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清中肿瘤坏死因子α

血清中肿瘤坏死因子α（精选八篇）

血清中肿瘤坏死因子α 篇1

1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4-12~2015-12于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住院的急性肠套叠患儿20例(肠套叠组),其中男12例,女8例,平均年龄(8.4±0.8)月。另选取同期于我院儿内科的健康体检幼儿20例(对照组),其中男11例,女9例,平均年龄(8.7±1.1)月。所有患儿均为原发性急性肠套叠且复位成功,符合急性肠套叠临床表现及彩超影像,具体诊断标准参见第8版外科学。

1.2方法

健康对照组患儿空腹抽取外周静脉血2m L,肠套叠组患儿在灌肠复位前及复位后12h、24h后分别抽取外周静脉血2m L,常规离心分离血清后存于-20℃冰箱,用于测定血清TNF-α及CRP浓度。CRP测定采用免疫比浊法,TNF-α测定采用酶联免疫法,试剂盒购于上海劲马实验设备有限公司,批内CV<9%,批间CV<15%,严格按照说明书操作。

1.3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9.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及单因素方差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血清TNF-α水平比较

与正常组相比,肠套叠组患儿复位前血清TNF-α水平显著升高(P<0.05)。肠套叠患儿经治疗后,TNF-α浓度明显降低,复位后24h和复位后12h相比,TNF-α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注:与正常组比较,△P<0.05;与肠套叠组比较,□P<0.05;与复位后12h比较,☆P<0.05。

2.2两组CRP水平比较

与正常组相比,肠套叠组血清CRP水平显著升高(P<0.05)。经复位治疗24h后,患儿CRP水平明显下降,接近正常水平。复位前后CRP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注:与正常组比较,△P<0.05;与肠套叠组比较,□P<0.05。

3讨论

小儿急性肠套叠是指一段肠管及其肠系膜套入邻近肠腔内的一种肠梗阻[3],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类,目前研究表明其发生可能与小儿免疫状态有关,但具体原因不清[4,5]。原发性肠套叠多见于2岁以下的婴幼儿,并常以急性起病多见。目前诊断主要依据临床症状及B超检查。

TNF-α是由活化的单核-巨噬细胞产生的内源性致热原,它不仅可以引起发热反应,还是一种促炎因子,可刺激多种炎症介质释放,引起肠道炎症,导致肠道高反应性;TNF-α还可以诱导核因子(NF-k B)表达上调,间接增加COX-2,促进前列腺素的释放。这些物质可以直接改变胃肠道平滑肌的收缩,是引起肠套叠的介质。本研究发现急性肠套叠患儿灌肠复位前血清中的TNF-α水平升高,与健康对照组相比有明显的差异和统计学意义,与潘定坤、吴义平等人的结果一致[6,7],Sonmez[8]在动物实验中也得出同样的结论相佐证。同时我们发现,随着患儿复位治疗时间的延长,TNF-α浓度呈下降趋势,并有统计学差异,说明TNF-α在急性肠套叠的发生中起着重要作用。

CRP是是在炎症和组织损伤反应中肝脏分泌的一种急性时相反应蛋白,是急性炎症的敏感指标。本实验结果显示肠套叠患儿的CRP水平较对照组升高,复位24h后有一定程度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考虑与肠套叠发生时,多种细胞因子和炎症介质参与肠黏膜损害和细菌移位有关。还有研究者认为,CRP的水平与肠套叠的病程有明显关系,可作为急性肠套叠判定病程长短及绞窄严重程度的一项指标[9]。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表明,急性肠套叠患儿血清TNF-α、CRP水平显著升高,二者参与肠套叠的发生发展,血清TNF-α及CRP水平变化对肠套叠的诊断和预后有明显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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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金明哲,黄世杰,李明振,等.彩超下水压灌肠治疗小儿肠套叠20例体会[J].黑龙江医药科学,2004,27(2):68

[4]Apelt N,Featherstone N,Giuliani S.Laparospic teatment of intussusception in children:a systemtic review[J].Journal of Pediatr Surg,2013,48(8):1789-1793

[5]王炳海,杨斌,刘风昌,等.肠套叠免疫反应变化在临床治疗中的指导意义[J].临床小儿外科杂志,2005,(4):283-285

[6]潘定坤.TNF-α和IL-6及IL-11在小儿急性肠套叠中测定及临床意义[J].中国保健营养旬刊,2013,(7):42-43

[7]吴义平.血清肿瘤坏死因子-α和白细胞介素-6在小儿肠套叠中测定的临床意义[J].实用临床医药杂志,2013,17(24):75-77

[8]Sonmez K,karabulut R,Turkyilmaz Z,et al.Association of Tumor Necrosis Factor,Interleukin-6 and Cyclooxygenase pathway with Lipopolysaccharide Induced Intussusception[J].Eur J Pediatr Surg,2008,(18):103-106

血清中肿瘤坏死因子α 篇2

关键词：盆腔炎性不孕；中药；腹腔镜；肿瘤坏死因子α

中图分类号：R2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349（2013）06-0016-04

盆腔炎性疾病（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PID）是指上生殖道及周围组织的炎症，主要包括子宫内膜炎、输卵管炎，输卵管卵巢囊肿、盆腔腹膜炎，最常见的是输卵管炎。盆腔炎性不孕患者局部炎症细胞因子升高，一方面导致输卵管的粘连阻塞，另外也从免疫途径影响生殖，导致不孕。本研究将探讨盆腔粘连程度与盆腔炎性不孕患者腹腔液、血清TNF-α的相关性，观察中药联合腹腔镜手术对盆腔炎性不孕患者血清TNF-α的影响，以探讨其作用机制，为临床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2008年5月～2009年9月因子宫输卵管造影提示一侧或双侧输卵管炎、通而不畅、阻塞或积水入住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二妇科、广东省第二中医院行腹腔镜手术的不孕患者85例。根据腹腔镜下盆腔粘连程度评分，轻度粘连者42例，随机分为手术组（轻度）20例，手术+中药组（轻度）22例；中度粘连者43例，随机分为手术组（中度）21例，手术+中药组（中度）22例。选取同期因“单纯性卵巢囊肿”住院行腹腔镜手术的患者20例作为非炎性对照组。

手术+中药（轻度）与手术组（轻度）、手术+中药（中度）与手术组（中度）年龄、不孕病史、原发继发不孕情况，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诊断标准

1.2.1 不孕诊断标准[1] 夫妇同居1年以上，性生活正常，从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而不孕者。

1.2.2 腹腔镜下盆腔粘连程度评分标准[2] 盆腔粘连病情分级根据腹腔镜下盆腔粘连程度评分标准。

1.3 纳入标准

1.3.1 盆腔炎性不孕组的纳入标准 ①符合不孕诊断标准；②术中腹腔镜下盆腔粘连程度评分评为轻度、中度粘连者；③年龄介于22岁～38岁。

1.3.2 非炎症对照组的纳入标准 ①腹腔镜下排除盆腔炎、盆腔粘连者；②术后病理诊断为单纯性卵巢囊肿者；③年龄介于22岁～38岁。

1.4 排除标准 ①不符合诊断标准和纳入标准者；②若术中腹腔镜下盆腔粘连程度评分为重度者，或腹腔镜下输卵管通水两侧均不通者，或腹腔镜下发现子宫内膜异位症者；③若行宫腔镜检查，发现子宫内膜息肉、宫腔粘连等内膜病变者；④合并排卵障碍、男方精液异常、免疫因素、生殖器官发育异常等不孕因素者；⑤生殖器官良恶性肿瘤，或其他局部或全身性恶性肿瘤者；⑥患有心脑血管、肝肾、血液系统等严重疾病或精神疾患者；无法耐受全麻或气腹手术者；⑦符合纳入标准，对医嘱的依从性差或不能按时随诊者，以致无法判断疗效或资料不全无法进行疗效评价者。

2 治疗方法

2.1 手术时间及手术方式 所有不孕患者均在月经净后3～7天行腹腔镜手术，均采用全身静脉吸入联合麻醉，用标准的三孔操作方法，术中探查盆腔情况，予美蓝液行子宫输卵管通液术以判断输卵管通畅情况，进行盆腔粘连程度评分后，钝锐性分离盆腔粘连、输卵管整形等，恢复盆腔解剖结构。若发现输卵管近端不通者，行宫腔镜下介入再通术后再评估。术后均腹腔内留置低分子右旋糖酐300 mL防粘连。

2.2 方法

2.2.1 手术组 术后不予中药治疗。

2.2.2 手术+中药组 术后第1个月经周期第5天开始至排卵前，口服盆炎康合剂：25 mL tid（主要药物：毛冬青、丹参、金刚头、赤芍、苍术、蒲公英、败酱草、黄芪、黄精、香附、台乌、薄荷等）；排卵后口服助孕3号丸：12 g，tid（主要药物：菟丝子、续断、桑寄生、党参、黄芪等），月经第1～4天停药。盆炎康合剂及助孕3号丸均由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制剂室提供。4组患者均于术后第一个月经周期的第10天开始在B超下监测卵泡发育，至卵泡发育为成熟卵泡，指导性生活，直至卵泡消失。轻度粘连者未予追加药物治疗，若盆腔中度粘连者，术后第一次月经干净3～5天行子宫输卵管通液术（0.9%氯化钠20 mL+庆大霉素16万U+地塞米松5 mg）。若妊娠则停止以上治疗；若未妊娠，于下次月经来潮的第5天开始，重新按周期给药，连续使用3个周期。

2.3 观察指标

血清中肿瘤坏死因子α 篇3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2011年1-7月收治的冠心病患者101例作为观察组,其中男62例,女39例;年龄50～77(65±8)岁,均由冠状动脉造影确诊。依据临床特征分为急性心肌梗死(AMI)25例,其中男14例,女11例;不稳定型心绞痛(UAP)43例,其中男31例,女12例;稳定型心绞痛(SAP)33例,其中男17例,女16例。另选取健康体检者96例作为对照组,其中男48例,女48例;年龄50～78(64±9)岁;均无急慢性肝炎、高血压病、冠心病、糖尿病、肥胖等疾病。2组在性别、年龄、病情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所有入选患者均于冠状动脉造影前采血10ml,注入肝素抗凝离心管,摇均,3500r/min,离心5min,取上清液置-70℃冷冻待测。采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吸附剂测定(ELISA)法检测血清TNF-α,试剂盒购自法国Diaclone research公司,用奥地利TECAN公司的全自动酶标分析仪读取450nm A值,并据标准曲线计算TNF-α浓度,具体操作步骤严格按说明书进行。

1.3 病变程度评定标准

采用改良的Gensini评分系数对冠心病患者的冠状动脉病变程度进行定量评定,选择8个主要血管进行评分,各血管段狭窄程度据如下标准评定:狭窄程度1%～49%计1分、50%～74%计2分、75%～99%计3分、100%计4分,冠状动脉病变程度的最终积分为8个血管段评分之和,最高为32分[2]。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11.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overline{x}\pm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血清TNF-α水平比较

观察组TNF-α水平为(31.26±8.95)μg/L高于对照组的(14.33±2.55)μ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观察组中血清TNF-α与冠状动脉病变程度的关系

Gensini积分为5和11的患者TNF-α水平均高于积分为2的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见表1。

3讨论

随着人们对冠心病发病机制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参与炎性反应的细胞因子的研究越来越多,其功能也越来越受重视。冠心病患者血浆TNF-α水平高预示着再发心血管意外的几率高。TNF-α可直接损伤血管内皮细胞,使其通透性增高,血胆固醇易于穿透内膜而在血管内沉积,促进单核细胞对内皮细胞的黏附,促进血管平滑肌细胞(VSMC)的迁移、增殖等参与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的发生发展过程[3]。TNF-α还可诱导内皮细胞释放内皮素,引起内皮损伤及冠状动脉痉挛,从而促进血小板聚集和血栓形成。TNF-α对内皮细胞有明显促凝效应,它通过刺激凝血酶的合成改变内皮的抗凝活性,并刺激内皮细胞合成血小板活化因子促进血栓形成。炎性因子在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TNF-α是冠心病病变严重程度的重要预测分子。炎性标记物TNF-α在冠状动脉病变的急性期明显升高[4]。本结果显示,观察组血清TNF-α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Gensini积分为5和11的患者TNF-α水平均高于积分为2的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总之,TNF-α不仅与冠心病的发病有关,而且与冠心病的进展有关,冠状动脉病变程度越重,血清TNF-α水平越高。

注:与Gensini积分为2者比较,*P<0.05,#P<0.01

摘要：目的 探讨血清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与冠状动脉病变程度的关系。方法 选取冠心病患者101例作为观察组及健康体检者96例作为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剂测定(ELISA)法检测2组的血清TNF-α水平,采用改良的Gensini评分系数对冠状动脉病变程度进行评分。分析血清TNF-α与冠状动脉病变程度的关系。结果 观察组TNF-α水平为(31.26±8.95)μg/L高于对照组的(14.33±2.55)μ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Gensini积分为5和11的患者TNF-α水平均高于积分为2的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结论 冠心病患者血清TNF-α水平高于健康者,并随着冠状动脉病变程度的增加而升高。

关键词：冠状动脉疾病,肿瘤坏死因子-α

参考文献

[1]孙玉兰,汤日波,谢莲娜,等.早期他汀类干预对不稳定冠状动脉疾病患者血清C反应蛋白水平的影响[J].中国基层医药,2007,14(4):551-552.

[2] Sullivan DR,Marwick TH,Freedman SB.A new method of scoring coro-nary angiograms to reflect extent of coronary atherosclerosis and improvecorrelation with major risk factors[J].Am Heart J,1990,119(6):1262-1267.

[3] Ridker PM,Rifai N,Pfeffer M,et al.Elevation of tumor necrosis factor-alpha and increase risk if recerrent coronary events after myocardial in-farction[J].Circulation,2000,101(18):2149-2153.

血清中肿瘤坏死因子α 篇4

关键词：急性脑血管病,肿瘤坏死因子α

在我国,脑血管病与恶性肿瘤、心血管病构成三大致死原因。同时,脑血管病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主要致残和致死原因之一。急性脑血管病又称为卒中,是指急性起病、迅速出现局灶性或弥漫性脑功能缺损征象的脑血管病。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是近年来研究较多、较深入的细胞因子,它是由血液中的单核细胞和组织巨噬细胞产生的一种肽细胞因子,分为TNF-α、TNF-β2个亚型。TNF-α为主要亚型,在中枢神经系统中具有神经毒性作用[1],其表达增加可加速细胞死亡[2]。因此,我们用双抗体夹心A B L-ELISA法测定了急性脑血管病患者TNF-α值,并对其临床意义进行了研究。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脑梗死组50例,男30例,女20例,年龄45～85岁,平均61.5岁。脑出血组60例,男35例,女25例,年龄49～90岁,平均68.2岁。患者均符合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制定的诊断标准[3],并经头颅CT和/或MRI检查证实,除外感染、肿瘤和免疫性疾病者。对照组为参加正常体检的健康中老年人50例,男28例,女22例,年龄39～80岁,平均59.8岁。

1.2 方法

所有患者均在入院后24h内采血,距发病时间3d以内检测。全部受检者均在早晨抽空腹静脉血,分离血清,-20℃贮存备用。采用双抗体夹心ABL-ELISA法测定血清TNF-α水平。放射盒由上海森雄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提供,按药盒说明书进行操作。

1.3 统计学处理

全部统计资料采用SPSS10.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数据以表示,差异显著性检验采用t检验。

2 结果

由表1可见,脑梗死组与脑出血组患者血清TNF-α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P<0.01),脑梗死组与脑出血组患者血清TNF-α无明显差别(P>0.05)。

3 讨论

本结果显示,脑梗死组和脑出血组患者TNF-α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有显著差异。脑梗死组与脑出血组相比,无明显差异。提示TNF-α与脑梗死和脑出血的发病呈一定相关性。有研究表明,TNF-α刺激内皮细胞合成并释放白细胞介素-1(IL-1)等,减少血管内皮细胞的抗凝血活性,使内皮细胞表面转变为凝血前状态,从而引起血管口径缩小与血流量减少。TNF-α与其他巨噬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能在颅内动脉与颅外动脉壁引起局部梗死或出血。免疫过程的激活在促成脑局部缺血和血栓形成是有重要作用的。脑缺血缺氧刺激可引起TNF-αmRNA表达增加,TNF-α在脑皮质星形细胞中水平增加,IL-1与T N F-α在急性缺血缺氧性脑损伤中具有重要作用[5]。脑卒中时TNF-α增加伴随有多种组织因子的生成和释放增加。在脑梗死和脑出血的发病过程中均存在着TNF-α介导的免疫反应。这可能是脑血管损伤后的一种应激反应[6]。正常情况下,血中存在少量的TNF-α,TNF-α水平增高预示病理状态的存在。因此,TNF-α在脑血管病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用。进一步深入地研究脑血管病中的TNF-α,有着广阔的前景。对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具有临床实用意义。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P<0.01

参考文献

[1]Downen M,Amaral TD,Hua LL,et al.Neuronal deathin cytokine-activated primary human brian cell culture:role of tumor necrosis factor-alpha[J].Glia,1999,28(2):11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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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中肿瘤坏死因子α 篇5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实验动物

健康雄性Wistar大鼠36只,体重140~200 g,由中国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1.1.2 主要试剂

胰岛素注射液(上海第一生化药业有限公司),微粒化非诺贝特(200 mg/粒,法国利博福尼公司),大鼠脂联素ELISA试剂盒(美国Chemicon公司),大鼠TNF-αELISA试剂盒(晶美公司)。

1.2 动物模型的建立及分组

36只大鼠适应性喂养1周后随机分为两组:普通饮食组(NC组)12只,给予普通标准大鼠饲料;高脂饮食组(高脂组)24只,给予自行配制的高脂饲料(热量组成:碳水化合物20%,脂肪59%,蛋白质21%)。大鼠分笼饲养,自由光照,自由摄取食物和水。6周后将高脂组大鼠随机分为非诺贝特组(F组)和高脂对照组(HF组),每组12只,继续给予高脂饮食,同时分别给予非诺贝特30 mg/(kg·d)和蒸馏水灌胃4周。NC组继续给予普通饮食并用蒸馏水灌胃4周。

1.3 高胰岛素-正常葡萄糖钳夹技术评价模型大鼠的IR

实验结束时,全部大鼠禁食12 h过夜。每组大鼠随机选取4只做高胰岛素-正常葡萄糖钳夹实验:大鼠麻醉后仰卧位固定,行颈部正中切口分离右颈静脉和左颈动脉,分别用于输注胰岛素、葡萄糖和肝素盐水抗凝以及采动脉血标本。术毕静止30 min后,抽取动脉血0.5 ml测定基础血糖和血清胰岛素水平,然后以恒定速度[4 mU/(kg·min)]输注胰岛素,每5分钟采血1次,自动血糖仪测定葡萄糖浓度,当血糖低于基础血糖时开始输注10%葡萄糖溶液,从5 mg/(kg·min)开始,并根据血糖调整,使血糖保持在(基础血糖水平±0.5)mmol/L范围。当连续3次血糖均在上述范围时即达到了稳态。记录最后1 h内葡萄糖输注速率,每5分钟测1次,共13次,取其平均值即为葡萄糖输注率(GIR)。

1.4 标本的采集

其余大鼠麻醉处死后取下腔静脉血,离心分离血清,并分装于1.0 ml EP管中,-40℃保存,用于测量脂联素和TNF-α。

1.5 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两组间比较采用两样本均数t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各组大鼠GIR、血清脂联素和TNF-α水平的变化见表1。

与NC组比较,#P<0.05,##P<0.01;与HF组比较,*P<0.05,**P<0.01

实验结束时,HF组大鼠GIR和TNF-α明显增高,血清脂联素水平明显下降。非诺贝特治疗后,GIR和血清脂联素水平明显上升,而TNF-α明显下降。

3 讨论

脂肪组织是一个活跃的内分泌器官,它分泌多种脂肪细胞因子,如游离脂肪酸、TNF-α、抵抗素、脂联素等,直接参与肥胖相关的代谢性疾病及其并发症的发生及发展[1]。脂联素是脂肪细胞特异表达和分泌的一种蛋白质,具有抗糖尿病和抗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并与胰岛素敏感性密切相关。脂联素基因敲除鼠与野生型鼠相比,表现为严重的IR和糖耐量异常[2];给患有肥胖和2型糖尿病的动物注射脂联素能够改善胰岛素敏感性[3]。本研究采用高脂饮食成功地诱导Wistar大鼠产生了IR。IR大鼠血清脂联素水平明显下降,非诺贝特治疗后血清脂联素水平明显增高,同时IR得到改善,与Naderali和Hiuge等[4,5]的研究结果相符。非诺贝特是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α(PPAR-α)的激动剂,能够激活PPAR-α,在转录水平影响脂联素的表达。脂联素基因启动子区域存在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反应元件(PPRE)位点[6],贝特类药物通过位于脂联素基因启动子区域的PPRE位点来增强脂联素的表达,并且贝特类药物增加血清脂联素水平部分是通过脂肪组织PPAR-α途径实现的[4,5]。

TNF-α是一种具有广泛生物活性的细胞因子,参与机体的炎症和免疫病理反应。脂肪组织是内源性TNF-α的主要来源,脂肪细胞分泌的TNF-α是导致IR的重要因素之一[7]。TNF-α与肥胖及胰岛素敏感性直接相关,在各种肥胖和糖尿病动物模型中,血清TNF-α水平增加,当体重减轻时TNF-α浓度下降,同时伴随IR的改善[8];IR患者以及IR动物模型的脂肪组织中也都存在着TNF-α的过度表达[9,10]。TNF-α可能是发生IR的调节因子[11],通过作用于胰岛素信号转导系统,干扰胰岛素受体后信号转导而改变胰岛素的敏感性[12]。本研究观察到IR大鼠血清TNF-α水平明显升高,同时胰岛素敏感性下降;非诺贝特治疗后血清TNF-α水平明显下降,并伴有胰岛素敏感性增加。TNF-α与脂联素的表达互相抑制[13],非诺贝特可能通过抑制TNF-α的表达同时增强脂联素基因的表达来改善胰岛素抵抗。

血清中肿瘤坏死因子α 篇6

关键词：高压氧,溃疡性结肠炎,柳氮磺胺吡啶,白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

溃疡性结肠炎是一类反复发作的慢性非特异性肠道炎症性疾病,病因尚未完全明了,治疗尚无理想的药物。已知病因有免疫、感染、遗传及精神因素等。目前认为属自身免疫性疾病,细胞因子和炎性介质特别是血清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介素-6(IL-6)在溃疡性结肠炎的发生发展中可能起着重要的作用[1]。高压氧作为一种特殊的疗法,有其独到的优势和真对性。本文旨在探讨高压氧对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临床转归及血清TNF-α和IL-6水平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2005年7月~2006年6月我院门诊及住院患者94例,均经临床症状、结肠镜检查、组织病理及血清学检查确认为溃疡性结肠炎,符合中华医学会制定的诊断标准[2]。随机分为柳氮磺胺吡啶组(对照组)46例和高压氧联合柳氮磺胺吡啶组(治疗组)48例;2组间年龄、性别差异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口服柳氮磺胺吡啶(上海福达制药有限公司生产)1.0g,4次/日。治疗组在口服柳氮磺胺吡啶的基础上加用高压氧治疗,在高压氧加压舱内,压力0.06k Pa,加压、稳压、减压各30分钟,1次/日,7日为1疗程。2组疗程均为4周。

1.3 观察指标

1.3.1 血清TNF-α和IL-6测定

2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1天内分别抽取静脉血2ml置抗凝管内混匀,4℃3000×离心10分钟,分离血浆,置-20℃保存。采用酶联免疫法测定,试剂盒由武汉博士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生产。

1.3.2 结肠镜检查

治疗前和治疗后3天内分别行结肠镜检查,观察7项指标。脓性分泌物和假息肉分为两级,溃疡、糜烂、黏膜出血、充血水肿和血管模糊程度分为0、1、2、3、4级(0-无。1-轻度,2-中度,3-较重度,4-重度)。(1)完全缓解:治疗后内镜下7项指标中5项或以上较治疗前下降一个等级;(2)部分缓解:治疗后内镜下7项指标中3-4项较治疗前下降一个等级;(3)无变化:治疗后内镜下7项指标中2项以下较治疗前下降一个等级。

1.3.3 疗效评价

参照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对炎症性肠病诊断治疗规范的建议[2]评介疗效。(1)显效:临床症状消失,大使次数≤2次/天,粪检无红、白细胞,结肠镜复查示黏膜大致正常。(2)有效:临床症状基本消失,大使次数2-4次/天,粪检红、白细胞均<10个/高倍镜,结肠镜复查示黏膜轻度炎症及部分假息肉形成。(3)无效:临床症状、粪检及结肠镜复查无改善。

1.4 统计学处理

计量资料用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采用χ2检验,使用SPSS10.0进行统计学处理,以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治疗前后血清TNF-α和IL-6水平变化

2组患者治疗后血清TNF-α和IL-6水平较治疗前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治疗组较对照组下降更明显(P<0.05)。见表1。

*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比较,P<0.05

2.2 2组疗效比较

治疗组总有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见表2。

*与对照组比较,P<0.05

2.3 2组患者结肠镜下黏膜组织改变情况。

治疗后结肠镜检查显示治疗组黏膜糜烂、溃疡、充血水肿和血管模糊明显好转或消失,与对照组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与对照组比较,P<0.05

3 讨论

目前,溃疡性结肠炎的发病机理尚不清楚,免疫因素研究最为广泛,它是相对较为肯定的可能致病因素之一[3]。有研究表明,活动期溃疡性结肠炎患者血清中TNF-α和IL-6水平明显增高,说明两者直接参与了溃疡性结肠炎的病理过程[1]。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体内有多种异常抗体,免疫复合物可通过不同途径刺激单核-巨噬细胞产生并释放TNF-α至血循环中,与炎症细胞相互作用,加重肠黏膜的炎症反应;另外,TNF-α还能诱导产生血小板激活因子、白三烯B4等,使溃疡性结肠炎患者肠固有膜内小血管在炎症基础上,形成微血栓,导致肠黏膜微循环障碍,进一步缺血缺氧。IL-6是由T、B淋巴细胞和单核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是B淋巴细胞产生抗体所必需的,它能促使淋巴细胞增殖,活化并产生免疫球蛋白。已证实活动期溃疡性结肠炎患者血清中存在特异性抗结肠抗体,高活性的IL-6与体内产生异常抗体有关[4]。

柳氮磺胺吡啶是目前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常用药物,其药理作用是直接抑制结肠过氧化物酶,抑制炎性介质如前列腺素、白三烯等的合成与释放;抑制血小板活化因子的活性,减少肠黏膜的损伤和刺激。高压氧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机理[5,6]是能提高血氧含量,改善肠黏膜氧供,促进细胞增生和胶原纤维形成,有利于溃疡的愈合;高压氧下血管收缩,毛细血管通透性下降,渗出减少,使肠壁水肿减轻,促进炎症吸收;高压氧治疗可改善微循环障碍,增加白细胞的吞噬能力,抑制炎症细胞合成、分泌TNF-α和IL-6等多种细胞因子;此外,高压氧可抑制肠道内微需氧菌和厌氧菌的生长繁殖,减少其毒性物质对肠黏膜的刺激。本研究结果表明,高压氧能明显缓解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临床症状及结肠镜下炎症改变,并能显著降低患者血清中TNF-α和IL-6水平,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王俊宇,李兆福,傅燕,等.TNF-α溃疡性结肠炎患者血清TNF-α和IL-6变化.世界华人消化杂志,1999,8:57.

[2]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对炎症性肠病诊断治疗规范的建议.中华消化杂志,2001,21(4):236.

[3]Strober W,Fuss IJ,Blamberg RS.The immunoolgy of mucosalmodels of inflammation.Annu Rev Immunol,2002,20:495.

[4]崔淑兰,梁坚,王婉梅,等.溃疡性结肠炎患者血清IL-6测定及临床意义探讨.医学综述,1998,4:248-249.

[5]高春锦,杨捷云主编.实用高压氧学.北京:学苑出版社,1997.298.

血清中肿瘤坏死因子α 篇7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10年1月~2011年10月与我院就诊,在病史、体检及X线胸片等基础上参照《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4]关于支气管哮喘的诊断、治疗、疗效判断标准确诊的哮喘急性发作期患者35例作为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期组,其中,男23例,女12例,平均年龄(46.56±6.79)岁;选取同时支气管期哮喘缓解期患者30例作为支气管哮喘缓解期组,其中,男19例,女11例,平均年龄(49.32±5.53)岁;并选取同时期体检正常者37例作为对照组,其中,男19例,女18例,平均年龄(45.12±8.31)岁。三组性别、年龄构成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排除标准

排除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胶原结缔疾病及癌症等疾病患者,排除肺、心、脑、肝、肾等疾病患者,排除吸烟患者。

1.3 血样的采集以及实验室检测

所有哮喘患者均于入院24 h内取静脉血3 m L;对照组抽取清晨空腹静脉血3 m L,静置后离心取血清放置-20℃冰箱中保存。血清TNF-α、IL-6及IL-8水平均采用酶联免疫吸附实验法(ELISA)检测。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6.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对呈正态或者近似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的形式进行统计描述,采用方差分析进行统计推断,组间两两比较采用LSD-t法;各指标的变化关系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细胞因子水平变化分析

各组IL-6、IL-8以及TNF-α的水平比较见表1。由表1可见,经方差分析,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期组IL-6、IL-8水平显著高于支气管哮喘缓解期组(P<0.05),但TNF-α水平与缓解期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支气管哮喘组急性发作期组、缓解期组IL-6、IL-8及TNF-α水平较对照组均明显升高(P<0.05)。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与支气管哮喘缓解期组比较,#P<0.05

2.2 细胞因子水平变化的相关性分析

为了探讨支气管哮喘患者血清TNF-α、IL-6及IL-8水平间的关系,本研究采用Pearson检验对其关联性及关联密切程度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显示,TNF-α、IL-6及IL-8间呈现明显的正相关的关系,其关联系数(r)在0.567~0.714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明三种细胞因子间存在某种相互依存的共变关系。

3 讨论

现代病理学认为,支气管哮喘的反复发作是由炎症细胞及某些结构细胞释放的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使细胞因子网络调控异常引起,这些细胞因子可能与TNF-α、IL-6及IL-8有关。本文从支气管哮喘患者血清TNF-α、IL-6及IL-8水平变化的角度探讨了该种细胞因子在支气管哮喘发生和发展中的作用[3,5]。

IL-6兼有促炎和抗炎的特性,是由T细胞和巨噬细胞分泌在创伤部位具有刺激免疫反应的作用,特别是烧伤或其他组织损伤导致的炎症。但是,有研究报道,IL-6作为一种抗炎因子发挥作用是通过对TNF-α的抑制实现的[6],与本研究结果不同。IL-6作为炎症反应的主要调节介质,参与血管的炎症反应和免疫应答,它能诱导纤维蛋白元启动凝血因子,使血管炎症部位纤维母细胞增生。现代免疫学实验证明,IL-6主要是由单核细胞以及巨噬细胞产生,直接参与局部的炎症反应,并且参与炎症的损伤过程,从而达到刺激细胞生长、促进细胞分化和加速急性期蛋白合成的效果[6]。对于支气管哮喘患者而言,由于受到细菌、病毒侵袭而局部黏膜分泌型免疫球蛋白水平的降低,使免疫球蛋白的抵抗力下降,引起相应部位黏膜的清除能力降低,而IL-6由血液循环运输到机体的各个部位,导致血清IL-6水平的增高。本文分析结果表明,哮喘患者血清IL-6水平较正常人明显升高,提示血清IL-6水平可直接反映支气管哮喘的炎症反应的状态[7]。

IL-8也是一种炎症细胞因子,主要来源于单核巨噬细胞、T淋巴细胞、内皮细胞、成纤维细胞等,有强烈的趋化作用。目前,IL-8与支气管哮喘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不多见,因此,二者之间的关系尚未非常明确[8,9]。本文经过检测分析发现,哮喘患者血清IL-8水平较正常人群有明显升高,且病情越轻,血清IL-8水平越低,表明血清IL-8水平可直接反映支气管哮喘的炎症反应程度,临床价值较高。结合免疫学理论,本文笔者认为IL-8可能参与了哮喘气管炎症的形成,也可能是因为当细菌、病毒侵扰器官时,机体的免疫防御系统广泛激活T细胞、B细胞、NK细胞等,从而加剧气道周围的炎症细胞浸润,促使哮喘发作[10]。

TNF-α是一种主要由单核吞噬细胞产生的单核因子,不仅具有选择性地杀伤某些肿瘤细胞,还可进行有多种免疫调节,其生物学效应具体表现在:TNF-α是机体免疫防护的重要介质,参与机体的免疫病理损伤。基于以上的生物学效应,TNF-α水平变化在对某些免疫性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11]。在一般情况下,TNF-α在血清中含量较低,当机体受到细菌、病毒的侵袭时,机体的免疫系统则会刺激单核细胞产生TNF-α,进而引起血清TNF-α水平有明显的升高。本实验结果显示,哮喘患者血清TNF-α水平较对照组明显增高,可能与上述机制有关。

另外,本研究结果显示,支气管哮喘患者血清IL-6、IL-8和TNF-α水平存在明显的正相关的关系,可能与三者均受机体免疫系统的调控有关,但是其依赖关系的具体方向,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摘要：目的 观察支气管哮喘患者血清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6(IL-6)及白细胞介素-8(IL-8)水平的变化并探讨其在支气管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分别检测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组、缓解组和正常对照组的血清TNF-α、IL-6及IL-8水平,并对其差异、关联性进行分析。结果 支气管哮喘患者血清肿瘤坏死因子TNF-α、IL-6及IL-8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且3种细胞因子之间均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P<0.05)。结论 支气管哮喘患者血清TNF-α、IL-6及IL-8水平升高,受到疾病严重程度的影响,3种细胞因子均有可能参与了哮喘的炎性反应。

血清中肿瘤坏死因子α 篇8

关键词：非小细胞肺癌,斑蝥酸钠维生素B6,肿瘤坏死因子-α,白介素-12,毒副反应

斑蝥酸钠是斑蝥素与氢氧化钠共热时水解生成的一种半合成药物, 与斑蝥素相比, 其毒性、刺激性都较低, 与维生素B6组成复方制剂可进一步减轻静脉刺激性并增强升白细胞作用。斑蝥酸钠维生素B6因具有分子量小、易进入细胞、抗肿瘤作用强等特点, 广泛用于恶性肿瘤的辅助治疗, 尤其在对肺癌、肝癌、乳腺癌的治疗中疗效确切, 但斑蝥酸钠维生素B6的抗肿瘤作用机制却鲜有研究文献[1]。本研究拟通过对抑制肿瘤的细胞因子, 如TNF-α及IL-12的测定, 研究斑蝥酸钠维生素B6可能的抗肿瘤机制。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2012年9月—2013年10月收治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40例, 所有病例均经组织学或细胞学确诊, 且未用过斑蝥酸钠维生素B6注射液。将其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其中试验组患者21例, 男性14例, 女性7例, 平均年龄 (48.6±13.5) 岁。对照组患者19例, 男性13例, 女性6例, 平均年龄 (47.8±11.3) 岁。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等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给药方法

试验组患者入院后静脉滴注5%葡萄糖注射液250mL+斑蝥酸钠维生素B640mL, 每日1次, 并于入院后第2日使用TP方案 (紫杉醇200mg/m2 D1+顺铂30mg/m2 D1-3) 化疗。对照组患者入院后第2日行TP方案化疗, 且不使用其他辅助抗肿瘤药物。

1.3 检测指标

两组患者均于入院后第1天未用药前及入院后第7天采外周静脉血4mL, 其中2mL用于ELISA法检测患者血液中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 及白介素-12 (IL-12) 含量, 另2mL用于患者血常规检测。患者血清TNF-α及IL-12含量的检测采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吸附法 (ELISA) [2], 试剂盒购自上海酶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检测仪器为Hyperion MR III型酶标仪。严格按试剂盒说明书要求进行样品处理后, TNF-α及IL-12读取450nm处吸光度 (以OD值表示) 。患者血常规由本院检验科进行检测。

1.4 不良反应观察

对入选病例化疗后恶心、呕吐、腹泻等情况进行详细记录。按WHO抗癌药物急性亚急性毒性反应分度标准对患者出现的不良反应进行评分分级。

1.5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8.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以 (±s) 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以率 (%) 表示, 采用χ2检验, 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化疗前后TNF-α含量比较

化疗前两组患者各项指标比较无显著统计学差异。对照组患者TNF-α含量化疗后较化疗前有所降低, 试验组患者化疗后TNF-α含量升高。化疗后对照组与试验组相比TNF-α显著降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25) 。见表1。

2.2 两组患者化疗前后IL-12含量比较

化疗前两组各项指标比较无显著统计学差异。两组IL-12含量化疗后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其中对照组化疗后IL-12含量降低, 试验组化疗后IL-12含量升高;化疗后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3) 。见表1。

(珚x±s)

2.3 两组患者化疗毒副反应比较

化疗药物毒副反应比较采用WHO统一的抗癌药急性及亚急性毒性分级标准评定 (分0度、Ⅰ度、Ⅱ度、Ⅲ度、Ⅳ度) 。分别为白细胞数量 (×109/L) :0度 (≥4.0) 、Ⅰ度 (3.0~3.9) 、Ⅱ度 (2.0~2.9) 、Ⅲ度 (1.0~1.9) 、Ⅳ度 (<1.0) ;血小板数量 (×109/L) :0度 (≥100) 、Ⅰ度 (75~99) 、Ⅱ度 (50~74) 、Ⅲ度 (25~49) 、Ⅳ度 (<25) ;胃肠道反应均分为0~IV度, 0度 (无反应) 、Ⅰ度 (恶心) 、Ⅱ度 (暂时性呕吐) 、Ⅲ度 (呕吐需处理) 、Ⅳ度 (难控制的呕吐) 。

结果显示:试验组患者血小板减少发生率为66.67%, 低于对照组的84.2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 ;对照组白细胞减少发生率为78.95%, 高于试验组的57.14%,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9) ;对照组恶心呕吐发生率为63.16%, 试验组恶心呕吐发生率为47.62%, 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2。

(n)

3 讨论

斑蝥酸钠维生素B6为肿瘤科使用较多的中成抗肿瘤药, 临床效果较好, 且有大量文献证实斑蝥酸钠维生素B6在体外可诱导肿瘤细胞凋亡并可增加T细胞白介素-4和白介素-8的含量[3], 在体内可提高化疗药物疗效, 提高化疗方案有效率[4]。如赵航宇等[5]研究表明斑蝥酸钠维生素B6在体外可诱导肝癌细胞HepG2凋亡, 魏素菊等[3]研究表明斑蝥酸钠维生素B6不仅在体外有诱导肿瘤细胞凋亡作用, 还可使淋巴细胞白介素-2、白介素-4的分泌增加。临床研究方面, 曹晶杰等[6]研究证明使用斑蝥酸钠维生素B6联合吉西他滨+顺铂治疗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近期客观缓解率可达70.69%, 较单纯使用GP方案患者45.76%的客观缓解率有明显提升, 具有协同抗肿瘤活性。但斑蝥酸钠维生素B6在体内抗肿瘤的作用机制目前却鲜有文献报道。

白介素-12为糖蛋白, 主要作用于CD8+或CD4+T细胞和CD56+NK细胞, 因其强大的抗病毒和抗肿瘤效应, 被称为抗肿瘤的核心调控因子及机体天然免疫系统的关键蛋白。其抗肿瘤作用主要与提高机体免疫功能和抗肿瘤组织血管生成有关, 可独立激活LAK、CTL、NK细胞, 增强机体对肿瘤细胞的杀伤清除能力, 同时还可促进巨噬细胞、NK细胞和T淋巴细胞增殖, 诱生各种细胞因子, 其中TNF-α就是一个重要的抗肿瘤细胞因子。TNF-α与细胞表面的受体结合能触发肿瘤细胞发生凋亡, 但大剂量TNF-α又可引起机体的炎症反应[7,8]。

根据以上两种细胞因子在抗肿瘤中的突出作用, 本研究选择检测此两种细胞因子的血清水平为参考依据以探讨斑蝥酸钠维生素B6抗肿瘤作用机制。本研究结果提示, 在两组试验对象构成及用药前体质状态无明显差异的前提下, 使用斑蝥酸钠维生素B61周后的患者血清TNF-α与IL-12水平较未使用患者明显增高 (P<0.05) 。而魏红艳、曹晶杰等研究结果提示斑蝥酸钠维生素B6与化疗方案联用时可增加患者客观有效率, 作者认为其机制可能与本研究中试验组血清TNF-α与IL-12水平升高这一现象有关。

本研究发现, 使用斑蝥酸钠维生素B6的患者在使用TP方案化疗后白细胞及血小板发生II度以上减少的患者明显减少 (P<0.05) , 提示使用斑蝥酸钠维生素B6可增加患者化疗耐受性, 对长期化疗患者意义更大。这与曹晶杰、魏红艳等人的研究基本一致, 但本研究中试验组消化道反应有下降趋势, 但与对照组相比无显著统计学差异。

综上所述, 斑蝥酸钠维生素B6的体内抗肿瘤机制可能与其升高血清TNF-α与IL-12有关, 但是否只与此两种抗肿瘤细胞因子有关则仍待进一步研究。斑蝥酸钠维生素B6其抗肿瘤作用还可能与其减少化疗后白细胞、血小板的降低幅度, 使患者化疗耐受性增加, 从而增强化疗效果有关。

参考文献

[1]张燕, 郭伶俐, 赵士鹏, 等.参芪扶正注射液联合手术后化疗治疗结直肠癌疗效观察[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10, 30 (3) :280-282.

[2]魏素菊, 苑素云, 刘义冰.斑蝥酸钠维生素B6注射液体外调节细胞因子的实验研究[J].现代肿瘤医学, 2007, 15 (9) :1226-1228.

[3]魏红艳, 刘颖, 侯志华.斑蝥酸钠维生素B6注射液联合紫杉醇加顺铂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观察[J].临床荟萃, 2010, 25 (22) :1989-1990.

[4]赵航宇, 梁健.斑蝥酸钠维生素B6诱导肝癌细胞HepG2凋亡的实验研究[J].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 2009, 16 (11) :886-8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