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新闻事件

新媒体新闻事件（精选十篇）

新媒体新闻事件 篇1

但是今天我们回头审视这一媒体事件, 不难发现, 人们对“小悦悦事件”本身的关注掩盖了新闻媒体在报道此事时的诸多失范之处, 不管是在新闻报道层面、舆论引导层面还是把握新闻传播的平衡方面, 一些媒体都没有把握好新闻传播的理性维度。

新闻报道的取向:故事性原则还是事件性原则?

新媒体时代, “人们更愿意从无数的碎片中去拼接对世界的理解, 或者干脆放任这种拼接的存在而不去进行整合, 完全理解全文和语境的动机在逐渐没落”[1], 正是受众特征的变化, 使得新闻报道对新闻事件整体的解读和片段的截取上更需要客观公正, 在“重构情境”上要与新闻事实的本来面貌保持高度一致。新闻报道事件性原则的核心在于把握事实的真实并展开客观、平衡的播报, 故事性原则的核心是重视情节结构和叙事张力, 强调传播冲击力。近年来, 在学界业界注重新闻报道的可看性并大力倡导故事化叙事之后, 很多新闻报道舍本逐末, 在新闻报道中, 过度追求新闻的戏剧性和轰动性效应。南方电视台《第一时间》对“小悦悦事件”的首家报道就偏向故事性原则:两辆汽车先后碾压小悦悦并逃逸, 18个路人先后经过小悦悦身旁“见死不救”, 拾废品的陈阿婆热心相救。2个司机和18个路人的“冷血”和陈阿婆的挺身而出之间构成了数字、身份、人性三组强烈的对比张力, 因此具有一般故事化叙事策略所具有的叙事冲击力。但是这则报道在客观、平衡方面存在如下瑕疵:

新闻素材的画面客观真实问题。新闻素材全部来自事发地一家商户安装的监控摄像头录制的一段长达7分钟左右的视频。这个监控摄像头的光学性能如何?许多摄像头具有很高的灵敏度, 有没有可能因为摄像头的性能导致拍摄到画面与发生交通事故的现场环境有差异?记者必须实地考察事发地的光照环境和当时下大雨的气候环境, 才能合理推断18个路人是否看清了受伤倒地的小悦悦, 当然还要适当考虑小悦悦深色上衣和红色裤子的着装以及受伤流血的情况。但是这些实证工作, 南方电视台记者都没有做, 就直接以监控画面报道, 难免有失客观。

新闻采访的平衡问题。所谓“新闻平衡”, 就是“尽可能给每一方, 尤其是受到指证的一方说话的机会”。从《第一时间》新闻视频我们看到, 路人大多为商城的经营户和员工, 在新闻报道中, 这些路人被称为新闻当事人, 在新闻播出之前, 去寻访这些新闻当事人难度不大, 但是记者却没有给这些新闻当事人说话的机会。只有依靠监控录像的视频画面来认定的事实, 没有多元声音的表达, 没有不同意见的交流和交锋, 我们很难相信, 这样的新闻能避免主观倾向对事件还原的影响, 能揭开事件的真相。即使揭开了事件的真相, 也存在对新闻当事人的不尊重, 违背了新闻的平衡性原则。

传达严肃意义需要严肃的内容。新闻报道不同于故事叙事, 要坚守忠于事件真相的审慎态度, 必须从新闻事件的人、事、物、细节等诸多方面还原真实、靠近真相, 靠理性把握新闻的平衡, 不能如同监控摄像头一样站在一个高高的点上, 远距离俯视事件, 再抽象出故事元素, 进行夸张叙事和居高临下的道德评判。

舆论导向的重点:个体诛伐还是社会引导?

大众传媒具有环境监视功能, 可以表达自己的言论, 但是这种选择和传播、这种表达必须超越社会舆论的高度。“小悦悦事件”的社会舆论迅速掀起了一场针对“18个路人冷漠”的社会大批判, 社会各界包括广东地方政治层面都卷入到了这一舆论激荡中。但令人想不到的是, 许多媒体在18个路人已被贴上冷漠标签以后还到处人肉搜索他们并上门质询他们, 将他们的私人生活空间曝光, 对他们进行无休止的个体诛伐, 比如对主动站出来说明自己没看到小悦悦的“绿衣男”反复上门采访和怀疑, 对那对母女路人的上门采访及道德诘问, 都明显伤害了当事人的尊严, 破坏了他们的家庭秩序, 试想媒体采访行为让路人中的小女孩置于舆论聚光灯下, 她不会受到身心伤害并因此留下阴影吗?媒体舆论不能将批判对象———人格中道德属性这一抽象概念置换成具体的路人本身, 尤其是他们的人格尊严。而“小悦悦事件”中媒体所表现出的这种个体诛伐, 对私人领域过度逼视和肆无忌惮的僭越, 缺乏对普通生命的尊重, 造成道德名义下的伤害。

回顾近年来的许多媒体热点事件, 舆论导向对个体诛伐的例子很多, 药家鑫案中新闻媒体给药添上富二代的身份标签, 进而对药家鑫家庭背景这一私人空间进行无根据的猜测, “药家鑫案件”变成了“药家鑫事件”, 让这个涉及大学生道德教育和社会认知等舆论议题的案件异化为社会贫富差距的拉锯式讨论, 难免会伤害到新闻当事人。酒后驾车的李启铭交通肇事时喊出的一句“我爸是李刚”, 便把李刚搅进了舆论漩涡, 众多媒体把李刚符号化, 有没有思量这种个体诛伐对那个现实生活中的李刚造成的伤害?新闻报道要严格界定公共信息和个人信息的区别, 对个体生命的尊重首先要从规避对个体生命的伤害开始。

大众传媒具有社会协调功能, 其舆论导向必须在事实讨论而非传闻猜测的基础上形成良好的社会引导效应, 让社会舆论良性发展, 让舆论指涉的各方获得心悦诚服的教育并不受到无端伤害, 社会情绪才会得到正确疏导, 因此产生的社会行为选择才会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新闻传播的平衡:情绪共鸣还是理性共鸣?

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特征和传播特征, 才能确立准确的新闻传播范式。今天我们处在图像新兴的媒介融合时代, 图像阅读的形象性让我们日益习惯形象思维而缺乏严密的抽象思考, 受众有“眼见为实”的习惯定式却没有对图像片段性、瞬间性特征的审慎态度;网络及其他新兴媒体所提供的信息的汪洋大海更让我们受制于浅层文字阅读, 又无法阻止自由观点的肆意表达, “各种真真假假的传言、猜想裹挟在信息洪流中泥沙俱下, 令舆论场的复杂性骤然增加”[2], 新闻媒介作为一种话语结构, 指导我们认识世界和理解事物, 因此, 确立一种理性的传播范式能更好地完成这种指导, 要在新闻传播与社会公众之间建立理性共鸣。

慎情。新闻的情感必须以理性为前提, 是在理性共鸣基础上形成情感共鸣, 非理性的情感表达, 甚至咆哮式的情绪倾泻都是一种不恰当的修辞。“小悦悦事件”发生后, 全国各地的媒体一片批判之声, 湖南经视《钟山说事》栏目的主持人钟山竟然说出了“冬天来了, 觉得凉了, 钟山我始终陷入一种悲伤痛楚的情绪”, 小标题打着《为良心招魂》、《会疼吗, 会痛吗, 会哭吗, 会流泪吗, 会伤心吗, 会绝望吗?》, 整个节目充满了个人情绪的宣泄和爆发, 《钟山说事》作为一档新闻评论节目, 以其犀利的点评、敢爱敢恨的特色让观众拍手叫好, 钟山也被赞为“最有血性的民生时政主持人”。但媒体作为社会公器不是个人非理性情绪的“大喇叭”, 不得体的宣泄就会造成对社会公序良俗的破坏。

慎疑。“小悦悦事件”没有现场从头至尾的亲历者, 事后也无法收集权威证据证明18个路人都“冷漠”, 因此对媒体下的论断“18个路人冷漠和冷血”, 缺乏有效依据。与18个路人相比, 我们更不能忘记有那么多爱心人士热心捐款关心帮助小悦悦父母。脚踏实地的批判精神已经被庸俗的猜疑替代, 我们常常陷入非理性报道的泥潭怪圈, 点滴的新闻表象不能成为价值判断的依据, 不要把民意观点中的噪音送进观众的耳朵, 更不要助长极端的个人主义观点进入公众视野, 毕竟, 社会进步需要建设的批判而不是破坏的批判, 所以在新闻报道上一定要谨慎怀疑。

在民众越来越参与社会管理的新媒体时代, 培养严肃而专注的受众, 为受众营造理性共鸣的信息传播场, 勿将暴戾、怨气、冷漠和伤害施于他人, 只有培养严肃理性的社会批判氛围, 推崇正常理性和良知, 树立新闻传播的理性范式, 坚守自己的理性维度, 才能让新闻传媒成为推动社会文明向前的动力。

摘要：新媒体时代, 人人都有麦克风, 人人都是传播者, 面对公共意识空前提高的大众, 新媒体为他们构建了一个表达观点、宣泄情绪的传播平台。但信息传播方便快捷的同时, 也带来了信息碎片化、情绪表达失控等问题。浩如烟海的信息如果不能经过理性沉淀, 势必影响事实的真实与客观。本文重提“小悦悦事件”, 从新闻报道、舆论导向和新闻传播三方面来探讨如何把握新闻传播行为的理性维度。

关键词：新媒体,传播,理性,“小悦悦事件”

参考文献

[1]孟伟.新媒体时代社会理性精神的重建——以广播声音传播为例[J].现代传播, 2011 (8) .[1]孟伟.新媒体时代社会理性精神的重建——以广播声音传播为例[J].现代传播, 2011 (8) .

突发新闻媒体事件应急预案 篇2

1.1 编制目的

高效有序地做好本企业突发新闻媒体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最大限度地降低和减少突发事件造成的舆论损害，畅通企业与社会以及公众沟通渠道，引导舆论导向，化解企业风险，树立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维护社会稳定。1.2 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关于改进和加强国内突发事件新闻发布工作的实施意见》 1.3 适用范围

适用于本企业突发新闻媒体事件的新闻应急处置工作。2 应急处置基本原则

公司系统突发事件新闻应急处置工作和负面报道新闻应急处置工作应遵循以下原则：

预防为主，常备不懈。要常抓不懈，防患于未然，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提前做好新闻处置相关准备，控制报道、引导舆论。

积极应对，快速反应。主动控制对突发事件的新闻处置，及时处理各有关单位的询问。实事求是，严谨细致。对突发事件和相关负面报道的报告及新闻处置要符合实际情况，真实、准确，做到全面、客观，不得隐瞒、缓报、谎报。3 事件类型和危害程度分析

3.1 风险的来源、特性

公司内部可能存在劳资纠纷、各方面的利益冲突事件，也发生自然灾害、生产事故、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等事件。

3.2 事件类型、影响范围及后果

上述事件等因素往往会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和各级新闻舆论热点，可能会对企业生产稳定和人心安定造成不利影响，甚至会造成公司的负面影响，使公司形象受损。4 事件分级

根据突发事件危害程度和影响范围，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和上级应急预案等，对突发事件分为以下四级：

4.1 特大突发新闻媒体事件

4.1.1 发生自然灾害类特大突发事件； 4.1.2 发生事故灾难类特大突发事件； 4.1.3 发生公共卫生类特大突发事件； 4.1.4 发生社会安全类特大突发事件； 4.2 重大突发新闻媒体事件

4.2.1 发生自然灾害类重大突发事件； 4.2.2 发生事故灾难类重大突发事件； 4.2.3 发生公共卫生类重大突发事件； 4.2.4 发生社会安全类重大突发事件； 4.3 较大突发新闻媒体事件

4.3.1 发生自然灾害类较大突发事件；

4.3.2 发生事故灾难类较大突发事件； 4.3.3 发生公共卫生类较大突发事件； 4.3.4 发生社会安全类较大突发事件； 4.4 一般突发新闻媒体事件

4.1.1 发生自然灾害类一般突发事件； 4.1.2 发生事故灾难类一般突发事件； 4.1.3 发生公共卫生类一般突发事件； 4.1.4 发生社会安全类一般突发事件； 5 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

5.1 应急指挥机构

公司突发新闻媒体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在公司党组的领导下组织开展，由公司思想政治工作部归口管理，公司相关业务部门配合。

突发性事件处置工作小组（以下简称应急小组）组长：朱旭辉

成员：胡伟、殷岳、徐恪慧、王杰、张爱玲、郭大薇、崔航源。5.2 应急指挥机构的职责

5.2.1企业突发新闻媒体事件应急小组工作职责

5.2.1.1贯彻落实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突发新闻媒体事件应急处置管理工作的规定和公司有关管理制度、工作要求，建立本公司突发新闻媒体事件应急处置管理工作指挥体系；

5.2.1.2 制定本公司突发新闻媒体事件应急预案，并检查预案和应急措施的落实情况； 5.2.1.3 及时向公司领导报告发生在本公司的突发新闻媒体事件处置的实时进展情况； 5.2.1.4及时向当地新闻宣传主管部门汇报工作，并与新闻媒体沟通协调，争取支持； 6 预防与预警

6.1 风险监测

按照“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的原则，公司各级责任主体通过舆情分析了解所管理范围内各种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的信息，并将信息向应急小组报告，应急小组应对媒体报道公司系统的舆情进行跟踪监测和研究分析，提出相应的预警建议，要求相关部门处置。6.2 预警发布与预警行动 6.2.1 预警发布

应急小组根据预测分析结果，对可能发生和可以预警的突发事件进行预警。预警级别依据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势态，一般划分为四级：Ⅰ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Ⅲ级（较大）和Ⅳ级（一般。根据事态的发展情况和采取措施的效果，预警可以升级、降级或解除。6.2.2 预警行动

6.2.2.1对新闻媒体报道公司系统的舆情进行跟踪监测和研究分析，要求相关部门处置。

6.2.2.2 突发事件的新闻发布既要争取发布时效，又要确保信息准确。情况较为复杂的突发事件，在事态尚未清楚，但可能引起公众猜测和恐慌时，应在第一时间发布已认定的简要信息，根据事态发展和处置工作进展情况，再作后续详细发布。

6.2.2.3 突发事件的新闻发布既要使公众及时了解相关信息，又要讲究策略，认真策划，循序渐进，确保事件处置工作的顺利开展；要有助于公众对事件的正确了解，争取更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有助于维护企业生产稳定和人心安定。6.3 预警结束

相关部门落实预警信息，解决相应的问题后，应将有关处置情况反馈给应急小组，由应急小组宣布预警结束。信息报告

7.1 突发新闻媒体事件发生后，所涉及部门应立即向本单位应急小组报告，应急小组应立即将突发新闻媒体事件情况汇总，上报领导。

7.2 突发新闻媒体事件信息报告内容： 7.2.1 新闻媒体报道的基本情况；

7.2.2 突发事件的实际情况，包括事发后已做的工作和采取的措施； 7.2.3 造成的影响；

7.2.4 需要报告的其他事项。

7.3 应急小组根据领导的决定对突发事件情况向政府新闻主管部门、上级单位进行报告。7.4 应急处置过程中，应急小组至少每3小时将新闻应急工作处置情况向领导报告一次。8 应急响应

8.1 响应分级

根据突发事件分级标准，结合所发新闻影响的严重程度和公司的应急处置能力，应急响应分为三级：

8.1.1 发生特大和重大突发新闻媒体事件，为一级应急响应。其响应主体为公司，并通报政府有关部门。8.1.2发生较大突发新闻媒体事件，为二级应急响应。其响应主体为各部门，并通报政府有关部门。8.1.3发生一般突发新闻媒体事件，为三级应急响应。其响应主体为班组。8.2 响应程序

8.2.1 发生以下突发性事件时，应立即启动一级应急响应： 8.2.1.1 特别重大突发新闻媒体事件； 8.2.1.2重大突发新闻媒体事件。

8.2.2 发生较大突发新闻媒体事件时，应立即启动二级应急响应。8.2.3 发生一般突发新闻媒体事件时，应立即启动三级应急响应。8.2.4 突发性事件发生后，公司突发性事件处置应急小组要根据突发性事件的不同类型，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按部门分工迅速开展工作，及时处置和控制局面，全力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扩大。

8.2.5 在发生突发性事件期间以及突发性事件隐患存在期间，实行突发性事件处置临时值班制度。接到突发性事件报告的值班人员应将情况详细记录后，并报告应急小组，小组应根据报告情况立即进行核实确认，进入应急工作状态，采取必要措施并逐级上报。

发生一般和较大突发性事件必须在2小时内上报；发生重大和特别重大的突发性事件必须第一时间上报，并实行24小时值班，实时报送事件处置进展情况。8.3 应急结束

8.3.1 应急结束条件

8.3.1.1 事件现场得到控制，事件条件已经消除；

8.3.1.2 事件所造成的危害已经被彻底消除，无继发可能； 8.3.1.3 事件现场的各种专业应急处置行动已无继续的必要。

8.3.2 达到应急结束条件的，应急小组确认次生、衍生和事件危害被基本消除，报请公司领导，并由公司领导宣布应急响应结束，并按职责分工，逐级传达每一个层面。9 后期处置

危机平息后，收集和整理媒体的相关报道以及来自公众的反馈意见，向公司领导递交此次危机事件传播的效果分析评估报告，其他新闻应急处理相关新闻宣传材料须整理归档，以总结经验教训，为突发新闻媒体事件的应急处理提供借鉴。应急保障

10.1 经费

应急指挥部领导负责保障本预案所需应急专项经费，财务部负责此经费的统一管理，保障专款专用，在应急状态下确保及时到位。10.2 其他

10.2.1各部门接到应急通知后，应立即奔赴事故现场，根据各自的职责对事发现场进行处理。10.2.2综合事务部接到应急通知后，应立即奔赴事故现场，对事件进行拍照、摄影等。11 培训和演练

11.1 预案演练

应急预案应每三年开展一次演练。11.2 培训

公司各部门要有计划地开展新闻应急工作相关知识培训，提高其应对能力。12 附则

12.1 预案实施

危机事件中新闻媒体的传播策略 篇3

危机事件概述

就危机事件来说，人们对危机一词有不同的界定。巴顿认为危机就是处于惊奇状态下对现有的重要价值构成威胁并且需要在短时间内做出决定的一种特殊存在；弗恩·班克思则把危机定义为是对已有的组织、产品等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突发事故；芬克在对危机的论断中曾这样解释，危机就是在突发情况逼近时，事物所产生的不稳定状态；斯格等人认为危机充斥着非常规和不可预测的特殊性能，是一种能够给人或者事物带来高度威胁的特定状态。这些定义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了危机事件的特点：一、危害性。危机状态的传播蔓延会使范围内的组织结构模式和秩序受到严重损害，其危害程度预测性较小。二、人为反应时间较短。危机事件往往是突发事件，人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经验对其作出反映，而媒体就成为信息传播和解释的工具。三、属于非预期性事件。随着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攫取，各类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受科学技术的影响，自然灾害影响的范围和程度尚不能完全预测。而人为事件属于个人和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行为，也不能完全掌握。四、动态性。危机传播状态处于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环境中，动态性和倾向性较为明显，所以媒体对危机事件的报道要从多维角度出发，遵从变化发展的规律。

危机事件传播是政府部门和媒体机构为了及时、有效地干预和影响危机事件的发展，运用大众传媒手段，而采取的对信息进行有效控制和传播的媒体活动，以保证危机事件的合理解决，抑制公众的恐慌心理。危机传播是政府职能部门实现危机事件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运用的是一种集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关系传播为一体的新型传播理念和方法，进而实现对危机事件的管理和遏制。危机传播同时也是危机事件管理中，新闻媒体、政府部门以及社会组织和公众之间进行信息交流和共享的过程。

媒体在危机事件传播中的作用

作为连接政府职能和公众需求的媒体，在危机事件发生过程中的应对策略是遏制危机扩散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澳大利亚危机管理专家罗伯特·希斯就将媒体的作用概括为：第一、提供信息，指导公众在不同的危机情境中行动；第二、增强公众的危机意识；第三、危机发生时警示公众；第四、为危机管理者提供信息，关注利益相关者的情绪，可以理解和分析较大的危机；第五、提供有关做什么、去哪里、联系谁及采取什么措施的信息，以控制并解决危机。在危机事件管理和处置的过程中，信息传播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新闻媒体作为信息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力量，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就要求新闻媒体要做到以下几点：

1.及时提供危机事件的发展信息。在危机事件的发生过程中，公众对于信息的需求较为迫切，他们更多地关注事情的真相和发展动态以及政府的态度和解决过程。当社会环境出现情况不明、有威胁性或迅速变化时，个人和群体的媒介依赖便更加强烈。如果新闻媒体能够及时提供关于危机事件发生和发展的全面信息，公众就会减轻对于未知的恐惧，从而形成正确的认识，并及时采取各种保护手段和解决措施，因此，新闻媒体在处置危机事件过程中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谐有着重要作用。相反，如果公众不能及时有效地获取危机信息，加之负面信息传播的影响，各种谣言就会盛行开来，引发社会的恐慌。如2008年的贵州瓮安事件，由于没有及时向社会公布事件真实状况，引起了社会不稳定，而在事件完全公开之后，消除了大众的不信任心理，并对促进警民和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2.引导正确的舆论取向。媒体作为传播时政新闻的重要工具，处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对社会精神生活以及人们的思想意识产生着重大影响，具有引导公众舆论的功能。而危机事件本身带有极强的破坏性，是受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因此在危机事件的报道和处理过程中，媒体这一风向标要正确引导公众舆论，促使危机事件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

3.实现信息的有效沟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新闻媒体既是党和政府的喉结，又是联系政府与人民关系的桥梁。在危机事件的发展过程中，新闻媒体承担着信息传播与政务公开的角色，一方面要向公众传达危机事件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危害和影响，一方面还要将政府处理危机的态度和措施公布给广大群众，因此，新闻媒体在这个过程中承担着信息传达和事件解决的双重角色。

4.实施舆论监督功能。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的一项基本职能，主要是运用媒体途径揭露日常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督促并解决问题，促使个人或者组织机构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实现对公权力的制约以及不正之风的扭转。在危机事件的报道中，新闻媒体既能实现对危机事件的引导作用又能实现对政府职能态度的监督。

危机事件中新闻媒体的传播策略

危机事件在传播过程中往往与人们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极易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危机事件会对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及行为准则产生威胁，这种威胁可能造成社会物质的损失，也可能对人们精神价值体系产生撞击，更有可能影响到和谐社会的构建，使得社会秩序脱离以往的正常轨道，影响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而处在信息化的社会里，新闻媒体充当了人们的信息源，媒体在危机事件中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事件的进程和演变，因此在一个危机事件随时都可能发生的全球化时代，新闻媒体作为处置危机事件的重要力量在进行报道时要坚持正确的报道方式，采取有效的传播策略，将危机事件化解在萌芽状态，避免给人类和社会带来损失。

突发性的危机事件有潜伏期、萌芽期、爆发期和善后期几个阶段，新闻媒体介入危机事件传播的不同阶段所产生的作用也是各不相同的。在危机事件的潜伏期，媒体可以通过自身的报道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加强预警和监视，结合相关部门采取措施及时将危机事件遏制在萌芽状态。在危机事件的萌芽期，新闻媒体要加大报道传播力度，正确引导公众的舆论导向，使他们了解事件的发生，避免产生恐慌心理，与此同时应当加强与相关部门的联系，对于突发性的人为危机事件及时予以制止。而在危机的全面爆发时期，媒体要准确地传达事件的真实信息，做好群众的情绪安抚工作。对于危机事件的善后期，媒体应当通过各种追踪报道、全面解析等形式消除群众的危机心理，减轻危机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使社会生活恢复到正常轨道。在危机事件的报道中，如果媒体只是一味地揭露和批判，而没有建设性的意见，就很可能会影响危机事件的处理和公众的信任度以及社会机制的正常运行。危机预警机制能够有效地防范和消除危机事件的发生，在应对危机管理的过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媒体应当建立一套完整的、符合实际的且能够阻止危机事件发生和发展的预警机制，以适应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处在社会转型的风口上，媒体的责任缺失和价值观失态是出现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而这一现状也直接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负面效应。传播学者施拉姆认为，有效的信息传播可以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可以加速社会变革的历程，也可以减缓变革中的困难和痛苦。然而在众多公共食品安全危机事件中，媒体的滞后传播行为没能起到监督的作用，对此，新闻媒体除了应当规范信息传播的环境以外，也应在信息传播中积极探索，树立危机意识，发现潜在的隐患，以负责的态度、冷静的思维和理性的处理方式对社会进程中所呈现的问题予以引导，同政府职能部门共同努力，降低危机事件的发生概率。具体来说，新闻媒体在对危机事件进行报道时还要坚持以下原则：

1.要遵从新闻的时效性报道。随着媒体行业竞争加剧，新闻媒体要想在激烈竞争的态势中求得生存，必须注重新闻报道的时效性原则，新闻工作者应当始终站在新闻事件的第一线，收集一手资料，及时将新闻信息报道给广大观众，而在新闻事件的报道中，能否及时客观深刻地报道突发性的危机事件正是衡量新闻媒体竞争力的指标。通常情况下，人们对媒体的追捧多是取决于新闻报道的时效，这也是受众接受新闻信息传播的普遍规律，因此，新闻媒体在对危机事件进行报道的过程中要注重实效性的把握，尽可能地抢占报道先机，赢得主动权。

2.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新闻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时往往会遇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阻力，而部分媒体工作者在潜意识里也排斥对危机事件进行报道，认为这样可能会引发社会恐慌。实则不然，在这样的情况下，新闻媒体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向社会公众公布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发展的态势，缓解公众因不知情而产生的莫名恐慌心理。新闻媒体坚持实事求是原则，首先要保证新闻的真实性。真实性是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如果媒体在进行危机事件报道的过程中无视新闻真实性的要求，隐瞒事实真相，将会损害媒体自身的公信力和政府的形象，同时对于解决危机事件也是极其不利的。其次，媒体还要实现对危机事件的深入报道，积极挖掘危机背后潜在的隐患，正确发挥媒体的舆论监督和引导功能，探究危机产生的根源，结合相关部门共同消除危机事件带来的隐患。

3.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危机事件在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往往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害，这其中就涉及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因此媒体在进行危机事件报道时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充分体现对人的关怀，呵护事件中的受害者，安慰他们的心理，缓解其紧张情绪，为他们传递希望。同时也要注重对弱势群体的保护，通过媒体传播的途径引起公众的关注，保证其基本的生活需求。

4.强化危机传播的策划意识。危机事件的新闻报道是一项严肃而又复杂的工作，在进行报道的过程中要进行周密地策划，做好议题设置工作。新闻媒体要注意精心选取和突出报道公共突发危机事件中含有积极思想导向和舆论引导价值的事实或问题，使之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并促使其形成媒体或社会所预期的舆论效果。同时还要善于运用专家的权威和领袖人物的表率作用来引导舆论。

新闻媒体在对危机事件进行报道的过程中，还要注重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合作，充分发挥媒体的传播优势，深入报道危机事件。另外，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的发展和普及也使得危机事件的传播范围和传播速度呈现出病毒式扩张趋势，因此，媒体就要结合社会发展的态势加强对危机事件的报道，阻止新兴传播方式下噪音信息的传播，促进真实信息的传播，力求新闻报道的真实准确，为危机事件的解决提供有利条件。

作者单位：河南科技学院

新媒体新闻事件 篇4

一、形式与内容——新媒体时代下的新闻标题

美国著名传播学者保罗·莱文森提出媒介“三分法”:旧媒介、新媒介和新新媒介。简单说来,互联网诞生前的一切媒介都是旧媒介;新媒介指互联网上滥觞于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代媒介;新新媒介则指滥觞于20世纪末、兴盛于21世纪的互联网上第二代媒介。近年来,以博客、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为典型代表的自媒体则属于莱文森所说的新新媒介,其巨大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冲击并改变了既有媒介格局,形成了新兴舆论场域。根据莱文森对媒介的划分,本文研究的是新媒体时代下的新闻标题聚焦于新媒介和新新媒介,即网络媒体和自媒体。

(一)新媒体时代下新闻标题的形式特点

1.标题结构的变化。新闻标题的形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单行题和多行题。被称为旧媒体的纸质媒体一般多为多行题,其结构有多种形式,如引题+主题+辅题、引题+主题、主题+辅题等。随着新闻所承载媒介的变化,新媒介和新新媒介的诞生改变了新闻标题的结构形式。笔者以2014年9月的“安大裸测”事件为例,对网络标题和自媒体标题结构形式进行分析,网易新闻以《安徽大学“裸测”女生脱剩内裤》为题(2014年9月27日),搜狐新闻的标题为《安徽大学要求“裸测”引吐槽称保证数据准确》(2014年9月26日),人民网的标题为《安徽大学调研学生体质健康,要求“裸测”引吐槽》(2014年9月25日)。楚天金报官方微博以《“裸测”大学女生问题出在哪里?》为题(2014年9月28日),河南日报官微的标题为《安徽大学调研学生体质健康要“裸测”!难道真要精确到克?》(2014年9月26日)。由此可见,不论是网络媒体还是自媒体,新闻标题结构多为单行题,并且多为实题。这是因为新的媒介形式改变了受众的阅读习惯,超链接跳转式的界面使网媒和自媒体的新闻标题多为单行题,适应了受众点击阅读的习惯。

2.标题字数的变化。从旧媒介到新媒介再到新新媒介,随着媒介形式的变化,媒介内容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以往旧媒体以报纸为载体,由多个版面组合而成,每个版面上的新闻需要编辑进行排版,故新闻标题的结构和字数相当,由于报纸媒体的新闻标题多为多行题,字数也会相应增多。而新媒介和新新媒介则与之相反,网络新闻以海量新闻聚合的形式呈现,在固定的网页版面内需要呈现大量新闻,故新闻标题的字数多控制在20字以内,而单行标题也不会超过13个字。比如《安徽大学要求“裸测”引吐槽校方:为数据准确》(2014年9月26日凤凰网),整个标题为18个字,而单行标题有11个字。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更是追求简、短、快,所以一般自媒体的标题更加短小,如民生经济网官微以《安徽大学要求女生“裸测”》为题(2014年9月26日),整个标题不超过10个字,更加简明扼要。

(二)新媒体时代下新闻标题内容的特点

根据互联网发展中心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32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6.9%,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5.27亿。20~29岁年龄段网民的比例为30.7%,在整体网民中占比最大。[1]当前,20~39岁阶段是新媒体时代的主要受众,这个年龄段的受众具有思维迅捷、接受能力强、追求效率等特点,新媒体时代下新闻标题内容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

1.虚实结合到实题为主。在旧媒体时代,报纸媒体的新闻标题内容多为虚实结合,除了主题是实题外,引题或辅题既可以是实题也可以是虚题。但是在新媒体时代,快节奏的生活使得受众根据新闻标题来判断新闻的可读性,所以不论是网络媒体还是自媒体,新闻标题多为实题。网易新闻首页2月22日的所有新闻标题中没有出现一条虚题,全部为实题。

2.标题内容趋于“片面”。报纸媒体的标题与正文呈现在同一平面内,标题内容多是对整篇文章的概括,所以旧媒介新闻标题趋于完整性。例如,《合肥晚报》2015年2月1日头版《省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昨闭幕表决通过<安徽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这个标题基本概括了正文内容,有典型的旧媒介标题内容特点。但在新媒体时代,受到载体形式和受众导向的限制,不论是网络媒体还是自媒体,为了在有限的版面内推送更多的内容,同时还要追求受众点击率,所以新媒体时代下,新闻标题的内容多趋于“片面”,即只点出新闻内容中最重要或最吸引受众关注的内容,对其他内容予以舍弃。又如,《“安徽大学‘裸测’女生脱剩内裤”为题》(网易2014年9月27日),此标题引用了对学生的采访,而舍弃了医院院长的采访以及其他内容,标题体现了新媒介和新新媒介新闻标题内容趋于“片面性”的趋势。

二、新媒体时代下被歪曲的新闻价值——“标题党”

2014年9月,《人民日报》连发数篇署名评论,批评“悬疑新闻”和其背后的“标题党”。[2]标题党,指故意用较为夸张、耸涌的文章标题以吸引网友点击查看帖子的行为或个人,特别是实际上标题与内容完全无关或联系不大者。在新媒体时代下,标题党现象随处可见,笔者就以“安大裸测”事件为例,对该事件的新闻标题进行分析。笔者在百度搜索引擎和微博搜索功能中键入“安大”“体侧”“裸测”等关键词,搜索相关新闻并进行统计,随机抽取2014年9月25日~2014年9月30日内的相关新闻60篇,对这60篇新闻标题所出现带有诱导性和标签化的字眼进行分析(如图1),标题中不加引号的“裸”占比73.3%,“女生”这个字眼占比63.3%,所占比例均超过一半。“脱”字占比33.3%,“内裤”占比30%,带有引导的“裸”占比26.7%,在随机抽取的60篇新闻标题中所占比例也很大。

(一)何以客观:标签化式的诱导

相比较报纸等旧媒介,网络、微博等新媒介以及新新媒介为了吸引眼球,在标题的制作上往往会出现诱导性、标签化的现象,以获取点击率和阅读量。但是这样的标题往往忽视了新闻导向,以偏概全,突出负面内容。例如,9月28日天津网的标题为《羞坏了!安徽大学“裸测”女生只穿内裤》,9月28日中金网的标题为《无语!安徽大学强制女生裸体测体能,众目睽睽脱到只剩内裤》等,在这些标题中出现了“裸”、“女生”、“内裤”等明显具有标签化的词语,但是在正文中可以发现参与体测的不仅仅是女生,而是对全校学生进行抽查,男女生都要参加体测,此次体测是按照国家规定标准进行,并非一些媒体写的那样。这样带有标签化的“标题党”现象不仅伤害了新闻的客观性,更加不符合新闻价值。

(二)题文不符:主观性色彩强烈

题文相符是传统新闻标题制作的一条基本原则,标题要求准确概括新闻的基本内容。而在网络新闻标题上,这一原则受到了冲击。[3]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网络媒体和自媒体受到利益等方面的诱惑,在标题制作上夸张化,主观色彩强烈,造成标题断章取义、挂羊头卖狗肉现象严重。例如,2014年9月26日中南网标题为《大学女生被要求裸测,现场宛若内衣秀令人眼花缭乱》,标题中不仅出现了“女生”“裸”这样具有标签化的词语,甚至还出现了“现场宛若内衣秀”这样明显带有夸张的主观性的语句,并且在稿件中的配图缺失真实性,并非体场拍下的照片。这种现象在网络媒体和自媒体中频频出现,我们不仅要警惕这种带有明显主观色彩的标题,更要不断改进标题制作方面出现的问题。

三、结语

在如今这样一个媒介融合的时代下,如何适应新媒介的传播特点来发布新闻和拟定标题,成为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从标题制作的角度看,新媒介与新新媒介不论在标题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有不同于旧媒介的特点,作为一种新兴的信息传播手段,需要与之相配合的新的传播方式。从新媒介本身的传播特点来看,媒体在提高新闻点击率和关注度的同时也要做到客观准确地报道新闻,努力平衡“诱”与“惑”的关系,用更丰富的信息内容吸引读者,而非过度使用“标题党”。

参考文献

[1]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407/P020140721507223212132.pdf,2014-07-21.

[2]陈力丹,李林燕.“标题党”用歪了新闻价值理念[J].传媒,2014(19):8-10.

新媒体新闻事件 篇5

大家好，我是****班***组的 袁仑伦，很高心有机会在这里做这个演讲。我这次演讲的题目是《从钓鱼岛事件相关报道看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 优劣对比》（点一下鼠标）

第2张

这次的钓鱼岛事件，由于日本执意要购买钓鱼岛，而使得整个事件急剧升温，不论是报刊，杂志类的传统媒体，还是各大门户网站，都用头版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

（点一下鼠标）

由于时间关系，我只收集了一部分报道的页面。左边是以环球时报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右边是以网易，搜狐为代表的新媒体。网络技术的发展使人们信息的获取方式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报刊、杂志等平面媒体。各种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新媒体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像主权问题这种具有极高关注度的话题，各种媒体都想方设法提供最及时，最生动的报道。但是由于传播技术和媒介的不同，传统媒体、和各类新媒体都形成了各自鲜明的特点。（点一下鼠标）第3张

首先以《环球时报》为代表介绍一下传统媒体。《环球时报》是由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一份时事新闻媒体，创刊于1993年，单期发行量超过200万份。其上面的文章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报纸行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相当的成熟。其采编、发行和经营三个关键环节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行业标准。

上面的文章多为特约记者所写，提供的内容经过层层筛选，质量较优。且多以原创内容为主。

从这些文章的标题可以看到，其中的内容有一定的权威性，并且有明显的引导社会舆论的作用。

其次，这些报纸大多经过多年的发展，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读者，并且在受众心中具有较高的地位，具有较强的影响力（点一下鼠标）

第四张

（点一下鼠标）

这张环球时报是出版于14日的。（点一下鼠标）

但是可以看到其中文章所讲的事件发生于13号和12号（点一下鼠标）

可以看到，对于报纸这种传统媒体，其内容有一定的延迟，时效性略有不足。且其中的内容形式比较单一，几乎完全是文字，图片很少，并且也是黑白的。读者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完全由报社决定读到的信息。而且，互动内容几乎没有，报社也很难获得读者的反馈信息。（点一下鼠标）第五张

对于像杂志这样的传统媒体，其专业化程度更高，内容更加丰富，选择更加严格，文章质量更好。

像期刊和杂志等媒体，其权威性和影响力还要高于报纸。

不过由于其发行速度相当缓慢，即使是周刊，看到的信息也可能都是数天前的了。更不用说那些半月刊，月刊，时效性就更差。所以这些杂志的卖点也不在于及时报道的新闻，而是对事件的深入分析。通过高质量的文章来弥补时效性上的不足。其次，这些媒体都有缺乏互动性的问题。文章的内容完全由少数精英来决定，媒体和读者之间是相对割裂的，媒体很难精确地掌握读者的特征和偏好。这就导致传统媒体只能采取分众式模式，即在用户选择有所取舍。（点一下鼠标）第六张

传统媒体或多或少的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像，其内容形式单一，时效性不足，缺少互动，这些固有的缺点是很难克服的。（点一下鼠标）然而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点一下鼠标）

新的媒体形式诞生了，这些新媒体借助网络的渠道进行传播，具有很多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优势（点一下鼠标）第七张

图上展示的是一些我们所熟知的 新媒体和 传统媒体。这些新媒体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点一下鼠标）

首先，从被动阅读状态到互动阅读状态。囿于技术的限制，传统阅读状态大多是被动的，而借助于新技术互动阅读成为可能，读者为了体现自身的价值和发表自身的观点，更可以参与其中，是阅读变成一种互动的过程。

其次，新媒体更加重视阅读体验。随着技术的进步，新媒体给用户带来了越来越好、越来越丰富的用户体验，读者也更重视阅读体验。

还有，新媒体由于成本的相对低廉、海量的空间和互动体验，更为重要的是可以通过互联网技术来分析每个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倾向，进而为每个读者提供量身定做的个性化和定制化的信息，也更好地满足了读者的需求。

虽然报纸和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也通过厚报分叠化和多频道化等手段提供一定程度的差异化产品，但是囿于版面和频道资源以及成本的限制，其只能提供较为标准和统一化的信息。（点一下鼠标）第八张

传统媒体的传播机制是一点对多点或者说是点对面的传播机制，在这种传播机制下，控制版面或者媒体稀缺资源的精英人士掌控着信息源，更掌控着话语权。可以通过控制信息传播源头轻易地控制传播内容。新媒体的传播机制是多点对多点、全立体的传播机制。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新媒体的传播机制下，信息源和受众之间的角色逐渐模糊，传统意义上的信息源在发布信息的同时，通过和受众的互动本身也成为了信息的接受者；受众在一定意义上也成为信息源，例如通过博客和微博等手段，很多受众自身成为信息的发布者，信息的提供开始逐步走向自组织和自生产阶段。（点一下鼠标）第九张

下面用各大门户网站来举例说明：（点一下鼠标）

可以看到上面信息的实时性非常高，使读者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得各种资讯。（点一下鼠标）

其内容的来源很广泛，还有很多从其他各种媒体转载的消息（点一下鼠标）

还有专家，政客从各种角度的评论，解读（点一下鼠标）

并且，报道图文并茂，非常生动（点一下鼠标）

第十张

这是在文章旁边配属相关视频，新媒体传播的信息形式更加多元

为读者提供更加丰富的体验（点一下鼠标）

第十一张

在每一篇文章的下方都会有一个评论区，给读者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点一下鼠标）

在文章旁边的滚动条使得新闻和微博相通 读者可以随时了解别人的的观点。

（点一下鼠标）

这些门户网站上的新闻专区，通过对各种资源的整合，使原来被动的阅读变成互动的阅读 给用户带来了更好的阅读体验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互联网，包容和互动的精神（点一下鼠标）

第十二张

这个是每一篇文章下方都有的相关文章推荐，通过受众所阅读的文章，自动推荐与之相关的内容，更好地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提高了阅读的效率。

（点一下鼠标）

有很多门户网站都使用移动互联网技术，通过手机客户端，来进行信息的传播

大大的丰富了信息的传播渠道和方式

（点一下鼠标）

文章下方，与各大社交网站相连。

改变了原来的信息源由少数精英掌握的传播模式，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

通过社交网站进行多点对多点、全立体的传播。

（点一下鼠标）第十三张

虽然新媒体有这么多的优点，但还是存在着一些不足（点一下鼠标）

首先，互联网上信息量巨大，各类信息相互混杂。审核力度相形见绌，难以进行全面的收集和审查。

（点一下鼠标）

因此，这也对对受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读者有一定的甄别能力。需要读者去检索信息，而不是像原来那样，有别人选好了送到自己面前。需要读者去判断信息是否有用，并且不能受到不良信息的影响。（点一下鼠标）

互联网上的很多报道实时性很强，却缺少深入的分析。很多报道就像下面这样，只是对事实的描述，缺少深入的分析。（点一下鼠标）互联网上，互相转载的内容偏多，原创内容相对缺乏。互联网上一旦有好的文章就会被各大网站反复转载。而不是像传统的媒体那样去追求原创、优质的内容。

（点一下鼠标）

相比起传统媒体，报道的质量有待提高，权威性有所不足。

（点一下鼠标）第十四张

最后我还想说一下新媒体时代的发展方向。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我们已经经入了Web2.0时代。现在更加注重与用户的交互。

信息的交流是双向的，用户既是网站内容的浏览者，也是网站内容的制造者。

类似社交网站（人人、facebook）、新浪微博等应用正式瞄准了这一需求。

（点一下鼠标）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门户网站已经不是网民上网的第一入口。

用户完全可以从搜索引擎或者社交网站的链接来找到相关的信息。（点一下鼠标）

门户网站主要提供目录和搜索等服务，当前，该模式就显得相对单

一、很容易被代替，缺少用户黏附性。

而社交网站可以通过用户的社交网络形成用户群，从而产生极大地用户粘性

（点一下鼠标）

新一代的社交网站，将新闻、视频、游戏等整合进来，并且可以根据用户的喜好进行个性化的推送。为每个读者提供量身定做的个性化和定制化的信息，也更好地满足了读者的需求。（点一下鼠标）

社交网络和手机客户端相结合，深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

我相信社交网络的这些优点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媒体和门户网站等新媒体的缺陷，一定会让其在新的网络时代大放异彩。

突发事件中，新媒体可以做什么？ 篇6

面对突发事件，新媒体究竟该做些什么？

“重大火灾，爆炸声跟打雷一样”。8月12日晚，新浪微博上一个名为“小宝最爱旻旻”的账号发布了一条15秒的视频，被认为是最早发布天津“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消息的网友之一。随后，惊心动魄的场景通过媒体微博、微信公众号等途径大规模传播开来，牵动亿万国人的心。

近年来，面对突发事故、灾难，新媒体往往冲在最前方，如火线记者一般实时传递信息与画面，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但在此过程中，恼人的谣言与假消息，也引发了不合时宜的“杂音”，且常常反复上演。

面对突发事件，新媒体究竟该做些什么？

传消息聚能量

积极作用不可忽视

梳理此次天津火灾爆炸事故以及此前马航客机失联等重大事件，可以发现，微博往往成为这些突发事件中最新消息的重要来源。

天津爆炸事故发生后不到1个小时，微博平台就出现了当地网友上传的各类视频，从不同位置记录了爆炸事件全过程。在微信朋友圈，更个人化的信息也得到了迅速扩散。此后，各媒体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号“进场”，承担起救援、调查等最新消息的传播任务。

对传统媒体来讲，受制于传播载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面对突发事件时，单纯求“快”已非易事。相较而言，新媒体在信息的发布和更新方面有很大的优势。无论是媒体记者还是普通民众，都可以随时随地，甚至在事故发生现场发布消息。

不过，尽管自媒体在“一手消息”的速度和数量上有优势，但主流权威媒体的微博、微信和客户端仍是舆论场的引导者。凭借长期建立的公信力，成为了民众获取突发事件信息的主要窗口。总体而言，在几次突发事件中，主流媒体的反应速度和质量得到凸显，新媒体的速度优势也越发突出。

更重要的是，新媒体业已成为灾难和事故之时凝聚人心、传递能量的载体。在微信和微博中，关于“献血地点”“求助信息”“寻人启事”等内容广泛传播，引起关注；而为遇难者祈福、为受害者鼓劲的话语，同样通过新媒体的集中与放大，产生了温暖、感人的力量。

传谣言泄情绪

舆论噪音屡次出现

新媒体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影响大，使用者遍及社会各个群体和角落，或多或少地刺激了公众的表达欲，促使更多人通过新媒体参与社会公共事务。

尽管如此，每当突发事件之时，仍会有似曾相识的谣言招摇过市，引发舆论“噪音”。更可憎的是，由于披上了“华丽的外衣”，这些谣言甚至在短时间内赢得不少市场。

谣言的传播或许只需要短短的几分钟，谣言的破除却需要很长的时间。为了博眼球，不少微博、微信账号借势而动，传播未经查证的假消息，甚至制造和散布谣言，片面选取事实中最能刺激民众心理、引发过激情绪的内容做文章，对公众舆论造成不良影响。

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加大对网上各类谣言的打击力度，关停了一批造谣账号。

值得注意的是，纵观历次突发事件中的谣言，竟有不少似曾相识的“模板”，如揣测事情成因、断言次生灾害、妄传救灾信息、扭曲主流媒体报道等。更有甚者，利用新媒体的匿名性，假称身份趁机进行诈骗，踩到了道德底线，也触碰了法律电网。如此前媒体揭露的杨某某假称父亲在爆炸中遇难，骗取同情，引得3700余名网友“打赏”。

除谣言以外，“逼捐”“逼表态”又在新媒体“重现江湖”，放大了社会中的某些不平衡心态。例如，在马云的微博上，其评论被清一色的“逼捐”留言覆盖。“为什么不给天津捐款”“首富就应该捐1个亿”“你不捐款，我再也不淘宝了”等言论，在舆论上给当事人施加了诸多压力。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胡翼青认为，在社交化媒体传播中，让人担忧的不仅在于网络谣言以及情绪化和极端化，更在于有人借机发泄自己的情绪，“醉翁之意不在酒”，通过突发事件，以极端的形式表达自己的不满。

更清晰更清醒

多措并举破解乱象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民众诉求越来越多样化，加之新媒体传播的秩序感不佳，虽然能够及时辟谣，也能够通过依法惩处的方式控制谣言的散播，但若想彻底阻断谣言，还需要从源头上下手。

传播学者克罗斯曾提出过一个谣言传播公式：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公众的批判能力。突发事件影响巨大，从事件发生到信息公开的“窗口期”内，猜测与传言难免会产生。

从谣言的传播过程来看，要想阻断谣言，关键是要让事件尽量明晰。这需要以政府为代表的信息发布者，在不影响救援和调查工作开展的前提下，及时、全面地发布信息。并且，信息的发布也要多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与老百姓最大的关切对接。尤其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空气、水、食品等话题，更需要以形象的解读而非干瘪的数字和结论来说服人。

作为公信力占优的传统媒体，应该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在新媒体平台“正视听”。例如，海外网在微博平台及时将权威信息发布，厘清谣言；澎湃新闻近期在其“问吧”栏目中，把爆炸事件的当事人请到读者的手机前，实时在线与网友交流，说明真相，揭露谣言，极大地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欲。

另一方面，公众自身对谣言的“免疫力”也是防止谣言扩散的屏障。天津爆炸发生后，微博上曾有一张新闻发布会的照片，图中圈出一位正在打盹的男子，配以文字“这发布会真实呵呵了”，点燃了网友的情绪。事实上，这名男子只是一名记者，因不眠不休忙于采访，只能临时打个盹。网络辟谣后，网友转而纷纷点赞。

新媒体新闻事件 篇7

关键词：山东问题疫苗,新媒体,新闻专业主义

一、我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困境

(一)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理念

19世纪30年代,美国的大众报刊,如《便士报》等开始逐渐替代政府所主导的政党报,新闻专业主义也由此出现。然而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的概念一直众说纷纭,可以肯定的是,它是一个变动的概念。当今社会,无论是我国还是西方的新闻媒体,都面临商业压力和职业标准的相互冲突。一方面,巨大的商业利益诱惑不断考验着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操守;另一方面,有担当的新闻从业者心中的新闻专业主义之火从未熄灭。总体来说,新闻专业主义应遵守以下几个原则:

新闻媒体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新闻人是公众利益的代言人,不应该屈从于任何利益团体;新闻从业者要具备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标准,为公众发声;作为“把关人”,新闻从业者应该站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立场上,不应该强制向公众灌输其他意识形态;新闻从业者必须追求新闻的客观真实,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

虽然以上几点是新闻业界普遍了解的准则,但在新闻实践过程中,往往因为受到各方力量的制约而无法践行。

(二)我国的新闻专业主义生存现状

我国学者刘建明提出:中国的新闻从业者虽然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受到了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熏陶,但是他们遵循的某些原则在实践中却与党报理论产生了分歧,因此他们在媒体的实践过程中就不会如此完美。而潘忠党和陆晔则从另一个角度看待新闻专业主义,他们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话语实践”,而在中国的总体环境下,新闻专业主义的实践活动注定是残缺片面的,理论框架建设也任重道远。

(三)我国新闻专业主义的特点

在结合我国新闻发展历史和当下现实环境后,笔者对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特点作出以下两点归纳:

其一,文化传统根深蒂固。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发展仍然处在起步阶段,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价值观却对新闻从业者影响巨大。可以说,每一个中国新闻从业者都带有儒家思想的烙印。近代以来,报纸杂志的发展给了知识分子全新的文化阵地。早期的报人,如王韬、梁启超等人走上办报道路便是为了唤醒国人,救亡图强。可以说,中国的新闻从业者一直在用独特的方式,追求着符合中国国情的新闻专业主义。

其二,政治力量介入明显。在我国,新闻媒体被要求作为“党的喉舌”,这是由我国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其实从20世纪初开始,许多政治意识强烈或在政府任职的文人便开始走上办报的道路,他们往往有着比一般民众更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情怀。新中国成立后,新闻媒体与政治力量的联系就更加紧密,这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有利有弊。一方面,在党领导下的新闻从业人员被赋予了更高的职业规范要求,促使他们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进行社会报道;另一方面,当新闻报道涉及敏感话题时,往往导致新闻从业者瞻前顾后,怯于为正义发声。

(四)当下新闻专业主义面临的危机

第一,经济压力下,新闻专业主义饱受质疑。事实上,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无可避免地为了自身利益而寻求利益集团的护佑。学界也普遍承认,媒介理想化的状态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媒体的新闻报道必然会不时地带有某种倾向性,加上政府的新闻审查等严格管控,公众往往难以掌握事实真相。

第二,传统媒体从业者职业素养参差不齐。2013年,新快报记者陈永洲收受贿赂撰写有偿新闻一事,在中国传媒界引发了巨大风波:某利益集团贿赂陈永洲本人或其所任职的媒体,指使陈永洲撰写不利于该利益集团的文章。陈永洲本人并没有亲自调查取证,而仅仅通过主观臆断,编造十多篇新闻。最后证据显示,在事件发生期间,陈永洲收到了数千至数万元不等的“酬劳”。案发以后,陈永洲锒铛入狱。然而这一场闹剧还未结束,广大媒体在一开始集体声援陈永洲,认为警方随意跨省逮捕记者是侵犯人身权利的行为。直到陈永洲本人在电视上承认自己的罪行后,舆论支持才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声讨之声。

陈永洲事件不仅仅是个案,它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新闻从业人员自律意识的缺失。新闻从业者会遇到各种困难和诱惑,但以此为借口做出有悖于职业道德的行为仍然不值得被原谅。

第三,新闻的客观性原则受到更多质疑。新闻的客观性原则,指的是新闻应该对事情的真相进行准确、客观的报道,同时要尽力避免撰稿人的主观立场混入其中。

对于新闻的客观性原则,学界一直以来都有批评的声音。学者童兵认为:“新闻客观性作为一个基本的新闻概念,传者的主体性至今还没有成为新闻从业人员的共同认识,不少专业人员的素质有待优化,修养亟待加强,少数从业人员无视事实的实在性,主观随意性在各种心态和动机下泛滥到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为了迎合受众,许多新闻从业者抛弃了自身传播主体的地位,利用受众的刻板印象,给社会群体贴上主观的标签:有钱人就一定是通过违法手段,勾结权力,发不义之财;弱势群体就一定是饱受不公待遇,人格尊严都受到强者的践踏。这样带有成见的报道,很容易扭曲受众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最后作出非理性的选择。

第四,新媒体兴起所带来的冲击。相较于传统媒体,新媒体的优势不言而喻,拥有即时性、开放性、互动性等多重优势。在新媒体语境下,借助移动终端和互联网,传播渠道不再是一种稀缺资源,而是变得唾手可得。根据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的网民数量在2012年底就已经突破5.6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了42.1%。网络成为公众表达声音的最佳平台,这也颠覆了以往传统媒体对新闻报道的垄断局面。在拥有众多专业从业者的传统媒体中,新闻专业主义尚且日渐式微,如今新媒体走上了舞台中央,形势就变得更加严峻。

二、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专业主义的解构表现

新媒体是传统媒体在数字化领域的延伸。结合近期在网上掀起舆论海啸的“山东问题疫苗”事件,笔者归纳出了以下几点新闻专业主义解构的表现:

(一)“公民记者”群体的扩大

美国学者本特利认为:“公民记者与职业新闻传播者最重要的区别是,公民记者对于事件的报道纯粹是个人新闻热情的体现和享受分享信息的快乐。而职业的新闻传播者所传播的新闻可能是他们完全不喜欢和热衷的。”

(二)舆论走向的不确定性增强

新闻报道应该是客观的,而新媒体的出现在影响舆论走向方面冲击了新闻客观性原则。在传统媒体语境下,“把关人”们可以较为方便地控制舆论走向。但在新媒体语境下,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新闻的报道者,舆论的形成不再受到个别群体的掌控,最后变得难以预测。

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视角来看,网络环境是一个过于自由的环境,信息的客观真实性难以保证。从“山东问题疫苗”事件来看,在事件的开始阶段,微信、朋友圈充斥着未经证实的论断。这导致网民们几乎一边倒地认为,这批问题疫苗注射到人体中就会造成死亡。

网络平台造就了“自媒体”群体的出现。一方面,自媒体对揭露事件真相、消除新闻报道的偏向性有着积极的作用,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另一方面,如果没有适当的引导,新闻客观性就会受到质疑,带来社会舆论的不理性,最终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三)媒体独立性的再定义

在美国,新闻媒体作为“第四权力”监督着“三权”,媒体的独立性是社会平衡安定的重要保证。一旦媒体丧失独立性,公众的权益就会受到利益集团的侵害,造成社会动荡。传统媒体容易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自新媒体诞生后,其实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新媒体行业和其他行业一样,都需要追求利益。在市场化运作的环境下,新媒体也会尝试垄断市场。对于一直标榜媒介权力平等、新闻自由的新媒体来说,垄断的结果是让他们丧失了自我,新闻的价值也就无从谈起。

从“山东问题疫苗”事件来看,许多网络自媒体在事件发生后很短的时间里就急于为问题疫苗背书,一些相关机构也在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发布信息,撇清关系。这些举动的背后除了是本能的避责反应之外,是不是还有利益关联等因素的影响呢?

三、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专业主义的重构

新媒体的出现,冲击了我们过去所熟知的新闻专业化、新闻客观性和媒介独立性。过去传统的思维理念已经无法跟上时代的潮流,如何坚守心中的新闻专业主义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一些粗浅的建议:

(一)重构新闻专业化

第一,新媒体新闻从业者的专业化规范。无论是专业的媒体从业人员,还是所谓的“公民记者”,都需要得到更好的管理和规范。相比专业的媒体从业者,“公民记者”的管理难度相对较大,他们对自身报道的新闻有着更大的热情和更及时的接触,他们是新媒体时代决定新闻质量的关键。

如何提高“公民记者”的专业化水平呢?目前我们看到,许多新闻院校开辟了网络公开课程,方便普通民众在网上学习新闻专业知识。学院主办的新闻学术沙龙、学术论坛也是面向社会的开放性活动。同时,许多新闻专业的优秀学生在毕业后都选择了新媒体工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新媒体行业的专业水平。

第二,新媒体受众的专业化规范。我们都知道,在新媒体语境下,受众也成了“议程”的设置者。一方面,传统媒体所起到的舆论引导作用这时就显得极为重要。也就是说,这需要传统媒体凭借自身较高的专业性,规范受众的“议程设置”。另一方面,受众中的“意见领袖”群体是值得关注的。他们往往在其专业内有着较高的威望,在网络平台上也有着较强的影响力。

(二)坚守新闻真实性、客观性

第一,新闻的真实性是根本。这里所谈到的新闻真实性,其实指的是消息来源的真实可靠。我国学者喻国明认为:“传统媒体在信息的来源方面已经不占优势,他们也从追求新闻速度转向追求新闻的深度。”

新媒体时代,新闻的消息来源可能覆盖社会的各个角落,“受众”与“消息来源”的身份是不断变化的。由于受众个体存在的差异,会导致他们提供的信息带有较强的主观倾向性,甚至带来谣言等虚假信息。这就要求新闻从业者在筛选信息时要注重亲自核实,避免虚假新闻的传播扩散。

第二,新闻报道的角度应客观。在传统媒体的语境下,新闻客观性原则早已不断受到实践的冲击,而在新媒体语境下,这一原则更难得以实现。新媒体的使用群体往往集中在中青年群体上,他们有着较强烈的情绪和态度,因此在参与传播的过程中往往掺杂了主观信息。

要解决这一困境,从新媒体平台来看,即门户网站、微博、微信等,不应该单单注重自身的商业利益。新媒体平台应该用更长远的目光经营新闻栏目,而不是一味地迎合受众口味,最终沦为谣言、虚假信息的庇护所。

另一方面,在新媒体语境下,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新闻的制造者,这就要求我们在传播新闻时,要时刻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竭力排除个人主观看法。只要我们不断宣扬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提高个人素质,坚守客观主义理念,新闻客观性原则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就已经实现了。

(三)政府要加大监管力度

新媒体时代,是一个前所未见的时代,许多全新的媒介概念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媒介的形式变得丰富多彩。对于政府来说,网络监管的难度在不断加强。要对群众宣扬传媒知识,普及新闻教育,同时加强制定和宣传新媒体领域的法律法规。将制度建构和制度创新相结合,寻找一套适应我国国情的新媒体监管策略。

四、结语

步入新媒体时代后,每个人既是新闻的接收者,也是新闻的制作者和发布者。传统媒体时代的媒介生态由此被打破,新闻专业主义理念需要被再定义。尽管如此,新媒体的出现仍然是充满积极意义的,面对它带来的问题,我们应该思考解决方法。无论是政府、新闻从业者还是普通公众,都应积极寻找解决方案。政府要出台适应新媒体特性的规章制度,媒体从业者要勇于融入新媒体时代的思维模式,普通公众也要提高自身的新闻传播素养。这些是保证我国新闻行业良性发展的必要条件,值得我们践行。

新媒体的出现动摇了传统媒体的地位,新闻专业主义存在的意义也受到质疑。但是笔者认为,就目前来看,新媒体并不能与传统媒体完全割裂,同时新闻专业主义作为一个不断变动的概念,必然会在新媒体时代找到自己的全新定义。

参考文献

[1]陈力丹.新闻理论十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55-62.

[2]李普曼.舆论学[M].华夏出版社,1989:253-261.

[3]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构建与消解[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50-153.

新媒体新闻事件 篇8

在外滩踩踏事件发生之后, 复旦女生杜宜骏的名字出现在了第一批遇害者名单之上。随后, 新京报在2015年1月1日19点55分发布了《复旦“20岁才女”外滩踩踏事故中遇难》的报道, 南方周末在2015年1月1日20点21分发布了《遇害者杜宜骏》的报道。在新京报的那篇报道中, 记者引用了杜宜骏生前发布在人人网、新浪微博等社交平台上的有关信息, 而南方周末的报道中则采访到了杜宜骏的男友郑宏 (化名) 以及杜宜骏生前相熟的同学。这两篇报道分别用了不同渠道的消息源还原了遇难者的性格和日常生活状态。

几乎在新京报发布关于《复旦“20岁才女”外滩踩踏事故中遇难》的同一时间, 网易新闻转载了新京报关于杜宜骏的报道, 但是却加上了遇难者生前发布在新浪微博的照片 (照片中有新浪微博的水印) 。而这也成为引发复旦学生和普通网民与媒体论战的导火线, 他们认为记者不该擅自将遇难者生前发布在社交平台上的本人照片放在报道中, 这与新闻伦理不符, 并且遇难者照片在互联网上大肆传播, 会对遇难者的家人造成二次伤害。

而在2015年1月2日, 春城晚报用整个版面刊登了《复旦大学昆明籍女生杜宜骏在踩踏事故中遇难》的报道, 该报道采访了遇难者的高中老师、同学以及男友, 也引用了网友的评论和男友在遇难者死后发布在人人网的状态。除此之外, 这篇千字左右的报道不仅引用了遇害者的照片, 甚至还公开了遇难者的档案, 遇害者从小学到高中所上的学校, 以及高考成绩等更私密的信息也一并在采访中被公开, 还曝光了遇难者生前开的淘宝店, 网友也扒出杜宜骏生前是林黛玉吧吧主, 喜欢汉服, 于是纷纷用诗词的形式祭奠这个刚满20岁就被死神带走的女孩。

这些媒体的报道行为在网上引发了热议, 尤其引发了复旦大学学生的不满。未经家属同意使用遇难者生前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照片是否合适?公布遇难者的档案是否侵犯了她的隐私?1月1日晚22点55分, 复旦大学官微发布了一条微博:昨夜外滩踩踏事故中, 我校一位同学伤重不治。在学校发起的向家人和辅导员报平安接力中, 她的父母没能收到她的安好短信。老师、同学、朋友们的祈祷, 再也唤不回她熟悉的身影。我们表示无比沉痛的哀悼!望有心人帮转, 呼吁媒体尊重她、保护她, 不要再挖掘她的隐私, 不要再刊登她的照片, 让逝者安宁。这条微博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被转发8000余次, 收到了将近4000条评论。而在微信平台, 和复旦大学有关的众多微信公众号都开始转发一篇名为复旦易班公众号发布的《呼吁少点伤痛, 多点尊重》的帖子, 随后, 复旦大学校友会将这篇帖子的标题改为《今夜无眠!复旦学生致部分媒体的公开信》, 在微信朋友圈广泛传播, 这篇帖子呼吁将各大媒体的报道中出现杜宜骏名字的地方都抹去, 尊重遇难者的隐私, 质疑南方周末和新京报对于复旦女生的报道是否过分煽情。一时间, 呼吁媒体不要再过度报道复旦女生的声音四起。在复旦易班的帖子发布后, 1月3日, 微信公众号“微观者说”授权转发了一篇题为《媒体人就外滩踩踏事件致复旦学生公开信:别太矫情了》, 复旦部分学生和媒体人就在报道复旦遇难女生事件中媒体是否违反了新闻伦理、是否侵权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也引发了关于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的热议。

二、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伦理概述

关于新闻伦理, 胡兴荣老师的定义是媒体及媒体工作者出于自律的需求而制定的成文或不成文规范。它是由新闻界的伦理准则衍变而生, 具有非官方和非法律性质;是无强迫性、无处罚条款, 积极求诸从业人员高度的道德感和责任心。台湾学者马骥仲也认为, “新闻伦理是新闻工作者在其专业领域对是非或适当与否下判断的良心尺度”。

从以上定义我们可以看出, 新闻伦理是媒体工作者的自律, 并不是由法律条文明文规定新闻工作者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而在《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中, 关于媒体工作者的新闻伦理并没有明文规定。

新闻伦理准则包括生命至上原则、真实性原则、最小伤害原则、善意原则和良知原则。而在新媒体环境下, 传统的新闻伦理也受到了冲击。在一个全民皆记者的氛围下, 新闻伦理准则也不是人人都能遵守的。

三、复旦女生报道中涉及的有关新闻伦理的反思

在对复旦女生杜宜骏过度报道的事件中, 媒体工作者的新闻伦理又一次受到了大众的拷问。死亡, 永远是具有很高的新闻价值的。在复旦女生事件中, 我们注意到传统媒体 (如南方周末、新京报) 在报道该事件时, 篇幅不是很长, 主要是文字报道, 配图也是上海市民祭奠外滩踩踏事件遇难者的照片, 没有使用杜宜骏生前发在社交网络上的私人照片。而当网易新闻转载了新京报的报道内容时, 却加了杜宜骏的个人照片。这一举动符合新媒体环境下读者想要读图的要求,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普通的读者看到一个花季少女遇难, 难免都会同情她的不幸遭遇, 而看到死者照片和仅仅用苍白的文字相比, 读者的同情也被放大了。

如果说网易新闻通过加照片的方式放大了读者的同情心, 那么杜宜骏家乡的媒体《春城晚报》则用大篇幅报道煽情的方式继续将读者的同情放大了百倍。《春城晚报》在1月2日以整版报道了杜宜骏外滩遇害事件, 在报道的开头搬上了杜宜骏的“人物档案”和高考成绩。如果不是看到标题, 普通读者会认为这是一则关于“优秀学子高考金榜题名”的报道。的确如此, 这篇报道接下来也并没有脱离这个传统的报道框架。记者采访了杜宜骏的高中老师和同学, 他们回忆了杜宜骏在高中期间是如何好学, 都对杜宜骏的离世感到很痛心。

从标题上看, 南方周末没有在标题中提到杜宜骏名牌大学学生的身份, 而新京报的标题则给杜宜骏贴上了“名牌大学”“才女”的标签;春城晚报的大篇报道则继续加深了她品学兼优的形象, 从她的高中成绩优异到进入复旦大学之后的校园生活两方面入手, 加深了普通观众对她遇难的同情。但实际上, 杜宜骏之前在昆明的高中生活、高考成绩等内容和她在外滩遇难这一悲剧并没有直接联系。如果春城晚报不是为了博取大众的同情心, 完全可以将这段删去不用, 避免造成二次伤害, 消费悲情。

而关于网易新闻在转载过程中刊登杜宜骏生前照片一事, 也是存在争议的。在灾难性事件的报道中, 使用图片要慎之又慎。灾难性新闻报道的配图要注意几点:第一, 不要使用“黑镜头”、刻意制造悲剧氛围;第二, 避免职业情感冷漠化;第三, 避免过度娱乐化。网易新闻使用的死者照片是死者生前放在新浪微博上的照片, 新浪微博和微信朋友圈不同, 其是公开的平台, 网易新闻使用新浪微博上的照片, 虽然不违法, 但是否违背新闻伦理和社会良知, 还存在争议。

而网易新闻选择这样一张照片刊登的动机是什么?这张照片是否具有新闻价值?使用这张照片, 是不是为了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需要而必须刊登?笔者认为不是。新闻价值的五要素——时效性、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和趣味性, 并没有哪一点因为这张照片的刊登而得到满足。相反, 因为网易新闻这类门户网站并没有获得新闻采编的权利, 只能通过转载传统媒体发布新闻的这一短板始终牵制着新媒体抢占舆论的阵地, 在时效性上新媒体也抢不过传统媒体, 因此在灾难事件的报道中, 新媒体总是处于下风, 无法获得第一手资料。而杜宜骏并不是公众人物, 她只是一个普通人, 所以刊登她的照片不存在满足公众知情权这一说, 只是一种同情的力量在驱使。一般来说, 在灾难报道中, 为了满足知情权, 媒介只需要报道有关部门发布的遇难者名单和伤者名单。但是, 在新媒体环境下, 尤其是通过互联网渠道很容易获得遇难者照片的情况下, 到底要不要刊登遇难者照片来满足公共的窥视欲和市场的需求?并且刊登照片还不触犯法律, 不会有相关部门前来问责, 在当前的媒体环境下, 应该极少有媒体会选择不刊登。

杜宜骏只是上海踩踏事件36名遇害者之一, 她既不是年龄最小的遇难者, 也不是年龄最大的。在这36人中, 有厦门大学校友、17岁打工少年陈昌胜、马来西亚女生陈蔚、正在准备婚礼的准新娘李娜等等, 在对其他遇难者的报道中, 传统媒体也纷纷刊登了遇难者生前的照片、朋友圈截图等, 也对遇难者父母和其他亲人朋友进行了采访。在这些报道中, 有的记者使用遇难者朋友圈中的内容是经过家属允许的, 有的媒体则在报道中对是否征得了其家人同意只字未提。在华西都市报的《四川男子外滩踩踏中遇难:伸手救同事被人群挤倒》报道中, 刊登的遇难者照片是他生前的证件照, 而且打了马赛克。

其余的报道, 有的使用了遇难者生前的艺术照, 有的使用了生活照, 并且都没有打上马赛克。

在这些关于遇难者的报道中, 厦门网报道遇难的厦门大学校友李祥几乎采用了其他媒体报道杜宜骏一样的新闻框架。新闻标题是《厦大校友撰文怀念外滩踩踏遇难者还原年轻生命》, 并且使用了李祥在厦大的留影和证件照。在报道中, 提到了李祥的年龄和籍贯, 喜欢马拉松, 家境贫寒, 为人善良。在确认他遇难后, 他的大学舍友写了一篇祭奠他的文章, 在朋友圈流传。

这篇报道和其他几家媒体报道杜宜骏遇难相比, 都采用了“亲友回忆+还原现场+公布照片+煽情”的模式。但是, 这篇报道却没有引来巨大的舆论争议。虽然这位遇难者和杜宜骏一样都被贴上了“名校毕业”的标签, 但为何只有关于杜宜骏的报道引来舆论纷争?笔者认为, 这和杜宜骏的才女身份、遇难当时和男友在一起、喜欢汉服、喜欢林黛玉等因素密不可分, 这些因素给了网友很大的遐想空间。他们通过媒体关于杜宜骏的报道获取线索, 再利用互联网的搜索功能, 逐渐拼凑出了一幅“柔弱似黛玉的才女遇难”的脑中图像, 而这样一个刚满20岁的才女的离世, 和一个25岁的青年离世相比, 在普通人的认知中, 自然是前者更让人怜悯。

在杜宜骏遇难之后, 她的男友在百度贴吧里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你, 是不会从我生命中消逝的了。感觉害死你的就是我, 看着你在我臂弯里慢慢失去意识, 呼吸心跳慢慢变弱, 最后被从冰冷的抢救室推出来, 我没有能够保护好你……早点得到救治明明有希望的, 却只能做着徒劳无益的所谓急救措施, 看着希望慢慢地流走。我不求你能够原谅我的罪过, 我会用我一生的悔恨与内疚, 去作为对自己的惩罚, 对你的慰藉。——给我最爱的宜儿。”

这段文字给杜宜骏的离世又抹上了浓浓的悲剧色彩。男友的一番“早点得到救治明明有希望的”言论也引发了网友对杜宜骏男友的指责, 认为他不负责任, 拖累女友。发布在凯迪社区的一篇原创帖《杜宜骏之死她的“男友”王某某百死难赎其罪》更是将杜宜骏之死的责任全部推到了其男友的身上, 并且发布了十几张杜宜骏生前的生活照和人人网主页截图。借用南方周末和新京报关于杜宜骏男友的报道, 得出结论:杜宜骏是因为其男友拖延救治时间才离世的。作者更是将矛头上升到了复旦大学, 认为复旦大学培养出了一个愚昧无知的学生, 害死了一个未来大有作为的国之栋梁。这篇帖子言辞激烈, 通篇指责杜宜骏男友, 但是却没有任何具体证据证明自己的这一观点, 充斥着网络语言暴力。而跟帖的网友也是众说纷纭, 有认同的, 也有反对的, 双方争论不休。

杜宜骏之死掀起了网民热议, 不少网友在网络上谩骂杜宜骏男友和复旦大学。这样的舆论导向, 与传统媒体在报道该事件时过分煽情、过多的描述细节不无关系。而且, 在关于杜宜骏遇难的报道中, 展示悲惨多过于还原现场、还原真相。南方周末的《遇害者杜宜骏》中关于现场的还原所占的比重大约是一半;新京报的《复旦20岁“才女”外滩踩踏事故中遇难》除了开头和结尾部分讲述事实之外, 其余部分都在煽情;而春城晚报的整版报道《复旦大学昆明籍女生杜宜骏在踩踏事件中遇难》则几乎没有还原现场、还原事实的部分。这些报道“报道悲惨”胜过“追踪真相”, 打着满足公众知情权的旗号却是没完没了的煽情, 这样的做法究竟是为了缅怀死者还是为了吸引读者?报道的大方向错了, 互联网舆论的方向也跟着错, 甚少有人去追究悲剧发生的原因, 一味地指责并不相干的人, 网络暴力四起, 甚至干扰了原本和谐的祭奠杜宜骏的悲伤气氛。

媒体有传递信息、引导舆论的社会功能。在灾难事件的报道中, 为了体现人性的光辉, 还原灾难现场的生离死别, 记者通过采访遇难者家属、朋友的方式进行报道是无可厚非的。而在新媒体环境下, 为了抢时效, 记者往往第一时间无法采访到遇难者是亲戚朋友, 于是通过社交网络上的信息来了解遇难者, 这种方式是否合适, 学界目前还没有定论。在报道中, 关键是如何把握好煽情的“度”, 在感叹鲜活生命逝去的同时, 重要的是还原现场, 找出事故原因, 问责责任人。传统媒体在报道时要注意引导舆论的走向, 做有良知的媒体。

新媒体环境下, 媒体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技术的发展让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多元, 普通读者的参与性越来越高。而传统媒体虽然仍是意见领袖, 但地位却逐渐被削弱。受众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 而是有选择地接收信息。环境的改变使新闻伦理受到冲击和破坏, 这也说明了坚守新闻伦理变得越来越重要。坚持全面、客观、真实、不偏不倚, 追求事实和人文情怀并重, 不仅需要传统媒体人作出表率, 更需要普通公众和自媒体等一切组织和个人的力量, 新媒体环境下对新闻伦理的坚守, 需要这两股力量共同作用。

参考文献

新媒体新闻事件 篇9

由默多克新闻集团旗下的《世界新闻报》引发的“窃听门”事件, 如同干柴烈火, 引发了世界新闻传播界的一次“大地震”。无独有偶, 窃听丑闻爆出时, 恰逢世界传播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日。可以说《世界新闻报》的停刊耦合了麦克卢汉在他名著《理解媒介》一书中的一句话:“窃听电话似乎比偷阅他人信件更令人憎恨。”

滥用新闻公权的媒体丑闻也并非小报的专利, 他们所用的也绝非仅仅是电话窃听的手段。这些媒体既有《每日邮报》、《每日镜报》、《星期日镜报》、《星期日邮报》等小报, 也有英国广播公司、《泰晤士报》、《观察家报》这样的主流媒体。过去十年间, 已发生了美国《纽约时报》《波士顿环球报》《今日美国报》等多家西方主流媒体的众多新闻造假事件。比这问题更为严重的是, 这一事件所涉及的已经远不只是新闻媒体对个人隐私的侵犯和假新闻的传播, 而是堕落到更为可怕的境地, 甚至发展到新闻媒体与政治权利的沆瀣一气。早在2005年, 就被曝出美国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在众多媒体“预制新闻”, 为自己的政策包装、开道。不久前, 《纽约时报》网站上刊登了一篇名为《鲁珀特·默多克》的文章, 文章揭露说, 近年来默多克集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 自从奥巴马总统2008年参加大选以来, 默多克新闻集团旗下的福克斯新闻频道增加了观众和影响力, 成为茶党和其他保守派候选人的热情推动者。这篇文章还指出, 默多克新闻集团在2010年的美国中期选举中发挥了更大和更直接的作用。[1]至目前, 又有多家媒体揭露, 有更多的证据表明, 默多克新闻集团正更多地参与到美国的政治议程中。

当传媒机构的商业利益至高无上、无法无天, 当传媒集团成了商业财团, 当传媒势力可以左右政局、影响大选, 媒体就会冲破道德和法律的约束, 记者就会放弃职业和道德的底线, 公众的知情权就得不到保障, 百姓的隐私权就必然受到侵犯, 法律和人格则必将丧失殆尽。

窃听门:撼动西方新闻观的根基

一桩窃听丑闻暴露的不是记者为了独家新闻采取何种残酷的手段, 而是默多克新闻帝国危机对西方整个新闻传播界的震撼。此次“窃听门”事件的发生, 不仅暴露出西方媒体长期标榜的所谓“自由”、“公正”、“人权”的虚伪理念, 其新闻观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以致极大撼动了西方新闻观的深深根基。

监督政府不一直是西方媒体自诩的核心新闻理念吗?当官员与媒体眉来眼去、关系越走越近时, 媒体哪里会有独立精神、自由意志, 新闻哪里会有公正客观, 民众哪里会获得真正的知情权?从英国政府和媒体之间复杂暧昧的关系中, 人们可以看到可耻的“生意往来”和利益交换。窃听门事件让我们有机会再一次看到, 西方世界新闻观的真实面貌。某些西方媒体和政客在攻击和诋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之前, 应该静下心来, 仔细考虑自己为“窃听门”提供了怎样的适宜土壤、优厚的条件和巨大的发展空间。[2]

伴随着网络化时代媒体间激烈的市场竞争, 一些西方媒体轻视新闻所应该担当的社会责任, 全然不顾白纸黑字的道德规范和职业操守, 滥用所谓的“新闻自由”, 一味迎合市场的需求。连英国前首相布朗也抨击说, 某些媒体将其信誉完全建立在商业收入之上, 有时是对公共权力的滥用。英、美两国的网民更是一针见血地指责这些不道德的媒体“不是在报道新闻, 而是在报道他们自己的观点并进而将其变为新闻”。

窃听门:透发西方新闻道德的沦丧

在默多克看来, 正是全球的消费者决定了媒体人的生存, 媒体管理者所要做的就是了解观众到底想要什么, 然后去垄断这种需求。默多克坚信要把这一切交给市场来操盘, 默多克的逐利本质奠定了他的新闻媒介发展逻辑。正是依照这个逻辑, 默多克开启了他新闻伦理道德沦丧的里程, 最终酿成恶果。

在西方, 媒体早已习惯于商业化的模式, 报纸的销量和电视节目的收视率就是成功的标尺。事实上, 《世界新闻报》以揭露丑闻和追求独家新闻而闻名业界, 还曾多次获得各类新闻大奖。但一直以来, 英国报业市场竞争十分激烈, 同时又面临电视以及新媒体的双重压力, 《世界新闻报》等小报, 为争夺市场份额, 提高发行量, 不惜利用偷拍、窃听、导演新闻等一切手段挖掘内幕故事和曝光名人隐私, 大量使用暴力和色情照片, 在标题和内容上也极尽煽动之能事。从新闻学上说, 从煽情主义出发, 大幅报道犯罪、丑闻、八卦、绯闻及性等新闻, 统称为“黄色新闻”。在英国, 《世界新闻报》和“新闻集团”旗下的另一家小报《太阳报》, 报道内容集“黄色新闻”之大成。埃里克松的性丑闻, 菲尔普斯吸大麻……这些都是《世界新闻报》率先披露的。甚至1997年戴安娜去世时, 英国一些报纸还报道了查尔斯王子和卡米拉的电话交谈记录。这些媒体就如同间谍机构一般, 给许多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然而, 为了满足大量底层民众对这类黄色新闻的需求, 许多媒体就变本加厉地迎合受众低级、庸俗的审美趣味。他们虽然知道读者不喜欢这种获取新闻的方式, 但他们愿意掏钱买这样的新闻产品。可以看到, 媒体消费主义正强烈冲击着以公正和社会责任为基础的传统新闻观。一些媒体对隐私和丑闻的过度关注, 取代了对社会公共政策和社会问题实质的分析, 新闻价值被娱乐价值所取代。传媒对重要社会问题伪作不知, 或做出随意虚伪的解释。

美国传播学者卡罗尔对默多克的消费主义媒体也做了严厉的批评, 他说, 小报新闻、脱口秀以及其他形式的娱乐化新闻是以牺牲信息传播为代价来提供娱乐的, 最终伤害了公众利益, 从而对民主化进程造成了消极影响。这次窃听门事件充分暴露出如今许多西方媒体在经济利益和市场竞争的驱动下, 为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 不惜打破社会道德底线, 触犯法律, 严重违背媒体的职业道德, 忘记了其背负的社会责任, 离新闻的独立、客观与公正越来越远, 最终自毁声誉, 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窃听门:反讽西方的民主、人权

此次窃听丑闻的背后, 受众是直接导火索。《世界新闻报》被曝光的一连串窃听丑闻, 把目标从公众人物转向了普通民众, 甚至包括恐怖袭击的受害者, 这不仅是违反媒体职业道德的问题, 更是触犯相关法律法规的问题。从司法程序看, 默多克旗下的报纸违反了“信息保护法案” (Data Protection Act) 和“调查权监管法案” (Regulation of Investigatory Powers Act) 。严重侵犯了大众的个人隐私, 是不可容忍的犯罪行为。

隐私权是一种人格权, 属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对隐私权的尊重与维护也是对人类尊严的尊重。在英国和美国, 他们的原则通常都是新闻先于法律, 拥有“绝对”的自由。于是默多克打着新闻自由的幌子, 以牺牲他人自由为代价实现自己所谓的“自由”, 为追逐新闻的轰动效应而公然侵犯普通老百姓的隐私权, 极度的自由让他们蔑视法律, 公然对公民基本权利进行践踏。这种滥用新闻自由的行为, 才是对西方社会所谓至高无上“人权”、“自由”的最大讽刺。

自由并非没有极限。任何新闻自由都只能存在于法律与道德的框架之下。新闻自由、隐私权都是法律保护的基本权利, 对现代民主法治社会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但必须警惕的是一味强调保护个人隐私权使得新闻自由受到限制。尤其是政治人物的负面新闻, 因为涉及到公共利益, 当新闻自由与个人隐私权发生冲突时, 从国际上看, 大多数国家都对新闻自由进行优先保护。恩格斯曾说过:“个人隐私一般应受到法律保护, 但是当个人隐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 个人私事就已经不是一般的私事, 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 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 而应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3]突出和强调媒体民主监督的社会功能, 才是对新闻自由最大的尊重。因此, 媒体需要反思的不仅是控制窃听等不当行为, 更重要的是如何继续行使其至关重要的监督职能。

窃听门:呼唤建立强力新闻监管体制和世界新闻新秩序

窃听事件使英国媒体的公信力受到整个社会的怀疑, 同时也暴露出西方传媒生存环境岌岌可危的真实状态。那些“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英国媒体监督机构哪里去了?未来的英国媒体监督机制又将如何搭建?在西方, 媒体被称为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权力”。此次窃听丑闻一出, 媒体的公信力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极为严重的打击, 对英国媒体界的新闻监管体制乃至全球新闻行业的新闻监管都将产生重大影响。虽然英国是西方最先开展新闻自律的国家之一, 其传播法体系和以自律为特色的新闻监管体制较为完备, 但英国议会不赞成用法律来限制新闻自由, 于是成立了报刊投诉委员会来实现媒体自律。但在这种模式的新闻自律产生了强烈的质疑。

“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各种强制性新闻法规只能从外在层面上对新闻职业道德失范现象进行强制规范, 而一套合理完善的媒体自律机制能把新闻职业道德要求内化成主体习惯, 从而自觉遵守。”[4]目前, 英国已经针对新闻监管制度的漏洞采取了一些措施。英国首相卡梅伦已经明确表示“媒体的自我监管已经失效, 需要设立一个独立于媒体和政府的新机构负责监督媒体遵守行业标准”。他已宣布具有志愿性质的监管机构———英国媒体投诉委员会失灵, 并极有可能被替换。此外, 卡梅伦首相已组建由勒文森法官领导的调查委员会, 对窃听事件始末、新闻伦理、新闻监管发布全面报告。该委员会已经提出要建立更有效的监管体制, 支持新闻业的自由与客观, 保持媒体的多元化, 独立性 (包括独立于政府) , 同时鼓励最高的伦理和职业标准。

显然, 窃听事件将推动国际范围内新闻传播业的变革。是否需要限制传媒公司的规模以防形成市场垄断?传媒跨国公司如何有效监管?如何建立更严格的审查和问责制度等重大问题都摆在了世界新闻传播业的面前。由此, 建立世界新闻传媒新秩序的问题也许将前所未有地提上了议事日程。早在1980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1届大会上, 已经提出了世界新闻传播业发展不均衡、不平等问题, 呼吁建立国际新闻传播新秩序。在这以后, 许多国家, 特别是发达国家都从不同的角度呼吁过。联合国也为此努力过。但遗憾的是, 这样的努力收效甚微, 这样的认知尚处浅层。其间, 一个主要的原因, 就在于西方主要国家自持是他们“创造了新闻传媒的文明”, 并利用他们在国际组织中的霸权和国际舆论中的话语权, 对这些倡议和努力肆意贬斥和百般阻挠。窃听门事件的出现, 无疑给我们提供了建立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的重大新契机, 而这重大新契机, 是由窃听门事件透发出西方新闻传播种种难以治愈的痼疾这样一个更为广泛, 更为深刻的背景下到来的。这诚如新华社姜飞所说“凑巧的是, 前段时间, 中国新华社社长李从军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 他提出构建国际舆论新秩序建立一个媒体联合国。窃听门事件, 足证西方传媒秩序中本质性的一些问题, 也足证当前国际传媒秩序亟待改革这一现实。从这个角度来看, 窃听门事件如果能够推动国际传播新秩序的反思和建设, 或许还是件好事”。[5]

窃听门:深刻警示我国新闻传播业的发展

窃听门事件为全球新闻传播业敲响了警钟。我国新闻传播业正处在大发展和大变革中, 此次窃听事件对我国未来的新闻传播业发展具有深刻的警示作用。虽然我国恪守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 新闻传播事业总体发展良好。但是我们切勿以指责窃听门事件的发生来掩盖我国新闻传播业发展和改革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我们与西方新闻传播业做得好的方面相比, 还存在着相当的差距。

我们决计不能否认, 在我国当下的新闻传播界, 正确新闻价值观频遭贬低, 新闻队伍伦理道德下滑, 逐利倾向日趋严重, 虚假新闻时有发生, 低俗新闻屡见不鲜……如北京电视台《透明度》栏目播出了“纸箱馅包子”节目, 经电视台播出和网络转载, 引发奥运会前的轩然大波。后经警方调查发现, 此新闻竟是记者一手炮制。以上诸多问题的出现, 直接责任在于当下某些媒体记者法律意识的淡薄和职业道德的沦丧, 但从深层次看还是新闻管理体制, 乃至新闻法制建设的缺陷。总体而言, 有三方面问题必须高度重视:首先, 我国新闻立法缺位, 新闻传播业的行为置之法律约束之外;其次, 我国新闻传播业伦理道德规范流于空泛;第三, 我国新闻传播业的法律道德教育弱化。具体而言, 比如“暗访”, 现在是我国新闻传播业常采取的手段, 但在我国缺乏起码的规范的必要的管理。一些媒体为了获得独家新闻或追求画面的精彩刺激而做“暗访”, 有违职业道德, 有时可以通过正常采访获得的新闻, 许多记者也会利用不当手段, 这严重侵犯了被采访者的权益。

我国传媒自律意识还处相当低下的水平, 并且对自律组织的建设还没有在新闻界中达成共识, 这方面的建设相当薄弱。自律模式的推进需在未来的行业发展和体制改革中认真解决。“通过行业自律, 唤起新闻从业者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 维护新闻业的尊严、荣誉及良好的社会形象。”[6]至于新闻法制进程, 更是“千呼万唤不出来”, 进展缓慢, 大大滞后。前不久,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和新闻战线“三项学习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北京共同举办了“从窃听丑闻看西方新闻观的虚伪本质”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有关方面负责人指出, 《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事件使我们更清醒、更坚定地认识到, 一定要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不断创新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 指导我国的新闻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繁荣发展。我国新闻界要进一步深化“三项学习教育”活动, 把窃听丑闻事件作为“三项学习教育”活动的生动教材, 进一步提高新闻工作的科学化水平。从窃听丑闻事件中吸取教训, 按照我国新闻实践的实际情况, 认真规范媒体行为, 做到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要进一步解决新闻工作者的采访作风问题, 大力提倡深入采访、依法采访、文明采访。[7]此番话语, 值得我们好好回味, 深深反思。■

摘要：默多克“窃听门”事件引发了国际新闻传播界的巨大震荡, 其波及的范围和触及的层面, 大大出乎了人们的意料。本文通过对这一事件所涉的西方新闻价值观、西方新闻伦理道德、西方新闻法制与监管等重大问题, 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此同时, 本文也将对窃听门事件深涉的西方社会“自由”、“人权”等价值标准问题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 本文还结合中国新闻传媒业改革发展问题, 提出重建世界传媒新秩序的建议。

关键词：新闻价值观,新闻伦理道德,新闻监管,媒体公信力,媒体新秩序

参考文献

[1]纽约时报网站 (http://www.nytimes.com)

[2]光明日报网 (http://www.gmw.cn) 国际时评:“窃听丑闻”传递出的虚伪与欺骗

[3]马克思思格斯全集 (第一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119.

[4]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M].北京:群众出版社, 1997:97.

[5]新华网 (www.xinhuanet.com) 姜飞文:窃听门”事件:西方传媒与政府关系反思

[6]郑保卫.建立监督仲裁机构强化行业自律机制——关于我国组建新闻评议会的建议与构想[J].新闻记者, 2002, (8) :11-12

新媒体新闻事件 篇10

2016年春节期间,“上海姑娘逃离江西农村”这则虚假新闻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该事件起源于上海家庭生活消费平台篱笆网的一篇名为《有点想分手了……》的帖子。2月6日19时28分,发帖人“想说又说不出口”称自己是上海女孩,春节前去男朋友家乡江西过年,被第一顿饭吓得逃离江西。次日上海本地论坛“KDS宽带社”将该帖转至微博,事件开始迅速发酵。2月7日16时51分,《华西都市报》官方微博转载,在默认事实真实性的前提下,以“#随男友回村过年分手#这事儿,你怎么看”为话题掀起讨论,为该事件成为新闻事件提供了契机。随后,大批主流媒体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纷纷转载、报道、评论,和菜头等众多微博大V也立场鲜明地表态,持续引发众多网友的反思和讨论。直到2月11日,有网友开始对网帖内容、图像的真伪性提出质疑,12日,专业的媒体机构澎湃新闻列举了事件疑点并披露了“当事人”拒绝采访的消息,界面新闻也在前者的基础上进行了追踪报道,证实其“假新闻”的身份。21日,江西网络部门调查回应称,“上海姑娘逃离江西农村”事件为虚假内容。发帖者“想说又说不出口”并非上海人,而是江苏省的一名女网民,因春节前夕与丈夫吵架,不愿去丈夫老家过年而独自留守家中,于是发帖宣泄情绪,内容是虚构的。而之后在网上自称“江西男友”回应的网民“风的世界伊不懂”,和发帖者素不相识。

一个无中生有的网帖却能骗过成千上万家媒体的眼睛,成为一度引发社会热议的新闻,并非“上海姑娘逃离江西农村”事件这一起。近年来,“国产手机不能上飞机”“95后女孩儿用身体换旅行”等虚假新闻层出不穷,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众所周知,虚假新闻的泛滥并非一朝一夕,但在当今社会化媒体时代,这些假新闻呈现出怎样的新特点,又该如何应对,对于这些问题的反思能够为新闻从业者把好事实关、维护新闻的真实性、提升新闻质量提供一些参考。

二、社会化媒体时代假新闻显现出的新特点

社会化媒体是基于用户社会关系的内容生产与交换平台。其主要特点有:一是内容生产与社交的结合,社会关系与内容生产两者间是相互融合在一起的。二是社会化媒体平台上的主角是用户,而不是网站的运营者。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化媒体可以有不同的偏向,但社交及社会关系是基础,而媒体的功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1]

(一)虚假新闻的消息来源多为社会化媒体平台上的个人爆料

“上海姑娘逃离江西农村”这则假新闻就来源于上海家庭生活消费平台篱笆网“想说又说不出口”一个个人吐槽网帖。人民网《求真》栏目与360新闻按网友的关注热度,梳理出“2015年度最受网友关注的十大假新闻”,从对这些虚假新闻的样本分析可以看出,众多虚假新闻的原形为个人微博、论坛贴吧上的故事。

社会化媒体时代,记者使用社交媒体进行信息搜集和报道工作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工作常规,与此同时也使媒体的错误变得更加突出和可见,由此引发外界对新闻业权威性的质疑。[2]对此,学者李希光曾指出:“新闻媒体中匿名信源现象如不加以规范性的消灭,公众永远不会接近事物的真相。新闻报道和写作中,媒体犯的最可怕的错误不是错别字或者把日期搞错了,而是滥用匿名信源,或者对新闻报道中的当事人不进行任何采访核实,新闻职业标准和道德标准不允许把这些匿名信源散布的信息发表在合法的媒体上。”[3]

关于新闻的消息来源,学者陈力丹也曾强调:“核实是转载的前提,任何添加的材料都要有切实的新闻来源,并通过注明消息源来规范自己的职业行为,最可靠的做法是通过自己的采访来证实事实……对于转发者,要确立这样的观念:不能把主流媒体作为唯一的消息源,要参与到核实新闻事实的工作中。”[4]

(二)新闻媒体的社会化媒体平台越来越多地成为假新闻的首发地,以默认事实真实性为前提的转载是关键

在“上海姑娘逃离江西农村”这则假新闻的产生中,2月7日16时51分,《华西都市报》官方微博转载是个重要转折点,继而引发了@新浪江西、@东方今报、@重庆商报等诸多主流媒体微博转载、报道、评论,并使之登上腾讯、凤凰、《人民日报》等各大国内新闻媒体。

在众多虚假新闻的狂欢中,权威媒体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的转载越来越多地成为假新闻的首发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5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中,对2014年传播较广、比较典型的92条假新闻进行了多维度分析,发现有59%的虚假新闻首发于微博,位列第一。[5]

媒体机构的官方微博、微信是其在新媒体平台上的延伸,不加核实地转载是以默认事实的真实性为前提的,转载、评论的同时媒体机构自身的公信力也附着在其中,一旦出现虚假新闻,其引起的后果同样恶劣,媒体机构自身的公信力也会大打折扣。

(三)虚假新闻呈现出鲜明的策划、炒作特点,还有浓厚的商业利益背景

在对“上海姑娘逃离江西农村”这则虚假新闻质疑之初,就有网友指出:原微博“KDS宽带社”发布的信息多为营销帖,善于以隐蔽的方式配合事件营销。两个“当事人”上海女孩的账号是发帖当天注册的,男孩则在稍后的几天注册了一个微博账号,且微博中只有两则关于此事的回应,策划痕迹明显。据《广州日报》报道,“情绪思维”倡导者老帕指出:“事件炒作的逻辑是:不怕你骂,就怕你不说话。不管你对这个事件态度如何,只要你发表意见,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不管是一张朋友圈照片,还是一篇批评文章,只要你参与其中,便在客观上起到了传播效果。”[6]

社会化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注意力成了稀缺资源,为了抢占关注,大量的公关公司、策划公司、网络推手期望通过制造“媒介事件”,引发媒体关注,借助新闻媒体的强大影响力达到炒作、推广的目的,这类虚假新闻在此种情况下应运而生。通过对此类虚假新闻的样本分析可以发现,它们通常是有组织性的,其幕后都有公关公司或者网络推手的推波助澜,有浓厚的商业利益背景甚至较为成熟的产业利益链。此外,这类虚假新闻的生产、传播各环节环环相扣,许多人在毫无意识中被卷入其中,生产者、传播者、炒作者的界限都模糊了,这使得部分“拼速度、弱把关”的媒体纷纷中招,成为虚假新闻传播扩散的帮凶。

(四)虚假新闻的内容紧扣社会热点,具有相当丰富的话题性

“上海姑娘逃离江西农村”这则虚假新闻产生于春节返乡期间,借助这样一个有关“爱情与面包”的议题,延伸出有关城市与农村、阶层与婚姻、地域与性格、修养与歧视等众多冲突和矛盾的讨论,迅速成为公众舆论的热点,各种标签使其具有非常丰富的话题性,能够持续引发反思和讨论。

紧扣社会热点能够让虚假新闻迅速成为舆论焦点,而丰富的话题性则能够让其本身的意义无限放大、升华。由于社会化媒体开放性、共享性、互动性的特点,许多不明真相的受众毫无意识地被卷入其中,而这些在默认事实前提下的讨论和争议最终都成为虚假新闻传播的帮凶。

(五)虚假新闻的传播呈现出多媒体融合和互动的特征

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监测,以“上海女”作为检索词大致统计,自2月6日至14日,这一周的时间里该话题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热度,相关新闻有9000多条,论坛、博客文章6000余条,微信文章5000余篇。微博方面,以@成都商报发起的#见到第一顿饭后想分手#为核心话题展开的网络讨论,截至2月14日,阅读量已有1.1亿人次,话题讨论量近10万条。在“上海姑娘逃离江西农村”这则虚假新闻的传播过程中,新闻机构的网站、官方微博、微信以及新闻客户端等多媒体的传播和社会化媒体用户之间的互动,使得该新闻在最大范围内得到了扩散。

(六)社会化媒体用户日益成为“打假”主力军

据澎湃新闻报道,在“上海姑娘逃离江西农村”这则假新闻的纠错中,众多社会化媒体用户发挥了极大作用,如上海网友“金牌钟点工”在梳理发帖人“想说又说不出口”发布的照片后分析称其图片可能是通过其他途径盗来的图。微信公众号“前街一号”曾联系“KDS宽带社”,向其询问原帖地址并称想和楼主聊几句,“KDS宽带社”除了回复“想干什么”外,再未回复。[7]此外,“晒出的年夜饭饭菜不是典型的江西人年夜饭吃的东西”“在外企工作的HR竟然不知道打12306能订火车票?”“发帖账号或为‘马甲’”等质疑最初均来自社会化媒体用户对此事件的讨论和延伸。

三、社会化媒体时代虚假新闻的应对策略

(一)设立社会化媒体环境下的新闻采写、发布工作新常规,尤其重视加大“两微一端”平台的把关力度

社会化媒体时代,记者使用社交媒体进行信息搜集和报道工作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工作常规。因此,媒体机构要针对社会化媒体时代的特点设立新的工作常规,尤其要注意加大对“两微一端”平台上的把关力度。例如,对于来自社交媒体上的消息源一定要追溯到最初源头,对一些不明信源或者公信力不强的信源要反复核实甚至直接排除。在转载热门话题时先对新闻事实进行核实,等等。

(二)主流媒体要珍视社会化媒体平台上的公信力,担当起引导舆论的责任

传统主流媒体以其公信力优势,在国家的社会生活中仍然承担着权威发布、引导舆论等重要职责。需要注意的是,受众普遍认为这些主流媒体在社会化媒体传播平台是其媒体功能的延伸,其官方微博、微信上发布的信息等同于现实中媒体机构所发布的信息,具有相同的公信力和可信度,一旦传播了虚假新闻,主流媒体本身也难逃其责。因此,对于社会化媒体平台上的新闻发布,主流媒体更要提高信息过滤功能,严格把关程序,从源头上减少虚假新闻的产生。另外,主流媒体还要积极承担起引导舆论的责任,在社会舆论热点问题上,主动设置议程,及时发布权威信息,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及时纾解社会情绪,有效引导社会舆论和公众理性思考,这样才能有效遏制虚假新闻的传播和泛滥。

(三)建立健全治理虚假新闻的体制机制,充分发挥新闻道德委员会的积极作用

学者唐远清曾指出,要切实有效地防治虚假新闻,关键在于尽快建构起制度化的来自传媒外部的新闻监管体系,这主要包括主管机关的行政监督、新闻行业协会的行业监督、新闻评议会等对新闻媒体的社会监督。对虚假新闻的有效惩戒机制应该是这些新闻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8]

关于虚假新闻的监督和治理,对于新闻媒体内部而言,要充分利用社会化媒体,创新互动形式,积极与受众进行交流,鼓励受众纠错,认真听取建议。对于外部监督而言,我国当前对虚假新闻的规制仅仅停留在诽谤、侮辱和危害国家安全等方面,在目前我国的法律中,对于虚假新闻的处理并没有具体规定,虚假新闻的监管处于无法可依的尴尬境地。除了尽快加强法律制度方面的保障外,行业监管和行业自律必不可少,截至今年1月,我国29个省(区、市),以及中国记协、中国产业报协会两个单位均成立了新闻道德委员会。目前,新闻道德委员会主要通过对新闻职业道德失范行为进行查处,对典型案例进行评议等方式推动新闻行风建设,增强媒体公信力。

(四)社会化媒体用户要提升自身媒介素养

社会化媒体时代,公民新闻日益普及,社会化媒体用户作为信息生产者和信息传播者的作用愈加重要,在上述虚假新闻的案例中,许多不明真相用户的转发、分享、讨论都加速了虚假新闻的扩散和传播。因此,社会化媒体用户要主动提升自身媒介素养,以积极健康的心态参与到新闻生产和互动中去,提高对社会化媒体信息的辨识能力,做到不发布虚假信息,对自己发布的信息和言论负责;同时对于社会化媒体平台上的信息,多一点批判意识,少一点盲目跟风,充分调动自身的思考能力做出理性判断,不做虚假新闻传播的帮凶。

参考文献

[1]彭兰.社会化媒体时代的三种媒介素养及关系[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3(3):52-60.

[2]Dan Berkowitz and Zhengjia Michelle Liu.Media errors and the,nutty professor,:Riding the journalistic boundaries of the Sandy Hook shootings.Journalism published online 9 October 2014.

[3]李希光.畸变的媒体[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4]陈力丹.核实事实,不采用无消息源的新闻——克拉运河假新闻形成链条分析[J].新闻与写作,2015(7):46-49.

[5]唐绪军.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No.6(2015)[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6]肖欢欢.“上海女逃年饭是营销骗局”[EB/OL].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16-02/17/content_3122103.htm?test=1.

[7]苏雄.网传上海女因一顿饭逃离江西农村男友家,网友称内容多处存疑[EB/OL].http://www.thepaper.cn/news Detail_forward_1431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