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体育（精选十篇）
苏区体育 篇1
一、为独立的无产阶级体育活动积累了经验
在中央苏区体育方针指引之下, 各级苏维埃政府积极地开展体育活动, 以达到“锻炼我们无产阶级的铁的筋骨以适合战争需要”目标, 并开展了一系列的体育运动。如1933年5月30日至6月3日在瑞金叶会召开的“五卅”运动会, 是苏区时期的第一届也是唯一的一届苏区“全运会”。该运动会在“开展革命战争、发展苏维埃运动”、“锻炼身体适应阶段斗争, 培养工农的集体精神”的口号下, 由来自红军一、三、五军团、江西军区、江西省少先队、公略、胜利、博生、万泰、安远、兴国等县的180多名选手参赛, 举办了球类、田径类的比赛, 向苏区民众展现了红军的集体风貌。又如1933年的福建省苏区政府的全省赤色体育运动大会, 也是苏区较大的赛事, 运动会于8月1—4日举行, 除省级机关、学校、工厂等单位的运动员, 还有10多位女选手参加比赛, 成为这次运动会的亮点。此次运动大会举行了如射击、投弹、越障碍、刺枪、劈刀等军事项目的比赛, 还有田径和各种球类比赛, 当时的媒体称赞为:“这是继‘五卅’体育运动会之后破天荒的全省赤色体育运动的创举。”
1934年3月, 湘赣苏区举办了全军赤色体育运动大会。此次运动会是苏区体育史上的参加人数最多的运动会, 来自28个单位的包括红色部队、赤卫军和少先队在内的运动员1050人参加比赛, 运动会上既有体现政治内容的政治竞走测验, 也有体现军事技能的刺枪、劈刀、掷手榴弹、实弹射击、紧急集合、赤色戒严、抢山头等竞技项目, 还有跳高、跳远、200米短跑和各种球类比赛等;大会特地创作了慷慨激昂的“运动大会歌”, 营造了积极向上的氛围, 充分体现出“锻炼工农阶级铁的筋骨, 战胜一切敌人”的苏区体育精神和苏区政府的凝聚力。
上述苏区政府所组织的大型体育赛事, 既为苏区体育活动的开展积累了经验, 也为无产阶级独立的体育活动积累了经验, 对于未来的新中国体育比赛走向民族化、正规化、多样化奠定了基础, 同时, 这些体育赛事, 可以看成是新中国体育的源头, 在新中国体育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二、为苏区及新中国体育领导组织的建构提供了先例
苏区政府不仅尝试举办大型的体育运动会, 还逐步地建立了体育领导机构。苏区的体育领导机构共分三个层次:在中央, 体育活动归属于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主管;在地方, 体育活动归属于省、县、区教育部门及乡教育委员会分管;而地方群众性的体育活动, 属于宣传工作的范畴, 最早曾由少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的《青年实话》杂志负责, 1933年4月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赤色体育会”, 是全苏区赤色体育运动的领导机构, 也是最初的无产阶级体育运动的领导机构, 可以看成是新中国国家体委的前身, 对苏区进一步开展群众体育有直接领导作用。
最基层的体育活动, 归属于各级的“俱乐部”和“列宁室”。1934年4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制定的《俱乐部纲要》指出:“俱乐部是每一级政府机关或每一个大的工厂企业、每一个地方的工会、合作社之内的组织。乡的俱乐部, 同时也就是该乡一切农民基本群众的俱乐都。”俱乐部的活动宗旨为:“一定要尽量利用最通俗的广大群众所了解的旧形式而革新它的内容——表现和发扬革命阶级斗争的精神”, 而对于体育活动的项目, 《俱乐部纲要》也有明确的规定:“体育方面, 未必每个地方都可能打乒乓球、篮球, 在最偏僻的地方, 可以组织踢毽子、放风筝或赛跑、跳远等简易运动的竞赛”, “除新式的游戏之外, 同样可以运用象棋竞赛等类的旧方法”。据1933年统计, 在中央苏区2932个乡中, 共有俱乐部1917个, 经常参加文化体育活动的有近10万人, 苏区各俱乐部的游艺股所进行的体育活动有军事体操、跳高、跳远、竞走、球类、踢毽子、打木棍等简便易行的体育项目, 还举办过跳绳、赛跑、跳远、放风筝、猜谜语、下棋等多种体育活动, 足以见得俱乐部在苏区体育生活中的作用。
1934年4月苏区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布的《红军中俱乐部列宁室的组织与工作法规》指明了“列宁室”的性质, “列宁室是每个单位进行政治教育、文化教育、体育、娱乐各项工作最基本的一个组织”, 同时还指出“俱乐部”与“列宁室”的隶属关系:“每一俱乐部之下, 按照伙食单位 (或村庄) 成立列宁室, 每一列宁室至少需要有识字班、图书室及墙报。此外, 还必须有运动场或游艺室的设备 (规模小的列宁室, 则图书室和游艺室可以合用一间) ”;“红军中以师为单位设立俱乐部, 以连为单位设列宁室。俱乐部是各单位的文化娱乐教育领导机关, 它经常性地计划进行娱乐工作和指导推动各列宁室工作。”可以看出, “列宁室”是“俱乐部”的最基层组织, 是基层村落或连队里开展文体活动的场所, 很多小型的、但又深受民众喜爱的体育竞赛活动, 如跳绳、下棋、放风筝等, 都是在基层列宁室的策划下开展起来的。
由此可见, 苏区既有政府一级的行政领导机构, 又有基层的体育组织部门, 从中央到地方已设立了完善的体育领导机构, 对于开展广泛的工农群众体育活动是非常有益的。
三、积累了体育活动与战争实践相结合的经验
中央苏区政府是通过武装斗争夺取的革命根据地, 也是用战争来逐步巩固起来的。为此, 1933年10月23日的《红色中华》曾指出:“用革命战争粉碎敌人‘围剿’, 是一切革命任务的中心。因此, 我们的一切工作, 一切生活, 都要服从于革命战争, 争取战争的胜利, 是苏维埃每位工农同志的第一职责。”为了紧密配合苏区的战争形势, 苏区政府经常把体育活动作为一种教育手段来培养民众的政治觉悟, 如在苏区的一些成人教育中, 除了学习文化课之外, 还将体操列为正式课目, 将开展体育活动当成一项政治任务。1934年1月成立的江西省立列宁第二师范学校, 只有学员40余人, 该校除专设体育课促使学员锻炼身体之外, 还在课外活动中开展跳高、拔河、竞走等体育活动, 用此类体育活动吸引当地群众前来观看与参加, 学员们也抓住时机宣传党的政策, 与群众沟通感情, 因此该校的体育活动成了学员们联系群众的有力纽带, 为后来的苏区教育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1936年春夏之交, 朱德率红四方面军长征进入西康境内休整时, 红四方面军的首长看到当地的地理条件非常适合召开大型的运动会, 遂决定在此地举行一次运动大会, 以鼓舞士气, 以彰显军威, 同时也是一次军事技能的演练。1936年5月1日, 红四方面军运动大会在炉霍寿宁寺西南方向的一块大草坪上召开, 这是红军在长征途中的唯一一次大型运动会, 此次运动会除了常见的球类与田径比赛外, 更多的是刺杀、投弹、骑术以及步兵的搭帐篷、烧牛粪和工兵的识图、测距、鉴别敌军和我军部队番号的军事基本技能比赛, 战士们娴熟的技艺及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 生动地展现出红军队伍能打硬仗的本领, 也体现了苏区体育在战争中诞生, 并为战争服务的特征。
在平时的红军部队生活中, 各部队普遍采用“三操二讲堂”制度来进行体育活动, 即每日上三次操, 以加强战士的体质, 两次室内讲课, 以提高战士的文化水平。除此之外, 在五一、七一、八一等节日里, 要举行各种规模的运动会, 比赛各种军事技术, 把战士们的平时作战本领与体育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如在1934年1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为展示红军战士的总体素质, 国家保卫局与红军联队、少共中央队与江西等篮球队在会议期间表演了两场篮球赛, 队员们在球场上生龙活虎的形象, 真实展现出红军战士强壮威武的形象。为此, 《青年实话》杂志以《锻炼铁的筋骨, 战胜帝国主义国民党》为标题报道了这场篮球赛, 指出我们“不是为比赛胜负, 乃是为锻炼铁的筋骨, 保卫苏维埃政权”, 指明了苏区体育在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重要作用, 也把战争与体育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在中央苏区政府存在的短短十年里, 不仅进行了大量的体育实践与体育理论上的探讨, 更重要的是, 通过体育活动这种形式, 将体育意识与科学思想带给闭塞的苏区民众, 全面提高了苏区人民的精神文化风貌和身体素质, 这对于未来新中国体育运动的开展, 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中国近代体育史[M].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 1989.
[2]彭玉康.军队体育史话[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0.
中央苏区县 篇2
从大革命起至解放战争结束，梅县中共组织领导的革命斗争从未间断过。梅县优秀儿女英勇奋战，前仆后继，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2011年8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正式确认梅县为“中央苏区县”。
梅县获确认为中央苏区县，标志着当地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重要历史地位得到了恢复和肯定，告慰了先烈，同时也激励了梅县人民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优良的革命传统，全力实施“培育绿色产业、建设宜居家园、打造客都明珠”的发展战略，认真探索和实践山区科学发展模式，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谱写绿色崛起的新篇章。
中央苏区梅县光辉历程
梅县地处粤东山区，为闽粤赣三省边陲要地，是广东革命老根据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地理位置和斗争的历史渊源，梅县较长时间是闽粤赣、福建省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央苏区管辖范围。
1925年在国共合作时期，以共产党骨干为先锋的东征取得了伟大胜利。东征军两次东征攻下梅城后，叶剑英兼任梅县县长。从此，在梅县播下了革命火种，是年冬，梅县党组织成立。
1927年“4·12”后，为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大屠杀，梅县党组织高举武装斗争旗帜，发动了震撼粤东乃至闽粤赣边的梅县“五·一二”武装暴动。暴动胜利后，成立了红色政权——梅县人民政府，选举了钟克平为主席，黄柏、周静渊、朱仰能、林一青、李铁民、钟贯鲁等7位执行委员。从此，梅县党组织领导民众走上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之路。
红四军推动全县红色政权的建立
1929年l0月17日，梅县县委指示松江区委派出陈胜侯、郭中富到武平象洞，给红四军当向导。两日后，红四军在朱德指挥下到达松源，首战告捷，歼灭国民党陈维远部一个营。梅县党组织积极配合，组织武装力量（红46团）先后突袭丙村和甲坑等地，为红四军出击粤东北扫除障碍。
朱德率领红四军于25日攻下梅城，26日在梅城孔子庙成立了毛泽东、朱德、古大存、朱子干等7人的东江革命委员会，颁布了《土地政纲》。梅县党组织协助梅县商会在一天内为红四军筹到2万大洋的军费。
26日晚开始，红四军沿长沙、梅南、水车、畲坑开展革命宣传活动，期间有朱德、叶剑英、陈毅、罗荣桓、聂荣臻、林彪6位开国元帅和粟裕、谭政、罗瑞卿等大将均在梅县留下光辉的足迹。31日，红四军打响从梅南反攻梅城的号角。在敌我力量悬殊、牺牲了293名指战员之后，红四军离开梅县向平远、寻邬转移。为支持梅县苏区的斗争，红四军留下了梁锡祜、雷鸣远、康健、陈林等一批政治、军事骨干，并拨给一批枪支弹药，充实了梅县革命斗争的力量。
红四军的到来，推动了梅县土地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加快红色政权建设的步伐，促进了武装割据区域的扩大。
1930年2月，在各区乡成立苏维埃区政府的基础上，梅县在梅南顺里村成立梅县苏维埃政府，并领导梅南、畲江、松江、丙村、西阳、梅西、瑶上、梅北等区乡首先进行打土豪、分田地运动。此时，除附城一二十里外，其余全部都成为苏区。5月14日，红四军再度从闽西进入粤东北地区。梅县县委、县苏维政府实施“红五月”行动，组织地方赤卫队，配合红46团，四处出击，捷报频传，迫使国民党驻梅毛维寿旅用两个团的兵力防守梅县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梅县苏区与粤东北、赣南寻邬县等地赤色区域连成一片，并与赣南、闽西各县边界相通。此时，梅县已几乎成为一个完整的苏区县，成为红四军开创的闽粤赣三省边境红色割据的重要区域。苏区的各项建设，迎来了全盛时期。
划归中央苏区领导下坚持斗争
1930年9月底，按照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闽粤赣苏区特委在大南山成立。特委下设西北、西南、东南分委。梅县苏区隶属闽粤赣特委之下的西北分委管辖，并是西北分委所在地。同年l2月，西北分委负责人之一、梅县县委书记黄炎到闽西参加闽粤赣特委会议回来后，作为中央苏区南部前沿区域的梅县苏区，坚决执行闽粤赣特委指示，苏区武装四处出击，牵制了广东国民党军队前往“围剿”中央苏区的大量军事力量。
据时为国民党梅县县长江璇称，一年中打了大小百十余仗，仅l931年5月至l932年2月14日打了大小61仗。当时苏区军民遭害难于胜数，仅梅南一次便被集体屠杀300多人。据梅南顺里9个村不完全统计，被杀党员干部213人，群众560人，97个妇女被贩卖，4109间房屋被烧毁，被抢去粮食、耕牛等物资数不胜其数；在西阳区白宫市头一次被杀害共产党员31位。这些无数不朽的英烈，用他们的血肉之驱，浴血奋战，用赤诚之心忠实执行闽粤赣特委的指示，为捍卫中央苏区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据史实记载，在这一时期牺牲的有名姓记载的烈士642名，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牺牲了杨广存、李桃粦、廖祝华、杨雪如、黄炎等5位县委书记。由此可见，当时斗争之残酷，战斗之惨烈。
在残酷的斗争中，为了保存梅县“松口-松源-闽西-中央苏区”这条秘密物资供应线，加强对梅县革命斗争的领导，l931年秋，闽粤赣省委派武平象洞区委宣传部长陈仲平到梅县东部的松源地区，以插班读书为掩护开展工作，1932年开始发展党员，随后建立了隶属武平县委直管的党组织。按照武平县委指示，陈仲平分批输送党员和进步青年到中央苏区。如现仍健在的原广东省机械工业厅厅长王华，1936年重组潮梅党组织的功臣李碧山（越南人）、王建良等，都是陈仲平挑选输送到中央苏区的人员。原广东省人大副主任、“七大”代表王维也是在这个时期走上了革命之路的。
在输送骨干到中央苏区的同时，陈仲平还肩负着组织协调由中央苏区派出的人员，到松口、松源来采购国民党严禁出口的药品、食盐、布匹这些中央苏区最紧缺的物资这一重任。王维同志回忆说：“当时，在中央苏区一瓶红药水都能救几条人命。”陈仲平在松源开展革命斗争，直到红军长征、与武平县委失去联系仍坚持独立活动，一直坚持到梅县解放，尔后成为梅县解放后首任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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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陈仲平在梅县东部松源地区开展工作的同时，黄炎牺牲后，由黎果接任梅丰县委书记、叶明章任县委副书记兼县苏维埃主席。在黎果、叶明章的领导下，把武装力量分散到梅西、梅南、梅北等地继续革命斗争。l932年5月，福建省委秘书长肖向荣指示黎果、叶明章，要积极行动，要配合十二军打击军阀团匪。同时，为支援梅县苏区革命斗争，红十二军之35、36师和杭武警卫团，也于同年5月出兵1000多人，从上杭、永定、武平分兵，向与梅县接壤的松源、桃尧、隆文等地展开军事行动，遭到国民党重兵围堵。这一时期，赣南红军也于1933年3月进入梅县梅北地区，黎果、叶明章等领导的武装力量也在梅南、梅西、梅北等地频频出击，曾攻打畲江、石扇、梅南长沙、水尾团防、石坑区公所，在梅县、丰顺交界的畲坑地带处将正在巡查公路的丰顺县县长击毙，震慑了当时国民党梅县当局。
l934年4月1日，国民党第二军军长李扬敬在梅召开军事会议，部署重兵进犯赣南（中央苏区首都瑞金）。作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划定的中央苏区第三作战区的梅县苏区军民，积极配合反“围剿”战争，派出武装到筠门岭阻击国民党军。同时，革命武装频频出动，打击反动势力，先后攻打梅南、畲江、长沙乡公所和石坑乡公所，破坏国民党的交通，为保卫中央苏区最南端的区域，浴血奋战，有力地牵制了国民党向江西进剿的大量兵力。梅县苏区的党组织与军民一直坚持斗争。进入三年游击战争与抗日战争时期，梅县成为梅县、武平、蕉岭、上杭等边区党的领导中心。
建国后，梅县被确认为革命老根据地的乡镇有l7个。l951年8月l5日，古大存率领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粤东分团第二分队，先后到梅县的梅南、长沙、水车、畲江、梅西、石坑、石扇、松源等区乡慰问革命老区人民，历时18天，并在梅南长沙为300多位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被集体屠杀牺牲的烈士立碑。这些都体现了党中央对梅县的深切关怀，亦是对梅县革命老根据地历史的充分肯定。
闽粤赣边
中共地方组织的领导中心
早在1925年，由周恩来、张明达、叶剑英率领东征军攻下梅县，并由叶剑英兼任梅县县长，从此播下了革命火种。同年12月，成立了中央梅县支部，成为粤东地区建党较早的县份之一。1927年1月，成立了直属广东区委的梅县部委，成为领导原嘉应五属和赣之寻乌、闽之武平等县范围的地方党组织，梅县一度成为闽粤赣边中共地方组织的领导中心。
从大革命起至解放战争结束，梅县中共组织领导的革命斗争从未间断。从1927年隶属广东省委领导时，发动“五·一二”暴动，建立梅县人民政府。1928年，发动了震撼粤东的“畲江暴动”。1930年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梅县苏维埃政府，下辖梅南、畲江、梅西、梅北、松江、丙村、西阳、瑶上八个区苏维埃政府，156个乡苏维埃政府，先后创建了铜山、九龙嶂革命根据地。梅县成为朱、毛红军控制的闽粤赣三省红色区域内完整的苏区县。
中央苏区的后勤物资保障
1934年，在中央苏区反“围剿”进入最艰难的阶段，梅县不仅是巩固和保卫中央苏区南部边境安全的重要阵地，而且为中央苏区的后勤物资保障、兵员的补充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建立了一条从梅县松口——松源直达江西、瑞金、会昌的运输线路，向中央苏区输送奇缺的药品、食盐等大量物资。全县武装四处出击，牵制了广东省大量前往江西参加“围剿”的国民党军队。同年10月中央苏区主力红军长征后，梅县苏区的党组织和军民一直坚持斗争。进入三年游击战争与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的时期，梅县再度成为梅县、武平、蕉岭、上杭等边区党的领导中心。
有姓名可查的烈士达642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朱德、陈毅、朱云卿、罗荣桓、聂荣臻、粟裕、谭政、罗瑞卿、萧克等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中央苏区梅县留下了可贵革命足迹；叶剑英、肖向荣、梁锡祜、朱云卿、卢伟良等梅县儿女，先后进入中央苏区成为优秀政治、军事指挥人才。
在创建苏区的艰苦斗争中，梅县苏区人民经受了国民党军的残酷摧残，有姓名可查的烈士就达642人（不含红四军反攻梅城牺牲的293名外籍无名烈士），其中有杨广存、廖祝华、杨雪如、黄炎、黎果5位县委书记牺牲，被害群众难于计数。
苏区体育 篇3
一、返乡创业农民工及体育休闲的相关概述
返乡创业农民工是指在城市里工作半年及以上的时间, 掌握了一定的技术, 拥有了一定资金, 因为工作理念、压力、外部环境等原因的制约, 而产生并实施返回家乡进行创业的农民工群体。 笔者研究的主体是指出生于赣南原中央苏区的八十年代以后的农民工, 作为我国城镇化推进与传统户籍制度严重冲突背景下产生的特殊返乡弱势群体。 该群体有着明显的自身特点, 主要表现为该群体大多经历了我国的九年义务教育阶段, 所以其文化素质更高, 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意念更强烈。 又由于其吃苦耐劳的精神有所欠缺, 所以更希望自己融入到城镇化的生活中来。 返乡创业农民工体育休闲活动是指建立在精神文明生活追求的前提下, 返乡创业农民工能够自愿参加以健身、跑步、台球等为主的体育活动, 以达到身体健康, 身心愉悦等娱乐休闲目的。
二、返乡创业农民工的体育休闲现状
(一) 返乡创业农民工基本情况分析
笔者随机调查了赣南原中央苏区的返乡创业农民工体育休闲活动, 从选取对象的学历来看, 进入21 世纪以来, 尤其是2008 年以后返乡创业农民工越来越多, 而且相对来说其文化程度较高, 从样本数据来看, 拥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的占到了90%以上, 甚至有10%左右的返乡农民工拥有中专和大专学历 (如图1 所示) 。 从数据来看, 近年来返乡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以往。 另外, 笔者还发现在赣南原中央苏区的贫困地区, 男性的学历水平整体要高于女性, 这也许受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影响造成的。
从返乡农民工掌握的技术来看, 半数以上的返乡创业农民工仍从事建筑、保安、餐饮等中低层次的行业, 而从性别比例来看, 其中男性大多从事保安、建筑业、工厂等行业, 而女性大多从事酒店、餐饮、美容等服务类行业, 而且返乡创业农民工绝大多数服务于民营企业, 不但受保障程度较低, 而且企业引导的体育休闲娱乐活动基本没有。
(二) 返乡创业农民工闲暇情况分析
调查结果表明, 返乡创业农民工参加锻炼的场所主要为非经营性场所, 不过到经营性场所锻炼的比例在逐渐增加, 通过对返乡创业农民工闲暇消遣方式的调查表明 (图2) , 选择睡觉和休息为主要方式的群体仍然占到76%;选择上网打游戏、聊天或者和老乡聊天的占到65%;选择打牌, 主要是扑克牌或者麻将类, 涉及小额金钱性质的娱乐方式达到49.7%;选择晚上偶尔到工作地区的附近市场闲逛或者吃宵夜等方式的比例为36%;而选择参加台球、篮球、健身等体育休闲活动的仅为8%, 且男性多以台球为主;选择其他消遣方式, 比如看电影、看书等方式所占的比例更少, 仅为4%;可以看出赣南原中央苏区返乡创业农民工消费方式在不断改变的同时, 仍然存在较大的同质性和单一性。
总的来说, 赣南原中央苏区的返乡创业农民工参与体育休闲活动的整体比例偏低, 而且选择比较单一。 但通过笔者调查发现, 该群体参加体育休闲活动的意愿还是比较强烈, 希望尽最大可能地融入城镇化的生活方式中来。 就目前来看, 返乡创业农民工的体育活动仍处在比较边缘化的窘境, 还没有成为其生活的主要内容。 同时, 被调查农民工体育活动场地比较简单, 而且仅有几个偶尔健身的农民工也缺乏相关专业指导, 多以个人锻炼为主。
(三) 返乡创业农民工体育活动的特点
1.体育消费的单一性
笔者所谈到的单一性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阐述, 一方面是体育休闲活动项目的单一性, 由于我们调查的赣南地区的男性返乡农民工占绝大多数, 其主要活动是台球, 而且也不是经常去, 而参加其他体育活动的更少, 比如足球、篮球或者健身等等;另一方面是指参加体育休闲活动的目的呈现单一性, 通过调查发现, 赣南地区大多数返乡农民工参加体育活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打发时间或者缓解压力, 存在该意愿的比例达到70%左右, 真正以强身健体及休闲娱乐为目的的非常少, 仅为30%左右 (图3) 。 而40%左右的返乡农民工参加体育活动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打发时间, 充分说明了大多数返乡创业农民工对体育活动能改善自身的精神状态和价值观的认识存在严重不足。 调查也显示, 参加体育休闲活动的初衷也随着农民工文化程度的不同而呈现出明显的变化。
2.场所的随意性和组织形式的单一性
从笔者的调查中可以看出, 半数以上的返乡创业农民工针对自身的体育休闲活动都选择了免费的场所, 比如公园街道、广场等;仅有五分之一的返乡农民工会选择到附近城镇社区内的健身场地, 比如社区内的球馆、健身房等;而选择消费性体育休闲场所不足十分之一, 甚至相当一部分群体没有固定的场所。这显示了赣南地区返乡创业农民工锻炼场所选择的随意性及就近方便的原则, 同时体现了目前农民工体育休闲场地选择的窘境。从参与体育休闲活动的组织形式来分析, 大多数返乡农民工选择与老乡或亲属一起参与, 个人单独锻炼仅有三分之一左右, 而参加各种系统有效组织的体育活动不足百分之五。上述调查显示了返乡创业农民工体育锻炼的地域性、血源性以及组织形式的单一性, 进而说明这部分群体还不能真正融入城镇化的生活中。
三、返乡创业农民工体育休闲活动的制约因素
(一) 工作性质的影响
据统计, 我国大多数农民工在城市里主要从事建筑业和餐饮业, 都属于工作条件比较差、工作强度较大的行业, 且工作时间普遍较长。 据笔者调查, 从事建筑业、餐饮业的返乡创业农民工回乡之后会继续从事相关的工作, 比如经常几个人组合到一起包工程来做, 每天工作时间平均十个小时以上, 报酬和工时相结合, 无所谓假期。 而且很多返乡创业农民工都已经结婚, 承担着家庭的压力, 为了多挣钱和赶工期, 只好加班加点。 同时, 对于返乡进企业工作的农民工而言, 大多数民营企业也基本无视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千方百计地延长返乡农民工的工作时间, 从而剥夺了他们的休息时间。 总之, 返乡农民工在经过一天长时间超负荷的体力劳动以后, 根本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参加体育休闲活动, 工作的性质直接影响其参加体育休闲活动的热情。
(二) 体育活动场地资源不足
经笔者调查, 赣南地区的绝大多数返乡创业农民工认为由于其家乡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 导致他们可供选择的体育休闲场地偏少。 笔者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返乡创业农民工家乡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 比如赣南地区由于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该地区的相关体育设施非常不完善, 即便有一些免费的体育资源, 要么破烂不堪, 要么就是有偿服务;另一方面是因为即便返乡农民工创业处于该地区的中心地带, 相对来说拥有较多的体育资源, 可是从整个社会来看, 有很多城里人对外来农民工持有偏见, 甚至设置了很多限制性的歧视措施, 直接导致了返乡创业农民工与市区的体育资源绝缘。 上述两方面的原因都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当前返乡创业农民工体育活动资源不足的局面。 这些不利于全社会构建和谐精神文化建设的因素, 都将进一步降低返乡创业农民工参加体育休闲活动的积极性。
(三) 农民工自身体育休闲意识不强
返乡农民工对于体育休闲活动的理解也存在较大的偏差, 他们认为自己天天从事体力劳动, 工作强度已经非常大, 根本不需要加强体育锻炼, 更没有必要进行健身等活动。 简而言之, 大多数返乡创业农民工简单地把体力劳动等同于体育休闲活动。 从事建筑等高强度体力劳动虽然也属于运动的一部分, 但它只是身体局部的锻炼, 仅能锻炼局部的肌肉力量, 长期发展下去容易导致自身身体机能发展的不平衡, 而系统的体育锻炼则有利于更加全面地提高身体素质。 所以上述调查显示的返乡创业农民工把生产劳动简单理解为体育锻炼的思想是错误的, 而且调查显示一般文化素质高的返乡创业农民工对体育锻炼的认识相对要更合理一些, 反之, 则对体育认识相对不足, 返乡创业农民工自身体育意识的高低直接制约着其自身的参与程度。 同时, 返乡创业农民工进入城镇创业, 自身存在较强的自卑感, 缺乏归属感, 不知不觉地会把自己封闭起来, 很少主动与外界交流, 积极主动参加体育活动更是不可能的事情。
(四) 体育休闲消费成本较高
返乡农民工除了带了技术和资金, 准备相对充分返乡的, 还有因为金融危机企业倒闭或者裁员被动返乡的。 赣南地区的返乡创业农民工回乡, 由于资金比较紧张, 有的回乡就业的收入也偏低, 绝大多数都低于300元。 而且其报酬经常没有保障, 生活压力较大, 比如已婚返乡创业的农民工需要养家糊口, 未婚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又面临着很大的住房及结婚压力, 收入分配主要体现在自身基本消费及家庭消费两个方面。 更重要的是赣南农民工回乡还要面临创业的压力与风险, 资金支出更加捉襟见肘。 所以对于处于社会中下层的返乡创业农民工而言, 其休闲娱乐消费在他们消费支类出中的比重非常低。 据笔者调查, 消费成本过高已成为农民工进行体育休闲活动的主要制约因素, 目前国内大多数的体育设施都是盈利性质的, 价格非常高, 尤其对赣南等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 健身房更是极少, 而且健身房年卡消费都要二三千以上, 其它体育设施也是每小时都在十元甚至几十元以上, 这样的价格对于本来就资金紧张的返乡创业农民工而言无疑偏高, 必然导致他们对体育休闲活动望而却步。
四、基于双重视角的提高返乡农民工体育休闲水平建议
(一) 基于政府主导的体育休闲消费模式
在城乡二元化结构的背景下, 农民工与城市原居民之间逐渐产生了心理、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偏差, 进而导致了返乡创业农民工即使与城市居民生活在同一区域, 但其仍然生活在一个传统的以老乡、血缘等为纽带的相对封闭的圈子里。 笔者认为, 返乡创业农民工体育休闲不足的现象表面上看是一个单纯的体育问题, 其实质是涉及城乡差距以及返乡创业农民工自身权益保障的问题, 也是传统的户籍制度与城镇化进程严重冲突下的产物。
要从根本上解决返乡农民工体育休闲活动匮乏的问题,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这也是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离不开政府的扶持和引导。 在政府相关部门扶持下的返乡创业农民工体育休闲供给活动, 是全民普及体育活动的重要载体, 也是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从保障返乡农民工工作时间的基础上, 政府部门可以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监督机制, 严格监督企业履行相关劳动法律, 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逐渐引导企业建立起与农民工共同进步、“以人为本”的新型企业管理模式及经营理念;然后政府利用公共财政资金兴建体育场地设施, 或者通过财政补贴方式降低返乡创业农民工的体育消费成本, 从源头上刺激农民工的消费意愿。 政府进行体育资源建设时, 要充分考虑乡村体育休闲活动的需求, 可以在每个乡村建立体育休闲广场给予返乡农民工提供较大的便利性;最后, 政府要加大宣传, 提升全民健身的理念, 可以向返乡创业农民工介绍体育休闲活动的相关知识, 增强休闲意识, 这样有利于进一步激发其对体育休闲活动参与积极性。
(二) 基于企业视角的体育休闲消费模式
政府的力量是有限的, 需要借助企业的力量, 尤其作为市场主要支撑的民营企业要站在长期战略发展的角度上, 建立以人为本的企业管理信念, 充分认识到有效的精神文化活动与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民营企业特别是城镇企业作为返乡农民工的雇主或者其创业的雏形, 是该群体体育休闲活动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 一方面, 民营企业在抓经济建设、追逐利润的同时, 可以尝试性地建立企业内部组织部门, 比如真正发挥工会的作用等, 定期开展体育活动, 以丰富返乡农民工的业余文化活动, 进一步提高返乡农民工工作的积极性。 据笔者调查, 现在一些城镇化企业也在组织相应活动, 但是对于建筑类企业, 由于其自身的高强度、高流动性, 仍有较大的难度;另外一方面, 企业要体现“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的管理理念, 至少提供简单的体育休闲活动条件重视体育配套资源的建设, 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 加大对体育资源的投入, 比如篮球场的建设, 或者租用其他场地进行体育活动, 降低农民工自身体育消费的成本, 提高返乡创业农民工参加文化体育活动的积极性, 这也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结论
从赣南原中央苏区返乡创业农民工体育发展的情况来看, 目前返乡创业农民工体育休闲活动的参与意识有了较大的提高, 但是仍然偏低, 而且城乡差距仍比较严重, 现状不容乐观。我们需要认识到返乡创业农民工的问题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现实问题, 是我国普及全民健身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社会体育发展不可或缺的环节。 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 返乡农民工体育休闲的问题不单纯在于体育休闲, 而在于社会, 要逐渐消除城乡二元化结构下的体制性障碍, 改变对农民工的社会性歧视才是农民工体育休闲活动提高的根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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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岭苏区革命史略 篇4
1930年10月，在三坑建立了蕉岭县苏维埃政府，下设五个科，机构完备。
1931年1月，蕉岭与平远、寻乌三县成立了蕉平寻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隶属于中央苏区，武装组织和武装斗争也受中央苏区军事机关和武装部队的指挥节制。此后一直坚持武装斗争，建立了红色交通运输线，成为拱卫中央苏区的南部屏障。
蕉岭县西连平远县，东南与梅县接壤，北与福建省武平县、上杭县相连，扼闽粤赣之咽喉。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蕉岭县先后在中共闽粤赣苏区特委（西北分委）和江西省委、粤赣省委的领导下，联合平远、寻乌人民创建了蕉平寻苏维埃政府，为中央苏区的创建、发展、巩固、壮大而英勇战斗，牢牢地守卫着中央苏区的南大门，为中央苏区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央苏区的创建时期，在红四军的帮助下，蕉岭县已成为一个完整的苏区县
蕉岭县具有悠久的革命斗争历史，早在1927年7月，就建立了蕉岭第一个中共地方组织——三圳乡九岭村支部。随后，在九岭支部基础上发展成立了中共蕉岭县特别支部，并在同年10月成立蕉岭县工农革命委员会。同时，蕉岭的文福乌土、新铺、长江、蕉城相继成立了党（团）支部。1927年12月，在新铺尖坑成立了中共蕉岭县委员会。在1928年1月4日至6日发动了震惊闽粤赣边的新铺武装暴动，并建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十四区团，揭开了蕉岭土地革命工农武装斗争的序幕。
到1928年8月止，蕉岭的中共地方组织在九岭村（三圳乡）、油坑村（新铺区）、三坑村（徐溪乡）、黄沙村（徐溪乡）、左槐村（南磜乡）、乌土村（文福乡）、尖坑村（同福乡）等乡村建立了农民协会和赤卫队，并以这些据点为基础逐步向外扩大影响。9月，组建了东江（蕉岭）红军独立营。到1929年春，蕉岭红军独立营人数已达150多人（未计各村赤卫队），党组织也进一步巩固发展，县委所辖蕉城、新铺两个区委（以石窟河为界，河东各乡属蕉城区，河西各乡属新铺区），党支部达12个，全县党员发展到了150多人。
1929年5月底，中共平远县委书记李巴林来到蕉岭三坑村，与中共蕉岭县委领导人张宏昌、邓崇卯等商议，决定组成蕉平县委，并集中力量联合成立了蕉平红军独立营。
同年10月19日，朱德、陈毅、朱云卿等率领红四军三个纵队共6000多人，从福建上杭县城直抵梅县松源集结。10月24日凌晨，红四军占领蕉岭县城。
红四军进蕉城后，联合中共蕉岭县委派出宣传队和政治工作人员深入各地张贴告示，刷写标语，宣讲红军的政策和纪律，收缴蕉岭土豪古盛孚的长枪20多支，放火焚烧国民党蕉岭县衙，有力打击蕉岭国民党反动势力，激发了蕉岭民众的革命热情。
红四军进入蕉岭，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提高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革命军队的认识和理解，为蕉岭苏区的革命指明了方向，加速了蕉岭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三圳乡九岭、寨子坑，新铺镇油坑，徐溪乡三坑、黄沙、黄坑，南磜乡左槐、龙华盖、浒竹坪，蓝坊乡龙潭、石湖，文福乡乌土、八驳桥，同福乡尖坑、长江，北磜乡石寨、水涨田，蕉阳镇下徐屋等乡村的农会组织和工农武装队伍都得到进一步发展壮大。
同年10月，成立了以毛泽东、朱德、古大存等7人为主席团的东江革命委员会，并发布了《东江革命委员会关于公布执行土地政纲的布告》，表明朱毛红军开始将东江革命根据地区域纳入其管辖范围。
到1930年初，蕉岭革命形势蓬勃发展，农民协会组织和赤卫队遍地开花，据当时国民党政府3月份的一份密报表明，仅石寨村一个村就有赤卫队员12人。3月，在蕉岭三坑召开了农民协会代表会议，开展实行平分田地，取消老租、老息的斗争。
1930年4月，在蕉平县委书记鲁达主持下，蕉岭县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赖清芳任主席，邓崇卯、鲁达、陈德明为委员。5月1日在丰顺八乡山召开东江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东江苏维埃政府。10月10日，蕉岭县革命委员会在三坑下畲村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邓崇卯主持下，蕉岭县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选出钟永佛为苏维埃政府主席。下设五个科：土地科，科长张佛庆，主管土地丈量和土地分配；财政科，科长刘传兴，管理苏维埃政府的财政收支；军事科，科长钟生云，负责军事斗争，侦查敌情，押运货物，收缴保管枪支弹药，扩大人民武装等；总务科，科长钟月桂，负责苏维埃政府的后勤给养；赤卫科，科长由钟永佛兼任，负责组织群众自卫，有大刀队、运输队、救护队等。
蕉岭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随即领导苏区人民开展打土豪斗地主、实行土地革命，没收封建公尝和地主的土地、烧田契、出谷仓。土地革命的基本做法是按照东江特委第十九号通告的实施办法和西北七县（梅县、蕉岭、平远、大埔、兴宁、五华、丰顺）联席会议1929年12月3日的决定进行，只分田地，未分阶级。分配土地以村为单位，先没收尝田、租田，按人口平均分配，在原耕基础上抽多补少。
到1930年底，蕉岭苏区不仅建立了县级苏维埃政权，也充实了蕉平红军独立营以及各村赤卫队的武装组织，同时进行了打土豪、分田地斗争，蕉岭苏区开始进入了土地革命斗争全盛时期，为“蕉平寻”苏区的建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央苏区形成和全盛时期，蕉岭（蕉平寻）苏区全面建立苏维埃政权、党组织和武装军事力量，开展了长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分粮食牲畜等各项土地革命斗争
1931年1月15日蕉（岭）平（远）寻（乌）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蕉岭（蕉平寻）苏区进行了更全面、更彻底的打土豪、分田地、分粮食牲畜的斗争。
在此期间，蕉岭（蕉平寻）革命武装力量不断发展。1931年1月，蕉平寻苏区建立后，在成立大会上决定：积极集中群众的武装，组织及编制大刀队等，原寻乌县赤卫总队及平远赤卫特务营归编红军第六军第一师独立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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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月底，蕉平寻县委与红军第三十五军军委召开联席会议，研究猛烈扩大红军问题，决定由蕉平寻县输送300名员扩充红军第三十五军。
此时，寻乌地区的各区、乡均有农民赤卫队，蕉、平地区有蕉平红军独立营、赤卫队等武装组织。蕉岭也已经有部分赤卫队员加入了红军第二十二军，据统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蕉岭参加红军的人员中，仅仅在红军第二十二军牺牲的官兵就达35人。
1931年2月8日，蕉平寻县委作出决定，集中全县农民武装编成县赤卫总队。并从光留篁区选送15名党员、吉澄寻区选送10名党员、新平尺区选送5名党员入伍，以加强县赤卫总队的领导。4月间，县赤卫总队又改编为红色连，共三个排，连长赵家基，指导员温联芳。同月，又征调了75名青年输入红军，其中蕉岭的蕉城区5名、新铺区5名。
1931年秋，蕉平寻苏区以蕉平寻红军独立营为主体，兼收各地方赤卫队，扩编为红十一军蕉平寻独立团，下辖三个连和一个特务排，团长罗文彩，政委罗屏汉。1931年9月，县苏主席赵寿华组织一批蕉平寻苏区男女青年到江西会昌参加红军。
1932年2月，蕉平寻红军独立团进行补充和整编，政委罗屏汉调任会昌县委组织部长，黄世昌接任蕉平寻红军独立团团长，钟亚庆为副团长，罗文彩为政委。全团补充后仍有500多人，仍设3个连和一个独立排。
1932年下半年，蕉平寻红军独立团被编入新独立三师。
蕉岭（蕉平寻）苏区武装力量在土地革命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不仅输送了诸多兵员参加红军各部，参与了多次“反围剿”斗争，坚决保卫中央苏区，也为本地苏维埃政权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1933年8月粤赣省成立后，蕉岭在粤赣省领导下组织了粤赣边区司令部蕉平挺进队（即第五挺进队），由罗屏汉领导，约有300多人，多次在蕉平寻区域进行战斗直至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
链接
朱德、陈毅率红四军到蕉岭开展革命斗争
1929年10月19日，朱德、陈毅、朱云卿等率领红四军三个纵队共6000多人，从福建上杭县城直抵梅县松源集结。10月23日晚，红四军进入蕉岭县境内，蕉岭县委立即派刘安、陈顺（盛）侯等带领农民赤卫队前往边界迎接。24日凌晨，红四军进入蕉岭县城，蕉岭县的国民党军队（警卫队）和官员等闻风而逃，红四军顺利占领蕉岭县城。红四军进占蕉城后，联合中共蕉岭县委派出宣传队和政治工作人员深入各地张贴告示，刷写标语，宣讲红军的政策和纪律，并派陈盛侯率领蕉岭赤卫队打下南磜等地，分粮食、收缴枪支，并大量招收赤卫队员。
当天上午，红四军在蕉城老南街口武衙门坪召开群众大会，朱德军长发表了演说，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申明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工农的子弟兵，是为穷人打天下谋幸福的武装队伍。号召人民要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废除苛捐杂税，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和特权，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建立苏维埃政权。当晚，红军大部队在蕉岭西街、西门背一带宿营。25日凌晨，红四军由蕉城出发经闽粤边界重镇新铺逗留近两个小时，红军在大路旁的墙壁上书写了“没收土地分给农民”、“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等标语，随后直抵梅县。
红四军完全占领蕉岭，攻下县城，朱德在蕉岭的动员讲话为蕉岭革命点燃了熊熊烈火，为蕉岭县建立县苏维埃并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铺平了道路，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1930年开始，蕉岭县大部分地区就已经成为苏区。
组建蕉平寻县委
1929年5月底，中共平远县委书记李巴林到蕉岭三坑村，与中共蕉岭县委领导人张宏昌、邓崇卯等商议，决定组成蕉平县委，同时集中力量联合成立了蕉平红军第一独立营，1931年1月，寻乌与蕉岭、平远合并，组建了蕉平寻县委、县苏维埃，成为闽粤赣三地联系的中心县份。在此期间，蕉岭成为蕉平寻县委、县苏维埃的主要辖区之一。蕉平寻苏区先后隶属于闽粤赣苏区、赣西南特委西河分委、赣南特委、江西省委等中央苏区的党政组织系统，为中央苏区的建立、巩固、壮大、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成立蕉岭县苏维埃政府
1930年10月10日，蕉岭县革命委员会在三坑下畲村召开蕉岭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告成立蕉岭县苏维埃政府，选出钟永佛为苏维埃政府主席。蕉岭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随即领导苏区人民开展打土豪斗地主、实行土地革命，没收封建公尝和地主的土地、烧田契、出谷仓、抗租抗债。到1930年底，蕉岭苏区开始进入了土地革命斗争全盛时期。
蕉平县委机关旧址
1929年，中共蕉平县委成立，东江特委派鲁达（张晓光）为蕉平县委书记，赖清芳为组织委员，邓崇卯为宣传委员，陈德明、何贤为武装委员，邓亚槐为交通员。县委机关设在徐溪黄沙长滩头。
左槐农民协会旧址
左槐农民协会旧址——陈氏宗祠位于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南磜镇左槐村左上队。旧址有2厅8间约700平方米。农会和赤卫队以左槐为据点开展打土豪斗争，实行减租减息，收缴了当地土豪梁志光等人的枪枝。左槐成为油坑、三坑、黄沙一样的革命据点，搅得敌人不得安宁。
蕉平寻县委蕉城区旧址
1931年1月15日至21日，蕉平寻三县党团代表大会与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江西寻乌黄田同时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蕉平寻县委，赵冠鹏为县委书记，县委机关和苏维埃政府机关设在黄田。蕉平寻县委、苏维埃政权成立后，积极贯彻执行县党团代表大会和工农兵代表大会的政治、经济、政权、武装等方面的决议，积极进行苏区的自身建设。
苏区体育 篇5
从1927年10月井冈会师到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 在这7年的时间内, 苏区的文艺运动发展得轰轰烈烈。除了“文明戏” (话剧和歌剧) 的兴起之外, 带有鲜明特色的苏区音乐也蓬勃发展起来。在这一时期, 由于一些知识分子的加入及派送往苏联学习的红军干部的回归, 苏区的文艺运动也加入了典型的苏俄特色及欧洲特色。这些人中的代表人物有留苏“赤色明星”、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女士;先在法国学习音乐, 后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最后使用俄文名字“亚历山大·阿列克塞·沙可夫”的陈微明;以及早年在美国留学并加入了美国共产党、随后转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原名谢启泰的章汉夫;更有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文学家瞿秋白。在这些有过留苏、留法、留美经历的知识分子的带领下, 苏区时期的音乐文化也被赋予了苏联及法国革命音乐的色彩。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俄罗斯无产阶级音乐家协会主张音乐密切配合政治斗争, 强调音乐的思想性。这一音乐指导思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苏联音乐界处于主导地位, 具有相当大的影响。而在大量借鉴苏联革命经验的中国革命早期, 这种音乐理论也在中国的苏区得到了广泛认同和接受。尤其是在“古田会议”之后, 文艺工作被认为是党的革命事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指明了文艺是为革命斗争服务的方向。因此, 苏区的整个文艺工作活动都是围绕为政治斗争服务这一中心, 初期以模仿苏联模式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其中, 包括苏区时期的革命歌曲创作与表演活动。
在这一时期, 苏区先后创立了各类工农剧团和表演学校, 包括由李伯钊担任团长的“蓝衫团”和“蓝衫团学校”。1934年, 瞿秋白建议把蓝衫团改名为“中央苏维埃剧团”, 蓝衫团学校也更名为“高尔基戏剧学校”。在这个带有鲜明苏联色彩的学校里面, 瞿秋白等人制定了学校简章, 规定学员要“唱歌 (发音和音符) 、跳舞……”, [1]P264音乐分为中乐和西乐。在这个学校里面, 李伯钊、刘月华担任音乐课的教学工作。除了传统的中国乐器外, 钢琴、风琴、小提琴也加入了乐队的行列中, 担任独奏和伴奏的任务。例如, 在蓝衫团的表演中, 朝鲜族的音乐家崔音波就曾表演小提琴独奏;而沙可夫也表演过苏联歌曲独唱;李伯钊也经常表演苏联歌舞;连邓小平也曾用法语表演过法国大革命时非常出名的《马赛曲》。这些表演都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
同时, 一大批苏维埃歌曲也被翻译并传入中国。如瞿秋白就翻译了《国际歌》和《共产儿童团歌》等歌曲。苏区的文艺工作者们对苏联歌曲进行改造, 形成了自己的音乐。例如, 当时苏区的许多话剧都插入了歌曲, 有很多是引用现成的从国外引进的曲调。如话剧《旧世界》、滑稽剧《松鼠》就引用了《国际歌》的曲调;而话剧《春耕突击队》则引用了《共产儿童团歌》的曲调。这种引用旧有外国曲调填新词以形成自己的革命歌曲的方法在初期的革命歌曲创作过程中被多次采用。如, 《保卫根据地战斗曲》就是采用了美国波兰特市主教布里格姆所写的赞美性的圣经调填词而成的歌曲。还有根据苏联革命歌曲填词的《霹雳拍》、《进行曲》、《上前线去》等。原有的进行曲、战斗曲等的欢快、激昂的曲调与节拍非常适合用来表现红军积极向上、勇往直前、充满信心与希望的精神, 因此, 此类曲调也多用来展示红军及苏区斗争的一面。这些旧曲填上新词以后, 在曲调上、节奏上都产生了新的变化, 在内容和形式上获得了新的统一。
但是, 苏区音乐在利用旧有的外国曲调的同时, 也会做一定改编。有时候是改变节拍, 有时候是只截取其中的一段, 以适应国内的歌唱习惯。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非常流行的《红歌》就改编自苏联的革命歌曲《红军最强大》。《红军歌》的部分曲调和苏联原曲调相同, 但是在某些地方, 文艺工作者们缩短了原《红军最强大》的节拍, 把原来的6#5 6|7·7 7换成6 5 6 7 7 7, 使新的曲子更欢快、朗朗上口。有时候又会延长音值, 如由苏联歌曲《你们已英勇牺牲》改编的《悼亡曲》, 这首曲子部分采用了原苏联曲调, 把原来的1/4节拍延长为1/2节拍。这种改编都是为了符合中国歌词的歌唱方式与节奏习惯, 使歌曲更通俗上口。
二
除了初期的外国歌曲的中国化过程, 苏区的音乐文化创作也开始逐渐走向了本土歌曲马列化的道路。在苏联的革命歌曲中, 很多进行曲、战斗曲都是由原来的民歌改编而来的。因此, 民歌、山歌、小调被填入富有苏维埃政权特色的题材歌词, 形成了中国自己特有的革命歌曲。而且, “红军部队的歌曲的传统就是以民歌为基础……”[2]P78赣南、闽西的客家山歌对苏区的革命歌曲创作影响尤为巨大。
赣南客家山歌是随着客家民系的形成而形成发展起来的, 是用客家方言吟唱的山歌。其中兴国山歌又在苏区革命歌曲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兴国山歌分为两类:一种是山野间的即兴唱和, 另一种则是职业歌唱人员的室内娱乐性质的表演。苏区时期, 兴国山歌成为有力的战斗宣传武器, 有“一首山歌三个师”的美名。《苏区干部好作风》就是以兴国山歌的形式谱写出来, 并唱遍了整个苏区的。《争先恐后当红军》也是兴国竹片山歌的一首代表作。
民歌、小调纷纷成为苏区革命歌曲创作的有力凭借。用《苏武牧羊》调填词的《土地革命歌曲》、用民歌调《玉娥郎》填写的《四季读书歌》等都是典型的例子。用同样的曲调编出不同的歌曲也是这段时期的重要特色。《苏武牧羊》的调子还被应用到新歌《骂军阀歌》上。在这些歌曲里, 通俗的歌词、大家都很熟悉的题材是歌曲能够被文化水平较低的普通红军战士和群众迅速接受的原因之一。瞿秋白同志曾经指出:“通俗的歌词对群众教育大, 没有人写谱就用民歌曲调填词, 好听好唱, 群众熟悉, 能马上流传, 比有些创作的曲子还好。”[1]P263因此, 苏区时期的本土歌曲的马列化主要是通过歌词的创作和题材的选择实现的。
苏区的题材丰富多样, 但大部分是以政治宣传为主。一种是号召工农起来反抗剥削压迫的歌曲, 如在湘鄂川黔苏区的印江、沿河、德江等县流传的歌曲《工农兵联合起来》唱道:“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3]P124一种是拥护苏维埃政权的, 如在永顺县、桑植县流传的《拥护苏维埃》;一种是鼓励青年参加红军的, 如《当兵就要当红军》;一种是反映妇女解放的歌曲, 如在桑植县流行的《妇女歌》、《放脚歌》、《妇女放哨歌》;一种是歌颂红军, 军民鱼水情的《早盼晚盼红军来》、《爱红军》、《十送红军》等;一种是歌颂党的领导人的, 如歌颂贺龙的《贺龙带来红三军》;还有其他一些控诉国民党的黑暗统治的歌曲, 如《逃难曲》、《苦债歌》、《抓新兵》, 等等。这些以歌颂红军、歌颂党、歌颂苏维埃政权, 批判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洋人、地主土豪的剥削的歌曲触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 使他们鼓起勇气, 坚定了和一切反动派斗争, 保卫自己的家园和美好生活的信心和决心。
苏区时期的革命歌曲创作, 一方面展示了苏区时期根据地受到的苏联文艺理论及马列主义的影响, 另一方面用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展示了党、红军及苏维埃政权的部分发展史。进行曲、抒情歌曲、表演歌曲、颂歌、叙事歌、小型歌剧等作品形式共同组成了苏区的音乐文化。其中叙事歌由于有时间、有情节, 对于研究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党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叙事歌《1929年的红军》里唱道:“正月里来梅花香/四军全部出井冈/红旗飘飘高举起/吓得白匪起恐慌/二月里来雪花飞/官兵团结心唔灰/大柏岭上迎头击/刘逆士毅狗命危/三月里来气象新/红军浩荡进长江/郭逆凤鸣不量力/长岭寨下命归阴……”[4]P421这首山歌交代了时间、地点、事情, 对研究党史、军史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从学习、模仿苏联歌曲到扎根于本土民族文化、创作本国特色的红色革命歌曲, 七年期间的苏区音乐文化运动经历了开始、繁荣、遭受挫折等阶段, 对苏区革命根据地宣传土地革命、保护苏维埃政权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苏区音乐文化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特色化的过程。可以说, 没有包括戏剧运动在内的苏区文化运动, 苏区的思想政治工作就不可能进行得那么顺利, 马列主义也不可能那么轻易地为广大普通红军指战员和群众所接收, 并牢记于心。
摘要：在以为革命斗争服务的思想指导下, 七年的苏区革命时期内的音乐发展走的是一条外国歌曲中国化、本土歌曲马列化的道路, 对宣传苏区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苏区文艺,红色音乐,革命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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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体育 篇6
一、苏区精神与红色文化资源的联系
苏区精神是我国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之一,是为了维系、协调、指导、推动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粹思想,苏区精神在红色文化资源中的集中体现,更好的展示了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更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核心和灵魂。苏区精神是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沉淀的精髓。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为了坚定信念,弘扬苏区精神下的红色文化资源,用科学武装头脑,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苏区精神的传承和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更大的弘扬和发展红色文化资源,在本质上达到精神文化的统一。赣南苏区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和中国革命史上有着特殊意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抗战时期,以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怀着坚定的理想信仰,坚信革命终将迎来最后的胜利,从而达到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建立红色政权,在极其艰苦困难的条件下,在一个民族处于逆境中的时候,共产党人展现出了镇定自若、奋发有为、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精神,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开展了武装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的发展路线,以此迎来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赣南苏区人民拥有纯朴、热情、勇敢、坚强的品格,离不开历史文化给赣南这片红土地带来的深深影响,培育了赣南人民勇往直前、不怕苦、不怕累的精气神。在苏区时期这段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苏区精神与红色文化资源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由此可见,振兴赣南苏区的经济发展离不开探索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承,从而给赣南苏区带来新的曙光。
二、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
赣南保留有大量的红色文物和革命旧址,是客家的摇篮,典型的“客乡”,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且颇具特色。据统计,仅散布在赣南保存完好的革命旧址(群)、纪念建筑物等物质类红色文化资源就有267处.[1]赣南苏区红色文化资源遗产十分丰富,主要以革命旧址、纪念馆、博物馆等,数量达到500余处,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还有大量保存尚好还待开发的革命红色文化资源。目前,大部分红色文化资源都局限于红色旅游的发展上,但就某种意义上说红色文化资源涵盖了大量的类型(包含苏区精神、革命遗存、纪念场馆、红色歌谣、红色戏剧、报刊、革命诗词、红色影视作品等),瑞金拥有全国最大的县级旧址群,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重点建设红色文化资源地点。这些艺术精品是红色革命遗留下来的宝贵珍品,随着时间的积累,奠定了其丰富的内涵文化。只有充分发挥红色文化资源的历史价值和地域性,赣南苏区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给赣南红色文化资源带来了空前的活力。提高红色文化资源的数量和质量,赣南苏区红色文化资源的深厚文化底蕴里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贡献,这段优秀的革命历史文化深刻反映出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所在。赣南苏区丰富的地域文化是赣南红色文化资源的基石,铸就了赣南红色文化资源的丰碑,红色文化资源以开放的形式吸取了其他优秀文化精髓,构成了强大的动力,推动着赣南苏区经济发展走向繁荣。苏区精神继承井冈山精神的精髓,成为了延安精神、长征精神的源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宝贵的精神财富。加大基础建设,有效发展红色文化资源产业,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开放合作,有效动员赣南苏区全体人民的关心力量,支持赣南苏区的振兴发展。只有紧跟着时代发展,抓主机遇,在信息时代充分发挥赣南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并传承赣南红色文化资源,做大赣南红色文化资源产业链,实现赣南红色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三、以苏区精神视角探索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
红色文化资源是爱国主义教育最好的实地教材,赣南苏区红色文化资源的每一个旧址群、纪念馆、博物馆都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发展历史,蕴含了所有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我们必须认识到现在大部分红色文化资源正在消逝,不可在生,所以我们必须保护革命历史遗产,让其可持续发展,采取实际措施保护红色文化资源。2003年11月的开始赣南苏区红色文化资源被充分利用和发展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保护其原则下,拨出相关经费对省级、市级、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局部修缮,先后建立了革命博物馆等一批有着赣南苏区特色的红色文化资源的标志性建筑,上述举措推动了赣南苏区红色文化资源前进的动力,为赣南苏区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传承奠定了基础。就目前情况来看,保护赣南苏区红色文化资源的工作还存在着问题和阻碍。第一,革命老区的老民众对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意识比较淡薄,青年对红色文化资源历史不了解,这对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都有着阻碍,历史记忆被渐渐淡忘,这些情况都在向我们诉说保护红色文化资源已经迫在眉睫,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已不在是经济价值,更重要的是社会价值的显现,只有让更多的民众充分认识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加强对红色文化资源的宣传,可以以讲座、微信等活动,扩大宣传力度,才能鼓励民众去保护这些被历史遗忘了的革命遗址和旧居,观念不转变何来创新。第二,环境的变化对红色文化资源有着一定的影响,会危及到红色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由于保护经费的限制,赣南苏区有着许多革命遗址旧居未被纳入省级、市级、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此可见,红色文化资源的现状令人担忧。由于对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不是一时可以解决的,这是一个系统的过程,时间、资金、专业保护人才都是不可或缺的,政府需采取多种方式,建立红色文化资源保障体系,多渠道筹集资金,为红色文化资源提供经济保障。与此同时,政府应加强红色文化资源的防范,对有意破坏红色文化资源的行为进行有效打击,维护红色文化资源的环境保护。第三,对红色文化资源保护的人才匮乏,是赣南苏区红色文化资源保护的现状,赣南各职能部门可以通过引进人才,培养人才,营造一个有利于留住人才的社会环境,建设一支有专业知识、高素质的红色文化资源保护队伍。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不仅需要历史学者、文化学者、社会学者和旅游学学者等人才,探索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开发、发展、保护和传承,加快赣南苏区红色文化资源品牌建设,开发红色文化产业基地,实现赣南苏区红色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第四,建立赣南苏区红色文化资源品牌产业,品牌建设离不开内涵建设,红色文化资源的品牌建设只有建立在本土上,才能发挥其特色,给赣南苏区带来品牌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四、以苏区精神视角探索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承
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承是红色文化资源开发的继承,这项工程任重道远。赣南苏区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承是各族人民的精神砥柱,是弘扬红色文化,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基石。在建设小康社会时期,需要大力宣传和弘扬红色文化资源,发挥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增强红色文化资源的精神力量,提升赣南苏区综合软实力。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承与赣南苏区经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就赣南苏区红色文化资源来看,开发和发展较好的只有红色旅游,红色旅游给赣南苏区带来新的经济体,只有充分发挥红色文化资源中的每一种类型,才能真正意义上开发和传承红色文化资源。有效的保护赣南苏区红色文化资源,红色文化资源才能有效的发挥其特定的价值,红色文化资源的特定价值是红色文化传承源泉,提升红色文化资源的品质,开发红色文化资源,都能大大提高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承概率。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承离不开政府的支持,赣南苏区大力发展发展红色文化,建立保障机制,发挥红色文化的内在和外在力量,带动赣南苏区的经济发展贡献其力量。
摘要：苏区精神是红色文化资源的引路人,也是红色文化资源的灵魂,真正意义上体现出一脉相承的艰苦奋斗精神。赣南是一块有着优良的革命传统和拥有最丰富、最有优势的文化资源的红土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苏区精神的发源地,其深厚的内涵文化决定了红色文化资源对赣南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关键词：赣南苏区,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传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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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精神,不朽的历史丰碑 篇7
80年后的这个11月,历史又在深情地注视着这块具有光荣传统的红色热土。
11月4日和7日,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大会分别在共和国首都北京和“共和国摇篮”江西瑞金举行。大会深切缅怀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与崇高风范,回顾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时期的光辉历程及执政经验,大力弘扬苏区精神,坚定信念、开拓进取、扎实工作、不懈奋斗,不断开创各项工作的新局面。
忆往昔峥嵘岁月。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赣南、闽西创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当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历史波澜虽已远去,革命创举永载丹青。苏区革命那一段渐渐远去的光辉岁月,深深烙印在共和国的史册,历久弥新,已经成为一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使广大人民群众从中得到教益。
80年光辉岁月,80年砥砺前行,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出了一条前仆后继、开拓奋进的艰辛之路、创业之路、胜利之路,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
80载风云变幻,80载斗转星移,一段段辉煌的业绩已凝固成永远的丰碑。当年风雷激荡的红色赣南和瑞金,从战火中孕育铸就出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这一精神既蕴涵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共性,又显示了苏区时期的特色和个性,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和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精神新的升华。
伟大的党铸就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滋养伟大的党。1996年9月江泽民同志在赣南老区视察时指出:“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老区人民。我们要把老区的精神和传统世世代代传下去,永远发扬光大!”2003年8月胡锦涛总书记在视察赣南老区时强调,“革命前辈们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培育起来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对我们坚定信念、鼓舞斗志、做好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永远是我们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
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中央领导同志明确使用了“苏区精神”的重要概念,明确概括了“苏区精神”的主要内涵,论述了苏区精神产生的实践基础,界定了“苏区精神”的性质、定位和意义,提出了弘扬苏区精神的要求。
如何继承革命先烈遗志?如何大力弘扬苏区精神?江西省委书记苏荣提出的“四个必须始终”为新时期弘扬苏区精神指明了方向。那就是,弘扬苏区精神,必须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必须始终坚持求真务实,必须始终践行执政为民,必须始终保持优良作风。要进一步采取措施,加快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让老区人民同全省和全国人民一道生活得更加富裕、更加幸福。
苏区精神,一座不朽的历史丰碑。
苏区振兴:扶贫移民泰和行 篇8
随着本刊“走进苏区”的专题采访,记者一行又一次来到泰和县,采访扶贫和移民工作。在几天的采访中,耳闻目睹泰和县过去的一年里,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省、市扶贫和移民办的精心指导与大力支持下,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省、市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围绕年初确定的工作目标,创新思路,强化措施,精心组织,狠抓落实,出色的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全县贫困人口由2012年的26467人减至21110人,减少5357人,农村贫困发生率由6.39%降至4.66%。泰和县的变化,又一次让大家真实感受到“和气所生”的深刻含义。
让我们一起看看他们的成绩单。
整村推进年度项目全面完工
泰和县扶贫和移民办主任郭建英告诉记者,扶贫工作进入新阶段后,泰和县贫困人口分布呈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大多数贫困户集中在偏僻偏远、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条件恶劣的自然村。
为此,县扶贫办积极探索和完善扶贫的方式方法,突出重点,改变以往扶贫资金“撒胡椒面”、项目搞“天女散花”的平均分配方式,将扶贫资金拼盘打包,捆绑投入,以重点贫困村为单元,分期分批,因地制宜,逐村实施整村推进工作。2013年共计下达25个扶贫重点村项目资金570万元,项目41个,其中落实在贫困村与新农村建设资金捆绑使用的项目24个,主要建设内容为村庄整治,村道、组道修建及农田水利建设,到目前为止所有项目已全部完工,大大改善了贫困村的水利设施、交通条件和人居环境。
藻苑村位于井冈山机场附近,辖12个村民小组,389户,1500人。201 1年仍为省级扶贫开发重点村,2012年成为省委常委周萌挂点帮扶村。在省、市、县各级领导大力关心支持下,藻苑村抓住历史机遇,大力开展了美丽乡村建设。
土生土长的刘玲女士,在外工作数年,嫁入他乡。这个元旦,和爱人回到娘家,家乡的变化让她百般惊讶。她说:“很久没有
回来,然后这次回来,觉得家乡变化还是非常大的,道路非常
宽,绿化也很好,特别弄了一些农村特色的,亭子呀,幸福桥啊,
都挺不错的。”
和藻苑村一样,泰和县的许多村子经过统一规划和环境整治,房子、道路变得整洁有序,学校、商店、医疗室等一应俱全。村容越来越美,村民发展的劲头也高了起来。
产业扶贫风生水起
泰和县全面落实“四个一”组合式扶贫政策,充分利用好1000万产业扶贫资金,坚持以贫困地区种养专业合作社为载体,大力实施产业扶贫,助推群众脱贫致富。通过两年来推动产业扶贫项目,全县实现减贫人口2800多人。
2013年全县共新成立34个产业合作社,建设范围覆盖全县。全县申报中央苏区产业扶贫项目64个,其中种植业项目34个、养殖业项目28个、农产品加工项目2个,种植业项目面积达3.15万亩,其中:井冈蜜柚老乡工程6000亩、优质油茶4000亩、竹木8000亩、烟叶基地1500亩,生猪肉牛养殖规模达1.96万头。如沙村镇坪洲村(贫困村)的井冈蜜柚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井冈蜜柚1000亩,参与农户168户占全村户数的60%。同时,泰和县还大力实施“合作社+基地+能人+贫困户”的模式,助推群众脱贫致富。如佳和肉牛养殖农业科技示范园,参与项目农户达280户,其中贫困户87户,参与群众有望户均增收1万元。
位于万合镇的龙湖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就是这其中的一大亮点。该公司成立以来,立足把项目打造成天蓝地绿、水清气爽的生态环境,作为美丽乡村的一大特色来实施开发。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基地开发面积6000余亩,其中包括水面养殖、问题,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利用农民特长,带领农民共利互赢。名贵花木种植、畜禽养殖、果类蔬菜采摘。
万合镇镇长罗诗保介绍,该项目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以公司+农民合作社联合开发形式,使农业产业化、农民职业化,由公司做出示范区,并提供生产资料、技术、加工、运输、销售等一条龙服务,解决农民合作社融资问题,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利用农民特长,带领农民共利互赢。
罗诗保说,对贫困老表要有敬畏之心,这种敬畏之心要在为老表做好每一件实事中体现,要想方设法帮助老表脱贫致富。
据了解,目前,泰和县有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349家,成立家庭农场321个。入社成员成员达1.6万余户,拥有注册商标的合作社数10个,4家合作社获得了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证,6家合作社获得了无公害农产品认证。
社会扶贫工作成效初显
自从省委、省政府采取“四个一”(一位省级领导、一个省直部门,一个重点企业,每年省财政拨付1000万元专项扶贫资金)组合式扶贫,对38个原中央苏区县(市、区)定点联系扶贫开发工作后,泰和县抢抓机遇,主动对接,社会扶贫,初见成效。
郭建英告诉记者,省委常委周萌同志及省住建厅、省电信公司在泰和县挂点帮扶。他们多次来县调研指导,为重点村编制了村庄发展总体规划,并提供援助资金400万元,安排农村危房改造30户,安排镇水厂2座,县垃圾处理厂5座。省妇联、井冈山大学、市委组织部、吉安802台定点包扶单位分别在县螺溪镇中房村、桥头镇石壁村、万合镇竹山村、沿溪镇源塘村,他们克服人员少,路途远,条件艰苦等困难,深入村组户掌握群众的贫困现状,了解群众需求,也纷纷挤出资金,帮助整合村部及周边环境,硬化通村水泥路，发展村级经济,壮大富民产业,深受群众欢迎。
同时,泰和县继续在党员领导干部中开展了“1+1”结对帮扶工作,把参与帮扶的干部延伸到村、组党员干部和副科级以上单位的股级党员干部。全县结对帮扶党员干部1070人,帮扶资金和物资116万元,扶植种、养、加项目47个,安排劳务输出210人次,引进技术3项,全县28973多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受益。
移民搬迁扶贫有序推进
当前全国轰轰烈烈开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活动,顺应了时代潮流,也为泰和县的移民搬迁工作找到了着力点和有效平台。
泰和县移民搬迁扶贫既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新农村建设的一大创举。“统一征用土地(调整土地)、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基础设施建设,统一验收,农户分户建房”的“五统一分”形式建设集中安置点,较好地解决了当前农村建设杂乱无序的现象,几十年来农民的建房乱象在深山区、库区、地质灾害区逐步规范,成为泰和县新农村建设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2013年该县移民扶贫移民对象153户/673人,移民集中安置点3个,集中安置移民153户/673人。到目前为止,已全部完成搬迁工作。移民搬迁的4个基础设施项目(小龙镇扶贫移民新村、上模笔架山扶贫移民新村、南溪乡南源村扶贫移民新村、苏溪下彭村移民新村)共投入项目资金121万,全部完工。移民群众在春节前喜迁新居。
在万合镇赤溪移民新村,一排排三层的楼房格外醒目,很多搬迁过来的移民还在小院里还种上了各种花卉。这里的移民原来在赤溪村小江口村小组,那里是仁善河入赣江处。由于地势低洼,年年涨大水,有时上半年涨了下半年还涨。2012年上半年,在县、乡的大力支持下,赤溪9组开始建设新村。小江口村的西面,有一座叫“人形”的小山,长着一些小松树和杂木。为了不占耕地,村民们决心“愚公移山”。随着机器轰鸣,山头一寸寸矮下去,宅基地一片片开出来。村里请来建筑师规划设计。新房分三排,每排10幢,每户176平方米,欧州风格,尖顶,罗马柱,好看又实用。现在,新村新家、和谐和美,住在这里的老表们都深深陶醉其中。
成绩单没有风雷激动的豪迈,有的只是平和的数字与事实。
讲到成绩,陪同记者采访的县扶贫和移民办的工作人员都说这和老百姓自身求发展求致富的信念分不开。看得出来,这其中他们有一种问心无愧而又不满足的感觉。让他们谈点工作体会,他们随随便便说了几句,记者听后却很有感触。
第一,工作创新路。比如为解决移民搬迁征地难,建房费用高,移民后续扶持乏力的困难,该县采取了在县城工业园区附近由政府统一征地,建小高层住宅小区的办法,集中安置搬迁移民。地处边远山区的小龙镇,由于移民较多,镇内无法找到合适安置地块,由镇政府出面在县城城郊统一购地,统一设计,统一集资,统一建房,按住宅小区规模建小高层套房。目前已建60套,可供60户移民居住。由于采取商住小区模式建造,和城市中的商住小区没有什么区别,一栋栋排列整齐的楼房,一间间便民小商店,统一的物业管理,移民的居住环境和生活环境都非常的整洁卫生。同时新村交通便利,距离县城仅1公里,周围又是县工业园区,移民们可在家门口实现就业,真正做到了“搬得出,稳得住,富得起”。为解决今后更多的移民搬迁走出了新路。
第二,管理有严章。一是设立项目资金红线,项目资金和机关运转经费严格脱钩。尽管单位经费非常拮据,仍然坚持不打项目资金的注意,不挪用项目资金弥补经费不足。二是项目资金管理制度健全。整村推进、大中型水库移民的项目和资金的管理都与县财政局共同制定了管理细则,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所有项目确认都坚持两家联合发文,所有项目验收都坚持两家共同参与,自觉接受监督。三是工程实行招投标制。从2011年起,要求所有的项目均必须实行招投标,防止暗箱操作。
第三,他们没有多讲,只讲了一个题头,真抓苦干是搞好扶贫和移民工作的前提。
苏区关税征管实践 篇9
要津险隘设税关，宽猛并济定税则
192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会议，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先是发动群众抗租抗税抗粮抗捐、堵塞反动统治阶级的财政来源，继而举行武装暴动、没收土地，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的苏维埃政权。随着红色疆域的不断巩固和扩大，军政费用与日俱增，各根据地纷纷利用自己独特的地缘优势，在水陆边境重要口岸设立具有海关性质的税关，制定简单显明、互惠互利的税则，依法征收赤白区域间的货物流通税，借以调剂商品余缺，增加稳定、及时的财政收入。中央苏区鼎盛时期，在赣县等15个县域设立了24个关税征收处，归中央税务局关税征收科直接管理。
与此同时，相关配套制度建设也在同步推进。1933年春夏之交，中央财政部连续颁布数道训令，着重强调建立关税制度、整顿商业税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随后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条令，对关税征管的机构设置、工作职责，关税征收的业务程序、计税办法，以及关税制度的设计原则、宣传要点等事项，作了具体规定。其中《关税税率表》以表格形式，细分了十多种级差税率，对应出口、进口两大税种，40余项应税、免税税目。《关税征收细则》则以条项形式，规范了各种货物报关、查验、交税、签单和放行等流程步骤，以及税款计征、违规处罚和举报奖励等标准尺度。各根据地在实践中大胆创新、积极探索，苏区关税征管体系从无到有，渐趋完善、统一。与此前“层层设卡，处处抽厘，任意增加，毫无定额”的协定关税和厘金制度完全不同，苏区的海关只设在苏区边境；苏区的关税“只抽进出口税，苏区内部货物来往不准收税，而且只抽一次不抽第二次”。苏维埃政府“尤知关税政策之原则，厉行保护贸易。如对奢侈品抽税极重，以防奢侈风尚之流行；对于赤区极需之物品则免其入口税，对于赤区之特产则免其出口税，均是各国奉为金科玉律的关税原则”。
亦文亦武筹税款，风口浪尖铸税魂
苏区关税开征之初，由于缺乏经验，曾出现种种弊端，此外红色区域长期处在战争环境中，苏区海关经常面临反动武装偷袭、不法奸商捣乱的不利情形，关税征管遇到许多客观困难。
各关区从抓队伍专业化建设入手，科学定编设岗，特别加强了护税、征税和缉私武装力量，例如中央苏区筠门岭关税处从当地工人模范营中调兵遣将，组建了一支30余人的武装检查队。同时苏区海关跟各级机关密切配合，利用一切机会，采取各种方式，大力宣传解释关税政策法规，努力提高办税服务质量，着力引导税法遵从。通过深入持久的宣传、体贴入微的服务，苏区关税征管工作逐渐取得了社会各界的理解和配合。
苏区各地海关秉公办税，严气正性独挡一面关区防线。中央苏区每天统一设置一种完税标志，用石灰水标注在商品包装的显眼位置，各关卡检查员经核实无误乃予放行。在战争形势日趋严峻、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的非常时期，苏区海关职员虽然手握征税特权和税款，仍能顾全大局、廉洁自律。如筠门岭关税处检查员多次严拒奸商重金贿赂，3个月内查获走私案件240多起，没收粮食140吨以及大量金银首饰。在与反动武装争夺税源、打击不法奸商走私偷税的激烈博弈中，部分红色关税人惨遭迫害、不幸遇难。广大苏区关税征管工作者一手拿算盘、一手握枪杆，以苦涩的汗水和鲜红的热血，凝就了人民海关坚实的税魂，疏通了红色政权旺盛的财源。
苏区振兴:扶贫移民宁都行 篇10
2013年, 宁都县紧紧围绕《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总体要求, 以赣南苏区振兴和罗霄山片区扶贫开发为契机, 以创建全国革命老区扶贫攻坚示范区试点为平台, 抢抓机遇, 奋勇争先, 大力实施整村推进、移民搬迁、雨露计划、产业化发展和社会扶贫等工作, 惠及人口18万余人。一年来, 宁都扶贫对象人均纯收入增长12%, 脱贫人口达3.87万人, 占全县建档立卡扶贫对象的19.1%。
宁都县对坊乡富康新村移民点
一、拓宽扶贫渠道, 减少贫困群体
1、产业扶贫, 整村推进。整村推进扶贫以建设秀美和谐乡村为重点, 134个贫困村实施各类项目357个, 完成投资2400万元, 着力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同时, 大力实施“两项制度”有效衔接扶贫到户, 创新“四个一”产业扶贫到户方式, 30%以上的整村推进扶贫资金用于产业开发和扶贫到户。2013年, 充分利用各类资金, 扶持发展油茶6800亩, 果业6000亩, 银杏1000亩, 茶叶1000亩, 覆盖农户2300户;扶持标准化黄鸡养殖基地6个, 新建鸡棚87个, 覆盖农户140户;扶持扶贫龙头企业6个, 专业合作社4个, 有力地辐射和带动我县扶贫产业的发展。
2、移民扶贫, 易地发展。搬迁扶贫全年完成移民1529人, 建设移民集中安置点14个, 进城入镇人口1365人, 完成投资809.75万元, 移民搬迁扶贫助推城镇化进程的功能更加显现。创新后续扶持方式, 筹集154万元在青塘、东韶等9个移民新村, 按照“小额、短期、有偿、信用担保”的资金管理原则, 推广“民用民管民受益”的社区发展循环资金模式, 扶持600多户移民群众在新的环境中发展生产, 开发产业, 助推移民群众在“稳得住”的基础上, 通过发展产业实现“逐步能致富”的移民工作目标。
3、智力扶贫, 转移农民。全面完成“雨露计划”实施方式改革国家试点的3025人学历教育培养补助任务, 453.75万元补助资金已通过“惠农一卡通”发放到位。完成劳动力转移技能培训800人, 48万元培训补助资金已通过“惠农一卡通”发放到位。为进一步提升扶贫对象的自我发展能力和综合素质, 县自筹资金设立了“宁都县扶贫教育专项资金”, 每年从贫困村中免费选送扶贫对象子女进行中专和中、高职学校学历教育培养, 实施“培养一人, 脱贫一家”的智力扶贫工程。2013年选送134名初中毕业的贫困户子女到赣州应用等6所职业技术学校学习。
4、社会扶贫, 全民参与。一是“四合一”组合式扶贫有效开展。省政协副主席汤建人、省文化厅、建设银行省分行在宁都县实施“四合一”组合式扶贫, 共投入帮扶资金944万, 扶持项目40个。二是以“三送”工作为平台, 把机关单位定点扶贫落到实处。省直单位定点包扶4个乡镇4个贫困村, 落实帮扶项目14个, 扶持资金197万元;市、县定点扶贫单位139个, 定点帮扶贫困村134个, 落实扶持资金2172万元, 帮扶项目1166个。县扶贫办扶持固村镇里村等四个“三送”工作联系村15万元修建村民生工程项目。三是机关干部结对帮扶效果良好。各级机关干部参与结对帮扶3436人, 结对帮扶贫困户11429户, 投入帮扶资金668.9万元, 扶建项目203个, 帮助劳务输出6020人次, 资助贫困学生428人, 引进技术12项, 贫困户实现创业和就业1136人。四是非公有制企业积极参与扶贫帮困。2013年参与扶贫的非公有制企业有40个, 受扶村40个。投入资金695万元, 兴建学校1所, 修建公路4公里, 改造农田400亩, 其他基础设施项目12个, 援助贫困学生40人。五是社会捐赠做得有声有色。包括中国扶贫基金会的2013年“爱心包裹”项目获得捐赠价值50多万元的学生美术包裹、学校音乐包裹、学校体育包裹在内的社会捐款捐物达417.8万元 (其中捐款295.5万元、捐物122.3万元) , 扶持项目76个, 受益人口4.8万人。
二、创新扶贫模式, 用活扶贫资金
充分运用贫困识别成果, 探索“差异化”扶贫新模式, 扶持贫困户发展产业, 进行扶贫到户的精准扶贫试点。
1、用活产业化专项资金, 推进产业健康发展。将产业化专项资金1000万元中的50% 以奖补形式扶持贫困户发展产业 , 扩大优势农业产业规模;50% 以周转的形式借贷给产业开发户, 巩固产业开发成果, 实现产业开发和扶贫资金可持续发展。在对坊乡开展油茶高产种植基地扶持到户试点, 试点采取“四个一”的模式, 即一块示范种植基地、一个农民专业合作社、一套帮扶机制、一套验收考评机制, 具体由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协调, 农户自愿参加, 其中贫困户享受扶贫资金补助, 补助资金按标准直接打入贫困户“一卡通”账户。试点参与的农户达503户, 项目区覆盖贫困户达90.3%。
2、用活扶贫小额信贷资金, 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支持县农户自立服务社、扶贫开发服务中心和贫困村扶贫互助社, 通过小额贷款和互助资金借款, 支持微型创业户和产业户发展生产和产业, 实现增收脱贫。2013年, 农户自立服务社新增扶贫到户贷款1214.7万元, 扶贫开发服务中心向贫困户发放小额贷款50万元, 贫困村扶贫互助社周转借款270余万元, 有力支持了780多产业开发户和贫困农户的生产发展。
3、用活扶贫担保资金, 培育壮大产业龙头。大力支持扶贫开发担保公司为扶贫功能明显的产业基地和产业专业合作社提供贷款担保, 推动优势产业发展, 2013年, 共为16家优势产业基地和专业合作社提供1600余万元的贷款担保。通过信贷扶持, 促进了优势产业和专业合作组织发展, 全县工商注册合作社130多个, 带动了农户7万多户, 其中贫困户2.8万户。
爱心包裹发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