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去行政化改革

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精选十篇）

高校去行政化改革 篇1

(一) 国家教育部门对高校过多的管理和控制

国家及教育主管部门作为办学主体对高校实行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教育主管部门掌握和控制着高校的经费来源和使用、人事安排、各种名目繁多的审批以及评估、学科专业设置、招生录取计划、甚至具体教学活动等大部分事务, 介入大学管理的各个方面, 加强了主管部门对大学的控制。高校只是简单地按照上级的指令办事。在这种管理体制下, 高校办学自主权不断受到挤压, 学术权力不断受到有关部门主导, 失去了自主性。而且, 这种同一的管理模式也使各高校不断趋同, 逐渐失去个性和办学特色, 进而致使大学教学质量下降, 人才培养模式单一呆板, 也就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所以说这种同一的严重行政化的管理模式极其不利于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和高级、特色人才的培养。

(二) 高校内部组织运行模式的行政化

教学与学术研究是高校的核心价值, 高校的组织机构应该凸显这一核心价值来设置, 高校的组织机构运作也应该围绕“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理念而展开。而现今我国的高校由于其过度的行政化, 行政权力严重大于学术权力, 行政机构成了高校的核心主导部门, 学校内部教学、学术研究等各项资源也通过行政权力来决定和配置, 学校的重要事务也都由行政部门来主导与决定, 这种管理模式严重背离了“学术本位、学术自由”这一现代大学应有的管理理念, 过度凸显了行政权力, 学术权力无法与行政权力达到平衡, 造成在高校内部行政权力独大的局面。不仅在行政管理上处处凸显行政权力, 在学术研究方面也处处是行政权力在决定。这种运作模式无疑会抹杀了“学术自由”的现代大学理念, 让大学与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目标愈行愈远。这种运作模式无法与以“自由”和“开放”为条件的学术发展相适应, 过度行政化严重束缚与限制了学术的自由发展。

(三) 高校意识形态的“官本位”化

2009年评选的100位高等教育教学名师奖获奖人中, 担任党委书记、校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实验室主任、研究所所长等行政职务的, 占到九成, 而真正拥有“教授”等技术职称的只有10%。以行政管理为核心的高校运作模式和行政权力不断的强化造成了我国的“教授当官”这一颇受争议的现象的出现, 学而优则仕,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 (1) , 而我国目前不仅“学而优则仕”, 更多的却是“仕而优则学”了。教授们深陷行政管理工作的文山会海时, 势必会分散精力, 学术造诣停滞不前。在笔者看来, 这也是“钱学森之问”的一个因素 (2) 。在“官本位”思想文化环境下, 教授们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不再潜心于学术研究而是更多地去追求行政职务, 不断努力在行政权力主导的高校内部谋取“一官半职”。这种“官本位”的思想对高校的长远发展, 对高素质人才的培养无疑是危害极大的, 必然会阻碍高校的长期健康发展。萨维尼曾说过, “大学的本质在于将学术的严肃、对学术的热爱传达给愿意接纳的学生, 启发与滋养他们的慧命;比起其他行业, 在大学教授这一行里, 个人真正的成就取决于纯粹、旺盛的伦理力量, 而不是表面的天分” (3) 。这提醒我们是时候对高校的“官本位”思想进行深刻反思了。

二、对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几点建议

(一) 明晰政府服务职能, 强化“大学自治”

喻岳青先生指出:“政府对高等教育宏观管理的职能就是调控和服务, 其作用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定教育标准;二是保证教育质量;三是促进教育发展;四是规范教育活动的行为;五是做好教育服务工作。” (4) 因此, 高校去行政化首要的就是将本属于高校的一系列自主权归还给高校, 我国高校行政化不仅仅只是个行政问题 (5) 。高校的主管部门放松对高校的管理和控制, 强化高校自治, 扩大高校自主管理, 行政主管部门不过多干涉高校的人事安排;放松对高校经费来源和项目建设的审批, 依据学校性质及学生规模来确定和改革财政资源分配;减少对高校各种明目繁多的评估, 提倡学生和社会中介机构对高校的教育教学人才培养水平进行评价与监督。把教育管理机构定位在服务者的角色, 搞好教育规划, 为高校的发展提供服务和保障, 保护高校的自主权。

(二) 平衡高校内部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 倡导“学术自由”

高校内部管理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失衡, 限制了高校学术的蓬勃发展和创新, 也是与高校的应有的理念相背离, 在高校去行政化的道路上, 对“学术自由”和学术创新的倡导、尊重和保障也是至关重要的。平衡高校内部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 首先要从对高校权力的合理构建入手, 确立相关的保障制度, 建立和规范学校学术委员会等的组织和运作机制, 让这些自治组织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基础上充分发扬民主管理、自主管理, 提高其组织管理决议决策能力。其次, 要加强对行政权力的限制, 避免其对学术权力的直接或变相的侵占, 明确行政权力的范围和运作机制, 让行政权力为学校的教育教学、学术研究等核心工作提供服务和保障。

(三) 推动校内民主管理, 弱化“官本位”思想

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在坚持“大学自治, 学术自由”理念的同时, 还应建立行政职务与技术职务的分立制度, 使行政职务与技术职务不能并立, 防止拥有行政职务的人员依据其行政权力优势挤占有限的技术职务。废除这种行政机构才有的科层模式, 消除行政化的制度基础和组织支撑。进行党学分开, 使高校内部党学机构各司其职。党委不要再插手教学研业务事务, 本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学术优先的原则, 将招生招教、课程设置、项目审批、评优评先等权利下放到基层学术圈, 并逐步实现制度化。充分调动教师们教学及科研的积极性, 销毁学术泡沫, 优化资源配置, 高校改革才有实质性意义。同时, 校内事务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教师们可以从教代会入手, 自行制定学术研究、考评晋升、物质奖励等真正体现公平正义的规则, 如经费分配中介化、校长遴选的民主化和高校评估的专业化等 (6) , 依法保障学者的学术自由权, 抵制学术不端, 保卫自己的教学和科研成果不再被迫瓜分, 重建健康积极的人文环境, 这样才能从源头上改善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

以上所述, 只是高校行政化的一些问题所在和改革建议, 虽然前途是光明的, 但去行政化的改革任务是异常艰巨的, 因为它不仅仅是高校自身能够驾驭的, 还与主管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以道路曲折。为了中国高校的可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我们必须顶住压力, 克服艰难险阻, 将去行政化进行到底。另外在医疗卫生、农林水利等诸多关乎国家科学事业成败和民族兴衰的领域也或多或少存在类似问题, 如果高等教育改革能够取得明显成效, 还具有推广意义。

摘要：高校行政化是目前我国高校的普遍现象, 这个问题在最近几年也成为社会各界人士所议论的热点。高校行政化不仅有悖于“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现代大学的核心理念, 不利于促进高校的个性化发展, 学术创新能力欠缺, 学术成果匮乏, 直接影响到国家未来的战略发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提出高等学校要“推进政校分开, 管办分离”“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打开了我国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窗口。文章拟结合我国高校的具体情况阐明我国高校行政化的表现及其危害, 浅析高校行政化问题及改善措施。

关键词：高校,去行政化,改革

注释

1 金劲彪, 刘斌.我国高校行政化的历史原因及改进策略[J].教育发展研究, 2011, (3) .

2 王宾齐.我国高校行政化的表现及其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J].教育探索, 2010, (10) .

3 廖保平.大学的官本位思想是从哪里来的[J].广东科技报, 2007-09-25.

4 喻岳青.政府对高等教育宏观管理的职能:调控与服务[J].辽宁高等教育研究, 1995, (6) .

5 马光选, 代金存.关于高校行政化问题的思考[J].湖北教育·领导科学论坛, 2011, (4) .

高校去行政化 篇2

【关键词】高校 去行政化 行政级别 学术自主

高校行政管理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国家行政机构对高校的管理;二是高校自身的管理。高校行政管理与其他组织的管理一样，是一种必需的组织行为，缺乏有效的行政管理，就无法实现高校的组织目标。不能因为对“行政化”的批判而否定行政管理本身。

所谓高校“行政化”，主要是指行政权力和行政管理模式的滥用，即把高校作为完全的行政机关来管理，而忽视了高校作为学术机构的特殊性，其实质是行政权力对学术事务的过度干涉，是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分界不清。“行政化”的表现可以分内、外两个层面：

首先，就高校外部关系而言，“行政化”主要表现在政府部门将高校作为行政机构管理，管办不分。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职能界定不清，政府大包大揽、高度集中，高校作为办学主体的地位不彰，办学自主权得不到保证，一切围绕政府部门的规划指令行事;管理作风官僚，政府部门森严的等级制度、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与高校本应具有的学术优先、平等和谐的校园文化大相径庭;资源分配不公，大量资源集中在政府官员手中，一方面高校为争取有限的资源，必然围绕政府官员的行政指令办学，而无视行政指令的科学性，同时留下了大量权力寻租的空间，另一方面政府官员的政绩需要、知识水平及认知结构潜在影响着资源的分配方向，从而影响着高校的发展。

其次，从高校内部管理来看，“行政化”主要表现为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控制和干预。具体表现有三点：一是行政事务与学术事务界定不清，权力分工不明，行政权力常常插手学术事务，弱化乃至替代学术权力，而学术权力也不断试图影响非学术事务;二是行政权力被滥用，学术权力作用不突出，行政权力不仅决定着高校日常非学术事务的走向，也通过资源分配、干部任命等方式操控着学术事务的走向;三是制度不健全，教代会、校务委员会等制度往往是虚晃一枪，权力本身的运作没有制约，也就越发造成权力的膨胀，导致“学而优则仕”左右着学者的发展思路，学术失去了应有的超脱和独立。

高校行政级别的成因及其与“行政化”的关系

在高校“行政化”饱受批判的同时，高校行政级别一时间也成了千夫所指。对高校行政级别的指责主要集中在：高校本身被人为划分为副部级、厅级、副厅级，同时高校内部管理干部也有明确级别，从科员到副部级不等，这种官僚化的等级制束缚了高校的发展。要了解行政级别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制约着高校的发展，就必须分析行政级别的成因及其与“行政化”的关系。

高校行政级别的成因有二：一是我国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政府的级别被扩展到社会企事业单位，高校自然囊括其中;二是科层制管理模式的现实需要，韦伯提倡的科层制以崇尚理性与效率、强调分工与专业化、重权威等级、追求制度和非人格化管理为特征，在社会组织日益庞大和复杂后，成为通行的现代管理模式。

因此，对于高校行政级别需要予以理性的分析。对于行政人员进行一定的权力分工、分层，保证政令畅通，是追求高效率、高效益管理所需要的措施。在此意义上，我国高校效率低下，不是科层制本身的问题，恰恰是科层制发育不健康、不充分的问题。西方高校的治理结构中，也存在从职员到校长的职级差异和职权分工。在内部治理结构上，如果把厅级、处级、科级、科员替换成西方高校的校长、总监、主任、职员其实并无实质差别。在外部关系上，高校与政府的交流、高校之间的交流，更多的还是依赖高校的实力、校长个人声望，以及学校领导与政府部门负责人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看高校领导的级别。众所周知，高校领导干部的级别，就其实际掌握的权力和社会影响而言，只是一种有名无实的“虚高”。

由此可见，行政级别本身并不导致“行政化”，与“行政化”之间也不存在必然的正相关，行政级别充其量是“行政化”诸多流弊中最外显、最细小的一环，只是疥癣之疾而已。选择取消行政级别作为“去行政化”的突破口，可说是方向性错误。

“去行政化”的关键

“行政化”的实质是行政权力的滥用和行政管理模式的泛化，因而“去行政化”的关键即是对权力的重新分配和管理模式的调整。

管办分离，保障大学的办学自主权。政府和高校的关系，转变政府职能，切实保障大学的办学自主权，是“去行政化”的核心问题。我国高校大多数是公办，其权力主要来源于政府授权，政府有责任也有权力对高校进行调控和督查，促使高校更好地实现其使命，但这种调控督查不应该是高度集中的管理干预。政府部门应当转变观念，正确定位政府职能，从全面管理、直接干预向宏观调控、标准制订、监督检查转变;从直接的资源控制向资源服务、制度保障转变;从行政命令向引导服务转变。高校提供的服务具有公共服务的性质，为高校提供必要的资源和政策保障，不仅是政府部门的权力，更是现代政府所应承担的职责，绝不能把自身的服务看作是对高校的恩赐，更不能把高校看成自己的权力领地;高校的发展有其自身规律，学术研究更有其特殊规律，不是单纯的行政命令能够改变的，要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首先要尊重教育的规律，要给予大学充分的办学自主权。尽管《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实现“管办分离”，但真正到实施环节，将面临重重困难。因为“管办分离”意味着强势权力的退让，权力的退让过程中不仅有政府部门直接的阵痛，更有无数相关利益集团的阵痛，在迈向现代大学制度的进程中，这些阵痛将不断导致各种力量展开一轮又一轮的博弈，影响和改变着改革的进程。

学术自主，保障学术权力的公正行使。高校的规模决定了行政事务的专业化，也导致行政权力从学术权力中日益剥离出来并迅速发展壮大。但无论行政事务如何专业化，高校的本质首先是学术研讨和文化传承的场所，这一本质决定了学术事务是高校的核心事务，学术权力的行使不能受到过多干涉。因此，从校内的治理结构看来，“去行政化”意味着行政权力要回到自己的本职工作中去，凡是与学术相关的事务要由学术权力来决定，“教授治学”必须得到保证。行政权力必须充分尊重学者与学术组织在学术事务中的作用，切实尊重学术权力在学术事务管理中的主导地位，保障其作用发挥，在教学和学术资源配置中要以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等学术组织为主，积极营造学术优先的氛围。同时，为了确保行政权力不干预学术权力，有必要规定各级领导干部不得在学术委员会中任职，如武汉大学明确规定校长和院长不得担任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的主任，东北师范大学甚至规定校党委书记、校长不参加学术委员会，以保证学术权力的相对独立，深圳大学重要学术工作的教授委员会全部由“布衣”教授担任，并引入大量外校教授担任评奖委员会委员。这些都为探索学术自主、保障学术权力的公正行使积累了很好的经验。

强化民主制度建设。要加强民主制度建设，完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是学校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管理层广泛听取教职工意见，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渠道，是校务公开的主要载体，是教职工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实行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基本制度和形式。当前教职工代表大会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的关键原因在于没有话语权，如果通过制度规定，学校发展的重大事务必须经过教职工代表大会的审议投票，甚至领导班子的述职也必须经过教职工代表大会的审议投票，增加教职工代表大会的否决权，那将极大增加对权力的制约作用，也会真正促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提升管理水平，科学管理、服务行政。高校管理效率较低，在人才培养、学术创新、服务社会等方面还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要革除“行政化”的不良影响，必须提高管理水平，要科学管理，提倡“服务行政”的理念。加强科学管理，必须提升管理人员的专业水准，要重视管理人员的工作，不能因为学术优先就否定、降低管理对学校发展的重要性，改变那种人人都能从事管理的错误认识，要认识到一个出色的学者未必是一个出色的管理者，要对管理人员的贡献予以正确的评价和激励，这样才有利于打造安心工作、敬业专业的管理队伍;必须对管理人员加强培训，通过不断地再教育、岗位培训来提升管理人员的工作能力，要改变唯学历是举的管理干部使用现状;必须提倡“服务行政”的理念，高校的管理工作最终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师生、服务学术、服务社会，要摒弃官本位的陈腐思想，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高校行政级别并非高校“行政化”的祸首，试图以取消行政级别来“去行政化”，从而走上现代大学制度的大道，无异于缘木求鱼。“去行政化”、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事业任重道远，其本质任务是限制行政权力(政府行政权力和高校内部行政权力)对学术事务的过度干预，切实保障学术的独立自主。这一任务的关键在于能否真正实现“管办分离”、落实大学的办学自主权。

[摘要] 在大学“行政化”问题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的背景下，有必要对“行政化”所涉及的一些关键问题予以澄清。为此，本文对大学“行政化”的内涵和表现形式进行了阐释，分析了产生大学“行政化”的深层次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大学“去行政化”的基本思路和措施。

[关键词] 大学 行政化 办学自主权

[img]/news/file.do?method=downFile&id=152380108[/img]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钟秉林教授

自去年以来，关于大学“去行政化”的问题越来越引起高等教育界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已成为教育领域的热点问题之一。在今年召开的“两会”上，大学“去行政化”成为媒体报道中使用频次最高的关键词之一;不少委员、代表纷纷就这一问题各抒己见，由于理解不

一、观点各异，使得大学“去行政化”问题进一步升温。总体看来，多数人对所谓大学“行政化”持否定态度，认为“行政化”导致大学背离了存在的本质，已成为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提高大学办学质量的障碍，主张“去行政化”。也有人对大学“去行政化”提出了保留意见，认为在当前“去行政化”和取消行政级别有可能贬低大学地位，将会制约大学的发展。笔者认为，在讨论大学“去行政化”问题时，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首先应明确大学“行政化”的具体内涵及表现形式，明确“去行政化”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同时要深入分析大学存在“行政化”倾向的深层次原因。如果不搞清楚这几个问题，“去”起来也就可能会无的放矢，甚至于自乱阵脚，反而会影响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的改革与发展。本文将就以上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去行政化”的基本思路。

一、大学“行政化”的内涵及表现形式

行政管理是随着人类社会早期公共事务和“公共权力”的出现而产生的古老的管理活动。严格意义上讲，行政管理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管理。[1]我国对行政管理的理解比较宽泛，除政府机构外，还包括企事业单位中的管理活动。因此，可以从两种意义上理解大学行政管理：一是国家行政机构对大学的管理行为;二是大学内部的行政部门对大学施行的管理。

应该说，作为一种管理手段，行政管理在大学管理中的应用，其初衷在于提高大学管理的效率，确保大学有效实现其组织目标，更好地实现其功能和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大学行政管理本质上只是一种实现大学组织目标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法，应该与当前广遭社会诟病的大学“行政化”区分开来。所谓大学“行政化”，是指以官僚科层制为基本特征的行政管理在大学管理中被泛化或滥用，即把大学当作行政机构来管理，把学术事务当作行政事务来管理。根据以上对大学行政管理的定义，可以从政府对大学的管理和大学的内部管理这两个层面来剖析大学“行政化”的实质及其表现形式。

首先，从大学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来看，“行政化”主要体现在政府将大学作为行政机构或行政机构的延伸部门来管理，严格控制，管办不分。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在管理职能上，存在定位不准、缺位、越位等现象。大学作为独立法人和办学主体应依法享有的人事、财务、学术、规划等方面的自主权未能全面落实。同时，政府在制定标准、监督评价等方面应承担的职责亦未充分履行。二是在管理方式上，政府过多依赖行政命令手段来管理大学，而财政、法律等管理手段应用较少，规范性和法制性较差，随意性较大。三是在管理作风上，存在简单化现象，特别是个别政府工作人员存在官僚作风，讲究等级，与大学文化发生冲突。四是在管理文化上，大学倾向于依附政府及相关部门，更多关注的是如何获取行政配置的资源，缺少对办学规律的深入研究，难以彰显办学特色。

其次，从大学内部治理的角度来看，“行政化”集中体现为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失衡、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分割和对立、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替代与压制。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大学内部行政权力泛化。大学管理的“机关化”色彩过于浓厚，以行政权力干预或取代学术权力的现象比较普遍。行政权力对学术事务介入过多，忽视学者对学术事务的管理;大学中的学术组织(如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等)或者泛化为行政组织，行使某种行政职能;或者作为“虚位”组织，学术权力在大学的地位没有得到充分落实，往往难以发挥实际的作用。学术权力的弱化影响了行政决策的科学性，降低了决策实施的严肃性，大学管理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未果”的现象。另一方面，由于与学术事务相关的资源分配权掌握在行政机关手中，学术事务被间接行政化，因此出现了个别学者热衷于到机关部处和院系所做官，部分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忙着读博士的现象。二是大学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界限不清。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常常交织在一起，造成分工不明，责任不清，导致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相互越位。一方面，行政权力常常替代学术权力，以行政管理的方式管理学术事务，甚至于包办学术事务;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学术权力使用不当，学者在学术事务中观点偏颇、意见不一致，或在非学术事务中发挥作用的意志过于强烈等现象，对行政权力的行使产生不利影响。三是学术权力的主体，教授及学术组织的作用不突出。高校的校级学术委员会中，学校和院系以及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所占比例较高，学术组织的成员构成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学校和院系领导虽然也是相关学科的专家，但在学术事务决策思维上多少带有行政色彩。另一方面，由于校务委员会、教代会制度不够健全，学者及学术组织缺少影响决策的制度化渠道，不能构成对行政权力的有效制约;在学校重大问题的决策中，学者及学术组织参与决策的途径和方式有限，权力得不到充分体现，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四是缺乏相关法律制度及其实施细则的保障，学术权力的合法性和可操作性在实践中难以体现。按照《高等教育法》的规定，大学学术委员会的职责是审议学科和专业的设置，制定教学和科研计划，评定教学、科研成果等，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学术委员会主要发挥咨询审议的功能，且议事规则不规范，相关决议的效力不明。

二、大学“行政化”产生的原因

应该看到，我国大学管理中普遍存在的“行政化”或“泛行政化”现象有其深层次的产生原因：其中既有大学内部的原因，又有大学外部的原因;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现实的原因。只有正确认识和分析产生大学“行政化”现象的原因，才可能提出破解大学“行政化”难题的策略和措施。

(一)大学内部存在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对垒，是产生大学“行政化”现象的客观原因

一般而言，大学内部事务可以分为学术事务和非学术事务(或行政事务)。与此相对应，大学内部存在着两大并行的权力系统。[2]一种是以行政管理组织结构为网络的行政权力系统，另一种是以教授、专家、学者为核心，以学术组织为主体的学术权力系统。行政权力扎根于权力授予，来自组织的委派或任命，突出照章办事和等级服从，主要通过行政命令和指示自上而下贯彻执行，具有整体性、层次性和强制性，其价值定位是保障大学组织目标的实现，保证教育方针和办学思想得以落实。学术权力是学术组织及学术人员通过各种途径管理学术事务的权力，它不是外部赋予的，而是大学的内在要求，是大学本质特性的外化，主要依靠学者基于学术构建的权威对客体产生影响，具有松散性、非强制性、自下而上等特点，其价值追求是保证学术标准得以贯彻，学者所从事的学科得以发展，学术人员的学术权力得以保障。大学的行政管理和学术管理协调匹配、共同作用，才能保证大学在整体稳定有序的状态下不断发展和提高。一所大学组建后，行政权力便相应产生。随着大学职能日益多样化，大学组织的复杂性增强，对行政权力的依赖性加剧，使得行政权力在行使中不断强化。而学术权力的产生和培育相对缓慢，其权威性的树立需要较长时间，其有效履行的组织保障和制度保障均明显弱于行政权力，经常受到行政权力的压制，这在客观上导致了大学内部管理容易产生“行政化”现象。

(二)建国以来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是导致大学“行政化”的历史原因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主要是照搬“苏联模式”，大学近乎于政府的附属机构，对大学的管理以行政权力为主，学科专业设置、课程教材标准、学生招收录取、学历学位授予、教师职称评定、办学资金使用等，都必须经过政府批准、检查或审定，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十分有限。大学内部管理基本上也是“上令下行”的行政管理方式，行政权力决定资源配置、人事安排、绩效评定等，学术权力一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教授学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压抑，从而严重制约了大学的发展和高等教育水平的提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这种状况已有明显改善。尽管如此，由于体制的惯性，前述种种大学“行政化”现象依然程度不同地存在，政府有关部门往往还习惯于用行政管理的逻辑和方式来管理大学，大学往往还习惯于依据行政机构的组织结构来设计大学的内部组织，按照行政组织的管理方式对校、院、系进行权力分配，并赋予其相应的行政级别，确立管理中的隶属和服从关系。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在不少方面还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这在无形中又成为了大学内部行政机关和学术组织之间关系的范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当前大学管理中的“行政化”倾向仍是计划经济思维和做法的延续。

(三)大学办学自主权落实不到位、政府行政权力缺少监督制约，是产生大学“行政化”现象的现实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了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方针;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进一步明确了高等教育改革要逐步建立政府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体制;尤其是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颁布和实施，以法律的形式对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作了明确的规定，为大学依法自主办学以及协调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法律依据，从而改变了几十年来中国大学办学无法可依、单纯依靠政策和行政手段指导工作的状况。尽管有关法律法规对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规定是明确的，但还缺乏实施办法和细则。高校到底应该享有哪些办学自主权、如何保障高校办学自主权等关键问题仍未有全面和明确的答案。从实际情况来看，尽管有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高校享受办学自主权，但仍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政府干预高校办学的现象。例如，与高校自主办学直接相关的预算、人事、规划、学科、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权力有待进一步落实和逐步扩大;高等教育资源主要由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进行配置，分配到大学内部的资源仍然通过行政机关进行二次分配;政府对大学的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等。这些因素使得大学“行政化”和“泛行政化”的现象在某些方面愈加凸显。

此外，我国历史文化传统中形成的“官本位”意识突出，导致一些大学行政人员甚至是学术人员对行政权力“情有独钟”，学校内部行政机关为教师学生和教学科研服务的意识薄弱;社会往往也根据行政级别、行政权力等因素去判断大学从业人员的价值，使得大家将过多的精力去关注行政权力，这也是导致大学“行政化”的重要原因。

三、大学“去行政化”的基本思路及相关措施

在厘清大学“行政化”的内涵及其表现形式，分析产生大学“行政化”的深层次原因的基础之上，即可“对症下药”，提出大学“去行政化”的基本思路和相关措施。无疑，既然产生“行政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那么“去行政化”将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工作。笔者认为，大学“去行政化”并非取消大学行政管理或简单地取消行政级别，关键是要从根本上铲除“行政化”产生的土壤。

(一)完善大学内部治理架构，协调好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之间的关系

大学内部的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关键是把它们协调好，不能相互之间出现越位、错位或失位。现在的突出问题是，行政权力对于学术事务干预比较多，行政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术资源的调配，甚至以行政决策代替学术决策。解决这一问题，一要进一步明确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界限，严格限制行政权力放大或对学术权力进行干预;二要确立学术本位的观念和意识，充分尊重学者与学术组织在学术事务决策中的作用，高度重视并切实发挥学术权力在学术管理活动中的主导作用，积极营造尊重学术的大学文化;三要强化学术民主制度建设，健全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学委员会等相关制度，保障学术人员能充分参与大学管理和决策，切实享有对学术事务的主导权;四要充分保障大学教师和学生权益，完善“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明确规定教代会的职责并确定学者代表的比例，使教代会的组成真正反映高校各种利益群体的要求，将教职工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监督的权力落到实处，同时也要高度重视学生群体对学校事务的参与;五要改善大学行政管理方式方法，克服官僚主义作风，尽快实现大学行政管理从官本位向学术本位转变，从以行政管理为主导的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向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模式的转变。总之，就是要推动学校行政管理部门能够真正以教师、学生和学术为中心，主动为教学和科研服务，做到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相互匹配、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相辅相成。

(二)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依法保障高校办学自主权

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大学的关系，是大学“去行政化”的关键所在。一方面，大学提供的服务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政府有义务为其提供必要的资源和制度保障，这不仅仅是权力，更是现代政府应该履行的职责。另一方面，大学的权力，尤其是公立大学的权力，主要来自于政府的授权，政府有责任也有权力对其进行调控，使其更好地发挥应有的职能。处理政府和大学的关系，必须正确定位政府的职能。政府是高等教育和大学的宏观管理者和调控者，其目标在于促进大学更好地开展教学、科研活动，更好地提供社会服务，推进高等教育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政府有关部门应进一步转变职能，加强宏观管理，实施分类指导，不应直接干预大学内部事务，尤其不应直接干预大学内部的学术事务。政府对大学的管理不应过多依赖行政命令的方式，而应更多地采用财政、法律等宏观调控手段。具体而言，政府对大学的管理，应从直接的人财物控制转变到提供资源和制度保障，从直接干预办学行为转变到通过制定办学标准、经济杠杆调节、监督检查和信息服务等手段对大学进行导向和调控。在制定相关政策、研制质量标准、实施建设项目时，应遵循大学发展规律，尊重大学办学自主权;要减少和规范对学校的行政审批事项，清理名义上已作备案管理，实质上仍在行使审批权的事务;要尝试把学科评审和教学评估等工作委托给行业协会或其他中介机构。理想的政府和大学之间的关系，应既能依法保障大学的自主权，同时又能有效实现政府的宏观调控，引导大学遵循教育规律，面向社会依法办学。

(三)加强大学的科学管理，进一步提高行政管理和学术管理效能

大学“去行政化”问题之所以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热议，其重要原因在于大学管理效能较低，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满足不了国家和社会公众的要求。笔者认为，“去行政化”(包括淡化乃至逐步取消行政级别)不等于在大学取消行政管理，而是要加强科学管理，进一步提高管理效率，更好地服务大学发展目标。20世纪末以来，加强管理、增强绩效是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趋势之一。发达国家加强高校管理主要有四个特点：一是科学化。在大学管理中引入各种先进高效的管理工具和方法，提高管理水平;二是专业化。世界知名大学都在全国或全球聘用专业管理人员承担管理岗位，并建立严格的聘用标准和聘用程序;三是重视能力提升。通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培训项目，提高管理人员的相关能力;四是强调管理的文化内涵。倡导尊重学术，服务学生，服务社会。近年来，我国大学规模渐趋庞大，功能目标不断拓展，组织结构更趋复杂，大学除了学术事务之外，后勤保障、基本建设、学生管理、安全稳定等方面的任务越来越重，这对大学管理的科学性及有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大学的行政管理还存在诸多问题，例如：权力过多集中在学校一级，管理重心偏高且效益较低;行政机构臃肿，职责不够清晰且应变能力较差;二级院系设置过多，学术管理跨度较大且效能不高;管理理念和方法陈旧，适应不了复杂多变的形势等。针对这些问题，大学迫切需要以管理重心下移为重点，建立结构合理、责权分明、运转高效的科学管理体系，并结合大学内部人事管理体制改革和教育职员制的探索，建设一支整体素质优良的高效的职业化行政管理队伍，切实改善大学的管理效能。

高校去行政化改革 篇3

关键词：高校；去行政化；改革；障碍；文化背景

我国高校历来都有行政部，行政权力在高校管理制度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我国高校去行政化改革障碍有着深远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浓厚的社会文化积淀。随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也逐步进入国际化潮流中去，我国高校中的行政化比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在很多高校中形成冗官的局面。这个话题也成为近年来两会的热议话题，所以我国高校去行政化改革成为迫在眉睫的事。当然在改革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很大的障碍，这主要是其源于深厚的文化背景。高校去行政化改革障碍的文化背景的成因和渊源何在成为本文主要研究的问题。

一、高校去行政化改革障碍的文化渊源

（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官本位”思想及其的浓重，是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颗毒瘤[1]。“官本位”思想文化在社会生活中，没有把人民和民主当作管理根本，而是把“官”当作了管理的根本。“官本位”思想之所以那么浓重，影响这么深远，在 中国的职场中官的生活永远比民众的生活惬意的多，权力也较大，到哪都有人吹捧着。所以几千年来人们早已对“官本位”习惯了，很多人甚至以此作为自己一生的奋斗目标。我国的高校一般都属于事业单位，它的人事和其他具体的管理工作都是依据地方上的政府机关的运作模式来进行的。所以“官本位”现象出现在高校中是很常见的。

（二）执政党文化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也是我国的领导核心，一切听党指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执政党文化。这种文化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知道思想的。这种独特的集权的政治文化使中国在巨大的外交压力下走上了世界政治舞台。这种执政党文化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折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高等教育事业方面，这种执政党文化也起着重要的影响，既解决了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中的矛盾，同时又保证了它的正确的发展方向。我们现在可以深切的体会到，中央集权的执政党文化深深地影响着我国高校发展的主要指导思想，为高校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保障。所以我们不能忽视这种执政党文化对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影响。

二、高校去行政化改革障碍的文化成因

科举选举制度是在汉代隋炀帝时期开始推行了，它的实行是为了选取德才兼备的人才来帮助统治者来治理国家。科举制度的思想也影响了我国高校的管理，现在某些高校的行政机关与政府机关一样，各种便利的资源和决策权都掌控在行政部手里。比如说高校的教学内容、各个院系的专业开设、课程结构的确定，教师聘请、考核还有申请项目经费等都由行政部门决策[2]。他们不仅可以干预行政事务、学术事务，甚至还可以全面充当学术角色，行政人员瞬间就成为了学术人员。由教授、副教授和博士组成的教务委员会、校工会和学术委员会形同虚设，并不掌握着实权。所以导致高校愈来愈多的教授、学者和教师不好好教学而去追求当官这样的名利，先是把一般教师的职位当作跳板，然后向行政方向迈进，他们的最终职业目标不是做个好老师、好园丁，而是追名逐利和依附权力，然后走上了仕途，便放弃了自己長久以来研究的课题和对真理的探索精神，从而成功地从学术转向行政道路，使高校的学术管理行政化。

高校高度的行政化管理一直存在。一个学校分好几个学院，每个学院有各自的行政管理，然后学校还有一个总的行政部，这是由于深厚的历史传统文化存在的原因。在我国古代能够教书的一般都是有文官来担任的，官和教没有明确的界限，导致了“学在官府，官学不分的现象。

三、推进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文化建设

（一）贯彻落实高校去行政化的国家意志

高校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应该要不断地创新来适应时代的发展。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与高校的文化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高校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代表作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高校应不断地对文化进行创新来提高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文化软实力，为我国的文化事业做出贡献，提供保障。高校去行政化改革是一项重大的任务，许多学者用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对其进行探索，并提出全面的改革措施。但是，在采取改革措施之前，应该充分考虑各种措施的利弊来进行全面的深入的研讨。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核心是如何正确处理政府和高校的关系、如何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如何去提高和保障大学的办学自主权[3]。

（二）树立推进政校分开管办的观念

高校去行政化改革是当今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高校行政化被认为是高校腐败的一个重要源头。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对此在重要会议中提到“要真正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的自主权，就需要制定教育发展方向和改革规划纲要”。要真正做到政校分开管理是很难的，制定教育制度和规划纲要的是一帮上了年纪的老同志，他们好不容易“媳妇熬成婆”，要他们突然放权的话需要做大量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道路是艰难的，但前途是光明的，只要不断地努力，相信政校分开管办的目标总有一天会实现的。

四、结束语

本文针对高校去行政化改革障碍的文化背景进行了分析后提出一些不成熟的建议，在某些方面只是提出了大致的改进意见和大体构想，缺乏较为详实的设计和例证，希望今后研究中得到完善补充。

参考文献：

[1]袁贵仁，谈大学去行政化[N].京华时报，2010，03，01.

[2]杨红，田志敏.高校去行政化探析[J].大学：学术版，2010（6）.

浅议高校去行政化改革 篇4

关键词：高校,去行政化,改革

一、高校去行政化的意义

高校的科技创新为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强大的动力;为抑制生态环境恶化、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撑;为开发人才资源、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提供广阔的舞台;为我国追赶世界科学技术先进潮流开辟道路;为在全球化环境中的我国国家安全提供保障。[1]现代大学制度, 是反映学校与政府、社会关系的治理模式、制度规范和行为准则。多年来, 我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大学制度的实践方面已经取得一系列进展, 但不得不正视的是当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仍存在着众多问题。历经近两年制定过程,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7月29日正式公布。正式文本对征求意见稿400多处细致修改, 再度让人们读出了民意的力量、改革的决心。针对社会热议的“学校去行政化”问题, 征求意见稿提出要“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正式文本删去了“逐步”二字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 要推进高校管理体制改革, 激励教师专注于教育, 鼓励教师终身从教。在此次两会期间, 众多代表委员就我国高等教育发展, 尤其是关于高校办学自主权, 高校去行政化以及如何建设一流高校等问题展开讨论。高校行政化是现行教育管理体制各方面问题的集中体现, 影响了我国大学提高教育质量、服务能力和研究水平, 延缓了中国高校走向世界,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国高校去行政化已经不是去或不去的问题, 而是必须要去行政化, 并且要非常迫切的去行政化。只有高校进行去行政化, 才能真正把高校和市场结合起来, 发挥高校最大的优势;只有高校进行去行政化, 才能使高校独立自主, 高校教师将精力放到做科研上, 为社会做更大的贡献;只有高校进行去行政化, 中国的高校才有可能迈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进军世界强校之列。

二、高校行政化的原因

第一, 政府为高校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 需要对这部分财力物力进行监管。大学的奠基石应该是创新与自由, 体制需服务于学校发展。众所周知, 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 是西方现代大学管理的三项基本原则。所以, 我国的一些学者、官员或者其他人员经常批评中国的高校没有学术自由、没有自治权。事实上, 中国和西方现代大学一个最根本的区别在于经费的来源。中国高校的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和学生的学费。并且政府的拨款是最主要的部分。而西方现代大学的政府拨款只占非常小的一部分。从制度的层面上说“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政府出的钱最多, 理所应当对高校钱花在什么地方, 怎么花的进行过问。这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肯定要干涉高校内部的事务。

第二, 受历史的影响。我国的教育体制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 我国的高校也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得到发展的。在计划经济时代, 高校的行政化在当时人力物力条件都非常有限的情况下, 行政手段有效的解决了高校办学经费困难的难题。后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形成, 过去的管理体制已经束缚了高校的发展。根据马克思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原理, 目前我国高校经过多年的发展,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发展, 未来的发展已经越来越受到行政化弊端的约束。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 并势在必行。

第三,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向来推崇的是“学而优则仕”, 高校是知识分子非常集中的地方, 都是学而优的知识分子, 那么都想谋个一官半职也就不足为奇了。“官本位”的思想基础至今依然深厚, 并渗透蔓延到高校教育管理的方方面面, 侵蚀着作为学校管理的实质, 为官为权者尤甚。

第四, 高校需要一些行政人员。高校是一个由党委、行政、科研、教学等诸多部门组成的复杂系统, 必要的管理和协调是维持高校顺利运转的基础条件。这些人员对高校教师的教学科研进行辅助。根据统计, 高校教职员工中, 一线的教师的比例一般在70%左右。那么剩下的30%教学科研辅助人员如何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他们如果做好做坏都是一个样子, 不论做好做坏最后都只能做同样的级别的人员, 那么谁还会努力工作。所以, 将行政人员分级别成副科、科员、副处、处长等, 做的好可以上进一步, 实际上是某种形式的激励。换句话说, 从这个意义上说, 需要高校行政化。

三、高校去行政化的对策和建议

目前, 解决高校行政化的问题, 应当被纳人高校体制改革的框架, 依法进行。目前来看, 改革的时机正在逐渐趋于成熟。有必要在深人调研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 认真策划高校体制改革的具体方案和实施计划。

第一, 要给予高校充分的自主权。高校的自主权, 不仅仅是招生、专业设置等方面的自主权, 而且还包括设立大学的自主权。现在我国建立一所大学需要层层的审批, 在美国一般只需要符合所在州的法律就可以办学。只要能招上生, 学生认可就行。而我国南方科技大学筹建多年, 刚刚获得认可。类似的大学越多越好。

第二, 去除学校行政化级别。前阶段一些985院校搞了一些副部级待遇, 校长书记摇身一变成为了中央直属干部。这与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方向是相背离的。高校去行政化首先就要去行政级别。不是说要把所有的级别都取消了。而是把学院院长副院长等正处副处的级别都取消掉。像现在这样学校的行政权力过于集中, 甚至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不可取, 迫切需要改变。

第三, 大学校长公开遴选制度的建立。目前大学的校长都是由相应的主管政府的组织部门负责选拔的。即事先由上级组织部门派人到学校调查, 或在一定范围内作民意测验, 确定校长和副校长的人选, 然后由相当级别的组织部门进行任命。[2]高校校长应该建立职业化道路, 没有行政职务, 就和公司老总一样。干得好继续干, 干不好董事会炒鱿鱼。只有大学校长职业化了, 高校其他部门的领导行政级别才有可能被打破。

参考文献

[1]李怀、邵慰, 高校科研人员激励制度的层级理论分析, 中国科技论坛, 2009.7, p113-119

去行政化 高校无法只身前行 篇5

大学去行政化，话说白一点，就是去行政级别。这个话题是老话题了，估计敢公开反对的没有几个人，因为这个话题存在理论正确性。大学就是大学，怎么也论起做官了?你看美国的大学，英国的大学，哪个有行政级别?当然，还隐含了一个话题，一旦有行政级别，就涉及学校办学自主权的问题，听谁的?

可是，我想反问一句：中国的大学为什么会有行政级别?难道只有大学有行政级别，其他就没有了吗?

大学、中学、小学、企业……连社会团体也有行政级别，部级，副部级，正局级，处级，科级，几乎覆盖整个系统，纷繁复杂。

这就是中国特色，也是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体系特点。各种隐性、显性福利待遇都与这种级别密切挂钩，没有了行政级别，就没有了各种福利待遇。比如，部级医疗待遇和局级就有明显的区别，局级则和处级也不同，退休后工资也因级别不同而不同，林林总总涉及很多方面。在这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里，大学只是很渺小的一部分。

美国的大学校长，他们的薪资是多少?何况他们很多学校还是私立性质的，我们呢?我们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学校长年薪动辄五六千万港币，内地可能吗?

赋予大学校长行政级别，只是社会治理体系的一个环节，取消这个局部体系的级别几乎不可能。原因很简单，它涉及几乎所有社会管理与服务部门的调整。比如，财政部是否还需要给高校单列一个公务报销体系?劳动人事部门是否还需要给高校一个完全不同的薪酬体系?

我相信，很多校长老师是支持这种改革的，但是在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下。在与之相关联的福利、薪酬待遇等调整没有到位前，恐怕不会有太多人支持大学取消行政级别。我并非反对高校去行政化、去官僚化，我只是想提醒，去行政化，高校无法先行。因为要修改这个体系，需要对整个社会治理体系进行系统修改，全局不动，只动枝节，几无可能。这些年来高校去行政化，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不了了之，原因也在这里。相比高校，国企的去行政化改革似乎要容易得多，但多年下来，也几乎没有太大进展。

与去行政化的观点直接相关的是，舆论一直强调教授治校，这也是去行政化一个重要基础理论认知，对此我不能完全赞同。

上世纪90年代，著名华人学者田长霖出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这也是第一次有华人学者出任世界著名大学校长。田长霖在谈到他做校长与教授的区别时，用了一个字表达了这种刻骨铭心的区别：钱。大意是平均下来每天他需要搞到100万美元的捐赠，否则学校就难以为继。

英国高校管理体制更为明显，有一个名义上的校长，但同时有一个执行校长，名义上的校长更像一个招牌，执行校长才是真正的校长，其原因就是强调校长首先需要有经营管理能力，而不是学术能力。因此，校长首先是一个管理人才，是教授中的优秀管理人才，而不能只是懂得治学的教授。

高校如何真正去行政化 篇6

随着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涉嫌腐败接受调查，大学“招生腐败”随之浮出水面。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自主招生、补录及调换专业三个环节成为腐败的“重灾区”，东部某院校工作人员坦承“‘点招也是随行就市，由于今年点招指标下降，一个名额已经由去年二三十万元涨到了100万元。”

当前教育的弊端人人都有强烈的感受。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我陆续发表系列文章，在文章中，我反复提醒，“教改”呼声、建议总体而言是“激情”远大于“理性”，“谴责”远大于“分析”，结果很可能“更坏”。

很明显，教育的根本症结不在教育本身，而在社会结构、体制，因为教育体制与社会结构紧密相联，所以不能就教育谈教育。“教改”实际是一项综合的社会工程，教育体制的重大改革需要社会结构的巨变与之相配。没有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教育很难进行根本性变革，在这样的情况下强调教育的“单兵突进”，后果一定不会好。

要求变“统考”“统招”为大学自主考试、招生的一个重要的论据是，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实行的是大学自主考试招生制，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也是大学自主考试招生制。针对这种流行观点，我曾经撰文指出：从理论上说，这种观点自然很有“道理”，是“应当”实行的，但揆诸中国当下的实际情况，此种制度却难以实行，倘硬要全面实行，只会造成更多、更严重的弊病。

现行的教育体制下，教育资源完全由政府掌握，民间力量在高等教育方面基本不起作用。大学实际成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下属“行政单位”，校领导都是有行政级别的。因此，才会有各校（甚至最著名的大学）竞相聘请高级官员到学校任教、兼职，因为所请官员级别越高，学校能得到的各种优惠资源越多（包括声望也是一种资源）；才会有各高校竞相给各级官员滥发滥卖文凭之举。在这种大学没有独立性的权力架构中，如果大学有自主考试招生的权力，校方实际很难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即便在现在实行严格的统一考试招生制，每到招生时有关人员已为来自各方的电话、“条子”所苦，感到难以招架，已经发生种种腐败行为，如果再扩大校方的招生权限，其后果可想而知。所以，不能简单类比，以“他人”可以，“从前”可以，就认为“现在”也可以。

大学自主考试招生的前提是大学要真正具有独立性，要有强大的民间社会的存在。如果大学没有独立性而“自主”招生，这只能是美好但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在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之前，在教育权力结构、行政体制没有较大改变之前，这些措施不仅不能补考试之弊，而只会使腐败更加严重。

最近，教育部首批批准了中国人民大学等6所高校的章程，据教育部消息，按照计划，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所有985高校，需于明年6月前完成章程制定，全国高校要在2015年底前完成。此举被认为是大学“自主办学，去行政化”。有“章程”确比无“章程”好，然而，此章程的核心是扩大“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校长权力，并非如有的评论认为这即是“去行政化”。

包括大学体制在内的教育体制是社会结构、政治体制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实质性的社会结构和相应体制的改革，大学根本不可能有“去行政化”。再者这些新的大学章程，对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的任命，未做出新的规定。如果书记、校长的权力来源仍是上级行政部门，在这种情况下扩大校长权力，其结果如何有待观察。

当然，“应试”“统考”“一考定终生”的弊端确实严重，已到不改不行的地步，所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对此提出改革方案，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决议》又明确提出，“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推进有条件的事业单位转为企业或社会组织。”我认为，这一点说明真正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是“教改”的前提。而真正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将是社会治理体制重大变革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一环，若以此为突破口逐步进行政治体制、社会治理的根本性改革，当是正确的“线路图”。

“去行政化”视阈下的高校改革研究 篇7

一、高校“去行政化”的内涵

谈到高校“去行政化”, 首先, 我们先澄清什么是“行政化”?所谓高校行政化可以概括为外部“行政化”和内部“行政化”两个方面。外部行政化是指政府以管理行政部门的手段和思维来管理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具体来说, 就是指令性、同质化和工程化管理[2]。所谓内部“行政化”是指本该由学术人员享有的学术事务决定权被行政人员掌握, 用行政管理方式来处理学术事务。内部“行政化”是造成高校“行政化”的主要原因。其次, 什么是高校“去行政化”呢?高校“去行政化”的本质是按高等教育的规律办高等学校。其内涵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按高校发展规律办学, 二是按学术研究规律从事学术研究和学术管理, 三是按人才成长规律育人, 四是由热爱教育、懂教育规律的教育家办学[3]。教育的功能是推动人与社会的良性发展, 脱离教育规律去搞教育注定是失败的, 教育的发展要与社会的发展同步, 只有这样, 教育才能真正推动社会前进。

二、当前中国高等学校的“行政化”所引发的问题

在中国高等教育的管理模式是行政权力主导模式, 国家对高等学校实行高度的统一计划管理。中国是一个行政级别很明显的国家, 在这种政府与学校的关系下, 高等学校不需要直接面向社会需求办学的问题, 只需要面向政府主管机构负责, 完成计划规定的培养学生的任务就万事大吉了。在这种机制下, 教育很难适应社会的发展, 反而会阻碍社会的前进。长此以往, 存在高等学校缺乏办学特色、培养不出创新型人才、千面一校的状况。

行政化的官本位体制造成对学术领域的重大侵占, 现行的高校管理体制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 具有浓重的泛政治化、泛行政化倾向。而在中国, 泛行政化体制很容易衍化为官本位体制, 这便使得各种非学术力量向学术性活动肆意占越。学术权力本身被异化为行政权力, 必然导致高校教学, 科研等中心工作的边缘化, 这无疑会严重挫伤教学与科研人员的积极性。高校“行政化”使大学容易漠视社会发展需求, 漠视广大教师和学生的愿望与根本利益, 偏离“育人为本”和“以需求为导向、以就业为中心”的道路, 甚至违背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 无法切实履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大职能, 最终导致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效益降低[4]。

三、对高校“去行政化”的理性审视

高校行政化的弊病众所周知, 但是简单而一刀切式地去除高校行政化也是不现实的。面对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综合地去考虑所有的因素, 不应有偏激的想法。辩证地看待问题, 才能使问题有效地得到解决。

(一) 注重把握高校“去行政化”过程中的“度”

高校“去行政化”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官本位”思想, 不难想象, 在一个行政级别鲜明的社会里, 推行高校“去行政化”肯定是一个复杂而又艰辛的过程, 需要政府下很大的功夫和决心。而专家和教授都要淡化当官的心理, 要甘于吃尽“人间之苦”。做学问与做官是有函数关系的, 往往是成反比的, 是有线性关系的[5]。事物的发展都得遵循它的规律, 教育也不例外。高校“去行政化”不能错误地理解为大学不要行政, 任何国家都有两大系统:一为权力系统, 二为智力系统[6]。这两大系统是平等的、相互依存的。一般来说, 权力系统权利大, 智力系统声望高, 各有所长。任何一机构离开这两个机构中的任何一个都是举步维艰。当前中国高校的这两大系统完全失衡, 权力系统权力过大, 完全控制着智力系统。这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极其不利。权力系统与智力系统是兄弟关系, 不是封建社会中的父子关系。在高校“去行政化”的过程中要掌握好一个“度”, 这个“度”就是给智力系统与权力系统找一个结合点。过分的削弱行政权力和扩大学术权力都是不符合实际的, 我们应该结合实际, 走出一条有利于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的道路来。

(二) 辩证地看待高校“去行政化”

1.找准高校“去行政化”过程中的结合点

高校“去行政化”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政府与大学的关系, 二是大学内部的治理结构。在它的内部和外部, 都存在着一些特定的矛盾。矛盾的双方既相互独立, 又相互依存。是不可能采用肯定一方、否定一方来解决问题的。正确的方法是找准两者的结合点, 并按照一定的“度”把二者结合起来。我们必须认识到, 中国大学行政化是一个存在, 这个存在有一定的社会前提。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瞿振元说:“对于行政权利对学术研究的不当渗透, 当然应该去行政化, 但是对于某些需要行政管理发挥作用的领域, 还是不要轻易去行政化。”[3]可见, 确保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协调使用, 才能促进高校的健康发展。大学发展的趋势只能是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走向平衡, 过强的行政力量会导致学者发育孱弱和营养不良, 而过大的学术权力则会使学校陷入保守和封闭, 失去效率。走向融合与开放, 走向妥协与相互支持是大学行政权利与学术权力平衡的必然途径。

2.高校“去行政化”的关键

“变”是千古不变的定律, “推陈出新”是事物发展的规律。高校“去行政化”的关键则是探索出相应的管理体制。这种新的管理体制是因高校“去行政化”的发展过程而产生。为了促进高校的良性发展, 同时也会有一些新的机构应用而生。新的管理体制的推出与新机构的建立, 为“去行政化”后高校的运转提供了保障。说到底, 高校“去行政化”就是改革现在学校行政化的管理模式, 去除行政化的根源, 按照大学发展的规律进行管理。我们不能被动地去适应, 而应该主动地去探索。笔者认为, 高校“去行政化”的关键就是改革现有的管理体制, 去行政化的根本宗旨不在于削弱高校的权力与地位, 而在于下放管理权力, 推进管理重心下移, 落实高校自主办学的法人地位, 转变政府对高校的管理方式, 建立现代大学管理体制, 强化学院管理职能, 充分发挥学院办学的积极性、主动性与自主创新能力, 形成学校主导, 学院主体的管理模式。

(三) 创办有中国特色的高等学校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政府要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 认真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 切实解决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推动发展, 如果处理不好, 反倒出现负面影响。高等教育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 发展科学技术文化和促进现代化建设的巨大任务, 处理不好会严重阻碍教育的发展, 社会的进步。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创新型人才, 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高等教育没有办出特色。怎样创办有中国特色的高等学校?笔者认为中国高等教育中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严重失调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最为严重的问题。只因为学术地位的贬值, 导致高校官场化, 学术荒芜化, 所以必须去除高校行政化的根源。“去行政化”一定要把改革的策略、方式、途径、可承受力和可能带来的各种后遗症考虑清楚, 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可操作性的解决办法。在高校内增加民主、自由的学风, 还大学以真实的面貌。

参考文献

[1]张光慧.高校去行政化问题研究[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0, (7) :188-189.

[2]李立国, 赵义华, 黄海军.论高校的“行政化”和“去行政化”[J].中国高教研究, 2010, (5) :3-4.

[3]韩建华, 叶志坚.高校“去行政化”的理性审视[J].教育发展研究, 2010, (9) :25-27.

[4]计祝保.“去行政化”:中国高校的必然选择[J].当代教育科学, 2011, (3) :36-37.

[5]钟启泉, 吴国平.反思中国教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338-339.

高校去行政化探析 篇8

一、如何认识高校行政化?

大学是学术组织, 其内部事务可以分为学术事务和非学术事务 (或行政事务) 。与此相对应, 大学内部存在着两大并行的权力系统。一种是以行政管理组织结构为网络的行政权力系统, 一种是以教授、专家、学者为核心, 以“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师职务评定委员会”“教授委员会”等学术组织为主体的学术权力系统。如果高校的行政权力过大, 超越了其服务和管理的范围, 不能实现服务于学术研究和学校教育教学的目的, 就会造成行政化的倾向, 这对高等教育的发展会产生许多不良影响,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高等教育的长远和可持续发展。我国在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 高校办学自主权逐渐扩大的同时也出现了行政化的倾向, 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高度关注。

行政化之所以形成有其复杂的原因, 归结起来包括以下几点:

(一) “官本位”的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我国的政治文化是“外儒内法”, 由此形成了全能政府、官本位等政治观念, 高校也在无形中受到熏染。“官本位”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演化为一种大学内部的价值取向——拜官主义。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 就是导致愈演愈烈的“官”“学”两栖现象。过度行政化、官僚化的大学体制, 吸引了一批批大学教师奔往仕途, 使得校园生态出现了功利化、金钱化、官场化的浓厚氛围, 影响了大学作为知识传授地和新思想发源地的属性。

(二) 高度集权的传统政府管理体制的延伸

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 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形成了国家对教育的高度控制, 文治教化成为维护统治的主要手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为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和计划经济体制, 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教育管理体制, 形成了国家办高等教育的单一模式, 传统政府管理模式延伸到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之中。高等学校行政化的主要特征是高等学校架构的行政化, 即高等学校在国家中的地位被行政“格式化”。在计划经济时期, 整个社会都是以官本位为中心组织起来的, 大学也像其他社会机构一样按照政府的级别系列被赋予了级别, 大学领导亦自然而然被赋予了行政级别。[2]在高等学校外部被行政化的同时, 高校内部也被行政化, 遵循行政机构的等级结构, 每一个管理部门都具有相应的行政级别。

(三) 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我国仿照前苏联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资源不是按照市场规律配置, 而是基于国家计划分配。为保证指令性计划的贯彻实施, 需要从上到下建立一套完整的行政管理体系, 还要把相当一部分经济组织行政化, 以此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事业、经济活动乃至人民生活, 制定和下达带有指令性的计划指标、任务, 制定和颁布大量带有强制性的命令、法规和各种具体规定。由此, 行政权力就自然扩张到了高校, 导致高校泛行政化。这种管理体制奠基于20世纪50年代, 为适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 高等学校的创办成立、经费来源、专业设置、招生计划、教育教学、科学研究、毕业生分配、后勤服务等事务, 都是基于国家或教育行政部门的指令。在计划经济时代, 我国高等学校的行政化体制在坚持高等学校办学方向、配置高等教育资源、维护高等学校稳定、推动高等教育发展、发挥高等学校作用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可以说,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 我国高等学校的行政化体制基本适应高等学校的发展, 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这种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 政治体制改革要求政府职能必须转变, 给予大学独立法人地位和更多的自主权, 大学通过市场机制获得资源, 逐步形成了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的发展机制。

(四) 现代大学管理事务复杂性的诱致

随着大学规模的不断扩大, 特别是“巨型大学”的出现, 大学的管理事务进一步复杂化。管理事务的繁杂, 客观上要求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增加, 这就为大学管理机构的科学化和行政管理人员的专业化提供了前提, 也为大学转变成为“一台复杂的官僚机器”营造了环境。现在, 尽管世界上不同国家因为本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等背景上的差异, 因而在官僚化的程度和内容上存在差异, 但是大学行政官僚化则是20世纪以来大学管理文化的重要趋势之一。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是大学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 二者相辅相成, 共同服务于学校的整体目标。两者并非矛盾的两个对立面, 学术权力的存在确保了大学教学、科研的基本属性, 行政权力的作用则在于协调大学内部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 使之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行政权力过分强大会影响学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而过分松散的学术权力则将有损于大学效率的提高和整体目标的实现。一所大学的发展既要有学术权力, 同时也要有行政权力, 二者的协调一致是一所大学发展的前提条件。

二、高校去行政化的原因

高校的核心职能是培养人才、发展科学、为社会服务, 其中学术的发展是影响高校职能发挥的基础和前提。但如果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关系失衡, 或者二者界限模糊, 责任不清, 则根本上不利于大学本质属性的发挥。

(一) 大学内部行政权力泛化, 削弱学术创新能力, 不利于大学精神的培育

由于历史原因和体制惯性, 高校仍习惯于用行政管理的逻辑和方式来管理大学, 按照行政组织和行政机构的组织结构来设计大学的内部组织, 按行政组织的方式对校、院、系进行权力分配, 并赋予其相应的行政级别, 确立管理中的隶属和服从关系。而大学中的学术组织或者泛化为行政组织, 行使某种行政职能;或者形同虚设, 导致学术权力难以发挥实际的作用。高校过度行政化的结果导致一些学校学术创造力大为削弱, 甚至导致许多大学教授创造性被抹杀。“大学精神”是大学自身存在和发展中形成的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形式的文明成果, 它是科学精神的时代标志和具体凝聚, 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高级形式。面临知识经济的机遇和挑战, 建设“大学精神”不仅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 同时也是社会进步的需要。“大学精神”的本质特征概括为创造精神、批判精神和社会关怀精神。行政化突出的是照章办事和等级服从, 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大学提倡的创造精神、批判精神相违背, 而大学的本性和精神一旦流失过度, 大学也就必然走向虚化和坍塌。

(二) 过度行政化加剧大学“官僚化”, 行政权力压制学术权力, 侵蚀大学文化

一方面, 我国高校的校级学术委员会多由学校和院系以及职能部门的负责人组成, 学术组织的成员构成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学校和院系领导虽然也是相关学科的专家, 但在学术事务决策思维上多少带有行政色彩。另一方面, 由于校务委员会、教代会制度不够健全完善, 学者及学术组织缺少影响决策的制度化渠道, 不能构成对行政权力的有效制约;在学校重大问题的决策中, 学者及学术组织参与决策的途径和方式有限, 学者及学术组织的权力得不到充分体现, 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高校行政化、官僚化等风气的影响, 一些学术上稍有建树的学者, 都积极竞聘系主任、院长、校长等行政职务;一些教授宁可不当教授, 也要去竞聘一个处长甚至科长。浓厚的“官本位”意识已经渗透到了大学内部, 不仅导致很多学术上极有发展前途的青年学者放慢了学术研究的脚步, 以至裹足不前。某些高校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 甚至以行政权力代替学术权力, 表现在学校学科设置、教学安排、资源配置、教师选聘、课题分配、科研成果获奖、职称评定等本应由学术组织来评定的工作, 基本都是由行政部门说了算, 行政权力严重侵蚀学术权力。

(三) 过度行政化导致学术人员与行政人员的利益冲突, 不利于学校的和谐发展

大学是利益相关者的共同体, 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中, 必然存在着不同的利益, 而在“专业人员”与“行政人员”的利益分配过程中, 行政人员往往因为手里掌握着制订政策的权力, 掌握着人事进出的权力, 掌握着职称评聘的权力, 掌握着干部任免的权力, 因此, 往往比专业人员获得更多的既得利益。受行政化的影响, 当“官”可以给自己带来诸多实惠, 获得课题经费更容易, 享受职务津贴更高, 房子分得更大。而专业人员往往因为信息不对称, 或信息不透明, 在地位和实际待遇上很难得到应有的体现和保障。这些现象引起了教师的不满, 造成矛盾与冲突。

(四) 过度行政化容易滋生腐败

最近几年, 因腐败下马的大学领导干部和中层干部缕缕见诸报端。分析原因, 这里既有社会大环境的影响, 也有这些人个人素质的问题, 但同时与高校行政化倾向也存在必然的联系。尽管许多高校常常强调民主决策、科学管理, 但浓厚的权力观念役使, 使得在一些核心问题的决策上, 往往随着领导意志转, 领导一个人说了算的事时有发生。某些领导的价值取向、个人偏好都可以通过正常渠道上升为学校意志, 即使不成熟乃至错误的决策, 也有可能得以实施, 民主监督的机制尚未建立和落实, 行政权力越来越大, 导致滑向腐败的深渊。中央纪委、监察部的马毅鹏认为, 高校前“腐”后继, 其根本原因在于高校行政化趋向的增强, 以及与此相伴的高校权力的过分集中。[3]近年来, 随着高校改革和教育市场化、产业化的推进, 大学纷纷扩张, 扩建校舍、发展新校区, 巨额的利润使得开发商与高校领导都免不了眼红心跳。同时, 高校行政化倾向日益严重, 大学官员集官、学、商于一身, 大权在握, 在高校基建领域面临的利益机会极多, 监管极少。因此, 不受制约的权力是高校腐败的根源。

可见, 我国高校的行政化倾向切实需要加以改善, 因为它已影响到了学校的发展, 否则, 我们将距离世界一流大学越来越远, 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恐怕也将无法实现。

三、关于高校去行政化的思考

克服高校行政化是现代大学面临的共同问题, 国外大学的一些管理模式对于我们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国外国家的大学中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关系模式也在发生一些变化, 其主要趋势是:重视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互补与协调, 两个权力主体扩大渗透, 学术权力决策注意吸收行政人员参加, 行政权力决策注意吸收学术人员参加。主要的管理模式有三类:第一类以美国为代表, 实行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两权分离, 又有渗透, 各司其责;第二类以德国、日本为代表, 实行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两权渗透、适当分离, 学术权力起主导作用;第三类以法国为代表, 实行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两权渗透, 适当分离, 行政权力起主导作用。

我国由于行政化倾向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历史、体制、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 去行政化倾向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探索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 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行政化对高校的消极影响, 并开始启动了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消除行政化管理模式的改革进程。

(一) 不断下放办学自主权

1985年, 《中共中央关于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 提出了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在招生、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国际交流、干部任免等方面下放权力给高校。1986年国务院发布的《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定》, 进一步强调了高等学校在招生、毕业生分配、经费、基本建设、干部任免、教职工聘任、教师任职资格评定、教学科研工作、外事等方面的管理权限。1998年《高等教育法》为高校自主办学提供了法律保障, 它明确地提出“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 依法自主办学, 实行民主管理”。1999年《教育部关于当前深化高等学校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严格依法落实高等学校的内部管理自主权。根据《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有关规定, 学校依法自主、有效地管理学校内部事务, 并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政府部门不对学校办学自主权范围内的事务进行干预, 使高等学校真正拥有办学、用人和分配等方面的内部管理权。”

(二) 深化人事制度改革

除下放办学自主权之外, 我国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还实施了一系列人事制度改革, 这些都是为了从根本上去高校行政化, 理顺大学内外各种关系。1999年5月教育部召开了全国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座谈会, 总结交流了各高校的经验, 提出了下一步改革的方向。2000年初, 教育部下发的《关于高等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 进一步推动了高校的人事制度改革。2000年6月, 中组部、人事部、教育部又联合下发了《关于深化高等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提出改变用管理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办法管理事业单位人员的做法, 逐步取消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 不再按行政级别确定事业单位人员的待遇极大地推进了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化, 并为其指明了方向, 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2000年教育部在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东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五校启动了高校职员制度试点工作, 2003年中国农业大学也加入试点行列。试点高校通过实行职员制度, 初步理顺了高校人员关系, 做到了人员分类管理, 管理队伍分开跑道运行;强化了岗位职责和岗位管理, 推进了职员任用机制转换;强化了以岗定薪和按劳取酬, 调动管理队伍工作的积极性。

(三) 加强教授及其学术组织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高校组织机构改革的进展主要表现在:首先, 通过组织机构的改革, 学校党、政权力职责有较明确的划分, 学校以教学、科研为主的事业化管理体制得以完善和加强;其次, 通过建立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和校学术委员会等制度, 增进了学校管理的民主化, 同时也保障了学校学术权力的正常行使, 并促进了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共同行使和有机结合。部分高校也在进行各种改革行政化、实行学术本位的管理的尝试。一方面, 改变以往学术组织的成员构成存在的明显缺陷;另一方面, 健全和完善保证学术组织权力的各项制度, 打通学者及学术组织影响决策的渠道, 保障学术权力的制度化。如从2000年起, 东北师范大学在学院一级实行教授会决策基础上的院长负责制改革;2003年北京大学人事改革的方案, 也提出在各院系建立“教授会”, 目前全国有几十所高校进行了类似的尝试。2009年6月28日,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正式挂牌成立, 在新建立的学部中, 规定担任行政领导职务的人员, 不能再担任学术机构的职务。同月, 吉林大学公布了新的《吉林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 其中规定, 学校领导和职能部门负责人不担任各级学术委员会委员职务。这些改革的推进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舆论认为, 我国高校已经开始试图遏制大学行政化持续增强的趋势, 或者说正在淡化高校行政化, 在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去高校行政化是一个系统工程, 不仅需要法律的保障, 还需要相关制度的配套, 其中最关键的是要依法推进高等学校管理体制改革, 理顺高校内部治理结构, 要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即努力推进党委领导、校长管理、教授治学的治校体制, 逐步完善高校内部议事和决策机制, 民主管理, 社会监督。

改革开放30年来, 高等教育取得了重大成就。然而中国大学要想赶上甚至超过世界一流大学,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还需要政府和大学自身的进一步努力。

参考文献

[1]张昌辉.知识与权力的异化[N].第一财经日报, 2005-12-10.

[2]王英杰.大学危机:不容忽视的难题[J].探索与争鸣, 2005, (3) :35

高校去行政化问题探析 篇9

一、高校行政化的缘由

高校行政化绝不是一堆可以随时拆卸的积木, 而是有着深厚历史文化背景、社会心理基础和体制根源的社会现象。全面分析和准确把握高校行政化的背景、基础和根源, 是有效推行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必要前提。

1. 高校行政化现象并非今天才有, 而是由来已久, 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

事实上, 自近代高校创建起, “官办官管”制度一直是中国高校管理的主流, 行政权力长期充当着高校运行管理的主导力量, 经过一百多年的承传和变革, 最终形成了当前中国高校行政化的客观现实。

2. 全社会官本位思想是高校行政化的社会心理基础。

中国是世界上封建官权统治时间最长、官僚体制最精巧、政治权术最发达、官本位势力最顽强的人口大国, 黎民百姓的“拜官主义”和官员的“恋情情结”共同构成了中国人普遍的超强政治理性和根深蒂固、延绵数千年的超稳定的官本位社会结构。高等教育的行政化是全社会官本位思想的产物。

3. 高校“被行政化”。

建国之初, 新中国对旧有学校进行了接管和改造, 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 进行了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 创立了教育全部由国家来负责的办学体制, 人员安排上由政府负责, 级别上参照政府官员, 尤其是高等教育基本上都是依赖于国家财政。所以大学的行政级别的存在和一直以来公有制的分配模式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果政府不改变按照级别对大学进行资源分配的方式, 大学的行政级别就会一直存在。特别是高校一直列为政府机构之一, 高校的校长一般由教育部直接任命, 因此, 高校是“被行政化”了。

二、高校行政化所带来的弊端[2]

1. 高校行政化导致校园官僚作风盛行。

现在我们的大学校长套用我们国家的行政级别, 校长基本上直接由上级任命, 大学主要领导来源行政化。大学校长已经成为行政调动升级的重要“官位”之一。这样导致一些高校领导对工作或明哲保身, 或敷衍塞责、专做表面文章;对教授和学生的疾苦则是漠不关心;热衷于搞各种“达标”项目、“政绩”工程。

2. 高校行政化导致教育腐败, 使高校的社会公信力下降。

近几年, 高校这个本该属于一方净土的圣地, 腐败案例却开始呈增长态势。归根结底就是近年来高校内部的民主管理风气日趋淡漠, 高校行政长官权力过于集中, 高校的行政权力也远远超过学术权力成为高校中的“独大”, 致使教授与院长、学校领导的冲突不断加剧, 招生腐败、学术腐败、财务腐败等教育腐败问题日益严重, 高校在社会上的公信力持续下降。

3. 高校行政化导致学术之风稀薄。

受管理行政化的影响, 学校除了规定教师每年完成多少教学任务外, 还要发表多少文章, 文章要达到什么级别。如果完不成指标, 职称、工资收入等一系列现实问题都会受到影响。很多老师如果只是安心教书, 不去发表论文做科研, 他的职称可能成问题, 而一些科研立项也过于行政化, 过于功利。难以想象, 一个终日忙于填表和完成工作任务乃至剽窃的教授, 有朝一日竟能成为学术大师。而没有学术大师, 所谓世界一流大学又从何谈起。

4. 高校行政化导致学生功利化, 使高校人才培养缺乏创新力。

高校行政化, 使学生认为不同的学位具有不同的行政价值, 迫使学生为文凭而去攻读学位。不可想象一个官本位的、功利化的大学, 能够培养出温总理所说的具有“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的学生。

三、高校去行政化的认识误区

“去行政化”的精髓, 不仅是取消行政级别, 而且是规范行政权力。同时, 在学术领域建立一套独立于行政权力之外的评价体系, 让学术按照自己的规律去运作。

1.“去行政化”不等于取消行政管理。

保证高校的有序运转离不开行政管理。高校作为一个事业单位, 作为一个教学、学术机构的共同体, 离不开行政管理。特别是随着中国大学规模的日益庞大, 组织结构的更加复杂, 大学除了学术事务以外, 学生管理、后勤保障、校园稳定等, 都离不开行政管理。只有提高高校管理人员的素质, 建立科学高效的管理机制, 提高高校的管理水平, 才能更好地服务高校的科学发展。

2. 取消行政级别不能急于一朝一夕。

“去行政化”的精髓, 不仅是取消行政级别, 而且是规范行政权力, 督促权力恪尽职责, 恪守边界。同时, 在学术领域建立一套独立于行政权力之外的评价体系, 让学术按照自己的规律去运作。取消行政级别不能脱离中国的社会环境。行政级别是中国现阶段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客观存在的现实。在“泛行政化”的社会环境下, 单独取消高校行政级别, 必然会出现无法与社会接轨的问题。高校取消行政级别是大势所趋, 也是改革方向, 但只能循序渐进。

3.“去行政化”不等于放任不管。

“去行政化”的重要含义之一就是“教授治校”[3], 但并不是说学校的任何事务都是教授说了算, 日常管理事宜也完全依赖教授。“去行政化”是将意识形态企图打破教育固有传统逻辑的力量加以化解, “教授治校”或者教授拥有权力也不是理性的做法, 因为教授的长处以及教育权是很固定的, 他们参与管理只能是授权和评审, 他们不能参与具体管理行为。高校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 如果不能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 没有统一长远的发展规划, 没有宏观的管理和监督, 就很容易出现问题, 甚至失控。因而, 政府对高校不是管不管的问题, 而是怎么管的问题, 关键是要遵循教育规律来管, 明确各自的责任权利, 真正做到管而不死、放而不乱。

四、高校去行政化的策略方向

高校行政化已经给我们的高等教育带来诸多弊病, “去行政化”已经成为国家共识。

1. 要给予高校充分的自主权。

按照高等教育法的规定, 高等学校是一个事业法人, 本身是一个法人, 和政府机构是不一样的, 这是两种法人制度, 因此有两种不同的权利。高教法还具体规定了高等学校在教学活动、科学研究、内部收入分配制度、招生、自主管理学校的经费和财产、开展国际交流等七个方面的自主权。所以要解决行政化问题, 首先要落实好高等学校的自主权。

2. 要把高校作为育人基地, 创造崇尚学术之风。

高校是研究高深学问和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机构, 必须按教育规律和学术规律运行和管理, 不能按行政手段、更不能划成不同等级进行管理。探究学问、追求真理、培育人才、崇尚学术自由, 是高校的本质特征。只有在民主、平等、自由的氛围里, 才能充分发挥大学人的聪明才智。同样, 中国高校也必须“去行政化”, 建立学术主导、教授主导的运行机制。

3. 改变行政化的管理模式, 建立新的现代大学制度。

解决行政化关键的问题是实现“管评办”相分离。教育评价机构独立于政府部门, 不应该由政府对学校进行评价和排序。政府要改变过去命令式的管理方式, 改变和学校之间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 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主要应该作好规划和服务。同时, 要转变传统的资源配置模式[4]。“去行政化”的实质应该是“改变目前政府与学校之间以及学校内部的教育资源配置方式, 实现教育资源从‘行政权力主导型’配置模式向‘教育规律主导型’配置模式的转变。”

4. 建立大学校长及管理人员职业化制度[5]。

大学管理是门科学, 从业者应有专门的知识和能力, 不是任何一个教授、院士都能胜任的。要构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学术机构的干部任用制度, 在校内外、国内外公开招聘。大学校长不一定必须在大学教授或院士中选拔。国外一些发达国家选用大学校长, 并非看重他们的专业知识, 而是考察他们的管理能力, 是职业化的管理专家。任职后要全身心地投入到管理工作中去。高校可探索建立新的管理人员职称系列。同时, 要实现民主管理, 强化社会监督, 以法律作为保障。加强立法建设, 用法律明确政府和学校, 校长和教授之间的权责。

五、高校去行政化任重而道远

中国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功能目标和本质要求, 不是要去掉“行政管理”本身, 而是要实现大学行政管理的转型、升级和优化。各级政府应当积极变革集权化、非理性和违背教育规律的低效率行政管理方式, 理直气壮地大力加强符合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优质高效和公平公正的教育行政管理。高校去行政化是促进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 但需要很长的时间。取消高校行政级别规定的出台, 说明在整治高校学风、治理学术腐败的道路上已迈出了一步, 我们必须不再犹豫, 坚定地迈出更大的一步, 或许到了那一天, 中国建立世界一流的大学和科研机构, 培养世界一流人才的梦想将不再遥远!

摘要：高校行政化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根源, 列举了高校行政化所带来的弊端, 分析了高校去行政化的认识误区的基础上, 对高校去行政化的策略方向进行了探讨。高校去行政化是促进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 我们已经努力前行, 但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高校改革,去行政化,误区,策略

参考文献

[1]人民网, http://www.people.com.cn/.

[2]张光慧.高校去行政化问题研究[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0, (7) .

[3]张发旺.关于高校“去行政化”的几个问题[J].当代教育与文化, 2010, (3) .

[4]韦斯予.高校去行政化的路径和方法研究[J].科技与生活, 2010, (6) .

去行政化:国企改革新期待 篇10

(一) 行政化颇受诟病

所谓国企去行政化, 就是政企分开, 取消国企及其负责人的行政级别, 逐步将行政提名制改为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 监管部门由管国企改为管国资。

长期以来, 国企特别是央企享受行政级别的荣耀, 尾大不掉。国企领导人既当官, 享受与行政级别挂钩的各种资源, 还拿着丰厚的企业年薪, 跻身富人阶层, 可谓名利双收。他们在官场与企业界可进可退、伸缩自如, 俨然成了“水陆两栖”。

“行政订制”下的国企, 一方面受上级部门的权力制衡, 企业自主权无法落实, 长期在国家“奶瓶”呵护下, 难以强身, 还背着垄断的骂名, 备受诟病;另一方面, 一切都由国家兜底, 是金饭碗和高福利的缩影。企业家强调冒险和创新精神, 而官员则趋于保守。国企领导人戴着行政级别的光环, 习惯看“婆婆”的脸色行事, 缺乏市场开拓精神, 只要不犯大的错误, 基本上可以舒舒服服干到退休。纵观多年来企业家创新榜, 鲜见国企领导人金榜题名。而国企内部又是论资排辈, 不管工作岗位与工作绩效的大小, 一概以身份、职务、级别、用工的形式来决定职工的工作报酬与福利待遇的分配, 很难调动起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敬业精神。

(二) 政企不分的根源

其实国企去行政化即政企分开的改革, 早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就有阐述, “实行政企分开, 落实企业自主权, 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 并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

显然, 政企分开作为一项改革任务, 20年前就已经提出了。取消国企的行政级别, 让国企回归企业本色, 让国企领导人回归商业领袖本色, 这早已是普遍的共识。然而, 去行政化却长期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今天仍然成为国企改革备受关注的焦点。

国企行政级别是计划经济的产物, 带着计划经济的胎痣, 计划经济决定了国企只能实行行政化管理模式。计划经济对国企而言, 就是统购统销、统一管理、统一调配, 企业根本没有自主决定生产、经营和销售的权力。在“行政订制”下, 企业也就成了政府的一个“部门”、一个“下属机构”, 经营者自然也就必须有行政级别了。而国企依托强大的行政资源, 占据有利的竞争地位, 有碍市场公平竞争。国企因有行政级别而沾染官僚习气, 市场反应迟钝, 商业效率低下, 严重浪费社会资源。

国企行政级别有这么多弊端, 可迟迟难以纠正, 是何原因呢?这是因为国企的行政资源根深蒂固, 国企的行政级别在旧有体制的庇护下安然不动。而国企领导人原本就是政府官员出身, 在“行政订制”下, 角色经常转换, 形成了一个政企不分、“合二为一”的特殊的利益集团, 这也是国企行政级别久久不能革除的根源。但历史在大踏步前进, 我们现在毕竟实行的是市场经济, 市场会利用自身的逻辑惯性将不合理的东西革除, 让既得利益群体不得不顺应改革潮流。

(三) 破除最后一道屏障

党的十八届三中会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 国企改革也进入深水区, 触及国企的“官帽”, 对国企进行去行政化改革, 这是深化国企改革的一场硬仗。

作为国企改革的排头兵, 上海发布深化国企改革意见, 写下国企去行政化浓墨重彩的一笔, 引发外界普遍的去行政化期待。上海明确提出“推进市场化导向的选人用人和管理机制”, 全面推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任期制契约化管理, 明确责任、权利、义务, 严格任期管理和目标考核, 保持合理的稳定性和必要的流动性。竞争类企业, 按有关规定落实董事会选人用人、考核奖惩、薪酬分配权。合理提高市场化选聘比例, 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企业, 积极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 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 建立一支勇于创新、敢于担当、勤于思考、严于律己的企业家队伍。

人的问题始终是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 政企分开难以实现的症结就在于“用人”上的行政化色彩。一旦摘掉国企的行政级别, 就是破除了“政企不分”的最后一道屏障。上海市政府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 所以他们准备大刀阔斧地拿掉国企的行政级别, 这是需要政治勇气的大手笔, 期望其他地方也能及时跟进。

取消国企行政级别可使国企的市场化变得较为彻底, 从而变得更具竞争力。不过, 考虑到目前国企与机关单位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由机关干部任命为国企高管, 或由国企高管升任为机关干部的现象依然存在, 这使得取消国企行政级别的构想有打断骨头连着筋之虞。

国企去行政化改革需要勇气, 也需要智慧。去行政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 必须制定明确的去行政化步骤, 分阶段进行。要调查摸底, 分析国企去行政化的症结到底在哪里, 以便更好地采取对策。国企去行政化要有一到两年的过渡期, 过渡期内企业要积极进行整改, 经营者也要作出自己的选择, 该退的退, 该转的转, 该留的留, 而不要“一刀切”。过渡期后, 所有国企都必须进行整改规范, 以巩固去行政化的改革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