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保险协调发展研究

农业保险协调发展研究（精选十篇）

农业保险协调发展研究 篇1

1 库区农业保险与生态农业发展现状的相互制约

1.1 库区农业保险缺位阻碍生态农业持续发展

重庆库区地处落后的西部地区,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风险的转移和保障能力差,补偿机制不健全等因素,严重限制了农业保险的发展;另外,库区农业保险缺乏政府的财政和政策扶持,农户商业保险意识淡薄,库区农业保险处在远低于国家平均水平的尴尬位置。这种趋势是与国家新时期西部战略开发农民增收、农村增效、农民增收、城乡统筹发展、加强农业支撑的大方向背道而驰的。

(1)库区农业保险发展现状。重庆库区农业保险的发展尚处起步阶段,农业险险种很少,农业保险市场不规范,风险分散机制不健全,不能适应农民的与日俱增的保险需要,承办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也处于面临亏损的尴尬境地。

目前重庆的财险公司主要为农民的房屋、农用车、农用机械等承保,大多数保险公司仍未开展农业种养殖险种。至于水稻、玉米等农作物,则至今还没有保险公司承保。基于农业保险自身风险的独特性质,高成本、高风险和高赔付率使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的商业化运营望而生畏。2006年,重庆市遭遇了50年一遇、局部地区100年一遇的特大干旱,带来直接经济损失超过80亿元,其中农业损失高达59.5亿元。干旱肆虐,而本应在此次特大旱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农业保险却鲜见作为,除人保财险重庆市分公司在旱灾初期因承保的林木发生火灾支付了15.6万元赔款外,农业保险在关键时刻近乎缺位。重庆出现了“重庆旱、保险憾”的尴尬状况,农民生产遭受自然灾害得风险得不到有效的转移。

(2)库区农业保险缺位加剧农业生态恶化。库区的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业产业化,客观上要求农业保险的支撑来分散转移风险,农民对保险需求的意识越来越强,对农业保险的需求越来越迫切。由于高风险、高赔付率,亏损严重,农业保险投入不足,导致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及有效经营行为缺失和农业保险缺位,无法为生态农业的风险分散提供资金保障和风险补偿,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户传统的生态意识。对于具有区位优势和国家政策优势的重庆库区,农业保险业务却面临着发展环境困难而难以发展壮大,使农民经济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发展生态农业举步维艰,农民无视生态因素的农业发展会导致农业生态的进一步恶化。

1.2 库区生态农业发展现状及对农业保险影响

(1)库区生态农业发展现状:走生态农业产业化的道路是库区自身农业生态系统、移民环境和农业经济系统的客观要求。库区农业生态的严重破坏、落后的生产观念与传统的生产方式与以市场为导向、先进科学技术为支撑、追求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协调统一的高效生态农业极不相适应,制约着现代生态农业的发展。目前库区生态农业发展举步维艰:一方面,农业生态环境的严峻形势要求我们不得不发展生态农业;另一方面,库区生态农业建设已取得初步成效并显示出巨大的潜力,但其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由于该区长期受到自然、历史、经济和政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农业经济呈现出农业产业结构水平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农民收入水平低下、人口与土地矛盾突出、移民环境和农业生态环境超载,生态农业发展缓慢,效益低下,处于相对落后封闭的状况,生态农业在库区的发展规模仍属“星星之火”,远没有成为农业发展的主流生产模式,距发达地区水平有很大的差距,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库区生态农业发展现状约束农业保险高效运营。建立在破坏生态环境基础上的农业经济是不可持续的;同样,没有经济效益的农业生态建设也是不会长久的。没有农业保险保障的生态农业发展受阻,同时,生态农业的缓慢发展是库区农业保险不能广泛推广或推而不广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

就农业保险承担的风险来讲,由于植被破坏、严重水土流失等农业生态问题,导致库区遭受了洪涝干旱、滑坡崩塌、病虫害等各种自然灾害,使农业保险公司承担高风险和高赔付率,在农户蒙受巨大经济损失的同时,使保险公司望而却步。据统计,1999年因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59.98亿元,分别占同年重庆市国民生产总值的2.64%和3.77%。这说明我们为抵抗自然灾害所付出的经济代价也日益增大,对农业保险的需求日益增加,同时由于破坏农业生态的不可持续的农业发展使农业保险自身风险加剧导致高昂的赔付率,迫使保险公司提高费率标准和减少险种,因此,农业保险经营主体陷入了高风险→低投保率→高风险的“怪圈”。

就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来讲,库区生态农业的不可持续发展不能为农业保险持续运营提供经济保障。不可持续的破坏生态的农业生产会加剧农业生态的恶化,使库区农户脱贫后返贫的现象时有发生,在一系列不利条件的制约下,农户保险意识降低,由于自身经济实力制约对交纳保费也力不从心。因此,作为经济欠发达的重庆库区,在发展农业经济的同时,必须有效地保护库区的农业生态,提高资源利用率,加快生态农业开发步伐,为农民摆脱贫困和农业保险的推广提供经济保障。

2 库区农业保险与生态农业协调发展中的制约因素

究其库区农业保险与生态农业不能协调发展的原因,库区农业的内在属性是主要原因之一。库区农业基础较差,环境因素对农业生产和结构调整起着的主要影响作用,使库区高效生态农业的起点低,农业的弱质性和农业生态脆弱性,制约着农业保险和生态农业的可持续协调发展。另外,还存在政策法规的不健全、相互信息传递的不畅通以及缺乏沟通、农户生态意识和保险意识匮乏等外在因素的影响。

2.1 库区农业生态环境特殊性和脆弱性

重庆库区不仅是一个农业人口比重大的地区,也是自然灾害较为严重的地区,经常受到火灾、旱灾、洪水、泥石流、崖崩、滑坡、蝗灾、虫灾、瘟疫等灾害的恶劣影响。过分依赖土地发展农业经济,以牺牲农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代价,采用不合理的农业耕作模式来追求对效益最大化,导致了农产品质量下降和农业生产环境的恶化,其结果是陷入破坏生态环境-生态环境恶化-不可持续发展-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降低的恶性循环。库区恶劣的农业生产环境、脆弱的生态环境等自然因素以及人地矛盾、移民环境容量超载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使农业生产者承担的风险增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的挫伤,严重阻碍了生态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阻碍了生态农业和农业保险的健康持续协调发展。

2.2 库区农业的弱质性和农业生产力滞后性

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促进经济的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仍然是库区一项紧迫的任务。目前库区农业的生产力整体水平低,并呈多层次性,坡地耕种、传统农业色彩浓厚,缺乏生态和保险意识,生态农业和农业保险的协调发展缺乏智力和经济实力的有效支撑。库区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与东部发达地区相差甚远,农业生产组织结构松散,市场体系不完善,商品经济发展缓慢,农业生产要素市场、产品市场都不完备。这同依靠市场机制推动和运行的生态农业发展需求存在很大的差距,也是农业保险持续萎缩,不能发展壮大的原因。

2.3 政府财政扶持、政策引导及立法的缺位

目前,就全国范围来讲,尚未建立生态农业和农业保险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体系,现行的生态和保险政策不能满足实际管理的需要。

从农业生态来讲,库区农业缺乏鼓励对保护农业生态进行长期投资的金融政策和生态补偿政策体系,缺乏有利于生态保护的科技投入政策机制;从农业保险来讲,目前国家和地方政府对农业保险立法的缺失和与农险发展有关的法规政策不健全,对农业保险的性质界定不清,其组织体系、经营范围、资金管理、费率制定、赔付标准等也缺乏法律规范。另外,库区农业保险缺乏政府有力的支持,如资金补贴、税收减免等,阻碍了库区农业保险的发展。从库区生态农业和农业保险相互作用的促进机制来讲,目前缺乏农业政策的综合性保护和二者有机结合的约束体制,对二者协调发展的总体目标,发展措施和保障机制缺乏指导性文件,对地方相关机构也缺乏必要的严格要求。同时,同其他区域相比,库区的农业保险和生态农业还面临着区域性政策的缺失,对生态农业和农业保险风险分散和经济补偿功能弱化,限制了二者的协调发展。

2.4 农业保险与生态农业之间缺乏沟通与合作

信息传递不畅通和也是当前制约农业保险和生态农业发展的重要方面,因为有效的信息服务和良好的沟通有益于农民及时调整生产结构,以满足市场需求,并获得较高的经济收益。由于库区广大农村对信息化的认识还不够,这就影响了农业生态系统内部各因素之间及整个社会各单元之间的信息交流。就农业保险和生态农业合作的沟通来讲,农业、环保部门和保险公司缺乏信息沟通和政策上的合作和互动,相关部门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严重制约着二者的协调发展。

2.5 农户生态和保险意识淡薄

农户普遍对生态和环保意识匮乏,对农业保险的保障和补偿功能认识不足,传统的思想观念和耕作方式严重制约了现代生态农业和农业保险的协调发展。主要表现在:库区农业决策层典型示范辐射带动作用不强;广大群众生态意识匮乏,商业保险意识淡薄;库区农民在小而全的生产经营规模,松散和生产组织结构等综合因素影响下,表现出农业生产明显的传统性和落后性,不利于生态农业产业化和农业保险持续运营的协调发展;费用高是制约农民从事生态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和农业保险投保率低的另一个主要因素,传统农业低质量、高成本的发展模式和保险公司由于不可持续农业发展,导致的高昂赔付率而提高费率标准和减少险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二者的协调发展。

3 库区农业保险与生态农业协调发展的对策

3.1 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强化库区经济基础

库区农业保险的快速和持续发展必须要以农业产业化为基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制于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程度。要发展农业经济,达到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目的,走生态农业产业化之路是惟一选择。

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和农业综合效益,在强化农业保险对农业专业化合作组织的政策倾斜和优惠措施前提下,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采取“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和“订单农业”等多种经营形式发展生态农业,解决产业化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延长产业链条,使生态农业的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使生态农业产业化沿着生态经济道路前进。二是培育龙头企业,强化龙头的带动和辐射功能。在高效生态农业的产业化发展过程中,龙头企业起着主导和关键性的作用,抓住了龙头,就抓住了市场、投资、技术,就能够实现高效生态农业的产业化。三是积极培育绿色产品市场,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需求信息和价格信号来引导生态农业的生产、加工和销售,并创造与世界有机农产品市场接轨的机制,通过绿色产品市场范围的拓展来拉动生态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壮大,促进农业保险和生态农业的协调发展。

3.2 强化政府的财政支持和政策倾斜

鉴于库区移民和生态方面的特殊区情,要加强对库区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分散农业风险,发挥保险对经济的保障和补偿功能,维护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兼顾到生态效益,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尽快建立政策支持下的适宜库区农业发展的区域化协调发展制度和建立针对库区脆弱环境的生态农业保险倾斜制度,同时由政府给予一定的政策和资金扶持。因此,二者协调发展还需要政府提供更多较稳定的政策、法律和行政手段予以支持。库区的政策制定要增强对各个地方发展生态农业保险的激励作用,出台体现区域差异性的可持续发展的优惠政策。

3.3 建立政策性组织机构,加强相关部门的沟通与合作

由于由投保农户及农业保险机构分担社会成本形成的农业保险,在消费和供给过程中均存在经济的正外部性,以及由私人成本社会化造成的农业生态问题的外部不经济的存在,要解决农业保险和农业生态环境的外部性问题,可以将二者结合起来,建立一个以社会为核心的组织,负责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农业保险和农业生产方面的工作,实现农业保险与农业生态环境的共同发展。具体来讲,农业保险公司承担起农业生态环境监督的职责,对于某一时期农业灾害的多发现象及时与当地环保部门沟通;环保部门应加强自身对农业生态的监控,并及时将信息反馈给农业和保险部门;农业部门应强化对生态农产品专业化和标准化生产的质量管理和指导,通过税收和农业保险公司的相关政策来约束生产者的行为。通过相关部门共同的科技力量将问题解决,以获得良好的生态环境并减少社会净损失。

3.4 加强农业生态和农业保险的立法,严格依法行政

就生态农业方面,目前国家和地方已制定了农业生态保护的相关法规,但农业环境污染仍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究其原因主要是管理机制不健全,惩处力度不够。从农业保险来看,由于农业保险具有区别其他保险的特殊性,需要专门的保险法律、法规来调整人们在保险活动中的关系,通过立法明确农业保险和生态农业的地位,以及各级政府部门在二者协调工作中的职能,避免各级政府和部门对二者协调发展支持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因此,要促进库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应加紧促进农业保险和生态农业立法的完善,尽快修订现行相关法规和行政规章,加强农业灾害救济和农业保险方面的立法研究,形成农业自然资源综合管理和专业部门管理相结合的局面。同时,应加大宣传贯彻力度,加强与提高农业行政执法质量和效率,以及农业执法监督工作。

参考文献

[1]夏志琼.新农村需要保险业新渗透[J].中国乡镇企业,2006,(3):74-75.

[2]刘荣茂,刘妍.中国农业保险发展的模式选择[J].农村经济,2005,(1):76-78.

[3]刘京生.政策与补贴:发展农业保险的关键[N].金融时报,2003-09-05.

[4]章力健.我国西部地区生态农业的建设问题[J].农业经济问题,2001(2):23-26.

农业保险协调发展研究 篇2

[ 保险观点 ] [ 2005年7月13日 ] 编辑整理: [ 中国保险网 ]

摘要：由于农业是世界公认的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极差的“弱势产业”，我国又是世界公认的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完善农业保险体系对于保障农业经济的平稳发展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农业保险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扶持，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模式应走财政支持型的农业保险发展之路。特别是要注意依照WTO的规则，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保险制度，以适应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

农业保险是指专为农业生产者在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过程中，对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的经濟损失提供保障的一种保险。农业保险被称作为现代保险中最尖端的课题，它也是现代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要素。研究和发展农业保险，对推动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一、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损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农业承受越来越巨大的风险威胁。但是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日益陷入低水平萎缩的态势，出现许多矛盾和问题。

(一)农业保险的高费用、高费率与农民购买力较低的矛盾

由于农业是世界公认的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极差的“弱势产业”，我国又是世界公认的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很显然，完善农业保险体系对于保障农业经济的平稳发展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但是由于农业生产，尤其是种植业和养殖业“靠天吃饭”的高风险和不可预测性，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风险大、赔付率高，而若想有利可图，则必须提高保费，这又往往会超过农民的承受范围，加上农户的保险意识不强及保险产品价格和农民收入之间的落差，导致“农民保不起，保险公司赔不起”的尴尬局面出现。因此，各个新筹建的股份制保险公司对于农业保险避而远之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农户风险意识淡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严重

我国是世界上农业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严重的自然灾害对一些种植业和养殖业大户(企业)来说，可谓是“灭顶之灾”，常常导致倾家荡产、债台高筑，难以起死回生，政府的一点救济金对他们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长期以来，我国农户生活在“靠天吃饭”的阴影里，产生了一种思维定式——“老天爷才是收成好坏的决定因素”，人是违背不得的。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也有一些人投保农业险，但由于农户文化素质普遍较低，道德诚信的意识水平不够高，因此保险公司时常被农户的道德风险所困扰，同时逆向选择问题也令他们头疼。政府、保险公司、农户没有结成利益共同体。当前我国农业保险的现状是：政府管得少，保险公司不愿管，农产没人管。从政府的角度看，国家财政比较困难，而需要发展的项目或行业很多，暂时拿不出更多资金支持农业保险，同时农业投入大，见效慢，短期内回收投资是不可能的，故政府不愿意把过多的资金用于农业发展。从保险公司的角度看，我国的保险市场长期由国家垄断，保险公司之间缺乏竞争，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更重要的是，缺乏从整个国家高度考虑农业问题的战略眼光，自然不愿意经营不盈利甚至是负利的农业保险。从农户的角度看，相当一部分农户不相信保险，认为保险是负担，是一项不必要的支出，而另一部分投了保的人，心理也是忐忑不安，害怕到时候得不到赔付。一旦发生保险事故，就千方百计地从保险公司获得尽可能多的赔付。他们将最容易出险的农作物投保，造成了逆向选择；索赔时，将没有投保的农作物也一并要求保险公司赔付，导致了道德风险的产生。

(三)农业保险的发展面临资金短缺、人才匮乏、技术薄弱的矛盾

农业保险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扶持，特别是在资金方面的资助，但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政府的支持是有限的，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农业保险将面临资金不足的矛盾；农业风险的特殊性、复杂性决定了农业保险经营技术的特殊要求。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在理论研究上相对滞后，在实践中发展缓慢，农业保险方面的统计资料不详。特别是我国保险业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发展呈现多次起落，保险人才断层，而农业保险经营上的复杂性、艰苦性，导致人才更是奇缺。

(四)我国经济持续多年快速增长与现有的农业保险业务进一步萎缩的矛盾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损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据统计，我国每年因自然灾害造成巨大的直接经济损失：20世纪50-60年代平均每年约390亿元，70年代平均每年约520亿元，80年代上升至620亿元，到90年代的灾害损失则呈显著增加的趋势，年平均损失额达到1747亿元。我国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占GDP的比重平均超过3%(而美国的这一比例约为0.6%，日本约为0.8%)。在自然灾害损失中农业最为严重，而且农业承受灾害损失的能力最为脆弱。在 20世纪90年代，我国农业的成灾面积占播种面积和受灾面积的比例分别超过20%和50%，农业风险损失的范围和程度呈现加速扩大的趋势。但是，我国农业保险却呈现不断萎缩的态势，与我国经济持续多年快速增长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近年来我国农业保险走势呈下降通道。据保监会统计，1997年，农业保险保费收人为15.4亿元，占财产保险保费的1.41%，比1993年下降2.17个百分点；2000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为5.26亿元，占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比重仅为0.9%，比1997年又下降了0.51个百分点。2004年我国农业保险实现保险费用收入3.77亿元，较上年减少0.88亿元，负增长18.86%，仅相当于最高年份1992年的 46%。我国农业保险持续出现负增长，关键还在于缺乏一套合理的制度安排，缺乏政府强有力的支持，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

(五)农业保险受供给和有效需求的双重制约

农业生产和经营风险的客观存在，形成对农业保险的巨大需求，但目前我国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或现实需求)不足，主要原因：一是超小规模的土地经营客观上弱化了农业保险的经济保障功能。狭小的经营规模使农民产生较低的预期收益，因而也不愿付出现实的保险成本。二是保险价格即保险费率较高，抑制了农民对保险的需求。三是受传统农业的影响，农民的保险意识还较差。在萎缩的供给和低迷的需求状态下，农业保险业务发展缓慢。

二、发展我国农业保险的对策

200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选择部分产品和部分地区率先试点，有条件的地方可对参加种养业保险的农产给予一定的保费补贴。”国家的鼓励和支持为近年来农险公司活跃带来了强大的动力。我国农业保险适逢发展良机，必须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

(一)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模式应走财政支持型的农业保险发展之路。即在合作制基础上，采用相互制保险公司这一组织形式，调动农民投保和投资的积极性，避免以往农业保险经营中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及其他矛盾，建立以广大农民积极参与为依托、以合作保险组织为基础、以再保险机制为支撑、以国家财政税收为支持的农业保险制度。充分发挥国家农业产业政策、财政税收政策、金融政策和保险相关政策的作用，建立多层次体系、多渠道支持、多主体经营的农业保险制度，以适应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国情，满足广大农民参与保险的需求。

(二)可借鉴国外成熟模式，在充分吸取国外经验的基础上，走中国特色的农业保险道路，建立半商业性的专业农业保险公司(农业保险不可能完全按照纯商业化模式运作，政府必须通过农业产业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等补贴手段支持农业保险发展)。

在一些发达国家，农业保险早已成为政府保护和支持农业的一个重要手段。政府以不同的出资方式和比例建立初始资本和准备基金；负担全部或大部分经营管理费，对保险费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发生重大灾害，农业保险准备金发放困难时，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实行免税政策。美国20世纪30年代开办农业保险，其模式经历了由私营公司试办到政府主办，再到政府退出、由商业保险公司为主的曲折阶段。目前，美国农业保险的管理机构是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主要负责全国性险种条款制定、费率确定、业务指导和检查等。为商业保险公司提供经营管理费补贴和再保险；政府还给予免税支持。

我国政府对商业保险公司所经营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项目也应该给予财政和金融方面的支持和优惠政策。对法定保险项目应免除营业税和所得税，自愿保险项目也应该免除大部分税负，以利其健康经营。具体操作是：当前商业性保险公司可在内部以农业保险业务单独建账、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政府适当补贴并给予免税支持。在农业保险业务逐步走向正轨后，国家应出台更加市场化的政策，鼓励和扶持商业保险公司提高风险评估和承保水平，实现业务的良性发展；采取设立某种农产品专项风险基金、政府与保险公司共同承担巨灾风险、以农产品期货价格指导保险公司经营等方式，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分散农业风险，发挥保险经济补偿功能，维护好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国家应尽快建立政策支持下的农业保险制度，促进我国农业保险健康稳定地发展。

(三)根据有关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建立农业保险专项基金。保险基金通过多种渠道(政府、消费者、销售者、加工者和生产者)和方式(除收缴保费外，还可征收专项税、费)筹集，由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统筹使用，由税务、财政部门征缴和管理，做到“征缴、管理和使用三权分离”，避免渗漏。

(四)实行法定保险和自愿保险相结合。引导农民和农村合作经营组织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形成以农业保险公司为主导，多元化、多层次、全方位的农业保险组织体系(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普遍建立了农村保险合作社，即由农民、农村经济组织自愿出资形成的非盈利性的合作保险组织，对管理严格、运作规范的保险合作社，政府也给予财政支持)。根据政府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经济和社会目标，对有关国计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有重要意义的少数几种农林牧渔产品的生产实行法定保险，其他产品的生产实行自愿保险。宜将农业保险和农业信贷结合起来，凡有农业生产借贷的农业保险标的，即使自愿保险项目也应依法强制投保，政府至少对法定保险险种提供保费补贴。此外，农产品加工部门和农产品消费者都应通过一定的渠道分担部分保险费。保费补贴和分担可因保险险别、险种、保障水平的不同和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有所区别。

(五)加快《农业保险法》的制定与实施。目前我国的保险法规不健全，特别是缺少农业保险立法，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已于1995年10月1日起施行，但这部法律主要是规范和保障商业性保险公司的经营行为，对于农业保险却提出“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的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但到目前为止仍未出台。因此我国应尽快出台《农业保险法》及有关法规制度，保证农业保险的健康运行。

(六)由点到面，逐步推开。农业保险面广量大，要将种植业和养殖业的所有产品一下子全部纳入政策性保险范畴是不现实的。目前，可以先从设施园艺、特种养殖等高产出高风险行业，产业比较发达、地方财力比较雄厚的县(市)入手，开展农业保险公司和保险合作社的试点工作，逐步建立健全机构，扩大承保面，实行规模统保。待条件成熟时，再将农业保险作为政策性保险加以强制实施。也就是要充分发挥国家农业产业政策、财政税收政策、金融政策和保险相关政策的作用，建立多层次体系、多渠道支持、多主体经营的农业保险制度。在试点模式选择上，可以按照“先起步、后完善，先试点、后推广”的原则，研究多种农业保险经营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各项试点工作，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正确选择合适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为农业保险提供政策支持，现阶段将利用保费补贴政策开展政策性农险业务，即国家和地方利用财政、金融、税收等政策和WTO规则中的相关政策支持和补贴关系国计民生的主要农作物和主要经济作物参与保险。

总之，农业保险是保护农业，稳定农村经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扶持农民，转移风险的重要工具。我国政府应尽早研究和决策支持保护农业的政策，完善我国农业保护体系。特别是要注意依照WTO的规则，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保险制度，以适应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

新疆农业保险可持续发展研究 篇3

关键词：农业保险；可持续发展；机制

中图分类号：F842-7 文献标识码：A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Xinjiang′s Agricultural Insurance

GUO Hui LI Jing-yue2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Sci-Tech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Yangling,

712100,China;2.School of Finance, Xinjiang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Urumqi 830012,China)

Abstract: Xinjiang′s agricultural insurance has some extent of scales,in spite of many difficulties such as famer′s available need,high risk and cost restricting agricultural insurance′s supply,unfavorable external surrounding difficulties. It is assumed that the proper agriculture insurance policy mode can strengthen the organization system,constract the mechanism of compensation, capital support, risk scatteration for agriculture insurance, innovate coursing system,improve agricultural insurance legislation. In this way can develop Xinjiang′s agricultural insurance sustainably.

Key words:agricultural insurance；sustainable development；mechanism

农业保险不仅可以稳定经营者的收益，为潜在的农业投资提供风险保障，同时也防范了金融风险，引导金融资本流入农业领域，促进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水平，降低资金融通成本。新疆实行基地式农业经营策略，开发全国商品粮生产、优质棉花生产、特色林果、畜牧业等基地，但是由于农业生产基础薄弱，自然条件恶劣，农业灾害频发，抗灾能力极弱，每年都会给政府造成很大的救灾压力。全疆每年因自然灾害给农牧民带来的经济损失高达30多亿元，因此，农业保险对新疆区域经济的发展尤为重要。

一、新疆农业保险发展现状

新疆于1982年恢复农业保险业务，现开办农险的有人保新疆分公司和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原兵团财产保险公司）。新疆被中国保监会列为全国农险九个试点省区之一，人保新疆分公司的农险运作模式被列为五种试点模式之一。2006年被纳入“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地区，自治区确定了在昌吉、塔城、和田、喀什和阿克苏等五个地州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累计业务规模达到2 998-6万元，同比增长9-19％，五地州农险覆盖面达到25个县市，全疆农险实现保费收入2-84亿元，同比增长4-84％，为农业生产提供保险保障64亿元。全疆农险覆盖了乌鲁木齐市、巴州、阿克苏等8个地州以及兵团14个地区、190多个农牧团场，险种已由过去的麦场火灾保险等几个品种发展到经济作物险、粮食作物险、养殖业险等30多个。累计收取农险保费34-44亿元，支付赔款23-06亿元，为农村支付防灾费2亿多元，为棉花种植提供了超过13亿的保金。2005年农险深度为0-33％，农险密度为21-4元/人（参见图1），而全国农险深度低于0-05％，农险密度不足1元,连续12年新疆农险保费收入排名全国首位。目前，新疆全面推行政策性农险业务，实行由政府出资为1200多万农牧民购买农险的优惠措施，分散和转移农牧民所承受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

二、新疆农业保险发展面临困境，可持续发展能力弱

新疆自恢复农业保险以来，业务一度得到快速平稳的发展。但由于农险所固有的高赔付、低回报以及缺乏必要的政策支持和法律依据，加之保险公司对经济效益的追求，近年来农险业务日趋萎缩。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新变化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进一步深化，农险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新疆农险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问题，出现了展业难、缴费难、风险基金积累不足等经营困难，农险业务整体上呈现停滞不前的局面，业务规模急剧下降。^{[ 1]}2006年农险保费收入占保费总额比重已从1995年24-1％降至3-3％，全国农险保费总额占比也从2001年的84-3％陡降至33-6％，参见图 2 。

新疆农险发展滞缓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三方面：

（一） 农户对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较低

一是新疆农户生产经营规模小，预期收益较低，客观上弱化了农险的经济保障功能，农民不愿付出现实的保险成本。二是保险价格即保险费率因素，新疆农险费率约为5％-12％，而家庭和企业财产的保费率仅为0-2％-2％，农民的低收入以及较高的恩格尔系数抑制了农险实际需求。三是受传统农业的影响，部分农民保险意识还较差,认为农险可有可无，甚至把农险当作“乱收费”增加农户负担的行为。四是农险保障水平低。新疆农险经营本着“低保额、低保费、实行基本保障”的三低原则，开办的险种保险金额较低，大多属于不足额保险，保户受灾后得到的经济补偿不足以恢复生产，挫伤了农户投保的积极性。五是农险品种单一,主要集中在种植业上，其中又以棉花为主，其保费收入占比90％以上，玉米、小麦等比重不足5％，林业、瓜果等险种还未涉及。作为我国第二大牧区，新疆畜牧业经济占有重要地位，但养殖业保险并未相应发展起来，目前仅开办少量奶牛和羊的保险。农户面对单一险种，选择余地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投保积极性。^{[ 2]}有效需求不足必然导致农险范围过窄,规模较小,很难满足保险经营“大数法则”要求,也造成了农险供给的不稳定。

（二）农险的高风险性与高成本制约了商业保险公司的积极性

新疆地域辽阔,自然条件不均衡,缺乏农险损失统计数据和厘定费率的精算基础,导致险种结构调整滞后,各类风险难以分散。而农险风险分散机制不完备，风险分散仅限于新疆境内，而当商业保险公司面临巨灾风险时，不能通过再保险分散风险，风险分散能力受到很大局限。另外，农业灾害损失中的道德危险因素难以分辨，逆向选择严重，保险人难以控制，带来较高的监督成本。加之农户分散化和经营多样化、小规模化给农险险种费率的制定、产业宣传、风险管理、签单和定损等带来困难，造成经营成本过高。新疆自1982－2006年农险平均赔付率为68-9％,历年最高赔付率达110-7％,大大高于保险界公认的70％临界点，亏损严重。

（三)农险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外部环境

首先,政府支持乏力。新疆主要采取“政府财政补贴+社会捐助”的方式为农业提供经济保障,尚未将农险纳入农业风险救助机制范畴,国家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支持较少，农险的保险责任和保障程度得不到扩大和提高，农民保费支付能力低的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其次，至今未有专门的农业保险法或相关农业保险条例，从而导致农险法律地位不明确。法律法规建设的缺位, 极大影响了农险的规范化、制度化发展, 这是制约新疆农险发展的最根本环境因素。

三、新疆农业保险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探讨

新疆农险从保费数量上讲已经初具规模，广大农牧民和农村干部的保险意识基本形成，在管理上也具有了从业务技术到政府组织管理等操作方法，但要摆脱目前农险遇到的困境唯有探索创新才是出路。^{[ 2]}新疆应采取政府主导、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政策性农险运行模式，由政府组织并协调财税工商等部门共同开展农险工作；商业保险公司将农险与其他商业险分开经营、实行单独核算，坚持“低保费、低保额、低保障”的“三低”原则为农牧民进行投保。

(一)加强农业保险组织制度体系建设，促进经营主体多元化

一是继续加强和完善以政策支持为主的商业保险运营的农险经营模式。在突出政策性保险前提下，实行政府和商业性保险公司共同参与并相互配合，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并存。二是鼓励扩增农险主体，组建专业性农险公司、地方政策性农险公司等多种组织形式的农险机构，促进农险市场竞争，提高农险服务质量。三是发展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社，构建农险体系的基层组织。通过引导和支持，逐步从乡村两级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中自发成立互助合作性质的非营利农险组织，经营农业经济中某些零星分散的小风险，从而抑制逆选择和道德风险，有效降低农险交易成本。四是大力发展机构保险代理业务，可考虑与农行、农信社、邮政储蓄等机构建立保险业务代理关系，推广农险产品，也可组织兼业保险代理队伍，扩大农险产品的覆盖面。

(二)加大政府支持力度, 逐步建立农险补偿机制

一是对农业保险实行财政补贴,由中央政府和自治区政府配套支付。地方政府可根据当地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和风险发生状况，从财政资金中划出一定比例份额用于投保农户的保费补贴及农险经营机构的经营管理和业务费用补贴。国家财政每年按保费收入的一定比例补贴给保险公司，一部分通过保险赔偿方式转补给农民，另一部分用于购买再保险以增强风险分散能力。二是充分发挥政府在社会行政管理中的作用，对农险以县为单位进行统保，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逆选择问题，降低农险的运行成本，为农险提供充足的保费来源，有利于解决较大范围农业灾害的补偿和积累，消除展业难、组织难、缴费难等制约农险发展的瓶颈问题，这样既可以扩大保险范围，又能保证新疆农业生产的稳定持续进行。

（三）建立农险资金支持体系及风险分散机制

首先，建立多渠道的风险基金以及农业巨灾保障基金，在尽可能大范围内调剂使用，可从空间上分散风险，保持经营的稳定性，是农险运作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一是建立农险基金，除了将当年保费和盈余的一定比例注资风险基金外，还可通过调剂部分农业直补资金、农业灾害救济金、财政专项支出等渠道以及对“ 三农” 保险的各项税赋优惠部分充实到基金，多方筹资形成雄厚的农险总准备金。同时,根据各类险种和险别的承保对象、承保责任、赔付方法、赔付金额等特殊规定,对各类风险基金要分别管理、专项使用。二是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农业巨灾保障基金，对重大水旱灾、禽流感等商业保险公司“不可保”的灾难损失提供保障，其基金来源包括中央和地方财政预算拨款，农险供给主体年度经营盈余的按比例提取，采用证券化方式从资本市场上筹资等，在全疆或者依托全国尝试发展农险巨灾债券来应对巨灾风险。

其次，通过政府利用金融手段进行间接的资金支持，对农险经营机构提供筹资和用资便利、可采取支持其建立农险基金或购买再保险等方式，利用再保险机制分担风险及特殊情况下紧急救助。对农险业务实施营业税及所得税减免，鼓励保险公司开拓农险业务，所减免税收入转至专项农险基金，对与农业相关联产业可征收一定标准的农业保险税以作应对农业大灾补偿的积累。

此外，应建立国家再保险体系。新疆农险的赔付率一直高居不下，巨灾风险出现时，再保险公司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愿承担分保业务。目前应尽快建立以国家再保险为主导、商业再保险为补充的多层次农险再保险体系。国家可委托商业性保险公司代理农险再保险，对代理公司和提供农险再保险服务的公司提供部分费用补贴和免税支持政策，通过立法形式对农险的巨灾风险再保险业务进行政策性补贴。也可采取中央财政出资建立中央级农业巨灾保险基金，各类农险经营主体按照商业再保险原则向基金购买再保险，分散自身风险。

(四) 创新农业保险的发展运作机制

首先，做到政策扶持与商业化运作紧密结合。对林木、瓜果等经济作物可以非政策性农险业务开展，对国家重点保护的传统大农业产业可确定为政策性农险业务，实行强制投保。^{[ 3]}既要形成多家保险公司竞相提供优质农险服务的局面，又要借助政府强大推力，改善农险发展的生态条件，筑牢农险可持续发展的市场基础。其次，农险要与新疆农业产业化进程结合，引导和鼓励龙头企业参与投保，应由政府牵头，在“公司+农户”的产业链中引入农险机制，保费由龙头企业和农户共摊，将政府扶持、风险共担机制结合，实现多赢格局。此外，开展“银保合作”，探索农险与农村信贷结合的创新方式。一是将农险业务与农信社网络资源优势相结合。保险公司可委托信用社代理农险业务，既减少其运营成本，又增加了信用社经营收入。二是实施农险与农户小额信贷发放相结合, 对参保农险的农户在贷款条件和利率等方面适当优惠以体现正向激励，适时将是否参保农险作为贷款发放条件之一，扩大农险市场同时降低农业贷款的风险。三是农险公司因赔付出现资金周转困难时，应考虑给予相应的资金支持。银行可利用保险公司事前风险管理功能，减少信贷项目损失发生的可能性和严重程度，分散部分经营风险；保险公司也可借此扩大承保面，增强保险服务功能。

（五）扩大农险业务范围，开展广义的农业保险

广义农险范畴不仅包括种养两业，还包括与农产品加工储运等整个生产过程以及对此过程中使用生产资料相关的保险，甚至包括对劳动力(人)的保险。首先要结合新疆农业发展特色，丰富农险品种。应结合“四大基地”建设，以棉花险为龙头，大力开展养殖业险等其他险种。新疆种植业和畜牧业在品种及品质上独具特色，应以红色产业、特种养殖业等推出新险种。其次，开展广义的农险。新疆种养两业险盈利非常困难，绝大多数处于透支状态，如能开展较为广泛意义上的农险，即农村保险，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以险养险、以商养险”推动农险健康持续发展。要重点发展农村养老、健康和财产险，关注农民工、失地农民和老年人的医疗和养老问题，提高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险的深度和广度，发展费率低、保障适度的商业健康险和人寿险，建立多层次“三农”保险保障体系。同时，在服务上改变过去只管理投保和理赔，中间环节没人管的状态，加强对农业产供销及农民生活各环节的管理，特别要做好防灾防损等前置性服务。

（六）推进农业保险立法，促进其规范发展

自治区应先行制定地方农业保险行政法规，国家尽快研究出台《农业保险法》。明确农险的社会管理属性，对其经营目的、经营原则、组织形式、承保范围、保险费率、保险责任以及监管作出规定;规范农险经营主体、参与主体、受益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明确政府在开展农险中应发挥的职能和作用，防止政府支持农险的缺失;明确农险条款的核定、税收减免政策、财政补贴方式、建立风险基金及再保险机制等。制定完善的农业保险基金法规和政策,包括农险基金的筹集方式、核算办法以及基金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等,使其运用走上制度化及法制化轨道。通过立法在适度范围内对规模经营农户、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实行强制保险，并以此提高农险意识。同时，国家还应适时设立农险管理和协调机构，统筹发展全国农险，保证农险制度的建立健全。

参考文献：

［1］ 赵仕平.浅谈新疆农业保险的发展思路［J］．新疆金融,2003 (1):16-17.

［2］ 卢豫,程中海.新疆农业保险的SWOT分析［J］．集团经济研究,2006(5)：94-95.

［3］ 朱江平.加快发展农业保险,积极服务“三农”工作［J］．新疆金融,2005(12):50-51-

黑龙江省农业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篇4

黑龙江省农用土地面积3 950. 2万hm2,占全省土地总面积83. 5% ,农用耕地面积1 187. 1万hm2,占农用土地面积30% ,全省人均耕地面积0. 31 hm2。虽然农作物产量较多,但黑龙江省却不是经济强省,与其他省份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因此,寻求适合黑龙江省农业经济协调发展的途径,成为完善黑龙江省“三农”政策,促进黑龙江省经济发展刻不容缓的必经之路,任重而道远。

1 经济协调发展的先行经验及启示

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方面,国外发达经济体和国内率先发展地区的实践和先行经验都是研究黑龙江省农业经济协调发展的可借鉴样本。

1. 1 国外发达经济体的先行经验

1. 1. 1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在经济金融相辅相成的基础之上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必须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在质和量两个方面相互适应时,虚拟经济才能对生产力提高和产业结构调整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从而稳健地运行。如果虚拟经济的发展超出实体经济内在要求的范围,就会产生经济泡沫,变成单纯牟利的运动,破坏经济正常运行。

1. 1. 2采取多种区域政策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美国的做法是: 实施差异性金融政策,大规模地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主导产业,从而有效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欧盟的做法是: 先后四次进行较大的调整与变革,设立“区域委员会”等机构,建立完备的法律架构,设置聚合基金、结构基金等。

1. 2 国内率先发展地区的先行经验

1. 2. 1加快推进金融一体化进程珠江三角洲地区金融部门采取多项措施推动地区金融一体化。首先,扩大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经营网络,加快推进城市商业银行的跨区域经营,大力拓展港资银行的经营网络; 其次,不断扩大电子支付系统网络,建立区域金融合作协调机制; 再次,成功将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拓展到境外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境外担保以及跨境融资等资本项目下。[1]

1. 2. 2出台支持金融发展的具体措施,建立资金传导机制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地区在运用财政手段支持地方金融改革发展方面,将重点放在金融机构上,出台了税费减免、风险补偿等一系列发展措施,通过扶持金融机构满足农民、农业企业、中小企业等弱势群体的金融需求,从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1. 3 对黑龙江省农业经济协调发展的启示

对于黑龙江省而言,如何立足现有优势,准确把握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并不断通过金融深化,提升产业丰厚度,有待深入研究。

如何发展新兴战略产业、建立产业轮动发展的良性机制,并通过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从而实现经济金融的协调发展,显得更加紧迫。[2]

2 黑龙江省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黑龙江省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中国与俄罗斯之间贸易的重要枢纽,在东北经济发展中扮演着尤为重要的角色。随着东北地区经济不断发展,黑龙江省的经济水平也在不断进步,并且初步建立了现代化产业体系。通过对黑龙江省2000—2010年的产业产值构成情况实证分析发现,黑龙江省经济发展结构仍然存在一定问题: 第一产业增长缓慢、第二产业比重一直维持较高水平、第三产业增长速度较快,在总体上呈现“二三一”的格局,其变化趋势与全国基本保持一致,较符合产业结构演进规律,见表1。

%

注: 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中国统计年鉴》、《黑龙江省统计年鉴》。

3 黑龙江省农业金融发展现状分析

3. 1 黑龙江省金融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黑龙江省金融业发展势头强劲。银行业作为资金吸纳和配置最重要渠道,在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黑龙江地区经济振兴中起到尤为重要的作用。据统计,截至2010年年底,黑龙江省共有专门从事货币信用活动的中介组织6 027个,从业人员106 997人。政策性银行 及国家开 发银行8个,从业人员2 335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总计1 956个,其中农村信用社1 917个,占98% ; 农村合作银行31个,占1. 6% ; 农村商业银行8个,占0. 4%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14个,其中村镇银行10个,占71. 4% ; 农村资金互助社4个,占28. 6% 。

自2004年以来,黑龙江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总体上呈减少趋势,机构数量由2004年的6 454个减少至2010年的6 027个,但银行业资产规模呈现持续增长趋势。2010年黑龙江省银行业资产总额为16 347亿元,较2004年增加9 700亿元,增长近1. 5倍。以上数据表明,黑龙江省银行业金融机构不断提升人员效率,注重产品和服务方式的创新,在资产总额大幅提高的同时,抵抗风险的能力也在不断提升。

3. 2 黑龙江省农业贷款发展趋势

近年来,黑龙江省农业贷款投放呈现平稳走高态势,为黑龙江省农业生产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支持。1990—2009年,黑龙江省农业贷款数额有增有减,但以增长为主。除1993年和2000年以外,其他年份一直保持稳定正增长趋势,而且自2002年开始,增长幅度不断增大,其数额从1990年的35. 7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503亿元,平均每年 增长23. 4亿元,见图1。

2009年黑龙江省农业贷款数额持续大幅增加,其中黑龙江省农村信用社农业贷款数额新增140亿元; 哈尔滨银行等4家区域式商业银行贷款数额增加48亿元; 邮政储蓄银行新增农业贷款数额25亿元,以上农业贷款主要投向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为黑龙江省产业结构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支持。

3. 3 黑龙江省农业贷款增长变化情况

利用增长率的方式是衡量黑龙江省农业贷款的增长水平标志。公式: 增长率 = ( 当期数值 - 上一期数值) / 上一期数值。根据计算结果,得出黑龙江省农业贷款增长率变化情况,见图2。

4 黑龙江省农业经济协调发展机制构建

4. 1 构建良好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近年来,黑龙江省金融事业发展势头强劲,但农村金融的支持能力却呈减弱趋势,要使黑龙江省农业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良好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必不可少。[3]借助目前黑龙江省内实施“千亿斤粮食产能工程”和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利契机,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建立多层次、宽领域、全覆盖的可持续发展新农村体系”方针政策,从培育和发展专业型农村小型金融机构出发,在全省范围内灌输普惠金融的服务理念。打破传统金融服务忽略农村地区的规律,加快构建功能齐全、服务高效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把改革农村金融发展作为重点工作,推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打造为农民、农村服务的专业性、多样性金融服务体系,为黑龙江省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强大的资金支持。

4. 2 加强跨境贸易金融支持力度

黑龙江省地处中国东北部,与俄罗斯紧紧相邻,故凭借着独特的地理环境促进黑龙江省对俄跨境农业贸易发展对黑龙江省经济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4]首先,应加强完善对外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工作机制,充分发挥金融外汇窗口指导作用; 其次,在建立农产品深加工基地方面给予金融支持,在农产品出口方面提供信用担保,增强农产品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使农产品市场份额进一步扩大。

4. 3 增大对农业产业化金融支持力度

黑龙江省当前农业发展的趋势是实行农业产业化,农业产业化也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经之路,因此在金融方面应 不断加强 对农业产 业化的支 持力度。[5]首先,在特色、科技农业方面给予大力的金融支持,提高科技含量、培育创新产品,改善农产品的产量、质量,最终达到促进农民增收的效果; 其次,重点扶持带动力强、经济效益好、影响范围广的高端企业,极力解决新技术的引进、原有技术改良等方面存在的资金困难问题,发挥高端企业带动力量,提高黑龙江省农业产业化发展进程。

摘要：黑龙江省是农业大省,是我国重要的产粮基地,是我国与俄罗斯之间进行贸易的重要枢纽,黑龙江省农业经济的发展,对黑龙江省乃至全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对黑龙江省农业经济健康协调发展进行深入研究,探讨如何构建黑龙江省农业经济协调发展机制,提高黑龙江省农业经济整体水平刻不容缓。

关键词：农业经济,农业贷款,金融一体化,协调发展,金融支持

参考文献

[1]姚增福.黑龙江省农业产业化金融支持体系研究[D].大庆: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2008.

[2]保建云.区域发展微观机制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3]邬晓霞.国家区域援助政策的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J].经济研究参考,2011(33),22-29.

[4]姚耀军.农村金融理论的演变及其在我国的实践[J].金融教学与研究,2005(5):2-4.

云南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研究 篇5

【摘要】2007年中央首次对农业保险给予补贴，云南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开始试点。本文分析了云南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的模式及现阶段存在的欠缺专门的法律、保险市场供需双方矛盾、缺乏持续发展的配套机制等问题，提出了重视制度建设、强化农业基础地位、加强宣传力度、加强巨灾风险管理、完善保险制度配套措施等方面的对策。

【关键词】政策性；农业保险；巨灾风险；对策

1.选题背景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业保险在我国的试验和发展，2004年到2009年连续六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对农业保险进行了战略部署。作为政府支农惠农政策的一项重要举措，农业保险尤其是政策性农业保险近两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并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果。然而，随着农业保险覆盖面的日趋扩大、参保农户数量的日益增加，诸如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缺失、保险公司经营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等问题的存在，掣肘着政策性农业保险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政策性农业保险自2004 年在上海、吉林、黑龙江、江苏等地开展试点以来，保费规模和保险覆盖面呈现出快速扩张的态势。我国在2007 年开始推行政策性农业保险，由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农户共同承担保险金额。中央财政初次决定10 亿元对六个省区实行政策性农险保费补贴，初期包括水稻、玉米、小麦、棉花、大豆5 个品种，当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51.94 亿元，同比增长了6 倍多。2008 年，全国有9 000 万农户参加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农民获得了2397.4 亿元的风险保障。保险业所支付的农业保险赔款为70亿元，其中在种植业方面的保险赔款是46 亿元，保险共承保农作物及林木5.1 亿亩，有6 700 万户农户参保；在养殖业方面的保险赔款是24 亿元。上述数据均比2007 年翻了一番（以上数据来自保监会网站）。2.政策性农业保险

政策性农业保险是以保险公司市场化经营为依托，政府通过保费补贴等政策扶持，对种植业、养殖业因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的直接物化成本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将财政手段与市场机制相对接，可以创新政府救灾方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分散农业风险，促进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为世贸组织所允许的支持农业发展的“绿箱政策”。

政策性农业保险具有以下四项特征：一是政府引导。运用财政补贴等手段，发挥政府推动作用，引导和鼓励农户、种养大户、龙头企业和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参加保险。种植业财政补贴占到保费总额的80%，农户只承担20%的比例。举例来说，种一亩水稻，保险金300元，保险费率是5%，保费总额就是15元，按上述比例计算，财政补贴为12元，农户交纳3元即可。如果这一亩水稻在成熟期遭受大灾绝收，农户即可获得300原保险赔款。非成熟期受灾，将按不同生长期确定不同的比例赔款。二是市场运作。发挥保险机构风险控制优势，积极运用市场化手段，防范和化解农业生产风险。三是自主自愿。在做好宣传的前提下，农户自愿参保，不搞强制保险。四是协同推进。各级政府和财政、农业、保监、宣传、水利、气象、民政等部门协力推进，在承包、查勘、定损、理赔、防灾防损等方面给予积极支持。

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体现了国家对保险也的重视和信任，也是保险业服务“三农”和保障民生的重要途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减少灾害对农民生产生活的影响，稳定和保障农民收入，不断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有利于通过保险机制发挥财政支持政策的杠杆效应，使广大农民享受到党中央国务院惠农政策带来的效益；有利于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的培育的发展，为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有利于扩大保险的覆盖面，提高保险业服务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政策性农业保险与商业性农业保险有着本质的区别：(1)从保险目的上来看，政策性农业保险以实施贯彻政府政策为首要目标，有着明确的公共利益取向；而商业性保险是以赢利为目的，属于保险公司的个体行为。(2)从保险形式上看，政策性农业保险既可采取强制性形式，也可采用自愿参保的方式；而商业性保险则表现为自愿和非强制性的特点。(3)从保险费的赔偿设计上来看，政策性农业保险通常带有相对固定金额的特点；而商业性保险的保费设计具有对称的、非固定金额的特征。

3.云南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概况

农业保险从新中国成立不久，就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云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公司”)在云南省全省范围内办理，1959年随国内保险业务的停办而停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内保险业再度兴起。人保公司以国有保险企业的体制，从支援农业的角度出发，于1982年开始进行了农险的尝试,至今已历经26年。在这26年中，经过起步试点、艰难曲折的探索过程，由于坚持了积极稳妥的试办方针，业务从无到有，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已初具规模。2007年中央首次对农业保险给予补贴，对农业保险发展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2009年云南省农业保险实现保费收入1.67亿元，同比增长2.1倍。能繁母猪保险取得明显成效，全省共承保能繁母猪253.3万头，承担风险保障25.33亿元。2010年1月至4月，包括能繁母猪在内的农业保险赔款支出共计3252.57万元，对促进农民生活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3.1云南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历程

云南农业保险从1983年开始经营农业保险业务，到2002年，该项业务共收取保费5.2383亿元，保险金额115.5亿元，赔款支出4.5684亿元，总体简单平均赔付率为87.21%,发展大致经历了（1）1983-1990年的恢复试办低速发展时期；（2）1991-1997年的较快增长时期；（3）1997-2002年的平稳发展时期。云南省作为一个以农业为主导的边疆省份，烤烟保险是目前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唯一持续发展到现在的农业保险险种，具有其自身的特色。

3.2云南省政策性农业保险现状

云南省为加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力度，保障粮食作物及主要经济作物产业的健康发展，结合云南省实际情况，制定了《2010年云南省政策性农业（种植业）保险试点工作方案》。2010，云南省财政部在继续对云南能繁母猪、奶牛保险给予中央财政保费补贴的基础上，将青稞、玉米、水稻、油菜、牦牛、藏系羊、森林火灾等7个农业保险品种纳入中央财政保费补贴试点地区之一，至此，云南省共有9个农业保险品种获中央财政保费补贴扶持政策，投保品种基本覆盖了全省主要农特产品种和主产区，投保品种种类已达中央农业保险试点总品种种类的60%。今年，云南各地计划投保441万头能繁母猪保险、14万头奶牛保险、8万亩青稞保险、200万亩玉米保险、300万亩水稻保险、100万亩油菜保险、4.7万头牦牛保险、22.7万头藏系羊保险和12777万亩森林火灾保险，预计全省将获得中央财政保费补贴资金20432万元。除中央补贴资金以外，云南各省、州（市）、县财政将配套资金18398万元，投保农户将获得585亿元的风险保障，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提高了151倍，其中森林火灾保险保障比例为投保费用的1000倍。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的实施，使有限的财政资金发挥了成倍的使用效益，对各地农户学习运用金融工具保障农业生产，稳定农民收入，拉动农村消费需要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以上数据来自云南省财政厅网站）

3.3云南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存在的问题

随着云南省农业保险覆盖面的日趋扩大、参保农户数量的日益增加，诸如缺乏专门的法律支持和明确的长效机制，缺乏对农业保险市场供需双方的有效培育和管理，缺乏与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相关的配套机制的支持和保障等问题的存在，使农业保险日益凸显其不利影响，并制约着云南省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1）欠缺有关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专门法律支持

政策性农业保险是一种农业制度，对相关法律法规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它能够保护并发展农业。农业保险是国家发展农业和农村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基本来说它是准公共物品，具有公益性。云南省要想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就必须制定与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然而我国目前还没有制定完整的法律、法规，因此农业保险经营一直无法可依，也没有相应的政策对政策性保险业务予以扶持，中央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长效支持机制也尚未形成。

云南省自2008年以来，虽然给予了积极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试点地区的参保农户的保费支出一部分财政补贴（《云南临沧政策性甘蔗保险保险单》云南省财政承担45％，市县财政承担15％）。全面地在全省试点，必然会增加地方政府财政补贴的压力。由于中央缺乏明确的财政扶持手段和力度，又没有做出任何有关的政策期许和支持承诺，因此会造成地方政府对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政策目标和导向不明确。虽然云南省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出《2010年云南省政策性农业（种植业）保险试点工作方案》，但是如果发生大灾需要巨额赔付时，地方财政的力量十分有限，我国又没有建立巨灾补偿基金和农业保险法定再保险，这会严重打击地方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积极性。如果一直这样持续下去，也很难维持目前地方政府的有限的积极性。

（2）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的供需双方的深层次矛盾亟待解决 在逐渐扩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地区的进程中，由于政策性农业保险不能满足农户的有效需求，因此农业保险发展得并不是很顺利。云南省农业主要由小规模的农户分散经营，农业生产效益低下，农民又没有强烈的保险意识，大部分农民都存在侥幸心理，认为投保是一种负担。此外，农民的购买力普遍较低，购买欲望也不强烈，因此不能仅仅靠政府来补贴投保农户。农业生产由于自身的高风险性、空间的分散性、时间的季节性、定损的复杂性使农业保险需要付出较高的成本。各国的经验表明，农作物的保险费率一般在2%—15% 之间，而我国目前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过渡时期，农业基础薄弱，生产力水平低下，而且地区间发展不平衡，收入存在较大差距。农民收入较低，在购买各项生活生产资料、供养子女上学等必要的开销之后，基本上没有可供自己支配的收入，所以即便在现阶段政府财政能够给予农民50% 的保费补贴的情况下，农民也没有足够的消费能力来支付政策性农业保险费。

（3）缺乏支持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的配套机制 目前，在试点的农业保险公司面前都存在着这样一个难题：缺失农业再保险。在我国，各地都极易发生不同程度的旱灾和水灾，这对农业生产产生的消极影响极大。巨灾发生时，农业保险公司难以承担巨额赔偿。这就导致：一方面，即使有政府补助，农户也经常认为保险费用高而“保不起”；另一方面，保险公司因为突发性的巨大农业灾害需要支付的保险赔偿金太高而“赔不起”。由于我国缺乏有效的机制来支持再保险和转移分摊巨灾风险，风险无法更大范围地分散，因此严重影响了保险公司的经营积极性和经营能力，这也严重制约了云南省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的进一步发展。

4.国内外发达地区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模式借鉴

从世界范围看，约有40多个国家推行政策性农业保险，较为典型的有以美国、加拿大、日本、法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模式，以菲律宾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模式，以及前苏联模式。这些国家的实践证明，要想实现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健全的法律保障、强有力的政府支持、完善的再保险和巨灾风险分散机制、专设的管理机构、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另外，由于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各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在险种与承保范围、保险责任、实施方式等经营层面上也有显著不同。这些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实践启示我们，应积极借鉴国外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有益经验和一般规律，结合国情，加强制度创新，健全完善法律和政策支持体系，推动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健康发展。4.1发达国家政策性农业发展模式

日本是世界上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比较成功的国家之一。日本的农业保险是基于其农业灾害补偿制度来实施的，该制度被定性为“国家实施的应对农业灾害的一种经济政策性保险”。与日本农业个体农户小规模分散经营的现实相适应，日本政策性农业保险采取的是民间非盈利团体——互助保险合作社经营、政府提供补贴和再保险支持的模式。

日本政策性农业保险采用相互制保险模式，以农民合作社为载体。组织结构有三级：基层是由农民会员组成的共同抵御风险的合作社——农业共济组合；中间一级是都道府县成立的以共济组合为会员的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第三级是“日本全国农业共济协会（NAIA）”——以全47个都道府县的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为会员。政府在政策性农业保险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具体变现在：为农业保险提供立法、再保险、资金、管理和技术支持，建立相应的业务协作机构。虽然政府的参与面很广，但是定位非常明确，仅是为农业保险提供外部支持和管理监督，保险业务的经营完全由农业共济组合、农业攻击组合联合会这样的农民组织来承担。

在日本，政策性农业保险采取了互助合作的组织模式，以农民合作社作为政府落实农业灾害补偿制度的载体，既节省了财政补贴的支出（不需要补贴商业性保险公司的盈利）、又提高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率。这种模式的另外两个好处是：有效地规避道德风险和逆选择；减少甚至避免定损环节的纠纷，降低交易成本。4.2国内发达地区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模式

2004年以后，我国多个省份开展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试点探索，主要形成了上海安信、黑龙江垦区阳光相互制、吉林安华、新疆建设兵团中华联合、浙江共保体等五大典型模式。这五种模式的相同点体现在：地方政府主导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兼顾运用市场和行政手段实现保险规模扩张、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分散风险以及实行“以险养险”等方面，这些制度设计有效推动了试点工作的开展。同时，受经济发展水平和政策性农业保险基础开办条件的限制，五种模式在区域特色、经办主体、保险对象、保障方式与程度、政府扶持力度、扩散效应等方面有所差异。这些发展模式的探索实践启示我们，制度设计是否合理、财政补贴是否有力是影响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的重要因素。

5.云南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对策 5.1云南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模式

在《2010年云南省政策性农业（种植业）保险试点工作方案》中规定在试点期间，开展农业保险的经办机构按照下列条件确定：

1、已得到保险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具备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资质；

2、具备专门的技术人才和相关业务管理经验，能够做好条款设计、风险评估、费率厘定、赔偿处理等相关工作；

3、机构网络设置健全，能够深入农村基层开展业务；

4、具备一定资金实力，能够承受相关经营风险。根据上述条件，我省选择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开展我省政策性种植业保险试点工作的经营业务。并可委托具有保险兼业代理资质、符合有关条件的单位协调全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开展。

早在2008年中国人保云南省分公司在云南省临沧市和云县、凤庆县政府分别签订了《云南临沧政策性甘蔗保险保险单》。这两单保险共承保云县和凤庆县种植的28万亩甘蔗，签单保费714万元，每亩缴纳25.5元保费，其中云南省财政承担45％，市县财政承担15％，蔗糖龙头企业承担20％，蔗农承担20％，保险金额为每亩600元。在2010年云南省政策性农业（种植业）保险试点中，保山市腾冲县水稻、油菜保险和玉溪市红塔区春和镇政策性农业（油菜）保险试点工作中都均与中国人保公司合作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试点；由此可见云南省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模式是典型的政府财政财政把补贴、商业性保险公司代办模式。

5.2云南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1）重视制度建设，完善云南省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相关的法律文件

由于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属性及其特殊性，《农业法》和《保险法》等其他法律对其皆不适用，各国在发展农业保险时都是立法先行，通过立法支持农业保险，用法规明确农业保险的地位、政策性特性、各级政府的管理职能和支持作用、经营主体应该享受的政策支持、农业保险补偿体制框架等内容，从而使农业保险能够稳定、持续和透明地发展。所以，在我国还没有明确专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法律法规之前，云南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出《2010年云南省政策性农业（种植业）保险试点工作方案》，避免了政府支持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随意性，规范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营行为，但仍然需要制定地方性法律文件促进政策性农业保险向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完善云南省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相关的法律文件。

（2）强化农业基础地位，探索适合云南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实情的财政补贴办法

目前云南省应积极采取措施，想法设法加大对基层的财政补贴力度，以激发基层保险机构的积极性。云南省可以考虑在一定时期内适当地减少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税款，以增加经营主体的准备金积累，使其保险费率降低，进而使农民的保费支付能力得到提高。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适度地增加农业风险基金额度，为农业提供一定的经济补贴，在经济上对政策性农业保险及农业再保险给予支持。当遭受不可抗拒的重大自然灾害时，还可实施省级财政紧急援助政策。通过逐步建立鼓励和扶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长效机制，保证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使农业保险在促进农村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3）加强宣传力度，制定系统的农业保险宣传方案

要充分利用电视、电台、报刊、网络等新闻媒体，通过召开农业保险专题会议、编印通俗易懂的宣传图册、利用典型案例、张贴、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农业保险的政策、原理、条款、费率、操作办法等内容，做到家喻户晓，增强广大农民群众的保险意识、风险防范意识，只有使广大农民真正了解和懂得国家对农业政策性保险的意图，学习运用“保险”这一经济手段转移风险，才能促进他们积极自觉地参加保险，改善农村保险收费难的情况，引导农民积极主动参加农业保险，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参保率和覆盖面。（4）加强巨灾风险管理

积极探索建立财政支持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探索建立巨灾准备金或其他风险分散方式，提高保险机构发展农业保险、旱灾保险和地震保险的积极性，为云南省保险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5.3云南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参照2011年4月7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保险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关于建立健全农村保险体系，大力发展农业保险的要求构建多层次农业再保险和巨灾风险机制。

（1）积极拓宽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范围和试点区域。

拓宽试点地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覆盖面，一方面不断增加试点地区，另一方面努力提高试点地区农户的参保率。通过增加农业保险单位，并利用大数法则，实现在直接保险层面上、更广空间上的风险分散。

按照“政府引导、政策支持、市场运作、农民自愿”的原则，不断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覆盖面，形成试点险种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的长效机制，力争每年新增1至2个政策性保险试点品种。积极推进中央财政支持开展的能繁母猪保险等畜牧业和种植业保险试点，争取将森林保险和橡胶、甘蔗保险优先纳入中央财政保费补贴试点项目。加快发展农房保险、小额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计划生育家庭保险和特色优势种养两业保险等地方政策性农业保险。积极探索由农业龙头企业统一承保的政策性保险发展新模式。

（2）建立农业再保险机制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以组建政策性的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也可以由目前的中国再保险公司兼营保险再保险业务，使农业风险在再保险机制的基础上，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最大程度地分散。（3）设立巨灾风险基金或巨灾风险的融资机制

巨灾风险基金的筹集应以国家为主、地方为辅，主要将国家财政拨款、从农险公司无大灾年份保费节余滚存中抽出的部分、农险公司的税收减免部分作为资金筹集渠道。与农业保险服务标的对应的资金还有从防灾减灾和救灾专项资金支出中抽取的部分和每年从国家的粮食风险基金中抽取的部分。

（4）实现农业保险与农村信贷的有机结合。

建立广覆盖、多层次、政策互补、风险共担的保险与信贷互动机制，通过开发农业信贷保证保险产品和开展与信贷需求相关的关联保险业务，充分发挥银行利率与保险费率的杠杆机制，实现农业保险与农村信贷的有机结合，探索分散农业风险和解决农村“贷款难”问题的有效方式。（5）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配套措施

①建立市场化资金筹措机制。由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再加上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难以满足政策性产业发展的巨额资金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稳定的资本补充机制．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将难以为继。因此，可以利用资本市场，发挥资本市场资金融通的功能．建立市场化的资金筹措机制，如发行由政府担保的金融债券，从社会投资者手中筹措资金，或利用国际金融市场。通过发行债券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筹措资金。与此同时，还可积极争取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的优惠贷款．这类贷款期限长、数额大、利率低，正好符合政策性金融资金来源的基本要求。另外．还应进一步探索新的国际融资方式，如项目融资等。

②建立多样化资金运用机制。公共性、政策性、低利性的放款是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运用资金的最主要方式，在保障偿付的基础上，还应尽可能坚持农业保险基金运用的多样化，利用资本市场进行保险资本运作．以促进农业保险资金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的动态均衡．如允许农业保险基金投资优良证券品种等。

③建立风险防范机制。设立农业灾情研究机构，分析和研究农业灾害发生的规律．以便建立超农业风险预警系统。此外，随着资本市场的完羹乓发展，在资本市场上进行农业风险转移．开发与天气指数、期贷指数相关的农业保险新产品．采取像脸证券化运作方式，如巨灾债券、巨灾保险期贷、臣灾保险期权等风险证券化产品．从而实现农业风险的有效分散和转移。6.结论

（1）关于云南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两种组织模式共同发展

从我国农业保险试点的实践来看有两种比较成功的组织模式：一种是政府财政补贴、商业性保险公司代办；另一种是互助保险模式。将来政策性农业保险采取何种模式在学界和业界是一个争议比较大的话题，比较主流的声音认为应采取“政府财政补贴、商业保险公司为政府代办”的模式，也有学者主张成立农民互助保险合作社，采用相互制 模式。孙炜琳等人认为，在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的初级阶段可以允许这两种组织模式共存。待到合作社发育成熟后，把互助保险合作社作为落实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组织方式。在初级阶段需要注意的是针对不同的组织模式政府应当有不同的补贴标准和监管内容。

把互助保险合作社作为将来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组织模式，除了互助保险能有效地规避道德风险和逆选择，降低交易成本的好处之外，还因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最大特点是非盈利性，而这与商业性保险公司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是相反的，现实中许多商业性保险公司愿意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高额的补贴，而不是本着为农民服务的目的，否则就不会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商业性保险公司纷纷退出农业保险市场而导致的农业保险全面萎缩；商业性保险公司追求利润无可厚非，因为它们需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生存，既然商业性保险公司具有追求盈利的内在要求，那么从长远来看就不适合承担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营。但是，目前我国农村地区基本由分散经营的小规模农户构成，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农民缺乏自我组织能力，缺乏合作意识和动力，互助合作的组织基础十分脆弱，而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又迫在眉睫，所以现阶段应扶持两种组织模式共同发展，以带动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2）加快发展云南省商业性农业保险，以险养险

由于种养业得高风险，因此单纯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往往亏多赚少，这就意味着经营政策性农险业务的机构需要财政的巨额补贴才能维持运营。但是，若能够利用已有的业务网络同时办理风险较低的其他险种比如农民家财险、农机具险、农民人身险等，则可以实现“以盈不亏、以险养险”，既减少政府的财政支出，又能够保证相关机构正常运营。例如日本《农业灾害补偿》规定共济组合经营能够盈利的商业险（建筑物保险和农机具保险），并提供事业费补贴。而我国也可以通过立法规定农村地区的商业险种只能由保险合作社和代理政策性农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专营，以此弥补亏损。

2011年4月7日在《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保险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中提到要着力发展云南省烤烟、三

七、花卉等优势农业产业保险，稳妥推广农村沼气保险。鼓励保险机构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农业产业化、现代农业发展和保障改善农村民生等重要领域，积极发挥保险的社会服务功能，充分调动保险公司、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农户等各方面的积极性，不断探索开发适合农村、农业和农民特点的保险产品，逐步建立起覆盖农业生产生活各主要环节和主要风险的保险保障体系，逐步建立除中央政策性保险以外的地方政策性保险与商业保险并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兼顾的农业保险发展机制。

参考文献：

1.王德宝，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现状、问题及对策建议，农村金融研究，2009，(7)；

2.陈向飞，河南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研究，吉林画报·新视界，2010，(9)；3.许晓波、李覃勤，云南省农业保险模式探索，现代商业，2008（24）； 4.李海军，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问题研究，2009；

5.曾忠东，关于发展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探讨，农村经济，2004（5）； 6.孙炜琳，王瑞波，薛桂霞，日本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做法及对我国的借鉴,农业经济问题，2007（11）；

7.2010年云南省政策性农业（种植业）保险试点工作方案

统筹城乡协调发展 推进农业现代化 篇6

推动一个跨越——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跨越

柳河县以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为着力点,以各具优势的龙头企业为载体,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明确提出率先在柳河镇初步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跨越,建成以山葡萄、中药材两大产业深加工为主的吉林省柳河农产品加工示范区。示范区内入驻农产品加工企业23户,其中省级以上龙头企业3户,年销售收入11.23亿元,年利税总额1.1亿元,为柳河现代农业的发展、财政收入增加、人民收入增长、社会稳定和谐做出了突出贡献。

着力推进粗放型农业向精细型农业转变。强力实施玉米产业提升、稻米产业振兴、烤烟产业推进、山葡萄产业跨越、北药现代建设和劳务产业增收“六大工程”。积极发展“一镇一业”、“一村一品”,全县共有“一村一品”专业村近百个,占全县行政村总数的44.8%;着力推进温饱型农业向效益型农业转变。全县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53户,总资产已达到65450万元,年产值达到50204万元。带动农户46800户,助农增收效益明显。

抓紧两个突破——城乡差距缩小; 一三产业互动发展

城乡差距缩小实现突破 柳河县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农民收入快速增长,生产生活条件大幅改善,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初见成效。200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455元,2009年预计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947元,同比增长11%。2009年, 25.45万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96.27%。全县建立省、市级新农村示范村83个,一村一品村、科技示范村近百个。2400户农民修建沼气池。2009年投入9.02亿元进行新农村建设。

产业互动发展实现突破 探索“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协会主体、市场运作、文化提升、农户参与”乡村旅游发展新模式,实现一、三产业良性互动发展。以向阳红生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吉林紫鑫药业红石种养殖有限责任公司、柳河县烟叶科技示范园区等为代表的乡村旅游成为农村经济的增长点、新农村建设的新亮点、农民致富的支撑点。

抓实三个做强——龙头产业;龙头企业;发展机制

做强龙头产业,形成特色产业体系 大力实施品牌战略,截止目前,全县拥有三品认证64个,其中有机认证12个;绿色认证23个;无公害认证29个。分类编制不同产业规划,形成优质稻米、山葡萄、烤烟、中药材四大支柱产业。全县共认证基地32个,29.082万亩,涉及13个乡镇。今年成功实现了国家30万亩水稻和10万亩山葡萄,2个“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的批复,完成了6个无公害农产品的认证和棚膜经济发展5年规划。建立了种植面积1.8万亩的三源浦、向阳、凉水3个中药材产业园区,全县中药材种植面积发展到4万亩。

做强龙头企业,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大力培育龙头企业,鼓励农业资源就地加工,形成产业互动。依托禾兴米业、蛙田米业等,做强优质稻产业,争创柳河知名稻米品牌;依托清木园、雪兰山等葡萄酒企业,带动全县葡萄酒企业精深加工山葡萄。

做强发展机制,完善产业服务保障 逐步完善配套投入机制,做到优势资源配优势产业,优势资金投入重点产业。县财政2008年~2010年3年补给山葡萄种植户每年每亩500元,2008年的补助2009年已经全额兑付。积极开展粮食高产创建活动,2009年获得了省政府一等奖。今年又承接了万亩玉米和万亩水稻高产示范田2个。创建任务目前看,效果非常好,在大灾之年,玉米万亩示范田平均单产达到1558斤/亩,水稻万亩示范田平均单产达到1244斤/亩。玉米高产攻关田产量达到了2048斤/亩,水稻高产攻关田产量达到了1475斤/亩。粮食高产创建活动有力的带动了全县粮食生产,已顺利通过了省中期和年末的检查验收,力争再获奖励;发挥专业合作组织作用,培育壮大山葡萄产业协会、山葡萄产业商会、火山岩稻米产业协会等一批专业协会、经纪人队伍,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组织培训鉴定农产品加工经纪人300人。县政府及相关部门先后出台各种优惠扶持政策帮助协会解决资金、土地、办证等问题,提供政策、信息、技术。

农业保险协调发展研究 篇7

1 农业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耦合机理

耦合作为物理学概念,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运动形式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农业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是两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系统,二者之间通过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等交互耦合而形成复合系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1]。

农业生态环境子系统与农业经济子系统作为农业生态经济系统中对立统一的两个矛盾体,二者耦合作用表现在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从积极方面看,生态系统的物流、能流是经济系统物流、能流的来源,农业经济系统又是生态环境系统物流、能流持续流动的保证。也就是说,农业经济发展要以开发利用资源和环境为基础,而开发资源、治理污染和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需要农业经济的发展来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从消极方面看,农业经济系统的发展要消耗资源,对环境带来不利影响,会破坏生态环境系统的平衡,而生态环境系统的失衡又会阻碍农业经济系统的发展。

农业生态环境与经济之间的耦合作用要求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要协调,只有农业生态子系统与经济子系统之间相互促进,产生协调效应,才能推动整个系统向协调有序的方向发展。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就是要充分利用并促进生态环境与经济之间的积极作用关系,实现二者之间的良性循环,达到经济稳定发展,资源合理高效利用、环境状况良好的一种有序状态[2]。

2 农业生态环境与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度量模型

耦合度是描述系统发展过程中序参量之间协同作用的强弱程度,根据协同论原理[3],系统走向有序的关键在于系统内部各子系统间的协同作用,耦合度正是这种协同作用的量度。本研究把农业生态环境与经济两个系统通过各自的要素产生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程度定义为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度。协调发展模型由三部分组成,即耦合度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及协调发展的分类体系与判别标准。

2.1 耦合度模型

2.1.1 功效函数

设变量μi(i=1,2,L,m)为系统序参量,μij为第i个序参量的第j个指标,其值为χij(j=1,2,L,n)。αij、βij为系统稳定临界点上序参量相应指标的上、下限值。则xij对系统有序的功效系数可表示为:

式(1)中μij为变量χij对系统的功效贡献大小,且μij∈[0,1]。系统内各序参量相应指标功效的“总贡献”可通过集成方法来实现[4]:

式(2)中:μi为子系统i对总系统有序度的贡献;λij为第i个序参量相应指标的权重,且满足:

2.1.2 耦合度函数

借鉴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概念及容量耦合系数模型[5],推广得到多个系统相互作用的耦合度模型:

由于本文度量的是由农业生态环境和经济两个子系统构成的耦合度模型,故m取2,则(4)可推演为:

C为耦合度,且C∈[0,1]。

2.2 耦合协调度模型

在多个区域对比研究的情况下,单纯依靠耦合度进行判别有可能产生误导,从而使得出的结论对实际问题的指导意义不明显。为此,构造农业生态环境与经济耦合协调度[6]函数,其目的是评判区域农业生态环境与经济系统间交互耦合的协调程度,采用下式:

式(6)中:D为协调度,C为耦合度;T为农业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综合协调指数,用下式求取:

式(7)中:a、b为待定系数,μ1、μ2分别为农业生态环境、经济子系统的参量贡献度。

2.3 农业生态环境与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分类体系与判别标准

按照耦合协调度的大小将区域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状况划分为4大类10个亚类,然后再按照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数u环境和u经济的相对关系[7]划分为30种基本型(表1)。

3 中国区域农业生态环境与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实证分析

3.1 耦合度评价指标体系及指标权重的计算方法

3.1.1 耦合度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着指标选取的代表性、可比性、动态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分别对区域农业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子系统的指标[8]予以筛选,建立指标体系(表2)。

表中各项指标中,具有负功效的指标为每公顷农田的化肥施用量与成灾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比重,其余指标均具有正功效。

3.1.2 序参量指标权重的计算方法

本研究采用差变异系数法[9]来确定指标的权重,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主观赋权的偏差。计算得到指标的权重值见表2。

注:表中各项指标中,具有负功效的指标为每公顷农田的化肥施用量与成灾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比重,其余指标均具有正功效。

3.2 序参量指标值的获取与序参量上、下限的确定

本研究各研究区域的相应指标数值均来自于2006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序参量上、下限分别以各区域相应指标值的最大值、最小值代替。

3.3 农业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测算结果与分析

根据式1~7,分别计算出区域农业生态环境综合序参量(U环境)、经济发展综合序参量(U经济)、耦合度(C)和耦合协调度(D)的数值,并归入相应发展类型(表3)。分析表3可以得出:

(1)2005年中国各区域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度均较高,除贵州省为0.83外,其余省(区)均介于090~1.00。

(2)从耦合协调程度看,我国31个省区中属于低度协调的仅有甘肃1省;处于中度协调的有河北、山西等21个省(区);高度协调的有北京、天津等9个省(区)。

(3)从耦合协调度类型看,共分为5类:①轻度不协调是甘肃1省;②勉强调和协调的有山西等9个省(区);③调和协调类的有河北等12个省(区);④初级耦合协调的包括北京8个省(区);⑤中级耦合协调的仅有吉林1省。

(4)从环境与经济对比关系看,①属于环境滞后型的省(区)共计16个,其中环境比较滞后型的有河北等8个省(区),环境严重滞后型的有北京等7个省(区),环境极度滞后型的有上海1市;②属于经济滞后型的省(区)有14个,其中经济比较滞后型的有黑龙江等7个省(区),经济严重滞后的有江西等5个省(区),经济极度滞后的有山西、河南2省;③属于经济与环境同步型的是甘肃省。环境滞后型表明在农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已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这些省(区)今后要从经济发展中抽出更多的资金修复环境,以保证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经济滞后型表明在农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对环境的破坏相对较轻,生态环境尚可承载和消化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后果,这些省(区)今后要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发展农业经济。

参考文献

[1]李金叶,安尼瓦尔.阿木提.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发展要素分析[J].农村经济,2007(12):102-105.

[2]吴跃明,张子珩,朗东锋.新型环境经济协调度预测模型及应用[J].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6,32(3):466-473.

[3]吴大进,曹力,陈立华.协同学原理和应用[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0:9-17.

[4]曾珍香.可持续发展协调性分析[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1(3):18-21.

[5]Valerie Illingworth.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 Physics[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Press,1996:92—93.

[6]刘耀彬,李仁东,宋学锋.中国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分析[J].自然资源学报,2005,20(1):105—112.

[7]贾蕊,梁银河,朱新民,等.山西省农业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与对策研究[J].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07(4):39-40.

[8]尹海东、任永泰、祁雪莲.全息观点下的农业生态系统可持续性评价[J].农业系统科学与综合研究,2003,19(2):129-130.

中国农业保险发展问题研究综述 篇8

一、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属性问题

李军 (1996) 认为, 农业保险具有社会效益高而自身经济效益低的特点, 具有明显的公益性;同时又具有一定的排他性, 即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才能参加, 比如农民缴纳保险费。因而, 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制定专门立法以及政府自行供应等办法纠正公共物品及准公共物品的供应失灵。

刘京生 (2000) 认为农业保险具有商品和非商品两重属性, 不可能完全按照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来经营, 再加上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是一个弱质产业以及农民的低收入问题, 国家采取财政、金融、税收等手段补贴农业保险是国际通行的做法。相反, 凡是按照市场机制、价格机制来配置农业保险资源的, 都是不成功的。

庹国柱 (2002) 从农业保险经营的高风险和高成本、农业保险按照私人物品进行交易供求曲线不相交、农业保险具有利益外在性以及农业保险存在特殊的技术障碍等角度, 得出结论:农业保险是一种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准公共物品。农业保险必须由政府经营或者国家财政支持商业保险公司经营, 服务于政府给定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只能采取政策性保险方式。

冯文丽和林宝清 (2003) 从农业保险的双重正外部性角度论证了农业保险补贴的必要性。他们认为, 农业保险是生产和消费两方面都具有正外部性的准公共物品:农民花较高代价购买农业保险、保险公司冒很大风险提供农业保险的边际私人收益都小于边际社会收益, 边际私人成本都大于边际社会成本, 具有供给和需求的双重正外部性。由边际私人收益和边际私人成本相交决定的均衡点Q1, 小于由边际社会收益和边际社会成本相交决定的均衡点Q2, Q1和Q2之间的缺口就是自愿投保下无法达到社会均衡点的需求缺或和供给缺口。在此基础上, 他们提出应该对投保农民和农业保险经营者进行补贴以缩减缺口的政策主张。

冯文丽 (2004) 进一步从市场失灵角度论证了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属性。她认为, 我国农业保险商业化持续经营的条件不存在, 陷入了“供给不足, 需求有限”的市场失灵态势。造成农业市场失灵的原因既有其他国家普遍存在的一般性原因, 即农业系统性风险、农业保险的信息不对称和双重正外部性, 也有中国特有的农业保险制度供给不足这一根本原因, 因此提出加大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供给以消除农业保险市场失灵。

黎已铭 (2005) 反对将农业保险市场失灵作为农业保险经营困境的理论解释, 他从风险管理和保险理论角度出发, 提出农业风险的弱可保性是农业保险经营困境的重要原因, 并提出了增强可保性的具体对策, 如实行统保和法定强制保险, 对投保农民和经营机构实行政策性补贴, 等等。

张跃华、顾海英和史清华 (2005) 从效用角度对农业保险的需求及政策属性进行了阐释。假设农民在收入没有达到一定阈值时, 其对于风险的偏好随着收入或者财富的增加而趋于规避。对于中国农民来讲, 其对于风险的偏好在低收入时往往趋于风险中性, 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 不倾向于使用农业保险来分散农业生产中遭遇的自然风险。

二、农业保险的功能与功效问题

柯柄生 (2001) 反对将农业保险作为农业风险管理政策, 认为农业保险补贴政策鼓励了非适宜区 (高风险区) 的种植, 对生产具有扭曲作用;对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具有不利影响;在农业生产规模较小的情况下, 农业保险的操作成本非常高。因此建议我国应将农业风险管理政策的重点放在重大自然灾害救济方面。对农业保险, 可以继续试验, 但在大范围推广方面, 要特别慎重。

谢家智 (2003) 认为我国农业保险应定位于风险管理政策, 而非收入转移政策。虽然目前国外农业保险大多定位于收入转移功能, 或风险管理功能兼具收入转移功能, 但从福利和效率的角度来看, 政府导向型的农业保险几乎都是失败的。保险最本质和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分散风险, 因此农业保险最本质的功能也应是分散风险, 而非收入转移。如果把农业保险作为接受资助和扶持农业的手段, 就会扭曲农业保险的功能, 不利于农业保险的健康发展。另外, 我国也没有发展收入转移型农业保险的经济实力。因此, 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应定位于风险管理功能, 坚持市场导向原则, 主张以私人保险为主体。政府的主要作用是为农业保险的发展提供较好的基础设施和经营环境。

吴扬 (2003) 认为农业保险就其自身性质而言, 属于农业保护政策的一种实施手段, 它符合世贸组织的农业基本规则。与我国现行的农业保护政策相比, 是一种负效应最小的农业保护政策, 不会对农业产出结构和农产品市场价格造成直接明显的扭曲影响, 不会引发通货膨胀, 是中国农业保护的最有效方式之一。

冯文丽 (2004) 认为, 我国发展农业保险应定位于兼具危险处理财务手段和收入转移政策途径双重功能。作为风险管理手段, 农业保险比灾害救济具有更大的优势;但是, 由于农业保险具有双重正外部性, 单纯由市场机制配置资源, 容易导致农业保险需求不足, 供给短缺, 造成市场失灵, 农业保险的危险处理财务手段功能也无法很好发挥。农业保险必须以财政补贴等支持政策为条件, 才能实现风险管理手段的功能。因此, 农业保险应定位于兼具危险处理财务手段和收入转移政策途径两种功能。

冯文丽 (2007) 进一步对农业保险功效问题进行系统分析, 认为农业保险具有促进农业产业化、保证农民收入稳定、实现支农性国民收入再分配、对经济带来有利的乘数效应等福利功效;农业保险对农业信贷具有积极的支持功效, 可提高农业贷款人的积极性和经营效率;农业保险与粮食直补政策相比, 具有更强的政策功效:农业保险属于WTO《农业协议》中免除削减义务的“绿箱政策”, 而粮食直补则属于有削减义务的“黄箱”政策;农业保险补贴对促进农业产业化具有“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在绝收的情况下农业保险补贴比粮食直补更具优越性。

三、农业保险发展模式问题

李秉龙 (1994) 认为, 合作性农业保险组织具有非盈利性, 其经营核心是建立农业风险保障机制, 保费中没有利润因素, 所以费率较低;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具有利益一致性, 有助于提高农业保险的实施质量, 避免农业保险中的逆选择和道德危险。因此, 合作形式应成为我国农业保险的主体和基础。

刘京生 (2000) 认为, 我国农业保险应以合作制为主要基础性结构, 相互保险公司这一合作制形式同其他保险公司组织形式相比, 具有明显的优势, 更加适合农业保险发展的客观需要。

冯岚 (2002) 提出, 应组建国家农业保险公司, 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国家农业保险公司必须是以农业保险为主营业务, 以农牧民和农村企业为主要经营对象, 以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 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专业性、政策性金融机构, 在国家直接提供财政启动资金, 免征营业税, 享受保险补贴的基础上, 在自然风险大区和次大区设立分公司、支公司或办事处。

庹国柱 (2003) 提出了两种农业保险发展模式:一是政府主办、政府组织经营模式:成立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 以该公司为主经营全国农村保险业务, 也允许商业性保险公司、合作社和相互会社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组建政策性农业再保险公司 (也可由中国再保险公司兼营) , 对农业保险经营机构提供再保险和差额补贴。二是政府主导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模式, 设立事业性管理机构“中国农业保险公司”或“中国农业保险管理公司”, 政府统一制定的政策性经营的总体框架, 由各商业性保险公司自愿申请经营农业保险和再保险。

谢家智和蒲林昌 (2003) 认为, 根据农业保险的特点和我国国情, 我国应该推进政府诱导型农业保险发展模式。政府诱导型农业保险发展模式既非商业化发展农业保险, 也非政策性和商业性的简单混合, 是指政府从农业保险经营主体中退出, 让位于私人保险, 同时改变政府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直接补贴的形式和手段, 建立对私人保险的诱导机制, 最终引导农业保险走上市场化发展模式。

冯文丽 (2004) 提出, 农业保险的原保险应由农业保险合作社或商业性公司经营, 农业保险再保险可由国家成立农业风险管理局经营或由商业性公司经营, 商业性公司经营农业保险原保险或再保险会得到政府的保费补贴和经营管理费用补贴。

姚海明和赵锦城 (2004) 认为, 合作制可以作为我国农业保险的主要模式:在乡镇一级建立基本的组织单位, 展业等工作可以委托社员代表办理, 损失评估和理赔也要让社员充分介入;在县一级建立农业保险合作联社, 在省级可以设立总社, 为下级合作社提供指导和再保险;通过总社——联社——合作社三层两级再保险, 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分散风险;由于各省农业生产及整个经济状况很不均衡, 存在很大差距, 农业保险的决策和经营主体在各省是比较合适的, 目前似乎没有必要建立全国性联合机构。

李燕和张涤新 (2006) 提出, 政府诱导型模式有效性和可控性差, 而政府主导型模式需要巨额财政资金, 并导致效率损失, 两者都不适应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需要, 因此提出了政府参与型农业保险模式:针对农业保险的消费与生产正外部性, 政府分别给予农户和保险公司适当的保费补贴和经营费用补贴;同时为保持市场的竞争性和效率, 农业保险市场由商业保险公司占主导地位、政府专门的农业保险机构起辅助调节作用。它与上述两种模式的区别在于政府介入农业保险的程度不同。

四、农业保险发展问题的研究述评与展望

综观近几年的农业保险理论研究, 虽然争议较多, 但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形成了一定共识。

1.农业保险是政策性保险。

虽然李军 (1994) 和庹国柱 (2003) 从准公共物品角度、刘京生 (2000) 从商品性和非商品性角度、冯文丽 (2004) 从双重正外部性以及市场失灵角度、黎已铭 (2005) 从农业风险的弱可保性角度、张跃华 (2005) 从效用角度来论述农业保险的属性问题, 但他们的最终研究结果却殊途同归, 都得出农业保险是政策性保险的结论。

2.农业保险具有强大的政策功能与功效。

除柯柄生 (2001) 反对将农业保险作为农业风险管理手段以外, 其余学者对农业保险的风险管理手段、转移支付手段以及农业保护手段等功能进行了阐述。谢家智 (2003) 认为我国农业保险应定位于风险管理政策;吴扬 (2003) 提出农业保险是一种符合贸组织规则的农业保护政策的实施手段;冯文丽 (2004) 认为, 农业保险兼具危险处理财务手段和收入转移政策途径双重功能, 并认为农业保险具有较强的福利功效、信贷支持功效和政策功效。

3.任何农业保险发展模式都需要政府发挥作用。

无论是政府主办型、还是政府主导型、政府诱导型以及政府参与型的农业保险发展模式, 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都需要政府对农业保险经营机构提供补贴和再保险支持等, 不同模式的区别仅在于政府作用的大小不同而已。

4.合作性保险机构应该成为农业保险的基层经营主体。

李秉龙 (1994) 、刘京生 (2000) 、庹国柱 (2003) 、冯文丽 (2004) 和姚海明和赵锦城 (2004) 都认为, 合作性保险机构经营农业保险, 费率较低, 可以有效防止道德风险和逆选择发生, 有利于降低农业保险的经营成本。

[注]本文系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业保险理论与实践研究》 (课题编号B07BYJ002)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摘要：近年来, 中央政府对农业保险发展高度关注, 各地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纷纷开展, 理论界对农业保险的研究也观点纷呈。本文对农业保险政策性属性、农业保险功能与功效以及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等焦点问题的各派观点进行了梳理, 并提炼和总结出主流观点, 以期对农业保险实践活动略有帮助。

关键词：政策性农业保险,农业保险功效,农业保险模式

参考文献

[1]李军.农业保险的性质、立法原则及发展思路[J].中国农村经济, 1996, (1) .

[2]刘京生.中国农村保险制度论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农业保险协调发展研究 篇9

一、山东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现状

近年来,山东省城镇化水平得到不断提高,但是,从整体上看,山东省城镇化发展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2012年山东省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从业人员总数的33.1%,与2009年相比减少了3.4%,可以看出,山东省城镇化程度不断加深,但距离实现社会主义新型城镇化的伟大蓝图目标仍存在一些距离。

首先,山东省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较弱,济南、青岛、潍坊、淄博、烟台都是山东省内较大城市,但是不能较好地带动发展周边小城镇建设,总体上较低水平的城镇化,反映出山东省内第三产业的发展较为缓慢。山东省是个农业大省,加强城镇化的发展,尤其是加强联系城市和乡村,小城镇的发展,则能更好地加速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的转移[3]。其次,山东省城镇化发展质量不高,从收入水平看,2012年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5 755元,平均工资为34 001元,占平均工资的76%,比2005年下降了约17.64个百分点。可支配收入下降,使得人们的消费能力下降,居民除了基本生活开支外,对于其他消费望而却步。最后,解决好农村居民就业、养老、住房、医疗等问题,财政、土地等相关政策必须适时调整,以促进当前城镇化发展的矛盾与问题。

二、山东省农业现代化现状

山东省地处华北平原、黄河下游,2012年农村人口有5 559万,是中国典型的农业大省。山东省农业发展仍面临严峻考验。农业资源的严重短缺和农产品需求持续增长的矛盾将日益突出。尽管中国粮食产量保持了“九连增”,但粮食生产的空间受到限制。中国对粮食进口依赖程度上升,2012年中国进口谷物及谷物粉达到1 398万吨,进口5 838万吨的大豆[4]。

首先,山东省农业规模化经营水平较低。近年来,山东省农机动力和灌溉面积不断增加,农业发展也不断进步。但是,2012年山东省农业人口是5 559万,非农业人口是4 021万,农业人口是非农业人口的1.38倍,耕地面积7 510 761公顷,农户约是30 455 400户,平均每个农户拥有耕地面积0.25公顷,经营规模较小。其次,山东省农业产业化水平较低。到2012年山东省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已达2万多个,但是,全省认定省级以上龙头企业仅831家,山东省内龙头企业数量较多,但总体规模不大,农产品附加值较少,农产品价格近年来不断走低,难以形成辐射带动能力,不能有效促进农业的产业化发展。最后,农业发展投入了大量化肥、农药,地下水被污染,农产品品质大大下降,农业生态环境也遭到了破坏。城镇化发展,大量小城镇承接了大城市较多的污染型企业,垃圾污染,空气破坏,使得农村的美好生活一去不复返。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低,不仅是农业生产产业化水平较低,农村的基础设施、公共产品也与现代化社会相去甚远,有较大差距。

三、山东省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现状

“协调发展”是“协调”与“发展”的交集,是系统或系统内各个要素之间在和谐一致的基础上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无序到有序的总体演化过程。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中的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从山东省城乡恩格尔系数、可支配收入、就业人数之比可以看出,山东省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仍然较落后。

资料来源:《山东省统计年鉴》。

1990—2012年间,山东省劳动力不断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二三产业从业人数不断增加,意味着城镇化不断发展。从表1可看出,截至2012年,山东省第一产业就业人数还是大于第三产业人数,说明山东省农业人口较多,农业现代化、农业规模化经营还不发达。

资料来源:根据《山东省统计年鉴》(2013 年)整理计算得出。

四、对山东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建议

(一)不断变革发展理念,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

转变发展理念,将城市的发展和绿色发展相结合,注重城市的人口、经济和环境相协调,努力节约资源,减少碳排放量。着眼于城乡规划布局,产业协调发展,资源要素配置,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公共服务管理体系,并促进社会平等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城乡要素交换,协调促进中小城市、小城镇和新农村建设,逐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走以工促农,城市与农村的工人和农民互惠,城乡一体的城镇化道路。坚持统筹新农村城镇建设,并以实现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

(二)强化组织领导,积极构建新型城镇体系

山东省相关职能部门,要强化全局意识,切实履行职责,不断完善配套政策和措施,促进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要建立和完善城镇化发展协调机制,加强对城镇化重大问题的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结合“蓝黄”战略,与区域整体经济发展战略相适应,加快城镇的建设,以区域中心城市为核心,以县城中心城市、小城镇和农村社区为支撑,建立层次清晰、布局合理、功能协调的城镇和农村体系,促进人口、产业及各类要素资源向重点城市、城镇密集区和发展战略区集聚,形成“一群一圈一区一带”省域城镇空间格局。

(三)实行城乡生态共保,提高人居环境品质,促进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共赢

加强城乡统筹,城乡生态环境建设,推动城乡整体规划和整治。专注城市和农村的生态系统水源地保护和综合治理,建立健全环境保护和治理机制,促进生态保护和建设分区分类管理,城市环境管理和农村生态建设,促进双方良性的推动。开展城乡美化活动,全面加强城乡环境建设,加快背街小巷的改造和老城区绿化,改善农村和城市绿化美化亮化水平,打造一个美丽的山东。

(四)加大改革力度,建立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平台

农业保险协调发展研究 篇10

新型城镇化是一种全新的城镇建设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突出人的主体地位,统筹城市建设与农业现代化建设协调发展,以新型工业化发展为引擎,注重经济发展生态化的重要性,逐步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和公共服务公平化、合理化。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在于以人为本,即实现人的城镇化,能够平等地享用城市化的教育、卫生、户籍、就业、公共服务等公用资源,不断提升自身的生活水平。

农业现代化是以现代工业技术装备为依托,充分运用现代生物科学技术不断改造传统农业,并通过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农村集体产权权能、完善农业保险制度等改革手段,运用现代社会化服务体系服务农业,不断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提升农民的生活水平。

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统筹协调推进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关键。新型城镇化本质就是“农转非”的过程,即人口与生活方式两种形式的转化,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有助于更多的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享受城市生活,从而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创造健康条件。新型城镇化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源动力,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撑,人才和市场支持,为农产品销售提供了需求市场,同时新型城镇化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广阔的就业空间,推动农业生产的专业化、集约化。

二、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共性特征

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推进过程中体现出如下三方面共性特征:

1.强调人的重要性。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都强调了人在推进过程中的重要性,都是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原则基础上。新型城镇化的实质就是人口的城镇化,其根本目的就是让中国大多数农民到城镇定居,实现农民的市民化。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主体是农民,只有农民的综合素质提升了才能实现真正意义的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也是逐步实现农民科学文化水平、再教育机会不断改善的过程,农业现代化的目标是使更多的农民享受城市文明,即使是留在农村的人口,通过农业生产关系的深度改革,以农业工人的身份再就业,从而有更高的收入,享受更为完善的社会保障。

2.突出协调发展的重要性。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体现在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共赢,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不断提升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通过户籍制度、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改革途径逐步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新型城镇化在实现城市现代化的同时更要实现农业现代化,逐步打破“城乡分割”、“重城轻乡”的偏见,切实将“三农”问题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消除城乡分割的体制性障碍,提高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影响力,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并为城市发展提供大力支持。

3.倡导集约化发展模式。近年来,城镇化建设快速发展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但是由于资源浪费严重、城镇化不健康的扩张、生态环境问题也随之而来,水污染、空气污染、食品卫生等问题日益引起广大居民关注,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城市经济发展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农业现代化必须建立在科学发展的前提下,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原则,注重农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运用,合理有度地开发土地,在城市建设过程中要科学规划耕地和建设用地,避免土地资源的浪费。

三、河北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存在的共性问题

河北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主要存在如下三个方面的共性问题:

1.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河北省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由于资金投入不足,在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环境基础设施方面发展缓慢,乡镇一级污水处理厂尚未建设,配套设施项目建设滞后,收集处理率不高。城镇化建设推进过程中,单纯追求GDP,更多关注看得见、成效快、收益高的“短视工程”,而广大居民生活真正需要的交通、污水、垃圾处理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却相对滞后。农业建设方面,近年来自然灾害发生频率较高,现有的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已经严重不适应疏水、排水要求,再者用于农业建设的技术装备水平较低,抗灾减灾能力不强。

2.发展理念相对滞后。从河北省城镇化建设发展理念滞后突出表现在产业结构不合理上,河北省第一产业生产集约化程度较低;第二产业以钢铁、煤炭、建筑材料为代表的高能耗、高污染产业为主,第三产业比重明显偏低。产业发展的失衡直接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恶化,2014- 2015 两年的全国空气质量最差的城市排名中,河北省连续两次有7 个城市入选。农业发展理念的滞后主要体现在现代管理手段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应用较少和农民综合素质有待提升。“十二五”以来,河北省农产品出口总量有了显著增加,但相对发展缓慢,农产品出口增长速度低于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劳动技能提高难度和科技推广应用难度逐渐加大,成为制约现代农业快速发展的障碍。

3.创新驱动力不足。我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创新驱动力不足问题。城镇化建设中交通阻塞、内涝成灾、环境污染、信息分享滞后等问题集中折射了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创新技术发展滞后,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创新技术的配套进行。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创新驱动力不足主要表现在自主研发能力有待于提升,农业科技成果的应用落后于农业科学研究,农业科技人员紧缺,基层农技服务队伍老龄化,农民在接受和运用科技成果能力有待于提升等方面。

四、河北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三点建议

1.统筹谋划,强化基础工作的推进。新型城镇化与现代农业建设的稳健推进离不开扎实的基础工作,其中包括道路交通、园林绿化、信息技术、土地资源规划、居民户籍制度改革等。各级政府应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统筹谋划,协调发展,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良好局面。在新型城镇化与现代农业建设推进过程中,切实注重解决农民问题。一是解决失去土地的农民的再就业问题,可通过合理规划第三产业的发展,引导闲置的人力资源投身新型服务产业,通过职业培训提高其谋生技能;二是切实推进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户籍管理,消除城乡两种身份,提高居住在城市中农民工的主人公意识,使其真正享受城镇化的各种待遇;三是改善政府的公关形象,正确处理好政府与民众的关系,通过走基层、勤调研等形式掌握基层居民的民声所需,切实解决大众关注的基本问题,树立政府威信。

2.完善教育,转变发展模式。加快完善第三产业职业技能培训、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培训,不断拓宽各种类型培养渠道,开展现代农业职业教育,使广大农民理解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知识,掌握现代农业以及新型职业的应用技巧,将返乡创业的农民工作为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重要对象,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相关政策措施,为其创业、再就业提供便利条件。要加强城乡协调谋划,注重生态文明建设。一是重点在城市和农村的生态系统水源地保护和综合治理方面加大投入力度,逐步推进生态保护和建设分区分类管理,促进双方良性发展。优化城乡环境,加强城乡生态文明建设,大力推进新型农村建设。二是转变发展理念,将绿色发展理念深度融入城市发展的血液中,实现城市建设的人口、经济和环境齐头并进协调发展。三是倡导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建立完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加大对破坏生态环境、浪费农业资源现象的查处力度。四是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加快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农产品的发展步伐,实行“规模化种养———标准化生产———品牌化销售———产业化经营”供应链管理,进一步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不断推进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凸显农业多功能特征。

3.深化改革,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新型城镇化与现代农业建设过程中,切实做好土地产权改革、土地流转、产权流转服务等方面的改革,明确城乡土地的产权关系,建立健康有序的城乡一体化土地市场,切实解决现行土地征用制度中赔偿对象不明确、分配方式不公平等问题。农村土地流转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部分,推进新型城镇化须以产业为依托,产业聚集的建设用地也需要从农村的土地流转中获得。土地流转问题的有效解决是实现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重中之重。同时要建立产权流转服务机构,为广大农民提供便捷有效的服务,保障土地在流转过程中合法、增值。同时各级政府要加大农业科技创新平台的建设力度和新型技术集成推广应用速度,为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提供技术支撑,在农村加大信息技术推广应用,不断加强对农业生产各种要素、各个环节的智能化控制、规模化管理和科学化决策,促进农业生产方式切实转变,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步伐。

参考文献

[1]夏春萍.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互动关系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0(10)

[2]杨迅周等.河南省“三化”协调发展评价研究[J].河南科学,2011(12)

[3]谭爱花.基于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现代化目标的构建[J].生态经济,2011(9)

[4]黄卓然,黄亚平.“新型城镇化”概念内涵、目标内容、规划策略及认识误区解析[J].城市规划学刊,20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