易的兑换限制，还包括取消对有关资本交易本身的限制。

B.我国资本账户的发展现状

自1997年开始，我国成为IMF第八个成员国，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另一方面，资本项目虽然实现了部分可兑换，但仍然存在管制。

2002年11月8日在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下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简称《办法》），标志着QFII制度在中国内地的确立和实施。2007年5~7月，中国银监会、中国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分别颁布境内机构境外投资的规定，我国QDII进入了规范和加速发展阶段。QFII、QDII是在人民币资本项目下不可兑换、资本市场未开放条件下的过渡性的制度安排。

2.我国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必要性

A.是我国实现“引进来，走出去”开放政策的需要

我国已明确提出“引进来，走出去”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策略，而目前资本账户在资本流出入方面都存在严格的限制。这不仅阻碍了我国吸收国外风险资产发展新技术产业的进程，还严重影响了国内企业的对外投资、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实践证明，我国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电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就与放松管制、取消保护、实行开放分不开。因此，我国要想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就需要加快推进人民币资本账户可兑换的进程，这也是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和企业发展的需要。

B.是完善国内金融市场的需要

金融市场是金融活动的主要载体，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初步建立了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以银行间债券市场、同业拆借市场、票据市场为主体的货币市场初具规模，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外汇交易市场，资本市场也有了快速的发展。但是，由于市场交易品种单一、监管体系不规范、投资者缺乏合理的投资理念等原因，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仍停留在初级阶段，大大影响了经济发展的进程。资本账户的开放有利于我国引进国外理性的投资理念，促进国内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C.是解决资本项目可兑换存在的问题、降低管制成本的需要

随着我国开放的扩大，尤其是国家经济实力、应对风险能力的提高，推进资本项目逐步可兑换已成为必然。目前，我国人民币资本项目很多限制较多的项目可以简化审批、放松管制，限制较少的项目可以取消管制。比如考虑取消资本项目在所有制和内外待遇方面的差异，因为随着经济规模扩大、跨境资本流动的流量流速加大，这种双轨性的制度将加大管理成本，降低管制效率，甚至导致资本外逃。

D.是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的需要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人民币应当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应有的地位。虽然我国的经济总量和贸易额已列世界前茅，但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却与之远不相称。因此，从长远看，人民币也应当逐步区域化、国际化。而人民币要实现区域化和国际化，就必须首先成为可兑换货币。

3.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推进

A.适时灵活调整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顺序

关于资本项目开放的顺序问题，国内学者已有高度统一的共识，即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先流入后流出；先直接投资后证券投资；先长期投资后短期投资；先机构、后个人；先债权类工具后股权类工具和金融衍生产品；先发行市场后交易市场；先放开有真实背景的交易，后放开无真实背景的交易。但是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上述顺序只能是原则性的，决不可将其模式化或固定化，应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以及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进行适时灵活调整。例如，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不断加剧、国际游资为追求投机利润蜂拥而入，导致我国外汇储备持续高增长。为缓解这一压力，我国外汇管理的政策取向已经由过去的“宽进严出”转变为“严进宽出”。反映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上，其重点应放在放开资本流出上，相应减少或取消对资本流入的鼓励措施。因此，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应根据不同阶段、不同项目、不同政策侧重点以及平衡国际收支的需要，灵活调整限制与放开的重点。

B.改革要统筹规划、循序渐进

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一项涉及经济、金融、外汇等诸多方面的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与其他改革相互配套、循序渐进。我国“十一五”规划曾提出“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这表明，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与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三者之间存在着逻辑顺序，即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将取决于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状况。为此，一是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为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奠定基础。二是应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核心内容至少包括五个方面：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基础；矫正汇率形成机制的扭曲，比如实行意愿结售汇制度；健全和完善外汇市场；增加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改进人民币汇率调节机制等。

C.健全和完善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法律

健全和完善法律是顺利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重要保证。目前我国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法制环境还存在较多问题，突出表现为：一是资本项目外汇管理的法律层级较低、法律效力弱化。例如，政府规章在资本项目外汇管理中占有较大比重、临时性规定较多，交易与汇兑各环节的管理政出多门、缺乏协调，影响法律效力的发挥。二是资本项目外汇管理的手段落后。我国的资本项目外汇管理仍属于直接管制与行政管制，主要通过明令禁止、数量控制或批准程序对资本交易本身及与之相关的资金支付和转移进行管制。这种管理方法容易引发寻租行为，存在道德风险。而国际上通行的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方法主要是利用价格手段，通过对税收、利率等的调整来增加资本流动的成本从而达到管制的目的。健全和完善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法律，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一是理顺资本项目外汇管理的法律体系；二是建立国际资本流动监管的法律框架；三是改善资本项目外汇管理的方法。

D.保持充足的外汇储备

外汇储备是一国货币当局可随时动用并控制在手的外部资产。有了充足的外汇储备才能确保政府面临危机时能够实行宏观调控，确保币值稳定，这是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坚实屏障。基于上述分析，应优化产业结构，鼓励技术创新，同时大力发展服务贸易行业，以此来保持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和合理的外汇储备，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

4.结论

逐步放松资本管制，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也是我国适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的客观选择。由于资本项目对一国经济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所以在坚持对外开放、鼓励竞争的同时，对资本项目的开放应采取谨慎的态度，采取渐进式模式逐步放开资本市场，稳健推进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进程。

[1]谢太峰.把握好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N]中国经济导报.2009.08.11

[2]张玉凤.开放条件下人民币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问题研究[J]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