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民观点（精选三篇）
城市居民观点 篇1
关键词：城乡居民医保整合,管理体制,精准施策
“整合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是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关于城乡居民医保分割的危害和整合的重大意义、方向与目标、成熟的时机、紧迫性、管理体制归属和实施步骤等,专家学者也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和明确的阐述。这些年来,许多省份和地市相继进行了成功的实践探索。《国务院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发布后,整合取得新进展。从总体发展趋势看,整合在前进,但进展与阻力并存,成绩与遗憾同在。
1 整合的新进展
我国的城乡居民医保整合始于城镇居民基本医保制度的建立,成都市于2006年将新农合与城市少儿医保整合,划归当时的劳动保障部门管理。之后,一些省份和省会城市、地(市)县实施整合,到2012年底,重庆、天津、青海、宁夏、广东等五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相继进行了整合,管理体制均归属主管社会保险的人社部门。山东省和上海市是党的十八大后自上而下实施整合的两个省级地区。浙江省各地市也实现了整合。到2015年底,全国实现整合的省份达到9个(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2016年国务院3号文件下发后,整合进入“快车道”:到7月底,已有北京、河北、内蒙古、江西、湖北、湖南、广西、新疆等8个省份实现了符合制度模式、法律规定、国际通识和通行做法、检验真理标准的整合,成为不折不扣贯彻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和国务院3号文件,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实践者。
2 存在的问题及根源
预期目标未能全面实现。《国务院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意见》(国发[2016]3号,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今年6月底前各省份全部出台整合实施方案,这一目标没能全面如期实现。面对中央人民政府的重大决策和部署落实不到位,有人说,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实属罕见。实际上,不是罕见,而是史无前例!
管理体制存在瞎折腾现象。极少数地方出于各自的考量,走上了一条同前面所说的17个省份不一样的路子,具体表现为管理体制“一手托两家”,退回到公费医疗时期,否定了被国际社会公认的我国近20年的医保改革成果;另起炉灶,设立他们误认的“第三方”,来代替国际公认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第三方,搞乱了管理体制,乱就乱在背离了我国社会保险法规定的“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全国的社会保险管理工作”的规定、社会保险的统一性、制度模式决定管理体制归属的基本原则和国际通行做法,背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这样的地区不是真正的整合,纯属瞎折腾。
城乡居民医保整合本身并不复杂,管理体制归属也并非难题。那么,为什么事实上变得复杂化了呢?究其根源,人为因素在作祟。认识不自觉、不统一,特别是陈旧观念的束缚、既得利益格局的藩篱、不按规矩办事的现象,一直阻碍着整合进程,乃至国务院2013年作出的6月30日前完成整合的公开承诺无法实现,承诺之时竟成了夭折之时。
3 整合亟待精准施策
何谓精准施策?城乡居民医保整合的精准施策,就是依据国家法律、遵循客观规律、抓住主要矛盾,坚持问题和目标“双导向”,瞄准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四更”制度建设核心目标,义无反顾地加快推进整合进程,全面实现管理和制度政策的一体化。
3.1 精准施策,理顺管理体制是关键前提
为什么把理顺管理体制作为精准施策的必然要求和整合城乡居民医保的关键前提?具体理由有“五个必然”:第一,理顺管理体制是确保整合顺利实施的必然要求,是回避不了的问题。整合城乡居民医保,首当其冲遇到的必然是由谁来设计整合方案、谁来具体实施整合、整合后的城乡居民医保由谁来承担管理和经办服务职能职责等问题,谁能回避得了?第二,理顺管理体制是实现医保制度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有效率的必然要求,是回避不得的问题。城乡居民医保之所以必须整合,是因为在城乡分割的制度下,由两个部门及两套机构负责管理与经办服务,如果不进行管理体制及经办机构的整合,必然会出现“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的现象,滋生内耗,损害公平,损失效率,浪费资源。城乡医保“三分格局”下存在的重复参保、财政重复补助、信息系统重复建设的“三重复”就是最好的证明,能回避吗?第三,理顺管理体制是实现“六统一”制度的必然要求。通过理顺管理体制,明确由一个部门统一管理,“六统一”的制度才有职能清晰、责任明确的实施主体。管理体制的统一与“六统一”的关系是“一个统一推进六个统一、撬动六个统一、落实六个统一、保证六个统一”的关系。第四,理顺管理体制是基于我国城乡居民医保整合成功经验的必然要求。管理体制统一到一个部门,制度才能更加公平、民众才能更加便捷、运行才能更有效率,保民拥有的获得感才能更多。这已不是理论问题,前述17个已经整合的省份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先理顺管理体制,再整合制度政策”。第五,理顺管理体制是我国积30多年改革实践的必然要求。我国之所以把经济、文化、医药卫生等领域的改革称之为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医药卫生体制等改革,就是因为体制在各项改革中起着“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是制度政策改革和机制转换的基础和关键前提。
3.2 精准施策,关键在于认识自觉和敢于责任担当
认识上的精准施策,最重要的是要有“六个自觉”:首先是自觉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在整合上不受干扰,不犹豫观望,不打折扣,按照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一以贯之地推进整合,将党的决策转化为改革成果和人民的获得感。其次,自觉地为建设“四更”全民医保推进整合,认清整合是实现“四更”核心目标的必由之路和必然要求。第三,自觉地依法施保,建设法治医保,不为“权力任性”甚至“面子”“条子”等“瞎搅和”所干扰、所动摇。第四,认清“一手托两家,会计兼出纳”的弊端与危害,自觉地按制度模式即社会保险制度性质确定管理体制归属。第五,自觉地维护社会保险的统一性和整体性,面对割裂、肢解社会保险统一性的行为,能够明辨是非,坚持原则,正本清源,让认知回归常识,让制度回归本位,即坚持社会保险的基本规律、基本制度(法制)、基本原则不动摇。第六,自觉地将认识上的精准施策与行动上的敢于担当统一起来,在遭受干扰最大的管理体制整合上,出以公心和为民造福之心,以坚强的政治定力和高度的紧迫感、责任感,排除干扰,果断决策,将城乡居民医保管理和经办服务职能划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规定的社会保险主管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统一管理。
3.3 精准施策,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们所说的实践,是涉及地域广泛、具有一定历程、整合成效突出、具有较强稳定性和普遍性的整合改革。一两个地方因受到干扰或忽悠,在管理体制上另搞一套,另起炉灶,将整合变成了分割、将体制改革变成了倒退——退回到公费、劳保医疗管理体制。因其逆势而动,毫无生命力和稳定性可言,更无普遍性。因此,这种标新立异的所谓“整合”,实质上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不是整合,更不是改革实践。
谁的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呢?17个省份的整合改革是最好的回答。一方面,17个省份(这个数字还会增加,有些省将很快出台符合法律规定和制度模式的实施方案)在全国各省份中的占比、其参保人数在全国参保总人数中的占比均为大多数,既有东部发达的广东、浙江、天津、上海等,也有西部欠发达的青海、宁夏等,具有很强的普遍性和代表性;另一方面,天津、重庆、青海、宁夏等省份已经整合多年,制度的公平性、可持续性、运行效率、保民的获得感等普遍增强和提升,为其他地区的整合注入了正能量,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这些地区的整合,已成为检验整合成效的真正的实践标准,也已成为整合的阻挠者最不愿意看到、也不敢去看的实践标准。因为在实践面前,“穷帮富”(指参加新农合的农民帮助参加城镇居民医保的市民)的说法在城乡参保机会公平、目录和定点范围扩大、待遇提升面前不攻自破,变成谎言了;“多数怎能服从少数”(指参加新农合的人数大大多于参加城镇居民医保的人数)的情况一去不复返了,到2015年底,由人社部门管理的城镇居民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已拥有参保人员6.1亿人以上,占全部参保人数的58%以上,领到人社部门发放的社会保障卡的人数已达到9.09亿,随着此长彼消,新农合参合人数无人再公布了,等等。
还是实践最具说服力!敢于担当,就是要敢于坚持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
3.4 精准施策,就是要主动作为,顺势而为
在没有国家层面统一部署的情况下,先行探索整合的9个省份(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主动作为。国务院3号文件下发后,今年7月底前已经出台整合方案的8个省份,同样是主动作为。具体表现在“八个主动”上:(1)省级人社部门主动向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汇报管理体制的法律规定、先行整合地区的做法、本省社保经办建设情况和管理优势等相关情况,争取支持。(2)主动联系卫计、编办、财政等有关部门,就职能整合与归属进行诚心诚意地协商,共同向省级政府提出将整合后的城乡居民医保划归人社部门管理,并由人社部门牵头整合工作。(3)主动组织调研,学习借鉴外省先进经验。(4)主动起草制订整合实施方案及相关配套文件。(5)主动部署开展整合试点。(6)主动提出相关部门协同推进方案,移交中管理职能、机构人员、信息系统、农合基金、固定资产、档案资料等6个方面分工合作,人社、卫生、编制、财政、医改办各负其责,协同联动。同时,强化区政府的属地责任,要求一把手负总责,定责任、定进度、定要求,层层落实。(7)主动排定整合时间表。(8)主动联系各类媒体,开展整合的社会宣传。
有为才能有位。8省份的人社部门及经办机构主动作为,凝聚正能量,防范瞎折腾,掌控着整合的顺利推进,得到当地党委政府的肯定和支持,受到社会的好评。更加重要的是为建设“四更”全民医保奠定了良好基础!
参考文献
[1]王东进.整合城乡居民医保的关键在于认识自觉与责任担当[J].中国医疗保险,2015(8):5-7.
[2]王东进.管理体制回避不得也回避不了--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医保制度的深度思考[J].中国医疗保险,2016(6):5-8.
[3]王东进.医保管理体制另起炉灶纯属瞎折腾[J].中国医疗保险,2016(8):5-9.
元代城市居民饮食初探 篇2
摘要：元朝城市居民的饮食品种繁多，丰富多样，按照饮食的种类大致可以分为米、面、肉、蔬菜、饮料等。和时代背景相同，城市居民的饮食也表现出显著的民族性、交融性和不平等性的特点。元代城市居民的饮食生活对中对中国饮食文化的的变革与繁荣，对水运交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字：饮食；元代；城市居民；漕运
元代是一个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对外交流频繁的时代，它恢宏气象为生活在城市里的居民提供了一张丰富多样的食谱，来自汉族的馒头、河漏，蒙古人的手把肉、马奶酒，回族的阿剌乞，秃秃麻失，各个民族，各个地方，各个阶层的城市居民都能在这张食谱上找到适合他的饮食。
一
元代版籍之广阔，民族成分之复杂在中国的历史上前所未有，而城市历来都是人口高度集聚高度流动的居落，这导致了元代城市居民饮食的极大丰富、繁荣，按饮食的种类可以将元代城市居民的饮食大致分为粮食、肉、蔬果、饮料几种。
稻米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粳米，主要用于煮饭熬粥，另一种是秫米，即糯米，有时也可熬粥，但也经常用来做粽子，米团等食品。稻米主要加工成饭或者粥，粥又称水饭，贫苦人家吃粥是为了节约粮食，而富贵人家吃粥则是为了保健，常以米和药或滋补品同熬，如《饮膳正要》中记载的羊骨粥，山药粥，桃仁粥等。在北方中国，人民的主要食物在元代是麦子加工而成的面粉。小麦最主要的食用方法磨成粉后主要做成面条、馒头、烧饼，饺子等，深受人民喜爱。面条的种类很多，如经带面，水滑面，索面，索面即可能是今天食用的挂面，山药面，红丝面等。在元代馒头和包子一样是有馅的，馅多为羊肉，猪肉，或者鱼肉加各种蔬菜调成，元代还有没有馅的馒头，叫做蒸饼，即今天的馒头，此外还有经卷儿，也就是今天的花卷。烧饼和饺子的做法与今天的也基本一样，城市居民食用的烧饼多为芝麻饼，酥烧饼，硬面烧饼等。
在元代社会里，因为大量的少数民族的融入，城市居民的饮食中肉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其中羊肉的地位特别突出。生活中用煮熟的“干羊脚子”就饭。（《老乞大谚解》）猪肉和鸡肉是另两种很重要的肉类，特别是对汉人城市居民来说它们是传统的肉食品，宋词里也是“鸡豚”并举。1261年忽必烈下旨：“今后官府上下公私饮食宴会并屠肆之家，并不得宰杀牛马，如有违反者，决杖一百。”只有病倒累死及不堪使用的马牛，在申报官司后方许开剖[1]。此后虽然私自屠杀牛马的现象屡禁不止，但牛肉，马肉在食用家畜中比重不是很大。在元代水产品也占有一定地位，如鲜鱼汤，蒸鲥鱼，螃蟹羹等，值得一提的是元代辽阳东北海河中出产的阿八儿忽鱼和乞里麻鱼，这两种鱼都是鲟鱼一类，出产于黑龙江、松花江一带，重达千斤，不过只有上层社会才能享用的到。此外野味也深受喜爱，野味需要打猎获得，其价值在一般家畜家禽之上，常用于宴会，是富家官僚的食品，普通城市居民很难见得到的。野味有鹿头汤、熊肉羹、烧雁、盘兔等名目，其中比较有特色的的是一种野生动物塔剌不花，即草原上的土拔鼠，“北人掘取以食”[2]，在城市里，自然成为宴会上的珍品。
对于城市居民来说，无论贵贱，饮食中都不可能离开蔬菜。“夫养生必以谷食，配谷必以蔬茹，此日用之常理，而贫富不可阙者。”（《农书.农桑通诀集之二.播种篇》）元代的蔬菜主要有萝卜、茄子、黄瓜、菠稜、菌子、姜、韭、葱、蒜、莴苣、葵菜、菘等。在元代又出现了两种域外传来的蔬菜，一种是胡萝卜，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胡萝卜“元代始自胡地来，气味微似萝卜，故名”，但在南宋的方志中已提及此物，只是在元代才大规模传播而已。另一种是回回葱，此名元代始见，“形如扁蒜，层叠如水晶葱，甚雅，味如葱等。”回回葱大概就是今天的洋葱，系回回从中亚带来，并逐渐在中国传播。
元代城市居民的饮料也是很丰富的。如酒类一项，除中国传统的粮食酒外,还有蒙古族喜欢的马奶酒，色目人习惯的葡萄酒等。粮食酒和果酒采用蒸馏加工的方法，就成了阿剌乞酒，这种酒是在元代才产生的，属于蒸馏酒，酒精度数更高，品质纯正芳馥。茶在元代依然是一种重要的饮料，元代的名茶有福建的北苑茶和武夷茶，湖州的顾渚茶，常州的阳羡茶等，饮茶已经成为城市各民族各阶级的一种共同的爱好。
二
广袤的元帝国囊括了许多的民族，城市里生活着蒙古、畏兀儿、回回、藏、女真、汉等不同民族的城市居民，他们的特色如此鲜明而又互相交流影响。这种背景下元代城市居民的饮食生活特征，相对于其他时代就更多的表现一种民族交融性。元代是我国历史上多民族大融合的时代，饮食上全国各个民族的饮食风俗特征也相互影响吸收，交流借鉴，城市居民的饮食生活表现出强烈的交融性的特征。如羊肉本为蒙古和西域各少数民族所喜爱，虽然汉人自古也食用羊肉，但因为南下的北方少数民族与汉人的交流影响，到了元代羊肉更加的为广大汉族人民所欢迎。本为汉族人民所常吃的“经带面”，到元代则演化成以羊肉、蘑菇为主要辅料的食品。此外，在大都蒙古族人家里也渐渐盛行馒头包子等汉家食品，如仓馒头、鹿奶肪馒头、剪花馒头等。面食不是北方少数民族原有的食物，羊肉和鹿肉亦不是汉人所经常食用，但在元代大都居民的饮食生活中却得到了完美的融合，元代城市居民的饮食习俗正沿着一条有容乃大、兼收并蓄思路发展。
余论
元代城市居民的饮食生活是十分丰富多彩的，这是元代各民族、各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体现，当然也是广大人民辛勤劳动与智慧的结晶在饮食生活方面上的表现。多民族的社会生活使各种食材、烹饪技巧、饮食习惯互相交融发展。“随着国内各民族之间乃至与外来各民族来往的日益密切, 各民族饮食习俗相互影响，又呈现出元代饮食文化习俗的开放性和兼容性。”[4]在大交往中中国饮食文化得到了新的灵感，取得进步。“司马迁在谈到历史研究的目的时有一句言：通古今之变。在我看来，司马迁的这一表达意味着一个历史研究者应尽可能全面地呈现出历史过程的变迁元代城市居民的饮食生活为我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元代的社会状况”[5]。
参考文献：
[1]元典章（卷57·刑部十九·“禁屠杀”条）[M].台湾故宫博物院影印本.1975.
[2]史衛民.都市中的游收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65.
[3][英]道森.出使蒙古记.蒙古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145.
[4]那木吉拉.中国元代习俗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78..
城市生活与居民健康 篇3
我们知道，随着社会由原始社会赤裸裸地生吃食物到用火烤吃熟食，再到如今用烧、烤、煎、炸、蒸等各式各样的方法制作美食，以及卫生医疗条件等的不断提高，人类的平均寿命延长了五十多岁。这也是生产力发展对人类的巨大贡献之一。然而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各种不知师承何处的“新生病”也接踵而至，给了人类一个措手不及，比如疯牛病，比如SARS，比如禽流感，比如抑郁症，再比如刚刚爆发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那么我们要怀疑，生产力水平特别是到了生产力水平高速发展的城市化阶段是否与人类的健康成永恒的正比关系?
相对农村这个社会人群的聚集形式，城市聚集了一大半的社会资金、人才、信息等市场要素，因而城市里的交通设施、医疗卫生条件、生活水平必远优于农村。自然地，人们都有这个观念：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要健康，寿命要长，活得也更幸福。诚然，许多研究也都证明了这一点，总的来说，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发病率低，死亡率低，少年儿童的身体发育较好。2007年11月17日《新京报》的一则报道也证明了这一观点：北京论坛公共卫生分论坛上学者提供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近年来，由于医疗服务保障的城乡差异，中国大城市的人均寿命比农村高了12年。
但根据大多数社会卫生学家的看法，健康是人的良好的生理和心理状况，是指人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而不仅仅是生理健康。比起生理上的毫发未伤，笔者认为幸福感与健康的概念更贴近。那么城市居民的幸福度与城市生活水平成永恒正相关吗?未必!被评为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成都，论经济发展水平，它没有上海高；论医疗社保，它也没有北京的健全，而全国各地的市民给成都投票时却极高地评价了成都人情味最浓厚、最有娱乐幸福感、生活节奏最满意，成都人喜欢把幸福与别人分享。再看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材料中提出的影响城市居民健康的各种社会环境因素是：个人生活的应急反应、人口压力、社会变化、地理和社会变迁、家庭性质的变化、老年人的孤独、社会文化差异。下面就谈谈对城市居民健康产生影响的一些因素：
1、工作压力大。德国学者齐美尔从社会心理角度分析城市生活，认为城市生活“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精神刺激强烈。”资源聚集的城市给了人们发展的无限可能性，人们对生活水平要求比较高，极其渴望理想的实现和社会的认可。于是就产生了较高的个人要求与现实的可能性难于一致的问题。而且现今中国的就业形势严峻，工作压力更是有增无减，绝大多数工作者处于身体的亚健康状态。
2、交流贫乏。德国滕尼斯的《社区与社会》一书中说，城市社会是法理社会，人与人是机械组合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冷漠的。城市中互相隔离的生活居住环境不仅隔断了邻里之间的人情，甚至发展到“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而我们知道，一旦人缺乏交流，苦闷不能及时外排，便会很容易积郁成疾。
3、脑力劳动比重大。随着城市进程的不断推进，智力型、创新型的高附加值产品工业快速发展起来，肌肉活动不足、神经心理紧张的操作工种(如脑力劳动)的工作人员越来越多，这又促进了操作人员心血管和神经心理疾病的增加。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说，我国知识分子平均寿命58岁，比全国人均寿命约低10岁。国家体改委的调查结果显示，近5年内，共有135名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的教授、专家逝世，平均年龄仅有53.3岁。
4、家庭模式的变化。目前城市里传统的大家庭模式已被小家庭所取代，三代人的家庭日趋解体，子女们自立门户，忙于生计；老人不再有儿孙绕膝，往往守着“空巢”，备感孤独。
5、环境污染。这是现今城市的一大弊端。城市人口密度大，工业企业多，往往存在生存空间小、交通拥堵、大气、噪声、水体污染等状况，严重影响了居民的生活环境和身体健康。比如1949年日本水俣病事件等世界八大公害事件。全是由环境受到污染引起的，造成了巨大的人员财产损失。甚至像旅游型的城市现在也在经济与生态之间艰难抉择。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城市里危害居民健康的潜在因素比比皆是，城市居民承受着更多的压力，加之运动量少、交际时难免的应酬等，城市居民更容易得病，生理的、心理的、心理导致生理的。据悉，城市病集中体现的是慢性病(占70％)与抑郁症等亚健康状态，而且与生活方式相关的疾病明显上升，比如说像肺癌、乳腺癌、大肠癌，特别是肺癌、已经逐步成为癌症的第一位。
另外，虽然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他们的精神生活水平乃至精神文明，特别是人对人的同情心、感动心，却在走下坡路，不论是不是因为被迫和无奈，却很令人寒心。比如，因为所谓的前车之鉴，当看到一个老人摔倒在地，人们往往不愿甚至不敢前去扶起，担心被老人反咬一口说是他推倒的。邻里之间就更没有“远亲不如近邻”的亲密感了。“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是城市的悲哀，更是人类的一大悲哀。
所以，与其生活在环境污染严重、人情冷漠的城市里，不如返璞归真，寻得一方净土。由此在某些发达国家，出现了对“城市化”“吐故纳新”的“逆城市化”现象。逆城市化是城市发展的更高级的一个阶段，人们迁移到环境相对较好的城市郊区，使城市规模逐渐缩小，也使城市和郊区之间在生产和消费上趋于平衡。但我们中国还没发展到那么高的经济阶段，而且，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卫生学家也不认为城市发展对城市居民健康状况的不良影响是不可避免的。这与当今社会学家的观念不谋而合，这些潜在因素都可以通过城市管理得以解决，当然这是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前提的。虽然我国现今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没那么高，但良好的城市管理能优化城市资源配置，扩大城市功能空间，降低城市运营成本，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从而为市民提供良好的学习、生活和工作环境，大大降低市民的心理压力。所以如何做好城市的管理工作是当地政府部门的头等大事，不能盲从随风，更不能置之不理。
综上，农村生活物质水平较低，精神上却较放松舒适；而城市的生活水平高，生活压力也大。那么孰优孰劣呢?也许就像哲学所说的，人生本来就是一个既矛盾又统一的过程，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所以不可改变的就得去接受，而去努力改变能改变的东西：保护生态环境，学会自我调节压力，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不断学习进步，关心宽容别人，政府部门就更不能闲着了。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