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冲击

国际冲击（精选七篇）

国际冲击 篇1

此次粮价暴涨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俄罗斯等世界产粮大国发生了旱情。今年美国发生的50年一遇的干旱必然导致粮食预期减产;俄罗斯农业部官员称, 全俄共有16个联邦主体遭受旱灾, 受旱耕地占总播种面积的5%～6%, 预计粮食产量最多下降17%;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主要粮食生产国也相继出现不同程度的干旱天气, 粮食生产前景堪忧。

此外, 资本炒作也为粮食涨价添了一把火。大连商品交易所期货学院教委委员刘新涛分析称:今年美国确实发生了严重的干旱和减产, 但市场不能忽略其庞大的社会库存;当前, 美国的基金是想通过天气因素炒高粮价。中国农业大学期货与金融衍生品研究中心主任常清教授认为, 粮食预期减产, 但需求并未减少, 所以不管炒作与否, 粮食都必然会涨价。但常清分析说, 我国粮食连年丰收, 再加上上半年粮食进口也比较多, 国库储备充足, 因此, 国际粮价上涨对国内市场影响不大。

学者邢理建指出, 中国的口粮是大米和小麦, 口粮自给率高, 人均口粮储备量大, 每年只进口极少量的大米和小麦, 进口粮食并非口粮不足而是调剂余缺。

对于国际市场上玉米和大豆的价格上涨, 常清认为, 对中国的影响也有限。他分析说:首先, 大豆是油类作物, 大豆油少了, 还有菜子、花生等其他品种油类作物储备, 而我国菜子、花生等作物并未减产;其次, 虽然近期我国有病虫害发生, 但北方雨水充沛, 病虫害问题妥善解决后, 玉米就能获得丰收。

国际板冲击波 篇2

上交所即将推出国际板的消息不断见诸媒体，这可能是继融资融券、股指期货之后，又一个对A股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的举措，其意义和作用可能胜过前两者。成为A股从不太成熟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必由之路。

同时，国际板不但是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重大步骤，还将对A股的估值体系带来巨大冲击，并在价值投资上寻找一条与国际接轨的路径。因此，巨大冲击波效应。不可不察。

据消息称，上海推出的国际板，将使得境外的企业能够在上交所直接挂牌交易，让内地投资人在家门口就可买卖心仪已久的海外优质大蓝筹股，如可口可乐、汇丰控股、渣打银行、路透社、恒生银行、东亚银行、星展银行、纳斯选克、纽交所、西门子和联合利华等。其上市方式将有两种，一是IPO，直接发行新股；二是CDR，以中国存托凭证方式交易，也就是用人民币买卖海外股票。据了解，国际板已不是上证所或上海方面的意向，而是国家层面的重大动作。国务院19号文件早已明确提出，要适时推出境外企业在上海证券市场发行人民币股票。看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国际板冲击波对A股究竟有多大呢?从上述两种上市方式看，IPO影响稍小，CDR影响巨大。

以香港市场为例，汇丰、中移动、中石油等股票，在美国以美国存托凭证方式上市交易，也就是用美元买卖港股、红筹股和H股，称之ADR。从实际交易情况观察，同时在两地上市的股票的价格，有时会受各种因素影响，股价或高或低，但是总体上来说，价差极小，基本是同股同价的。

可是，目前海外优质大蓝筹股与A股之间，存在较大的估值差异。假如CDR出现A与H式的巨大价差，由此将产生巨大的套利交易机会，A股市场和内地投资人可能为此买单，这恐怕不是推出国际板的初衷。

从目前已有意入选国际板的首批股票观察，中外银行类股票的估值大体相近，冲击可能较小。截至1月28日收盘价，汇丰(代码00005)85.05港元，市盈率25.24倍；渣打(02888)187.7港元，市盈率11.97倍；恒生(00011)110港元，市盈率14.92倍，大体与目前的工、中、建、浦发等银行A股市盈率相近，也与全球的银行股市盈率相近。例如巴菲特最爱的富国银行(WFC)，28.45美元，市盈率16倍。

这说明权重较大的银行A股，已在估值方面与国际接轨，这为国际板成功推出提供了基础，也就是对A股指数影响不会太大。可是，对其他类型的股票，冲击可能会很大。

以可口可乐、路透社为例。截至1月28日收盘价，可口可乐(KO)54.18美元，市盈率20.19倍；路透社(TRI)33.17美元，市盈率20.57倍，而同属饮料、传媒类的A股股票，如承德露露(000848)24.8元，市盈率43.89倍；博瑞传播(600880)28.99元，市盈率41.37倍。在价值投资理念的指导下，当海外质优价廉的股票与A股同时可以买卖时，还有谁会愿意买入价格高、知名度低、市场占有率也不高的A股呢?

论国际教育的文化冲击问题 篇3

伴随国际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 文化不仅是国家、民族灵魂的象征, 更是民族凝聚力及向心力的标志体现。我国的国际教育文化逐渐朝着国际化的方向发展。如何有效提高我国国际教育文化、保持传统民族特色、振兴优良的民族精神、防止本国文化被他国同化等问题有待解决, 应正确处理好国际教育文化与本国文化的协调关系, 更好地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2. 形成国际教育文化冲击的原因

2.1 经济全球一体化之下国家利益的转移

在全球化高速发展的现代, 各国间的军事力量、经济发展水平、资源储备量、地理位置等方面存在较大的悬殊, 各国将其的战略利益与他国进行相比, 便易于发现本国存在的不足, 其的国家利益逐渐由硬实力向“软实力”方面转移[1]。为此, 国际教育文化的重要作用及功能就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各国均加快了在文化方面上的快速入侵, 其形象地把文化视为新型的竞争标志, 使其成为国家及民族的象征及集中体现。当今世界的发展, 文化不仅体现的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水平, 而且更是显示权力的象征, 各国的国际经济、政治代表均将其视为国际外交的重要方式。各国家通常将利益的争夺焦点转向文化战略上, 将本国家的文化信仰、习惯及价值观念等方面上升至国家意志的层面, 意味着其对本国的民族文化拥有独立而不可侵犯的尊严性与权威性。基于这种全球经济体制的影响下, 国际教育文化集政治经济、精神文化于一体,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及摩擦现象频繁发生, 进而逐渐形成文化上的冲突。

2.2 民族主义及文化殖民主义势力的盛行

民族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的盛行, 加快了国际教育文化的冲突, 基于各国的文化进一步延伸至政治领域后, 民族主义的问题便日益突出, 西方国家凭借其较强的军事力量、政治经济地位, 将附有其国家意识、内涵、观念的商品渗入至其他国家, 进而在思想文化方面同化并销蚀他国[2]。由此导致罢工、游行示威、文化冲突等现象的出现。部分国家的自主权、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正面临着渗透及被同化的问题, 多数国家将文化视为其独立的象征, 受全球化的影响, 民族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的盛行, 正被多数国家所推行。

2.3 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诱发文化冲突

不同国家的文化发展均蕴涵着浓厚的历史背景, 文化冲突也受宗教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国民待遇、生活质量、社会秩序等因素均能诱发文化的冲突。例如, 东方的文化代表是儒教, 西方的则是基督教等。基于其的不同文化的发展历史, 不仅演变成部分国家的民族争取霸权、要求独立、恶意外侵及持续战争的文化争端, 进而导致其国家内部的纷争、分裂、教派斗争、民族冲突, 最终引起国家的动荡。各个教派在扩大势力范围、强调本教的教义及构建核心地位时, 均极力证明本教是最具“正统”的教派, 并将其的信仰强加给其他教派, 进而导致教育文化上的冲突。

3. 解决国际文化冲击问题的措施

3.1 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注重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众所周知, 教育工作者是高等学校教学及科研的代表, 其具有先进的思想、教育、研究方法, 为了有效地缓解国际教育文化冲突的问题, 应我国在加强对教师队伍的建设, 提高教育工作者的专业技能及知识, 通过开展国际交流活动、努力培养学生的国际竞争意识、与人交往、合作的意识, 提高其的综合素质, 树立服务的观念、使其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还应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 开设适应国际教育文化要求的课程[3]。

3.2 重视我国的教育, 继承及发展优秀的民族文化

重视对待我国传统的民族文化, 对于传统的民族文化, 应屏弃不良的, 借鉴其好。特别是优秀的历史文化或者成功的、现代化的教育, 更应继续继承发扬。教育改革不能盲目照搬模仿西方的教育模式, 而应该保持我国的民族特色。在尊重国外宗教信仰、风俗的同时, 更应维护本国的权威及民族尊严。教育文化的建设, 对国家、民族的兴亡起着重要的影响, 因此, 加快我国旅游文化、企业、广告文化的发展, 及报纸杂志、电视、电影、广播、传媒等事业的发展十分重要, 进而利于带动我国的文化事业更健康地发展。

3.3 提高文化创新及思维创新的能力

提高文化创新能力, 是各国家、民族充满生机活力及智慧结晶的集中体现。基于文化的时代性、先进性、博纳及创新等特点。创新是民族发展的灵魂, 是国家振兴经济的动力, 文化创新及思维创新能力是关系到民族文化的兴衰。加快推进我国的文化、提高思维创新的能力, 是构建我国文化与安全健康发展战略的保证, 反之, 创新能力差、理论基础不扎实, 将制约我国文化的健康发展[4]。因此, 我们需转变思想、更新观念, 开拓文化、提高创新能力。

3.4 深化高等教育教学改革

深化我国的教学体制改革, 不能将国际化演变成“某国化”, 否则, 我国的国际教育有可能面临失去民族性、自主性的危险。我国在与国际教育接轨时, 应保持传统的文化, 对于文化的传递, 需持客观的态度对待, 改革、完善文化的同时, 发扬中国的特色教育制度。教育的国际化不能代替本土教育的民族化及本土化, 其的关系应相辅相成、相互借鉴、对立统一的。在国际教育文化的冲击之下, 我国的教育必须走本土化与国际化结合之路, 才能在国际教育文化的系统中发挥其重要及独特的作用。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 我国在面对国际教育文化的冲击时, 应加快思想观念的转变、更新, 加强文化创新, 做到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注重文化的内外结合、融会贯通, 使本国的教育文化充满活力与生机, 为更好地促进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

摘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 国际教育的文化冲击问题日益突出, 因此, 各国学术界均将关注的重点集中至教育文化的生存及发展方面。为此, 本文针对国际教育文化冲击所形成的原因进行深入探讨, 进而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

关键词：国际教育,文化冲突解决方法

参考文献

[1]冯建军.全球思考, 在地行动——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化教育[J].当代教育与文化.2010 (03) .

[2]杜钢.美国:民族国家多元文化教育向全球多元文化教育的转向[J].教育学术月刊.2010 (01.

[3]李亚娜.大学英语跨文化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对策[D].河北师范大学2011.

国际冲击 篇4

国际农产品价格低迷或冲击国内农业。国际国内粮食的价差，成为悬在中国农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

近年来，谷物、棉花等大宗农产品消费需求相对稳定，是联合国粮农组织衡量粮食安全的基本指标之一，从库存消费比来看，2014年全球谷物库存消费比高达25.5%，全球棉花库存消费比持续保持在90%以上。国际农产品价格低迷，跌至2010年以来的最低点，推动大宗农产品大量进入国内市场，导致库存大量积压。大量进口与库存积压都会导致国内农业生产受到冲击。

那么，以高关税为襁褓，将国内农产品保护起来如何？2月10日的《农民日报》撰文指出，我国农产品进口缺乏有效的边境保护措施，以粮食为例，三大主粮的配额内关税仅有1%，大麦、高粱的关税仅有3%、2%，进口粮食税后价格仍然低于国内价格，企业进口动力强劲。

把国内农业所遭受的国际粮价的挑战归结于关税，不得不说有一种给发烧的人泼冷水的意味——发热只是病征，不是病因。同样，国内外农产品价差的根源在于国内农业生产率偏低，流通等环节费用较高，这些问题不是关税能解决的。如果真的靠关税暂时把问题压下去了，那么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可能会因为错过国际低价的倒逼，而更加难以解决。

农产品进出口问题上，农业生产者总是希望国家能实行关税保护，而作为农产品消费者的大多数人却总希望粮食价格能再低一点。悖论正在于此：两者看似冲突，却是“兼则两全，偏则俱废”的关系。

最著名的案例是英国的《谷物法》。该法规定若非国内粮价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则禁止农产品进口，从而“保护”英国农夫及地主不受外国低价粮食的竞争。这项法令使得人民生活成本增加，引发劳动力成本上升从而损害了工业发展。该法令于1846年在人民反对声中被废止后，不仅工商业，连农业本身也进入了一个繁荣期。这是因为，作为废除《谷物法》的补偿，英国政府给予了地主巨额贷款以支持排水工程的建设，科学种田成为风潮，越来越多的蒸汽机被投入农业，英国借此完成了农业近代化。农产品价格和产量的稳定，也使英国工人享受到了高于物价增长速度的工资增长，人均收入比法国高出50%，是德国的数倍。

国际冲击 篇5

人道主义干涉以“人道主义”的崇高目标来为使用武力正名, 使血腥的暴力有了道德合理性。从理论渊源看, 人道主义干涉与西方的争议战争、自然法和政治自由主义有深刻的联系。

1. 正义战争论

正义战争理论是“旨在确定何时、何人、何地为何种形式的政治目的而使用武力是正当的, 以及对正当使用的武力应如何加以限制的理论。”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正义战争的理论, 他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其巨著《战争与和平法》中。在当代, 国家主权原则已经建立, 尊重国家主权已经成为各国的共识, 因此, 把中世纪的道德原则作为现今对一国干涉的理由, 这种论调, 在国际社会中难以得到认同与支持。

2. 自然法

自然法渊源同正义战争一样久远, 其发展脉络与正义战争有所重合, 16—17世纪论述正义战争的国际法学家大多是自然法学家。他们的自然法理论不仅是西方人权思想的起源, 而且最早从法律上阐述了人道主义干涉的法理基础。这种理论也被看做是人道主义干涉合法性的依据, 并成为冷战后西方人道主义千涉理论中的“人权高于主权论”“不干涉原则例外论”“新干涉主义论”的理论基础。

3. 政治自由主义

政治自由主义与正义、自然法密切相关, 来源于自然法的理论渊源, 包括民主、人权、和平、平等、自由等等, 是自然法理论的具体化。自由主义者认为人权具有普遍性, 为保护人权而进行的干涉具有正当的道德理由。当代的人道主义干涉者总是从自由主义思想中寻找支持, 特别是从自由主义思想家康德和穆勒的理论中。

如果说正义战争论和自然法思想是理性主义道德规范的话, 那么政治自由主义则为是大国所利用的一种游戏规则。至今, 许多西方国家依旧以此为幌子, 将其民主价值观念强行灌输给第三世界国家, 频繁对外进行人道主义干涉, 实际上是为了干涉他国内政。因此, 尽管政治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国家现代文明的思想基础, 但却受到大部分国际法学者的诟病。传统的人道主义干涉理论建立在人权高于主权的基础上, 无异于空中楼阁, 缺乏强力理论支持。所以, 政治自由主义可以说是人道主义干涉很不光彩的理论渊源。

二、人道主义干涉在现代国际社会上的实践案例

1. 对索马里的人道主义干涉

1991年1月, 索马里西亚德政府被反政府组织推翻, 国家随即陷入内战, 军阀割据、国家分裂。同时干旱和饥荒使索马里变成灾区, 大量难民外逃, 大批居民死于战乱和饥饿。1992年1月,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733号决议, 决定派兵索马里, 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但是联合国的人道主义“干涉”行功并不顺利, 社会秩序依然混乱, 美国表示愿意承担联合国的维和行动。12月, 安理会通过第794号决议, 授权美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以联合国名义派遣一支多国部队, 即“联合国特遣部队”进驻索马里, 以恢复索马里的“和平、稳定、法律和秩序”。但是, 维和部队进入后, 遭到当地强大的艾迪德武装的顽强抵抗, 维和行动进展缓慢。1995年3月, 联合国最后一批维和部队撤离索马里, 宣告了联合国在索马里维和行动的失败。

2. 对卢旺达的人道主义干涉

卢旺达位于非洲大陆中部, 其人口由三个部族组成:胡图族85%, 图西人14%, 特瓦人1%。其中, 胡图族和图西族人的民族矛盾已经持续了几代人。1994年6月, 卢旺达图西族和胡图族之间爆发武装冲突, 种族屠杀很快蔓延到全国。三个月之内, 仅有750万人口的卢旺达就有50多万人丧生, 200多万人逃亡。1994年6月, 法国宣布向卢旺达派遣一支人道主义干涉部队。当时的法国总理在解释出兵原因时道出了其派兵的真实目的:这样做是因为“它关系到一个法语国家, 而且还有道义上的责任。”从1993年10月5日安理会决定部署到1996年3月8日最后一批联合国维和士兵撤离卢旺达, 联合国的人道主义干涉没有能阻止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 也没能使逃到邻国的上百万难民返回家园。灾难发生后, 美国和西方国家对此反应极为“冷漠”。国际社会正是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对卢旺达大屠杀的态度中, 对冷战结束以来西方一直竭力兜售和标榜的人道主义干涉理论和实践的真实性、公正性产生了怀疑。

三、国际人道主义干涉及其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冲击

1. 国际社会对人道主义干涉的争论

从上述国际人道主义干涉的实践来看, 国际人道主义干涉理论的实践效果并不是十分理想, 并没有起到其预期的效果, 甚至沦为某些霸权主义国家干涉别国内政的合法性理论, 显然, 这与国际人道主义干涉的含义和本意是相违背的。对国际人道主义干涉内涵的不同理解也使各国在处理此类问题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2. 人道主义干涉与国际法的基本原则相悖

人道主义干涉与《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1款 (国家主权原则) 、第4款 (禁止使用武力原则) 、第7款 (不干涉内政原则) 相冲突。

(1) 人道主义干涉与国际主权原则相冲突。国家主权原则作为一种“宪法性原则”仍然是现代国际法的基石, “是任何其他国际法规章制度所不可抵触的强行法”, 禁止使用武力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是国家主权原则的根本保障。人权及其国际保护原则上属于一国国内管辖事项, 人权原则尚未成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人权及其国际保护, 不能违背或破坏国家主权;国家主权才是实现人权的根本保障, 主权原则高于人权原则。人道主义干涉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妨碍、反对、取消、破坏国家行使主权的行为”。人道主义干涉将“人权高于主权”理论作为其理论依据, 违背了国际法的基本规则, 任何国家以“人道主义”为借口, 用武力干涉别国内政, 是对国家主权原则的严重违反, 其本身就构成了对国际人权保护的严重侵害。

(2) 人道主义干涉与禁止使用武力及武力相威胁原则冲突。《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款规定:“各委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 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 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除国家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行使自卫权以及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7章的规定, 可对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采取武力行动以外, 使用武力已经被《联合国宪章》所禁止。

从人道主义干涉的实践来看, 其采取的都是武力行动, 在“禁止使用武力原则”已经成为国际共识的今天, 缺乏联合国授权的武力人道主义干涉无疑是对《联合国宪章》的践踏, 严重违反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3) 人道主义干涉与互不干涉内政原则。互不干涉内政原则是国家主权原则的延伸, 《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款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 且并不要求会员国将该项事件依本宪章提请解决……。”不干涉内政原则是维系正常国际关系的重要支柱, 人道主义干涉是对这一支柱的暴力撞击。

已经发生的实例证明, 人道主义干涉所产生的消极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 国际干预仍缺乏一套为国际社会认可的机制, 人道主义干涉更是缺乏有说服性的理论依据。由于国家在当今世界上仍然是国际政治中的基本行为主体, 人道主义干涉必然威胁到国家主权, 这违背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基本精神, 缺乏法理上的依据。人道主义干涉的实践案例对国际法的基本原则造成了冲击。一方面, 人道主义干涉与国家主权、霸权、国家失能及民族自决等矛盾重重;另一方面, 它们之间也不乏一致之处。随着相互依赖日益加深, 存在诸多争端的人权确已在一定程度上由纯内政向国际性问题方向演变, 总是把人权问题当做纯属一国内政看待显然已不合时宜。人权由内政向国际性演变, 使人道主义干涉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合法性, 完全拒斥它既不可能也不可取。但如果对其政策过于宽大, 必将使主权原则、不干涉原则等遭到忽视。因此, 对人道主义干涉应该正确地认识, 应该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的规定, 限制人道主义干涉中的武力介入。

摘要：人道主义干涉及其合法性问题一直是国际法理论和实践中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 当前在国际上, 所谓“人权高于主权”“主义干涉”等种种论调盛行, 某些国家甚至已将这种论调付诸实践。人道主义干涉不仅涉及国际法, 而且还涉及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 主权与人权都是国际政治与国际法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理论和实践的问题。从主权和人权的相互关系的理论和实践可以发现国际法的发展动向, 也对国际法的理论和现有规则、原则提出了挑战。

关键词：人道主义干涉,国际法,基本原则,新发展

参考文献

[1]盛红生, 杨泽伟, 秦小轩.武力的边界[M].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3 (6) .

[2]詹宁斯, 瓦茨修订, 王铁崖, 等译.奥本海国际法第9版: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5.

国际冲击 篇6

华尔街风暴带来的金融危机导致了全球范围的股市波动, 给世界股市带来了重创, 2008年全球范围的股市平均跌幅为50%, 国际金融风暴也对中国股市产生了很大影响。随着各国相继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救市”和经济刺激政策, 当前各国经济都有所回暖, 金融危机对股市产生的巨大冲击也已明显放缓, 但下行风险仍然存在。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 各国股市的波动呈现出哪些特征, 其程度如何?特别是中国同发达国家相比在股市波动性上有什么异同?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过对比分析各国股市的波动性, 可以发现中国股市自身存在的问题, 以及它同发达国家股市之间的差距, 从而为更好地促进中国股市的发展、为中国股市监管部门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制定相应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国内外学者关于股市波动性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过一些研究。Fama (1965) 发现投机性价格变化和收益率变化具有稳定时期和易变时期, 即价格波动呈现集群性, 方差随时间变化。Hamao等 (1990) 发现1987年世界股市崩溃后, 呈现出纽约到伦敦、东京, 伦敦到东京股市的波动溢出效应。Fornari和Mele (1997) 发现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股市的条件波动具有不对称性。赵留彦等 (2003) 发现中国股市预期交易量不影响股价波动, 而未预期交易量变动不但与同期波动正相关, 还可为下期波动提供有限的预测信息。陈守东等 (2003) 发现沪深股市收益率都存在显著的风险溢价, 波动性表现出非对称的溢出效应。何晓光等 (2007) 发现中国股市收益率波动的非对称性表现出阶段性特征, 随着时间的推移, 非对称性越来越明显, 且表现为杠杆效应。

1 股市波动性的计量检验

1.1 模型设定

金融时间序列通常具有不稳定性, 过程的方差不仅随时间变化, 而且有时变化很激烈, 表现出“尖峰厚尾”和“波动集群”特征, 而传统的计量经济模型难以描述这些特征。Engel于1982年首次提出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 即ARCH模型, Bollerslev又于1986年将ARCH模型推广为GARCH模型, 此后, 经过学者们的不断改进和推广, 形成了GARCH族模型。此类模型通过条件方差的变化来刻画波动的时间可变性, 现已被广泛应用于金融计量学领域。因此, 本文将运用GARCH族模型对金融危机时期各国股市的波动性进行深入分析。

1.1.1 GARCH模型

GARCH模型是ARCH模型的扩展, 它可以用来描述高阶的ARCH过程, 因此有着更大的适用性。GARCH (p, q) 的形式由均值方程和条件方差方程给出:

rt=xtγ+ut ut|ψt-1～N (0, σ${}_{\text{t}}^2$) (1)

$\text{σ}{}_{\text{t}}^2=\text{ω}+{\displaystyle \sum _{\text{i}=1}^{\text{q}}\text{α}}{}_{\text{i}}\text{u}{}_{\text{t}-\text{i}}^2+{\displaystyle \sum _{\text{j}=1}^{\text{p}}\text{β}}{}_{\text{j}}\text{σ}{}_{\text{t}-\text{j}}^2(2)$

(1) 式为均值方程, 它是带有误差项的外生变量的函数, rt为股指收益率, xt为外生变量, γ为系数, ut为残差, 前t-1期的信息集合为ψt-1={rt-1, xt-1, rt-2, xt-2, …}。

(2) 式为条件方差方程, σ${}_{\text{t}}^2$为条件方差, 它是以前面信息为基础的一期向前预测方差, 不仅和前期的残差有关, 还和前期的条件方差有关;ω为常数项;u${}_{\text{t}-\text{i}}^2$为ARCH项, 它表示用均值方程的残差平方的滞后来度量从前期得到的波动性的信息;σ${}_{\text{t}-\text{j}}^2$为GARCH项, 它是前期的预测方差;αi和βj分别为ARCH项和GARCH项的系数, αi反映波动集群性, ∑αi+∑βj反映波动持续性, 当∑αi+∑βj<1, GARCH过程平稳。此外, 为了保证条件方差始终非负, 要求ω、αi和βj均非负。

GARCH (1, 1) 模型是在经济领域尤其是金融领域的波动性研究中最为广泛采用的模型, 其条件方差方程为:

σ${}_{\text{t}}^2$=ω+αu${}_{\text{t}-1}^2$+βσ${}_{\text{t}-1}^2$ (3)

1.1.2 EGARCH模型

股市波动常常表现出一种非对称性, 即利好消息和利空消息对波动的影响是不同的。若它允许波动率对市场下跌的反应比对市场上升的反应更加迅速, 此时的非对称性就表现为“杠杆效应”。股价行为存在杠杆效应的原因在于, 较低的股价减少了股东权益, 股价的大幅下降增加了公司的杠杆作用从而提高了持有股票的风险。EGARCH模型就是一种用来描述非对称冲击的模型, EGARCH (1, 1) 模型的条件方差方程为:

ln (σ${}_{\text{t}}^2$) =ω+αut-1/σt-1+δ (ut-1/σt-1) +βln (σ${}_{\text{t}-1}^2$) (4)

由于该条件方差方程采取了对数形式, 就意味着杠杆影响是指数的, 所以条件方差的预测值一定是非负的, 无须对参数进行任何约束。只要δ≠0, 冲击的影响就存在非对称性。若δ<0, 则利空消息 (ut-1<0) 的作用是增加条件方差, 产生比利好消息 (ut-1>0) 更强的波动性, 说明存在杠杆效应。

1.1.3 GARCH-M模型

一般认为理性的投资者会对高风险资产期望高收益, 原因在于金融资产的收益应当与其风险成正比, 风险越大, 预期收益就越高。预期风险用条件方差表示的模型称为ARCH-M回归模型, 若条件方差是GARCH过程, 则称为GARCH-M模型。当用条件标准差代替条件方差时, GARCH-M模型的均值方程为:

rt=xtγ+ρσt+ut (5)

其中, ρ是用条件标准差σt衡量的可观测到的预期风险波动对rt的影响程度, 它代表了风险和收益之间的一种权衡。ρσt可看作时变风险溢价, 理性投资者对高风险投资要求高收益补偿, 因此, 正常市场情况下ρ值应为正, 即投资者是风险厌恶的, 若ρ值为负, 则投资者是风险偏好的。

1.1.4 引入成交量的GARCH模型

成交量是影响股价变动的重要因素, 量价关系是股价波动与成交量之间的关系。研究量价关系, 可以帮助了解股市的微观结构, 揭示股市波动产生的根源。由于成交量可以作为潜在信息到达过程的替代变量, 因此可以把成交量作为弱外生变量加入GARCH模型的条件方差方程, 进而考察信息流通过成交量对股市波动的冲击。为了保证成交量的外生性, 应使用成交量变动率vt, 于是条件方差方程扩展为:

$\text{σ}{}_{\text{t}}^2=\text{ω}+{\displaystyle \sum _{\text{i}=1}^{\text{q}}\text{α}}{}_{\text{i}}\text{u}{}_{\text{t}-\text{i}}^2+{\displaystyle \sum _{\text{j}=1}^{\text{p}}\text{β}}{}_{\text{j}}\text{σ}{}_{\text{t}-\text{j}}^2+\text{θ}\text{v}{}_{\text{t}}(6)$

若系数θ显著, 则认为成交量变化对股市波动有解释作用。

1.1.5 引入外生冲击的GARCH模型

为描述各国股市间的波动关联性, 分析各国股市的波动除了受自身前期波动的影响外, 是否还受其他国家股市前期波动的影响, 即呈现“波动溢出效应”, 从而探究短期内各国股市间信息传递的途径, 以及股市波动的相依性和互动性, 还可以在GARCH (1, 1) 模型中引入外生冲击变量, 于是条件方差方程扩展为:

σ${}_{\text{A}‚\text{t}}^2$=ω+αu${}_{\text{A}‚\text{t}-1}^2$+βσ${}_{\text{A}‚\text{t}-1}^2$+φu${}_{\text{B}‚\text{t}-1}^2$ (7)

其中, u${}_{\text{B}‚\text{t}-1}^2$为B国股市收益率均值方程的残差项平方, 表示t-1期B国股市的收益率冲击, 也是t期已实现的绝对波动程度。若系数φ显著, 则说明存在从B国股市向A国股市的短期波动溢出效应。

1.2 数据及变量说明

本文以股票价格指数为基础变量研究各国股市波动性, 考虑到股指的代表性和权威性, 选取道琼斯工业指数 (DJIA) 、英国富时100指数 (FTSE) 、法国CAC40指数 (FCHI) 、日经225指数 (N225) 、上证综合指数 (HSEC) 的日收盘价和成交量为样本数据, 数据区间为2006年1月1日到2009年9月30日, 共1369个日历天数, 其中, 纽约943个交易日, 伦敦947个交易日, 巴黎956个交易日, 东京919个交易日, 上海913个交易日, 数据均来源于雅虎财经网站。我们分别对各股指日收盘价pt和成交量Vt作对数一阶差分变换, 相应得到日收益率rt和成交量变动率vt, 即rt=100×ln (pt/pt-1) 和vt=100×ln (Vt/Vt-1) 。下面将对各股指收益率的波动性进行比较分析。

1.3 模型估计和检验

为进一步揭示金融危机时期各国股市的各种波动特征, 我们分别对各股指收益率序列建立上述GARCH类模型, 估计和检验过程均使用Eviews5.0软件。

(1) 利用ADF单位根检验法对各股指收益率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 各序列的ADF统计量值均小于显著性水平为1%的临界值, 于是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 说明各序列都是平稳的, 可以运用GARCH类模型进行分析。

(2) 我们用ARMA模型来拟合各股指收益率序列;再对模型的残差序列是否存在条件异方差性进行检验, 即ARCH效应检验。在此使用ARCH-LM检验, 检验结果均拒绝了残差序列不存在ARCH效应的原假设, 由此说明各股指收益率序列均存在ARCH效应。

(3) 我们采用基于Marquardt算法的极大似然估计法对上述GARCH类模型进行参数估计。限于篇幅, 并考虑到研究目的的需要 (波动性研究主要依赖于方差方程) , 在此只给出同后文分析相关的主要估计结果, 如表1所示。其中, 关于波动溢出效应的分析, 本文关注的是美国股市波动对其他国家股市波动的影响, 因此引入外生冲击的GARCH模型估计是对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四国而言的。此外, 各GARCH类模型的对数似然值均较高, AIC和SC值均较低;残差序列的ARCH-LM检验表明, ARCH效应均已消除, 模型估计结果有效性显著提高。

注:***、**、*分别表示该系数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异于0。

1.4 波动性分析

1.4.1 波动集群性和持续性分析

股市收益率的波动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经常在某些时段上大幅波动, 而在另一些时段上小幅波动, 这就是所谓的“波动集群性”。它是通过GARCH模型中的u${}_{\text{t}-1}^2$项系数α来反映的。如果α为正, 则说明股市波动存在集群现象, 即过去收益率的波动扰动对自身市场未来收益率的波动有正向而减缓的影响, 大幅波动和小幅波动分别集中于不同的时段。如果α较大, 则意味着收益率波动对市场反应迅速, 波动是长而尖的, 波动剧烈, α较小的情况则与此相反。

从表1中 (3) 式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 各α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显著为正, 说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各国股市均呈现出一定的波动集群性。从α值的大小来看, 各国均在0.1左右, 说明受金融危机这一相同因素的影响, 各国股市在这个特殊时期的波动集群性也表现得较为相似。其中, 英国富时100和法国CAC40指数收益率的α值最为接近, 分别为0.109981和0.108647, 这与两国间临近的地理位置、相似的政治体制以及密切的经济往来有很大关系。日经225指数收益率的α值最大, 其值为0.113410, 说明在各国中, 日本股市的波动集群现象最为明显, 这在一定意义上凸现出日本投资者对金融危机的恐慌心理较大。α值最小的是上证综指收益率, 其值为0.070287, 说明同其他四国相比, 中国股市的波动集群性较小, 这反映出中国股市投资者的投资意识在日益提高, 但还很不成熟, 仍表现为较强“羊群心理”;此外, 为应对金融危机对股市的影响, 管理层经常连续出台一系列政策 (尤其是性质对立政策) , 同样会导致中国股市出现一定的波动集群现象。

股市的波动持续性是通过GARCH模型中u${}_{\text{t}-1}^2$项系数α和σ${}_{\text{t}}^2$项系数β之和来反映的。如果α+β小于1, 则表明外部信息冲击对条件方差的影响是有限的, 条件方差受到冲击后将逐渐向其均值回归, α+β越小于1, 则回归速度越快, α+β越接近于1, 则说明条件方差的持续性越明显;如果α+β等于或略大于1, 则表明冲击对条件方差的影响是永久的, 波动将呈现出无限的依赖性, 在短期内难以消除。

从表1中 (3) 式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 各β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也均显著为正。α+β均小于1, 且又都十分接近于1, 表明在金融危机巨大冲击下, 各国股市均呈现出明显的波动持续性。其中, 英国富时100指数收益率的波动持续性最大, 其α+β值高达0.998513 (=0.109981+0.888532) , 表明英国股市波动所受到的金融危机冲击是持久的, 即冲击对未来所有的预测都有重要作用。相反, 波动持续性最小的是日经225指数收益率, 其α+β值为0.989126, 说明金融危机的冲击对日本股市波动影响的持续时间相对要短一些, 但α+β仍较大, 这意味着收益波动过程中所产生的方差虽然有限, 但仍很大, 金融危机对股市所造成的波动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上证综指收益率的α+β值达到0.994585, 其波动持续性也较大, 市场的记忆期较长, 因此, 金融危机对中国股市波动的影响在短期内也不易消除。事实上, 中国股市在危机期间一直维持着较强的震荡态势, 这就足以证明其波动持续性较大的特征。

1.4.2 非对称性分析

股市波动的非对称性能够揭示投资者对利好消息和利空消息的反应程度, 如果利空消息对股市波动的影响大于同等幅度的利好消息对股市波动的影响, 即说明投资者对损失的敏感性要高于同等程度的盈利的敏感性, 则表明存在“杠杆效应”。非对称性可以通过EGARCH模型中ut-1/σt-1项系数δ来反映。

从表1中 (4) 式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 各δ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显著不为0, 说明各国股市波动均呈现出非对称性, 由于δ值均为负, 于是进一步证明存在“杠杆效应”, 即金融危机时期, 利空消息与利好消息对股市波动的影响是不对称的, 且利空消息比相同规模的利好消息对股市产生更大的波动, 这与国外学者对国外股市杠杆效应研究得出的结论相同。从δ值的大小来看, 美、英、日三国相差不大, 其值均在-0.14～-0.12之间, 说明这3个国家股市波动的杠杆效应大小比较接近。δ值最小的是法国CAC40指数收益率, 其值为-0.181571, 说明法国股市波动的杠杆效应最大, 又由于其α值为0.075047, 因此利好消息 (ut-1>0) 对条件方差对数的影响为-0.10652[=0.075047+ (-0.181571) ], 而利空消息 (ut-1<0) 的影响是0.256618[=0.075047+ (-0.181571) (-1) ], 负的冲击比正的冲击更容易增加股市波动。上证综指收益率的δ值最大, 其值为-0.041741, 说明中国股市波动的杠杆效应相对最小, 当出现利好消息时, 会对股市带来一个0.130466倍的冲击, 而出现利空消息时, 则会带来一个0.213948倍的冲击, 因此金融危机时期中国股市利空消息引起的波动比同等大小的利好消息引起的波动要大。中国股市缺乏做空机制以及个人投资者“追涨杀跌”的非理性行为, 可以部分的解释其杠杆效应较小的现象。此外, 从α+δ值来看, 对美、英、法三国而言, 当ut-1小于0时, 它们的α+δ大于0, 当ut-1大于0时, 它们的α+δ小于0, 说明利空消息带来的负的冲击导致这三国股市的波动变大, 利好消息带来的正的冲击导致它们的波动变小;然而对于日本和中国, 无论ut-1大于0还是小于0, α+δ均大于0, 说明无论利好消息还是利空消息的冲击都会加剧日本和中国股市的波动。

1.4.3 风险收益关系分析

股市风险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其预期收益率, 如果收益率与风险呈现正相关, 则表明因承受较高风险而要求较高补偿, 股市投资者是风险厌恶的, 具有显著的理性投资特征。风险收益关系可以通过GARCH-M模型中σt项系数ρ来反映。

从表1中 (5) 式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 道琼斯工业、英国富时100、法国CAC40指数收益率的ρ值仅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 且都处于较低的水平, 而日经225和上证综合指数收益率的ρ值却又不显著, 说明金融危机带来的高风险导致了各国股市投资者的理性行为都变得十分有限和缺乏。在各国中, 道琼斯工业指数收益率的ρ值最大, 其值为0.055564, 说明条件方差所表现出的风险在预期收益率中得到了一定的反映, 美国股市的风险传递机制在金融危机时期仍在发挥作用, 而且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股市投资者的风险意识仍相对较强, 对风险的增加要求有相应的风险补偿。相反, 上证综合指数收益率的ρ值为负, 且不显著, 说明没有体现出高风险伴随着高回报、低风险伴随着低回报的风险溢价特征, 这反映出金融危机期间中国股市的大部分投资者在做投资决策时, 投机的成份大于投资的成份、非理性因素大于理性因素, 也就是说大部分投资者不是风险厌恶型的。由此可以证明, 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股市相比, 中国股市仍然很不成熟, 尤其在经济动荡时期表现得就更为明显。

1.4.4 量价关系分析

量价关系的混合分布假说认为, 股价波动与成交量由潜在的不可观测的信息流共同决定, 信息流即为混合变量, 信息流的冲击将同时产生股价和成交量的波动。通过量价关系, 可以推断事件所包含的信息内容, 股价的变化通常反映出投资者对于市场出现的新信息的估价, 而相应的成交量则揭示出投资者对于信息所蕴含意义的分歧程度。量价关系是通过引入成交量的GARCH模型中vt项系数θ来反映的。通过比较引入成交量前后的模型中α+β的变化, 可以判断成交量吸收波动持续性的程度, 若成交量能够解释股市波动的持续性, 则说明它可以较好的作为信息到达的替代变量。

从表1中 (6) 式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 各θ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显著为正, 说明金融危机期间各国股市成交量的变化对收益率波动均有解释作用。引入成交量后, 模型的α和β估计结果仍然很显著, 且除道琼斯工业指数收益率外, 其他4个股指收益率的α+β值都有所减少, 说明成交量能够部分解释波动持续性, 但所有的信息还不能完全在成交量中反映出来, 成交量作为信息到达的替代变量并不很理想。可见, 金融危机时期还存在除成交量外的很多其他因素影响各国股市的持续波动。另外, 上证综合指数收益率的α+β值降幅较高, 达13.28856%, 说明引入成交量后, 条件方差所受冲击的持续性减少13.28856%, 但持续性并未完全消失。由此说明, 虽然采用成交量作为中国股市信息到达的替代变量较好, 但它并未包括全部的新信息, 只能捕捉到部分的信息到达过程, 表现为弱势有效, 部分原因在于中国股市存在一些制度缺陷。

1.4.5 波动溢出效应分析

开放的不同股市在资金流动、市场运作等方面联系的加强使得股市间的关联度增加, 国际上的主要股市都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共同运动趋势。当一国股市出现大幅波动时, 会通过投资者在另外股市上投资行为的改变, 将这种波动传到其他的股市, 这就是所谓的“波动溢出效应”。各国股市间的波动溢出效应是通过引入外生冲击的GARCH模型中u${}_{\text{B}‚\text{t}-1}^2$项系数φ来反映的。本文的u${}_{\text{B}‚\text{t}-1}^2$专指美国股市前期的收益率冲击, 并把它作为其他四国股市波动的外生冲击, 来考察美国股市对它们的波动溢出效应, 进而比较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对不同国家股市波动影响的差异程度。

从表1中 (7) 式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 各φ值的大小、正负和显著程度存在一些差异, 说明美国股市波动对其他国家股市波动的影响有所不同。其中, 英国富时100和法国CAC40指数收益率的φ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 分别为0.176541和0.116855, 二值均较大且较为接近, 表明金融危机时期美国股市波动对英、法两国股市波动的影响较深且程度相近, 从而反映出美、英、法三国股市的关联程度很高, 因此共同的信息因素将几乎同时影响到三者的波动。日经225指数收益率的φ值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 其值为0.049671, 即美国股市前期收益率的一个冲击会给日本股市波动带来0.049671倍的冲击, 同英、法两国相比, 金融危机时期美国股市对日本股市的波动溢出效应较小。上证综合指数收益率的φ值仅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且为负, 说明金融危机时期美国股市对中国股市的波动溢出效应相对更小, 原因在于中国股市和国际股市接轨的程度还不高, 资本流动的管制制度阻碍了外界波动对中国股市的干扰。

2 结论和启示

实证分析表明, 金融危机时期各国股市波动有很多相似之处, 其中, 美、英等发达国家股市的波动情况更为接近。受金融危机影响, 各股指波动有明显的集群性、持续性以及非对称性, 且存在杠杆效应;风险收益关系不明显;成交量的变化可部分地对股市波动进行解释;美国股市对其他国家股市的波动溢出效应有所不同。同发达国家相比, 金融危机时期中国股市波动集群性相对较小, 波动持续性较大;杠杆效应相对最小, 且无论利好消息还是利空消息的冲击都会加剧中国股市的波动;股市没有体现出风险溢价特征;成交量作为股市信息到达的替代变量相对较好, 但也只能捕捉到部分的信息到达过程;美国股市对中国股市的波动溢出效应不明显。

金融危机冲击下股市波动性的国际比较分析, 帮助我们揭示出了金融危机时期各国股市的波动特征, 同时也凸现出了中国股市自身存在的缺陷。为有效地化解金融危机对中国股市的冲击, 弥补中国股市的不足, 推进中国股市的不断完善和成熟, 我们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 (1) 中国股市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政策市”, 导致了其波动集群现象的明显, 因此, 政府应避免过多的行政干预, 让股市尽快走上市场化、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外部冲击对中国股市波动影响的持续性大, 在这种情况下, 政策对股市的影响将是长期性的, 因此, 管理层在出台相关政策时应当判断股市消化政策冲击的能力, 从而把握好政策调节股市的力度。 (2) 中国股市在缺乏做空机制的单边交易制度下, 杠杆效应较小, 因此, 必须促进交易机制的市场化改革, 尤其要稳步执行股指期货等做空机制。 (3) 中国股市投资者非风险厌恶的特点暗示中国股市存在过度投机现象, 因此, 必须不断壮大股市规模, 稳定股市结构, 提高投资者素质, 积极培养一支结构合理的投资者队伍。 (4) 中国股市信息披露不规范, 导致了中国股市在一定程度上还没有按照股市自身的规律在运行, 因此, 要尽快完善股市信息披露制度, 构建合理的信息——预期——价格运行机制, 提高信息的效率和市场政策透明度。 (5) 中国股市作为新兴股市, 和国际股市接轨的程度还远远不够, 因此, 必须逐步提高中国股市的开放程度, 加快国际化发展步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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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冲击 篇7

1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进出口的冲击与后金融危机时期进出口的基本现状

总体来看,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进出口的冲击是全方面的, 但2010年以来, 我国进出口呈现恢复性较快增长态势, 进出口规模均已超过2008年同期水平。

1.1 从进出口总额来看, 金融危机对进口的冲击要小于对出口的冲击, 后金融危机时期进口回升速度快于出口

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整理。

总体来看, 国际金融危机造成了我国进出口增速下滑, 但对出口的影响大于进口。2005年以来, 我国进出口保持23%以上的增速, 但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 进出口增速下降为17.8%, 2009年更是出现-13.9%的增速。2008年, 出口、进口增速为17.3%和18.5%, 2009年分别为-16.0%和-11.2%, 进口好于出口, 这一系列数据表明国际金融危机对出口的冲击要大于进口。

从回升速度来看, 进口也要好于出口。2010年前三季度, 进出口总额达到21486.74亿美元, 出现了37.9%的高速增长, 其中出口增速为34.0%, 进口增速为42.4%, 进口明显要好于出口。

1.2 从产品结构来看, 初级产品的进出口受到的冲击更大

总体来看, 国际金融危机对初级产品的冲击更大, 而对工业制成品的冲击相对要小。2007年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增速分别为16.29%、26.23%, 表明初级产品已经受到外部市场的制约, 出口增速出现明显下滑。但2008年, 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增速明显要小于初级产品, 两者分别为16.8%和26.49%, 到2009年, 两者的增速分别为-18.95%和-15.71, 工业制成品的表现明显要好于初级产品。

从进口来看, 2005年以来, 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都保持较快的增速, 特别是初级产品, 一直保持在25%以上的增速, 2008年更是达到49.3%。但进入2009年, 两者都出现了负增长, 初级产品的增长幅度更达到-20.28%, 波动幅度明显要大于工业制成品。即使在2009年, 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增速也仅为-0.7%。这表明其受金融危机的冲击明显要小于初级产品。并且, 在后金融危机时期, 由于我国经济保持较快的增速, 其回升的速度也要明显的快于初级产品。

1.3 从进出口贸易方式来看, 呈现出一般贸易受到的冲击大但回升快的特征

2005年以来, 我国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都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 就出口来看, 2008年及以前, 一般贸易保持20%以上的增速, 而加工贸易则在2008年前保持了20%以上的增速, 其他贸易方式保持了40%以上的增速。金融危机发生后, 三者都曾出现负增长, 2009年, 三者的增速分别为-20.04%、-13.06%、-6.53%, 其他贸易波动幅度最大, 但一般贸易增速最慢。就进口而言, 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 (其它贸易数据暂缺) 同样都保持这较快的增速, 一般贸易在2008年增速达到33.6%的高位, 而加工贸易则呈现缓慢回落的态势, 2008年增速仅2.7%。2009年, 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的增速分别为-6.7%和-14.8%, 一般贸易的下降幅度明显要大于加工贸易。

在后金融危机时期, 从出口来看, 2010年前三季度, 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的增速分别为37.2%和30.1%, 从进口来看, 两者的增速分别为45.4%和36.4%。一般贸易的回升速度明显要快于加工贸易。

单位:%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整理。

1.4 从企业性质来看, 国有企业受到的冲击最大, 后金融危机时期集体、私营企业及其他企业增长速度最快

总体来看, 国有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集体、私营企业及其他企业的进出口都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但国有企业受到的冲击最大, 自2006年以来, 国有企业出口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速, 但2009年, 其增速迅速下降为-25.75%, 下降幅度在所有类型企业中位居首位。相比较而言, 外商投资企业则表现出逐步下滑的态势, 从2005年的31.18%下降到2008年为13.67%, 2009年则进一步下滑到-14.97%。与此相对应的是, 集体、私营企业及其他企业则相对保持高速增长, 2009年出现负增长时, 其幅度也相对要小。从进口来看, 国有企业受到的冲击也是最大的。2008年, 国有企业进口增速为31.1%, 但到2009年则下降为-18.5%。而集体、私营企业及其他企业则一直保持正增长, 2009年其增幅仍然达到7.9%。

后金融危机时期, 国有企业的增长速度也相对要慢于集体、私营企业及其他企业。出口方面, 2010年前三季度, 国有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集体、私营企业及其他企业的增速分别达到25.5%、31.6%, 43.7%;进口方面则分别达到40.0%、39.8%、54.6%。

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整理。

1.5 从进出口地区来看, 我国与北美洲的进出口贸易受到的冲击最小

总体来看, 我国与非洲、欧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的出口贸易保持高速增长, 进口方面则与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增速相对要更高。但受金融危机影响, 相比于2008年、2009年的增速都出现大幅下降的情况, 其中与拉丁美洲的出口由38.67%的增速下降为-20.12%, 下降幅度最大;与北美洲的出口贸易则降幅相对较小, 由8.72%下降为-12.99%。进口方面, 与非洲的进口贸易波动幅度最大, 由2008年的54.35%的增速下调为2009年的-22.63%, 与北美洲的进口贸易波动幅度相对要小, 由2008年的17.18%的增速下调为2009年的-4.98%。

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整理。

2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进出口冲击的启示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我国外贸进出口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 分析进出口中表现出来的各种问题, 总结应对经验, 具有重要的意义。

2.1 要大力推动工业制成品的出口

我国是一个人力资源丰富的国家, 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为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提供了有效的手段。但从进出口贸易的趋势来看, 初级产品的增速逐步降缓, 并且容易受市场波动的影响, 而工业制成品一方面利润水平较高, 另一方面, 其市场前景相对更为广阔, 受经济波动的影响能在更短的时间内进行修复。因此, 我国要大力推动工业制成品的出口, 这就需要改变我国出口的产品结构模式。

2.2 要进一步丰富进出口贸易方式, 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从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来看, 一般贸易受经济波动的影响更大, 但回升速度也更快, 这表明, 只要全球经济出现积极的势头, 一般贸易就可以大有作为。而加工贸易则相对波动幅度要小一些。因此, 我国应该进一步壮大一般贸易, 而对于加工贸易, 则要推动其转型升级, 增强其竞争能力, 从而进一步增强其应对经济波动的稳定性。

2.3 应更进一步发挥集体、私营企业以及外商投资企业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

集体、私营企业由于经营方式灵活, 单个企业单个订单规模相对较小, 因此, 其在对外贸易中可以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积极地调整自身的发展策略, 以赢取更大的发展空间。此次金融危机的冲击表明, 集体、私营企业可以在外贸进出口中大有作为。而外商投资企业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要好于国有企业。因此, 未来, 我国可以进一步发挥这两种类型企业的积极作用, 进一步壮大我国外贸规模。

2.4 要在巩固传统市场的基础上稳妥地开拓新兴市场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表明, 与美洲这类成熟的市场的进出口贸易虽然增速相对较小, 但更加稳定, 并且, 发达国家抵抗风险的能力更强, 在风险中进行自我调节的速度也更快。因此, 我国要进一步巩固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市场份额。但新兴市场是未来各国竞争的重要场所, 并且, 新兴市场国家的消费能力不断增强, 我国要进一步开拓这类市场, 建立稳定的销售渠道, 以壮大外贸规模。

3 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外贸进出口的思考

后金融危机时期, 发达国家一方面积极回归实业, 大力发展新兴产业, 另一方面, 发达国家的居民消费也更趋于保守, 其储蓄率将会提升, 以增强应对风险的能力。新兴市场国家一方面将加速发展, 但同时也面临资金短缺等问题。特别是后金融危机时期, 绿色经济将更加盛行, 资源环境约束将更加明显。根据这些变化特征, 我国一方面要大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推动产品品牌化发展, 以提升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另一方面, 要大力发展新兴产业, 以抢占产业链的高端, 避免再次出现由于处于产业链低端而带来的在外贸进出口中利润水平低、竞争能力弱等问题, 以应对未来的激烈竞争。

摘要：从产品结构、贸易方式、企业性质、贸易地区来看,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的影响是全方面的。后金融危机时期, 我国要大力推动工业制成品出口, 丰富贸易方式, 积极利用集体、私营企业壮大贸易规模, 并在巩固传统市场的基础上开拓新兴市场。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进出口,冲击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