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管理的未来

中国社会管理的未来（精选十篇）

中国社会管理的未来 篇1

第一就是要改变从前的做法。这些年来, 一些地方政府对社会问题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贴疮口贴”的办法, 就是在“疮口”上贴上一层又一层的“疮口贴”, 而不是动手术来治愈“疮口”。结果里面越来越烂, 而外面看来还过得去。另外一种就是“击鼓传花”的做法。有人说, 一些地方政府是怀里抱着一个定时炸弹, 但不是去拆除炸弹, 而是努力想把这个炸弹传给另外一个人, 从一届传给另一届。很显然, 这两种办法都是不负责任的。社会管理首先就是要直面现实, 承认问题的存在。

第二个方面更为重要, 中国政府已经决心要花最大的力气, 不惜一切成本来解决长期积累起来的社会问题。社会改革这个门槛必须跨过去。如果跨不过去, 社会就没有出路。但如果跨过去了, 中国社会就会有无限的希望, 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就会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 社会问题首先是社会力量过小的产物。上世纪80年代改革之初, 提出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理念。但那个时候, 社会刚刚从计划经济分化出来, 力量极其微弱, 这个改革理想很难实现。改革开放30多年后, 中国社会空间和社会力量有了很快的成长, 但社会没有被组织起来, 面对政治和经济力量, 社会力量还是非常弱小。社会既没有自我管理能力, 更没有纠正政府官员错误的能力。不过, 这些年的经验也表明, 到最后社会必然会有暴力的出现, 因为暴力往往是社会自我保护的最后一根稻草。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国高层开始正式强调社会管理。尽管从主观上说, 社会管理要求人们从以往简单的“维稳”思路中解放出来。不过, 现实地说, 在很多方面, 社会管理的内容还是非常缺失, 很多官员仍然容易简单地把此理解成为社会控制, 而且是基于暴力手段之上的控制。这种情况如果得不到纠正, 和以往的“维稳”一样, 社会管理反而会促使政府和人民、社会之间进入一个恶性互动模式。

中国管理咨询的未来 篇2

管理咨询业的现状

正略钧策是国内咨询公司学跨国管理咨询公司学得最像的一个。有着正规的合伙人晋升渠道，整个公司统一标准化的客户拜访机制，做单机制，有国内咨询公司最好的知识库管理。能做到这些的基础是合伙人不是靠提成，而是公司发的工资，报销各项费用（11个合伙人因这些离职，有点讽刺。），公司投入大笔资金在百度上做排名，基本不需要合伙人自己开发客户。

其它规模大于正略钧策的管理咨询公司基本上都是合伙人承包制，只要给公司上缴部分提成就可以使用公司品牌。合伙人自己开发客户（这成了合伙人主要核心竞争力，而不是做单能力。），养顾问，带项目。这种公司上规模很快，就像只用砖块，不用水泥盖房子，盖起来很快。原因在于管理咨询行业是一个信息不对称行业，知名度比美誉度重要，客户只认知名的大公司，而难以判断咨询公司内部的运营机制。当然，这种咨询公司由于采用高提成机制，最高达95%，可以吸引最好的合伙人，这也是让正略钧策的合伙人耐不住寂寞离开的主要原因。

中小型规模的管理咨询公司正在左突右杀试图在管理咨询市场冲出一席之地。其中有的试图在管理理论上创新，但依客户目前的水平难以分辨；有的祭出专业化的咨询，尤其以市场份额最大的人力资源咨询为典型，成功者寥寥。

从培训行业切入管理咨询，占有先天优势，经年的培训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客户资源，突出的有锡恩，锡恩的管理比正略钧策更标准化，能做到的原因同样是公司拥有大量的客户咨询。聚成也携企业培训大佬的余威杀入管理咨询业。外资除了原有的跨国咨询公司，IT、会计行业收购咨询公司携原有的客户资源也卷入这块竞争。

总结，咨询公司有客户资源，对内管理有能力按标准化运行。咨询公司缺乏足够的客户资源，合伙人高提成，先做大，做出知名度。知名度越高，对合伙人的凝聚力越高。

中国企业对国内管理咨询的需求

写到这里，会有很多人羡慕有市场资源能够在内部实施标准化操作的公司。其实不然，如果关注到正略钧策在市场上的报价越来越低，以至于合伙人由于工资费用难以到位出走。说明了市场上客户的需求在发生变化。以往客户的需求集中在制度设计方面，跨国咨询公司和国内标准化运作公司的作业重点也在于此，这种以提供标准化方案为主的操作模式实现了内部运作低成本，外部依赖品牌高报价的咨询公司标准化商业模式。然而，随着客户的学习能力越来越强，受过专业管理培训和具有外资管理背景的职业经理人占据企业高管位置愈来愈多，客户对咨询的需求发生了变化，

制度设计和书面方案不再是需求的重点，转而对方案的落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对咨询项目负责人的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他们具有大量的企业管理经验和艺术性处理落地障碍的能力。

实际上，企业对赛车手的要求是超过了对赛车的要求，项目负责人比咨询公司更关键。虽然高提成制的咨询公司有着这样那样的弊端，所谓看起来千军万马，干起来单枪匹马。但瑕不掩玉，少数高水平的合伙人确实能给客户带来更好的执行效果。虽然客户也很难判断这千军万马中哪些是真正的高手。他们的领导－咨询公司也不会主动去判断了告诉客户。

管理理论创新：底层设计

客户董事长：你看我们董事会还需要哪些组成？

咨询顾问：审计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还缺，这些是公司治理必须的。

客户董事长：集团公司架构真的要把营销也集中上来吗？

咨询顾问：行业标杆企业XXX也是这么做的。

客户董事长：那财务呢？

咨询顾问：成立集团内部银行好了，统收统支。

客户董事长：那怎么监控子公司的运作？

咨询顾问：我们设计了几条线：职能线、监控线和预警线。

客户董事长：子公司信息怎么上来？

咨询顾问：我们有汇报机制，重点体现在会议体系和绩效管理体系。

这种类似的对话在咨询项目中常见，年轻的咨询顾问应对董事长显得游刃有余，因为他手里有行业标杆，有最佳实践做后盾。但他不知道的是，他所说的标杆企业的集团组织架构是先设计好了才发展起来的？还是根据业务的需要一点一点优化起来的？

中国项目管理的未来发展 篇3

我国是世界第一项目大国，但却不是一个项目强国，直到目前，也没有一个通用的知识体系和技术标准，专业资格也是各行各业各自为政、五花八门。现有的大都是模仿、参照甚至是照搬西方体系的内容，科研和教育工作大都是追随西方体系，甚至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就应该放弃独立研发。

其实现代项目管理技术本身也是一个新兴技术，出现时间还不到70年，学科发展还不到40年。直到现在，全世界的体系、标准和学科绝大多还都是以美国的“项目管理知识体系指南”（PMBOK-G）为基础的衍生品。

PMBOK-G是美国项目管理协会有限公司（PMI）在30多年前开发的，他们还设立了一个名为“项目管理专业人士”（PMP）的资质认证体系。日前，PMI的网站公布PMBOK-G在全球卖出了404万本，PMP超过53万名。有很多人将PMBOK-G称为项目管理的“圣经”。

圣经是目前全世界销量最多的书籍，年均超过2亿本。而一个30多年来全球印量总共才有404万本的书籍能被比作圣经，确实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反观我国，目前高校中使用的项目管理教材基本都是PMBOK-G的衍生品，则更应该令我们警醒和反思。

美国非常重视文化、技术、教育的战略推广，他们不仅在开发、宣传和运营上投入丰厚，而且在科研、教育、考试、咨询和政府关系上，更是多方渗透和介入。其目的绝不限于商业利润，而是要从根本上控制各国的技术标准、学科建设、知识产权和思想内容。

十几年来，PMI在中国不仅将“项目管理知识体系”这样的通用词组的英语拼写和缩写申请为商标，而且还要求和威胁其他已经申请、甚至已经注册商标的机构放弃和转让这些商标，就连“中国项目管理知识体系”的英文缩写CPMBOK也不例外。除此之外，PMI还提交了包括“项目管理协会”、“项目管理专业人士”、“项目管理知识体系”等中文词组在内的商标申请，覆盖了电子信息、印刷品、出版物、教育、考试、科研等领域，对他国文化领土、知识产权主权的战略侵占意图十分明显。

近年来，一些机构在宣传、推广外国技术的同时，忽视了本国技术的构建工作，这是中华民族科技发展的一大缺憾，与中国的大国地位很不相称。我们尊重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主张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文化、科学和管理技术。但学习的目的应该是“消化、吸收、改造、创新”，“博采众长，扬弃融合，优化组合，自成体系，为我所用，创新发展”。

我国的项目管理总体水平确实还不高，很多项目是“可批性研究”、“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拍脑门、拍肩膀、拍大腿等“瞎拍”现象不绝；一些大型会展和赛事花样繁多，但其价值含量、组织水平、成本效益却让人大打问号……

GDP能让中国成为大国，但是变不成强国。缺少自己的技术标准，就要受制于人，就会缺失国际话语权，就会“被殖民”、“被奴役”，可持续发展就无从谈起。“打铁还需自身硬”，习总书记的这句话充分说明：技不如人，落后挨打就埋怨不了别人。因此，我们应该重点开展以下工作：

1、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项目管理知识体系。我国的政体、文化、经济结构和发展道路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应该组织全国力量，调研企业的项目管理流程、组织和控制技术。编制一个面向指导应用，立足自主创新的“中国项目管理知识体系（或纲要）”。这是关系到“国家发展战略、产业生存空间、领域话语权、科技体系独立、国家经济安全、科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

2、编制独立自主的中国项目管理技术标准，为通用项目提供管理依据、为投资者提供审核基准、为企业提供实施规范、为人员提供发展参考。

3、以中国自己的体系和标准为依据，同时建立我国的项目管理专业人员资格认证体系，培养自己的项目人才队伍，摆脱外国资质的束缚，避免经济情报、商业秘密的外流和泄露。

4、开展全民的项目管理知识普及活动。从小学到大学、从企业到政府、从城市到农村，全面推广科学的管理技术，提高中华民族的基础素质。

5、开发项目管理工具和软件，从产业上解决理论和实践的最后一公里对接，为项目管理应用提供可行性保障。

6、深入开展政策性专题研究，贯彻新时代的治国方略、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梦落地实现，深入开展围绕“实干兴邦”的项目管理研究。

7、在各级党政干部中倡导学习和应用项目管理，开创学习新风，重点突破，作为落实“实干兴邦”的具体措施之一。

8、组建一个全国性的中国项目管理协（学）会，组织和整合国内项目管理的学者、专家和工作者。为国家献计献策，解决项目指导和人员管理的当务之急。

中国社会管理的未来 篇4

1.经济自由主义:企业的责任就是逐利, 社会责任应该由政府承担

自由市场经济学派认为, 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 能够有效促进社会资源的更优配置, 自动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因此, 企业不应该承担现代意义上的所谓社会责任。弗里德曼是该观点的代表性人物, 张维迎也极力推崇这种观点。张维迎 (2012) 在《市场的逻辑》一书 (增订本) 第71页明确写道:“对企业家来说, 应该认识到, 他们真正的责任, 是在诚信守信的基础上, 通过为了客户创造价值, 赚取利润, 同时给更多的人创造就业机会, 给国家上缴更多的税收, 别搞华而不实的东西, 今天剪彩, 明天做报告, 一总结一大堆, 但企业搞得一塌糊涂, 那是对全社会的不负责任。”[1]在自由经济学派的眼里, 企业没有什么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是政府应该承担的。但是, 现实情况是企业确实在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席卷全球, 对企业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触动甚至强烈的刺激作用, 影响了企业的行为。那么, 这些行为应该怎么解释呢?

2.工具理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为了提升股东价值

尹开国等 (2011) [2]、Hart (1995) [3]等认为, 企业在法律和伦理框架下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是企业增强竞争优势, 扩大销售, 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的战略工具。说白了,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就是一种出于自利目的的利他行为。

3.利益相关者理论:

企业不仅仅是股东的, 企业是一个具有外部性的公共组织, 须兼顾其他人的利益

该理论认为, 企业是一个公共组织, 其中的主体除了股东之外, 还有其他众多主体, 这些主体或多或少对于企业都有贡献, 企业不仅仅要对股东负责, 还须对其他主体负责, 因此, 企业应该对股东之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也负起责任, 企业需要承担社会责任。

4.企业社会责任的契约理论

尹开国等 (2011) [2]在综述其他学者的研究观点之后提出, 企业与社会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 这种契约关系规范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及相互之间应该承担的责任, 一方面企业不能超越社会而生存, 要对社会承担责任, 另一方面社会也要对企业承担责任,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将有助于提高社会经济交往的质量和效率。按照社会契约理论, 各利益相关者是各种社会契约关系的节点, 因此综合性社会契约是联系企业社会责任与各利益相关者利益要求的纽带。

二、企业社会责任:中国企业的现实

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概念发端于改革开放和企业改制。伴随着改革开放, 企业尤其国有企业从包办一切、承担无限大的社会责任甚至是政府责任, 转向企业向政府和社会逐步甩包袱, 原因是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企业无力承担无限制的社会责任甚至是政府责任。李维安 (2008) [4]认为, 在转变过程中出现了诸如以下问题:一方面, 企业不能以科学发展观的眼光从战略高度认识企业社会责任问题, 造成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另一方面, 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上片面地强调形式, 而忽略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问题, 造成社会责任履行过程中的行为扭曲。

就目前已经有的研究来看,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主要体现出以下特点:

1.企业产权性质、规模、环境是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因素

从国内很多文献中可以发现, 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较其他产权性质企业更愿意履行社会责任, 大型企业比小型企业更愿意承担社会责任 (如黄群慧等, 2009) [5]。崔秀梅等 (2009) [6]发现, 企业所处地域市场化程度越高, 倾向于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但是市场化程度的这种影响, 对于非强制性社会责任, 在国有产权控制和非国有产权控制的公司没有显著差异;而对于强制性社会责任, 在国有产权控制的公司更为明显。

2.企业被动承受和主动肩负社会责任并存

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企业不仅做好事, 更要求其不能做坏事。当它们做了坏事被市场察觉后, 必须肩负道义责任给予社会救助, 其本质依然是维护企业社会声誉和与各方关系资本, 维持竞争优势。从2009 年11 月到2010 年3 月, 由于产品质量缺陷, 丰田公司在全球累计召回超过850 万辆汽车。并且丰田汽车社长丰田章男在北京举行说明会, 向中国消费者鞠躬道歉并承诺对产品质量负责。2011年3月, 漯河双汇董事长万隆由于“瘦肉精”事件, 两度向社会公开致歉, 并宣布企业要采取各种措施保证食品安全。这种做法的原因很简单, 在央视曝光“瘦肉精”事件过去10天后, 各地下架双汇产品的消息依然不绝于耳。受央视报道的影响, 双汇的市场受到冲击, 部分地区产品下架, 企业的市场、品牌信誉和经济效益包括资本市场都遭受到了较大的损失。3月15日双汇股票跌停, 市值蒸发103亿元。3月15日起到25日, 10天时间即影响销售10多亿元 (周一平, 2011) [7]。

汶川地震后, 出现了一种争议很大的“逼捐”现象。如果某些企业捐款没有达到一定标准, 就会受到社会大众的强烈批评和指责, 甚至受到抵制, 导致企业不得不追加捐赠。

当然, 中国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例子更多, 如汶川地震和甘肃玉树地震时企业的巨额捐赠;很多企业的公益性捐赠如希望工程捐助;很多企业为了保护员工利益, 承担很大压力而承诺不裁员, 等等。

3.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尚不规范

向利益相关者、政府和社会大众披露企业社会责任状况, 增加了企业的透明度, 有利于增强社会对企业的了解和评判, 增强企业与社会的互动。但是, 由于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尚未深入, 政府以及其他监管部门对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尚未完全规范到位,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比较随意, 尚不规范。

4.自利性的社会资本积累和股东价值提升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在动力

徐尚昆等 (2009) [8]归纳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5个主要维度:员工发展、顾客导向、环境保护、公益慈善、经济责任, 以企业纵向联系 (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或者关联) 、横向联系 (企业与供应商和客户长期合作关系、与竞争者信息沟通渠道等) 、社会网络 (参加行业协会、融资渠道) 和信任 (与供应商和客户之间信用交易程度) 4个维度作为衡量企业社会资本的指标。他们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表现越好, 则其社会资本积累越多。他们认为, 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 意味着企业能够通过这些联系而获取更多的稀缺资源, 从而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李庆华等 (2011) [9]发现, 我国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增强了企业竞争优势。

三、企业社会责任:中国企业应该往何处去?

1.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路径

企业社会责任在我国应该说刚刚起步, 我们不可能一蹴而就, 像西方企业那样有一个完备成熟的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和实现途径, 而是应该结合中国企业实际, 逐步完善企业社会责任, 探索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实现路径。

从目前的环境来看, 企业承担的第一位责任应该是经济责任, 也就是张维迎所说的, 企业的首要责任是赚取利润, 给更多的人创造就业机会, 给国家上缴更多的税收。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 企业就难以存续, 更不要奢谈承担其他社会责任。但是, 这里的利润应该是市场法则下的真实利润。现实的情况却是, 很多企业尤其公有性质的企业, 仅仅依靠垄断和政府特许权获取高额的垄断利润, 但是背后却是资源滥用和极大浪费, 尽管它们也为企业员工谋取了高额福利, 向国家缴纳了税收, 甚至为社会作出了巨额捐赠, 但是却隐藏不了社会资源低效配置和浪费的事实, 难说它们就很好地履行了企业经济责任, 在此基础上的其他所谓社会责任的履行, 只能说是装点门面, 甚至是以公利而肥私利, 如部分行业国企员工高薪待遇, 实际上是牺牲全体公民的利益满足了很小一部分公民 (即垄断国企的员工) 的个人私利, 这难道叫企业履行了社会经济责任?从这个方面看, 国有企业改造、改制任重道远, 没有这个方面的成功, 就勿要空谈企业社会责任。

在企业符合市场法则履行经济责任时, 难免会存在急功近利、损人利己等不当行为, 此时就需要法律规制, 要求企业合法合规经营, 如在环境保护、公平竞争、员工权益维护、产品质量安全等方面, 均需要法律强制性的规范。

经济责任履行依靠市场法则来保证, 法律责任履行依靠法律建设及其有效实施。但是还有市场和法律都不能照到的地方, 如企业采取某一种方式来经营, 既没有违背市场法则, 也没有违背现行法律 (可能原因在于法律总是滞后的) , 但是却可能违背了人类社会道德规范或者良知, 此时, 能够规范企业行为的只有企业家的良知和道德。所以, 企业家和企业管理者的个人素养和道德品质建设, 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上也至关重要, 他们内心对社会和人类承担着道义和责任, 是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最有力保障。

在遵循市场法则和相关法律、诚信道德经营的基础上, 企业还须有仁慈之心, 具有“达则兼济天下”的胸怀, 注重帮助弱势群体, 注重承担政府难以承担或者承担不到位的公益责任, 做好慈善事业。它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最高形态, 是建立在良好履行前述社会责任基础上的一种责任, 如果前述责任没有得到良好履行, 比如企业靠垄断获取暴利同时又存在社会整体资源错配和资源浪费, 或者靠非法获利, 或者没有违法但是赚取的钱是昧心钱, 在此基础上的所谓慈善行为, 仅仅是装点门面的把戏而已, 很难说因为捐赠, 企业就履行了社会责任。

综上, 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 应该沿着“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慈善责任”的路径不断得到深化和强化, 而不能本末倒置、厚此薄彼、顾此失彼。

2.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保障:内化于企业目标而不是依靠外部强加

中国有句俗话:强扭的瓜不甜。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也一样, 靠外界强制承担的社会责任, 只能是昙花一现, 难以为继。如:若强迫企业捐赠, 企业可能会被迫宣布捐赠, 但是捐赠却难以到位, 或者捐赠并非心甘情愿;企业为了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损害顾客利益, 如毒奶粉事件、瘦肉精事件, 如果不是媒体曝光而影响企业声誉, 可能这种行为一直会持续下去, 更不要奢望企业老总主动出面向社会道歉并改正企业的不当行为。

笔者认为, 无论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有多少种解释, 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必然有一个决策中心, 这个决策中心在现代企业内就是董事会, 执行者是企业的管理层。决策中心的决策必须有一个目标导向, 这个导向只能是企业最重要的主体——股东——的利益最大化。在市场规则公平明晰、法制建设逐步完善、道德诚信经营氛围逐步浓厚的前提下, 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目标是和谐共存、相互促进的。企业只有很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才能进一步提升股东价值;股东价值提升, 也会保证企业有能力和动力来履行社会责任。

传统意义上的公司治理是企业内部各种权力的制衡, 以保证企业内部各个利益主体合法利益的实现。随着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深化和影响的加大, 和谐社会、美丽中国理念深入人心, 科学发展观日益成为指导社会经济建设的指南针, 因此, 公司治理不能仅仅限于内部权力制衡, 要向外部拓展, 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体系和保障机制纳入其中, 这样才更有利于企业利益相关各方尤其是 () 股东利益的保护。笔者赞同高汉祥等 (2010[10], 2012[11]) 的观点, 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要有机结合起来。两者有机结合的内在基础是:无论是企业社会责任还是公司治理, 都是承担责任。它们内在的核心是:最终目标都指向企业股东价值提升。

摘要：文章梳理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 回顾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现状, 最后提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应该沿着“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慈善责任”的路径展开, 并且应该将企业社会责任内化到公司治理和企业目标中, 以建立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保障机制。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基础,内在动力,实现路径,保障机制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市场的逻辑[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2]尹开国, 梁志钢, 杨自业.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现状评价与未来趋势[J].预测, 2011, (4) :75-80.

[3]Hart S L.A Natural-resource-based view of the firm[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5, 20 (4) :986-1014.

[4]李维安.企业履责, 制度建设是关键[J].南开管理评论, 2008, (6) :1.

[5]黄群慧, 彭华岗, 钟宏武, 张葱.中国100强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状况评价[J].中国工业经济, 2009, (10) :23-35.

[6]崔秀梅, 刘静.市场化进程、最终控制人性质与企业社会责任——来自中国沪市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软科学, 2009, (1) :31-38.

[7]周一平.“瘦肉精事件”引发的法律问题及其解读[J].河北法学, 2011, (10) :2-8.

[8]徐尚昆, 杨汝岱.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及其对企业社会资本影响的实证研究[J].软科学, 2009, (11) :119-127.

[9]李庆华, 胡建政.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竞争优势的关系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1, (8) :139-148.

[10]高汉祥, 郑济孝.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同源、分流与融合[J].会计研究, 2010, (6) :32-37.

中国社会管理的未来 篇5

---商业领袖的管理理念与管理方法决定着

中国企业的未来

文章来源：《经理人》

大浪淘沙，英雄砺剑！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从落后迈向腾飞，中国企业从萌芽走向崛起，一批成功的企业家已然登上历史舞台，擎中国商业之巨擘，领中国管理之走向，普受世人之拥戴。毋庸置疑，这些商业领袖的管理理念与管理方法决定着中国企业的未来。那么，我们应该从他们身上汲取什么营养？他们骨子里流淌的商业基因将引领中国管理走向何方？

家电第一CEO的管理创新

1984年，青岛市家电公司副经理张瑞敏迎来了人生的转折性时刻，他被任命为青岛电冰箱总厂厂长，中国家电业的一段海尔传奇也就此拉开序幕。以“名牌战略”为指导，张瑞敏带领企业从一个亏空147万元的集体小厂，发展为全球营业额高达1180亿元的海尔集团，成为世界第四大白色家电制造商、中国最具价值品牌。

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首席合伙人王璞在接受《经理人》采访时说，“从OEC到SBU，从人人做好螺丝钉到人人都是活力细胞，张首席带领海尔完成了从制造业20世纪泰勒制到21世纪人本主义的飞跃。”

借鉴国外先进企业的管理方法，张瑞敏创出“日事日毕、日清日高”的OEC管理模式，目标层层分解量化到人，对每人、每天做的每件事进行清理控制。这一模式至今仍是广大制造企业学习的模板。

1999年，张瑞敏领导海尔进行以市场链为纽带的业务流程再造，并创新探索出全员SBU的管理理论。这一理论对中国企业直线职能式组织结构进行了变革，使每个部门、每个员工都面对市场，变职能为流程，变企业利润最大化为顾客至上。

面对全球化竞争，张瑞敏探索出海尔“人单合一”信息化管理，通过将人与定单挂钩的办法，实现与用户零距离、销售零库存、应收账款零逾期。“人单合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管理提供了创新思维。

IT教父的人才培养

1984年，40岁的柳传志创办了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前身)。贸工技发展道路，成为奥运会全球合作伙伴，收购IBM个人电脑事业部，联想最终登上了中国IT业的顶峰，柳传志也悄然完成向投资人和企业教父的转型。

王璞认为，中国交接班做得最好的企业，联想当之无愧。

柳传志将西方现代化的管理理论与中国企业实践相结合，总结并提出了“企业管理屋顶图理论”等管理思想，形成了系统的以“建班子、定战略、带队伍”为理论核心的管理体系，是中国企业现在及未来学习的样本。

柳传志实现了联想控股的企业股份制改造，建立了产权机制和激励机制，使一大批年轻人走上第一线领导岗位，为其他中国企业树立了人才梯队建设和艺术交接班的成功榜样。

在新的发展时期，柳传志积极探索实业企业的战略驱动投资新路，尝试将联想的成功管理经验复制到投资的企业身上，这一道路的经验或教训必将在未来成为其他企业汲取的营养。

“登山明星”的健康心态

1988年，王石对自己创立四年的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更名为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开始进军房地产业。至2007年末，万科全国市场占有率为2.1%，是目前中国最大的专业住宅开发企业，跻身全球最大的住宅开发企业行列。

1999年王石辞去总经理一职，任万科集团董事局主席。此后，他开始了自己“探险+公益+企业管理”的独特生活方式。

对于王石，王璞说：“一直以来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好像与暴利、贿赂、寻租等字样割裂不开，是王石从万科周刊透出的人文关爱、从攀山航海诠释的健康生活，阳光般地改变了对一个行业的大众认知。”

王石推动万科在中国率先确立了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使股东、董事会和管理层的职责和权利界定得比较清楚，首倡打造职业经理制度，强调“弱化个人作用，强调制度作用”的理念。这些对中国企业治理结构完善和职业经理人群体发展影响至深。

王石以一个健康的职业经理人心态去面对多元化、暴利以及后续的种种诱惑，推动了万科开放透明、规范简单的商业文化价值观的形成。

近两年，王石强调企业的公民职责与社会责任，引领着中国企业家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人”向充满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感的“人”提升。

电信“头狼”的危机管理

1988年，转业军人任正非以2.4万元注册资本创立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任正非不仅带领华为成长为销售额高达160亿美元的电信网络解决方案供应商，更成功切入欧美主流市场，72%的销售额来自国际市场，成为中国企业成功国际化的典型。

王璞对《经理人》说：“通过人才掠夺抢占人才高地，通过合作换取市场，通过忧患意识不断成长，低调的任正非成功带出不低调的华为，让人佩服不已。”

任正非低调、沉稳、务实的管理信念奠定了华为的企业风骨。“狼性”与做实的企业文化、知本主义实现制度、毛泽东思想渗透进企业经营管理，都令华为备受瞩目。《华为基本法》使华为上下对企业的使命、追求、核心价值观达成共识，总结了中国民营企业第一次面向未来的全面思考，对其他企业影响深远。

任正非的危机意识和关于“危机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对中国企业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他的名篇佳作《华为的冬天》被许多企业作为企业危机管理的范本。

任正非让华为的国际化脱离了单纯的业绩扩张，提升为包括技术研发、文化建设、资本运作和管理体系的系统国际化工程，为中国企业打造国际核心竞争力提供了全新思路。

“网络狂人”的诚信工程

马云也许是国际知名度最高的中国新锐企业家。他在1999年以50万元创办的阿里巴巴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网上贸易市场。阿里巴巴在2005年8月兼并雅虎在中国的所有资产后，成为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而2007年11月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后，阿里巴巴更成为中国互联网首个市值超过200亿美元的公司。

在王璞看来，少年(10年左右的发展史)企业的楷模，来自于马云坚韧与创新的平衡。当外界不屑一顾的时候他满怀信心坚守B2B，当员工缺乏动力的时候他写出《拥抱变化》。

马云把中国网络交易平台做到了世界水平，成为新时期互联网创富的一个标志符号，将激励更多人萌生创业的梦想，让更多人认识到企业经营中坚持的力量。

更具深远意义的是，通过马云在互联网交易中倡导的信用评价机制，将影响中国商业社会的个人信用建设，诚信将更深刻地成为中国企业的道德基石。

中国社会管理的未来 篇6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学说;未来社会设想;社会主义实践;中国模式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2—0046—04

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包括三个基本组成部分,科学社会主义是其核心内容。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的剩余价值学说基础之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最终得出了“两个必然”: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

——由上述“两个必然”势必引出一个全新的历史课题: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本文将综合考察马、恩对未来社会设想以及国际共运史相关史实,运用史论结合的方法,对东方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如何建设、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艰难探索历程作以现象描述和理论探讨。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设想的相关论述

1.早期对未来社会的天才设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资本论》第一卷等早期著作中,马、恩以当时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为背景,以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为前提,在揭露资本主义不合理制度及其暂时性的基础上,就未来理想社会的图景作过多种描述。概言之: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和压迫;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社会分工消失、三大差别消灭、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国家消亡、社会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

应该指出,马、恩早期对未来社会的“天才预示”,仍大量地继承和保留了16-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成果。生产资料公有制、有计划地组织生产、没有城乡之别和工农差别、劳动从谋生手段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按劳分配、按需分配、废除国家等等思想散见于圣西门“实业制度”、傅立叶“和谐制度”和欧文“劳动公社”的设想中。而在马克思“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1]的描述中,我们也仍能看到一种对未来社会的近乎乌托邦的浪漫想象。

2.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主要见于《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和《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等文献。从1859年开始,马、恩密切关注俄国的每一步社会变革。到了70年代,马、恩更是一再预言,俄国革命迫在眉睫,指日可待,而“只要俄国一发生革命,整个欧洲的面貌就要改变”[2]。进而,马、恩第一次突破了主要以西方国家为背景的科学社会主义构想图式,论及了东方落后国家如何实现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马克思所引用的“卡夫丁峡谷”一词的含义,意指“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果”[3],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整个阶段,由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直接进入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阶段。——从“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原理出发,马、恩得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必然具有世界性的结论。根据世界革命理论,西方将在东方影响下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并反转身来大大改变和加速东方落后国家的历史进程,使之跳跃式地直接走向社会主义。

3.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从1845年开始,马、恩在《爱北斐特集会上的演说》、《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资本论》第三卷、《〈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等著作中反复论及无产阶级和平夺取政权问题。认为:“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4]、“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5]、“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6]。

《〈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发表当年,恩格斯在致理查·费舍的信中明确声明:“我认为,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7]。显然,恩格斯虽然强调要充分利用普选权等和平合法的斗争方式,将之视为对“暴力革命”策略的重要补充,但他绝没有因此从根本上否定“暴力革命”。换言之,马、恩所主张的是“暴力与和平”两手[8],这与伯恩施坦等人所宣扬的彻底否定暴力革命而一味追求和平改良的机会主义是有原则区别的。

4.“我们没有最终目标”。马克思在1881年给纽文胡斯的回信中指出:“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着边际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9]。恩格斯于1893年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发表关于德国局势看法的谈话。再次指出:“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10]。事实上,马、恩晚年已经超越年轻时代所设计的未来社会模式,转而更加强调从实际出发,认真研究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依此来确定无产阶级革命的政策和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没有最终目標”,并不是伯恩施坦所曲解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我们应当依据上下文的意思和语境,将恩格斯的谈话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来加以解读。恩格斯所说的“没有最终目标”,是指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不可能有“预定看法”的意思,决不能误认为恩格斯最终放弃了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共产主义”理想。

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与终结

1.列宁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与实践[11]。第一阶段:通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直接过渡”。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列宁一度寄希望于世界革命大面积爆发。然而,欧洲革命很快被镇压下去,帝国主义列强组织了十四国武装干涉,发动了遍及全俄的白卫军和富农暴乱,新生苏维埃政权内忧外患,成为资本主义汪洋大海里的一座“红色孤岛”。在当时残酷的战争环境和物资极度缺乏的特殊条件下,列宁被迫临时采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之后1920年俄共(布)九大通过决议,高度评价“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认为可以“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产品生产和分配”[12]的方式,更迅速地向理想中的社会主义体制“直接过渡”。原先作为应急措施提出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据此被肯定为自觉的过渡措施而进一步得到补充和强化。一场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在国内战争结束后接踵而至。实践证明,作为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一种尝试,“战时共产主义”无疑是失败的。第二阶段:通过新经济政策“迂回过渡”。以1921年新经济政策和晚年五篇论文、三封信件“最后遗嘱”为标志,列宁从俄国经济文化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国情出发,提出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构想:(1)“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13];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准备作几千次尝试”[14]。(2)俄国小农占优势,向社会主义不能直接过渡而只能迂回过渡。(3)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15](4)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取决于“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16]。(5)“我们每前进一步和每提高一步都必定要同时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17]。

在列宁看来,新经济政策“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长期实行的政策”,是“我们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途径的唯一办法”[18]。遗憾的是,斯大林将这一政策视作权宜之计,于1928年将其断然中止了。

2.斯大林模式的形成与失败。所谓斯大林模式,是指在斯大林带领下,经过全盘农业集体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大清洗运动,以苏联1936年宪法通过为标志,最终建立起来的一整套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其基本特征:(1)经济上:高度集权的国家统制;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以行政手段代替经济管理。(2)政治上:高度集中的一党制;三权合一;国家安全部门凌驾于正常权力之上。(3)文化思想上:个人崇拜;高度思想垄断;行政干预学术文化。

斯大林模式是苏联在战争威胁日益逼近的特殊环境、特定历史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实质上是另一种“战时共产主义”体制。两者相似之处颇多,如对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的国家统制;采用行政命令的办法进行经济管理;大量地对农民强行剥夺以支持工业的高速发展;完全否定市场与货币的作用;以恐怖手段压制不满等等。斯大林模式因此又被称为是“兵营式的社会主义”[19]。

苏联本应在“二战”结束后及时对原有体制加以变革,重新回到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轨道上来,但斯大林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而在1947年欧洲9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决议中将它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固定化、神圣化。而其继任者赫鲁晓夫等人一方面全面否定斯大林,另一方面又把斯大林体制视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完全加以肯定。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斯大林模式一党揽权、个人专权、层层集权、干部特权、对外霸权的弊端日渐暴露,严重“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形象”,最终给苏联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三、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与中国模式

1.毛泽东: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毛泽东在建国前夕指出:“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20]。1953年,毛泽东在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进一步号召:“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

然而1955年底毛泽东即提出“以苏联为鉴”的问题。毛泽东对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其成果主要集中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两篇文章及其他一些讲话和著作中:(1)经济上:工业与农业并举;扩大地方权力;“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2)政治上:加强执政党建设,反对个人崇拜;“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惩前毙后,治病救人”。(3)思想文化上:批判地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4)社会主义理论上:基本矛盾仍然存在;“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做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毛泽东带领我党“以苏为鉴”、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所取得的最初成果,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先声。可惜这一探索由于1957年国际波匈事件和国内右派分子进攻而被迫中断。

2.改革开放催生中国模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我国改革开放新时代,标志着我党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进入了一个自觉的成熟的阶段。学术界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开始热议“中国模式”问题。中国模式也被世人称为“北京共识”、“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把中国近30年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提炼成“十个结合”。“中国模式”有很多种解读[21],“十个结合”即是“中国模式”的相对权威的官方解读。

“十个结合”从基本经验层面论证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要内涵及其特征,形象地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2],科学地解答了马、恩未及预见,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也未能很好解决的东方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为社会主义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找到了新的发展模式及实现形式,是社会主义中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走向光明未来的宝贵财富。

四、结论和启示

1.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是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统一。真理的两重性告诉我们,任何真理性的认识都只是由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转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23]。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应该着重学习、掌握、运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完整体系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绝不能把目光仅仅停留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某些具体结论、个别论断乃至只言片语上。

马、恩一再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24]、“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25]。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马、恩从不把自己的思想绝对化,而总是跟随历史发展,依据客观实际,不断修正、充实和发展自己的学说。在未来社会设想问题上,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对社会主义实现途径的新发展;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是对无产阶级斗争策略的新发展;而“我们没有最终目标”则是对早期未来社会设想的积极扬弃。

2.斯大林模式的失败主要地归因于对马、恩学说的教条式理解。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只能顶礼膜拜的神圣教义,把发展马克思主义视为离经叛道,习惯于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特定历史时代特定事件的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以停滞不前的思想观念和经典作家的某些词句来判断和评价不断发展、无限丰富的现实生活;以马克思主义著作中针对特定对象开出的药方作为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因而是与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的。

马克思曾以“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26]来回应法国“马克思派”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也曾明确指出:“‘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变革的社会”[27]。斯大林模式的根本错误在于:一是无视马恩对未来社会设想的前置条件,超越历史发展阶段,在东方落后国家强行实践马恩的早期社会主义设想。二是无视时代发展要求与各国具体国情,形而上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用排斥异己的无情斗争手段对付一切纠正传统模式的努力。

3.从列宁新经济政策到中国模式,共产党人成功找到了一条有别于跨越“卡夫丁峡谷”最初设想的新路。马、恩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立论基础是世界革命理论和东西方革命的“互相补充”。然而,东方社会主义革命并非按照与西方革命“互相补充”的方式,而是按照“一国社会主义胜利”的方式发展的。囿于历史条件和实践水平,马、恩并未提及在西方革命没有发生的前提下,落后国家可以依据正确的认识,主动地从西方资本主义那里获取“肯定成果”,独立地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28]。

在苦等世界革命高潮未到和“直接過渡”遭受失败之后,列宁认识到:“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29],并着手以新经济政策为起点,有意识地为俄国社会主义寻找一条有别于跨越“卡夫丁峡谷”最初设想的新路。从某种意义上说,邓小平“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30]就是对“新经济政策”的恢复和发展[3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模式就是对马、恩跨越“卡夫丁峡谷”最初设想的新解答、新跨越。

4.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部分地证明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现实可能性。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和社会党国际思想体系的总称,由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右翼发展而来,于1951年建立社会党国际,目前拥有169个成员党,4000多万党员。在20世纪整个后半叶,社会民主党成为欧洲政党轮替的两大主角之一,“二战”以来先后已有四十多个社会党上台执政。

民主社会主义者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社会进程,以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和护士”自居,主张以对经济的民主监督取代消灭私有制,以实行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来缓和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实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混合经济,实现生产领域中的资本主义、分配领域中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虽然分属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但社会民主党通过“议会和平道路” 执政、在资本主义框架内部分地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做法,既可视为对西方传统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积极扬弃,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为我们证明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现实可行性。

5.不断完善中国模式,为丰富人类的共同价值作出自己的应有贡献。“十个结合”集中体现了理论与实践、共性与个性、目标与手段、两点与重点、主体性与客观性、长期性与阶段性、坚定性与灵活性、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运用。以“十个结合”为现阶段主要标志的中国模式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丰富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促进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正在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新兴大国乃至西方发达国家产生越来越大的吸引力,是当代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和人类社会进步作出的新贡献。

另一方面,正如胡锦涛同志在2008年“12·18”重要讲话中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而是应该坚持不懈地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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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03.

From Marx and Engels envisaged in the future to the Chinese model of society

——On the road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 Theory and Practice

Wu Jian

(Zhejiang Xianju county Party,taizhou317300,China)

Abstract:From "the two inevitable" is bound to lead to a new history of the subject: that is,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the future of the socialist road to where? First of all that is necessary to find out "what is socialism and how to build socialism." In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Marx and Engels envisaged for the future of society as well as the history of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fact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the history of the use of combined methods, Backward countries of the East after the proletariat to seize power, how to build, how to consolidate and develop the socialist course of this difficult to explore a theory to describe and explore the phenomenon.

Key Words:Marxist theory;Idea of future society;The practice of socialism;Chinese model

中国社会管理的未来 篇7

中国企业的发展经历了“自行车→三轮车→四轮马车→汽车”四个时代。

“自行车时代”:贸易、加工、个人能力。没有市场基础, 没有客户信任, 只有个人努力, 只有靠人的说服教育, 只有靠不平等的交易关系而得到业务。

“三轮车时代”:销售、加工、人力资源。企业开始探索新的经营模式, 把经营思路和方法固化下来, 将成功经验总结出来, 知道客户的特征、需要哪些产品和服务、什么方法可行, 并形成体系。这一阶段的陷阱是“不知道为什么”。

“四轮马车时代”:营销、制造、研发、人力资源。经营模式和盈利模式固化下来, 从偶然成功走向了必然成功, 给人以方向、任务、利益。这一阶段的陷阱是“三求”———求人、求客户、求钱。

“汽车时代”:形成了基于品牌的营销、基于供应链的制造、基于市场系统驱动的研发、基于文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基于战略的管理和运营控制体系。

强人治企阶段

企业主体角色模糊导致了资本治理方式停留在股东单一、强人治企这个原始阶段。企业虽然围绕“理顺国家、企业、职工三者责权利关系”为主线, 进行了许多有意义的探索, 但是决定企业的利益相关者, 如投资所有主体、经营管理主体、劳动力主体、债权人主体、客户主体、供应商主体等主体角色模糊, 还处于不知道干什么、有什么权限的阶段。“有活干拿工资”是劳动力阶层的目的, “有未来有机会”是经营管理阶层的目的, “让企业运行起来”是投资主体的目的。此外, 在业务治理上企业也呈现出“原始”的生态, 认为“有控制、控制住”就是高水平的业务治理。企业治理方式单一, 自我治理的主动性尚未形成。企业在外部以政府治理为主, 在内部表现为自我生存发展动力不足。

基于法律框架的资本治理模式成型阶段

合资企业、民营企业全面发展, 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数量开始增多, 并逐渐成为消费品等领域的竞争主体。国有企业面临着全面困境, 一些“等靠要”的企业未将环境、政策、市场转变为企业发展的机会, 国家的“环境红利”、“政策红利”和“市场红利”较大部分输送到那些积极主动、没有外部支持的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使公司治理从外部人治理转为制度化治理”成为当时的主流选择。但是, 企业要想成为自主经营、自主管理、独立面向市场的经济组织, 需要寻找“企业是谁的”这一核心问题的解决方案。

中国企业在市场经济建立后的第一次转型是, 国有企业通过解决历史问题来“套入”现代公司的治理架构, 民营企业在“阵痛”中向现代公司的治理架构演进, 外商投资企业从合资合作形态向独资企业转变。企业治理开始按法律框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企业的自主性增强, 外部以政府治理为主, 市场化手段在企业治理中成为核心因素。按照统一模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成为目标。面向优秀经营者奖励性改制开始启动, 企业资产支配权向优秀经营管理人才倾斜。

治理模式开放化和市场化阶段

股权融资迅速发展, 中国企业治理进入纵深阶段。企业不仅仅是从公司法的角度研究经理与股东之间的关系, 而且研究企业与员工之间、企业与客户之间、企业与供应商之间、企业与核心人才之间、企业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中国企业从企业家治理进入经理人治理时代, 治理模式开始与国际接轨, 同时开始关注与投资者建立和谐关系。

中国社会管理的未来 篇8

关键词：发展,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 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主题, 也是整个人类社会的一个永恒主题。进入新世纪, 我国经济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我国进入了一个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党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在正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 深入分析当代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认真总结社会主义中国长期发展的实践经验, 积极借鉴当今世界有关发展方面认识成果的基础上, 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 并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轨道, 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好未来, 促进人类社会的文明和谐发展, 具有新的里程碑式的意义。

一、科学发展观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产物

科学发展观的形成, 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不懈探索、对社会发展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的结果。长期以来, 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我们党, 不断探索和研究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 取得了重要成果。

全党集中精力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和拨乱反正以后,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开始的。1978年12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并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继续坚持对社会主义发展问题进行探索, 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首先, 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 强调发展是硬道理, 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其次, 形成了发展是全面、协调发展的思想。邓小平明确指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必须坚持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 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了, 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深入发展, 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发展问题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入。20世纪90年代, 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 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和世界发展潮流, 制定了快速、协调和持续发展的方针, 特别是制定并开始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开始注意人与自然的和谐, 注意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和人口的协调问题, “十五”规划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但是, 在实践中还是把经济增长, 特别是GDP增长作为发展的核心, 客观上对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重视不够。进入21世纪, 党中央提出了用20年左右的时间,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构想, 并把人的全面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作为中国发展的重要内容, 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发展认识的再深化。

正是在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历史实践及其所提供的丰富经验的基础上,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总结、提炼并精辟概括出以“坚持以人为本,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主要内容, 以“实现又好又快地发展”为实质的科学发展观, 从而实现了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

二、科学发展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好未来提供可能

一个国家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 对这个国家的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 不同的发展观往往会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的是改革开放、和平稳定、科学健康的发展道路。坚持这条发展道路, 加速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进步, 推动了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排名中不断前移, 这条发展道路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已被实践所证实。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继续坚持这条科学发展的道路, 将有力地保证和推动全面、协调、可持续、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实施, 有力地保证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向科学发展轨道转变和又好又快的发展。

1. 坚持发展, 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好未来的首要条件。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没有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未来。

2. 以人为本发展, 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好未来的本质要求。

发展的目的不仅仅是经济社会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人的发展, 经济社会的发展最终也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非常重视人和人的发展。

3.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好未来的实现途径。

发展有道路模式的分歧, 也有质量优劣的区分。科学发展不是大跃进式的发展, 更不是突发奇想式的发展, 不是唯生产力、唯GDP, 而是注重科学性的发展。这种科学性就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强调发展的全面性。全面发展就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 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二是强调发展的协调性。协调就是指发展的各个方面相互衔接、良性互动, 协调发展就要求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 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三是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可持续发展就是要防止发展中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的倾向, 努力促进人的发展与自然的和谐, 以及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和谐, 努力实现从单纯追求发展数量和当代人的利益的传统发展模式, 到注重发展质量和后代人幸福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变。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路子从根本上解决了“怎样发展”的大问题, 是通向美好未来的科学发展之路。

4. 统筹兼顾发展, 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好未来的可靠手段。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党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成绩显著, 成就巨大。但必须看到, 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着一些困难、矛盾和问题。统筹兼顾, 就是要讲全局、讲引导、讲调整、讲平衡、讲协调。一是要兼顾到方方面面的关系, 协调好方方面面的关系;二是要兼顾到方方面面的利益, 解决好方方面面的利益矛盾。统筹是为了兼顾, 统筹是为了整合, 统筹是为了协调, 统筹兼顾就是为了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 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的根本方法。

三、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之路

科学发展观的创立, 更新了发展理念, 完善了发展思路, 提升了发展境界, 更加显示了这条发展道路的特点和优势。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就必须深入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1. 解放思想, 为科学发展扫清思想障碍。

解放思想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集中体现。一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发展的历史, 就是一部思想解放的历史。我们只有坚持不断把思想解放引向深入, 才能理清发展思路, 创新发展模式, 制定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方针政策。

2. 牢记国情, 为科学发展提供准确定位。

发展皆有起点, 科学发展必须正确认识自己所处的历史方位。新世纪新阶段, 我国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发展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 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 但首要的是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只有牢记基本国情, 在选择发展道路、确立发展目标、制定发展战略时, 才会更加求真务实, 符合实际。

3. 整体推进, 为科学发展确定战略布局。

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布局问题高度重视, 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从两个文明建设和三个文明建设, 到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形成“四位一体”的建设思路, 拓展和深化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 经济建设提供物质基础, 政治建设提供政治保障, 文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社会建设提供有利的社会环境和条件。我们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推进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全面发展。

4. 改革开放, 为科学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改革开放既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经验总结, 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还是我们推动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们始终不渝地奉行改革开放基本国策, 29年的时间内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经济不断发展, 社会财富日益增加, 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体制改革也稳步推进, 对外交往日益扩大。新世纪新阶段, 中国要想保持继续发展的强劲势头, 要想进一步提高综合国力, 就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加大改革的力度, 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 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 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保证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

5. 加强党建, 为科学发展提供正确领导。

我们的发展是党领导下的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关键在党;坚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 关键也在党。坚持走科学发展的道路, 首先要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要围绕发展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始终高度重视加强党的建设,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 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既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 又是进一步赢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的重要法宝。新世纪新阶段, 面对新的历史任务, 我们更要紧密结合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 使我们党始终充满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始终成为团结带领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

6. 教育优先, 为科学发展准备创新人才。

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 从根本上说, 就是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 把发展切实转变到依靠科学技术创新上来。从一定意义上说, 发展的本质就在于创新。然而创新离不开人才,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最终要依靠高素质的人才。教育是提高人的素质,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因此,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先进文化, 推进思想道德建设, 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这既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的需要, 也是以人为本,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具体体现。

7. 和谐社会, 为科学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 科学发展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唯一途径, 反过来, 和谐社会的建构也为科学发展提供稳定安宁的内部环境和积极向上的精神氛围。坚持科学发展, 必须坚持和谐发展, 也就是要根据社会和谐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以社会和谐为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 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 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 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要求, 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形成全体人民共建共享而又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8. 和平外交, 为科学发展创建稳定环境。

发展既需要稳定和谐的内部环境, 也需要安全和平的外部环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在整个国际大环境下进行的, 和平发展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坚持和平发展, 就是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大旗, 与各国共同致力于推动建设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就是既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 又要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对内坚持和谐发展, 对外坚持和平发展, 必将有利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稳定的周边环境、互利的合作环境和宽松的舆论环境, 必将有利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理论离不开实践的检验, 实践也离不开理论的指引。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为科学发展的理论提供实践场所, 科学发展的理论为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正确引导。我们坚信,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逐步深入, 科学发展的路子会越走越稳, 越走越宽;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深入贯彻和落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必将取得新的胜利, 开拓广阔前景。

参考文献

[1] 崔贵文:《呼伦贝尔畜牧业》, 第312, 317页.

[2]《内蒙民政厅关于1965年受灾情况的报告》, 第32～33页.

[3] 内蒙古自治区畜牧业厅修志编史委员会:《内蒙古畜牧业发展史》, 第137-140页, 第261页.

[4] 《内蒙水利厅1980年抗旱工作总结》, 第72页.

[5] 张敏自然环境变迁与十六国政权割据局面的出现史学月刊 2003年第5期.

[6] 韩茂莉 2000年来我国人类活动与环境适应以及科学启示地理研究 2000年第3期.

[7] 内蒙古镶黄旗气候局等牧草生长的气候条件的研究中国草原 1984年第2期.

[8] 梁景之自然灾害与古代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民族研究 1994年03期.

中国社会管理的未来 篇9

一、现实语境下中国传播生态的境况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网络新生力量急速发展的同时正改变着当下中国社会格局, 亦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现实社会的媒介文化。传统媒体急需转型, 而新媒体在迅速膨胀之时亦需停下脚步检省自身, 学者们就当下中国媒介生态环境问题各自展开了主题鲜明的发言。从学科发展的角度, 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刘卫东教授赋予了传播学以“第二哲学”特征, 并由此认为在当下专业学科界限模糊, 传播学问题的研究需要从问题研究转向秩序建构的研究, 以平台的方式连接社会、国家和民众。在梳理中国传播学发展现状之后, 清华大学熊澄宇教授尖锐地指出网络时代传播方式已然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分众传播、交互传播、沉浸传播的发展过程推动了传播学理论的思考与创新, 而作为传播学人则需要在此过程中积极探索、顺势而为。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邵培仁教授向我们展示了不断发展、变迁中的传媒角色, 在总结了媒体角色矛盾与冲突的基础上, 指出“中国传媒角色既是给定的, 又是可以设计、养成和建构的。它必须根据党和政府的要求、社会的期待, 结合时代特征和特殊语境, 不断审视和评估传统角色、设计和建构新型角色, 从而与社会、与时代互动互助、共进共演”。这些对于学科发展本身的思考既启发了在场的学者, 亦使得新闻传播学科各要素的发展脉络更加清晰。

对于新旧媒体当下的发展现状, 北京大学视听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陆地教授生动地将传统媒体比喻为夏日阳光下的一块冰, 在平台价值、行政级别价值、网络价值、卫星覆盖价值和国有事业单位价值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削弱;而以信息共享为特征的新媒体却正以如日中天之势迅速发展。为此,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孙玮教授坦言:“互联网等新技术变革支撑的传播实践, 正在改变当前人类社会的基本逻辑, 各种领域的社会关系进入一个持续的重塑过程, 这致使传播实践渐渐地以各种方式从社会边缘走向核心。”技术变革之下传播方式发生改变, 而其传播内容也同样经历着变革。“每一种形式的运输都不只是简单的搬运, 而且涉及发讯者、收讯者和讯息的变换和转换。任何媒介的使用或人的延伸都改变着人际依存模式。”[2]正如上海大学影视学院许正林教授所指出的, 科技的发展使民众不止是信息的消费者, 相反, 在一些突发性事件中普通民众可以把自己的所见、所想以最简短、快捷的方式传递给他人, 网络民意由此走进现实, 呈现出对现实的干预能力。然而, 在网络成为个人民主意见表达平台的同时, 也充当了民众发泄不满的有效渠道, 在热点事件中大量的网络舆情背后所隐藏的消极影响更值得我们关注。

由此可见, 完全依附于传统媒体报道的时代已然褪色, 新媒体以其强烈的替代性依存理念影响着当下社会。借学者波斯特的“信息方式”概念,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黄旦教授提出“当下的网络化社会, 实乃是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 而不是以往媒介功能的扩大”。他以独特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网络化社会镜像, 而重新理解新媒介, 理解网络社会, 才能引领我们看到不同媒介交错下的新社会关系。上海大学郑涵教授、赵为学博士以欧美传媒产业制度转型危机为切入点, 指出“在当代全球化、文化传媒化、传媒数字化的时代语境中, 传媒产业无疑是最重要、规模最大、覆盖面极广的文化产业”, 唯有保持多元权利的有序博弈, 不断提高社会传媒参与的竞争性传媒版权集团和传媒公共服务体系的互动, 才能保证传媒产业的欣欣向荣。

二、虚拟网络空间发展下具体问题的凸显

网络的低门槛、低成本以及相对自由等特征赋予了每一位公民传播的权利。然而, 新媒体的传播内容不仅给公众塑造了一个新的公共意识空间,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改变着公众的认知。以网络新闻报道个案为例,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耿益群副教授以大学女教师为研究对象, 揭示网络媒体以男性视角污名化、歪曲化报道大学女教师形象, 并造成社会普遍对该群体认知的偏颇, 由此提出若要彻底改变现状, 不仅需要女性教师在公共领域发声、参与公共事务, 更需要媒体从业者自身改变刻板印象, 作出客观公正的报道。

在网络内容的信息生产问题上, 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任慧就媒介的内容生产与治理机制问题做了深入的描述, 指出新媒体传播生态突变对内容的创作、收集、存储和传输产生了革命性影响, 从根本上扭转了传统媒介时代的内容生产与服务模式。面对信息源不确定、社会性媒介自内容失衡、内容产权置空、内容价值链断裂以及内容转移风险等隐患, 其提出的以内容加工为主、内容创造为辅的“立体网络化的非线性生产模式”引起了在场嘉宾的热议, 并就信息的治理问题掀起了新一轮的小高潮。结合自身学科领域, 任慧博士进一步提出了以知识治理理念为引导, 建构新媒体内容治理机制等相关应对措施。

在网络信息内容生产时, 除了网络媒体专业人士自身媒介素养问题获得众多学者的关注之外, 还有以新闻事实的目击者、参与者、知情者为主体的新闻源主体人群也引起了参会人员的注意, 其过度的活跃不仅容易影响新闻生产的流程和内容, 而且会直接影响公众对信息的需求。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青年教师方艳就此问题进行了集中的探讨, 她认为正确对待新闻源主体对新闻事业的发展极其重要, 既需要积极汲取活跃的新闻源主体传播资源, 同时, 亦需要正确定位活跃的新闻源主体的社会角色。事实上, 活跃的新闻源主体更类似于当下的网络舆论领袖, 他们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 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影响, 甚至改变着部分网民的认知, 他们既是普通民众的“发声人”, 更是民众意向的“引导人”, 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能扮演着网络事件的“挑衅者”, 而这恰恰需要网络制度或规则的及时出台予以约束。

媒介制度“是关于传媒领域的博弈规则, 它用来规范传媒资源的配置, 限制传媒领域中组织与组织、组织与个人及个人之间的相互交往关系”[3]。网络社会言论的自由发表必然会引起学界对自由信息发布规范的探讨。山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张冠文教授着眼于互联网自由交往与制度规范之间的博弈, 就互联网与既有媒介制度的冲突展开探讨, 他认为只有建立多种要素协同发挥作用的媒介管理制度体系, 才能遏制互联网的乱象丛生。现实语境下网络文化的机动变革需要作动态细致的考量, 要达到线上与线下文化的融合统一, 更是需要将其放入与现实社会的联动思考中来深度考量。

三、延展与联动:线上文化投射线下引发的现实影响

“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交织, 往往使得网民混淆“真实”与“虚幻”, 而“新媒体技术本身的传播特性和载体、功能设计, 影响并加剧了时空紧张感的形成, 同时也对现代社会的整体环境变迁起着重要的作用”[4], 亦致使线上的网络文化与网民线下的社会文化常常是相互勾连、互相影响, 却又随着网络信息的接触度和认同度的升高而逐渐成为建构人们当下认知的主要来源之一。在分组讨论上, 澳门大学传播系助理教授林玉凤就传统媒体与网络论坛之间是否具有议程设置的相互影响问题展开探讨。在运用内容分析法进行深度剖析后, 她指出网络议题呈现多元化趋势, 网民对“官商勾结”“忽视民意”“公民抗争”等与公众利益息息相关的议题的关注比传统媒体更为持久。两者相较之下, 虽然传统媒体具有更强烈的议程设置影响, 但很显然, 在报道取向的影响作用方面, 网络论坛起着更大的影响。可见, 网络媒体正日渐成为民众心中重要的信息来源与信息发布平台, 亦由此延伸改变着现实社会的人际关系网络。

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者张诗蒂、韩拥兵在对众多微博用户的解读中, 发现其逐渐形成一些社会学意义上的社区, 并以图表的形式向我们展示了用户在新型虚拟社区中关系网络的形成, 指出, 借助个人的关注对象,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链条在客观上已经建立起来, 而通过这些无形的链条, 事实上就形成了无数外在的关系网络。这种“链式”的建构特点正使得网络社区中群体之间的“强关系”得到巩固, 个性化、小众化群体亦由此逐渐生成。

在提及社会网络“强关系”“弱关系”理论时,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吴予敏教授深刻地指出, “移动互联网拓展了人际间的强关系和弱关系, 并使得二者的转化成为可能, 这为新的社会流动和变革带来了希望。同时, 结构洞中介位置的发现再次证明了传播链条中的权力作用, 内在于新兴的传播网络中的权力正在和传统的权力结构发生深刻的冲突”。当下网络传播的发展改变了线上线下人际关系的强弱, 以虚拟性和匿名性为主导的传统的网络传播中人与人之间是零散的、独立的, 无须隐藏和负责任地发表个人意见;而在以熟人圈为主导的微传播时代, 以网络社区为代表的新型传播模式强化了人际关系和群际情绪, 亦正如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陈瑞华所指出的, 社区媒介与公众情绪联动在事实意义建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提升公众情绪的同时催生了集体认同感, 成为促成公众“微政治心理”的重要源头之一。

学者们还将眼光投向了近年来逐渐升温的突发性群体性事件。极具中国本土化特点的群体性事件集合了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不平衡下民众相对剥夺感、政治弱势以及不信任感等复杂情绪和心理, 而互联网的出现正好满足了部分网民发泄、煽动情绪的欲望, 亦造成了突发事件的放大与恶化。重庆大学新闻学院董天策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 网络群体性事件形成的一波又一波的舆论浪潮, 极大地影响着诸多现实问题的走向与解决。在一片对群体性事件的批判和质疑声中, 董教授另辟蹊径地强调:“从网络民主视阈出发来审视网络集群行为, 将会发现绝大多数的网络集群行为都是极富建设性的网络公共表达, 在推进信息公开、实施舆论监督等方面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此外, 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李春雷教授和曾娅洁在针对昆明PX事件中青年记忆与认同的建构问题时也提出, 民众防御环境风险、抵抗政府, 甚至逆向理解媒体、上街游行等一系列行为的发生也正是其风险意识向公民意识转变的过程, 是网络民主的表现。

最后,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谢静教授重新审视了互联网的发展, 认为“社会本身也是网络化的”, 并由此深入地指出网络化社会中人们不仅要传递信息达成共享, 更要构建意义传承文化。依学者所言, 笔者认为, 随着社会的发展, 网络社会被赋予了新的价值意义, 其不再仅仅是信息爆炸时代内容传递的工具, 更是一种人类文化的传承中介。网络内容的创新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意义建构, 在拓展了传播的内涵和外延的基础上, 影响着人类的行为, 建构着社会集体的当下认知, 亦传承着社会文化。

四、调整与机遇:网络化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

早在2001年, 学者童星就已明确表示:“网络社会是一个新的、现实的社会存在方式。”[5]在这样一个全新的社会环境中, 互联网逐渐成为媒介与社会的中心, 媒体和受众产生的各种信息生成了内容丰富的大数据, 亦成为当下利用其掌握受众行为的重要依据所在。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廖圣清教授在强调了大数据、公共传播构筑的中国传播研究面临的新环境、新内容的同时, 指出“受众自身形成的大数据, 成为社会计算的重要资源, 成为传播研究中定量研究、准确把握受众及其社会行为、传播效果的重要依据。而这种新型研究数据、资料, 对中国传播研究而言, 调整与机遇并存”。

显然, 在众多学者的讨论中这个问题也得到了不同维度的回应。《现代传播》编辑部主任张国涛博士在以生动的案例向学者们展示4K云电视到来的同时, 以“媒体行业的丛林法则”概念深刻地指出传统电视要想重新回归过去媒体中心的地位, 就必须在建立云电视的基础上以用户使用为中心。还有不少学者立足当下受众心理与信息传播方式的角度, 认为对受众心理的充分研究和掌握将有利于对受众行为的分析, 而其发布、接收、传递信息的行为也将对信息传播效果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由此可见, 对网络海量信息的精确把控和受众行为的科学分析, 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充实网络文化, 填补网络环境中高质量信息的空缺, 更能在大量可用信息中与用户高位嫁接, 重新凝聚碎片化认知, 实现网络社会的华丽转型。

可见, 当前网络化社会处于转型期与发展期并存的攻坚时期, 既面临着网络内容非原创、同质化竞争和版权保护等问题, 也享受着新的传播方式带来的信息便捷与知识扩充。此次传播年会形成的浓厚的学术交流氛围, 为国内外知名学者和青年学子提供了学术对话平台:将当下网络社会置于整个社会大环境中考量, 以社会的网络化发展为最终研究取向, 透过现实语境下新旧媒体力量的博弈, 在展望网络化社会下未来的发展前景的同时, 指出了可能存在的隐忧。正如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范文德教授所言, 当代网络传播渠道的出现与发展彻底改变了原有的新闻传播格局, 同时也使得社会舆论的发展与走向变得更加复杂。

而“不管将来媒介格局如何变化, 国家办的主流媒体占据主流地位的状态恐怕不会有大的变化。无论是从国家长治久安, 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来讲, 都需要主流媒体引导整个社会舆论”[6]。因此, 在相当长的未来的网络化社会中主流媒体占据着一定的话语权。当然, 网络媒体在达到内容原创与满足用户需求的同时, 更需要努力提高自身网络文化、构建当下社会文化。

摘要：网络社会的崛起使得全球媒介更加紧密地融合, 而浸润于中国社会语境下的网络生态环境亦呈现出了不同的现实境况。本文基于中国传播学会2014年年会暨“新世纪的中国传播学”学术研讨会, 尝试以多维度的视角对学者们有关中国传播生态境况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还原式的梳理。并在网络海量信息的精确把控和受众行为的科学分析基础上, 对调整与机遇并存的网络化社会予以未来展望。

关键词：网络化社会,中国语境,发展趋势,会议综述

参考文献

[1]学术对谈:中国、传播与网路社会[J].传播与社会学刊, 2006 (1) .

[2]麦克卢汉.理解媒介[M].何道宽,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127.

[3]喻国明, 苏林森.中国媒介规制的发展、问题与未来方向[J].现代传播, 2010 (1) .

[4]陈力丹, 毛堪文.时空紧张感:新媒体影响生活的另一种后果[J].新闻记者, 2014 (1) .

[5]童星, 罗军.网络社会:一种新的、现实的社会存在方式[J].社会学研究, 2001 (9) .

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 篇10

现在世界经济确实是失衡的状态, 这是由各个国家内部经济结构失衡引起的, 因为国内的经济结构失衡导致了全球性的经济结构失衡。就中国来说, 我觉得有这样几个方面失衡:

第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出口与内需之间的失衡。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和以前的“亚洲四小龙”一样走的都是出口导向的经济, 出口导向的经济有其历史作用, 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成为一个贸易大国, 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 贡献非常大, 但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如果内需跟不上的话, 是没有办法持续的。中国人生产、美国人消费, 中国人存钱、美国人花钱这样一种模式很难持续下去。前段时间美国经济学家霍夫曼到中国来, 他说历史上从来都是富裕国家借钱给穷国家, 没有穷国家借钱给富裕国家的道理。前段时间我去日本开会, 日本朋友说这下子可好了, 美国找到一个付账单的新伙伴, 日本付账单已经付了多少年了。日本人说, 中国继续买美国的国债, 不买也不行, 他会用各种方式来绑架你买下去。日本人说实际上美国人打伊拉克炸弹都是日本人、中国人出的, 美国牺牲掉他们的一些战士, 战争实际上是中国和日本人付的账。这个模式确实是很难维系下去。出口当然很重要, 但是不能花那么大的精力来鼓励出口。

1997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朱镕基总理曾经也是想促进内需, 但是那次因为是亚洲的危机, 不是欧美的危机, 所以来自西方的需求量还是有的, 所以促进内需并不是很成功。这次危机来了以后, 当成很好的一个机会, 有关部门也是用很多的方式继续促进出口, 有出口补贴。我觉得很多方法不是很公平。假设你继续鼓励出口, 就相当于穷的省份补贴富裕的省份, 就相当于贵州补贴广东, 这个没有很多的必要, 应该把重点的力量放在推动内需上, 因为外面已经没有这个需求了, 再这样下去尽管能维持, 花的精力很多, 取得的成效会很少。

第二个不均衡是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不均衡。中国国有部门本来就很大。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后, 中国十大产业, 好多都跑到国有部门去, 现在的“国进民退”, 从历史上看, 这是很大的历史教训。中国一些学术界的讨论, 大家讨论私有化, 我觉得完全的私有化也不现实。中国的国有经济也不仅仅是计划经济的产物, 中国几千年都有国有企业, 几千年都是国家要垄断一些关键的部门, 但问题是, 中国国有企业的边界在哪里。现在国有企业毫无边界, 非国有部门越来越小。许多企业无论是效率还是市场方面都难尽人意, 正因为这样, 中国才需要市场化导向的改革。这是现在一种严重的失衡。本来金融危机是一个机会, 结果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经济结构来说真正变成危机了。

第三是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失衡。现在中国的大企业, 尤其是国有企业越来越大, 但是只是量大, 中小企业现在面临的困境越来越大。改革开放中中小企业对中国的经济贡献非常大, 无论是就业也好, 改善收入分配也好, 都起了很多的作用。任何一个国家来看, 如果要取得比较公平的收入分配只能靠中小型企业, 不能靠大型企业。中国的收入分配越来越糟糕, 就是因为中小企业不够发达。好多人主张国家的二次分配, 我倒觉得如果是一次分配、也就是经济结构一次性分配做不好的话, 二次分配再有效也没有用。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工作的话, 国家再补助他也是很贫穷的。中小企业是创造就业机会的, 在任何国家都这样。从理论上说, 中国还是很重视中小企业, 但是真正的政策支持还是较少。

第四个失衡, 是生产性投资和社会性投资的失衡。中国前面30年的经济改革、经济增长, 就是投资启动的, 都是生产性的投资, 像一些基础设施、制造业, 都是生产性投资。中国的社会性投资, 像社会保险、医疗保障、环保、教育等方面比较少。因为各级政府都是短线投资, 政府官员就说我投资下来三五年要见效果, 社会性的效果不明显, 投资就较少。中国为什么建立不起一个消费型社会, 很多人说中国人不消费。不是说中国人不消费, 而是中国人不敢消费。中国老百姓怎么敢消费, 很多要做预防性储蓄。我觉得如果要建立一个消费型社会就要社会性投资, 就要社会改革, 这个政策方向很对头。社会改革需要很多的钱, 但是为什么有了钱用不出去呢, 这是中国最大的难题, 这里面既得利益太多了, 很多国家社会改革很难, 是因为没钱, 中国的问题是有钱不知道花到哪里去。这次金融危机以后实际上可以把很多钱花到社会性投资上, 不过结果很多还是花到生产性投资上, 这是一大遗憾。只要社会性和生产性投资不平衡, 中国的消费型社会就很难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