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事件与媒体报道

突发事件与媒体报道（精选十篇）

突发事件与媒体报道 篇1

(一)突发事件的基本含义

根据2007年通过的国家《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在这里,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其称为天灾人祸。

(二)突发事件的特点

在“地球村”理论这一背景下,突发事件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而且由于事件之间的普遍联系性,处置不好会产生连锁反应。

1.突发性更强。突发事件具有不可预测性,我们不能准确地预测地震和其他灾害,如非典这种新型传染病无法事先预知,类似美国9·11这样的恐怖袭击也很难严格防范。突发事件本身的突发性与突发本身的不确定性密切相关。由于突发事件受各种因素影响,其产生的原因、后果、变化发展的方向不明确,不能有效预防。

2.后果危害性。突发事件大多为自然或社会灾难,即所谓“天灾人祸”,涉及人民生活和社会稳定,具有不同程度的破坏性。“蝴蝶效应”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突发性事件的破坏性。“蝴蝶效应”是气象学家洛伦兹1963年提出来的。“蝴蝶效应”在社会学界解释了一个坏的微小的机制,如果不及时地引导、调节,会给社会带来很大的危害,被称为“龙卷风”或“风暴”。而一个好的微小的机制,只要正确引导,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将会产生轰动的效应,或称为“革命”。

3.连带性更广泛。一个突发事件的爆发可能由于“多米诺骨牌效应”引起连锁反应。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当一个危机引起另一个危机时,叫作连带效应。因为这些危机就像一粒石子投入池水中引起阵阵涟漪那样,对外部会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2]当突发事件爆发的时候,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增加,这时候人们首先希望从媒体获得相关信息。我们从9·11事件中可以充分感受到媒体在突发事件爆发时的重要作用,媒体在整个事件中成为一个积极的告知者、定位者和引导者。

3.扩散期的协调功能。在突发事件的扩散期,媒体报道是“导航员”和“催化剂”,是对各种违规或不负责任行为的监督。媒体强大的舆论压力可以减少为了小我利益而对民众不负责任、因缺乏社会公德而导致危机恶化的个人行为发生。同时,媒体报道是宣传教育的极好契机,它可以激发人们关注受灾群体或弱势群体,另外,媒体的协调功能还体现在对于受灾群体或者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上。

4.消退期的反思功能。传播学的5W为传播学规定了基本的研究框架。突发事件爆发的强度大大减低,是其处于消退期的时候,此时事件处于一个可控制的范围。这时媒体的主要作用是对整个危机事件中显示出的各种问题认真总结和思考,把挑战转化为发展的机遇,防患于未然。我们从突发事件处理中吸取的教训使得社会在以后面对类似问题时能够采取及时合理的措施去解决,使社会更加稳定。

三、媒体的责任和使命

(一)媒体在突发事件中的传播报道策略

运用“平衡”的手法进行报道,更准确地反映客观事实全貌。简而言之,“平衡”的实质是尊重表达权,用事实说话。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价值。在新闻报道中,首先,媒体在报道突发事件时要对灾难事件中的受灾群众给予充分尊重;其次,注重人文内涵,揭示灾难中的信念精神。

(二)突发性事件报道中新闻媒体存在的不足

1.灾难预警报道的缺失。灾害事件发生时,新闻媒体必须发挥带头作用,及时作出预警报道。对于自然灾害,预警性报道有利于相关部门作好充分准备,最大可能地降低灾难带来的损失,其重要性不可忽视。

2.新闻价值取向的迷失。在新闻报道中,我国媒体一直以来奉行“灾难不是新闻,抗灾才是新闻”的报道策略。在报道中应该平衡两者的关系,而不是一味地偏向一方。只有冲破媒体从业者个人新闻价值观的束缚,新闻媒体业才能得以发展。

(三)突发性事件新闻传播的展望与思考

提高对突发事件发展走向的预判能力,转换新闻观,完善调控机构。在速度上抢占先机,防灾才能更及时。由于我国媒体在某种程度上是党政府和的“喉舌”,当灾难发生时,媒体会更多地关注政府的反应。这种调控机制对维护社会稳定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有时正常的信息传输也受到影响。希望这种机制能够不断完善,社会得以不断发展。

提高新闻从业者素质。较之一般的新闻,突发性新闻的报道要求媒体从业者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包括身体素质、心理素质、业务能力等,尤其是新闻记者人文关怀素质的要求。对于灾难性新闻报道来说,人文关怀恰恰是最重要的,“灾难无情,人有情”,在灾难面前如何展现人的力量和智慧,关怀与同情是非常重要的。

四、结语

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发展,“灾难无情,人有情”。在突发事件面前,我们更应该理性地对待它,展现人的力量。新闻媒体在突发事件报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要做好突发事件的报道,认真反思和总结不足,把人文关怀贯穿到报道的始终,肩负起一个媒体应该扛起的责任。

参考文献

[1]罗伯特·希斯(美).危机管理[M].中信出版社,2004:9.

[2]梅尔文·德弗勒,等.大众传播学绪论[M].新华出版社,1990:353.

[3]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85-223.

[4]杨青波.新媒体环境下突发事件的信息管理与舆论引导[J].新闻知识,2009(1):63-65.

[5]蹇莉.突发事件的媒体应对策略——以汶川地震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9):174-178.

[6]雷蔚真,王天骄.新媒体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应用——以汶川地震中的信息需求与运用为例[J].国际新闻界,2008(6):39-44.

面对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与媒体应对 篇2

正确理解政府与媒体之间的关系

政府和新闻媒体可以说是一对“欢喜冤家”，彼此之间的关系既是相互合作、相互依赖，但有时又会产生矛盾。政府工作需要通过媒体来争取群众的支持和理解，媒体也对政府部门丰富的新闻资源更欢迎。同时，媒体是社会舆论的重要监督力量，有对政府部门实施监督的义务。面对媒体有失客观的负面报道时，有些政府部门无疑会感到愤怒和委屈。其实，政府部门和媒体之间的关系并非对立，只要从大局出发，把握住了相互需求，相互体谅，努力实现双赢，很多方面会取得一致。如果我们只考虑自身需要，不考虑媒体和群众需要，强硬要求发布对自己有利的消息，不准发布不利消息，不仅会引起新闻媒体和社会群众的反感，也违背了政府执政的基本原则。

加强舆论引导工作的策略和方法

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关键是提高舆论引导的有效性。政府部门通过对外加强沟通合作，对内强化自身素质，提高媒体应对的能力，增强舆论引导的有效性，争取社会舆论的主动权。对外沟通合作要求有关部门要善于和媒体搞好关系，要以交朋友的态度，以诚相待、主动沟通、加强联系，通过媒体来促进政府的工作，以新闻的形式来达到宣传意图，有效扩大正面评价，及时化解或减弱负面评价，塑造政府部门的良好形象，优化政府工作的外部环境。常态工作中的媒体应对。一是搭建与媒体的互动平台，定期发布消息，加强交流，增进感情，实现双赢。建立定期的新闻发布会制度，主动、诚恳地加强与媒体的沟通，充分向媒体提供政府工作信息，达到实现政务公开和占领舆论阵地的双重目的。同时，还可以定期或不定期根据工作的需要举办见面恳谈会、听证会等，及时向媒体通报情况，倾听媒体的意见和建议，以赢得媒体的理解和支持。二是做好舆论引导的策划。在新政策、新规定以及工作推进中的新举措出台前，预先制定舆论引导的工作方案，以保证舆论引导在前。根据政府工作进展，有计划、分阶段地进行舆论引导，既有效地开展了工作，又避免引起媒体的负面炒作。

突发事件状态下的媒体应对策略。处理突发事件媒体舆论应对的策略主要在于，通过与媒体的合作，快速收集事件信息，发布官方信息，解疑释惑，最大限度地控制危机信息传播，化解或减少危机造成的损害。其中，在信息发布上主要体现三说原则，即抢先说、不断说、统一口径说。突发事件发生后，应该立即启动舆论应急预案，主动联系媒体，力求在第一时间准确发布信息，及时、坦诚表明官方的立场态度、处置意见和工作进展，才能抢占先机，赢得主动，引导受众理智客观地看待问题，平息萌芽中的受众非理性舆论压力。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气会、恳谈会、听证会等互动形式，及时答复来自媒体的各种质询，有针对性地向媒体做好说明解释，不给媒体进行炒作性报道的机会。同时，还可以组织正面宣传，树

立正面典型，引导媒体和公众更多地关注正面信息。对内强化自身素质，采取有效措施，增强领导干部媒体应对能力和水平，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突发事件与媒体应急机制建设 篇3

怎样进行电视媒体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反应机制的建设，是我们居安思危应重点思考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如果当事件突发时我们才“临时抱佛脚”显然是不行的。突发事件有着与一般新闻事件完全不同的性质和条件，有着重大的社会影响。报道的不慎或把握得不好，将会产生严重后果。也正因如此，在事件未发之时，我们就应理性地选拔一流的人才，做好可能应对的突发事件的准备，从而使在事件真的突发之时，就能有一批素质优秀、准备充分、头脑清醒的一线记者队伍，使电视媒体对突发事件的报道有一个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建立一套完善的应付突发事件的工作预案。对突发事件的报道，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牵涉到媒体运作的方方面面。进行电视传媒报道，“骑驴看唱本——走到哪儿看到哪儿”是不行的，必须未雨绸缪，准备于事件未发之时。对采访方向、播报要点、人员分配、设备配置、后勤保障等要素都一一安排到位，明确到人。要充分考虑对突发事件报道复杂性、特殊性和艰苦性预案的设置，既希望于“大兵团作战”的速战速决，也要考虑打“持久战”细水长流的工作准备。总之，预案考虑的不利因素、复杂条件越充分，工作做得越细致、越周到，当突发事件真的来临时，我们就有了打胜仗的基础。要积极开展应付突发事件的演练。平时的演练是實现应付突发事件的一个重要环节。积极的演练一方面可以检验我们预案的可行性，通过演练发现准备工作的不足，修正我们的预想失误。另一方面，通过演练可以煅练我们的队伍，提高对担负应付突发事件的人员的实际工作能力，减少突发事件面临时可能出现的失误。

怎样看待突发事件是媒体应急机制建立最基本的逻辑起点。面对突发事件，电视媒体的责任就是把真实的事实告诉大众。所谓“真实”就是准确、客观。当然，准确、客观并不是一种盲从的就事论事，浮光掠影，人云亦云。对客观事物的反映，无不带有人的主观意志。突发事件一般都带有一定的灾难性，可以说不是什么“好事”。但常言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正是因为它的灾难性，就越发显现出媒体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发出第一个声音的重要性。因为“第一个声音”会对人们给予“先入为主”的深刻印象，并成为影响人们了解认识事件的主流观念。回顾2004年9月1日俄国南部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市第一中学的人质事件，俄官方媒体的教训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一方面，当事件发生后，其官方媒体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在9月1日晚，以警方面孔公布的人质数字为120人到150人；以后又以官员身份出来宣布为354人、400多人。然而，当整个事件尘埃落定后统计，这次事件死亡354人，受伤428人，260多人下落不明。由此计算，人质实际人数应在1000人以上。如此之大的数字差异，受损害的不仅仅是电视新闻媒体本身，政府的公信力也无疑受到巨大的伤害。我们必须看到：人们对突发事件有一个遭受打击、思考解决、承受现实、逐渐平静的心理过程。这一切的变化都是围绕着客观现实这一基点发生的，而事实本身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事件最终水落石出后，一切终究都会摊在阳光下，不论出于什么原因、目的（是好心怕受众不能承受，还是有意隐瞒事实真相，或是别的什么事情的干扰），报道内容的失实，结果都是一样：办了一件坏事，损害了自己和政府的形象。再进一步思考，我们可以肯定，当突发事件的事实被歪曲之后，真相大白的人们定会在突发事件的波澜余波未平之时，再掀起另一股狂涛，其矛盾的指向性就会对矛盾的对象产生质的变化，这对整个社会的稳定是十分有害的。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世界各电视媒体后期对俄别斯兰人质事件如实的现场报道，使世界舆论对俄罗斯反恐的意志和做法得到了最广泛的认同和支持，反恐的“天平”开始向俄罗斯倾斜。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对突发事件的报道，我们不能去改变事件发生的事实本身，却可以影响人们对事件关注的视角和立场。确立了一个在实事求是基础上的对突发事件的认识、理解和定位，就确立了对突发事件报道把握的正确出发点，也会为突发事件的圆满解决，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如何播报突发事件，是媒体应急机制应思考把握的重点。对突发事件的报道，谁掌握得更及时、更全面、更准确、更深刻，谁就能引领人们的视野，影响人们的价值判断，成为舆论导向的主流，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次俄别斯兰人质事件中，凤凰卫视在解救人质事件突发的第一声枪响之时，就用电视画面告诉了世人，并将以后的栏目无一遗漏地转入别斯兰人质事件之中，其应急能力可见一斑。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把时光向上追溯到美国的“9·11”和美军沙漠风暴行动及伊拉克战争，凤凰卫视都无一例外地几乎在第一时间走在了世界媒体的前面，这一切值得我们的电视媒体学习和借鉴。

对突发事件的报道有一定的风险性，要谨慎对待无疑是正确的。我们谁都不希望其发生，但谁也保证不了其不发生。正因如此，我们对此不能像沙漠逃生的鸵鸟，把头藏在沙土里就自以为安全而自欺欺人。正视灾难，勇敢面对，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成熟的表现。我们中华民族就是在无数的灾难中自强不息、愈挫愈勇的民族。让电视媒体勇敢地去正视和面对突发事件，是一种大智慧和大政治勇气，是一种超然于突发事件本身的气魂和能力的体现，是一种以人为本并相信党和人民能够共渡难关、同心同德、风雨同舟的自信。我们还应看到，今天的社会已发展到信息时代，无处不在的网络已使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加透明，对突发事件采取“堵”的方法已不可能。古人讲：谣言止于智者。所谓“智”就是聪明，而“聪明”被司马光释为：聪以致微，明以察远。当细微之处和整个事件都公之于众时，谣言也就没了市场，而没有了流言飞语，才会有社会真正的安定和团结，电视媒体开展对突发事件报道的意义也在于此。

（作者单位：武汉市广播电视局江汉管理处）

突发事件与媒体报道 篇4

1 突发事件的概念及特征分析

一般认为突发事件是不可预见的,是一些灾难性的事件,但突发事件并不是某一件灾难事件,深入细究,会发现突发事件概念很广泛。虽然国内外有关专家和学者都概述过突发性事件,但时至今日依然没有被公认的清晰明确的概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安全,急需要采取解决措施的公共安全事件。发生突发事件通常都是由性质各异、影响力差异、形态各异,不可预见的事、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难以预料事态发展情况、激化的社会矛盾等事件,势必会阻碍着国民经济健康稳定运行,还会影响着人们日常的生产生活等。总结突发事件具有如下几点特征:1)事件发生不确定性,在影响因素、发生原因和发展方向等都没有任何规律,难以把握和预测;2)事件发生具有偶然性,事件以哪种方式发生,怎样发生、如何发生,都是公众难以预知的;3)事件发生具有的破坏性,很多突发事件都是社会灾难或者自然灾难,无论其规模多大或者性质如何,都会为社会经济带来很大的损害;4)突发事件具有广泛关注性,突发事件一旦发生,会威胁着社会正常有序发展,影响着社会和谐发展,容易引起社会各界人们的广泛关注;5)突发事件具有连锁反应性,发生的某些突发事件很可能是各种矛盾激化产生的后果,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矛盾与危机融合在一起,最终导致整个社会动荡不安。突发性事件具有很大的消极影响,也影响着社会经济的稳定正常有效运行,在无形之中给社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和冲击。再加上各大媒体在报道突发事件时,与常态信息报道的突发事件。二者有很大差异,在不同程度上激发出人民群众对信息的需求,具有很大的新闻价值。因此,在发生事件之后,突发事件很快就能成为舆论媒体关注的重点。

2 新媒体语境下媒体报道和沟通策略

2.1 准确及时报道突发事件

舆论是一面镜子,将社会各界解决公共领域内的问题的态度和建议及意见全部映照出来。舆论能影响社会发展,既可以兴邦,也可以亡国。而突发事件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利益,并且集中了大量的信息,势必会对整个社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要求广大媒体必须要及时报道突发性事件,掌握好各项突发事件的报道视角和传播量,进而满足广大受众的知情权。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下,媒体技术呈现出飞速发展的趋势,怎样才能充分利用新媒体,真正减压突发事件带来的舆论,这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媒体应及时准确地报道事件动态,建构事件传播语语权和公信力,满足广大人们群众的知情权。相反,越是限制信息传播,人民群众越是会对事件动态议论纷纷,导致以讹传讹,最终事件动态呈现出多种形态。因为在人群高速流动和无所不在的具有隐匿性的社交新媒体环境里,任何遮蔽都会导致受众更大的探奇和围观心理。所以,唯有确保信息透明化,才能从追本溯源,克制谣言的传播。在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记者,也是传播者,还是受众,三位一体,在事件发生的现场就可能把信息传播出去了。因此,在发生突发事件时,应及时获取和发布信息,掌握信息主动权,加强收集、研究、判断各种舆论信息,加强互动和引导,使人们及时掌握最新的、最准确的信息动态。孙玉胜说:“在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早发布要比晚发布好,发布肯定要比不发布好。其实道理是非常简单,发布是政府主动进行,解释是政府被动进行;按照一般事情发展规律来讲,发布是被人们群众所信任的,而解释通常都是被公众所怀疑的。”

2.2 加强网络“把关人”职能

以移动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新媒体突发事件舆论引导,体现在控制谣言、不良信息和负面言论上。因此,必须加强网络监督“把关人”职能,使其扮演好提供信息者、规范信息者、监督信息者等角色。在发生突发事件之后,信息并不是很完善时,事实背景材料也不健全时,各大新媒体应充分进入到应对突发事件状态中,阻止、过滤一些偏激的言语,整合各个空间话语,在交流过程中,引导大众舆论和推进正确舆论信息的有效形成。另外,突发事件具有较强的新闻价值,一旦发生之后肯定会成为社会舆论广泛关注的焦点,面对众多移动终端和网站,如果只借助建议和交流,公众的思想难以统一,无法达成共识。所以可精心培养高素养、高水平、观点正确的意见代表,组合成为“意见领袖”团队,引导着受众走出新闻舆论的盲点,正确认识事实和舆论发展态势,为事件的顺利解决提供良好契机,从而化危为机。

2.3 强化舆论引导合力效应

面对一些突发性的事件,各大媒体间互相合作彰显出一种取长补短的态势,能够最大程度整合和优化信息,最大限度地发挥舆论引导合力效应。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提供了较为宽松的舆论空间,具有便捷性、互动性、体验性和娱乐性等优势,既可以提高传播效率,也能将社会舆论直接反映出来。但在我国新闻体制下,传统媒体具有新媒体所不具备的权威等特点。而且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两者在受众面上有很大的不同,覆盖面也不同,因此在报道突发事件中,应让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有效融合,并介入相应的报道,在引导舆论上形成一股合力。

2.4 避免出现舆论污名化状况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诺贝特斯·埃利亚斯认为,污名化是某个群体将低劣人性施加在另一群体上,并进行努力维持的过程。历年来,大众传播和社会舆论都是污名化的主要推手,在信息时代的今天,更加深了污名化的程度。在突发事件传播信息和引导社会舆论过程中,新媒介传播角度、预设事件价值、设置议论题目等方面,所彰显出的倾向性直接影响着社会舆论,但在现实社会里,一旦引导不准确,很有可能在媒体放大下,导致污名化现象出现,致使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因偶然事件的发生,承受着各种议论和攻击,造成局部问题严重化、普通问题热点化。所以,政府关于引导舆论定位目标和应对策略对于稳定社会而言是重要的,要充分利用信息把关与媒体管理工具和手段,通过设置议程、选择传播框架等引导舆论,避免由于信息传播不正确和舆论信息引导不当,而出现污名化情况,从而更好地解决突发事件。

3 建构突发事件的舆论应对机制

3.1 从传播学的角度

从传播学角度来进行分析,突发事件舆论引导需要来看,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主体应该为媒体。但是从当前我国舆论引导主体来分析,政府的引导职责更大。这样的一种发展形势,主要是由于我国新闻媒体属于国有性质所决定。此外,一些机构以及个人在舆论引导作用方面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随着新媒体的高速发展,当突发事件发生时,受众能够迅捷地从新媒体平台来获取相应事件信息,并且在新媒体平台的作用下,个人的舆论引导功能也得到了相应的放大。新媒体成为了一种新型的传播形式,其影响力也增强了突发事件的传播效率以及范围。只有制定相应的管理机制,才能够改变我国传统媒体在面对突发事件时,不能及时反应的现状。因此,应该加强引导新媒体公信力建设,通过真实可靠的信息来引导受众,并及时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从而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进而改变受众的心理态度和行为方式。

3.2 从执行角度分析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想要做好舆论引导工作还需要认真做好执行层面的工作。从舆论引导的本质来进行分析,其工作本身就是一种较为程序化的工作。因此,要做好舆论引导需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来加强舆论引导。1)加强舆论引导,对于突发事件要进行及时了解,认真做好舆情监测工作。同时,需要针对广大民众的关注点来进行分析,了解民众对其突发事件所秉持的意见。通过不同渠道来收集整个事件发展的舆论态势,并且结合事件发展来进行合理化、规范化地分析与评价。以正确的舆论导向来引导民众。同时还需要认真分析产生负面舆论的主要原因,这样才能够正确处理舆论以及引导舆论。2)制定相应的舆论监测机制。结合当前民众的心理状态进行了解,掌握相应的舆情引导技巧,构建政府、媒体、公众等多个层面的公平对话机制,实现在舆论引导过程中,能够多方联动。这样的一种联动机制,可以让相关机构对民众诉求进行及时了解,并且通过公平对话来做出正确响应。媒体也在政府及民众的监督下,准确及时地对突发事件进行报道与传播。广大民众则需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合理传播自己的建议。

4 结束语

新媒体加快了传播信息效率,实现了传统单方向信息传播模式转变成为双向传播信息模式,为广大普通大众提供互动、交流、沟通的信息平台。在面对各种突发事件时,新媒体要充分发挥其作用,成为传播信息、交流意见的平台,引导社会民众正确看待社会舆论,这需要不断创新、不断探索,在探索中查缺补漏,遵循舆论产生规律,掌握社会舆论发展动向主动权,努力在人民群众心中建立起权威感、职责感,推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力峰,陈昶洁.新媒介环境下创新舆论引导方式探索[J].今传媒,2014(11):24-25.

突发事件与媒体报道 篇5

——基于“邓玉娇”事件的个案分析

内容摘要：新媒体事件是当前学界热衷探讨的重要话题之一。本研究以“邓玉 娇”事件为个案，选取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主贴、《南方都市报》报道、地方政府公开的文本分别代表公众、媒体、政府信源的意见，运用内容分析法探讨了新媒体 事件的议题建构。研究发现，在“邓玉娇”事件中，三方信源建构了各自不同的议题。在议题建构的过程中，三方展开了博弈与互动，公众和政府展开了激烈的议题 争夺，在社会问题上，公众和媒体具有共同话语。公众和媒体在讨论事件背后的社会问题时合力“触发”了公共议题，虽然政府对公共议题表现出了一定的惰性，但 是，它同样需要公共议题。公众、媒体、政府三方对公共议题的共同需求使得公共议题得以生成和存在，而公共议题的存活则赋予了“邓玉娇”事件普遍的意义和合 法性，为事件的解决创造了条件。最终，由公共和媒体开启、政府认可的话语运动推动了公共议题实现其针对个案的诉求，促成了“邓玉娇”事件的解决。能够引发 公共议题的部分新媒体事件具有促进社会改革进步的巨大潜力，但是，个案如何触动体制性变革，则取决于话语运动与政策议题互动的张力和结果。

关键词：新媒体事件“邓玉娇”事件 议题建构 公共议题 话语运动

一、前言

新媒体事件又被称为“网络事件”，指的是经 过以网络为主要代表的新媒体的广泛参与和传播而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事件（陈浩、吴世文，2008；杨国斌，2009）。这一概念脱胎于美国传播学者丹尼 尔·戴扬（D.Dayan）和伊莱休?卡茨（E.Katz）于1992年提出的“媒介事件”（media events）的概念（Dayan & Katz,1992），2006年被首度用来指涉“扩展了的媒介生态体系”环境下的媒介事件（Qiu,2006；Qiu,2008；邱林川，2009）。

近年来，中国大陆发生了系列新媒体事件，如沈阳刘涌案、孙志刚事件、深 圳妞妞事件、山西黑砖窑事件、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厦门PX事件、华南虎事件、三鹿奶粉事件、躲猫猫事件、邓玉娇事件等，给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带来了诸 多触动与变迁，集中体现了网络媒体的社会力量, 标志着我国网络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转型（邱林川，2009）。因而，新媒体事件成为当前学界热衷探讨的重 要话题之一，多维度、全方位、立体地解读新媒体事件是一项重大而迫切的课题。

目前，新媒体事件研究尚处于“系统分析尚处草创阶段”（邱林川、陈韬文，2009），未能形成清晰的脉络和完备的体系。在现有研究中，概念和分类等描述性问题是较多讨论的议题（尚香钰，2008；邱林川、陈 韬文，2009；周葆华，2010）。针对其传播机制的研究发现，它主要采用了 “悲情”和“戏谑” 两种“情感动员”手段（杨国斌，2009），以及 “共意动员”的动员策略（高恩新，2009）。最近，有专论探讨了新媒体事件中的受众角色（龙佳，2010），还有论者尝试开展跨学科研究，从社会学视角 研讨了新媒体事件的传播效果、传播模式与社会影响等（刘箐，2010）。研究者们大多对新媒体事件的社会影响持积极乐观的态度，认为它能够打破官方的话语 垄断权（蒋建国，2009），实现网络社群的自我赋权（陈浩、吴世文，2008），以及推动社会权利的重构等（李赢、刘真，2008），具有制度变迁和社 会导向意义，有利于中国公民社会的构建（连水兴，2009）。当然，也有研究者担忧它容易导致网络舆论暴力,违背了商议民主精神，或许将成为中国民主化进 程中的主要障碍（韩敏，2010）。这些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本研究以“邓玉娇”事件为个案，通过探讨公众、媒体、政府三方对它的议题建构分析新媒体事件的形成机制，回答它何以成为事件，何以能够成功的问题，回应《南方周末》之问——“邓玉娇案，在法律意义上颇为普通 的刑事案子，为何却在短短数天内演变成牵动全国的公共事件？” 以及人们的质疑——“网民民意的力量到底有多大？”立足细致的案例分析，本研究能够为我们 更好地理解新媒体事件提供新的思考和借鉴。

二、理论框架

（一）议题建构

美国 传播学者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Maxwell McCombs)和唐纳德?肖(Donald Shaw)在1972年发表的论文《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 能》中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指出大众传媒突出强调的内容（议题）会影响受众对它们重要性的认知和排序。后来，研究者们在证实媒介议程设置效果存在的同时 也开始质疑其假设性前提：进入公众议题的必须首先是媒介议题，但实际情形是“尽管有很多议题想引起公众注意，但只有很少的议题能成功地进入公众议题”，媒介报道的内容只有一部分能够成为公众议题。为此，兰和兰（Lang & Lang,又译作“郎氏夫妇”）根据对“水门事件”如何在公众中形成议 题的研究，提出了“议题建构理论”(agenda building)以修正和发展议题建构理论，认为一个问题从新闻报道到成为公众议题的过程需要一段时 间，并要经历几个步骤。

议题建构还是一种“集合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媒介、政府和公众相互影响，决定什么是重要事件。” 这也即是 说，在议题建构中，公众、媒介和政府三方相辅相成，进行着全方位的互动，但是，这并不否定它们之间的争夺和博弈。讨论公众议题、媒介议题和政府议题之间的 关系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议题建构理论重要的研究趋势之一。研究发现，三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伴生的关系。当然，也存在相互偏离和相互重叠的情况。研 究三者在何种条件下相互偏离或相互重叠是一个颇具价值的命题，探讨公众、媒介和政府三方在议题建构过程中的博弈与互动也是一项具有现实和理论意义的课题。

在新媒体事件中，传播新技术塑造的新型传播生态改变了三类议题的互动方式和过程，公众、媒介和政府三方的博弈与互动也发生了有趣的变迁。在新媒体事件报 道中，媒介设置的议题呈现三层递进模式，即：公众议题→媒介议题→政策议题（赵桂华，2010）。在厦门PX事件的议题建构过程中，来自个人信源的信息扩 散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专家的最初意见往往直接决定着受众对整个事件的看法（邹洁，2007）。在华南虎事件中，公众在网络论坛中既能形成个人议题,又能 反映社会议题,甚至设置传统媒体的议题（张峥、谭英，2008）。在番禺垃圾焚烧选址事件中，公众、媒体、政府通过共同参与这场环保“公共议题”，形成了 一种“互动”的传播模式（胡丹，2010）。本研究关照新媒体事件的议题建构，这些研究可资借鉴。

（二）研究问题

本研究探讨以下几个具有理论关联的问 题：

1.在“邓玉娇”事件中公众、媒体与政府三方信源各自建构了怎样的议题？

2.在“邓玉娇”事件议题建构过程 中公众、媒体与政府如何展开博弈和互动？

3.在“邓玉娇”事件中反映公众、媒体与政府共同诉求的公共议题何以生成？

4.在“邓玉娇”事件中公共议题如何实现其诉求以推动事件的解决？

三、研究方法

（一）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对显明的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描述的研究方法”，它是大众传播学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同时也是与议程设置理论（包括议题建 构理论）结合应用最多的研究方法。本研究即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考察关于“邓玉娇”事件的公众讨论文本、媒体报道文本以及政府文本，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数理 统计。

（二）样本采集

网络论坛给公众提供了参与讨论的公共平台，创造了传播新技术条件下公众议题 形成与聚合的新范式。本研究选择人民网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俗称“深水区”）的主贴作为公众讨论文本，代表公众信源建构议题。之所以选择人民网强国论坛的 深入讨论区主要基于以下考虑：（1）人民网强国论坛是我国颇具代表意义的综合性论坛，网民参与程度高，社会关注度高。（2）深入讨论区鼓励原创，设定主贴 字数须在500字以上，排除了网友灌水或无病呻吟，能够反映网友的真实想法。（3）深入讨论区审贴较严，所以事后极少删帖，对研究材料保存较好。

媒体则选择了《南方都市报》（下文简称《南都》）。这是因为，《南都》对“邓玉娇”事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跟踪报道，并配发了多篇评论，内容翔实，资料丰 富。同时，《南都》远离事发地点，考虑到中国媒体目前的报道格局，它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的可能性更高。此外，《南都》面向全国发行，日均发行150余万 份，影响力大。

政府文本即政府（主要指的是地方政府，也即事发地当地政府，下同）有关部门公开发布且可获取的关于“邓玉娇”事件的全 部文本，包括政府有关部门发布的信息（公告）、政府有关部门官员接受采访、召开新闻发布会以及政府文件等，它们是政府议题表达的主要形式。

研究时段选定为5月10日—6月17日（共39天），与“邓玉娇”事件的自然时段（5月10日—6月16日）相对应，同时考虑到网络论坛讨论的延迟和媒 体报道的滞后，顺延1天。

在研究单位选择上，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的主贴按“个”计，《南都》的报道按“篇”计，政府文件也按“篇” 计。

通过在人民网（http:///quickSearch.do）分别输入检索条件“标题/包含/邓玉娇”、“标题/包含/修脚女”、“标签/包 含/邓玉娇（324个）、“标签/包含/修脚女”，然后手工剔除重复或不相关的帖子，共得到有效主贴765个。

通过在《南都》电子版（http://nd.oeeee.com）键入检索条件“邓玉娇”/“修脚女”，手工剔除无实质性关联的文本后，共得到报道34篇，其中，消息11篇，评论或述评15篇，人物专访2篇，调查性报道6篇。

政府文本主要通过检索巴东县党委政府新闻网站——长江巴东网（http://）获取，辅以搜索工具检索到了政府有关部门官员接受采访的文本，共14篇。

（三）类目建构

根据研究目的和研究需要，本研究建构了如下类目：

1、一般资料类目：

主要 包括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主贴数量与时序演变情况，《南都》报道量与时序演变情况，政府有关部门应对情况等。

2、主题：（1）案件事实 与案发细节；（2）讨论案件性质与处罚；（3）案件处置与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应对；（4）评论案件审理与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作为；（5）评论邓玉娇及其行为；（6）法律与法治问题；（7）案件背后的社会问题；以及（8）其它。

3、立场与语气:

对于邓玉娇：（1）正面： 倾向有利于邓玉娇的有利立场。语气则包含支持、肯定、关怀、鼓励、赞美等特点。（2）负面：倾向不利于邓玉娇的不利立场。语气则包含否定、质疑、指责等特 点。（3）中立或无法判断,语气则夹杂着正面、负面或其它一种以上不同的语气。

对于遇害与受伤官员：（1）正面：倾向有利于遇害与受 伤官员的有利立场。语气则包含同情、惋惜等特点。（2）负面：倾向不利于遇害与受伤官员的不利立场。语气则包含否定、质疑、指责、丑化、谩骂等特 点。（3）中立或无法判断,语气则夹杂着正面、负面或其它一种以上不同的语气。

对于地方政府有关部门：（1）正面：倾向有利于地方政 府有关部门的有利立场。语气则包含支持、肯定等特点。（2）负面：倾向不利于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不利立场。语气则包含否定、质疑、批评、指责等特 点。（3）中立或无法判断,语气则夹杂着正面、负面或其它一种以上不同的语气。

4、引用消息来源：

本研究将事件 三方所引用的消息来源分为:(1)本处，即本人原创/本报/本政府（部门）；(2)政府有关部门或官员；(3)专家学者或法律工作者；(4)当事人或其亲 属；(5)转载媒体（传统媒体/网络媒体）；(6)其他或无法确定。

编码主要由本人完成，在编码过程中，对于一些易受主观倾向影响而 难以判断的变量，在自己先行编码的基础上，再另请一名专业研究人员共同研判，得出共同认可的结论。

本研究采用统计分析软件 SPSS13.0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四、四项内容分析指标结果

（一）样本情况

公众、媒体和政府三方信源对“邓玉娇”事件的议题建构文本及时序演变情况分别如下图所示：

图1 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每日发表的主贴 数量

图2 《南都》每日的报道与评论数量

图3 政府有关部门每日公开的文本数量

从上图可见，三方信源建构的文本主要集中于5月12日-5月 29日之间，政府有关部门18日的通报和22日的新闻发布会在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激起了激烈的讨论，《南都》对事件的关注度也随之提高，派驻了记者跟踪报 道事件，发稿量增多。这反映出了政府信源的力量，政府的一举一动牵动着公众和媒体的神经。

（二）主题

从交互表可知，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和《南都》建构的 主题较为全面，涉及全部8个方面，而政府信源建构的主题相对单一，主要涉及“案件事实与案发细节”和“案件处置与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应对”两个方面。

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建构的主题中，主贴数量最多的是“评论案件审理与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作为”、“讨论案件性质与处罚”、“案件背后的社会问题”，分别占 主贴总数的29.4%、23.3%、21.0%。它们质疑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案件审理和案件定性，认为邓玉娇是正当防卫，主张无罪释放邓玉娇。它们还将讨 论指向了事件本身所折射出的诸如官员腐败、官员和民众之间关系紧张、司法不公等社会问题。

《南都》报道量最多的三个主题分别是“案件 处置与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应对”（23.5 %）、“法律与法治问题”（20.6%）、“案件背后的社会问题”（20.6%）。“邓玉娇”事件发生后，《南 都》作为（传统）媒体发挥其监测环境的功能，首要关注的是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如何处置案件，这是媒体报道的常规动作。与此同时，《南都》刊登了诸多评论探讨 法律与法治问题以及案件背后的社会问题，探讨了司法与民意、司法理性、司法公正等问题，试图对事件发生的社会原因作出反思。

政府公开 的文本使用了71.4%的篇幅通告“案件处置与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应对”，21.4%的篇幅公布“案件事实与案发细节”，它建构的主题主要集中于这两个方 面。它站在政府的立场上，希望早日平息事件，恢复社会秩序，告诉公众政府有关部门正在努力侦查案件，依据案件事实，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将对案件作出定性并 宣判等。

（三）立场与语气

从交互表可见，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的立场最为鲜明，《南都》次之，政府文本的立场不鲜明。对于邓玉娇、遇害与受伤官员、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中立立场，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分别是27.3%、59.8%、38.7%，《南都》分别是58.8%、64.7%、61.8%，政府文本分别是100%、92.9%、100%，《南都》的中立立场均在60%左右，政 府的中立立场高达90%，甚至完全是中立立场，而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的中立立场均低于二者。

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的报道立场是支持邓玉娇，批评和 质疑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但是，其中也不乏批评和质疑邓玉娇以及支持和肯定政府作为的声音，只是显得非常微弱。对于遇害与受伤官员，虽然批评和指责的声音并 不弱（38.4%），但主要是以中立立场（59.8%）为主。值得指出的是，在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中，并不缺乏理性的声音，诸如有14个主贴对于邓贵大的 死亡表示了同情，另外33个主贴发表了理性的看法。对于网友的部分过激言论，有主贴进行了批驳，46个主贴之间进行了较有成效的互动。

《南都》作为一份以新闻专业主义原则为指导的报纸，它追求客观、公正，以中立立场为主，分别为58.8%、64.7%、61.8%。但是，对于地方政府 有关部门和遇害及受伤官员，它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批评和质疑倾向（均占报道总量的32.4%），与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相呼应。它不存在质疑和指责邓玉娇的 报道，支持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邓贵大的报道也很少，分别仅有1篇和2篇。

政府的绝大多数文本都表现出中立立场，分别为100%、92.9%、100%，仅有1篇例外，批评和指责邓贵大等人的行为。政府的立场很单一，态度不明显，大多是以政府公文发布的形式处理事件，表现了严肃性和 中立性。

（四）引用消息来源

图4 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引用的消息来源

图5 《南都》引用的消息来源

图6 政府公开的文本引用的消息来源

从 上图可知，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和《南都》的消息来源比较全面，而政府公开的文本的消息来源比较单一。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是一个开放的公共讨论平台，各种信 源均可在其中发声，而《南都》在追求公平、公开、客观和公正的报道的过程中，引用多方信源能够发出多种不同的声音，反映真实的情况，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公信 力。政府公开的文本作为政府发布信息的主要渠道，政府有关部门或官员是它最主要的信息渠道，占了绝对的比重。当然，从文本数量上分析，这跟前两者的文本量 较大，而政府公开的文本较少也有关。

具体来讲，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中71.4%的主贴源于本人原创，第二大消息来源是政府有关部门或 官员（11.6%），但是，分析发现，政府有关部门或官员信源主要是作为评论或述评的靶子被引用。深入讨论区转载了传统媒体报道31篇，有趣的是，其中转 载《南都》就达到了9篇之多；转载网络媒体评论或消息21篇，主要来自专家学者和法律工作者的博客，丰富了它的信息来源，并引发了讨论。在深入讨论区，可 以明确辨别身份的专家学者或法律工作者信源有37篇，他们发表了专业人士的意见。由于论坛实行匿名发帖，可以肯定实际上专业方面的声音应该更大。

《南都》信源全面，以转载或综合其他媒体信息、本报、政府有关部门或官员居于前三位。《南都》转载了其他媒体的诸多信息（传统媒体9篇，网络媒体5 篇），媒体间的议程设置效果较为突出。同时，《南都》高度关注“邓玉娇”事件，派驻了记者对事件进行了全方位报道，本报记者发稿在报道中占了较大比重，同 时，它刊载的社论和能够体现本报立场的言论亦占了较大比重。政府有关部门或官员是《南都》重要的消息来源之一，但是，《南都》在报道中并未凸显或依靠该信 源（仅占11.8%），而是把较多的版面给了评论，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值得指出的是，《南都》较为关注网络论坛上的网友声音，转载了两篇网友评论，与网络 论坛进行了较好的互动。

政府公开的文本的信源大多来自本政府（部门）（57.1%），这是政府出于工作需要发布和公开信息，案件审理 部门通报情况。政府文本引用了当事人邓玉娇和其妈妈的信源各1篇，发出了当事人自己的声音。同时，它还引用了上级政府或官员的信源1篇，这对提高政府部门 的公信力起到了重要作用。政府文本也引用了办案律师方面的信源，表示将依法代理案件。政府公开的文本虽然提到了回应网友和媒体的问题，但是，与公众和媒体 信源的互动是空白。

五、研究发现

（一）公众、媒体与政府三方信源 各自建构了不同的议题

由以上内容分析可见，公众、媒体和政府三方信源在“邓玉娇”事件中以自己的方式建立了各自不同的议题。

公众通过质疑案件审理和政府有关部门作为，建构了“邓玉娇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应当无罪释放”的议题，并将讨论的矛头指向了案件反映的社会问题，对这些 社会问题提出了批评。在议题建构方式上，公众信源采用了丰富的主题和消息来源，立场和倾向明显，其中不乏理性的声音，当然也不可否认存在个别偏激的言论。

值得指出的是，网络媒体的交互性塑造了公众建构“邓玉娇”事件议题时交流、商讨、争论的景观。共有46个主贴清晰地反映了公众互动的情状。值得强调的 是，这些互动的主贴藉由商讨，大多发出了理性的声音。比如，对于个别网友怂恿邓家上诉和斥责邓家，主贴《鼓动邓玉娇上诉的网友请尊重邓玉娇家人的选择与意 愿》发出了理性的呼吁。针对众多主贴把邓玉娇命名为“烈女”、“圣女”、“女侠”、“英雄”，主贴《邓玉娇真是烈女吗？邓贵大就该死而无怨吗？》对这些称 号提出了质疑，对邓贵大的死表示了同情。还有主贴对自己原先的意见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关于邓案，我还是那个观点，在准确的司法调查结论没有最终出来之 前，我们的观点都是揣测，甚至会干预司法强奸法律！我在之前发的一个帖子强烈谴责了死者，甚至说了这样的乡镇小吏死了白死的过头话，这是对死者家属的严重 亵渎，也是法律尊严的严重亵渎，都是我义气之下不了解情况之后的观点。因此，我认为不要纠缠这些细节了，因为我们并不掌握实际情况。” 这些理性的互动和 反思极为可贵，反映了中国网民的成长，提高了网络论坛中公共讨论的质量，更是公众议题建构不可或缺的声音。

在公众关于“邓玉娇”事件 的议题建构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公众对部分专家、学者和法律工作者的观点进行了质疑。其中，8个主贴质疑、批评法学专家与学者，4个主贴批判法学教 授，6个主贴质疑律师，此外还有5个主贴或批判主流精英在“邓玉娇”事件中的集体失语，或批判心理精英，或告诫精英们应该从该事件中反思。这些批评、批判 或质疑不一定合理，但是，它对专家、学者和法律工作者的意见是一种监督，彰显了网络媒体推崇的反“专家范式”（the expert paradigm），是网民群体智慧的体现。

以《南都》为例，媒体建构议题时使用了丰富的主题和多元的信 源，大多采取了中立立场，建构了“澄清事实真相并讨论案件背后的社会问题”的议题。在“邓玉娇”事件报道中，《南都》以其新闻专业主义精神跟踪报道案件，派驻了记者，追求案发真相，刊发了《女服务员与招商办官员的致命邂逅》 等深度报道，努力还原案件细节。《南都》还通过采访政府有关官员（如巴东县公安局 长等）、邓玉娇家属、遇害者邓贵大家属等，试图发出各方平衡的声音。总的来说，它追求客观、公正、平衡地报道事实，这是媒体应有的坚守底线，发挥了媒体瞭 望社会、监测环境变迁的功能。同时，《南都》的报道又不仅仅停留在报道事实的层面，通过刊载深度报道和评论，它将讨论深入到了案件背后的社会问题，作出了 更深层次的有益反思，张扬了媒体应有的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

政府议题建构使用了单一的信源和中立的立场，主题简单，主要是通报政府有 关部门作为和案件审理情况，聚焦于审结案件，息事宁人。这种议题建构的方式和结果与政府信息发布模式密切相关，是政府部门应对此类事件的常规做法。但是，单一的信源降低了政府信息的公信力，中立的立场不利于政府议题与公众议题或媒体议题进行交锋，是政府有关部门在处理“邓玉娇”事件中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

（二）议题建构过程中公众、媒体与政府的博弈与互动

虽然公众、媒体与政府三方信源在“邓玉娇”事件中建构了各自不同 的议题，但是，公众、媒体与政府的博弈与互动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首先，在议题主题建构方面，三方存在博弈，各自争夺自己的解释框架。其中，公众和政府在邓玉娇案件定性方面的博弈尤为明显，体现在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和政府有关部门各自建构的议题中:政府有关部门关注审结案件，主张基于案 发事实依法处置案件，而公众则认为邓玉娇是正当防卫，呼吁无罪释放邓玉娇。二者的博弈在巴东县公安局5月18日第二次通报案情后达到高潮，起因在于此次通 报更改了第一次通报的两个细节：用“异性洗浴服务”替代“特殊服务”一词，改“按倒在沙发上”为“推坐在沙发上”。公众和政府的博弈实则是话语权的争夺，是公众话语与政府话语的交锋，争夺对“邓玉娇”事件的框架定义和解释。在这场话语争夺中，公众成为了重要的话语主体，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并且对政府有关部 门展开了批评，扩大了公众的话语空间。

在公众和政府博弈的过程中，以《南都》为代表的媒体并没有直接参与关于案件性质的讨论，而是在 努力寻求事实真相。媒体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在现有的报道框架中，它受制于政府的新闻控制，其一方面是因为作为受众的公众是它的重要市场。媒体在公众与政 府之间扮演了一种动态的平衡力量，形成了一种解决事件的张力。同时，寻求案件真相的努力能够为公众和政府的争论提供事实依据，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寻求和 解的努力。

第二，三者的互动在消息来源引用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89（11.6%）个主贴引用了政府有关部门或官 员的信源，58（7.6%）个主贴的信源来自媒体（主要指的是传统媒体）。有趣的是，其中9个主贴直接转载自《南都》。《南都》4（11.8%）篇报道引 用了政府有关部门或官员的信源，2篇报道转载自网络媒体，3篇直接是网友议论（网议）。在政府公开的文本中，信源比较单一，我们看不到它与公众和媒体信源 互动的情况，但是，非正式的互动应该一直在进行。

公众引用媒体和政府的信源，有助于提升自身信息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同时能够赢取合法 的生存空间。媒体引用公众和政府信源，实现了信源的多元化，有助于做好平衡报道，而且，它放大了公众的声音，有助于公众壮大舆论力量。政府单一的信源导致 与公众和媒体的互动缺失，不利于提高其公信力，造成了一定的问题。

第三，公众和媒体在社会问题上开展了深层的互动，形成了合力，与政 府展开了博弈。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中有161个（21.0%）主贴讨论“邓玉娇”事件背后的社会问题，《南都》有7篇（20.6%）报道讨论之，而在政府 文本中，关于社会问题的讨论是缺失的。可见，在“社会问题”的议题上，公众和媒体出现了“合流”现象，形成了合力（当然，公众和媒体之间在社会问题的定 义、诠释和解决等方面也存在博弈，相互进行框架争夺），使得关于“邓玉娇”事件的讨论超越了个案的意义，上升到社会层面讨论具有普遍价值的问题。在这个意 义上，“邓玉娇”事件成了一个引子或导火索，而这也恰恰是“邓玉娇”事件的价值所在。公众和媒体的合力推动了舆论力量的增长，对政府形成了一定的压力，新 的博弈也由此展开。

（三）公共议题的生成

公众、媒体和政府的博弈与互动 已经得到了呈现，接下来的问题是，它们如何达成共识来解决事件和问题，它们的“交集”在哪里。这涉及到公共议题及其生成的问题。

公共 议题是关乎社会大多数人利益的议题，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多与公共事务的处理和公共政策的出台密切相关。在“邓玉娇”事件中，公共议题的生成首先是由公众 和媒体在讨论案件背后的社会问题时“合力”推动的，它们建构了这样的公共议题:弱者如何反抗强者以保护自己免受伤害，正当的反抗行为如何得到法律公正地裁 决。在将案件的讨论指向社会问题时，公众和媒体的公共议题建构紧紧抓住了人们普遍的心理逻辑：如果我是下一个“邓玉娇”，怎么办。在这种逻辑置换语境中，邓玉娇案件本身成为了一种符号象征资源，人们产生了普遍的恐惧和焦虑，开始挖掘案件背后的现实问题，触动了近年来部分地方官员和群众关系紧张的神经，吸引 着更大范围的人群参与到事件的公共讨论中来，壮大了舆论的力量。公共议题直接关系到公众的切身利益，而媒体需要关注和捕捉公共议题，揭露、批判社会存在的 不公正现象以体现它的社会责任，因而，在公共议题生成方面，公众和媒体扮演了“同盟军”的角色，它们捕捉到了人们的心理诉求，“合力”触发了公共议题。

在公共议题建构中，政府表现出了一定的惰性，处于较为被动的地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不需要公共议题，恰恰相反，政府同样需要关注公共议题。这是因 为，公共议题所指向的社会问题关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危及了政府的切身利益。政府甚至可以把公众和媒体推动的公共议题作为其推行社会变革的资源和契机，顺 应民意进行改革，往往能够收到更好的效果。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促成《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便是典型案例。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媒体事件具有推动社会 变革、促使社会进步的巨大潜力。当然，这种乐观的期待的前提是新媒体事件促成了公共议题的生成，也即是说涉及到社会大多数人的正当利益，“艳照门”事件是 有力的反面例证。

政府的需要不仅是公共议题生成的社会基础之一，而且还是公共议题得以生存的重要前提。这是因为，政府的需要赋予了公 共议题在现有框架内的合法性和意识形态正当性，使其获得了生存的必要空间。

总之，公众和媒体“合力”触发了公共议题，接着政府被动参 与进来，赋予了公共议题合法的生存空间，公共议题于是得以生成（如下图7所示）。当然，“邓玉娇”事件本身具备的的公共属性对公共议题的生成也具有不可忽 视的先导作用。从中亦可见，公众、媒体和政府对“邓玉娇”事件的公共议题有着共通的需求。

图7 公共议题生成模式

（四）话语运动推动公共议题实现其针对个案的诉求

公共议题的生成赋予了“邓玉娇”事件普遍的意义和合法性，为事件的解决创造了条件，但是，它是静态的，事件的最终解决，也即是公共议题的诉求如何实现，还需要一个动态的推动力——话语运动。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强调话语运动对公共议题诉求实现的推动作用，并不是说二者之间存在先后秩序关系，它们贯穿 于事件的整个过程。

话语运动指的是由公众和媒介参与建构，挑战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行为或既定政策与决策的公共话语形成的整个过程。“邓 玉娇”事件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话语场，公众、媒体和政府在其中开展话语行为（议题建构即是重要的话语行为之一），公众话语、媒体话语和政府话语进行着博弈与 互动。由于网络媒体的参与模式改变了公众在传统媒体环境下缺少或缺失话语权的状况，公众能够在网络论坛中相对自由和开放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上升为重要 的话语主体，获取了话语权。于是，公众话语成为了“邓玉娇”事件中重要的一极话语力量，而大规模的集中爆发则使其演变成强势话语，出现了“膨胀”现象：它 开始猛烈地质疑政府话语，例如，在“邓玉娇”事件中，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有460个（60.1%）主贴对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持质疑态度，225个（29.4%）主贴对案件审理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作为进行了评论，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政府的话语空间。对于媒体话语，公众话语也发起了挑战，例如，4个主 贴质疑、批评了传统媒体的报道。虽然公众话语的这种“膨胀”由于参杂情绪化的、非理性的声音而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是，它所彰显的力量却是显而易见的。

公众话语的力量虽然已经彰显，但由于它囿于网络社会中，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尚不足以兑现。当公众话语和媒介话语在公共议题上达成共识并促成公共话语生成 时，它们“汇流”成了一股更为强大的话语力量。媒体放大了公众话语，没有媒体的参与，公众话语难以争取到更加广泛的支持，也难以发挥普遍的影响。同时，公 众话语为媒体发出普遍的社会诉求开辟了空间，网民甚至成了媒体借力的一种符号资源。当公众和媒体“合力”，公众话语和媒介话语合作催生公共话语时，它们发 起了一场针对特定事件的话语运动，对政府有关部门行为或者既定的政策/决策发起了挑战。在“邓玉娇”事件中，公众和媒体发起的话语运动对地方政府有关部门 审理邓玉娇案、案情公开以及案件定性与处罚等发起了挑战。

在“邓玉娇”事件中，如果说公众话语和媒介话语的单独行动或许没有引起政府 有关部门足够重视的话，那么，以公共议题吸引人们广泛参与、以公共话语引起广泛共鸣的话语运动则促使政府有关部门开始慎重考虑该事件，考虑公共议题的诉 求，并努力按照公共议题的诉求处置该事件。

公众和媒体发起的话语运动最终推动着“邓玉娇”事件的解决。但是，值得强调的是，话语运动 必须限于政府能够容忍和接受的范围内，它演化成社会运动是危险的，也是不现实的。话语运动能够推动此个“邓玉娇”事件的解决，它能否推动“邓玉娇”事件形 成的公共议题普遍诉求，则取决于它与政策议题互动的力度和结果。话语运动如何促成政策议题，如何推动体制性的变革而超越个案的价值，是一个重大课题，需要 进一步探讨。

六、讨论与结论

（一）结论

在 “邓玉娇”事件中，公众、媒体和政府三方信源建构了各自不同的议题，公众认为邓玉娇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应当无罪释放邓玉娇，并把对案件的讨论指向了社会 问题；媒体致力于澄清事实真相并讨论案件背后的社会问题；政府则聚焦于审结案件，意在息事宁人。在议题建构的过程中，公众、媒体和政府三方展开了博弈与互 动。其中，公众和政府在邓玉娇案件定性方面展开了博弈，媒体通过报道事实真相在其中扮演了一种动态平衡力量。在信源引用方面，公众和媒体的互动尤为频繁，在讨论案件背后的社会问题时，二者更是形成了深层的互动，与政府展开了博弈。

在公众、媒体和政府的博弈与互动中，它们找到了“交 集”：对“邓玉娇”事件的公共议题有着共同的需求。公共议题沿着这样的逻辑生成：公众和媒体在讨论本身具有公共属性的“邓玉娇”事件的背后的社会问题时合 力“触发”了公共议题，政府则赋予了公共议题合法的生存空间。公共议题生成后，它吸引着更大范围的公众参与到“邓玉娇”事件的公共讨论中来，为解决事件奠 定了重要的社会基础。最终，公众和媒体开启的话语运动推动公共议题实现其针对个案的诉求，解决“邓玉娇”事件。但是，这仅仅是个案的解决，公共议题如何实 现其最终诉求，则取决于话语运动与政策议题互动的张力和结果。

（二）政府有关部门应对新媒体事件的对策分析

本研究探讨了新媒体事件的形成机制，分析它何以成为事件、何以成功，基于研究结论，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在应对新媒体事件时采取以下对策：

（1）政府有关部门需要切实维护和不断提高自身的公信力，唯此方能在应对新媒体事件中赢取主动地位。（2）做好信息公开工作，提高信息发布的透明度和准 确度。在“邓玉娇”事件中，前后两次通报的细微变化牵动着公众的神经，在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信息发布透明度和准确度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 斑。（3）特别强调的是，政府有关部门必须注重引用多方信源，尤其是权威信源（诸如上级政府信源）和第三方信源来提高自身信息的可信度。在“邓玉娇”事件 中，政府有关部门主要引用自身信源，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却招致了公众的怀疑，如能更多地引用权威信源和第三方信源，政府方面的信息传播效果会更理 想。（4）政府有关部门需要积极与公众、媒体开展互动，就新媒体事件暴露的社会问题进行商讨，关切公共议题的诉求，顺势推动社会的改革发展。

（三）讨论

本研究以“邓玉娇”事件为例探讨了新媒体事件的议题建构与话语运动问题，在分析和论述过程中，虽然笔者努 力将针对事件的讨论上升到一般性问题的高度，但是，本文针对个案得出的研究结论在推及其他新媒体事件时需要特别小心。在本研究对网络论坛的帖子进行内容分 析的过程中，笔者坚持了一贯的分析标准以减少主观倾向的影响，但网络匿名传播带来的诸如言论混杂等问题给分析造成了一定的苦难，因而，对内容分析的客观性 我们仍然需要保持审慎的态度。本研究把政府有关部门公开的文本作为分析对象，能够清晰地窥见政府显在的意见、态度和立场，但是，由于未能获取和分析政府有 关部门背后或私下的观点与动作，在反映和代表政府立场的问题上存在一定的风险。本研究选择了《南都》作为媒体样本的代表，未仔细讨论不同媒体之间的差异，这是后续研究的重要议题。后续研究亦可聚焦于新媒体事件的传播机制、新媒体事件与政策议题的互动、如何提高公众参与新媒体事件的理性等命题。

【作者：吴世文 院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9级传播学博士研究生】

注释：

马航事件中网络媒体的表现与思考 篇6

本文将对3月8日至3月28日这三周内，门户网站、社交媒体对此事件的信息挖掘、内容生产与传播报道进行简要分析，并在此基础之上，思考信息传播与传媒行业显现的趋势。

一、马航事件中网络媒体表现总结与点评

3月8日上午7点24分，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对外发布第一份媒体通稿，宣布马航失联，由此拉开了媒体将近一个月持续关注报道的大幕。从信息论的角度，信息可用以消除和减少不确定性。然而，此次马航事件事实极度稀缺，官方信息源反复无常。从3月8号MH370失联，到3月24日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宣布失联MH370坠毁无人幸存，事件至今仍未简单地尘埃落定，如此长的战线，考验着媒体自身的实力与“智力”。

（一）网络媒体表现可圈点之处

1.迅速反应、滚动报道、全面整合、创新展示

3月8日上午马航发布新闻稿后，8点20分，法新社发布消息，称马航一架载有239人的飞机失联。9分钟后，新浪新闻中心微博账号@微天下转发法新社新闻，微信默认订阅号“腾讯新闻”也迅速推送失联新闻。失联新闻旋即在微博、微信两大新闻入口传播开来。

失联客机乘客大部分为中国公民，搜狐、网易、腾讯预见到事态的严重性和新闻的重要性，立刻将马航失联推向首页头条代替两会专题，新浪网随后亦跟进。除此之外，多家网络媒体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前往一线，并开始紧密策划，推出报道专题。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的印发、播发周期则限制了其时效性。

2.独家、深度、专业信息内容的挖掘与制作

采编权的不足是网络媒体内容生产的一道坎，另外信息源的复杂多元也使得网络媒体信息呈现碎片化与鱼龙混杂的特点。但此次事件中网络媒体在努力突破自己的短板。

首先，网络媒体大胆整合前后方采编资讯，力争第一、独家。

其次，网络媒体对碎片化的最新节点进行二次加工，综合梳理，及时呈现。

3.自我纠偏与自我反思能力

马航事件信息传播的一个特点在于，谣言、阴谋论往往都只是昙花一现，难以获得长久的生命力，这体现出网络媒体强大的自我净化能力。此外，这种纠偏机制不只是净化了网络，还对一些急于抢时间而疏于核实的传统媒体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压力。

马航事件引发讨论与反思的不仅限于航空安全、国家实力、政权机制等话题，媒体本身也在接受着来自各方的点评，这些都推动媒体必須时刻进行自省，调整报道逻辑与报道方式。

（二）网络媒体表现的不足

让家属情绪失控的“围攻轰炸”式采访在马航事件之初遭到舆论谴责，此次事件中采访到底是对家属的打扰还是对诉求的传达？记者到底应不应该到场还是仅仅采访方式上欠妥？是个别媒体的行为还是整个传媒行业都存在的现象？诸多问题决定了不能脱离事件本身，仅仅从道德层面进行批评或说教。

1.缺乏信息核实的责任意识，加速了谣言与阴谋论的传播

信息发布的速度与准确度上如何平衡？如果说传统媒体还能以印发、播发周期限制来腾挪出时间进行把关，那么网络媒体的24小时无间隙传播的特点使这一平衡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

2.信息上的跟风心理，容易出现群体极化的非理性声音

跟风是网络媒体的另一大缺陷。马航失联事发，前几天几乎是满屏的煽情、祈祷与蜡烛。在人民日报官方微博被视作煽情代表而遭到网友的批评与嘲笑之后，这种毫不费力不深入思考的无效信息发布才有所收敛。

二、马航事件留给传媒行业的思考

（一）网络媒体在努力增强独立自主性

众所周知，目前，除了人民网、新华网等“国家队”，大多数网络新闻媒体还没有独立的新闻采编权。一直以来，网络新闻媒体采编权的缺失首先使得传统媒体占据了传播信息的渠道红利，以独家、专业、深度优势自傲“内容为王”，网络媒体则沦为“新闻搬运工”，更多只能做简单的转载、汇总或在产品技术与表现形式上进行创新。这种区别对待也使得官方、企业、团体组织习惯与传统媒体打交道，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是对网络媒体人才资源的浪费。

然而，随着公众的新闻信息消费量急剧增加，单纯靠传统媒体相对有限、静态、滞后的信息呈现已远远不能满足公众需求，尤其是突发事件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时，如果不能及时传递动态信息，舆论场很可能被各方的揣测与杜撰填充。有需求就有市场，网络媒体如果一直甘于只做转发、简单汇总的“媒介”，只会被同行中的事实挖掘者与内容生产方淘汰。

如果说在以前，网络媒体给传统媒体带来了压力与挑战，但是离开了传统媒体自己也不好活，那么现在网络媒体正在努力减少自己的依赖性，让自己独立自主地活。无论是新闻网站还是社交媒体，都对传统媒体的信息生产与发布方式形成极大的挑战。“传统媒体=权威、独家、专业、深度，网络媒体=新闻搬运工、小道消息发布平台”的观念或许正在转变过程中。

（二）公众将对真伪信息并存的网络媒体认识更为理性

“一场灾难发生后5分钟内Twitter做出的贡献最大，12小时后就开始帮倒忙。”谣言的迅速传播并没有让事实更清晰，反而让人们更加迷惑不清。马航事件就印证了这一点，甚至还不需要12小时，关于失联客机的各种谣言就开始出现。

应当看到的是，尽管传统媒体一直在呼吁着“不造谣、不传谣”，但由于此次事件的复杂性、信息源缺乏稳定统一性，人民日报、央视、新华社等主流传统媒体也边呼喊边中招。可见，虚假信息并非只是网络媒体的“特产”，信息技术与社交媒体平台本身并不制造谣言，但它们成为了谣言的放大器——使其迅速扩散。

值得欣慰的是，社交媒体本身也反映出强大的自净与反思能力。马航事件中比较常见的现象是，很多看似权威的媒体或个人发布消息后，随即与另一些同样权威的媒体或个人所发布的消息相互印证，谣言不攻自破，生存的时间和传播的链条都越来越短。

（三）互联网新闻业将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网络媒体迅猛的发展势头塑造并培养了公众对其形成依赖，而公众对舆论生态的理性认识以及媒介接触习惯的改变，又进一步推动网络媒体的发展。网络舆论将继续改变中国传统的媒体传播及信息分享格局，互联网新闻业或许会迎来发展的“春天”。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3次调查报告，截至2013年12月，中國网民规模已达6.1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5.8%。另外，截至2013年12月，我国微博用户规模为2.81亿，网民中微博使用率为45.5%。虽然较上一年无论用户规模还是使用率上都出现大幅下降（用户规模减少2783万人，使用率降低9.2个百分点），但是用户基数依然庞大，而且昆明事件、马航事件等使已渐式微的微博再次受到关注与探讨。

在3G网络进一步普及、智能手机和无线网络持续发展的背景下，移动互联网发展风头正健。CNNIC发布的报告中，2013年手机网民规模达5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比例由2012年底的74.5%提升至81.0%，远高于其他设备上网的网民比例，手机依然是中国网民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这些都将进一步促进媒体平台的变革。不过，这也意味着，未来新闻入口的争夺将更为激烈。

总的来看，目前网络媒体在互联网技术、产品、资源等方面都较传统媒体有着更大的优势，如果采编权这一体制的束缚得到开放，媒体之间的较量或将上升到更为市场、公平化的层面。

三、结语

突发事件与媒体报道 篇7

近年来,随着人化自然的推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些自然灾害日益频繁,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各类突发事件也呈上升趋势。突发事件已由原来的非常态转变为如今的常态,成为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成为当今政府与媒体经常面对的话题。

突发事件主要指人们事先无法预计的那些突然发生,带有异质性的公共事件,包括灾难性突发事件和社会性突发事件。所谓突发事件报道就是媒体在突发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中,利用自己的媒介资源就突发事件的各种情况向社会和公众进行通报和交流。当突发事件的影响突破了国家范围,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对象时,媒体对突发事件的报道就显得尤其关键。它不仅代表的是对单一事件的报道和解释,更多的是代表一个国家的政府在突发事件面前所作出的决策的正确度和所做到的信息公开、透明化的程度。作为社会的守望者、社会信息的提供者,媒体理当及时准确地向受众传递信息,充分发挥好“舆论监督”的功能,与政府共同合作,最大程度地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是应尽的义务。

一、突破:我国突发事件报道的全方位互动

2008年5月12日,伴随着几秒钟的剧烈震动,汶川及其周边几万人瞬间消失,全国各大媒体纷纷投入到这场“抗震救灾”的报道之中,规模之宏大、影响之深远为前所未有。在汶川地震报道中,我国的突发事件报道呈现出政府、媒体和受众全方位互动的局面。

1、政府的紧急指导

汶川地震发生后,我国政府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要求成都军区迅速前去灾区救援,随后一连数天,中央各级领导人反复强调“抢救人员是当务之急”。在特大灾难面前,国家领导人的出席及附带的讲话不足为奇,而由领导人亲自来到现场、亲手指挥抗震救灾工作的事例在国际上并不常见。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第一时间乘专机赶赴四川指挥部署救灾工作。他反复强调要尽一切可能确保群众的生命安全,要安排好他们的衣食住行,他深情地对当地灾民说“我们会尽全力抢救你们的,请你们相信党、相信人民!”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新闻媒体,反复播出这一个个感人的画面,营造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氛围。

在此期间,政府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提上议事日程,要求“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布信息;信息发布要积极主动,准确把握”。政府在对突发事件进行宏观管理时,以总体预案为蓝本,切实贯彻执行预案中的要求,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加强宣传和教育工作,提高公众的自救能力,增强公众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这为各大媒体正确面对和报道突发事件作出了指导和规范,同时,媒体对突发事件的报道又使政府在处理突发事件的问题上迈出了新的一步。

在这次特大地震中,我国政府充分发挥了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从国家领导人亲临现场到国家相关政策的发布,直至最终产生的一系列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无不是政府起到了核心作用。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的深切关注和对受灾群众的深切关怀在报道中得到了充分展现,更重要的是,政府的人文关怀在媒体报道这一平台上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打破了以往新闻报道“重事不重人”的理念,终于使新闻媒体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实现了从政治化到常态化的回归。

2、媒体的理性宣传

在“5·12”震灾特别报道中,广播、报纸、电视、网络等各种媒介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不仅在第一时间向受众发布最新消息,而且在分析灾情的前因后果上、在报道深度上较之以前都有了明显的提高,特别是以文字见长的报纸、以时效性和多媒体链接见长的网络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南方周末》就以几个整版刊出了地震发生的原因、灾区现场、领导视察、救灾等情况并刊发了相关图片,从不同的侧面深刻概述了汶川地震灾情的全貌。网络媒体也不甘示弱,据不完全统计,新华网发展论坛、天涯虚拟社区、上海交通大学饮水思源论坛、虎扑体育论坛和百度汶川吧在5月12日到13日仅两天就发帖15192篇,报道内容丰富多样——包括祝福/祈福,报平安,灾情更新,关注灾区天气,号召捐款和献血,亲历地震(讲述自己或朋友的经历),寻人求助,地震知识,提出建议和意见等。

央视一套在《新闻联播》报道地震情况的用时由5月12日的5分33秒到13日的22分45秒、14日的28分9秒,直至15日增至到30分钟……由此足以看出央视对“抗震救灾”工作的重视。他们通过对地震本身的报道与随后对受灾者和相关事件的报道不仅为我国受众全面详细了解灾情提供了有用的信息,而且也为海外受众全方位了解中国突发事件提供了相关线索。可以说,央视的这次特别报道是对媒体议程设置功能的最好诠释。在央视大面积报道的带领下,国内各省市的电台、电视台也纷纷滚动播出关于灾情的详细信息。国外的电视台也以央视的报道为蓝本对中国四川大地震作了全面的报道。

另外,记者们的相关报道和采访权限也框定在了一个理性范围内,他们不是一味地发表过度血腥的新闻图片,而是在既保证读者知情权又尊重采访对象的隐私权的前提下,有选择地发布图片(总理看望灾民、受灾群众在医院接受治疗、受灾孩子向军人敬礼……);不再一味地询问受难者的各种细节,而是通过自己的观察力和理智判断分析灾难给人们带来的种种影响,除了对灾情进行客观报道外,更多的是关注人在灾难中的情况,包括遇难者、受伤者及其他们的家人情况,力争用最平实的语言传递最真实的现场信息。

3、受众的热心关注

诚然,在“5·12”地震中,我们大多数人都是通过各种媒体得知这一事实的,但绝非所有的受众群体都像“魔弹论”所阐述的那样:媒介自身具有无可抗拒的力量,受传者除了无条件接受和信服媒介的传播外,绝无反抗力。即媒体说什么,受众就信什么;媒体播报媒体的,受众仅仅是听众,听完就完。如今的受众打破了这种旧的传播观念,他们在媒体正确的舆论引导下为震后的“抗震救灾”工作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许多受众群体第一时间在网络论坛上作出了迅速的反应。他们不仅及时更新灾区灾情信息,积极号召群众献血捐款,努力筹办“心连心”文艺活动、为灾区人民祈福,还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形成了传统主流媒体之外的另一股强大的传播力量。令人记忆犹新的是,当时汶川道路不通、音信不畅,救援队伍和新闻记者尚未抵达时,网上就已出现了汶川映秀镇的网友用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上传的10幅照片,真实地再现了灾区的现场。一位网友在帖子中写道,“许多民众自发开道,冒着大雨,维护秩序……”,“八架飞机陆续降落,大雨倾盆……战士们高喊着口号……”一位茂县女孩在百度汶川吧和QQ群里发帖说,知道汶川某处有大块空地适合空降救援。经2000多次的转载后,四川省抗震救灾临时指挥中心军方指挥层终于电话联系上了她,为救援部队寻找空降汶川的合适地点提供了有效的帮助。

受众对“5·12”地震的广泛关注不仅体现出了人间宝贵的真情,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我国受众在面对突发事件时所表现出的成熟心态和成熟行动。他们不再像以前一样恐惧、害怕,一味地逃避,而是用积极乐观的心态去正确面对,在媒体的舆论导向下,共同努力帮助受难群体渡过难关。应该说,此次大地震是不幸的,然而有幸的是,我国传媒和受众在这次突发事件中形成了良性互动,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问题上显得更加理性了。

二、思考:我国突发事件报道的改进措施

通过“5·12”汶川地震报道,人们看到了我国媒体在突发事件报道中无论是报道内容的涉及面、信息公开的透明化程度,还是信息传递的时效性及人文关怀的程度,与前期相比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当然,这并不是说突发事件在我国的报道已经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

1、重视人才培养

央视网的资料显示,截至2005年底,央视台本部有正式职工(含台聘人员)2529人(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人员1541人,占61%;大学本科人员1276人,占50%;拥有硕士学位人员236人,占9%;拥有博士学位人员29人,占1%);台本部编外人员总数4905人(研究生以上学历230人,占4.7%;大学本科学历2163人,占44.1%)(1)。单看这些数据,央视的人才机构似乎十分庞大,但在实际运作中才发现,央视频道的多样化使分流到各个部门的人员是十分有限的。在此次四川大地震的报道中,央视就存在记者无法全覆盖性到达现场的情况。另外,专业记者队伍素质的培养也迫在眉睫。例如,在强调“以人为本”的当下,有些记者竟为了抢新闻和猎奇,频繁采访一位侥幸获救的九岁孩子,导致其情绪失控,在医院里大喊大叫,拒绝所有人接近自己。记者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属于专业记者队伍建设的问题,如不引起足够重视并加以解决势必影响传媒水平的整体提高。为此,笔者认为,可通过媒体与学界联合的方式加强对新闻人才的培养,除此之外,加强在职人员的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强化人文关怀精神在职业规范中的应用,对不同层次的记者实行不同的奖惩制,也不失为一条可行之路。

2、强化深度报道

在突发事件的报道中连续报道和深度报道是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媒体除了不间断地报道突发事件的进程外,应更多地着眼于对灾难背后深层原因的分析以及社会、政府在灾难气候的所作所为。针对此次地震报道,央视实现了对震情的24小时播报,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但在24小时的直播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信息存在大量重复,很多情况下不再是直播而是重播,严重缺乏新意,直接导致了很多有价值的新闻被忽略、被掩盖。国家主流媒体应通过大量综合性报道和探讨性报道形成一定的舆论影响,而不是简单地陈述事件的来龙去脉。在抗震救灾中所暴露的所有问题及造成这些问题出现的所有原因都应是媒体高度关注的对象,“要从高度和厚度上做文章,由点到面、点面结合,从特殊到一般,引发对问题的深层次观察”,“充分调动新闻报道的高度与厚度,建立一个空间与时间的立体网络,是加强报道深度的有效选择。”(2)因此,突发事件报道不仅讲适度和速度,还要讲深度和广度,形成整体报道的氛围和足够的影响力。

3、注重区域报道

当我国的突发事件报道走过了“报喜不报忧”的年代后,大多数媒体和政府官员在对待突发事件这一问题上表现得较为成熟,他们几乎在尽自己所能为公众提供准确、翔实的信息,力争全方位、多视角地为受众解读突发公共事件,努力使信息透明化,从而打造阳光媒体、阳光政府。然而,“也有少数地方的宣传部门,依然按照惯性方式控制传媒,使得那里的信息得不到关注,例如,临近四川北部的甘肃几个县也遭受了震灾,当记者准备前去采访时,接到通知:所有报纸不准派记者到灾区采访,不能报道死亡的人数。于是,当天该省除个别报纸报有死亡人数外,对地震失声。到了中午,又接到通知,说可以去一线,但要以领导在抗震救灾一线的行动为准,死亡人数仍然不能报道,直至第4天,还说不要写灾区困难,尤其是灾区缺物资,坚决不能写。”(3)正是该省个别官员的愚蠢做法,对信息严格、无理地把关,使得媒体对甘肃部分地区的灾情报道少之又少,使得公众误以为各灾区的抗震救灾工作都在井然有序地进行,殊不知当四川的灾民们吃上救灾食品时,甘肃部分地区的灾民却得不到及时救助。所以,新闻媒体在受政府管控的同时,也应充分发挥自身的舆论监督功能,搜索突发事件涉及的所有区域,探求与突发事件相关的方方面面;另外,一定要加强政府官员自身素质的培养,使他们正确认识到政府与媒体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唯有如此,才能使报道的区域更广泛、报道的内容更多样、报道的视角更新鲜,从而使我国的新闻媒体在对突发事件的报道中实施多元化的监督。

4、兼顾平衡报道

新闻报道中的平衡主要指事发前期、中期和后期报道的平衡,也指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的平衡。“新闻报道要本着全面反映事实原貌的原则,注意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展开,报道不同的观点和声音,而不是以偏概全,甚至‘一面倒’”,“只有一种声音和一面倒的报道,无论它又多么真实和公正,都难以使公众信服和接受。”(4)

追踪央视等媒体对“5·12”大地震的报道,不难发现央视和各大媒体对中期和后期的报道是十分充分的,由点到面、由上到下、由局部到整体都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然而,它们对地震前期的报道却是微乎其微的,留下了大片空白。这里所谓的“前期报道”主要是针对地震的预警机制而言的,这是汶川地震发生后许多人十分困惑的问题,而媒体对此基本上处于失语状态,对人们一系列的疑惑以及前期的预警机制是否到位未给予足够的关注,致使前期与中后期的报道形成了极度的不平衡。

参考文献

①数据源于央视国际网站http://cctvenchiridion.cctv.com/20070416/100708.shtml

②张自力:《认识“失范”寻找出路》,《中国记者》2006-1

③陈力丹、于庆浩:《汶川地震报道践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今传媒》2008年第7期

企业自主媒体与企业突发事件 篇8

现代的传统企业在企业公关的问题上, 潘霄纯认为吃的最大的亏就是没有自己的嘴巴, 媒体说什么, 那就是什么, 媒体报道企业负面的事件, 可以连篇累牍, 有谁见过媒体报道企业正面事件用的是连篇累牍.面对中国的媒体有钱的是爷, 没钱的是孙子.企业想报道也可以, 大把大把的银子给媒体.当了爷了, 孙子自然要给报道或者封杀, 当然媒体要生存, 报道的事件真实, 收点钱也是应该的.我并不是要指责媒体, 只是借助本次“三鹿事件”反映一种社会现象.下面言归正传。

企业没有自主的宣传平台, 在面对社会公关的问题上, 很被动, 即使有心改错, 还要看媒体的脸色, 大把大把的公关费, 让我们的企业承担了太多的费用, 给记者送上润笔费, 给领导送上新闻播出费, 这才有做新闻的资格, 然后下面才是巨额的广告费.而真正的效果如何, 我想在这里必须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企业要解决公关问题, 那么企业就应该自己长嘴巴, 当然让我们每一个企业都搞一个报纸, 一个卫星电视台, 那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如今的网络社会, 一个企业搞一个网站是完全可行的, 一个企业搞一个和顾客之间的点对点交流平台是可行的, 一个企业要搞一个网络电视台是可行的, 总之, 企业可以借助网络上的各种工具建立自己的嘴巴。那么这个嘴巴该去如何建呢?

有人说自己的嘴巴没有公信力, 当然, 我们并不否认这样说法, 自己的嘴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那是自己嘴的事, 对于顾客信不信, 那同样是他们自己的事, 因为顾客不信他们还可以去购买其它替代产品, 而作为企业失去了顾客就失去了生存的可能.所以建设自己的嘴巴有一个核心问题“自己嘴巴说出去的话, 顾客一定要相信”这就牵扯到了顾客忠诚度的问题, 对于忠臣的顾客, 我们的企业只要善加引导, 顾客对企业会迅速恢复信心。

以网络点对点及时通讯工具为例, 如果某企业通过和腾讯公司合作, 获得腾讯公司会员号1000个, 以现在的价格, 每个会员号的价格是10元, 每个月的费用为1万元人民币, 每年的费用为12万, 每一个QQ会员号可以申请4个群, 每个群的人数上限在vip1时为110人, 随着vip等级的提高, 人数上限最高可达到160人, 到达vip6可拥有一个人数上限为500人的超级群, 依照此计算, 1年12万的费用, 可以维持44万到114万顾客。也就是说, 我们的企业每年花费12万的费用就可以建立一个百万人的会员俱乐部, 公司可以每天把一些企业的动态, 会员的活动通过及时通讯工具在第一时间告知企业的顾客。以三鹿为例, 当初三鹿要涨价, 如果第一时间告知所有QQ群内的三鹿会员, 对于企业, 会有一些经济损失, 但是给三鹿所能带来的是顾客的忠诚度.通过日常的活动可以让三鹿有几十万的忠实消费者, 那么在发现三鹿毒奶粉后, 第一时间通过自己的媒体可以迅速准确的传达到顾客手里, 那么三鹿的事件再大, 对三鹿来讲至少还有几十万的忠实消费者, 日后的东山再起也不是不可能, 而如今的三鹿, 征讨声一片, 没有一个忠实的消费者, 日后又怎么可能东山再起, 这个品牌从此一定会从乳制品市场消失!

企业的公关问题是难题, 过去企业总依靠传统媒体去做, 可想想, 如果企业借传统媒体的嘴巴来证实自己, 还不如日常时间为忠实的消费者多做一些实在的事情.当忠实消费者的基数足够大, 那么即使仅仅依靠口碑效应, 在市场上的影响力也将超过央视的标王广告!而且利用口碑效应还可以解决网络广告的一大难题, 就是提升品牌的形象与美誉度。

“三鹿事件”已给我们的传统企业敲响警钟, 在日常经营中, 不要只重视市场, 顾客的品牌忠诚度也同样重要, 企业公关绝不能仅仅依靠传统媒体, 有口尚且难辨, 更何况无口.如今的网络如此发达, 网络对于企业所能起到的作用不可估量!

突发事件与媒体报道 篇9

媒体作为社会公共信息的传播平台, 担负着一般新闻报道及特殊情况下的信息舆论指引。近年来, 在网络发展迅速, 信息传播快速的整体氛围中, 突发事件更容易被人们所关注, 加上近两年国内外经济形势起伏不定, 导致突发事件越发频繁。在新形势的影响下, 面对新媒体, 如微博、微信的发展壮大, 传统媒体对于突发事件的报道面临更加艰难的挑战。一方面, 媒体融合成为趋势;另一方面, 各家媒体也都在寻求属于自己的生存之道。把握突发事件这一最能吸引客户的新闻来源之一, 似乎成了一项有力的突破口。

二、媒体应对突发事件的现状分析

在对突发事件的报道上, 媒体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演变。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前, 由于受国家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 对于突发事件的报道管控相对严格, 无论是实践还是学术研究, 很难寻其踪迹;后来从改革开放直到2003年非典时期, 对于突发事件处于半公开的状态, 学者们强调突发事件“正面宣传”的重要性, 以及研究如何对突发事件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至今, 对于突发事件的报道, 传统媒体似乎已经找到了相对应的经验和策略。对突发事件的讨论上升到制度层面, 发现媒体的报道既要保证公众的知情权, 也要重视在报道中的方法和技巧。学者们甚至从传播学、社会学、公众关系学的角度作出不同的阐释和分析。

近年来, 政府加强了对突发事件报道的控制力度, 体现出了民众的知情权, 加上新媒体的冲击, 就意味着媒体对于突发事件的报道将更加重视。在全球化发展和政治文明的进步下, 突发事情的报道越来越透明, 民众对于真相的探求也更加理性化。目前, 国内各大媒体对于突发事件的报道也都有了很大的改善, 凭借传统用户的积累, 特别在近年来的灾害类突发事件的报道中通过贴合现场, 用真实的镜头凸显自身的存在。这种方式不仅显示出了媒体真正的力量, 也增强了政府的公信力, 把灾害呈现给观众, 并不意味着就是扰乱社会治安, 反而是进步的一种表现。

而且, 目前媒体对于突发事件的报道也更加注重深层次的挖掘, 对事态进行前因后果的分析报道, 让观众在这些挖掘出的内容中总结经验教训, 也是媒体将突发事件的报道推向更高层次的表现。这不仅给人启迪, 也逐渐成为突发事件报道的一种展现方式。

除此之外, 近年来, 媒体对于突发事件的关注点也发生了变化。其从政治逐渐转向了民生, 从民众的切身利益角度出发, 高度关注广大劳动人民的经历, 不仅能引发更多群众的关注, 也更能打动观众。这就是媒体日益人性化的表现, 更是国家进步的体现。另一方面, 突发事件的报道也实现了多方联动, 这与科技的发展和媒体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息息相关。当突发事件发生时, 整合人力资源与社会资源, 各方联动, 既能全面把握突发事件, 更能节省资源, 进行深层次的资源整合, 挖掘丰富的素材进行全方位的报道, 提高媒体的传播效应。

三、新媒体语境下媒体对突发事件的应对措施

在网络传播更加迅速, 媒体资源整合更加全面的现状下, 对于突发事件的报道应把握以下几点措施:

首先, 要构建更加全面的应对机制, 坚持信息公开。这要求电视人平常就蓄势待发, 做好练兵和防范。一旦发生突发事件, 要制定相关预案, 调整人员配置, 实现资源的优化。或者从几个方向入手, 组成报道小分队, 实行团队协同配合, 深入挖掘各方面资源, 进行各个突破。

其次, 要注意首因效应, 设置报道议程。基于首因效应的理论, 当公众获取大量信息时, 更愿意相信最早得到的消息。对突发事件能否进行快速正确的反应, 是对媒体工作者的一项重要考验。坚持正面的引导, 有利于政府对事件的把握, 同时也要对错误的舆论进行矛盾化解, 避免发生群体性事件。提高报道效率, 指的是在突发事件的报道中, 可以用短时间报道, 多次报送的方式, 让观众更快地了解新闻发生的进展情况。

再次, 在新媒体的影响下, 突发事件的报道要注重报道的风格。事件发生后, 信息往往是错综复杂而又繁多的, 针对源源不断出现的信息, 适量地进行解读, 是报道的一种风格。并且, 在何时何地进行推送, 是体现社会效益和媒体效益的一种博弈。

除了这些, 在新媒体语境下, 需要媒体报道人提高自身素养, 遵循共同的价值标准。例如, 在报道中尊重受害人, 而不是为了挖掘信息而再次伤害受难者。正面回应尖锐的问题, 同时与政府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

四、结语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发展转型期, 媒体自身的发展和观众的需求息息相关。对于突发事件的报道, 媒体需要构建灵活多变的报道机制, 注意报道时效性, 坚持真实客观的同时, 注重民间的信息反馈。从风格上把握报道内容, 提高媒体人的专业素养, 加强与各方面的合作, 逐步做到信息的公开透明。尝试增加传播渠道, 改变传播模式, 从而塑造更好的国家形象。

摘要：突发事件在当下社会发展过程中越发频繁, 应对突发事件也成为新闻媒体的新常态之一。传统媒体在处理突发事件方面也经历了“泛政治化”“半公开”“全公开”“深挖追踪”报道等多个阶段。怎样在新媒体语境中更好地应对突发事件, 并进行有效又合适的报道, 是考验媒体功力的时刻, 也是媒体回归新闻本质的要求。本文就新媒体语境影响下, 媒体对突发事件的应对措施进行阐述和总结, 希望为电视台或更多媒体应对突发事件提供建议。

关键词：突发事件,新媒体语境,总结,应对措施,报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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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与媒体报道 篇10

关键词：自媒体,突发事件,网络传播,主流媒体,受众心理

近年来, 微博、微信、客户端等新兴媒体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同时, 以微博、微信、论坛、贴吧为代表的自媒体也越来越受人青睐, 人们利用自媒体发表观点的技巧越来越熟练, 目前, 运用自媒体了解、分析社会新闻事件的受众, 远远多于以报纸、电视等为代表的传统媒体。自媒体的出现和发展, 给传统媒体的生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无论从传播速度上还是从传播途径上, 传统媒体远落后于新兴媒体。现有资料显示, 在德国, 每个月有近300家传统纸媒宣布破产, 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升, 仅有为数不多的几家具有历史性和权威性的纸媒仍然存在。自媒体将话语权交给了普通大众, 每一个受众都是自媒体的主宰, 就当前的新闻传媒途径来看, 自媒体已经成为新闻媒介的源头 (业内所说的爆料源) , 许多突发事件、群体事件等影响巨大的社会热点, 都是来自于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即时性、交互性、匿名性、大覆盖面性成为自媒体时代的显著特征。那么, 自媒体时代网络事件的传播过程中, 主流媒体扮演了什么角色, 民众参与者持有的心理怎样, 这些都影响着舆论事件的网络传播的生命周期。

一、自媒体时代突发类新闻事件的传播特点

相对于传统媒体, 自媒体在传播途径和程序上比较简单。就传统媒体而言, 一篇成型的新闻报道, 一般要经历采编、校对、刊印、发行等多个环节, 其中, 重要的新闻还要经过编委会讨论决定, 内容烦琐, 效率极低, 这主要是由传统媒体的特性决定。而自媒体则不然, 它的载体是互联网, 实际上一个新闻事件在自媒体平台上出现, 只需要编、发两个环节, 效率极高, 速度极快, 有时短短几个字便能清晰地描绘出一个突发性的新闻事件, 从而引起社会关注。在自媒体平台上, 任何个人都可以成为记者, 任何人都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发表新闻内容。同时, 由于自媒体采取的是匿名发帖的模式, 许多敏感事件都可以通过匿名的形式进行对外发布, 其他的观众也可以对此事件畅所欲言, 应当说, 以自媒体为平台发布新闻事件, 在这两年发展得非常快, 其中包括民生事件、反腐倡廉信息、突发事件等。特别是十八大以来, 中央进行的反腐行动, 有很多线索都来自于网络举报。尽管网络是一个虚拟世界, 但是事实真相也在其中呈现, 这其中自媒体功不可没。也正因为如此, 自媒体才具有了较强的交互性;由于中国网民基数大, 自媒体传播具有较大的群众基础, 此外自媒体时代的主角——短信、QQ、微博、BBS等都已深深地融入人民的日常生活中, 因此自媒体有着较大的覆盖面和较深的影响力, 这也是一件网络事件能够在网上迅速火爆的重要基础。因此自媒体时代网络事件传播特征可以概括为即时性、交互性、匿名性和大覆盖性。

二、突发事件传播中主流媒体行为

(一) 主流媒体的工作流程及工作重点发生改变

自媒体出现后, 主流媒体的工作流程及工作重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原来的新闻发掘者变成了新闻的追踪者——对事件后续进展的关注。以微博为例, 2014年年末, 有网友在微博上发布了一条题为“河南讨薪农妇太原遭警察殴打致死”的消息, 消息一经发布, 舆论哗然, 并迅速蹿升到热点事件排行榜第一位, 国内多家媒体官微及多位网络“大V”转发相关信息并发表评论, 之后部分主流媒体也刊发了相关的报道。但是, 这些报道并没有新闻性, 而是对事件的再现和传播, 后由于舆论的压力, 当地官方开始调查此事。此时, 主流媒体也再跟进报道, 深度挖掘了一些自媒体没有的信息, 重新掌握了新闻事件传播的主动权。最后, 中央媒体还制作了一期东方时空, 特意还原了整件事情的经过, 让真相坦白在大众面前。我们应当注意的是, 这一信息出现的源头是微博, 发布者并不是记者, 而是普通的大众, 但是新闻价值非常大, 社会效益极高。因此,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在自媒体时代, 人人都可以成为记者, 人人都是新闻的源头, 民间的潜在话题性新闻被大大地挖掘出来, 有积极向上的, 有低级庸俗的, 对这些信息深度加工并给予正面的解读和积极的引导成为当下一些主流媒体在自媒体时代的重要发声方式。

(二) 主流媒体充当舆论标杆

自媒体时代是一个舆论交杂的时代, 各种网络信息铺天盖地, 真假难辨, 尽管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传播网络谣言的惩处力度, 但是仍然有人铤而走险, 或是因为无知, 或是因为利益使然。以前文的“农妇事件”为例, 最初的信息是农妇因讨薪被打致死, 社会本就对工程欠薪问题颇为关注, 加之出现致死事件, 因此, 迅速走红网络无可厚非。但是, 随着调查的进展及官方媒体的介入, 真相越来越清晰, 起因并非讨薪, 而是民工未戴安全帽想进入工地遭拒而引发的民事冲突, 后因为警察的暴力执法、民工的阻碍执法而使事件复杂化, 才出现了最后致人死亡的结果。在这个事件的调查过程中, 主流媒体在呈现真相、还原事件发生以及调查结果追问等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随着调查性新闻节目的播出, 各种网络传言和质疑戛然而止, 网络逐渐恢复平静, 主流媒体再一次展现了权威性和舆论导向的力量, 牢牢掌控了社会舆论的话语权, 又一次占领了舆论战争的主战场, 主流媒体很好地充当了舆论标杆, 对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 主流媒体逐渐与自媒体联动融合, 形式和内容逐渐自媒体化

媒体融合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 它所引发的是一系列化学变化, 而非简单的物理结合, 所做的是一种创新, 而不是“新瓶装旧酒”, 寻求的是一种新的传播理念和传播形式。以微博、博客、社交网站为代表的自媒体传播形式新奇、语言贴近生活大众, 往往娱乐和话题性并重, 具有较强的眼球吸引力。自媒体时代下, 一些主流媒体主动引用网络热词, 力图拉近与受众特别是网民的距离。同时, 各主流媒体也开通了微信公众号, 如《人民日报》的微信公众号——侠客岛, 从上线开始便受到广大受众的关注, 关注数量与日俱增, 其中发布的内容多为舆论剖析、时政热点等, 这就是传统媒体与自媒体相融合的最好例证。除此之外, 凤凰网、新浪网、《光明日报》、《新京报》、《京华时报》、澎湃新闻网等都开通了各自的微信公众号, 受众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同时, 众多主流媒体也开通了自己的官微来发布最新的报道及新闻追踪的结果。例如, 2011年7月26日, 一名网友在四川会理县政府网站上发现会理县三领导“悬浮视察”PS照片, 迅速惹爆网上热议, 许多网友炮轰会理县政府官僚主义作风, 而同时四川会理县政府网站第一时间承认领导照片经过PS, 并开通官方微博道歉, 详细披露事件详细过程, 由于道歉诚恳, 事件过程透明, 迅速化解了这场危机。

(四) 主流媒体在处理与自媒体关系时, 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自媒体议程的“被设置”

从总体来说, 主流媒体始终起着较好的正面引导作用, 但也不乏一些主流媒体为了赢得受众, 在一些事件报道中, 选择性地摘取事件中具有较强眼球吸引力的议题。对于议题, 在受众、自媒体和传统主流媒体之间, 主流媒体因其强大的公信力往往充当了自媒体议题设置的把关人, 这个把关人的角色更为明显和显著, 它起着放大、整合、汇流舆论的作用, 但同时也是双刃剑, 肇始于网络自媒体的假新闻容易在传统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得到蔓延。从之前的“金庸被去世”事件、“国人疯抢碘盐”事件到近期的“云南曲靖蟒蛇生吞活人”事件, 主流媒体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整个事件的传播, 甚至有些时候一些主流媒体有意或无意的会迎合受众的心理, 选择性地报道一些符合大众口味的事件议题。

三、自媒体时代网络事件传播中受众心理分析

(一) 盲目从众

我们通过对自媒体平台的关注和统计发现, 有很多民众在通过自媒体平台发布信息及表达观点时, 已经自觉放弃了自身的立场和观点, 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盲目从众的心理十分明显。对某一网络热点事件, 出现了一味地指责、谩骂甚至侮辱, 是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的, 缺少对事件的合理审视和理性分析, 也就难以得出有价值的观点。此外, 这种从众心理极其感性, 十分缺乏对基本价值——对错、好坏的分析和思考, 从而在一定意义上也成了误导大众、传播谣言的帮凶。时下网络上非常流行的“打酱油”一词能很好地反映一些受众参与网络事件传播的心理。他们发帖、跟帖、转贴、转发微博往往不带许多个人感情色彩, 抱着凑热闹的心态参与整个传播过程。

(二) 渴望得到认同

在网络世界, 特别是进入自媒体时代, 真理往往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而对于真相的质疑却成为许多网民博得赞许的主要手段和途径。对于某一社会热点事件, 明明有很充足证据的证明其真伪、反映其真相, 但是一些网民却胡搅蛮缠, 对证据严加批评, 污蔑其合理性和有效性, 而广大网友在网络上对于质疑之声又“颇具同情”, 这种网络环境助长了一些网民渴望认同的心理, 因此, 尽管事件无可置疑, 但是为了博得同情, 获得关注, 不惜混淆是非, 指鹿为马, 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网络的和谐。同时, 这种渴望认同的心理也是本不该成为热点事件的新闻, 迅速传播, 造成了非常不好的社会影响。

(三) 渴望成为领袖

自媒体时代出现了许多领军型人物, 他们粉丝众多, 一呼百应, 有的甚至到达了上千万, 网络影响十分巨大。渴望成为领袖的心理催生了许多意见领袖, 虽然这部分群体在整个自媒体受众中占有相对较小比例, 但由于这部分群体往往言论具有吸引力抑或本身具有较强的号召力, 因此时常能够左右网络事件传播的舆论方向。网络领袖的出现往往是通过对某些热点事件的分析, 或者一些言论标新立异, 或令人振奋, 或发人深思实现的。很多网民都想成为意见领袖, 因此, 有很多人在不遗余力地发表着观点、看法, 力图在数以亿计的网民中脱颖而出, 成为有巨大影响力的“英雄”人物。

(四) 匿名性带来的安全心理和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

自媒体时代, 除一些意见领袖和公众人物之外, 大多数民众在参与网络事件的传播中带有极大的隐秘性。匿名性无形放大了民众的参与情绪, 对于事件的观点和看法, 民众更容易释放和表达出来。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 个人的观点五花八门, 任何不负责任的言论都会在评论中出现, 而且还会有少数网民歪曲事实, 恶意抹黑。究其根本就在于网络世界的匿名性, 匿名性给了网民一把保护伞, 使他们当中的部分人为所欲为。不过, 随着国家对互联网管理的不断完善, 对于造谣、传谣的惩治力度不断加大, 网络世界逐渐清明, 但是仍然存在部分怀有侥幸心理的网民从事着违法的活动。

(五) 同情弱者的支持心理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社会存在种种不合理现象, 加大了普通老百姓对弱者的同情和支持。在网络群体事件中, 网民在互联网上发表意见抨击社会上的各种贪污腐败和社会丑恶现象, 支持弱者的心理让网民的意见往往呈现一边倒的现象。从某个角度讲,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最后往往不仅是针对事情本身, 而是演化为对社会某种现象不满的一种情绪发泄。2012年8月27日, 一段厦门鼓浪屿女子舌战四车城管视频在网上流传, 两个小时内点击量过百万。网民几乎一边倒地为女子机智感言喝彩, 对城管则一片声讨, 一时间各种帖子、评论都纷纷把矛头指向四车城管。而随后随着一些主流媒体的披露, 事件逐渐明朗, 真实过程也并非像视频中女子所言, 更多的是女子可能违法理亏在先。类似网络事件不胜枚举, 当一件争议的网络事件流传时, 民众几乎会本能地对弱者同情支持。

四、结语

自媒体时代, 突发事件在网络传播中呈现出传播迅速、民众参与度高、社会影响力大、言论自由度高的特性。在这其中, 传统主流媒体的参与对网络事件的传播进程有比较大的影响, 在一些特定事件中需要传统主流媒体来把关舆论导向, 需要传统主流媒体选择性地挖掘新闻价值,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需要传统主流媒体树立正确的舆论标杆。当下许多电视台、报纸、广播都向此迈进, 但也有一些主流媒体出于商业利益在一些事件传播中有意迎合民众口味。同时可以看到突发事件通过自媒体迅速传播时, 其传播行为直接受普通民众控制, 大众在网络事件的传播中扮演了主人翁的角色, 他们参与传播过程的心理直接影响了他们的传播行为。本文希望通过研究主流媒体在网络事件传播的行为和广大民众的心理, 为自媒体时代网络事件传播的规律理论研究提供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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