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预算

美国预算（精选十篇）

美国预算 篇1

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大背景下, 科技竞争已经成为各国竞争的一个重要领域, 科技领先是国家综合国力处于世界前列的必要条件。纵览当今发达国家, 无一不是科技强国。有效的科技管理工作是科技发展的基础, 业已成为各国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科技管理的最终目的是要使有限的科研投入发挥最大的效用。作为世界科技强国, 美国国家科技经费的有效配置, 得益于其合理的国家科技预算决策。因此, 系统地研究美国国家科技预算决策, 对于我国国家层面的科技计划管理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1 美国科技管理体制概况

美国科技体制及政治体制的特点都是分散与分权。美国联邦政府科技管理的主要机构有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总统科技事务助理、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以及国家科学基金会等。其中, 国会负责科研预算的审批, 行政部门主要负责科技发展计划和预算的提出。美国没有专门的科技管理部门, 总统通过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和总统科技事务助理来协调全国的科技工作[1]。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是直接负责科技项目选择的行政部门, 主要负责科技项目评估工作, 具体来说就是为联邦政府制定科技发展目标, 为总统提供科技分析和判断的依据。它和管理与预算办公室 (OMB) 一并, 每年都会在制定科研预算时与联邦各部门以及科学界会商, 确定优先选择的任务或项目。

美国对于各项科技预算项目的支出, 均遵循一个严谨的计划流程:

(1) 某一特定领域的研究人员就研发重点达成共识, 提交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

(2)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对上报的项目进行评估;

(3) 评估后将其融入到政府的整体科技预算建议案中提交总统批准;

(4) 经总统批准, 提交国会审议;

(5) 审议通过, 交由具体的科研部门或政府部门如国家科学基金 (NSF) 、能源部 (DOE) 等下达执行。

由此可以看出, 美国联邦政府大多数科技预算的制定是自下而上的, 而执行过程则是自上而下的。

2 美国不同层次科技预算的制定

在美国, 参与科技计划和预算决策的行政部门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属总统层次;第二层次是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 属管理部门层次;第三层次是相关的科研机构[2]。后两个层次分别以各自的上一层次预算报告为依据, 逻辑递进地进行自己的预算制定。

在第一层次中,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与总统会商, 制定出国家总体预算目标, 呈于总统的总体预算报告;

在第二层次中, 科技管理部门 (主要是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 OSTP) 根据第一层次中总统制定的国家总体预算, 制定领域预算, 具体分为科技总体预算目标和各个领域的预算支出两个部分;

在第三层次中, 具体的科研机构 (如国家科学基金会NSF, 能源部DOE等) 根据第二层次中科技管理部门 (OSTP) 的总体目标、预算计划制定出本机构在下一时期将会支持的预算项目。

可以看出, 美国整个科技预算过程拥有上层指导下层、下层支持上层的严谨预算决策机制。

3 美国科技预算支出的确定

3.1 总统和国会在科技预算决策中的主导地位

由以上层次分析可知, 美国有着清晰的科技预算制定层次, 下一层次的预算必须根据上一层次而制定, 于是预算之限最终要归结于第一层次中的每年国家为整个科技领域下拨的资金预算。这便决定了美国总统和国会在科技预算支出决策中的主导地位。

美国宪法赋予国会立法权和预算审批权。凡涉及科学技术的政府预算、机构设置与撤销、重要的规章制度, 均需经过国会审查批准方能生效。国会参议院与众议院分设若干委员会, 分别负责审查各项相关领域的提案。

美国总统将其与国家科技委员会制定的总体预算提交国会后, 由国会相关的委员会负责组织听证会, 邀请社会各界人士与会提出相应意见。委员会有权批准、修订甚至否决相关议案。由委员会批准后, 该议案需提交参议院和众议院大会进行公开辩论, 经两院通过后, 总统签署, 形成《年度科技计划拨款授权法》, 遂即正式生效。此时各个层次的科技管理部门才能够制定各自的科技预算。

3.2 美国国家科技预算分配程序

美国目前对于分配联邦科研资金并没有标准的程序, 政策制定者和研发组织者共同控制联邦科研资金的配置。

在具体实践中, 有关在各个国家目标之间、在各个联邦政府部门之间分配科研资金的决定, 通常是由选出来的官员、高级公务员以及国会的参谋通过政治决议达成的。

而在部门与机构的项目层面上, 对于资金在各个项目之间的分配以及项目执行者的确定, 则是先由研究机构通过竞争优势评估以及其它评价科学技术优势的方法给出建议, 然后再由专业机构中的技术专家给出决定意见。

另外, 一些非政府人员的意见, 比如专业领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有时也会影响特定研发提案的资金预算分配。这些第三方机构在为决策者提供科技咨询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它们构成了美国科技预算决策机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其中包括美国科学促进委员会、国家生物伦理顾问委员会等等。

3.3 美国国家科技预算分配方法

美国在确定联邦资金资助的研发项目以及项目的执行者方面有一定的方法。具体方法的使用, 则取决于项目的性质, 它与项目任务、不同的研发团体、机构的历史及文化等方面有关。最常用的分配方法有以下三种[3]:

(1) 竞争优势评估法

竞争优势评估与项目间的资金分配最为相关。战后美国研发系统进步的一大标志就是出现了各个科技研发机构的详尽科技发展规划。为了粗略设计规划, 政府部门设置了一系列科技发展目标和方向, 科技研发机构以此为依据制定项目、确定各个项目间的优先性并评估项目结果。这便是竞争优势评估法。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 国家科学基金会使用了这一方法。这一方面表明, 评价一个项目的标准是该项目在政府宏观目标下的优先性;另一方面表明, 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项目官员在拨款时, 具有依据国家的基本科技政策对资助对象进行选择的自主权。

同时, 二战后出现的科技领域与政府的 “社会契约”, 使科学家在科技发展规划方面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各个承担科技任务的科研机构倾向于听取其内部的科研人员的自主判断, 并对研发项目的结果进行自主评估。政府部门所负责的是提出一系列的战略目标, 并提供达成目标的相关资源。这一惯例反映了科研机构必须对达成政府所设定的目标负责, 同时科研工作的完成是基于契约而不是拨款。

(2) 同行评议法

从传统来看, 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立卫生研究院等机构在给大学拨款支持其基础科学与工程的研究时, 早已开始使用同行评议法来评判所提交上来的一些具备竞争力的项目议案。同行评议法中的同行专家主要是各研究机构中成名的现役科学家或工程师, 他们对于所研究的领域具有深刻认识, 能够对研究员的能力、被提议项目的科学重要性、研究计划的可靠性以及成功的可能性做出公正的评判。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 国家科学基金会就要求同级专家思考那些被提上日程的研究课题对国家有哪些效用、对研究生教育及科学基础设施的自身建设有哪些潜在功能。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 国家科学基金会以外的其他一些部门和机构——包括能源部、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美国农业部和国防部——也开始使用各种形式的同级评审。不同部门和机构在使用这一方法时的主要区别在于, 项目负责人在多大程度上必须遵循同级评审的建议才能获得拨款。另外还有一些机构, 如海军研究室和高级研究计划局等, 使用有效的项目管理方法对提议中的科技项目——特别是更为基础性的研究项目——进行预期评估。此外, 越来越多的机构, 诸如环保机构、美国农业部、能源部等已经应用外部同行评议来增加对内部员工的评判, 提高客观性和公正性。

(3) 经济-财务模型

由此可见, 美国在分配科研资金到国家科技计划各个层面的过程中, 专家的判断是科技预算决策的主要依据。但这种判断通常会受到专业知识、经验以及对研发过程的理解的影响, 主观性较强。同时, 专家们在预测研发项目的结果时也存在着固有的不确定性。因此, 经济和财务模型, 诸如成本-收益分析法, 可作为客观的实证工具加以应用, 只适用于技术和资金不确定性较低的开发项目。

4 美国科技预算决策中存在的问题

美国的科技管理工作起步较早, 对于我国有其借鉴意义, 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总统和国会在协调各部门的科研预算时存在困境

科研预算在各个部门、项目间的协调是各国科技管理工作的一个重点和难点, 美国也不例外。美国国会在研发方面并没有相应的协调机构。下院的科学委员会负责监管所有联邦非国防研发机构, 比较类似于协调机构, 但是它对于国立卫生研究院或农业部、国防部、内外部并没有立法权。在审核总统的预算时, 国会及其委员会经常对其进行增加或削减, 甚至可能将所要求的研发资金替换成其他形式的支出, 而很少站在多部门间战略的高度上考虑问题。甚至当诸如“全球气候变化”这样的总统的协调项目从国会预算和拨款过程中出现时, 可能已经与其起初在预算中提到的形式存在了极大差别。

美国总统采用了一系列制度安排来协调机构、部门间的研发预算规划, 这一方面是试图为国内问题找到合理的协调办法, 另一方面是着眼于减少各个科研部门的项目交叉重叠。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 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就已经在国会的鼓励下为研究开发设立了正式的协调机构。克林顿政府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便是其努力的结果。以前的机构作用均有限主要是由于多方抵触, 受影响的机构、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国会的授权人和专有者、以及政治趋势等彼此抵触挤压, 这种挤压效应的作用力超过了协调的推动力。

(2) 各个部门间的预算水平差异显著

为了获得更大支持, 包括政府机构和研发机构的各个部门都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规划争取更多的资金预算支持。由于国家安全和国民的健康是关系到人民福祉的重要领域, 因此每年美国国防部和卫生与人类服务部都是最强势的两个部门, 获得的科研研发预算也最多。但是, 轻易获得较多资金预算支持的部门将不可避免产生低效率项目, 而与此同时, 一些始终获得较少预算支持的部门却有些重要的项目无法得到资助。由于国家过于单纯地依据某一方面制定科研预算, 使其他一些重要方面遭到忽视。

对于总统和国家这样的最高政府层面而言, 在做预算决策时需要从国家整体角度出发来进行思考。以2009年为例, 美国政府需要从维护国家安全、提高美国竞争力、促进经济繁荣预防经济下滑, 提高医疗健康水平以及减少低效支出等方面考虑来做出预算决策。对于承担特殊责任的部门要多予以考虑, 但不可因此而忽视其他部门, 要全方位为国家和人民谋利益。

(3) 影响预算决策的因素众多

美国科技预算决策是一个开放、多元参与的过程, 决策主体必须要考虑很多政治因素, 主要有国会议员、游说集团、压力集团等等, 它们的立场和所代表的利益不同, 因此会对科技预算做出多方挤压, 最后形成一个折中的方案。具体来看, 国会更多的是从党派选举角度出发;在游说集团方面, 大型企业和组织的游说集团自然会去努力推进利于其自身发展的科技研发项目;非营利性科研组织则会从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规律的角度出发, 等等。这些多方面的因素共同影响着科技预算决策的进行, 最后通过的决议案是各利益团体彼此博弈、互相妥协的结果, 与总统的初始提案也必然有所差别。不过从总体上看, 行政部门的主张在此过程中占优势。概括来说, 美国的科技预算是在考虑整个国家利益基础上各方讨价还价的一个结果。

参考文献

[1]刘云, 段异兵, 肖广岭, 等.中美基础研究比较[A]//赵刚, 李昕.中美科技政策论坛文集[C].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7:185-186.

[2]http://www.whitehouse.gov/omb/.

美国预算 篇2

智通财经：美国劳工部于今日发布了2015财年的财政预算。预算中包括了各种对于促进就业方面项目的支持。

内容摘要

美国劳工部部长托马斯·E·佩鲁兹今日发布了总统对于劳工部2015财年的财政预算。该财政预算支撑了总统发展经济和创造就业的计划。

根据该公告，2015财年劳工部预算包括118亿美元的自由支配资金。这笔预算资金用于这些项目：为劳动者更好的寻找工作、工资保障、工作条件、工作安全；为失业人群提供住处；提高退休金。尽管该预算的额度是根据2013年两党预算法案制定，但它同样阐述了总统对于提高全体美国人经济水平的愿景。

预算为就业和雇佣训练的改革提供支持。官方表示拟计划以此来帮助工人获取工作技能，并且更快的返回工作岗位。为提升训练的对口程度和提高劳工人员就业的效率，劳工部提议将此计划与联邦就业培训计划加以配合。预算提出创建可以融合贸易调整援助和失业工人投资法案优点的“新职业道路计划”，并通过这一计划向一百万美国人提供就业援助。

该预算同样通过催化社区学校和雇员之间的关系来促进就业。机遇、增长和安保创议包括一项将于2015财年实施的社区学校工作项目。该培育资金年花费15亿美元，共持续4年，预计花费60亿美元。每年的这笔预算中都会有5亿美元用于创立培训新学徒的项目。根据预计数据，这一四年的投资将会使美国的学徒在五年之内数量翻一倍。

美国国防预算缩减的背后 篇3

但是这一下降背后的含金量，却不能这么快就确定下来。

因为美国国防预算本包括基础预算、海外军事行动费用、特殊协定、追加项目等众多内容。比如，2015财年国防预算包括总额790亿美元的海外作战行动（OCO）款项，与2014财年相比没有下降。还有，与2015年基础国防预算同时下发的就有一个叫做“机遇、增长和安保创议”（Opportunity， Growth， and Security Initiative）的特殊协定，这一协定价值260亿美元，由联邦政府单独拨付，其目的在于解决美军在战备程度和现代化改革方面面临的重大挑战。从公开的资料看，这一协定的付费方向已经和基础预算中军事装备更新等内容发生重叠。换句话说，这笔钱起码部分可以被视为是用来补贴基础国防预算不足的。

再有，美国国防部已经承认，他们正在请求，未来五年（从2015财年到2019财年）的国防预算总额能够比当前设定的预算上限高出大约1150亿美元。而多申请的这1150亿美元，其用途仍然是补贴各项国防经费额外支出的。最后，从美国财政支出的一贯特征看，预算与实际花费本就长期不符（要不政府就不至于赤字如此巨大了），美国大兵又因为海外恩怨多、透明指数小一直是执行预算的坏典型。因此，从目前看，美国的军费削减计划本身，可以说是减速了，或者是搁置了。

美国军事预算到底是增是减？这个问题对世界安全意义重大，对东亚安全同样意义重大 。对中国来讲是喜是优？

美国军费削减的不确定性在增加

2009年，单就军费与军力而言，美国军事力量达到顶峰。彼时的美国，虽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上均两脚踩泥，但绝谈不上泥足深陷。经过彼得雷乌斯等将领的调整，美军改变战法、实验新式武器和战术，战场表现已有回升态势。

但是，金融危机的发生改变了一切。

美国突然发现他们在如此狭小的两个战场耗尽了国家财力。口袋无银之后，2010年6910亿美元成为新世纪军费的峰值（海外军事行动费用的峰值是2009年，1760亿美元）。美国国会2011 年《预算控制法案》被褒扬者称为“退烧”、被诅咒者称为“对将士献血的背叛”，但最后的结局仍然是美国军事预算将在五年内削减约2600 亿美元，十年内削减约5000 亿美元；法案还特意强调，海外军事行动费用要在2017年下降至450亿美元。

法案通过还不是美军的最大噩梦，2011年两党恶斗出台的自动减支计划（Sequester）被视为对美国大兵一次新的打击。共和党原想在医疗问题上给奥巴马一记重拳，但奥巴马不甘示弱，最后的结果就是，2013年3月1日生效的自动减支计划，要求在10年内再削减4850亿美元国防支出。到9月，美军就已削减370亿美元。这其中最大块的就是军事行动支出再被削减135亿美元。这意味着美军的海外干预能力被降到最低。那些对干预主义深恶痛绝的人们都有长舒一口气之感。

但是，2013年12月19日参议院正式批准的2014年度国防预算，几年来一贯以苦情示人的国防—军工利益集团突然发力，不但原来计划要减的520亿美元没减成，预算总额反倒增至6290亿，比2012年增加了150亿美元。美国占世界军费开支比再次稳定在40%（2012年这一比例在1992年苏联解体后首次跌落40%）。很多人担心，原计划于2014年开始执行的美国财政“封存”法案（即降低国防部可自由支配资金的法案）和陆军瘦身计划等一系列国防改革计划都要调整日程表甚至不了了之。

事情当然不会这么简单，《预算控制法案》并没有失效，在联邦总预算不断削减、新医保法案不断烧钱的情况下，国防预算想独善其身何其难也。哪怕以照顾军火巨头闻名的共和党登台，《预算控制法案》也要继续执行下去，因为这份法案本就是他们鼓捣出来制衡奥巴马的。但是，如果按照现有情形发展下去，《预算控制法案》在2015年肯定是达不到预期目标的。

一般读者要改变的另一个习惯认知，就是军费预算尽管是一个重要指标，但它并不能直接与军事战略的走向挂钩。同日公布的《四年国防审查报告》（QDR）在这方面反倒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资讯。

这份冗长的审查报告被国防部长哈格尔夸奖为“定义了一个历史性转折点”，但简单来讲其实质就是八个字，“对内改革，对外开放”。

对内改革的意思是用管理促效率，用体制换人治。军队，由于其特殊的组织形式和功能，一定是一个社会最缺乏民主精神的部分。这些年军费下降固然打击了士气，而不断曝光的各种丑闻更揭示了美国高级军官如何肆意妄为、贪污浪费：从性侵激增到收受贿赂，从研究经费挪用到对新项目不闻不问。频繁的对外战争把军力抻拉到极限，也使国家对军队的监管限于失控。QDR明确提出要重组美国的军事指挥、研发、后勤体系，用效率提升抵消预算下滑的消极影响。

对外开放的意思，就是既然美国的盟友们都渴望更多的自主权，那美国就从权责一致的角度，分给他们自主权同时分摊美国的全球防务成本。美军将把协调、协同友军视为最重要的职责之一，相应的美军把自身变成一支规模更小、但更适合承担核心职能、能够在友军配合下完成各种任务的精干型部队。把美军的意思翻译一下，就是友军们有的我们就不必有了；但友军们有的不但等于我们有了，还必须得做到比我自己有的还听话、还配合。

军事预算调整的价值和意义

美军预算减没减、减多少，基本是一个内政问题。减或不减后美军想干什么，那才是一个国际关系的问题。

中国舆论传统上对美军预算的态度大概有两点，它减了，但我们认为他总额还是世界第一，换汤不换药。它加了，我们认为他是霸权主义外露，又要四处兴风作浪。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逻辑误区，美国军费减了并不是说中国一定要跟着减、美国加了中国也不是就要跟着加。

首先，必须要承认美国国防预算削减有其积极意义。丹佛大学美中合作中心主任Sam suizheng zhao就表示，“美国在军队极不情愿的情形下坚持削减军费，固然有国内经济因素的考虑，但它更多代表了一种国际态度，即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判断没有走向完全的消极，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总体还持有冷静客观的态度。”

中美间固然颇多争吵，美国也在削减总体预算时尽量不波及到太平洋司令部，但是美国总体军力的缩减是清晰可见的。中美间还有这样的基本互信，相信绝大多数中国民众也是乐见其成的。

其次，虽然驻亚太美军的军力没有削弱，但其活动经费的削减是有据可查的。在分担责任的大前提下，美军给了日本、韩国等地区军事盟友更多的自主权。日本目前看来已经把这视为一个信号，近期日本政府歇斯底里的气氛也有美军削弱的“功劳”在内。这就涉及了一个困扰中国多年的命题，美军在东亚的存在对中国究竟有利还是无利？说不利吧，美国在东亚领导的军事同盟长期对中国边疆安全形成巨大威胁，而且还时不时地干涉中国内政；说有利呢，相信经过日本内阁近几年的表演，中国人清楚地意识到无论自由党还是民主党，其本质无二。

相对于日本政客脑门上的皇国符号，中国与美国的沟通起码更理性一些。从今天来看，如果美军对日本的影响力骤然下降，那么东亚地区的风险肯定会急剧增加。

美国高校预算管理经验与借鉴 篇4

随着高等教育体制与高校财务管理体制的改革, 特别是自1999年高校扩大招生以来, 高等教育事业迅速发展, 原有的高校预算管理己不能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 其弊端也不断显现出来, 目前我国高校预算管理普遍存在以下问题:

(一) 预算内容缺乏完整性

随着高等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 高校资金来源日益多元化, 下属各院 (系) 、部门多渠道创收的收入和相应的支出往往没有全部纳入到预算中, 脱离了预算的监督管理, 使预算收支的口径与会计核算的口径不一致。

(二) 编制技术手段落后

据了解, 目前高校普遍采用“零基预算”法编制预算。但“零基预算”编制技术含量很高, 必须依靠成熟的计算机软件系统支持, 目前高校预算编制部门缺乏成熟的系统软件和成形模式, 实际操作中大多由财务处根据上年预算的基数和当年发展需要确定的预算, 零基预算的可操作性减弱。

(三) 预算支出缺乏有效制约

编制基本支出预算时, 一是由于基础数据统计不够完整, 缺少充分的分析论证材料, 因而使决策方案的制定和选择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二是一些由主管部门切块管理的单位难以核定经费, 这些单位的经费往往只升不降。三是项目支出的编制缺乏科学的评估方法, 对灵活性较强的项目, 软指标不易准确确定。影响了预算分配的准确性和公正性, 使零基预算的公平性和效率性在实际操作中大打折。

(四) 预算过程缺乏公开性、公正性、民主性

参与预算编制的一般只是与财务有关的个别人员, 没有专职人员对学校运行和建设发展与预算的关联进行研究。特别是预算编制和调整缺乏来自基层责任单位的群众性基础, 业务人员不参与预算编制, 编制预算的人员对纷繁复杂的业务活动及变化情况的了解有限, 缺乏缜密的、科学的论证, 难以保证支出效益。

二、美国高校预算理的特点与经验

目前, 美国有四千余所高校。联邦政府对高校的管理是通过一系列战略计划依法给予引导和监督, 各州都有专门的高等教育委员会负责对州内的高校专业设置进行管理, 并对州立高校预算资金进行审查。美国高校十分重视教育经费收支的全面预算管理, 其经费预算管理包括事先规划、事中控制和事后考核奖励的全面预算。其财务预算管理的特点与经验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

(一) 预算编制程序规范

学校预算管理办公室设在财务处, 并配备精干力量。预算年度为每年7月1日至次年6月31日, 预算要提前一年编制, 即每年4月份开始编制下一年度预算, 层层审查论证, 不断完善, 最后报到州长, 州长最迟必须在每年6月份确定各高校下一年度预算, 州长批准的预算具有严肃性和强制性, 高校必须无条件遵守, 高校收入预算节余可以结转下一年度使用。高校预算有经常费用预算和建设性预算。经常费预算有一套复杂的计算公式, 参考依据是以高校所开设专业的学分小时的单价为标准计算, 同时考虑学校招生人数的多少。建设性预算根据项目申报, 州长议会要根据州财政状况和高校实际逐一审批。

(二) 严格控制预算, 预算管理信息共享度高

学校财务处下设专门的控制办公室, 校内各单位均设置预算员, 负责执行本单位预算, 任何单位不得突破预算。许多高校校长尽管掌握一定的机动资金, 但无权动用, 只有在特殊情况下经校董事会同意后方可动用。

(三) 预算须收支平衡

美国人力成本高是公认的事实, 所以高校的财务支出中主要是人员工资, 一般在75%以上。因此裁员往往成为各高校解决预算与现实矛盾的重要的方式, 通过调节人员经费、适当提高学费标准来调整经费预算平衡;学校基本建、大型设备更新则可通过发行债券、募捐或向银行借款的方式解决。

三、美国高校预算管理经验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

分析美国高校财务预算管理的特点, 结合我国高校财务预算管理现状, 得出如下启示:

(一) 政府预算程序应严格

政府预算须在预算年度之前下达各高校, 只有这样学校才能根据资金实力确定事业发展计划。高校主管部门可将预算分为经常预算和专项预算, 正常经费预算提前下达各高校, 专项预算由主管部门于每个预算年度开始经过平衡确定。

(二) 高校应全面科学地编制预算具体表现在:

(1) 在我国高校可以成立预算管理委员会, 并根据资金收支的内容下设专门协调组, 如收入预算协调组、教学科研支出预算协调组、后勤保障支出预算协调组、人力资源支出预算协调组、项目支出预算协调组等, 负责高校预算的编制工作。各协调组根据学校确定的收支预算框架, 提出具体预算, 由预算管理委员会进行综合平衡, 反复论证, 最后报学校决策机构讨论通过。

(2) 为增强高校预算的民主性, 使预算制定更科学、符合实际, 应提高各部门在预算编制过程中的参与度, 各院 (系) 、部门都派代表参加研究并讨论预算使预算的制定反映基层和院系的建议, 使其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3) 建立绩效预算管理的约束机制。目前我国高校普遍采用“零基预算法”编制预算, 鉴于高校处于快速发展的时期, 各高校预算收支盘子有大幅度增长, 单纯采用“零基预算法”编制预算己不能适应学校的发展现状。为了实现对学校预算经费进行合理的分配,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应在“零基预算法”的基础上, 在高校内部构建绩效预算管理体系。绩效预算管理引入了项目竞争和资源效益配置机制, 有利于鼓励管理者创新与资金节约, 提高教学质量, 提高教学科研服务能力。其基本出发点是解决“高等教育资源匮乏与浪费并存”的问题, 其基本收益是高等教育资源节约。构建高校绩效预算管理体系的关键是, 如何建立一套能够客观反映各院 (系) 、部门绩效情况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高校内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应与学校的发展战略相适应, 从投入指标、产出指标等方面, 确定评价指标。可利用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法、矩阵运算法、比较平均法等方法, 依据学校某个阶段的战略重点对每个指标赋予适中的权重系数。然后借鉴成本收益法的思路, 利用投入产出效益评价的数学模型E=O/i, 通过对投入、产出进行比较, 对其总体绩效作出评价。根据各部门承担的教学、科研计划任务的完成情况, 将经费使用效果与任务完成情况进行对比分析, 将无绩效或绩效与经费指标不配比的项目暴露出来对绩优的院 (系) 、部门给予奖励, 而对绩差的院 (系) 、部门给予惩罚。

采用“零基预算”法编制预算的同时, 应结合“绩效预算”管理的思想侧重于绩效目标的量化, 对项目活动实行绩效评估, 并将绩效评价与项目预算紧密结合, 使预算由投入式预算转变为重视产出的预算, 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高校资金结构的优化, 可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强化对预算执行情况的监督, 真正实现预算的“目标、有效性和效率”三位一体的原则。

(三) 构建责任预算体系

目前我国高校预算管理方式中从预算编制到预算执行、监督整个过程中强调对预算过程的“外部控制”。笔者认为, 高校的预算管理思路应是抓大放小, 大的方面对于关系到师生基本生活需求的如人员工资、奖学金、学生助学金、困难补助和教职工公共福利等方面, 关系到学校整体规划如基建项目、大型设备购置、大型修缮费用应有专门较细致预算, 而对于其它方面如办公费、业务费、零星维修费、水电费、交通费、教职工奖金可切块给各部门, 让各个部门根据各部门年度计划做自己的小预算。这样既可将由校财务处管, 但不一定能管理好的事情下放到各院 (系) 、部门, 又扩大了各院 (系) 、部门的自主权, 提高了他们管理的积极性。

根据这种思路, 笔者建议在高校的预算管理体系中引入责任预算。首先按照责任控制范围划分责任层次, 在此基础上确定以其主要负责人为责任承担者的责任中心, 在现有的预算控制基础上, 将单位的财务预算分解为各责任中心的责任预算, 从而建立起校责任预算指标体系。将管理责任下放到部门层次, 形成内部控制模式。在该模式下各支出部门在部门内部进行预算资源再分配方面被赋予广泛的自主权, 这将有助于改进预算过程的配置效率。

(四) 严格预算执行控制

预算控制分为事前的编制、事中的执行控制、事后的分析与考评控制。预算执行控制是高校预算管理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我国高校现在的预算管理中忽视了预算的执行控制, 结果使预算管理形同虚设, 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应通过强化预算执行分析、规范预算调整程序等预算执行控制制度以保证预算的执行的预算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罗青:《高校绩效预算体系浅析》, 《财会通讯》 (理财) 2008年第7期。[1]罗青:《高校绩效预算体系浅析》, 《财会通讯》 (理财) 2008年第7期。

[2]皇甫刚:《绩效考核与管理案例》, 电子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2]皇甫刚:《绩效考核与管理案例》, 电子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

预算受限，美国空军怎么办？ 篇5

面临未来越来越不确定的安全环境以及日渐紧张的预算压力，我们应该怎样才能应对这些挑战呢?过去6个月的大部分时间内，国防部一直在全面评估我们的国家利益以及我们的军队在实现这些利益方面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在新的国防战略规划中，我们认识到，除了一贯的国家安全利益之外，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上还存在一些地缘、科技以及安全方面的利益需要我们去争取和维护。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美国正在将资源和关注焦点转向印度以及亚太地区，这一地区的经济和外交机遇与我们国家的核心利益休戚相关。当然，毫无疑问，我们将会在中东和南亚地区打击极端主义方面继续保持我们的存在，维护我们此前得来不易的成果；调整我们在欧洲的投入，继续加强我们之间的同盟关系，这一同盟关系在冷战时期避免了局势过于紧张而走向不可控状态，这在今天仍然是维护世界稳定的重要伙伴关系。结构调整

为适应这一变化，我们空军必须做出艰难的选择：既要进行结构调整，又要进行规模上的改变。但是，无论怎么变化，我们优先考虑的仍然是保持我们军队的快速反应和有效应对能力，时刻保持我们的战备状态。为达到这一目的，我们认为对装备和人员进行裁减是很有必要的。

我们进行的裁减实质上是为了质量而牺牲规模。尽管规模上变小了，但我们仍具有机动性、灵活性，能够时刻保持战备水平，可以随时应对多种类型的冲突和威胁。简言之，就是要保持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好的也是最令人畏惧的空军力量的地位。新战略同时要求我们调整我们的地面力量，从陆基部队为主转向更加注重更广泛意义上的海洋战略的部队。但我们同时也不应该忘记，覆盖陆地和海洋的是天空，因此，从战斗能力上来说，新国防战略强调将空军作为主要优先事务的基础。这些优先事务包括威慑和挫败侵略、在反介入和区域拒止情况下进行兵力投送、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进行空中和太空作战、保持我们国家的核力量战略威慑优势。

至于更广泛愿意上的跨军兵种联合作战，诸如“空海一体战”之类的倡议将能够确保我们国家的空军和海军在更高层面上进行战略协作。我们要确保在涉及美国国家利益的地区的航海通行自山和行动自由，确保在那些至关重要的、不受任何国家管控权限之内的通信路线和运输路线上的使用权。在全球兵力投送能力方面，我们空军要确保我们国家的外交和发展机构的权利，同时我们还要保证其他非军事行动诸如人道主义灾难救援之类的行动能力。

空军在担负着全球性义务的同时，还要确保能够向我们的国家提供以下4种持久的核心战斗力：制空权与制太空权；全球情报搜集、监视与侦察；全球范围内快速机动能力；全球打击能力。除此之外，空军还要提供一种独一无二的能力：跨军兵种的空中、太空以及网络系统的指挥控制能力，在作战时将各个层面的战斗力整合到一起。

借助于空军力量，我们能够再次实施诸如利比亚禁飞区之类的军事行动，但是未来的冲突并不一定都是同一个模式。不过这种模式确实保证了我们在利比亚进行了7个月的军事行动，而且这7个月只相当于在阿富汗一个星期的开支，并且没有联军人员牺牲。与此同时，我们还保持了和联军集结能力一样迅速的快速撤退能力。

我认为，这场战争以一种引人瞩目的方式展现了空军的全面性、快速反应能力以及可转变性，所有这些特质都是新国防战略规划中要求我们军队在未来应该具备的。但是，在这样一个我们必须“勒紧裤腰带”的时刻，我们规模上变小，但仍然要保持我们空军一贯的卓越性，我们就不得不做出一些艰难的选择。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我们推行的是一种风险平衡战略，以适应新国防战略所提出的在一个地区打赢一场大规模战役、同时在另外一个地区有能力挫败机会主义侵略者的企图或者让敌人承担难以接受的代价的战略规划要求。

装备削减

为了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最大化地节约开支，空军将会在下个星期正式提交的2013年财政预算中提出在2013财年裁减200架飞机(包括战斗机、运输机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机)的决定，并确定在未来5年中裁减286架飞机。

总体上，我们更喜欢具有多功能用途的机型而非功能比较特殊而单一的机型，保留那些更有效率的多系统通用平台系统，例如C－5M改进型、升级过的C－17，F－22，F－15C，E系列，当然还包括F－16。

如果能够将同一类型的机群全部退役将会减少维护和训练费用，产生更大的效益。但是如果整个机群退役不可行或者不那么经济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应该裁减掉最落后的或者开支最高的飞机。我们估算整个裁减将能够为我们在下个五年规划中节省90亿美元。具体来说，这次裁减包括123架战斗机、102架A－10以及21架F－16，大概相当于7个飞行中队的规模。这样我们还将保留54个战斗机整编中队，在风险可按受情况下，保持必要的战斗能力和规模，一直到第五代战斗机F－35交付使用为止。

在运输机方面，我们计划裁减130架以适应新国防战略缩减地面武装力量的战略规划，主要包括退役27架C－5A，保留更先进的机型，包括223架C－17和52架C－5M，同时裁减38架C－27，保留性能更全面的C一130，但是准备退役65架旧的C－130以保持更高效的军事行动能力和－维护保养能力。

除了保留275架C－17以及C－5M，我们还有318架H型和J型C－130；我们的空中加油机编队在2013财政年度将退役20架KC－35，这样在2016财政年度KC－46空中加油机交付使用之前，还剩453架。

最后，我们将调整情报、监视与侦察编队，退役18架Block30 RQ－4“全球鹰”，保留已被证明更加成熟的U 2高空侦察机，这项动议将为我们在五年国防规划之内节省25亿美元。我们还要淘汰1 1架C／RC－26飞机以及1架损毁的E－8飞机。

为最大限度地保证目前及未来武器系统的全面性和有效性，我们的现代化战略将集中在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领域。例如，我们在某些最具优先权的计划方面不仅要将裁减做到最小化，甚至某些情况下还要增加投资，比如KC－46空中加油机，F－35联合战斗机，远程轰炸机系列，第三代GPS－R星系统，当然还包括我们的远程控制无人机。为保证这些具有高度优先权计划的顺利实施，我们在那些次重要优先权项目计划方面要放慢发展速度，有时候甚至要停止计划进度，比如C－130航空电子现代化计划以及国防气象卫星系统。

人员裁减

另外一项关键的兵力结构调整是人员的调整，人员的调整自然是根据飞机数量的变化而变化的，总共大约要裁减掉10000名空军人员，包括现役、空军国民警卫队以及预备役人员。难处并非单单是裁减多少人，而是怎样保持合理的现役与预备役人员构成比例。通过创造性地对现役、空军国民警卫队以及预备役人员的协同使用，我们能够在主要的空军任务区域综合性地发挥我们的团队战斗力。经过20年来对人员规模以及兵力结构的裁减，现役与预备役人员的比例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0年，预备役人员占空军总人数的25％，现在占35％。与此同时，预备役人员拥有飞机的数量则从25％上升到了28％。现役人员的数量已经不能再裁减了，否则将不可避免地对我刚才讲过的战斗力，即战备状态、可持续性以及应对突发性以及经常性事件的能力，造成有害影响。另外，还有一些事情主要依靠现役人员来完成，例如招募、培训、传授并最终使这些新人有能力胜任日后的工作。就目前的现实以及将来的安全趋势而言，为保持我们整个部队的战斗力和效率，我们必须将现役与预备役比例关系恢复到一个合理的程度，并保持合适的平衡。

绝对不能再削减了

比兵力结构更为重要的是战备水平。我们对武器系统、系统可持续活动以及现代化进行战略调整以避免空军“空心化”。在未来10年削减4870亿美元国防预算，国防部筹划已久，并已充分体现在了新国防战略规划中。但我同时也要强调一点，如果继续进行削减的话，恐怕就难以维持我们的战斗力了，尤其是假如裁减是在各个层面全面实施，并且根本没有考虑到刚刚发布的新国防战略的情况下，情况可能就会失控。正如国防部长帕内塔自就职以来一直反复强调的，如果在计划削减5000亿美元的基础上再进行任何削减的话，都必将极大影响我们的兵力结构、战备水平，并最终影响战斗力。作为空军，我们的重点是要保持机动、灵活和有效的战斗力。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我们从伊拉克撤军了，并会继续减少我们驻阿富汗的兵力，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地面部队慢慢撤出该地区后，我们的空军，可能还有我们的海军，将继续保持在这一地区的武力存在。

从历史上看，当地面部队战斗任务完成以后，对空军的要求反而更高了。例如，在“沙漠风暴”行动中，联军在取得重大的决定性胜利的几个星期或数月之后就回家了。但是，美国的空军在伊拉克北部观察区和南部观察区继续执行了十几年的飞行任务，一直保持着美国在伊拉克的立足点，直到2003年美国地面部队重返伊拉克执行“伊拉克自由”行动。2011年12月17日，这一天对于我们空军来说意义非凡，20多年来第一次美国空军没有在伊拉克上空执行飞行任务。尽管如此，我们的空军仍然留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以满足当地的空军培训要求，并提供其他行动支持。

当我们进入新的时期、新的地缘战略环境，在对各领域内可能出现的各种威胁保持足够警惕的同时，还要继续不断创新，善于调整，适应新的变化，能够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和措施维护过去10年空军行动中辛辛苦苦取得的利益和经验。所有这些都须在日渐紧张的财政预算压力和资源受限情况下进行。

链接

问：您能够更准确地解释一下空海一体战对空军来说意味着要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吗?

答：有三个层面的变化。

第一个层面：过去空军和海军的协作并非经常性的，而是临时性的，或者是在特别情况下。空海一体战则意味着空军和海军之间的协作与交流不再是一种特例，而是要建立并保持一种定期的，常态化、制度化的协作和交流机制。

第二个层面：即作战层面。在目前我们的编制情况下，空军和海军怎样才能起到互为对方杠杆的作用。从而更好地履行赋予我们的使命?大家都知道。在国防部有2种秘密行动平台，一种是B－2，另一种是潜艇舰队。有没有人曾经想过这两种秘密行动是否能够提高对方的战斗力这个问题呢?现在可能还有点异想天开。但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没有和海军进行协作的话，这个问题不会受到任何关注。

第三个层面：即装备共享层面。很显然我们有很多机会在海军从事一些更经济的行动。在这方面，“全球鹰”与海军BAMS无人机之间的协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既然使用同一种无人机，为什么我们还要在空军和海军继续保留不同的基地，为什么还要使用2套不同的补给系统，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保留两套不同的培训手段，这些都是空海一体战装备层面的协作，都是具有实质性的合作前景的。

问：您有没有想过万一你们被要求做出另外的重大裁减的话，会怎么样呢?

美国预算 篇6

大部分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学区仍面临资金紧缺问题。马萨诸塞州学校委员会协会(Massachusetts Association of School Committees)执行主任格伦·克歇尔(Glenn Koocher)说,“我们相信这笔刺激方案的资金能够削弱衰退所带来的影响,并能够很好地填补由停滞建设项目所带来的空白”。尽管对这笔联邦资助持以乐观态度,但一些学区官员仍保持谨慎。达特茅斯学区主管(Dartmouth School Superintendent)史蒂芬·罗素(Stephen Russell)说,“当你查字典了解‘不确定性’的意思时,你所看到的就是现在这样的提案。我们很感激这样的努力,但现在就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上面还为时过早”。

有估计称,达特茅斯学区可能在两年内获得210万美元的联邦资助。罗素表示,资助十分有限,学区已经着手裁员和向学生收取体育、音乐项目及俱乐部费用。

联邦众议院教育与劳工委员会(House Education and Labor Committee)发言人称,各学区资金的分配将由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根据入学人数及现存联邦教育资助标准来确定。这笔资助在未来两年内将分为3个类别分发给各个学区。资助贫困学区低成就学生的1级资助将有所增加;另一部分资金将用于建设项目和基础设施现代化。依据《残疾人教育法》(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将有更多资金用于各种为孩子提供特殊需要的项目;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同样会获得更多资助。立法会还将增加“佩尔奖学金”(Pell Grants)。与此同时,政府还将提高联邦补贴贷款限额。

论美国国会预算监督的经验及其借鉴 篇7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过, 要防止滥用权力, 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政府预算天然地就是对政府权力的约束, 而在现代代议制下, 立法机关已成为监督政府预算的最主要组织。美国是当今立法监督制度非常完善的国家, 它的监督体制很值得人大预算监督乏力的我国借鉴。

1 美国国会预算监督概况

美国国会的预算支出划分为授权和拨款两个阶段, 即授权委员会和拨款委员会的预算监督。授权委员会通过听证的方式对相应的政府部门预算进行详细的调查, 然后起草授权议案, 同意为某一个部门的活动授予相应的款项, 授权议案经两院通过后成为正式的授权法案。美国国会中享有拨款委员会的支出控制权的13个小组委员会通过审议相应的部门预算, 提出不同的拨款方式并起草拨款议案, 拨款委员会审查和讨论这些议案后由众议院提出一项综合的拨款法案, 经两院全体会议审议后在财政年度开始以前通过。

美国国会设有政府问责办公室, 独立于行政机关, 是专门、独立的审计监督部门, 其监督政府各主管部门财政业务的合法性和效率;为国会提供财务信息, 建立联邦机关进行财务活动的规章及报表制度。美国国会若要调整预算须经国会议员2/3以上同意才能生效, 国会还向各个行政部门派驻监察代表, 对所驻部门的预算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2 美国国会预算监督的主要特点

1921年《预算会计法》颁布以来, 美国国会预算监督制度逐渐完善并呈现出以下特点, 而其完善的预算监督, 如国会预算监督权力较强、范围较广、组织基础充实等诸多方面, 正是得益于这些特点。

2.1 预算法律法规体系完备, 国会预算监督“软件”备齐

首先, 美国在宪法中详细规定了国会的财政权。宪法至少有四处涉及国会财政权, 即第一条第七、八、九项和修正案第十六条。内容包括征税权、举债权、政府开支审批权以及税法制定程序、公款开支 (包括政府开支在内的一切公共支出) 监督程序和方式等, 这使得议会监督预算的权力有了强有力的保障。其次, 美国国会每年通过一项预算法案并不断制定法规对预算加以控制, 使美国国会预算监督法规体系逐步完善。

2.2 预算监督组织机构完善, 国会预算监督“硬件”齐全

美国预算分为联邦预算、州预算和州以下的地方预算。就美国联邦预算而言, 国会的预算控制机构较多, 主要有国会参众两院预算委员会、拨款委员会、拨款小组委员会和国会预算处。预算委员会是在国会设立的常设委员会, 分别设立于参众两院, 对预算进行综合考察, 包括收入部分, 支出部分, 以及各种支出之间的比较, 并向国会提出建议, 规定预算的支出、收入、盈余、亏空、公债总额。国会通过的拨款法案主要根据拨款委员会的建议和报告。拨款小组委员会实际掌握预算拨款权力, 拨款委员会向全院提出的建议和报告主要根据它的建议和报告。国会预算处由专家组成、不是由国会议员组成, 帮助国会编制预算, 即预算报告、费用估计、经济预测和财政政策分析、记录支出和收入法案、进行特别研究等。

2.3 国会预算监督程序严谨, 环节设计完整

首先, 美国国会对预算案的审批程序较为复杂。总统将编制好的联邦预算交到国会后, 众参两院预算委员会在国会预算办公室的协助下进行详细审查。然后国会通过决议, 提出自己采纳的目标预算方案, 交众参两院拨款委员会。拨款委员会审议后, 提出建议, 分别经众参两院表决, 再由两院举行联席会议, 通过后形成拨款法案, 国会预算委员会对这一法案进行复审。最后由国会对预算作必要的修改, 完成审议过程, 把预算方案交总统决定是否签署。

其次, 美国法律对变更预算程序进行了严格规定。按照规定, 预算变更须经三分之一以上议员同意方为有效, 未经国会批准而修订预算的行为须负法律责任。“国会通过了授权法案只是同意立项 (规划目标和手段) , 政府拿到钱还需要通过拨款程序。即使在预算法案生效以后要完成拨款活动, 仍须国会批准, 除非根据拨款法案, 否则谁也不能从国库提取款项。”

最后, 派驻监察代表对预算执行过程进行监督是美国国会对预算执行较为有效的手段。“为了加强对预算执行结果的监督, 美国国会向各个行政部门派驻监察代表, 对所驻部门实施国会授权项目的情况和预算执行结果进行监督, 全面、经常地检查政府使用国会拨款的效益。监察代表每半年向国会送交一份监察报告, 列举所驻部门工作中严重的舞弊、浪费、低效和滥用职权问题, 并提出改进意见, 发现异常情况, 监察代表随时向国会提交特别报告。”

3 美国国会预算监督的经验借鉴

与其他国家相比, 美国国会在预算形成中决定权比较大, 对预算执行过程和预算执行结果监督力度强, 有效防止政府滥用职权。我国应借鉴以下几个方面:

3.1 改革预算监督工作方式

美国国会的预算监督有专业人员组成的专门的预算监督机构, 每项预算法案都要经过长时间认真激烈的讨论。我国人大应该延长相关机构人员的工作时间, 实行科学的工作方法, 切实负责预算论证、审查和监督工作, 认真履行人大预算监督权。为改变我国人大在每个预算年度内具体监督中长期存在的上半年听取审议一次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下半年研究一次预算变更的常规的、效果不佳的现状, 应该加强经常性的监督工作, 以充实常规监督的内容, 使之具有实质性。我们可以借鉴美国派驻监察代表对预算执行过程进行监督的方式, 人大可以向政府各个部门派驻监察代表, 监察代表每月或每个季度向人大常委会提交一份监察报告, 汇报所驻部门工作中问题, 提出改进意见。

3.2 完善预算监督机构设置

第一, 我国人大可借鉴美国国会的“政府问责办公室”制度, 设立独立于政府的审计部门, 为人大履行预算监督权提供相关信息, 辅助人大有效开展预算监督工作。第二, 针对我国没有专门服务于预算管理的机构现状, 应建立专门的人大预算监督机构——预算委员会, 这更有利于人大预算监督权的行使。该委员会应具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 机构独立, 直接隶属于人大, 不受其他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的干预;其次, 权责分明, 代表人大具体行使管理预算的职能, 提出建议案;最后, 配备精良, 有经济、法律等方面的专家学者或代表组成, 代表人大名副其实地行使职能。

3.3 加强预算相关法律法规建设

依法治国是我国治国方略的一项基本原则, 与此相适应, 必须完善预算监督法律, 依法监督预算, 使其做到有法可依。不仅要使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中对人大财政监督权的规定更加周密, 以提高人民代表大会在预算监督中的形象, 增强预算法案的强制性;还要明确预算监督主体的法律地位、拥有的权力及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以体现人大预算监督的权威性。

3.4 健全人大决算评价及责任制度

我国现行对决算的审批通过流于形式, 不能真正起到决算应有的作用。美国国会对决算的评估制度值得我们借鉴, 我们可以建立类似的决算评价制度。在各级财政部门汇编成本级决算并作出必要说明 (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的基础上, 人大预算委员会及其所属的审计机构应当依法对预算执行的决算情况进行全面、详细地审计评价, 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改进与奖惩建议, 并向人大常委会提出报告。同时, 应完善预算责任制度, 保证预算审批监督的权威性。预算责任制度应对整个预算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及其他不当行为的法律责任作出明确规定。在此基础上, 还应加大处罚力度, 对违法者除承担行政责任外, 依其行为的性质及程度不同, 分别承担经济赔偿以及刑事责任。必要时在刑法中可增加专门的预算刑罚的条款和罪名。

3.5 增加预算公开监督透明度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预算公开制度的完善对我国发展民主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应在预算法中明确规定, 除涉及国家安全必须保密的以外, 预算、决算应当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等形式向社会公开。预算公开制度具体应包括:第一, 各级政府预算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后, 应当向社会公布;第二, 各级政府预算的执行情况应当每季度或每半年向社会公布;第三, 各级政府决算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后, 应当向社会公布。同时, 应开辟必要的渠道倾听和接受广大群众对预算的建议, 从而更好地促进预算的民主管理。

4 结语

美国国父杰弗逊曾指出, 成立政府的目的就在于保障公民的权利。在我国, 人大就是民意的代表, 人大对政府预算的监督对于建设服务型政府和公共财政至关重要。深入研究美国国会预算监督和我国人大预算监督的关系, 探究其借鉴意义, 对于研究如何增强我国人大预算监督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美国国会预算监督是指国会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规则和程序, 对整个国家的财政收入、支出及赤字或者盈余总额的计划、计划的执行及执行的结果进行审议并作出决定。对当今立法预算监督能力较强的美国进行分析, 考察其立法监督预算机制的主要特点, 进而总结出可供我国借鉴的经验。

美国预算 篇8

政府预算是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编制和执行的政府年度财政收支计划, 是政府组织和规范财政分配活动的重要工具, 在现代社会, 它还是政府调节经济的重要杠杆。本文主要讨论的是美国政府预算案在翻译中出现的问题。因为政府预算是政府公文的一种, 笔者将从该种文体的语域入手来讨论其翻译中的种种问题。

一、美国政府预算案简介

美国年度联邦政府预算是财政政策的基础。从某种角度说, 预算就是联邦政府分配成本和收益。通过税收和开支整体水平的变化, 政府可以维持经济正常运转。而本文所要讨论的政府预算案主要是由美国预算办公室发布的种种有关军事、社会保障项目和偿还债务等相关的预算。由于政府预算案记录的是政府间资金的流动, 所以它的用词多正式。那么在翻译中, 我们应考虑该预算案的客观背景及实际情况进行翻译工作。

二、语域理论

语域理论是系统功能语法的重要理论之一。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是继弗斯之后又一位在语境研究上作出突出贡献的人物。韩礼德认为, 某一交际情境与该情境中使用的语言存在着某种关系。而“语域”理论就是用来解释人们如何使用语言, 在不同类型的情境中“选择与之相适应的不同类型的语言”。从这一角度出发, 韩礼德又提出了语域理论的三要素, 即语场、语式和语旨。语场指交际活动的范围;语式指交际的媒介或渠道;语旨是交际环境中话语的发出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将从这三个方面入手来分别讨论美国政府预算案翻译中的问题和解决方案。

三、预算案翻译分析及问题解决

1. 语场方面

语场主要体现的是语境中的交际功能和目的。本文所提及的预算案均是由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审核并发布的, 它主要体现的是政府间资金的流动。因此, 其功能多为传递信息。那么在翻译中, 其种种金融经济专业词汇翻译的准确性就极为重要。同时, 作为一种政府间的公文, 其措辞必须严谨、正式。下面就用几个具体实例来详细分析语场在该预算案翻译中的应用。

例1:原文:The Monthly Budget Review is pre-pared by Elizabeth Cove Delisle, Barbara Edwards, David Rafferty, Dawn Sauter Regan, and Joshua Shakin.

译文:《月度预算审查报告》由伊丽莎白·科夫·迪莱尔、芭芭拉·爱德华兹、戴维·拉弗蒂、道恩·索泰·里根和约书亚·沙凯准备。

首先, 这个句子的原文是以被动形式出现的。中英翻译中很大的一个差别就是被动与主动的转换。又出语场中严谨的角度来考虑。原文中的prepare一词, 我们将其直接译为“准备”。这样在尊重原文的同时, 也准确地还原了原文所表达的意义。

2. 语式方面

语式包含了交际媒介和渠道两个方面的内容。我们这里所说的媒介主要是书面的方式。而渠道则是网络发布的形式。在翻译中, 各种正式词汇的翻译和言简意赅的语言表达方式, 都极为明确地佐证了以上两点。下面, 我们就分析一下各个实例。

译文:2010年, 美国失业率峰值已达9.6%。同年, 政府发放失业保险救济金总量已超过1500亿美元, 而2007年失业保险救济金发放总量仅为330亿美元。

这里原文中的topped和peaked都有“顶端、最高点”的意思。而中文中的书面表达, 总是避免出现同样的词汇。因此, 这里将它们分别译为“峰值”和“已超过”。采取了意译的翻译手法, 既照顾了其书面语言的正式性, 又考虑了其网络发布消息的简洁性。从句式上来看, 本来呈现对比状态的两个句子处于了同一个句子中。其对比性就有所减弱。在翻译中, 笔者采取分译的手法, 将其译为两句话。并用了“仅为”两个字, 突出了其差异性。这更加符合该文本网络传播的特点。

3. 语旨方面

语旨体现的是语言的交际功能。我们可以从正式程度、礼貌程度、非个人程度和可接受程度四个方面来进行讨论。作为政府预算案的原文本, 其正式和非个人程度一定是极高的。而礼貌程度和可接受程度也必定会有所考虑。这些特点在整个翻译的过程中, 都会有所体现。下面就用各种实例来进行论证。

例1:原文:.For project grants, federal policymakers set out a list of criteria that will form the basisfor evaluating applications from state or local governments.

译文:对于工程补助金, 联邦政府政策制定者就会制定一系列标准来对各州和地方政府提交的补助金申请表格进行评估。

原文中句子的主语即为federal policymaker, 这个词本身即表现出了该文本高度的非个人性。而翻译中, 笔者将它直译为“联邦政府政策制定者”这里是完全的直译。在保留了原文字义的基础上, 也体现了该文本与读者间的距离感, 这种非个人程度是极高的。

四、总结

本论文主要是针对美国政府预算案的翻译而展开的。由于此种文本术语政府类公文, 其正式性和政治性都较强。所以, 笔者选择从韩礼德的语域理论角度进行分析。分别从语式、语场和语旨的角度, 进行了阐释。其中, 还各自引入了各种翻译实例。将理论与实际将结合, 进一步论述了语域理论在此类文本翻译中的应用。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不难发现, 在实际的翻译操作中, 我们很难将语式、语场和语旨三要素分开进行考虑。在翻译中, 大多是同时考虑这三个要素来进行翻译的。由此可见, 语域理论不仅是指导翻译实践的主体理论, 更是解决翻译中种种细小问题的科学方法, 对此我们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

摘要：本文是以大量翻译实践为基础而产生的。由于此翻译实践主要是美国政府预算案翻译。因此, 笔者将语域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来展开论文。其中, 又从语域理论的三要素入手, 进行了分别讨论。并引入了大量翻译实例, 使论证更具说服力。

关键词：语域,预算案,翻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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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NEWARK P.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New York:Prentice Hall, 1988.

[5]蔡力坚.英汉实意翻译实例讲评[M].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1.

美国预算 篇9

关键词：美国联邦政府,2015财年,研发经费,预算

2014年3月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向国会提交了总额为3. 9万亿美元的2015财年 ( 执行期从2014年10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 联邦政府预算案。其中,联邦政府研发预算1354亿美元,旨在通过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改善国民健康,推动美国走向未来清洁能源,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对自然资源的竞争需求, 确保国家安全。美国2015年联邦政府研发预算中的一些投入动向值得我们关注。

1研发经费预算的构成[1,2,3]

1.1研发经费投入结构

美国联邦政府2015财年研发预算达到1354亿美元,较目前正在执行的2014财年预算增加了17亿美元 ( 1. 2% ) ( 所有比较均基于颁布执行的2014财年预算,不考虑通胀因素,以下同) 。其中国防研发预算投资695亿美元,较上年增长了1. 7% ; 非国防研发预算659亿美元,较上年增长4. 77亿美元 ( 0. 7% ) 。

从研发活动的类型来看,在基础和应用研究领域投资总额为647亿美元,较上年增长0. 4% ; 发展研究680亿美元,较上年增长2. 3% ; 研发设施26亿美元,较上年减少4. 4% 。( 见表1)

在2014年底国会确定的2015财年可自由裁量支出基础上,奥巴马新提出一项总金额560亿美元的 “机会、增长与安全计划”( OGSI) ,加强社会基础设施、教育和科研等重点领域的投资,其中53亿美元将用于研发投资,用来支持不同科技领域的变革性技术的研发 ( 这53亿美元不包括在1354亿美元联邦政府研发预算之中) 。

( 单位: 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 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 ( OSTP) ,2014 年 3 月

1.2主要领域与部门分布

美国联邦部门中没有设立综合管理科技发展的职能部门,其研发经费分布于美国20多个联邦机构和部门之中。这些单位中有的研发经费较多,在预算中设立了专门的科目,如国家科学基金会、国立卫生研究院和国家航空航天局等; 有的研发经费较少,在预算中没有专门的科目,其研发经费包括在相关科目之中。根据部门目标、性质和历史等原因, 各部门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研发经费分配渠道。国防部、国立卫生研究院、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航空航天局等的大部分研发委托外部机构开展; 能源部、 农业部、商务部、国土安全部、环保署等则倾向于由政府研发机构开展研发。

早在2013年7月,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 ( OSTP) 和预算与 管理办公 室 ( OMB ) 联合发布 了 “2015财年研发预算优先方向” 备忘录,以指导各联邦机构编制2015财年研发预算。该备忘录确定了先进制造、清洁能源、全球气候变化、信息技术、 生物与神经科学、政府科学决策、国家安全、科学 - 技术 - 工程与数学教育、创新与商业化等领域的预算优先方向。美国2014财年预算研发经费投入的主要领域如表2所示:

( 单位: 亿美元)

资料来源: AAAS,FY 2014 Appropriations So Far: A Roundup,2013. 9.

美国2015财年联邦政府研发经费的R&D经费的部门分布见表3,主要部门分布与研发计划如下:

( 单位: 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 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 ( OSTP) ,2014. 3.

卫生部下属的国立卫生研究院 ( NIH) 的预算投入为302亿美元 ( 其中研发经费295亿美元) ,较上年增加了2亿美元。NIH承担着美国联邦研发预算的分配者双重职能,在其研发经费中,约有10% 用于资助院内二十多个研究机构、6000余名研究人员的研究工作; 约85% 用于支持院外研究,通过5万个竞争性项目资助国内外2500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30万名研究人员的研究工作。OGSI为NIH提供了9. 7亿美元研发经费用于资助新的研究项目、 提高 “脑计划 ( Brain Research through Advancing Innovative Neurotechnologies ( BRAIN ) Initiative ) ” 和DARPA (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 模式项目的投入, 以及关键领域的研发投入。

国家科学基金会 ( NSF) 的预算投入为73亿美元 ( 其中研发经费57. 3亿美元) ,较上年增加了1% 。一些新领域的研究计划包括2. 13亿美元用于支持先进制造业和新兴技术的发展,如跨领域的新材料、智能系统、先进制造技术和机器人技术研究; 0. 29亿美元用于支持融合了生物学、数学、物理科学和工程学的研究计划 ( Bio Ma PS) ; 0. 2亿美元用于 “脑计划”; 1. 25亿美元信息基础架构计划,旨在推进高性能计算,创建新的研究网络和数据存储库,开发更好处理可视化数据的新系统; 0. 25亿美元用于与产业界合作的 “创新团队”计划; 3. 33亿美元的研究生奖学金计划等。OGSI为NSF提供了5. 52亿美元研发经费。

国防部 ( DOD) 的研发预算投入为644亿美元。 其中国防部科技计划115亿美元; 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 ( DARPA) 的预算为29亿美元。OGSI为DOD提供了21亿美元研究经费。

国家航空航天局 ( NASA) 的预算投入为175亿美元 ( 其中研发经费116亿美元) 。包括8. 48亿美元用于与私营企业联合开发对接国际空间站的空间载人运输; 28亿美元用于下一代深空大推力火箭和载人航天器; 7. 06亿美元用于开发具有潜力,且能够降低空间科学和探索成本的新技术; 50亿美元用于探索地球、太阳、太阳系、宇宙前沿知识; 18亿美元用于支持在气候研究、天基对地观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卫星系统; 6. 45亿美元用于开发替代哈勃望远镜的 詹姆斯 · 韦伯太空 望远镜。OGSI为NASA提供8. 86亿美元研发经费,用于支持一些颠覆性技术研发,诸如能够提高美国公司载人太空运输能力,以及能够帮助更加深入理解地球和太阳系的技术。

能源部 ( DOE) 的研发预算投入为123亿美元, 较上年增加了9. 5亿美元 ( 8. 4% ) 。其中能源部科学办公室 ( DOE SC) 的预算是51亿美元,用于基础研究和研究设施方面的投资; 能源部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办公室 ( EERE) 的预算是23亿美元, 用于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下一代生物燃料、先进节能制造、能源效率等方面的研发部署; 3. 25亿美元用于支持能源部先进研究计划署 ( ARPA - E) 转换能源的研发和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 0. 25亿美元用于支持碳捕获和存储的示范与天然气电力系统集成。OGSI为能源部清洁能源计划提供额外的资金,进一步加快清洁能源技术的开发和部署。

农业部 ( USDA) 的研发预算投入为24亿美元, 较上年增加了0. 29亿美元 ( 1. 2% ) 。预算为国家食品与农业研究所的主要研究项目 “农业与食品研究计划”增加了3. 25亿美元的投入。预算包括向三个跨领域研究所投入7500万美元,这些由总统科学技术委员会推荐的机构从事的领域诸如先进生物制造、 抗菌研究等。

商务部的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 ( NIST) 下属的联邦实验室预算为6. 8亿美元,较上年增加了4% , 用来支持一系列关键领域的研发,如网络安全、法医学、先进通信和灾难恢复能力。包括1. 41亿美元的制造业扩展伙伴计划 ( MEP) ,其中0. 15亿美元用来建立制造技术加速中心 ( M - TACs) ,旨在帮助中小制造商采用新技术来提高他们的竞争力; 预算还包括0. 15亿美元的先进制造技术联盟计划,通过公私合作利用创新的方法来解决美国制造业所面临的一些共性问题。

2研发投入特点

在奥巴马宣布2015财年预算案后,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John P. Holdren表示,“美国之所以能够占据全球领导者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其科学与技术的基础之上,2015财年的研发预算可以显现出政府部门对这一点的清晰认识。政府部门对生物医学、先进制造、环境科学、网络安全、自然资源管理、空间探索和国家安全等的研发活动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将确保美国成为创新的孵化器, 也会迎来多年的经济增长”。

2.1非国防研发预算增幅低于普遍预期

虽然科技界和一些政策分析师不断要求白宫削减政府支出,提高研发经费,但新预算案中非国防研发预算投资659亿美元,较上年仅增长0. 7% ,普遍低于预期,仅能维持主要的科研机构如国立卫生研究院 ( NIH) 、国家科学基金会 ( NSF) 以及宇航局 ( NASA) 的预算水平不出现滑落。例如,NIH的预算为302亿美元,较上年仅提高了不到1% 。而根据NIH自己设立的生物研究开发价格指数,2015年的价格指数为2. 2% ,超过美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因此,新预算案所提供的资金无法满足研发需求。虽然奥巴马通过OGSI为研发额外提供53亿美元,但人们普遍并不看好新预算案能够顺利在国会通过。

2. 2国防研发预算占国防预算的比重继续攀升,更多投向基础和前沿

相对于美国国防预算近些年的逐年缩减,其国防研发预算保持逐年增长态势,比重不断攀升。 2014财年国防研发支出比花在国防采购上的经费少360亿美元。但在2015财年预算案中,国防研发比国防采购少260亿美元。在国防研发经费使用上, 在2015年未来几年国防计划中,国防部将缩减系统开发和验证 ( SDD) 上的支出,将其从2009年的200亿美元缩减到2018年的不到100亿美元,将更多的研发经费投入到基础研究和早期开发中,前者用于技术突破,后者论证原型概念[4]。

2.3先进制造、清洁能源等领域得到了重点支持

2015财年研发经费预算案提出,联邦政府的最关键作用是通过对基础和应用研究的支持,促进根本性的科技突破。为应对美国在经济、制造业、医疗、能源、气候、环境和国家安全等领域面临的挑战。其中重点投入的领域包括:

先进制造———保持美国在先进制造领域的领导地位。2015财年在先进制造研发的投入预算是22亿美元,较上一年增加了12% 。用于支持开发和应用新的先进制造技术,例如增加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 NIST) 的实验室。通过OGSI,奥巴马计划将制造业创新国家网络( NNMI) 的制造业创新中心(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 institutess ) 数量增加到45个。

清洁能源———更加清洁发展的美国能源。2015财年预算支持投资与清洁能源的研发,提高能源效率,并鼓励负责任的国内能源生产。预算提出3. 25亿美元支持能源部先进研究计划署 ( ARPA - E) 转换能源的研发,作为能源部总投资52亿美元的清洁能源技术项目的一部分。预算还呼吁国会建立一个能源安全信托基金,在未来十年将投资20亿美元用于开发使用清洁能源的符合成本效益运输方案,从而减少对石油的依赖。

应对气候变化———提高理解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能力。2015财年预算为美国全球变化研究计划 ( USGCRP) 提供了25亿美元来支持研究提高理解、 评估、预测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能力。其他气候投资还包括OGSI中的一个新的10亿美元的气候适应基金。

2.4经费预算变化较大的研发领域、研发项目和机构

虽然2015财年非国防研发预算增幅仅为0. 7% , 但一些技术研发领域、研发项目和机构的经费变化较大1,例如:

———能源部 ( DOE) 的能效与可再生能源研发支出总额23. 2亿美元,同比增长21. 9% ,占能源研发预算总额的21. 9% 。按照具体技术类型,又可以分为车辆技术、生物能源技术、燃料电池、太阳能、 风能等[5]。

———继续对国立卫生研究院 ( NIH) 的 “脑计划”给予大力支持。2015预算案拨给该计划1亿美元的资金,而上一年只有4000万美元。

———国家科学基金会 ( NSF) 下属的7家研究理事会中,只有社会、行为和经济科学 ( SBE) 部门的预算显著增长,达到2. 72亿美元,较上年增加6% 。绝大部分增加的资金划拨给国家科学与工程数据中心 ( NCSES) ,该中心负责追踪科研、教育和劳动力的发展趋势。

———国家航空航天局 ( NASA) 的一个美德合作项目 “同温层红外天文观测台 ( SOFIA) ”经费大幅缩减。SOFIA项目打算改装一架波音飞机,使之搭载一台直径2. 5米的红外天文望远镜。NASA表示, 如果其他合作伙伴无法提供飞机绝大部分的运营预算,NASA将自10月1日起关闭SOFIA。———能源部 ( DOE) 的高能物理研究经费下降了6. 8% ,约为7. 44亿美元。

3需要关注的一些研发投入方向

3.1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跨部门重大研究计划的投入

美国联邦政府研发投入的重点领域主要有卫生、 航天、能源等。2015财年,国立卫生研究院、国家航空航天局和能源部的研发经费预算为534. 04亿美元,占全部联邦研发经费预算的39. 5% 。2014财年预算中,这三个部门的研发经费占全部的39. 2% 。

奥巴马政府执政后,为抢占新的科技制高点, 继续加大对跨部门的科技计划的经费支持。美国跨部门的科技计划,例如国家纳米技术计划、网络与信息技术研发计划、气候变化研究计划等。2015财年科技研发经费预算案重点提到三个通过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 NSTC) 和其他组织协调的跨部门研究计划,分别是美国全球变化研究 ( USGCRP,预算25亿美元) 、网络和信息技术研发 ( NITRD,预算38亿美元 ) , 国家纳米计划 ( NNI, 预算15亿美元) 。

3.2斥资建设制造业国家创新网络

2013年7月, 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十年内使 “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 中制造业创新中心数量达到45个,并在2015财年预算案中进行了重点计划部署。2012年3月启动的 “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是对美国 “再工业化” 战略的贯彻落实,是从国家战略层面提出的促进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属于 “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的组成部分,根据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的建设目标,每个制造业创新中心专注一个区域性制造群,将作为创新集群的核心,凝聚企业、大学和社区学校以及联邦机构共同投资技术领域,通过促进开发新的突破性技术、生产工艺、产品和教育项目,克服先进制造技术快速高效商业化的障碍。每个创新中心根据区域需求设定项目,强化先进制造领域现有的或建立新的创新生态系统,成为世界级的先进技术与服务区域中心。

2012年8月,首个试点性的国家增材制造创新中心成立,目前已启动4家,在2014年底有望达到8家。如果美国建设45个制造业创新中心的计划得以落实,每一个中心涉及的技术都可能对未来全球制造业产生深远影响,形成的产业有巨大商业潜力, 对于美国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将具有重要意义。

3.3推动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计划实施

2007年 “美国竞争力行动” 计划提出: 美国如果在今后的经济领域中竞争不过其他对手,应该归咎于今天对科学、技术、工程学和数学的忽视和对这一领域劳动力发展的投入不足。2011年 《美国创新战略—确保我们的经济增长和繁荣》 报告强调要用21世纪技能来教育美国人并培养出世界一流的劳动力,推动社会各界关注教育改革,尤其要重视STEM教育。2013年5月美国推出 《联邦STEM教育五年战略计划》,提出2020年前培养10万名STEM教师。

STEM教育计划产生的背景是美国针对21世纪学生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素养缺失; 大学科学、 技术、工程和数学学位毕业生不足; 大学培养的尖端科技人才短缺等问题。美国政府对STEM教育重视的根本是要确保美国在全球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 确保美国教育体系能够培养面向未来的世界一流劳动力,从而迎接21世纪的就业挑战。在2015财年预算中,计划为STEM投入29亿美元,较上一年增加了3. 7% 。

4几点启示

4.1OSTP和OMB联合发布的“研发优先方向备忘录“对政府部门研发预算编制的重要指导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 ( OSTP) 和预算与管理办公室 ( OMB) 在2013年发布的 “2015财年研发预算优先方向”备忘录为政府机构编制2015财年预算案概括了科技优先方向。这些优先方向立足于政府以往的预算以及 《美国创新战略》等文件中所体现的优先方向,对各部门研发预算编制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2015财年备忘录要求从事互补性活动的联邦机构在预算编制过程中应相互协商,协调资源,以最大限度的发挥投资效果,并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备忘录提出,在科研投资组合中,鼓励联邦机构明确并努力实施具有远大目标的 “大挑战”计划。联邦机构应考虑增加国际科学合作和伙伴关系,研究双方共同关心的领域,推进美国政府在全球健康和全球发展方面的优先方向,并分担大型研究项目的财务负担[6]。

4.2STEM教育计划为培养复合型创新性人才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STEM计划已经不单是单纯的学科或课程层面的事情,更多代表了美国创新战略下的一种人才、教育和科技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在推动STEM计划上美国政府呈现出思想上的高度重视,资金上的大力投入,以及多部门协同行动等特点,动员了包括国会、教育部、国防部、能源部、农业部、卫生部、 内政部、交通部、商务部、国土安全部、环保局、 国家航空航天局以及国家科学基金会等联邦政府机构,以及州政府的相关机构、高等学校以及公司、 个人和各种民间的协会组织等的力量。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按照创新驱动发展顶层设计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如何与时俱进推动科技与教育的紧密结合是目前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借鉴STEM教育计划的理念和组织实施机制,将会对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等多个领域产生系统性的影响,对于我国产业的转型、劳动力水平提高也将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4.3密切关注近一时期美国政府在推动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一方面,制造业复苏是美国的核心战略之一, 奥巴马指出保持美国经济长期竞争力的根源在于加大对先进制造的投入。自2012年以来,美国在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领域的投入不断加大,2015财年预算较上一年增加了12% 。同时,应当看到,美国正逐渐成为发达国家中制造业生产成本最低的国家之一[7],能源价格下降将进一步增强其制造业竞争力。

美国预算 篇10

绩效审计项目的选定

本例的立项依据是市长要求审计局就预算中与警察局削减预算有关方案进行审核，并就如何在削减支出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保持上街巡逻的力度，有点类似于我国“领导交办事项”。在美国，政府绩效审计部门一般是对议会负责，这类立法机关里面有各种的委员会，大多掌握着各种预算，所以美国政府审计有大量应议会要求而执行的项目。

除了这种“领导交办事项”的立项外，美国绩效审计的立项，还有法律法规规定的审计，周期性的审计，风险分析确定的审计，以及当前强调的事项审计，比较值得一提比较的是通过风险领域分析选定审计项目的方法，审计机关通过对审计领域进行分析，结合往年的审计、社会关注等因素，列出高风险的领域，然后从中选取绩效审计的项目。

美国绩效审计的内涵

绩效审计，performance auditing，performance在英文中的本义里与绩效审计相关的是“2.履行，执行3.表现，行为，成就4.性能，工作情况”，其中的3、4是与我们一般所言的“经济、效率、效果”3E的定义差不多的，而实际上，美国的绩效审计里面，“2履行；执行”的内容也非常多。

这是因为议会的需要对于政府的绩效表现进行考核并据此决定预算，审计部门在某种程度上担任一种咨询者的角色，提供决策参考。就本例而言，由于市财政吃紧，议会决定要削减预算支出，警察系统的开支是大头，所以议会打定了要拿警察系统开刀，审计局接受任务去从绩效审计的角度去评价这刀应该怎样动，才不至于对社会治安带来太大的负面影响。

绩效审计的咨询角色与审计的客观性的冲突。根据绩效审计提出审计建议，本身从理论上对审计的“独立、客观、公正”造成潜在的损害。因为审计的角色毕竟是评价而不是决策，而尚缺乏明确的边际和规范的建议难免带有影响“决策”的意味，比如，审计师建议采取某种改进措施，而被审计单位也接受了该项建议，虽然决策依然是被审计单位作出的，但这个决策的源起确又是审计师，如果该决策真的起到了好的效果，对审计机关而言自然可以作为一项业绩。即便是这样，无论是审计师跟踪审计意见的落实情况也好，还是对同一个审计对象进行再次审计也好，必然就面对着如何去评价当初提出的审计建议，已经成为被审计审计对象的决策的一部分的问题，这就是某种程度上的自己审查自己了，毫无疑问会损害了审计的“独立、客观、公正”。更为难堪的是，如果审计建议实际上令事情变得更加糟糕呢？审计师又如何去面对和评价这样一个结果，又该如何缺追究责任？因此审计师的专业就尤为重要，要足够专业去提出合理的合适的审计建议，还需要审计师与被审计单位的充分沟通，充分听取被审计单位的意见。

本例的审计报告没有对如何裁员的分析，重点是指出存在太多高薪主管，给市政带来非常高的成本，建议进行管理架构重组，削减高薪职位，将部分高级警官转成巡逻警，警察局同意了市审计局的审计建议。

绩效审计的效用

但是市议会可能还是觉得审计报告建议的措施不够给力，对减赤帮助不大，所以还是计划大幅裁减圣何塞警队350人，而圣荷塞市警察局约有1400名警察，其中1000名是巡警。虽然审计局提出了相当有水平的一系列审计建议，警察局也全面接受了所有审计建议，最终却是审计报告仿佛被决策者抛到—边的结局。

对于市审计局而言，审计报告后面附上的警察局的回复意见，对于审计建议是全盘接受的。审计也并不是一个决策机构，所以对于在市审计局在得到市警察局的配合完成审计任务后，依然无法避免的市警察局的裁员局面，市审计局谈不上工作上的失责或者工作没有意义。当然，如果市审计局的一份绩效审计报告可以换来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警察局采取审计建议后不必裁员都可以满足削减预算的要求，对于审计这个行当来说，无疑是很长脸。无论如何，审计还是要端正心态，做审计的时候是不能去质疑政策，而做完审计后也更加不能质疑政策。

绩效审计的绩效

就本例的绩效审计本身而言，算是比较成功地完成了自身的任务。但是如果将视野放大，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要削减预算，拿警察局开刀，这种做法本身是否符合合理？如果不合理，也就是说大前提是错的，那么这个绩效审计项目关注的只是如何开刀的技术性的问题，这种绩效审计严格来说是否达到促进绩效的本源目标？

警员数目大幅减少，最受帮派份子和匪徒的欢迎，因为他们将有机可乘。警方对罪案作反应的时间将会减慢，巡逻和调查将会减少，对市民最不利。最好的证明是去年市府取消警队的帮派小组后，圣何塞帮派罪案立即暴升，圣何塞近年来发生的凶杀案大部分就是与帮派有关。

一个很简单的逻辑是经济不景气，失业人员增加，甚至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也必然增加，意味着犯罪率有上升的基础，在这个时候本应该加强警力，但是经济的不景气同样影响到财政收入减少，财政预算削减，在这种情况下，财政开支的大头，警察系统的预算反而被削减，意味着警察的人手将会缩减，警察的土气也会受影响，此消彼长，犯罪率焉有不上升之理？犯罪率的上升必然会带来经济上的损失，反过来又会拖累经济，影响财政，只能进一步削减预算，进一步缩减警察人手，这简直是一种可怕的负循环。而绩效审计在这个负循环中似乎起不到太多正面的作用，细枝末叶的技术性的绩效审计对于整个大局面而言实在没有太大的意义。

如果说美国人不懂这个道理也是不可能的，只是在财政吃紧的情况下，很多支出如社保等又是动不了刀子的，只能是柿子挑软的来捏，无论削哪一方面的方面的支出都有不良后果的，关键时候，作为政治人物，可能还是更加关注的是保护自己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利益，还有保护选票是正道，这些就是属于“讲政治”的范畴，也是即便是“无所不包”的绩效审计也实在包不了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