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转型

政策转型（精选十篇）

政策转型 篇1

关键词：创新政策,需求面政策,演化范式,创新政策评估

1 创新政策的内涵

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对“创新政策”(Innova-tion Policy)的概念形成一致认可的定义。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创新政策进行探讨,提出了各自的理解,甚至对于概念本身也经常采用不同的表述,如有的学者使用“技术创新政策”。我们认为,技术创新虽然是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并未包括创新的所有内容,创新政策也不仅仅关注技术开发领域,还关注市场推广、组织建设等非技术领域的内容,因此,“创新政策”比“技术创新政策”更为恰当。本文把“创新政策”与“技术创新政策”等同使用。

学术界对“创新政策”的探讨可以从“整合说”和“包含说”2个维度进行分析。

(1)维度1:整合说。目前,学术界大多认为“创新政策”是一系列政策的整合。与“创新政策”相关或近似的概念还有科学政策、技术政策、科技政策、产业政策、经济政策、教育政策、贸易政策、能源政策等,其中,相关性最强的概念为科学政策、技术政策和产业政策。因此,“整合说”主要是指整合上述一项或几项政策的部分或全部内容,进而构成“创新政策”。但是,学术界对于具体整合哪些政策并由此形成“创新政策”持有不同看法。

一部分学者认为,创新政策是科技政策与产业政策、经济政策的整合。代表性的人物为英国著名学者Rothwell等[1],他们认为创新政策是科技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的结合,是一个整合的概念。这一观点被广泛引用。我国学者罗伟等[2]认为,创新政策与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紧密相关,包括能源、教育和人力资源政策的整合,而将科技政策与工业政策中有关推动创新的部分作为创新政策的核心。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创新政策的涵盖领域应该更广。连燕华[3]认为,创新政策既不是技术政策与科学技术的结合,也不是产业政策的一个子集,而是科技政策与产业政策及其他政策系统相关政策的结合,是涉及到技术创新活动的各种政策的有机组合而形成的一个政策体系。陈劲等[4]认为,创新政策是指一国政府为促进技术创新活动的产生和发展,规范创新主体行为而制定并运用的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政策和措施的总和,它应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柳卸林[5]认为,创新政策是政府为推动技术创新活动的各种政策的综合,其中技术政策和产业政策中有关推动创新的部分是创新政策的核心。

“整合说”实际上认为创新政策自成体系,是一个独立的政策体系,而非属于之前原有的政策体系。此外,创新政策是不同政策之间的有机整合,而不是单项或几项政策的部分或全部内容的简单相加。

(2)维度2:包含说。“包含说”主要从创新政策与相关概念关系的角度进行解读。

一种观点认为,创新政策包括技术政策,技术政策又包括科学政策,因此创新政策包含了技术政策和科学政策。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创新政策是经济政策的一部分[6]。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创新政策是科技政策的一部分。

综合学者们的研究,我们认为,创新政策是在科技政策、产业政策和其他相关政策相互协调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整合政策,是一个国家的政府为了促进创新的生产和扩散而采取的各种直接和间接政策、措施的集合。创新政策的目标是提高创新主体的创新能力,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缩短创新从生产到扩散全过程的时间,实现创新的成本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建设完善的国家创新体系。创新政策的本质是创新的政府激励问题,也就是政府通过何种措施来促进创新的产生和扩散。创新政策的作用对象不是特定的组织或部门,而是科技成果从生产部门向产业部门转移的特定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所有对创新过程有影响的主体都是创新政策的对象。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其地位尤为重要。在涵盖范围上,创新政策超越了科学政策和技术政策,包括的内容更加广泛。创新政策不仅考虑创新在技术层面的生产问题,也考虑创新在经济层面的实现问题;创新政策不仅关注技术问题,也关注组织和管理等非技术问题;创新政策的工具主要有政府采购、税收优惠、财政投入、知识产权、风险投资等。

2 中国创新政策的回顾与展望

2.1 中国创新政策的发展情况

(1)创新政策的理论研究滞后,政策制定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目前,我国创新政策的理论研究还停留在比较肤浅的层面,尚未形成系统化的理论分析框架,对于创新政策的作用机理、何为最有效的创新政策工具等一系列关键问题还没有得出结论,很多创新政策研究仅仅是“就事论事”,政策建议也大多是基于简单的经验总结而缺少理论基础。可以说,现实对创新政策的巨大需求与理论研究的严重滞后之间形成了巨大反差。

(2)创新政策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不够,缺乏国际视野。我国在制定创新政策时很少考虑政策对国外的影响,有些创新政策并不符合WTO的相关协议,从而引发了很多与国外之间的贸易摩擦。WTO达成的协议虽然主要是为了解决国际贸易中出现的争端和纠纷,却也间接对各国(包括我国)的创新政策产生了影响。

WTO协议中与创新政策联系比较紧密的有《与贸易相联系的知识产权协议》、《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政府采购协议》、《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等6项[7],涉及研发补贴、税收优惠、知识产权、技术标准等领域。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曾经多次以我国违反WTO规则为由,介入我国创新政策的制定过程,例如:发达国家对我国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及其配套政策中所提出的涉及技术标准、产品认定、政府采购等方面的不少条款都提出过交涉;2007年,我国在美国和墨西哥的申诉下永久性取消了一些受到指控的禁止性补贴———进口替代型税收优惠;我国在2006年出台的《国家自主创新产品认定管理办法(试行)》也被国外认为属于贸易保护主义,促使我国在2010年重新调整了认定文件。

(3)创新政策偏重于供给面政策。供给面政策是创新政策通过激励创新的供给方(创新主体,如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等)来促进创新;需求面政策是创新政策通过激励创新的需求方(产品的购买者)来促进创新。供给面政策和需求面政策各自有不同的定位和目标,针对的创新阶段也不相同,供给面政策主要针对创新过程的早期阶段,而需求面政策主要在创新过程的中后期发挥作用,需求面政策对创新的经济绩效作用更加显著。2011年,OECD[8]出版了《需求面创新政策》的报告,对需求面政策的理论和各国实践进行了系统阐述。我国以往的创新政策重供给而轻需求,经常采用产业发展规划、科技攻关计划等形式来表现,然而,传统的供给面政策有其局限性。供给面政策支持下的创新项目往往以评奖为导向,而不是以市场和效益为导向,造成研发和市场需求脱节,技术和产品虽然获得了大量的专利和评奖,但是真正实现产业化的却很少,浪费了大量的创新资源。需求面政策更符合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能够弥补上述缺陷,避免资源浪费。

需求面政策主要通过政府为创新主体提供税收优惠、直接补贴消费者、培育领先市场、制定和推行强制性的技术标准、加大政府采购力度等措施来鼓励用户购买创新产品和技术,重视需求面政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一种趋势。美国的国防工业、日韩的微电子产业、德国的节能环保产业等能够长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就得益于这些国家对需求面政策的高度重视。我国虽然在近年来加强了对需求面政策的运用,如加大了政府采购对创新产品的支持、为用户购买新能源汽车提供补贴等,但总体而言,我国的需求面政策还处在探索时期,距离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有明显差距。此外,由于重供给而轻需求的创新政策观由来已久,并深深影响了国家创新资金的分配,需求面政策能否有效落实也是个大问题。

(4)创新政策的法律化进程缓慢,相关的法律体系不够完善。创新政策的落实和创新活动的开展离不开良好法律环境的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1993年颁布,2007年修订)确立了我国科技立法的基本原则,为制定更为具体的法律、法规提供了依据,是我国创新政策法律体系中的基本法。除此之外,我国其他与创新政策相关的重要法律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修订,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订,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修订,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2002年)等。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我国又陆续加入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等一些重要的国际条约,这些国际条约也是我国创新政策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9]。

虽然我国已经在科技立法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总体而言,我国创新政策的法律化进程缓慢,相关的法律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一是部分法律不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亟待重新修订。我国与创新政策相关的不少法律都是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颁布,年代过久,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尤其是,有些法律是以当年的计划经济为背景制定的,与我国如今大力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实质性不同。二是创新政策主要以部门规章为主,法律位阶较低。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创新政策是以临时性质的规划、规定、管理办法、指导意见等形式发布,很多领域还缺少专门的法律,创新政策的规制效能低下,不能及时应对出现的各类问题。三是即便制定了法律,但是缺少配套的实施细则,法律得不到有效实施。四是缺少对创新相关法律执行情况的监督和评估。

2.2 中国创新政策的转型

2.2.1 加强创新政策相关理论研究,为政策制定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1)加强学科建设,致力于发现创新政策的规律和特征,建立创新政策评估等理论,开发更加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和政策工具。

(2)拓宽研究视角,加强对演化经济学与创新政策关系的理论研究。近年来,演化经济学的影响日益扩大,在多个研究领域都对主流经济学提出了挑战,也包括创新政策领域。相比主流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在创新政策的哲学基础、理论依据、政策目标、政策工具等方面都与之不同[10]。演化经济学视角下的创新政策内涵更为丰富,为创新政策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和研究空间。例如,由于“演化范式”的影响,各国已经普遍把创新文化建设、产学研协同等纳入了政策实践。尽管演化经济学的创新政策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很多的政策见解还处于基本思路的阶段,操作性不强,有待更为深入的研究。“演化范式”是对传统“均衡范式”的继承和发展,今后在两种范式融合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全新的创新政策理论是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

2.2.2 增强创新政策对WTO规则及其他国际惯例的协调性和适应性

随着我国加入WTO及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程度的不断提高,创新政策已经不仅仅是我国自己的事情,而是具备了国际影响力,如果我国在制定创新政策时完全忽视国外的不同意见,很可能引发一些国家或地区对我国采取针锋相对的举措,从而对我国的对外贸易和产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我国制定创新政策需要有更加广阔的国际视野,考虑国际影响,适应WTO规则及其他国际惯例,避免不必要的贸易纠纷,最终目的是通过创新政策来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良性发展,提高我国的国家竞争力。

(1)建立专门的人才队伍,对WTO规则进行深入研究,增强创新政策的规范性和协调性。

(2)对各国的技术信息进行定期收集和分析,整理国际贸易争端案例,丰富创新政策的案例数据库。

(3)对即将颁布的创新政策,尤其涉及到较多国外利益相关方的创新政策,在政策出台之前进行必要的沟通,并及时反馈信息,作为我国制定创新政策的参考。

2.2.3 综合运用需求面政策和供给面政策,更加重视发挥需求面政策的作用

供给面政策和需求面政策分别针对不同的创新环节,各自发挥作用的领域也不同。从各国实践来看,需求面政策主要适用于单纯依赖市场机制、不能满足社会需求的领域(健康、环境等),以及私人和公共市场力量共同发挥作用的领域(能源、交通等)。我国要根据产业发展阶段和特征的不同,搭配使用供给面政策和需求面政策,同时,更加重视需求面政策。我国应该重视需求面政策的原因:

(1)我国现在面临较为普遍的产能过剩,一味刺激供给而不注重开发市场,只能加剧困境。

(2)技术创新过程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创新政策侧重于供给面政策的理论出发点是认为创新过程遵循“线性模型”,虽然学术界早已知道这种理解过于简单化,但并不妨碍供给面政策长期受到决策层的重视,然而,在今天的开放式创新中,技术路线的选择更加依赖市场和用户的反馈,反馈信息的质量和效率会直接影响创新的扩散和吸收。需求面政策更加重视市场和用户的需求,是人们对创新过程认识加深的产物。

(3)供给面政策无法解决日益严重的系统性失灵问题。由于未把市场和用户的需求放在首位,供给面政策在应对能源、交通、环境、健康等一系列重大的社会挑战方面无能为力,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

(4)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政府都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原有的以直接财政投入为主要手段的供给面政策难以为继,通过政策创新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是各方的普遍期待。

需求面政策在制定过程中需要经常协调政府内部不同部门之间以及政府部门与企业、消费者、社会组织等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关系,对政府的协调能力和专业能力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2.2.4 充分认识创新政策评估的重要性,建立完善的创新政策评估制度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世界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开始对创新政策进行评估,OECD和欧盟在创新政策评估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是这个领域的先行者。OECD在评估方法上侧重于定性的案例分析,已经陆续发布了不少国家的创新政策评估报告,并在2008年发表了《OECD中国创新政策研究报告》,对中国的创新政策进行评估。欧盟从1999年开始每年都发布欧盟国家的创新政策评估报告,其中芬兰是在创新政策评估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国家之一。美国也在2012年发布了《全球创新政策指数》,对55个国家的“创新政策能力”进行评估[11]。虽然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在创新政策评估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与创新政策的其他方面一样,创新政策评估也远未形成一套被普遍认可的评估方法和评估框架,政策评估的理论研究严重滞后于各国的政策实践需要。

我国在创新政策评估方面更是还停留在探索和尝试的阶段。2007年,科技部对各部门、各地区创新政策的落实情况进行了跟踪调研;2009年,上海、江苏、浙江、天津等省市陆续启动了创新政策评估工作。但是,由于有相信政府力量的历史传统,政府部门也对自身的知识和能力过于自信,我国对创新政策评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创新政策评估落后于国外同行。我国要重视对创新政策评估文化的普及,尽快建立并完善适合本国国情的创新政策评估制度,包括:权威性的创新政策指标体系、评估基础数据和信息的收集与分析机制、创新政策的定期评估机制、评估主体的协调机制等。为了保证创新政策评估的独立性,可以采用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委托国际组织或邀请国外专家参与、内外部评价相结合等方式,不断完善我国的创新政策评估制度。

2.2.5 推进立法进程,建设更加完备的创新政策法律体系。

(1)完善现有的创新政策法律体系,避免法律法规之间相互冲突。以最新修订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为指导,对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修改,使整个法律体系和谐一致,密切配合,共同营造有利于创新的法律环境。对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精神和规定的法律法规及时修改或废止。

(2)对一些出台时间过长、早已不能适应现实发展要求的重要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等。

(3)提升创新政策的效力等级。在有选择的基础上,对一些意见、规定、管理办法中成熟、固化的内容进行规范,酌情推进立法程序,使政策措施提升到法律高度,增强创新政策的法律权威。

(4)有重点、有计划地为主要法律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实施细则》。

(5)为风险投资制定专门的《风险投资法》。

参考文献

[1]ROTHWELL R,ZEGVELD W.Reindustrialization and Technology[M].London:Longman,1985:404-406

[2]罗伟,连燕华,方新.技术创新与政府政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15

[3]连燕华.技术创新政策体系的目标与结构[J].科学学研究,1999(3):30-36

[4]陈劲,王飞绒.创新政策:多国比较和发展框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

[5]柳卸林.技术创新经济学[M].2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215-223

[6]法格博格,莫利,纳尔逊.牛津创新手册[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

[7]李哲.入世十年来我国科技创新政策与WTO规则的协调及展望[J].中国科技论坛,2012(12):5-10

[8]OECD.Demand-side innovation policies[R/OL].Paris:OECD Publishing,2011:81-99.(2011-05-01)[2015-03-01].http://www.oecd.org/document/61/0,3746,en_2649_37417_48078845_1_1_1_37417,00.Html

[9]杨健,韩立新.科技创新政策及法律环境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0(1):23-26

[10]杨勇华.均衡与演化范式下的技术创新政策比较[J].学术月刊,2014(7):79-85

新经济转型国家政策 篇2

研究部署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

会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投资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促进经济发展、调整产业结构、繁荣城乡市场、扩大社会就业的重要力量。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对于丰富和充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一揽子计划，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继续坚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解决民间投资准入难的问题，深化传统垄断行业和领域改革开放，规范投资准入门槛设置，明确界定政府投资范围，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将民办社会事业作为社会公共事业的重要补充，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为民间资本营造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会议确定了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一是进一步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通过推进体制改革、健全收费补偿机制、实行政府补贴和政府采购、给予信贷支持和用地保障等多种方式，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交通电信能源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国防科技工业、保障性住房建设等领域，兴办金融机构，投资商贸流通产业，参与发展文化、教育、体育、医疗、社会福利事业。二是推动民营企业加强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科技计划项目和技术攻关，帮助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建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开发中心，提高企业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鼓励民营企业加大新产品开发力度，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三是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通过参股、控股、资产收购等多种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支持有条件的民营企业通过联合重组等方式进一步壮大实力。四是建立健全民间投资服务体系，加强服务和指导，为民间投资创造良好环境。清理和修改不利于民间投资发展的法规政策规定，清理整合涉及民间投资管理的行政审批事项，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产品和服务进入政府采购目录。在放开市场准入的同时，切实加强监管。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抓紧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切实将鼓励、支持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收支状况良好　政策逐步转型 篇3

2003年财政收支增幅将高于年初预算安排，收支结构调整明显

1、前三季度财政收入增幅较上年同期明显提高，但呈逐步下滑态势

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前三季度全国财政收入取得了较快增长。1月～9月，全国财政收入（不含债务收入）16131.85亿元，完成年计划的78.7％、增长22.5％，较上年同期增速高出11.6个百分点。但从分月来看，财政收入累计增速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

财政收入出现较高的增长速度，主要是由于在宏观经济好转的情况下，各项主要税收收入都出现了大幅度增长。一是受工业快速增长的拉动，作为主要税种的增值税增长较快。1月～9月份，增值税增长速度达到17.2％。二是海关代征增值税和消费税及关税快速增长。1月～9月，海关代征增值税和消费税比上年同期增长52.7％，关税增长35.3％。三是所得税增长较快。1月～9月，企业所得税比上年同期增长25.6％，个人所得税增长20.6％。同时，由于亏损企业减少，作为财政收入抵扣项的企业亏损补贴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也是拉动财政收入增长的一个因素。四是受投资高速增长的带动，土地和房地产交易增加，契税和耕地占用税增速较快。1月～9月，契税和耕地占用税增速同比增速分别高达53.7％和58.3％。五是今年汽车市场异常火爆，汽车销售的大幅度增长带动了车辆购置税的快速增长。1月～9月，车辆购置税同比增速达到39.3％。

财政收入各月增速出现前高后低这种走势，主要受两方面影响：一是2002年各月的基数前低后高。二是作为财政收入抵扣项的出口退税额，2003年1月～3月较上年同期有较大下降，4月份以后迅速增加，除6月份之外，当月同比增速都在一倍以上。

2、前三季度财政支出增长平稳，结构调整明显

1月～9月，全国财政支出15364.89亿元，增长13.1％，增速比财政收入增速低9.4个百分点。由于收入增长明显快于支出增长，收支余额由上年同期的超支327.66亿元转为超收866.96亿元。财政收支的良好开局，为全年实现财政预算目标奠定了良好基础。1月～9月，财政支出增速呈现中间高、两头低的特点。这主要是二季度因防治非典加大支出的缘故。非典对财政支出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财政的即期直接支出。主要是中央和各地安排用于防治非典的专项经费，以及相关的由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负担的间接支出。政府出台的政策包括：动用财政储备资金、建立非典防治基金、调整国债资金安排、对直接受到非典影响的民航和旅游企业的短期贷款给予财政贴息等。其次是中长期支出。主要是用于支持中西部地区疾病控制机构建设和国家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程建设，构建和完善医疗卫生防疫系统的庞大中长期财政支出。非典对1季度财政支出没有实际影响，4月以后对财政支出的影响明显加大。4月当月财政支出比一季度加快5.7个百分点，5月比4月又加快9.9个百分点，6月份尽管增速有所下滑，但当月增速仍达到19.7％。进入三季度后，随着非典疫情的减轻，财政支出当月增速降低到10％以下。

2003年财政收入继续保持较高增速，支出增幅将有所回升，财政赤字不会突破预算规模

1、全年财政收入增幅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明显高于预算增长

从目前情况看，投资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三季度消费品市场摆脱非典的影响，增速开始回升，出口增速依然不减，三大需求将继续支撑总需求保持旺盛的增长势头，短期内经济增长速度不会出现明显下滑。因此，中国经济将继续强劲增长，这将成为第四季度财政收入保持较高增长的重要支撑。

判断四季度财政收入增速将保持较高增长的另一条主要依据是：作为财政收入抵扣项的出口退税，二季度以来增长很快，成为拉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主要原因。但从目前的情况看，2003年国家财政的出口退税预算指标只有1230亿元左右，加上7月份追加的300亿元，全年可供使用的出口退税金额为1530亿元；截止到9月底，已经支出的出口退税金额为1350.95亿元；如果国家不再增加出口退税指标，四季度可供使用的退税资金只有150亿元。由于2002年四季度出口退税额较之150亿元高出很多，因此四季度出口退税额应该会出现较大幅度下降，这将成为四季度财政收入增速提高的重要原因。

但是，四季度也存在不利于财政收入增长的因素。主要是2002年四季度中国经济开始加速，包括财政收入在内的各项指标增长速度都明显提高。2002年四季度财政收入增速很高，基数较大，将会影响今年四季度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

综合上述分析，预计2003年财政收入将达到22720亿元，比上年增长20.2％。

2、全年财政支出增幅将高于前三季度，财政赤字有望控制在年初预算规模内

判断四季度财政支出增幅将高于三季度的主要依据是：根据前面分析，2003年财政收入将达到较高的增长速度，超过年初预算收入规模较多，而1月～9月财政支出累计完成年计划的64.4％，明显低于财政收入完成年度计划78.8％的比例，这为四季度增加支出提供了可能性。此外，根据年初的预算安排和前三季度的实际执行情况，一些项目支出完成比例较低，四季度的支出额会比较大。例如社保、抚恤、社会福利救济费等都会有比较快的增加。另外，2003年初的财政预算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大重点支出项目的投入和保障力度，但前三季度用于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支出仅增长10.2％，用于文教科学卫生的支出增长12.6％，都慢于财政支出总额的增长速度，预计四季度这些方面的支出会有所加快。2003年初安排债务利息支出966亿元，比上年增长41.6％，截至9月底实际支出771.86亿元，同比增长40.6％，四季度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并有所加快。

综合上述分析，预计2003年财政支出将达到25920亿元，比上年增长17.5％左右；财政赤字不会突破年初预算规模。

2004年财政收支形势展望

1、财政收入形势

预计2004年财政收入仍将达到10％以上，但增速较2003年会有明显下降。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是：

第一，2003年经济增长速度可望达到8.5％左右，这种经济上升的势头在2004年还会延续下去。但由于物价涨幅有所回升、贷款出现大幅度增加、货币供应量高速增长，央行从2003年9月21日开始，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1个百分点。这一政策效应在2004年会显现出来，贷款增速将明显下降，进而带动实体经济增速下滑。由于2003年10月13日国务院宣布对出口退税政策进行调整，平均出口退税率下调约3个百分点，这将会对2004年的出口增长产生一定影响。在这种大背景下，工业增长速度也会有所下降，增值税这一主要税种的增幅也会有相应的降低。

第二，考虑到贷款增速下降对企业融资的影响，预计2004年投资增速将会有较为明显的下降。受此影响，契税、耕地占用税增速下降。尽管消费品零售额增幅可能会有一定的提高，但总体看2004年国内总需求的扩张会有所减缓。考虑到2003年进口增速很高、基数较大，2004年进口增速将会明显下降，加之关税继续下调，2004年关税收入增幅将会继续下降，海关代征两税增速也会随之下降。

第三，由于新的出口退税政策明确提出，从2004年起出口退税不欠新账，出口退税作为财政收入的抵扣项，2004年将大幅度增加，对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第四，2004年工业增长速度会有所下降，考虑到2003年企业利润大幅度增加（1月～8月份增速高达52.3％），2004年企业利润增速会明显下降，企业所得税增速也将随之下降。由于2003年北京、广东等地提高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将会对其它地区带来示范效应。如果其它地区也采取同样举措，将会对个人所得税的增长造成不利影响。

第五，中央明确提出，从2004年开始降低农业税税率，取消农业特产税，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此项措施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但将以农业税下降为代价。

在主要税种中，2004年可望出现较快增长的是营业税。由于2003年二季度受非典影响，消费品市场和旅游等行业受到很大冲击，国家对受非典影响很大的部分行业实行了减免营业税等优惠措施，营业税征收额一度出现明显下降，基数较低。另外，2001年国务院曾做出决定，从2001年起，我国金融保险企业的营业税税率分3年从8％降低到5％，每年下调1个百分点。2004年金融保险企业的营业税税率不再继续下调，也有利于营业税的稳定增长。因此，2004年营业税的增长速度相对会快一些。

综合以上分析，有利于2004年财政收入增长的因素较少，而不利于财政收入增长的因素较多，因此，2004年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较之2003年会有明显下降，预计在15％左右。

2、2004年财政支出形势分析

（1）基建支出仍将保持一定规模，但增长速度不会出现明显回升。2003年将有一部分工作量结转到2004年，2004年国家将继续增发1000亿元以上的建设国债，并加大对农村医疗、水电、道路和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保证已安排的基础设施项目尽快建成并发挥效益，保证西部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一批事关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重大项目工作的稳步推进。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仍将保持一定的规模，但由于2004年没有新上重大项目，因此基建支出的增幅不会出现明显回升。

（2）为了支持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企业挖潜改造资金需要进一步增加。2004年，为了鼓励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产品和重点工艺的技术改造，尤其是中央将加大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支持力度，中央财政预算将继续增加企业技术改造资金及贴息资金，企业挖潜改造资金有望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

（3）加大社会保障投入，仍将是2004年政府开支的一个重点。2004年我国将进一步推进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制度，逐步把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纳入失业保险。加强和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提高城市贫困人口救济补助标准。积极发展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等社会保障事业。切实保障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发挥基层组织、社区组织在社会对象管理和服务方面的作用。所有这些都需要政府一定的资金支持。

（4）政府将继续增加教育、科技、农业投入，这些方面开支的增长将大大高于一般开支的增长

非典作为一个突发的公共事件，目前仍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为了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政府的公共卫生支出将需要较多的增加，尤其是农村卫生防疫的建设需要大量增加财政资金的投入。

中央已经决定，在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的基础上，从2004年开始降低农业税税率，取消农业特产税。要保证农民负担较大幅度降低，就必须妥善解决维持农村基层政权运转、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等事业所需财政资金的问题。为了部分解决农村公共财政的收支缺口，中央财政在全年预算中必须安排必要的转移支付资金。

因此，2004年政府将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资，改善农村基本医疗条件，加大对县乡级政府转移支付的力度，政府在教育、科技、农业方面的支出仍将保持较高增长。

（5）在中央一再重申增收节支的情况下，国防支出、行政管理费、公检法支出增长幅度将有所下降。

（6）为了扩大就业和再就业，政府将增加大量开支。

（7）逐步解决出口退税拖欠问题将增加财政支出。到2003年末，财政拖欠的出口退税数额将达到3000多亿元。这表明出口退税的拖欠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已经成为财政的隐性直接债务。2004年政府将降低平均出口退税率，逐步解决历年出口退税拖欠问题，形成一定的财政增支压力。

综合以上因素，为了满足各项增支要求，并考虑到诸如基建支出、国防支出、行政管理费、公检法支出等一些财政开支大项的增长幅度将有所下降，各种政策性补贴进一步减少等，2004年全年财政支出增幅有可能低于2003年，增长速度在13％左右。财政赤字将与2003年基本持平，赤字率有所下降。

2004年财政政策取向分析

2004年中国经济将继续在新的上升通道中运行。为了保证经济景气的持续、稳定回升，应保持宏观调控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协调性；货币政策在适当控制信贷风险的基础上，不踩“急刹车”，强调稳健操作，保持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的适度稳定增长。财政政策力度和方向可做适当微调，逐步实现从积极财政政策向稳健财政政策的转变。要把扩大内需同增加就业、改善人民生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调整经济结构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要更加强调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东部发达地区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协调发展、城乡间的协调发展、城市及乡村各收入群体间的协调发展等。

——国债发行规模可以进一步减少，逐步实现积极财政政策向稳健财政政策的转型。

——加快农村税费改革步伐，继续推进其他各项税费改革。

——进一步完善出口退税机制，促进出口产品结构优化。

——在增收节支基础上，对税制进行结构性调整。

——增加对农村公共品投资，下决心解决农村公共投资严重不足的问题。

轮胎行业转型遭遇政策瓶颈 篇4

形成鲜明对比的情况是, 跨国公司的轮胎产品在海外市场轮番提价, 同时加速扩充在中国的轮胎产能, 抢占中国市场。据预测, 继晋级全球最大的汽车产销国之后, 中国有望在2014年成为全球最大的轮胎市场。

业内分析指出, 自去年《轮胎产业政策》实施以来, 中国轮胎产业依旧在原先的轨道上行驶, 产品质量、品牌、技术、工艺、市场结构、企业规模等几乎全面落后于跨国公司, 转型升级似乎停留于口号上。

无奈的价格跟跌

行业数据显示, 2011年以来, 国内天然橡胶价格呈高位震荡下跌的走势。一季度天然橡胶均价为3.7万元/吨;二季度均价为3.5～3.6万元/吨;三季度价格变化较大, 前两个月均价为3.4万元/吨, 但是9月份以来迅速下跌, 目前已跌至2.8万元/吨。

国内轮胎企业的效益并没有因此转好。据Wind数据统计, 申万行业分类中的7家轮胎公司在剔除缺乏历史数据的赛轮股份后, 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的合计营业收入均环比增长, 但是合计营业利润和合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却没有同步变化, 增收不增利或者增收减利的情况较为普遍。

在解释业绩下滑时, 很多公司将原料价格高位运行作为一条重要理由。结合同期的天然橡胶价格阴跌的走势看, 这一解释并不能说得通, 至少不够详尽。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之时, 如果轮胎价格也跟着涨, 企业的效益未必会变差;原料价格下跌之时, 如果轮胎价格未变, 企业效益应当会变好。

业内人士说, 由于汽车销量增速放缓, 下游需求不旺, 轮胎价格也挺不住, 只能跟跌。轮胎降价是为了促销, 只要一家公司的产品价格下降, 其他公司的产品价格必须同时调整, 否则意味着市场份额的丢失。

据了解, 6月初, 国内轮胎生产厂家曾开过一次会, 一致约定坚持不降价。理由是前期原材料成本一直居高不下, 全行业都在亏损, 原材料降价后产品价格稳定正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前期的亏损。

不过, 这一不成文的约定并未得到有效执行。杭州中策橡胶率先降价, 随后很多轮胎厂家陆续跟进。这波降价通过“返利”变相体现。轮胎厂商向经销商“返利”的幅度最小为5%～6%、最大的为15%。9月份, 天然橡胶价格暴跌, 业内人士称, 新一轮产品价格下调已经展开。

除了产品价格随原料下跌导致轮胎企业效益难以转好外, 中国橡胶工业协会有关人士还表示, 一些轮胎企业年初看好天然橡胶价格走势, 囤积了大量天然橡胶, 而现在天然橡胶价格下跌, 存货跌价带来的资产减值损失使得轮胎企业面临更大的困难。

夹缝中艰难生存

在国内轮胎企业看来, 转嫁成本能力较弱, 是行业面临的重大难题, 而关键的原因则在于需求不旺, 如果需求像2009年的时候那样好, 企业完全可以守住不降价的约定。然而, 真实情况远不止这些。

所谓需求不旺, 在外资品牌眼中是另一种情景。固铂轮胎全球副总裁、亚太区总经理曹克昌2011年曾公开表示, 2014年中国或将取代美国、登上全球最大轿车胎消费国之位。各大跨国轮胎企业对此已经达成共识。

资料显示, 外资轮胎公司近年来在华快速扩张, 外资品牌已占据中国轮胎市场主导地位, 本土国有重点轮胎企业50%被外资并购, 国内子午胎市场80%以上份额被外资轮胎厂商占据。

外资轮胎企业在中国扩充产能的动作仍在继续。据了解, 意大利倍耐力公司和兖州陆通轮胎有限公司成立的合资工厂未来三年将投资3亿欧元, 达产后年产能为1000万套轿车轮胎、10万吨钢丝帘线等, 预计年销售收入将达100亿元。固铂轮胎从2012年起全面对中国市场开放, 其中轿车胎将尽可能用于满足中国市场需求。此外, 德国大陆集团、日本普利司通均计划在中国扩充轮胎产能。

实际上, 受全球各大品牌轮胎加码投资影响, 全球轮胎产能正在迅猛扩张。数据显示, 2011年以来, 全球轮胎业累计投资97亿美元, 刷新历史纪录。全球轮胎行业最少新建16个轮胎厂 (不含中国) , 增长37万条/天的产能, 其中32.5万条/天为乘用及SUV车轮胎。投资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 约占总量的2/3, 其中在中国的投资达35亿美元以上。

中国轮胎企业在国内市场的竞争中明显处于弱势, 在海外市场碰到的情况也不妙。一家上市公司的负责人抱怨, 中国轮胎行业成为国际贸易中遭受反倾销频率最高、次数最多的行业之一。轮胎出口基本不赚钱, 但还频频遭遇反倾销, 产品由出口转内销以后又加剧国内市场竞争。

产业政策遭挑战

在判断中国轮胎产业的未来走向时, 一位券商研究员悲观地表示, 无论原料价格涨跌, 轮胎行业将长期处于微利经营状况。

在寻找行业遭遇困境的原因时, 该研究员指出, 轮胎行业80%左右产品均销往替换胎市场的特点决定了行业内各个公司无法提前接受订单, 只能依据企业自身对市场的判断来制定生产计划。先产后销的模式使得企业在天然橡胶价格上涨的时候无法有效转嫁成本压力, 天然橡胶价格下降的时候不敢大量增加库存。

还有业内人士将矛头指向市场竞争激烈、原料价格、反倾销等原因, 但是对行业自身的问题却很少提及。前述上市公司负责人坦诚地说, 生产原配套轮胎需要经过整车厂严格的认证, 难度比较大。另外, 中国企业生产的轮胎是大路货, 就像小摊贩卖的东西, 与跨国公司的产品根本没法比, 在品牌、质量方面差很远, 因此作为替换胎也只能走低价路线。

2010年9月份发布的《轮胎产业政策》提出, “通过兼并重组、优化布局、控制总量、淘汰落后、技术改造、节能减排等措施, 积极推进轮胎产业结构调整, 实现由大变强”, “鼓励轮胎生产企业提高自主研发能力, 加大研发投入, 开展技术创新, 实施品牌战略, 提高产品技术水平, 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对比政策目标, 中国轮胎企业任重而道远。然而, 到底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企业却很茫然。业内分析指出, 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轮胎市场本应是一件好事, 但是给中国轮胎企业带来的却是一场灾难。由于跨国公司的大举进入, 中国轮胎企业实际面临的却是一个萎缩的市场。

政策性贷款促进江西经济转型升级 篇5

为主动响应江西新一轮大开放，加快产业转型的号召，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西省分行通过支持江西省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深入推进招大引强策略，促进全省产业转型升级，加大对创新型企业政策性经济支持力度，为打造江西开放型经济升级提供了诸多优质金融服务。据进出口银行江西省分行有关负责人介绍:”我行结合江西省产业特色,为各家企业创新推出了多项创新型信贷业务与产品，特别为进出口企业资产投资、高新技术企业出口等领域企业提供贷款近100亿元．”

政策性利率加快我省出口贸易

成立于1991年的江铃汽车集团公司，多次入选中国500强企业，专注于开发以“江铃”轻型车为基本型多品种、系列化汽车，是中国汽车行业重点骨干企业和国家汽车出口基地企业。而就在去年年底，为保证江铃集团成套设备的安全进出口，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西分行针对其融资需求，与江铃集团签订了总额为２亿元、业务期限为两年的出口卖方信贷贷款，帮助江铃集团整车出口。

在这之前，江铃集团准备为这批设备申请贷款，但始终无法找到合适的信贷方案。在江铃集团最焦急的时刻，江西分行找准突破口，组织公司业务部就江铃集团的现状进行商讨，并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了实际可行的融资方案。面对进出口银行高效的办事效率与周到的信贷服务，江铃集团发出了由衷的赞叹。

在其中，进出口银行作为拥有其政策性银行的独特身份，为江铃汽车集团带来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在促进江铃集团整车出口业务的同时，江西分行通过创新业务品种以及优化信贷资源配置，降低了江铃集团生产经营和融资成本，充分发挥了进出口银行独有的政策性业务在支持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巨大作用。

而对于进出口银行自身而言，与江铃集团签订的该笔贷款描绘了政策性金融在江西省发展的美好前景，通过向广大进出口企业展示其严格的优惠性存贷利率，为后期拓宽银行业务服务范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此次出口卖方信贷贷款签订的成功，预示着江西新一轮经济改革的不断推进与发展，通过进出口银行创新的金融产品与政策优惠，为进出口企业搭建了便捷高效的融资服务体系。

“特殊政策”为进口业务谋发展

进出口银行江西分行结合江西省省情和特色进出口企业，为扩大江西进口业务，与诸多具有良好发展和成长业绩的进出口企业签订了一系列政策性进口贷款，其中就包括了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主要业务为有色金属、稀贵金属采、选、冶炼、加工等。经过多年的发展，江铜股份有限公司已成为世界级的大型先进铜生产商。而就在今年上半年中，进出口银行江西分行与江铜企业签订了8笔进口业务贷款，总金额达2亿美元。

江铜股份作为进出口银行江西地区最大的贷款客户，江西分行对

其申报的信用贷款极为重视。分行充分利用自身政策性银行优势，积极在江铜企业的各个项目上为其争取最大的利润。无论是贷款价格，还是贷款审批效率，分行都以最优惠的政策对待其每一笔贷款。而可以看到的是，江西分行建立近一周年以来，在慎重评价项目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国家所支持的政策条例，将分行所独有的政策性优惠覆盖到了江西省所有的企业客户。

八笔贷款中，江西分行熟练运用各种进口信贷服务如进口押汇、海外代付与优惠利率信贷进口业务，极大的帮助了江西铜业股份公司完成进口产品资金周转问题。同时也为江西省各大进出口企业展示了可持续性的资金来源，很好的促进了我省外贸的稳定增长，同时加快了我省转变外贸发展方式。

以上从进出口银行在江西省的贷款发放情况中可以看处出：在正确的产业结构引导下，进出口企业能够保持高效平稳的发展；而通过进一步的政策性优惠, 各家企业得以获得最理想的信贷资源。进出口银行江西分行通过自身良好的金融服务质量，提高了江西省对外贸易的质量和水平，进一步加强江西省经济内部增长动力，促使江西省从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开放经济转变。

进出口银行促进江西持续开放转型升级

据数据显示，进出口银行江西省分行大力支持江西开放型经济转型。据该行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今年下半年，江西分行将力争扩大业务至全省多个省市，为买方信贷业务做好充足的准备，同时全面落实国家关于外向型经济的金融政策。截至今年6月末，分行贷款中，超过三分之二享受了政策性利率，另一方面，江西分行始终保持了商业利率较低水平。而在对外贸易方面，上半年江西省进出口形势“逆势飘红”，其中江西分行为我省进出口业务做出了巨大贡献。据资料统计，截至6月底，分行支持进出口贸易贷款余额为100.01亿元，新增支持进出口贸易贷款为24.8亿元。新增支持进出口贸易贷款余额占新增贷款比例为61.5%。

宏观政策走势与企业创新转型 篇6

当前，世界经济走势分化，增长乏力。国内经济缓中趋稳，稳中向好，但是下行压力加大。兹就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走势及企业发展机遇谈一些个人看法。

无论是国内还是全球，总需求收缩的局面短期难以改变

1.全球经济深度调整，经济增长乏力。受2008年的金融危机影响，世界经济至今尚未完全恢复。主要表现在：一是美、欧、日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走势分化。2014年欧元区和欧盟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增长0.9%和1.4%；2014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0.1%；相比之下，美国经济恢复最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4%，这是2010年以来经济增长的最佳表现。但是，在经济恢复的过程中也是磕磕碰碰，2015年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几乎停滞，企业投资及外贸出口表现低迷，GDP年率增速仅0.2%。

二是金砖国家经济增长低迷。2014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0.6%；巴西国内生产总值增加0.1%；南非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5%；印度经济2014年增长7.3%，今年一季度增长7.5%；中国经济增长7%。印度的经济总量相当于中国的五分之一，其经济增长的增量相当于中国的五分之一多一点儿。

三是新兴经济体困难较大，也是低速增长。2014年韩国经济增长3.3%；墨西哥增长2.1%。纵观全球经济，除了中国、美国、印度之外，其他经济体普遍是低速增长。这种全球低迷的经济态势导致全球总需求收缩，世界贸易量大幅下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加上国内一些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外贸进出口贸易额增速，从2010年的34.7%、2011年的22.5%，骤降到2013年的7.6%、2014年的3.4%，今年上半年的-6.9%。

2.中国某些领域的总需求也在收缩。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城市空间扩张规模下降。2000年中国城市建成区面积是2.24万平方公里，2013年是4.79万平方公里，这13年新增的城市建成区面积超过了1949-2000年这51年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总和。1978年到2013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由1.7亿人增加到7.3亿人，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3.7%。城市的数量由193个增加到658个，建制镇从2173个增长到20113个。城市的急剧扩张，扩大了工业品需求。建新城需求是多方面的，包括人口的增加，对消费品需求迅速增加，城市基础设施也大大增加。地方政府债务有18万亿，其中70%是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今后，城市空间扩张规模不可能再以那么高的速度增长了。

第二，汽车进入家庭的增速放缓。2000-2010年汽车的销售量“井喷式”增长，年均增长31%，2000年汽车销售量是60万辆，到了2014年销售量1237万辆，增长了20.6倍，现在，平均每100个家庭有24辆车。但是2011-2013年，年平均汽车销售量增长7.8%，去年汽车销售量增长只有3.1%，今年上半年回落至1.4%。因为汽车产业对其他工业品的带动性很强，所以汽车进入家庭的增速放缓会引起整个工业增长速度的放缓。

第三，房地产泡沫抑制其对制造业的支撑作用。中国房地产业并存着两种极端现象。一方面是大量的高价商品住房闲置着。另一方面，大量的城市常住人口没有住房，他们没有城市户口，也买不起高价商品房，只能二人或多人拼居在一间屋内。中国商品房的巨大泡沫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房价过快增长，从2000年至2012年，三、四线城市房价涨了二、三倍，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市中心的房价翻了三番，涨了七、八倍。在国外购买一套适于居住的住房费用，仅是居民年工资的3-5倍，而中国工薪阶层购一套住房的费用则是年工资的20-50倍。二是几乎所有的城市，建好的商品楼房大量的空置，许多城市出现“鬼城”，一到晚上，高楼一片一片黑着灯，一栋楼也就亮几个灯。这些没人住的房子，或者是尚未卖出去，或者有人买了多套房，买房不是去住，而是炒房赚钱。

高价商品住房如此大的泡沫，是房地产商追逐暴利、地方政府为“土地财政”大大推高地价、银行推动三个原因共同形成的。与高价商品房的巨大泡沫相伴而来的是另一番景象，城市常住人口中众多中低收入者拥挤地住在高价“出租房内”。

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思路，由“总供给收缩”转变为“总需求扩张”

总需求收缩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但是，经济发展与转型等不得、熬不得，也等不来、熬不起。所以必须调整宏观经济政策走势，把过去两年“总供给收缩”的思路转变为“总需求扩张”。

1.积极扩大国内消费市场。虽然投资和外贸出口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一个大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最重要的还得靠国内消费市场拉动。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是基础，是前提。

为扩大国内消费市场，第一，健全消费增长的动力机制，改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多年来初次分配中消费偏低，积累过高。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一般是60%左右。中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52.4%，连年下降，近十年一直保持在45%至50%左右。这造成了中国低收入群体数量很大，再加上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有钱需防老，有钱需防病，老百姓有钱不敢消费。因此，必须改革分配制度，提高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提高城乡人民收入水平，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第二，立足于国情，挖掘消费潜力。一是在城镇化推进中大量人口由农村流向城市，这些人的消费需求是巨大的。几年之内，需要把一亿农村进城常住人口转为城市居民；一亿农民就近转为小城镇户口；城市中一亿常住人口的棚户区改造。解决“三个一亿人”问题，蕴藏着巨大的消费需求。

二是加强精准扶贫。中国要在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但是现在还有大约7000万贫困人口。要加强精准扶贫，针对不同情况，采取多种办法，增加这些贫困人口的收入，把这些人的生活提升到小康水平。

三是到2025年，中国中等收入人口将会达到6亿，这些人群和低收入人群的消费结构是有差异的。要针对收入较高的人群提高消费品质量和社会化服务水平。一些有眼光的企业家，争先把健身、保健、医疗等“大健康产业”和旅游、文化、养老等产业作为其战略发展产业，无疑是正确的。

总之，关键是我们要有令人心动的有效供给，有让人心安的产品质量。有了这两条，就一定能够扩大消费。

2.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短时间内，中国的外贸出口将呈现较低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也大约保持在10%-12%之间。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只有社会投资仍然有较大的增长潜力。比如，高铁和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宽带网络等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城市轨道交通，扶贫开发工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农业现代化，智能制造的基础设施以及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等等，都是有市场、有长期回报的项目，既对当前经济稳增长、调结构有促进作用，又可以增强经济持续发展的后劲。

不能说扩大投资就一定会导致产能过剩、增加潜在的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关键是“投什么”和“钱从哪里来”。这两个问题很关键，首先要选好项目，有市场，有长期回报；其次是解决好资金来源问题。能不能把中国庞大的储蓄转化为有效投资，是稳增长的关键。中国居民储蓄达23万亿之多，这些海量资金无处可去。一方面，人们难以获得可持续的财产性收入；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和重大建设项目又缺乏资金。所以，必须整体推进金融、投融资和财税体制改革，特别是要打通投融资渠道，挖掘民间资金潜力，让更多储蓄转化为投资。“如何把储蓄转化为投资”，这是一个十分重要又十分复杂的课题。

3.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率，根本上要靠改革和创新。调结构、转方式，走出困境，化危为机，归根结底要靠改革和创新。实现创新驱动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结构调整，产业升级，需要许多方面的支持。首先，需要投融资体制支持，中国当前的金融体系里缺少股权融资。中国的证券市场不仅要有A股市场、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市场，尤其需要类似“纳斯达克”那样的市场。否则，科技创新型的中小微企业没有办法快速发展起来。需要大力发展债券市场、股权投资基金、融资租赁业务，加快发展和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加快改革现有的商业银行体制机制。

实现产业升级、结构优化、经济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多年的积累才能大见成效，各级党政官员不要寻求短期政绩。

适应新常态，加快企业创新转型发展

第一，企业家要“谋势”。企业自身的发展战略是“小势”，国家的发展战略是“大势”。要努力让企业自身发展的“小势”融入国家发展战略的“大势”。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国制造2025”规划、“互联网+”行动、“一带一路”战略等等，蕴育着企业创新转型发展的无限机遇。

广大中小微企业自觉融入到“互联网+”行动，将会改变自己的生产业态，大大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2015年5月，中国政府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提出了建设制造业强国的三步走战略。新一代信息通讯技术不断涌现，推动了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特别是新一代信息通讯技术与各产业领域的技术融合创新，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推动生产方式和生产模式的变革。小批量定制、产品的个性化、市场的碎片化，将改变中小企业做为大企业的附庸地位，使其摆脱对大企业的依赖。分散制造、3D打印等新技术，使得制造业的产业生态发生很大改变。

第二，企业必须以创新求生存，谋发展。面对国际、国内总需求收缩的局面，企业尤其要不断创新求变。一个企业，如果五年、十年产品不变，技术不变，管理不变，营销模式不变，只有死路一条。企业必须实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企业制度创新、市场创新、营销模式创新，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才能求生存，谋发展。

第三，企业家必须不断学习。不是有钱就称为企业家，企业家应该不断学习，有知识、懂技术、会管理，要有责任感、有道德底线。尤其要努力学习金融知识，逐步掌握产业与金融相结合、技术与资本相结合的本领。今后，人才短缺会越来越成为企业健康发展的约束条件。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将是诸多生产要素中最重要的要素。招聘人才，留住人才，加强企业员工的全员培训，大力培养精细管理和匠人精神，对于企业来说是越来越重要的战略性工作。广大中小微企业尤其要走专业化、精品化、特色化、新颖化之路，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管理水平，打造并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面对国际和国内错综复杂的经济环境，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是机遇仍然大于挑战。全面深化改革正在向前推进，政府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改革力度不断加大；人们对企业作为经济主体地位的认识不断提高；过剩产能逐步化解，扩大总需求的思路和政策措施逐步深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蓬勃发展。另外，前进中还存在以下几条有利因素。一是“一带一路”大国战略的实施和跨境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外经贸合作将逐步扩大。二是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加快。2014年12月，人民币支付占全球结算总额的2.17%。随着跨境自由贸易区不断扩大，亚投行、金砖国家银行、丝路基金等的运营，人民币占世界结算总额的比例将大幅提升。三是石油价格下降，有利于中国GDP增长。IMF估测，由于油价下降可使中国2015年GDP升高0.4%-0.7%；2016年GDP升高0.5%-0.9%。四是互联网技术的红利加大。麦肯锡2014年7月报告，到2025年中国互联网革命可创造就业4600万个，网上交易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将达到22%。

总之，挑战和机遇并存。面对国际、国内总需求收缩的局面，中国经济实现稳增长、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逐步升级，宏观调控的思路有必要适当调整，政策措施必须更加精准，发力更加集中，效果才能更加显著。

中国转型时期政策运行规律 篇7

(一)中国社会转型内涵及其特点

社会转型这一概念最初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被提出,并常用这一词来形容我国目前的所处的社会状态。那么什么是社会转型,社会转型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呢?所谓中国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伴随这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机制的变化。转型时期的突出特点是新旧体制交替,各方面的社会矛盾凸显。因此转型时期是影响公共政策运行系统的主要政策环境。只有这样才能优化政策运行程序,建立合理的政策运行机制。

中国社会转型所表现出的特点有很多原因。首先,我国农业文明的源远流长的历史。其次当今国际环境的变化。出于这些主客观因素都使我国的转型时期有自己的独特性。第一,转型时期的漫长性。中国古老的农业文明和传统文化使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长期固定不变。实行市场经济也没有在摧毁原有的社会主义结构的基础上进行。这些都促使中国的社会转型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因此中国的社会转型必将呈现出一个较为漫长的时期。第二,转型过程的复杂性。中国的社会转型的背景是在其西方现代化社会遭受危机、产生弊端的深刻社会背景下开始的。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国社会转型如何能够趋利避害,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一过程也更加复杂和艰难。第三,转型中矛盾的尖锐性。中国的社会转型不是主动要求改革,而是被动接受改革。中国的改革最初是在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下被迫开启的。由此中国的社会转型交织这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状态。

(二)政策运行的内涵

政策运行是一个系统的动态过程,包括政策的制定、执行、监督和反馈等一系列过程。政策运行还表现为政策在一个系统中不断输入、转化和输出的过程。政策运行有主体,即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客体,即政策的作用者。政策系统,即链接政策主体和客体中间的纽带。综上,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讲,政策运行指一项政策从指定、执行到政策的监督和反馈在复杂的政策环境中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动态集合。根据政策运行的动态过程,本文笔者主要从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政策反馈等三方面来阐释其政策运行规律。

二、中国转型时期政策运行规律

(一)政策制定的价值取向反应该群体的利益诉求

政策制定的本质是一种与自身利益和权力运作相关的选择,在现实生活中的某个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可以看做是围绕特定问题而展开的过程,也可以看做是围绕特定行为者的利益选择和权力运行过程。我们以公共政策的制定为例。公共政策的制定是围绕这政党、政府各部门、利益集团等所构成的权力体系,政策制定在体现权力运用的同时,更体现了权力的张力和限度。公共政策与普通的政策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公共政策要维护的是公共利益而不是某个狭隘或专门行业的利益。公共政策在制定的过程基于最终提高公众的利益而不是少数人的福利。相反,在市场经济中制定的政策,基于其维护经济人的最大利益,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的倾向于对经济人自身利益的最大维护,这可能导致利益实现发生偏差。

(二)政策执行中存在利益博弈

众所周知,现代社会国家的各项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是控制整个利益的分配和调节的,但利益分配和调节主要是通过政策杠杆来完成的。但是政策的制定是为了实施,政策制定主要是研究问题的过程,而政策执行才是直接地!实际地解决问题的过程。同时只有政策执行才能实现利益均衡。因此,政策执行是调节政策制定过程中利益不均的有力杠杆。在国家制度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追求,便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政策“因为公共政策其本质上是一种直接或间接地对社会资源和利益进行权威性分配的方案。政策执行主体是受利益驱动的,利益原则是支配人类社会活动的基本原则,因为利益是不会撒谎的。中国转型期出现的这种情况,而究其原因都是受利益的驱使,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间、政府部门间存在利益博弈。为了维护本政府部门的利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至歪曲上级政策。致使政策执行受到严重的阻碍。

(三)政策反馈过程中的反复性和调适性

对于任何一项政策来说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瑕的,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对政策运行来说,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不是最重要的,政策调整才是政策运行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通过反复的调适,才能使政策趋于完美。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通过政策反馈出的信息,不断调整政策方案、政策执行行为和政策目标的关系,直到最后实现政策目标。政策反馈过程中的反复性和调适性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政策调整主要调整一下几个方面:第一,对政策问题的重新界定。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人们往往关注的是政策实施的方法和手段是否正确,却忽视了源头问题,即政策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否是真正的问题。第二,政策目标的重新确立。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有些政策目标可能很模糊。所以在调整过程中对目标的精确化和具体化就成为调整的首要问题。第三,政策方案的重新制定。当上述问题都解决之后,政策方案如果不是合理可行的,对政策方案也要重新进行调整甚至重新制定。

摘要：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攻坚时期。社会改革已进入纵深期和深水区,新旧体制交替,各种矛盾凸显,随之众多政策应运而生。转型时期的政策具有一定的规律行和逻辑性,而中国转型时期,由于其具体的国情和社会状况,政策运行又呈现出特有的规律和特点。本文将政策运行的内在结构大致分解为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反馈三方面。从这三方面来阐释中国转型时期政策运行的规律。

关键词：转型时期,政策运行,规律

参考文献

[1]伍启元.公共政策(上册)[M].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4.

[2]乔冠华.论民主的浪潮[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第83页.

中国的农业转型与政策选择 篇8

一、中国农业转型的主要特征

纵观世界各国经验, 农业份额下降至10%左右以后, 农业发展会出现重大转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速度加快, 与非农产劳动生产率的差距缩小, 务农者收入增长显著快于务工收入增长, 农业的基础性地位作用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增强, 各国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加大,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成为普遍的政策取向。进入新世纪后, 中国的农业正处于重大转型, 主要表现为:

第一, 农业份额下降到现代化转折点。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 中国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和就业份额“双降”趋势明显, 农业产值份额由1978年的28.2%下降到2011年的10%, 年平均下降速度约为0.6%。农业就业份额从1978年的70.5%下降到2011年的34.8%, 年平均下降速度超过1个百分点。2003年以来, 农业产值和就业份额下降速度进一步加快, 年平均下降速度分别为2.99%和1.8%。

第二, 农户对农业经营收入依赖下降。随着农民外出打工数量增加, 农户收入构成发生重大变化。工资性收入比例大幅上升, 家庭经营收入比例不断下降。1990-2012年, 农户家庭经营收入从82.4%下降到44.6%, 工资性收入从不足15%上涨到43.6%。在家庭经营收入中, 农业收入占比持续下降, 近10年间下降了10%以上。

第三, 农业投入方式发生重大变化。长期以来, 由于人多地少, 中国农业主要依靠增加劳动投入和农药、化肥等现代投入来提高单位土地产出。随着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大规模转移、从事农业劳动力人数减少和整个农村人口绝对量减少, 农业与非农产业在劳动力争多上的比较劣势尽显。在结构高速变革背景下, 中国农业投入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一方面, 农作物用工成本上升、用工数较少。家庭用工价与雇工工价均出现明显增长, 且雇工工价近10年的增速很快, 从1999年的14.05元/日增长到2009年的53.09元/日, 增长近4倍。家庭用工价折算也从1999年的9.5元/日增长到2009年的24.8元/日, 增长了2倍多。1999年到2009年的10年间, 主要作物的家庭用工核算总费用呈直线上升。劳动力稀缺程度提高, 劳动用工成本上升, 农户在进行劳动力配置时, 普遍采取减少农作物用工投入的策略, 致使农作物用工量大大下降。

另一方面, 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幅提高与机械投入巨增。2003年以来, 全国农用机械总动力保持年均6%的高速增长。全国各种主要农业机械拥有量增长迅速。2000-2010年间, 全国的大中型拖拉机及其配套农具分别增长302%和338%;小型拖拉机增长41.2%;农用排灌动力机械增长41%;联合收割机增长274%;播种机增长98%;水稻插秧机增长567%;机动脱粒机增长16%;节水灌溉类机械增长58%;农用水泵增长29%;农用运输车增长75%。中国农业投入方式已经和正在从以劳动投入为主的方式向以机械投入为主的方式转型。

第四, 农业发展模式发生历史性转变。过密人口与土地的紧张关系一直是决定中国农业发展模式的重要因素。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 尽管集体所有制实现了以生产队为单位的更大经营规模, 但是由于农村人口被禁锢于土地的局面没有改变, 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进一步加重, 人地比率进一步降低。人均土地规模从1949年的4亩下降到1981年不足2.14亩土地。改革开放初期, 由于人口增长和农村人口基数过大、农村工业化吸纳劳动力能力有限, 中国农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格局也没有发生改变。由于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和农业劳动富余、资本短缺决定的要素相对价格, 中国农业发展模式一直以提高土地生产率为主。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 我国人口总量和增速持续减慢, 农村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加速, 农村人地关系得到缓解。1995-2009年, 人口规模增加10.2%, 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0.55‰降到5.05‰。自2003年以来, 人地比例逐年上升, 分别从2003年的1.96亩/人上升到2009年2.26亩/人。与人口增长模式改变引发的人地关系缓解相比, 农村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对农地经营规模的影响更为显著。农业劳动力总量从1996年的3.17亿下降到2009年的2.59亿。随着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转到非农部门就业, 农地经营规模进入逐渐扩大时期, 在劳均耕地规模上, 按农业劳动力计算的劳均耕地面积从2004年的5.97亩/人增加到2009年的7.05亩/人。

新世纪以来, 农户经营规模的适度扩大, 农业劳动力成本上升, 加上农业投入方面机械对劳动的大量替代, 农业发展模式正在向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的模式转型。上世纪90年代以来, 尽管中国农业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都有明显增长, 但两者增长趋势差异很大:1994-2002年间, 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分别为0.62%和4.10%;2003-2011年间, 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分别为3.17%和9.71%。

二、农业经营方式与制度安排的重大变化

结构变革不仅带来农业发展模式转变, 而且带来农村人地关系变化和要素相对价格变化, 农地的经济重要性处于下降, 农民对土地的观念在悄悄发生变化, 这些变化也在诱发和推动农业经营制度的变迁。

第一, 土地流转速度明显加快。土地规模过小、细碎化程度高, 一直被认为是妨碍农业现代化的突出问题。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资料, 1984-1992年间完全没有转让过耕地的农户比重达93.8%, 转让一部分耕地的农户比重仅1.99%。到2003年时, 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对全国东、中、西部20842户的抽样调查显示, 全国土地流转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9.1%。近年来, 随着农村人口与劳动力非农化进程加快, 农村土地流转也呈加快之势。截至2011年底, 全国家庭承包耕地流转总面积达到2.28亿亩, 占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的17.8%。从区域来看, 不仅发达地区农地流转比例高, 到2011年时, 上海市、北京市、江苏省、浙江省、广东省的农地流转率分别高达58.2%、46.2%、41.2%、40.3%和25.8%, 农区的农地流转增速也十分显著。2011年土地流转面积增幅度较大的10个省 (区) 分别是:甘肃88.3%、河南50.9%、山西49.5%、河北45.8%、宁夏41.4%、辽宁39.3%、湖北35.2%、贵州29.6%、山东27.4%、安徽26.8%。

第二, 农业经营主体在家庭经营基础上呈现多样化。根据农业部经管司统计, 2011年, 全国集体所有农用地总面积60.6亿亩。其中耕地13.8亿亩、园地1.2亿亩、林地18.4亿亩、草地22.9亿亩、养殖水面0.8亿亩、其他3.5亿亩。其中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耕地面积12.8亿亩、园地0.6亿亩、林地9.1亿亩、草地15.7亿亩、养殖水面0.3亿亩, 合计为38.5亿亩, 占农用地面积的63.5%。随着土地流转加快, 土地转入主体趋于多元化。2011年, 在全部流转耕地中, 流入农户的比例占67.2%, 但是流入主体明显多元化, 依次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占13.4%, 企业占8.4%, 其他主体占10.6%。在有些省份, 土地流入其他主体的比例已比较高。2011年, 流入合作社土地面积占流转总面积比重较大的省份依次是:青海33.4%、江苏28.9%、上海28.3%、湖南19.6%、安徽18.6%、贵州16.4%、山东16.3%、山西16.3%、浙江15.4%、重庆14.1%。土地流转到企业比例较大的省份依次为:宁夏22.3%、重庆21%、北京17.6%、四川17.5%、山东15.9%、云南、14.1%、海南13.3%、湖北12.4%、上海12.3%、天津11.5%。

第三, 农户土地经营进入适度规模阶段。随着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转到非农部门就业, 农地经营规模进入逐渐扩大时期。在劳均耕地规模上, 按农业劳动力计算的劳均耕地面积从2004年的5.97亩/人增加到2009年的7.05亩/人。从区域来看, 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比例更高, 农业劳动力占农村总劳动力的比重从1990年的66.77%下降到2009年的32.32%, 东部地区劳均耕地规模也从1990年的3.4亩/人上升到2007年的4.99亩/人。在中部地区, 农业劳动力占农村总劳动力的比重从1990年的82.2%下降到2009年的65.5%, 其下降程度没有东部地区显著。劳均耕地规模的上升也没有东部地区那么明显, 从1990年的3.19亩/人上升到2007年的3.67亩/人。

截至2011年底, 全国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耕地面积12.77亿亩, 家庭承包经营农户2.288亿户。经营耕地10亩以下的农户有2亿多户, 占家庭承包户总数的85%以上。经营耕地在10亩以上的农户已经占到15%。在经营规模扩大的类别中, 10-30亩和30-50亩两个组别的比例最高, 分别达到10.7%和2.3%, 与农区人地关系、技术条件及农民经营能力比较相称。除此之外, 另外几个经营规模较大的类别尽管占比不高, 但农户数也不少, 经营耕地50-100亩的农户有194.1万户, 经营规模在100-200亩的农户有53.2万户, 经营规模在100-200亩的农户有53.2万户, 在中国这样长期处于过小规模农业经营的国家, 出现如此多的适度规模农户, 其对未来农业效率及收入分配的影响, 值得关注。

第四,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进入新阶段。引导小规模、分散农户走合作化道路, 一直是党和政府所致力的, 也作出了不懈努力, 但付出了巨大代价。近年来, 随着农村市场化程度深化, 农村能人成长, 农业产业链延伸, 农产品产业化、区域化、集中化形成, 以及农资购买与农产品销售合作的规模效益显化, 农民专业合作的收益提高、成本下降, 农户之间以自愿为基础、以互利为纽带的合作意愿提高,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发展进入历史新阶段。《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正式施行以后,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快速发展, 截至2011年末, 全国共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50.9万个, 平均每个行政村成立合作社0.9个;年度财政扶持资金总额44.6亿元, 扶持2.9万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壮大, 平均每个合作社获得财政扶持15.6万元。全国实有社员3444.1万户, 平均每个合作社有70个成员;通过合作社带动非入社成员5366万户, 平均每个合作社带动105户。合作社平均为每个成员统一销售农产品1.34万元, 平均为每个社员统一购买化肥、种子、农药等生产投入品4600元。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一种便于农民开展规模经营、拓展市场空间、提高谈判地位和完善自我服务的组织形式, 成为转变我国农业经营方式的重要载体。

三、农业转型期的政策选择

在农业发生重大转型和农业经营制度创新日趋活跃时期, 客观分析农业转型期的重大变化, 制定相适应的农村政策, 不仅关乎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发展, 而且关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第一, 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新阶段农业的基础地位和作用。中国的农业份额已经降到一个转折点, 这一份额今后还会进一步下降。这一格局很容易产生农业无足轻重的错误认识。中国教训是, 农业政策稍有不慎, 对全局影响难以短时间挽回;成功实现现代化经济体的经验是, 农业份额降低后, 农业的基础地位反而增强, 国家对农业的支持政策更大。现在急需研究农业份额下降后“三农”的新特征、新情况与新问题, 制定新阶段的农业发展战略。在我们看来, 新阶段农业的基础地位和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一是农业份额下降以后, 农业的绝对值还会不断增加, 农业产业的竞争力须不断增进。二是农业对国家粮食安全保障的重要性在相当长时期不会减低, 而农业产业提供食物安全的重要性还将不断提高。三是农业的功能将不断延伸, 从生产向生活和生态的功能扩展, 对人类生活品质的重要性将不断上升。

第二, 必须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 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在上一轮高速发展中, 我们一直没有解决好“三化”同步发展问题。工业化、城镇化高速推进, 农业仍维持在传统农业状态;沿海地区基本实现工业化, 但农业基本消失;内地承担着保障粮食安全重任, 但陷入“粮食大县、财政穷县、农民贫困”恶性循环;候鸟式城镇化妨碍生产要素流动和农业生产关系调整。在下一个发展机遇期, “三化”的不协调会成为发展的障碍。一是需要研究“三化”协调机制, 使农业现代化成为工业化、城镇化的基础。二是依靠工业化、城镇化促进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三是促进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流动与合理配置。

在三化协调发展前提下, 完善体制机制, 通过城乡共同发展, 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如何建立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体制机制作出总体安排, 是未来处理工农关系及城乡关系的基本方针。一是通过城镇与农村共同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 不能城市一片繁荣、农村陷入凋敝。二是避免城市和农村一样化。决不是按城市的标准和风格来建设农村, 更不能以城乡一体化为名行消灭农村之实。三是工农要互惠、城乡要共赢。工业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农业为代价, 城市的繁荣不能以掠夺农村资源为手段。

第三, 赋予和保障农民更完整的土地财产权利。一是实现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保障三者土地权利。二是在政策和法律上明确“长久不变”的内涵和实现形式, 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三是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 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可出让、可租赁、可入股, 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进入市场权利, 实现同权同价。四是推进征地制度改革, 缩小征地范围, 规范征地程序, 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 实现土地增值收益在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更公平分配, 合理提高个人收益比例。五是推进集体资产经营制度改革, 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 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六是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 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 在试点基础上, 推进农民宅基地及其房屋的可抵押、可担保、可转让。

第四, 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促进农业现代化。一是在坚持家庭经营基础地位基础上, 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二是促进土地承包权与土地经营权的分离, 完善农户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权能, 促进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 提高农业经营者效益。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 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三是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落实专业合作社的“民办、民管、民受益”原则, 帮助合作社建立明晰的内部管理制度, 完善合作社利益分配制度。完善促进专业合作社发展的相关配套政策, 制定鼓励专业合作社发展加工业的政策。允许财政项目资金直接投向符合条件的合作社, 允许财政补助形成的资产转交合作社持有和管护, 允许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以专业合作社对农户服务的能力为标准, 推进合作经济的发展, 防止地方片面追求专业合作社数量、忽视质量的倾向。四是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 加强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的政策研究, 提高农业产业竞争力和经营效率。

解读增值税转型改革政策 篇9

关键词：增值税转型,生产型增值税,消费型增值税

2008年11月,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自2009年1月1日起, 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在维持现行增值税税率不变的前提下, 允许全国范围内的所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抵扣其新购进设备所含的进项税额, 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结转下期继续抵扣, 也就是将我国目前主要实行的生产型增值税转型为消费型增值税。那么, 如何来理解增值税转型改革政策的意义及其对企业的影响呢?以下是对这项政策相关理论的一些解析, 希望有助于这项政策的推广。

增值税是以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为课税对象的一种流转税。从理论上看, 增值额是企业或个人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新创造的价值, 也就是企业或个人在一定时期内销售货物或提供劳务实现的商品销售额或经营收入额扣除与其相对应的物质成本后的余额。但从税收征收实践上看, 各国据以征税的增值额普遍采用的并不是理论上所说的增值额, 而是法定增值额。所谓法定增值额是指各国政府根据各自的国情、政策需要, 在其增值税中明确规定的增值额。法定增值额与理论增值额往往不一致, 主要是由于各国的具体政策不同而形成的, 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对购入固定资产的处理上。

一、增值税的类型

根据对外购的固定资产处理方法的不同, 增值税可分为3种类型:生产型增值税、收入型增值税和消费型增值税。

所谓的生产型增值税是指征收增值税时, 对于外购的固定资产不允许作任何扣除。作为课税对象的法定增值额既包括新创造的价值, 又包括当期计入成本的固定资产部分, 大致为理论增值额与固定资产折旧之和。从整个社会经济来看, 它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 故称为生产型增值税。这种类型增值税的法定增值额大于理论增值额, 对固定资产耗费形成的价值存在重复征税, 不利于鼓励投资, 但有利于确保财政收入。我国目前主要实行的增值税就属于这种类型。

所谓的收入型增值税, 是指征收增值税时, 只允许扣除固定资产的当期折旧部分的价值或已纳税款。在这种类型的增值税中, 作为课税对象的法定增值额为工资、奖金、利息、利润和其他增值性费用之和。从整个社会经济来看, 它相当于国民收入, 故称为收入型增值税。这种类型增值税的法定增值额与理论增值额相同, 是一种标准的增值税。由于外购固定资产的价值以计提折旧的方式逐步转入产品价值之中, 而不同企业的折旧方法又不尽相同, 且缺乏统一的结转凭证, 难以操作, 影响了它的推广应用。

所谓的消费型增值税是指征收增值税时, 允许将购置的用于生产的固定资产的价值或已纳税款一次性全部扣除。这样, 作为课税对象的法定增值税就为当期全部销售额或收入额扣除全部外购生产资料价款后的余额。从整个社会经济来看, 它相当于全部消费资料的价值, 故称为消费型增值税。由于外购固定资产的成本可凭发票一次性全部扣除, 既便于操作, 又便于管理, 因而是最能体现增值税优越性的一种类型, 但它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财政收入。这也就是我国增值税转型后将要实行的类型。

二、不同增值税类型下对固定资产的会计处理分析

本次改革增值税类型, 允许抵扣的固定资产的范围是现行增值税征税范围中的固定资产, 主要是机器、机械、运输工具以及其他与生产、经营有关的设备、工具、器具, 房屋、建筑物等不动产不能纳入增值税的抵扣范围。

根据各种类型增值税的特征, 现将企业在不同增值税类型下对外购固定资产的会计处理归纳如下:

(一) 生产型增值税关于固定资产的会计处理

1. 购置固定资产时,

借:固定资产

贷:银行存款等

2. 使用该项固定资产过程中, 按期计提折旧时,

借:制造费用

贷:累计折旧

现举例如下:某企业于2008年12月购入一台设备, 价款100 000元, 增值税17 000元, 该项设备的使用期为10年, 到期无残值, 采用直线法计提折旧。

企业的会计处理为:

(1) 借:固定资产 117 000

贷:银行存款 117 000

(2) 借:制造费用 11 700

贷:累计折旧 11 700

(二) 收入型增值税关于固定资产的会计处理

1. 购置固定资产时,

借:固定资产

递延税款

贷:银行存款等

2. 使用该项固定资产过程中, 按期计提折旧时,

借:制造费用

贷:累计折旧

同时,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

贷:递延税款

同前例, 企业的会计处理为:

(1) 借:固定资产 100 000

递延税款 17 000

贷:银行存款 117 000

(2) 借:制造费用 10 000

贷:累计折旧 10 000

同时,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 1 700

贷:递延税款 1 700

(三) 消费型增值税关于固定资产的会计处理

1.购置固定资产时,

借:固定资产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

贷:银行存款等

2. 使用该项固定资产过程中, 按期计提折旧时,

借:制造费用

贷:累计折旧

同前例, 企业的会计处理为:

(1) 借:固定资产 10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 17 000

贷:银行存款 117 000

(2) 借:制造费用 10 000

贷:累计折旧 10 000

三、增值税转型改革的意义

1994年, 我国选择采用生产型增值税, 一方面是出于财政收入的考虑, 另一方面则为了抑制投资膨胀。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 推进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必要性日益突出。为此, 2004年7月1日开始, 我国已在东北地区进行消费型增值税的试点工作;2007年7月1日开始, 试点工作又扩大到中部地区六省份的26个老工业基地城市的8个行业。

2008年11月,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自2009年1月1日起, 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这次增值税转型改革, 允许企业抵扣其购进设备所含的增值税, 将消除我国当前生产型增值税制产生的重复征税因素, 降低企业设备投资的税收负担, 在维持现行税率不变的前提下, 是一项重大的减税政策。由于它可避免企业设备购置的重复征税, 有利于鼓励投资和扩大内需, 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目前,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已波及欧洲、亚洲、拉丁美洲, 全球经济增长出现明显放缓势头, 一些国家甚至出现经济衰退的迹象, 金融危机正在对实体经济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在这种形势下, 适时推出增值税转型改革, 对于增强企业发展后劲, 提高我国企业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据测算, 此项改革财政预计将减收超过1 200亿元, 是我国历史上单项税制改革减税力度最大的一次, 相信这一政策的出台对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平稳较快发展会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中国电视动画政策转型之痛 篇10

关键词：国产电视动画,产业政策,转型,创作

一、引言

“十一五”规划以来, 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扶持政策, 帮助国产动漫重新起步。以《喜羊羊与灰太狼》为代表的新型国产动画, 借助国家政策的东风, 在荧屏上崭露头角, 引发强烈关注。然而, 2013年10月, 《喜羊羊与灰太狼》等国产动画却因“暴力失度、语言粗俗”之过遭到央视《新闻联播》点名批评。从一味的鼓励、扶持, 到现今的规范、限制, 国家对动漫产业的政策态度发生了改变, 这对国产电视动画今后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关于动漫行业的产业政策研究

“产业政策”这一概念产生于日本, 是指“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的目标, 对产业活动进行干预而制定的各种政策的总和”[1]。它是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产业的发展起到引导、规范的作用。按照国家对产业政策导向的分类, 可以分为鼓励性产业政策、调整性产业政策、约束性和限制性产业政策[2]。就目前我国动漫的产业政策而言, 鼓励性的政策仍然占据了主导地位。

关于我国动漫产业政策的研究, 现存文献较少。在CNKI数据库中, 以“动漫产业”为主题关键词进行查询, 可得3089条结果。然而, 对“动漫产业政策”一词搜索时, 只显示了37条结果。

高薇华 (2008) 在《中国动漫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与展望》中, 对中国2002年-2007年间, 国家以及各地方的动漫产业政策做了简单的梳理, 并对未来的政策制定提出建议, 包括建立分级制度、借鉴国外经验、保护知识产权等[3]。

潘瑞芳 (2010) 指出, 国家的动漫产业政策对动漫事业起到了引导作用, 在某种意义上推动了动漫市场的繁荣。但是, 囿于政策的可实施性, 使得很多动漫企业创新不够。[4]

王静 (2009) 曾对中国动漫产业的发展历史, 中国动漫产业政策的导向和缺陷做了详细的梳理, 并提出了中国动漫产业突破发展瓶颈的主要对策。[5]

综上所述, 学者多着眼于动漫产业政策的局限、作用以及未来走向。但是, 面临如今的政策转型期, 国产动漫应何去何从?这一问题并未引起学者的重视。本文通过对我国动漫产业政策的认知, 揭示基于这种政治背景下的中国电视动画是如何走向繁荣, 又为何会在繁盛中遭遇危机的。最后, 本文试图从动漫产业的发展核心———“创意”出发, 指出当前中国电视动画的症结所在

三、我国动漫产业政策的转向

进入21世纪后, 政府十分重视国产电视动画的发展。相关政策密集发布, 推动了动漫产业的革新和进步。尽管国家对动漫产业总体抱持大力支持的态度, 但随着产业自身的发展, 国家相关政策的走向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近两年来, 国产动画的表面繁荣所掩盖的问题逐渐显现, 政策转型大势所趋。其中主要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 从“扶持”到“重点发展”

2000年, 我国首次将动漫定义为一种产业。这一概念上的变化, 成为国产动漫复兴的新契机, 为之后多项产业政策的颁布埋下伏笔。

动漫产业在发展之初, 被国家列为重点扶持的文化产业。而随着动漫产业的快速复苏, 使产业定位逐渐发生变化。2004年, 《关于发展我国影视动画产业的若干意见》提出, 要使动画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2009年9月国务院出台《文化产业振兴规划》, 则将动漫产业纳入重点文化产业, 成为文化产业的重要增长点。至此, 我国动漫产业已从最初的“扶持产业”提升到“重点文化产业”, 动漫产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 中国的动漫产业已在政策的扶持中成长起来, 成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在成长的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 但是目前的中国动漫已羽翼渐丰, 具备了经受“风雨”的能力, 客观上使产业政策的转向成为可能。

(二) 从“量变”到“质变”

2003年3月, 国家广电总局下发《关于加强动画片引进和播放管理的通知》。《通知》指出:每天每套节目中, 播放引进动画片的时间不得超过少儿节目总播放时间的25%, 其中引进动画片不得超过动画片播放总量的40%。对引进动画的播放时间加以限制, 缓解了国产电视动画的竞争压力, 为其创造了相对良好的播出平台。这对于起步不久的中国动画来说意义重大。

2006年4月, 《关于推动我国动漫产业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中指出, 要培育一批充满活力的中小型动漫企业, 使国产原创动漫生产品数量大幅增加, 产品质量明显提高。本次《意见》被认为是中国动漫业带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它“把制定动漫产业支持政策提上国家的战略规划高度, 并制定了详细的政策措施用来促进动漫产业发展。”[6]

伴随着资金的大量注入和日渐宽松的投资环境, 国产电视动画走出了之前的低迷状态, 获得广泛关注。然而, 大力度的政策扶持与行业把关的缺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国产动漫数量与质量的严重失衡成为制约其发展的最大障碍。尤其是中国动画市场中盲目投资和粗制滥造的乱象, 使动漫产业政策的转型成为必然。

转折点出现在2012年3月发布的《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倍增计划》中。《计划》中指出要优化动漫产业结构, 提升动漫产品质量, 打造动漫精品, 倡导、扶持动漫产业走民族风格和时代特点相结合的原创之路。

2013年6月, 国家广电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国产电视动画片内容审查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 部分动画存在渲染暴力等问题, 诱发未成年人效仿, 造成人身伤害事故。因此, 要加强对国产动漫的内容审查工作。

2013年10月, 在《新闻联播》对《喜羊羊与灰太狼》、《熊出没》等国产动漫点名批评后, 广电总局声明将出台《国产电视动画片内容标准》, 对国产动漫的内容进行规范和把关。

国家大力支持动漫产业发展, 在资金、产业基地建设、播出时段等方面给予最优惠的政策。但是, 当中国已然成为了动画产量大国之后, 国家的政策态度开始转向, 更多着眼于原创动画的生产和对动画质量的要求。数量和收视率不再是衡量动漫产业发展情况的惟一指标。

四、对国产电视动画转型的反思

通过以上对动漫产业政策的梳理, 我们看到随着产业政策的转型, 国产电视动画的发展遇到了新的挑战。此次“喜羊羊”遭批事件, 表面上看是两部动画的过失, 实则暴露出了近年来国产动漫“繁荣”背后的隐忧。

(一) 文化缺位, 缺乏民族性

国产动画的飞跃有目共睹, 但是对国外动画, 尤其是日本动画的单纯模仿, 始终为人诟病。不可否认, 模仿是学习的必经之路。但是, 国产动漫学到了日本动漫的“表”, 却忽视了“里”。日本动漫十分强调文化内核, “樱花”的浪漫和“武士道”的忠信几乎藏于每部动漫作品之中。而反观中国动漫, 大部分国产动漫都十分注重技术改良、场景美工, 舍本逐末, 丢失了中国本源的文化内涵。

中国的动漫产业政策中始终强调民族文化的重要性。曾经的《大闹天宫》等动画也都是因为植根于中国文化才能成为不朽的经典。民族精神从未过时, 重要的是如何将其具象化地表现出来, 让它成为一种一以贯之的创作理念。因此, 如果说中国动画在技术、专业化程度都已远远落于人后, 那么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动漫, 重新演绎东方文化的魅力, 或许是国产电视动画突围的一条道路。

(二) “全龄化动画”的片面化解读

“全龄化动画”一直是国外动画电影着力诠释的概念。随着《飞屋环游记》等电影的热卖, 这一概念也开始在全球兴起。中国的动画主要定位于3-15岁的青少年, 但很多成年人也是动画的忠实拥趸。于是, 在狭窄的受众定位与无法满足的市场需求之间形成了一道鸿沟。考虑到中国还未实施分级制度, 打造中国本土的“全龄化动画”也就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积极尝试。

然而, 国产动画在对“全龄化动画”的阐释中出现了偏差, 这就导致了一种怪现象:动画人物可爱, 情节简单, 但是对白中杂糅了大量的社会流行语, 偶尔还会出现暴力行为。其实, 国外的动画电影之所以能够实现“全龄化”, 是因为他们所表达出的爱和梦想等普世的价值观, 并非单纯依靠幽默的语言和吸睛的场面。而国产电视动画对“全龄化动画”进行了“割裂”式的拆分。依靠动漫中的不同特质吸引不同年龄的受众。虽然能在短期获取高额的经济效益, 但是对社会效益的轻视最终导致了其遭到批评的命运。

(三) 空白的“说教”

为了避免无聊的“说教”, 近年来兴起的国产动画都加入了幽默、搞笑的元素, 最大程度地实现“去说教化”。然而, 刚刚走出说教束缚的国产动漫却迈上了粗俗、恶搞的另一个极端。

说教式的叙事方式的确是国产动画的一大弊端, 但这并不是粗俗、恶搞的借口, 也并不意味着电视动画中不应该有教育的理念。动画的教育作用是内潜式的, 应通过人物性格的塑造, 细节的描写, 将主题嵌入到作品之中, 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引导、教育儿童。因此, 如何平衡说教与幽默, 是每一名电视动画制作者都应当思考的问题。

五、结语

中国具有动漫产业发展的巨大市场, 国产电视动画近年来取得的优异成绩也毋庸置疑。然而, 高收视、高产量的背后却掩藏着“滥而不精”的忧虑。此次国产动画遭批事件, 绝不仅仅是两部国产动画出了问题, 也是产业政策、动漫制造商和观众多方造就的结果。如今, 产业政策已经开始调整。能否在经历阵痛之后, 把握政策走向, 重整旗鼓, 将是国产电视动画发展的关键所在。

注释

1[1]王天伟.产业发展之路[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48.

2[2]当代西方经济学概论[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1:50.

3[3]高薇华.中国动漫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与展望[J].传媒, 2008 (3) :20-23.

4[4]潘瑞芳.对中国动漫产业政策的思考[J].新闻界, 2010 (2) :42-43.

5[5]王静.中国动漫产业政策探析[D].沈阳:东北大学,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