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论与行政法

博弈论与行政法（精选四篇）

博弈论与行政法 篇1

行政法是一种配置社会资源的机制。由于行政过程不能通过改变法定行为模式来改变利益格局, 政府正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介于私权保障与积极行政之间的尴尬境地。公民在私权不断遭到侵犯的情形下对于政府的信赖正逐步减弱, 从而不再自愿于服从, 自愿于忠诚。而政府在积极行政的要求之下又盲目地利用行政权力迫使公民服从与忠诚。于是矛盾出现了。究竟“套用”哪种于已更加有利的既定行为模式就自然成为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争执的焦点, 博弈因此而起。[1]

二、博弈论与行政法的关联性

行政法的运行是一个典型的体现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相互博弈的过程, 总的来看, 博弈现象与行政法制两者在价值追求、精神实质、研究视角等许多方面有着高度的契合性。

(一) 价值追求上的一致性

“利益均衡”是博弈论追求的核心价值, 是博弈过程控制的主要指向, 从而引导博弈主体实现“共赢”。

“平衡论”是继“管理论”、“控制论”之后发展起来的行政法理论, 体现了现代行政法的本质, 被认为是现代行政法存在的理论基础[2]。“平衡论”强调, 平衡是行政法的基本精神, 即在行政机关与相对人关系中, 二者的权利义务在总体上应当是平衡的。

博弈追求的“利益均衡”与行政法的“平衡理论”之间具有的一致性, 这使得将博弈的方法引进行政法成为了可能, “利益均衡”能够很好的契合“平衡理论”的实质。博弈方法的引进, 有利于促进作为博弈规则的法律规范和行政政策公平、公开, 并有利于优质的行政对策的产生和行政执法质量的提高, 对于揭示行政法的价值取向也有重要意义。

(二) 精神实质上的共通性

行政法制的过程能够看作是政府, 个人, 社会组织之间相互关系、利益分配的博弈过程, 是一个彼此相互影响、相互妥协、相互对抗的过程。由于博弈现象与行政法制之间的关联性的存在, 博弈作为思维方式可以被用来分析行政法治的运行机制, 更好的协调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 平衡二者之间的利益, 将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看作是两个理性的主体, 肯定行政相对人的对立利益, 能够促成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良性互动。

(三) 研究视角上的相似性

博弈论的研究方法既是对现实的归纳和总结, 又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认识和解释制度。许多专家将“制度”定义为社会的博弈规则, 是人类设计的制约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3]因此, 从总体上看, 博弈论的研究视角主要在于“个体主义”。

目前在行政法研究领域, 关于政府“理性人”假设的观念已经被广泛接受, 行政主体和相对人一样可以被视为具有理性的个体, 因此, 从个体视角出发, 更能够使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处于和谐的地位上, 有利于平和的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 有利于改善长期存在的两者对立的状态。

三、博弈论引入行政法的注意事项

博弈理论引入行政法有利于确立行政法制的未来方向, 有利于为行政执法机制提供指导, 但并不能盲目的进行博弈, 主要应该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法律至上

行政执法要放在法律之下, 无法律即无行政。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理性也要在法理认可和允许的范围内才能够真正地达到所预期的效果。行政主体于行政相对人在达成博弈协议的时候, 要将其置于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思考和妥协, 只有置于法律范围内二者才能够真正地实现理性, 促成公平, 正义。

(二) 个体自治

博弈论主要是以个体理性为前提的, 采取了个体主义的研究方法, 强调各个主体有独立利益, 为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自主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决策和行为, 并为此自主负责, 主体能够利用博弈信息, 实施自主决策, 并对其他主体的行为做出对策反应。建立这种个体自治的体系就需要在社会和市场经济中, 个体能够真正地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 政府要限制自身对于个体事务的干预, 个体能够凭借自身力量完成的事项就不要去过多的干预。

(三) 理性诚信

博弈论主张各个博弈主体都是理性的, 形成一个理性的团体, 但是这只是理想的状态, 现实中, 人们往往具有趋利性, 很难在利益面前保持自己的理性, 坚守自己的底线, 所以, 就需要建立诚信机制来维护这种秩序。树立诚信可以弥补立法之不足, 降低执法成本, 提高行政法治水平。有利于博弈主体之间建立和维持必要的信赖, 促进相互的合作。达成同一行动和博弈均势状态, 实现博弈均衡。

(四) 个体自治

博弈论以个体主义为研究对象, 强调个体的利益, 为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选择最有利于自身的方式, 个体往往进行彼此间利益的权衡。在行政执法过程中, 要处理好政府、社会组织、个体之间的关系, 促进行政法制的完善, 就要树立博弈主体作为个体的自治意识和社会、市场自治理念, 政府不能过度干预市场经济的运行, 仅能在市场自身不能解决的前提下才可介入。

四、结语

行政法中的平衡理论为博弈论的引进提供了理论平台;博弈论为行政平衡理论提供了机制建设的理论指导。由于社会师不断进步与发展的, 对平衡的追求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在此过程中, 参与博弈的行政法主体在理性选择的基础上, 达成合作协议, 促成共赢, 对这一状态的不懈追求是行政法不断发展的过程, 也就是博弈论在行政执法中不断发生作用的过程。

参考文献

[1]杨临宏等.行政法学新领域问题研究[M].昆明:2006, 1:18.

[2]袁曙宏.现代行政法本质上是平衡法[J].中外法学, 1996 (5) .

博弈论与行政法 篇2

传统族群内部的权力结构包括由族长和乡绅群体等人掌握的传统内生式的长老权力和由国家指定的代理人所代表的外部嵌入式的政治权力,而对权力冲突的研究一直是族群研究最重要的内容[3]。

按照族群的内涵标准,大学显然可以视为一种文化族群。用社会人类学的视角对其内部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展开考察,将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其各自的本质并可以提供这两种权力互相制衡的社会人类学范式。

一、不同类型文化族群中的权力生态及族群发展关联

1. 四种权力类型的大学中的权力结构分析

每一所大学都有其历史,就像每一个族群都有自己的族群记忆一样,深刻的族群记忆必然造成长长的传统社会关联链条和以此为基础的一致行动能力[4]。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长老权力的强大与稳固。一个族群中,长老势力的强弱主要表现在这个族群的历史记忆,那些具有较长和光辉历史记忆的族群中,长老的权力在漫长的族群繁衍中被强化和固化,源远流长的族群历史使长老的权力建立在强大的历史习惯的合法性基础之上。而那些仅仅具有短暂的、并不突出的历史记忆的族群中,长老生长的环境与历史文化胎记尚未定型,甚至历史习俗和文化传统尚未定型,这样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则明显不足。大学同样如此。在那些历史悠久的大学中,即使国家权力如何强势,它仍然可以特立独行,而那些年轻的大学就不得不在国家面前低眉顺眼。

如果我们以文化族群记忆的强弱与外部控制的强弱的不同适配形式对大学的权力类型展开考察,大学的内部则会出现以下四种权力秩序。如下图:

在A类情况下,双方互不示弱,国家意志与大学性格难分高下,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往往是建立在契约和历史习惯的基础上,就像中国社传统会中族群治理的乡绅自治与官府统治之间的关系,在封建社会族群的稳定与发展依靠的是乡绅自治,政治势力依靠长老力量治理乡村。A类大学代表:英国与法国的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不相上下,对大学的控制依靠社会舆论和整个国家的历史习俗——最终形式是大学与国家之间的契约化,政治的顶层设计决定了大学中力量的对比。

在B类情况下,族群长老的权力合法性不足,族群的文化传统与历史习惯不足以供给族群的核心凝聚力的形成,族群的影响力不足以唤起社会支持,因此,在强势的国家力量面前长老权力必然受制于政治权力。B类大学代表:中国的大学。行政权力大于学术权力——大学艰难发展。

在C类情况下,虽然族群的记忆短暂,长老权力合法性基础不牢,但是政治权力的张力也因为自己的合法性基础而无法强势展开,双方之间最终的关系仍取决于政治的顶层设计。C类大学代表:拉美国家的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均相对弱势,双方关系取决于国家政治设计——大学发展具有不确定性。

在D类情况下,政治权力或因为宪法和历史的原因,或基于社会对大学理性理解的基础,他们不求对大学过度控制,只为大学划定法律的边界,在边界内政治权力无意干涉。同时,这类大学也因为自己的强族群记忆使得其内部的长老权力泛化,而且由于长长的历史记忆和组织传奇,这类文化族群有足够的文化资本以动员社会力量对它的声援和支持,所以对于其内部的权力格局政府也无力干涉。D类大学代表:美国的大学——学术权力大于行政权力——大学健康发展。

很明显,这四种权力秩序中,理想类型的是D类——美国的大学权力生态,最糟糕的则是B类大学的权力秩序。

2. 四种权力格局之下的大学发展关联

仅仅对大学做简单的四种权力类型分析尚不能够揭示出其权力格局与其发展态势之间的关联,起作用的还有政治顶层设计所产生的国家与大学、大学内部政治精英与学术精英之间的关系因素。这些构成了大学完整的权力格局。

从权力结构上看,大学是由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构成的矩阵系统,而这两大系统在权力的价值取向、权力的实质与权力行使范围等方面是不同甚至冲突的:学术权力追求平等与自由,而行政权力则以效率与约束为导向;学术权力以学术地位与学术威望为基础,而行政权力则基于科层体制的地位高低。为平衡这两种权力,美国采取两权分离、各司其职的模式;德国与日本采取两权渗透、以学术权力为主的模式;法国采取两权渗透、行政权力起主导作用的模式。不同类型的权力配置所产生的国家与大学,政治精英与学术精英的关系也是不同的,而这种不同又进一步影响着大学的发展状况。如下图:

A类大学代表有英国大学和法国大学,两国同样有着一批具有光辉历史的大学群落,但是英国政府的强势权力在英国传统的大学自由精神和绅士文化面前不得不作出让步。在内部,由于大学的职员不是公务员,且职员的招聘由各院校负责,所以英国的大学曾经而且仍然标志着院校自治[5]。因此,虽然外部控制较强,但是英国的大学发展仍然可圈可点。而法国虽有着同样悠久的高等教育历史,也有着以巴黎大学为代表的古典大学群落,但是由于战后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采用了典型的教育集权制体制,大学内部则以行政为主导,所以法国大学的发展就相对落后于英国。C类大学不确定性最明显的代表是日本与拉美的大学,二战后,日本接受美国的民主制度改造,建立了相对完善和科学的高等教育管理体系,一大批诸如“国立大学法人制度”的法律明确了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内部则确立了学术权力主导的体制,从而使得“历史短暂”的日本大学迅速发展。而拉美的大学虽同属后发外生,但由于其政坛长期动荡、腐败滋生,使得大学与国家的关系和政治精英与学术精英之间的关系较为紧张,所以拉美的大学发展就落后于日本。

对于B类和D类大学,由于其组织记忆和外部控制之间的一元化关系,所以它们各自的发展态势是确定的。

二、大学的发展与权力的平衡

1. 我国大学发展的路径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中国大学最好的发展道路就是首先完成从B类向A类的转变,最终实现向D类的靠拢。在向A类的转变中,必须形成大学与国家之间基于共同认识之上的契约,即在充分尊重大学品性与精神,充分理解大学之于国家社会作用以及这种作用发挥方式的基础上,明确大学与国家之间的权力义务关系并固化成政策文本和社会习俗。

事实上,获得强族群记忆不是一个人为力量可以解决的问题,这需要时间的积累。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B类大学的发展有两种路径选择:一是外部社会——国家权力的主动妥协与弱化,即政府主动寻求C类权力格局;另一种是大学对社会的主动引导。在引导社会的过程中,中国大学必须清醒地认识自己的责任。

首先是付诸对国人的“大学身份与作用的启蒙”。这种必要的启蒙与大学自身的精神与品性、追求与操守息息相关。西方大学对社会的启蒙是在其千年间的历史中一步一步完成的,对高深知识的执着,对自身使命的坚守,对公权泛滥的抵抗,对公平正义的不弃,对现实社会的关注……,这种悠长的族群记忆不独靠大学自身的宏大叙事进行刻写,更体现在大学点点滴滴的行动中。这些内容不仅仅表现在大学的自我声明和自我宣传中,更重要的是大学必须用自己的行为选择与社会担当告诉公众它之于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的意义。任何行为失范、自我堕落的大学丑行都不会受到公众的原谅。大学必须首先为自己划定边界,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界限。然后是把这种历经千辛万苦所熏陶出来的文化氛围制度化——在大学的独立人格面前发动社会把公权力关进或者劝进笼子。必须让公众和掌权者知道,公权力对于大学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并让他们明白公权力一旦失去约束对于大学和整个社会、民族与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对内部行政权力的制衡

依照上文分析,大学组织内部学术权力对行政权力抗衡的关键点在于“族群”中的物质资源分配权必须掌握在“长老们”手里。学术精英们手中已经有了文化资本和道德力量,只要再赋予其物财资源的分配权,政治精英们就不得不像传统乡村中的国家代理人一样妥协以寻求习俗权力的配合。这样,大学内部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死结便迎刃而解。所以,在文化族群中,对于那些能够决定学术精英发展所必需的资源分配权必须以契约的形式保证其掌握在学术精英自己的手中,在此基础上,再以法律的形式确定政治精英的管理角色和权力边界。换言之,在文化族群中,长老们切蛋糕,国家的代理人们照管蛋糕。也就是说,那些诸如财务预算、经费分配、福利待遇、工资标准等等资源分配权必须回到学者的手里。只有这样,学术权力才能真正拥有话语权。当然,这些权力也必须要受到监督。

3. 对外部泛化权力的消解

哪怕再民主的政府也有权力泛滥的冲动,政府权力的载体毕竟是一个个有着现实利益的人,所以,如何面对政治精英的非理性和政府的权力冲动,决定着大学的发展态势。

传统部落或族群对于国家政治权力的泛化的消解与抗衡往往依靠的是其乡规民约,在庞大的国家权力面前,那些深深浸透着部落历史、文化、习俗与传统价值的乡约往往有着顽强的韧性。所以费孝通先生认为,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效力更大[6]。

作为礼治社会的制度性文本,乡约反映的是一个部族的历史共识与文化价值,它在国家的法律框架内运转,但是却填补着政府权力的空白与失灵,它一直试图寻求并建立一种团体自治的势力格局并每每被当局默许,但是在本质上,它对政府所代表的国家权力起到一种消解的作用。

那么作为文化族群,大学的乡约是什么呢?毋庸置疑,当然是“大学章程”。史上最早的大学章程是《巴黎大学章程》。“随着大学管理意识的加强,最初受基督教世界最老的大学——巴黎大学的影响而形成的一套大的习惯变成了书面法规。”[7]1245年,巴黎大学教师大会通过了规范教学活动和教学安排的章程,这就是巴黎大学章程[8]。该章程的内容包括:有关学习、考试和授予学位的规定;有关礼仪和宗教活动的规定;大学的节假日和娱乐活动的规定;有关非学术管理人员的规定;有关纪律的规定。“尽管严格的规章制度也会出现很多问题,大学的规章不能彻底防止错误行为的发生,但在自由和纪律之间构建起了微妙的平衡和规范。”[9]巴黎大学的章程有效地保障了巴黎大学的高度自治并完全摆脱了被监护的地位[10]。

大学章程的主要作用表现在它是大学办学自主、团体自治的法律基础,是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教育法》明确规定,学校有“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利。也就是说,大学自主管理的直接依据是章程。就像传统的乡约一样,只要不冲撞皇权的尊严和国家的秩序,族群就可以乡约行事,而一旦皇权扩张、行政恣意,乡约的韧性和张力便表现出来。所以大学章程所规定的大学权利也就成为大学自主管理的法律基础。因为大学章程一旦通过教育行政部门的核准,就具有法律效力。不仅对大学的办学行为有约束力,而且对大学管理者的管理行为、举办者的监督行为也有约束力。章程中规定的属于学校自主管理的领域,管理者和举办者就不能再加以干预。当然,大学自主管理的权利也必须以法律和章程为依据(米俊奎,2006)。

摘要：大学组织中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对应着族群中内生式的长老统治与外部嵌入式的政治统治,双方之间的权力基础、博弈方式取决于大学历史的长短和外部控制的强弱,进而影响大学的发展态势。借鉴传统族群中长老权力对政治权力的抗衡方式以及传统族群对外部干预的消解途径,大学制衡行政权力泛滥和外部过度干预必须从资源配置权和习俗传统的固化两方面展开。同时,中国大学应当不断引导和发动社会以约束公权力才能获得发展。

关键词：文化族群,大学组织,权力博弈,大学发展

参考文献

[1]林耀华.民族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56.

[2]周大鸣.论族群与族群关系[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3):13~25.

[3]马戎.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17.

[4]仝志辉,贺雪峰.论村庄关联[J].中国社会科学,2002,(3):124—134.

[5][荷兰]弗兰斯.F.范福格特.国际高等教育政策比较研究[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73—316.

[6]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75.

[7][英]奥尔德里奇.简明英国教育史[M].诸惠芳,李洪绪,九斌茴,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20.

[8]The First Universities:Stadium General and the Origins of UniversityEducation in Europe,240.

[9]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Vol..XV,Online Edition Copyright 2003by K.Knoght[EB/OL].hppt://www.newadyent.Org/cathen/15188a.htm.

博弈论与行政法 篇3

引起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治理政策博弈的原因主要有: (1) 政府之间利益冲突显性化。地方政府作为利益的承载者, 具有自利性, 对全局和其他地区的利益可能会持冷漠态度, 如区域壁垒、地方保护主义等就是其具体表现。 (2) 流域水环境功能区划不完善。在现行的环境行政体制中, 地方政府只需对地方环境负责, 致使流域水污染治理出现区域划分的现象, 治理难度加大。 (3) 流域的水资源和水污染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水资源作为准公共产品面临着过度开发和利用问题, 治理时边际成本庞大往往使政府难以承担, 流域水污染治理成为“公共地”的悲剧。 (4) 与环境治理相关的法律缺乏有效性, 导致改善和保护环境的目的无法实现。

2 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治理的政策博弈模型

政策博弈模型主要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参与人之间的博弈三个方面, 本文以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博弈进行具体分析。

假设存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参与人, i=1, 2;中央和政府都是理性经纪人, 其行为准则为自身效用最大化;中央政府可以选择是否执行监管工作, 地方政府也可以选择是否执行。根据假设构建流域水污染治理中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博弈矩阵。对其进行分析可知, 在博弈的过程中纯策略的纳什均衡不存在, 故求得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设地方政府的执行概率为k, 不执行的概率为1-k, 中央政府监督的概率为k1, 不监管的概率为1-k1。通过求出k可知, 地方政府不执行概率和中央政府的监管成本成正比, 与中央对地方的处罚成反比, 中央政府监管概率和地方政府执行成本、地方政府声誉损失、对地方政府的处罚、地方政府支付的挽救成本成反比。

3 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治理的对策

3.1 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治理职责

如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讨价还价, 就会增加水污染治理成本, 因此国家要制定法律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责任和效益进行明确的规定, 约束与激励相结合, 避免双方互相推诿责任, 又能提高积极性。中央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制定流域水污染治理战略和政策, 建立并严格执行资源和环境保护制度。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责是结合经济政策和当地的实际情况, 制定流域水污染治理战略。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 地方政府对自然资源要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 把中央政府制定的流域水污染治理政策落实好。

3.2 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管, 避免信息不对称

在某些环境领域, 地方政府缺乏监督和抑制污染物排放的积极性, 如理性的上游地区的地方政府对下游地区的水污染治理缺乏动力。根据博弈模型, 如果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目标一致时, 地方政府就会支持中央政府的行为, 反之则会采取消极态度应对中央调控政策。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会尽可能使自己利益最大化, 并利用与上级政府信息不对称对其不支持中央政府的行为进行掩盖, 所以必须加大对地方政府的监管力度, 避免信息不对称。

3.3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建立合作与激励机制

根据博弈论, 要满足激励相容和约束相容才能达成主体间的合作关系, 流域水污染治理需要建立合作和激励机制。首先要建立重复博弈的声誉机制, 地方政府必须满足中央政府的目, 中央政府要建立任期目标责任考核制度, 提高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其次要改革干部考核指标体系, 要注意避免地方干部为满足考核目标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再者双方政府要加强双方合作, 对牺牲经济利益以保护环境的地区给予经济补偿, 提高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3.4 提高公众参与意识, 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调查显示, 公众对环境治理的参与意识大大提高, 愿意参加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的人数高达93.5%。非政府组织是非政治的社会组织, 具有公益性、非营利性等特点, 在流域水污染治理方面是不可或缺的力量。为了充分发挥其作用, 必须建立和完善环境保护信息公开制度, 公民对环境保护信息具有知情权, 政府对环境监测信息要及时进行披露。其次要加强非政府组织的建设, 发挥公众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 增强公众和污染者的博弈能力。

3.5 加大环境法治执行力度, 实行政府环境问责

中国出现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而不是市场, 政府环境责任的不完善加剧了环境的恶化, 一些地方政府默认甚至保护损害环境的行为, 导致环境法治工作困难重重。因此在水污染治理工作中要充分发挥法律的作用, 建立并完善执法监督机制和奖惩机制, 合理调整个人、地方、社会和公共利益间的关系, 加强对环境执法的监督, 提高法治的执行力, 解决环境法治的困境。

4 结语

我国江河多, 流域面积广, 很多河流都流经多个行政区, 有一些甚至是全国性和国际性的河流, 这给我国水污染的治理增加了难度。我国水污染比较严重, 七大水系中接近一半受到了严重污染, 这会影响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且当水污染发生在跨行政区域范围时, 政府之间的责任难以协调, 往往导致水污染更加严重, 治理主体和污染主体之间存在博弈关系是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主要原因, 所以研究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治理的政策博弈十分重要。

参考文献

[1]陈逢文, 诸宏博.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治理制度创新实践评析[J].环境保护, 2013, 41 (17) .

[2]李胜, 陈晓春.基于府际博弈的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治理困境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 21 (12) .

博弈论与行政法 篇4

中国城市群由不同类型和等级的众多行政主体构成, 行政主体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 蕴含着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为协调各经济主体间的利益冲突, 增强区域整体竞争力,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各行政主体曾进行过多次博弈协调过程。例如, 在1982-1984年间, 就拟解决的有关重要议题的博弈协调多达22次。在1992-2005年间, 就拟解决的有关重要议题的博弈协调也高达18次。从博弈的过程看, 主要从四个层次展开:中央政府牵头进行的博弈协调、区域内各行政主体间的博弈协调、区域内各行政主体的职能部门间的博弈协调和区域内民间团体的博弈协调 (莫建备等, 2005) 。从博弈的结果看, 基于计划体制下的“上海经济区”发展成为基于市场机制下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 各行政主体间的协作水平和协作能力得到提高。在博弈过程中, 各行政主体间建立适合长三角特点的协调制度, 各行政主体充分利用协调带来的协作利益, 相互学习, 产生学习效应。通过行政主体间的相互缔结契约, 以及对协作机制的进一步“投资”, 产生协调效应。因此,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各行政主体间博弈过程具有显著的路径依赖性和非闭锁性。城市群发展过程中行政主体间演化博弈这种特征, 有利于行政主体间建立新型的协作机制、增进整体的协作收益, 从而有利于增强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

但是, 中国城市群作为国内新增投资和生产能力的重点区、国际产业和资本转移的集聚区, 在现行的行政区划和行政管理体制下, 面对资源性产品需求快速增长、战略资源对外依存度大幅度提高的现实, 行政主体间多层次、多元化的协调异乎寻常的艰难, 且彼此间的博弈随时间的推移不断演进。尽管如此, 城市群中各行政主体的冲突仍属于弱冲突, 即有关各方利益的实现并非以对方的最大损失为代价, 通常表现为竞争性冲突、合作性冲突或竞争-合作性冲突, 是一种“非零和博弈”。尽管各行政主体间博弈的目标是地方利益的最大化, 但是各行政主体并非是纯粹的利己主义者, 他们也试图通过自身协作知识的积累和协作活动的实践, 摆脱目前协作绩效低下的局面。在城市群发展过程中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 城市群中各行政主体往往通过接受到协作能力和协作知识水平高的行政主体的协作收益信号, 也努力去提高自身的协作知识水平并积极参与之。因此, 城市群各行政主体者间基于信号传递的协作机制对于提高城市群整体的协作水平和协作收益, 对于增强中国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都是非常重要的。本文借鉴斯宾塞的劳动力市场信号博弈模型 (张维迎, 2006;谢识予, 2002) , 构建一个基于信号博弈的行政主体建立协作机制、增进协作收益的模型, 以便为增强城市群整体竞争力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2 基于信号博弈的行政主体协作机制模型构建

首先假定各行政主体的协作能力可能有两种水平, θ=1 (低能力) 和θ=2 (高能力) ;各行政主体的协作知识积累水平s是城市群中各行政主体参与协作的时间和知识的积累, s是一个连续变量, s∈[0, undefined]。假定给定的行政主体能力θ和协作知识积累水平s, 行政主体的期望协作绩效函数为:

undefined

其中k>1, k是一个常数。即对于任何给定行政主体的协作知识积累水平s, 高能力行政主体的协作绩效是低能力的k倍, 而给定行政主体的协作能力θ, 协作知识积累水平越高, 其协作绩效的期望水平就越高。

令Uθ (w, s) 是能力为θ的行政主体的效用函数, w为行政主体预期将得到的协作收益, 假定:

∂U/∂w>0, ∂2U/∂w2≤0;∂U/∂s<0, ∂2U/∂s2<0

则行政主体的协作收益带来正效用, 其边际效用递减 (或不变) ;行政主体的协作知识积累水平带来负效用, 其边际成本 (或边际效用损失) 递增。

因此, 在 (w, s) 空间中, 我们得到斜率为正且递增的无差异曲线。一个关键的假设是:低能力行政主体的协作知识积累成本高于高能力行政主体的协作知识积累成本, 即∂U1/∂s>∂U2/∂s。这意味着, 在几何图形上, 低能力行政主体的无差异曲线处处陡于高能力行政主体。这说明, 为了保持给定的效用水平, 协作知识积累水平每增加一个单位, 低能力行政主体所需的补偿利益高于高能力行政主体所需的补偿利益。因而, 高能力和低能力行政主体的无差异曲线只有一个焦点, 如图1。

对于城市群中的行政主体而言, 给定预期的协作收益w, 选择协作知识水平s, 最大化效用函数Uθ (w, s) 。在完全信息下, 行政主体间的博弈使得均衡协作收益等于协作绩效:w1=y1=s, w2=y2=ks。最优化条件为:

低能力协作者:undefined

高能力协作者:undefined

即最优解在无差异曲线与协作绩效曲线的相切点 (边际替代率等于边际转换率) , 见图2。在图2中A和B分别是低能力行政主体和高能力行政主体的均衡点:低能力行政主体选择的协作知识积累水平为undefined1, 得到的协作收益为undefined1;高能力行政主体选择的协作知识积累水平为主undefined2, 得到的协作收益为undefined2。在完全信息状态下, 因为协作能提高行政主体的绩效, 所以各行政主体将努力提高协作知识积累水平。高能力行政主体只有更积极推动行政主体间的协作实践, 才能获得比低能力行政主体更多的协作知识水平。

但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 A、B不构成均衡, 因为如果低协作能力的行政主体预期到协作知识水平为undefined2的行政主体获得了高的协作收益undefined2, 即使低协作能力的行政主体也将选择积累更多的协作水平 (过B点的无差异曲线比过A点的无差异曲线有更高的效用水平) 。

假定某行政主体属于低能力和高能力的先验概率相等, 令μ (s) =μ (θ-1|s) 为低能力行政主体选择协作知识水平s时的后验概率, 那么高能力行政主体选择协作知识水平s时的后验概率为1-μ (s) 。那么, 在非对称信息下, 精炼贝叶斯均衡的定义如下:存在一个预期的协作收益函数w (s) , 一个协作知识积累水平s* (θ) 和一个后验概率μ (s) , 使得:

(P1) 给定w (s) , s* (θ) 最大化Uθ (w (s) , s) ;

(P2) w (s*) =μ+ (s*) s*+2 (1-μ (s*) ) s*;

(B) μ (s) 与贝叶斯规则相一致。

其中, 条件 (P1) 为“自选择约束”, (P2) 为“参与约束”, (B) 为贝叶斯条件。

因此, 在均衡时, 具有相同能力的行政主体将选择相同的协作知识积累水平。在分离均衡情况下, 不同能力的行政主体将选择不同的协作知识积累水平。具体而言, 能力为θ=1的行政主体选择s* (1) =s1, 能力为θ=2的行政主体选择s* (2) =s2, 且s1≠s2。即协作知识积累水平为s1的行政主体为低能力, 得到的协作收益为w (s1) =s1, 而协作知识积累水平为s2的行政主体为高能力, 得到的协作收益为w (s2) =ks2。在混同均衡情况下, 城市群中其他行政主体不能根据协作知识积累水平来判断各行政主体的能力高低, 因此, 只能预期各体行政主体获得相同的协作收益w (s*) =0.5s*+0.5ks*=0.5 (1+k) s*。

在分离均衡情况下, 低能力行政主体愿意选择s=s1, w=s1, 高能力行政主体则愿意选择s=s2, w=s2。在图3中, 粗线代表行政主体的协作收益曲线w (s) , A和C是两个均衡点, 其中A是低能力行政主体的最优点, C是高能力行政主体的最优点。显然, 在分离均衡下, 低能力行政主体没有积极性选择C, 高能力行政主体也没有积极性选择A。

在混同均衡情况下, 混同均衡意味着所有类型的行政主体选择相同的协作知识积累水平, 得到相同的协作收益。在图4中给出一个均衡点为{s*, w*}。对于任何一个点H={s*, w*}, 只要满足w*=0.5 (1+k) s*, 和对于所有的s≠s*, U (w*, s*) ≥U (w (s) , s) , 都是混同均衡。在混同均衡情况下, 行政主体希望获得更高的协作收益, 则倾向于不断提高自己的协作知识积累水平。

3 博弈均衡分析与增强城市群整体竞争力的相关建议

在城市群发展过程中, 各行政主体协作能力的信息具有不对称性, 某个行政主体知道自己的协作能力, 但其他行政主体不知道, 但他的协作知识积累水平却向其他行政主体传递有关其协作能力的信息, 各行政主体在城市群演化博弈过程中属于信息的后直觉者。因此, 各行政主体协作收益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他们协作能力的优劣和知识积累水平的多寡。同时, 各行政主体在协调过程又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交流和相互促进的信号传递博弈过程。协作知识积累水平高的行政主体往往能获得较高的协作收益, 协作知识积累水平低的行政主体则具有较低的协作收益。在分离均衡的情况下, 各行政主体的类型和绩效状况的具有显著的对应关系, 协作知识积累水平的高低明显地反映出行政主体绩效的优劣。而在混同均衡情况下, 由于不同能力的行政主体的类型信号相同, 因此, 行政主体要获得预期的协作收益, 则要更主动地选择协作知识积累水平的信号传递 (榜样作用) , 推动所有行政主体有提高协作知识积累水平的愿望并付诸于具体协调的行动之中 (王冀宁等, 2004) 。

但是,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深化, 地方政府市场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 在地方利益主导下各行政主体的利益冲突日益复杂。同时, 由于受到传统的社会文化、习惯、心里等因素的影响, 再加上城市群发展过程中各行政主体普遍存在的缺位、错位等现象。上述因素的交互作用, 这就使得城市群中各行政主体间的博弈协调过程更加复杂化。城市群发展过程中, 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地区间恶性竞争频发、产业结构布局趋同、人地关系日趋紧张, 这种状况严重制约中国城市群整体竞争力的增强。但是, 面对国内外日益激烈的竞争压力, 各行政主体唯有通过补缺行政主体的缺位和纠偏行政主体的错位, 通过不断提高所有行政主体的协作能力和知识积累水平, 才能使得各行政主体的协作收益持续提高, 才能从根本上增强中国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

参考文献

[1].莫建备等.大整合.大突破:长江三角洲区域协调发展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153~155

[2].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6, 342~347

[3].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363~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