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

法律（精选十篇）

法律 篇1

一、法律解释的初衷是让法律更加民主化

法律制定以后能够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是立法宗旨, 但是法律的使用要经过司法者的主观活动, 然后才能很好的得以适用。概括的说, “法律必须经过解释才能适用。”只要有法律, 就有对法律的理解与解释。法律越是解释越具有生命力。越经得起解释的法律才是良好的法律。解释是保持法律活力的重要方式。解释是彰显法律效力的重要形式。因为, 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 有专门性很强的术语和概念, 只有对其进行必要的解释, 才能为社会公众所了解, 所遵循;法律是裁决各类纠纷的准绳和依据, 法律所蕴涵的公平正义精神和价值取向往往需要必要的解释才能昭示;法律是最普遍的行为规则, 但法律所适用的则是各种各样具体的案件, 只有进行必要的解释, 才能使抽象的法律条文适用于具体案件的处理;社会生活是流动的、不断变化的, 而法律是相对稳定的, 为了使相对稳定的法律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 也需要对法律进行必要的解释。

从各个国家看, 在法律不完备的国家, 法律需要解释;但在法律完备、法治化程度的国家, 法律同样需要解释。法律解释的发达往往是法治完备的重要表现形式。解释法律是一门学问。解释法律必须遵循正确的解释规则, 运用正确的解释方法, 采取适当的解释形式, 切实遵守法律内在的逻辑。解释法律是一种能力。正确解释法律, 必须有能力把握法律的精神, 洞悉法律所蕴含的公平正义和价值取向, 熟悉法律出台的背景;全面、系统地把握法律的内容。解释法律是一个良知。解释法律需要人文关怀, 体现法律民主, 解释法律可以调整平衡利益冲突, 解释法律能够体现公正执法、公正司法之心, 可以体现解释者的良知与人格。

二、法律解释不会背离法律民主

尽管法律解释的权力机往往因为强调它的权威性而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究其原因, 一是公民个人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二是组织无法承担法律解释的负面影响责任;三是最高权力机关、最高司法机关往往不直接从事行政执法或者是直接的审判, 从而导致解释者与适用者脱节。

法律解释既是人们日常法律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又是法律实施的一个重要前提。法官依据法律做出一项司法决定之前, 需要合理确定法律固定的含义, 律师在向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要说明法律规定的意义。如孟德斯鸠 (Montesguieu) 认为, “裁判只能是法律的准确解释”, 法官“只不过是法律的代言人, 不过是一些呆板的人物”, 他们要像机械的电脑程序一样, 一边输入事实依据, 另一边输出判决。他们因为忠实执行法律不可能会有任何创造性。在法律解释面前, 法官同样需要恪守规定。法官的“适用”法律活动不能是一种“创造”。这种适用不能简单理解为, 法律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又背离了法律民主, 只是权力机构的代言。

三、法律解释捍卫法律民主

在刑事诉讼规定中, 犯罪嫌疑人也有法律权利, 从而使法律不会伤及无辜。犯罪嫌疑人辩护的权力, 无论是自我辩护还是委托辩护。因为在诉讼法律的明文规定和遵从保障人权的原则。任何人和组织不能任意剥夺犯罪嫌疑人的应有辩护权, 也许犯罪嫌疑人会受到法律责任的追究。但是这种权力应该在审判中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能因为身份的特殊或者具有强势的金钱基础而不受法律的束缚。譬如, 利用金钱或者权利伪造证据, 这种行为使绝对不允许的。

法律解释和法律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 法律遵从的基本原则, 法律解释同样也要保持一致性。譬如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 该原则的思想基础是民主主义与尊重人权主义:民主主义要求, 什么是犯罪, 对犯罪如何处罚, 必须由人民群众决定, 具体表现为由人民群众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来决定。同理法律解释也必须由人民群众选举产生的最高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来做出。当今社会可能和中国古代社会有类似的情况, 人群分成“士农工商”四个群体。就目前的现状来看, 有钱的商人成为很多律师的服务对象, 这些人往往追求自己利益, 误读法律, 他们追求的其实民主其实的就是有钱人所需要、所希望的民主。抛开狭隘的仇富观点, 如果社会的一小部分人如商人的“民主”成为一个社会民主的主要成分、主要力量, 这种“民主”是就不是真正的民主。真正的民主可以使坏人无法恣意横行, 没有真正的民主, 可以是好人无法做好事, 甚至走向反面。实践证明, 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被滥用, 必然导致腐败。权力制约是我国法律的规定, 界定权力之间的关系, 使权力服从法律, 服从民主。

参考文献

[1][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上册) [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

[2]陈斯喜.论立法解释制度的是与非及其他[N].人民日报, 2001-10-12.

[3]陈金钊.哲学解释学与法律解释学[J].现代法学, 2001, (1) .

[4][法]保罗·利科尔.解释学与人文科学[M].陶远华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8.

法律 篇2

【中文摘要】中国原本是一个单法域国家,不存在区际法律冲突,自然也不存在反垄断法的区际冲突。但是,随着中国先后于1997年和1999年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中国将成为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法系、四个法域”的国家。根据中国现行的两个《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关规定,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特别行政区原有的法律制度50年基本不变,这不仅使得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由此产生,而且使得反垄断法区际冲突作为我国区际法律冲突的一种特定情形也由此产生。中国这种包括反垄断法在内的区际法律冲突,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区际法律冲突相比都要复杂得多。因为中国的区际法律冲突既有相同社会制度的区际法律冲突,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区际法律冲突是如此,又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区际法律冲突,中国大陆与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之间的法律冲突即如此。反垄断法区际冲突严重制约着我国不同法域间在反垄断行为方面的协作与互助,也不利于我国两岸三地经济的协同、稳定、健康和快速发展,因此,研究中国反垄断法的区际冲突与协助问题,探寻中国反垄断法区际冲突的解决原则、路径和具体方法,不仅对中国两岸三地经济的协调、...【英文摘要】China originally is a country of one

Territorial Legal Unit.There is no interregional conflict of

laws, also does not exist interregional conflict of antitrust law.But, China including Taiwan will become a country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hree law four jurisdictions, since that China’s resumption of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 and Macau in 1997 and 1999.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of the basic laws of Hong Kong and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don’t implem...【关键词】法律冲突 区际法律冲突 反垄断法 协调

【英文关键词】The Conflict of Laws interregional conflict of laws Anti-monopoly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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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论中国反垄断法的区际冲突与协调4-612-18

Abstract6-7

引言10-1

2中文摘要

一、问题的提出

1.法律

3.(一)反垄断法区际冲突的源起12-1

5冲突的含义12-132.反垄断法律冲突的产生13-1

4反垄断法区际冲突的产生14-15的理论与现实意义15-18现18-24

(二)研究反垄断法区际冲突

二、中国反垄断法区际冲突的主要表

1.(一)反垄断立法方面的区际冲突18-

212.台湾地区合并立法模式

大陆地区分别立法模式1919-20

3.香港、澳门地区分散立法模式20-21(二)反

垄断法司法方面的区际冲突21-22(三)反垄断执法方面的区

际冲突22-24规定22-23机构2323-2424-3424-27

1.大陆和台湾地区对反垄断执法有明确的法律2.香港地区仅在个别行业中单独设立反垄断执法3.澳门地区未明确规定反垄断设立执法机构

三、美国和欧共体解决反垄断法区际冲突的立法与实践(一)美国解决反垄断法区际冲突的立法与实践1.美国区际法律冲突的解决24-2

53.美国反垄断法区际冲突的解决

2.美国反

垄断法概况2525-2727-

31(二)欧共体解决反垄断法区际冲突的立法与实践1.欧共体与成员国之间的关系27-29

2.欧共

体竞争法的产生29-30突与协调30-31经验启示31-34域的垄断行为31-32决竞争的冲突32-34途径34-4234-3635

3.欧共体竞争法与成员国竞争法的冲

(三)美国、欧共体解决反垄断法区际冲突的1.美国——利用宪法性法律制度规制不同法

2.欧共体运用高度统一的一体化进程解

四、中国解决反垄断法区际冲突的原则和

(一)解决反垄断法区际冲突应当遵循的原则1.“一国两制”原则34-3

52.实事求是原则4.尊重公共秩(二)解决反垄断

3.公平对待、平等互利原则35-36

序和保障各法域正常的民商事交往原则36法区际冲突的基本途径36-42际冲突的主要方式36-37想37-3942-43

1.现阶段解决中国反垄断法区2.未来解决反垄断法区际冲突的设

结语

3.个别问题特殊解决39-42参考文献43-46

法律异见也是法律遗产 篇3

2月13日凌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在睡眠中安详辞世。这个以敢于尖刻批评多数意见和流俗观点的少数派和异见者，离开这个世界时却是如此的从容、平静。斯卡利亚是意大利移民的第一代后代，双亲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父亲老斯卡利亚还是一名语言学家。熟悉美国政治生态的人都知道，外来族裔在政治上往往倾向于自由主义，大多是民主党的支持者。然而这种移民身份背景在塑造斯卡利亚的价值取向方面发挥的作用显然远低于他的家庭背景。1986年，斯卡利亚被当时的共和党总统里根任命为大法官，成为第一位意大利裔大法官。就任以后，斯卡利亚近乎偏执的捍卫宪法制定者的意旨，反对灵活变通的解释宪法，反对包括联邦最高法院在内的司法扩张。在诸如废除死刑、堕胎、同性恋和控枪等争议问题上，斯卡利亚都以强硬的反对立场而闻名于世。

在2005年“罗珀诉西蒙斯”案中，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裁定，宪法第八条修正案和第十四条修正案禁止对犯罪时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罪犯判处死刑。斯卡利亚在异议意见中言辞激愤，称多数意见完全是根据自己的主观偏好、选择性的援引外国法律和外国判例来改造美国法律，而法律的改变只能诉诸民主的决策方式，并非民选的九位大法官根本没有这个权力。在2015年“奧贝格费尔诉霍奇斯”案中，最高法院裁定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斯卡利亚在异议意见中毫不留情的讥讽道：“1868年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通过时，每个州都将婚姻定义为一男一女的结合……组成多数的五位大法官，竟然脸不红心不跳地根据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发现了‘基本权利’，而这个所谓的权利，当时所有制定并通过修正案的人根本没有提到过。”

斯卡利亚不仅以他的反对立场闻名，更以他阐述反对立场的方式而著称。或许因为传承了父亲的语言基因，有人评价他“始终屹立于生动阐述的巅峰”。美国著名记者琼·比斯丘皮克曾在《最高法院的“喜剧之王”：安东宁·斯卡利亚大法官传》中这样形容他：“立场保守，却文笔犀利;争强好胜，但逻辑严密;性格狂放，却魅力十足。”斯卡利亚不仅善于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还乐于给其他大法官的判决意见挑错。1991年，哈里·布莱克门大法官就一份判决意见征求斯卡利亚的意见。斯卡利亚洋洋洒洒，把草稿划得面目全非，圈出不少的语法错误。布莱克门大法官是谦谦君子，为此专门致信感谢。可就连这份致谢信也被斯卡利亚圈出了几处的拼写错误。斯卡利亚将对同僚的语言挑错视为一项事业，并声称要“鉴别和扑灭法律文书写作中出现的滥用新词行为”。

在美国的宪法解释传统中向来有两种相互对立的路径。一种力图寻求立法者的原意并严格根据立法原意和字面含义来解释法律;另一种力图寻求立法的目的和价值指向并根据社会发展变化来对法律条文进行弹性、灵活解释。前者的代表有大法官雨果·布莱克，后者的代表有大法官本杰明·N·卡多佐。斯卡利亚毫无疑问属于后者。如果用“文明进步”的政治标准来界定，斯卡利亚的绝大多数意见都是“保守的”、“落后的”甚至“僵化的”、“不合时宜”的。然而在社会的急速变革中，在价值观的多元裂变中，“固执己见的少数”、“教条刻板的原旨主义者”更显珍贵和伟大。美国宪法之所以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宪法，离不开斯卡利亚这样终其一生奉宪法文本如同圣经的坚守者。虽然斯卡利亚的法律意见很少成为最终的判决意见，但他三十年坚持撰写少数意见的历史才是美国司法不可或缺的内容。而这，或许正是斯卡利亚最大的法律遗产。

解读法律理性与法律教育 篇4

一、理性分析法律教育理性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在法律理性中法律教育成为了非常重要的内容, 弱视法律教育缺失, 那么法律理性也会失去基础, 没有存在价值, 若是没有法律教育那么法律理性便会缺失沟通机制。法律教育的理性指的是在进行法学教育的时候, 应该将法律教育的目标、方法以及内容等理性化情况。法律教育与理性化则是将法律教育方法、法律教育内容以及法律教育的任务结合在一起, 将法律教育的功能真正的发挥出来[1]。

在法律教育中, 教育理性和法律理性其他部分之间的联系比较紧密, 并且在进行法律教育的时候, 也将法律理性渗透了进去, 并且也通过不同的方法来对法律知识进行教育, 不断的推动法律理性的深入和发展。

二、在法律教育中培养法律理性的教学手段

在法律教育的时候, 培养法律理性必须根据需要将多重教育方法运用进去, 从而更好的对学生的法律理性进行培养。

(一) 课堂讲授法

在大陆法系国家中, 课堂讲授法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办法, 这和大陆法系法律之间存在明显的内在一致性, 课堂讲授法能够将体系和概念二者很好的传递给学生, 不断的提高实际课堂教学效率。此外, 在社会科学理性中, 法律理性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将课堂讲授利用进去也是做好法律教学的一个重要手段。此外, 就大陆法系而言, 法律理性建构性体系比较明显, 这也给课堂授课更好的进行提供了方便。课堂讲授能够帮助学生更好的例会法律理性的相关内容。所以, 我们必须真正的认识到课堂讲授的重要性。课堂讲授教学能够很好的帮助法律理性更好的传播, 但是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学生本身的主体地位, 学生在学习的时候, 比较被动, 往往是听老师讲课, 很难参与到课堂教学中去, 这会导致课堂教学比较沉闷, 教学效果也比较差[2]。

(二) 案例接学法

案例教学法指的是在进行课堂教学的时候, 将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使用进去。老师可以通过分析案例的手段, 帮助学生了解案例发展的脉络, 以及解决这个案例的思路和方法, 这样能够帮助学生更好的了解典型案例解决的思路, 从而能够很好的解决类似的问题。通过案例教学能够更好的对普通的法律课堂讲授进行辅助, 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课堂教学的效率。我国在进行案例教学的时候, 使用的案例一般都是根据教材的内容和顺序来编写的, 选择的案例能够很好的将涉及的法则说明出来, 将案例使用进去, 来讲知识传授给学生, 能够缓解以往那种知识灌输的方法。课堂讲授法和案例教学本身的属性是相同的, 就是在课堂上讲授相关的法律理论知识, 但是案例教学法能够很好的活跃课堂教学的氛围。虽然, 案例教学法能够让课堂氛围更加的活跃, 但是这种办法无法很好的提高学生法律人本身的理性能力, 所以, 老师必须正确的认识案例教学法, 不能够对这种办法过度的推崇, 应该根据需要和计划来对教学方法进行合理的安排, 并将其运用到法律教学中去, 切实提高法律教学的效率, 提高法律人本身的理性能力。

(三) 诊所法律教育

诊所法律教育这种方式是在案例教学法应用以及案例教学法批判的过程中, 逐步出现的一种法律教育手段。这种教学方法需要在学院中进行法律诊所的设置, 每个诊所中应该设置一名老师, 老师应该有意识的指导学生进行当地真实诉讼案件的代理, 这样能够让学生更好的参与到法律实践活动中去, 学生能够更好的了解怎样和当事人会面、怎样和案件的代理人打交道、怎样更好的参与到社会制度谈判中去。这种法律教育手段很好的挑战了以往的教学方法, 比如说课堂讲授法和案例教学法, 这种方法在学生理性培养的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学生能够给通过案件的处理来更好的巩固课堂教学的时候学到的法律知识, 与此同时, 还能够很好的提高学生实际问题解决的能力, 提高自身的职业素养、提高自身的道德标准, 全面的提高学生各方面素质, 推动我国法律教育更好的进行。

三、结语

在法律人理性培养和法律理性完善的时候, 法律教育是重要的手段, 进行法律教学也是对学生本身的法律理性进行培养的重要手段, 而法律理性本身便具备多重性的特点, 这也决定了法律教学培养应该多样化, 教学手段不同, 学生的各方面能力培养也有一定的不同。而法律教育能够让社会发展更加的完善, 也是提高学生法律理性的重要手段, 这便需要在法律理性环境中进行法律教育的渗透, 推动法律教学改革更好的进行。

摘要：在法律教育中, 理性教育是非常重要的部分。法律理性主要包含了法律人、法律教育以及法律的理性。法律教育问题比较复杂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在于法律理性的多重性。在进行法律教育的时候, 必须重视学生法律理性的培养, 将各种手段运用进去, 提高法律人的理性。

关键词：法律教育,法律理性,教育手段

参考文献

[1]孙桂燕.法律理性中的法律教育分析与研究[J].赤峰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13 (16) :244-245.

法律专业法律论文 篇5

多实行强制排除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法律明确规定通过非法程序获取的证据作为一般性原则应当予以排除，同时又以例外的形式对不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情况加以严格限定，法官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基本上要依据法律的规定。

美国实行的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对于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将自动被排除或导致证据不可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范围涵盖四种法律实施官员进行的非法行为：(1)非法搜查和扣押;(2)违反第五条或六条获得的供述法律专业毕业论文范文;(3)违反第五条或六条获得人身识别的证言;(4)“震撼良心”的警察取证方法。[2]这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种价值理念：

宠物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价值探讨 篇6

关键词:宠物;法律地位;法律价值

《反虐待动物法(专家建议稿)》(下面简称“《反虐待动物法》”)出台不久,引来许多争议,尤其是禁止吃猫肉狗肉条文,本文就宠物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价值分两部分探讨如下:

一、宠物的法律地位

(一)宠物的法律地位是物

若宠物的法律地位是物[1],那么宠物就是公民的物质财产之一。现实中许多宠物爱好者遇到的难题,在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基本可以解决他们的需求——有法可依。

宠物被盗的,则贼人触犯了盗窃罪;出售有毒成分的动物肉制品,则经营者触犯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虐待他人宠物的,则虐待者触犯了故意毁坏财物罪;故意传播虐待动物影像图片的媒体或个人,冲击了社会的道德底线,则传播者违反了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至于某些地方政府,大规模粗暴杀狗的行为,也可追究卫生防疫等部门的行政责任,其根本原因是当地卫生防疫和兽医防疫部门未能尽职做好狂犬病的科学宣传和动物疫苗注射的行政职责,导致当地政府迫于无奈只好亡羊补牢了来个急招“一刀切”了。

当然不可否认,现有法律的局限性,就如:公开虐待自家或者无主的猫狗,则虐待者只能受到社会公众的道德谴责,虽然他们要面临着社会形象下降的危险,但这样仍然让公众不满意,于是乎就有了《反虐待动物法》出台的背景。

(二)宠物的法律地位是生命

如果把宠物的法律地位当生命看待,那么操作起来就很困难。因为要贯彻一个宗旨:有益动物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好比养宠物猪的人因为对猪的爱很特别,而要求民众不要吃猪肉,相信大部分人不同意,那么把猫狗作宠物养的人要求大家不要吃猫肉、狗肉,别人为何要就范呢?或许有人认为猫狗与猪的法律地位有高低的区别:猫狗为贵、猪为贱。可试想一下,中国人最重视的汉字“家”里头的宝盖头下面可不是“犬”。这里不是要宣扬“豕”贵“犬”贱。其实每种有益动物有其社会功能,但社会功能的差别,并不影响其法律地位的平等。就如环卫工人和大学教授一样,谁贵谁贱呢?

毕竟动物不能以革命者的身份来反抗虐待自己的人类,只能依靠有仁爱慈善之心的人类给动物立这部法律。只可惜我们对动物世界的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研究的不透彻,终究所以是我们人类科技发展未达到能通晓动物的语言,既然不能知晓动物之心思,又谈何尊重动物呢?家中有一母犬,它愿意被你栓着,还是愿意被你关在屋里?到它出嫁之时,你如何尊重它的恋爱自由?笔者认为有一两招可让大家借鉴,第一招是组织公犬来个擂台比武招亲;第二招是让母犬抛绣球自择良缘。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毕竟连人类的择偶也存在局限性啊?在尊重母犬的同时,也要考虑公犬的择偶权。这一切林林总总蜂拥而至荒诞之怪事,若用法律规范之,确是对现有人类法律的儿戏化、娱乐化[2]。

法律具有实践性,可操作性,总的来说,科技发展之局限性,也是法律的局限性。因此,现在要求法律面前有益动物一律平等是不现实的。

二、宠物的法律价值

既然《反虐待动物法(专家建议稿)》中禁止吃猫狗肉条文是不能够从生命平等的角度去考量,那么出台该条文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该条文是起草者根据个人喜恶表现出来的法律价值。对“聪明伶俐,通人性”的猫狗的喜好程度比对“愚蠢丑陋、脏乱差”的猪牛羊的要高。但,最大的虐待莫过于杀害[3],没有任何一种动物天生就是必然任人屠宰的;最大的尊重就是自由平等,没有任何一种动物天生就是必然被限制自由作宠物供人玩弄的。在仿佛是由人类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社会中,“一边吃着猪牛羊肉,一边喊着要反虐待动物的口号。”与“一边把珍贵的宠物紧紧栓牢在手中,一边喊着要爱护动物的口号。”其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非要依靠个人的喜恶把偏爱和藐视写进法律中,那就是大大的伪善。

我们回到《反虐待动物法》中,撇开该法的所有瑕疵,抛开所有反对意见,直面其立法宗旨:“善待动物的同时,也是善待人类自己本身”。不能否认在离不开合理利用动物的现实中,这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要提倡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我国经济科技发展限制下,宠物的法律地位是物;它的法律价值是既用之,则爱之。

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的本质 篇7

目前学界关于法律解释的概念的认识不甚统一, 主要原因在于对法律解释的主体、范围等问题上存在争议。梁慧星老师认为, 法律解释分为广义的法律解释和狭义的法律解释。广义的法律解释是指从法律规范的探寻即找法开始直到可以Subsumtion (Subsumtion通常译为归摄或涵摄, 指将待决案件事实置诸于法律规范构成要件之下, 以获得特定结论的一种逻辑思维过程) 进行三段论推演之前的整个活动过程;狭义的法律解释是指确定法律规范意义内容的作业。换言之, 广义法律解释包括狭义法律解释、漏洞补充和价值补充。笔者认为, 采取广义的法律解释的定义是适当的, 法律解释应该是指一定主体为了适用法律而依据一定的标准和方法对特定的法律条文的内涵进行确定的过程, 也包括没有法律条文时进行的漏洞补充和价值补充。

二、法律解释贯穿于法律运行的全过程

笔者认为可以把法律运行的过程划分为三个部分:立法、法律适用和对法律适用的结果进行评价、反思。

在立法过程中, 立法者必须考虑到法律解释的问题。立法者必须保持法律条文间逻辑上的一致性和连贯性, 并且尽可能地力求法律用语的精确和妥当。为了验证法律条文间逻辑上是否保持一致性和连贯性以及法律用语是否精确和妥当, 立法者在将法律颁布之前必然会检验自己所制定的法律。检验的方法就是预设一种情况, 然后适用自己所制定的法律。而在这一过程中, 必然存在法律解释的问题。如果能顺利地运用法律解释适用法律并产生良好的效果, 则该法律就制定得良好;如果在适用法律时产生无法进行法律解释、进行法律解释产生争议且争议各方都有充分的理由或者通过法律解释适用法律不能产生良好的效果等情况, 则说明该法制定得不好, 需要修改。此时, 法律解释就如同验收“产品”质量合格与否的工具。

法律的适用也离不开法律解释。法律适用的前提是寻找所要适用的法律。寻找所要适用的法律可能产生三种情况: (1) 有法律条文, 但仍需要确定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法律条文的内容及性质, 需要明确其构成要件和类型; (2) 没有法律条文, 需要法官创设一定的规则进行法律漏洞补充; (3) 虽有法律条文的规定, 但有不确定的概念, 需要进行价值补充。在以上三种情况下, 都需要进行法律解释。对此, 下文中还将详细论述。

在对法律适用的结果进行评价和反思的过程中, 法律解释起着重要的作用。人们对法律适用的结果进行评价和反思主要是针对法律适用的结果不好的情形。在对法律适用的结果不好的情形进行评价和反思时, 人们首先需要对法律条文本身制定得是否良好进行评价和反思。这分为两种情形: (1) 法律条文本身制定得良好。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必然会反思法律适用的环节中存在的问题。除去司法腐败的因素之外, 主要的问题就在于法律解释的不当。 (2) 法律本身制定得不当。在这种情况下, 在法律条文修改之前, 必须借助法律解释的手段对法律条文进行合理的解释, 以避免不好的法律适用结果的再次发生。因此, 法律解释是对法律适用的结果进行评价和反思这一过程的重要内容。

综上可见, 法律解释贯穿于法律运行的全过程。其中, 法律解释与法律适用的关系更加紧密。下文中, 笔者将重点探讨法律解释与法律适用的关系。

三、法律解释与法律适用的关系

(一) 法律解释是适用法律之必需

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的前提和必要条件。首先, 法律本身具有多义性和模糊性, 必须进行法律解释。其次, 社会生活具有复杂性。要适应复杂的社会, 法律必须进过解释。最后, 法律一旦制定就固定下来了, 而社会生活却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法律与社会生活之间经常存在脱钩的情况, 法律总是相对滞后的。但是如果频繁地修改法律来适应社会的发展, 那么既破坏了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也是很不经济的。而法律解释则不然。法律解释在不改变法律条文的前提下, 对法律条文的内涵进行合理化处理, 不断地充实和丰富法律条文的内涵, 使得法律条文更具有韧性和适应性, 使得法律条文在适用时尽可能地与社会发展协调一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人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有着巨大的变化。例如, 改革开放前人们对于离婚普遍持否定态度, 即使婚姻关系的双方都自愿离婚, 也会有很多的亲戚、朋友、工作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来劝阻, 力图挽救这已“死亡”的婚姻。结果往往是当事人迫于各方的压力, 不得不维护“徒有虚表”、毫无感情可言的婚姻, 只能在“围城”中痛苦地终老一生。即使成功地离了婚, 提出离婚者 (主要是男方) 也要承受巨大的舆论。而现在, 人们已普遍接受了结婚自由、离婚也自由的观念, “闪婚”、“闪离”的事情亦不鲜见。人们对离婚越来越宽容。以上仅是一个例子, 由此可见, 公序良俗原则的内涵也有巨大的变化。在适用公序良俗原则时, 必须注意采用合理的法律解释方法使该原则的内涵符合社会的发展变化。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时, 也需要做到这一点。

(二) 法律适用是法律解释的归宿

法律解释依据不同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如依解释的主体不同, 可以分为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学理解释;依解释的方法不同, 可以分为文义解释、论理解释、比较解释、体系解释、立法解释、扩张解释、限制解释、当然解释、合宪解释和社会学解释等。但是, 不管是哪一类解释, 无论是学者的解释, 还是立法机关或司法机关的解释, 无论是采用文义解释、还是体系解释等其他解释方法, 其目的都是为了适用法律。很难想象, 离开了法律适用, 法律解释还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从上文的分析中, 我们可以看出法律解释对法律适用的重要性, 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也是紧密相关的。因此, 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的本质。我们在适用法律时必须重视法律解释。

摘要：法律解释贯穿于法律运行的全过程, 不仅存在于立法过程, 还存在于法律适用和对法律适用的结果进行评价、反思的过程。其中, 法律解释与法律适用的关系最为紧密。法律解释是适用法律之必需, 同时, 法律适用也是法律解释的归宿。因此, 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的本质。

关键词：法律解释,法律适用,本质

参考文献

越南经贸法律环境和法律风险研究 篇8

一、越南经贸法律环境

1. 越南对外贸易法律制度

在对外贸易法律制度方面, 《越南贸易法》规范了越南的经济贸易活动, 对贸易主体、贸易中介与委托代理制度、商贸制裁、商业贸易国家管理制度等内容作出了规定, 允许外资在越南设立外贸代理机构。越南为了保护本国产业特别是优势产业的发展, 2004年1月开始实施《越南对进口商品反倾销法令》。根据该项法令, 越南把别国低于正常价格在越南销售的商品视为倾销商品, 并针对倾销商品征收反倾销税。2004年8月20日, 越南国会批准了《越南进口商品反补贴管理规定》, 规定了反补贴措施及其应用, 以及为应用反补贴措施开展调查的手续和内容。

2. 越南对外投资法律制度

新《越南投资法》于2006年7月1日生效。该法中值得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1) 出资比例方面。越南允许外国投资者对其在越南设立的企业投入100%资本, 但是对于有些行业, 外商投资比例有严格的限制。如在国内股份公司中, 外资最高持股比例为30%;在外资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中, 外资比例不得超过49%;若设立合资银行, 外资比例不得超过50%;多方参加的合资企业, 越方在法定资本中的最低出资比例由越南政府决定。 (2) 出资方式方面。越南法律规定, 合资企业外方投入的法定资本可以是在越南投资所得的外币或越南盾;设备、机械、厂房和其他建筑工程;工业产权价值、专有技术、工艺规程和技术服务。 (3) 组织形式方面。越南允许外国投资者在越南设立外商独资、合资或合作企业, 允许外商实行合并、收购、重组、BOT、BT等合作方式。但是, 越南对限制投资领域的企业组织形式有严格的限制性规定。对于以下领域, 越南政府只允许外方以合作经营合同方式进行投资:提供电信业务服务;从事国内国际邮件收发业务经营;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经营;油气、稀缺矿产开采、加工;空运、铁路、海运;公共客车运输;港口、机场建设 (BOT、BTO、BT等投资项目不在此限) 。在钢铁、水泥、煤炭工业领域, 越南政府只允许外商以合资或者合作经营方式进行投资。一些重要和大型矿产开采项目, 只允许以合资方式进行合作, 并且必须由越方控股。如2005年10月, 越南政府做出规定, 对于年产100万吨氧化铝以上规模的项目, 以及2010年后设立的铝冶炼项目, 将与外商合资建设, 但必须由越方控股。 (4) 鼓励、限制和禁止外商投资的领域。越南鼓励外商投资的领域有:利用先进技术的加工制造业;科学研究与开发项目;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项目等。越南限制外商投资的领域有:电信业、邮电业;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经营;油气、稀贵矿产开采、加工;公共客车运输;港口、机场建设;包装品、货物商标印制;纺织服装、皮革印制;造林业 (外国投资者用间接方式以资金、种子、技术、化肥形式出资, 通过越南的单位和个人获政府批准交付、出租的生产林和防护林地并按合同包销产品的投资项目不在此限) ;工业炸药生产;旅游、咨询服务 (技术咨询不在此限) ;乳制品生产与加工;植物油、蔗糖生产;木材加工 (使用进口木材的项目不在此限) 进出口业务;国内营销业务及远海海产品捕捞。国家禁止外商投资的领域有:对国家安全、国防及公共利益有害的投资项目;损害越南历史古迹、文化、传统、风俗的投资项目;损害生态环境的投资项目;处理从国外输入有毒废料投资项目;生产有毒化学品的投资项目, 或使用国际条约禁止的毒素的投资项目。

3. 越南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机制

越南政府与中国政府1992年12月签署了《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 1994年11月签署了《关于成立经济、贸易合作委员会的协定》, 1995年5月签署了《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2006年11月签署了《关于扩大和深化双边经贸合作的协定》。这些重要协议的签署为中越双边经贸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云南作为中国与越南重要的接壤省份, 与越南建立了云南———越北合作机制。该机制包括了云南与越南北部四省经济协商会议制度, 以及“两廊一圈”合作协定。云南———越北合作机制的建立, 为昆河经济走廊建设提供了法律框架基础, 便于经济走廊区域内各省市主动开展双边合作。

4. 越南经贸法律环境存在的问题

越南自1986年实行革新开放政策以来, 政治和社会一直保持稳定, 国际和周边环境良好, 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外资政策比较宽松, 投资环境不断改善, 市场潜力和发展空间较大, 贸易投资机会多。但外商在申请办理投资项目和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越南的法律体系尚待健全。在投资领域仍然存在着“投资规定”与投资事实的差异。二是吸引外资政策不够透明, 操作性不强。三是投资准入经营壁垒较多, 许可程序仍然是一个严格、费时的过程。办理投资项目申请手续繁琐, 审批周期长, 有的项目申请领照时间长达几个月, 甚至半年或更长。另根据规定, 企业聘用外国劳工也有比较严格的限制 (不得超过企业现有总人数的3%, 最多不能超过50人) 。

二、在越南的贸易、投资、合作的法律风险

1. 疏于审查买方信用的风险

在对外贸易中, 有的国内企业为抢订单、抓商机, 对于买方的资信情况往往疏于审查或来不及调查就签约、发货, 在货物交付后, 有的境外买方一方面以货物质量问题或卖方履行瑕疵为借口拒付货款, 另一方面通过转移资产, 让买方公司变成“空壳公司”, 达到逃避合同付款义务的目的。即便我国供应商获得法院胜诉判决, 境外买方已无任何财产可供执行。还有的境外买方通过赊销方式, 在短时间内, 从供应商处大量采购, 之后, 将货物在当地市场低价倾销以获利, 对于应当支付给供应商的货款却找各种理由迟迟不付。

2. 信用证诈骗的风险

大量案例表明, 许多诈骗都与我们通常认为相对安全的信用证或跟单托收有关。因为如果没有貌似安全、可靠的支付形式, 诈骗者难以得到我国出口商的信任。信用证一旦开出, 便与基础贸易合同相分离, 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 只要出口商提交的单证相符、单单相符, 开证行就付款。常见的信用证诈骗方式是, 约定很短的信用证有效期, 买方与承运人串通, 迟迟不装货, 直至信用证过期后, 骗取卖方保证金。

实践中还有很多境外买方人为地设置“软条款”等陷阱以拒付货款。软条款信用证俗称“开口信用证”, 指进口商在银行申请开证明, 加列各种限制性条款。“开口信用证”一般要求受益人议付货款时, 除提供贸易合同规定的单据外, 还需要提供信用证加列的结汇单据, 而这些单据是受益人无法通过自己的履约行为获得的, 其有效性受到买方或第三方行为的制约, 买方或第三方有意不予配合, 导致受益人在交单时遭遇重重阻碍, 开证行最终以存在“不符点”为由, “合理”地拒付货款。

3. 商品品质瑕疵的风险

在国际贸易中, 货物品质的瑕疵担保义务是卖方应承担的基本合同义务, 因产品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 可能导致买方退货。出口企业只有严把质量关, 才能在国际贸易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2006年, 云南省某公司与越南某公司签定了出口大葱的合同, 合同付款方式为付款交单。双方在合同中特别约定合同条件为:“产品质量必须符合越南食品法规”。该批货物到达越南后, 越南某公司即委托越南官方检验机构对该批货物进行农残检验, 发现该批货物所含杀虫剂甲胺磷明显过量, 不符合越南食品法规。越南某公司将该批货物退还给云南省某公司, 要求退还货款并赔偿损失。后云南省某公司在我国法院提起诉讼, 但最终败诉, 法院判决云南省某公司赔偿越南某公司20余万元。

4. 知识产权侵权的风险

近年来, 我国著名、驰名商标在国外纷纷遭遇抢注。云南省大部分企业没有进行境外知识产权注册, 知识产权保护、运用与管理的意识不强。

云南999电池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三九牌系列电池凭借良好的质量行销东南亚市场。仅2001年到2003年期间, 从西双版纳勐腊口岸出口到老挝的三九牌电池就达到7251.42万只, 出口创汇达415.9万美元。但2004年, 老挝财政部海关司致电老挝南塔省、波乔省、乌多姆赛省和丰沙里省海关, 要求海关严格控制三九牌电池进入, 严禁零售商进口云南999电池股份有限公司的三九牌电池产品。在维权过程中, 云南999电池股份有限公司才发现:原来是中国某企业到老挝对“999”商标进行了抢注, 并申请了知识产权备案。虽然此前云南999电池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商标注册马德里协定》对三九牌进行了国际注册, 但由于老挝不是《商标注册马德里协定》成员国, 故不受该协定约束。由于商标被抢注, 云南999电池股份公司成了知识产权的侵权人, 其出口老挝之路严重受阻, 之前在老挝市场的各项投入无法收回。

5. 疏于审查境外合作方信用的风险

有的企业在对外投资时缺乏科学合理的决策程序和机制, 盲目、草率投资, 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

2007年中国某化妆品公司与越南某化妆品公司签定了一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合同规定, 双方投资组成合作经营企业某化妆品公司, 合作期限为10年, 合作企业注册资本为100万元, 中方投资70万元, 越方投资30万元。中方按约定汇款35万元作为中方应承担的货币出资, 还将专用技术和先进设备移交越方, 而越方除寄过货物发票和装运提单外不再与中方联系。待中方察觉有问题时, 越方的所有人员均无法联系和查找到。事后经调查得知, 越南某化妆品公司只是一个拥有4万元注册资本的小公司, 完全无能力履行其在合作经营合同中所承诺的义务, 其所提供的购买设备的发票及装船提单均是伪造的。越方早已携款逃之夭夭, 再无音讯, 中方因为自己的不谨慎而吞食苦果。

6. 行政机关执法随意性大的风险

越南行政机关执法随意性大、办事效率低下的问题突出。

云南省某企业在越南投资兴建了一个化工厂, 工厂投产后效益良好, 但当地行政部门频繁地以检查偷漏税、走私、安全、劳工待遇等为名, 搜查该企业, 动辄处以高额罚款, 企业遭受了巨大损失。

7. 东道国政府违约导致的风险

越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市场运行缺乏规范, 加之银行资本金有限, 外汇储备水平低, 造成信用机制脆弱。目前越南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 其对外资的需要是巨大的, 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 往往许诺给外商投资企业优惠的条件, 如便宜的土地价格、宽松的环保要求、减免或者返还税款等。然而, 这些“土政策”往往违反了其国家法律的规定, 或者超越了地方政府应有的权限, 如果我国企业盲目听信, 很容易步入陷阱。一旦投资到位, 开始产出效益, 当地政府往往以各种名义取消当初的优惠政策, 或是在政府领导变更后, 新官不理旧账, 以种种理由对上一届领导给出的承诺不予认可。优惠政策的取消使得我方投资效益减少, 但不少企业为了继续生存, 也只好忍气吞声。

8. 隐名投资的法律风险

遵守外资准入产业政策是外商投资的一项基本原则, 各国都有禁止或限制外资涉足的领域, 如越南将自然资源的考察、寻找、勘探、开采作为限制投资领域。在实践中, 有的中方企业为达到规避投资东道国对外商投资企业的限制, 往往采取隐名投资的方式进行投资, 即在东道国寻找代理人并与其签订协议, 约定资金、技术完全来源于中方实际投资人 (隐名股东) , 但以东道国代理人 (显名股东) 的名义进行公司注册。隐名投资风险是很大的, 主要体现在: (1) 由于东道国法律规定股东身份采取登记制, 故在实践中经常发生显名股东在公司盈利后见利忘义, 假戏真做, 使隐名股东失去对公司的实际控制。 (2) 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的协议有可能因违反东道国强制性法律规定被司法机关认定无效。

9. 违反劳动力限制的风险

在对越南的工程承包中, 中方企业一般都认为东道国劳工比较懒惰, 故乐于使用中国劳工, 不愿意使用东道国劳工。但越南对在建工程中外籍劳工的雇佣比例是有限制的, 如果超过比例会被处以罚款。还有些中国企业在外派劳务时, 不遵守相关法律, 没有通过正规途径办理护照及签证手续, 由于无相关出入境手续, 不能在当地办理居留证等合法居留、就业的证件, 被东道国劳动、警察部门发现后, 往往面临被处罚和驱逐出境的风险。

2002年, 我国某公司中标越南的水利项目, 合同总金额1亿美元。由于我国某公司过多使用我国劳工, 使用当地雇工的数量达不到越南法律要求, 引发当地工会组织的不满, 该项目多次出现工人罢工事件, 严重影响了工程进度, 使工程不能按时完工。越南工会的力量比较强大, 针对中资企业的罢工、停工事件曾有发生, 这不仅有中资企业内部管理、员工待遇的原因, 也与越南人对中国人的感情比较复杂有关, 更直接的原因是中国投资者没有严格执行越南的劳动法律制度。

综上所述, 我国企业“走出去”开展经贸、合作和投资前要通过实地考察、专家咨询等方式, 对越南的经济发展状况、政局稳定情况和优惠政策进行综合评估, 在投资过程中也应运用信用风险管理手段降低对外投资风险。由于外经贸风险的复杂性、多变性, 企业单纯依靠自身的风险管理措施进行风险防范, 效果是有限的, 在企业完善自身风险管理制度的同时, 需要政府和相关组织加大协调和支持力度, 多头并举, 共同预防外经贸法律风险。

参考文献

[1]http://www.cattc.org.cn/policy_109.html, 2015-1-21.

[2]王义明主编.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经济贸易法律选编[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3]戴春宁.中国对外投资项目案例分析[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4]陈元智.中国对越南的投资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D].对外经贸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解析法律文化比较与法律翻译 篇9

(一) 法理观念的不同

法自然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法理观念, 这种观念主要是指以自然当中固有的一些规律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法则, 其具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 天人合一。这是我国古代人们一直追求的最高理想, 其在先秦时期便已经形成, 该理念认为人属于自然界中的一部分, 与整个大自然浑然一体, 并不存在你我之分, 简单来讲人与自然是不能分割的整体, 是和谐统一的并非相互对立的。人们生活在天的秩序当中, 天的法则便是人们应当遵守的法则, 人们没有理由也根本没有任何必要自行建立法律。其二, 理论即自然。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化长河中, 自然的本质并非是理性而是伦理, 简单来讲就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宗法伦理。可以说伦理本身就是人的理性或是人的本质, 也是人的自然, 所谓的法自然也可以理解为法伦理。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还有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五常等都是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制度, 而在制度中无不体现出了伦理的身影, 确切的说是家庭伦理。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以后, 由新政府制订的第一部法律并非是人们熟知的宪法, 而是婚姻法, 由此可见, 家庭伦理思想在中国文化中有着何等重要的地位。

西方的法律文化所遵从的理念则是自然法, 该理念由两大核心贯穿始终。其一是西方文化强调人应当征服自然, 并在不断改造自然中获得生存和发展, 这与中国文化倡导的人应当从属于自然完全能不同。简单来讲, 西方文化在根源上已经超脱出自然并完全独立于自然之外;其二, 西方文化认为理性才是自然, 而中国文化则认为伦理才是自然。所以理性的法律在西方国家又被称之为自然法。从中西方法律文化的理念中可以看出, 两者存在较大的差异。

(二) 法本位不同

法的核心是权利和义务, 其也是法学的中心范畴, 一般情况下法律生活中的所有问题全部都可以归结为权利和义务方面的问题。权利和义务是法律规范的构成要素及核心内容, 而法律责任则是由于违反了法律规定的义务而引起的。同时权利和义务贯穿于法的所有部门, 如宪法规定的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制度, 变相来讲就是确认和规定社会基本力量在国家生活中的具体权利和义务, 并以此为基础规定了相应的职责和职权。由于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 从而使得自古以来国人们都是靠天吃饭, 而与中国人不同西方人一直一来都是靠海吃饭的, 西方文明起源于希腊群岛, 这就相当于中国人眼中的天。

二、以中西方法律文化为背景的法律翻译策略

(一) 中西方法律文化的重叠对应及翻译技巧

这里所指的重叠对应即中西方法律文化之间的功能对应物呈交叉状态。简单来讲, 就是在交叉中只有一部分是互相重合的, 在这一前提下, 想要准确译出原文的意思就要求译者应当尽可能详尽, 并进行相应地扩展, 必然翻译出来的文本便会给人们一种无法理解的感觉。例如, 法治与人治的概念和翻译方法。但凡是倡导人治的思想家基本都是坚持人性本善的理念的, 而提倡法治的学者一般都认为人性本恶。中国传统的哲学可以说是一种人生哲学, 换个角度讲也可将其看作是求善的哲学, 正因如此, 中国社会一直以来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这就使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法治。西方主要提倡的是性恶论和法治, 并且西方的人治也与中国的人治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以西方国家而言, 他们倡导的人治是以追求正义与平等为目标, 而中国的到人治则是道德人格和维护宗教制度为目标;西方的法治则主要是强调保护人们的权利并对行政权利进行相应地限制, 中国的法治则是用来强调法律的一种工具。然而, 西方国家遵从的人治与中国的人治却也在某些方面上有着相通之处, 中西方国家基本上都是以人性论作为治国依据, 两者都比较重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 他们全都认为法律应当符合道德规范要求的标准。通过以上分析可知, 虽然在中西方国家眼中法治与人治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外延, 但是某些方面却是相通的, 这就要求在翻译中必须慎重。

(二) 中西方法律文化当中的零对应及翻译技巧

虽然中西方的法律文化在某些方面是相通的, 但是因为历史背景、法律制度以及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原因, 有使得中西方的法律文化各具特色、各不相同, 这样一来难免会使一些法律翻译中找不到相互间的功能对应物, 这种情况就是所谓的零对应。在西方国家的法律中正义是最高的司法标准, 而中国法律中却将无刑事责任作为最高的司法标准。而在这种法律文化的背景下, 便会是翻译失去应有的参照物, 从而导致翻译出现困难。例如, 西方国家的judicial independence (司法独立) 、system of separation of powers into legislative, executive and judicial division (三权独立) 以及parity of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权责平衡) 等等。同时在翻译过程中还有一些经常容易发生错误的问题, 较为典型的是繁琐的法律条文, 这就需要在翻译过程中进行相应地调整, 有些时候还需要采取一些必要的文学翻译手法来进行, 这样才能使一问你更加准确。

(三) 中西方法律文化中的间接对应及翻译技巧

所谓的间接对应具体是指在法律翻译实践中, 某一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未必相吻合, 但两者之间却存在一定的相似值。例如, 对权利的认识。西方人一般将权利分为以下三个层次:即既然权利、法律权利以及道德权利。而在中国的法律文化中, 也可以找出与这三种权利相对应的价值观。这样便可按照相对应的情况进行翻译, 这种翻译虽然在内涵有所差异, 但其外延却是基本相同的。又如, 对法制的理解和翻译。法制的全称是法律制度, 这是从狭义的角度上讲, 若是从广义的角度上讲, 法制又大于法律制度, 也就是说将法制一律翻译成legal system显然是不准确和不恰当的。

参考文献

[1]苏丽.中英法律文化比较下看程序优先原则在中国的适用[J].法制与社会.2010 (6) .[1]苏丽.中英法律文化比较下看程序优先原则在中国的适用[J].法制与社会.2010 (6) .

[2]左宇思.法社会学视野下的中西方法律文化比较——以影片《刮痧》为例[J].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学报.2012 (3) .[2]左宇思.法社会学视野下的中西方法律文化比较——以影片《刮痧》为例[J].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学报.2012 (3) .

[3]王晓峰.试析中国传统法律刑事化之成因——从中西法律文化比较之角度切入[J].贵州文史丛刊.2011 (2) .[3]王晓峰.试析中国传统法律刑事化之成因——从中西法律文化比较之角度切入[J].贵州文史丛刊.2011 (2) .

[4]杨力.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律文化转换与法律秩序重建[J].海南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 (10) .[4]杨力.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律文化转换与法律秩序重建[J].海南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 (10) .

论高职法律专业法律语言教育 篇10

高职法律专业法律语言教育的培养目标, 是指通过法律语言教育使学生在法律语言知识理论和技能方面应达到的基本要求, 高职法律专业法律语言的培养目标应当由高等教育和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决定, 按照我国高等教育法第四条和第五条的规定, 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使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而法学教育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法律职业责任感、适应依法治国和社会发展需要、掌握法学基础知识理论, 并且具有法律职业操作技能的应用型人才。因此, 高职法律专业法律语言教育的培养目标应该是要求法律专业学生掌握法律语言的基本知识和理论, 能够准确、熟练运用法律语言服务于司法工作和其他涉及法律活动的相关工作。具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要求法律专业学生掌握法律语言的基本知识和理论, 掌握法律语言学的基础理论, 语义、词汇和句法的基本知识, 书面表达语和口语的基本要求, 掌握基本法律术语的内涵和外延;二是具备运用法律语言的基本技能, 能够准确使用法律语言, 做到法律用语的规范性、庄重性、准确性和严谨性。

二、高职法律专业法律语言教育的一般原则

(一) 知识性原则

每个学科的知识构成包括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知识性原则要求在法律语言教育中必须重视法律语言知识的传授。因此对于法律语言教育必须注重法律基本知识的传授, 包括法律语言学的基本知识、语言的词汇和语义分析、语言的句法知识以及标点符号的使用问题, 这样可以使学生掌握基本的语言学的知识, 为学习法律语言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注重对基本法律中法律规定术语的系统列举和分析, 尤其对于一些重点的或者容易混淆的法律术语, 专业教师和法律语言课教师必须加以详细深入的分析, 使学生系统了解和掌握法律术语的使用, 懂得那些法律术语应该在实践中加以注意规范的问题。

(二) 示范性原则

所谓示范性原则是指无论是法律专业课教师还是法律语言课教师在法律教育教学中必须重视课堂教学中运用法律语言的示范性, 这样可以起到教师法律语言的示范作用, 进而影响学生运用法律语言。要求法律教师在法律教学中做到法律用语的准确、规范和严禁, 教师不得自造法律术语, 不得乱用法律术语, 注意课堂教学中运用语言表述的规范性, 体现法律教学的职业规范性。同时要注意引导学生分析和辨析媒体使用的法律语言, 能够发现大众媒体传播中使用法律语言存在的问题, 避免学生受到大众媒体传播中不正确使用法律语言带来的影响。

(三) 实践性原则

高职法律专业法律语言教育不仅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的法律语言知识, 还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的法律语言技能, 因此在法律语言教育中必须注重实践性, 通过实践检验学生的基本法律语言知识, 训练学生的法律语言技能。在法律语言教育教学中可以通过模拟法庭、模拟法庭代理辩护、到法院或者律师事务所实践的方式, 培养学生法律语言的基本应用技能。运用实践性原则要求法律语言课教师在学生实践前要认真做好对法律语言的实践的各种准备工作, 向学生提出明确要求, 同时做好实践后学生法律语言的运用总结工作, 使学生通过实践发现自身在法律语言运用中存在的问题, 学习如何在法律实践活动中正确运用法律语言。

(四) 全面性原则

主要指法律语言教育内容的全面性和各科教师法律语言教育的全面性以及法律专业教育教学管理注重法律语言教育的问题。在法律语言教育中不仅要强调学生的书面法律语言和法律文书写作的教育, 还要强调学生法律口语和身体态势语言的使用, 做到法律语言运用的规范、严谨和庄重。法律专业课教师不仅要重视法律基本知识和理论的教学, 还要在教学中体现法律语言的教育, 法律语言课教师不仅要注重法律语言的讲授, 还要通过法律语言的教学突出法学理论和思想的分析。同时法律专业教育教学管理部门应将法律语言教育作为一项基本内容要求在各科的法律教学中加以体现, 并提出明确的要求, 这样突出了法律专业法律语言教育的全面性。

(五) 国际化原则

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同样法学教育也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其中的法律语言教育也要体现面向世界的特点, 以适应法学教育国际化的要求。为此, 在高职法律专业法律语言教育中应通过让学生学习一些国外典型法律规范文件和典型判例, 对国外法律文书表达中的法律语言特点加以分析, 并加以比较, 体会中外法律语言的运用特点。同时要加强法律英语的教育教学, 使学生掌握一些基本法律术语的英文表达方式, 拓宽学生法律语言的国际视野, 丰富学生的法律语言知识。还可以让学生翻译一些国外的法律文章和法律文书, 让学生体会西方在法律语言使用的特点和法律语言的表达方式, 以丰富学生的法律语言逻辑和句法表达方式。

三、高职法律专业法律语言教育的方法

(一) 讲授法

讲授法是传统和现代教育中普遍使用的一种教学方法, 主要适合知识的传授、理解和掌握, 尤其适合成年人学习的一种教学方法, 由于法律语言教育中涉及大量的法律语言知识和高职学生成人化的特点, 讲授法应成为法律语言教育的基本方法。在运用讲授法进行法律语言教育时, 教师首先要注重语言学基本知识的讲授, 如语句的逻辑结构、句法分析、语句表达等, 还要特别强调语句中标点符号的使用问题和多义词在不同语境的含义问题。其次, 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应做到准确运用法律语言, 注意法律语言的规范性, 为学生起到示范作用, 教师尤其不得自造或者使用大众泛化的法律术语, 如法人代表、犯罪团伙都是不规范的法律术语。最后, 教师在运用讲授法时要注意向学生讲解不同法律术语的含义和深入分析, 如法制和法治、法和法律、罚金和罚款、询问和讯问、权利和权力的不同含义, 避免学生发生混淆, 法律条文中的可以、应当、必须、不得、禁止使用的不同要求等。这样通过讲授法教育方式, 可以使学生形成系统的法律语言知识, 并能在以后的实践中准确把握。

(二) 案例分析法

由法学学科特点所决定, 案例分析法是法学教育中经常使用的方法, 因此案例分析法也应成为法律语言教育的一种基本方法。在法律语言教育中使用案例分析法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式来进行:一是根据现有的案例、辩护词或代理词、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 由教师和学生共同对案例进行分析, 比较现有法律文书中法律语言的使用情况, 总结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发现存在的问题, 对发现的问题由学生进行改正;二是由教师提供案例, 通过对案例的分析, 由学生完成相关法律文书, 教师结合案例对学生完成的法律文书进行总结和评价, 或者由学生互评。这样可以检验学生所学法律语言知识, 发现问题, 便于学生法律语言技能的提高。同时法律专业课教师在进行法律教学案例分析时也要注意分析法律语言的使用问题, 使学生在学习法律专业知识时, 法律语言技能也得到进一步提高。

(三) 模拟法庭教学法

模拟法庭教学法也是法学教育中常用的实践性教学方法, 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法律实践技能, 在法律语言教育中也应采用这种方法来训练学生在模拟实际环境中的法律口语表达技能, 这种方法体现了法律语言教育的实践性原则。在运用模拟法庭教学法训练学生法律口语表达技能时, 必须在学生已经具备了诉讼法知识和熟悉法庭审判程序的基础上进行。教师应事先布置好具体的案例, 分配好学生担任的不同角色, 要求没有角色任务的学生作为模拟旁听人员做好记录。在模拟法庭教学开始后, 应借助现代媒体技术全程记录模拟法庭的过程, 教学结束后, 由教师和全体学生根据记录的录像和学生的旁听记录, 共同讨论法律语言的使用情况, 总结经验、发现问题。通过模拟法庭教学法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法律口语表达技能, 还可以调动学生学习法律语言的积极性, 是一种理想的法律语言教育实践模式。

(四) 法律文本分析法

法律文本分析法是在教师指导下, 学生自主学习法律语言知识的一种方法, 是学生根据教师选定的法律文本进行法律语言分析, 总结和分析法律语言现象, 提高学生自主学习法律语言知识技能的教育方法。运用该种方法时教师要精心选择法律规范性文件和法律文书, 既包括国内的也包括国外的法律规范性文件和法律文书, 既包括优秀的法律文书, 也包括存在问题的法律文书。学生完成分析后, 教师要进行全面、系统的点评反馈, 包括语法、语序、法律术语的表达、文本的逻辑结构等。运用这种方法既可以促进学生自主学习法律语言知识技能, 又能增加学生的法律文本阅读量。这种方法也体现了法律语言教育的示范性和国际化原则。

参考文献

[1]卢秋帆.我国法律语言教育问题研究[J].湖南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 2010, (5) :168-171.

[2]余文浩.浅议法律语言教育[J].法律语言学说, 2008, (2) :16-18.

[3]雷军.我国法学教育培养目标的重新定位[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03, (1) :55-57.

[4]刘红婴.法律语言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