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性关系

内生性关系（精选九篇）

内生性关系 篇1

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主要方面,其与企业绩效直接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热点,对此研究的文献有很多,但因研究对象、关注方面和运用方法不同而得到不尽相同的结论(李斌、孙月静,2008)。国内外研究大都把股权结构视为外生变量,可能忽视了市场环境、行业、公司规模及公司内部治理对其影响,得出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的 研究结论 也会存在 偏差 (Demsetz H,et al.2001; Wintoki M B,2012)。基于此,本文拟从内生性视角,分析中小企业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进一步加深对股权结构、公司绩效的认识,为中小企业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企业绩效提供政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国内外学者对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主要持以下几种观点:股权结构决定公司绩效,公司绩效决定股权结构;或是两者相互影响。在分析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影响的基础上,我们把股权结构看成内生变量,考察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两者间是否存在相互作用关系。借鉴唐清泉、郝晓雁等研究,中小企业上市公司股权高度集中,第一大股东以绝对的控股优势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在这种情况下,为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对管理层进行监督和股权激励, 进而平衡各方利益显得尤为重要,因此针对中小企业上市公司现状,选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管理层持股来分析股权结构。关于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关系的研究,美国学者Berle和Menas(1932)首次提出股权分离作为股权结构的配置手段可能影响公司绩效,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Claessens(2002)发现,随着股权集中度增高,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占动机和程度会逐渐上升,但到达某一点后,大股东会放弃部分自身利益,为了公司长远发展考虑。我国部分学者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衡量股权集中度,研究发现其与公司绩效也存在显著正U型关系,代表人物有白重恩等(2005)、曹廷求等 (2007)、陈德萍(2011)等。关于管理层持股与公司绩效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得到几种不同的结论,大致有三种,线性关系论、非线性关系论和无关论。Hanson和Song(2000)研究发现,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管理层拥有的权利就越大, 会更加为自身谋取利益,导致股东权益受损,最终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Ghosh和Sirmans(2003)对美国不动产投资信托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与公司绩效呈负相关;魏峰(2006)实证研究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内生性问题发现,ROA影响管理层持股比例,而逆向不成立,但管理层持股比例与Tobin’s Q相互影响且呈显著负相关;顾斌等(2007)以调整后的净资产收益率衡量公司绩效 , 得出管理 层持股激 励不具有 长期效应 ; 周翼翔 (2011,2012)通过对我国509家上市公司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内生性直接影响到其与公司绩效的关系,且考虑内生后发现相关性由正变负。据上述分析,提出假设:

假设1a: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中小企业绩效显著U型关系

假设1b: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中小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

Kapopoulos P.和Lazaretou S.(2007)对希腊上市公司研究发现公司绩效直接影响股权集中程度,而且绩效越好, 股权更倾向集中,我国学者骆振心等(2008)通过对我国A股上市公司研究,也得出这一结论;肖圣云(2011)对我国中小企业上市公司研究发现,ROA对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无显著影响,而周翼翔(2012)对我国上市公司研究发现公司绩效对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有显著负影响,对管理层持股比例 无显著作 用 ;Demsetz和Villalonga通过研究 发现Tobin’s Q决定管理层的持股比例,并且两者是负相关关系。我国中小企业上市公司发展初期“一股独大”较常见, 可为了绩效提高会采用管理层持股的股权激励增加员工工作热情,但随着公司绩效的提高,为了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避免利益冲突,会适当的降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而且为了防止管理层自利行为,会降低管理层持股比例。 据上述分析,提出假设:

假设2a:中小企业绩效对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有负向作用

假设2b:中小企业绩效对管理层持股比例有负向作用

三 、 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本文选取2007-2012年间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主要来源国泰安数据库(CSMAR),部分数据通过上市公司年报以及新浪财经、巨潮资讯网等相关网站人工收集整理,并按照以下标准筛选样本:剔除金融类、*ST和ST上市公司;剔除上市不满一年的公司数据被,最终有效样本为2617个。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建立为了验证股权结构对公 司绩效的作用,构建模型(1):

在考虑内生性的情况下,验证公司绩效如何影响股权结构构建模型(2):

其中,Performance代表公司绩效,分别为总资产收益率 (ROA) 和托宾Q (Tobin’s Q);CR1表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CR12表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MH表示管理层持股比例;Size表示公司规模,年度总资产取自然对数表示; Lev用公司年末总负债比年末总资产表示,Growth表示企业成长性,用企业总资产增长率表示;Rd为研发强度,用年度研发费用总数比年度的营业收入定义;Stur表示股权结构: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CR1)和管理层持股比例(MH)。各变量的具体定义如表1所示。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表2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中可以看出,ROA的最小值-0.088,最大值0.213,标准差0.047,而Tobin’s Q的最小值是0.284,最大值是10.853,标准差1.744,说明中小企业绩效有显著差异;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最大值为95.9%,均值为38.1%,说明我国中小企业上市公司股权相对集中。

(二)相关性分析表3为各变量间Pearson相关检验的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ROA与Tobin’s Q的相关系数不大。 不同绩效表示方法对股权结构的影响较大,当绩效用ROA表示时,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其相关系数为正,当绩效为Tobin’s Q时,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其相关系数的符号发生变化。总体上来看, 各变量间的相关性较低,不存在明显多重共性问题。

注:* 、 ** 、 *** 分别表示10% 、 5% 、 1%的显著水平 。 下同 。

(三)回归分析 本文进行了如下回归分析:

(1)股权结构对中小企业绩效的作用检验。表4为股权结构对中小企业绩效作用的回归结果,一方面,从表中可以看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ROA和Tobin’s Q间都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这与白重恩(2005)等的检验结果一致,假设1a得到验证。另一方面,无论是否考虑内生性问题,管理层持股比例对ROA没有显著的影响,这一结论与魏刚(2000)的研究一致,说明管理层持股比例这种股权激励方式对绩效的影响可能具有滞后性,短期内不能达到预期的激励效果;而管理层持股比例与Tobin’s Q间存在显著负影响,从企业长期发展来看,股权激励不一定会发挥正向的促进作用,随着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其会增加与大股东谈判的筹码,更加注重自身利益,忽视公司的长远发展,进而降低企业绩效。部分验证了假设1b。对于其他控制变量,从表中可以看出,公司规模对短期绩效ROA显著正相关,而与Tobin’s Q显著负相关,短期来看,公司规模的扩大对绩效有提高,但长期却有阻碍作用; 资产负债率(Lev)与绩效呈负相关关系。

(2)中小企业绩效对股权结构的反馈作用检验。表5为中小企业绩效对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反馈作用。从表中可以看出,ROA对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无显著影响,Tobin’s Q对其有显著负影响,这与我们的假设2a一致。这可能是因为:我国中小企业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短期内不会发生明显的改变,ROA反映公司现在或过去的绩效,有滞后性和内生性,所以对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没有显著影响;另外,“融资难”一直是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为了解决融资问题,会降低股权集中度,而且近年来随着公司绩效的提高, 公司内部治理开始广泛关注利益相关者,这会导致股权多元化,进而降低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表6为中小企业绩效对管理层持股比例作用的回归分析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ROA对管理层持股没有显著相关性,这种情况可能是受到外部不可观察因素的影响,也可能是由于我国中小企业自身特点的限制,ROA衡量的是短期绩效,且管理层持股的股权激励制度还没有完善。但Tobin’s Q与管理层持股比例有显著负相关关系,由于Tobin’s Q反映企业未来的市场价值,为了企业长期发展,董事会等监管机构意识到管理层持股比例增加会影响投资者的行为及股东的利益,将采取一定的措施降低管理层持股比例,进而保证公司绩效的提高, 这一部分验证了假设2b。

五、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本文以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从内生性视角分析中小企业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得出以下相关结论:(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以U型的形状影响着中小企业长期和短期绩效,这可能是由于选择的样本公司多是民营企业且股权相对集中,大股东为了自身利益,壕沟防御效应明显,但达到某一程度,为了长期利益,改为利益协同促进绩效;反观企业绩效对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反馈作用,得出短期绩效对其没有显著影响,而长期绩效对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有显著负向作用,究其原因,随着公司绩效的提高,如果股权过度集中,会影响到其他小股东的利益,企业会采用股权多元化来平衡各方利益。(2)中小企业管理层持股比例与短期绩效不存在显著相互作用,而管理层持股比例与长期绩效二者相互抑制,呈负相关关系。中小企业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的作用在短期内没有体现出来;但随着公司的发展、规模的扩大,为了长期绩效的提升,企业将加大融资力度,且要兼顾企业利益相关者利益,股权将分散化,管理层持股比例也会相对减弱。

(二)启示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首先,我国中小企业中“一股独大”现象普遍存在,一方面为了防止大股东自利行为,企业应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在保持一定股权集中度的前提下,构建股权多元化、股权制衡等治理机制对控股股东进行监督约束,另一方面企业应加强信息透明度,保证中小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知情权,在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妥善处理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间的利益冲突。其次,现阶段我国中小企业缺乏对公司管理层进行有效监督的职业经理人,为了保持管理层的工作热情企业采用股权激励等方式,但由于股权结构内生性和企业的快速成长,单纯的股权激励对管理层的激励程度有所下降,中小企业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有弹性的调节管理层持股比例,并完善职业经理制度, 建立完善的治理机制,为企业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内部治理环境。

摘要：本文以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2007-2012年数据为样本,分析了我国中小企业绩效与股权结构两者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第一大股东比例与公司长期和短期绩效均呈现正U型相关,而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公司长期绩效呈显著负相关,与短期绩效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同时,短期绩效对股权结构无显著相关关系,但长期绩效会对股权结构有负向影响。

徐珠峰:内生性创业 篇2

【群升集团总经理，接班八年】

群升集团总经理徐珠峰，这天为了轻松交流，他特意穿了一身休闲服来，脚上也选了双浅灰色的毛边帆布鞋。那双鞋网上也就卖50元，不过这个超一米八的小伙子穿着，很酷。

徐珠峰有着浙江理工大学机电专业和金融专业的双学位，并在2002年考取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营销专业的全额奖学金。但是，他的学习只持续了半年，就因为一门心思做防盗门生意的父亲风湿病复发无法操持企业，而放弃学业赶回家中。

“没说的，这个担子我肯定要回来挑的！”家中只有姐弟俩的徐珠峰对母亲说。

当时不过20多岁的毛头小伙，徐珠峰的第一个动作却是带上营销老总走访全国二三十个省份的网点，一直到地区级，拜访经销商，足有一个多月没回家。用他的话说：安抚军心去了。这让他很快认识了所有客户，还捎带手地四处探访，找来了一位老中医的药方，竟把父亲的病给治好了！

父亲一边恢复健康，一边放手锻炼儿子。儿子呢，也就当仁不让。他和父亲一再摸索着进行战略转型、对组织结构调整、职业经理人配备、工作环境改善、文化理念提升、商业模式变革，到公司品牌打造……一招接一招地出手。八年来，爷俩终于从传统防盗门业务突围，发展为大建材产业、房地产业、金融业三大板块，正尝试以集团控股进行运作。今年销售额总体达到了几十个亿，在2010年永康市纳税200强企业中，他叔叔的步阳集团占据了第二的位置，他和父亲的群升集团也不逊色，排名第四。在中国防盗门市场，多年来有句话：北有盼盼，南有步阳、群升。后者正是他们。

民营要找民营的办法

可徐珠峰的接班，是从企业“内生性创业”起步的。父亲给了他300万元钱、两间老旧的车间和两个非常有经验的营销助手，让他自己去开发项目。而他也不愿意坐享其成，让所有人都捧着顺着。父亲当年和叔叔一起带起了永康门业的一拨新浪潮，其开拓新业务的眼光和魄力，徐珠峰内心里非常敬佩。

年轻人要另辟蹊径，姐夫搞了电动车，徐珠峰就选择了做太阳能热水器。那时这个行业正在崛起，是新能源给了他启发，这又是一个面对二三线城市甚至农村广阔市场的产品。父亲告诫他，不要去跟国有企业争，我们民营要找民营的办法。这是蓝海战略的思维，更重要的，从产品开发、市场营销到人员招聘、内部管理，徐珠峰要系统地锻炼自己的能力。

一年后，徐珠峰全面接管企业，开始了他的战略重构。交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八年来徐珠峰在战略管理上的特色：以“协同效应”推动企业相关多元化，在“大建材”的概念下拉伸产业链和进行内部“矩阵式”整合。门业、太阳能热水器、光电、电梯、商业地产、银行参股，将来以子公司上市，每一块业务都具有各自的实力，同时又是联动的。

企业快速发展，人才和凝聚力总是最关键的问题。父亲当年在摩托车时髦时，就曾在年终时买上数十辆作为对优秀营销员的奖励。徐珠峰自然在管理团队的年薪、奖金上也下了一番功夫。他一方面在业绩考核中注意平衡不同事业部高管们的实际收入，激励他们首先要在最艰苦的管理岗位上做出成绩，并且必须能培养出新的管理者来。同时，学金融的他还想到了建立“群富基金”，由企业投入1000万元启动，中高层管理人员则按比例参与投资分红。这样，他们工作时间越长越离不开企业，还能保障管理者的利益不会因为企业的大起大落受到影响，有缓解“投资效益风险”的作用。在面对全体员工改善生活条件方面，他也在推进建立慈善基金会，也由企业投入1000万元启动，专门解决员工的生病补助问题。所有这些，徐珠峰说还要不断完善，进而还会向社会去扩展企业的慈善行为。他意识到了，企业内部的凝聚力离不开与外部影响力的结合，企业需要与社区、社会很好地协调。

可以看到，他接班的这个时代，管理的很多问题越来越需要同步考虑。

要学习，真的要学习

徐珠峰的成熟并不深藏，率性自然。如今他想把企业的名称也换掉，“群升”，这是父亲当年创业时起的名字。他说：“我把它搞掉了！”话一出口，周围年轻的高管们全乐了。

“当然，我父亲有他的寓意：群策群利，共荣共升。但是，‘群升’的读音谐音英文China+Sun，把中间那个a去掉，写在一起，就是Chinsun，多漂亮，老外一看，意思是‘中国的太阳’，很贴切吧！将来我们做国际化，多时尚！”

聊到了兴头上……徐珠峰说：“现在我父亲是集团董事长，我是集团总经理。但是，还不如说我是董事长，他是总经理。他还是习惯到车间里转，有感情嘛。虽然大的方面他还会把握，手里也还拽着房地产，但是制定战略，我是责无旁贷的。”

在他看来，接班是个极其自然的事情。晚上跟父亲交流碰撞，白天让经理们商量、打理。“接班没什么诀窍啊！就是要学习，要学习，真的要学习。老一辈呢，走一程，扶一程，看一程好了。”徐珠峰说自己最聪明的地方，就是在做事情的时候“少说多看”，看别人怎么干，转过身去自己就尝试。这让他学会了很多东西。

内生性关系 篇3

一、陕西省中小企业外源性融资状况

企业融资分为外源性融资及内源性融资, 外源性融资主要是通过银行贷款和发行证券融资。内源性融资主要通过企业的权益资本、留存收益的积累及提取的折旧产生。目前陕西的外源性融资严重不足, 仍以自我积累的内源性融资为主。内源性融资占到60%, 外源性融资占到40%, 根据陕西中小企业促进局2011年的数据调查显示, 尽管目前中小企业发展总体平稳、健康、向好, 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陕西60%的中小企业没有1年以上的中长期贷款;企业成本和税费上涨较快, 利润水平下降;市场需求不足, 致使部分行业经营困难;发展环境还不够宽松, 扶持政策落实还不到位, 企业负担较重。又据企业问卷调查显示如下:有25.7%的企业资金缺口很大, 急需融资, 45.7%略有缺口, 需要融资, 73.8%的企业面临贷款难问题。

二、陕西省中小企业外源性融资问题分析

(一) 现有纵向金融体系不适应陕西中小企业的发展

根据融资次序理论, 外源融资中先债务融资后股权融资, 尤其对于处于成长期的陕西中小企业来说, 债务融资不易分散经营权, 又避免过早引入风险投资机制的弊端。同时可以带来税盾效应, 不失为优先选择的渠道。但从整个金融机构的外源融资实际操作看, 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更加偏爱大型企业, 原因是大型企业的组织结构、财务管理比较规范, 信用标准比较高及抵押物比较易于衡量, 容易带来规模效应。而中小企业的财务管理不完善, 财务报表不规范, 资信能力比较差, 可抵押物缺乏, 贷款项目的信息又以难以衡量的软信息为主, 使银行很难估算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贴现率, 加上贷款手续复杂, 额度小, 所以对于科层结构比较复杂的大银行从组织结构视角, 一般更乐意财务报表型、资产保证型及信用评分型的交易性贷款而不愿意给中小企业提供关系型贷款, 以避免过高的交易成本加大贷款的风险。根据西部网的相关报道: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工商联主席冯钧平说, “陕西中小企业银行贷款只占到整个资金来源的20%左右, 融资难问题非常突出。”他提出的建议之一就是督促银行拿出一个适当的贷款比例, 给中小企业贷款适度“松绑”。可见中小企业一般很难获得金融机构长足而稳定的资金保障。

(二) 不发达资本市场不适应陕西中小企业外源性融资

我国的资本市场起步晚, 发展时间短, 还不很发达, 对发挥资本市场, 实现资本与产业的融合对中小企业还有一定的难度。目前虽然国家提出了中小企业中的高科技产业优先上市的政策, 但苛刻的上市的条件又将大部分中小企业拒之门外, 如在主板上市的股份公司, 要求有严格的经营业绩和注册资本条件, 要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 知名度应比较高, 而往往具备这些条件上市的还是规模比较大的国有大型企业。对于中小企业在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 不但条件高, 还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及人力、财力成本, 且成功概率很低。在海外“二板市场”上市, 由于缺乏政策的支持, 加上上市经验缺乏、信息闭塞, 发行股票融资成为难题。三板非上市公司的场外交易融资市场, 我国2000多万家的中小企业挂牌企业还不足100家。而对于资本市场发行债券来说, 条件很高, 程序又很复杂, 中小企业自发集合发债几乎空白, 且发行单位盈利能力及信用评级高, 所以大多都是政府撮合, 人为推动。未能与市场形成互动规律。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陕西省发给委、陕西证监局2010年金融运行报告数据分析:陕西中小企业通过股票上市融资不到8.8%, 因此要想通过资本市场融资还需要一个过程。

(三) 陕西中小企业缺乏运作风险投资机制及信贷担保机制虽

然陕西省成立了很多风险投资公司, 专门负责成长期的中小企业的风险资金运作, 但由于风险资本的筹资机制未能建立, 在资金的比例安排上, 政府投资仍然偏高, 民间游移的社会资本未能发挥应有的效力, 积极性不高。加上风险投资公司缺乏良性的运作机制, 管理混乱、政企不分, 导致风险投资基金难以实现高效运作, 且缺乏风险投资资本的退出机制, 使闲置的社会资本望而却步。陕西省融资担保体系建设已经有10多年时间, 目前在陕西省中小企业局备案的担保公司达144家, 其中过亿元担保机构29家, 注册资本总额达93亿元, 累计担保额突破330亿元。在促进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明显看出, 我省中小企业融资困难问题仍然突出, 融资担保体系还存在很多不足, 以政府组建的担保机构为主, 而符合市场运行规律的商业和互助担保机构却很少。在促进中小企业融资方面的作用有限。

三、陕西省中小企业横向金融关系的内生性外源性融资对策

(一) 采用集群发展思路, 以组团形式拓宽外源性融资渠道

根据中小企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及在现实中的金融支持存在严重脱节现象, 提出符合陕西实际的中小企业集群融资模式。实现集群内的资金的内部流动及外源融资的外部供给。达到中小企业产业集群与金融机构互动双赢的局面。即按照产业集群理论及中小企业融资理论, 将产业内的中小企业依据产业相近、彼此业务相关、相互熟悉条件以组团的方式成立融资团体, 由集群里代表性的核心企业牵头组建集群投融资公司, 以此为纽带汇集群里所有中小企业贷款申请, 批量取得外源性融资的发展模式。抱团融资发展, 抱团经营, 克服了金融机构在为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支持时存在的违约风险顾虑, 且由集群投融资公司为集群里企业提供担保与咨询, 避免了集群内部企业风险的相互推诿。它以信誉约束的机制, 以集体信贷的规模即提高了外源性债务融资的比重, 又提升了银行融资运作效率, 降低了融资的成本, 且集群投融资公司可以合理组织企业间闲散的资金, 从新配置资源, 提高资金的运作效率, 是一种良性的内外并存的融资模式。在现实中是可行的。从2010年底开始, 陕西省通过抱团贷款, 已连续发行两期中小企业集合票据, 累计为8户企业融资4.31亿元, 2011年10月, 中兴林产与杨凌本香集团、陕西国德电器三家联合发行“中小企业集合票据”, 从银行间债券市场募集资金2.1亿元, 其中中兴林产获得募集资金1.2亿元, 一下子解决了公司三年的流动资金需求。

(二) 组建或重组股份有限公司或借壳上市, 争取更多外源性融资

首先按照我国公司制要求, 任何公司制企业发行股票或债券需经过严格的审批, 且须符合发行股票及债券的相关条件, 且公开上市交易。不允许场外的柜台交易, 但能进证券交易所的上市交易的股票与债券都是业绩突出的大型企业, 而场外柜台市场的缺乏使完全通过直接募资的中小企业素手无策。因次应尽早组建股份有限公司或通过资产或债务重组改组成股份有限公司, 或者借壳上市公开募集股份, 上市挂牌交易。其次政府要创造条件帮助更多的中小企业进入海外二板市场融资。根据中国西部网数据:目前陕西省上市公司已达37家, 在西部12省市排名第二, 通过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在创业板上市公司已经有6家, 其中的达刚路机、中航电测、坚瑞消防、启源装备创业板公司是陕西省具有自主创新能力和自主品牌的中小型科技企业, 通过在创业板上市共实现融资19.96亿元, 实现了产业、科技和资本的融合发展。通过债务重组、借壳上市的如: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公司简称延长化建, 其“前身”—ST秦丰, 其股票在2007年5月9日起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 2008年12月26日通过借壳上市恢复交易。直2011年销售收入达千亿, 股价较之重组前翻了2倍多。其乐观业绩成为陕西资产债务重组后借壳上市的典型示范。之后的烽火电子、易食股份、西安民生等3家上市公司完成重组, 其资产状况明显改善, 形象也很快提升。重组使更多的中小企业也陆续上市, 截至2010年三季度末, 陕西上市公司平均主营业务收入达到13.36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44.12%, 平均每股收益0.15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114.29%。

(三) 积极培育风险投资公司, 扩大风险资金来源, 完善风险资金退出机制

目前陕西中小企业的筹资渠道比较单一, 除了内源性积累发展外, 更多的外源性融资则是金融机构“惜贷”下的债务融资, 创业板上市的资本市场融资则是凤毛麟角, 因此应积极培育专业性的中小企业风险投资公司及民间合伙制的风险投资公司, 多渠道、多层次, 多元化的吸收闲置及游移的社会资本, 包括民间资本、养老金、保险金等, 参与到风险投资基金中, 以扩大风险投资公司的资金来源, 更好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据统计, 2011年陕西省民间投资达到5016.97亿元, 占全省投资的比重由2010年的42.7%提高到51.7%, 增长速度达到42.5%, 高于全省投资增幅12.8个百分点, 投资的领域遍及农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各个行业, 投资积极性很高, 因此应抓住机遇吸收民间闲置资金扩大风险资金来源, 同时积极建立健全健康的风险资金的退出机制与保障机制, 提高风险投资者的积极性, 使风险投资公司与中小企业实现双赢。

(四) 建立以政府扶持为辅、商业与互助担保为主的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体系

以政府出资扶持为主的担保公司, 难以发挥担保机构的担保能力, 且提供的担保服务有限, 有的仅仅为政府投资的大型项目提供担保, 而大多数中小企业却与担保无门。纯粹的单一的商业性或互助担保容易发展成利益化下产物, 有的直接成为揽存发放的高利贷机构, 或者风险加大无利可投宣布破产。因此应发展政府扶持为辅, 商业和互助担保为主的, 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体系。建立一种以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中小企业、政府参与的风险联动机制, 保证中小企业参保融资, 条件是以自身的财产或有潜力的评估项目进行反担保, 保险公司和商业银行根据“风险共担, 利益共享”的原则, 进行比例担保, 通常是商业协作银行承担10%-20%的风险, 担保公司承担80%-90%的风险。政府根据风险担保机构的中小企业的偿债风险、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的不平等的违约风险提供风险补偿, 比例一般为10%-20%, 以弥补商业性或互助性信用担保机构的坏账损失。并且为保证担保机构能够顺利组建和持续经营进行一定的资金支持与税收扶持。据金融时报报道:陕西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贷款风险补偿资金目前已经正式启动, 作为风险补偿资金的托管银行, 长安银行将为陕西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20亿元的专项信贷支持, 并最终按本金损失额不超过50%予以风险补偿。该风险补偿资金的初期规模为7200万元。

参考文献

[1]陕西省中小企业促进局:《关于印发全省中小企业服务年活动方案的通知》[陕中企规发 (2012) 51号]2012年4月。

[2]陕西省人民政府:《省中小企业局:全省中小企业工作综述》2012年1月28日。

[3]朱晨纯:《中小企业集群“组团”融资模式研究》, 浙江师大2010年硕士论文。

[4]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部—中小企业司:《陕西省积极拓宽融资渠道助力中小企业平稳发展》2012年1月13日。

[5]季学风:《发展民问融资渠道服务中小企业融资》, 《财会研究》2009年第7期。

[6]马建飞:《以企业生命周期阶段为特征合理选择融资方式——对金融危机背景下陕西中小企业融资模式的建议》, 《新西部 (下半月) 》2009年第6期。

建立无线互联产业的内生性秩序 篇4

英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戈尔丁写过一本著名的哲理小说《蝇王》，说的是未来的一场战争毁掉了人类的和平。一群孩子乘着飞机逃离战火，不想飞机失事，孩子们被困在了一个荒岛上。最初孩子们齐心协力，共同应付随之而来的种种困难。但在一片陌生的、远离规范制约的土地上，人性恶得到了空前的释放，孩子们最终自相残杀、同归于尽。

一、规则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互联网就是这样一片陌生的、没有规则的土地，从瀛海威的艰难起步，到新浪搜狐的上下求索，慢慢地，终于发展成了拥有数十家海内外上市公司的巨大产业。可是，曾几何时，互联网领域从艰苦创业、模式创新逐渐变成了眼球经济和烧钱，又逐渐堕落到相互抄袭、恶性竞争、侵犯知识产权……

比没规则更糟糕的是有人能超越规则。

无线互联网原来是电信运营商后花园，连名字都叫“移动增值业务”，做无线互联的公司叫移动增值业务提供商，简称SP。2000年12月中国移动推出梦网创业计划，正式向SP打开了大门。移动增值业务的市场潜力令所有人感到惊讶：新浪、搜狐等互联网企业靠移动增值业务摆脱了在纳斯达克被摘牌的危险；空中、灵通、TOM、华友等一大批专注无线互联的企业迅速在纳斯达克上市……但问题也紧跟着来了：欺诈用户、强制订购、自消费等问题层出不错，手机成了吸费、扣费的陷阱，移动增值业务也慢慢变成了过街老鼠。从2006年开始，政府加强了对SP的监管力度，要求移动增值业务的订购执行“二次确认”制度，移动增值业务的市场不可避免地迅速下滑。

10年过去了，回顾这段移动增值业务市场大起大落的经历，我们看到，梦网的迅速崛起，最大的原因就是有明确的规则制定者——中国移动，也有清晰的规则——“梦网创业计划”。而梦网的迅速衰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梦网规则被超越：各种有背景、有关系的人发现了这块利益巨大的蛋糕，纷纷找上门来，规则对这些人毫无约束力；同时，运营商发现了自己在移动增值业务市场中的强大主导力，一边做裁判员，一边做起了运动员。

运营商对无线互联的控制力确实强大，其间虽然有Free Wap和客户端企业的努力，但终归难成气候。是iPhone和紧随其后的Android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局面。iOS和Android大大降低了开发门槛，而有了AppStore，开发者再也不用费力去敲运营商的门了。

但是苹果公司也不是那么透明和通情达理的。立足中国为国外的iPhone用户提供游戏社区服务的公司木瓜移动就遭到过苹果公司的粗暴对待：没有理由、没有提醒的产品突然下线。木瓜移动的总经理沈思飞到美国，想尽办法见到了苹果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得到的仍然是坚持下线的决定和模棱两可的理由。木瓜移动被迫转战当时规模尚小的Android市场。而就在木瓜社区在Android市场初见起色时，木瓜移动又莫名其妙地收到了重回AppStore的邀请。

幸而在中国iPhone只是小众，在中国的无线互联市场，真正具有巨大潜力的是Android市场。而Android的开发者谷歌公司对应用开发者的认证和监管并不严格。

二、公平

开放的环境有了，但开放不等于有序，要在没有主导者的前提下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产业环境并不容易。从无线互联的角度，要顺利地把优质的应用和服务提供给用户，需要以下三个层次的共同努力：

承载层：即运营商提供的接入和带宽保障。运营商一贯把无线互联视为增值业务，强调的更多的是对基础话音业务的保障，现在虽然对无线互联业务的重视程度大大提高，但仍然远远不够。

功能层：无线互联和传统互联网最大的区别就是有清晰的功能层，在传统互联网领域，运营商做好承载，其他所有的功能实现都是由应用提供商自己解决，而在无线互联领域，对功能提供、特别是联机功能提供的要求大大提高，基本不可能由应用提供商完成，因此传统上是由运营商负责提供的。但由于运营商的体制限制，其功能提供往往不能很好地支撑应用提供商的需求，因此无线互联的开放环境催生出了一大批包括搜索、支付、定位、版权内容等向第三方提供标准化的开放调用的功能接口（API）的功能提供商。

应用层：无线互联是创新者的天堂，因此无线互联的应用开发者往往是比较小的团队，可以更好地把握和满足用户需求，但技术难度往往成为创新的限制，因此，如何降低技术门槛，是无线互联应用繁荣的重要前提，比如，有了更多的可供开放调用的第三方功能，应用开放者就能开发出更多更好的应用。

由于这三层之间必须相互协作才能完成业务提供，为了争夺产业链的控制权或者为了更多谋利，公平问题也更容易在各层之间暴露：

承载层和功能层、应用层之间

承载层和功能层、应用层之间最容易出现的是网络中立性（Network Neutrality）的问题，这在国际上已经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而且在很多国家得到了立法的保护，例如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就在2010年底以三票赞成二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批准了旨在保护网络中立性的新规则，其核心内容包括：

1、透明化：无线和有线宽带服务提供商必须公开其网络的管理和经营情况。

2、保障服务：固定宽带服务提供商不得屏蔽合法内容、程序、服务，不得伤害他人的设备；移动宽带服务提供商不得屏蔽合法网站，或与其语音、视频服务相竞争的应用。

3、反歧视：固定宽带服务提供商不得对合法网络流量进行不合理的歧视，价格歧视就是其中之一。

由于中国运营商在基础通讯中的垄断权利延伸到了互联网领域，歧视现象并不罕见，例如某运营商以自己的带宽保障和某应用提供商合作搞宽带视频服务。随着无线互联市场的开放，运营商与无线互联应用提供商之间的矛盾也会逐渐暴露，希望中国在这一领域能加快研究、加快立法。

功能层和应用层之间

在为中国移动做咨询时，我曾经和中国移动的朋友戏称，移动梦网就是个“垃圾填埋场”，对开发者来说，与其花大精力开发一款肯定会被淹没的精品业务，不如多开发几款应用、多占几个位置，这样，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就产生了。这也是移动梦网后期产品质量严重下降的原因之一。

不管是iPhone的AppStore还是谷歌的Android Market，问题仍没根本解决，只是由于有了社交网络的蓬勃发展，无线互联应用多了一个有效的推广渠道，这一问题才得到部分缓解。

但是，威胁着无线互联产业良性发展的，是梦网后期暴露出来的另一个大问题：当移动梦网成了代收费通道的时候，很多借助梦网收费的非法业务——比如黄色网站——开始出现。虽然运营商对合作伙伴的资质审查越来越严，对合作伙伴的内容监督越来越细，但问题似乎仍然存在。也难怪，提供代计费功能的运营商就相当于银联，如果要银联来保证刷银联卡售出的产品没有假冒伪劣、没有缺斤短两，谁都知道确实有难度。

三、信用

在运营商对产业的控制力明显减弱的开放的无线互联时代，能不能自己建立起来大家都能够自觉遵守的内生性规则呢？面对未来，我们仍然有充分的信息。因为行业秩序的核心在于建立一套大家都有意愿自觉遵守的信用系统。

接口开放：因为各层之间存在交叉调用的关系，如果接口采用私有标注，那么大的功能提供商就容易形成对应用提供商的垄断优势，短期看是功能提供商获利，长期看这样做会扼杀创新，对功能提供商也是不利的。因此我们在积极协调各家功能提供商采用标准的功能接口向应用提供商开放。

信息透明：信息透明是信用体系建立的前提，幸而在无线互联环境中，只要接口开放这一条件可以满足，就可以利用技术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 即，从开放接口中自动生成可供产业链各方开发查询的数据，尤其是各家企业经营的信用情况。

内生性关系 篇5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核心观点强调了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 [1]在既有研究中, 多将创新、模仿与跨国直接投资作为模型的内生变量, 对于在开放的经济体中, 技术领先国家 (以下简称北方国家) 进行创新, 技术跟随国家 (以下简称南方国家) 进行模仿, 在创新成果通过跨国直接投资、技术许可和模仿等方式发生技术扩散的设定下, 用理论模型对现实中的各国经济增长和创新率进行了表述。[2]

基于众多新兴发展但观点并不统一的知识产权经济学理论, 相关的实证研究也在新的经济形势下产生了诸多争议。有的研究沿着索罗全要素增长率[3]的思路, 在新经济增长模型的框架中, 将知识产权作为经济体中的重要投入要素, 分析知识产权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这些研究成果分为在两个方向和层面上的扩展:一是在单个企业、单个知识产权的层面, 如布鲁特 (Brunette Nathon, 2013) 、陈于东 (2011) 用余值法, 分析单个或单组知识产权与拥有该知识产权企业的总体产出的关系, 以测定该知识产权的价值;[4]二是在宏观经济层面, 如单小光用余值法分析知识产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测算出知识产权对我国近20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32.7%, 认为知识产权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5]与此同时, 也有一些研究针对TRIPs协定以后的知识产权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认为近年来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以发达国家的标准为标准, 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压力下如果采用过强的知识产权保护, 反而削弱了促进经济发展的技术扩散, 对经济增长会产生抑制作用。[6]既有的实证研究, 大多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 用构建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标[7,8]作为因变量, 用专利申请量或专利授权量作为创新成果的衡量指标, 再采用计量方法对模型进行分析。

在TRIPS协议以后, 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协作进一步加强;全球一体化、网络数字化和各个学科前沿的推进, 使各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标准, 在现实中表现出向技术领先国家标准收敛的趋势;据2014年3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统计数据, 由于美国和中国专利申请量的大幅增加, 2013年度全球专利申请量创新高, 国际专利合作申请量 (PCT) 超过20万件。[9]崭新的知识产权发展趋势和经济增长格局, 使采用新指标作为变量参与实证分析成为可能, 专利族数据能更准确地对经济中的创新成果进行计量, 很好地降低了专利泡沫和低价值专利给实证分析中创新的测度数据所形成的干扰。在计量方法上, 采用计量经济学新发展起来的动态分析方法, 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 力图避免模型中变量缺失对因变量参数估计的影响和既有实证分析中常出现的共线性、非平稳性等问题。

数据处理

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中, 把跨国投资 (FDI) 、南方国家模仿、北方国家创新都作为模型的内生变量, 在这些前提设定下所构建的模型可推导出的结论是:当南方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加强, 北方国家创新率增加。模型中知识产权保护和创新率相互作用的过程为:南方国家知识产权机制在国际压力和本国创新要求的影响下发生演进, 使知识产权保护得以强化, 在南方国家经济中所占比例较大、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模仿活动所需投入成本增加, 降低了北方国家新产品的被模仿率;也就是北方国家的企业将生产转移到南方国家后, 由于被仿制反而失去市场的风险降低, 使北方国家的企业更愿意将生产转移至南方国家, 使新稳态时的生产转移率上升;更多的转移生产使在北方国家进行生产的产品减少, 北方国家原来投入生产的劳动力得到释放, 并重新投入到新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中, 产生更高的创新率和经济增长率。模仿的减少, 使南方国家的企业生产仿制品的比例降低, 但增加的跨国企业生产吸收了这部分劳动力。

在前述模型的架构中, 使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1980~2013年的知识产权统计数据, 用世界银行公布的世界发展指数 (WDI) , 将219个国家 (或地区) 提供知识产权管理服务的组织划分为, 高收入国家 (或地区) 、中高收入国家 (或地区) ) 、中低收入国家 (或地区) 和低收入国家 (或地区) 。总的来讲, 高收入国家的技术进步水平, 要远远超出世界其他国家;高收入国家的创新投入, 占世界创新投入总量的80%以上;高收入国家的创新成果指标, 占到总量指标的75%~90% (Ledernan、Saenz, 2005) 。所以, 将高收入国家 (或地区) 的数据加总作为北方国家数据, 对应于布兰斯提特模型 (Branstetter、Fishman、Foley、Saggi, 2007) , 设定创新主要发生在北方国家;其他三类国家 (或地区) 的数据加总作为南方国家数据, 相应模型中, 南方国家进行模仿和承担跨国企业产品的生产。布兰斯提特模型 (Branstetter、Fishman、Foley、Saggi, 2007) 是一组开放经济中的一般动态均衡模型。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间北方创新南方模仿;创新投入为内生变量;部分北方国家企业将生产转移至南方国家的比例 (国外直接投资率FDI) , 会受南方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影响, 也是内生变量。与埃尔普曼和格罗斯曼模型 (Helpman、Grossman, 1993) 、莱 (Lai, 1998) 模型、格拉斯和萨吉 (Glass、saggi, 2002) 模型等不同的是, 模型设定对北方国家企业或跨国企业的产品进行模仿, 是需要耗费资源的经营活动, 是因经济环境变化而变化的内生变量。

对于创新成果, 既有研究中多采用“专利申请量”或“专利授权量”对一国创新成果进行计量, 但笔者采用“专利族”数据进行分析, 大大提高了实证分析的准确性。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协调下, 有148个国家是PCT成员国。因为有专利合作协定的实施, 某一项创新成果的发明人如果希望在不同国家都拥有该项创新成果的专利, 就可以通过PCT国际专利申请, 一次性提交专利申请文献而实现向多国申请。PCT制度大大缩减了国际专利申请人的时间成本、费用和精力。同时, 所形成的“专利族”数据, 使对国际范围内的创新计量更为精确。本文创新性地将“专利族”数据用于实证分析中, 作为对创新的计数, 即将相同专利发明在不同国家获取的多个专利权计为一次创新;将专利第一申请人的国籍作为创新源发地统计。这样, 每年专利授权中, 具有高收入国家国籍的专利第一申请人的专利族数据, 就可以作为对于高收入国家 (北方国家) 创新成果的计量 (因而避免了多个国家专利数据加总造成的对一件创新成果重复计数) , 由此生成北方国家创新系数。专利族 (狭义专利族, 是指以claims判定的相同专利发明内容, 在不同知识产权管理辖区的申请组合;广义专利族, 包括同一专利发明后继持续衍生的各种专利申请, 在不同知识产权管理辖区的申请组合。由于广义专利族是在先前创新成果基础上的再一次创新, 所以, 在此处试图对创新进行计数时, 采用狭义专利族的概念和数据) 数据来源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合作协定数据库和Patstat数据库 (the WIPO PCT database&the Patstat database) 。[10]

技术领先国家中大多认为, 实用新型一类的专利是创新度不高的“次级发明”, 在衡量创新成果及研发投入时, 多数情况剔除了对实用新型的统计。在我国等发展中国家, 正处于发展自主创新能力和提升产业链环节的阶段, 技术水平的提升和经济增长很大成分由技术扩散导致。因此, 对于在全球知识库中的既有创新成果研究学习的基础上, “二次开发”而形成的小改进、小创新也很重要。因此, 在我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 实用新型专利也有相当的技术价值和经济价值。每年各个国家 (或地区) 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 对于直接提交和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进入PCT国家阶段的实用新型授权量, 则可以反映该国家对此类创新成果的保护力度。

工业设计在我国的知识产权系统里称外观设计, 是属于专利三个子类之一。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管理系统中, 归属于和专利并列的知识产权类别。我国的专利保护时间较短为10年, 其他国家在15年左右。每年各个国家 (或地区) 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 对于直接提交和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海牙系统 (the Hague system) 公告的外观设计注册, 则反映了该国对这类创新成果的保护力度。[11]

总体而言, 每年在各个国家 (或地区) 直接获得授权和通过各类知识产权国际合作体系提交而获得授权的各类知识产权越多, 也就说明该年份、该国家 (或地区) 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越大。因此, 将其他三类国家 (或地区) (即中高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 的专利授权量、实用新型授权量和工业设计注册量加总, 作为南方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反映, 由此生成南方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系数。专利授权量、实用新型授权量和工业设计注册量数据来源于各国 (或地区) 知识产权局提交WIPO的汇总数据。[12]

北方国家的创新投入和创新活跃程度, 除了受南方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影响, 当然还要随本国总体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变化。采用世界银行数据库提供的1980~2013年各国经济指标数据, 反映该国、该时期中经济基本面的变化;即用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DI) 所公布的高收入国家[13 (]包括非经合组织国家和经合组织国家的数据加总平均) 人均GDP数据作为北方国家经济指标, 数据由2005年定值美元计量,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国家账户数据库和经合组织国家账户数据库。[14]

经整理得到, 北方国家创新活跃度系数、南方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系数、北方国家经济基本面状况数据 (见表1) 。

数据分析和实证检验

在数据整理的基础上, 首先对序列平稳性和协整进行检验, 然后建立长期均衡模型与短期误差修正模型。

1.数据的平稳性

如果数据序列不具有平稳性, 而直接对其进行回归就容易造成虚假回归, 无法就经济变量的关系做进一步说明。因此, 在协整检验和其他分析之前, 先要进行平稳性检验, 如果某数据序列均值不随时间变化, 方差有限且不随时间产生系统变化, 可认为其平稳, 即序列剔除了均值、时间趋势后, 剩余的是白噪声, 形成零均值同方差。序列经过n次差分达到平稳, 同时在n-1次差分时序列不平稳, 该序列则为n阶单整I (n) 。

检验数据平稳性多采用单位根检验。单位根检验有多种方法 (如针对面板数据的LLC、Breintung、IPS、ADF-Fisher、PP-Fisher等) 。笔者采用增广迪基福勒方法 (Augment Dikey Fuller Method) , 分别对不包含常数项和趋势项、包含常数项但不包含趋势项、同时包含常数项和趋势项的方程进行检验。见下式:

其中:α为截距项, θt为趋势项, εt为白噪声, r为滞后期。检验参数谆用Mackinnon临界值进行判断。基于存在单位根的零假设, 针对各序列数据的水平值和差分值依次进行检验。

很多研究文献中类似变量采用的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数据, 但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由于知识的外部性, 企业进行研发的成本, 随着产品总种类数量的增加所体现的技术进步而降低, [15]如果采用经济规模总量更能准确反映知识的外部性特点。因此, 笔者对北方国家经济规模的衡量采用了GDP总量数据。由前述模型可知, 南方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会通过影响北方国家跨国直接投资比例进而影响北方国家的创新率。因此, 依次对北方国家创新成果数据、北方国家创新成果一阶差分数据、北方国家经济规模数据、北方国家经济规模一阶差分数据、南方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数据、南方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一阶差分数据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 诸序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都不能拒绝原假设, 序列中都存在单位根, 为非平稳序列;一阶差分后, northinnovation序列和southipp序列在1%水平上显著, northeconomy序列在5%水平上显著。因此, 各序列均为一阶单整, 序列之间有协整存在的可能, 继而进行协整检验。

2.协整检验

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恩格尔、克里夫格兰杰 (Robert Engle、Clive Granger, 1987) 提出协整检验的EG检验法, [16]由OLS估计的残差代替不可观察的扰动项, 再检验残差的单整性。如残差平稳, 则因变量和自变量 (1, 1) 阶协整, 如残差一阶平稳, 则因变量自变量 (2, 1) 阶协整, 如果因自变量间虽长期中具有自身不同的波动, 但如有 (n, n) 阶协整, 则变量间长期中仍存在稳定的联系。先由OLS回归, 有:

(式2) 括号中注明了标准差, “*”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 R2为96.05%, 经调整后R2为95.79%, F值为365.09, DW值为2.056。由Durbin Watson D统计值可认为不存在序列自相关。

Engle、Granger指出, 由于无法获得扰动值, 可由OLS回归的待检验协整方程得出残差序列来替代扰动, 并对残差序列检验平稳性。如果残差序列已经平稳, 则虽然解释变量中包含了随机趋势, 但由于协整关系的存在, 扰动项仍是平稳的, OLS估计结果具有良好的一致性。如果残差序列不是平稳的, 则可由动态OLS (DOLS) 方法对协整关系进行估计。[17]由此, 采用ADF单位根检验对残差序列平稳性进行检验 (见表3) 。

由残差数据得出的ADF-Z统计量, 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小于Mackinnon临界值, 拒绝原假设, 不存在单位根, 认为残差序列稳定。因此, 前述三个数据序列为 (1, 1, 1) 阶协整, 即说明反映北方国家创新率的创新成果总量、北方国家的经济规模总量和南方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测度数据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关系。

3.误差修正模型

误差修正模型是存在协整关系的变量间的短期模型, 反映了长期协整关系在短期中的调整和修正。Engle提出可利用协整方程与误差修正项建立模型, [18]由于存在序列自相关, 误差修正模型往往含有滞后项, 如下式:

△Yt=α0+α1△Yt-i+α2△Xt-i+γy (Yt-i-β1Xt-i) +δt (式3)

所以, 在分析变量间长期均衡关系的基础上, 可得出协整系数和误差修正项, 用该误差修正项和解释变量一起建立短期模型, 即误差修正模型, 也可将存在协整关系变量的短期非均衡状态简化表达为:

其中, μt-1反映对长期均衡的偏差, γ为短期调整参数。用各个序列及相应滞后项对式 (式2) ~ (式4) 进行回归, 则有误差修正模型:

从 (式2) ~ (式5) 可得出推论, 在短期中, 误差修正项对北方国家创新成果的差分数据影响显著, 即北方国家的创新成果和北方国家经济基本面的长期均衡关系对其创新成果的波动具有影响, 滞后一期、二期的北方国家经济基本面状况波动和滞后一期、二期的南方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变化均较为显著, 即经济基本面对创新的影响具有二期滞后。同时, 南方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变动也具有二期滞后。说明该类变化对创新率的影响需要一定时间进行传导, 误差修正模型中, 系数绝对值依序降低, 意味着模型自变量对因变量造成的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

结论与建议

1.结论

对于处在技术领先位置的北方国家, 其技术进步和创新成果产出会受到本国、本地区经济基本面的影响。同时, 南方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变动, 也会通过如北方国家企业的跨国直接投资等渠道影响北方国家的创新产出, 南方国家增强知识产权保护会促进北方国家创新率提高。

在短期中, 误差修正模型反映出北方国家经济基本面对其创新的影响具有2年左右的滞后期。同时, 南方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变动, 对北方国家创新的影响也具有2年滞后期。然而, 这些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

2.建议

近年来, 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已是不争的事实, 而世界各国之间知识产权的合作与配合也进一步密切, 各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出现向技术领先国家标准趋近的现实情况。

在这种背景下, 我国作为已具有相当自主创新能力的发展中国家, 为了在长期中取得经济的健康发展, 不能迫于国际压力单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 也不能仅仅被动接受通过各种世界知识产权合作协议传递过来的、基于技术领先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 否则, 正如本文的实证结论, 南方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 对北方国家创新率产生促进, 长期中会造成我国在世界经济产业链中位置固化, 不利于我国的产业转型、资源效率提升和经济长足增长。

内生性关系 篇6

笔者从企业价值出发,进行较长时期的企业社会资本和企业家( 经营者) 社会资本的研究,将企业社会资本归入到关系型企业价值范畴。引导企业在长期尺度上利益增长性与食品安全性共生、同向发展,增加食品供应链成员之间的相互监督,从长期的资本收益和企业家永续经营的角度来抑制食品安全的败德行为。抛开短时期尺度上企业进行产品销售获取利润的产品观念,从而营造有利于食品供应链质量安全提升的良好企业生态环境和促进机制。目前学界还没有从企业社会资本、企业家社会资本与关系型企业价值等概念与角度开展食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研究的论述。该空白领域的本课题组的研究,将会对提升食品供应链质量安全提供好的思路和方法。给食品相关企业的经营管理和战略调整提供思路;改变以政府监管食品安全为主的局面,强化食品供应链成员的连带责任与互相监管效应,多种社会资本成为产业集群和社会的激励内容之一。

一、基于企业价值视角的食品供应链质量安全机制分析

( 一) 企业价值对企业社会资本概念的引入

普特南将社会资本具体定义为“指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他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效率。”美国杜克大学著名华裔教授林南将其定义为“期望在市场中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林南的贡献是架通了社会资本在社会结构与行动之间的桥梁。 刘少杰( 2004) 、陈传明( 2001) 等国内知名学者都对社会资本或其在企业、企 业家、产业集群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拓展了社会资本理论在国内企业治理、产业发展、企业家发展等方面的应用。

( 二) 企业社会资本方法引入食品供应链质量安全分析的路径创新

1.研究思路的创新。通过我国局部地区和行业的食品供应链的社会资本的构建于强化,促使食品的多个生产销售环节的企业和生产经营者重视和遵循社会资本的价值规律,克服企业和经营者的利益短视行为。统筹考虑研究企业短期利润和长期价值利益,将企业的产品销售利润定义为短期尺度利润或短期尺度利益,将企业的企业( 整体) 价值增加和无形资产增加定义为企业的长期尺度利益增加。引导企业突破单一的产品销售利益来源思想,逐步转变为企业和企业家( 经营者) 的社会资本增值和由此带来的企业整体价值增值。

2.研究的基本路径分析。首先对企业和企业家( 经营者)的关系型社会资本进行分析,将企业的经营关系的存在状态作为企业价值的一部分,特别是企业美誉度、原产地美誉度等广义的客户关系价值的存续、供应链伙伴关系的价值、政府监管服务的价值等方面进行分别研究。分别从企业价值和企业家个人社会价值进行分析。并且按照宏观、中观、微观的三个层面进行社会价值应用的分成研究。

二、企业价值引入食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的分层研究

( 一) 企业价值的微观应用

通过微观的食品供应链的企业价值构建研究,让企业与企业家的企业价值较强的受企业的食品安全败德行为侵蚀,建立相应的企业价值的奖惩形成机制。

首先,企业和企业家个人要树立企业价值理念,建立企业价值形成的分析机制,企业和企业家在做决策时,要充分考虑企业价值的效用。变企业遵守食品安全的外部压力为企业和企业家的自我要求。让企业家重视客户价值,变客户关系为企业的社会资本和关系型企业价值的重要来源。企业和企业家的资本不仅来源于资金、设备、厂房等实物型资本,更依赖于形成企业盈利能力的社会关系,特别是良好的客户关系和业务伙伴关系。食品质量安全与社会资本之间通过质量安全的信息传递机制来实现。

有的企业和企业家在经营中积累了较好的关系型资本,产生了一定的价值,包括客户价值,供应链合作伙伴的价值、政府和社会的美誉价值,为企业家今后的发展和再创业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平台。可以说是企业价值或企业家价值的提升。美国的可口可乐就提出过如果该公司化为乌有,但就这些人还能白手起家再造一个可口可乐;相反,一些企业或企业家在经营中的败德行为让企业家在未来的发展和创业设置了障碍。三鹿奶粉及其董事长即使再想重振雄风也是不可能了,多年投入的品牌和宣传所形成的企业价值和企业家品牌完全毁掉,多年投入的政商关系也随之消亡,直接导致企业无形资产的灭失。

( 二) 企业价值的宏观应用

在食品供应链上较强的体现共生的企业价值的效用,通过研究分析供应链成员间相互监督、连带责任的效用,实现行业或企业集群的企业价值效应;有的原产地地区或行业具有良好的美誉度,具有很好的社会沟通与融资、资源整合能力,可以认定为企业价值充足。做得较好的有镇江香醋产业集群,社会各方面的声誉较好,对当地众多的香醋企业的企业价值有较好的提升作用。而以前山东的阿胶企业集群、龙口毒粉丝群体性事件以及有毒胶囊事件群体性曝光,导致很多类似企业受到社会各界的怀疑,导致企业外部相关单位的信心缺失,融资更难、赊账更难、政策扶持流失、人员信心降低,给某些合格的企业也带来了经营环境的劣化,可以认为是宏观社会资本的作用发挥了效应。

( 三) 关系型资本与企业价值的中观分析

通过研究食品供应链成员的关系型资本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联程度,研究企业家( 经营者) 关系型资本对其的重要意义。企业价值理论与资产评估实务,均认为企业的盈利能力是对企业整体价值的最好判断。而企业之间的供应链关系的建立与运行状况,对企业原有资源的发挥具有很强的影响和干扰作用。供应链之间的关系良好与否,可以看作社会资本和企业价值的中观效用。

笔者认为中观层面的分析主要是企业间合作便捷性和友好性。企业间声誉良好有利于合作,有利于信息交流,有利于融资型赊账,最终有利于企业盈利,导致企业价值增值。老干妈辣酱的快速发展就与良好的企业间合作声誉有较大关联。老干妈公司卖东西给批发商质量可靠规则透明,一律用现金提货,得到社会合作企业伙伴的认可,直接导致该公司现金流十分充足,迅速扩大经营规模,成为业界的翘楚。

三、基于企业价值的应用对策分析

( 一) 外部策略

在宏观的企业价值构建的分析中,提出区域政府的引导和行业协会、第三方机构的参与模式,共同构建良好的食品供应链的企业价值存在环境,为本区域的食品质量安全提供声誉传导、惯例宣教和政策法规方面的支持;构筑行业企业群体或地域产业的美誉度,形成行业或地域企业的宏观社会资本的增长。通过众多企业对宏观社会资本增长的渴求,变这种需求力为对食品质量安全的共同压力,形成行业或地域对食品质量安全的约束强化机制。

( 二) 内生机制对策

通过研究企业价值与食品供应链质量安全形成良好互动的内生机制,产生更有效的对食品质量安全的约束强化机制。因为很多食品药品的质量安全的鉴别需要很专业的行业背景知识和设备,所以供应链间企业的相互监督与控制显得更为有效。供应链之间的共生的社会资本的增长需求,会对企业的质量安全形成倒逼机制;同样企业内部各个部门的质量安全的控制,对企业和企业家的社会资本的形成具有直接效用。同样,企业的社会资本的形成与发展同样会增强企业解决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能力,有助于食品质量安全的保障。

摘要：针对现代食品质量安全的保障与提升问题,研究食品供应链成员企业的企业价值与败德行为之间的关系。运用社会关系型企业价值来调整食品供应链成员的利益获得方式,由此减少食品产销者的败德依赖;运用关系型企业价值的微观、中观、宏观层面的结构分析,研究食品供应链成员内部的相互监督行动和连带责任机制;运用经济理论和模型通过企业价值的引导性构建,促进食品供应链质量安全保障的内生机制的良好发展。

高职院校德育创新内生性研究 篇7

一、内生增长理论与现实意义

内生增长理论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体系中的重要分支, 该理论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 经济发展的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决定的。即在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正规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而形成的人力资本, 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 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 得到因技术进步的存在要素收益递增而长期增长率为正值的结论。 (1) 这一理论以“人”为研究核心, 为德育工作的有机衔接创造了条件。

(一) 以人力资本为核心思想

内生增长理论内涵丰富, 罗默模型、卢卡斯模型和格鲁斯曼-赫普曼模型等都是其中最著名的内生增长模型, 所有这些经济数学模型表达出来的一个重要思想是:企业是经济增长的最终推动力, 企业十分重视积累知识, 而这种积累的知识广义上包括人力资本和技术变化, 表示为增加人力资本、生产新产品和提高产品质量。这表明, 知识的积累过程会出现外部性或知识外溢效应, 需要政府政策的干预;而各种政策旨在扶持研究、开发与革新技术, 人力资本则能促进形成关键性产业部门。通俗而言, 知识可以看作是“内生”的。 (2)

(二) 确认知识、技术与人力资本是效益优化的基础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 经济增长的原因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第一, 获取新“知识” (包括革新、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等概念) ;第二, 刺激新知识运用于生产 (市场条件、产权、政治稳定以及宏观经济稳定) ;第三, 提供运用新知识的资源 (人力、资本、进口品等) 。因此, 与“人”直接相关的知识、技术等成为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基础。

(三) 我国的实践运用

目前, 我国正积极推行经济发展方式变革, 提倡由传统粗放型向集约型方式转变。从国际比较看, 世界范围内衡量集约型发展方式的主要指标是“综合 (全) 要素生产率”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 这也正是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研究问题。

因此, 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 结合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特点, 内生增长理论更加适合解决技术应用型劳动人力资源的教育发展问题。

二、我国高职院校德育的主要问题

目前, 我国的高职院校从体制上划分, 仍然位于高等教育层面, (3)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等法律法规都做了明文规定。高职院校的德育及思想政治工作状态具有普通高校的共性, 但也存在自身的特性。总体上讲, 我国高校的德育状况不容乐观。

(一) 共性问题:高校德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缺位

客观而言, 目前我国高校普遍面临德育及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缺位的弊端。首先, 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形式缺乏创新性。 (4) 中央十分重视高校德育改革, 花大力气修订教材、培训师资。然而, “两课”教学体系虽经多次修改完善, 但因课程缺少日新月异的时代内涵和实际的应用价值, 课堂讲授以灌输式教育方法为主, 重理论轻实践, 教育内容没有从根本上内化为青年学生自己的思想, 思想政治教育最终缺乏实效。其次, 是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缺乏层次性。部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缺乏层次性, 存在“假、大、空”的状况。不仅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过于单一, 而且不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 缺乏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再次, 是高校内部德育及思想政治教育途径没有形成有效的教育合力。高校德育及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通常由学校的党委宣传部、马列 (思政) 教研室、教务处、学生 (部) 处、团委、各学院 (系) 等单位共同完成。事实上, 部分高校德育途径缺乏整体规划, 分工不明确, 缺乏协调配合, 互相推诿, 没有形成有效合力。或是各自为阵, 搞部门政绩工程教育。由于在时间、空间、人力、物力上得不到有效保证, 致使德育流于形式而落空。特别是, 部分高校缺乏行之有效的德育评价机制, 没有建立起科学、简明、便于操作的评价体系, 忙于从形式上应付各种评比检查, 缺乏督导、评估德育质量的有效机制, 也就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德育在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没有把德育放在真正重要的位置。评价体系的不健全, 也必然导致德育的功能缺失。

(二) 特性问题:高职院校德育弱化趋势明显

高职院校在诸多方面不同于普通高校, 特别是在人才培养目标上突出职业性、技术性。但过度强调高职院校的技术型专业方向, 使得德育及思想政治教育缺乏特色、地位弱化。具体表现为:第一, 过度的“职业技术”趋向, 忽视德育的人文教育功能。虽然, 高职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适应社会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 强调专业技能的训练, 但受教育者首先是一个“社会人”而非“工具人”。因此, 高职教育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是:社会到底需要具备什么样素养的人才和我们怎样培养这样的人才。“近年来, 社会需要的高素质技术人才, 其主要思想就是在高职教育中防止过早的专业化, 避免狭窄的专业训练, 使学生既精通本行业务, 又具有广泛的知识, 良好的职业道德, 成为全面发展的新型职业技术人才”。因此, 必须在高职院校的德育中, 加强职业教育与素质教育、人文教育的整合, 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第二, 高职院校德育体系不健全。与普通高校相比, 目前高职德育模式基本上是沿袭普通高校的德育模式, 如在德育教学内容方面与普通高校的设置相似, 而与高职学生密切相关的职业道德课、就业指导课、心理健康教育等课程并没有完全开设, 随意性大, 教学内容陈旧, 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具有滞后性。第三, 管理干部及师资队伍建设滞后。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普遍存在思想不稳、数额不足、素质不高、后继乏人的问题。由于学校办学性质所限, 德育专兼职干部和师资数量较之普通高校而言, 明显偏少。德育工作者应有的待遇得不到落实和提高, 专业德育教师也没有发挥出从思想政治上“教书育人”的作用。

三、破解高职院校德育难题的路径依赖

高职德育工作能否取得实质性效果, 将直接关系到高职学生的成长、就业, 也关系到高职教育本身的衍进。因此, 必须从高职教育本身的特点出发, 选择最为合适的德育路径依赖, 采具有可持续的内生增长机制助推德育优化。

(一) 高度重视内生增长动力之源

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指出:“高职院校要坚持育人为本, 德育为先, 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高职院校德育管理干部与专业师资队伍是立德树人的动力之源, 要紧紧依靠教师培养出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 这既是高职教育的本质要求, 也是高职教育全要素发展的基础。如何保护好这一内生增长的动力之源?首要的任务就是必须消除德育教师的职业倦怠感。从全国范围看, 高职院校正处于新的课程改革之中, 各校的主打专业、示范学科颇受关注, 高职院校专业技能课采取小班精品化授课, 专业课教师课时收益不断增高, 社会认同感增强。而思想政治课程教育仍然是大班组合授课, 课程任务重, 教师课时报酬计算方式低于其他课程, 德育教师普遍感到被边缘化, 存在明显的职业倦怠感。因此, 各高职院校必须从课程设置、教师待遇 (经济收入和学术发展) 、教学管理等多方面向德育师资队伍倾斜, 维护好高职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之源, 促进德育师资的职业倦怠感转变为职业荣誉感。

(二) 完善实现内生增长的制度保证

制度创新是走内生增长之路的重要前提。现有的高职院校大多是由原来的中专学校、成人学校、职业高中经整合重新组建而成的, 缺乏完善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和机构、人员设置。如思想政治理论课虽然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 但很多高职院校对此重视度不够, 更谈不上有效的制度保证。如教育部2011年《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 (暂行) 》中规定“独立设置直属学校领导的、与学校其他二级院 (系) 行政同级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组织二级机构, 承担全校本、专科学生和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任务, 统一管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但现实中很多高职院校的思政教学机构至今仍然是二级机构下属的思想政治教研室。思政教师数量不足, 由外聘教师或其他学科教师兼任, 缺乏有效的准入退出机制。许多教师科研意识不强, 对科研重视不够、投入不多, 教学难以跟上新任务、新要求。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骨干力量, 承担着大学生日常教育与管理、政治思想素质培育、就业指导与服务、心理咨询与生活辅导等一系列与学生健康成长成才息息相关的工作, 但很多由中职升级的高职院校, 对这一体系的建设明显不足, 没有完善的规范制度。

四、构建全新的高职院校德育体系

在国家高度重视高职教育发展的新时期, 以内生增长理论为借鉴, 以制度建设、人才培养为依托, 可以构建出一种全新的德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

(一) 完善促进德育良性发展的长效机制

学校的德育体系是一个多层次、结构纵横交错的复杂系统, 机制的健全、政策的完善对于高职院校德育的内生增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首先, 学校各部门必须提高对德育重要性的认识, “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 这是高等教育的首要问题, 也是高职院校德育的重大课题。高职院校的德育工作不能只流于形式, 而必须有效地、深入地、持久地开展下去;第二, 应建立完善德育工作管理体制。高职院校党委应对学生的德育全面负责, 党委应定期研究德育工作, 制定德育工作的总体规划、阶段目标和实施计划, 全面组织德育工作的实施, 统一协调各方面的关系, 解决德育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如确保德育专项经费的投入, 改善德育工作的物质条件等。建立院系两级德育体制, 强化学生管理部门的职能。第三, 健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教育机制。高职院校应充分重视思政课堂教学在学校德育的主渠道优势, 独立设置直属学校党委领导的二级机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 保证其专项经费。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在认真总结教育教学成就、经验的基础上, 研究当前的新形势、新问题、新情况, 努力实现理论课创新, 帮助学生理性认识当今的诸多现实问题, 提高理论课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吸引力和感染力, 解决学生的思想问题。

必须专门指出的是, 机制的选择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不存在永远不变的模式, 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

(二) 健全推动德育队伍建设的发展机制

当前, 不乏对德育队伍建设机制的学理研究, 但在实践层面, 高职院校德育队伍建设的机制探索还面临不少困难。针对高职院校当前德育队伍建设存在的一些问题, 提出几点思考的方向:第一, 加强职业化、学科化、专业化的德育队伍建设。做到职业化, 就应完善德育队伍的准入退出机制和晋升机制, 思政教师、辅导员都应由较高学历的专职教师担任, 并在职称评定等领域设立专门的通道, 使德育成为一个业者乐于从事且毕生为之努力的职业;做到学科化, 就是要形成德育教师稳定的再教育机制, 用制度性约束使高校德育工作者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 不断提升德育工作者的学科素养和综合素质;做到专家化, 就是要求德育工作者要成为学生思想教育和学生事务管理的专家, 填补和弥合抽象教育目标与具体教育形式、课堂教育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疏离和分化, 这是对德育工作者提出的更高要求。第二, 重视专职之外的“辅体”队伍德育能力提升。高职院校的所有教职员工是专职德育教师队伍的辅体, 同样承担着育人的重任。如开展高职院校党员教师联系学生宿舍、高职称高学历教师联系学生社团、机关图书后勤离退休等教职工党支部联系贫困生等活动, 形成全员育人的氛围。第三, 优化队伍建设的激励机制。制订一套可行的德育工作奖惩制度, 在教师师德考核、年度考核中将德育工作业绩列入考核内容, 把考核结果作为聘任、晋升、奖惩的依据之一, 调动教师从事德育工作的积极性。

(三) 调整德育价值趋向, 优化德育的内容体系

在当今的转型期社会, 价值的失衡、道德的失范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高职院校过去德育价值取向中“人文关怀”的缺失和内容过于工具性弱化了德育对于人的塑造。“道德教育的终极意义、归宿价值还表现在它要使人回归为一个真正的人。” (5) 因此, 高职院校德育取向, 应建立在现代价值基础上加强人文关怀。第一, 回归德育对人文精神的塑造。高职院校在遵照执行国家对于高职院校学生“两课”教学计划安排的同时, 应充分考虑不同高职院校的学科优势、专业特色, 增开人文通识类德育课程, 如将大学语文或国学作为学生的必修课, 将具有德育功能的音乐、艺术、美术等融进高职德育, 开设经常性的人文讲座。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利用“五四”、“1·29”等为依托开展形式丰富的活动。第二, 加强德育对道德素质的培养。鉴于高职院校教育的实践型, 应引导学生通过生活的体验来理解社会的道德要求, 提高德育的实效性。应突出道德行为的现实考察, 构建具有鲜明实践导向性的高职院校德育评价体系。第三, 突出职业精神、职业理想、职业纪律的培养。把职业道德教育与科技教育、心理素质教育、法制教育、公德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结合起来。培养敬业精神, 增强服务观念, 强化规则意识, 倡导诚实守信, 树立奉献思想。

摘要：内生增长理论是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分支, 其理论的现实推广意义在于从综合的角度变革发展方式。我国的高职院校德育具有不同于普通高等院校德育发展的特性, 内生增长理论正是指导高职院校德育的全要素发展的合适方法论。以此为契机, 采取具有可持续的内生增长机制助推高职院校德育优化。通过研究高职院校德育发展存在的问题, 选择最为合适的高职院校德育发展路径依赖, 探索建立创新型德育体系, 推进高职院校德育工作整体水平的提高。

关键词：内生增长,理论支撑,高职院校,德育发展

参考文献

[1]惠宁:《内生增长理论及其在中国的适应性》, 载于《云南大学学报 (社科版) 》, 2003年第4期, 第69-74页。

[2]孙悦、刘玉梅:《内生增长理论评述》, 载于《商业经济》, 2010年第9期, 第28-29页。

[3]《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http://www.chinaacc.com/n ew/63/73/128/2006/7/zh853203901117600216170-0.htm。

[4]汤振林:《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构建》, 载于《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0年第7期, 第44-45页。

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研究 篇8

关键词：内生性,检验

一、引言

关于货币供给是内生还是外生的争论由来已久, 究其本质是货币当局与货币供给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如果说货币供给具有外生性, 那么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变动货币供应量来调节物价水平、利率以及实际产出等因素。反之, 如果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 那么货币供给并不是由中央银行自行决定的, 而是由经济中诸多因素, 如物价水平、利率以及实际产出水平决定, 中央银行只能被动地根据经济发展所需的货币量投放货币 (王楚明, 2008) 。此时, 货币供给只是一种被动的适应性行为。货币外生性一直是经济学主流学派的一个基本命题, 得到了新凯恩斯学派、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的支持。现代经济理论大多以货币供给外生性为前提, 只有在这一前提下, 中央银行才能够通过对货币供给的调节来干预或影响经济。例如, 弗里德曼认为, 货币供给是中央银行控制的外生变量, 主张以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以“单一规则”作为货币政策的执行规则。然而, 随着金融理论的不断发展, 货币供给外生性的观点受到越来越多的来自理论和现实的挑战,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大师们认为, 货币供给是内生的, 并从多角度探讨了内生性的原因。例如, 格利和肖 (1960) 从“内在货币”和“外在货币”的角度入手, 指出由于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具有货币创造作用, 加上货币当局无法对他们实施有效控制, 因而货币当局无法完全控制货币供给, 货币供给存在内生性。托宾 (1967) 认为, 货币供给类似地决定于商品生产和流通, 受货币需求的制约而内生化。温特劳布 (1978) 认为, 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是政府为避免失业增加而被动增加的货币供给。卡尔多 (1985) 认为, 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责是保证金融部门的偿付能力, 在既定的利率水平上货币供给直接随着公众持有现金或银行存款的变化而变化, 而不能够独立于货币需求的变化。莫尔 (1988) 认为, 利率是由中央银行决定的外生变量, 在既定利率水平上, 中央银行只能满足商业银行的贷款需求, 而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由公众的贷款需求决定, 货币供给曲线在既定利率水平下是水平的, 货币供给是由货币需求决定的内生变量。帕雷 (2002) 指出, 在浮动汇率制下货币供给的开放经济内生性主要是通过放款渠道实现的, 出口需求的增加促进了出口部门的投融资需求, 由此导致国内货币供给的增加。我国的货币供给究竟是外生的还是内生的?国内学者对我国各层次的货币供给内生性进行了实证检验, 得出我国各层次的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的结论。魏巍贤 (2000) 指出, 货币供给内生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企业投资软约束和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而形成的“倒逼机制”, 外汇占款导致的基础货币扩张缺乏自主控制能力。万解秋、徐涛 (2001) 认为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增长效率受到体制变迁和制度变化的强烈约束。王曦、舒元 (2003) 对我国在结售汇制和汇率制度安排下的货币供给内生性做了实证分析, 指出基础货币的供给冲击主要是由于国际收支的变化。谢罗奇、胡昆 (2005) 利用1993年第一季度至2003年第四季度的M0、M1、M2和GDP的季度数据进行研究, 发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经济规模变量GDP是各层次货币供应量的Granger原因 (M0除外) 。因此, 货币供给呈现出一定的经济内生性。王国松 (2008) 从基础货币投放的被动性、金融机构的“有价证券与外汇”资产渠道以及利率渠道对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进行了实证研究。他指出, 我国货币供给具有较强的内生性, 即基础货币供给存在制度内生和信贷供给存在需求内生。但也有学者持相反的结论, 例如, 史永东 (1998) 对1981-1995年的GNP和各层次货币供应量的季度数据进行了Granger检验, 发现M1或者M2对于GNP是外生的。郭文旌、周磊 (2008) 的研究表明, 就基础货币投放而言, 我国货币政策具有很强的外生性。因此, 综观国外经济学家的研究, 对货币供给是内生还是外生的没有统一的结论, 但却更倾向于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对于我国而言, 研究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但从具体的研究结论来看,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前半期, 货币供给具有外生性的特点比较明显, 而在当前金融开放条件下, 货币供给内生性的特点比较明显。下面, 本文进一步检验当前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

二、货币供给内生性的实证检验

(一) 变量选择、数据来源与指标处理

由于M2更能反映我国的实际货币供给情况, 本文选择M2作为衡量货币供应量的指标, 选择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M2和GDP采用1999年1月至2009年9月的季度数据, 所有数据均来自于《中宏数据库》、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和国家统计局网站。在进行实证检验之前, 对原始数据进行对数处理。

(二) ADF单位根检验

在因果关系检验之前, 需要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如果变量没有单位根, 则为平稳序列。如果变量是平稳的, 那么可以继续进行因果关系检验。在此, 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 具体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1。检验结果表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 取对数后的GDP和M2的原始数据和一阶差分数据都是不平稳的, 而对应的二阶差分数据则为平稳序列。因此, GDP和M2具有二阶单位根过程。

(三)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前提是要求变量平稳。因此, 根据表1中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利用GDP和M2的二阶差分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检验结果见表2。检验结果表明:在15%的显著性水平下, GDP的变化是M2变化的Granger原因。这一检验结果意味着, 在当前金融开放条件下, 我国的货币供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内生性。下面, 本文深入探讨内生性的原因, 以便全面了解货币供给的性质。

三、货币供给内生性的原因考察

(一) 从货币供应量计算公式考察

依据相关金融理论, 货币供应量等于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的乘积。因此, 探讨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内生性, 就是要分析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的内生性。

1、从基础货币来看。

人民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渠道主要有四个:再贷款、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和外汇占款, 但通过各种渠道投放基础货币的数量和方式不同。

(1) 在再贷款方面。长期以来, 中央银行一直将贷款限额作为调控基础货币和信贷规模的重要手段, 再贷款是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在经济转轨时期, 由于经济粗放式增长和投融资体制的缺陷, 投资饥渴症使得财政和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向银行信贷软约束转化, 各种政策性贷款形成了对中央银行发行基础货币的“倒逼机制”, 再贷款的内生性较强。而在经济的快速扩张阶段, 我国货币供给的超额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央行对存款货币银行债权大幅增长的缘故, 说明我国货币供给有较高的内生性 (郭文旌、周磊, 2008) 。

(2) 在再贴现方面。目前, 我国商业票据远没有普及, 贴现市场不发达, 再贴现业务数量和功能非常有限。主要原因在于客观上我国社会信用机制不完善, 企业缺乏契约观念导致票据业务发展较缓 (陈敏, 2007) 。2000年之后, 我国再贴现额发生较大变化, 再贴现额占基础货币的比重变得越来越小 (见表3) , 再贴现业务有淡出票据市场的迹象。实际上, 由于再贴现额的发生对于央行来说并非主动行为, 贴现与否、贴多贴少完全取决于商业银行, 因而通过再贴现所形成的基础货币具有较强的内生性。

(3) 在公开市场操作方面

从表4可以看出, 在2003年以前, 我国央行债券持有量占总资产的比重比较低, 而2004年之后这一比重大幅度增加。2004年, 我国进行了利率改革, 放开了存款利率浮动下限与贷款利率浮动上限, 同时银行间市场拆借利率及回购利率也已经完全市场化, 但利率市场化体系并未完全形成, 有效收益率曲线的缺位严重制约了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效果。此外, 由于适合我国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债券资产短缺, 难以通过逆回购业务收回基础货币, 加上持有大量国债的国有商业银行将国债视为优质资产, 不愿出售给中央银行, 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缺乏交易的基础。因此, 从我国的实践来看, 中央银行并不具有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调控基础货币的绝对控制权, 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节基础货币表现出较强的内生性。

(4) 在外汇占款方面

当国际收支出现顺差时, 中央银行为了维持汇率稳定, 抛出本币, 购进外币, 增加基础货币的投放。1994年以来, 我国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持续双顺差 (1998年除外) , 使得外汇储备迅速增加 (见表5) , 从而形成大量的外汇占款。1995年, 外汇占款仅有6774.5亿元, 占基础货币的比例为32.6%;2005年, 外汇占款达到71211.1亿元, 占基础货币的比例达到110.7%。这一比例在2006-2008年间仍然保持较为强劲的增长。此外, 外汇占款占广义货币 (M2) 的比重从1994年的50%增加到2008年底的2.4倍 (《中国金融年鉴》编辑部, 2009) 。我国国际收支的持续顺差必然引发央行被迫释放等量基础货币。外汇储备增加导致通过外汇渠道发行货币的比重提高, 强化了我国货币制度对外汇储备和可自由兑换货币的依赖程度, 使外汇渠道的人民币发行成为刚性, 这无疑从体制上强化了货币发行的内生性, 削弱了中央银行调控货币供给的主动性。总之, 随着外汇储备迅速增加, 使得外汇占款所带来的货币供应量内生性增强。

2、从货币乘数来看。

货币乘数又称为货币创造乘数, 指当基础货币变动一单位时货币供应量的变动规模。货币乘数的表达式为:m= (rc+1) / (rc+rd+re) (1) 其中, rc表示现金在存款中的比率, rd表示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re表示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从我国近年来的法定准备金率来看, 法定准备金率与货币乘数负相关。例如, 2003和2004年国家将法定存款准备率上调后, 货币乘数仍在扩大, 2003和2004年的货币乘数分别为4.15倍和4.30倍。中央银行通过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并不能完全控制货币乘数。从超额准备金率来看, 商业银行通过控制超额准备金率来降低中央银行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效果, 从而导致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失效。对于现金漏损率而言, 现金漏损率主要取决于居民持有现金的状况, 中央银行对于它并无直接的决定性影响。由此可见, 中央银行不能通过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来控制货币乘数, 加上超额准备金率及现金漏损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运行中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 表明我国货币乘数同样具有内生性。

手部内生性软骨瘤的手术治疗分析 篇9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本组15例, 男5例, 女10例;年龄18～39 岁, 均为手指单发内生软骨瘤。其中近节指骨9例, 中节指骨6例, 有3例合并骨折。X线片表现是在骨干内有一个椭圆形骨透亮阴影, 可见骨皮质变薄而明显膨胀。骨透亮区有时呈云雾状或伴有矿粒状颗粒, 其间可出现间隔或点状密度增高影。3例合并骨折均为一侧骨皮质断裂, 没有明显移位。

1.2 手术方法

在骨皮质断裂或骨皮质隆起较薄一侧作手指侧方背侧切口。切开皮肤、皮下组织, 保护好侧腱束, 切开并分离骨膜, 在骨折部位或骨皮质较薄侧开窗, 用尖刀片切开骨皮质 (因肿瘤时已变薄) , 用微型刮匙取出软骨瘤组织, 用碘酒灭活肿瘤髓腔壁, 合并骨折时用交叉克氏针固定, 同时取自体髂骨植骨填塞, 未合并骨折时用异体骨植骨填塞, 再把窗盖复回原位。逐层缝合骨膜、皮下组织及皮肤, 铝板功能位固定。2～3周后去除外固定, 开始功能锻炼。

2 结果

15例患者伤口均一期愈合。术后6～24个月随访, 无1例复发。12例未合并骨折患者手指伸屈活动正常。3例合并骨折者屈曲80°, 伸直正常, X线片均显示骨折愈合好, 未见骨质疏松阴影。

3 讨论

3.1 病因

内生软骨瘤是手部常见肿瘤之一, 目前病因不是很清楚。多发生在青年, 较少见于14 岁以下和50 岁以上的患者。以指骨特别是近节指骨为多见, 可以单发, 也可以多发。其发生机制与软骨细胞错构有关[1]。肿瘤呈分叶状, 有纤维包膜, 主要成分为透明软骨, 其次为软骨退化所形成的胶状假囊肿和钙化或骨化之软骨。因为手部小关节多, 关节软骨面也较多, 随着肿瘤的生长, 患处骨皮质变薄和膨胀, 易引起病理性骨折。

3.2 临床表现

内生性软骨瘤在肿瘤较小、手指没有变形之前多无症状。开始时, 病员并不感到有肿瘤存在。最早引起注意的是损伤, 局部有疼痛、肿胀和畸形[2]。X线片可显示有病理性骨折。大多数病人是出现患处病理性骨折时才发现的, 有些病员可以较早发现有肿胀, 但无疼痛症状, 或仅有轻微或间歇性疼痛。只有在受伤后, 疼痛才变为明显。触诊时, 肿胀指骨有坚实感。若有骨折, 则局部可压痛明显, 皮温较高[3]。长管状骨内的内生软骨瘤可以存在很长时间而无症状, 因此, 很多这类患者在进行X线检查时, 发觉已有很多的钙化区。内生软骨瘤的生长很慢, 症状的出现远在肿瘤的实际存在之后, 其症状主要是发生于损伤之后。若长管状骨的内生软骨瘤一开始就发生疼痛, 而无明显的损伤, 则应当考虑是否有恶性变的可能。

3.3 影像学表现

孤立性内生软骨瘤的X线表现是在骨干内有一个椭圆形骨透亮阴影, 很少波及骨骺。病损处于骨干中央时, 骨皮质膨胀不明显, 若偏于一侧, 则可使皮质变薄而明显膨胀。骨疏松区呈云雾状, 其间可出现间隔或点状密度增高影[4], 这种钙化和骨化病灶更进一步说明是内生软骨瘤。孤立性内生软瘤主要发生于指骨, 若在手指的中节指骨或近节指骨有病损, 同时有上述的X线表现, 几乎可以肯定是良性内生软骨瘤。X线片结合临床表现一般都可以诊断软骨瘤, CT用于肿瘤内部无明显钙化、骨皮质的完整性不明确或不规则的进一步诊断。MRI的作用是显示肿瘤内部的非钙化软骨、病灶范围、骨皮质有无穿破和肿瘤对软组织的侵犯。

3.4 治疗

内生软骨瘤应尽早采用手术治疗, 我们通常采用在骨皮质较薄的一侧开窗 (大小不要超过骨骼的1/3) , 刮除软骨瘤组织[5], 肿瘤髓腔壁用碘酒灭活, 可造成肿瘤管壁组织脱落, 反复进行冲洗、灭活, 然后进行异种异体骨移植填塞, 一般不再复发。术后用铝板固定于功能位2～3周, 防止开窗处骨折。合并有骨折时, 先从骨皮质断裂处开窗, 清除软骨瘤, 交叉克氏针固定骨折, 进行自体骨移植填塞。

摘要：目的探讨手部内生性软骨瘤的最佳手术方法, 防止病理性骨折。方法本组15例采用手术刮除, 碘酒灭活肿瘤髓腔壁, 12例未合并骨折者采用异种异体骨填塞, 3例合并骨折者采用自体骨植骨填塞并用交叉克氏针固定。结果随访624个月, 无复发, 骨折全部愈合, 关节功能基本恢复。结论对内生性软骨瘤应尽早手术刮除, 碘酒灭活, 植骨填塞。

关键词：内生性,软骨瘤,手术治疗

参考文献

[1]石宇雄, 漆海如, 黄永明, 等.手部内生软骨瘤的外科治疗[J].中国矫形外科杂志, 2006, 14 (15) :1197-1198.

[2]张明生, 郑召民, 马希峰, 等.手部内生软骨瘤16例分析[J].中国矫形外科杂志, 2000, 7 (3) :302

[3]吴印森, 王平山, 刘亚臣, 等.手部内生软骨瘤34例治疗分析[J].实用手外科杂志, 2002, 16 (4) :216.

[4]欧志强, 曾旭文, 杜德坤, 等.单发型内生软骨瘤影像学表现分析[J].实用放射学, 2007, 23 (3) :365-3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