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数据库（精选七篇）
冲突数据库 篇1
关键词：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地理要素,更新,冲突处理
基础地理信息系统在城市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尤其城市的规划、建设、运营和管理更是离不开基础地理信息的支持。基础地理信息系统应用的最大特点是对信息的现势性要求高, 这就要求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要实时更新。数据库频繁、大量更新的突出问题是同一地理要素被多人同时更新的问题, 如何有效组织信息更新, 如何检测同一地理要素被多人同时更新, 如何保证每个更新都能正确更新到数据库中, 下面将进行深入的探讨。
1 数据库更新的主要问题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更新的主要问题是同一要素多人同时更新的冲突问题。如果当前数据库只有一个人在更新不会发生冲突, 如果有两人或多人同时更新就有可能会发生冲突, 具体可以分为三种情况:①更新区域交叉, 交叉区域的地理要素更新时可能会发生冲突;②更新区域相邻, 更新区域公共边界上的地理要素更新时可能会发生冲突;③更新区域相离, 也有可能会发生冲突, 如管线、道路、水系等地理要素分布很长, 很有可能会横跨相隔较远的两个或多个更新区域。所以数据库只要有两个或多个人同时更新就有可能会发生冲突, 且与更新区域的位置无关。但是根据更新区域位置的不同, 冲突的形式会不一样。多个更新区域交叉部分的地理要素, 如果每个更新组都进行更新, 就会重复, 没有意义, 产生浪费。同一地理要素的不同部分被多个更新组分别更新时, 就会导致同一地理要素的不唯一性。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就是数据库更新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2 数据库更新的流程设计
解决数据库更新问题的关键是要有一套科学的更新流程。第一步, 将需要更新的数据从现势数据库中复制出来, 生成工程数据;第二步, 对工程数据进行更新修测, 达到现势要求, 并满足入库的质量要求;第三步, 按照原条件从现势数据库中下载一份新的数据, 生成离线数据, 再将更新后的工程数据与离线数据进行比较, 变化的部分就是要更新的内容, 并将离线数据中的正确部分合并到工程数据中 (因为在工程数据的生产过程中现势数据库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 ;第四步, 再将离线数据与现势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比较, 如果两者不一致说明现势数据库已经发生变化, 需要返回第三步重新下载离线数据, 将数据库最新变化的内容合并到工程数据中, 直到离线数据与现势数据库中的数据完全一致;第五步, 进行数据库更新操作, 将删除的和变化的地理要素移入历史数据库, 将新增的和更新的地理要素添加到现势数据库中。
3 数据库更新的冲突与处理
对于更新区域交叉的情况, 交叉区域由第一个更新人员负责修测, 后面的更新人员不用重复修测, 在应用的过程中后面的更新人员可以直接应用第一个更新人员更新后的数据。为了便于后面的更新人员识别他人的更新区域, 在下载工程数据的同时, 可以在数据库中生成一个正在更新区域的状态标识, 和地理要素一样可以被下载和编辑, 起提醒作用。对于更新区域非交叉的情况, 如发生更新冲突主要是同一要素的不同部分被分别更新了, 但不会影响各自的使用, 只需要在数据库更新前进行修测合并, 即按相同条件从现势数据库中重新下载一个离线数据 (含有最新的更新成果) , 将离线数据的变化部分合并到工程数据中, 形成完整的修测后的地理要素, 再更新到数据库中即可。
4 数据库更新的注意事项
一般情况下, 对于一个项目来说, 离线数据下载后、入库操作完成前, 数据库不能同时进行其它项目的离线数据下载和入库操作。多个项目同时入库时需要排队处理, 否则在入库过程中很有可能会发生新的冲突, 需要重新解决冲突后再入库, 从而降低工作效率。多个交叉或相邻的项目也可以合并成一个项目再进行更新。
结束语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更新的难点是同一要素的多人同时更新, 解决这一难点的关键是要建立一套科学的更新流程并严格执行。当然准确发现并有效处理数据更新的冲突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
本文提出的冲突处理方法, 优点在于在更新过程中数据库中的数据没做任何限制, 数据库的使用未受影响。将冲突的检测放在数据入库前进行, 将冲突的处理放在数据库外完成, 有利于提高数据库的更新效率。
参考文献
[1]朱宏斌, 陆海英, 盛琦, 洪胜.城市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更新方案研究[J].测绘通报, 2011 (1) .
冲突数据库 篇2
【中文摘要】中国原本是一个单法域国家,不存在区际法律冲突,自然也不存在反垄断法的区际冲突。但是,随着中国先后于1997年和1999年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中国将成为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法系、四个法域”的国家。根据中国现行的两个《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关规定,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特别行政区原有的法律制度50年基本不变,这不仅使得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由此产生,而且使得反垄断法区际冲突作为我国区际法律冲突的一种特定情形也由此产生。中国这种包括反垄断法在内的区际法律冲突,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区际法律冲突相比都要复杂得多。因为中国的区际法律冲突既有相同社会制度的区际法律冲突,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区际法律冲突是如此,又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区际法律冲突,中国大陆与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之间的法律冲突即如此。反垄断法区际冲突严重制约着我国不同法域间在反垄断行为方面的协作与互助,也不利于我国两岸三地经济的协同、稳定、健康和快速发展,因此,研究中国反垄断法的区际冲突与协助问题,探寻中国反垄断法区际冲突的解决原则、路径和具体方法,不仅对中国两岸三地经济的协调、...【英文摘要】China originally is a country of one
Territorial Legal Unit.There is no interregional conflict of
laws, also does not exist interregional conflict of antitrust law.But, China including Taiwan will become a country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hree law four jurisdictions, since that China’s resumption of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 and Macau in 1997 and 1999.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of the basic laws of Hong Kong and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don’t implem...【关键词】法律冲突 区际法律冲突 反垄断法 协调
【英文关键词】The Conflict of Laws interregional conflict of laws Anti-monopoly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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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论中国反垄断法的区际冲突与协调4-612-18
Abstract6-7
引言10-1
2中文摘要
一、问题的提出
1.法律
3.(一)反垄断法区际冲突的源起12-1
5冲突的含义12-132.反垄断法律冲突的产生13-1
4反垄断法区际冲突的产生14-15的理论与现实意义15-18现18-24
(二)研究反垄断法区际冲突
二、中国反垄断法区际冲突的主要表
1.(一)反垄断立法方面的区际冲突18-
212.台湾地区合并立法模式
大陆地区分别立法模式1919-20
3.香港、澳门地区分散立法模式20-21(二)反
垄断法司法方面的区际冲突21-22(三)反垄断执法方面的区
际冲突22-24规定22-23机构2323-2424-3424-27
1.大陆和台湾地区对反垄断执法有明确的法律2.香港地区仅在个别行业中单独设立反垄断执法3.澳门地区未明确规定反垄断设立执法机构
三、美国和欧共体解决反垄断法区际冲突的立法与实践(一)美国解决反垄断法区际冲突的立法与实践1.美国区际法律冲突的解决24-2
53.美国反垄断法区际冲突的解决
2.美国反
垄断法概况2525-2727-
31(二)欧共体解决反垄断法区际冲突的立法与实践1.欧共体与成员国之间的关系27-29
2.欧共
体竞争法的产生29-30突与协调30-31经验启示31-34域的垄断行为31-32决竞争的冲突32-34途径34-4234-3635
3.欧共体竞争法与成员国竞争法的冲
(三)美国、欧共体解决反垄断法区际冲突的1.美国——利用宪法性法律制度规制不同法
2.欧共体运用高度统一的一体化进程解
四、中国解决反垄断法区际冲突的原则和
(一)解决反垄断法区际冲突应当遵循的原则1.“一国两制”原则34-3
52.实事求是原则4.尊重公共秩(二)解决反垄断
3.公平对待、平等互利原则35-36
序和保障各法域正常的民商事交往原则36法区际冲突的基本途径36-42际冲突的主要方式36-37想37-3942-43
1.现阶段解决中国反垄断法区2.未来解决反垄断法区际冲突的设
结语
3.个别问题特殊解决39-42参考文献43-46
冲突数据库 篇3
摘要：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逆流而上，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枝独秀，但也遭到国外一些机构的贬损。我国宏观经济数据之间确实存在一些相互冲突的地方，最为明显的就是税收收入的增速长期超越GDP的增速。我国学者只从合理性的一面进行论证与解释，掩盖了问题的实质，也就无法矫正税收超经济增长的现象。通过中外税收收入对外发布口径的比较发现，我国税收收入中有两个部分在西方国家的税收收入中是不包含的：一是税收返还（由财政返还给纳税人的税款），二是税收空转额。通过调整，将这两部分从税收收入总额剔除后，我国税收收入的增长基本与GDP的增长保持了一致，同时宏观税负也更趋于合理。
关键词：大数据；宏观经济；数据冲突；数据协调；税负；税收返还；税收空转；税式支出
中图分类号：F810.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5-0067-05
一、引言
随着互联网、云计算的飞速发展，近些年全球信息量以每年翻两翻的速度爆炸式增长，成为当今社会增长最快的资源之一。这种规模大、种类多、处理速度快、价值密度低的海量数字化信息，被称为大数据。进入大数据时代，由于数据的开放与共享，使人们获取与发布数据变得十分容易，一方面，它为网民的生活、学习、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另一方面，它也为少数别有用心者丑化他国政府提供了有力的工具。自2007年起，《福布斯》发布的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榜单中，将中国排名全球第三，之后不断提升中国排名，2009年将中国排名全球第二，2011年将中国排名为全球第二和亚洲第一。可以肯定的说，这是一种有意的安排，不排除有故意丑化中国形象、搅乱中国民情的嫌疑。对《福布斯》发布的税负痛苦指数，我国官方和学术界从来就不予认可。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对外发布的宏观经济数据中，不同部门的数据之间、不同数据比例关系的逻辑上确实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冲突的现象。如2009年2月2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全年税收收入为57 862亿元，而财政部税政司发布的全年税收收入却为54 219亿元，两个数据相差3 600多亿元。同时，利用我国向世界银行提供的宏观经济数据，通过简单的环比增长速度的计算，就可以得出我国税收收入自1995年以来至今，18年间一直存在着超经济增长的结论，这是我们难以否认的事实，当然这也这给有意丑化中国的个人或机构予把柄。
对我国税收收入超经济增长的现象，我国有很多学者，如吕冰洋、李峰（2007），丁小平、刘铮鸣（2012），胡怡建、刘金东（2013）等，运用数学模型和大量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并给出了在我国税收超经济增长存在着合理性的解释。其主要结论是，税收超经济增长的原因是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税务部门对税收征管的加强，以及存量资产的快速增长。我们不怀疑这些学者论证方法和过程的科学性和严谨性，但这些结论仍然经不起实践数据的验证与推敲：如果说经济增长是导致税收超经济增长的原因，那么自2009年及其以后，我国经济增速开始下滑，为什么2009年及其以后各年的税收收入的增长依然没有停止超经济增长的迹象，即仍然保持着超经济增长的态势？如果说税务部门税收征管的加强是导致税收超经济增长的原因，那么按照税收收入年平均超经济增长3.95%的速度计算（见表1），税收超经济累计增长18年后，因税收征管的加强引起的税负就会达到纳税人总产出的71%，这足以让大多数法人纳税人倒闭了，但为何还能持续生存到今天？如果说是存量资产的快速增长导致了与存量资产相关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收入的快速增长是可能的，那么增值税与存量资产的增长并无直接关系，为什么增值税收入也存在超经济增长的现象？总之，脱离经济的税收运行不可能没有不合理之处的存在。
国家税务总局自2002年起，几乎每年都不厌其烦地要向社会公众解释税收超经济增长的原因，并将税收收入超经济增长的原因主要归结为：（1）税收收入与GDP的统计口径不同；（2）GDP的结构与税收结构之间存在差异；（3）外贸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与对税收增长的作用影响不同；（4）税收征管因素的影响；（5）部分税种如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等采用的是分级累进税率，收入增长与税率增长的幅度不同。这种多因并重的解释方式，似乎并没有找到问题的关键。2010年国家税务总局对西方个别机构对我国纳税人税负过重的宣传进行了辩论，指出西方个别机构在评价方法上和计算依据上明显存在着错误。看来，税收数据的冲突具有扩大之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稳定税负、透明预算等方面的改革要求，将我国财税体制赋予了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地位（高培勇，2014），因此，税收增速和税负问题，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问题，它已涉及到了国家治理基础的战略层面，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二、中西方国家宏观税收收入发布口径的比较
我们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2001—2011年，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及德国的GDP和税收收入数据，分别计算了其GDP和税收收入增长率与相应的简单算术平均数。从计算结果看（见表1），西方六国税收收入的增长率中，有的年份是负增长，有的年份低于GDP增长率，有的年份高于GDP增长率。从其均衡走势来看，西方六国的税收收入增长率，除了德国与GDP增长率基本持平外，其余五国都呈现出低于GDP增长率的态势，没有出现持续地超经济增长的现象。而我国税收收入的增长率，既没有出现负增长的情形，也没有出现低于GDP增长率的情形，却呈现出规律性地持续走强于GDP的增长率，这种现象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关键因素在长期发挥着作用？我们通过我国与西方国家税收收入的发布口径的比较发现，我国在税收实践和税收数据的统计上，没有引入和运用西方国家的“税式支出”（Tax Expenditure）的概念。我国通常所说的“税收优惠”，在西方国家被严格地限定在税式支出的范畴之内，并且每年都需要由财政与税务部门联合编制税式支出预算和税式支出决算报告。在西方，虽然将税式支出列作政府开支的组成部分，但是在税式支出实际操作上，包括税收返还（返还给纳税人的税款）在内，全部由税务机关负责进行。在对外发布税收收入时，将税收返还款从税收总收入中扣除，即以不含税收返还款的税收收入对外发布（见表2）。而我国对待税式支出上，没有一个清晰的管理逻辑，既没有税收优惠预算报告，也没有税收优惠决算报告；对税收收入的返还、退税上，一部分由税务机关负责，一部分由财政部门负责。我们的问题出在由财政部门负责支出的税收返还款，在税务部门仍然作为税收收入对外发布，即我国对外发布的税收收入包含了支付给纳税人的税收返还款。这部分法定的税收返还款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例，据相关数据测算估计为3%～13%（见表2）。endprint
我国在法定税收返还之外还存在额外地违规税收返还和“税收空转”的现象，这方面的数据同样没有从对外发布的税收收入总额中扣除。根据国家审计署对2004年、2006年、2009年、2010年和2013年税收征管的审计公告，我国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在法定税收返还之外，由地方政府擅自扩大的税收返还款，以及税务机关为了完成年度税收收入计划，通过将未完成税收收入计划的差额于当年末入库，下年初再入库的方式，徒增税收收入，以达到完成税收收入计划的目的。这部分徒增的税收收入，实际上并不真实存在，这里称之为“税收空转额”。由于我国对税收收入采取的是计划管理方式，每年由上级税务机关向下级税务部门逐级下达税收计划任务，到基层税务所时，税收收入计划通常都增加到了每年递增15%以上的水平。从2001—2011年的数据来看，我国税收收入的年度平均增长率为19%。由于当年税收收入计划是按上年完成的税收收入数据为基数进行计算的，即上年形成的税收空转额也算作了税收增长计划的基数，这样按19%的年增长率计算，100单位的税收空转额到18年后变为100×（1+19%）18=2 290，扩大了22倍，数额巨大。因此一旦税收空转额形成后，也就是假数据形成了真任务，便不可逆转，并会持续地递增下去，对税收收入超经济增长会持续地生产推动力，因此危害巨大。按此规则，我们估计这一部分金额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例为2%～8%（见表2）。
可见，税收返还和税收空转额这两部分数据原本不是经济增长形成的税负，并且也不属于税收收入的构成项目，但在我国却长期地将它们纳入税收收入总额之中，并作为来年税收收入增长计划的基数，从而形成了一种在经济增长之外能够自我增长、自我膨胀的特别机制——“税收自我复制”机制，推动了我国税收收入持续地超经济增长，因此，税收自我复制机制是我国税收超经济增长的谜底。如果按照西方国家发布税收收入的口径对其进行调整，调整后的税收收入应该不会存在超经济增长的现象。
三、按西方国家税收收入发布的口径对我国税收收入的调整
按西方国家发布税收收入的口径对我国税收收入进行调整的关键是计算出由财政部门直接支付给纳税人的税收返还款占我国税收收入总额的比例，以及估算出人为调节税收进度的税收空转额占税收收入总额的比例。
由于在我国支付给纳税人的税收返还款是由基层财政部门负责的，而当前我国没有一个专门和统一的反映这一支出的财政指标。在查找基层财政统计年鉴时，我们很难找到与（返还给纳税人的）“税收返还”同名同义的支出指标。不过我们从全国各省份和直辖市2002—2012年的财政年度预算执行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等文献中，通过分析计算，提取出了税收返还数据相对较为完整、连续的两个省份——广东和山东的数据，通过加权平均计算出了这两个省份的税收返还款占其全部税收收入的比例，并暂以此比例作为全国税收返还占税收收入的比例（见表3）。另外，我们根据国家审计署对2004年、2006年、2009年、2010年和2013年税收征管的审计公告，按照抽样审计对样本的推算方法和我国税收计划增长的编制规则，估算了人为调节税收进度的税收空转额占税收收入的比例及违规扩大的税收返还占税收收入的比例（见表3）。
根据估算的税收返还占税收收入的比例和税收空转额占税收收入的比例，对我国税收收入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我国税收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6.7%，与GDP年平均名义增长率15.8%相比基本持平，达到了与GDP的同步增长，基本消除了税收超经济增长的现象（见表3）。调整后的我国宏观税负也更趋于合理。
四、宏观经济数据的协调
大数据时代，无论是宏观经济数据的绝对数，还是其相对数，如果发生冲突都会给经济社会带来不良影响。因此，加强宏观经济数据的协调是很有必要的。
第一，我们应成立专门的跨部门的数据管理组织，对准备对外发布的所有宏观经济数据给予合理性、逻辑一致性等方面的审查，在确保无误后，再对外发布。
第二，要通过立法消除形成宏观经济数据冲突的根源。如，对包括税收返还在内的税收优惠，要引入西方国家的税式支出概念，并将税收返还单独设立为一个统计指标，将全部税式支出项目纳入财政支出预算体系中，并对税式支出预算的实际执行情况对外公布，以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对税收空转现象，要从税收收入计划的制定开始变革，将税收收入的计划增长率限定在同期GDP按现价计算的增速以内，对有税不征和征收过头税以及在税收数字上弄虚作假的单位和个人给予严惩。
第三，宏观经济指标应尽快与国际接轨。大数据时代，数据的共享使数据已经没有了国界，不同国家的网民均可自由地使用网上其他国家的数据。然而，我国有一部分经济指标与国外相比，虽然同名，但其统计口径或所包含的内容却有所不同，在国家间进行比较时，容易产生错误的结论。因此，宏观经济指标应尽快与国际接轨，在短时间内不能接轨的指标，在对外发布时，应按国际通用的口径及指标所含内容进行调整，以减少误用的现象。
第四，要用技术手段，将微观数据在汇入宏观数据时，进行审核把关，将逻辑冲突、或不真实的数据阻挡在宏观数据形成之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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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扩展接口的数据冲突消除 篇4
在编写程序时通过人为调整指令顺序可以消除数据冲突, 这种方法不需要更改硬件电路, 但是容易发生错误, 而且对于无法通过调整顺序消除的冲突需要插入空指令, 降低了执行效率。另外一种简单的方法就是设置流水线互锁部件, 如果检测到两条指令之间存在冲突, 则使流水线停顿, 直到冲突消除, 这种方法同样会导致执行效率的降低。
本文将处理器通用指令和扩展指令按照运算结果产生时刻分为两种类型, 通过分析不同类型指令发生数据冲突的情况, 设计数据定向通道来消除数据冲突。通过设计数据定向通道可以保证程序执行的正确性和执行效率。
1 指令扩展接口结构
指令扩展接口在RISC处理器的基础上设计, 本文选用的RISC处理器以MIPS指令集为标准, 采用哈佛结构程序空间与数据空间相互独立, 设立5级流水线[2]。5级流水线包括:
(1) 指令获取 (Instruction Fetch, IF) ;
(2) 指令译码 (Instruction Decode, ID) ;
(3) 指令执行 (Instruction Execute, EX) ;
(4) 内存读写 (Memory Access, MEM) ;
(5) 寄存器回写 (Write Back, WB) 。
整个微处理器系统[3]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数据单元, 另一部分是控制单元。在每条指令执行的过程中, 控制单元控制数据通路正确无误地执行每条指令, 完成数据的各种运算, 实现处理器的各项功能。
设计完成的指令扩展接口支持两种类型的扩展指令:一种为A型简单指令, 该指令用于实现简单的逻辑运算;另一种为B型复杂指令, 该指令用于实现一些复杂的操作。用户在进行指令扩展时, 根据运算的复杂度选择相应的指令类型, 可以降低难度, 提高效率。
对于A型指令, 由于只是实现简单的逻辑运算, 可以通过扩展流水线执行级的ALU (逻辑运算单元) 实现, 是单个时钟周期内组合逻辑电路。这种扩展方法与Nios II的定制指令相似[4,5]。
对于B型指令, 外围扩展模块要占用EX和MEM两个流水级[6], 这是因为: (1) 扩展指令不能对处理器数据存储区进行访问, 所以处理器执行扩展指令时系统EX和MEM级处于空闲状态; (2) 如果用户设计的逻辑运算单元关键路径太长, 延时大于时钟周期, 就需要在运算单元中间插入一级寄存器; (3) 用户可能需要自建存储区域, 需要两个时钟周期才能完成存取操作。基于以上3点原因, 使扩展模块占用两个流水级能够给外部扩展模块预留足够的设计空间, 更好地满足设计需求。B型指令扩展结构在处理器与外部扩展模块之间增加了一个接口单元。接口单元的作用是隔离系统的控制通路, 使扩展接口只保留数据信号[7]。
2 数据冲突分析
数据冲突是指令在流水线中重叠执行时因需要用到前面指令的执行结果而发生的冲突。流水线冲突除了数据冲突还有结构冲突和控制冲突。由于加入指令扩展接口以后, 只对处理器的数据冲突产生重大影响, 所以本文对如何消除结构冲突和控制冲突就不再介绍, 只介绍处理器的数据冲突以及如何将其消除。
为了能够更加清楚地说明增加指令扩展接口以后流水线数据冲突的情况, 本文用数据路径的快照形式反映流水线的执行过程。在时空图中数据路径的快照示例如图1所示。
在图1中, 将处理器的指令 (包括通用指令和两种类型扩展指令) 按照运算结果产生时刻分为两类: (1) 在流水线第三级 (执行级) 产生结果, 这种指令包括处理器自身的数据操作指令和A型扩展指令, 用图1中 (a) 表示; (2) 在流水线第四级 (内存读写级) 产生结果, 这种指令包含处理器load指令和B型扩展指令, 用图1中 (b) 表示。在图2所示的时空图中将采用上面两种数据路径快照表示相应指令的执行过程。
将指令分为 (a) 、 (b) 两种类型以后, 相邻两条指令存在数据冲突的情况就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种情况。
在图2中, 箭头代表数据需要传输的路径, 箭头起点为第一条指令数据最早产生的位置, 箭头终点为第二条指令最迟需要数据的位置。从图2可以看出, (1) 、 (2两种情况下数据产生的时刻比数据需要的时刻早, 对于这种情况采取措施将前一条指令的运算结果通过专用通道提前送给当前指令需要数据的位置, 流水线可以顺序执行。而对于 (3) 、 (4) 两种情况, 前一条指令结果产生的时刻比后一条指令需要数据的时刻晚, 所以无论采取什么措施, 都无法得到前一条指令的运算结果, 对于这种情况, 流水线必须暂停一个时钟周期, 等前一条指令运算完成以后数据通过定向通道送给第二条指令, 流水线才能继续执行。
上面分析的是简单数据冲突, 第二条指令只与前面一条指令发生数据冲突。还有一种更复杂的情况是后面一条指令与前面两条指令都发生数据冲突。为了能够更形象地体现这种情况, 将图1中 (a) 型指令的数据路径快照稍微修改, 即为如图3所示的复杂情况的数据冲突。
在图3中, 第三条指令中执行级的源操作数a是第一条指令的目的操作数, 源操作数b是第二条指令的目的操作数。此时源操作数a通过定向通道已经准备好了, 而源操作数b还没有运算完成, 所以执行第三条指令时需插入一个气泡。流水线停顿一个时钟周期以后, 第二条指令的运算结果可以通过定向通道送给第三条指令的执行级。但是此时第一条指令的运算结果已经回写到数据寄存器, 通过定向通道送过来的数据已经不是第三条指令所需的数据, 这样就导致运算结果出错。
对于这种情况, 需要对第一条指令定向过来的数据寄存一级, 流水线停顿一个时钟周期以后源操作数a使用寄存以后的数据, 源操作数b使用定向通道送来的数据。
3 数据定向通道设计
数据定向通道就是将EX级和MEM级操作完成以后的数据和目的寄存器的地址直接送到EX级输入端。回送目的寄存器地址用于检测数据冲突, 冲突检测部件的工作过程: (1) 比较当前指令源操作数寄存器的地址与回送的目的寄存器地址是否相同; (2) 检测前面指令运算结果是否有效; (3) 检测当前指令源地址是否有效; (4) 条件全部满足以后, 发出流水线冲突信号。
控制单元检测冲突类型, 如果流水线不需要停顿, 则控制EX级内部的数据选择器选择定向通道的数据;如果需要停顿, 则控制流水线停顿。
对于B型扩展指令, 如果在接口单元内部再设计一套冲突检测部件和数据定向通道, 则会造成资源浪费。在执行B型扩展指令时, 处理器EX级和MEM级处于空闲状态, 因此可以利用EX级中的部分资源。最后设计数据定向通道后处理器的局部数据路径如图4所示。
在图4中只显示与数据流动有关的部件。图中接口单元和EX级使用相同的数据定向通道[8], 数据冲突检测部件也使用同一个。接口单元在执行B型扩展指令且没有发生数据冲突时, 接口单元控制信号才有效, 接口单元通过指令扩展接口向外传递有效数据, 而且只有在控制信号有效时, 接口单元接收到的数据才送到回写单元, 否则将接收到的数据丢弃。虽然控制单元不能直接控制外部扩展模块, 但是通过控制接口单元导通、关断数据的方式, 可使外部扩展模块准确地工作在流水线中。图4中右上角“Reg”寄存器的作用是对MEM级定向的数据寄存一级, 用于解决3条指令存在数据冲突的问题。
4 功能测试
最后在RISC微处理器基础上设计完成指令扩展接口, 预留的A型和B型扩展指令各有200条, 对增加了指令扩展接口的处理器进行数据冲突测试。扩展一条A型指令, 指令格式:AR3 Rd, Rt;指令功能:将Rt寄存器的值按位取反, 结果赋给Rd寄存器。扩展一条B型指令, 指令格式:BR1 Rd, Rs, Rt;指令功能:Rs寄存器的值和Rt寄存器的值按位同或, 结果赋给Rd寄存器。编写一段针对性强的程序, 用于测试增加指令扩展接口以后处理器处理数据冲突的能力。测试程序如图5所示, 图6为测试结果。
图5中的4条测试程序包含了可能的数据冲突的情况。图6为使用EDA (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软件仿真得到的波形图。从图中可以看出, 除了第三条指令, 其他指令数据冲突都通过数据定向解决, 流水线没有停顿;第三条指令和前两条指令产生冲突, 流水线停顿一个时钟周期以后得到正确的运算结果。
如果使用指令调度解决数据冲突, 同样是执行图5中的程序, 则需要编译软件或者人为地在存在数据冲突的指令之间插入空指令, 最后处理器实际执行的指令如下:
使用流水线停顿解决数据冲突, 处理器最后执行效果与上面结果相同, 只是使用指令调度处理器通过执行空指令等待前面程序运行完成, 而流水线停顿是通过内部设置的流水线互锁部件使流水线停顿等待前面程序运行完成。上面两种方法使用软件仿真得到测试结果如图7所示。
从图6、图7中可以看出, 执行相同的程序, 图6使用的时钟数明显比图7中使用的时钟数多。为了能够更直观地对比处理器的执行效率, 引入每条指令的平均时钟周期数CPI (Cycles Per Instruction) 。通过简单计算可知, 执行上面的测试程序时本文方法的CPI=5/4=1.25, 而使用软件调度或者流水线停顿方法的CPI=13/4=3.25。可见, 使用数据定向通道可以提高处理器的执行效率。
在进行So C设计时, 使用具有指令扩展接口的处理器, 只需要设计扩展模块就可以完成指令扩展, 实现复杂操作, 而且不会对处理器自身产生任何影响, 在保证系统稳定性的前提下, 增加了系统的运算能力。如果本文的设计方法能够广泛应用到微处理器的设计中, 则具有指令扩展接口的RISC微处理器将会极大地促进So C设计的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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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数据库 篇5
关键词：经济法,金融法律制度,征信
一、征信数据和信用信息权利的涵义
(一) 征信数据
征信是指收集信用信息并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活动或行为, 是由第三方的征信机构依法采集、保存、整理、提供企业和个人的信用信息。征信数据是在征信活动中涉及的信用信息的集合, 是反映主体客观履约能力和主观履约品质的信用信息数据, 包括企业和个人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所产生的、与信用行为有关的记录, 以及有关评价其信用价值的各项信息等。征信数据按开放和稳定程度可以划分为三类:一是相对固定的基本信息。二是随时变动的交易类信息。第三是其他信用信息。主要是指行政机关和公共事业单位掌握的, 与信用主体有关, 影响主体信用水平的社会公共信息。
(二) “信用信息权利”
在征信领域信息主体所拥有的信用信息方面的权利是客观、实在的, “信用信息权利”主要包括信息主体对自己的信用信息被采集和被使用的知情权;对非法采集有拒绝权;对已采集信息的使用有支配权;对征信发生的错误有异议权和申请修改权;对征信过程中的私人信息有个人隐私保护权;企业法人和其他组织有商业秘密保护权等;以上权利受到损害时, 信用主体还有异议、复议和诉讼等救济权利。
二、国外数据开放和信用信息权利保护立法趋势
多数国家的征信法律规定了数据强制开放的特定领域和情形, 公共征信机构对个人或企业的信息采集大都属于强制采集, 采集对象有配合或同意采集的义务, 法律授权公共征信机构可以依法获取个人和企业的有关信息, 无需征得信息权利人的同意和认可;而私营征信机构调查信息权利人的相关信息应获得权利人或第三方的授权或委托。多数国家的征信法律对信息权利实施严格保护。
(一) 美国征信法律制度注重保护消费者权益
美国普遍使用以商业征信公司为基础的社会信用管理方式, 完全实行市场化运作。美国《隐私权法》规定, 未经当事人同意, 不得使用任何有关当事人的资料, 以此规范征信机构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 平衡数据开放和信息权利保护的矛盾。
(二) 法国征信法律制度注重公共征信机构对征信数据的强制采集
法国征信业是以中央银行为主导组建的公共征信系统, 而同时有少量私营征信机构。公共征信系统由中央银行的信用局负责运行管理, 强制性要求信贷机构向该系统提供征信数据, 通过法律或决议的形式, 强制性要求所有信贷机构必须参加公共信贷登记系统。
(三) 意大利征信法律制度注重公共、私营征信机构的互为补充和数据开放、信息权利保护之间的平衡
意大利既有政府运作的公共征信机构, 也有私营征信机构。意大利的公共征信机构主要采集公司和贷款数额较大的个人客户的贷款信息, 私营征信机构主要采集消费者和一部分法人的信用信息。意大利的《银行法》规定, 意大利境内所有银行及其驻外分支机构、境内所有金融中介机构都必须向公共征信机构上报信贷信息。
三、我国在征信数据开放和信息权利保护方面的冲突表现
我国对征信数据的开放和信息权利保护虽然已有了一些原则规定, 借鉴了部分国外征信立法的先进经验, 但征信数据开放和信息权利保护两方面仍存在不少冲突, 主要表现在:
(一) 我国对征信体系的选择不明, 征信立法的层次较低
公共征信机构为主的征信体系强调数据的开放, 私营征信机构强调信息权利的保护, 二者选其一还是二者分工合作, 我国对此的选择还不明确。对商业性征信机构和政府公共征信机构在征信活动中的实体规范和业务程序规定更不明确。
(二) 征信数据在政府部门间的共享度低, 政府部门间缺乏信息交换的能动性
目前对于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信息, 除公、检、法等少数部门可以查询外, 其他部门没有法律、法规授权查询, 这就大大影响了征信数据库作用的发挥, 也影响到了信息提供部门对等交换、共享信息的积极性。政府部门一方面在部门利益的驱使下, 不愿开放自身信息, 另一方面却又希望共享其他部门的信息, 缺乏对等交换的动力。
(三) 信用信息权利受到侵害后的责任追偿和救济机制不健全
数据公开是在各方面利益得到保障的前提下, 数据主体才能放心地公开自己的数据, 一方面数据主体的信息权利受损后得不到保障和补偿, 另一方面又要求数据主体开放自身的信息数据。虽然《刑法修正案 (七) 》直接规定了盗窃个人信息等的犯罪, 但对侵犯隐私权的法律责任没有明确规定。
(四) 征信法律制度关于征信机构、信用信息主体间权利义务的让渡、转移规定不明确
信用信息的可获得性需求与信息主体对信息权利保护要求之间存在的矛盾, 使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平衡难度增大。为公共利益需要而进行的数据公开势必需要信用信息主体让渡部分权利, 但是如何让渡和转移, 我国征信法律制度都没有明确规定。
(五) 缺乏实现数据开放兼顾信息权利保护的法定技术标准
我国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征信技术标准或者说标准还没有以法规的形式在全社会公布并得到认可, 因此制约了信用信息在不同部门、地区间的开放和共享, 也造成了目前各地、各部门建设的征信系统将来联网或整合, 需要投入较高成本。
四、我国解决征信数据开放和信用信息权利保护矛盾的路径选择
应该从实现公共和个体利益之间的平衡, 提高征信制度的运行效率, 保障信用信息主体权利出发, 按照“直接保护”、“权利让渡”、“侵权救济”和“合理程序”四原则, 为解决矛盾和问题探索操作思路和实践方法。
(一) 信用信息权利的直接保护原则
即制定专门法律, 直接规定对信用主体各项权利的保护措施和法律责任。应制定《隐私权法》、《信用信息权利保护法》或《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一是明确保护个人隐私权等权利。二是保护信息主体应有的知情权。三是确保采集过程中信用信息权利得到保护。四是确保采集后信用信息权利得到保护。
(二) 信用信息权利的让渡原则
信用信息权利的让渡就是法律保护信用信息的权利, 在比较权利的主次和先后后, 强制或协商信息主体让渡另一部分权利, 使权重较高的利益得到保护, 使社会公共利益得到保障。有学者认为, 法律应该按照一种能避免较为严重的损害的方式来配置权利。公共征信机构采集信用信息, 披露不良信用记录, 与单个信息主体的权利相比, 征信的权利或者说数据开放的权利所涉及的社会因素更多, 为此有学者提出了“宽进严出”或“严进宽出”的解决思路, 要实现权利的合理让渡和均衡配置, 应制定《征信法》对征信体制、内容以及方法进行规制, 明确权利让渡的条件、内容和步骤。
1、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征信体制。
公共征信管理机构应该负责信贷征信、政府部门和公共事业单位掌握的信用信息的采集, 而私营征信机构主要通过征信调查, 直接采集或间接采集新闻媒体、政府公开信息以及商品交易等信用信息。
2、科学合理地界定保密信息和开放信息的边界。
法律必须重点规范对政府部门掌握的有关企业和个人的信用信息的采集, 强制政府部门共享所拥有的信息。明确了保密信息和开放信息的界限, 也明确了权利让渡的边界。
3、对信用信息进行适当的“脱敏”处理。
应在相关条款中明确规定, 信用信息数据不能作为司法证据和有关部门和单位进行决策的唯一依据, 避免因信息过于敏感而增加权利让渡的难度, 影响信息的采集和流通。
4、权利让渡过程中的“知情同意”规则。
信息采集者应当告知当事人有关信用信息的主要用途和未来影响, 一旦当事人收回其同意使用的许可, 信息采集者不得再使用该信息, 如果当事人没有做出收回的表示, 则视为同意。知情同意规则能在信息需要和保护信息隐私之间寻求一种均衡。
5、建立统一的征信业务和技术标准, 提高征信信息交流和权利让渡的效率。
在较高的立法层次上, 颁布有关业务和技术标准;广泛使用信用信息的采集、传输、交换、处理和发布以及管理等征信业务标准;推广网络通信、数据库、安全、应用软件和硬件及相关技术领域的信息技术标准;建立数据核查制度, 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三) 信用信息权利的救济原则
遵循有权利就有救济的原理, 我国征信法律制度应该规定信息相关权利的救济措施。
1、信用信息权利在信用信息采集使用过程中受到损害, 有获得救济的权利。
信息权利主体有要求停止采集、使用的权利, 相应的征信机构有协助调查和停止侵害、修正错误的义务;当征信机构拒绝协助或继续实施侵害行为时, 法律应该为信息权利人设定征信监督管理机关为投诉部门, 给予行政处罚和责令改正等措施;投诉不果, 民事诉讼法律应为信息权利人保留诉讼权, 法院应通过司法程序使信息权利人的合法权利得到保障;应进一步明确对严重损害信用信息权利的行为的刑罚措施。
2、为解决信用信息数据公开和信息权利保护之间的冲突, 应建立征信异议和争端解决机制。
当某一信息被认为属于个人隐私、商业或国家秘密而被拒绝公开, 征信机构却持相反意见, 双方发生争执的时候, 当事人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 由司法机关最终裁决。
(四) 数据开放和信息权利保护的合理程序原则
在法律法规要求对某些信用信息进行强制采集和应用的过程中, 信用主体让渡了部分信息权利, 征信机构以及法律法规授权机构则获得了相应权利, 同时背负了“按照合理程序依法采集和应用相关信息”的义务。合理程序原则的基本涵义是:只要各机构在提供、收集、处理和使用信用信息过程中尽到了适当的注意义务, 履行了完备的程序, 信息提供人或使用人就无须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反之则要承担法律责任。信用信息只能用于特定目的、按照特定渠道上报、在特定范围内提供给特定对象使用以及按照相关数据规范进行处理, 这一类的程序要求都属于合理程序要求。
1、制定政务信息开放和跨部门的信息共享细则或方案。
征信法律制度应明确相关具体程序和细节, 要求政府部门及政府授权单位如:工商、税务等要依法向社会开放所拥有的企业信用数据, 征信机构按照法定程序, 采集和共享部门信息, 按照法定用途和查询、使用规则, 对外提供征信服务。
2、制定强制使用征信产品的相关实施细则。
如对公司股票进行强制信用评级, 制定更加详细的信用评级规范和评级产品使用规定;银行等单位在利用征信产品和服务时, 应严格按照相关程序, 留存客户授权查询证明和有效身份证复印件, 合法、有序地利用征信系统信用信息。
3、强化监管部门对数据开放和信息权利保护的监管程序。
明确征信监督检查机关、行政处罚的主体和程序。行政处罚的行为主体是征信行业监管部门, 首先要对征信行业监管部门进行法律授权, 明确监管职责和执法程序, 其次要赋予监管部门现场检查和行政处罚权力, 规定相关执法程序。
五、结束语
完善我国征信数据开放和信息权利保护法律制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 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支持, 需要文化理念、立法进程、法律实施、舆论环境等的密切配合, 需要在法制实践中不断探索。结合征信机构体系的建立, 从立法角度还要确立征信数据开放和信用信息权利保护的目标和原则, 应把保护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保障国家信息和金融业安全、保障信息主体获得公平信贷机会、提高数据采集和应用的时效性、可行性以及征信系统的顺利运行作为征信体系建设的基本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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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数据库 篇6
本研究在代理理论的框架下考察主要风险投资机构的经验对分阶段投资结构的影响。近年来, 风险投资活动在我国正蓬勃发展, 促进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 而中小板和创业板的推出, 更刺激了一大批新的风险投资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成立, 因此系统研究风险投资机构的经验对分阶段投资结构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1 文献综述
已有文献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风险投资机构进行分阶段投资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代理成本、减少创业企业家道德风险行为的重要手段。Gompers[1]就曾开创性地发现在无形资产比例、企业价值增长期权价值和资产专用性程度更高的行业里, 风险投资机构面临的代理问题会更为严重, 但是其实证研究主要关注于行业层次变量对分阶段投资结构的影响。
分阶段投资结构并不是随意安排的, 因为风险投资机构进行分阶段投资所花成本也是高昂的, 其成本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谈判缔约成本, 所引起创业企业家“窗饰行为”, 可能导致拖后创业企业发展, 在创业企业早期可能发生投资不足问题[2]。所以分阶段投资的结构要在权衡代理成本和分阶段投资成本的基础上合理安排。
Gompers和Lerner[3]研究风险投资周期时, 认为风险投资有3个阶段: (1) 投资前的项目筛选和尽职调查; (2) 投资决策后, 分阶段拨付资金, 培育和监控创业企业; (3) 创业企业IPO上市、兼并或出售来实现退出。经验丰富的风险投资机构在进行分阶段投资前的项目筛选和尽职调查更加合理准确, 提高所投资企业成功率, 有利于减轻投资后的监控力度和监控成本。经验丰富的风险投资机构所接触到的从其周围有关系的人或机构团体推荐的投资机会的可信程度更高, 因为这些人或机构为了保持与风险投资者的良好关系, 必然传递准确信息, 引荐高品质的投资机会。与这一推断相一致的是, Fried和Hisrich[4]对风险投资行业研究发现, 风险投资家会多次投资于与其有紧密关系的人或机构 (包括以前投资过的创业企业家、同行的风险投资家、家庭成员、朋友) 引荐的投资机会。而且经验丰富的风险投资机构对项目可行性的识别能力和未来收益回报的判别力也更强, 相对于经验较少的风险投资机构来说, 能更准确地选择出未来有较大发展潜力优秀项目, 这一判断也在Hochberg[5]等和Sorensen[6]的研究中的得到证实。而品质较好的创业企业, 其不确定性低, 存在的代理问题也会比较轻, 那么进行分阶段投资时, 经验丰富的风险投资机构倾向于降低投资轮次, 延长连续每轮投资的持续时间, 增大每轮投资规模。
另外, 在对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的初创企业分阶段投资过程中, 风险投资机构是否能准确评估创业企业行为和所处状态就尤为重要。Sorenson and Stuart[7]更进一步认为当风险投资者缺乏对创业企业所处行业投资经验时, 其监控更加困难, 因为风险投资者的经验累积强化了风险投资者在早期就能及时发现问题征兆的能力, 对创业企业面临的情况更有预见性, 其判断更加准确有效。而且经验丰富的风险投资机构参与不仅有利于提升创业企业的合法性, 吸引后续投资, 而且为创业企业提供各种增值服务, 使得企业上市过程更加容易, 特别是对于不确定性比较大的初创企业来说, 更是如此[8]。另一方面, 经验丰富的风险投资机构投资并评估创业企业, 对创业企业所处情况和所处行业未来一段时期发展前景有更好的把握, 撰写契约更加完善, 能有效地降低代理风险;经验较少的风险投资机构由于对自身的判断并不那么有信心, 从而需要更多次对该创业企业重新评估和注资。
经验丰富的风险投资机构一般声誉较高, 经验较少的风险投资机构的声誉相对较低。根据Gompers[9]提出的声誉假说, 发现历史短的风险投资机构会积极推动被投资企业尽早上市, 从而提高自身的声誉, 为风险基金吸引更多的资本。据此推断, 经验较少的风险投资机构为促使创业企业早日上市, 其每轮投资持续时间更短。
经验丰富的风险投资机构通常投资回报较高, 投资绩效更好, 能吸引到更多的资本, 其管理的资金规模也更大, 这一观点得到了Gottschalg等[10]的验证。因此, 可以相信经验丰富的风险投资机构在分阶段投资时对创业企业每轮投资的金额也更大。
综上所述, 经验丰富的风险投资机构采取分阶段投资方式的上市前投资轮数更少, 连续两轮之间的持续时间更长, 每轮投资规模更大。
本研究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贡献:首先, 目前国内对分阶段投资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 文献较少, 而且主要是从理论角度分析分阶段投资的时机、策略和效用, 本研究首次使用中国风投背景的上市公司数据, 实证检验分析影响分阶段投资结构因素;其次, 国外虽有对分阶段投资结构影响因素分析的实证文章, 但都主要集中在从企业特征研究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对分阶段投资结构的影响, 本研究创新地在代理理论的基础上加入风险投资机构经验角度分析影响分阶段投资结构的因素。
2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基于中投集团 (China Venture) 的Cvsource数据库、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1999-2013年数据, 删除信息缺失的样本单位, 本研究收集了从2009年10月30日 (是日, 中国创业板正式上市。) 至2012年10月30日期间所有上市发行新股并且有风投背景的314家工业企业, 共计444轮风险投资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选择这些公司的原因是: (1) 由于未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不公开, 导致未上市公司的数据普遍缺失, 因此只选取上市的企业进行研究; (2) 中国大陆创业板开启后, 打开了风险投资退出的新渠道, 风投活动愈加频繁; (3) 风险投资机构一般是在企业IPO时退出, 根据上市日期能确定最后一轮风险投资的持续时间, 避免了对每轮持续时间数据出现右侧截断的情况。
Cvsource数据库将企业的发展阶段分为早期、发展期、扩张期和获利期4个阶段, 本研究定义企业前期包括早期和发展期, 企业后期包括扩张期和获利期。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风险投资机构是联合起来对同一创业企业进行投资, 其中主要风险投资机构在做出投资决策和对创业企业监控活动中占主导地位, 因此本研究选取主要风险投资机构历史投资事件数 (即为该轮投资发生时主投曾经进行过的风险投资时间数量) 来衡量风险投资机构经验, 选择创业企业所处行业平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替代行业平均市账比, 来衡量企业价值未来增长期权价值。
通常在对创业企业投资时, 会有两位或两位以上风险投资机构一同进行投资, 其中主要投资者对投资决策起到关键和决定性作用, 是最活跃的监督者和增提服务提供者, 也是后续投资的积极联络者。参考Barry等[11]和Megginson and Weiss[12]的观点, 在对以每轮投资持续时间和每轮投资金额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中, 将主投定义为每轮投资中投资金额最大的风险投资机构, 样本投资轮次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1;在对投资轮数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中, 定义主投为在所有轮次中总投资额最大的风险投资机构[13], 样本公司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2。
其中duration, 表示连续两轮投资之间的间隔时间月份数, 并参照Xuan Tian的处理方法, 将最后一轮风险投资的持续时间定为从最后一轮投资发生日到接受该轮投资的创业企业上市时的间隔时间的月份数;lnramount表示该轮投资金额 (单位万元, 以1999年为基期) 取对数;rinvnum表示该轮投资的主投在该轮投资发生时历史投资事件数;rdevel表示该轮投资发生时创业企业是否处于前期发展阶段的虚拟变量;rvcnum表示参与该轮投资的风险投资机构数量;rfirmmonth表示接受该轮投资的创业企业的成立时间到该轮投资发生时间隔时间月份数;rd表示创业企业所在行业平均研发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tangible表示创业企业所在行业平均有形资产占总资产比例;mainincome表示创业企业所在行业平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rcommitment表示该轮投资发生前一年风险投资行业 (包括Venture, PE-Growth, PE-Buyout) 所募集金额总规模 (单位万元, 以1999年为基期) 取对数。
其中roundnum表示该创业企业从成立到上市期间接受过的风险投资轮数;invnum表示该创业企业的主要风险投资机构在对该创业企业第一次投资发生所曾进行过的投资事件数;devel表示第一轮风险投资发生时创业企业是否处于前期发展阶段的虚拟变量;vcnum表示所有对该创业企业投资的风险投资机构数量;firmmonth表示创业企业成立到该创业企业接受第一轮风险投资时间隔时间月份数;rd表示创业企业所在行业平均研发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tangible表示创业企业所在行业平均有形资产占总资产比例;mainincome表示创业企业所在行业平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lnamount表示该创业企业所接受的第一轮风险投资金额 (单位万元, 以1999年为基期) 取对数;commitment表示第一轮轮投资发生前一年风险投资行业 (包括Venture, PE-Growth, PE-Buyout) 所募集金额总规模 (单位万元, 以1999年为基期) 取对数。
3 实证结果及分析
借鉴Gompers研究分阶段投资结构影响因素的方法, 分别使用威布尔分布存续期模型最大似然估计和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方法进行实证研究, 考察主要风险投资机构经验对每轮轮投资持续时间、每轮投资规模和投资轮数的影响, 表3列示了各因素对分阶段投资结构影响的回归结果。
Panel-A中回归方程1 (即表3列1) 使用威布尔分布最大似然回归方法回归, 该实证回归的数据单元是一轮风险投资事件, 如果一家创业企业接受多于一轮的风险投资, 那么会在回归样本中出现多次。结果显示主要风险投资者的曾进行过的投资事件数与每轮投资持续时间正相关, 且显著性在1%的水平, 结果显示主要风险投资者曾进行过的投资事件数越多, 连续两轮投资间隔的持续时间越长, 支持了经验丰富的主要风险投资者分阶段投资时连续两轮投资持续时间更长的假设。
回归方程2的被解释变量是以1999年为基期调整后每轮投资额取对数。其中主要风险投资者历史投资事件数与每轮投资额正相关, 显著性水平在5%的水平。主投经验越丰富, 对自己的判断就越有信心, 与经验丰富的风险投资机构在进行分阶段投资时每轮投资规模更大的推断相一致, 而且回归方程1中实证显示经验越丰富的主投, 每轮投资的持续时间就越长, 为了避免创业企业出现资金短缺的问题, 风投机构就会增大每轮对创业企业的投资规模。
Panel-B中, 投资轮数作为分阶段投资结构的另一个方面, 回归方程3中的数据样本单位是接受风险投资的每一家创业企业, 被解释变量是每家企业上市前接受到的风险投资轮数。分别使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经验丰富的主投在对创业企业分阶段投资时减少投资轮数。这也与前面对每轮投资持续时间的结果相一致。造成主投经验对分阶段投资轮数影响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 样本中超过一半的企业只接受了一轮风险投资。
注:小括号内的数值是相应回归系数的t检验值;*、**和***分别代表结果在10%、5%和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4 结论
本研究检验了风险投资机构经验, 特别是分阶段投资过程中主要风险投资机构经验对分阶段投资结构的影响。发现主要风险投资机构的经验越丰富, 分阶段投资轮数越少, 连续两轮投资之间的持续时间越长, 每轮投资规模越大, 支持了在代理和监督理论以及声誉假说的框架下的研究假设, 即经验丰富的风险投资更可能筛选优质项目, 对企业所处环境、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有更加准确的认识和判断, 撰写的投资合约更加完善;经验较少的投资者对自身的判断并不自信, 更倾向于进行多次分阶段投资, 加强对创业企业重新评估和监控。进一步, 根据声誉模型假说, 历史短的风险投资机构会急于提升自身声誉, 会尽早推动企业IPO上市。而样本中超过一半的企业只接受了一轮风险投资, 这就体现历史投资事件数较少, 缺乏经验的风险投资机构在分阶段投资过程中投资轮数更多, 每轮投资持续时间更短。经验丰富的风险投资机构往往管理资金规模更大, 在对创业企业分阶段投资时每轮投资金额也就更大些。
摘要：基于在2009年10月30日-2012年10月30日期间上市的风险投资背景公司数据, 考察主要风险投资机构的经验对创业企业分阶段投资结构的影响。使用风险投资机构历史投资事件数量作为衡量风险投资机构的经验的变量, 研究结果发现经验丰富的风险投资机构在进行分阶段投资时投资轮数更少, 两轮连续投资之间的持续时间更长, 每轮投资金额更大。
冲突数据库 篇7
股权结构的相对集中使得金字塔式股权控股结构在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最终控制人通过金字塔结构实现对下属公司经营管理活动的控制。金字塔控股结构层级较长,且不同公司之间交叉持股,从而形成了较为严重的双重委托代理局面。在上市公司内部,内部资本市场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控股股东、管理层及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也会非常明显的体现在公司内部资本运作上,占有信息优势和拥有决策权的行为主体很可能利用内部资本市场来谋取私利,进而损害处于劣势地位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不仅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还会影响到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而控股股东、管理层为了逃避惩罚、维持获得的私利必然会采取一定的措施来掩盖自己的这类行为,操纵公司盈余会计信息成为最常用的手段。因此,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管理层都具有操纵会计信息谋求私人收益的动力,进而影响会计盈余质量。我国关于内部资本市场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有关研究针对集团公司内部资本市场在公司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内部资本市场不仅存在企业内部并发挥作用,还在不同企业法人之间进行内部资本配置并发挥作用。本文以上市公司内部资本市场运作行为作为中介变量,在检验公司两类代理冲突与公司会计盈余质量关系的同时,考察了内部资本市场的中介效应。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普遍较为集中,控股股东多采用金字塔控股结构实现对公司的控制,这种控股结构为其谋取私人收益提供了便利。在该控股模式下控股股东可以利用地域其控制权的现金流权获得超额控制权收益,因此,控股股东有操纵盈余信息质量进而掩饰其侵占行为的动机。因此,上市公司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越大,其进行盈余操控的可能性也越大。同时,控股股东与公司高管之间存在利益诉求上的差异,前者的目标在于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而公司管理层的收益是基于公司价值最大化的,同时,还有在职消费等收益。这也使得公司高管与控股股东之间存在利益冲突,管理层为逃避来自股东的监管,掩饰其私利行为也具有盈余管理的动机。由于信息不对称,公司股东难以完全控制管理层的自利行为,而管理层持股正是基于这一困境所实施的减缓二者利益冲突的措施,因此,股权激励能够促使管理层按照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来改善盈余质量。基于上述分析提出本文研究假设1:
假设1a:第二类代理冲突会降低公司盈余质量,表现为两权分离度与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绝对值正相关
假设1b:第一类代理冲突会降低公司盈余质量,表现为管理层持股与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绝对值负相关
在我国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使得控股股东对公司具有绝对的控制权,而中小股东虽然拥有现金流权但是并没有控制权,这为控股股东谋取控制权私有收益提供了条件,控股股东可以通过内部资本运作来攫取公司利益,其中最主要的方式是内部交易形式,公司内部资本市场成为控股股东利益掏空的有效方式。管理层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并不一致,为了获得额外津贴、在职消费等私人收益,公司管理层会关注公司的短期业绩,并在这一因素的驱使下增加内部资本市场运作。基于上述分析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2:
假设2a:股权分离程度会促使内部资本市场运作的发生
假设2b:管理层持股比例会降低内部资本市场运作的发生
根据上述分析,内部资本市场在上市公司资源配置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无论是控股股东还是公司管理层都会借助于公司内部资本市场来谋取个人私利,而内部资本市场运作成为其盈余操控的工具和手段,其中以关联交易最为常见,因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3:
假设3a:内部资本市场在第二类代理冲突与盈余质量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
假设3b:内部资本市场在第一类代理冲突与盈余质量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2-2014年沪深主板市场上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并对样本进行了以下筛选:(1)鉴于遵循的会计准则、监管机制的不同本问题剔除了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2)剔除ST、ST*类上市公司;(3)由于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变动会影响公司利益关系,使得关联交易产生重大调整,因此,剔除了研究区间内发生实际控制权转移的公司;(4)剔除财务数据缺失、不连续的公司。经过上述筛选后共获取120家上市公司360组观测值。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锐思数据库(RESSET)及中国证监会网站。
(二)变量定义
(1)盈余质量。本文以截面修正Jones模型进行计量可操纵应计利润DA并以其绝对值作为公司盈余质量的计量变量,该指标越大公司盈余质量越低。应计利润DA的计算过程如下:
式(3)中,NDAi,t代表的是非操纵性应计利润,ETAi,t代表的是总应计利润,即GA。
Ai,t-1代表i企业第t-1年的总资产,△REVi,t代表i企业本年度主营业务增长值,△RECi,t代表i企业t期末与上一期应收账款净额的差值。PPEi,t代表i企业第t年固定资产报价。首先,将企业某一年的截面财务数据放到公式(1)中,就可以获得回归系数的估计值。其后,将企业本年数据放入公式(2),就可以获得当年预估操纵性应计利润ε,ε表示企业第t期的操纵性应计利润,其计算方式见公式(3)。
(2)双重代理冲突。管理层与股东代理冲突。本文以管理层持股比例来衡量公司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冲突,持股比例越高,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委托代理冲突越小。借鉴Bebchuk等人的做法,以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作为衡量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委托代理冲突的代理变量,该变量数值越大表明二者的代理冲突越激烈。具体衡量办法为:分离度SEP=现金流权CR/控制权VR。计算现金流权时按照每一控制链条上各个层级的持股比例加以计算,所得数值为该链条上最大控制人的现金流权,拥有多个控制链条的按着多个链条的持股比例之和计算。控制权是指终极控制人对目标公司重大决策的表决权。
(3)内部资本市场运作。借鉴李江平(2010)的做法,本文以企业与关联方间的债权类交易和资金交易之和与总资产的比例来衡量内部资本市场运作。
(4)控制变量。根据已有研究结论影响盈余质量的变量还包括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等变量,本文考虑这些变量的影响并将其加入构建的模型当中。此外本文还考虑加入了行业虚拟变量和年度虚拟变量来控制时间差异和行业差异对研究结论带来的影响。本文各变量定义见表1。
(三)模型构建
为检验本文的研究假设1构建如下静态面板回归模型1和模型2:
为检验本文的研究假设2构建面板Logit回归模型:
为检验本文研究假设3构建回归模型:
四、实证研究
(一)描述性分析
表2展示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从盈余质量的统计结果看,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均值为0.0449,标准差为0.0436,这表明盈余管理在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代表这第二类代理冲突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度指标均值为0.0477,表明第二类代理冲突在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中也非常突出,标注差为0.0824,说明这一问题具有普遍性。高管持股比例方面均值为0.0069,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比例较低,股权激励方式在我国尚不普遍,第一类代理冲突较为严重。内部资本市场运作发生可能性均值为0.8732,内部资本市场运作较为普遍,成为控股股东、公司管理层获取私有收益的重要途径。
(二)相关性分析
表3是本文相关变量的相关性分析。除INCAP1与INCAP2相关系数为0.7685并显著相关外,其余变量之间相关系数均小于0.5。由于INCAP1与INCAP2不在同一回归模型中,因此本文统计变量可以进行回归分析而不会产生严重的多重共线问题。具体来看,盈余管理与控制权-现金流权分离度、管理层持股比例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0352和-0.0399,表明盈余质量因两类代理冲突的影响而下降。内部资本市场比例与盈余管理正相关,表明内部资本市场降低了公司盈余信息质量。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相关,下同。
(三)回归分析
(1)双重代理冲突与盈余质量的回归分析。双重代理冲突与盈余质量的回归分析见表4。本文以固定效应模型进行静态面板回归统计,从模型的稳健性检验看,Wald-chi2值在1%水平上显著相关,表明该模型的估计结果非常稳健。此外,模型的平均方差膨胀因子小于10也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研究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问题。模型1的回归统计结果表明第二类代理冲突变量CT1与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1,即公司两权分离度越大公司可操控性应计利润越大,公司的盈余质量显著降低。模型2的回归统计结果表明第一类代理冲突CT2与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在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表明第一类代理冲突降低了公司的盈余质量,研究假设2得到检验。控制变量方面,公司规模、负债水平与可操控性应计利润正相关,这表明公司规模越大、负债水平越高,公司盈余质量水平越低。营业收入越高公司盈余质量越高,公司经营业绩的改善会促使企业提高盈余质量。
(2)双重代理冲突与内部资本市场运作的回归分析。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统计,统计结果如表5所示。从模型的稳健性检验看,Wald-chi2值在1%水平上显著相关,表明该模型的估计结果非常稳健。此外,模型的平均方差膨胀因子小于10也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研究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问题。统计结果表明CT1与内部资本市场运作INCAP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3586,且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即随着公司内部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的增大,公司内部资本市场运作交易量上升,这与本文的研究假设2a一致。CT2与内部资本市场运作INCAP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2033,且在5%水平上显著,即随着管理层持股的增加,内部资本市场运作交易量减少,这与本文的研究假设2b一致。
(3)双重代理冲突、内部资本市场运作与盈余质量的回归分析。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统计,统计结果如表6所示。从模型的稳健性检验看,Wald-chi2值在1%水平上显著相关,表明该模型的估计结果非常稳健。此外,模型的平均方差膨胀因子小于10也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研究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问题。模型5的回归统计结果表明第二类代理冲突CT1与DA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1a,交乘项CT1*INCAP相关系数为0.0214,且在5%水平上显著相关。综合以上两点可以发现,控股股东为谋取个人私利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掩饰自己的私利行为,而内部资本市场成为其进行掩饰的重要途径,这一系列行为进一步恶化了公司的盈余质量。模型6的回归统计结果表明第一类代理冲突CT2与盈余质量DA在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与本文的研究假设1b相符合,交乘项CT2*INCAP相关系数为-0.1369,且在5%水平上显著相关。综合以上两点可以发现,管理层利用其占有的信息不对称优势为谋求个人私利具有很强的盈余操控动机,这一点集中体现为CT2与DA之间的负相关性上,而内部资本市场同样成为其进行盈余操控的重要途径。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研究表明:控股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度CT1与可操控性应计利润DA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而管理层持股比例CT2与可操控应计利润DA在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内部资本市场运作变量INCAP与上市两个变量的交乘项CT1*INCAP、CT2*INCAP与可操控应计利润DA均显著相关,综合以上两点可以发现,控股股东为谋取个人私利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掩饰自己的私利行为,而内部资本市场成为其进行掩饰的重要途径,这一系列行为进一步恶化了公司的盈余质量。另一方面管理层利用其占有的信息不对称优势为谋求个人私利具有很强的盈余操控动机,这一点集中体现为CT2与DA之间的负相关性上,而内部资本市场同样成为其进行盈余操控的重要途径。
(二)建议
通过研究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1)从控股股东方面看,当前我国上市公司过于集中的股权结构导致控股股东的权力过大,而整个公司治理机制的不健全使得控股股东缺少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这就为公司控股股东谋取私利创造了条件。要形成对公司控股股东的有效制约必须进一步深化股权机制改革,降低公司股权集中程度。适当引入外部机构投资机构,充分发挥机构投资者的信息优势和专业优势,形成对控股股东的内部制衡力量。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充分发挥董事会、监事会等的作用,依靠有效的机制来形成长久的约束机制。(2)从公司管理层来看,公司应激励与监管并举。首先,应进一步完善公司的绩效评价机制,优化考评指标,使得公司的长期发展与管理层个人利益趋于一致,例如,更好的采用股权激励方式来缓和公司利益与管理层个人利益的冲突,在业绩指标的选择上,不仅要重视传统的会计指标,还应重视不宜被操控的指标的选取,当然还有各类非财务指标,压缩管理层进行盈余操控的空间。要完善公司内部监督机制,充分发挥内部审计、内部控制的监督作用,降低代理成本。(3)规范公司内部资本市场运作,强化对公司内部资本运作的监管,尤其是关联交易的规范和监督,充分发挥内部资本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同时,又要避免内部资本市场成为大股东、公司高层管理人员进行利益侵占的途径。
摘要：本文选取2012-2014年沪深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双重代理冲突对公司会计盈余质量的影响,并检验了内部资本市场的中介作用。研究表明:控股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度与可操控性应计利润显著正相关,而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可操控应计利润显著负相关,内部资本市场运作变量与上市两个变量的交乘项与可操控应计利润均显著相关。综合以上两点可以发现:一方面控股股东为谋取个人私利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掩饰自己的私利行为,而内部资本市场成为其进行掩饰的重要途径,这一系列行为进一步恶化了公司的盈余质量;另一方面管理层利用其占有的信息不对称优势为谋求个人私利具有很强的盈余操控动机,而内部资本市场同样成为其进行盈余操控的重要途径,内部资本市场在双重代理冲突与盈余质量的关系中发挥了中介效应。
关键词：双重委托代理冲突,内部资本市场,盈余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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