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聚落文化

传统聚落文化（精选十篇）

传统聚落文化 篇1

关键词：历史文化资源,传统村落,规划编制,评估体系

1 概述

苏州城镇统筹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30多年来农村发展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然而随着城镇化深度推进, 数量更广的处于县 (市) 、区级个别保护的集镇、村落或者未列入到保护名录的村镇聚落由于历史客观原因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有效保护其特色风貌远远不够。为此, 苏州市开展文化资源评估工作, 开展评估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方面为特色村镇建立档案, 为下一步申报提供基础资料, 另一方面结合苏州文化行动工作指引, 深入挖掘特色村镇的特色元素 (物+非物质) , 在新型城市一体化条件下, 提炼总结传承地域特色, 为新一轮镇村规划提供空间素材。本次规划范围为苏州市大市范围内共102处集镇村落, 其中50处风貌和格局保存比较完整的村镇, 52处风貌局部尚存的村镇。

2 规划实践

2.1 规划构思

评估分三阶段, 第一阶段是内业资料准备和资料搜集工作:搜集地方志, 第三次文物普查相关资料, 查找村镇区位、历史沿革、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文化与名人、名胜古迹、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节日等介绍与图片;根据相关资料列出文保、控保、历史建筑、历史环境要素清单, 设计调研线路和内容;整理出村镇的地形图、影像图。第二阶段是实地踏勘阶段:对评估村镇展开实地踏勘, 与当地部门座谈, 了解村镇格局, 文保、控保、历史建筑数量,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信息, 用地现状图和规划图、相关保护规划编制情况、具体保护和整治措施等;对每个文保单位、控保单位、历史建筑、历史环境要素现场勘查、拍照、记录, 填写调查表, 清晰的记录老街全貌、河道全貌、建筑单体和立面街景等的照片;与村民交流, 整理访谈记录, 了解村镇历史、传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及村民对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的认识;总结村镇文化特点、整体风貌格局特色、风土人情。第三阶段是后期成果阶段:调查点详细报告102份, 形成完整的评估报告, 重点是当地情况的描述以及评价和建议。苏州古村落的水乡特色及古桥见图1, 图2。

2.2 调研实施

现场调研是项目实施的主要构成部分, 是后期评估报告形成的基础。现场调研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召开座谈会, 二是现场踏勘。座谈会围绕苏州历史文化街区、传统村落调查评估展开, 在102处调查点的调研过程中, 调研组以镇为单位开展座谈会, 共计召开座谈会50余次, 参与调研会人员一般为政府主管规划建设负责人、文化站站长及镇志编纂相关人员、规划部门相关人员。会议内容一般是:调研小组人员介绍该项目的内容, 政府部门介绍调研点的村镇概况及近几年的发现, 规划部门人员介绍调研点目前的规划, 文化站人员则介绍调研点的历史文化情况, 以及文物点的相关情况 (见图3, 图4) 。

2.3 成果形式

本次评估形成“四库一系统”体系, 四库是指文本说明库, 现状留存现状资料库, 评估体系库, 保护建议结论库, 一系统是基于GIS现状查询分析系统。文本库包括村落的区域状况、历史沿革、人文现状等, 现状留存现状资料库包括用地规划图、文保、控保、历史建筑分布图及照片、历史环境要素分布图及照片等, 评估体系库包括调查评估内容列表等, 保护建议结论库包括评估后形成保护建议等, 基于GIS现状查询分析系统是指空间化每个传统村镇, 具体包括地理区位图、每个调查点建筑风貌分类图、每个调查点重点建筑示意图、每个调查点重要环境要素示意图等。

3 历史文化资源评估

3.1 评估体系构建

在评估原则方面, 一是注重综合性, 基于价值分析中的多个层面来进行综合评估, 不仅仅局限于对建筑景观与文化遗产的单一评估;二是重视可持续性, 依据影响因子的判断, 将现有价值要素的存续可能性作为评价的重要参考因素;三是现时性, 基于现状的评估, 对已毁弃的要素不再纳入评价范围。

在评估体系构建思路方面, 历史文化村镇的评价体系是目前我国较系统、较完整的定量评价体系。在本次苏州集镇历史街区和传统村落价值的规范标准方面, 以《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评价指标体系》为参考, 结合本次苏州农村集镇历史街区和传统村落保护评估的本土性。1) 重新量化指标体系中分值和等级。重新探索这些指标的定量化评价方法。本指标体系通过多次试验严格的设置打分项, 考虑到各种因子不同的等级和阶段, 重新量化了指标体系中分值的确定。2) 重点强化环境风貌及整体格局、街巷 (河道) 格局等方面评价。环境风貌及整体格局是历史街区和传统村落的根植地和背景区域;而街巷格局则反映了村镇的传统秩序和脉络, 是历史文化村镇的视觉走廊, 这些都是苏州集镇历史街区和传统村落价值特色评价不可缺少的地方, 有些集镇和传统村落的历史价值可能不一定非常的明显, 历史人物、历史建筑等遗存不多, 但由于自然环境的优美, 江南水乡、农桑渔田的特色凸显, 独特的景观风貌、田园风光也值得受到我们的保护重视, 也值得我们传承这格局特点。3) 补充非物质要素中民俗文化、科学研究价值等评价内容。历史集镇和传统村落的范围较小, 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又通常是在镇、区或者市的层面, 苏州传统村落地域文化相近, 通过民俗文化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两点拉大不同调查点的非物质要素价值的差异,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4) 增设附加分项。苏州的村落发展“共性”中亦有着“个性”, 江南水乡田园的风格中孕育着不一样的特色文化。本次评价体系增设了加分项, 对极其有价值的情况进行加分的处理, 周边环境带动、历史事件影响深远、农耕文明典型、一流人物影响、交通要道带动发展等等。

评估指标体系将评价指标分为4层, 即目标层 (A1) 、综合评价层 (Bn) 、要素评价层 (Cn) 、方案评价层 (Dn) , 构建以“物质文化遗产B1”“非物质文化遗产B2”为Bn因子, 并确定最外层A1-Bn层的框架, 奠定评价体系的研究基础, 由此确定要素层Cn。

评价体系要素层 (Cn) 评价要素的选取:1) “物质文化遗产”因素。从宏观—中观—微观, 即聚落环境风貌—传统街巷 (河道) —建 (构) 筑物, 对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分类, 并在对国家现行评价指标调整的基础上, 确定“环境风貌及整体格局C1”“街巷 (河道) 空间形态C2”“建 (构) 筑物遗产价值C3”作为B1控制下的C层因子。2) “非物质文化遗产”因素。包括反映村镇历史性价值、文化性价值、科研性价值和延续性价值四方面。历史性反映村镇的久远度、历史职能等价值;文化性反映村镇的传统文化及相关要素;科研性反映村镇选址、格局、风貌的特殊性和合理性;延续性反映村镇原住居民的多少和传统的保留传承情况。确定“特色历史价值C4”“传统民俗文化C5”“科学研究价值C6”“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延续性C7”作为B2控制下的C层因子。在Cn要素层控制下确定了各个Dn层因子, 进一步建立苏州农村集镇历史街区与传统村落保护评价指标体系, 将指标层次确定为4层, 即目标层A, 综合评价层B (2项) , 因素评价层C (7项) , D (18项) 。评估体系结构见表1。

3.2 评估结果

根据评估体系及具体情况, 对调研点进行打分, 通过打分制简洁直观的展示各点的现状。根据102处调研点的打分, 将各调研点划分为五个分数段, 进行总括:0分~40分:农村集镇历史街区或者传统村落的文化价值较小, 现状保存较差, 不建议保护;40分~50分:农村集镇历史街区或者传统村落在物质要素或者非物质要素的某些方面存有历史价值, 建议针对各调研地方的突出点保护;50分~60分: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建筑群且风貌保存较好, 可连成线, 建议划定范围, 针对性的改造整治其风貌, 注重历史文化价值的传承, 保护现状街区;60分以上:历史文化价值大, 环境风貌、街巷格局、非物质文化等方面都传承的较好, 建议制定保护发展规划, 确定绝对保护区、风貌协调区、开发平衡区以及商贸区等, 建议纳入苏州市级的古村落保护名录或者申报省级、国家级保护单位, 进行重点保护和发展。除此之外, 划分了一个40分~60分的分数段, 作为发展江南特色水乡村, 在该范围内历史价值不高, 但整体格局体现了江南水乡的特色, 值得保护。苏州传统聚落 (镇、村) 调查点保护等级分类建议见表2。

4 规划思考

在城市经济飞速发展、建设用地日益紧张的今天, 位于城镇中心区域的历史集镇和城市边缘地带的传统村落的生存空间已经越来越小。城乡统筹过程中, 市场机制的引进, 加速了城市更新改造的过程。开发商片面强调投资回报, 原住民的乡土观念逐渐迷失于土地级差地租、房屋出租所带来的经济收益, 外来流动人口缺乏必要的保护意识, 进一步加剧了对历史集镇和传统村落的破坏。实现“在保护中求发展, 发展中更好地保护”的良性循环, 不能局限于技术层面, 还需要政府、社区 (原住民) 、开发商三个利益主体之间协调与配合。

参考文献

[1]赵勇, 张捷, 李娜, 等.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评价体系及方法研究——以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镇 (村) 为例[J].地理科学, 2006 (4) :497-505.

[2]吴晓, 陈薇, 王承慧, 等.历史文化资源评估的总体思路与案例借鉴[J].城市规划, 2012 (2) :89-97.

西双版纳傣族传统聚落的文化形态 篇2

西双版纳傣族传统聚落的文化形态

西双版纳傣族传统聚落具有明显的文化资源保护和文化产业开发价值.本文按其功能,将传统聚落的物质形态构成要素分为宗教要素、生活要素和自然要素三类,并从空间构成上将其划分为环境空间、精神空间和生活空间,进而从物质层、心物层和心理层三个层次对文化形态赋予西双版纳傣族传统聚落的影响进行剖析,归纳出传统聚落的四个文化因子,即水之村寨、越人之村寨、神灵之村寨和佛之村寨.提出从文化内涵的.角度,按傣族聚落的文化核心、社会时代特征和相应的民族价值观将西双版纳傣族传统聚落的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有机地统一了傣族传统聚落发展中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的作用,深化了西双版纳傣族传统聚落文化资源保护和文化产业开发中所需的、对传统聚落文化演进的认识.

作 者：杨庆  作者单位：昆明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建筑学系 云南昆明 650093 刊 名：云南社会科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SOCIAL SCIENCES IN YUNNAN 年，卷(期)： “”(2) 分类号：G03 关键词：西双版纳傣族传统聚落   文化形态   文化资源保护和文化产业开发  

江西流坑村传统乡村聚落文化的研究 篇3

关键词：流坑村；传统乡村聚落；文化；宗族制度

中图分类号：K825.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432（2012）-09-0225-2

1 流坑村的历史与发展

流坑村位于江西省抚州市乐安县西南部的乌江之畔，北距县城38公里，西去所属牛田镇8公里。它上游有晹田村，下游分布着麻坑村、水南村、牛田镇，而它正处在乐安东南山去向西部中低丘陵的过渡带上，四面青山拱挹，三面江水绕流。当地人习惯将小盆地称为“坑”，故得名流坑村（图1）。全村总面积3.61平方公里，耕地3572亩，村民1280户，5600余人，除少数姓曾外，其余均为董姓家族。

据流坑董氏族谱记载，流坑董氏的远祖，可追溯到西汉名儒董仲舒，但有清晰世系可考的，是五代时居于抚州宜黄县的董清然，南唐时，他的曾孙从宜黄扩源村迁来，当时这一带还是荒芜之地，但后来迅速发展成千人大村落[1]。明末崇祯九年，大旅行家徐霞客在他的《江右游日记》中这样写道：“其处阛阓纵横，是为万家之市，而董氏为巨姓，有五桂坊焉”，高度概括了明末流坑村的繁荣景象。关于流坑村的历史，可简单概括为：始建于五代，以科第而勃兴于两宋，衰微于元朝，以工商业而繁荣于明清，最终败落于晚清、民国之际。如今的流坑村虽然落后贫穷，不被世人所熟知，但也正因为如此，使其深厚丰富的聚落文化得以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2 流坑村传统乡村聚落文化的构成

2.1 物质文化层

2.1.1 自然要素——“天人合一”的朴素自然生态观 聚落形态的形成涉及人与自然环境的衔接与融合，其选址与其周边的自然环境有着密切关系。《流坑董氏族谱》中这样描写流坑村的自然环境：“天马南驰，雪峰北耸，玉屏东列，金峰西峙”，四面环山险若天障，盆地内丘陵起伏，幽如鬼谷，东南西北四个山坳系自然生成的“城门口”，东南北三面环绕的乌江水则是天然的“护城河”。这种绝佳的地势条件既顺应了人们传统的防御心理，又能很好地抵御外来侵犯。另外，村落受亚热带湿润季风影响明显，四季分明，日照充足，雨水充沛，无霜期长。这些都为该村农业的发展和村民居住生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村西的金鼓峰与远处环绕的群山形成了高大的天然屏障，阻挡着北部寒风，迎纳着南部阳光和暖温气流，形成良好的小气候。水和土地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村落的布局和形态。村中最重要的水体便是乌江和由董燧带领村民挖掘的村中内湖——龙湖。乌江是流坑村连接外界最重要的通道，而龙湖则对其生产、生活、防洪排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形成了“活水排形”的良好格局[2]。村落主体位在乌江西岸的高地上，村西是一百多亩肥沃的水田，为村民的生活提供了保障。可见，丰富的自然资源是早期传统聚落赖以生存的前提，地理及气候条件是聚落形成的依托，而“天人合一”的朴素自然生态观则是传统聚落选址、布局的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

2.1.2 地域因素——多元文化的共加圈 地处吉州之东、抚州西南的流坑村，在南宋高宗绍兴十八年前隶属吉州永丰（即庐陵），那时当地便有“欧（欧阳修）董（流坑董氏）名乡”之称，十八年后划归抚州乐安。虽后来行政区划上归属抚州，但村落位于乌江上游，与吉州地区水系同属赣江流域，地理上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也正因为这双重地域环境的影响，使其文化既有吉州（庐陵文化圈）的传统，又受抚州（临川文化圈）的熏陶，形成了庐陵文化圈与临川文化圈共同叠加作用的产物[3]。此外，古江西地处吴头楚尾，各时期都有文化遗存，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土著文化，经过传播与融合，逐渐形成了三苗文化圈、荆楚文化圈、百越文化圈和中原文化圈的结合产物，这种结合也构成了赣文化的底层，共同影响着流坑村的发展，具体表现在村民日常生活习俗及宗教信仰活动中[4]。所以说，流坑村是中原文化与吴、越、楚文化的交汇地，是临川文化与庐陵文化的集中体现，是赣江流域的文化代表。

2.2 精神文化层

2.2.1 传统风水理念 流坑村受风水理念的影响颇深。據《流坑村图述》记载，董氏就是听了堪舆大师杨筠松师徒的话才将聚落的选址定在如今这块风水宝地。远有青山环卫，近有江水绕流，形成山环水抱之势，完全符合风水中“负阴抱阳、背山面水、藏风聚气”之说。以风水“水法”论流坑村，乌江水东南入、西北出，符合传统风水所谓“水之来者曰天门，水之去者曰地门，天门宜开，地门宜闭”的基本原则。乌江绕流于村落东南北三面，正形成小聚和“金带环抱”之势，自然属于风水宝地。杨筠松曾留下“只要水朝庚，依旧好流坑”的箝语。村内交通呈“七横一竖”的格局，八条巷道之间还有密如蛛网的小巷与之贯通，符合“横补直泄、补泻相济”的风水理念[5]。另外，明代董燧在村西南方挖掘的龙湖，除了考虑到生活生产及防洪需求外，更重要是应了风水上的讲究。因为作为“龙穴”之地的流坑村，必须以水聚龙、活龙，有水方能聚财，其名亦应风水喝形而来。

2.2.2 陆王心学及理学思想 江西是宋代理学渊薮之一。心学的开山鼻祖——陆九渊便是抚州金溪人，元代有理学宗师吴澄，明代则有翰林学士解缙。更重要的是王阳明，他的学说在江西任巡抚的四年半中日趋成熟，故其死后“江右王门”最盛。而流坑村南宋的董德修服膺陆学，明晚期的董燧则醉心于王学。“江右王门”中的聂豹、罗洪先及王阳明的弟子王畿都和董燧交往甚多。董德修和董燧学成后在村中大力培养弟子，创办了心斋书院、雪峰书院、蓉山书院等，使得陆王心学在流坑读书人中占了主导地位。他们用儒家经典，尤其是陆王心学及理学思想，教化族众，巩固宗族血统。另外，他们还将理学思想运用到治村实际中，形成了一套理法相融的道德规范。按照道统的理念，董燧等人制定的“遵圣训”、“崇礼教”、“宗正学”等十四条族规，对族众的思想行为进行全面而严格的规范、劝诫和教育，使之“辅血脉而禅于无穷”。流坑董氏深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有道统，即理学，存理去欲，修齐治平，才能强化封建社会基层组织，使家族的维系超越原始的阶段，进到理性的境界。流坑村董氏百世不衰，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典型，正是得力于宗法制度的维系和儒家道统的教化[6]。

2.2.3 宗教信仰与传统民俗 流坑村是杂神信仰，有着深厚的傩文化。传说自北宋御史董敦逸将“傩”带回了家乡，它就被奉为神明。每年正月初二到十四日，凡头年有中举、添丁、嫁女、娶亲等喜事的人家，都要请傩神到各家中厅堂中表演一番。“玩喜”是流坑村对傩戏的俗称，它在保留古老驱疫逐鬼的祭祀内容的基础上，融合了明清时期社祭中娱神乐人的习俗，同时又寓传统的科举进士文化主题与和谐的生态伦理教育思想于其中，具有独特的人文精神内涵[7][8]。村中庙宇的数量庞大，多沿乌江的左岸分布在村落四周，有拱卫天门的三官殿，护卫水口的观音堂，玉皇阁，供奉地仙的武当阁、土地庙，还有五王庙、真君阁等。把为百姓生活解难的各路神仙都容纳进来，满足了乡民求助各种超自然力保佑的心理需求。

村中还有许多特有的传统民俗，比如明万历以前，村子有个旧俗就是每十年必举办一次规模盛大的水陆大会村，又称水陆道场。每逢端午节，族众会请来戏班演戏以驱灾辟邪。村落质朴而丰富的市井活动如赶集、摆摊、看戏、祭祀、神聊、喜庆、谷物晾晒等，形成了一种网络状的联系。这种网络状的联系既丰富灵活了聚落空间形态的层次和种类，又保证了生产、生活、贸易的沟通，使聚落发展有了经济上的刺激和保障，更重要的是，它起到了文化整合的作用[9]。

2.3 制度文化层

2.3.1 封建法规礼教制度 封建礼制是儒家观念的精髓，它要求山水景观都是“尊卑有序，大小有伦”，体现儒家“礼”的秩序。流坑村受其影响很深，主要体现在民居建筑的平面布局中。村中民居建筑的平面布局都是以礼制为前提，讲求长幼有序、内外有别、男女有避。民居空间严格按照礼制要求排布，前堂明亮气派，供宴客、行礼之用；后堂昏暗简易，为日常生活之用，两者有着明显的等级差异和装修档次的高低。沿袭了封建社会“左祖右社”的传统思想，流坑民居通常以左为尊，前厅左厢房为长者居住，右厢房为长子居住；次子及女眷则居于后堂厢房。礼制空间表现的是一种对家族至高无上的崇拜和绝对服从的精神意味。讲究礼制秩序的流坑村民居，在居住环境上追求儒家的教化性空间和等级空间。

2.3.2 血缘关系与宗族制度 南方传统宗族聚落的空间形态多为体现完整权力聚散的内聚性核心结构，形成一种“以宗祠为中心，由内向外自然生长”的布局，但流坑村却并不如此。整个村落的布局仿照唐宋时期城邑的里坊规制，像一座城池，亦似一方都会，这是一般仅拥用若干古建筑的村落难以比拟的。作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古村落，流坑村表现出较大的封闭性、稳定性、对传统的延续性以及浓厚的祖先崇拜意识。为了凝聚族众、维系秩序、稳定发展，流坑董氏建立了严密的封建宗族制度，还大修族谱，兴建祠堂，从精神上训导族众“尊祖敬宗”，使宗族成员普遍地、形象直接地感受到宗族文化的精神。村内宗祠星罗棋布，房房有祠，巷巷有祠，房巷对应；大宗祠、小宗祠、总祠、分祠、家庙，系统支派严整，源流谱系清晰[10]。众多宗祠中属董氏大宗祠最为宏伟，它为祀奉流坑董氏的开基祖董合兴建，是流坑董氏“千门万户，聚居一家”的重要标志。可惜后来被北洋军阀烧毁，只遗下敦睦堂中五根花岗岩石柱，诉说着董氏宗族昔日的辉煌和经历的沧桑。如今村中仍保存有祠堂58座，成为流坑村一项宝贵的人文景观，映射着强烈的宗族观念和潜在的文化意识。

3 结语

聚落文化的形成是一个自然条件、地域因素、传统风水、宗教理学、社会制度与人的思想行为活动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它的唯一性使得流坑村成为区别于其他聚落的独立个体。同时，它又反過来限制聚落中人的思想和行为活动，牵制着村落的演变与发展。通过研究我们看到了文化在传统乡村聚落的形成、演变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这也对我国传统乡村聚落的保护与传承和现代人居理想环境的构建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 鲁民.千年古村访流坑[J].今日中国，2003，5：68-70.

[2] 刘沛林.古村落：和谐的人聚空间[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3] 银光灿.流坑古村的特色与价值[J].江西社会科学，2000，6：64-65.

[4] 许飞进，刘强.乐安流坑村传统聚落形成与演变的特色探讨[J].农业考古，2008，3：236-238.

[5] 邓建辉，骆永正，邓建红.杨公风水与村镇规划[J].山西建筑，2009，35（20）：34-35.

[6] 周銮书.千古一村——流坑历史文化的考察[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

[7] 廖夏林，金卫根，金奕敏.江西抚州农村傩文化及其旅游开发探析[J].农业考古，2010，6：310-312.

[8] 李雪萍，王春阳，曾群浪.临川傩舞文化的风貌与特点[J].成都教育学院学报，2006，20（1）：56-57.

[9] 张素娟，黄智凯.浅析湘南传统聚落文化对景观空间形态的影响[J].吉林农业，2010，5：132-133.

[10] 李秋香，陈志华.中国古村落——流坑村[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传统聚落文化 篇4

传统陶瓷文化聚落是景德镇宝贵的财富, 它承载着景德镇先辈们的智慧、血脉与精魂, 通过对这些聚落的深入研究, 人们可以大致了解景德镇主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内涵与延续状况, 正是这些聚落空间所蕴含的巨大的非物质文化内容, 使得这些聚落成为景德镇“非遗”保护最重要因素之一, 而“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又促进了这些聚落的发展, 二者呈现出交错相融的关系, 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与探索。

1景德镇传统陶瓷文化聚落概说

传统陶瓷文化遗产是国家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景德镇的主要标志, 这些传统陶瓷文化遗产则主要散布于各个聚落当中。这些以传统陶瓷文化为主要特色的聚落, 我们姑且称之为传统陶瓷文化聚落, 既包括各种古老村落, 也包括城市古街巷, 年代不一, 其中有的历史已达千年左右。

从现在的行政区域来看, 这些聚落主要可分为三大片区, 第一片是市区, 包括珠山区与昌江区的一部分, 主要由一批富有传统特色的街巷民居构成, 其中有不少保存较完好的明清古民居, 如祥集上弄三号、九号明代民居, 被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有的弄堂名称本身即彰显其传统文化意味, 如龙缸弄。而在这些古老街巷的地底下还埋藏有巨厚的陶瓷文化遗存, 其历史价值之大以致无法估量。第二片是昌江区的乡村地带, 主要包括一些陶瓷历史名村, 有些在陶瓷史上亦赫赫闻名, 成为著名窑址的所在地, , 如黄泥头、三宝、湖田、银坑等。 第三片则是浮梁县境内, 以瑶里最为驰名, 村落保存完整, 并有高岭、绕南等大量陶瓷文化遗存, 有瓷之源之美誉。 另外如湘湖、寿安则以五代至宋代时期曾极度繁荣的窑业而闻名, 集中分布于南河与小南河流域, 近年唐代窑址的发现使得湘湖兰田声名鹊起。

这些聚落各有特色, 形成了中国最宏大的传统陶瓷文化景观, 成为中国传统陶瓷文化最典型代表。这些聚落有着各自独特的历史发展脉络, 大多数直到现在仍然保留有大量陶瓷生产活动, 形成一条有序传承的链条, 这是其最具价值之所在。本土文化是这些聚落的主体, 既与其历史、文化传统有关, 亦与其所处的地域自然环境密切相关, 在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 这些聚落在保持和延续自身传统特色的同时, 也在不断地在外界影响下而发展与变革。

景德镇传统陶瓷文化聚落是景德镇祖辈们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是景德镇特有的资源与财富。随着景德镇城市化的发展和旧城改造速度的加快, 景德镇传统陶瓷文化聚落的改造与保护之间的矛盾也变得日益突出, 各个聚落遭受的人为与自然的破坏情况变各不相同, 总体情况不容乐观。

2景德镇传统陶瓷文化聚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体

景德镇传统陶瓷文化聚落是景德镇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的根基与土壤, 相比于以人造旅游景观的方式来保护要更有意义。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散布于这些聚落当中, 并与当地人民的日常生产与生活密切相关, 脱离了这些, 则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成为没有生命力的孤立的事物。如有些聚落中还保留了近乎原生态的各种制瓷技艺, 而这些聚落, 正是这些手工制瓷艺人生存活动的依存, 如果离开它也就失去了传统民俗下的非物质文化遗存的真正意义。

景德镇传统陶瓷文化聚落所承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极为丰富, 其内容大致可包含以下几类:一是技艺类, 包括各种传统手工制瓷技艺、传统陶瓷烧造技艺等, 这也是景德镇“非遗”的核心部分, 不仅属于景德镇, 也属于中国乃至世界“非遗”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传统瓷业民风民俗和信仰, 这是正在迅速消退的一部分, 历史上的景德镇瓷工在行帮、地籍和血缘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独特的民风民俗, 而这些具有封建性的社会关系在今天已不复存在, 传统民风民俗也随之近于消亡。三是传统陶瓷活动遗迹, 包括历代陶瓷生产场所和器物遗存, 借此可以考察聚落陶瓷文化的历史传承状况。

虽然景德镇拥有无与伦比的传统陶瓷文化遗存, 各个传统陶瓷文化聚落中所包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极为丰富多彩, 但是其生存状况却是不能不令人忧心的。 随着聚落本身的变化, 许多“非遗”赖以存在的生产生活方式被改变, 其生存土壤正在消退和枯竭, 许多传统陶瓷技艺及陶瓷民风民俗在迅速衰微, 其原生态的生存空间正在被不断挤压, 其所承载的“非遗”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呈与日俱减之势。

长期以来, 人们习惯于将“非遗”以一种资料收集的方式来加以保护, 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博物馆式的方式, 并无助于“非遗”的真正保护, 因此, 景德镇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要以活态的方式进行传承, 就需要对各类传统陶瓷文化聚落进行全面保护或重点保护。景德镇深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存在于这大片的城乡聚落当中, 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体, 也是体现其独特性和地方性价值之所在。

3景德镇传统陶瓷文化聚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荣俱损

景德镇之所以成为我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 得益于遍布于全市城乡的众多的传统陶瓷文化聚落。在历史上, 景德镇曾经是古风幽幽的江南名镇, 城市规划极具特色, 以御窑厂为中心, 呈一种同心圆式的街巷分布, 制瓷的各个生产工序, 不同种类瓷器的生产, 瓷器销售等相对固定地分布于不同的街巷, 而乡村各个村落也各具特色。 随着时间的变迁, 这些传统陶瓷文化聚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古风犹存的地方已经被局限在非常狭小的范围之内, 大部分传统陶瓷文化聚落已经被时代赋予了新的内容。景德镇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陶瓷文化聚落的关系可以说是俱荣俱衰的关系, 彼此紧紧联系在一起, 因而, 随着传统陶瓷文化聚落的变迁,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随之变化也便成为一种历史趋势。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 原有的城区街巷与乡村结构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除瑶里、高岭、东埠等少数边远聚落依托旅游业得以基本保持历史旧貌以外, 大多数传统陶瓷文化聚落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这种变化大致包含两大方面内容, 一是本身特色的变化, 即传统陶瓷文化聚落本身的属性变化, 如三宝村在历史上是属于著名的瓷石产地, 曾经遍布的水椎和瓷石矿是其特色, 而现在, 瓷石资源正在枯竭, 而其主要特色也由瓷石原料产地转变为著名的陶艺家集聚地。二是新的传统陶瓷文化聚落的生成。一些在历史上并非著名的聚落在当代逐渐自发地形成陶瓷文化新的聚落, 特别是一些城中村演变为文化气息浓郁的传统制瓷技艺集中区域, 如樊家井、筲箕坞、老厂、老鸦滩等, 而在政府支持下, 一些已改制的瓷厂形成新的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陶瓷文化聚落, 如相对特色化的雕塑瓷厂创意产业园。

在这些正在变化或新形成的传统陶瓷文化聚落中, 非物质陶瓷文化遗产得到很好的保护与传承, 其形式与内涵亦随时代发生深刻变化。与这些繁荣的聚落相比, 有些聚落则在现代化的城市建设中萧条乃至失落, 有的则失去了传统陶瓷文化特色, 这方面的实例是很多的, 这也使得这些正在经受剧变的聚落原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失散的困境。

4景德镇传统陶瓷文化聚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互动保护策略

传统陶瓷文化聚落对于景德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因此, 对传统陶瓷文化聚落加以保护与发展为景德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而同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又对聚落人文特色的延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二者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因此, 既需要政府加强对各聚落传统陶瓷文化的建设发展, 更需要各聚落民众提高认识, 自觉地参与到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动当中来。

景德镇传统陶瓷文化聚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以互动的策略加以保护, 如果将聚落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强制的手段加以保护, 使之封闭而孤立于社会之外, 就将对聚落中的居民生产生活形成影响, 甚至无法立足, 因此, 对聚落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必须要让聚落中的人们感到身心愉快并以其所独具的历史文化气息而自豪, 并享受由此带来的旅游、服务、产业的利惠, 从而提高聚落民众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 加强其参与传承与保护的积极主动性。

只有采取互动的策略才能既利于传统陶瓷文化聚落继续生存与延续, 又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失去任何一方, 都可能使二者遭受到无可挽回的后果。 因此, 要实现二者的长期保护, 必须抛开博物馆化的单纯保护方式, 而应当使保护与利用结合起来, 这样才能够保持久远、造福后代。而要做到这一点, 我们必须充分发掘聚落的文化内涵、社会价值以及对城市发展的意义, 从而使之能够融入现代社会。

目前, 以在聚落推动旅游业的方式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已经得到普遍认可, 这在瑶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得到充分体现, 而这种保护方式显然可以推进到其他尚未开展旅游保护的聚落, 当然, 在推广时切忌过度商业化、以新代旧, 即建造一大批不伦不类的仿古建筑和景观来破坏原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

5结语

景德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已经得到社会普遍重视与关注, 这些无形的文化遗产单纯依靠博物馆化的保护显然是不够的, 而需要以更为鲜活的方式进行传承, 而景德镇众多的传统陶瓷文化聚落显然在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如何使景德镇传统陶瓷文化聚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共荣互惠, 是每个瓷都人都需要继续思考与探索的重大课题, 保护与传承工作任重而道远。

摘要：景德镇拥有大量传统陶瓷文化聚落, 遍布城乡各地, 是景德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重要载体, 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是共荣共损的关系。要实现景德镇传统陶瓷文化聚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只有采取各种互动保护的策略才能实现。

关键词：景德镇,传统陶瓷文化聚落,非物质文化遗产,关系,保护

参考文献

[1]胡娟.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基于文化创意产业的视角[J].中国陶瓷:2012, 48 (10) :34-36.

[2]罗亨江.浅议景德镇陶瓷文化的保护与利用[J].中国陶瓷工业:2010 (03) , 46-48.

传统聚落文化 篇5

关键词：古村落;古民居;水环境;城市化;水景设计

一、水环境与古民居群落的依存关系

（一）水环境文化和古民居总体布局的相互协调。按照一般村落或者古民居群落的发展规律，发展初期，主要以因水而定的择居因素引导下，无序自由的形成原始聚落，并不断完善。在这一自然的发展过程中，水环境网络则是村落扩张发展的重要引导因素。其形态格局的不同对古民居群落空间结构和肌理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反映着这种水与古民居群落空间的协调关系[1]。

（二）日常生活中的水形态与古民居空间格局的相互融合。从古时候对自然水环境的被动利用，到现代对自然水环境的主动改造;从因水而定的择居法则到设坝建渠、户户联水的便利生活，都无不体现出人类对水的依赖性。而这种依赖又通过人类聚落自身发展和对自然环境的利用，反之也促使着古民居群落自身水环境空间格局的形成与发展。

（三）商业发展背景下水形态与古民居空间层次的相互完善。人们择水而居的聚落发展不仅满足了生活的需要，也推动了商业的发展。从最初的生活取水，到农耕灌溉，在到利用水上交通进行商业贸易。这个人类生存发展的过程，其中伴随着的也是人类对水环境不断利用与改造的发展过程。而人类对水环境不断的利用与改造的初衷，也是为了使其能够更好的造福苍生，满足人们生活生产的需要。无论是良田灌溉还是水上交通，他们所反映的客观实质都是人对自然水环境资源的运用。在生活生产和交通贸易因素相互激励的作用下，让人们更加注重对水环境的合理利用，使得古民居群落水环境文化日益丰富。

（四）伦理体制下的水形态与古民居总体布局的相互升华。随着村落经济实力的累积，宗族也逐渐强大起来，各方面的需求随之而来，住宅中辟出专门的书斋、花厅;住宅群中修建宗族祠堂等等，村落的规模由此不断膨胀。在快速生长的阶段，村落整体形态的变化就会遇到限制条件，制约的力量来自宗族管理，而制约的依据就是风水中的趋吉理想。在这种宗法伦理的暗指下，不仅指导着古民居群落水环境文化和总体布局的形成与发展，而且也提升了水环境文化在古民居群落总体规划布局中的人文哲学内涵[2]。

（五）风俗民情下的水形态与古民居空间格局的相互拓展。在民间，不同的节日常伴随着有多样的纪念性活动，比如端午节赛龙舟等。农业社会中，大型的群众性游行活动往往伴随着具有地方色彩的庆祝活动。因此，人们为了满足这些传统风俗活动对使用场地的要求，在古民居群落内部保留宽敞的水道和集会的广场。让这些社会习俗也促使着古民居群落水环境与空间格局的发展。

二、古民居群落水环境文化在现代城市中的运用

（一）水环境对现代城市的实际功能作用。在快节奏的城市化进程中，人们似乎已经抛弃了养育我们的母亲河，遗忘了河流、水系和湖泊等等水环境在城市中的重要作用。而在现代城市发展和人们“返璞归真”的生活追求促使下，又重新赋予了水环境新的实际功能作用：

生态廊道：城市河流是水和各种营养物质的流动通道，是各种乡土物种的栖息地，在现代景观生态学意义上，河流廊道具有维护大地景观系统连续性和完整性的重要意义。遗产廊道：城市的历史與文化常常和城市河流密不可分，历史故事与名胜古迹往往都是沿河而生。休闲通道：城市河道是未来城市居民步行和自行车的最佳通道，也是未来郊游的最佳场所。景观界面：城市河流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城市与自然交流的场所，从视觉和景观认知的意义上讲，是一条不可或缺的边框，如同一幅风景画，绿色的河流廊道使得城市有一个清晰的画框，她也使美丽的城市有了边幅和生动。

（二）传统与现代水环境设计的融合与渗透。在当代的文化、文化、景观设计发生质的变化的过程中，传统的景观空间模式并没有被完全否定，传统意义的文化观念、文化构建方式仍是当代景观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强调环境文化的历史沿袭性，倡导环境文化必须遵循时空与地域的限制，承认审美活动中的怀旧成分。对于传统元素的运用应该辩证的去理解，把传统的精华通过一种“精炼”的方式延续下来，使传统的景观环境与现代极简式手法融为一体。现代水景设计既有对传统理论及方法的继承，也突破了传统水环境的形式及内涵，体现出现代环境文化的成就，体现了现代人的哲理思考、精神状态、生态及人文关注。

（三）古民居群落水环境对城市水景设计的启迪。（1）因地制宜。大水体虽然在视线上能吸引人们的注意，但它前期的设计、施工，后期养护之困难可能是设计师在设计之初所没有考虑到的。由于水量大，水体一旦发生污染，就会变成“死水”，另外耗电量也是相当惊人的，出于经济考虑，有些水景在建成之后几乎没有使用过，大多数仅在节日期间开放一两次，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还是另一种“环境的破坏”。而小水体正好弥补了以上缺点，易于满足人们亲水的需求，更能调动人们参与的积极性。（2）师法自然。我们古典园林营建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师法自然”，尤其是在居住区中更易于设计成仿自然的曲水，让居于其间的人们感受到自然美。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人工规则式水体以其简洁的几何形赢得人们的青睐。（3）因势利导。设计的水景最好遵循自然中的万有引力的作用，用尽可能少的能量与资源来形成尽可能美的景观。这是需要考验设计师创新能力的。（4）虚实相生。在水资源缺乏的地区，虚的水景也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此处的虚的水景是相对于实际水体而言的，它是一种意向性的水景，是用具有地域特征的造园要素如石块、沙粒、野草等仿照大自然中自然水体的形状而成的。对于如何在缺水的今天去营建美好、宜人的水景是我们每一个景观设计师的责任，正如约翰·U·西蒙兹先生所言：“我们可以说，景观设计师的终生目标和工作就是帮助人类，使人、建筑物、社区、城市以及他们的生活同生活的地球和谐共处。

总之，人类对水有着特殊的情感，而且水的美感也逐渐被人类认识、强调和运用。人类在建筑作品中表达对水的依恋和热爱，水也逐渐成为人类进行建筑文化创造的重要使用元素。本文对古民居群落的水系的研究，主要是希望从中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通过对古民居群落水系的分析，其目的是为了使人们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对自然生态因素产生新的理解和认识。

参考文献：

[1] 逯海勇.徽州古村落水系形态设计的审美特色—黯县宏村水环境探析[J].华中建筑，2005（1）：43-47

[2] 陆小彪.徽州古民居空间的社会意义与伦理位序观念探

传统聚落文化 篇6

地域文化与艺术设计教育的关系比较复杂, 它是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而形成的文化特质, 艺术设计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对地域文化创造性的继承与发展。目前, 在环境艺术设计中, 设计师们也认识到, 应重新对本民族文化艺术价值进行评价, 挖掘和弘扬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而在设计教学中运用视觉与空间符号唤起人们对地域历史文化的记忆, 不失为一种好的传承途径。

一、保护与传承地域民族文化特色

上世纪90年代初,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了“面向21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 会议指出:“注重发展教育的民族特色、地方特色, 是世界教育发展的大趋势。”这是针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可能带来的单一化文化教育模式而提出的保护多元文化教育模式的策略, 也是对各个国家、各种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艺术设计教育是涉及人类生活各个层次面的综合性教育, 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因如此, 我国艺术设计教育的发展, 不可能脱离各学科间的知识联系, 更不可能脱离民族文化传统。注重艺术设计教育的本土人文精神内涵, 是现代艺术设计教育发展的主导思想。

这种表现地域特征的设计作品很多, 如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的建筑设计。其建筑环境是“东方之冠、天地人合”精神境界的成功表达。成为现代建筑与传统文化结合的优秀范例。2008年北京奥运会会徽、奥运火炬、福娃等相关设计, 也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色。从以上列举的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 我们可以看出, 民族的传统艺术元素被巧妙地运用到设计理念中, 尤其是中国传统元素在这些设计作品中大放异彩。毋庸赘言, 在本地区高校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课程建设和专业基础课程设置等方面进行科学、合理的改革, 适时适当地在环境艺术设计课程教学中融入新疆生土民居, 无疑是非常必要和非常及时的。

二、挖掘传统民居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上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之后, 以节约能源、资源、减少污染为核心内容, 倡导“健康、绿色、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当今建筑永恒的旋律。

针对环境艺术设计课程中引入地域文化的研究, 将为挖掘吐鲁番生土民居的物质文化价值, 传承民族文化带来积极作用。吐鲁番生土民居建筑具有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色和独具风格的空间形态。在环境艺术设计领域中, 这种带有民族特色的环境艺术设计备受人们关注。当市场经济推动了当地村民开始走向富裕, 村民在思想上缺乏对地域文化保护的引导, 为提高居住条件他们开始新建一些缺少文脉特征, 与当地建筑格格不入的民居。因而将环境艺术设计教育与地域文化的结合, 既能从课程的设计项目中深层次挖掘生土民居建筑的物质文化内涵, 又能在青年人中培植文化抢救的观念, 对弘扬本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吐鲁番传统民居是土生土长的绿色可持续建筑。它具备生态、环保、低成本、冬暖夏凉等优点。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 农民的收入也有所提高, 广大农民群众开始要求逐步改善居住生活条件, 这为今天的设计教育拓展了新的空间。在环境艺术设计课程教学中教师需要带领学生深入实地, 从熟悉农民到理解农民, 并与广大农民群众建立共同语言, 以避免在设计改造上产生片面性和不协调性。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改善广大农民群众居住的功能空间, 对建设充满活力具有现代生活气息的新农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借鉴。二是考虑保护当地的自然生态和地域人文景观, 挖掘旅游开发的潜力, 利用设计为他们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三、整合课程教学模式的地域文化内涵

数字时代中的优秀设计作品其载体的选择面更加广泛, 能否打动人, 是否成为设计亮点, 需从文化的角度来衡量。加之快餐文化盛行, 使学生对设计文化的重要性理解产生误区, 这就要教师有意识地为学生解读传统文化的样式与文化内涵。将本地生土民居引入环境艺术设计课程, 可使教师在对新疆地域文化诉本求源的解读中, 帮助学生吸收有价值的成果。在继承传统优秀审美观念的同时找到突破, 将地域文化精髓通过现代设计的认识转化为符合时代要求的视觉语言。将传统与现代结合, 使民族精神与时代特征互为联系。

环境艺术设计课程综合性强, 教学时进行相关学科的交叉整合有其必要性。在吐鲁番生土民居教学案例中通过以设计为主体, 结合其他学科相关内容的学习, 使学生适应从新的情景中探究。因此在环境艺术设计教学中引导学生跨学科进行综合学习, 使学生全面地认识设计特征、设计表现的多样性及设计的发展趋势与规律。在解决问题时, 融汇不同学科内容, 使各种知识与技能相互联系, 获得解决综合问题的能力, 在理性与感性之间达到和谐平衡发展。

结语

设计课程融入本土文化发展之需, 关键在于能否从本土地域文化资源与实际设计相结合。吐鲁番生土民居历史悠久, 仅一门课程不能很好的掌握生土建筑的设计特点和将设计元素灵活应用到实际设计过程中去。本土文化与环境艺术设计融合应贯穿到整个设计教学体系中, 使学生逐渐从地域特色的表面感知到理解吐鲁番生土民居地域文化内涵的全过程。因此, 不管从经济、文化发展的现状还是从艺术设计学科的交叉性特征来看, 地区结构的多元化发展是地方院校艺术设计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1]杭间.何洁.靳埭强.岁寒三友.中国传统图形与现代视觉设计[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5.4.

[2]袁熙旸.中国艺术设计教育发展历程研究[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3.

[3]冯健亲.中国设计艺术教育与创新教育析谈[J].设计教育研究, 2004, (1) .

传统聚落文化 篇7

传统聚落是人们聚集生息、生产的居住载体,是中国社会结构和城镇发展的基本细胞。在中华大地上分布最广、文化积淀最深厚的乡村聚落群体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份质朴隽永、异彩纷呈的文化宝藏,是中华灿烂文明的重要组成,更是各地城镇发展的历史记忆和地方文化之本,因此具有极强的研究保护价值。

鄂西民居聚落作为传统民居聚落的一部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人类提供了合适的生存、发展的条件。由于地理位置和地形的关系,鄂西长期处于一种自我封闭的状况,交通不便,经济发展缓慢,人们生活水平普遍不高。通过对鄂西恩施州的利川市、咸丰县的传统民居聚落进行的大量实地考察和测绘,分析了礼制如宗族关系、聚落形态、聚落势态、文化符号等因素对鄂西传统民居聚落的影响。

2 鄂西地区传统文化分析

2.1 宗族关系

宗族是由男系血缘关系的各个家庭,在宗法观念的规范下组成的社会组织。宗族关系以血缘关系为标准,表现了一种原始的人际秩序。宗族制度对聚落的影响,往往就是聚族而居,即同一姓氏的聚落家族生活在特定范围的地域之内,在特定的地域之内形成特定的地缘关系。

此类按照血缘、宗族关系聚居的方式随着私有制及财产继承关系的出现而得到进一步发展。在聚落形态上往往出现了宗祠为核心而形成的节点式的公共活动中心。尤其是一些历史较为久远的大的聚落,这种结构更为复杂而具有层次。如大水井古建筑群,以李氏祠堂为中心进行布局,李亮清庄园位于8km之外,各据一片领地,每一支系又分别以祠堂和庄园为副中心布置于聚落周围。聚落形态的中心性,反映出不同层次的宗族结构关系,从而使比较自发形成的聚落形态具有了一定的秩序。

鄂西少数民族的聚落依据宗族关系建立的中心标志物是祠堂。宗祠是宗族的标志性建筑,因为宗祠的地位与象征意义,鄂西宗祠的选址非常慎重和讲究。各家族为确保家运、族运发达,都非常重视祠堂的选址与建造,讲究山川地势,要藏风得水。宗族请风水先生根据山、向、沙、水、龙等原则挑选最好的地段,面朝笔架山,背后为土坡,门前小溪流过,前面地势开阔是必备条件。少数民族一般聚族而居,一村一姓。随着人口的增多又分出许多小的聚落,一般以祠堂为中心开展社会活动,祠堂成为每一聚落或同一家族聚众议事的场所,一般位于聚落的中央部位,飞阁重檐,高耸人云,且色彩鲜明,装饰华丽,成为聚落的重心与焦点。祠堂内部常设戏台广场共同成为聚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中心,为聚落成员提供了集体交往的场所,用以举行全村性的祭祀和各种仪式,商议决策集体经济和制定维护乡规民约等,并可开展各种文化娱乐活动。突出的祠堂标志使聚落形态在自由中求得了秩序,成为鄂西少数民族聚落特征鲜明的符号。

还有一些聚落中心则带有宗教的色彩。例如土家族便认为村寨是个生命体,其心脏便是寨心。寨心一般位于村寨主要道路上一块较大的空地,形象较为简单,或是一块石头,周围有几根木桩,或是只有木桩,或是用篱笆围成一个土台。每年人们都要在寨心进行神圣的祭祀寨神与村神活动,认为通过祭祀可以保护本寨与本村的兴盛,使聚落成员免遭灾难,因而寨心具有神圣的宗教意义。同时,由于小乘佛教和道教的传入,并逐渐超出原始宗教而占统治地位,因而大部分村寨都建有佛寺和庙宇,其位置往往位于村寨较高的坡地或是主要人口处,甚至作为主要道路的底景。佛寺和庙宇每年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来祈求神的保佑,并经常举行群众性活动。因而佛寺和庙宇不仅是人们宗教崇拜的中心,也是公共活动的中心。

正是由于这些宗族、宗教及日常交往中心,人们对标志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容易地把握了聚落的布局形态及秩序。聚落中心良好的定向作用使聚落形态具有可识别性。更为重要的是,聚落的中心性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求。根据诺伯格·舒尔茨的观点,人都具有向心感,从而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归属。没有中心,社会内部就易产生混乱;有了中心,才能使人在心理上建立秩序的终点。同时聚落中心提供了人们交往的机会及场所,增进了聚落成员之间的了解,从而促进友谊的形成。现代环境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形成友谊的主要因素是二户人家之间的实际距离与功能距离,所谓功能距离即住户的前门是否面朝街坊的中心或向外到街上去。位于最中心的人在这个街坊中一般拥有最多的朋友,而位于最边缘的人不仅在实质上是分散的,并且在社交上也是与社区中的其他人隔绝的。聚落的中心性使得聚落有效地提高了环境表象化的可能性,从而使聚落不仅在客观上提供了能够举行社会活动的场所,还满足了人们在进行社会交往活动时所不可缺的心理需求。

2.2 民居型制

2.2.1 门堂相配

鄂西传统民居院落的大部分平面形式是由三面建筑和大门围合的天井形式以及复合组成。天井的构成首先是由四面房屋要素围合而成一个无盖的露天空间。而房屋的“实”与天井的“虚”构成一对阴阳关系。但四面的房屋并非平行等列看待,其构成关键是门屋与正堂两两相对而配,这是起决定因素的,此即所谓的“门堂制度”。堂屋与门屋制约着天井的本体存在,这一主一次又是一对阴阳关系。在东西厢勾连的同时又构成第三对阴阳关系。这些阴阳构成关系的强弱与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规范着民居单体的性质、功能以至等级、风格等。例如利川团圆的范家老屋,周围房屋的实和天井的虚构成了第1组阴阳关系,周围房屋的主和天井的次构成了第2组阴阳关系,东西两边的厢房相连时构成了第3组阴阳关系。

2.2.2 内外空间层次

内外关系就是阴阳关系。在民居聚落空间程序上呈现出多对内外关系的重复组合,每一组合就是一个层次,层层递进,展示出院落别具特色的空间私密程序,反映出鲜明的东方儒家文化特质和品格。

以利川市柏杨镇水井村的大水井古建筑群为例,目前保存完好的李氏宗祠、李亮清庄园和李盖五庄园,其中李氏宗祠、李亮清庄园四周由围墙封闭。李氏宗祠整个民居是典型的内向聚合的住居形态,唯以宗祠的南北面的大门为主要出入口,大门口外面是一大片带状的耕田,地势略低于宗祠,形成内外的差别,用以界定领域,此为第1空间层次,其内与外表征强烈,反映了整个建筑聚落外观风貌的基本特点。第2空间层次则为住宅大门与住宅外部空间形成的内外关系,界定主客,大门外外人可到,门内非请莫入。第3空间层次是堂屋与正房的内外关系,界定私密,这里是“前堂后寝”的分界线。家居内务,客来止步。由此可以看出,每一内外层次都是空间不同性质的内与外。其家居私密性越来越强,而这种区别的划分又是以阴阳属性的法则来确定的。

2.3 聚落形态

聚落的形态主要体现就是在礼乐秩序上。礼乐秩序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范畴,涉及范围可以达到朝廷典章,也可以小到民间日常的起居生活,几乎包含了精神文化的所有领域。在中国,礼并不是社会强加给个人的外在的规章法则,而是全体社会成员自觉接受的行为规范。之所以会如此,根本原因是汉儒把“礼”同人情、人义逻辑地统一了起来,将“礼”阐发成为切合人的本质、人的本性的内在的情感满足方式。于是,人们出于自己的全局利益考虑,便会为求得所需之社会秩序而做出抑制自己,以符合该行为规范(即“礼”)那样自觉的约束行为。

鄂西传统民居同其他的民居型制一样,在平面的中轴线上设有堂屋,堂屋是整个住宅的中心,它既是起居会客的公共空间,又是家族祭祀祖先、举行重大活动的地方。堂屋的正面上设有神龛,下有供桌,摆放供品。这里成为整个住宅中最庄严、最神圣的地方。宗法思想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礼乐秩序在鄂西传统民居中强调中心,构成自内而外的力场,向前后左右四周扩散、发展,视堂为天地交会点(贡桌、祖牌、尊位所在),再通过亦内亦外的院落向外辐射。这种虚实相间、相反相成的格局,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阴阳相济、上下有别的秩序,中心核把各种环境要素聚集为统一的整体。

在聚落的布局中,虽然鄂西民居聚落中大部分的祠堂等公共建筑并不在整个聚落的中心位置上,却也在聚落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是聚落居民行为和心理的中心。祠堂往往建在聚落边上的空地上,一般建筑等级较高。有些聚落的祠堂是乡绅或在外考取功名的人捐钱建造的。祠堂建筑体型较大,都是整个聚落中最高的,在很远的地就可以见祠堂高高的屋顶和高耸的山墙,其平面严格的中轴对称体现出庄严肃穆和宗法观念。祠堂的修建无论是外部的比例,还是内部门、窗以及梁仿的装饰都是高等级的,并以此来与其他的建筑物相区别,显示其高高在上、不容侵犯的地位。

2.4 聚落势态

聚落的势态主要表现为形势并重,这是民居内在气质的表现,体现某种特有精神。民居不单纯以追求既定的礼乐秩序的形象为满足,还要有一定的气势,以体现某种特有的精神和气质。选址定点之后,在一定礼乐秩序制约下,追求建筑的气质是其重要的特点。对于建筑层次的穿插,高低的搭配,倚山傍水的处理,跌宕起伏的变化,都要从远观近瞧在总体气势上加以考虑。形势原理谓远为势,近为形,“千尺为势,百尺为形。“形者势之积,势者形之崇,形、势二者相互补充,方能更好地体现建筑的气质。正因为如此,在考察鄂西的民居中,随着地势的变化和环境的变化,不同区域的民居显示出的气势是不同的。但总体来说,该地区的民居讲求清雅古朴,不尚纤巧烂漫,贵在精神的体现。

利川团圆村选址在平地上,呈线状排列。由于地形上的差别,聚落的建筑无法通过自然条件形成高低气势,便在建筑物的高度上区别建筑屋顶的高度,以求形成错落口的气势。因此,团圆村处的民居住宅一般高度为5～6m,有些高度为7～8m,其中最高的建筑——碉楼高达13m。该地的民居建筑形式比较简陋,房屋与房屋之间的间距非常的狭窄,有些地方只有40～50cm,建筑材料大多数是砖瓦房,并且比较破烂,道路呈棋盘状分布,身在其中,有明显的压迫感和局促感。从团圆村的建筑用材和装饰可以看出,这里的人居住条件明显较差,生活水平普遍不高。

建筑的气质是总体形式及其视觉感受,是引起人们内心精神世界抽象的概括。由近观的形和远观的势表现某种深刻的意境,匠心独运而造型,倚山借水而取势,强化建筑的标志、控制点、观赏重点和构图中心。所以,无论是牟家沟的山地聚落,还是团圆村的平地聚落,都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以群体的建筑强化某种气势,反映了各自不同的风貌。单就民居自身,归结为平面、构架、材料、装修、符号的差别,似嫌不够,更重要的是在总体环境中,它那波澜起伏、婀娜多姿的精神气质,引起了人们内心世界的某种共鸣。

2.5 文化符号

文化符号主要表现为人民对吉瑞的祈求,表达了人民内心的意念和情趣。在聚落的基本单元——民居的建筑中,重视吉样,表达人们心理的祈求,强调对心理的寄托。民居中为了祈福免灾、趋吉避凶,各种厌胜辟邪的纹样、图案和符号,俯拾皆是。无论建筑的布局、方位、装饰文样、文字说明,都有一定的文化内涵,表露着人们的心声,反映人们心态的平衡与自我慰藉。

咸丰严家祠堂是一栋砖木结构的四合院,主体分门厅、亭院、正堂3大部分。过门厅是边长为12.8m正方形天井,正中有由8块石板构成长六棱形的放生池,外壁刻有王士晋编宗规16条,4边精雕云纹。池的上方0.7m处斜置石雕艺术珍品——盘龙石,长2.6m,宽2.06m,石上镂空镌刻三龙抢宝、鲤鱼跳龙门图。从天井两侧拾级而上直达正厅,正厅长17m,宽12.2m,高8m,面积21.24m2。正厅中并排设3座供奉祖宗牌位的木质神龛。正中一座神龛前两龛柱镂空各雕一条木龙,可上下活动绕柱而上,栩栩如生。亭下两柱基是上等青石雕刻公母二狮,左为雄狮滚绣球,右为母狮乳幼狮。两狮各立于一长方形石基上,石基四周刻有“孟宗哭竹”、“杨香打虎”、“辕门斩子”、“岳飞接母”等八个民间故事的写意图案。这些图案,大多出自约定俗成,应用程式化的图案纹样来表现,反映社会的时尚和倾向。含蓄、隐蔽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美德,故在民居中大门直通中堂是不相宜的,“欲放先藏”、“欲扬先抑”则是常用的手法。为分别内外,强调领域,常以围墙作为前导,有的在门外,有的在门内,其上都有福、寿等吉样的图案。

从心态上讲,热衷于大门、招牌、门柱等,以强调自我,故对于门面、门的开向、入口标志都要经过细致地推敲。大水井建筑群的李氏庄园入口的两个大的柱子的基座,就刻有动物和植物组合的吉祥图案,进入李氏庄园的大门后,要上几级台阶才到达二门,过了二门又要上几级台阶才能到达三门,体现着主人的社会地位与等级。大门之内,无论是内檐装修,外檐装修,所涉及的图案文样、花纹装饰,都围绕一系列的福寿、平安、如意、吉祥、开泰、同庆等而展开,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庄园主人的情性和向往,大体都以动物、植物、几何文、人事、文字等,通过谐音、会意等方法而施之建筑的装修,以达到吉瑞的目的。

3 结语

中国传统礼制文化思想造就了内涵丰富、风格独特的中国传统民居聚落体系。以“礼”为准则的中国传统民居聚落蕴含着人们精神性的需求,在审美外观上处处体现着人们对秩序美和法度美的执著。通过对传统民居聚落影响因素分析,我们可以深刻地领悟到我国传统民居聚落所蕴涵的丰富的礼制文化思想。只有考察凝结在传统民居聚落中的礼制文化思想和秩序规范,才能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中国的传统民居聚落,并进而寻求传统民居聚落的现代价值。

参考文献

[1]蔡为民.近20年黄河三角洲典型地区农村居民点景观格局[J].资源科学,2004,26(5):92～96.

[2]陈丽霞.湘西土家族传统民居建筑的形式演变[J].装饰,2005(8):74.

[3]单德启.欠发达地区传统民居集落改造的求索——广西融水苗寨木楼改建的实践和理论探讨[J].建筑学报,1993(4):16～18.

[4]丁守和.中国传统文化试论[J].求索,1987(4):11～12.

[5]段进.世界文化遗产西递古村落空间解析[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

传统聚落文化 篇8

中原历史上的多次动乱, 造成了中原人民不断南迁避战的移民现象。这些中原移民在不同时期经由不同路线南下, 逐渐形成东南地区的汉族五大民系。其中广府民系主要聚居于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珠江流域地区, 而粤东韩江流域的潮汕地区则为闽海系中一个主要分支的聚居地。

广府和潮汕地区的传统聚落主要占据了广东省内地理条件较好的河流三角洲和沿海平原, 从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看拥有较类似的自然条件基础, 因此两个地区的聚落存在着一些共同点。如广府和潮汕聚落均表现出强有力的人为规划控制的秩序感, 街巷横平竖直排置有序;聚落内部的民居单元均较为统一, 单体同为合院式民居;因地处湿热的亚热带地区, 聚落内部建筑密度均较高, 街巷布置均比较紧凑, 在减少太阳辐射的同时也利用冷巷作用获得空气对流等。但不同的微观地理条件、历史发展进程和社会制度分异, 使这两个地区的聚落形态存在着一些鲜明的差异。本文对这种差异进行比较分析, 并探讨其差异形成的影响因素。

2 广府传统聚落与潮汕传统聚落的形态差异分析

2.1 宏观层次的比较——聚落与聚落群

从宏观的聚落整体形态看, 广府和潮汕的传统聚落的基本形式主要都呈团块状, 潮汕聚落团块比广府聚落更趋于规整 (图1、2) 。在聚落向聚落群发展的过程中, 广府的自然村基本维持团块的独立, 自然村之间有一定的空间距离 (图3) ;而潮汕地区乡镇域内的多个自然村常常紧密毗邻, 团块之间的用地也被一些附属小民居填满, 形成规模浩大的聚落连绵区 (图4) , 聚落群规模之大在全国也属罕见, 并且越往沿海地区, 这种聚落群的密集度越高。据统计, 潮汕地区拥有40多个人口过万的聚落连绵区, 最典型的是澄海的莲上—莲下区, 由一组建立在古沙堤上的村镇组成, 跨两个建制镇, 村与村之间紧密相连为一体, 长达6km, 总人口近10万, 为全国最大的村镇型聚落群。[1]

2.2 中观层次的比较——聚落布局及街巷结构

广府、潮汕聚落的整体布局都表现出强有力的人为规划控制, 街巷横平竖直整齐有序。两者的差异在于, 广府聚落以“梳式布局”为主, 有统一的整体朝向而缺乏核心, 所有建筑朝向一致 (图5) ;而潮汕传统聚落不仅有严谨的纵横对位, 还严格追求中轴对称和向心聚合性, 外圈建筑的朝向与中轴上的建筑朝向不一致, 左右从厝及后包均朝向中轴, 体现“以中为尊”的方位观 (图6) 。

从街巷结构看, 广府传统聚落属于典型的由“侧入式模块”构成的“纵巷布局”模式。具体特点是:聚落以一条垂直于民居朝向的主街 (梳把) 统领全局, 以垂直于该主街的若干条纵巷为支路 (梳齿) (图7) 。多座民居以主街为起点沿纵巷向后排开, 由纵巷连接各栋民居侧厢位于山墙面的主入口。纵巷过长时, 才会适度增加横巷辅助交通, 但纵巷的数量远远多于横巷 (图8) [3]。而在潮汕向心密集式聚落中, 位于中央的主体建筑和从厝建筑朝向并不一致, 而建筑入口方式皆以从檐墙开口的“正入式”为主, 因而横巷纵巷兼而有之, 且比重相当。从厝与主体建筑之间的巷道称为“火巷” (也称“花巷”) , 它对于从厝屋而言是横巷, 但对于中央主体建筑而言则是纵巷 (图9、10) 。

2.3 微观层次的比较——聚落建筑

广府和潮汕聚落中的民居单体建筑都属于合院式民居。广府传统聚落中, 除了祠堂以外, 民居多采用清一色的三合院 (“三间两廊”) (图11) , 在统一朝向的基础上, 其空间布局、尺度、立面造型、材料构造等都几近一致[4], 民居单元的模块性特征强烈 (图12) 。潮汕传统聚落中的民居单元则比较多样, 除了最常见的三合院式 (“下山虎”) (图13) 和四合院式民居 (“四点金”) 外, 还有以其为基础发展而成的五间过等大中型民居。“从厝”和“后包”中包含的并联排屋式附属单元所占比例也很大, 与前述合院式民居一起构成聚落整体 (图14) 。

2.4 祠堂分布的差异

广府和潮汕聚落中的祠堂在聚落中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均对村落布局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若将聚落中各部分空间的重要性和凝聚力比做场强, 那么广府聚落的梳式布局聚落和潮汕聚落的向心布局聚落中空间场强的分布差异就像平行电场和点电荷电场的区别。聚落中的祠堂就如电场中的电荷, 左右着聚落区域中空间场强的分布趋势。

广府聚落类似于平行电场。祠堂坐落于梳式布局的前排, 紧邻横向主街并朝向水塘。它们的规模明显比普通民居大, 进深二至三进, 横向三到五间, 大门直接开向横向主街 (梳把) , 独立在普通民居之前, 统领其后的一列民居, 祠宅分离。多座祠堂与其前面的晒坪、水塘结合在一起, 形成开阔的空间, 昭示着聚落中最重要的空间所在, 是平行电场中场强高的一侧。整个聚落的场强呈现前高后低的分布态势 (图15) 。

潮汕聚落有一个核心, 即位于中路的祠堂。以德安里的民居组团为例 (图16) , 中路祠堂为轴心, 左右先扩展出一路, 形制等级较中路为低, 再往外, 则以面向中轴线的两重从厝包围, 后方以面向正面的后包围合。三进祠堂的中轴线犹如一块条形磁石般吸引统摄着两侧及后方对称布置的民宅, 组合构成大型民居建筑群, 整个村落像一个大型府第, 而中轴上的祠堂在民间俗称“客厅”, 反映出祠宅一体的性质, 与广府聚落中祠堂和民居的分离有明显的区别。整个聚落的场强从中心向外逐渐减弱。

2.5 聚落防御性的比较

广府聚落与潮汕聚落都具有相当的防御性, 其村落建筑分布聚合度高, 内部交通巷道窄小, 是两者共同的特点。但广府聚落并非普遍存在村围, 防御仍以点式防御为主, 包括村门、巷门以及设于村口或村后起到瞭望和警戒作用[5]的更楼、碉楼等 (图17、18) 。

相较而言, 潮汕的向心密集式村落以厝包三面围合, 厝包的外墙连成一体封闭对外, 聚落形态本身比梳式布局更具有封闭性。当最外围的厝包提高到二至三层, 外墙厚重封闭, 只开少数小窗, 四角有突出的角楼, 墙外或有壕沟或河涌环绕, 就形成一个密不透风的围寨式村落, 聚落对防御性的要求比广府村落更为明显 (图19、20) 。

在聚落群层次上, 潮汕特殊的连绵聚落群显然也比广府松散的聚落群具有更强的集体防御性。

3 广府传统聚落与潮汕传统聚落形态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

第2节中分析了广府和潮汕传统聚落在不同层面上的各种差异, 其中最明显的差异在于中观层次上的组织格局, 以及聚落中最重要的建筑——祠堂在聚落中的位置。为考察影响这两个地域相近的地区聚落形态差异的最主要因素, 下文从地理特征、宗族制度、文化传播、历史环境等几个方面展开分析。

3.1 地理水文特征对聚落形态的限制影响

广府和潮汕地区分别位于珠江三角洲和韩江三角洲平原, 河流支流纷繁, 水网错综复杂, 而两者相较, 珠三角的河网密度又更甚一筹 (图21) 。广东全省河流、水道共1006条, 其中属珠三角河网的水道就有823条[6]。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形成的聚落, 自然与水有着密切的关系。

据记载, 广府民系的中原祖先南迁到岭南时, “逢涌则止”, 到了可供居留的地方便弃排上岸, 有迁民分布的地区都是船、排、筏可到之地[6]。从地名文化上看, 粤方言中包含大量如涌、沥、滘等与水相关的地名, 是该地域地貌景观特色的直观反映[7]。在不同形态的水体的牵引力下, 聚落的整体形态也会变化成线状或网状等其他形态, 或傍水一侧, 或夹流而居, 形成独具一格的岭南水乡风貌;但聚落内的组织结构仍然保持与最基本的团块状的梳式布局相同的拓扑结构——即祠堂在前排, 民居在后, 与祠堂朝向统一, 且梳式布局的巷道 (即“梳齿”) 始终与水体呈垂直关系。

潮汕平原上的河网不若广府密集复杂, 陆块较完整, 与之相比, 潮汕聚落多在完整的陆块上最大限度地占满陆地。潮汕聚落虽出于传统稻作对水的依赖而同样尽量选择近水基地, 但聚落总是位居河涌一侧而保持团块的完整性, 向心格局的要求使得水体主要是作为聚落外部而非内部的环境要素, 对聚落的选址和用地规模形成限制, 而对聚落内部组织结构的影响就不如广府明显。

3.2 宗族制度的差异对聚落组织结构的影响

《聚落探访》一书中强调了社会和家庭制度对聚落形态的影响:“布局理论中社会或者家庭的制度被直接地转化为空间。……家庭制度也被空间体系化。……家庭制度作为有形的东西也可以被看到……直接体现在空间形式中。如果各种因素按照所有关系进行组合排列的话, 就很容易绘出血缘关系的家谱。”[8]前文所述的祠堂位置对聚落格局的影响力, 就是无形的宗族制度通过祠堂这一物质载体对有形的聚落形态产生影响的物化手段。本文认为, 宗族制度是决定广府和潮汕聚落中观组织结构的核心因素, 也是造成这两个地区聚落形态差异的最主要因素。

广府聚落在历史上曾有过以一个宗祠为中心分布的时期。这种村落的祠堂往往位于村落中心和地形较高处 (如岗地中的岗顶) , 为其他建筑所拱卫[9]。自明中叶起, 广府地区的宗族组织与沙田基塘农耕系统的开发相互依承相互促进, 得到长足的繁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个体私有财产的发达, 大宗族逐渐解体, 宗族财产的再分配加快, “房”从宗族中脱离出来, “一族之内, 亦复分房角胜”[10], 这导致了聚落中单一的宗祠迅速裂变为多个支祠。另外, 得益于商业化的孤寒小姓或个人也得以出头, 庶民宗族大量兴起。祠堂的增多以及彼此之间平等的、互不归属的平行关系, 使以单一祠堂为中心的单核心布局模式逐渐式微, 取而代之的是多个祠堂并置于聚落前方面水而立的格局。同时, 位于祠堂后方的民居单元——三间两廊, 也是与广府地区商品经济和宗族裂变下的家庭结构所相适应的建筑形态。由于商业发展较早, 农村富有者除了在村中买田建宅外, 多在城镇经商买屋, 较少留在农村形成大家族合住的情况, 因此多为一家一户的三间两廊结构[6]。这种一个核心宗族裂变为多个支祠的经济组织形式、而支祠下以独立小家庭为居住单位的生活方式, 就形成了一套模块性强的以平行纵列为支房的梳式布局组织结构。

而相对地, 潮汕韩江流域在明清迁海令后复界时, 当时的户籍登记和赋役征收制度中“粮户归宗”政策, 刺激了宗族组织更加普遍成为潮汕乡村中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组织关系[11]。一方面由于商品经济没有广府那么普遍发达, 不足以发展出多个平等的支系, 因此每个村落呈现以一到几个大家族聚居的密集式民居群为主体附带一些小姓散居的情形;另一方面, 在这个主体大家族中, 遗留更多的是父系家庭制的特征, 经济上以家庭集产代替宗族集产, 家庭内个人收入全部缴归父亲, 并实行嫡长继承制[6], 与之相应的则是大家族合居的居住模式, 并严格按照父系家庭制度中的尊卑长幼关系分配住房, 不仅以三合院 (下山虎) 或四合院 (四点金) 为基本单元向前后左右扩展, 更以从厝和后包分别从左右和后方面向主体建筑进行围合, 形成向心的组织布局形式。

3.3 文化传播位序对聚落居住方式的影响

同为中原移民的两个民系聚落在家族组织和居住方式上的这种分异, 除了经济因素的影响外, 与其各自在文化传播链上所处的不同位序是息息相关的。

大家族共居一宅是中国古代礼制的一个方面, 在汉至唐最为兴盛, 而宋起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逐渐瓦解, 取而代之的是以在唐宋之际普遍兴起的个体小家庭形式为单元, 在明清重兴聚族而居时形成模块化的聚落组织形式[12]。

广府民系自南宋形成后, 持续有移民迁入, 并在明清时期由于经济的发达而与内陆交流密切, 因此先民所带来的中原古制也随着文化核心区的变迁而变迁。从家族合居逐渐过渡为以个体小家庭为模块的聚族而居这一变化过程, 并非广府地区独有的现象, 而是与中原地区的发展同轨的。而潮汕地区在中原文化的传播链条上处于更为末端的位置。根据文化传播理论, 文化传播末端地区保留的核心文化年代更为古老。另外, 潮汕地区移民的迁入期也相对较短而集中在中原大家族合居制度转变之前, 可能在迁移中避开制度转变期而与后期重新兴起的聚族而居接合[12], 因此这一制度文化得以较为巩固地保留下来。另外, 潮汕地区在中原移民文化的传统路径上位属福建地区的下一层级, 且地理上潮汕与东北方向的闽南的联系较西北方向更为畅通, 自古以来亲闽疏粤。两宋时期, 以福建人朱熹创立的理学为代表的儒家封建统治思想在福建广为传播, 使得毗邻的粤东潮汕地区也不可避免地深受理学思想熏陶, 其府县的历任官吏中就有大部分是闽籍儒生[13]。累世同居共财合食, 就是尤为理学家所宣扬的大家族组织形式。因此, 潮汕地区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就比广府更深远地受到儒家宗法等级制度的制约。中原古制在潮汕地区的保留不仅体现在聚落的向心布局和家族合居的生活方式上, 在建筑技术上如梭柱、叠斗的应用等也有不少体现。

3.4 历史环境对聚落形态的影响

前文在探讨两地聚落在宏观形态和中观组织方式上的差异时, 主要运用共时性研究的方法。但若采用历时性研究的角度, 某一历史阶段内特定的历史事件的作用会更值得重视。第2节讨论了两个地区聚落防御性以及聚落群密集度上的区别。潮汕地区 (尤其是越靠近沿海的地区) 在聚落群层次上的分布密度远大于广府聚落, 这固然有人口因素的影响, 但与聚落防御性上的强弱对比结合起来, 却也反映了特殊历史时期两地社会环境的差异。

广东远离中原统治核心地, 濒临南海、东海, 拥有漫长曲折的海岸线, 在历史上是中国沿海海盗活动最为频繁和猖狂的地区之一[14], 尤以明清为盛。同在广东的广府和潮汕地区聚落形态发展也在这种历史环境中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呼应。

历史上讨论广东地区的海防时, 通常分东、中、西三路做比较。东路为潮汕地区, 中路则为广府核心所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在三个区域的比较中, 往往将粤东潮汕地区列为险扼之甚:“广东三路虽并称险扼, 今日倭奴冲突莫甚与东路, 亦莫便于东路, 而中路次之, 西路高、雷、廉又次之”[15]。这是由于属海防中路的广府地区滨海诸县中, 以东莞、新安为障, 在三角洲沿岸设置海防岸防措施[14], 使三角洲腹地的广府民系核心区所受海盗倭寇之害稍有减弱。而潮汕地区“当闽广之冲”, 又有众多居民点分布于沿海平原[16]。明代自闽浙而来的倭寇受季风气候影响的南上北下之途, 都必经潮汕这一咽喉要道[17], 因此潮汕 (粤东) 遭遇倭寇侵扰的程度为广东域内最严重。再加上潮汕地区的物质经济条件落后于广府地区、沿海地区易受台风灾害等种种困境, 更造成了潮汕地区民匪不分、亦商亦民亦盗的纷乱局面[18]。

以上历史环境, 使潮汕地区聚落对防御性的要求远远高于广府地区。而地处“省尾国脚”的潮汕又比广府更远离中央集权统治, 官府在守卫乡民方面除“下令各村以自为守”[19]外也寥有作为, 因此更需要民间的自发防御体系。潮汕人民在认定“必合聚筑稍能存生”[20]的动机下, 形成“乡村聚族而居, 烟户繁密……乡无不寨, 高墙厚栅, 处处皆然”[21]的景观。如澄海隆都镇前美村永宁寨建成于清雍正年间, 建寨的初衷, 正是由于连年台风灾害, 民不聊生, 许多贫民迫于穷困弃农为盗, 社会环境混乱不安, 遂有在外任官的村人委托村民建造, 取“永宁”为名, 为求得一方百姓安宁度日。因此, 无论是村寨连绵的高密度聚落群景观, 或是高寨厚栅的聚落防御系统, 都反映出潮汕地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处于比广府地区更为严峻的社会环境。

4 小结

不论是地理风土, 还是历史人文, 每一种因素对聚落形态在形成和转变过程中的影响都不会是独立和绝对的, 某个阶段有某个因素占主导影响作用, 但各个因素仍是综合起来的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的, 并共同推动了聚落形态在总体趋势上朝向更适应于社会和时代的方向发展。本文认为, 广府和潮汕两个地区的传统村落最大的区别在于其中观层面的聚落组织方式上, 决定这种差异的最主要因素是社会组织关系 (社会制度) , 而为了理清这种分异的根源, 又需要以更长远的眼光去追溯聚落的发展历史。同时, 亦不可忽略某些特殊要素可能对聚落的发展形成变异的推动力, 如特殊时期的历史环境对聚落形态的影响。这样一种研究过程, 有利于我们用历史的、延续的眼光看待和理解聚落的发展历程, 并从中为其探索更合理的发展方向。

图片来源

图1~3、8、15、16、21:根据地形图自绘;

图4、19:参考文献[2];

图5、6、9、12:根据参考文献[2]中插图改绘;

图7a、10、18、20:作者拍摄;

图7b:华南理工大学民居建筑研究所提供;

图11、13、14:作者绘制;

图17: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景观学院, 《从化市大江埔村总体规划》 (草案) , 从化大江埔村村委提供。

摘要：传统社会中, 广府民系和闽海民系分别占据了广东区域内耕作条件较好的珠江三角洲与韩江三角洲平原聚居生息, 并以之为建筑文化核心区培育出具有强烈特色的广府聚落和潮汕聚落。虽然地域邻近, 但广府传统聚落与潮汕传统聚落却具有差异鲜明的聚落形态。影响聚落形态生成发展的是多要素组成的外部环境系统, 本文旨在分析两地聚落差异以及导致差异产生的关键环境要素, 从中探索外部环境系统与聚落之间的互动机制。

老牛湾传统窑洞聚落形态初探 篇9

关键词：老牛湾村,传统聚落,窑洞建筑,旅游发展

1.导言

老牛湾村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单台子乡最南端, 地处内蒙古自治区与山西省的交界处, 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汇处。以杨家川河为界, 南面是山西省的偏关县老牛湾村;以黄河为界, 西面是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老牛湾景区内有晋蒙大峡谷、明代古长城、古堡等景观, 下游15公里为万家寨水库, 被誉为“长城与黄河第一次握手的地方”。

老牛湾地处黄河流域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 地表水匮乏, 多依靠旱井、水窖解决人畜饮水问题, 耕地基本不灌溉, 村民的农业收入十分微薄。老牛湾村一带的岩石都裸露在外面, 采石方便, 石材质地较好。村里的房子、院墙、道路、烟囱、牲畜圈舍都是石头砌成的, 被称为“石头的博物馆”。

2.历史人文和社会背景

战国时期至秦, 清水河县一直属于云中地, 辽金时成为军事防御要塞。老牛湾地区出土的一些遗存说明在商周时期这里就有人类活动。据山西省老牛湾村界碑记载, “老牛湾”这个名字从明朝就已经存在。康熙年间恪靖公主与蒙古亲王和亲, 垦种老牛湾, 立有德政碑。清朝时期老牛湾黄河水道为商人“走西口”的一条重要通道。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老牛湾的兴盛期, 抗日战争时期水路断绝。上世纪90年代, 随着万家寨水库的修建, 老牛湾水上运输的任务结束了。

据县志记载, 清水河原住居民较少, 大部分村民由相邻的乡县 (山西偏关、平鲁等) 举家搬迁至此, 以种地为生, 所以村庄具有移民文化特征。

3.老牛湾聚落形态

气候与自然条件促进了聚落形态格局的形成。为了尽可能少占用可耕种的土地, 老牛湾村建在地形陡峭、不适宜耕作的阳面坡上, 这样不仅靠近耕地, 而且还有利于防洪、排水。聚落以一种自然的形态沿道路呈带形分布, 横向沿等高线展开, 布局自由灵活, 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单一的窑洞建筑形式并没有显得单调, 建筑依地势而建, 达到了统一与多样的平衡。老牛湾村分为三个部分:庙区、上村和下村。庙区在西面, 共有40多户;上村与下村在东面, 共有60多户。老牛湾村聚落依山就势抱阳负阴, 背山面水, 符合我国传统的“风水”观念。区域内地势高差32米, 远远望去, 窑洞层层叠叠, 具有丰富的天际轮廓线。

4.老牛湾窑洞建筑特征

村民们在建住房时, 会基本遵循四合院式的平面布局及窑洞的建筑形式, 再结合地形条件、经济条件、具体需要、人口数量等实际情况进行建造, 最终形成了各家建筑形态互不相同, 但是整体风格完整统一的村落风貌。

4.1院落形态特征

老牛湾村聚落多为一进合院式院落, 布局紧凑。院落横向布局, 合院式形式围护封闭性好, 可以有效抵挡风沙。为避开冬季西北风的侵袭, 院落角度为北偏西0度至49度以及南偏东0度至60度, 进深方向与等高线垂直或平行。院落由坐北朝南的正窑与厢房、倒座、院墙、大门构成。主窑作居住用, 厢房、倒座用作厨房、厕所、牲口房、储藏间等辅助用房。因为老牛湾村处于严寒地区, 侧重冬季保暖, 不需考虑夏季防热, 所以院落中的绿化较少, 只种植应季蔬菜。住户根据实际情况在院外建造厕所、鸡窝、猪圈等附属建筑, 依地形灵活布置, 形成了富有变化的院落形态。

4.2窑洞建筑平面布局

老牛湾村窑洞有3孔到7孔多种建造形式, 一般以两孔、一门、一窗为一个套间, 平面布局不是严格对称。根据我国尊卑有序的礼仪制度, 为了强调主体地位, 正窑一般建在50厘米高的台阶之上, 同时可以防止雨水倒灌。窑洞内灶台与火炕相连, 利用灶火产生的余热采暖, 环保节能。灶火产生的烟通过火炕底部后经烟囱排出, 火炕在后半部分贴后壁布置, 不会对开窗形式造成影响。

4.3窑洞建筑立面与结构形式

窑脸为窑洞的主要装饰面, 常常以“剁斧石”作贴面, 既美观, 又能防止雨水对墙面的直接冲刷。窑洞的门多为单扇, 传统的门窗做成木棱花格, 有吉祥美满的寓意, 门窗外面通常贴剪纸窗花作为装饰。为防止人畜跌落, 窑洞在顶部用土坯或砖石砌筑女儿墙, 也有美观的作用。因为当地降雨量较少, 窑洞屋顶覆土较厚, 所以基本不做防水, 只在屋顶做简单的起坡, 屋顶上生长的草也能防止水土流失。老牛湾村窑洞用石头做拱券, 与梁柱结构相比可以营造更大的空间。石砌窑洞结构坚固, 有的窑洞虽然已经破败, 但是结构依然比较完整。另外, 在砌筑窑洞时, 通常会多砌半个拱券, 方便以后的扩建。

4.4窑洞建筑建造技艺

老牛湾窑洞聚落是由靠崖式窑洞发展而来的。最初迁徙到这里的村民由于多方面的考虑, 选择依靠崖壁开挖窑洞, 后因老牛湾地区黄土层较薄, 不适宜掏挖土窑洞, 而且当地盛产石材, 于是开始向石窑洞转变。聚落中大部分为独立式窑洞, 有半埋式的, 也有独立砌筑在地面上的。石砌窑洞原始的做法是先备好石料, 然后根据窑洞的规模大小在山坡上挖槽, 再在槽内填充石料, 要求石块之间不能有大的空隙。在垒到窑洞高度的一半时, 把土修成弧形, 然后顺势砌筑拱顶, 最后将窑内的土掏空, 覆盖到屋顶。现在大多在空地上建造窑洞, 一般是砌好窑腿后, 用模具支撑, 砌筑拱券。

5.老牛湾旅游发展面临的问题

随着老牛湾国家地质公园的申报, 老牛湾这道“黄河九十九道弯”中最美的弯, 被越来越多的游客熟知, 但是老牛湾村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旅游规划。黄河、峡谷、古堡等资源没有被合理地组织起来, 旅游项目比较单一。与周边的村落共同开发, 形成一条完整的、组合度高的旅游线路;配合开发攀岩、远足、观景台、露营等项目, 建立写生、摄影、采摘基地等, 都可以有效地留住游客, 从而改善游客停留时间短的现状。村里目前的接待能力为300—400人, 显然还很难满足旅游高峰期每日2000人的住宿需求。随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涌入老牛湾, 村里的基础配套设施如公厕、垃圾处理站、菜市场以及旅游服务设施如停车场、公共浴池等都亟须完善。

6.展望

传统聚落文化 篇10

1.1 研究背景

古村是历经朝代的更替而遗留下来的历史产物, 本文以保护文化为基础, 以结合旅游为发展, 以体验农耕生活为主题, 打造一个集吃、住、游、玩、购于一体的岭南原生态旅游文化村。

1.2 地理概况与自然景观

莒溪村位于宁德洪口乡, 四面山环, 景色秀丽。

1.3 历史价值

莒溪村的文物古迹主要有:文物古迹宗祠、明清古建筑民房、书院、节孝坊、旗杆石数对、宜乐古道及古道旁的“云梯”石刻, 其文化遗产:莒溪古村至今有800 多年历史, 2011 年被评为韶关市古村落。

1.4 村落环境与地方特色

莒溪古村村口有一上一下2 口池塘, 桅杆坪竖有旗杆石10 副, 是古道耕读文化的代表。祠堂为明清古建筑, 做工精细, 部分屋檐绘名画配古诗, 这些对于岭南文化艺术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S型的排水渠在村中纵横交错。

2莒溪古村景观规划设计构思

2.1 景观规划的目的与意义

莒溪古村是一个集古道耕读文化的代表处, 文人聚集, 功名甚多的古村落, 四面山环, 景色秀丽, 其深厚的历史背景, 独特的建筑风貌, 简朴的民风民俗, 可谓是世外桃源的首选。由于缺乏发展的机遇, 使古村经济发展缓慢, 因此, 对古村进行合理的规划与开发旅游, 是保持古村的同时发展古村文化的最有力的途径之一。古村的旅游有利于推动文化交流与传承, 有利于发展当地经济, 增加居民收入, 有利于提高人们的保护意识;让更多的人了解古村, 饱览群山翡翠, 畅游古村风韵。

2.2 景观规划设计思路

利用古村原有的自然资源, 结合历史价值, 开发旅游产业, 打造一个集吃、住、游、玩、购于一体的岭南原生态文化村。

古村现有资源有李氏祠堂、书院及书屋、明清古建筑群、八景山峰、农耕文化。本方案设计思路是沿着经过———围绕———结合———延续的顺序展开的。

(1) 经过:古村不大, 格局工整, 景点甚多, 竖立景点指示牌, 制定相应的景点路线, 以游人的身份, 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中, 穿梭自如。

(2) 围绕:古巷曲折迷离, 时窄时宽, 彷如迷宫, 打造绿道绕其村外, 二者相辅相成。

(3) 结合:古村以农耕为主, 结合农耕小品, 如:打造雕塑, 展示农耕用具, 开设以体验农耕文化为主题的农家乐。

(3) 延续:开辟村后山地, 种植果园绿树, 提高村民收入, 增加古村保护意识, 让古村的发展得以延续。

2.3 古村落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2.3.1 古村地理位置偏远, 交通不便, 配套不完善。 (1) 现象:莒溪古村距离市区比较远, 出行交通单一, 宣传力道薄弱, 缺乏知名度。 (2) 解决措施:建议增加客运班次, 增设古村路标指引, 加大力度宣传古村落, 弘扬古村文化精髓, 吸引旅游爱好者的探索与企业的投资, 打造岭南原生态旅游文化村。

2.3.2 村中缺乏接待等配套设施。 (1) 现象:村中以居民为主, 偶有游人参观, 但村里没有相应解决食宿问题的地方, 更别提休闲、娱乐的设施了。 (2) 解决措施:发展旅游产业必然带动人流, 人流的增多必然推动经济发展, 因此, 在古村外增设特色服务休闲区, 此休闲区以仿古明清建筑为主, 结合商业发展, 打造特色商业街。

2.3.3 村中基本设施薄弱, 存在安全隐患。 (1) 现象:古建筑内部是木架结构, 游走在古韵的青石阶小巷中会发现, 电路的乱拉乱搭容易引起火灾, 家禽随处可走可见, 卫生环境欠佳, 影响古村形象。 (2) 解决措施:统一规范电路, 增加路灯照明, 把各自家禽固定圈养, 增设垃圾桶同堆放垃圾的场所, 建设公共卫生间。

2.3.4 村中没有合理的规划, 新旧建筑不协调。 (1) 现象:古建筑历经岁月的洗涤,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 加上人们保护意识薄弱或没有组积管理, 存在丢空或倒塌的现象, 部分建筑遭人私自拆除或改建红砖楼房, 影响古村美观。 (2) 解决措施: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修缮古建筑, 利用古建筑的材料及古工艺方法处理, 对于难以复原的景点, 比如遗址, 树立遗址指示牌, 在可视范围中, 部分与古村风貌不协调的建筑拆除或协商, 务必在外墙采取仿古样式修饰, 使古村建筑群和谐统一。

2.3.5 缺乏绿化生态规划。 (1) 现象:古村四面环山, 居民多以种植农作物为生, 曾有人把两人方能合抱的古松树砍伐, 认为松树太高, 挡了村子里的人气。 (2) 解决措施:美化周边绿化的同时, 结合村中原生态素材, 如青砖、绿竹、青石阶, 增添绿化植物, 如树池鲜花。

3规划理念

规划存留中式岭南园林精髓的同时, 更是提炼了岭南传统民居的特色, 如天井、趟栊门、水磨青砖石墙等特色, 以乡土植物为主的绿化特色, 融入现代的规划概念, 从开放环境到私密空间, 营造院落里的清雅环境, 使得居民的归属感更加强烈。规划采用中国古典园林的造园手法, 如框景、障景、抑景、借景、对景、漏景、夹景、添景等, 达到步移景异的景观效果。建筑的古朴、淡雅、幽静, 景观规划的生态自然, 在这样和谐舒适的环境下, 将传统的街坊邻里感和人们内心深处的原始亲和性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4莒溪古村落具体细节规划

莒溪村古村建筑群密集, 空间功能不明确, 首先要标识古村的重点景点保护区域, 这是历史的产物, 要多加保护;其次, 本案设计把整体划分为:特色服务休闲区、商业区、生态果园绿树区、种植区。

莒溪古村有着大片的水域, 随着水域的延伸, 中心广场、运动区域、开放区域、私密空间、主题休闲空间分布其中, 与开阔水景融合, 营造“依水而居”的岭南小院氛围。各个住宅区域、景观区域、公共设施区域有机地组合形成整体, 并各自发挥各自的功能特点为整个莒溪古村服务, 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规划宗旨。

4.1 主要景点设计

4.1.1 主入口广场。主入口以主题雕塑作为主要景点, 起着集散人流和疏导交通的作用, 广场以点、线、面几何式图案为主, 做流线型特色纹路的铺装, 视觉上引导人流。其中造型花坛作点缀或围合形成休憩区。与之相配的植物空间的轮廓线有高有低, 有平有直, 与地形的起伏变化相结合。在入口处采用银杏作为树池, 树池以对称的形式分布在雕塑的前方, 树池下设置有围坐式的坐凳为游人提供休息的场地。

4.1.2 水池水景设计。在莒溪古村景观设计中, 星月湖尽量还原自然本色, 设计生态河岸, 水池采用自然驳岸处理。沿水岸线设计沿湖步道, 供市民在湖边散步赏景, 乘风游湖。水由望古亭自上而下, 一叠一沟壑, 一弯一江湖。在每层水面都有水草生长其中, 近看层叠丰富, 绿水清波。远看则曲直错综, 表露着自然的万千变化, 营造江南水乡景象。在水池的东北面设置木质的亲水平台, 在木平台与道路相连的间隙之间采用隔离植物丛, 在西侧设置特色花池, 西南角设置银杏树阵, 打造一个特色的水域景观。

4.2.3 儿童游乐场设计。 (1) 地形:利用现有的高程变化或是人为地改造成起伏变化的地形, 让孩子们在上面打滚、躲藏等, 可令他们感到惊奇, 增加游乐性。莒溪古村利用广阔平坦的大草坪让儿童尽情地游玩。 (2) 铺装:儿童活动场地的周边道路及场内的道路表面基本平整, 部分道路设有防滑措施, 而通向幼儿活动场地道路有方便婴儿车通行的通道, 道路的铺砖采用鹅卵石、硬质防滑铺装。 (3) 绿化:选择了有花有果有香的各类树, 乔木选用高大浓荫分枝点不低于1.8m的树种;灌木选用萌发力强, 直立生长的中、高型树种。莒溪村古村的绿化大量运用了常绿树和乡土树种, 利用植物的形体、线条、色彩、质地、形状、鲜艳的色彩和引起儿童注意力的花草树木, 提高儿童游玩的兴趣, 丰富了儿童的活动空间。草坪采用了天鹅绒草耐践踏品种利于儿童在其中玩耍, 放风筝。 (4) 设施:主要有爬网、高架滑梯、独木桥、索桥、沙坑等。

4.2 交通组织

规划区内入口及道路分类为:主入口宽度26m, 次入口宽度13m (含地下车库入口) ;莒溪村内古村主要道路:双车道宽6m, 单车道宽4m, 小园路宽1m, 入宅道路宽2m, 商业街道路宽6m。

5结论

综合以上分析, 古村建筑秉承了古代建筑的风格, 溪村古村以四面环山, 八景围村, 可谓风景秀丽, 冬暖夏凉, 气候宜人, 可谓风水宝地, 古韵建筑, 风貌依旧, 可谓历史悠久, 立足自身资源条件, 结合经济市场需求, 发展旅游产业, 弘扬古村文化, 打造岭南原生态旅游文化村。

摘要：莒溪村是明清时期遗留下来的建筑群, 现为福建省古村落遗址。以保护文化为基础, 以结合旅游为发展, 以体验农耕生活为主题, 打造一个集吃、住、游、玩、购于一体的岭南原生态旅游文化村, 是休闲度假、访古探幽、回归自然的最佳旅游胜地。

关键词：古村落,保护文化,旅游开发,景观设计,发展

参考文献

[1]刘继棠.韶关文史资料[J].2012

[2]尹怀玉.古村落的保护与发展问题[J].2013

[3]杨晓蔚.古村落保护与新农村建设和谐发展对策研究[J].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