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精选十篇）
商法 篇1
国内学界对民间规则的关注, 以关注中国现今法治追求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动关系为核心, 对于国际法律领域中之“民间规则”所涉不甚, 这可能与人们对于国际社会是否亦存有“国家法”与“民间法”之分抱有疑问。在我看来, 如果直观地看, 国际社会当然不可能存在国内法意义上的“国家法”与“民间法”。国际社会没有如国内社会那样的中央立法机关, 也没有集中的强制的法律执行机制, 有的只是国家间合意的“法”, 如果我们把有的学者归纳的, 把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二元对立作为民间法研究范式的基本理论预设的话, 将这种范式移植到国际社会能否成立?对于这一问题, 《理论》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部分答案。
首先, 《理论》基于全球公民社会与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国家和/或国际组织之间形成的国际社会的二元对立的原理, 将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进行了类比。在提出国际商法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论述中, 对于学科划分的标准, 提出了国内法与国际法学科对应的主张, 就此而论, 作者已经将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国内法与国际法对应起来。当然, 将国际社会与国际社会、国际法与国内法进行类比时, 不能忽视二者的重大区别, 如主体构成、法律渊源、法律效力等方面, 但如果从比较法的功能比较方法来看, 它们之间的可比性又并非不可逾越的。因为, 将由国家为主体所构成的国家社会与国内法的政治国家类比 (官方社会) , 将由非政府组织、商人社会所组成的社会称为全球市民社会, 于是, 国内法意义上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便有了直接的对应关系, 它们在各自社会中所发挥的功能并没有实质差异, 因此, 以民间法范式思考国际社会的问题应当是可行的。在《理论》的第三章, 作者就商人社会作为全球市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与全球治理和法律全球化进程的重要作用展开了认证, 这使我们看到了在国际和国内政治学界强调的“善治”的通用, 全球治理中的商人力量, 以及作为国际社会之“民间法”的国际商法对全球治理的意义。作者从探讨国内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西方法治的社会基础, 层层推进到对全球市民社会对全球治理的意义, 可谓顺理成章、浑然天成。那么, 国际商法为什么又可以实现对全球商人社会的统治呢?这又不能不从国际商法的发展历程说起, 这就是作者《理论》“第二章, 国际商法的历史”的用意所在。
其次, 《理论》对国际商法的发展史以商人习惯法作为民间规则在国家及国际社会中的命运为主题加以审视, 揭示了国际商法的历史就是一部由民间规则自治, 到国家法介入并“强制没收”, 后又不得不“松绑”, 直至当今国际社会的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再度国际化的历史。突出强调了商人习惯法在其发展过程中由最初的国际化、民间化与欧洲封建国家之间的紧张, 在二度国际化后与国家社会之间存在的张力, 使我们不能不承认民间规则在国家和全球社会治理中存在的意义、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国家对其存在的宽容及至支持的必要。这一结论的得出在第八章“国际商事仲裁:一个民间法与国家法和谐互动的典型样本”的论述中更以个案阐述得到了印证。
值得关注的是, 作者在书中关注国家对民间法所秉承的态度落脚于社会治理而不是国家统治和管理的理念, 国家也只有保持这样一种态度, 才可能更有利于民间规则生存空间的拓展。因为, 作为国际商法这一法律部门, 它还不同于其他法律部门, 其规则来源的本性就是民间的, 很难想象商人之间的商事规则可以由国家来加以建构。有人可能会说, 诸如国际反倾销、反补贴的规则, 乃至所有的WTO规则, 不都是由国家建构的吗?实质上, 大概这也正是《理论》一书的作者为什么将国际商法仅仅界定为私人之间的规则, 而不似多数学者那样, 主张国际商法也包括由国家和国际组织所建构的纵向调控国际经济活动的规则的缘由吧。因为, 如果认为国际商法包括了这些国家间调控国际经济活动的规则, 民间法范式的应用便存在问题了。当然, 我们看到, 这并非作者勉为其难的“拉郎配”处理, 在《理论》的第一章论证国际商法的独立性中, 就已经以学科划分的理论雄辩地向我们昭示了这种界定的科学性之所在。
最后, 何以说明国际商法规则渊源的本性就是民间的呢?《理论》一书的第四章:国际商法渊源论就是解答这一问题的。该章的标题为“从习惯法到成文法”, 依笔者的揣摩, 或许作者是想表达国际商法渊源的变化, 尤其是商事习惯的成文化趋势。但是, 在我看来, 商事习惯的成文化并没有改变商事规则源于习惯的本质。国际商事条约实质上是国际商事习惯的编纂, 诸如诚实信用、情势变更、不可抗力免责等一般法律原则又何尝不能视为习惯规则?易言之, 国际商事规则总体上都是商人习惯规则的不同形态的表现:国际商事条约不过是中世纪商人习惯法在经历了近代国内法化的“异化”之后的回归, 新的商人习惯法随着国际商事行为的发展而与时俱进, 更多地仍然是由商人团体加以编纂和发布, 虽然新商人习惯法的形式在发生着变化, 但其实质并没有变——它们生于民间, 生于商人社会的自治。就此而言, 国家在对待商人习惯规则的态度上, 最重要的就是尊重国际商事惯例, 这应当成为国际、国内司法和执法者的普遍信念。
商法 篇2
关键词：:民法;商法;民商法;立法模式
民法是我国一个重要的法律，规定了民事活动的基本法则以及一般规定等，民法是与人民群众关系最为密切的法律。商法也是我国一个重要的法律，主要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则，商法主要包括破产法、公司法、保险法、海商法、票据法以及合伙企业法等。两种法律的基本关系为，民法是商法的基础，是商法的立法准则，而商法可以促进民法的发展与改善。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民商法合一已经是法律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商法与民法之间的关系
(一)民法是商法的基础与立法准则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我国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商法部门。我国自1979年进行改革开放起，我国的经济制度已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我国市场经济有了极大的进步。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在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开始进行完善与管理。商法仅仅是针对一些商品关系、市场平等主体之间进行调整。针对这个关系，部分人认为商法是附属于民法的一个法律，是我国民法的一部分。因为民法几乎覆盖了我国商品经济活动，但是民法只是各个经济活动进行抽象化后的法律表现。而相比较而言，我国商法只是在某些具体的领域对商品经济的关系进行调整，所以说商法只是民法的一种具体的表现。也就是说，我国商法是民法的一种具体补充。我国的民法与商法均涉及了经济交易的一些内容，这也就导致了一旦经济交易出现了问题，就可能去寻找到一个确定的界限，来明确它是属于民法范畴还是商法范畴。所以说民法是商法的基础与立法准则。
(二)民法与商法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
有这种观点的人是将民法分为了一般法与特别法，而我国的商法就是一种特别法。在那些民商合一的国家，民法单行法相对于民法典来说，便是一种特别法。而在那些民商分开的国家，商法相对于民法典来说，便是一种特别法。对于这种区别来说，我国属于民商法合一的国家，民法通则对于民法典来说便是一种普通法，而破产法、公司法、保险法等商法便是一种特别法［1］。通俗来说，如果某一个法律事件在普通法以及特别法中均可以找到，那么执行法律便以特别法为准。虽然说我国对于民法与商法的争议仍然在继续，但是商法也是我国重要法律，得到了很多专家的认可，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说民法与商法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
(三)商法与民法不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
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们认为“商法是民事法律法规的一种特别法。”但是这种观点是不开放的、有局限性的、落后的。他们认为，商法早在清代戊戌变法时期便有据可查，即《大清商律草案》。直到民国时期，民商合一的模式也开始实施，但是那时期的经济活动较为单纯，交易的关系也较为简单，所以这种模式还是可以满足社会经济的需要的。但是这种模式用在经济发展的当今社会就显得格格不入了。因此，这种观点也就站不住脚了。
二、民商法立法模式
(一)民商法合一的立法模式
将民商法合一的立法模式从观点上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种:其一，便是民法向商法发展，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们认为，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商法在我国法律法规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不可以替代的。且商法中所包括的商品经济活动的法律基本囊括了民商事法律法规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因此可以将民法放入商法之中，制定出民法依附商法的法规。其二，便是商法向民法发展，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们认为，商法只是民法的一种特别法，可以依附民法，不需要单独立法。这种观点的依据为商法可以解决的法律问题的范围十分小，且在民法中基本全都包括了，所有使用商法解决的问题，使用民法也可以解决，因此不需要单独设立商法。
(二)民商法分立的立法模式
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们认为，民法有民法的法则，商法有商法的法则，不应该将二者混在一起［2］。这种民商法分立的立法模式在资本主义国家受到推崇，例如西班牙、巴西以及墨西哥等国家，均有独立的商法。基于这些成功的例子，我国不少法律专家认为，我国应该借鉴这些经验，采取民商法分立的立法模式。但是放眼全球，并没有一个能够让所有国家均信服的权威体系，因此这种认可度还需要进一步提高。除此之外，我国商法的设立，并没有既成的传统，也没有理论的依据，所以想要建设一个完善的商法并不容易，也不现实。因此本人认为这种立法模式不适合我国的社会性质，也不适合我国进一步发展。
三、小结
总的来说，无论我国以后采取哪种立法模式，均要立足于服务社会与服务群众。个人认为采取民商法合一的立法模式可以有效地解决当前我国法律面临的一些问题，同时还符合我国的国情，能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结合。
［参考文献］
［1］严宗杰．浅谈民法与商法的关系及民商法立法模式研究［J］．法制博览，2017(4)．
从商法的基本理念看商法的独立精神 篇3
【关键词】商法；理念；独立精神
一、商法理念的概念界定
商法最早产生于大陆法系国家，是指以商事关系为其规范对象的各种法规，即包括以“商事”和不以“商事”命名的一切调整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商法不仅是一种制度上的科学设计，更是一种理念上的正确指引。作为商法的基本范畴之一，商法理念是商法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础。商法理念是关于商法的内在本质与客观规律的理性认识、总体看法和根本观念，是有关商法在调整商事生活实践中所应达到的终极目标及其实现途径的一种理想、信念和追求。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商法理念是一种主观意识，具有基础性、根本性，对整个商法都有普遍的一般性指导意义。
二、商法理念的内容分析
1.保护营利
（一）保护营利是商法最基础最核心的理念。通过法律保护，商人能够更加积极的投身商事活动，为市场经济的发展贡献力量，从而活跃经济。相应的，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商法中的标准化契约、权利证券化、程序简易化、短期时效等制度，在保证商事交易简便迅捷的同时，也大大缩短了交易环节，降低了交易成本，为商主体的营利创造条件。
（二）我国以农业立国，自古以来商民地位卑贱，被列入国民之末。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后世儒家据此认为孔子重义轻利。这是重农抑商思想的起点。汉代独尊儒术后，重农抑商作为一种主流思想的地位被奠定下来，并受到后世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者的一致推崇。实际上，孔子本人对商业和商人都不持反對态度。孔子的弟子子贡（即端木赐）善于经商，孔子也曾与其言商。只是后世统治者基于统治的需要，断章取义，才造成我国两千多年来对商人的误解。清末被迫开国后，这一错误思想虽然得到缓解，但仍无法彻底根除。清朝挣扎七十余年后崩溃，商业上的失败亦是重要原因，虽时过百年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商人自治
（一）我国缺乏商人自治的传统，商人多寻求政治保护。官商不分，“商”一直与官僚、封建和宗法纠缠在一起，未能摆脱束缚，加之商事活动自身不够发达，使得我国的“商人自治”远未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
（二）商人自治的合法性，可以通过市场存在缺陷和政府出现失灵两个角度来阐述。首先，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可以说一手促成了世界经济在近400年的时间实现了爆炸式的发展。但是，因为商主体的惟利性、市场机制本身具有盲目性和滞后性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市场存在失灵。其次，经济法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引入了政府干预机制，但政府干预又产生了官僚作风、效率低下、成本奇高、权力设租寻租等新的问题，形成了新的政府失灵，造成了公共资源的极大浪费。在市场和政府均不能完全解决市场经济问题的情况下，商人自治是解决上述问题的重要途径。当然，商人自治不等于完全放任自由。从立法来看，这种限制应明确规定在商事法律之中，给予商主体以指引；从商主体来看，自治需以自律为前提。鉴于商事法规的不健全和商主体自律的缺失，未来的努力方向是废除不合理的行政审批制度、完善商事法律体系，以及培育商主体的自律意识、规范竞争行为。
3.严格责任
（一）严格责任是指商主体必须承担严于一般社会人的义务和责任。商法赋予商主体以经营活动的自由，市场经济环境下，资源自由配置，掌握大量资源的商主体获得了生产要素的集中。基于趋利避害的天性，商主体必然利用其拥有的优势实现利益最大化，也就不可避免地侵害相对人的利益。为避免这种负外部性，立法者应明确商事主体要比一般民事主体承担更严格的义务与责任，使其所承担的责任和所处的地位相称。
（二）规定严格责任，符合私法公法化的趋势，政府对商业社会的干预，反映了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渐变。在商事交易中，应管控商主体的权利边界，防治其越界侵害相对人权益，减少和避免因商事活动带来的经济问题和道德风险。
4.效率优先
（一）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经济虽然也在平稳发展，但只重公平而忽视效率。经济上的扭曲自然反映在了法律体系的失衡上，法律也就难以体现其应有的价值，更多的是被束之高阁，毫无用处。虽然我们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仅用了三十余年的时间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中国奇迹”，但已然错过了世界经济的黄金发展期，其中的教训何其深刻！
（二）实现效率优先的机制是：从法律制度上规范以营利为动机的商事行为，保护商事主体的营利，从而实现整个社会商业效益的最大化。规范从来不是限制自由的枷锁，反而是保护自由的利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也是中国共产党指导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思想，更是对计划经济时期绝对平均主义的反思。
三、商法独立精神的再思考
首先，随着社会的发展，商法面临的问题趋向于复杂化、多元化，有时需要商法和其他法律部门协同解决，这反映了各部门法之间的融通性。其次，公私法混合使得两者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模糊，商法的许多规定都具有公法性质。上述现象似乎都在论证法律部门之间争论的无意义。但事实并非如此：一是部门法之间的协同和交流并不等同于它们要趋同甚至合并。部门法之间划分清晰、明确的界限，并不妨碍他们协同合作来解决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反而可以生出明确分工、各司其职、高效办事的效果；二是公私混同的概念和实践应当被限制在一个部门法内部，无论如何不应该溢出该部门法以外，维持部门法的基本架构是其融合其他性质法律的前提条件。保持商法的独立性，是进行部门法交流和部门法内制度演进的根本前提。只是，独立性并非绝对，特别是商法和民法确实有许多共通之处，不可能也没必要将二者完全割裂，粗暴的人为切割百害而无一利。只有对商法的独立精神秉持一个正确的态度，才能更好地进行商法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
结语
商法是否具有独立性，是决定商法能否发挥作用的基础，也是商法具有恒久生命力的关键所在。正确理解商法的基本理念，有助于在思想上认识商法的独立地位，在社会上消除错误思想，辩证地看待商主体的营利行为。前述商法的基本理念中，保护营利是核心，商人自治是基础，严格责任是保障，效率优先是要求，缺一不可。在未来《中国商法典》的立法建构上，应充分考虑商法的基本理念对商法的指导意义，在具体法律条文中渗透其理念，以充分彰显商法的独立精神，为商法的发展和中国法治的建设做出贡献，为中国商业社会的构建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撑。
【参考文献】
[1]雷兴虎樊启荣主编.商法概论[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2]覃有土主编.商法学（第二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3]任锐涛.商法严格责任理念研究[D].厦门大学，2014
[4]高宁村.我国商法的基本理念.[J].法治与社会，2015
商法 篇4
由于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 因此在我国的商事立法中, 商法的渊源主要是商事成文法, 即制定法。这其中既包括我国相关国家机关依据法律规定制定的法律法规, 也包括我国所参加与缔结的国际条约。由此可见, 成文法是我国商事立法最主要最基本的形式。而《美国统一商法典》的渊源不限于成文法为主的模式, 《美国统一商法典》由各州的法律团体中的专家学者共同努力制定。在制定过程中, 美国统一州立法委员会组织大量的专家, 成立了专门的专家组负责起草工作。商事法理与学说都被予以高度的重视与广泛的关注。
在各法律形式中, 商事习惯法与交易习惯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世界各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存在客观差异, 各国商法的冲突也将长期存在, 在这种现状之下, 国际商事交往活动中所形成的商事惯例和习惯作为被广泛认可的法律形式, 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由此可见, 我国商事立法应该实现渊源的多元化, 在以成文法为主的同时, 加强商事习惯法与商事判例的适用, 并充分尊重与重视社会各界学者与专家的学理与学说, 突破传统的大陆法系立法模式, 保障商事判例的法律拘束力。只有通过这样的形式, 我国商法才能具有充分的灵活性与适用性。
2 协调好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权限
在《美国统一商法典》的制定过程中, 国家立法机关并不是制定商法典的主体, 而是美国各州的法律团体联合制定了该商法典。这可追溯到美国的政治制度, 美国是联邦制国家, 各州享有独立于联邦政府的立法权与司法权, 各州可根据本州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法制法规, 而不受联邦政府的干涉。因此, 《美国统一商法典》实质上是各州共同努力之下的产物。在适用范围上, 《美国统一商法典》并非采用强制适用的方式, 而是给予各州充分的自主权与选择权, 美国统一州立法委员会推荐各州适用该法典, 但是否选择适用该法典的决定权仍然属于各州。该法典在其宗旨中明文规定:“关于贸易方面的立法权原则上属于各州, 本法尊重各州独立的立法权。”
而在我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通过的法律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强制性, 国务院可以制定行政法规, 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制订自治法规等。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各地立法机关的创造性, 未充分考虑到我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客观现状。在将来的商事立法中, 我国应该扩大地方政府对商事行为的立法权限, 以实现各地域商业经济的长足发展。
3 保障商事主体的自主性
对商主体赋予充分的自主性也是《美国统一商法典》的突出特点。例如随着全球范围内电子商务交易的日益增多, 冲突法规范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电子商务引发的法律需求, 法律选择便是摆在各国面前的难题。对此, 《美国统一商法典》第1～103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双方可依照合同自由地选择法律适用”;在电子单据交易中:“若所选择的法律与电子交易无紧密联系, 仍可依当事人意思继续适用。”这一反传统做法, 未对法律选择问题进行严格的限制;对合同形式方面也进行了同样的创新:“若双方选择在网上签订仲裁协议, 同样予以承认, 不强制要求采用书面形式”;这及时地适应了电子商务高效、快捷的发展需求, 有利于商事主体降低成本, 最大程度地实现利润最大化。与美国相比, 我国商事主体意思自治的原则的落实欠缺相应的具体规定与保障。我国商法法规中较宽泛地规定:“本法之效力可以协议变更”, 对相关具体的环节中如何实现意思自治未提及。可知, 保障商事主体的自主性, 具体明确地对实现商事主体的意思自治进行规划是我国商法立法所急需的。
4 实现国内商法立法的国际接轨
目前在国际上存在大量的国际公约、条约与协定, 协调国内商事立法与国际公法私法的发展, 才能保证国内商事立法获得国际认可, 保障国内商事主体在国际商事活动中的各项权益。继《保护工业产权的巴黎公约》、《保护文学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华沙公约》、《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统一汇票本票法公约》、《统一支票法公约》等相关国际商事公约与协定的出现和修订, 《美国统一商法典》也多次进行了相应地改革, 进行了四次正式文本的修订, 并废除了原颁布的《统一流通证券法》、《统一货栈收据法》、《统一买卖法》、《统一股票转让法》和《统一信托收据法》, 旨在加强与国际条约与公约的融合与统一。这对我国的商事立法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 我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 加入了一系列的国际公约、条约与协定, 考虑到国际私法冲突规范的客观存在, 我国在制定商事立法过程中, 便要全面地考虑到统一国内商事法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的难易程度及统一目的。只有充分考虑相关法律关系的限制性因素才能制定出适应国际公私法发展需求的国内商事法。
5 加强商业交易的不断创新
《美国统一商法典》完整地记录了有限责任合伙形式在美国的起源与发展过程。1991年美国“企业形式改革”和“储贷危机”在得克萨斯州引发了大量的破产案件。为了最大程度地保护合伙人所有的个人财产, 得州自主发明了一种新型的商业损害赔偿模式, 由此风靡全球的有限责任合伙形式诞生了。接着, 路易斯安那州在保险领域内效仿有限责任合伙制定出了责任保险方案, 在世界保险行业内引发积极反响。随之而来的是特拉华州对责任保护范围的拓展, 其允许无辜合伙人免予承担间接责任;最终纽约州将合伙债务完全免予转承责任。在各州对有限责任合伙形式的“接力式”不断创新过程中, 新的商业形式与营利模式不断诞生与兴盛。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有限的商业交易形式与存在模式已经难以满足商业交易的发展需求。例如我国对口头与外部证据的保留条款, 使我国企业不得不增加交易过程中签订合同的成本, 这严重影响到了交易的快捷与效率, 在很多情况下已经影响到商业往来与外贸交易, 因此, 我国商业立法中应借鉴美国模式, 对商业交易形式进行持续地创新与改革, 适应商业经济发展的新趋势, 从而才能在根本上促进经济稳定、健康地发展。
6 加强对商事立法的不断完善
《美国统一商法典》坚持依据客观事实, 进行不断完善与发展。例如, 在其产品责任风险承担的条款中, 明确规定:“若消费者对缺陷产品存在明确的认识, 在使用该产品的过程中引发损害, 生产者、制造者享有抗辩权”;但由于近年来出现的多起案例中, 承担风险和基于过失的可抗辩性使消费者处于不利地位, 因此, 《美国统一商法典》利用比较过失原则的途径对该项免责事由进行了修改, 使之适应消费品市场的发展需求, 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而与《美国统一商法典》相比, 我国的商业立法则少有不断地改革与创新, 基于客观情况的改变所进行的商法立法变迁则更少。例如我国对侵权责任的救济仅限于损害赔偿、返还原物、恢复原状等几种有限形式, 没有灵活履行救济的措施, 使得我国侵权案件中, 受损害方无法享有间接损害赔偿、特别损害赔偿, 大大地损害了受害方的权益, 使施害方免予惩罚性损害赔偿。
由此可见, 坚持不断完善与发展, 才能使商事立法适应客观需求, 发挥应有的价值, 保障商事活动中各项主体的权益。
摘要：本文旨在通过对《美国统一商法典》 (UCC) 的深入探讨, 为我国商法变革提出若干建议, 以促进我国商法立法的不断进步与完善。
商法学 篇5
一，名词解释
1，公司，指依照法律规定，由股东出资设立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或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企业法人。
2，人合公司，指以股东的个人信用为公司的信用基础的公司。3，联合公司，指以公司的资本和资产为公司信用基础的公司。4，股东会，指由公司的全体股东组成的公司最高权力机构。
5，董事会，是公司的业务执行机构和日常经营决策机构，是公司的常设机构，对股东会负责。
6，股份，是股份有限公司资本的基本构成单位，体现股东的权利和义务，是计算股东股权的最小单位。
7，公司债，是公司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通过发行有价证券的形式，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所产生的债务。
8，公司债券，是指公司依照法定程序发行的，约定在一定期限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
9，公司解散，是指公司终止事由出现后至公司终止前的一种事实状态。
10，合伙企业，是指一发设立，由两个以上的合伙人，依照合伙协议，共同出资、合伙经营、公担风险、共享收益、由全部或部分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盈利性非法人组织。
11，特殊普通合伙企业责任承担，特殊普通合伙企业的最“特殊”之处在于，一个合伙人或者数个合伙人在执行活动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合伙企业的债务的，应当承担无限责任或者有限连带责任，其他合伙人以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为限承担责任。
12，有限合伙企业，是指由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共同组成，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企业债务承担责任的合伙组织。
13，合同订立，是指当事人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进行协商，并达成协议的行为。
14，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
15，承诺，是指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的表示。
16，缔约过失责任，又称先契约责任，指在合同订立的过程中，合同生效之前，一方因违背其依诚信原则导致订约相对人信赖利益损失所承担的责任。17，格式条款，又称格式合同，标准合同，定式合同，是指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拟定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
18，同时履行抗辩权，是指双务合同中未规定先后履行顺序，当事人一方在他方未为对待给付之前，有权拒绝自己的履行。
19，不安抗辩权，又称先履行抗辩权，是指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后给付义务人经营状况严重恶化，或者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或者丧失商业信誉或者有丧失或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的，当事人可终止自己的履行，若当事人没有确切证据终止履行的，应承担违约责任。
20，合同变更，合同变更，是指合同订立后至履行完毕之前，对合同内容所作得
变改变，不涉及合同主体变化。
21，合同转让，是指合同的当事人依法将其所享有的合同权利和承受的合同义务
全部或部分地转让给第三人。
22，合同终止，也可称为合同的消灭，是指基于一定的法律事实，合同效力消灭，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终止。
23，违约责任，又称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是指合同当事人因违反合同义务所应
承担的法律后果。
24，不可抗力，不可抗力是我国法定的免责事由。我国《民法通典》第153条、《合同法》第117条规定，“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通常认为自然现象、社会事件和政府行为属于不可抗力。
25，免责条款，是指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免除将来可能发生的违
约责任的条款。
26，预期违约，是指在合同履行期限到来之前，债务人向债权人明确表示或者以
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的行为。
27，违约金，是指由当事人通过协商预先确定的、在当事人违约后向守约方给付
一定数额的金钱。
28，无效合同，从合同订立时就不产生任何效力的合同。
二，简答&论述
1，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条件
①股东符合法定人数
有限责任公司依法应由50个以下的股东共同出资设立。股东可以使自然人
或法人。
②股东出资达到法定资本最低限额
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人民币3万元。法律、行政法规对有
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有较高规定，从其固定。
③股东共同制定公司章程
④有公司的名称以及符合有限责任公司要求的组织机构
⑤有公司住所
2，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义务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
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财产。《公司法》第149条规定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禁止性行为，主要有：
①不得挪用公司资金
②不得将公司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③不得擅自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
④不得擅自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
⑤不得擅自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
⑥不得擅自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公司的商业机会。
⑦不得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的佣金并归为己有。
⑧不得擅自披露公司秘密
⑨违反公司忠实义务的其他行为
3，股东的权利
①利润分配权
②出息股东会议和表决权
③股权转让权
④知情权
⑤优先认股权
⑥剩余财产分配权
⑦起诉权（直接起诉；代表起诉）
⑧其他权利（建议权；质询权）
4，公司债与股份异同
首先，股份的所有人是公司股东，依其所持股份享有股东权，有权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及其他重大问题的决策，同时承担股东义务。而公司债券的所有人是公司的债权人，与公司之间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债权只有人无权对公司事务做出决策。
其次，公司债的利率一般是固定的，而股份的红利有无、多少取决于公司的经营情况
最后，公司债期限届满，公司应向债权人归还本金，而公司股东在公司成立
后不得请求公司归还其出资，只能依法转让其股权。
5，公司解散原因
一，公司任意解散的原因
①公司章程规定的解散事由出现
②股东会决定解散
③公司的合并和分立
二，公司强制解散
①法院裁决解散
②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③公司破产
6，普通合伙企业的设立条件
①有两个以上合伙人
②有书面合伙协议
③有合伙人任教或者实际缴付的出资
④有合伙企业的名称和经营场所
7，有限合伙企业特点
①有限合伙企业由两类合伙人组成②有限合伙人不参与企业管理
③有限合伙企业仍然是非法人组织
④有限合伙企业的独立性比普通的合伙企业更加明显
8，有限合伙企业的设立条件
①由2个以上50个以下的合伙人设立
②有书面合伙协议
③有合伙人认缴或者实际缴付的出资
④有合伙企业的名称和生产经营场所
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9，个人独资企业投资的权利
①对企业财产的所有权
②对企业的经营管理与收益支配权
③对违法行为的拒绝权
④其他权利（招工权、土地使用权）
10，合同法的特征
①合同法调整财产交易关系
②平等性、有偿性
③任意性
④国际性
11，公司法原则
①平等原则
②自愿原则
③公平原则
④诚实信用原则
⑤合法原则
⑥公序良俗原则
12，合同的形式
①口头形式
②书面形式
③其他形式
13，合同终止的原因
①债务已按约定履行
②合同解除
③债务抵销（法定抵销；协议抵销）
④提存
⑤债权人免除债务
⑥混同
⑦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
14，违约责任特征
①违约行为的主体是合同当事人
②违约行为是违反合同义务的行为
③违约行为侵害的合同债权
15，合同可变更或撤销的法定理由
①因重大误解订立的②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③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但不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况下订立的;
商法 篇6
关键字：民法原理 海商法 承运人责任限制 留置权制度 冲突 融合
民法是私法领域的一般法，海商法是调整船舶关系和海上运输关系的特别法。民法与海商法是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据此，海商法应适用民法基本原理。但由于海上活动的特殊风险，决定了海商法不能完全依照民法基本原理，否则不利于海上货物运输的发展和国际贸易的进行。
一、民商法下的完全赔偿原则与海商法承运人责任限制制度
（一）民法下的完全赔偿原则与海商法承运人责任限制制度的冲突
1、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作为承运人责任限制与民法中的完全赔偿原则存在着冲突。前者取决于责任方主观过错的程度而后者取决于财产损失的后果。
民法上的一般损害赔偿原则是根据责任主体的过错程度来确定其应该承担的赔偿责任的。如果损失完全是由责任主体的过错造成的，那么它应该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而不存在责任限制。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是指当船舶在因航行事故或船长、船员的行为产生海事赔偿请求，船舶所有人等限制责任主体在自身无过错或不知情，或未参与的情况下，将其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限制在法律规定的限度之内的制度。这体现了责任限制制度对责任方主观过错程度的考虑。
2、"承运人等对于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均享有责任限制的权利"与民法完全赔偿原则中"违约方应赔偿受害人的实际损失和可得利益的损失"相冲突。
民法在确定可得利益的赔偿时。受害人不仅要证明其可得利益的损失确实是因违约行为造成的，而且要证明这些损失是违约方在签订合同时能合理预见的，且可得利益的损失与违约行为之间应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1】
在海上货物运输中，承运人以及其受雇人或代理人对于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均享有责任限制的权利。海商法下为人熟知的"喜马拉雅"条款，规定承运人根据合同可以享受的抗辩和责任限制的权利同样适用于侵权之诉。【2】
（二）承运人责任限制制度与民法原理的融合
尽管民法的基本原理与海商法的下的承运人责任限制制度存在着冲突，但二者也存在着融合。
首先，海商法规定了责任限制的例外情况，其中之一即以特约的方式规定了责任限制的例外。如《海商法》第56条的规定。托运人申报时，货物的性质和价值必须同时具备，且申报内容必须记载在提单上。如果提单上仅仅记载了货物性质，即使从该记载上很容易推知货物的市价，也不能不适用法定责任限制。【3】此处即是与民法基本原理相融合的体现，它体现了合同的优先性原则。
再者，民法中在确定侵权责任时，对于确定损害责任的大小。加害人的主观过错程度起着重要作用，这与海商法下的赔偿原则方面是存在相同点的。
前述《海商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也同样体现了主观过错程度在确定赔偿责任中的重要作用，它直接关系到承运人能否享受到责任限制的权利。我国《合同法》中也建立了根本违约制度，规定根本违约使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对于海上货物运输中的严重违约行为.诸如承运人没有取得托运人同意也不是依据国际惯例而擅自将货物装在甲板上、不合理绕航、无单放货等。【4】
二、民商法中的留置权制度与海商法中的留置权制度的冲突与融合
（一）我国《海商法》第二章仅规定了造船人和修船人可以留置船舶，由于《物权法》是普通法，《海商法》是特别法，所以在海上运输活动中，只要《海商法》没有禁止性规定的，就可以根据《物权法》关于留置权的规定，对船舶行使留置权。
（二）《物权法》第231条有一个但书，规定"但企业之间留置的除外"。这一规定是指在债权人和债务人均为企业的情况下，债权人留置的财产，不必与债权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但是必须符合《物权法》第230条对留置权所规定的三个构成要件：一是该船舶的所有权属于债务人；二是留置权人是依据合同合法占有船舶的；三是留置权人对于债务人的债权已到清偿期。
根据这一规定，留置船舶的范围就超出了修船人和造船人的范畴。新增加的有权留置船舶的人如下：
港口经营人 港口经营人与班轮承运人之间订有一份长期的班轮运输合同，通常规定班轮承运人应当于装卸货结束后的一定时间内向港口经营人支付装卸费。
因为我国《海商法》规定只有造船人和修船人可以留置船舶，所以港口经营人是不能留置船舶的。但《物权法》规定企业间对船舶的留置，可以与港口经营人的债权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即如果班轮承运人没有依据合同的约定清偿上一个航次的装卸费，港口经营人可以在下一个航次对这个班轮公司所有的其他船舶，包括本船行使留置权在我国《海商法》下光船承租人不可以行使留置权，但《物权法》规定，在光船租赁期间，如果出租人违反《海商法》的规定，在未得到承租人同意的情况下，将已经出租的船舶设定了抵押权，而且这一设定致使承租人遭受了损失，此时承租人有权命令船长对船舶行使留置权。
（一）民商法中的留置权制度与海商法中的留置权制度冲突
1、民法中留置权是一种担保物权，是指债权人按照合同约定占有债务人的动产，在债务人逾期不履行债务时，留置该财产并就该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这种规定的留置权是一种法定担保物权，除了担保物权的从属性和不可分性等一般特征外，还具有"二次效力"的特征，债权人依第一层效力继续占有标的物经过一定期限而对方仍未偿付款项时，即可依第二层效力，将留置权的标的物折价变卖优先受偿。
2、《海商法》中，根据第25条规定了船舶的留置权。船舶留置权在造船人、修船人不再占有所造或者所修的船舶时消灭。船舶留置权仅限造船人、修船人享有，《海商法》及有关国际公约均没有把船舶留置权的权利主体扩大到造船人和修船人以外的人。船舶留置权以根据造船合同或修船合同而占有的船舶为客体。留置权一般须通过法院拍卖实现二次效力，当债务人于履行期满后超过一定期限而仍不履行债务时，留置权人得依法处分留置权，以其变价优先受偿的效力。
（二）民商法中的留置权制度与海商法中的留置权制度融合
民商法中的留置权制度与海商法中的留置权制度存在着冲突也存在着融合，尤其是《物权法》实施后，对留置权做出了更为规范和明溪的规定，对债权人合法占有的财产进行留置做了明确的规定，同时明确了留置财产与债权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的商事留置权等等，这些新的突破将对《海商法》中货物留置权的留置货物是否需要与担保债券具有牵连关系，对留置货物的地点，留置权范围的扩大产生深远的影响；船舶留置权方面，《物权法》的新突破将原来《海商法》中确立的狭义的船舶留置权扩大到广义的船舶留置权以及商业留置权，扩大了船舶留置权行使主体的范围。民商法中的留置权制度和海商法中的留置权制度将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变化，将会随着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规范和细化而在其冲突与协调中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
三、总结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民法的原则性规定和各特别法的具体规定，共同构成了民法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有合同法、担保法等。而海商法的以问题为中心的、非逻辑化的、灵活的、唯用性的法律思维不同于民法思维具有特殊性；海商法以效率优先、航运秩序的倾向性保护、对契约自由的限制为其独特价值取向。在司法实践中，既要看到海商法与民法原理的冲突，又要看到海商法的特殊性；既不能盲目地排斥其他法律的适用，也不能用其他法律代替海商法的适用。
参考文献：
【1】王利明；《民法学》第二版，法律出版社，第844页。
【2】傅廷中：<海商法论》，法律出版社，第215页
【3】尹东年、郭瑜：<海上货物运输法》，第113页。
商法的历史发展形态 篇7
首先是封建的王室法和教会法基于它的制定者, 主导者和自身性质, 是不可能为商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法律制度和救济措施的。这是因为封建王室和教会势力的过于保守和强大, 并且其对于商业的态度为歧视和抵制, 另外, 对于罗马法的继承方面有瑕疵, 无力面对和调整商品经济关系方面的复杂局面, 自身存在缺憾。如禁止市民在日常活动中产生利息, 并基于传统观念抵制商行为的发展。规定了仅适用客观标准而忽略主观评价的非常损失原则。抑制债权的转让, 使交易活动缺乏了一定的灵活性。在诉讼程序中采用形式主义。而当时最为紧迫需要的是在解决新型争议时缺乏依据, 现行制度缺少用于协调新出现的新型商业关系的通用制度。
二、商法独立的基础形态——欧洲中世纪的商人法 (Law Merchant)
商法的最初原型为商人法。始见于11世纪的西欧, 主要指西欧中世纪地中海沿岸, 那时的欧洲封建社会的经济体制中虽然占主导地位的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但对内商品交换和对外海运贸易日渐繁荣。虽然封建贵族们因为诸如认为借贷生息亵渎了神灵等原因仍然歧视和排斥商事活动, 但随着社会的进步, 生产力发展, 以及人类思想意思的革新。人们开始从事并形成了早期商事活动的雏形, 从商人数不多增多, 商人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最终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团体阶层。[1]“商人基尔特”就是中世纪的商人们自发组织起来的商会组织。法国是世界上最早成立商会的国家, 也是商人基尔特的发源地。是一个具有公益性、民间性、自律性的商会组织。商会为商人行为提供一个平台, 商人借助行会组织起来, 将已经发展和成熟起来的商业习惯作为解决商人之间的纠纷的主要规则。对外则凭借自己的经济势力同教会、王室进行抗衡, 努力要求确认商人和商业行会的合法地位, 并允许商人发展起自己的裁判机构即商事法院。商事法院的法官由商人自治组织推选, 按照良心和公平原则处理案件。伴随着商人基尔特的自身发展以及其经济实力的增强, 其拥有了商人组织即商会的自治权。商会有权评定, 衡量和接纳商人, 并可通过立规制定商事行为的某些规则来协调商人之间的关系, 解决商人之间的纠纷, 即获得了所谓的商事活动中的争议纠纷解决权。商人基尔特有权吸收商事习惯法, 将其制定为需统一遵守的自治规约, 在发生商事争议时亦可以组建商事法庭, 从事商事裁判。因此在11世纪起直至14世纪最终形成了中世纪的商人法。总结中世纪商人法, 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一是在商会活动中, 尤其是商会自发组织的争取权利的商业革命对商人法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二是商人法的法律渊源主要是历经传承的习惯法, 因此其必然具有习惯法的性质, 并且以商事习惯法为其主要内容。三是考察商人法的另一主体来源, 不难得出商人法同样是商会, 商人基尔特的自治法。四是其所规定的制度和适用的范围非常广泛, 既有商事制度, 同时也规定了商事原则。如诚信原则等。五.早在1681年, 路易十四就颁布了《海事条例》, 《海事条例》是针对海上商事活动而制定的法律, 立法最早, 沿用时间最长, 因此商人法中最为发达和成熟的法规也为海商法。
三、商法独立的中间形态——商法的成文化、国家化即初期的国家单行商事立法
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国家立法机关的商事立法活动是商法独立的中间形态形成的主要原因。在法德两国的主要表现为:法国路易十四颁布的《商事条例》的制定是商事立法的开端, 揭开了商立法活动的序幕, 被视为最早的商事单行法;之后, 路易十四又于1681年颁布了《海事条例》, 该条例被视为是现代海商法的渊源形态。因为它的颁布旨在解决因海事活动的新发展所造成的法律适用方面的漏洞和缺憾, 它的出现有利于解决海商方面的新问题。德国的相继商事立法为:1727年的《普鲁士海商法》、1751年的《普鲁士票据法》、1776年的《普鲁士保险法》和1794年的《普鲁士普通法》等。而《普鲁士普通法》则是一部集民商法规范于一体的综合性法律, 其中商事方面的规定类似于法国1673年的《商事条例》。[2]
此阶段商法独立过渡形态的国家单行商事立法的特征主要为1.虽然仍反应中央集权的国家意志但其毕竟是从中世纪商人习惯法之上继承和发展起来的, 在内容上带有浓厚的商人法色彩。2.此阶段的商事单行立法为后来统一的商法典的编纂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渊源形态。如德国旧商法典是以《普鲁士普通法》为基础而制定出来的。而《商事条例》和《海事条例》对于《法国商法典》的影响同样是意义重大的。3.由于在制定成文法的过程中, 产生了许多商法学术著作, 例如德国马奎德和凯萨尔吉斯的《商事主体的政治和法律地位》和《商法论》, 法国萨维尼的《论完全商人》等。因此这一阶段的单行商事立法, 理论和渊源多来源于当时的法学著作。这些法学著作为初期国家商事立法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四、商法独立的高级形态——商法法典化
由拿破仑制定的《法国商法典》是世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商法典, 它的出现开辟了民商法分立的崭新道路和立法方向, 商法从此脱离了民事法律, 而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被人类所接受和遵循[3]。其产生的原因是立法者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 使商事活动能够有序合理的进行, 珍视和巩固法国大革命来之不易的成果, 因此, 那时拿破仑任命包括了实业家, 法学家在内的七个人组成编纂委员会, 由这四人着手起草法国商法典。在广泛借鉴以前制度和征询法学家﹑商事实践人的意见基础上, 于1803年公布了商法典草案, 并在四年后由议会通过, 正式实施, 对将来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发展和研究起了巨大的作用。
同时, 我们又注意到了, 法德两国在商法典编撰上又有其各自的特点, 德国之所以要制定统一的商法典, 其目的是要以统一的成文法典来推动, 促进政治上的统一运动。商法典的编撰是国家, 政治统一运动的内在要求, 尤其是政治运动的要求在立法上的统一反映。而法国颁布的商法典是法国政治, 革命运动胜利的产物, 也是为了保护和传承法国大革命优秀成果的目的, 因此它充分反映了法国大革命的哲学原理及方法, 以商人和商人组织为构成第三等级的主要力量, 以第三等级的力量去推进和最终完成商法法典化这一统一过程, 因此拿破仑法典以及商法典的最终成功制定也是第三等级的胜利。
摘要：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实质意义上的近代商法是始于中世纪欧洲地中海沿岸自治城市的商人法, 虽然商法起源于古罗马时代的商事规约, 但它却正式确立于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在地中海沿岸、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乃至整个西欧, 于11世纪起, 出现了商业复兴, 表现为定期集市的增加和从业人员的增加, 交易日渐活跃。商人和社会其他阶层的相对脱离, 从而产生了新的职业商人阶层, 并在其活动领域内又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法律体系, 即商人法。
关键词：商人法,商人基尔特
参考文献
[1]战晓玮.商法的实质独立性问题研究[J].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9 (1) .
[2]李凤霞.历史变迁中的商法地位——兼论民法与商法的交锋与互动[J].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5年 (3) .
浅谈商法的价值 篇8
(一) 传统商法价值
商法的产生源于商事习惯的产生, 法国是最早进行商法成文化尝试的国家, 在西欧早期, 商人们为了挣脱宗教势力的影响以及封建制度的支配, 为了更好地自由从事商行为, 保护其阶层的利益, 逐渐地联合起来组成了商事自治性团体。这种团体内部没有强制机关, 它们通过自治的商事规约解决商事纠纷, 渐渐就形成了早期的商事习惯法。从它的历史发展中我们可以发现, 商法的产生是为了摆脱外来势力的影响, 能够自由交易。但是, 却不能说他们追求的是效益, 他们追求更多的是自由。
另外, 从传统商法的特点我们也可发现:第一, 它具有国际性。当欧洲商法进入资本主义时, 商法实现了第一次大的转折, 各国的国内商法取代了通行于欧洲的商法, 但是古代商法的国际性烙印依然存在。[1]第二, 它具有实用性。这是商法区别于其他法律的主要特点。商法的产生主要是为了商事交换, 对交换的内同在合同法中已经体现, 则商法的规范就体现在交换的环节上。第三, 它具有更严格的身份性。商人作为特殊的阶层, 通过自治的规范约束自己, 同时保护自己。适用商法, 要求主体具有商主体的身份和特征。传统商法的特征显示商主体追求的是正义、秩序等, 通过一系列的商事法律规范形成墨成的行为。
商法的价值发展在不断扩大, 在不同阶段不同的价值侧重保护的对象不同, 价值位阶也不同, 传统的法律价值以秩序、正义和自由不断升高。但是, 从传统商法到现代商法, 商主体的地位不断增加, 追求的商法价值也不断发生变化。
(二) 现代商法价值
对现代商法和传统商法的分界, 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当西方市场经济由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时, 传统的商法或叫经典商法结束, 现代商法时代产生。[2]随着现代社会商的不断扩张, 交易方式的多元化, 商法的价值也在发生变化:1.商法的交易效率至上。效率是每位商主体追求的价值, 无论是个人效率还是社会效率, 商事交易是以营利为目的。从最初的为了满足自我的生活需要到现在的生活满足, 营利成为了商人共同的目的;2.交易安全同样重要。防止和分散风险也十分重要, 交易安全和交易效率实际上就是商法追求的最高位价的价值, 它们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两者达到最佳的平衡点是现代商法的价值目标。3.包含效率与公平。效率和安全体现了商法的营利属性, 而公平正义则更多地反映了商事交易的社会属性, [3]效率和公平是商法价值中关于位阶较为争议的两大价值, 但也是商法中不可缺少的价值, 基于商人这一特殊的阶层, 效率是他们追求的外在形式, 效率之后考虑安全和公共利益。
现代商法价值在传统商法的基础上, 无论从纵向还是横向, 它的内涵都发生了变化, 从一般的法律价值到特殊法律价值的变化, 效率与公平的交替变化, 这表明商人地位的上升和商法意识的觉醒, 这对我们社会的经济转型具有很大作用。
二、商法价值的内涵
商法的价值包括效益、公平自由和秩序。
(一) 效益价值
效益是商法价值的核心, 商法对效益的追求表现出就是鼓励商事主体入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 培养商事主体商事活动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事法律制度要求商事交易迅捷并追求法律效益, 要求第一交易上的定型, 包括交易种类的定型和交易客体的定型, 这样加速了商事交易的迅速便捷, 节约了交易时间, 减少了交易费用。在国际商事交易中, 票据、提单和海运单等均采用统一的格式, 这样在交易中减少了交易纠纷;第二, 采取短期实效主义, 商法不同于民法, 为了更好的交易, 采取了短期实效主义。如票据法上的票据请求权, 海商法上对于船舶债权人的先取得权, 以及保险法上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 对保险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权利等。[4]效益价值是商法的最高价值。
(二) 公平和自由价值
基于效益价值, 商事行为具有很强的竞争性, 为了防止恶性竞争, 公平就存在关键作用。合理分配社会利益是商法中的公平价值。正如博登海默所说的“一个法律制度若不能满足正义的要求, 那么从长远的角度来看, 它就无力为政治实体提供秩序与和平。”因此, 公平价值还表现在商主体之间可有公平的法律救济。
商法中的自由价值可以参照《合同法》中的自由价值, 表现在:商主体可以自由的选择交易对象;在不违反法律的基础上, 选择自由的交易方式, 确定交易内容;可以自由地选择解决交易纠纷的方式:调节、仲裁和诉讼等。
(三) 秩序价值
秩序价值是现代商法中的一个创新, 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缺少的部分。商事交易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 其本身存在着风险性和不确定性, 要减少这种不确定性和风险, 就必须要合理地预见和有效地规避这种风险。为了维护商事主体的利益及其交易安全, 国家通过公权力对商行为进行强制干预。国家对于商事交易的干预主要表现在:登记制度、外观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等。
三、把握商法的价值尺度
法的价值在于能够满足人意欲通过法而实现的目的和追求, 并因价值主体——人的存在而产生意义。[5]美国著名法学家庞德曾说过:“人人都使各种价值准则适应当时的法学任务, 并使它符合一定时间和地点的社会理想。”
(一) 立足于经济体制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商主体在国家的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所以国家的经济体制对商法的价值具有指导作用。
市场经济 (又称为自由市场经济) 是一种经济体系, 在这种体系下的生产及销售完全由自由市场的自由价格机制所引导, 而不是像计划经济一般由国家所引导。社会主义下的市场经济是自由发展的经济, 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这种自由平等竞争的经济体制要求商法的价值建立在其中。现代商法的价值包括效率、自由、平等等, 为了促进社会的发展, 商法价值的建构须在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上, 保障商人的人权自由。
效益是商法追求的价值, 也是现代人普遍认为的观点。拉丁语中有一句格言:“哪里有贸易, 哪里就有法律。”以营利为目的是商人的追求, 也是市场经济的追求。效益在平衡其他价值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理性的主体不是为了自由而自由行为, 追求效益最大化才是其根本目标;同样, 商事主体认同接受外在秩序的约束, 也是实现效益最大化的过程中的理性选择。[6]当然, 商法的价值同样需要正义、秩序和公平, 市场经济的发展史无约束的发展, 学者张国键认为:“商事交易, 固贵敏捷, 尤须注意安全, 如果只图敏捷, 而不求安全, 则今日所为之交易, 明日即可能发生问题, 甚至于遭受意外之损害。”所以说, 商法的价值需要立足于当时的市场经济的特征, 把握根本的价值内涵, 确立商法的价值。
(二) 商法调整对象的判断
商法调整的是商主体的商行为, 其实不管是商行为还是商主体, 实质都是交易。通过商法调整对象的判断, 能更准确地判断商法的位阶。调整商主体, 更多的把握的是公平正义;调整商行为即营利行为, 则偏向效益价值。我国没有统一的商法典, 但我们从《公司法》、《破产法》等法律规范中发现, 法律调整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交易行为, 所以说商法不但以效益为价值, 而且为了实现效益价值, 在些场合某种程度上要牺牲其他价值为代价。
对商行为的定义, 最主要的是商行为的营利性。与其他任何法律领域比较, 商法更能表现出法律与利益之间的较量以及利益对法律的影响, [7]商法的效益价值尊重商人之间的意思自治, 交易中最为简便的方法就是依据意思自治确立商主体交易过程中的内容和方式。因为当事人在意志自由的情况下, 才能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 去谋求利润最大化。商法对某些商事交易事项做出这样的规定, 如公司法中公司章程的任意记载事项、票据法中票据的任意记载事项、保险法中保险标的价值的约定其宗旨即在于促使商事交易的简便迅捷。
商法的其他价值在调整商法对象中也有很大的作用。对效率的不断追求过程中, 会出现不安定的因素, 此时这些价值的作用便体现出来, 且不违背法之本来目的。商法发展的过程, 历经了由商人法到商行为法的过程, 在此过程之中, 商法不仅规范了商事主体的行为, 保障商事交易的安全, 而且规范商业活动中的交易秩序。所以, 商法中的价值存在着主次关系, 效益价值统领着其他价值。
(三) 区别民法的价值
在大陆法系国家, 大致分为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两种模式, 但商法区别于民法这是学者们公认的, 民法和商法的关系已经不在是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关系, 对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我们国家来说, 区别民法与商法的价值, 无论为以后的民法典还是商法典, 还是在实践中都是很重要的。
正如前文所述, 营利是一切商事行为的本质, 商法的一些制度构造都是以盈利为目的的, 例如:商业账簿, 商事登记制度, 都是为了确保商主体的营利行为。尽管在这些制度中, 不难发现存在公平、正义等价值, 其目的亦是为了保障营利目的。商法的效益价值可以表述为商法调整商事主体行为使市场资源配置达至效用可能性曲线或称“帕累托最优态”即经济实现“一般均衡”, 任何重新改变资源配置的安排, 都不可在无损于任何人的前提下使任何一个人的处境较前更好。[8]对商主体来说, 利己主义要求他们在自由竞争过程中, 从事商行为时要求其利益最大化, 效益包含效率与利益, 与民法相比较, 商法中更多认同的是“效益优先, 兼顾公平”。
而对于民法来说, 公平和平等是其追求的目标。英国著名的法学家哈特持这样的观点:“同样情况同样对待和不同情况不同对待是公平观念的核心要素。”在民事活动中, 以利益均衡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来调整民事主体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确定其民事权利和民事责任分派的要求, 称之为公平。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 它的立足点在于民事主体可以平等地产生社会关系。因此, 与商法相比, 民法更侧重于保障公平价值, 无论是实质公平还是形式公平。
参考文献
[1]乔新生.历史的商法和现实的商法[J].中南财经大学学报, 1999, (1) :61.
[2]乔新生.历史的商法和现实的商法[J].中南财经大学学报, 1999, (1) :62.
[3]刘琳琳.现代商法的价值理念[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 2008, (2) :71.
[4]冯玥.商法与民法对于效益和公平的差异性探讨[J].现代商贸工业, 2012:223.
[5]周灵方.法的价值冲突与选择[J].伦理学研究, 2011-11:110.
[6]杨俊蕊.试论商法的效益价值[J].演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7-5:36.
[7]张海涛.论商法的效益价值:内涵及制度展开[J].商品与质量, 2011-10:123.
浅析商法的营利性 篇9
关键词：商法,营利性
营利性是商法的本质特征, 也是商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市场主体从事市场行为 (商行为) , 其实质在于营利, 这一事实已被各国商法所确认并予以保护, 保障营利是商法的核心任务, 从这一角度而言, 商法也可称为“营利法”。崇尚营利既是我国商法最重要的理念, 也是商法区别于民法的重要特点之一, 研究商法的营利性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商法的本质和价值, 以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一、商法的营利性的内涵、原因及表现
所谓营利是指通过生产、交换活动使投资资本增值并将其分配给投资者。营利不同于盈利或者赢利, 营利行为的结果有可能“赢 (盈) ”, 也有可能“亏”, 行为的目的在于获利而非公益或者其他目的。商法学所讲的营利性是指经济主体通过经营活动而获取经济利益的特性。
保障营利是商法的本质特征, 也是商法的基本价值理念。商法保障营利的特征是由商法的调整对象——商事关系、商事主体、商行为本身的性质所直接决定的。商法以商事关系为调整对象, 其主要涉及的是发生在商事交易领域的财产关系, 该关系都是有偿的、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 因而以此为调整对象的商法, 必然具有保障营利性的特性。具体而言, 作为商事关系主要界定标志的商事主体是以营业为目的的营业性主体。商事主体存在的唯一目的和最终目标就是获利。商事主体从事商事活动讲究成本、谋求投资回报, 追逐最大化利润, 带有鲜明的营利烙印。“天下熙熙, 皆为利来;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 这是对商人追求营利特性的真是写照。营利是商事主体据以从事经营活动的终极目的, 是商事主体的根本价值追求, 是商法调整的市场经济的价值基础, 也是评判市场主体经营活动是否合乎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的标准。商事主体因为所从事行为的营利性特质而得以与一般的民事主体区别开来。作为引起商事关系发生、变更、消灭的法律事实——商行为, 与商事主体具有一体性的特点, 其具有连续不断的从事同种类营利性行为的特点。
商法从产生发展至今, 一直是以营利性为本质特征, 以营利为追求目标。近代商法起源于中世纪, 这是学者们的普遍观点, 近代商法起源于中世纪地中海沿岸的商业城市和商业贸易。11世纪之后, 伴随着农业的发展, 商品贸易逐渐在欧洲逐渐发展起来, 它一方面推动了商业城市的建立, 另一方面推动了海上贸易的发达。于此同时调整商业活动的成文法和习惯法相继出现, 商法随之产生。我们可以看出, 商法之所以产生, 就是因为随着商品交易的繁荣发展, 商人们为了规范商品贸易市场而制定出一系列具有约束力的行为规则, 归根结底就是为了更好地营利。商法的沿革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条件的变化, 为了更好地保障商人的营利, 社会经济生活对商法的进一步调整。
保障营利是商法诸多特征中最基本的, 商法的其它特征如同源性、技术性、兼容性、国际性等特征, 都直接或间接的归因于商法的营利性特征。以商法的国际性为例, 其存在的合理性就可以从商法的营利性中推导出来。我们都知道, 异地之间的商业贸易存在很大差异, 这种差异往往有利可图。通过在异地合理分配资源, 往往带来丰厚的利润。商事主体基于寻求营利之目的, 必然会捕捉和利用这样的机会。商事主体以获利为目的所从事的异地商行为促进了跨地区和跨国界的商事交易的出现和发展。而正是为了调整和规范这种异地乃至不同国界之间的商事贸易以保障商事主体的营利, 相应的商事法律制度随之产生, 商法因此也具有了国际性的特点。可见, 商法的营利性是商法的国际性的根源。没有追逐利润的驱动, 基于区域距离所带来的一系列不便, 异地贸易的产生和发展便会很难、很缓慢, 因而就不会产生社会经济生活在法律上的调整要求, 商法的国际性也就无从谈起。
营利性是商法区别于民法的最重要的特征, 民法的制定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社会公众的一般利益, 它更多地注重一种伦理和情感。而商法主要是为了保护商事主体的营利, 并以营利为目的的。正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张国健先生所说“商事法与民法虽同为规定关于国民经济生活之法律, 有其共同的原理, 然而论其性质, 两者颇不相同。盖商事法所规定者, 乃在于维护个人或团体之营利, 民法之规定者, 则偏重于保护一般社会公众之利益。”
二、商法的营利性与法的价值
效率, 也称效益, 是指社会或者个人给予一定的 (劳动、资源等) 投入而获得收益最大化的比率。效益与效率最大化是现代社会所追求的目标, 效率也是现代社会的法律制度所追求的价值, 商法的营利性正是体现了法对效率的追求。
商法的效率价值是商法的目标价值。有时候, 商法所追求的效益价值与其他价值会发生冲突, 引起商法的价值冲突, 例如法的平等价值与效率价值之间的冲突。有时为了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法律会向弱势一方的利益倾斜, 导致商法的效率价值受损。
法的价值之间存在的冲突给立法、执法和司法带来了许多难题, 这必然促使法律在制定的过程中作出相对合理的价值选择。与民法相比, 商法更多地强敌效率优先, 所以, 效率是商法在其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应当指向的目标。效率价值和原则将影响着商法的建立和发展, 商法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又反过来促进效率价值的实现。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商法是以追求效率为价值目标的, 但效率不是商法唯一的追求目标。社会事务和社会生活中毕竟不是只有如何积累财富、提高发展的速度和效率这些问题, 还要兼顾一般人的利益, 维护市场的秩序, 保护社会公众的利益。所以商法不能绝对地强调效率的价值, 也应重视其他的法律价值。在传统观念中, 法律常常被视为公平正义的化身, 是社会达到其公平正义目标的手段, 甚至可以说, 正义与公平本身就包含了对效率的追求。所以, 我们应该尽量协调和平衡效率价值与自由价值、秩序价值、正义价值、平等价值之间的关系, 以促进市场交易秩序的优化和交易安全的实现, 进而更加方便、快捷的达到其营利的目标。
三、商法对营利的保障
给商事主体最大化的营利保障是商法的核心任务。但是, 商法对营利性的追求是有限制的。平等, 自由也是商法的理念, 商法并不是单纯地只讲营利, 商法只是鼓励和保护通过正当交易手段和合法投资途径去获取经济利益。商法所确认和保障的营利必须是通过合法交易和正当手段, 在遵守相关法律规定的基础上所获得的收益和利润。对于采取非法交易和不正当手段, 违背公认的商业交易规范及习惯所获得的收益和利润, 商法不仅不予保护, 还会对其进行归责或者惩罚。
商法所保护的是合法的营利, 商事主体为追求营利, 依法需要投入资本与人力进行周密策划与安排, 在承担相应风险的同时而获得利润。从这种意义上看, 商法的社会意义也就很明显了。商法依法保护营利是商法对商品经济市场价值规律的客观反映, 其通过对商事主体追求营利的确认和保护, 鼓励了商事主体对合法利润的孜孜追求。没有商事主体对商业利润的追求, 没有商法对这种利润追求的保护, 就不会有社会财富的增加和市场经济的繁荣, 就不会有商品经济的发展, 也就不会有人类的物质文明进步。
另外, 我们需要对商人的营利活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市民社会中, 商事活动是商人之间从自我的利己出发的一种利益交换活动。在我国古代的文化传统中, 一直有商人重“利”轻“义”的观点, 而且一直保持着以“义”灭“利”的做法, 商人地位低下, 社会重农抑商。在现代社会, 我们应该转变这种片面的观点, 应该看到正是由于市场交易具有营利性, 才使市场主体为追求利润敢于冒险, 富于奋斗精神, 市场交易才呈现多样化, 并繁荣不息, 这是市场交易价值规律的反映, 所以商法应该确认并鼓励它的营利性。现代社会, 市场经济给商人提供了一个更自由的追求营利的舞台, 跨区域、跨国界商业贸易蓬勃发展, 商事关系变得更趋复杂, 更需要在倡导营利的大观念下, 约束并规范商事主体的营利行为, 以促进商业市场的安定有序和繁荣发展。
我国的法律规定了各种制度以保护营利的实现。保障营利是我国商法的重要理念和原则, 这就确认了商法的营利性。我国众多的单行法律如公司法、票据法、证券法、保险法、海商法等均从不同的方面作出规定, 保护商事主体合法的营利活动。另外我国法律还制定了一些具体的规则, 例如:在商事交易时效期间方面, 采取短期消灭时效主义;在交易形态和客体方面, 采取定型化规则, 以促进交易之迅捷。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 科技手段日新月异, 世界经济融合进程加快, 商业贸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发展, 随之出现了种种新的问题, 使商法的立法面临着新的挑战。商法对商事主体营利的保障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 这表现为特殊的商事法律制度的不断出现, 并且因其自身具有国际性的特征, 商法能对现代社会一体化的国际贸易活动发挥特有的法律调整作用, 根据商事主体营利的进一步要求对自身作出相应的调整, 以更好地促进商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参考文献
[1]、曾宪义、王利明主编:《法理学原理与案例教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范健主编:《商法》 (第二版) ,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3]、王璟著《商法特性论》, 知识产权出版社;
[4]、张一赫著《略论商法的营利性特征》, 《当代法学》2001年第10期;
论海商法的功能 篇10
商法就其一般意义而言是关于商事的法律, 是调整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所谓商事关系, 就是指在商业管理、商品流通和商业服务等商务活动中发生的社会关系。关于商法的调整范围, 各国法律规定不尽一致。[1]《法国商法典》包括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破产法和诉讼法;《德国商法典》包括商业登记法、公司法和海商法;《日本商法典》包括商业登记法、公司法、保险法和海商法。总的来说, 传统商法主要包括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保险法、商事程序法等内容。[2]
实践证明, 商事关系纷繁庞杂, 很难用一个逻辑严密的法典体系将它们概括无遗。但是各自独立的商事关系又能体现出商法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一些主要标志。可以看出, 不论在哪种商法中, 海商法都是当然的内容。下文就以海商法为例子, 列举出商法的一些功能和品质。
一、维护交易安全
商业贸易中, 安全最为重要, 《海商法》很多法条正是旨在保证国际贸易的安全。例如:《海商法》第77条对签发提单的规定, “除依照本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作出保留外, 承运人或者代其签发提单的人签发的提单, 是承运人已经按照提单所载状况收到货物或者货物已经装船的初步证据;承运人向善意受让提单的包括收货人在内的第三人提出的与提单所载状况不同的证据, 不予承认。”该条款主要规定了提单的证据效力问题, 因为第三人往往并非签发提单时候的当事人, 只是凭着持有的提单了解货物和船舶的状况。如果承运人能以已通知过原提单持有人相关事宜为由, 向第三人主张未记载在提单中的权利, 那么整个交易的主导权就给了承运人, 买卖双方的交易就暴露在了极大的风险之中了。
商法中, 在必要的情况下会设置一些要式主义或干预主义的强行规定。主要是针对一些特殊情况设立特别的形式要件或者特定的法律后果, 避免因行为人的欺诈或疏漏而造成损失。例如:对公司章程、票据、保险单法律规定了必要的记载事项, 对于票据的出票、背书、承兑、保证等行为的性质、方式、效力、特定术语的意义以及特定行为的责任, 法律作出了明确规定, 不允许当事人以协议加以取消或变更。[3]
二、促进交易迅捷
(一) 合同形式的简化与合同内容的格式化
海上贸易中, 存在多种多样的格式合同或者专业术语。如航次租船合同中常用的Gencon94格式合同, 定期租船合同常用的NYPE 46/93, 诸如此类的格式合同, 根据服务的特点, 往往有各种各类的机构已经拟好了的合同格式。术语方面也存在诸如FOB、CIF等贸易术语, 或者FIOST等表明合同双方权利义务范围的缩写, 在签订合同的时候, 只要对这些格式合同中的选项进行选择、修改、补充, 即可视为合同已经成立。这种做法方便快捷, 也是为我国乃至世界各国的海商法所允许的。各国的法律只是对何种情况下可以认定合同成立有所不同。
(二) 资产的证券化
提单是商事立法为适应商事流通快速便捷的特点, 而对财产所作的技术化处理。[4]根据我国海商法, 提单是一种物权凭证, 而在国际贸易中, 它更是起到了多种作用, 国际贸易中负责运输的一方往往需要凭提单来向另一方主张支付, 而在英国法下, 提单转让也往往视为财产权的转让, 即如果负责运输的一方在提单转让出去前进入破产程序, 则该提单项下的货物也归于该方, 另一方则会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
(三) 诉讼时效的短期化
我国所有的是民商合一的制度, 海商法作为民法的特别法, 其诉讼时效期间是有别于民法下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的。《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的普通时效期间为两年。而《海商法》第257条规定就海上货物运输向承运人的赔偿请求权的时效期间为一年。类似提单的有股票、债券、汇票、支票的权利证券化和流通化;我国的票据法规定的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更是比海事请求权还要短, 只有6个月的短时效。
三、利益衡平功能
(一) 国际海上货物运输
1. 承运人免责事项
《海商法》第51条规定了12项承运人的免责事由, 表明对承运人的责任归责原则是不完全的过错责任原则。[5]制定这类免责的初衷是考虑到海上交易的特殊风险, 因此需要制定特殊的保护制度来平衡货运双方当事人的利益。然而, 随着时代的进步, 科技的发展, 海上运输存在特殊风险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联合国最新推出的鹿特丹规则明确取消了承运人免责中的航海过失免责。然而, 对于船货双方利益的平衡牵一发而动全身, 减少了船方的免责事项, 则保险的费率就会上升, 而此费用更是会直接加在货方。另外, 一方面免责事项有所减少, 另一方面其举证责任却从船方转移到了货方, 对于货方究竟是利是弊也需要实践来证明。但不管怎么说, 这些制度都试图起到平衡利益的功能, 同时也反应了海商法的技术性与易变性。
2. 承运人赔偿责任限制
该制度又是海运的一项特殊制度, 是考虑到海运的特殊性而设立的。由于船舶在海上航行时如果遭遇风险, 往往损失很大, 然而海运的运费却相对十分低廉, 如果承运人需要赔偿全部损失的话, 每一起事故就足以令承运人破产。因此, 出于对海运事业的保护和推进, 制定了该项特殊制度, 也是考虑到了这个行业的特殊性, 对船货双方的利益进行了平衡。
(二) 海难救助制度
根据《海商法》第九章的相关规定, 救助人如果能成功地救助遇险船舶、货物等脱离危险, 即获得了报酬请求权, 甚至是可以对所救货物行使留置权。海难救助的这一特点是陆地上的任何救助行为所不具有的。
(三) 船舶优先权制度
《海商法》设置了船舶优先权制度, 对某些债权给予特殊的保护, 即这类债权将优先于普通的债权受偿。
公平原则是民法最基本的原则, 商法作为民法的特别法, 民法的公平原则在商法中的具体体现就是利益衡平功能。一般会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来保障风险更大的那一方。比如:公司法和证券法规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 就是要求保证投资者在买卖公司股票时对公司资产、营业等情况有充分了解, 降低其风险。努力做到利益的平衡。
四、总结
天下熙熙, 皆为利来;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调整商事法律关系, 关系重大。怎样与国际接轨, 吸引外商来华投资, 怎样制定出可执行性高的技术性法律法规, 怎样及时根据商人的现实交易情况变动而修改法律的相关规范, 填补法律的漏洞不让精明的商人从欺诈、不正当的商行为中获利, 以起到鼓励商人多贸易, 平衡商人的风险, 便捷商人的贸易的功能。当商人的贸易更安全、公平、快捷, 那社会的进步也会随着加快, 社会的财富会累积地越多。海商法作为商法中当然的一科, 对于商法的特点和价值都有着抛砖引玉的作用。随着我国海商法越来越与国际接轨, 更公平、安全和快捷高效, 相信我国的商法乃至整个现代化法律制度的进程都会渐渐形成自己的一整套体系, 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法制的建设。
参考文献
[1]钱玉林.商法的价值、功能及其定位——兼与史际春、陈岳琴商榷[J].中国法学, 2001 (5) :31-41.
[2]朱羿锟.商法学通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45.
[3]陆佳微, 胡正良.论中国海商法的基本原则[J].海大法律评论, 2005:1-19.
[4]王小能, 郭瑜.商法独立性初探——从票据法与海商法的角度[J].中国商法年刊创刊号 (2001) , 2001:7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