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层面（精选七篇）
政策层面 篇1
一、现行生育保险政策的局限性
保障对象单一。现行生育保险政策, 享受待遇的对象主要是用人单位的女职工。已经参保的男职工因其配偶无工作单位, 难以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为扩大受益面, 部分地区调整了生育保险办法, 将无工作单位的男职工配偶纳入生育保险基金支付范围, 从生育保险基金中支付一次性生育补助金, 体现了男女职工共同缴费、共同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公正性、合理性和社会共济性。但是, 这一做法并未作为一项国家政策在全国推行。
按单位参保的做法有失公平。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 现行生育保险主要以各类用人单位为参保主体的做法已不适应各种非正规就业、自由职业、个体就业等多种就业形式的需要。一方面, 按单位参保的做法将那些缴过费又脱离用人单位的育龄妇女“拒之门外”, 使她们无法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显得不公平;另一方面, 对那些一直在非正规就业岗位或一直从事自由职业的妇女, 却因没有用工单位而一直没有参加生育保险的机会, 也显得不公平。
待遇支付范围较窄。现行生育保险待遇支付标准偏低, 支付范围较窄, 只保障妇女在产时的权利, 没有体现妇女在孕期、产后的需求, 以及新生儿的保障需求。这样一来, 一个生命诞生的三个重要阶段即孕育、出生、婴儿期, 生育保险都未能充分地参与其中。
二、重新审视生育保险与提高人口素质的关系
完善生育保险政策有利于降低新生儿死亡率、缺陷率, 从源头提高人口素质。降低新生儿死亡率、缺陷率, 对减轻家庭和社会负担, 提高人口素质起着关键性作用。在老百姓心目中, 孩子的健康比天大。在各国政府的心目中, 婴儿死亡率已被作为人口健康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建国前, 中国婴儿死亡率约为200‰, 建国后迅速下降, 2008年中国婴儿死亡率为14.9‰, 居发展中国家前列但仍远远高于发达国家。我国政府高度关注新生儿的健康成长, 卫生部出台了《新生儿疾病筛查管理办法》和出生缺陷干预措施。提高新生儿的生命质量是提高人口素质的基础, 对于减轻家庭、社会对下一代的抚育成本, 提高全社会人口整体素质具有重要意义。调查表明:中国每年出生80万缺陷婴儿, 占出生人口的4%~6%。这一数字还不包括那些日后逐渐“现形”的出生缺陷。目前, 我国每年因新生儿缺陷造成的直接损失达8亿元, 用于抚养残疾儿童的医疗费用支出高达150亿元。胎儿没有选择母体的权利, 但是社会却有保护胎儿、新生儿和婴儿的责任和义务。
三、完善生育保险政策的措施
将新生儿纳入生育保险参保范围。目前, 新生儿从出生到落户时间段内医疗无保障, 成为现行社会保险政策的“空白”。唯一寄希望的城镇居民医保也因新生儿资料不全而无法参保, 只有从生育保险寻求突破口。将新生儿纳入生育保险参保范围,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其一, 生育保险是城镇职工保险, 属于国家强制性社会保险, 新生儿一出生就参加生育保险, 可以保障其应该拥有的权利。其二, 由于母婴信息具有关联性, 有利于整合资源, 理顺保障体制, 实现新生儿随父母联保;其三, 可以保持社会保障政策的连贯性, 从妊娠期到新生儿出生都能得到有效的医疗保障, 可以减少因前期投入不足造成新生儿致残、致死。
实现新生儿参保向居民医保顺利过渡。将新生儿纳入生育保险, 使新生儿在出生后一定时期内能够得到有效的社会保障和医疗救助。等新生儿期过后, 各种户籍信息已办理好, 再将新生儿的完整信息自动转入居民医保, 实现新生儿参保与居民医保自然过渡, 无缝对接, 既简化了参保程序, 又减少了居民医保今后的扩面成本。
积极推进生育保险制度建设, 不断完善生育保险政策体系。其一, 针对《新生儿疾病筛查管理办法》中的有关规定, 应该出台相应的社会保障配套措施, 加大对新生儿的医疗保障力度;其二, 加强生育保险制度建设, 根据生育保险基金使用情况, 适当扩大基金支付范围, 增加待遇支付项目, 将围产期保健费和新生儿出生后一定时期内的医疗费用等纳入生育保险基金支付范围;其三, 对于生育保险基金结余较多的统筹地区, 可以实行生育保险行业差别费率机制, 减轻参保单位的缴费负担;其四, 扩大生育保险覆盖范围, 提高生育保险统筹层次, 将非正规就业、自由职业群体纳入生育保险统筹范围;其五, 在我国经济实力大幅上升, 推进全民医保的环境下, 应不断完善生育保险政策体系, 使生育保险涵盖的内容更加丰富和全面, 逐步实现“职工生育保险制度”向“全民生育保险制度”的过渡。
常吃大蒜可防传染病
预防传染性疾病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常吃大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苏军在医疗中大量地使用大蒜防病, 并被誉为俄国青霉素。
研究人员发现, 被压碎的大蒜能释放出100多种含硫化合物, 其中最重要的有大蒜素、大蒜新素、阿焦烯、二烯丙基二硫化物、烯丙基甲基硫代亚硫酸酯和甲基烯丙基硫代亚磺酸酯。大蒜的特殊气味正是由这些含硫的化合物引起的。
功能1:
抗菌
细菌在进行繁殖时, 其染色体中DNA的复制需要有多型酶的配合。由于大蒜中的含硫化合物能使多型酶的活性消失, 从而使细菌不能继续繁殖。研究表明, 大蒜对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幽门螺杆菌、变形杆菌和假单包菌等致病菌具有较高的抗菌活性。
功能2:
抗寄生虫感染
在非洲、南美洲和亚洲一些地区流行的睡眠病、苏拉病、阿米巴病和梨形鞭毛虫病是由各种原虫引起的。大蒜中的二烯丙基二硫化物能干扰细胞磷脂膜的合成, 因此能导致寄生虫死亡。
温馨提示:
吃前把大蒜压碎。因为蒜氨酸是存在于完整大蒜瓣中的一种成分, 只有把大蒜压碎时, 蒜氨酸酶才会把从细胞里释放出来的蒜氨酸转变成大蒜素。因此, 把蒜瓣切碎或压碎后食用才能充分发挥大蒜抗菌、抗寄生虫、降脂、降压等作用。
政策层面 篇2
（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价格听证是兴起于西方国家的一种价格制定制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几乎所有的省会城市都举行过价格听证会。但是由于中国听证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当前的价格听证还存在许多的问题和缺陷。随着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通过经营者、消费者和监管者的多方努力，中国的价格听证制度将不断地走向完善和成熟。
［关键词］ 价格听证主要缺陷路径依赖制度层面政策分析
［中图分类号］ D03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At Present Price Hearing in China:Public Policy Analys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Framework and Institution
Abstract: As a price-making system, price hearing originated in the West.Price hearing has been carried out in many provincial cities of China since 1990s.But at present the system of price hearing has a lot of problems and flaws in the first stage.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oriented economy and political democracy, the system of price hearing will become complete step by step in our country with the efforts of managers, consumers and supervisors.Key words: price hearing;main flaw;path independence;institution perspective;policy analysis
听证（Hearing）一词，本意为诉讼上应听取他方当事人意见的制度，也就是说，法院在审查事实或法律问题时，要以公开举行的方式听取证人和当事人的意见，以保证审判的公平，从而实现正义。[1]随着司法听证的广泛应用和不断发展，公共决策领域针对科学化和民主化的要求，也越来越感觉到有移植的必要，于是 科学而理性的决策听证制度应运而生了。听证作为一项公众参与的决策制度，正在走进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据不完全统计，最近几年我国已有20余个省、市、区举行过价格听证会。但由于价格听证在中国只有几年的历史，听证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许许多多不尽如人意的方面。本文试图在指出当前我国价格听证的主要缺陷基础上，从民主技术或制度路径层面上提出几点完善价格听证制度的公共政策建议。
一、价格听证的历史和发展
决策听证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政府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客观要求。听证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写入法律是1946年美国国会制定的《联邦行政程序法》，此法第一次明确规定听证程序为行政程序的核心。在行政程序上，公民不仅有资格请示法院审查行政机关的决策，而且也有权要求参与和监督行政决策的过程。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共12章，其中有7章和听证有关，第7章则专门规定了听证制度。该法的第566、557条就明确规定像政府行政机关制定规章这样的政府决策适用听证。按照此规定，行政机关在制定规章的决策过程中，有责任给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提供机会，让他们提交书面资料、书面意见和辩词，给他们提供口头辩论的机会，通过这些方式让他们参与规章的制定等政府决策过程。[2]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价格听证与公共政策制定研究”（02C250）系列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陈潭（1969－），男，湖南常宁人，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候选人，主要从事公共事务、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研究。
随后西班牙、意大利、德国、日本等相继制定了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其中无一例外地包含听证程序的内容。它们的基本精神无不昭示：以程序的公正保证结果的公正。此后听证制度及其精神广泛适用于政府行政的各种决策过程之中，涉及价格决策的价格听证自然也概莫能外，西方发达国家关涉公众利益的公用事业、公益事业、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定价无不是通过价格听证形式达成的。
听证作为一个舶来品，是公众参与决策的路径依赖。我国的行政听证以价格决策为突破口举行价格听证会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1996年出台的《行政处罚法》首次大胆引入听证制度，把对行政监督的重心从事后阶段提到事前和事中阶段，这标志着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迈出了重要一步。《行政处罚法》颁布实施后，根据转变政府职能和价格改革的需要，立法机关将听证制度扩大到了行政决策领域。1998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23条明确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价格法》实施后，国家计委制定了《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对政府价格决策听证的科学性和透明度、听证的组织方式和听证程序作出了规范，并于2001年8月1日公布实施。2001年10月，国家计委公布了价格听证目录。2002年1月12日，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价格听证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旅客列车票价实行政府指导价听证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听证会所要探讨的是铁路这样的垄断企业应该如何定价，政府在指导垄断企业定价中应该起到作用，以及如何使政府的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这次听证会是我国市场化改革中的一个重大进步，也是听证制度从幕后走向前台的重大范例。2002年12月1日《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正式施行，修订后的办法进一步保证了听证会代表产生的公开和民主，增强了价格决策的透明度，更好地体现了公正、公开、客观和效率的原则。至此，我国具体实施价格听证制度具备了完善的政策和法律依据。
中国的价格听证制度是经济民主化和政治文明化的必然产物，它的产生有其深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第一，市场经济的挑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形成一般有两种机制：自由竞争形成的市场价格和非市场形成的政府定价与政府指导价。在竞争性行业，企业完全拥有定价权，价格完全放开，政府不加干预，它可以根据生产成本和供求关系决定并调整价格。在垄断性行业，政府则要对企业的定价权进行某种限制。因为在垄断的情况下，垄断者是市场上唯一的供给者，它可以利用这种垄断权减少产量、提高价格，实现自己的利润最大化，从而损害消费者和公共利益。因此，如何协调市场经济条件下垄断行业的部门利益与国家利益、垄断经营者与广大消费者、行政管理人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刻不容缓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以利益调整为核心的价格听证正是解决目前中国经济市场化当中所存在的政企不分、利益垄断现状的根本出路。
第二，公共决策的要求。重大公共事务的决策要求遵循客观求实和信息完备的原则，要求运用并服从人类的知识和理性。但实际上处理大多数决策时，决策者拥有完全的信息是不可能的，一方面因为决策本身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因为决策者知识和能力的有限性。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利益群体大量涌现，行业意识、社团意识、地域意识、阶层意识等都在深刻的觉醒之中，利益分化和多元格局成为我国各级政府决策所面临的新情况。举行价格听证会，通过公开听证程序，可以避免因社会调查不充分、论证范围过窄所导致的定价不合理、群众意见大的矛盾，也可以避免无视各阶层的利益要求、以个人或行业为重的极端本位主义的决策行为。因此，价格听证是公共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公共政策维持公共性的民主路径。
第三，公共管理的需要。目前流行于欧美许多国家的“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运动，以管理主义理论（Managerialism Theory）为导向，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企业型政府”、“后官僚制度典范”为理念，旨在克服政府“大包大揽”、规模扩大、角色错位、信任危机、不可治理性增加诸多问题。政府虽然还是专门的公共管理机构，但并非唯一的机构。在政府之外，应当有一些准自治、半自治和自治的机构去参与或承担公共管理的职能，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也不能脱离政府外公共组织而开展。价格听证会便是政府与政府外组织、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公共决策行为，是公共管理社会化的契约平台。价格听证意味着政府管理手段从直接的行政干预为主转变为以间接的宏观调控为主，政府管理价格的方式从注重定价、调价等日常价格工作转变为注重市场规范管理、维护市场价格秩序、建立价格法规体系等方面的工作上来。
二、当前中国价格听证的主要缺陷
自1998年《价格法》实施以来，我国各级价格机构围绕如何建立听证制度，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了积极探索，价格听证逐步为社会所接受。从关起门来定价、一纸通知执行到举行听证会，让公众知情参政，应该说中国在引进民主议政机制、推进民主法制建设跨出了重要一步，这是经济民主和政治文明的重大发展。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听证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实践中还存在这样或那样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由此，笔者以结构和制度的视角探讨当前价格听证过程中所存在的主要缺陷：
第一，听证透明度不高。价格听证的关键和核心就是公开透明的制度安排。价格听证的公开，既要求听证内容的公开，又要求听证程序的公开，包括听证会之前的代表选拔与名单的公开、听证会代表发言与论辩的公开、听证结果的公布与质询等。但是，相当多的价格听证会存在着“秘密保护”、“信息隔离”的现象，存在着“暗箱操作”、“民主作秀”的嫌疑。以2000年9月电信资费调整听证会为例，有关部门煞费苦心：既要亲自遴选听证代表，又要制定严格的会议纪律；既要部署人马监控会场内外，又要告诫荣幸入选的寥寥几位记者沉默是金不要多嘴多舌；既要在调价方案中切到一块最大的蛋糕，又要使消费者感激涕零。在尘封4个月之后，有关部门才肯让中央电视台揭开听证内容神秘面纱的一角，由记者录下的26盘现场录像带却仅被允许引用了短短的十几分钟。[3]再如2002年1月的全国铁路价格听证会，参加听证的消费者代表被“秘密保护”，使得参加听证的代表不能在会前与广大其他消费者进行交流，从而不能真正代表消费者的意志。可有关方面却美其名曰：“为使代表免受打扰，以集中精力做好准备，也可防止其公正立场受到影响。”这样的解释是不能信服的。[4]因为这12名代表在听证会上的发言不是个人发言，而是代表消费者群体的发言，因而有必要广泛听取其他消费者的意见，以使自己的发言更全面、更有代表性、更符合实际。在这次听证会上，铁路经营者提供的资料在会前也是保密的，只是在开会前才发给代表。提前把有关资料全部公开，有利于代表和各方人士了解，也便于他们提意见。此外，听证会的公开性还包括允许公民旁听，及时地把听证会的情况向社会公布；听证会的公开性也需要大众传播媒介的通力协作，注意各媒体所反映的民意，进行科学的民意调查。听证会是一种公开征求意见的形式，不应该保密。听证会的作用也正在于其公开性。[5]倘若听证透明度太低、公开性不高，听证内容信息不充分，那么听证的科学性和民意基础将受到质疑，决策的社会认同度和支持率就会大打折扣。
第二，听证公正性不足。听证是防止部门化倾向、保证社会公正的有效手段之一。听证会的公正性，不仅是听证会本身所具有的特征，也是听证会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所要达到的共同目标。所谓听证的公正性，不仅要保证结果的公正性，更重要的是保证程序的公正性。从法律上讲，程序的公正性是保证结果公正性的必要条件。以前，我们强调结果的公正性而不注重程序的公正性，这是不符合法治精神的。因此，保证听证程序的公正性是听证的必然要求。按照《价格法》的规定，举行听证是政府价格决策的程序，不是最终决策，不享有终局裁定权。但是，听证会大多数代表的意见和消费者的意见，应该在政府的决策中得到尊重和比较充分的体现。大多数代表的意见应该作为政府价格决策部门作出最终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因为现代民主政府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公众能够参与并影响公共决策。听证的公正性也要求克服非正常的、不合法的“场外交易”。依据西方的管制俘虏理论，由于外部性的存在，广大消费者没有动机去“收买”管理者。而被管制者却常常去“收买”管制者，因
为其“收买”行为所带来的收益没有外部性。[6]在当前情况下，现代企业制度已经初步建立，但在关涉听证的行业多半仍然摆脱不了行政的羁绊，残留相当多的“政企不分”的阴影，于是在举行价格听证会场合当中脱不了“合谋”的干系，同时也预留了相当多的“寻租”（Rent Seeking）空间，致使价格听证会成为形式主义的“走过场”。以2002年6月24日重庆路桥年票制听证会为例，在4个小时的听证会上，共有21位代表发了言，仅有路桥公司在内的3位代表赞成年票制的两个方案，次日即6月25日晚8时，“多数服从少数”重庆路桥收费标准获得通过。其实，被市民寄予厚望的年票价格听证会前7天就已敲定。就重庆路桥公司来说，其下辖重庆“老三桥”均属政府税收拨款，既然是用纳税人的钱修的桥，为什么反过来还要纳税人“留下买路钱”呢？更加不合理的是，并非桥梁投资人的路桥公司上市了！市民利益无可奈何地被股民利益侵占了，这样的上市为政府继续收费找到了最佳理由，也为未来可能的取消收费制造了最大障碍，于是便有了“路桥公司上市的‘怪象’与听证的失语”。
[7]笔者作为旁听专家参加的2002年8月20日长沙市客运出租车价格调整听证会，也由于政府部门利益与投资者利益相连结，调价结果迟迟得不到落实直至只听不证、无疾而终。这种只听不证的决策怪象和听证失语，是有悖于听证会初衷的，是对听证公正性价值的扭曲。公正性仅仅成为口头的说辞，而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
第三，听证平等性缺位。消费者和经营者的谈判地位是否平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听证会是否能够保证双方发言的机会均等，这又表现在发言的人数和每个人发言的时间是否相同；其二，双方是否都能够提出举行的价格听证会的请求。[8]从第一方面来讲，在已有的价格听证场合中，每个代表的发言机会是均等的且每个人的发言时间均被限制在五分钟之内，表面上看来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谈判地位是平等的。但由于消费者掌握的信息不充分和时间限定性，难以掌握一些行业生产经营的真实情况，只能从感性认识方面发表意见，致使双方话语权沦为事实上的不平等，谈判地位呈现非对称状况，甚至出现消费者“虚位”现象。比如铁路票价上浮具有很强的技术性，要经过精密的分析，如成本、客流量、客流分布计算等。垄断行业涉及的技术经济和成本核算问题非常复杂，纵算给普通消费者更多的认知时间也无济于事，即使是这方面的专家也不可能掌握所有的信息。从第二方面来讲，消费者和经营者的谈判地位更加不平等。按照《听证办法》，三类机构可以要求举办听证会，一类是欲调价的经营者，一类是欲调价的政府主管部门，还有一类就是消费者。但实际上，即使是在听证制度已经实行五十多年的美国，也很少有消费者要求举办听证会的情况发生，这一点可以用“集体行动的逻辑”（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来说明。一般认为，由具有相同利益的个人所形成的集体是要为他们的共同利益而行动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很多情况下，即使收益远远大于成本，群众仍不会采取任何集体行动，因为付出成本的那部分人不能排斥集体中其它人享受行动带来的收益，此所谓“搭便车”（free rider）问题，这样采取行动的那部分人所承担的成本和享受的收益就会出现不对称。于是“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9]。因此，单个的消费者没有足够的激励去提出举行价格听证会的请求。实际上，经营者在提出申请前就已经做了详细的准备工作，消费者只有在听证会组织者发出公告之后才知道听证会要举行，他们能用来做准备的时间比经营者少得多。
三、完善价格听证制度的路径依赖
公共选择理论假定人是理性的自利者，经营者希望提价，消费者希望降价，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对立是天然的，因为他们都出于各自的理性行为。听证，事实上就是相关利益主体的迭演博弈过程。利益相关人追求与其谈判能力相称的最优利益配置格局，从而实现利益整合与博弈均衡，由此，经济学上的博弈均衡演化为政治学上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制度的规约才能保证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公共政策的合理化、公共管理的规范化。然而，民主制度必须建立在民主技术的基础之上；没有相应的民主技术，也就无法达成相应的民主制度。因此，要完善价格听证制度，克服价格听证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民主缺陷，避免不听不证的“决策怪
象”或只听不证的“听证失语”，乃至为人诟病的“民主表演”或“政治作秀”，作为听证相关利害人的经营者、消费者、监管者等博弈主体必须做到：
第一、经营者要“自知”。“消费者永远都是上帝”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如果经营者无自知之明、置消费者利益于顾，那么受害的是经营者自己，早年美利坚的“扒粪运动”使得铁路大王范德比尔特的垄断利益遭受公众痛斥和拒绝就是明证。因此，经营者的“出售”是建立在消费者的“购买”基础之上的。作为监管对象的经营者大多经营的是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公用事业或自然垄断行业，如电信、民航、铁路、公路、城市水电气等。因此，垄断行业经营者首先要具有群众意识，面对消费者、面对全社会的公众。在引入听证制度以前，垄断行业商品或服务价格的确定，一般是通过与政府一对一谈判解决的，它面对是政府。同时，垄断行业因其经济技术优势，形成与社会公众、消费者、政府管理部门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造成价格决策很难做到科学合理。听证制度就是建立政府决策部门、经营者与利益相关人共同参与、相互制约的新型价格决策机制，因而经营者有义务把听证内容让消费者代表了解和熟悉，有必要把本行业听证资料散发给消费者代表；其次，垄断行业经营者要具有市场意识，避免垄断经营者在制定营销策略时“闭门造车”，与实际情况脱节。在不能存在竞争的情况下，过长时间的过高价格势必会造成消费者的分流，反而减少经营利润。因此，垄断行业要深化自身内部改革，引进竞争机制，也可以随着市场情况和供求关系对商品或服务价格作出适当的调整，不能够“自视过高”，无视其它行业和消费者的存在。例如，安享垄断暴利的“铁老大”由于改革滞后、效率低下，面对航空、公路等交通领域的竞争，也感受到了一种不容忽视的压力。铁路是垄断者，但无论垄断程度多高，它首先是一个企业。这种企业应该在政府指导之下根据生产成本和供求关系决定并调整价格；最后，垄断行业经营者要具有诚信观念。面对消费者代表要坦诚相见，能够实事求是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和意见，不能夸大或隐瞒行业经营状况，以避免更大、更多的信息不对称和“话语霸权”。同时，也能坦诚地接受专家或消费者或中介机构的调查和质询，以保证价格听证的客观公正性、可信度和质量。
第二，消费者要“自觉”。价格听证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载体和切入点，是政治文明发展的民主诉求。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价格听证制度保障了人民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过程，真正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因此，作为消费者代表首先要具有权利意识。价格听证制度从宪法的角度来说，是保障公民知情权的一种制度，是一种公权利对私权利的制约。凡作出可能要影响他人权利的决定时，决策方有义务听取他人的意见，而且价格听证的内容都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价格听证赋予了消费者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能反映广大消费者广泛真实的“社会希望价”。消费者代表是代表消费者说话的，因而有义务有必要广泛听取其他消费者的意见，以使自己的发言更全面、更有代表性、更符合实际；其次，消费者代表要不断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和意见表达能力。由于参加听证的代表来自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行业，有不同的学历层次和文化程度，因而话语的“含金量”也就有高有低了，意见表达水平也就参差不齐，论辩能力和分析能力也就呈现差异。很明显，在有限的时间内把所需咨询和质疑的意见表达清楚且有理有据并非每个代表都能做得到，这就要求消费者代表要具备一定的知识素质和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同时，消费者代表针对听证相关内容要开展调查研究，了解和熟悉相关行业的成本情况和经营实际，从而改变信息不对称和地位不平等的状况。以铁路运价听证会为例，由于会前10天才将材料送达代表手中，不仅准备时间不够、资料太多太长，而且资料的专业性也较强，连看懂都不容易。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相关行业的理性认识；消费者代表如果充当南郭先生或者言之皮毛的话，参加价格听证也就没有必要；最后，消费者代表要洁身自好。有些地方的价格听证会，消费者代表基本上是一些老面孔，有的是“上面”点的，有的是本行业内部职工，主管部门美其名曰：“热心公益事业”，实质上有的代表被收买，所以屡次出现“代表意见过于一致”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因此，听证代表的产生机制、消费者代表的道德自主性都是值得强调的事情。
第三，监管者要“自律”。依法行政、政务公开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加入WTO的需要，也是政治文明发展的要求和产物。《价格法》明确了价格听证制度必须以法律的形式保证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定调价受人民群众监督，而《听证办法》则把这种法律的原则规定细化、固定下来，上升为一种法定的程序，并通过规章的形式来推进依法行政。按法律办事、按政策办事，应该成为一切政府及其部门的指导思想。因此，作为监管者的政府及其主管部门首先要有独立性。政府官员自身要求廉洁，要做出公正的决策，不能偏袒任何利益集团。一旦监管者缺乏独立性和必要的监管手段，或者监管者被监管对象收买，或者政府的政策职能与监管职能混淆，出现如同我国股市上屡屡上演的“政策市”现象，导致监管失效，最终受损的仍然是广大消费者。政府在指导定价时，就必须要有独立性，要同时考虑经营者和消费者双方的利益，引导双方实现某种妥协。而且，政府还应该比经营者和消费者看得更高，能从整个社会的长期利益来考虑价格问题；其次，要提高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实行政务公开、增强决策透明度是会社会、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行政过程中实施监督的公开和透明，它能够提高社会公众的认同度和参与度，也能够使公共政策执行成本大大降低，同时还能有效防止因权力使用不当而出现决策的失误。政府应该把听证方案提前交给代表的同时，也有必要通过多种新闻媒体把听证方案公之于众。在征集消费者代表时，也要做到透明，绝不允许出现各种各样冠以“价格听证”名称的“暗箱”或“灰箱”操作；最后，要保证听证程序的公正。价格决策部门一定要注意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努力提高价格队伍干部素质和组织听证工作的能力。听证会组织要严谨，防止工作随意性。要完善代表产生机制，建立代表咨询、专家论证、民意调查的决策系统，形成价格决策多方制约的格局，从而有利于减少政府价格政策制定的盲目性和片面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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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层面有所利好钢材市场底部渐近 篇3
整体来看，当前沪钢仍有继续下跌可能，但下方空间已经较为有限，沪钢底部已渐行渐近。因此，当前沪钢并不适合战略性做空，战术性做空或许较为合适，投资者可把握逢反弹中短线沽空机会。而大规模财政政策出台之时，或将是战略性做空之时。
行情回顾
8月为传统消费淡季，现货市场需求疲弱。贸易商心态趋于恶化，现货钢价加速下跌，宝钢、武钢等大型钢厂相继下调出厂价格，加剧了市场的悲观气氛。
期货价格在时间和空间上均领先现货价格。RB1301最低下探至3327，随后出现明显的反弹行情。最终螺纹钢期货的月跌幅达到361，创下年内最大单月跌幅。
钢材价格的持续下跌使行业盈利明显下降，7月份出现全行业亏损，而8月份第二周行业亏损面达到81%，第三周亏损面扩大到83%，亏损面有加大趋势。
钢厂减产幅度有限
截至9月7日，国内港口进口高品位铁矿石平均价较去年同期下跌约49%，国内高品位铁矿石平均价下跌约34.9%，当前原料价尚未出现明显止跌迹象。不过，国内铁矿石价格已逐渐接近成本线，后期国内外铁矿石价格或有望逐步企稳。
按原料实际进货价核算的成本高于按当前价估算的成本来看，大多数钢厂实际仍处于亏损状态。但为了稳住市场份额以及与银行的信贷关系，钢厂不愿大幅减产也在情理之中。此外，地方政府为了稳住就业、税收和GDP，也不同程度地鼓励钢厂维持现有生产规模。近期，河南省财政厅将以5000万元支持本地大型钢厂，陕西省政府则鼓励企业对钢铁“收储”即为例证。
“铁公基”投资势头有所向好
9月5日起，发改委密集通过近万亿元的“铁公基”投资项目，吹响继续加强基建的号角。钢材需求面出现回暖迹象或使得沪钢出现修复性反弹，不过，反弹力度亦将继续受制于钢材的供应节奏。
统计显示，1～7月份水利、环保与公共设施管理业累计投资1.41亿元，同比增13.68%，自3月份以来出现逐月回升。此外，近日发改委密集通过25个城市轨道建设项目、13个公路建设项目、7个港口码头或航道建设项目以及一系列环保项目，有力提振了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信心。
乐观估计，“铁公基”投资增速整体将有所加快，一定程度上将利好建材价格。
板材需求出现局部企稳迹象
板材需求总体偏弱，不过局部出现企稳好转迹象。1～7月份造船累计完工同比降约7.7%，新接订单同比降约50%，手持订单降约30%，显示出造船业的用钢需求尚处下滑趋势。
1～8月份汽车产量累计同比增7.6%，好于去年同期4.7%的增速；1～7月份，汽车销量同比增长3.56%，略好于去年同期的3.22%；且今年2月份以来，汽车产销累计同比基本处于逐月好转趋势。以此来看，板材需求出现一定局部企稳的迹象。
综合来看，尽管前期钢材需求整体偏弱，而供应却表现出较强的刚性特征，使沪钢与原料价陷入循环下跌的漩涡难以自拔。但随着需求面出现较多回暖迹象，螺纹钢社会库存压力有所缓解，铁矿石价格或将逐步企稳，预计后期钢价或有望迎来修复性振荡反弹。
政策层面 篇4
根据目前我国高校的现状统计表明, 辅导员、班主任等一线学生工作者与所带年级、班级学生数量比例等差过高。以哈尔滨工程大学自动化学院为例, 一个年级辅导员要负责管理410名左右学生。烦琐的日常事务处理, 以及团委学生会等学生组织的活动, 严重分散了辅导员、班主任的精力, 很难投身于专职的思想教育工作。
就目前情况而言, 提高学生自我管理意识、自我管理能力并最终能够使学生在就业、升学时, 有更高的综合素质, 有更强的就业优势, 具备过人的竞争实力, 势在必行。
统一思想, 由院系制定相应的政策性指导文件, 把思想政治工作重心转移到班集体, 落实在班集体中每个人。旗帜鲜明地肯定班集体作为我国高校学生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体系重要环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大力加强院系团委学生会、班委会、团支部建设, 培养一批卓识能干、作风硬朗的干部团队, 利用班集体作为高校学生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的有效载体的优势, 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学习成绩最终实现综合素质的提高。利用核心团队的带动, 充分发挥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作用, 实现学生班集体“自治”。将辅导员、班主任从烦琐的事物性工作中解脱出来, 更好地发挥政治思想教育的先导模范作用。打造学生内部的核心团队, 提高学生自我建设、管理的能力, 成为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有效途径。探索院系层面的学生实现自我管理能力方法, 出台相应的政策性指导文件, 最终使学生实现自我管理是本项目的核心目的。
一、研究项目的目标
1.制定并完善自动化学院本科生综合测评体系。目标:实现学生自我管理、自我规划的纲领式文件。提高学生自我管理意识。实现从高中班主任管理式学习到大学开放式自我管理。切实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2.制定自动化学院评奖、评优总则、细则。目标:进一步完善学生评奖制度。科学合理分配奖助资源。公平透明评奖规则、程序。
3.指导监督综合测评体系、评奖评优制度运行机制、运行效果, 实切实现学生自我管理体系整体的顺利运行。目标:科学化、规范化综合测评、评奖评优制度。
4.建立完善学生干部培训机制, 加大团委学生会在学生工作中的作用。建立健全各项学生活动的文件管理。目标:保持学生自我管理的延续性。
5.建立完善副班主任制度。目标:实现学生自我管理进班级、寝室。
二、学员制定政策内容
1.从学院层面构建并完善自动化学院本科生综合测评体系。实现测评体系的高合理化、高精确化、高客观化。切实起到指导作用。
学院建设项目以学生自我管理体系的构建为核心任务, 并以此来提升学风建设的现实效果, 自动化学院主要从院系、班级、学生组织和个人四个层面出发来探索学生自我管理体系的有效构建模式。模式的构建必定需要相应的、详尽的政策来起到纲领性的指导作用, 因此制定完善的测评体系尤为重要。
大学生进入校园。逐渐远离了高中时班主任管理、固定教室的学习环境。如何促进并引导大学生走出原来模式, 进入自我管理状态?综合测评体系的构建, 起到一个引领作用, 帮助本科生进入自我管理状态。
2.完善自动化学院评奖、评优总则、细则。评奖、评优有利于激励学生学习、进步的内在动力。奖学金政策的公布与实施, 有利于促进学生自我管理。有利于学生明确树立自己的学习目标, 激励强化学习动力。同样, 总则和细则的制定有利于公开、透明化评奖程序、政策。根据学生处下发的评奖评优规则, 结合院系实际情况, 制定《自动化学院各项奖助学金评定总则、细则》。
3.指导监督综合测评体系、评奖评优制度运行机制、运行效果, 实切实现学生自我管理体系整体的顺利运行。在团委学生会部门构成中, 专门设立综合测评中心, 负责全学院本科生综合测评的平时成绩班级汇总、个人签字确认、院系网站公示环节。
4.建立完善学生干部培训机制, 加大团委学生会在学生工作中的作用。建立健全各项学生活动的文件管理。团委学生会学生干部是实现学生自我管理的有效载体。定期的培训机制, 能够切实培养提高学生干部的执行能力, 为实现学生自我管理提供保障。培训中注意学生活动文件整理, 加强学生干部具体活动的材料文字整理、归档。保证学生管理的延续性, 为下一任学生干部的上任提供经验有指导作用。
5.建立完善副班主任制度。在高年级学生中选拔优秀的学生担任低年级的副班主任, 为学习基础课、专业课指导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科技创新提供指导。调查显示, 学生间的沟通, 指导作用不可忽视。副班主任制度的建立, 能够在班级层面实现学生自我管理。
三、学院政策制定实施结果
1.学生自我管理意识的增强。综合测评中心是团委学生会下属的一个部门。所有成员均由学生来担任, 负责整个测评中心的顺利运转。学生自主申报, 学院定期在网站公布。综合测评体系采取对学生的一学期综合表现进评定, 给出相应的分数。综合测评体系的分数公开化 (本人签字确认后网上公布) , 这使得在最终的综合得分一项, 大家的反馈降低为零。所有人, 了解所有人的综合测评得分。同时, 自我管理意识不够高的同学, 面对现实, 只能通过综合测评内的各项评分要求, 合理安排自己的课外活动, 有所偏重, 有所舍弃。这样就提高了自我管理意识。统计数据表明, 综合测评体系的建立使参与意愿率高达95.83%。
2.学生干部的积极性提高。原来综合测评体系内并不包含党支书的加分内容, 广泛听取学生意见后, 对于党支书的加分政策出现, 并相应的有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的加分。这使得班级内部党小组的工作积极性提高, 同时也给予了党小组工作的肯定, 提高了学生干部的工作热情。
3.评奖评优制度完善化、科学化。评奖评优的细则完善, 带来的是评奖过程的程序化、透明化、简单化。调查问卷显示, 彻底消除主观因素影响, 客观公正58.4%, 能够消除大部分主观因素影响, 比较客观公正37.5%。有公开、公平、公正的综合测评体系, 加上不断完善的评奖评优细则。奖学金的评定、三好优干评定、助学金评定比以前简单化。不仅让同学们对奖项的认识、自我水平的认识有了提高, 同时带来了我们学生工作的简化。
4.建立完善学生干部培训机制, 加大团委学生会在学生工作中的作用。建立健全各项学生活动的文件管理。提高团委学生会的个人综合素质, 通过培训指导学习, 学生工作干部能够切实执行学校、学院的政策方针。同时每项活动都能够留下相应的文字材料, 保障了学生各项活动的延续性, 为今后工作带来便捷。
5.从高年级学生中找出代表性的学生, 担任低年级的副班主任。高年级学生经历的学习过程, 有效地传达给低年级学生, 不仅仅促进了学生的学习经验的交流、传承, 而且在学习方面实现了学生自我管理。政策作为指挥棒, 引领学生的大学之路。综合测评体系调整, 评奖评优规则细化。引导我们的学生, 在保证自己科学文化课程的前提下, 更多地参与公益活动, 更多地参与科技创新活动, 更多地服务周围的同学。指挥棒的引领, 带动学生的自主性, 最终走上实现自我管理的道路。制度的明确化, 规则的细化, 必然带来学生们的积极变化, 有积极的一面必然有消极的一面。消极的学生, 因为不能蒙混过关了, 会有采取破罐子破摔的现象, 索性放弃任何评奖。还有就是, 综合测评体系、评奖细则让一部分学生的心理趋向功利化。如果诸如此类现象不能够及时制止, 势必会为今后的学生工作带来巨大的困难。
四、制定相应的解决对策
1.加强寝室团结。寝室是最小的基本单位, 寝室和睦必然会给大家带来愉悦心情, 有利于抱成团, 参加活动有一定的小组, 懈怠的同学也会被感染, 从而积极乐观地生活。
2.构建班级文化, 增强班级凝聚力。班级文化建设很重要, 良好的班风, 引领大家看到的是生活积极的方面。一个班级有自己的文化氛围, 才能在让班级同学有更好的归属感。从而增强凝聚力。
3.合理引导学生参加课外活动的心态。分数作为历来的衡量单位, 大家拼命地争取。但是, 作为纯功利的参与活动, 单纯为了分数, 会使活动的意义大打折扣, 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 反而成为学生的负担。因此, 应当加强人文素养关怀, 适当地给学生灌输人生哲理, 灌输积极向上的生活理念, 让同学感觉参与课外活动是自我发展的需要, 而不是一种负担。
摘要：提高学生自我管理意识、自我管理能力并最终能够使学生在就业、升学时, 有更高的综合素质, 有更强的就业优势, 具备过人的竞争实力, 势在必行。学院政策出台如同指挥棒的引领, 带动学生的自主性, 最终走上实现自我管理的道路。制度的明确化, 规则的细化, 必然带来学生们的积极变化。
关键词：大学生,政策,自我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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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层面 篇5
[关键词]文化产业；文化政策；韩剧
一、《来自星星的你》的数据显示韩剧的热播和风靡
从2013年12月18日开始，爱奇艺网站独家播出韩国偶像剧《来自星星的你》（以下简称《星你》）迅速占领了中国市场，引发了大规模的韩剧追看热潮。据不完全统计，《星你》在PPS、乐视、爱奇艺、迅雷看看等视频网站的播放量已经超过12亿次，而此数据还不包括一些盗播网站以及下载后重复收看的次数。
单从剧情上来讲，《星你》的故事并不复杂，主要讲述了一个在韩国困了400年却永葆青春的外星人教授都敏俊在临别地球之前突然顿悟，多次保护并爱上了邻家无脑女神千颂伊的爱情故事。这部融合了科幻、悬疑、爱情等多种元素的偶像剧让观众顿时耳目一新，一开演就以首集20%的收视率稳居韩国收视第一，并在中国创下史上第一部百度指数超过200万的韩剧。
《星你》到底有多火，从以下的数据和社会现象上我们可以可见一斑：
《星你》剧、台词、主题曲等关键词搜索数据
查询百度《星你》，相关结果为：24，800，000；
查询百度《星你》台词，相关结果有：5，810，000个。像“炸鸡和啤酒”的相关结果为8，320，000个。
而《星你》的主题曲《My Destiny》的搜索量多达21，100，000个，且在乐视网的播放量就超过了585，719，685次播放，评论超过27，787次。
-炸鸡啤酒受热捧
台湾“中央社”15日报道说，韩剧《来自星星的你》在大陆爆红，“下初雪就应该吃炸鸡配啤酒”一幕，让餐厅相同套餐热卖，冷冻鸡翅受惠，使得受H7N9受创的家禽业挽回部分市场。
另据中国新闻网2月17日报道，杭州一家连锁餐厅在情人节期间主打“炸鸡啤酒套餐”，结果光14日晚间就热卖上千套。
-时尚产品一销而空，奢侈产品大热大卖
《星你》的剧中服饰大多出自国际奢侈品牌，每一集都像一台精心准备的时装发布会一样，总有最新单品亮相。Celine的编织袋外套、Chanel的开衫、Gucci的连衣裙、Jimmy Choo的高跟鞋等等，这些单品最低的售价也超过万元人民币，有些还高达数万人民币。
-都教授的扮演者金秀贤的中国粉丝花费数万元在《新京报》买下版面为之庆生
2014年2月14日，新京报讯（记者 吴立湘）韩剧《星你》在中国被“引爆”，饰演“外星人”都敏俊教授的金秀贤收获了大量粉丝。今天（情人节当天），在《新京报》C叠02版，有粉丝买下整版广告，祝金秀贤2月14日情人节快乐和2月16日生日快乐。
-王岐山 两会上点评《星你》
2014年3月5日，王岐山在参加北京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有时候我也有一段没一段看看韩剧，看半天我发现我明白了，韩剧走在咱们前头。韩剧内核和灵魂，恰恰是传统文化的升华。”
以上数据和社会现象无一不说明了《星你》的火爆。从1992年最早登陆央视，并为大家所知的韩剧《爱情是什么》，到2003年裴勇俊的《冬季恋歌》，再到现在的《星你》，韩剧经历了一个迅猛发展的过程。据FT中文网的数据表明，2001年韩剧出口额仅为800万美元，2011年则达到了1.58亿美元。而同期的2011年，日本输出的电视内容总额为仅为63.6亿日元（约6200万美元）。
二、韩国政府政策成为韩剧风靡的最大动力
韩剧之所以能够繁荣发展，不得不提到韩国政府的大力扶持。1997年，韩国在遭遇亚洲金融风暴重创后，韩国政府认真而审慎地再次认识文化产业，并于1998年正式提出“文化立国”发展战略，将文化产业作为21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一）韩国将文化产业提升为国家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历程：
早在1986年，韩国就在第六个经济发展五年计划当中，提出了“文化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同步化”的目标，此目标为后来将“文化立国”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奠定了基础[1]。
1993年，韩国金泳三政府出台“文化繁荣五年计划”，开始将文化产业的开发作为政府重要目标之一。94年，文化观光部设立文化产业政策局，着手准备文化产业的法律体系。95年，韩国政府宣布一系列广播电视产业五年发展计划，强调了广播电视媒介竞争的重要性。那些原先把广播电视媒介当作维护权利工具的政府官员已经意识到广播电视也是一种产业[2]。
97年的金融危机迫使金泳三政府下台，然而韩国的文化产业规划却没有因此停滞不前。98年金大中在韩国“98文化节”上强调，要把文化产业发展成为21世纪的核心产业，由此，“文化立国”发展战略正式确立。
（二）建设文化强国需要政府政策的支持和促进：
1、经济结构的调整对文化产业的促进作用
韩国原为农业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还是亚洲经济落后的缩影，当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仅为87美元，大宗民生物资还需要依靠美国救济[3]。60年代中期，在朴正熙的领导下，改变先农业后工业的发展模式，重视发展见效快、外汇获得率高、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在出口贸易的带动下，国民经济获得较快发展[4]。
2、引导文化产业发展方向
文化产业具有高初始成本、低边际成本的经济学特性，基于此种特性的考虑，韩国政府在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中明确指出，发展文化产业必须大力开拓国际市场，并以中国、日本为重点的东北亚地区作为登陆世界的台阶。大力开发，促进出口，利用国内市场收回制作成本，通过海外市场盈利[5]。
3、建立宽松环境，促进各种创意、新生力量的成长
韩国从1948年建立宪法政府到20世紀80年代末，均为独裁政府所统治[6]。独裁时期的影视主题普遍为：反共，尽量远离现实生活，减少对现实的批判。至80年代末以后，韩国的政治领域经历着从独裁到民主的变迁，韩国电视剧表现的内容逐渐丰富，展示多元化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人们对美好生活和情感的追求。
除了在内容题材上放宽限制，在政策上，韩国政府为适应数字化信息时代文化产业发展的需要，陆续对《影像振兴基本法》、《著作权法》、《电影振兴法》、《演出法》、《广播法》、《唱片录像带暨游戏制品法》等做了部分或全面修订，被废止或修改的内容达70%左右[7]，为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建立了宽松的环境，有利于内容和传播上的创新和获得成功。
4、建立产业园区，促进产业升级、改造
步入现代化的内容生产，离不开对新技术、新表现手法的研究开发、技术提升和生产制作过程。因此，韩国为文化产业园区各支持200亿韩元，传统文化产业园区各支持50亿韩元，综合文化产业园区各支持300亿韩元。并计划建成7个文化产业园区：大田（尖端影像、多媒体业）、清州（学习用游戏业）、春川（动画业）、富川（出版漫画业）、庆州（VR基础产业）、光州（设计、工艺、卡通形象业）、全州（数码影像、音像业）等。
此外，由文化产业振兴院投资32亿韩元建立的“共同制作室”（约1100平方米，设15个制作室、1个影像编辑室、1个装备室、1个试运转室），使其成为具有制作、流通、培训功能的“自给自足型”数字化广播产业生产中心，这对那些热心文化产业，具有一定技术，但深受资金短缺、设备落后困扰的中小企业提供长期、系统的扶持。
这些在基础设施和配套工程上的支持，有效解决了产业在升级改造上的前期投入问题，为韩国文化产业特别是影视剧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
（三）具体策略
在“文化立国”的战略层面下，韩国政府对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划在政策上做了精心部署与安排，具体来看：
1.法律上，颁布法令保障文化产业的健康有序的发展
韩国政府先后制定了《国民政府的新文化政策》（1998）、《文化产业发展五年计划》（1999）、《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1999）、《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21世纪文化产业的设想》（2000）、《电影产业振兴综合计划》（2000）等法律保障制度，给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以促进文化各行业的法制化和制度化。
2.经济上，一系列财政、金融政策的扶持有效保障了文化产业的持续发展
韩国政府在文化事业财政预算不断增加，2000年首次突破国家总预算的1%，2001年又上调9.1%，进入“1兆韩元时代”，2003年达1兆1673亿韩元。同时设立多种专项基金，如文艺振兴基金、文化产业振兴基金、信息化促进基金、广播发展基金、电影振兴基金、出版基金等，扶持相关产业的发展。
除了直接投入和设立基金外，韩国政府还利用税收、信贷等经济杠秆，实行多种优惠政策。如：对进驻文化产业园区的单位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减少甚至免除税务负担。在文化产业园区建设中，免除场地转让费和再造费，以及交通设施补偿费等[8]。
此外，韩国政府以减税或提供低利率贷款等优惠政策，鼓励企业投资拍片。韩国知名企业三星、LG等均以投资方式参与拍摄。同时，韩国政府通过激励机制、提供免税基金、税率优惠和其他方式的援助，支持私人企业从事文化产业相关研究与开发。
3.市场竞争上，实行严进宽出，促进出口的贸易政策保障国内文化产业的利益
3.1大力推进出口，极力限制进口的策略保护本土市场
韩国政府在积极向外拓展的同时，对于本国市场却是严格保护。2000年《还珠格格》被韩国引进后，虽然在晚上11点后播放，但仍以绝对优势压倒了韩国本土电视剧，此举引起了韩国方面的警惕，此后韩国几乎从不引进中国电视剧。一位业内人士透露：“在近几年韩国三大电视台的播出表上，每年的引进国外的作品量只有5%，都是美国电影，而且全都放在非黄金时间段播出[9]。
3.2市场区域选择
文化产业的产品涉及文化传统、文化心理相容性，因此在文化对外贸易时涉及政府进口政策限制和文化贴现等问题，所以在文化出口时首先要考虑市场区域问题，以最大程度地将文化产品输出给接受方。
韩国政府在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中就明确指出以中国、日本为登陆世界的台阶。由于近似的文化传统和习俗，选择中国和日本作为全球化传播的前沿和试点无疑是正确的。
3.3提供价格支持、政策奖励制度推进出口
窗口期和价格策略是成熟的好莱坞影视公司经常采用并行之有效的方式和方法，有效保障了文化产品能够获得的最高利润。节目供应商把一级、二级、三级电视观众看成不同的“窗口”，通过仔细安排在不同的发行渠道投放他们的作品顺序和时间来最大化反复播放他们的作品所获得利润[10]。
由于韩国制播合一制度的影响，KBS（Korean Broadcasting System，韩国广播公司电视台）、MBS（Munhwa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韩国文化广播公司电视台）和SBS（Seoul Broadcasting System，首尔广播公司电视台）三大电视台各自垂直整合节目制作、流通和传播环节，极少进行横向的节目交流和置换，因此，韩剧在国内市场播出之后，便少人问津。韩国政府从制定战略方针时就指出要在国内市场收回制作成本，通过海外市场盈利。因此，为了帮助韩剧走向海外市场，韩国政府通过提供后期制作费用、提供外语配音服务、法律咨询、代理服务、鼓励参加国际影展以及出口奖励政策等，为韩剧走向世界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并大幅减少了文化产品的出口障碍。甚至在出口受阻或者遭遇抵制“韩流”时，韩国政府直接采购影视版权，在目标市场低价或者免费播放，以培养一部分的中间商，获取市场生存空间。
4.行政上，放宽行业准入门槛，引入竞争机制
韩国政府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民主治理政策，广播行业也经历了由原先“统一合并”的公营广播制度到“有限开放”公有和民营广播电视并存的结构，改变了原先广播电视的政策宣导唯一性的特点。1990年，韩国政府修改了电视法，缩小了KBS的规模，对民营电视台及有线电视台采取了鼓励的政策，同年年底，民营的SBS正式成立，自此，以KBS為代表的公营机构和以SBS为代表的民营机构正式展开竞争。民营机构正式跨入电视广播行业，市场化的产品正式推出。
5.人才激励和培养政策
任何行业的进步和发展都离不开人才，特别是文化产业对于人才的要求更为明显和严苛。因此，韩国决定自2000年至2005年共投入2000多亿韩元（约合14亿元人民币），抓紧培养复合型人才，其中包括：完善人才管理系统、加强院校培养、利用网络及其他教育机构进行培养、加强专业资格培训、加强与外国的人才交流与合作等。
三、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启示
从韩国的文化产业发展经验来看，文化产业的振兴最重要的就是政府“文化立国”的战略。相较于此，中国政府也在2009年7月，由国务院出台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这标志着中国将文化产业上升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应该看到，我们的文化产业发展的时间不长，也存在着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们需要充满信心，遇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在文化产业上获得长足进步。
概括来说，目前我们主要遇到的问题包括融资难、政策有限度开放、专业人才匮乏等问题，也需要借鉴韩国的文化产业发展的经验来弥补自己的不足：
-文化政策上应该采取区别对待和松管严罚的政策
由于我国政治和体制的特殊性，一些具有政治敏感性或者政治属性的单位可以必须由国有控股或者国家直接管理，如新闻内容的制作和播出等；但是对于一些娱乐的、商业的文化单位，可以放宽准入门槛，不需要国有控股，如民营电视台、民营报社等。这样可以吸引社会资金更积极地进入文化产业，增加文化产业的多元性，提高文化产业的活跃性。对于这些民营文化单位可以做定期抽查和监管，如果发现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或者违背伦理道德的，一经发现，吊销执照，且从业高管人员不得从事相关经营活动3-5年。
另外，考虑建立影视剧或其他文化产品的分级制度，明晰文化产品的受众人群范围，任何单位或个人如果逾越了此分级制度，不顾职业道德和操守，唯利是图，荼毒青少年的，一律重罚。
明确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不同；对于没有收益或者收益甚微的，但满足人民基本精神生活需要的，政府应积极参与建设，做好配套设施和日常运营；对于有利可图的文化产业，政府应尽量撇清自己，仅提供基础服务及监管，不进行任何形式的建设、运营、利润分成等，以免资源过分集中，破坏正常的市场竞争环境，进而产生腐败。
-尊重产业发展特点，创造良好、公平的外部环境
从产业发展的规律来看，任何产业都会经历萌芽、发展、成熟、衰败的经历，因此，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各种政策的调整和措施的实施在宏观上进行调控，而不是针对某一个的企业或某一类的行业进行扶植或投入。过分的“溺爱”只有可能让企业活力减退，丧失竞争能力，进而演变成靠政府拨款存活的寄生虫。同时，也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迫使一些有能力的企业不得不因为政府企业的不公平竞争放弃自己的专业领域而转向其他行业。
此外，文化产业发展的前提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在这一点上，中国一直在努力，不过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只有从根本上保障了创作者的创作热情和积极性，切实保障他们的劳动果实和收益，文化产业才有可能持续发展和繁荣。
-人才培养和人员编制
现代的文化产业需要复合型的人才，这些人才的来源一是院校，二是社会，可以考虑采用韩国的人才培养、培训以及奖励激励计划，鼓励在校学生和社会学员系统学习文化产业的相关课程，对于学习优异的人才，考虑资助送出国门进行进修。
此外，人才能够安心下来创作还需要有安定的生活环境、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的认可度。如果人才还需要整天为能够住哪里，吃什么而发愁的话，又怎么有可能会安心创作呢？因此，国家应考虑提供给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的落户、集中住宿、配套生活设施的便利性等问题的解决方案，吸引有才能的青年进入文化产业领域；同时，对于为文化产业做出突出贡献的青年人给予国家级表彰，让年轻人由衷感到国家对他的重视和身上肩负的国家责任。并以此带动一批青年人肩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来。
-市场的把握与正能量文化的传播责任的引导
在文化产品的定位上，要兼顾国内与国际市场的需求，也要考虑文化差异等因素所带来的文化贴现现象，不能仅仅追求本国市场的人群需求，也不能一味追逐老外的审美文化。要着重考虑发扬中国的良好的传统文化和思想精髓，以及能够被海外市场所理解的传统文化和思想内涵。对于夫妻间相守、朋友间友爱、老少间尊重等充满人性的正能量，要大力提倡和发扬光大，对于利用别人善心行骗或行凶的，一定要予以谴责和重罚。政府可以考虑提供政策倾斜，对于这样的文化产品，予以提前审批或播映，以通过正能量的文化产品逐步净化我们的社会环境和道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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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层面 篇6
1 小微企业的成本状况
小微企业是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家庭作坊式企业、个体工商户的统称。近年来,小微企业迅速发展,截至2013年年底,小型微型企业所占比重达到94.15%,吸纳就业人口1.5亿人,贡献60%以上的GDP,可见小微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虽然小微企业近几年发展势头迅猛,但是面临着发展时间短、营运收入低、成本较高等诸多问题。其中,成本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小微企业的成本可分为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其显性成本主要是运营成本,即指企业所销售商品或者提供劳务的成本。隐性成本隐藏于企业总成本之中却游离于财务审计监督之外。相较于显性成本,机会成本、时间成本等隐性成本隐蔽性大、难以避免、不易量化。同时,灰色成本这种由当事人为达到某种目的而支出的本不应支出的成本也在影响着企业的发展。由于小微企业自身的经济水平不高,所以灰色成本占其总成本的比例也不会太大,但是一旦小微企业面临灰色成本的支出,还将很大程度地提高总成本。
2 简政放权的政策预期
通过对《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系列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的研究,可以将这一系列条例分为如下几类: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与调整或明确为后置审批的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取消的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清理规范的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
与地方税务机关相关的一系列行政审批事项的取消有助于更多的企业更好地享受国家有关政策的扶持和优惠,让相关税收减免手续变得简洁,也使得国家相关政策的实施效果更好。此外,部分事项由前置审批调整为后置审批极大地降低了小微企业的成本。前置审批是指在办理营业执照前需要先去审批;后置审批是指在办理营业执照之后才需要进行专项审批。由前置审批调整为后置审批,企业就可以一边营业一边办理相关许可证。在不影响企业证、照完整的情况下,“先照后证”能够使企业更早地投入运营,获得利润。对小微企业而言,每天的营业收入都在整个营利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早日营业能够使小微企业增大对政府政策的信心,从而可以更大程度地激发小微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活力。
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的取消,使得就业门槛降低,从而使择业者拥有更广的就业选择,为相关企业提供更多从业人员。古典经济学认为在劳动力过剩条件下,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必然是只能满足生存水平的生存工资。当求职市场的供给增加的时候,其工资水平就会相应降低。企业的用人选择增加,雇用薪资降低,极大地降低了企业的成本。
通过降低中介机构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参与度,企业办理流程得以简化,节省了企业准备相关材料的时间、财力与精力,极大地减少了企业的交易成本。项目的快捷办理让项目更早地投入运营,让企业更早获利。对小微企业而言,准备任何相关材料都可能意味着要出动部分员工去参与,而浪费的时间也是极其珍贵的。同时,减少小微企业与中介机构的接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灰色成本”,从而减小小微企业的负担,增加对政府的信任。
3 影响简政放权政策效益的因素及其对策
近年来,政府不断下放和取消部分行政审批权力,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激发企业和市场活力。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简政放权要想真正达到其预期目的,以下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3.1 中介机构在简政放权中的角色转变
新一轮简政放权的初期,挂靠在政府各部门的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从政府手中接过各种审批权限,如认证、审查、收费等,蚕食改革红利。作为政府指定的机构,它们靠垄断谋取暴利,增加办事流程、提高办事价格,或消极怠工现象等,使简政放权的效果大打折扣。企业在“红顶”中介里的花费往往比正常费用更高,吃力不讨好,进而失去对政府的信任。随着改革的深入,中介问题逐渐暴露,为更好地实现简政放权的效用,政府逐步清理规范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的中介服务事项。在之后的简政放权过程中,政府应进一步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将保留的中介服务事项,用清单模式向社会公布,接受公众的监督,破除隐形审批权,更大地释放改革红利,提高政府公信力。
3.2 监管与追责
据统计,仅在2014年,我国就先后取消和下放了7批共6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在这过程中,政府激发出了市场活力,但审批权的下放和取消,也滋生出大量问题,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审批权的下放,如果缺乏相关的监管将会导致权力的滥用,甚至会演变出其他的社会问题。2015年12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于推进机动车驾驶人培训考试制度改革的意见》公布,由此结束“驾考合一”,实行“自主约考、自学自考”。在缺乏相应的监管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学员自学练车无秩序而引发各种交通问题的现象。因此,在行政审批权的下放与取消过程中,应当有监管来作为保障,以保证权力的放而不乱,使简政放权的效用达到最大化。在简政放权的同时,拓宽监管渠道,完善反馈机制,以缩短监管机构与公众之间的距离,充分调动公众的积极性,提高公众的参与度,使公众切实参与到国家的建设过程中来,成为政府政策最直接的反馈者。同时,完善相关法律条文,加强法治,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3.3 打通简政放权“最后一公里”
李克强总理说,“简政放权是政府自身的革命,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更难”。迟福林教授认为,向纵深推进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真正使企业得利,需深入研究激发企业内在活力的体制机制安排,打通简政放权的最后“一公里”。现行机制体制的桎梏将严重制约简政放权的深入。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习惯于用宏观调控的方式来直接干预经济。因此,自上而下地形成了纷繁复杂的利益链条,而简政放权的落实将打碎这样的利益链条。在这过程中,利益相关者为保全自身利益将会设法阻挠,使得改革难以深入。如何进一步撼动得利者的利益,是简政放权真实有效深入进行所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摘要：小微企业在我国市场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简政放权的提出有利于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转型,推动小微企业的发展。文章从小微企业成本入手,分析简政放权对小微企业成本降低的影响,进而探索影响简政放权政策效应的因素。
关键词：简政放权,小微企业,成本结构,政策效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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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层面 篇7
ITU针对成员国做出五项呼吁
国际电联在2009年理事会上通过了2010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的主题:“信息通信技术让城市生活更美好”。该主题与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城市, 让生活更美好”相呼应。
在今年的W TISD期间, 国际电联呼吁所有利益攸关方 (决策机构、监管机构、运营商以及全行业) 在城市地区普及ICT的政策和战略, 为改善城市的生活贡献力量。为了解决与改善相关问题, 国际电联对其成员国做出五项呼吁。
第一, 推出国家层面上可持续发展的城市ICT政策。鼓励国际电联成员国和部门成员积极参与国际电联的活动, 以强化建设未来智能城市的政策, 增加相关的投资和资金流动等。
第二, 支持正在进行中的标准制定工作, 帮助建立配有智能电网和节能建筑的智能城市, 通过智能运输系统和经过改进的交通管理系统, 减少碳排放。鼓励国际电联成员国和部门成员制定智能交通系统 (ITS) 全球标准, 并从专业技能方面支持正在开展的工作。
第三, 支持正在进行中的工作, 将ICT用于保护公众的应急通信服务。提请国际电联成员国推动国际电联信息工作, 建立国际应急通信数据库和制定相关的频率使用方案。
第四, 确定优先领域, 利用ICT实现公平和可持续的城市发展, 以惠及城市大量缺少适当住房和基本服务的居民。鼓励国际电联的成员国和部门成员与国际电联的缔结伙伴关系, 交流经验并提供专家和资源, 开发制定行动计划。
第五, 连通城市的所有机构, 尤其是学校。学校是社区的中枢, 是学习和聚会的场所。连通学校可促进青年和社区内其他人获得知识和信息, 并由此实现就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敦促国际电联成员国、部门成员和合作伙伴提供帮助, 于2015年实现连通所有学校的目标。
王建宙等荣获“2010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奖”
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哈玛德·图埃于2010年4月23日在当日结束的国际电联理事会上宣布, 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中国移动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建宙和“互联网之父”罗伯特·卡恩荣获国际电联“2010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奖”, 他们在利用ICT改善城市生活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颁奖仪式于2010年5月17日下午在上海世博会上举行。国际电联指出, 纳吉布作为马来西亚政府首脑, 高度重视加强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建设, 并支持国际电联采取措施加强全球网络安全。王建宙是中国移动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而中国移动运营着世界最大的移动网络, 覆盖了中国所有主要城市以及偏远农村地区, 用户超过了5亿。罗伯特·卡恩是美国全国研究创新联合会 (CNRI)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他构建了TCP/IP协议的基础架构, 致力于网络信息技术的战略发展, 在互联网的发展中发挥了关键性的开创作用。
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的历史沿革
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旨在帮助人们提高认识, 包括对于互联网及其它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为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可能性, 及其作为弥合数字鸿沟的一种方法的认识。
它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
1.世界电信日 (World Telecommunication Day)
国际电信联盟1865年5月17日成立, 同年签署第一份《国际电报公约》。自1969年起, 每年的5月17日“世界电信日”, 既是庆祝国际电联成立, 也是庆祝第一份《国际电报公约》签署的纪念日。
2.世界信息社会日 (World Information Society Day)
2005年11月, 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 (WSIS) 呼吁联合国大会将5月17日定为“世界信息社会日”, 以引起国际社会对信息通信技术和WSIS针对信息社会提出的广泛问题的重视。联大于2006年3月通过的一项决议规定, 将此后每年的5月17日定为“世界信息社会日”。
3.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 (World Telecommunication andInformation Society D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