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行为

时空行为（精选五篇）

时空行为 篇1

电子通讯和交通的快速发展拉近了人们的时间和空间距离, 不同国家或文化背景的人们交流和联系更加频繁, 跨文化交际成为事实。

跨文化交际, 指在语言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人类学家称约35%的交际靠言语完成, 约65%靠非言语来完成, 非言语行为对言语交流进行调整和补充, 其重要性可见一斑。所谓非言语行为, 指语言、文字以外一切传递信息的方式如身体动作, 面部表情, 时间空间利用, 声音暗示等。和言语交际一样, 非言语交际也和文化紧密相连, 了解非言语交际中的文化差异有助于跨文化交际有效进行。

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时空观

非言语行为目前大致分为两类:一类跟身体相关, 包括动作, 表情, 副语言等;一类和环境相关, 主要包括时间和空间。社会学家爱德华·霍尔在他的著作The Silent Language中断言“时间讲话”和“空间讲话”属于非语言行为所谓的时空行为。时间学研究时间在交际中的使用;空间学则是有关人际空间各方的距离。不同文化时间取向和空间内涵不同。

(一) 时间观的差异

时间是一个现代的发明, 是工业革命的附产品。工业革命前的人们不在意也没有意识到分钟的存在和流逝。而现在, 我们会习惯性地注意分钟和秒钟, 或要在特定的时间完成任务, 或为打破某项记录等。

固定安排日常活动的人, 难以接受不守时。现代的美国人认为等待是心理上的折磨, 他们的时间概念通常以分钟来计算, 充分利用时间实现特定目标, 这和东方人相反。印度人接受甚至享受在家闲置期间的空闲。美国人到了印度尼西亚想体验那里的一切, 会把每天的日程安排满。而实际上, 由于不能放慢思维, 反而会错过一项重要体验——放松。

“关于过去, 现在, 将来哪一项更重要”的人类学概念有助于理解人们如何看待世界。大部分美国人认为未来最重要, 即未来导向:现在的努力是为实现未来的目标, 重视改变, 创新和发展。这大概跟清教徒的信条有关, 深信劳动着在道义上是对的, 闲着是罪过。他们详细安排和权衡时间, 确保安排不被打乱。他们拜访亲朋好友前都会预约并准时。现在导向的人一般对时钟不敏感, 需要时才行动, 注重活在当下。比如, 想和朋友聚聚时就去拜访, 而不需参考日历。这种文化更倾向于即时性和自发性, 生活更加随意和轻松。中国人则是以过去为导向, 我们敬奉祖先, 保留古老建筑, 以几千年文化传承为骄傲, 注重从历史中汲取经验。英国, 希腊, 法国和一些亚洲国家也属于这种文化。

将时间作为一种交际形式, 爱德华·霍尔将时间观念分为直线型时间观 (Monochronic) 和循环时间观 (Polychronic) , 前者强调“专时专用”和“速度”, 认为“时间就是金钱”, “时间就是生命”, 北美人、瑞士人、德国人等具有此类特点。德国人和瑞士人准确的火车运行时间向来受到崇拜。后者则强调“一时多用”, 同时应对很多人和事, 不遵循计划。大部分亚洲国家, 拉美, 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倾向于采用循环时间观。

时间观上差异极大地反映了特定社会的性质和价值, 领会差异对跨文化交际有着重要的提示作用。

(二) 空间观的差异

对人们如何使用空间的研究称为空间关系学, 这是人们传递信息的又一静态语言。其中, 领土权是一个重要概念。只是不同文化对领土范围的界定有所不同。

对空间的使用和与文化价值体系密切相关。美国文化强调个人主义, 一般比注重集体主义的人们需要更多空间, 当空间受到侵犯时, 他们会主动采取行动。南美, 阿拉伯和亚洲各国对个人领土的要求要小于北美人, 英国人和德国人。当一个北美人和一个墨西哥人站着交谈时, 墨西哥人会一点点靠近, 而北美人则会往后退一到两英寸, 墨西哥人会再靠近, 如此循环。他们交谈过程中就会形成一种特别的“舞蹈”, 同时移动过很大的距离。在西方国家, 个人领土受到高度重视。即使在公共场所, 也有暂时领土。比如在公园里, 供休息用的长凳上有人, 而你想坐下时, 应先征得同意。这代表你尊重并认可他人的暂时领土权。领土权还可以延伸到财产物品、隐私等方面。比如, 得到允许之前, 不能动别人的东西。

不同的文化形成了人们各自感觉适当的谈话距离。爱德华·霍尔将美国社会和商业关系的距离分为四种, 即亲密距离, 个人距离, 社交距离和公众距离。亲密距离指从身体接触到四十五厘米之间, 交际者的关系很亲近, 如恋人, 密友等;个人距离大概在四十五到八十厘米之间, 通常是熟人交谈的距离;社交距离一米三到三米之间, 是同事或社交聚会时人们的谈话距离。公众距离通常是发言人演讲或是老师授课的距离。一般感觉个人空间被入侵, 不能自由活动时感到拥挤。相对于亚洲和地中海地区的人, 北美人在拥挤的地方感觉更不自在。在蒙特利尔 (加拿大港市) , 地铁里还能容纳二十多人时, 人们宁愿等下一班车。

西欧和北美文化很多相似, 但也有冲突的地方。德国建筑一般两道门, 以起到很好的隔音效果。美国办公室的门通常是开着的, 感觉关着门有密谋, 他人被排除在外了。而德国人认为开着门则将自己暴露在外, 工作气氛不严肃, 关门则形成防护界线。

三、结论

在跨文化交际中, 非言语交际的意义同交际双方的文化知识和个体差异密切相关, 不同文化的非言语交际系统不同, 表达意义也不同。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除了重视语言知识学习, 还应研究非言语行为, 积极参与跨文化交际课程及合作, 模仿学习, 比较差异, 全面熟悉母语和目的语文化中的非言语交际内涵, 从而有效排除文化负迁移等因素的干扰, 实现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

摘要：跨文化交际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变得频繁而重要, 其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由非言语交际决定。作为非言语交际的重要组成部分, 时间和空间对人们的影响潜移默化。不同文化背景下时空观极具差异, 忽略差异则可能引起误解或冲突, 导致交际的失败。本文通过对比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时空观, 浅析非言语行为的文化差异, 以期提高外语学习者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非言语行为,时间,空间

参考文献

[1]、李春燕.论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J].教育实践与研究, 2005 (11) :36-37

[2]、张爱琳.跨文化交际 (第2版) [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7

[3]、庄恩平.跨文化商务沟通案例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4]、HALL ET.The Silent Language[M].New York:Doubleday and company.1959.17

中国城市休闲时空行为研究前沿 篇2

[摘要]城市居民的休闲行为作为现代化生活方式的一种标志，在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转型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休闲时空行为作为休闲行为的重要视角，建立了休闲内在需求与休闲空间实践的关联。文章以时间地理学理论为指导，在梳理地理学、交通学和时间地理学等多学科视角基础上，提出了休闲时空行为所关注的若干前沿命题：（1）休闲本质的认识。颠覆对时空行为表象的理解，审视休闲的学者/参与者、主观/客观定义及中西方休闲差异。（2）休闲与社交网络。分析时空行为的组合制约机制及同伴选择的社会文化影响。（3）信息时代的休闲。讨论IcT休闲行为的规律及大数据的休闲应用。最后，基于时空行为的测量分析，讨论了围绕休闲行为特点的研究内容与方法，包括：重新审视日常休闲的时空尺度，建立从实际行为到潜在行为的内容拓展，实现因果关系与情境模拟相结合的研究逻辑，完善并丰富了以个体为单元的中国城市休闲时空行为研究框架。

[关键词]时间地理学；城市休闲；时空行为；休闲行为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6）09-0030-11

DOi：10.3969/i.issn.1002-5006.2016.09.014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经历了一个起点低、速度快的发展过程，城镇化率已达到54.77%。2014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强调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推进城镇人口的生活方式转变，加快城市与社会的现代化建设进程。2014年年底，《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任务分解表中明确提出，将持续实施“城乡规划中统筹考虑国民休闲度假需求”。这表明，城市居民的休闲行为作为现代化生活方式的一种标志，在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转型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休闲时空行为作为休闲行为的视角之一，建立了休闲内在需求与休闲空间实践的关联。然而，政策的推动主要集中于休闲空间环境改善，如新型城镇化提出的加强城市公共服务水平，认为只要提供了“休闲空间”，居民就会开展“休闲行为”。这种观点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以人为核心的需求方利益，未考虑居民休闲的结构性需求以及开展休闲活动的行为制约。只有了解休闲行为的产生背景和过程机制，才能够将有限的城市休闲空间及设施资源相对合理的布局，从而减少供需矛盾，提高空间资源的利用效率。

城市休闲时空行为的认识需要基于学科背景开展讨论，其中，社会学、地理学和交通研究最为核心。社会学研究闲暇时间的测量和预算，强调城市居民的休闲行为已成为现代城市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揭示了休闲行为需求总量增加的态势。地理学和交通学领域指出了休闲空间应当提供结构性供给，以减少井喷式休闲交通出行量，其理论来源于地理区位论和交通四阶段法的根基，多以追求经济效益或环境效益为导向，对休闲行为的时空模式与规律开展了大量研究，但对微观主体“人”的休闲需求及休闲行为的本质理解不足。

因此，本文以时间地理学理论为指导，开展城市居民休闲时空行为的正面研究。在梳理不同学科对城市休闲时空行为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休闲本质的认识，反思休闲主题对行为研究的可能贡献与前沿命题，并讨论了以个体为单元的城市休闲行为机制分析的内容与方法，建立了基于时空行为的城市休闲研究框架。

1.城市休闲时空行为研究的学科视角

社会学偏向宏观汇总性的讨论，对需求结构、个体差异的解释力度相对有限。地理学与交通学对休闲行为的规律分析较为全面，即能够较好地描述过去、现状及问题，偏向于非汇总性的分析。在学科视角讨论中，重点讨论非汇总性的方法论，从地理学、交通学、时间地理学视角分别进行阐释。

1.1地理学视角：城市休闲空间为中心

地理学强调以地为核心的空间格局研究，由此形成了两方面议题：（1）城市休闲空间分布在哪里，城镇化过程使休闲空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出现了哪些新现象或新空间；（2）城市居民的休闲行为产生在哪里，空间要素是否对行为分布产生影响，影响机制如何。

中国城市研究表明，休闲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和圈层结构。城市外围的绿地区域中，环城游憩带是最为典型的休闲活动地；在城市内部，休闲空间体现出多样化和等级结构，包括游憩商业区、城市广场、城市餐饮空间等，其布局受到经济、人口、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城市空间扩展与城市群的形成，促进了居民休闲空间的扩展，尤其以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为依托的休闲流动性增强。休闲空间按照地理尺度可进一步细分为家内休闲空间、市区休闲空间、市郊休闲空间和旅游休闲空间。其中，家内休闲空间讨论了家庭微空间打造、家庭关系及家内/家外休闲边界的划分等议题，而旅游休闲空间属于长时间尺度、大空间距离和低使用频率的空间，往往远超出城市日常利用空间的范围。因此，市区休闲空间和市郊休闲空间是中国城市休闲空间研究的主要领域，较多讨论发展历程、功能演变、空间分布、结构特征、规划影响等内容，属于供给研究。

地理学者的休闲研究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休闲行为的原动力和复杂性。从需求角度，休闲空间按功能性可分为生态休闲空间、文化休闲空间、商业休闲空间和健身休闲空间等，此类空间的分析和理解更多加入了休闲细分目的的讨论，加深了对城市新兴或混合型休闲空间场所的认识。尽管休闲空间划分的依据不同，但空间特征分析是这些研究的重点，休闲行为作为需求方通常以附属性角色参与讨论，如环城游憩带的行游比分析、游憩商业区的消费分析。

国外地理界的休闲研究更注重休闲行为的产生条件。在休闲行为必要性论证的基础上，强调休闲的制约因素，并指出其决策过程受限于个人主观偏好的内在制约、同伴的人际间制约以及时间、金钱或信息等外在结构性制约。休闲行为的参与通常是居民参与社会活动、人际交往和社会地位的优势表征，而社会地理领域所关注的女性、青少年、老年人、少数族群、残障人士等群体，通常对休闲行为参与表现出明显的弱势。

地理学的研究揭示了城市休闲空间的宏观格局及动态演变，强调认识休闲行为产生机制的综合性制约框架。这些研究以空间或人群差异为线索进行经验性和汇总性分析，对于“怎样的个体行为选择汇总造成了休闲空间差异”“哪些影响因素、多大程度上制约了某一人群的休闲选择”等因果关系并未有深入讨论。

1.2交通学视角：休闲出行产生为重点

交通学重点关注前往休闲目的地而进行的移动过程，其与交通出行需求相关性最强，由此形成的核心议题包括三方面：（1）休闲目的是否已成为重要的出行目的，需求量有多少；（2）休闲出行的特点是什么，传统交通出行方法是否适用；（3）休闲出行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如何进行改善。

休闲发展深刻影响着人们的出行。在20世纪末的欧洲，休闲出行占总出行距离的40%-50%。荷兰2005年休闲出行占44%，意味着每人每天产生1.04次、11.15km的休闲出行，并在过去10年间增长了近30%。诸多交通调查数据显示，休闲出行是城市间动态流动的重要组成。中国城市的休闲出行已成为交通需求的重要组成，并保持了快速的增长。

休闲出行具有弹性大和随意性强的特点，传统交通模型对其分析和预测有局限性。与休闲特点对应，休闲出行的弹性较大，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可以调整，甚至是否发生也可以随意变化。另外，休闲本身就是活动目的，并不像通勤那样遵循快速到达、路线固定的规律，表现出较强的随意性，可能选择路程较远但风景较好的路线，也可能因为同行亲友改变路线等。因此，休闲出行的预测和分析更为复杂。

休闲出行受到城市空间形态和个人社交网络等多因素的影响。高密度、混合的土地利用形态有利于居民更多参与休闲，并产生短距离、低碳化的出行。半数以上的休闲行为是以社会交往为目的，因此休闲产生与个体居民的社会关系、家庭观念等相关，也受具体休闲出行同伴的影响。

交通学的分析主要基于居民出行问卷调查数据，一定程度上建立了微观个体的研究视角，交通决策模型也为休闲制约机制的实证分析提供了较为清晰的理论原型。但是，休闲的活动目的地和出行过程复杂难分，传统交通四阶段模型只能将休闲等同于通勤、购物采用同样理性高效的出行决策，仍然无法针对休闲的特点提出较优的解决方案。

1.3时间地理学视角：休闲时空制约为核心

时间地理学在研究对象和核心议题上与地理学、交通学有重合之处，其特点是建立了以时空制约为基础的理论框架，强调个体层面以人为本的分析，休闲活动与出行是一体的，需要与个人活动系统和城市空间系统进行关联分析。

休闲行为具有时空非固定性的特征，时间地理学强调以时间的有限性、空间的不可逾越性为基础对其决策机制进行解释。休闲行为出现在个人活动安排的闲暇时间，即居民在保证工作、购物等必需行为后才能够实施休闲，而个人的总时间是有限的（一天24小时或一周7天），休闲行为与其他行为具有此消彼长的制约特征。休闲行为的产生与闲暇时长、起始地点、周边城市设施提供的活动机会相关联，同时也需要考虑同伴的时间安排。换言之，在可支配的闲暇时间里，居民需要克服空间摩擦力完成休闲出行，到达开放且可进入的休闲设施，与同伴共同进行休闲活动。时间地理学利用时空路径、时间棱柱、时空可达性等研究对象实现了时空制约的表达，对微观个体休闲行为时空决策过程这一“黑箱”的打开起到推动作用。

休闲行为也具有体现个体主观意愿的特征。不同于通勤和购物行为，居民的休闲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能力参与或是否愿意参与，即受到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和行为偏好的影响。在城市发展的成熟阶段，个体居民为追求生活质量和实现自我表达，表现出不同的休闲态度和行为特征。因此，休闲行为可能在不同的群体间产生差异，如果某一群体在经济能力和休闲态度上处于劣势，则限制了其高等级生活需求，就形成了新型的社会排斥。

时间地理学对人本身、行为本质的认识更为深入，但已有研究对城市休闲行为的分析仍不充分，主要体现在两方面：（1）实证分析仍然坚持行为简单分类后，机械性地以休闲反映不同群体的时空制约程度，较少涉及对休闲行为本质的讨论，更没有考虑活动之间、活动与出行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2）休闲行为的记录和刻画仍然非常粗略。休闲的产生通常是短时而随意的，传统回顾式问卷通常忽略较多细节而造成信息不准确；休闲行为的分析方法也基本沿袭通勤和购物的方法，对其时空制约的独特性仍难以刻画。

综合国内外的研究进展，城市休闲时空行为的已有研究主要有4个方面的特征和问题。首先，国内研究的应用导向性明显，配合快速城镇化的发展需求，城市休闲空间的讨论相对充分。地理学和交通学均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休闲行为的原动力和复杂性。其次，大量实证研究集中在宏观层面的规律把握，微观个体的休闲时空行为分析仍相对缺乏。地理学、交通学至时间地理学的视角转变，提供了一个从宏观到微观演变的理论框架。再次，时空行为作为休闲行为研究的分支，尚缺少多学科交融的讨论，对休闲心理学、休闲经济学等视角关注不足。现有研究大多处于理解过去事实的阶段，对行为的预测和模拟研究仍相对薄弱。第四，大数据和GIs技术的变革对休闲行为将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时空行为数据的丰富和分析手段的提升，还会改变城市居民的休闲思维与休闲方式。

2.城市休闲时空行为研究的若干前沿命题

2.1结合休闲行为本质的认识

社会心理学对休闲本质和休闲动机的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入的认识。休闲最早可追溯到希腊文明，亚里士多德认为，休闲是从必要劳动中解除出来的一种自由状态，幸福与生活质量是源于休闲的。人开展工作是外部驱使的，最终目标是获得休闲。由此，休闲理论发展融入了社会心理学方面的解释，休闲动机是受到外部的社会动力和内部的性格特征共同影响的。研究主题以个性和心理研究为主导，围绕儿童、青少年、老年人等弱势群体开展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既阐释了休闲社会化的关键阶段，又回应了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对休闲本质的认识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休闲行为本质的探索将加深甚至颠覆对休闲行为表象的理解，为诸多学科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手段。关于休闲定义的分歧，是北美休闲研究领域面临的棘手问题之一。从概念层面来说，休闲的本质可以理解为闲暇时间、自由选择的活动、特定场所或主观感受，即休闲行为作为研究对象，通常由学者定义，所以机械地将明显具有自由放松功能的日常活动（如运动、社交、观看文化表演等）归类为休闲行为。然而，从操作层面来说，定义休闲的主体可以分为研究者和参与者两种视角，即休闲行为定义不仅包括客观的活动类型和时间，还包括主观的活动含义与体验等。这一观点指出休闲体验和功效可能存在于多种活动类型中，甚至是购物、工作、家务的过程中。实证研究表明，不同个体对日常活动中的休闲定义差异显著，如男性将家务视为休闲的可能性高于女性。这样就形成了学者/参与者、主观/客观等多重的休闲定义维度，丰富了休闲行为内涵的理解。

社会心理学的休闲讨论推动了中国城市居民休闲时空行为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开展东亚和北美的跨文化休闲比较研究。中国城市居民时空行为调查中，休闲是经常被提及的活动，但中国城市居民的主要休闲方式为看电视、锻炼身体、棋牌、看书等，这些方式的核心动机是放松和娱乐。而西方城市居民的主要休闲方式则为运动、社交聚会等，这些方式的核心动机是挑战和刺激。以老年人参加太极运动的目的为例，中国人相对一致的描述是“为了健康”，而美国人则倾向于“自我实现、锻炼意志力”。因此，中国人的休闲行为方式表现为低成本、方便型居多的“被动休闲”，而西方人则为有积极意识的“主动休闲”。

休闲方式差异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城市休闲空间选择。中国城市居民被动休闲的空间表现为家内休闲或近家休闲的活动比例较高，这一特征在中国时空行为研究的20年间，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西方城市居民的休闲行为空间则更为发散，中美城市比较中发现美国居民的休闲出行距离更长，中欧城市比较研究中发现欧洲城市居民对家空间的休闲活动持更为开放的态度、休闲空间选择更为多样。这些研究试图跳出“就中国而论中国”的研究弊端，建立对休闲行为分析的国际视野，以行为特征描述为开端，逐步引入社会心理学、文化价值观对日常时空行为影响的讨论。

2.2关联休闲行为与社交网络

休闲行为是城市居民日常社会交往的主要载体。已有研究表明，休闲目的的活动和出行最有可能与他人共同完成，即同伴陪伴。个体居民与同伴共同活动或出行的过程中，能够实现交换信息、交流情感的目的，因此对维系社交网络关系具有重要作用。休闲产生与同伴选择具有互为因果的关系，也就是可能因为休闲活动而引起多人共同活动，也可能因为重要的同伴而产生休闲。时间地理学中对于“组合制约”的解读，强调了多人活动中需要共处同一时空而带来的多重制约，但实证研究对这一理论的回应并不多见，仅有部分研究讨论了同伴居住空间与休闲活动空间选择的关系。

休闲行为同伴的选择深受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有助于理解不同社会中社会关系网络的差异。从大背景讲，东方社会偏向于集体主义价值观，而西方社会倾向于个人主义价值观，这在时空行为上反映为日常活动单独/共同完成的比例差别。中国社会重视亲缘和血缘的文化传统，使得家庭观念在日常休闲中得以观察，即家庭成员成为休闲同伴的主体，社会关系网络中家庭成员的比重较高且地位较核。休闲行为同伴研究拓展了时空行为分析的广度与深度，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已有理论中过于重视行为客观表象、缺乏行为机制理解的不足，推动了日常休闲行为与社会文化理论的结合。

2.3理解信息时代的休闲行为

信息通讯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technologies，ICT）而形成的“时空压缩”对休闲行为有着错综复杂的影响。如前所述，休闲行为本身的定义就具有复杂性，例如与其他活动的边界不清晰（如购物一休闲、家务一休闲等），并且其时空行为特征具有多任务化（如通勤路上与朋友闲聊）、破碎化（如看电视过程中经常中断处理其他事务）等，而ICT的广泛使用加剧了这些特征表现。已有研究表明，ICT对时空行为的改变主要体现在时空约束性的减弱，而行为本质特征并未改变；针对休闲行为，ICT的初步影响是增加了个体居民的选择机会，但这些机会是否会被实践，则取决于活动J隋境和个人决策，因此这种影响机制仍有待商榷。总体而言，ICT的休闲影响可能巨大而广泛，但由于行为的复杂性，现有研究仍仅从理论模型上讨论居多，而实证验证相对匮乏。

城市居民在ICT使用过程中留下的大数据痕迹，为休闲行为的科学化分析及商业化应用提供了基础。大数据作为社会感知的一种描述形式，其具有“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双重功能。作为“望远镜”的大数据是跨学科、跨尺度的。例如根据银行刷卡数据分析休闲消费行为习惯，是跨越金融与休闲的领域，并实现了大至全国、小至景区的尺度转换。大数据的这一功能得到了商界和学界的广泛认可，并开展了大量的分析。“显微镜”的功能是指ICT数据采集技术能够提供个体化、实时化且高精度的信息。例如城市大型活动期间的手机信令、蓝牙等数据，提供了基于个体的休闲行为群体性特征信息。现有研究相对重视大数据对于休闲行为模式的刻画能力，而对精确详细的个体休闲行为机理剖析不足。

3.研究内容与方法

3.1对象：重新审视日常休闲的时空尺度

城市是日常休闲行为的主要载体，休闲是城市的重要功能。城市休闲行为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休闲行为是指除了工作和家务以外的消遣型活动，如旅游、娱乐、文化活动、运动和社交；而狭义休闲行为是日常休闲行为，其时间性和空间性具有相对明确的边界，即居民在一天24小时内在城区及周边郊区范围内完成的休闲活动。然而，随着对休闲行为本质认识的深入，以及居民的行为实践向都市圈或城市群的扩展，日常休闲与非日常旅游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因此，这就要求城市休闲行为的研究要从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两个角度重新审视。

日常休闲的时间尺度应当从“日”扩展至“周”。休闲行为与工作、购物、家务具有替代或制约的关系，其行为具有随意性强、规律不易掌握，居民经常在一周或一月内进行统筹安排。以往研究多数采用1个工作日和1个休息日的活动日志调查法，以日为单元，兼顾周末与周中的休闲行为差异。这些努力对认识休闲行为特征起到了重要推动，但对休闲行为机制及与其他活动的关系分析上仍显不足。因此，休闲行为调查应当扩展时间尺度，加强以“周”为时间单元的调查和分析，利于认识居民休闲行为安排的系统性和统筹性。

日常休闲的空间尺度应当从“城市”扩展至都市圈。随着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等交通设施的建设，以及私家车等交通工具的改善，城市居民的活动范围明显扩大，休闲空间也从城市、环城游憩带扩展到都市圈。以广州为例，伴随着珠三角2小时交通圈、城市间1小时通达的建设，日常休闲的选择不再囿于单个城市的边界，形成了休闲圈的多尺度重构。因此，城市居民休闲行为的调查分析应当兼顾都市圈的活动机会及行为实践，并分析需求和供给在城市间的结构性特征。

3.2内容：从实际行为到潜在行为

休闲行为的实际发生特征是休闲行为研究的基础。休闲行为具有时空非固定、决策随意性和出行即目的的特征，因此需要有针对性的行为指标或刻画方法。休闲行为的时空特征可以从行为产生、频率、时间利用、空间分布、出行链和交通方式选择等来进行过程分析。时间地理学的时空路径分析，建立三维可视化技术整合时间与空间维度，利于分析固定性活动的部分及其对休闲行为时空特征的制约。

休闲行为的潜在机会是未来研究的重点之一。潜在行为的测量基于时空棱柱、时空可达性的概念，最早是由Lenntorp提出的，后经Miller、Kwan、Dijst发展与改进，形成了GIS技术支持和交通应用导向的算法和应用。在给定时空制约条件下，个体能够物理到达的时空范围，在时空间中被表达为时空棱柱或潜在路径空间（potential pathspace，PPS）。将时空棱柱的体积投影到二维空平面上，即潜在路径区域（potential path area，PPA）。从休闲行为角度来理解，指在一个固定活动结束后，在保证能够准时到达下一个固定活动的条件下，个体能够物理到达的休闲活动区域。PPS的体积、PPA的面积或PPA内城市机会的数量，都可能作为可达性的测度指标。潜在行为对休闲的研究意义在于：在客观制约方面，城市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城市交通拥堵的出行能力制约，都造成了休闲机会供给的不平等；在主观制约方面，由于个体活动安排偏好的差异，休闲机会需求因人而异。因此，潜在行为研究是窥视休闲行为主观和客观制约的重要手段，是社会公平、主观幸福感等社会热点的讨论基础。

3.3方法：因果关系与情境模拟相结合

在城市休闲行为特征分析的基础上，是对行为影响因素的挖掘，运用制约模型、效用模型、计算机模型，主要针对因果关系的分析与解释。影响机制分析中主要考虑的因素包括：（1）空间因素：居住地周边土地利用混合程度、休闲设施的可达性等，这些因素可能影响休闲活动目的地的选择、休闲出行的距离、休闲行为产生的时间等。（2）社会因素：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个体社会经济属性等，这些因素可能代表了社会整体的休闲需求、个体差异化的休闲需求，从而影响休闲行为的频率及模式。（3）个人因素：个体行为偏好、情感偏好等，这些因素可能形成居民差异化的休闲态度、休闲时间分配及休闲同伴的重要性等，是休闲行为决策的软性影响因素。

因果分析基础上的休闲行为情境模拟，更直接地将休闲行为的分析结果与政策应用建立连接。这种努力的宗旨是通过空间改善和行为引导，来实现城市“物质空间”和居民“行为空间”相互匹配的理想状态。具体方法包括采用假设偏好法开展调查、利用Netlogo等软件建立多代理人模型，改变相关变量观察行为因变量的变化趋势等。通常的操作为设置情境，如休闲设施密度增加、居民工作或通勤时间缩短、娱乐消遣型信息高效传递等条件变化，分析居民休闲行为的产生及分布随之发生怎样的变化，以评判或指导城市相关政策的制定与改进。

4.结论与展望

在“十三五”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背景下，城市居民的休闲需求将进一步释放。本文从学科视角、研究命题和内容方法3个方面对城市休闲时空行为研究进行了全面讨论。首先，从地理学、交通学和时间地理学3个学科与理论视角，梳理对城市休闲行为从宏观到微观的认识过程。其次，强调加强对休闲行为的本质认识是开展前沿研究、实现理论创新的有效途径，并讨论了休闲行为的国际比较、休闲行为与社交网络的关系以及ICT与大数据的休闲分析是近期的研究热点和前沿。最后，讨论了从操作层面上，如何通过扩展时间与空间尺度、加强潜在休闲行为分析并开展情境模拟研究，实现有效的城市休闲行为研究，建立了基于个体行为的城市空间研究框架。

休闲时空行为是认识快速城镇化变化、贡献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视角，但本文并不能全面覆盖中国城市休闲行为的研究领域。时空行为研究立足于空间与行为的互动，因此在城市空间发展上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然而，休闲时空行为并不等同于休闲行为，休闲行为是一个更为宽泛的领域。在欧美，休闲行为过程可包含动机、决策、参与、满意度等分析；休闲行为心理可包含偏好、制约、参与、意象等研究。中国的休闲行为讨论也广泛涉及休息制度变化、家庭收入增加等经济与政策议题。休闲时空行为研究在坚持时间性和空间性讨论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涉及上述领域，但暂时难以用时空统领全部的行为与心理过程。这将是未来需要深入研究的话题。

时空行为 篇3

最近国内外已有一些研究开始致力于旅游目的地内部游客时空行为的探讨[1~7]。关于旅游者时空行为驱动力研究方面, 目前主要还是从旅游流驱动力和旅游者行为驱动力两个方面来进行研究, 普遍认为旅游者特征 (包括旅游者人口统计特征、旅游动机及方式、个人偏好、目的地知识、闲暇时间、亲友意见等) 和目的地特征 (目的地区位、吸引力、目的地促销、所需游览时间、旅行成本等) 是旅游者时空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8~14]。麦克切尔对目的地内部旅游者时空行为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麦克切尔和劳认为影响目的地内部旅游者移动的影响要素可以划分为“推力要素” (旅游者角色、旅游同伴、个人动机、到访经验等) 、“拉力要素” (目的地地貌和结构特征) 以及“时间要素” (在目的地停留时间、旅游全程时间) 三个方面[15]。

一、研究方法

问卷由于受访者必须为完成游园活动的游客, 因此问卷发放地址选取在宋城景区入口, 这里也是游客出园的唯一通道。问卷共发放250份, 达到了完成本项研究所需的样本数量, 实际回收240份, 回收率为96%, 有效问卷为230份, 有效率为92%。对量表进行α信度系数分析, α信度系数值为0.936, 可见, 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程度很高, 内部结构非常理想, 该问卷的信度达到了研究要求。

二、数据分析

(一) 受访者的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

问卷显示:研究样本中男性占总样本量的60%, 女性占40%, 男性高于女性数量。年龄中以18~29岁之间的青壮年旅游者为主 (占总量的64.3%) , 30~59岁之间的旅游者占总量的28.7%, 60岁以上的旅游者只占总量的7%。在受教育程度上, 受访旅游者中以大专或本科为主, 占到调查样本总量的58.3%。在年收入上, 选择5 000元~7 999元的游客数量最多, 达到了27.8%的, 其次为3 000元~4 999元的游客, 比例为27.0%, 选择1 000元~1 999元的游客数量最少, 占到总的7.8%。受访者中, 41.7%来自于杭州市本地 (见下页表1) 。

(二) 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

KMO值等于0.843, 根据KMO度量标准可知原有变量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表示游客移动模式影响因素量表适合进行因子分析。Bartlett球形检验的近似卡方分布为4 008.852, 自由度为351, 显著性概率值p=0.000, 达到显著水平, 拒绝相关矩阵不是单元矩阵的假设, 表示“游客移动模式影响因素量表”27个题项变量有共同因素存在, 数据文件适合进行因素分析。

(三) 因子分析

使用主成分分析方法, 并经最大正交化旋转, 对调查问卷的数据进行了因素分析处理, 结果 (见下页表2) 。

使用陡阶检验的方法, 将特征根大于1作为主成分入选标准, 结果共提取出7个主要因素, 它们的特征值累积能够解释总体变异数的70.852%, 尚算可以。使用具有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 旋转在15次迭代后收敛, 每个因素由数量不等的项目构成, 构成因素的项目, 以及它们的因素负荷情况 (见下页表3) 。

注:每个因素, 均由因素负荷大于0.45的项目构成;项目序号是问卷中的序号。

由表3可见, 因素1由下列项目构成:Q5.兴趣爱好;Q6.旅行目的;Q8.亲友推荐;Q9.广告宣传;Q10.到访经验;Q12.群体动态。根据因素构成项目的主要内容, 因素1可以命名为个人偏好及经验因素。

因素2由下列项目构成:Q7.旅行方式;Q11.本次在宋城的游玩安排;Q21.本次出游时间预算;Q22.在宋城景区时间预算。根据因素构成项目的主要内容, 因素2可以命名为时间及计划因素。

因素3由下列项目构成:Q1.年龄和身体状态;Q2.受教育水平;Q3.收入水平;Q4.宗教信仰。根据因素构成项目的主要内容, 因素3可以命名为人口统计学因素。

因素4由下列项目构成:Q17.节目安排信息;Q24.拥挤;Q25.重复景点;Q26.同游者影响;Q27.天气影响。根据因素构成项目的主要内容, 因素4可以命名为其他阻力因素。

因素5由下列项目构成:Q13.在主要目的地景点附近;Q14.顺路。根据因素构成项目的主要内容, 因素5可以命名为景点区位因素。

因素6由下列项目构成:Q15.标识系统;Q16.景点知识;Q18.景点吸引力;Q19.景点知名度。根据因素构成项目的主要内容, 因素6可以命名为景点信息及吸引力因素。

因素7由下列项目构成:Q20.景点新颖性;Q23.景点价格。根据因素构成项目的主要内容, 因素7可以命名为其他拉力因素。

因素1和因素3可以归为推力维度, 因素5, 因素6因素7可以归为拉力维度, 因素2和因素4可以归为阻力维度。

结论

笔者对杭州宋城主题公园游客在景区内部时空行为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 问卷调查结果采用因子分析方法进行降维处理, 研究结果表明, 景区内部旅游者时空行为影响因素可以归为三个维度, 七类因素, 即推力维度:人口统计学因素、个人偏好及经验因素;拉力维度:景点区位因素、景点信息及吸引力因素、其他拉力因素;阻力维度:时间及计划因素和其他阻力因素。

摘要：旅游者在景区内部的时空行为研究有助于旅游目的地管理的提高, 选取旅游者在目的地内部的移动 (时间和空间) 行为影响因素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 对杭州宋城主题公园进行实证研究。问卷所获数据通过SPSS19.0统计软件, 采用因子分析方法进行统计处理, 得出结论:景区内部旅游者时空行为影响因素可以归为三个维度、七类因素。推力维度:人口统计学因素、个人偏好及经验因素;拉力维度:景点区位因素、景点信息及吸引力因素、其他拉力因素;阻力维度:时间及计划因素和其他阻力因素。

时空行为 篇4

对大脑进行物理干预来修改特定回路的功能,可治疗精神类疾病。

时空从哪里产生?由什么构成?研究人员认为,物理学不仅要能解释时空的表现,还要能解释时空本质的起源。时空可能从某种更基本的东西产生,这种东西尚未命名。这种从根本上对现实的重新定义,是解释黑洞核心那个无限致密的”奇点”怎样扭曲了时空构造的唯一方式,这也超越了所有的认知。为此,找到一个庞大的理论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热力学万有引力

是否真的有某种东西比时空更基本?证据何在?量子力学和万有引力与热动力学开始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一趋势日益明显。要想用实验来验证是非常困难的。时空虽然看起来是连续的,但如果小到普朗克级别,大致是10的负35次方米,比一个质子还小约20个数量级,情况可能会完全不同,但这并非不可能。一种可以检验时空的结构是否为离散的方法,就是寻找高能光子延迟。在遥远的宇宙角落,由某个宇宙事件(比如超新星爆发)抛射出大量γ射线,这些高能光子到达地球可能会产生时间上的延迟。

圈量子引力

由于这种圈是量子的,所以该理论也定义了一个最小面积单位。这种面积量子是大约一个普朗克单位那么大的一个面。要想再插入一根面积更小的“线”,它就会跟其余的“网线”断开。它不能与任何其他东西连接,只好从时空中退出。定义了最小面积带来了一个令人欣慰的结果,就是圈量子引力不能被无限挤压到一个无限小的点。

这意味着在大爆炸瞬间以及在黑洞中心,它不会产生那种打破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方程的奇点。圈量子引力论没有包括其他的力,也没能说明正常时空是怎样从这种信息网中出现的。探索的艰难使一些研究人员转而追求另一种更抽象的过程,由此提出了著名的因果集合论。

因果集合论

因果集合论提出,构成时空的“基本之砖”是简单的数学上的点,各点之间由关系连接,每个关系指示着从过去到未来。这种关系是因果性表现的本质,意味着前一个点会影响后一个点,但反过来不行。最终的因果网就像一棵不断生长的树,逐渐形成了时空。

虽然很难找到支持证据,因果集合论还是提供了一些可检验的预测,一些物理学家利用计算机模拟得到了更多结果。普通时空由某种未知的基本成分构成,这些成分是微小的块体,淹没在混乱的量子涨落的海洋中,随后这些时空块自发地黏合在一起而形成更大的结构。研究人员增加了改变一切的因果性,然后发现,时空小块开始持续地自行组装,成为光滑的四维宇宙,其性质正和我们所在的宇宙类似。

全息论

黑洞以一种类似全息的方式在其表面存储了所有的熵,并构建了全息宇宙模型。在该模型中,三维的宇宙内部包含了弦和黑洞,只受万有引力控制,而它的二维边界包含了基本粒子和场,服从普通量子法则而无需万有引力。

时空行为 篇5

一、项目背景

“卫”是我国明初建立的防御倭寇、保卫疆土的兵营。明初实行卫所兵制,大抵5600名军人为一卫,1120人为一所,一般每卫设左、右、中、前、后5个千户所。这些卫均隶属都指挥使司,由都指挥使司直接指挥,都指挥使司的指挥机构称为营。营、卫、所共同组成防御倭寇的军事体系。在当时交通、通讯不发达的情况下,各营能就近快速地传达军令,便于各营、卫、所及时策应,以应对海上的突发侵扰事件。“卫”的建立除了它的军事意义外,还带动“卫”所在地渔、农、工、商业的发展,以“卫”为中心形成了具有卫文化特色的城镇。现在沿海地区的安东卫、天津卫、威海卫、莱州卫、登州卫等地名均沿袭明初所建兵营的名号。其中安东卫是最具特色的卫城。在安东卫城,士兵、家属和周边的渔、农、工、商界的人士们和谐地生活在一起。

二、物理时空与信息时空的融合表现——烽火安东卫

如何形象地、充分地再现几百年前安东卫兵士们和当地乡民共同抵御倭寇、保卫疆土、和谐生活的真实环境,如何利用信息技术将“卫”文化有声有色、动静结合地还原得淋漓尽致是本次设计的重点。

此前,利用信息技术进行设计也有很多成功案例,如2010年上海世博会《清明上河图》。在该作品中,设计师将古老画卷数字化,再以动画手法增加了500多个走动的人物,白天有近1000个人物来往于城里城外,夜晚还有500个人物在街上活动,近100台投影仪将运动版的《清明上河图》投射到128米长屏幕上,引起观众心灵上的震撼。《清明上河图》主要运用了动画技术、视频融合技术、数字声音合成技术。然而,它毕竟是2009年的设计成果,存在着三个方面的不足,首先它是一个二维的动画,保留了中国画散点透视的优点,但是缺乏欧洲绘画焦点透视的优势,不能表现艺术场景无限远的空间透视关系,没有给观众呈现出1000年前的时空效果。其次,它只能自行播放,观众不能与画面形成互动。其三,它没有艺术场景营造出的物理时空的配合,只有一个二维平面图形的画面,如果断开电源,图形消失,观众眼前只是一片苍白的屏幕,什么也没有。所以我们此次的设计必须要克服以往信息技术运用的不足,达到一种全新的效果,全新的境界,给观众一种全新的体验。

这就要求采用一种新的表现方法,这种方法就是物理时空与信息时空的融合。将人、物理环境和多项信息技术综合产生的变换式场景融合在一起,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景象、不同画面在此交融。让观众在此体验600年前的故事,感受当年安东卫人的生活,并与当年的抗倭历史事件形成交流和互动,实现对安东卫海防文化进行全面展示的目的。

首先是以艺术再现手法营造物理时空。据记载,安东卫城面临东海,当南北之冲。明初信国公汤和建(安东卫)城皆用砖石,周围五百三十丈,高二丈一尺,垛口一千三百,门楼四座。城上除门楼外,另有五铺。四门内俱有门房以藏兵器,四大街设八铺,小巷四铺,依时巡更,以防盗贼。以这个记载为依据,我们在展馆序厅位置按比例制成古安东卫城微缩仿真景观。微缩的仿真景观必须寻找与明、清年代建筑材料相符的材料。这种方法营造出来的空间环境,其结构、比例、部件、材料、质感等都与当年建造的房屋一样,观众甚至可以亲手触摸,似乎回到了过去,我们称之为物理时空环境营造,或者叫艺术再现。艺术再现的物理时空环境包括安东卫城门、城墙、垛楼、火炮、护城河、卫指挥使司、卫学、庙宇、民房、兵营、演武场等设施。这些看得见、摸得着、有重量、有肌理、有色彩的物理时空环境真实地再现了海防古镇风采。

但是,如何让观众穿越时空身临其境,在视觉、听觉、触觉、感觉、味觉上综合感受到当年的卫城海防战事则要靠动静结合、声色并茂的信息时空加以表现。要让三维空间活起来,以运动的状态呈现在观众面前,就必须建立多维度的空间。也就是说,我们营造的安东卫遗址再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物理空间形态的塑造,而是包含着复杂技术系统的有各种情节的演绎,是有各种情绪可以表达、宣泄的信息化时空遗址。信息化的时空遗址由巨幅背景画面、逼真的场景模型、地面模型、多通道、多媒体适时互动影像投放系统四部分有机组成。这些因素穿插错落,共同营造出一处虚实相济、渔帆点点、长空万里、无比辽阔的海防景观。以艺术手法和信息技术再现的海防景观变化莫测,预先储存的若干背景画面在高清影像多通道投放系统的支持下可产生从静而动,由明而暗、自冷而暖的图像转移、图像叠加的变化,多通道多媒体系统中的传感系统能捕捉到观众的动作,将人物的动作转换成电信号,随即对多媒体系统发出下一步指令。在这个系统中,观众通过操作界面几乎真实地体验到信息空间带给人们的多种感受。

三、信息技术集成应用,营造立体交互长卷《清明上海图》

“渔盐利绕,物产丰富”,安东卫“去海五里”,除吸引人的海防故事外,其渔盐文化是最富特色的,从古至今勤劳的安东卫人靠打鱼、晒盐等劳动为生,留下了丰富的渔盐文化积淀。

根据展馆的建筑特点和内容展示的先后秩序,我们将渔盐文化设计在三层,利用了层高交错的实际状况,在高度适合之处设计大型景观——现代岚山版的立体互动《清明上海图》,这也是一处长36米的捕鱼制盐场景。景观里可展示祭海、造船、织网、捕鱼、加工、晒盐等人们赖以生存、息息相关的古老的文明、习俗和技艺。观众能在此再次与景观互动,体验古老的文明和技艺。

观众走进展厅,只见眼前的大海一片湛蓝,海平线上几许帆船,海鸥在天空翱翔,此刻站立在海边上,眼前的龙王庙前香火缭绕,人们正在祈求平安。码头上,渔民正在起锚、登船,一片繁忙,老木头雕琢的渔船正准备扬帆起航。观众身后的安东卫集市大街上,钱庄、当铺、粮油铺、皮毛店、票号,老字号,店铺林立,生意兴旺。以仿真手法复制的货币、契约、商标、印鉴、称量用具、税单、股票、算盘、账簿等物品足以以假乱真。

古老的石板路上,渔夫、渔妇、织女、船工、舵手们摩肩擦踵,来往不息,为生计奔忙。此时只要凌空点击,观众眼前便会出现渔船迎着晨曦出海、满载晚霞归来等景观。此外,还有日出日落的变化,有早晨到傍晚的景象转移,有明有暗、有起有落,天空由蓝而黄,色彩斑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