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

正义（精选十篇）

正义 篇1

关键词：伦理正义,法律正义,社会和谐

一、伦理正义与法律正义的渊源

第一, 伦理正义和法律正义都是源于人的理性。他们不仅是人的理性的内化和外在形式化与规范化, 而且是人类理性共识同步发展的结果。而理性是源于人的内在本质和外在历史性的存在, 是在人类实践活动中形成的, 并成为了人们指导实践的智慧。人理性的发展不仅是满足于内在精神的伦理正义的探寻和满足, 还需要外在法律正义的实现与发展的大环境, 二者的核心内容具体表现是正义感、公正、德性等品质。

第二, 伦理正义与法律正义追求着共同的价值目标一一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同一历史阶段和社会伦理与法律制度的产生是在共同的经济基础上, 并且同时作为社会的调控机制, 可以说二者均在不同程度上都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积极推动作用, 并且是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举措。

第三, 伦理正义与法律正义的实践主体都是人。实践主体在人类实践活动中形成活动产物并服务于人的实践生活。伦理正义与法律正义作为正义价值的内在诉求与外在体现, 这不仅是在实现形式, 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对正义价值的认识而逐步与发展的结果, 表现为实践主体人的一种历史性的存在。

二、伦理正义与法律正义的关系辨证

伦理正义的保障是法律正义。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已经一再证明, 法律正义是伦理正义的保障, 伦理正义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社会人文关怀的进步, 是激发每个主体追求真善美的情感的源源动力, 并成为引领人们实施创新行为的精神感召力。就比如说:当群众的道德意识宣布某一经济制度不好, 如当年的奴隶制或徭役制, 是不公正的, 这就证明这一经济事实本身已经过时, 其他经济事实已经出现, 因而原来的事实已经变得不能被现在的人们忍受和维持了。

法律正义对伦理正义的确认。伦理正义依靠的主要是依靠内心信念为自觉约束力的主体性自律, 而与之相对应的法律正义则是依靠的国家政权具有强制性的他律, 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是存在阶级对立和利益矛盾的, 这就势必需要伦理正义的引导、规范与调节, 然而伦理正义的规范域受到国家利益、阶级利益、集团利益的限制, 所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需要依靠法律正义来加以弥补和保驾护航的。

伦理正义与法律正义的关系是即排他又重叠的辨证关系。这是因为法律作为确认利益归属和行为定性的权利, 就会产生于伦理正义发生相互呼应或者相互抵触的关系。一般情形下, 法律的正当性正是伦理正义所指向的要求, 比如说公民的人生权, 当该权利受到侵害时需要得到法律正义的追究责任, 这也是伦理正义道德的要求, 倘若该等权利得不到伸张或被人灭失, 无疑相关的人会被称为不道德的人, 这类事件中伦理正义与法律正义相互呼应的。相抵触的情况比如:夫妻中不忠的一方提出离婚或分割财产的等主张, 在法律上就算是婚姻不忠方也具有诉讼的权利, 但这种权利的实现在伦理正义的道德上视之为非。

在伦理正义与法律正义的关系的研究中, 我们必须注意两种趋势, 这也真是造成二者矛盾冲突的罪魁祸首:第一, 伦理正义中的道德滑坡已经到了比较严重, 不能不予以关注和修复的程度。第二, 法律权利已经成为现实生活中的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需要权利这不仅是一种呼声, 而且是贯穿与我们每个人生活过程, 更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主要方面。

三、良法:伦理正义与法律正义同步实现的“耦合器”

伦理正义要引导公民美德的有效履行及公民的理性参与是社会法律正义的先决条件。如果没有人们美德素质的提高, 就不可能有法律正义的发展, 法律正义远不仅是一个制度设计问题, 更是一个制度认同及法律制度执行问题。人们为什么会遵循制度安排, 这是依赖于人们对这个制度安排的正确认识与价值判断综合结果。

良法是需要充分理解伦理正义与法律正义中的尊重人、关心人、成就人的法, 伦理正义与法律正义正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关系的变革不断发展着, 伦理正义与法律正义之间不断的被赋予与时代相适应的新内容。如果把伦理正义与法律正义理解为是一成不变的、定格抽象的原则, 这是与正义的本性相悖的, 也无益于社会正义的实现。法律正义实质上是确认、维护、捍卫自己经济基础的公平性和正当性, 一旦经济基础发生了改变, 原有的伦理正义也就丧失了自身, 法律正义不仅有空间的限度, 而且有时间的限度, 可以在社会经济基础保持合理性的条件下为伦理正义的实现进行有效地确认与维护, 从而达到二者关系的平衡点去捍卫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和利益的公平性与正当性的。

参考文献

[1]高树.沿着法治的方向——一个律师对法治实践和职业的思考[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3, 11.

[3]金林玉.浅谈法律正义与更高层次的伦理正义之间的关系[J].法治与社会, 2011 (12) .

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模版） 篇2

在我们心中什么是正义？正义是社会中的行为都应该处于一个合理的位置，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们强调以直报怨，其中的直就是我们的正义标准。而什么是迟到，如果放在一个时间概念上，迟到就是超过了约定的时间范围，那同样的，如果我们把迟到放在一个正义的衡量尺度上，那么迟到的正义就是超过了我们约定的正义范围。既然已经是在范围之外了，当然就是非正义了。我们不能因为说觉得我们原谅你的迟到或者是你最后赴约比不赴约要好，就否认了你迟到的这个现实，迟到就是迟到。

具体来说，我们怎么来判断迟到的正义就是非正义呢？第一是迟到的正义已经造成了一定的不该造成的负面结果，而这些负面结果就是非正义。迟到的正义必然与非正义相伴而行，而且这个影响无法消除就像时间无法倒流。

第二，从法律的层面来说，我们说迟到的正义就是非正义，当然我们并不是说非正义等同于不是正义，但起码我们说非正义一定不是正义，（法律的解释我就不太懂了）

第三，从社会影响来说，我们说自由心证，迟到的正义必然使人们对正义慢慢失去原本的信念。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在社会接受的范围内实现正义，而不是不断扩大我们社会大众对迟到正义的容忍度，那就是社会对正义信念的丧失。

程序正义大于实质正义 篇3

警察做到按照精准流程执法，比执法的成效本身，也许更有意义。这是程序正义大于实质正义的体现，也是警察在现代政治的框架内明确自身角色的要求。

7月26日，公安部举办全国公安机关规范执法视频演示培训会。演示片中提到，民警執法时，面对群众的围观拍摄，在拍摄不影响正常执法的情况下，民警要自觉接受监督，要习惯在“镜头”下执法，不得强行干涉群众拍摄。

新科技不仅是一种工具，它还改写人类对自身的认知，以及人与人的相处方式。赋予拍摄与上网功能之后，手机就不再是一种简单的通讯工具，它对公众生活乃至社会生态的影响日渐显著。手机拍摄的日常化，从客观上制造了一种“真相供给”的去中心化。在此之前，警察对现场的判断，对真相的裁定，拥有专业的程序、规范和设备，也可以凭借其专业执法能力，获得更多的真相素材。但信息技术普及之后，几乎人人都拥有了拍摄现场——攫取真相——的能力，这就导致真相供给的主体非常之多。对于警察来说，公众拍摄可能是部分截取的、角度偏移的，还可以是迅速发布的，这些公众端的“优势”，每一项都可能成为警察的“噩梦”。

民警习惯于被围观拍摄，看起来是让渡了一部分“真相供给”的空间，但实际也会有利于民警执法，这正是公安部强调日常规范执法的意义所在。

6月1日，郑州市中原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尝试网络视频直播，全程公布执法过程。有网友评论“早该这样了”，商贩也表示挺不好意思。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在镜头下执法的奇效。

事实上，不仅是警察，所有公职人员都应该学会在镜头下工作。这不是想不想的问题，而是必须面临这样的工作情势。本刊记者在商河采访时，得知曾有犯罪嫌疑人在审讯期间离世。前来闹事的家属在看到未经剪辑的执法录像和审讯录像后，疑窦消解。整个过程中嫌疑人喝水、吃饭甚至睡觉的要求都被满足，家属看到一半就笑了：待遇还真不错呢。这就是文明执法的底气与后果。

群众围观拍摄民警执法，源自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权——这是一项宪法赋予的权利，合法性毋庸置疑。

今年6月3日，四川平昌县公安局官微还认定，这是一种“妨碍执法民警执行职务”的行为，法律不允许。新闻出来后，舆论哗然，平昌县公安局随后删除该微博。

今年5月发生的“兰州市和平镇民警粗暴执法，暴力殴打拿手机录像的大学生”事件，正是群众的围观将“暗室”执法大白于天下。假如没有这样的监督，即便是公检法队伍，也未必不会遭遇“暗室”执法。允许酷刑存在的朝代，“请君入瓮”的待遇照样惠及“始作佣者”。

当担心受到不公正处置或认为民警执法不够严谨时，围观群众采取拍照、录像等方式，希望留下证据以自保，这是群众的法治意识、权利意识、证据意识、监督意识与技术便利性相互叠加的结果。

假如民警规范执法、有理有据，经过群众拍摄、传播，只会给民警“吸粉”，甚至成为“网红”，不少地方疯传“最帅交警”就是明证，这种宣传效果可是有钱难买。

浅议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关系 篇4

正义是人类不懈追求的永恒主题, 司法正义的最终实现是司法活动的根本目的。正义在法律上可以分为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程序正义即形式的公正, 是指执法程序必须公正、公开、民主, 符合有关程序法的规定, 保护当事人的各项诉讼参与权利。实体正义即裁判结果的公正, 是指执法部门裁判必须符合实体法的规定, 使合法的权益受到保护, 违法行为受到应有的追究。

二、程序优先与实体优先探究

程序优先还是实体优先?有很多人会说二者并重, 但当二者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况下, 到底是选择实体还是程序呢?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 二者真的应当并重, 也能够并重么?

首先我们必须指明, 无论是强调实体公正还是程序公正, 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实体公正。因此实体公正才是司法所应追求的最终价值。因此也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当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相矛盾, 二者不能兼顾时, 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地坚持实体正义, 这一点应当是没有疑问的。

笔者认为, 程序正义之所以应当坚持, 是因为程序正义的实现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更有助于达到较为理想的裁判结果, 即实体正义的实现。强调程序优先, 对在博弈方面明显处于优势地位的公权力机关起到了很好的限制作用, 更好地保障了公民的合法私权利不受侵犯, 保护公民不受非法的骚扰、虐待或者诬陷, 使之能够充分而平等地参与到诉讼过程中来, 从而更有利于案件真实情况的查明, 这也是程序正义为什么应当坚持的意义所在。然而当程序正义的实现明显直接阻碍到了实体正义的实现时, 我们不应该继续坚持所谓的程序正义而将实体正义拒之门外, 那样就违反了法的本意和初衷, 深深陷入了墨守“程序正义”这条成规的泥潭, 致使我们“一叶障目, 不见森林”, 忘记了司法的本来目的。

三、从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看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关系

美国司法制度中有一条“禁止双重危险”原则, 大陆法系国家称之为一事不再理, 国际刑法中也称之为“一罪不二审”、“一案不二理”等, 其基本含义大致相同, 是指一个人不能因同一行为或同一罪名受到两次或多次审判或处罚。这一原则主要强调的观点是:国家及公权力部门掌握着各种资源和权力, 相对于公民个人具有毫无争议的优势地位, 不应当允许其重复地就某个行为对个人加以定罪, 这样将使该公民长期处于尴尬和痛苦之中, 相当于强迫他生活在对自己的生命和安全持续的焦虑之中, 同时也增加了使无罪的人被定为有罪的可能性。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在在司法过程中的主要功能就是防止国家滥用追诉权, 从而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然而笔者认为,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太过极端, 是太过重视程序正义导致忽视了实体正义的原则, 其无利于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护和司法公正的切实保证。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就算是在多大方面保护了当事人的私权利免受多次侵害, 也节约了社会资源, 符合诉讼经济原则, 可这个原则的适用真的有助于实体正义的最终实现么?真的符合司法的最终目的和价值么?难道不是在片面地过分强调程序正义的路上越走越远, 最终偏离了司法的本意和最终价值么?

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快速发展, 刑事司法鉴定学的发展也是日新月异, 鉴定的技术越来越先进, 很多过去由于不能排除合理怀疑而被认定为无罪的案件, 现在因此能够获得更具有证明力的证据, 从而认定清楚法律事实, 正确适用法律, 做到惩恶扬善, 罚当其罪。然而法律却仅仅因为一个“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就对触手可及的实体正义视而不见, 甚至将错就错, 打着程序至上的旗帜将实体正义拒之门外, 这显然不利于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护和司法公正的切实保证。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的中国, 在不利于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构建和谐社会的同时, 也将会使法律失去在广大人民心中的尊严形象和公信力。过分强调程序正义, 使之凌驾于实体正义之上, 是喧宾夺主之举, 断不可取。

坚持保证实体正义的实现, 有利于正确的解决矛盾和纠纷, 有利于树立一国法律在民众心目中良好的威严形象和公信力, 也符合法之正义所要求的本来目的和价值。

摘要：本文首先简要介绍了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内涵及各自追求的价值, 然后分析了当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二者的实现相矛盾时的取舍问题, 引用美国“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为例, 提出实体正义应当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结果, 也符合司法惩恶扬善, 罚当其罪, 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之本意和初衷。最后指出当实体正义的实现与程序正义的实现相矛盾时, 应当坚持实体正义的观点。

关键词：实体正义,程序正义,禁止双重危险

参考文献

[1].赵静.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司法公正问题研究[J].法制与经济, 2010

环境正义-一种新的正义观 篇5

环境正义-一种新的正义观

环境正义代表了一种新的正义价值和向度,是一种新型的正义观.其实质是基于人之差异性与同一性相统一的社会正义,它从权利和义务相互对称的角度,强调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结成的是有差异的共同体.

作 者：张登巧 ZHANG Deng-qiao 作者单位：吉首大学,差异与和谐社会研究中心,湖南,吉首,416000刊 名：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JISHO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27(4)分类号：B82关键词：环境伦理 环境正义 权利和义务 差异性与同一性

民进党“转型正义”有正义吗 篇6

《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是有针对性的“正义”

6月22日，台湾“立法院”在民进党主导下初审通过《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民进党当局强调，通过此条例是要还原历史真相、促进社会和解、促成政党公平竞争。具体做法包括开放政治档案、清除威权象征、保存不义遗址、平复司法不法、还原历史真相及处理不当党产等。

从中不难发现，民进党推动的“转型正义”，不是外界普遍理解与认识的社会正义，而是民进党当局所规定的有特定含义的“转型正义”，是针对过去国民党执政时期政治与历史遗留问题的“转型正义”。

民进党推动“转型正义”，本应用统一的或一致的标准，正视历史，还原历史，客观看待历史。然而结果却是，民进党上台执政后第一时间就宣布终止马英九当局推动的还原历史真相的“课纲微调”方案，其目的就是要恢复错误的“台独史观”与“殖民史观”，肯定日本殖民统治者对台湾的“正当统治”。这就是民进党的“转型正义”？蔡英文最信任的“行政院长”林全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公然表示慰安妇“很多人可能是自愿的”。这完全是对无数慰安妇的污辱！更是对人类社会正义的最大污辱！

追求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的普遍共识，有着共同的价值与标准。可到了民进党那里，正义就出现了变异，成为蔡英文式的“发夹弯”。民进党高举民主、人权与正义大旗，却干着反人权、歧视弱势族群、违背社会正义的勾当。台湾老荣民是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者，如今成为台湾社会的弱势群体，却不见蔡英文、民进党为他们寻求正义。“陆配”是台湾人的媳妇或女婿，是同胞，可民进党对陆配极为歧视，实施不公平的政策待遇，长期反对陆配取得公平的身份权、工作权、政治权甚至生活权。同样，对于陆生赴台求学，民进党持反对态度，认为陆生会抢占台湾资源，不应享受健康保险，对陆生在台求学设置了“三限六不”的政策，公然对陆生实施违背正义的歧视政策。

可见，民进党所谓的转型正义并不是人类社会普遍认知的社会正义，而是民进党自己定义的“正义”，主要是针对国民党在台湾威权统治时期的，是民进党政治斗争算计下的“正义”。

追查党产是在清算国民党

2016年7月25日， 民进党在重新执政并取得“立法院”绝对多数议席后，通过《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

根据该“条例”，国民党“不当党产”的清算时间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与国民党接收台湾开始。“不当党产”是指“国民党及其附随组织接收财产或无偿或交易时显不相当之对价取得之财产，除党费、政治献金、选举补助金外”全部推定的“不当财产”。追讨对象不只是国民党本身，还有其“附随组织”。不当财产的认定取决于“行政院”下设立的“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由绿营“立委”顾正雄担任，成员基本上都是反国民党的绿营人士。

根据规定，“条例”颁布一年内国民党要申报政党及附随组织财产。“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也可主动调查后提醒要求四个月内申报，并应经过听证会确认。若不按时申报会进行巨额处罚，连续处罚五次则将财产推定为“不当财产”。一个有120年历史的政党与相关组织的财务来源、财产交易与去向是相当复杂的，要在一年内完成申报是非常困难的。

据统计，截至去年底，国民党党产净值为166亿元新台币。清查上百亿党产的政党，可能是一场漫长的法律战与政治战，因此有人称“国民党党产恐变为民进党的大巨蛋”（“大巨蛋”是指台北市棒球馆，台北市长柯文哲与建商远雄集团围绕这一建案展开了一场持久的法律战与舆论战）。

在发展进程中，台湾形成了一个“党政一体”的政治制度，党政不分，党产与“国产”不分，党职与公职人员有相同或类似的级别、工资与退休待遇。党产的来源是否合法应该如何界定与区别？蓝绿之间对这一法案本身也出现“违宪”与“合宪”之争。对于“不当党产处理条例”，国民党认为是“违宪”的：它是针对性立法，即针对特定时期特定政党，违反立法公平原则；“不当党产”定义模糊，调查范围广泛，违反法律明确性与比例性原则；以“推定方式”认定党产取得的合法性，违反“宪法”对人民财产权的保障；“党产处理委员会”设在“行政院”下，还享受准司法调查权，违反权力分立原则。

民进党不顾历史事实或以切割历史的方式追查与清算国民党党产，其政治目的太过明显，就是要让国民党不得翻身，甚至在台湾消失，从而为民进党的长期或永久执政甚至实现“台湾独立”扫清障碍。

不可否认，这一法案将对国民党的未来发展是毁灭性的一击，未来国民党重新再起变得更加困难。

对原住民道歉是典型政治操作

8月1日是台湾“原住民族日”。蔡英文兑现竞选承诺，代表政府向原住民公开道歉。

蔡英文发表了道歉演说。其中，蔡英文援引《台湾通史》指出，“台湾固无史也。荷人启之，郑氏作之，清代营之”，并批评此乃汉人史观，反省“只会用强势族群的角度来书写历史”。蔡英文特别强调，光有口头道歉是不够的，政府未来为原住民族所做的一切，将是岛内是否真正能够和解的关键。对此，蔡英文宣布“总统府”将设置“原住民族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委员会”，“行政院”也会定期召开“原住民族基本法推动会”，并表示会与各族代表对等协商未来政策方向。

对于蔡英文向原住民道歉一事，无党籍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表示，从道歉中，只看到优美的词藻，“转型正义”的核心应该要还原原住民各族历史真相与返还土地。高金素梅强调，政府不只要向原住民道歉，更要以“总统”的地位，要求日本政府向原住民道歉、认错与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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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在蔡英文大肆宣讲原住民“转型正义”之时，在“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上，“原住民族转型正义联盟”成员以实际行动抵制蔡英文。7月30日，300名原住民向蔡英文当局提出三大诉求：拿出“政院版”原住民族转型正义条例、要求“蔡总统”确立台湾政府与原住民族“准国与国关系”、要求“蔡总统”提出原住民族九大主张政策的立法及推动日程表。

一位原住民代表表示，事前蔡英文当局没有做任何沟通，没有公开透明，就突然搞一个隆重的道歉仪式，其实就是对原住民的不尊重，是“形式大于实质”。还有原住民认为，蔡英文讲的都是过去国民党原本推动与表示要做的，因此蔡英文讲的“都是空的”，没有具体的作为，不会兑现任何承诺。原住民歌手张震岳也公开发文强烈质疑蔡英文道歉的诚意，认为是一场“闹剧”。

蔡英文在道歉中，否定历史上中国政府对台湾的主权、管辖与治理，把外国侵略者与中国中央政府对台湾及台湾原住民的治理等量齐观，都视为“外来者”，这是典型的“台独史观”与错误的“殖民史观”！郑成功驱赶了荷兰对台湾的侵占，收复台湾，可是蔡英文却把郑成功与荷兰殖民统治者视为同样的“掠夺者”，是原住民的屠杀者，这是赤裸裸的“台独”思维在作怪！

蔡英文在对原住民提到的十次道歉中，字字不提日本殖民者对原住民的大屠杀，反而肯定“日本统治时期有全面深入的理蕃政策”，颂扬日本殖民统治，这再次证明了蔡英文对原住民的道歉是非常不单纯的，是有强烈的政治目的，再次揭穿了蔡英文向原住民道歉是一个典型的政治操作。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在采访中对蔡英文的这一做法提出强烈批判，也充分这证明了这一点。

作为执政者，需要还原历史真相，让后人吸取历史教训，避免历史悲剧重演；而不是重揭历史伤痕，有意制造矛盾。而蔡英文的所作所为，恰恰是在颠覆历史，扭曲历史，有意重揭历史伤痕，制造新的族群矛盾与社会矛盾。

蔡英文对原住民道歉，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就是继续“围堵”国民党。众所周知，国民党在台湾执政后，虽然在原住民政策上有失误，曾经走偏，但后来对原住民实施了特殊的照顾政策，获得了原住民的肯定，因此原住民一直是国民党选举的重要支持力量，这一点让蔡英文与绿营人士一直不能释怀。因此，蔡英文企图通过政治操作道歉方式，进一步制造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外来者”对原住民的伤害，制造原住民对国民党的不满，让国民党失去最后一个强有力的支持群体。

民进党是在搞“逆转型正义”

观察民进党上台以来的所作所为，虽然高举“转型正义”大旗，开始了政治改革，但其实际做法则是“有转型、没正义”，而且是在违背正义，不断制造新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对立，是“反转型正义”，是“逆转型正义”。

民进党重新执政后，企图从历史、政治与经济上削弱国民党发展的正当性与竞争力，彻底打跨国民党，让民进党“一党独大”、“一党独霸”，成为新的“民主独裁党”。在历史与政治上，民进党继续以“二二八事件”、“威权政治”与“不当党产”等“污名化”国民党，让国民党负起历史责任，背上沉重的政治包袱。在经济上，通过制订“促进转型正义条例”与“不当党产处理条例”，以强制性的法律手段对所谓的国民党“不当党产”进行彻底追缴与清算，并有意将“所缴党产”用于推动社会福利事业，以削弱国民党的经济基础与社会基础，进而崩解没有了经济依赖的国民党地方派系与地方势力。如此一来，国民党未来发展必将陷入更大危机，重新上台执政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民进党不再有强有力的政治竞争对手，就为其实现“绿营长期执政”与“一党独大”创造了条件。

民进党以“转型正义”为名的政治改革，实际上是旨在全面推动“去中国化”与实现“台湾国”建构。蔡英文大力推动“转型正义”的政治改革，表面上是要“处理威权时期违反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不法行为与结果、还原历史真相”，改变所谓的过去“不正义”问题，但实际上是在“威权万恶论”、“中国万恶论”与“独立正当论”的“台独”思维下，从历史、文化、体制、制度等方面消除一切与“中国”相关的符号、象征与印迹，切割台湾与大陆的脐带，实现从“中国主体性”到“台湾主体性”、从“外来政权”到“本土政权”的彻底转变，以达到全面“去中国化”与“台湾独立建国”的政治目的。这是民进党另类“台湾正名”举动。

民进党当政后绿营“立委”先后提出“废除孙中山遗像”、“侨委会”名称正名、“台侨取代华侨”、“中正勋章”改名及废除“课纲微调方案”等诸多改革或修法提议，均是“去中国化”的“台独”举动的具体表现。特别是民进党“去中国化”的一些举动，如蔡英文将1989年4月7日“台独”分子郑南榕自焚日定为“自由言论日”，“立法院”有意修法将“台湾国护照贴纸”合法化等，均已具有“准法理台独”性质。如果按照蔡英文“去中国化”与“台湾正名”的“台湾国”建构步骤，预计数年之后台湾社会的“中国印迹”或海峡两岸的“中国象征性连接”将大幅弱化，台湾将会逐步完成虽无“台湾国”之名、却有“台湾国”之实的“台湾独立”建构工程，这将对未来两岸和平统一带来巨大挑战。

蔡英文将“转型正义”列为上台执政后“五大政治改革”首要目标的目的，是民进党企图通过“转型正义”口号树立民进党执政的历史正当性，掌握政治发展的话语权。除了上述两大政治目的之外，还有意将其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一方面树立民进党执政的历史正当性，塑造民进党代表进步政治力量在进行政治改革与民主深化，从而掌握了台湾政治改革与发展的话语权、主动权；另一方面将国民党过去执政视为“不正义”甚至“非法”，将现在抵制与反抗“转型正义”的国民党塑造为“旧势力”与“反改革势力”，让国民党在台湾政治发展进程中长期处于被动挨打地位，进而为未来民进党执政政绩不佳与逃避责任留下伏笔。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台湾所研究员）

正义 篇7

权利 (right) , 在《辞海》里作为法律用语来解释, 它与义务相对, 指人们依法行使的权力和享受的利益。但这一解释过于简单, 缺乏历史精神和伦理内涵。社会权利, 就是社会主体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向他人、向社会要求某种行为或不发生行为;所谓义务, 就是社会主体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应该向他人、向社会提供某种行为或不发生行为。根据道德标准和法律标准, 它分为道德权利、义务和法律权利、义务。

权利与义务属于社会关系的范畴, 他们是在社会利益分配关系基础上而产生的, 是人们按照当时社会的公正的道德和法律规范, 应当采取某种行为或不采取某种行为的社会意识和制度。基于权利和义务的正义就是权利和义务的对等。

一、罗尔斯对“正义”原则的描述

罗尔斯把他的正义观念确定为“作为公平之正义”。罗尔斯通过进一步概括以洛克、卢梭、康德为代表的契约论, 并利用卢梭的自由平等的观点、借助康德的社会契约过程, 采用原初状态来证明和确立正义原则。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分两个层面:平等自由原则和不平等原则即“正义的第一原则”和“正义的第二原则”。

平等自由原则称之为“正义的第一个原则”, 这种原则认为: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权利。“第一个原则”要求平等地分配基本的权利和义务。原因有二, 一是每个人都是人, 都是完全相同、完全平等的, 所谓的人权等基本权利便依据于人的天赋的、自然的本性, 也即是天赋人权;二是只要是维护社会的存在和发展, 不论人能力大小、品德高低、贡献多少, 同样是构成社会的一分子, 同样参加了社会的缔结、创建;而结成社会、创造社会是每个人对社会对他人的最基本的贡献, 所以, 每个人不论对社会对他人的具体贡献如何不同, 但其基本贡献却是完全一样、完全相同的。不平等原则他称之为“差别原则”“正义的第二个原则”。罗尔斯认为, 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能使这种不平等不但可以合理地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 即使是最少受惠者也能获得最大利益, 而且这种不平等与向所有人开放的地位和职务联系在一起。“第二个原则”涉及的利益主要是像财富、权力和权威等的分配问题。只要分配的结果能给每位社会成员带来利益, 给最少受惠者带来补偿, 它们就是正义的。表明罗尔斯承认, 由于每个人对社会和他人的非基本贡献不相等, 所以社会应该不平等地分配每个人的非基本权利, 能力较强、品德较高的人, 对社会和他人的贡献便较大, 因而应该分有较大的权利, 反之, 则应得到较少的权利。然而, 在这种不平等的分配中, 获利多者往往利用的社会资源较多, 应该对利用资源较少者以补偿, 因为获利多者做出的贡献是因为获利少者让出了自己的权利, 所以获利较多者应给获利较少者补偿, 获利越多, 补偿应越多, 否则就是间接占有获利较小者的权利。这一原则规定了经济和社会福利领域的不平等的适用范围和条件。

罗尔斯认为第二个原则优先于第一个原则。按照罗尔斯的观点, 就一个正义的社会而言, 基本自由极为重要, 它不应由于任何人的任何利益而受到限制和牺牲, 只有这点得到保证, 才能去努力满足第二正义原则的要求。而在第二原则中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优先于差别原则。

二、罗尔斯对公正正义的论证

引出公平的正义的是“无知之幕”这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 任何人都无法认识到他在社会中的地位, 他的先天资质、能力、智力和体力方面的特别之处, 也不知道他们的特定观念或特殊的心理倾向, 他们会一致认为他们所选择的权利与义务是公正的。简而言之, 正义原则应当是一种社会契约, 人人一致同意即是它的证明。由于在现实生活中, 人们的能力和资质不同, 不可能达成有关权利和义务的一致同意, 因此罗尔斯就假设了一个可以实现这种同意的状态:“无知之幕”, 也即是罗尔斯的契约论原则。正义原则所规定的是每个人一生中重要的利益:权利与义务;而在无知之幕的状态下每个人因为不知自己有什么样的能力, 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利益, 那么他们在选择时就会以“最大最小值”规则做出选择, “以最坏情形做出决定。”这意味着, 处在原初状态的每个人在选择正义原则时, 必将根据他所认为的地位和能力最低下的人来做出决定。而地位和能力最低的人会选择平等地分配权利与义务;抑或选择这种不平等的分配:它不仅给受惠较多者带来较多利益, 而且给受惠较少者带来补偿利益;并且受惠最少者, 所得到的补偿利益便该最大, 也即是人人都有利益。所以, 无知之幕的作用在于它能够确保程序上的公正, 使结果不受任何无端的影响。罗尔斯看来, 处在原初状态下的人被迫对每个人公平。在理想的公平社会中人人都享有平等自由权利。事实上, 社会中的每个成员在有限的生存空间和资源环境中都想得到较多的利益, 这一要求又不可能得到满足, 所以要制定某种规则, 以达到公正合理的分配。罗尔斯的正义原则紧紧抓住了公平正义的这两个基本点, 把探讨既保障人们的平等自由的权利不受侵犯, 又使社会的基本权利和利益分配公平合理作为其正义论的目的。

三、对罗尔斯正义原则的评价

罗尔斯的正义论在方法论上具有一种非历史主义的倾向。罗尔斯继承了西方近代社会契约论的传统, 把社会契约论作为其论证正义论的主要手段, 用虚构、假设的所谓“原初状态”, 来证明、推演自己的两个正义原则, 这种论证的方法确有它的合理之处。但是, 作为一种探讨社会正义的具有非现实对象的道德学说来说, 主要靠一种虚拟的抽象的方法还是很不够的。社会正义具有非常强的现实的基础, 探讨这一重大课题还必须有历史主义的方法, 把社会正义植根于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 植根于社会现实之中, 这样才能为正义原则确定可靠的基础。

正义原则的契约性的证明是人人同意, 人人一致同意也是有不同的阶级基础和形式的。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资产阶级控制了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 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占有绝对的优势来为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争取一切社会的认可。他们实行的剥削制是被工人所接受的也可以说是被工人默认的, 那么可以说对工人来说是公正的吗?因此, 罗尔斯的人人一致同意的证明, 只是一种虚构在现实中没有确立的根据。罗尔斯证明正义原则的正义性是主观的、随意的。既然是人人同意并没有做客观条件的限制, 就避免不了任意性和随意性。

其实, 罗尔斯的正义原则, 只是形式上公平正义, 实质上它并没有离开资产阶级的价值原则, 可以说是资产阶级价值原则的当代改造而已。资产阶级价值的核心是“自由、平等、博爱”, 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并没有离开这一资产阶级的价值核心。两个正义原则和自由、平等、博爱的传统观念是一致的:第一原则和自由优先性及规则对应自由;机会均等的原则以及第一原则中强调的人们对自由和平等权利对应平等;差别原则或曰惠顾最少受惠者利益对应博爱。可见, 罗尔斯的正义论虽然看到了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与人们的正义生活和自由平等之间的客观联系, 并对这些因素予以了足够的重视, 但由于他囿于资产阶级的偏见, 立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 不愿意把实现社会正义和人的自由平等同改变社会基本结构——资产阶级私有制联系起来, 因而他所追求的社会正义和人的自由平等, 只能是一种理想的平均主义寄托, 而不可能最终成为社会现实。

四、正义原则的价值论证

罗尔斯只是证明了正义原则的契约性。一种正义原则是不是真正的正义原则, 不是个契约论问题, 更应是个价值论问题, 因为正义是一种人们行为应当如何的道德原则, 属于应该、价值、道德价值范畴。因此, 对于一种正义原则是不是真正的正义原则的证明, 只能是一种价值论证明而不能是一种契约论的证明。

在价值领域里, 善是道德的总原则。正义是一种特殊的善, 是一类伦理行为应当如何的道德原则, 是通过社会制定的道德目的从一定的伦理事实中推导出的。因此, 道德目的是否是真正的道德目的, 伦理行为是不是公正的真正价值实体是判断正义与否的标准。如果二者都是, 正义原则必真。正义原则的价值实体应是利害交换的伦理行为。一种正义原则应是等利害交换原则。人际利害交换行为显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对等交换, 一类是不等交换。对照以上标准, 对等交换是道德的、善的, 即是所谓的正义, 小利换取大利和大害报复小害行为显然是不道德的、不应该的、恶的, 是非正义。可见, 正义、公平总原则是通过道德目的而从人际利害相交换行为中推导出来, 是通过二者而得到科学论证的。由此而来, 社会的根本原则是人们应该平等地分有基本权利和义务, 因为每个人都同样是社会的一员, 他们对于社会的基本贡献 (缔结社会) 是完全一样的;人们因其对社会的非基本贡献不平等, 而应该不平等地分有非基本权利与非基本义务;同时, 获利多者如果较多地利用了社会资源, 便应该补偿给获利少者相应的权利。所以罗尔斯的观点印证了此价值论断。

而权利与义务的交换原则又是公正的根本原则。一个人的权利与他的义务具有双重关系:一方面是他所享的权利与他所负有的义务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他所行使的权利与他所履行的义务的关系。一个人所享有的权利与他所负有的义务, 显然不是他自己能够自由选择, 而是社会分配给他的。社会分配给一个人的权利与义务只有相等才是公平的、应该的, 如果不相等, 则不论权利多于义务, 还是义务多于权利, 都是不公平的、不应该的。根据罗尔斯的公平原则, 由于每个人都具有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那么也就有了尊重别人这种权利、保护这种权利不受侵犯的义务。有了保护权利的能力就应承担这种义务, 得到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对等, 这就是公正的。但由于不同的人资质不同、所拥有的资源不同, 社会分配给有能力的人的权力相应来说就大。社会对每个人的权利与义务的分配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仅仅有社会公平的根本原则“社会分配给每个人的权利与义务相等”是不能解决的。还须依据社会公平的根本原则, 进一步确立一些比较具体的原则。

怎样对有限的、稀缺的利益资源进行配置和分配才是“公正”的?这一标准是什么?这是任何一个社会在界定权利与义务时都面临的问题。虽然不同阶级、阶层和利益主体对“公正”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像恩格斯所说, 在社会中, 不同阶级、阶层和利益主体通过各种社会的活动的不断博弈, 最终会形成一个所谓的“客观”标准。每个人都希望得到他向往的东西, 但是由于各种冲突和阻力, 各人的愿望都不会原原本本地实现, 而是会形成一个中庸的平均数, 人们在博弈中逐渐接受这种结果, 以一定的社会原则行事, 而维护着社会的平稳。所以, 尽管公正是人类活动的结果, 但是权利、义务的“公正”原则又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个人的权利与义务行为, 对于整个社会的权利、义务的“公正”原则来说只有从属的意义。权利、义务的“公正”原则和评判标准, 是由历史必然性所决定的。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的价值, 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

参考文献

[1] (美) 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 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2] (美) 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伦理学简史[M].龚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三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八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正义 篇8

形式正义就是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执行法律的制度, 对实质性的原则没有过多的重视, 就是在执行法律和制度时, 要应用到适合的人身上。所以, 形式正义也被叫做“作为规则的正义”。由此可以看出, 形式正义适合用在国际私法的表面, 而且如果按照法律学的方面思考, 这是一个相对理性化的过程。在传统的国际私法中, 在形成一定的法律区域时, 会使用连接点单点的形式, 固定而密封的冲突规范体现了其一般性的规则以及普遍的法律规则, 并且也体现了国际私法形式正义的理化性。对于形式正义的理化性来说, 还具有一致性的性质。国际私法的对于法律的选择方法具有两大特征, 并且和形式正义存在一定的相似, 因此, 国际私法在一定程度上非常重视形式正义。在形式正义中, 对法律存在特殊的要求, 就是在使用法律时一定要充分按照法律的规则进行, 保证法律的明确性。

二、现代国际私法中实质正义的价值

实质正义是法律必须要遵守的原则, 特别是在确定人们的权利时, 其中实质正义的内容主要有: 充分体现个人的权利和义务的正义、体现社会上实质性和社会性的正义, 另外, 还包括体现员工福利的正义, 并且, 实质正义在进行法律方法选择时, 要按照具体的情况进行, 对于不适合的法律要适当的调整。除此之外, 实质正义还特别关注法律的内容以及对人们的影响方面, 尤其关注人们生活的价值, 它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满足不同人的不同需求, 充分尊重每一个公民, 在此基础上促进社会的进步, 提升社会的凝聚力, 这些都是保证社会文明必备的。在实质正义的概念中, 既包含人们的权利和义务, 也对人们提出了要求, 所以, 它和法律观念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目前, 时代和社会都在快速的发展, 在实体法的各个领域中, 正在不断确认和弘扬一些社会上的人文关怀, 将实质正义在社会上充分体现出来。在20 世纪初期阶段, 在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新兴的法学流派, 他们主张国际私法的实质正义, 强调对国家中的弱者进行实质上的保护, 体现了国家司法中实质正义的价值。这种形式的司法, 在国际私法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更加关注人们的平等。在国际私法中, 立法者一定要对现实生活充分观察, 对弱者进行积极的帮助和保护, 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和方法, 并且在国际私法中落到实处; 而执法者更要严格执行国际私法中的规定, 在解决普遍性的问题时, 要充分根据国际私法的规定进行, 另外还要按照个人的实际情况, 对特别的案件进行特殊的处理, 在处理案件时体现国际私法的公平性、公正性以及灵活性, 从而实现对弱者的良好保护, 体现实质正义的价值; 除此之外, 还包括司法者, 司法者要明确规定弱者的概念, 如果没有明确的规定对弱者进行限制时, 司法者要使用公平公正的权利对弱者的界限进行裁定, 在一定程度上对弱者进行有效的保护, 充分将国际私法的实质正义体现出来。

三、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协调统一

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之间并不是完全对立、相互排斥的, 在倡导主权的国家中, 要想实现实质正义, 不一定要完全抛弃形式正义。但是, 这两种正义都是学者比较重视的, 就算是它们各自带有特殊的独立性, 在实现国际私法价值时也不能只考虑形式正义, 而忽略实质正义。在早期的时候, 涉外民事的关系不是十分复杂, 因此人们的法律意识也不是很广泛, 比较狭隘, 通常都是根据国家的法律进行事件的判断, 不仅实现了形式正义, 也实现了实质正义。但是, 国家的涉外商业正在不断发展, 随着而出现的也包括越来越多的案件, 案件的出现体现了国家对利益的追求, 因此会导致法官在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之间进行选择。值得一提的是, 在大部分的国家中, 国际私法不仅规定了形式正义的表现方式, 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实质正义, 实现了两者的和谐统一。

四、结语

在国际私法中, 学者们一直对冲突规范的价值取向存在争议, 但是无论是传统国际私法追求的形式正义还是现代国际私法所追求的实质正义, 它们两者之间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实际上, 国际私法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建立国际本位的理念, 从而对涉外民商事件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 使我国的涉外民商在新的制度下实现可持续发展, 但是要想实现这个目标, 一定要在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统一的情况下进行, 因此, 一定要实现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协调统一, 保证在国际私法下实现涉外民商事业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徐冬根.论国际私法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 2006, 01:67-72.

[2]陈嘉.试论冲突规范的价值取向——行走于“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3, 01:56-61.

正义 篇9

一、柏拉图的正义观

古希腊的政治实践关注的首先是个人的美德 (virtue) 。柏拉图的《理想国》开篇所追问的是个人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正义的人。在古希腊, 正义的含义十分复杂。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区分, 有时候它被用作一切道德方面的美德的同义语。说某人很“正义”, 也就是说此人有德行, 或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好人。有时候, 正义一词也被用来专指某一种美德, 如勇气、慷慨等等。这时候它就涉及到与他人的关系, 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才可以具体地评价一个人的品质。但在柏拉图那里, “正义显然是一种异乎寻常的美德, 虽然与智慧、勇气及自制同列美德之目, 与这些美德确有种类之别。”[1]这样, 正义作为希腊人的四种主要美德之一, 便与另外的三种美德即智慧、节制和勇敢相对。其余这三种美德, 虽然有益, 却只关系到人的某一方面, 如智慧与理性相关, 节制与欲望相关, 勇敢与激情相关。武士尚勇, 追求名誉, 但他们对勇气这项美德的理解却很有限;同样智慧之人, 也可能性格懦弱, 不能持续为善 (一只燕子造不成春天, 偶尔为善也造不成美德) 。相比之下, 正义这项美德同时关系到理性、激情和欲望, 在所有的美德之中它居于核心的地位。一个正义的人会正确地使用他的理性, 并用理性来支配他的激情和欲望。唯有做一个正义的人, 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完人。其余那三种美德, 是不依赖于他人而对自身有益的。他人愚蠢而我明智, 他人怯懦我勇敢 (如果不是徒勇无谋的话) , 他人放荡我节制, 都对我有利。于其次, 这些美德不会使我脆弱, 可以使我保护自己而免受他人的侵害;于其上, 依照盲人国中, 独眼称王的道理, 这些美德甚至还可以助我跻身显要。但正义却无法给人这样的指望。一个正义之人如果置身于不正义的社会, 绝难找到容身之处。所以正义之人必须广布正义, 以便能够期望他人同样践行正义。这样, 正义就必然是一种政治美德。正义之人必须要来统治城邦, 使得城邦也是正义的。但让城邦之内的所有人都自觉践行正义, 这未免要强人所难。在柏拉图看来, 人与人之间是不平等的。一个正义的城邦只要求由天性优良的人来统治国家, 而天性低劣的人则自觉接受统治。

古希腊人承认他们的美德要受到各种偶然性因素的影响, 例如智慧、节制和勇敢这三种美德, 有的人可能只是因为天生智力超群, 善于思考, 更富有智慧;而有的人则是因为天生体格强壮, 更能忍受疼痛, 无畏强敌;还有的人天生情欲旺盛, 难以节制。同样, 正义这样一种美德, 也并非是人人能及的, 它只属于天生优越的少部分人。当然按照柏拉图的观点, 获得正义美德的过程与获得其余那些美德的过程相比, 会更为艰辛, 它要求天生优越的少部分人需经过严格地训练, 才能脱颖而出。一个真正正义之人, 除了其他方面的品质十分卓著之外, 他还会用理性来探求善的理念 (Idea) , 并持续不断地追求和实践善的理念, 而不是像智者那样只会用理性来为自己谋取特殊的地位和利益。一个正义的城邦关键是要求由正义的人来统治, 城邦的正义与个人的正义是同一个正义。“每个人都作为一个人干他自己分内的, 而不干涉别人分内的事”[2], 这就是正义。当生产者、护卫者和统治者这三种人在城邦内各做各的事而不相互干扰时, 便有了正义的城邦;同样, 一个人自身内的三种品质各自做它分内的事, 那他就是正义的人。但城邦的正义要牵扯到每一个人。在一个城邦内, 正义不可能只存在一部分人之中, 作为一种政治美德它必然要触及每一个人。不过按照柏拉图的观点, 让正义的美德惠及每一个人, 是通过少部分正义之人的统治来实现的。

二、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

古希腊的政治实践关注个人的美德, 在古希腊语中, 美德 (arete) 一词包含着“优秀”、“卓越”、“圆满成就”或“目的实现”等含义。人的美德就是人的卓越, 但人的优秀并不仅仅是某种内在的品质, 它还要通过人的实践表现为外在的成就, 而人的实践又是与其扮演的角色密切相关的。公民们除了拥有公民身份之外, 还拥有其他特定的角色, 每一种角色都对应着一种美德。厨师的美德是做出美味佳肴, 武士的美德是作战勇敢, 君主的美德是安邦定国、引人向善, 最后人之为人应该具有什么美德呢?亚里士多德认为, 人的最高目的 (或善) 是追求幸福。幸福“是一种活动, 它不是任何一种快乐, 尽管快乐自然地伴随它”[3];它是终极而自足的, 是人之为人所特有的能力的发挥, 是美德所倾向的那种行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人之作为人就在于他善思考, 能够拥有智慧。城邦作为所有“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 它所追求的善业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广的”[4];唯有过上城邦的生活, 依靠城邦生活提供的闲暇, 人才能实现他 (理智) 的本质。而人之所以能参与城邦生活, 乃是因为人通语言、辨善恶, 从而能够践行正义。但道德方面的美德以及人在各种角色实践中所取得的成就, 并非是实现人最终目的的单纯手段。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人在实现其最终目的的过程中, 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优越本身也具有内在的价值。

亚里士多德把公民界定为一切参加城邦政治生活轮番为统治和被统治的人们。在一个理想的政体中, 公民们应该是以优良的生活为宗旨而既能治理又乐于受治的人们。通过参与城邦政治生活, 一个人才能够成就作为“社会美德”的正义。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两种正义, 一种是一般正义, 另一种是特殊正义。与现代人的认识不同, 亚里士多德的一般正义实际上指的是道德方面的美德的总汇, 但这些美德之所以被称为“正义”, 乃是就它们与他人的关系而言。勇敢、慷慨、温和、友善等等, 这些美德当然首先是主体自身的美好品质, 但一个人生活在城邦之中, 他的美德就会给他人带来某种影响。凡是具有能给他人带来有益影响的美德的人, 就可以称为正义的人。

希腊人常常把正义看成是个人的一种品质。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就指出, “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的人在说正义时都是指一种品质, 这种品质使一个人倾向于做正确的事情, 使他做事公正, 并愿意做公正的事情。类似的, 当人们在说不正义时, 指的是这样一种品质, 其使得一个人做不正义的事情, 并且愿意做不正义的事情。”[5]正义虽然可以是一种个人的品质, 但亚里士多德强调的是, 公民们必须参与城邦的政治实践来成就 (一般) 正义的美德。一般正义即是城邦法律所规定的, 而不正义就是法律所禁止的, 这种守法的正义必然是与他人关系上的完全的美德。亚里士多德理解的法律比我们今天理解的法律要宽泛得多, 他认为法律总是为了城邦共同利益而制定的, 所以公民们的守法就是 (一般) 正义, 正义也就是促进整体利益。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城邦的存在的是为了优良的生活, 而不仅仅是为了其成员对外在物质利益的分享。公民们参与城邦政治生活的是为了获得完全的美德, 而完全的美德也唯有通过政治实践才能获得。一方面, 要达到这一目的, 他们就要有机会做统治者, 因为唯有统治者才具备完全意义的美德所必需的实践智慧;另一方面, 统治的美德一般又是通过被统治的经验而获得的。这样公民们就必须轮流地统治和被统治。正因为统治者必须是拥有完全意义的美德之人, 所以政治职位应该分配给品质相当的人。亚里士多德承认, 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品质上的差异, 并不是所有的公民都具备一个善人应该具备的德行。即使在最理想的城邦中, 也不可能人人都是善人, 而且由于城邦公民职分的不同, 为了各自恪尽职守, 公民们也应该有各自不同的美德。法律是维护共同利益的积累智慧, 亚里士多德虽然十分强调法治, 但也主张应该把政治权力交给那些品质优良、才能出众的人。我们可以想象, 在亚里士多德的眼中, 公民们参与城邦政治的过程必然是与一个选拔和赋予职位的机制相容的。亚里士多德把职位和物质利益的分配, 也即与他人利益关系上的美德称为“特殊正义”。特殊正义是一般正义的一个部分, 它也属于与他人有关的美德, 且往往也是指向城邦政治的。特殊正义又分为三种, 即分配正义、矫正正义和交易正义。其中分配正义与每个社会成员的“应得”相关。分配正义是“几何比例”的中道, 在分配时依据的“平等”并不是把人人都看成完全一样, 而是看成价值上不同的, 然后根据其价值进行对等分配。亚里士多德认识到, 在现实生活中, 不同阶层的人、不同的政体对人的价值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他承认对于人的价值很难找到一个让所有人都认可的规定。所以, 毋宁说他只是对分配正义下了一个形式的定义, 即正义意味着与某种标准相称的分配比例, 同等情况同等对待, 不同等情况 (按照不同等的程度) 不同等地对待。人的价值是什么?或者说在理想的城邦内, 怎样来认定个人品质, 从而对其正当行为和应得份额做出解释和判断, 这恰好就是城邦政治的使命。矫正正义和交易正义都是在公民的私下交易中起作用, 它们所使用的手段是一种“算术上的比例”方法。这两种正义都不考虑人的价值, 各方只被看成是平等的, 或拉平一方从另一方夺得的利益, 或各方在自愿的情况下进行平等交易。但这两种正义都是在既定的政治秩序下发生的。矫正正义要由公正的第三方通过合法程序来实现, 它的目的是要依靠权威性的手段一次性地终结冲突;而人们之间的自愿交易也要依靠特定政治秩序之下的一种共同的东西来衡量。

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正义观与现代正义观的区别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正义思想首先关注的是个人美德, 其内容主要涉及对政治职位的分配, 而政治职位的分配又关系到对个人品质的评判。相对于政治职位的分配, 利益的分配是次要的。与指向个人品质的正义观不同, 现代正义观主要关注个人利益, 并且始终是指向社会的, 即这个社会的制度和组成这个社会的公民。罗尔斯在《正义论》的开篇就提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6]。罗尔斯是在更为狭窄的意义上来使用正义一词, 即对社会制度的道德评判。这一限定的意义通常就是“社会正义”一词所指涉的基本内容。社会制度 (social institutions) 是“规范化的定型化的举止、行动或行为原则的载体。它支配着社会生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 并历时悠久。”[7]这一术语并不表示行为本身, 也不表示以个人或集团为其成员的组织。除了社会制度, 还有许多其他的事物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正义的或不正义的, 比如说战争、契约、指控、法律、要求、裁决、荣誉、命运、乃至整个世界, 但在用正义判断来评判公民的行为的时候, 总是以特定社会的正义规范为前提的。

与两位古代思想家的正义观相反, 现代正义观一般不用来评价个人的品质。现代政治只要求公民们履行其公民责任, 而不干涉个人的道德志向。这是因为自现代以后, 政治 (或者说政治哲学) 的抱负发生了变化, 它不再关心政治活动如何提升个人美德, 而更关注一个人在政治生活中如何才能按照一个好公民的标准行事, 什么样的公民行为或者制度是合法、合理的, 不与法律或公共理性相抵触, 从而不会遭到法律的制裁并经得起道德上的评判。这样, 关于社会制度和政府 (公民) 行为的价值判断与对个人品质的价值判断就被明确区分开来了。但个人的价值观念与社会制度之间又总是相互联系的。社会制度对人们的价值观念乃至性格的形成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反过来, 社会制度也要凭借人的行动得以创造、维持和发展, 而人们的行动又要受其价值观念的影响。从表面上来看, 这似乎意味着, 对特定社会制度的道德评判必定要以对特定行为和个人品质的评判为前提。然而按照现代正义观念, 正义只涉及对特定行为方式评价, 个人的人生价值不能凌驾于作为其生存背景的社会制度的道德评判之上。这一方面是因为现代人的世界观跟古代人的世界观相比, 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人们很难就善的观念达成一致 (这并不是说古代的人们在善的观念上没有歧见, 而是说他们难以像现代人那样公开承认善的观念的多元状态是合理的) , 也无法找到评价个人品质的共同标准;另一方面是由于在现实生活中, 尤其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 制度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中介作用。古代当然也有制度, 但它们与人们的德性实践活动是同一的。个人内在的品质是其正当行为的前提, 而个人的正当行为又是其品质的外在表现。只有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 制度才能够平等地调节主体的外在行为, 而不涉及其内在品质和特殊身份。制度虽然只规定人与人之间外在的行为关系, 但不同的社会制度也往往会产生出不同的行为方式和品质, 社会制度能够塑造人的行为, 所以对社会制度的道德评价就显得格外重要。社会制度的塑造功能通常为自由主义思想家们所警惕, 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主要工作就是要来调和自由主义价值与社会事实之间的冲突。

古代思想家们的正义观念与现代社会产生的正义观之所以存在着差别, 虽然与人们世界观的变化和制度发挥的作用相关, 但归根结底还是由于社会生活条件的不同。不同的生活条件带来了新的社会事实。现代政治不再关注个人的美德, 这并不意味着它要抛弃所有的美德, 毋宁说现代政治所关注的乃是一种全新的美德, 即平等公民之间的政治美德。现代思想家们之所以要关注平等公民之间的政治美德, 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这样一个社会事实:在追求社会制度的正义与普遍地培养起宽容、公正、明理、理性等公民美德之间, 存在着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 而这种良性的互动关系, 是现代社会的条件下实现正义的关键。

参考文献

[1]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M].彭淮栋, 译.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3:35.

[2]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 张竹明,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6:156.

[3]罗斯.亚里士多德[M].王路,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209.

[4]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5:3.

[5]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126-127.

[6]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 等,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3.

法的正义诠释探究 篇10

正义是什么?何谓正义, 何又谓不正义?这的确是个困惑的难题, 却又是哲学、政治学、法学等不容回避的问题。在此, 本文仅对历史上出现过的正义理论作一简单的梳理, 而不是要论证正义的具体标准是什么, 正义包括了那些内容, 什么样是正义的, 什么样是不正义的。这本身就是个有争议的话题, 它不是我要论证的, 我所关心的仅仅是:正义到底会以怎样的样式存在, 而法该怎样才能够将正义予以表达。

为揭开正义的谜底, 从古希腊早期的智者到现代的哲学、法学大师都为此做着不懈的努力。亚里士多德指出: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 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博登海默指出:正义是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 变化无常、随时可以呈现不同形态, 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然而, 对正义作了系统阐述的, 则首推当代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罗尔斯。其对正义原则的一般表述是:“所有的社会基本价值 (或者说基本善) ──自由和机会, 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平等地分配, 除非对其中一种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他通过“原初状态”、“无知之幕”的理论预设, 提出了两个正义原则:一是平等自由原则, “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的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二是差别原则和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 “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 使它们: (1) 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 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 (差别原则) ; (2) 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 (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 。”这一原则用以安排、调节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这就是著名的“作为公平的正义”原则。

而正义, 却还必须是具体的。恩格斯在批判蒲鲁东抽象的“永恒公平”时, 指出:“这个公平则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现。”事实上, 社会生活条件的不同, 理所当然便具有不同的正义价值观。但是, 正义作为一种价值观, 隶属于观念形态, 其必须以物质规律为基础。也正因为其以物质规律为基础, 所以正义中始终有一些因子是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因此, 必须把人类生存所需要的社会生活条件与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加以提炼, 确定一般的正义原则, 结合以每个时代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要求, 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及其喜好、习惯等, 从而形成每个时代对正义的基本要求与正义的具体内容, 以便为法内容的选择确定行为模式与价值选择和判断。唯其如此, 方能使法真正做到诠释正义, 表达正义, 实现正义。

二、法诠释正义的途径

毫无疑问, 法必须以正义为追求目标, 将正义加注于法之中, 以实现对正义最完美的诠释。质言之, 实现对正义最完美诠释的, 必须是法, 舍此无它。唯有天然具备正义的法, 才能有效地防范人类的恶性、非理性行为的随意性, 从而使人类更好地合作。试想, 如果法之中都充满了恶性, 缺乏正义, 那么, 法还能够实现对人类不合作性行为的规范吗?与此同时, 还在于我们毫不怀疑这样一种理念: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与制度安排中, 舍弃了正义, 也就舍弃了人类生存的价值;舍弃了正义, 也就舍弃了社会生活与制度安排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既然以法为载体的法治, 代表了某种具有价值规定的社会生活方式 (显然, 这种社会生活方式就是以正义为最高价值的) , 那么, 法就必须以正义为载体、以正义为灵魂、以正义为生存方式。

那么, 法又如何去诠释正义呢?它是怎样实现对正义的诠释呢?易言之, 正义如何被加注于法之中?法不是天然生成的已如前述, 它是由人去规范和表达的, 人是“造法”的主体, 因此, 法内容所蕴涵的正义价值诉求, 必须是由人去添加和生成的, 尽管法包含着物质世界规律性的客观内容, 但却内含着人对客观世界规律性认识的主观内容。正是在这个层面上, 我们说, “造法”主体的正义价值观必然会体现在法内容上面, 也必须体现在法内容上面。这不仅是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 还在于, 法是人类社会生活与制度安排的一种实现方式, 倘若法内容缺乏正义的价值诉求, 将无法实现对人类社会生活与制度安排的合理化、良性化。因此, 造法主体必须将正义加注于法之中, 唯如此, 方能实现法调控社会生活与实现制度安排的合理目的。

然而, 现实的悖论却又是:作为“造法”主体的人, 在其本身具有天然的恶性与非理性的条件下, 就一定会将正义这道理性的作料添加在法律的大餐中吗?如果他们不添加呢?同样道理, 法律的实施者一旦恶性得以张扬, 法内容所蕴涵的正义需求又如何能得到实现呢?简而言之, 我们应如何实现与确保法的正义?显然, 解决此问题的困境, 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第一, 以责任约束法律制定者的行为, 确保正义落实于法内容之中。何谓法律责任?这是个难以界说的概念, 迄今为止, 法学界尚没有一个能被说有人接受并能使用于一切场合的法律责任的定义, 但一般通说认为, “法律责任是由特定法律事实所引起的对损害予以赔偿、补偿或接受惩罚的特殊义务, 亦即由于违反第一性义务而引起的第二性义务。”

在立法中, 以法律责任来约束法律制定者的行为, 是正义落实于法内容之中的重要途径。法律的制定者本来是人民的代表, 其所代表的, 本应是人民的利益, 然而, 法律制定者亦有其自身的利益, 为了防止其私欲的膨胀, 以防其将自身的利益凌驾于人民的利益之上, 也是“为了防止立法者的恣意、任性, 在立法制度上设立责任装置, 更有利于使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尽可能合宪、接近公意, 从而巩固人民主权原则。”另一方面, 在制度设计中, 必须以规则的形式一定程度地“弱化”法律制定者的强势地位。这是因为, 在法生成的过程中, 法律的制定者尽管是民众的代表, 但客观地说, 他们都是在一定程度上拥有话语霸权的人, 这不仅是法律所赋予的“特权”, 也是事实上的一种优势地位, 此种优势地位决不可滥用, 因此, 以“责任”对其加以约束毫无疑问是上佳的选择。法律实践中, 纳粹德国时期制定的13部反犹太法案, 就是在种族主义的动机下制定的以达到消灭犹太人为目的的恶法, 可称之为恶法之典范。由是观之, 法律的制定者一旦背离民意, 将正义抛弃, 便违背了法的本意与初衷, 法的内在悖论由是生成。

第二, 完善民主决策机制。民众是民主的践行者, 民主是民众管理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参与决策过程的一种有效的机制。然而民主本身也是存在困境的。这表现为:享有民主的主体, 不仅仅是自然人个人, 还有组织。这些主体均有其私利, 一旦缺乏约束, 他们容易假借民主, 实现其私利。达尔在论及民主的困境时说到:“独立的组织在一个民主政体中是非常必要的, 至少在一个大规模的民主政体中是如此。每当民主过程在像民族国家那样大规模的水平上运用时, 自治的组织一定会产生。……然而, 正如对于个人一样, 对于组织而言, 独立或自治也会有产生危害的机会。组织可能利用这种机会增加不公正或使之永久存在而不是使之减少, 利用这种机会助长其成员的狭隘个人主义而不关心广大公众的利益, 甚至削弱或毁坏民主本身。”法的生成过程, 其实质是各种利益的博弈过程, 一旦利益的博弈偏离一定的轨道, 将不可避免使法悖论得以生成, 因此, 以一定的规则去约束民主主体参与民主过程便显得尤为重要。达尔在该书中还指出, 通过对政治资源的不平等、扭曲公民意识、公共议事日程的控制、最终控制的让渡四个方面的约束与控制, 来实现对组织的控制, 以使民主得以有效实现。因此, 在立法过程中, 借鉴并采用法学家们所设计的这些民主措施从事立法活动, 毫无疑问是有重要意义的:一方面, 它可以使民主立法得以有效实现, 使立法主体得到最大化的实现, 各种组织与民众个人均可以参与该决策的过程。另一方面, 它还可以实现立法内容的人民性, 使正义蕴涵在法内容之中。因为法是民众自己制定的, 故体现其自身需求的利益与愿景便可得当到最大化的实现, 而民众所追求与代表的公平正义价值观自然便落实于法内容之中, 使民主与正义的悖论 (法生成的民主性悖论) 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避免。

与此同时, 在民主立法实践中, 我们还可以借鉴国外的立法实践经验, 考虑建立一种判断正义与否的民主程序, 比较典型的, 就是全民公决这种民主参与体制。许多西方国家的宪法都有规定, 在涉及国家重大事项的立法, 要使其通过并生效, 必须交由全体民众进行表决, 由人民最终决定。这种民主立法体例, 在解决法生成的民主性悖论方面, 无疑是有效的。因为, 就理论层面而言, 诚如科恩所指出的, 民主的深度与广度, 是评判民主的指标。此其一, 其二, 正义是一种价值观, 尽管包含着客观内容, 但其形式却是主观的, 而对是否正义进行评价与取舍的主体, 恰恰却是人民。由此, 形成了如下逻辑性的统一, 那就是:在立法上, 民众参与的深度与广度, 是评判是否民主的尺度, 而在价值观上, 正义又是由民众来代表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说, 民众 (人民) 实现了民主与正义的统一。

摘要：正义历来就是个有争议的话题, 但是她又是法学理论不可回避的问题, 本文不是要对正义的具体内容进行论证, 而是通过正义的基本内涵的研究, 探讨正义到底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 而我们法律规则的制定, 又如何将正义的要求予以表达。

关键词：正义,理性,恶法

参考文献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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