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利益冲突

防止利益冲突（精选七篇）

防止利益冲突 篇1

2000年, 中国第一次对“利益冲突”有了意义表述。随后, 我国对防止利益冲突虽然也已经做出了一些规定, 但从总体上看这些政策法规由于政治色彩浓实施效果并不乐观。现有的诸多研究表明不良行政行为的实质就在于“利益冲突”, 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是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的重要举措, 研究利益冲突问题在我国具有深刻的意义。

二、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定义

要研究公职人员利益冲突, 就必须从认识其概念起步。很多国家对利益冲突管理已经进行了专门化立法, 那么什么是利益冲突呢?学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思考, 观点不一, 其中比较主流的有三种。

第一种观点是从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角度来看的, 认为利益冲突是政府人员的私人利益干扰了他为公众谋求公共利益。胡琴认为, 利益冲突是指公职人员或个人的信仰可能会妨碍他在管理公共利益中的决断, 从而难以做到秉公执法。在公共组织中的个体微观角度看, 公职人员也并不总是为公共利益考虑的, 他们往往会更加关心个人的利益。从个人利益干扰和影响公共责任的角度, 第二种观点认为, 利益冲突是公职人员的私人利益与其公共职位所应尽的公共责任和义务之间的冲突。苏马斯·米勒 (Seumas Miller) 、彼德·罗伯茨 (Peter Roberts) 和埃德沃德·斯培恩斯 (Edward Spence) 认为, 从应用哲学的角度来看, 利益冲突正是造成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它往往发生在一个人的自身利益和其被委托的职责存在相互矛盾的时候。第三种观点, 利益冲突的发生在于逻辑主体是公职人员的同时还担当了其他的私人角色, 比如父亲、丈夫或者是朋友等社会角色。库珀从行政伦理学的角度认为利益冲突就是“我们自己的个人利益与公职人员的义务之间的冲突。它包含了角色冲突和权力资源间的冲突, 以公谋私就是其中的典型。”这种由于多重社会伦理角色导致的利益冲突是政府廉洁形象的一个很大的不利因素。

综上可知, 无论学者从哪个角度进行利益冲突的概念定义, 最后都会归结到公职人员的自身利益对公共利益的僭越。笔者认为, 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是一个道德问题, 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还是一个角色管理的问题, 其实学者们不同的视角下所做出的定义也是存在着其内部契合点的, 公共责任和公共伦理都和公共利益有着密切的联系。

三、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发生的原因

林兴指出, 中国的利益冲突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 “公仆”的理论可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他的缺陷是忽视了公职人员作为“具体个人”的存在;第二, 是对腐败认识上的欠准确性, 中国在对公职人员“不能腐败”的制度建设方面少有成就;另外盲目排斥西方的政治制度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往往是以退避三舍的态度来对待很多资本主义制度国家的政治制度。库珀在他的文章中, 建设性地把利益冲突范围进一步推广, 扩展到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组织利益和私人的利益、上下级之间的利益冲突, 但是他的观点也存在着不完善性, 比如忽略了公共权力与利益冲突之间的关系。公共权力制约机制与反权力作用机制的缺失也是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不同的特定经济利益必然会在不同政治主体的相互关系中体现, 于是就会出现不同利益群体围绕公共权力进行博弈和斗争的状况, 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利益冲突。切实可行的公共权力制约机制和反权力作用机制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均衡利益、缓解冲突的作用。相反, 公共权力制约机制与反权力作用机制的缺失, 则会使冲突不断扩大化, 加剧冲突。

四、完善利益冲突管理的建议

公共权力的腐败, 利益冲突是其主要原因, 所以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以解决利益冲突问题。重视利益冲突, 为探索新的反腐之路、特别是从源头上预防腐败, 提供了建设性思路。

(一) 国外的经验

国外对于“利益冲突”的概念的确定要比国内早, 管理相对于国内已经相对成熟, 其中OECD国家的做法总结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

1.财产申报。财产申报有助于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能够帮助公众评判政府职员公务的执行情况。美国财产申报制度分公开申报和秘密申报两种。申报内容包括个人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的财产状况, 包括股票、债券、共享资金、养老金、能带来收入的不动产, 个人通过其他劳动、投资及奖励所获得的利益, 接受礼品、住房及招待消费, 本人在外任职情况以及为将来所做的安排和制定的个人协议等。

2.资产处理。廉政监督部门要对个人财产申报做出详细的审查, 并且要对那些存在利益冲突可能性的资产进行处理, 处理的形式往往有出售、委托和回避。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采取公平交易的方式将这些问题资产出售以消除潜在的利益冲突。

3.回避制度。回避制度是有效解决利益冲突问题的方法之一。加拿大详细的规定了回避接受优惠的相关制度, 其公职人员必须要避免任何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优惠的情况。此外, 许多国家还对任职也实行了回避制度, 禁止具有一定血缘关系的两人在同一个部门或者是能够构成上下级关系的单位任职, 禁止公职人员参与其亲属的任职、调动和处罚事务当中。

4.对离职后的行为实行限制。如今出现了一种在各国都很常见的新型利益冲突类型, 即政府公职人员在离职之后到某些私人企业后利用原有的关系网络继续“发挥余热”。美国等国家都对此种行为都已经做出了具体的限制规定。这种限制分为对就职范围和再就业时间上的限制两个方面。首先是范围的限制, 规定禁止到与其之前的政府岗位有密切的工作关系的公司或单位任职。其次是时间上的限制, 在一定的期限内不得与原任职单位有业务关系, 如此一来, 等到时间限制解除之时, 该公职人员原先的关系网已经淡化, 也就不能为其谋求多少个人私利了。

(二) 梳理国内发展脉络, 立足国情, 量身定做

世界各国在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上的经验是十分值得借鉴的, 但是鉴于中国所特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情, 我国更应立足国情来探索中国式的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道路。中国在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制度的变迁过程可以分为探索 (1984-1992年) 、发展 (1993-2002年) 、加速推进 (2002年至今) 三个阶段。纵向比较这三个阶段, 呈现出我国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管理制度建设的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注重制度的执行力、日趋国际化的发展趋势。进一步完善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管理应从如下三个方面入手:第一, 进行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立法, 重视对权力的制约, 使现有制度系统化;第二, 构建防止利益冲突行政伦理教育体系, 使得公职人员“根红苗正”;第三, 加强文化建设, 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对利益冲突“零容忍”的社会心理文化氛围。

1.完善制度体系, 重视权力制约。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可操作性差是一项亟待克服的弱点。将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管理的法律体系系统化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手段。对公职人员进行权力的合理配置, 防止一手遮天的权力滋生是防止利益冲突的重中之重, 具体的方法可以采用加快轮岗速率、压制利益团体、避免期权交易载体出现等。明确划分出公权与私利的利益边界, 使干部领导和公职人员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任职前的资产处理制度、在职期间的财产申报制度、回避制度、离职后行为限制制度, 系统化地将公职人员在任职前、在职、离职三个阶段的利益冲突行为进行规范, 有效规避公职人员在各个阶段潜在的利益冲突问题。

2.关注行政伦理, 构建防止利益冲突教育体系。观念性要素在防止利益冲突中是有效发挥制度约束作用的内控基础, 廉政教育在防止利益冲突的过程中, 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国家公职人员教育体系中, 廉政教育和伦理培训必须要被上升高度, 使其成为公职人员实现职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培训目标是帮助公职人员了解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法规, 特别是帮助他们树立防止利益冲突的观念。在公职人员的培训中就要对其详细说明未来可能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利益冲突问题、正确的解决方法、违反规定之后的处罚方式等, 并且要对其不断地进行意识强化, 让“利益冲突不可触碰”的种子他们在内心深深地扎根, 在日后的工作中时刻提醒自己严格规范自己的职业行为。

3.营造正确的社会心理文化氛围。社会文化心理氛围是一种软环境, 潜移默化地渗透人们的思想意识中, 从而形成心理调控机制。从中国历史文化传承来看, “利”是“官”的附属品, “官”是“利”的代名词, 所以在中国公职人员的利益冲突管理也是一场十分艰巨的思想文化斗争。笔者认为营造一种“崇尚廉政、褒扬廉政”、“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心理文化氛围是十分有必要的, 当社会的各个阶层都认可这种文化时, 那么利益冲突行为就会如同过街老鼠般“人见人打”, 再无藏匿的地方, 在加之严格系统的法律制度共同作用就能够真正使对于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防治获得社会文化心理的支持。

参考文献

[1].胡琴.论政府利益及其冲突治理[J].行政与法, 2002 (10) .

[2].Seumas Miller、Peter Roberts、Ed-ward Spence:Corruption and Anti-Cor-ruption:An Applied Philosophical Ap-proach.Pearson Education Inc.2005.pp46-59.

[3].特里·L·库珀.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4].林兴.利益冲突制度的探讨[J].广西社会科学, 2005 (9) .

[5].周梦柯, 温志强.浅谈公务员利益冲突:危害与化解[J].科教导刊, 2010 (12) .

[6].美国《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 (Standards of Ethical Conduct for Employ-ee of the Executive Branch) .

[7].陈哲明.加大防腐力度正确处理教育制度监督三者的关系[J].四川气象, 2005 (02) .

防止利益冲突暂行规定 篇2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县委办公室工作人员廉洁从政行为，防止利益冲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定》及党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全县工作实际，制定本暂行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县委办公室机关工作人员，是指县委办公室系统全体工作人员。

承担公共管理或服务职能的其他工作人员参照适用。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利益冲突，是指工作人员在履行公务职责过程中，其私人利益与公职身份所代表或维护的公共利益两者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因其作为或不作为，直接或间接使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获取利益。

第四条 本规定所称利益，包括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

财产性利益，是指动产、不动产、有价证券等财物或期权、债权等其他具有经济价值的利益；非财产性利益，是指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在政策制定、行政审批、执法裁量、人事管理等方面谋取的有形或无形的利益。

第五条 本规定所称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工作人员有下列亲属关系的人：

（一）夫妻关系；

（二）直系血亲关系，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

（三）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包括伯叔姑舅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侄子女、甥子女；

（四）近姻亲关系，包括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子女的配偶及子女配偶的父母、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配偶。

共同生活的继父母、继子女关系视为前款规定的特定关系人。

第六条 本规定所称的私人利益，不仅包括工作人员本人的利益，而且包括其特定关系人的利益。

第七条 本规定所指的利益冲突包括以下类型：

（一）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直接从利益相关者收取利益：

1．索取、接受或者以借为名占用管理和服务对象以及其他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财物；

2．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宴请以及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

3．在公务活动中接受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支付凭证； 4．以集资、交易、委托理财等形式谋取不正当利益； 5．利用知悉或者掌握的与工作职权有关的信息谋取利益；

6．其他利用职务之便直接获取利益的行为。

（二）工作人员利用公共权力的影响，直接或间接地实现自己或特定关系人的私人利益：

1．处理涉及自己或特定关系人的公务；

2．具有特定亲属关系的人在同一单位或有特定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任职，有特定管理职权的工作人员在成长地等特定地区任职；

3、允许、纵容特定关系人从事与本人职权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4．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谋取利益； 5．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谋取私利； 6．其他利用职务影响获取私人利益的行为。

（三）工作人员具有双重身份，利用公共权力的影响，在公务过程中以公共角色的身份参与私人事务，为自己或特定关系人谋取私人利益：

1．违反规定兼职；

2．违反规定从事营利性活动；

3．违反规定退休或离职后从事与原任职务有关的营利性活动。

第八条 防止利益冲突，坚持以下原则：

（一）公共利益优先。工作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在履行工作职能时，应当坚持公共利益优先，以公共利益为行为最高的衡量标准。要求其正确处理或限制可能对履行公务产生妨害的私人利益，自觉排除有碍公正履职的私人利益冲突影响，否定应当放弃参与有关公务的执行。

（二）透明与审慎。工作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应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准定，做到公开透明，及时报告有可能损害公正履行公务的私人利益；工作人员应审慎执行公务，在执行公务中的行为应受到严格的监督；在处理利益冲突过程时，其行为应当具有一致性和公开性。

（三）增强个人责任和表率作用。工作人员要时刻牢记和履行自身的公共职务责任，时刻保持廉洁，随时作出表率，应当以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方式来处理利益冲突。工作机关要以有效的防止利益冲突政策和行为来展示表率作用，不断增强工作人员个人和工作机关履行职权的公信力。

第九条 工作人员禁止借行使行政审批、行政执法、市 场监管、消费维权等职权，或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

第十条 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涉及本人或特定关系人利益的应当回避，不得参加有关调查、讨论、审核、决定，也不得以任何方式施加影响。

第十一条 有本规定第五条所列亲属关系的，不得在同一工作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也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工作机关从事人事、纪检监察、财务、审计工作。

市县两级工作机关根据干部管理权限在任命、选配各个职位、岗位工作人员时应当考虑工作人员亲属关系等因素并按有关规定进行适当回避。

第十二条 工作人员原定上不能在本人成长的街道、乡镇辖区任工作所所长，原定上不能在本人成长的社区、行政村辖区担任片（段）长。

市县两级工作机关根据干部管理权限在任命、选配各个职位、岗位工作人员时应当考虑工作人员的成长地等因素并按有关规定进行适当回避。

第十三条 工作人员禁止允许、纵容特定关系人从事与本人职权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第十四条 工作人员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谋取利益。

（一）不准要求或者指使提拔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其他亲属；

（二）不准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默许、纵容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特定关系人收受对方财物；

（三）不准默许、纵容、授意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其他亲属以本人名义谋取私利；

（四）不准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其他亲属及特定关系人从事经商、办企业等营利性活动提供便利条件。

第十五条

工作人员禁止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谋取私利。

（一）不准干预和插手国有企业重组改制、兼并、破产、产权交易、清产核资、资产评估、资产转让、重大项目投资以及其他重大经济活动等事项；

（二）不准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向相关部门及其人员以暗示、授意、打招呼、批条子、指定、强令等方式，干预和插手各类行政审批、行政执法行为，影响市场经济活动正常开展或者干扰正常监管、执法活动。

第十六条 工作人员禁止违反规定兼职或从事营利性活动。

工作人员退休或离职后在规定的期限内禁止从事与在职时职权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第十七条 新进入工作系统公务员队伍的人员，原从事其他职业或从事有关营利性活动的，在入职前应当辞去原职业或以转让、停业等适当方式停止有关营利性活动。

第十八条

工作人员应当根据相关规定要求的对象和内容如实申报个人有关利益事项。

第十九条 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有关规定的，根据干部管理权限依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限期改正、责令作出检查、诫勉谈话、通报批评或者调整工作岗位等处理，构成违纪的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 机关处理。

第二十条 各级领导干部应带头自觉遵守本规定，并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要求，抓好职责范围内的防止利益冲突工作。对放任、包庇、纵容下属人员违反规定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按照有关规定实施责任追究。

防止利益冲突 篇3

[摘要]公职人员因其公职身份所代表或维护的公共利益与其个人利益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在本质上是一个伦理问题，公职人员的道德水平和伦理观念对有效防止这种利益冲突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过对行政伦理进行立法来建构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伦理体系，其主要由核心信念、基本操守，以及保证这些信念和操守得以认真贯彻的预防、教育与惩处体系等组成。当前我国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多发、频发已成为社会转型期的一大特点，并成为诱发腐败、影响公职人员及公共部门廉洁守正形象的重要原因。在我国腐败现象逐渐呈现“结构化”“民俗化”趋势的大背景下，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在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方面的成功经验，构建基于伦理法制的、多种措施密切配合并同步推进的制度体系，是防止我国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利益冲突；行政伦理；伦理立法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4.004

公职人员因其公职身份所代表或维护的公共利益与其个人利益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是一个伦理问题。当公职人员面临这种利益冲突时如何做出选择，是把个人利益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还是把公共利益放在首位，除了受相应法律的强制性约束外，个人的道德水平和伦理观念更为深刻地影响着公职人员的选择。当前，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是对公职人员的伦理进行立法，如美国的《政府伦理法》、英国的《文官行为准则》、加拿大的《公共服务价值与伦理法》等。随着国际社会对腐败问题的普遍关注及对合作治理腐败问题的日益重视，“基于政府透明治理与公职人员能否恪守伦理准则，完成公民的公共信托，不仅是各国政府内部的治理议题，更是民主国家最重要的基础与全球化的重要议题”[1]。当各级政府想提供给公民在经济与社会生活上有一个可信任的和有效的架构时，诚实正直已成为该架构的根本要件之一。倡导建立诚实正直的机制和体系，也越来越被视为良善治理的根本要素[2]（P1）。而诚实正直是伦理法制架构的主要内容。

伦理立法可以为公职人员提供一般性限制，“这种限制是对政治共同体道德最低标准的规范性陈述”，“对违法乱纪行为实施罚款、监禁和行政处罚都是确立人民主权并使人民的意志得以实现的方法”[3]。通过伦理制度化为公职人员确立一整套核心价值和伦理行为规范，可以使公职人员明白哪些行为是道德的，哪些行为是社会所期待的，哪些行为是与社会期待相违背的。“一个行政人员应当知道什么是道德的，以便合乎伦理地行事，最容易的方法是制订行为的标准”，“也就是说，准则的制订旨在反映理想官员的形象”[4]。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之所以在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方面能取得骄人的成绩，与其对公务伦理法则的深刻认知和高度重视有着密切的关系。OECD在给成员国的《公共服务的管理原则》建议书中指出，“为推进公共服务的道德行为，成员国需要采取行动，应该给公职人员提供明确的道德规范和指南，确保体制和制度的良好运行”[2]（P67），认为“通过相关伦理法制的建制，指明公共服务应有的核心价值，以规范公职人员的行为，不仅是OECD各国达成善治、提升公共信任的普遍途径，更是唯一被强调与证明有效的不二法门”[2]。我国港澳台地区为了有效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建设廉洁政府，也非常重视对公职人员道德操守的培养，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建立了公职人员的道德标准和伦理体系，各自形成了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伦理系统，其中香港的廉政伦理及廉政机制令人瞩目。

由于任何一个国家对公职人员伦理的追求都不可能脱离本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明程度、历史文化传统，其伦理法制化的内容具有明显的本土性，因此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法制伦理其内容有着较大的差别。但从结构上来看，发达国家和地区公职人员伦理制度主要是由核心信念、基本操守，以及保证这些信念和操守得以认真贯彻的预防、教育与惩处体系等组成。本文拟在考察发达国家和地区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行政伦理核心价值的基础上，提出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经验的建议，以期为防止我国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提供“他山之石”。

一、发达国家和地区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行政伦理核心价值

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了有效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通过不同的政策、法律规范建立了一整套的行政伦理核心价值，通过这些核心价值的引导，使公职人员在面临利益冲突时主动做出有利于公共利益的选择。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政治制度、民主程度、历史文化传统、国（区）情等方面存有较大差异，因此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公职人员核心价值的要求也不尽相同、各有侧重，但是有些核心价值，如公平、公正、廉洁等，还是得到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基本一致的认同。比如OECD各成员国的伦理法规及相应的法律条文对以下核心价值取得了基本一致的认同，即不偏不倚、合法、廉正、透明、效率、平等、责任、正义等。

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通过《公务员守则》《接受利益（行政长官许可公告）》《防止贿赂条例》《公务员管理命令》《问责制主要官员守则》等法律规章，为香港公务员确立了明确系统且行之有效的伦理规范。香港公务员品行总则指出：“公务员必须时刻奉公守法、严格遵守政府规例。他们必须尽忠职守，履行职务时悉力以赴，时刻以政府的利益为依归。无论是对待市民大众还是对待同事，都必须诚实公正，以负责、公平的态度履行职务；不得以权谋私，也不应令自己处于本身利益与公职有冲突或使人有理由怀疑本身利益与公职存在冲突的情境中；不得有任何令人怀疑公务员是否公正，或令政府声誉受损的活动或行为。” 为建成一支高效、专业、廉洁、信实、公正、中立的公务员队伍，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要求公务员必须遵守下列同等重要的基本信念：（1）坚守法治；（2）诚实可信，廉洁守正；（3）行事客观，不偏不倚；（4）政治中立；（5）对所作决定和行动负责；（6）尽忠职守，专业勤奋。

20世纪末，我国台湾地区为了推动廉洁政府的建设，开始大规模地实施行政革新方案。1993年，台湾提出行政革新方案，希望通过此举建设以廉洁为重点，兼顾效能、便民的廉能政府。1996年，台湾行政领导人李登辉提出“心灵改革运动”，强调要转换文官思维与心智模式，以提升竞争力。2001年6月7日，台湾“行政院”发布《建立行政核心价值体系推动方案》，2002年3月21日制定《建立行政核心价值体系推动方案参考作法》，开始推进台湾行政价值体系建设。本次行政价值体系建设提出了5个核心价值目标，即建立公务人员对“国家”的忠诚感、对社会的关怀情、对政府的向心力、对民众的服务心、对公务的责任感。在以上核心价值目标的基础上，台湾“行政院”人事局于2004年2月25日又新增了“创新”“进取”“专业”三个核心价值理念。

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把坚守法治、廉洁奉公、以人为本、忠诚尽责、摒弃官僚、讲求效率、务实进取、与时并进作为公职人员的核心价值理念。

在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过程中为了增强上述抽象的伦理标准对具体行为的适用性，使公职人员的具体行为有明确参照，发达国家和地区在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又制定了公职人员的行为规范，以此指导公职人员的具体行为。同时，在设计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制度时，始终把这些核心理念贯穿其中。如我国香港地区为了使比较抽象的基本信念能够贯穿于公务员的日常行为中，在核心价值基础上又制定了公务员的操守准则——“坚守法治、诚实可信、廉洁守正、行事客观、尽忠职守、专业勤奋、政治中立、对所作的决定和行动负责、不偏不倚”，并对每一条操守准则都进行了详细、明确、可操作性强的阐释。例如，坚守法治要求公务员必须维护法治和司法公正，在行使其行政权力时必须遵循《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香港法律；必须在其职权范围内或酌情权限内作出决定，不能超越其所获授的权力范围；必须依循适当程序办事，在执行公务时发现任何怀疑舞弊行为须从速向廉政公署举报。诚实可信则要求公务员必须据实阐述事情和相关事宜，如有错误须尽快更正，公务员只可把公共资源用于有关资源所核准的用途。

澳门地区规定，公务员在践行上述核心价值的同时，还有义务遵守无私、热心、守时、忠诚、保密、有礼、勤谨、服从的行为规范。

二、发达国家和地区行政伦理核心价值的推进和保障措施

行政伦理核心价值对公职人员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但如何才能把这些核心价值内化于公职人员的行为、使得公职人员在日常行为中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是否处于利益冲突的情境？怎样使公职人员明白当处于利益冲突的情境时该如何应对？当面临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时应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如何避免利益冲突情境的出现？利益冲突的具体样态是什么？如何保证公职人员在明知自己处于利益冲突的情境而又故意做出不利于公共利益的选择行为时得到应有的惩罚呢？为了达到上述目标，发达国家和地区采取了预防、教育培训和制裁等一系列行政伦理核心价值的推进和保障措施。

1.预防

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是避免利益冲突的重要途径。很多公务员陷入利益冲突情境的原因是政策模糊不清、指引不到位和程序不周全，使得公务员在公务活动中无所依从。为了有效预防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发生，发达国家和地区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预防性措施。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我国香港地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做法是制定清晰的政策，提供详细而又科学可行的指引，设定严谨而又周全的程序，让所有公务员有所依循，并在各部门间形成适当的制衡机制。具体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提供适用于全体公务员的指引。香港公务员事务局联合廉政公署及相关部门在全港范围内发布了适合于全体公务员的品行指引，并时常对这些指引进行检讨和更新，以确保其清晰明确、符合时宜。这些指引的内容涵盖了利益冲突、申报私人投资和公务员以公职或私人身分接受利益、款待及赞助访问等。

第二，实施诚信管理及推进计划。香港公务员事务局联合廉政公署常年致力于公务员的诚信教育，提高公务员的诚信意识。例如，2004年实施了公务员廉洁操守深化计划，由公务员事务局和廉政公署首长级人员组成外展队，造访了总下辖员工 124 000 名的34个局/部门，就诚信问题交换意见。2005年，合办了以“诚信为本，卓越管治”为主题的领导论坛，让公营和私营机构的领导共同探讨诚信问题所面临的挑战，彼此分享诚信领导方面的经验。2006年，公务员事务局与廉政公署联合实施了诚信领导计划，据此计划各局/部门分设了诚信事务主任和助理诚信事务主任，分别由各局/部门委派辖下一名高层首长级人员和部门主任秘书担任，前者主要负责推广各项有关诚信风气的活动，制定符合本机关需要和工作目标的相关策略与工作计划，定期报告其在诚信管理方面的工作进展；后者主要辅助前者工作。公务员事务局在诚信领导计划下定期举办不同主题的工作坊，如诚信、纪律、操守等，以支持诚信事务主任的工作，同时给予其工作上的意见和建议。

第三，提供网上资源和经验共享。香港公务员事务局与廉政公署联合推出了网上“公务员诚信管理资源中心”，这是一个一站式的电子资源服务中心，可供所有公务员使用。该中心汇集了适用于全体公务员的最新操守规则、有关诚信的刊物、操守指引、操守样本和一些常见的问题与答案，并且集中提供了包括行为失当、接受款待、伪造欺诈等公务员不当行为及刑事案例，供所有公务员浏览。

第四，发行刊物。香港公务员事务局经常出版如《公务员良好行为指南》《公务员防贪要诀》《诚信事务主任手册》等手册、小册子，并免费发放给公务员，以推动公务员诚信建设。

第五，严格有关欠债员工的管理。香港政府非常重视公务员的债务问题，他们认为公务员欠债是导致公务员利益冲突、贪污受贿的重要诱因，因此，对公务员的债务问题管理非常严格。通过对欠债人员的跟进调查，为处于财政困难的公务员提供各种福利服务、推行家庭生活教育活动、健康生活方式计划等，帮助公务员有效理财，避免其陷入债务困境之中。

2.教育培训

让公职人员对行政伦理核心价值充分了解、认知和赞同，是把这些核心价值内化为公务员行为、有效防止利益冲突的前提条件。为此，发达国家和地区主要采取了对公务员进行相应的教育培训的方式。例如OECD国家就认识到，要让行政伦理核心价值内化为公职人员的行为，就“特别需要政府帮助公职人员理解所期望的行为规范并培养起他们解决伦理困境的技能”[2]（P32）。因此，OECD成员国采取多种形式对公职人员进行教育培训，内容包括“遵从性教育”和“完善性教育”。“遵从性教育”主要以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内容、以公职人员对相关法律法规的认知为目的；“完善性教育”主要以伦理价值、伦理准则、伦理思维为内容、以形塑和完善公职人员的行政伦理人格为目的。同时，为了保证教育和培训工作能落实到位，OECD一些成员国还针对公职人员的培训事宜进行了立法，以强制的方式保证教育培训工作的有效开展，如美国有《政府雇员培训法》《政府间人员法》《雇员综合培训法》，法国有《继续教育法》《公职人员地位法》等。我国香港地区则通过廉政公署和公务员培训处定期开设防贪课程，通过举办以防贪为主题的讲座、推行以诚信操守和避免利益冲突的间接会等形式，使公务员时刻警觉，以维持高度的诚信意识。另外，香港公务员事务局联合廉政公署还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不断地向各级公务员推广良好品行，提供入职指导和培训，举办研讨会，发布指引和规则，促使公务员了解自身应持有的操守准则并严格遵从。

我国台湾地区则在全岛范围内对公务员开展公民伦理、领导伦理、管理伦理、服务伦理的教育培训，同时通过鼓励公务人员参与志愿服务，建立合理化、人性化工作关系，加强和推进公务员对核心价值理念的认知与践行。通过培养研究发展能力、建立参与建议及决策机制、成立工作改进小组的途径，推动“创新”的落实；通过落实绩效管理制度、建立团队意识、深化顾客导向之公共服务的途径，推进“进取”的价值理念；通过强化知识管理、形塑学习型组织、推动标竿学习的途径，推进“专业”的价值理念。

3.制裁

为了保证公职人员的违法、滥用职权或违反诚信的行为得到有效校正，发达国家和地区对背离公职人员行政伦理核心价值的行为采取了严厉的制裁措施。如我国香港地区为了保证公务员的廉洁守正，根据《公务人员（管理）命令》《公务人员（纪律）规例》《反贪污贿赂条例》等法律文件建构了针对公务员的严厉的制裁机制。根据公务员行为不当的严重程度分别采取进入正式与非正式的严训程序。当公务员有轻微行为不当时，部门首长可向有关人员发出警告，无需进入正式的严训程序；当公务员屡次有轻微不当行为或严重不当行为或触犯刑事法律时，则会采取进入正式的严训程序。正式的严训程序既规定了针对行为不当公务员的严厉的惩处措施，又规定了严谨的程序，所附多项保障措施可保证被控人员受到公平聆讯。对启动正式程序个案的处分包括谴责、严厉谴责、罚款、降级、迫令退休及革职。

三、结语

公职人员行政伦理核心价值虽不对特定的利益冲突提供针对性的具体规定，但为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提供了价值指导和伦理准则，是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统合性制度和思想灵魂。行政伦理核心价值贯穿于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制度的始终，为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提供了目标指向。因此，它是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体系的核心和灵魂，更具有根本性。

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防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种措施密切配合、配套实施，而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伦理体系无疑是这些措施的内核和灵魂。以伦理法规为中轴、在其他法规制度的密切配合之下，构建严密的制度体系，是发达国家和地区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成功经验。当前，我国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多发且频发，已经成为诱发腐败、影响公职人员及公共部门廉洁守正形象的重要原因。在我国腐败现象逐渐呈现“结构化”“民俗化”趋势的大背景下，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在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方面的成功经验，构建基于伦理法制、多种措施密切配合同步推进的制度体系，是防止我国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有效路径。

[参考文献]

[1]行政院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统合性政府伦理法治之研究[M].台北：台北市行政院研考会，2008：2.

[2]OECD.Trust in Government：Ethics Measures in OECD Countries[M].Paris：OECD Press，2000.

[3][美]特里·L·库伯.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M].张秀琴，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4][美]理查德·D·宾厄姆.美国地方政府的管理：实践中的公共行政[M].九渊，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防止利益冲突 篇4

企业利益相关者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美国、英国等国家逐步发展起来的, 该理论认为: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在企业中进行了一定的专用性投资, 并承担了一定风险的个体和群体, 其活动能够影响该企业目标的实现, 或者受到企业实现其目标过程的影响。

利益相关者理论强调公司的目标是通过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达到利益相关者总体利益的最大化。然而当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应用于企业实践时, 面对众多的、极具差异的 (有的还可能是相互冲突的) 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 企业的运行可能显得无所适从, 从而背离企业目标。笔者认为, 公司治理的主体不应该是全体利益相关者, 应该对利益相关者进行甄别, 确定核心利益相关者。笔者认为核心利益相关者至少应包括企业核心股东、管理者和员工, 应该让核心利益相关者成为公司治理的主体。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的发展趋势将是核心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

二、企业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

企业核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要求不仅会有差异, 而且很可能会产生冲突。这是因为各方利益相关者往往都是站在自身利益需求的角度来对企业提出要求, 希望企业尽量履行更多的显性契约和隐性契约。

(一) 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

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 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的利益冲突。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主要体现在控制股东与少数股东的利益冲突上, 即发生在股权相对集中、控制股东与少数股东持股数额对比明显的公司中。在资本多数表决原则下, 少数股东的表决权仅在理论上存在, 由于其持股比例太小, 对公司事务的影响很小, 中小股东“理性的无知”和“搭便车”问题, 使大股东常常漠视中小股东的利益。控股股东往往利用自己在公司中的优势地位, 欺诈、打压少数股东, 如对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予以持有最低股份的限制、利用关联交易侵占公司资产、排挤少数股东选派的代表进入公司机关、在公司增资时以特别优惠的价格得到新股份从而扩大对公司的控制权、采用有利于自己的股利分配政策等。

(2) 股东与经营者的利益冲突。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中, 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会发生的。股东期望经营者能够从“股东利益最大化”目标出发从事经营与管理活动, 但经营者往往会从自身利益出发而牺牲股东利益, 使股东的期望和既定的财务目标异化, 股东将不得不负担一部分由于经营者的利己主义行为而发生的成本, 即“代理成本”。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追求目标的不同。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的法律地位不同, 二者追求的目标必然存在着偏差。股东的目标是实现财产的保值增值, 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二是对待风险的差异。经营者认为自己将大量的人力资本和个人财富投入企业, 而股东只是把自己财富的一部分甚至一小部分投入到某一企业中, 因而认为自己所承担的风险远比所有者大得多。三是经营者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股东期望经营者能加倍努力工作, 以增加企业价值。然而, 经营者是否努力以及努力的程度, 股东却难以判断。

(3) 股东与债权人的利益冲突。股东与债权人作为公司的两种资金提供者, 既有相同的利益, 也会存在利益的冲突。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可归结为四类:一是股利发放政策。股利增多会使股权价值上升, 但同时会削弱企业未来偿还债务本息的能力, 从而使企业债券的价值下跌。二是债权稀释问题。对已经发行的债券的持有者而言, 如果企业再发行新的优先级别等于或高于旧的债券时, 其所拥有的旧债权就会受到削弱。三是资产置换问题。股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 有可能投资高风险的项目, 而对债权人而言, 其借贷资本的收益是确定的, 公司项目投资风险的增加只会导致其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增加。四是投资不足问题。企业可能会放弃那些可以为其带来正的净现值的投资项目, 即如果一个净现值为正的项目所带来的好处主要由债券持有人获得, 那么企业就会拒绝这一项目。

(二) 企业与员工的利益冲突

基于资本雇佣劳动的认识, 强调股东是公司的主人, 职工是为资本赚钱的工具, 是被公司所雇佣的对象。在这种思想指导下, 股东与职工利益冲突的严重程度可想而知。股东与雇员的利益冲突, 主要在于雇主与雇员的关系是不平等的, 雇员处于弱势地位。

三、企业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均衡

企业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发生冲突是永恒的话题, 企业运作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不断冲突、调整和平衡的过程。在企业总体利益既定的情况下, 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可能是冲突的, 而最终利益的分配则是各方博弈的结果。公司治理从根本上可理解为一种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冲突的协调机制, 它通过运用多种手段和方式, 整合企业内外部资源, 来协调企业多种利益相关者利益要求之间的冲突。

(一) 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和相互制衡

理论上, 所有股东都具有相同的权力和平等的收益而被认为是同一利益主体的。但实际上, 当股东构成中存在具有绝对优势的控股股东而其他股东又相对分散时, 大股东和中小股东就成为不同的利益群体, 由此产生了博弈行为。

如前所述, 控股股东对公司资金的大量侵占以及对公司控制权的争夺, 损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对于中小股东来说, 由于普遍存在着“搭便车”和对“参与成本”的考虑, 在公司治理中缺乏参与股东大会的积极性, 而信息不对称导致其在公司中往往处于无奈或无助的地位。对中小股东而言, 最便捷、最有效的表达意见和行使权利的方式往往不是股东大会上的“用手投票”, 而是在资本市场上的“用脚投票”。由于中小股东缺乏参与意识, 对投票权与诉讼权的放弃和缺失, 使得大股东成为这场博弈中的赢家, 从而可以肆意侵害中小股东利益。解决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 主要从以下方面着手:

(1) 股东权的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相结合。股东权平等原则是各国公司法普遍遵循的原则。股东权平等首先是形式上的平等, 即股东享有同股同权、同股同利, 这是为了保证少数股东并不因为持股份额少而在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分配公司利润等方面处于不公平地位。但仅此是不够的, 由于持有股份数额的悬殊, 控股股东对于公司事务有单方面的决定权, 少数股东的表决权成为一种形式, 控股股东的强势地位会造成少数股东在事实上的不平等。因此, 有必要在坚持股东权形式平等的同时, 兼顾或追求实质上的平等, 强调对少数股东的特殊保护。我国新修订的《公司法》在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方面赋予了新的权力, 健全了对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机制, 保证了中小股东有充分的发言权, 避免其被控股股东所操控。

(2) 股东之间的权力分立与制衡。论及公司之间的权力分立与制衡, 人们一般会想到公司权力在公司各部门之间的分配与相互牵制。为了有效地制衡控股股东, 许多国家创设了独立董事和独立监事制度, 通过扩大外部董事和监事的比例, 以解决权力分立与相互制衡。较为现实可行的作法是由少数股东及其他非控股股东的利益关系人提名, 股东大会在提名范围内任免, 并且在表决时控股股东应予以回避。随着公司治理外部系统的作用增强, 学者对此问题的深入研究、媒体的高度关注、政府提供相关的立法保证和方便中小股东参与治理的手段 (例如网上投票、累计投票制的实施) 等, 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意识逐渐增强, 博弈双方的态势将发生变化, 中小股东的利益将得到有效保护。

(二) 股东与经营者的利益平衡和相互制衡

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后, 股权的过度分散、监督成本和“搭便车”问题, 使股东与经营者的力量对比中, 经营者居于公司的优势地位, 作为所有者的股东反而处于劣势, 形成了“内部人控制”和“强管理者、弱所有者”的局面。协调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通常采用两种方法:一是激励, 通过激励报酬计划使经营者分享企业增加的财富, 鼓励他们采取符合企业最大利益的行动;二是监督, 对经营者进行监督, 并在经营者背离股东目标时, 减少其各种形式的报酬, 甚至解雇他们。在以下两种情况下, 股东可以更好地制衡经营者的行为, 从而协调股东与经营者的利益冲突。

(1) 发挥机构投资者在平衡股东与经营者利益冲突中的重要作用。机构投资者常常掌握公司较大比例的股份, 拥有专业的投资经理, 具有参与公司治理的动机和能力, 因而可以通过多种途径维护股东权益、制约经营者。机构投资者的迅速崛起, 满足了股东们权力制衡、降低代理成本、提高效率的要求, 为股东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代言人。

(2) 突出董事会在协调股东与经营者冲突中的重要作用。由于经营者和股东的信息不对称, 经营者有可能通过操纵会计信息, 运用者在委托投票权的竞争中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股东最直接的做法就是委托一些品行端正、学有专长的人组成董事会, 通过董事会选任和监督经营者。通过内部董事和外部董事相结合的董事会结构, 能够有效地协调和平衡股东与经营者的利益冲突。

(三) 企业与员工的利益平衡和相互制衡

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博弈, 员工在博弈过程中一开始就处于弱势地位, 如果缺乏参与精神和合作精神, 那么员工就更加处于劣势。因此, 只有寻求突破, 才能改变这种劣势, 公司治理系统为员工提供了突破的渠道, 即员工可以通过合法的方式对经理层进行监督。经理层对于股东、董事会所拥有的信息比较优势, 在员工这里可能不复存在, 因为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必须通过员工的执行才能完成, 员工可以通过公司治理系统所提供的合法途径参与公司治理, 以手中的信息作为筹码进行博弈。这样, 公司治理系统下的经理层与员工之间可以不断地进行重复博弈, 并向有利于共同治理的方向发展。

利益相关者之间博弈即利益均衡的核心内容是权力和利益的分割, 实践证明, 企业所有权的配置从“股东独享”向“利益相关者共享”演变, 前者是企业所有权的初始缔约状态, 而后者则是反复博弈后的稳定状态, 也是企业所有权的最优配置状态。公司治理系统为博弈各方提供了一个相互制衡的长期博弈框架, 而良好的公司治理是多方长期博弈所形成的一个相对稳定的均衡结果。

四、结论

让核心利益相关者作为公司治理主体是合理和可行的。首先, 核心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进行了高度的专用性投资, 并承担了剩余的风险, 其行为是影响企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 企业的经营好环也与其切身利益密切相关。非核心利益相关者因承担的剩余风险相对较小, 且自身数量和身份难以确定, 资产不容易量化, 因此其参与公司治理在目前不应该提倡。其次, 核心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可以有效地防止寄生关系和偏利共生关系, 形成具有互惠共生性质的利益相关关系。因此, 公司共同治理的发展趋势是核心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治理, 达到利益各方的利益均衡。

参考文献

[1]杨瑞龙、周业安:《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1]杨瑞龙、周业安:《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杨瑞龙、周业安:《企业共同治理的经济学分析》,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2]杨瑞龙、周业安:《企业共同治理的经济学分析》,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3]任云海:《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现状综述》, 《商业研究》2007年第3期。[3]任云海:《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现状综述》, 《商业研究》2007年第3期。

威海市防止利益冲突制度 篇5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从政行为，防止利益冲突，有效预防腐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利益冲突”，是指党政领导干部的个人利益与公职身份所代表或者维护的公共利益之间发生矛盾，可能导致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行为。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全市党和国家机关副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以及人民团体、事业单位中相当于副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

第四条 防止利益冲突工作，坚持健全机制、科学规范、预防为先、依法处理的原则。

第二章 利益冲突的基本表现

第五条 党政领导干部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及其他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或者个人的礼品等馈赠以及宴请、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

第六条 党政领导干部与管理和服务对象以及其他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或者个人发生大额资产交易、借贷、委托理财等行为。

第七条 党政领导干部在履行职责中知悉内幕信息后，参与或者委托他人参与相关利益活动，或者将内幕信息透露给他人用于谋取利益活动。

第八条 党政领导干部私自从事营利性活动，出现下列行为：

（一）个人独资或者与他人合资、合股（包括以他人名义入股）经商办企业及其他营利性组织，或者以承包、租赁、受聘等方式从事商业和其他经营活动；

（二）拥有非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企业的股份、证券；

（三）兼职取酬，或者从事有偿中介活动。

第九条 党政领导干部离职或者退休后三年内，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或者接受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中介机构的聘任，或者个人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第十条 党政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本人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个人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社会中介服务等活动，在本人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外商独资企业或者中外合资企业担任由外方委派、聘任的高级职务。第十一条 与党政领导干部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人员，在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或者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财务等工作。

第十二条 党政领导干部在公共资源配置、公共资产交易、公共产品生产、公共资金使用领域中，参与涉及本人以及配偶、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近姻亲和其他有共同利益关系的人相关事项的讨论、研究、决策等工作。

在其他公务活动中，参与涉及前款人员具体事项的规则制定、调查、讨论、审核和决定等工作，主要包括：

（一）考试录用、调任、职务升降任免、考核、考察、奖惩、交流、出国审批；

（二）监察、审计、仲裁、案件审理；

（三）税费稽征、项目资金审批、监管；

（四）行政审批、行政复议、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决定事项；

（五）行政协调、物资资金调配事项；

（六）其他存在职权影响的事项。

第三章 防止利益冲突的主要措施 第十三条 健全完善和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党政领导干部具有本规定第五条至第十二条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和本规定要求，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及时向组织（人事）部门如实报告。

新调任职党政领导干部具有本规定第八条情形之一的，应当形成专题书面报告，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报送组织（人事）部门并同时抄报纪检监察机关。

第十四条 实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各单位应当在接收文件、听取汇报、信息收集等未公开信息流入或产生的第一时间、第一环节，对其是否属于内幕信息进行甄别，对认定的内幕信息按照规定进行登记和保密管理。

实行信息披露申请制度。行政管理相对人或者利益相关人可以就本规定第二章所列利益冲突表现中涉及本人利害关系的事项，向存在利益冲突的党政领导干部所在单位或主管部门提出信息披露申请。有关单位受理后，应当进行调查核实，于10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书面作出是否存在利益冲突情形的情况说明。对存在利益冲突情形的，依照有关规定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及时反馈申请人。

第十五条 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廉政承诺制度。党政领导干部应当对报告登记个人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并作出承诺。

党政领导干部所在单位、上级主管部门或者纪检监察机关（机构）、组织（人事）部门发现其存在利益冲突方面的问题，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分别经本机关、本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进行调查核实。

第十六条 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主动回避制度。党政领导干部在履行职责中，具有本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所列基本表现之一的，应当按照《公务员回避规定（试行）》和《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主动向组织（人事）部门报告并提出任职回避申请，组织依照规定程序作出决定。

具有本规定第十二条利益冲突基本表现之一的，应当按照《公务员回避规定（试行）》和干部管理权限，主动向上一级主管领导书面提出公务回避申请，组织依照规定程序作出决定。

第十七条 实行利益相关人回避申请制度。行政管理相对人和利益相关人可以就第十二条所列利益冲突基本表现，向涉及利益冲突的党政领导干部所在单位或者主管部门，提出要求其回避的申请。

有关单位受理回避申请后，依照《公务员回避规定（试行）》、《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等规定作出决定，并于3个工作日内反馈申请人。申请人对回避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作出该决定单位的上一级机关提出复核申请，上一级机关应当于5个工作日内将复核结果反馈申请人。

第十八条 健全完善并认真落实党务、政务公开制度。各级各部门、单位应当将党政领导干部履行公共职责的权限、分管工作和相关工作程序、时限、标准、依据等涉及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切身利益，可能发生利益冲突的信息，依法对社会公开。

第十九条 建立健全社会监督机制，鼓励、支持人民群众监督党政领导干部违反防止利益冲突规定的行为，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发挥人民群众在防止利益冲突中的监督作用。

第二十条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要统筹协调，加强监督检查，将执行本规定的情况，纳入党政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内容，每年集中报告；建立健全党政领导干部利益冲突信息库，将个人信息资料、利益申报、回避、信息披露等情况系统管理。

第二十一条 组织（人事）部门在干部监督和选拔任用工作中，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经本机关、本单位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查阅有关领导干部报告利益冲突的材料；纪检监察机关（机构）在履行职责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经本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查阅有关领导干部报告利益冲突的材料；检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时，经本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查阅案件涉及的有关领导干部报告利益冲突的材料。

第四章 发生利益冲突的处理和责任追究

第二十二条 党政领导干部具有本规定第五条表现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将接受的礼品登记上交；接受的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旅游、健身、娱乐等消费支出，由个人支付相关费用。不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纠正、处理的，依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三条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七十四条、第八十二条等规定处理。

第二十三条 新调任职的党政领导干部具有第八条表现的，应当按照新调任职务规定要求停止相关经营活动，辞去相关职务，按规定处理持有的股份（有价证券），并及时将有关情况向组织报告。试用期满（无试用期的任职满三个月），仍未依照有关规定纠正、处理的，给予组织处理或者处分。

第二十四条 党政领导干部离职或者退休后具有本规定第九条表现的，由主管机关或者纪检监察机关（机构）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一百零二条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二条等规定处理。

第二十五条 党政领导干部具有本规定第六条、第七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表现之一和其他利益冲突表现的，由主管机关或者纪检监察机关（机构）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规定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六条 党政领导干部发生与公共利益冲突的行为，隐瞒不报或者不如实报告的，由主管机关或者纪检监察机关（机构）责令其限期改正；情节严重或拒不改正的，给予组织处理；构成违纪的，依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七条 党政领导干部拒不执行回避决定的，依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公务员回避规定（试行）》和《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等规定处理。

第二十八条 对于违纪行为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应当收缴或者责令退赔；对于违纪行为所获得的其他利益，应当依照有关规定予以纠正。

第二十九条 党政领导干部所在单位，管理监督不到位发生利益冲突问题的，依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有关规定，追究相关领导干部的责任。第三十条 组织处理、纪律处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有关规定程序办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市直各部门和各市区、开发区、工业新区直属机关、镇（街道）科级负责人，基层站所负责人，人民团体、事业单位中相当于科级负责人，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领导班子成员参照执行本规定。

第三十二条 本规定所称“内幕信息”，是指政府或者其他公共机构没有披露或者尚未公开的公共设施建设、商品价格调整、税率调整、银行利率调整、企业重组、签订重大交易合同、投资重点工程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等各种信息，证券、期货交易活动中涉及公司的经营、财务或者对该公司证券的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以及其他会造成重大影响的信息。

本规定所称“近姻亲”，包括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子女的配偶及子女配偶的父母、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配偶。

第三十三条 各部门、单位可结合工作实际，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的管理办法及配套制度。

第三十四条 本规定由中共威海市纪委、威海市监察局负责解释。

利益冲突时代的权利观念 篇6

[文章导读]本刊曾于2012年2月号组发封面专题《流动的中国》，探讨财富与人口的流动对今日中国基本面貌的塑造。本期《文化纵横》记者专访延续了这一思路：我们的社会正经历着一个从“乡土中国”到“流动中国”的转变。在这个地域人口和社会阶层都高度流动的社会中，许多围绕着具体社会问题的争议，背后是社会变迁对人们政治观念的影响。近年来热议的“异地高考”，表现为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直接冲突。这提示着我们，对于正在迎来的公民政治，我们需以更为成熟的心态，去面对人群与人群之间的直接利益冲突。而这个过程必将是政治的，它将以不同权利观念剧烈碰撞的方式表现出来。

人口流动带来的高考难题 与中国狂飙突进的GDP和税收水平相伴的，是过去几十年中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让人们从乡村走向城市，从西部走向东部。若按照一幅新自由主义的理想图景，自由的人们应当追随着自由的资本而迁徙。区隔出地域与城乡的户口制度，虽然已在不断改革，但面对高速的人口流动，依然常常显示出它的无奈和笨拙。 目前，与这一人口的地域流动机制发生剧烈冲突的，是有着重要社会地位流动作用的高考。尽管随着社会阶层的固化和代际间社会资本的传递，高考已不再被看作一根通向未来的独木桥。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高考依然是改变命运的重要隘口。北京、上海、广州，这三个新中国梦的代表城市，每年吸纳着数百万流动人口。在户口依然与高考权利挂钩的今日，这三地的流动人口入学问题，就显得尤为尖锐。“借读生”，这一称呼即是人口流动与教育权利产生矛盾后的权宜之计。年轻学生由于不能离开父母生活，又无法获取父母工作地的学籍和考试权利，只得花费不菲的“借读费”，在本地寻找学校就读，再在中考、高考等重要考试来临之时，回到户籍所在地。 中国高等考试录取制度于1977年恢复后，除1977、1978两年因条件所限不得不分省命题外，直到2000年，教育部的原则一直是全国统一命题，分省籍分配录取名额。其中上海由于在教育方面的优势，于1987年即开始自主命题。北京于2002年开始自主命题后，各省的自主命题成为了大趋势。这一改动的背景是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倡导的“素质教育”，认为全国统一卷的题型为了照顾各地考生，太过于死板，不利于学生多种能力的培养。各省分开命题，更能够摸索出符合本地教育实际发展状况的考试方式。这一改革开始于本世纪初，其弊端正伴随着这十年来的人口流动逐渐显现。 中国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同样反映为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以2012年为例，传统高考大省山东的高考报名人数为55万零677人。同年，北京地区高考报名人数为7.6万人。北大清华在北京合计招生449人，在山东则录取287人。也就是说，北京每万人中，有91人能够考入北大清华这两所中国的顶尖学府；在同样拥有许多本地优质教育资源的上海，每万人中有37人可以考取清华北大。而在山东，大约每万人中仅5人可考上北大清华。 另外一组可说明问题的数据是，一本录取比例为27%，北京高考本科录取比例为54.97%，大专学校的总体录取率为86%。2012年北京专科分数线语、数、外三科总分仅为150分，而在这个分数线以下的学生仅有500名，还有7000人放弃专科录取，准备复读。反观山东，一本录取率为10%，本科录取率为49.5%，高考录取率为88.7%。而这一数据，还没有考虑到中考这一道关卡的分流。 这组数据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在北京等教育资源集中的地区，学生考取大学，尤其是优质高校的机会更大。第二，随着高校扩招和新大学的建设，读取本科和大专，对于各地考生来说都已不算是太难的事情，这使得竞争更多集中在对优势教育资源的获取上。由于分省命题，在全国教育方式不统一的情况下，对于在一地读书、另一地考试的借读生来说，应试的成本被大大加大了。而广大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由于居住地的不确定和经济条件的限制，连“借读”的机会都没有，只能与父母分离，成为“留守儿童”。 随着“异地高考”所受到的社会关注，2012年8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异地高考”政策提出了明确规定，给各地定出最晚时间线：各地有关随迁子女升学考试的方案原则上应于2012年底前出台，同时要求北京、上海等流动人口集中的地区防止“高考移民”。 各地异地高考政策的差异，也正体现了各地发展水平的差异。考生人数众多，且省内几无优质高校的河南省，其本省异地高考方案几无门槛可言，只要父母一方在本地有固定工作和住所即可获得正式学籍并与当地户籍考生享受同等待遇。辽宁、湖北、山东等传统高考大省，设定的高考报名条件也同样宽松。反而是海南省的条件相对苛刻，需要有连续六年的完整学籍，因为此地向来是高考移民的重灾区。 而最受关注的北上广三地异地高考政策则始终难产，直到2012年12月30日，教育部规定的最后期限之前，具体政策才得以出台。三地的方案相比较，广东的最为开放，上海则显示出浓厚的技术官僚色彩，北京则收的最紧，且仅仅是一个过渡方案。 广东的异地高考政策有着明确的时间表：2013年起，符合一定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可 “零门槛”参加高考；而从2014年起，父母有合法稳定职业，子女具连续三年以上学籍随迁子女，可参加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的考试；而从2016年起，具合法稳定职业、住所并连续3年以上持有广东省居住证的进城务工人员，其随迁子女在广东参加中考且具3年完整高中学籍的，可报名参加高考，并与广东籍考生同等录取。也就是说，从2016年起，无论家庭经济条件如何，只要一个孩子在广东完整地读了高中，即可在广东参加高考。 广东招生办对这一决策，也通过媒体给予了公众一个完整的解释，一来广东预计每年将有超过20万的随迁子女进入高中阶段就读，仅珠三角地区就需增加200多所初中和高中。二来现有优质高校在粤招生计划难以满足广东高考生源激增的需求，的确，由于考生数量庞大，广东生源考入清华北大的比例仅为万分之三，为全国末位。三是广东常住人口1.2亿，其中非户籍人口3097万；常住人口和非户籍人口均是全国第一。广东需对外来人口的涌入做一定控制。也许是走在开放前沿的广东已经习惯了外地人口的涌入，也许是GDP第一的财政能力，使得政府有更多余力去解决基础教育问题，总之，广东针对异地高考的讨论显得相对平静。 而北京、上海两地的异地高考政策，则引起了诸多讨论与批评。上海的政策延续了与居住证挂钩的分类积分管理政策。上海的居住证有A类和C类之分，积分达到一定标准的，可领取A类居住证，其子女就读和考试与上海户籍人员无异。而积分达不到标准者只能持有C证，其子女可参加大专及专升本的考试。 而在北京的过渡性办法中，2014年起，一个北京务工人员只有在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满六年，且子女有高中阶段完整学籍的，才能够参加大专的录取。 这是一个悖论，在北京异地高考政策出台的背后，恰恰有一群最为持续的抗议者。他们已为这个政策的出台奋斗了整整三年，而这一政策的保守，也恰恰反证了，他们为什么必须站出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尽管这一争取的历程，可说是相当温和的。 “异闹风波”中的抗议者 胡杨，北京异地高考抗议者中的一名普通家长。她原本都在新疆工作，2004年，丈夫通过人才引进的方式，将一家人落户上海，又被公司派驻北京工作。胡杨的孩子那时候刚上小学一年级，跟随父母来到了北京读书。2009年，孩子升入小学五年级，胡杨开始为孩子升初中的事情头疼不已：丈夫不能放弃工作，所以只有两地分居，由胡杨独自将孩子带往上海读书。 和胡杨接触过的人都觉得，她是个开朗而热情的人，甚至思考方式有点直线条。和孩子到了上海后，胡杨一直在寻找北京放开升学户籍限制的政策可能，以让一家人团聚。2009年2月，她在报纸上看到一篇署名张东翠的批评文章。文章抨击了北京的异地高考政策，认为全国不均衡的教育制度必须打破。胡杨通过编辑联络上了这位张东翠，她这才得知，这位叫做张东翠的中年妇女，是一位从温州来到北京的上访户。她的孩子陪伴在她身边，也在北京读书，成绩很好却无法继续升入高中。长年的上访经验让张东翠养成了凡事都要争取的习惯。经过长时间调查，她推出了长达25000字的《关于北京新市民现状调研报告》，受到学者胡星斗、于建嵘等知名人士的回应和支持。胡杨所看到的那篇文章，正是胡星斗执笔，以张东翠名义发表的。张东翠在电话里对胡杨说，你来北京吧，我天天和教育部、教委辩论，我们一起来争取，孩子的问题肯定能解决。 依照2009年的政策，即使在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依然都不能进居住地的公办中学，只能进费用昂贵的民办学校。在北京，私立中学的学费一年五六万，三年至少15万，这笔钱对任何一个普通家庭来说都不轻松。原本就不想与家庭分开的胡杨决定回到北京，一方面是因为，她和丈夫的生活水平，还能交得起北京的借读费。另一方面，孩子还小，她为什么不试图再争取一下？她当时也不会想到，这条路一走就是三年，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通过网络，张东翠和胡杨寻找到了四五位与他们有着相似问题的学生家长。她们在向相关法律人士咨询后获知，反映问题的唯一渠道，是北京市教委的上访办。家长们向教委指出，北京市“小升初”问题的门槛已经违背了宪法中关于义务教育的条款。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就在家长们开始向北京市教委上访反映问题后不久，2010年五一节过后，北京市政府废除了1986年制定的《中小学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北京各区陆续表态把非京籍学生也纳入电脑派位范围，外地孩子从此可以进入北京公立学校接受义务教育，可以参与推优、参加特长考试。这一决策与家长们的抗议之间的关系究竟为何依然是个谜，毕竟，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入学人数多年呈下降趋势，公立学校已多在裁撤并校，这意味着北京已有充足的教育资源满足外地孩子的需求。二来，家长们对孩子义务教育的权利，有着更为坚实的法理基础。有趣的是，在小升初政策出台后，参与抗议的家长们给北京市教委和海淀区教委分别送了一面锦旗。两教委虽然收下了锦旗，但都没挂出来。 “小升初”的胜利，鼓励了这些家长。同时也刺激了他们心中的隐痛：北京的居住“绿卡”制度规定，凡持有“北京市工作居住证”者，子女入托、入中小学等方面享受北京市民待遇。同时北京市高考招生政策又规定非北京户籍无法在京参加高考。所以持有“绿卡”父母的子女在北京上完初中、高中以后，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即使他们选择回原籍地，由于多数地方规定必须在当地上满三年高中拥有当地学籍才可以参加高考。所以，如果非京籍孩子不在高中阶段离开父母回到户籍所在地就读，他们将面临无处高考的窘境。 面对着政策和孩子成长之间的矛盾，初战告捷的家长们，开始尝试挑战高考制度。这一次，他们使用的抗议手段更为丰富，包括公民联合签名、媒体呼吁、调查研究提出建议方案、召开各界研讨会、与教育管理部门协商、提起法律诉讼等。家长们与高校研究机构合作，制定了一份建立在社会调查基础上的民间《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案》，提出“为所有纳税人提供不分户籍不分贫富不分地位的公平的教育机会，户籍与学籍分开，以学籍为主要条件”的随迁子女高考问题的解决思路。 每到周末，家长们就前往服装批发市场，餐饮街等外来居民集中的地区，向这些可能有着同样困境的“外地人”宣传自己的建议思路，邀请认同他们理念的人签名。通过网络等多种渠道，有志于此的家长群体也在不断扩大，从一开始的四五人，迅速发展到五六十人。经过两年的努力，截至2012年6月，这群家长已征集到了103697个签名。他们将签名装订成十大本签名册，送往教育部和北京市教委。家长们认为，只要吸引了更多的人关注，就会引起有关部门的更大重视。 然而这一次，家长们受到的，不仅仅是高高在上的政策条例的桎梏，而是来自另一个人群的社会压力。2012年3月10日，教育部副部长鲁昕表示：面对两个利益主体，教育部的原则是，第一要保证既得利益，第二处理好增长利益。随即第二天，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年内教育部将就异地高考问题出台指导意见，十个月内各地区将具体出台实施办法。这个模糊不清的说法，表明政府对于“既得利益”和“增长利益”之间的矛盾，尚无明确的解决思路。但是对于教育政策变动所要触及的利益人群，政策制定方却是相当心知肚明的。 按照2011年末的统计，北京全市常住人口已达2018.6万人，远远超过了2004年制定的《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中所规定的“争取2020年人口控制在1800万的标准，这其中，非户籍人口为742.2万人，且保持着年均10%的增速。近年来，北京出现的一系列治理问题，无不与不断膨胀的人口与无法跟上这一膨胀速度的城市管理能力相关。污染的环境、糟糕的交通，以及日益激烈的生存竞争，让北京上海的本地户籍人口——尤其是那些自小在此长大的“北京人”上海人”感受到了压力。 从2010年开始，在争取放开异地高考政策的三年里，这群争取“高考权”的家长已经与本地户籍家长进行过数次交锋。在教育部将异地高考政策提上日程之前，这些争执还仅仅见于零星的网络与媒体辩论。然而2012年后，冲突开始升级了。持不同意见者，也开始逐渐组织了起来。 在北京，一群异地高考的反对者们聚集在百度国安贴吧中，自发开展了有组织的反对活动。他们将外地家长争取高考权的上访行为称为“异闹”（异地高考闹事者），并把网络头像改成统一的“反异闹、促文明、护文化”的圆形标识，标识下还绘有一个被啃食的幼苗，象征着外地人对本地学生权益的侵蚀。在上海，出于相似的理由，本地人在网络上结成了“守沪者同盟”，并通过微博向北京的“反异闹”群体表示了声援。2012年9月，在外地家长们上访时，双方甚至在教委上访办门口发生了肢体冲突。 双方在理念上的分歧，可于外地家长中流传的一则笑谈中得见：据说“反异闹”群体同样给教委送去了锦旗，表扬他们在维护北京传统文化方面作出了贡献。《南方周末》曾在报道中，将这群“异闹”反对者称之为“京籍非家长”，认为他们忧心于外地人对北京资源的侵占，看不到外地家长的实际难处。将他们描述为一群满怀乡愁的地域主义者。 “反异闹”群体对于放开高考限制的批评，确与他们近些年来对自己生存环境的改变直接相关。北京女子阿庆，网名“深夜走过长安街”，她在自己的博客中致力于维护北京籍人群的高考权益。她甚至为此“约辩”为异地高考运动提供法律咨询和舆论支持的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在她看来，放开异地高考，将会对北京的城市发展产生毁灭性的冲击。没有了子女就学的门槛，早已不堪重负的北京人口将进一步膨胀。阿庆认为，2004年河南郑州开放户籍后又紧急关闭，2005年北京开放购车后造成的严重负面影响，即是相似的例证。 “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我生于斯，长于斯，将来也要死于斯，面对着城市巨大的变迁，胡同没了，京片子没了，由于大量的外来人口，给我们造成困惑，我们也有乡愁。”阿庆在与张千帆辩论时讲到。在乡愁的情感支持之外，“反异闹”群体也有一整套基于现实的理论支持。 阿庆在博客中说，2006、2007年时参加北京高考的本地生源比例很高，绝大多数考生至少在北京接受了6年中学教育。但此后，外地生源参加北京高考的比例逐年增加，“每年的变化都非常明显，不少外地考生是高二甚至高三时才把学籍转到北京。一个北大的学生告诉我，他住的楼层有4个北京本地生源，但只有他一个人说北京话。”因此，在全国教育资源不均衡的情况下，北京这一块高等教育资源丰富的洼地，必然吸引大量的高考移民。进一步加重全国高等教育的不均衡性。 在众多对本地高考权利的辩护中，最有道德感召力的，就是放开资源优越地区的高考权利，将进一步加重高等教育竞争的隐性不平等。“反异闹”群体认为，放开竞争，只会有利于全中国的有钱有势人群，他们将合法地利用自己本身已具备的优势社会资源，轻易地将孩子送往北京上海等地就读。由于北京上海的内部教育资源还存在不均衡性，这两地的中下层民众，将进一步陷入教育方面的劣势中。 “你们为什么不回去建设自己的家乡呢？”这是在网络辩论中，两地高考权益的维护者常说的一句话。 这一点，外地家长们并不赞同，正如张千帆在与阿庆的辩论中所言，造成这种资源不均衡的，正是北京上海等地一步步为自己树立起的高考特权所致。继续坚持基于户口制度的高考限制，无异于为了治洪而筑起超过地平面的大坝。唯有打破这种特权，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一种更为公平的高等考试制度，才是对异地高考问题的彻底解决方案。 “高考权”与社会治理 然而，“高考权”到底算一种怎样的权利？不论出身如何，一个孩子改变自己命运的权利，是否应该是一个国家的公民所共有的？这一点正是“异闹”双方产生矛盾的根源。 一位网名“跳舞”的家长，是争取教育权利公平的深度参与者。在她看来，上海的异地高考政策是一种“拼爹积分制” ，看似更为理性，然而等于是将歧视制度化了。北京的过渡方案规定外地孩子只能报考职业教育，更是一种赤裸裸的歧视。“好像外地人只配受职业教育。”如果说高考户籍限制由于历史原因，还可以理解的话，新出台的异地高考制度就是公然将孩子分为了三六九等。“一个孩子的命运应该由自己去选择，你不能给他指定一条路，给他贴上‘你是一个外地孩子’的标签。尤其是农民工的孩子，在劣势的生活条件和教育条件下，如果他很优秀，他就应该有一个上升的渠道。” 在非京籍家长的权利观中，高考权是教育权的一部分，而教育权属于一个公民应当具有的基本权利。一个孩子的未来道路，不应该由他的家长是否有房有车，甚或是否有犯罪记录来决定。正是基于这种思路，“跳舞”在回复一名北京家长的质问时说：“无论如何，我和你的孩子都将在一个城市里长大。如果在他们长大以后，面临的还是这样一个不公正的生活环境，你的孩子能够独善其身吗？我们作为成年人，应该做的事情是为孩子们创造一个公平而和谐的环境。而不是因为害怕自己的孩子利益受损，就先冲到前面去为他扫除路障。”在一次针对异地高考的小型研讨会上，“跳舞”作为家长代表发言，她说，京籍家长和非京籍家长应该做的事情，是一起督促政府做大教育的蛋糕，而不是在现有的格局下去争夺切蛋糕的权益。“政府应该维护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在这样的国家生活，才是安全的。” 但在北京与上海的家长看来，高考权属于户籍带来的“福利”，而并非泛泛而言的公民权。这一论点的基础在于，各地的部署高校，并非由教育部直接拨款。而是由当地政府与国家联合办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等部署高校，省一级的财政拨款，甚至占到了60%以上。所以地区型部署高校，天然应偏向本地区的纳税人。 但这里又混淆了一个概念，首先，纳税人与户籍并不是等同的。在北京、上海等地工作纳税的非本地户口人士，是否应该基于同样的财政理由，要求享受到同样的高等教育权？其次，这种说法忽略了纳税本身作为公共政策的调节属性，教育方面的公共建设，更应具备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属性。 与义务教育不同，人才选拔色彩强烈的高考究竟承担着何种角色？2011年，时任教育部学生司司长的瞿振元曾说，在传统计划经济下，高校实际上承担了选拔预备干部的责任，甚至可以说是选拔预备公务员的行政性考试。然而，随着社会分工的专业化和开放，现在的高校统一招生制度已开始出现诸多问题，它已经不是国家专属权力，而是一个社会权利体系。这就意味着，高考权的“权利”属性，已经该放在社会公平，调节社会流动的视角下来理解了。在教育市场化尚处于尝试阶段的今天，明晰教育本身应该具备的政治意味，或许更为重要。 大一统国家的选拔考试，一直都具有调节地域差别，综合选拔各区域优秀人才的作用。远至东汉时的“孝廉”制，推举名额即有必须与人口成比例一项。地区的名额限制明显地表示科举制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网罗最优秀的“士”参加政府，其更深一层的用心则是全国各地区的“士”必须平均而不断地进入统一帝国的权力系统，使“孝廉”的察举成为政府与整体社会之间的一条通道。具体言之，此制对统一帝国有政治与文化两方面的重要性。（余英时《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而明清两朝分南北取士，也同样基于这一思路。 在利益多元的现代社会，在各地高考录取比例已超过80%的今天，对于“高考权”是否属于基本权利的辩论，更为复杂，也更为必要。高考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地域问题，它更是一个阶级问题。事实上，即使在争取异地高考权利的家长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声音。北京高考平权运动的主要组织者，都是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中产阶级，他们的经济实力，胜过一般的北京中下层民众。因此，在一开始讨论运动方向的时候，甚至有家长提出，将房产作为高考的准入门槛。而在整个运动的策略中，家长们也一直试图打造自己“负责任的中产阶级”形象，强调他们自身是这个城市有机体的一部分。比如胡杨的丈夫是一名北京地铁的工作人员，她会在演讲中强调，北京每一个乘坐地铁的人，都需要我们的工作。 这一思路其实隐含着强烈的阶级意味——如果一名中产阶级的工作是重要的，那么农民工呢？事实上，在整个运动之中，组织者中确实缺乏“草根”的身影，他们更多只是以签名册上的一个名字而出现。最终，组织运动的家长们还是认为，高考权应该是一个“普世”的权利。“跳舞”说，她之所以来到北京，是因为在一个变化的时代成长，观看世界的眼光“比较理想化”，认为困难会随着时间被解决。因此她认为，在教育领域，建立在利益分配上的价值观，本身就是错误的，它将催生歧视，尖锐矛盾。 “一个北京孩子，他的同学圈子都离不开北京，他对‘外地人’的生活能有多少感同身受？就像我之前在河南，作为一个城市孩子，我也会歧视农村人。但等你出来后，发现整个河南都是被歧视的，你就会觉得你之前的城乡歧视是非常可笑的。”在她看来，这种彼此理解的价值观念，或许应该是利益分配机制的基础。 然而吊诡的是，北京和上海出台的限制性门槛，反而是将中产阶级挡在了门外。毕竟对于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来说，职业化教育可能是更迫切的需求。上海于2004年开始接受外来务工人员报考职业学校，并开始树立一种“有尊严的蓝领工人”文化。这究竟是在尊重弱势群体，还是更为制度化的不平等？ 在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这种不平等更多是以隐形方式存在的。统一的标准化SAT考试对所有人开放，但是各大学的自主招生体系中包含的社会服务、能力拓展等评估标准，则隐含了对学生社会经济资本的需求。但也让个别非常优秀的学生得以脱颖而出——这是教育版美国梦的制度基础。事实上，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里，人们阶层流动的需求并不是特别强烈，而在今天的中国，正经历着社会阶层不断重组和固化的时期。资本的流动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以显性方式堵住人们的上升渠道，可能是尤为危险的。这也是为什么外地家长们，需要将自身的诉求与更广泛的公民权相结合的原因。在今天的中国，即使你拒绝接纳一部分外来人群，但他们仍然将随着资本和工作机会的流动进入你的生活。即使在当下以制度化的方式拒斥他们，他们仍将在未来成为政治共同体的一部分。 围绕着异地高考的斗争，胡杨“跳舞”们和阿庆们各执一词，他们所在人群的利益有着尖锐的矛盾。但这也是此一斗争与其他社会斗争不同之处。在以往的社会运动中，往往是一个抽象的政府与具体的人民之间的利益之争。但就像围绕着“高考权”的争执，任何一种围绕权利的斗争，背后可能都将是两个生活经历与价值立场完全不同的人群的斗争。 上海北京的“反异闹”运动，广州的“捍卫粤语”与香港的排陆情绪，都是不平衡的地域利益中的一部分。在这些斗争中，人民出场了，这些运动很有可能是产生全新的权利文化的契机。在“保护本地人利益”和“捍卫公平”的口号对立中，这些私产的保卫者，是否能通过博弈，创造出一个更为公平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 任何一次社会变化都必须与现实社会利益紧密相连。北京市教委最新一次针对异地高考的会议报告指出，北京的高考学生在2006年达到12.4万人次的高峰后，逐年下降，到去年只有7.2万人。但相应的，同样是从2006年开始， 迎来了一波户籍出生高峰，2006年的新生儿为7.2万人，而2011年为12万人。这意味着，未来几年北京的小学，初中，高中会依次迎来生源高峰。到2014年，全市小学一年级入学热门口将由目前的10万人，剧增到18万人左右。如不增加教育方面的基础建设，北京高中阶段的教育资源，将依然紧张。这些天然享受着首都教育权利的新生儿们，将会是对于外地家长们的高考权诉求最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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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企业破产中的利益冲突 篇7

一、多方筹措破产改制企业的成本

破产企业的改制成本分为内部成本和外部成本。内部成本中主要包括职工工资、职工安置费、社会保险资金。内部成本支出刚性较强，弹性系数较小，约占改制成本的90%左右。此类成本应侧重解决好同一经济性质（如国有、集体所有制）、同一行业、同一行政区域，成本支出水平相对均衡，上下差距不大，应防止“厚此薄彼”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外部成本主要包括破产清算费用、欠税欠费、银行债务、社会债务等。破产清算费用属于刚性费用，主要解决好费用额度和支出范围问题，银行债务要解决好破产核销问题，所欠税款虽然列入第二清偿顺序，但与银行债务，社会债务相比，并无特别的优势，很难得到较好的清偿，这既与企业“资不敷出”有关，也与在破产清算审理中，清偿位置摆得不正，执法手段软弱无力有关。要使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合法权益得到保证，关键是增大破产企业改制的资金总量。要实现这一目的，首先要将企业经营性资产，包括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同时变现、整体处置。同时要明确各类费用支出和资金支出的政策规定。破产清算费用应按可更资产资金定比例、分级距提取，不能人为的无限额的由清算组自行确定清算费用。职工安置费用在一个市的行政区域内，确定一个最高限额与最低标准。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要解决持续难、入保难、强制难的问题，必须改变当前经费的性质和方式，将费改为税，使之具有强制性、及时性、固定性的功能。

二、加强破产改制企业的税收管理

税务机关应主动及时参与企业破产改制过程，掌握改制动态，在企业改制、破产重组及产权交易的各个环节，明确工作内容和管理目标，包括参与债权人会议，了解破产清算的资产处置情况，了解资产挂牌拍卖、招商引资的动态，在企业资产处置变现时，掌握资金流动趋向，资金分配的方法。对下岗失业人员建立人力资源档案，衔接好社会养老保险关系。对独自创业者，要提供事前、事中、事后的纳税服务，及时使再就业人员享受国家税收扶持政策。协助地方政府和法院搞好企业的“两个置换”。开展对破产企业的税收结算检查，分析欠税形成的原因，提出清偿欠税的基本原则，向清算组和法院提供欠税的详细资料，防止破产不具有效力和效力不全的问题发生。税收征管部门应建立一种预警机制，包括欠税公告、财产抵押、税收保全、第三者担保等方法，解决好税收管理不作为的问题。国家税收清偿要考虑“近时原理”。此一传统作法可借鉴用于破产企业的欠税追缴，税务部门应向清算组提出自己的意见，将欠税合法合理地纳入清偿范围。

三、加强企业改制后的税收管理

企业破产改制后，涉及纳税主体多项涉税事项的变更，税务机关应及时跟进管理。第一，依法确定企业税收管理的性质与方式，国地税共同遵守法规政策，防止因扯皮、闹矛盾影响税收征管秩序。在破产企业原址上兴办的各类企业，地税机关应主动办理注销、变更税务登记，辅导纳税申报，防止随意放弃税收征管职责的问题发生。第二，正确处理债权人的利益。在权益分配上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各方的利益，税收是国家直接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在破产企业的清算中，不能“一裁了之”。在第二顺序清偿分配中，要同时兼顾中央、省、市政府的财政利益，不能单纯兼顾县区财政利益这一块。第三，防止行政手段代替法律职能。第四，落实改革配套措施，解决好破产企业的“三个核心问题”即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路往哪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