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地区差距（精选十篇）
经济增长地区差距 篇1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广东区域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地区差距
引 言
多年来, 劳动力流动加剧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得到部分学者的验证。增长极理论、核心边缘理论、循环累计因果理论和产业集聚理论都指出完全市场作用下的要素流动会倾向于区域经济增长的发散。“缪尔达尔和赫尔希曼就一直怀疑劳动力的流动必然会导致趋同。Barro对跨国数据进行经验研究, 发现人口流动并不对经济增长产生收敛性结果, 且针对美国、日本的数据, 通过技术手段排除人口流动的内生性, 仍无法发现其对地区经济增长收敛的有效作用。Williamson认为, 区域经济差距形成的原因之一就是区域间劳动力的选择性流动[1]”。Fu (2004) 利用面板数据和2SLS方法, 发现90年代中国劳动力迁移扩大了沿海与内陆地区间的经济差距。[2]孙自铎得出劳动力的跨省流动对东部地区GDP和政府与企业税收增长的贡献显著, 而流出地区仅获得微薄的工资报酬, 这大大扩大了地区经济增长的差距。[3]严浩坤就异质性劳动力流动分别建立理论推导框架, 都得出劳动力流动会扩大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4]钟笑寒从劳动再分工角度提出劳动力流入提高流入地总体经济效率, 会加剧我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5]敖荣军从技能劳动力迁移的角度认为中国整个90年代劳动力流动使省际经济增长发散的速度扩大了0.12%。[6]杨云彦[7]、刘通等更是运用计量模型进行定量分析, 证实了其对经济增长地区差距加剧的重要影响。
广东是我国外来劳动力最集中和经济增长最快, 同时经济增长地区差距最大的省份之一, 分析劳动力流动对其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地区差距的影响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 劳动力流动是影响广东经济增长地区差距的重要变量
广东是我国外来劳动力流入最多的省份之一, 但流动劳动力向珠三角、尤其是向珠三角非农产业的过度集中, 事实上加剧了广东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
1.1.1 广东是我国整体经济增长最快、同时经济增长地区差距最大的省份之一
改革开放前, 广东经济总量在全国大致只能排在第15～20位, 但改革开放近40年, 广东充分利用毗邻港澳、面向海外的区位优势和“先行一步”的政策优势, 投资、消费和进出口引领了广东经济的迅速增长。按可比价格计算, 1980～2008年, 广东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14.7%, 超出全国同期约4.5个百分点, 为世界平均增幅的4倍多, GDP由1978年的约185亿元, 到2007年已突破3万亿达到3.108万亿元, 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但广东也是中国经济增长地区差异最突出的省份之一。
资料来源:1984～2007中国统计年鉴、广东统计年鉴, 流动人口根据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推算。
山区和两翼土地和人口分别占全省的77%和69%, 而2006年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只占全省的20.4%和13%。从变化趋势看, 其经济增长也相对缓慢, 工业增加值、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外贸出口同珠三角的相对差距明显扩大, 2006年珠三角人均GDP为40259元, 远高于山区的10899元, 高于全省GDP人均值的8个城市全部聚集在珠三角。
产业经济学理论认为, 三次产业结构状况可反映经济发展水平, 是经济增长质的体现。广东经济发达和落后地区的产业结构偏差十分突出和尖锐:2006年深圳的三次产业结构为0.1:52.5:47.0, 已具有工业化晚期的结构特征, 而梅州市三次产业结构则为22.2:43.9:33.9, 农业仍高达20%以上, 第三产业发展滞后, 基本上仍处在工业化初期阶段。
数据来源:根据《2007广东省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1.1.2 非农产业向珠三角的过度集中是广东经济增长地区差距持续扩大的决定因素
根据有关专家的测算和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 广东地区差距变异系数呈持续扩大的态势, 变异系数由1978年的0.4664上升到1994年的0.7083, 又持续上升到2004年的0.86040[8]。排除一些偶发性因素造成的具体年份上可能的反复和波动, 整体上则明显地表现为不断扩大逐年扬升的态势。
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各地带间差距是广东总体经济增长地区差距扩大的主导因素。如下表, 1992～1999、2000～2006年时间段, 广东经济增长区间差距一直在加速扩大, 分别增长了10.77%和46.34%, 其对地区差距的贡献也由53.19%上升到2006年的73.4%, 二者的变动趋势强相关和高度一致。区域内部差距对总体经济差距的贡献持续减少, 到2006年仅有26.6%, 而其中的95.48%又表现为珠三角内部差距[9]。2006年广东四大区域间的差距甚至解释了总体差距的73.4%。
资料来源:1992～1999年数据来自:罗浩:广东省区域经济差异的分解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 2005, 24 (1) 。2000～2006年数据来自:彭惜君.广东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评估与建议[EB].广东统计信息网, 2008-01-31
部分学者按三次产业对人均GDP基尼系数进行分解, 广东第二、三产业发展不均衡对总基尼系数的贡献很高, 一直横在91%以上, 近年更攀升到96%以上, 其对广东总体地区差距变化起到主导作用;笔者进一步计算产业集中效应和结构效应对总体差距的影响, 前者对基尼系数变化的推动作用十分显著, 相关系数达到0.913, 尽管后者也达0.721。
%
资料来源:刘艳:产业集聚区域经济差距:以广东为例[J].江苏商论, 2007, (8) :135。
因此, 综合来看, 1992～2006年广东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的决定因素是非农产业、尤其是工业发展的地区间差距, 其向珠三角的过度集中是推动广东总体差距扩大的主导因素。
1.3 流动劳动力向珠三角过度集中, 促进了珠三角非农产业的高速增长, 客观上加剧了广东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
流动劳动力素质相对较高, 能显著提高流入地劳动生产率。1995～2000年广东省迁入人口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重为20.01%, 而同期广东总人口该项指标仅为16.44%, 迁移研究生教育劳动力的84.81%更是流入了珠三角[5], 为其增加值较高、技术较先进行业的发展提供契机。深圳和东莞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分别达到1067185和1404570元/人, 远高于全省平均的391250元/人, 而劳动力净流出的阳江和汕尾的该生产率尚不足深圳的1/10。笔者对劳动力流入量与全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对数回归的结果非常理想, 劳动力流动每变化1%, 前者将提高0.31%, 后者也将提高0.222%。
数据来源:劳动力流入根据各市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计算, 单位:万人, 相关数据来自广东统计年鉴2007。
生产函数关于劳动力投入递增。广东各地区非农产业经济增长同劳动力流动几乎具有同步变化的趋势。从时间看, 东莞流动劳动力由1987年的25.29万上升到2005年的553.43万, 增长20.88倍, 非农产值则由23.58亿元上升到2159.9亿元, 净增90.59倍, 特别是外来劳动力增长较快的1998年、2001年和2005年, 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19.8%、18.0%和19.4%, 二者增长率的相关系数达到0.86。横向看, 东莞所在的珠三角地区劳动力大量流入, 非农产业发展迅速, 而河源所在的东西两翼和山区劳动力几乎净流出, 经济增长缓慢。河源1987年非农产值相当于东莞的56.8%, 到2006年仅相当于东莞 (2159.9亿元) 的1/10。
数据来源:河源市劳动力流入由常住人口同户籍人口差值推算, 数据历年广东统计年鉴、河源统计年鉴, 东莞历年统计年鉴。
但广东劳动力流入分布严重失衡, 过分集中在珠三角地区, 据推算, 2006年深圳和东莞就达1152.11万人, 占到全省劳动力总流动量 (2378万) 的49%多, 珠三角几乎均为劳动力净流入地区, 且流入量较大, 而两翼和山区劳动力净流出。生产总值最高的广州、深圳、佛山和东莞等市, 无不是劳动力流入量较大的地区;各市劳动力流动量同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也有极高的相关性。外来劳动力促进了珠三角非农产业的高速发展, 导致非农产业向珠三角过度集中, 加剧了广东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
1.4 流动劳动力向珠三角的过度集中, 还引致了外资向珠三角的过度集中, 间接加剧了广东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
(1) 劳动力质量对FDI流入有正向作用, 尤其是90年代以来, 广东FDI来源地结构更加多样化, 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密集型FDI比重上升很快, 对劳动力质量提出更高要求。敖荣军测算, 劳动力净迁入每增加1%, 该地区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劳动力比重至少增加0.00912%, 而后者每增加1%, 该地区的FDI流量相应也会增加1.568%; (2) Faini (1996) 构建的两区域资本驱动型增长模型认为:只要存在来自于另一地区的劳动力大量迁移, 则能避免资本边际生产力的骤然下降, 资本收益将成为资本存量的递增函数, 珠三角吸收FDI占全省的比重稳中有升, 说明资本收益随着资本存量递减的可能性不大。因此, 流动劳动力过度集中于珠三角, 加剧了资本, 尤其是FDI向其集聚。
数据来源:历年《广东统计年鉴》。
多位学者已证实FDI空间分布失衡会加剧广东经济增长地区差距。广东的FDI大量投向珠三角的第二、三产业, 尤其是加工贸易产业, 客观上促进了珠三角非农产业发展的“一枝独大”, 如表9, 珠三角非农差值由2000年的6950.12亿元上升到2005年的17669.65亿元, 增长近2倍, 而其它地区仅由2924.58上升到3784.64亿元, 增长不足0.3倍, 绝对差距更是由4026亿元上升到13885亿元, 2000～2003年甚至连续4年负增长, FDI同非农产值的相关系数达到0.834, 可以说劳动力流动通过FDI对经济增长地区差距的间接影响不容忽视。
2 劳动力流动对广东经济增长地区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
2.1 实证方法的选取
[11]姚枝仲借鉴泰勒等人解决劳动力内生性的思路, 构建了消除劳动力流动内生性后劳动力流动影响人均产出的估计方程:
2.2 实证模型的选择和数据处理
敖荣军基于经典趋同检验模型, 引入控制变量处理自相关问题, 得到中国地区经济增长条件趋同的对数线性回归检验模型, 被笔者直接采用。
(lnyi, t-lnyi, t-T) /T=∂+βlnyi, t-T+λ1Si, t+λ2Fini, t-T+εi, t (其中, Sit=
用各市年末常住人口数代替人口总数、从业人员数代替劳动力人数、劳动报酬取自广东历年收入法核算的各市地区生产总值构成项目, 产出用各市地区生产总值替代、人口流动数用常住人口同户籍人口的差额表示, 鉴于流动人口大部分为青壮年的劳动力人口, 估计参数αM=1、财政支出以地方财政支出总额占GDP的比重计算。
2.3 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运用Eviews5.1软件分别对广东1993～2000、2000～2007和1993～2007年数据回归分析, 得:
注:*、**、***分别表示在1%、5%、10%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
实证结果效果较好, 证实了劳动力流动是广东经济增长地区差距加剧的重要原因。1993～2000年, 广东各市劳动力流动前后经济增长的趋同系数β分别为-0.178和-0.09448, 表现为趋同, 趋同速度 分别为0.117和0.07, 这与段平忠 (2005) 的结果比较吻合, 也同第二部分所引用的变异系数变化趋势相吻合, 但是, 趋同系数增大, 趋同的速度由于劳动力的存在由11.7%下降到7%, 劳动力流动使其趋同的速度降低了40%多。2000～2007年, 劳动力流动前后趋同系数分别为0.0653和0.09368, 表现为明显的发散, 但发散速度分别为5.25%和6.99%, 劳动力流动使其发散扩大了33.1%。1993～2007年, 趋同系数有所减少, 劳动力流动前后经济增长趋同系数分别为0.0066和0.0149, 总体看广东各市经济增长发散, 差距在扩大, 发散速度看, 劳动力流动前后分别为0.64%和1.41%, 但是劳动力流动使其发散速度增大了120%;据笔者计算, 该时间段劳动力流动对珠三角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7.58%, 而对其它地区, 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 区域间差距的“马太效应”日益突出。由此我们可以得到结论, 广东的劳动力流动非但没有起到加快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缩小的作用, 相反还推动了广东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扩大。
3 结论与建议
3.1 流动劳动力对广东经济增长作用显著, 但其空间分布的失衡也是造成广东经济增长地区差距悬殊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 外来劳动力大量流向广东, 通过其数量和质量加快了当地的经济增长;而且也客观上吸引了FDI向广东珠三角的集聚, 支持了外向型加工贸易等非农产业的加速发展, 对流入地的经济增长作用显著, 根据笔者计算, 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14.3%。但通过经验和实证分析表明, 流动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失衡也是加剧广东经济增长地区差距的重要原因。1991～2007年, 珠三角9市除肇庆外, 均为劳动力净流入地区, 经济增速最快的东莞和深圳两市2006年流入劳动力更是高达1152.11万人, 占全省劳动力总流动量 (2378万人) 的49%多, 反观东西两翼和山区, 均为人口净流出地区, 而且劳动力流动明显加剧了地区经济增长发散的程度, 1993～2007年间使其发散速度增长了近120%。珠三角同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差距部分程度上表现在劳动力流动的数量和质量上。
3.2 采取措施保证流动人口数量, 尤其是流动人口素质空间分布的均衡性, 是缩小珠三角与两翼和山区经济增长差距, 实现广东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重要举措
流动人口群体中, 商业服务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运输设备操作人员等专业人员占据很大比重。广东现在已就处于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型的阶段, 专业技术人员对于经济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专业人员将大大提高流入地的生产效率, 而对于流出地而言, 此类专业人员的缺失将直接抑制该地经济的发展, 导致经济发展速度的减缓。在经济转型, 劳动力富余的状态下, 高级人口大规模向珠三角迁移, 通过其数量和质量加剧了区域经济增长的差距。要切实减缓劳动力流动对广东经济增长地区差距扩大的影响, 重点在于采取相应措施, 保证人口数量在空间分布的均衡性的同时, 还应保证人口素质在空间分布的均衡性, 只有这样, 人口自由流动才能有效缩小区域经济差异, 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增长。
3.3 加大东西两翼和山区非农产业、特别是工业发展扶持力度, 实现其跨越式发展, 自然会影响劳动力流向, 反过来进一步缩小经济增长地区差距
非农产业、尤其是工业向珠三角的过度集中是广东经济增长地区差距持续扩大的决定性因素, 且这种影响在1990年以来呈扩大趋势。山区大致处于工业化初期、两翼处于工业化初期到中期之间、珠三角则已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 工业发展水平和阶段的差异是广东区域经济差距存在和扩大的关键, 因此, 推动落后地区的工业化进程, 同时加快各地区工业结构升级, 是缩小广东区域差距的产业策略的必然选择。短期内按常规办法加快引导资本和劳动力流向东西两翼和山区难以奏效, 应采取超常规的办法, 加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大幅增加对落后地区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 加快改善基础设施条件, 优先在两翼和山区安排重大项目建设, 在此基础上利用珠三角早期投资的高能耗、低附加值和高污染企业搬迁转移和产业“腾龙换鸟”的契机, 推动珠三角向落后地区的产业集聚和产业转移, 培育和壮大落后地区的产业集群, 加强珠三角同东西两翼和山区的经济合作和交流, 增加其人力资本投资及技术扩散, 促进落后地区非农产业大发展;而其跨越式发展带动的劳动者实际收入的提高, 必然会影响劳动力、尤其是农民工的目的地决策, 进而会进一步加快发展缩小地区差距。
参考文献
[1].段平忠等.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地区差距的影响[J].中国软科学, 2005, (12) :101~102
[2].孙自铎.跨省劳动力流动扩大了地区差距——与缩小论者商榷[J].调研世界, 2004, (12) :31~33
[3].严浩坤.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与地区差距[J].地理科学, 2008, (4) :179~183
[4].钟笑寒.劳动力流动与工资差异[J].中国社会科学, 2006, (1) :34~36
[5].敖荣军.劳动力流动与中国地区经济差距[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1) :29~243
[6].杨云彦.劳动力流动、人力资本转移与区域政策[J].人口研究, 1999, (9) :130~134
[7].刘通.中国地区间人口流动与地区经济发展关系的思考[J].新疆大学学报, 2007, (3) :13~18
[8].李胜会, 冯邦彦.地区差距、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理论及来自广东省的证据[J].南方经济, 2008, (2) :9~10
[9].彭惜君.广东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评估与建议[EB].广东统计信息网, 2008-01-31
经济增长地区差距 篇2
一、改革开放以来城乡经济发展变化状况分析
（一）城乡经济增长不平衡特点突出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从1978年至1995年前，城乡经济总产出差距比较稳定，一直维持在1350—1600亿元之间，在1995年之后，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城市二、三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城乡经济增长差距不断扩大，1996年城乡经济总产出差距为2332亿元，2001年与2003年差距扩大到了3000亿元以上。城乡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不仅反应在经济总产出的绝对差距，而且也体现在经济增长率的差异方面，从1978年到2006年近30年间城镇实际总产出年均增长率为5.12%，农村实际总产出增长率为4.10%，城市增长率比农村高约一个百分点。
（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且呈扩大态势
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结构比较单一，分配方式主要实行的是按劳分配，当时的城乡收入差距比较小，1978年为209.8元。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激发了农村经济的活力，城乡差距一度相对缩小，城镇与乡村居民收入比由1978年的2.6倍下降到1985年的1.9倍。1992年实施市场经济体制后，经济成分逐步多元化，城乡收入差距迅速拉大，由1992年的1242.6 元扩大到2005年的7238.1元，城乡收入比也由2.6倍扩大到3.2倍。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享有各种补贴、劳保福利和社会保障等隐性收入，城乡收入比则更高。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结果是贫困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就城镇来看，目前城镇贫困人口规模超过了2000万，约占城镇人口的5%以上。如果从消费水平来衡量贫困人口或者进一步将进城打工农民工中的贫困人群考虑在内，城镇贫困人口的规模可能会超过3000万。
二、城乡经济增长差距的人力资本原因
什么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差异如何衡量呢？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指出，人力资本是指人们花费在人力教育、保健、培训、迁移等方面投资所形成的资本，这种资本，就其实体形态来说，是活的人体所拥有的体力、健康、经验、知识和技能及其他精神存量的总称。从这一界定不难看出，人力资本主要体现为个人的受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状况、接受职业培训情况及迁移四个层面。由于劳动力培训与迁移方面的数据缺乏，本文主要从前两个方面来探讨城乡人力资本积累的差异。
（一）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低，城乡差异大
虽然近年来我国劳动力文化水平总体上不断提高，但是城乡差异明显。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显示，2005年乡村的文盲半文盲人口是城市的5.53倍、城镇的5.57倍。对于接受高层次文化教育的人口比例，乡村均大大低于城市，如乡村具有高中文化水平的人口占全国此类文化程度人口的比例为27.8%，比城市低22.8个百分点；乡村具有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比重更少，只占全国的7.5%，城市与城镇的这一比重分别为72.7%、19.8%，城乡劳动力文化水平差异由此可见一斑，文化层次按照由低到高排列，农村人口所占比重越来越小，而城市人口所占比重越来越大。
用人均受教育年限指标来反应的城乡人力资本积累的差异更加直观，据计算在1994年前城乡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相差无几，1994年后差距逐渐拉大。2006年城乡人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10.42年和8.10年，差距达到 2.32年。
（二）城乡间健康人力资本积累差距大
良好的健康状况是人力资本实现保值和增值的重要保证，也是社会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康人力资本的积累通常用 “婴儿死亡率”、 “孕产妇死亡率”、“身体机能失能率”等指标来反映。
1.城市儿童健康状况优于农村儿童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6）资料显示，1991年到2004年13年间全国新生儿死亡率、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下降了17.7、28.7、36个百分点，农村中这三个指标下降幅度更大，分别下降了20.6、33.5、42.6个百分点，但因原来基数较大，至2004年儿童死亡率仍然较高，分别是城市的2.06倍、2.43倍与2.38倍，比城市13年前还高4.8、7.2、7.6个百分点。
2．城市孕产妇及60岁以上老人身体状况优于农村
对城乡孕产妇死亡率及60岁及以上生活不能自理人口比率指标进行比较，不难看出城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健康差异。近15年来，农村孕产妇死亡率明显高于全国、全国高于城市，城乡差距表现出周期性地缩小、拉大的变化。除了个别年份外，农村孕产妇死亡率比城市高1倍以上，有些年份甚至达到了2倍以上。全国60岁以上人口生活不能自理率也呈现出同样的变动趋势，不能自理率由大到小的顺序依次为农村—城镇—城市，2004年农村人口生活不能自理率平均比城市高3.4个百分点，比城镇高3.1个百分点，比全国高1.4个百分点。
以上分析表明，农村人口总体健康人力资本存量低于城镇。从微观角度来讲，人口健康状况的差异直接影响劳动力参与社会活动有效时间的差异和生产产品质量的差异；从宏观角度来看，人口身体素质会影响整个地区内社会劳动生产效率，进而影响该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
三、结论与讨论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普遍认为，人力资本的初始状态是一般劳动力，只有经过一定的投资才能形成人力资本。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投资是形成掌握一定知识、技能的人力资本，实现经济、社会收益的必经途径。但是，就农村来说，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和强度又受到当前农民收入水平、政府的财政收入与投资倾向的影响。从纵向来看，我国农村无论是正规教育投资、卫生保健投资、职业教育与培训投资还是劳动力的迁移投资，也无论是政府投资还是家庭投资都呈逐年增长的态势。但从横向比较来看，不论是教育投资还是健康投资，也不论是政府投资还是家庭私人投资，农村与城市均有较大差距，体现了人力资本“收益”对“投资”的影响机制。尽管人力资本积累受多种因素影响，但最根本的决定因素还是人力资本投资状况。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再加上政府投资政策上的城市倾向性，造成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低水平，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又直接影响到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
就当前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收入水平来看，若不考虑外界因素的干预，农民自身的投资能力非常有限，再加之当前教育、医疗卫生服务价格相对于农民的购买力来说明显偏高，农村人力资本的循环运动呈现一种“低投资——低积累——低收益——低投资……”的恶性循环状态，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农村更是如此，他们就像一个极度营养不良的病人一样，急需要社会各界的救助。近30年来，我国经济经历了快速的发展，目前经济总量名列世界前茅，政府作为公共品的投资主体有责任也有能力继续加大农村教育、医疗卫生方面的投资，为农村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打破人力资本低水平恶性循环，推动其走向“高投资——高积累——高收益——高投资……”的良性循环轨道，从而缩小城乡之间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经济增长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原因分析 篇3
一、经济增长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分析
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主要是指由农村转向了城市的过程, 农村居民的生产率低, 其收入也较低, 内部收入差距较小。城市各行业的生产率高, 其收入也相对的高, 且收入的差距也较大。
国内经济增长, 主要是经济结构出现了转变, 结构的转变提速了经济增长, 结构的转变影响了城乡收入差距, 我国经济学家进行了分析, 经济相等滞后的国家经济结构的转变, 使得农业经济与城市工业经济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通过分析认为, 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一是产业结构的转变, 二是由农民工自身素质、生产力差异等要素造成的收入差距。
在城乡收入实证分析中, 认为物资、财力、财富、投资迅速地向城市集中, 以及农民工进入城市数量还比较少, 农村人口移居城镇没能与经济结构的转变、农业增值比重降低相匹配, 导致了农民收入差距拉大。另有许多二、三线城市化发展速度缓慢, 造成大量的农民劳动力过剩, 影响了劳动生产力的发挥和提高, 收入率自然低下。因此, 快速推进城市化, 充分使用剩余劳动力、提高生产率, 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通过实证数据得出, 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 结构的转变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所在, 因此, 本文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着手,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分析。
二、产业结构转变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分析
首先, 产业结构的转变是影响城乡收入的关键, 所谓产业结构是指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形成的比例, 产业结构转变影响着生产力, 影响着居民收入和分配。结构的转变使原有资源在整个经济领域中的作用发生了本质变化, 促使原有的资源和生产力也跟随着发生变化, 因此农民进城务工, 剩余劳动力和廉价劳动力, 低素质、低生产率、低收入, 是形成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其次, 结构转变加快了城市化发展, 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很可能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其一, 目前我国现有户籍体制的制约, 农民进城落户必须得有资产、相关单位证明、一定的经济保障等条件, 而这部分人大多是比较富裕的农民, 其进入城市必然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其二, 随着农民工进城, 城市的体制以及聚集规模更为明显, 提高了生产效率, 增加了居民收入, 然而对于那些迁移到城市的农民工来说, 许多条件的限制使他们只能在那些不正规的企业、工地就业, 较高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成本使背井离乡的农民工雪上加霜, 他们原本工作强度大、收入就低, 这更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其三, 随着农民劳动力的进城, 城市的容纳量和基础设施承载压力不断增大, 国家也将更多的投资投向城市, 加强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以缓解供需矛盾。因此, 投向农村的资金也就相应的减少, 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另一方面, 实现城市化也许可以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城市后, 城市的劳动力人员增多, 加剧了就业市场的竞争力, 使城市原有均衡工资水平下降, 缩小农民工与正式工的收入差距。二是农民工进城通过劳动所得把收入的资金再带回到农村, 用于农村的基础设施和投资, 进一步改善农村生活条件和基础设施。三是随着经济增长, 增加城市数量, 扩大城市化规模, 城市的辐射面更广, 促进城乡衔接, 有利于带动农业发展, 拉近城乡收入的差距。经济学家刘易斯模型基础上体现, 如果农业技术不断进步的条件下, 大量的农业机械投入使农村劳动生产率提高, 出现劳动力剩余, 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迁移城市务工, “刘易斯拐点”则会出现, 原有的二元经济结构将逐渐消失, 就能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
三、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原因分析
经济结构转变、经济指数增长, 以第一产业和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比值, 来反映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和合理程度, 从而进行衡量产业结构转变的趋势和效率。产业结构强度越高, 第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就越小, 农村的农业现代化水平越高, 城市与农村的收入差距就越小;农村的现代化水平越低, 城乡收入的差距就越大。因此, 只有实现农业现代化, 提高农业生产率, 充分利用当今快速发展的科技信息, 向社会流通农副产品, 才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城乡收入差距 (dis) 。泰尔指数对数据变化较敏感, 本文以泰尔指数计量体现国内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数, 城乡收入差距指数高、低主要体现在收入指数不同的变化, 泰尔指数不仅能反映城乡居民绝对收入的变化, 又能对城乡人口结构加以考虑。以泰尔指数列公式如下:
注释:i=1, 2其表示城乡地区, Pit表示t时期城市 (i=l) 或农村 (i=2) 人口数量, Pt表示t时期的总人口, Yit表示城市 (i=l) 或农村 (i=2) 的总收入, Yt表示t时期的总收入。
国内经济增长, 人均收入增长是最能反映出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经济增长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 城乡收入差距将会根据经济增长调节农村人口进城务工缩小差距。目前经济增长会扩大城乡收入, 但从长远来看, 还是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产业结构的转变、经济增长拉大了城乡收入的距离, 但是这符合库兹涅茨倒“u”型规律。国内从2008年以来。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从1.72逐年下降到2012年的1.47, 数据显示绝对值仍然很大, 但总体上还是有改观的, 城市化的扩大也覆盖着农村的现代化发展,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印证了国内城乡统筹大方向的正确性。
国内经济结构的转变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以经济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的关系分析, 其结果实证城乡收入差距将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变而逐步缩小。原先城乡收入的差距拉大, 其原因一是产业结构的转变, 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这两部分转变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但随着国内户籍制度改革和国家对城市政策相对放宽以后, 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迁移到城市, 从事第二、三产业, 通过自己的劳动、工作得到了收入,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经过实证分析表明, 当前城乡收入差距的绝对值还比较大, 不断推进城市化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总之, 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的转变是扩大城乡收入出现差距的根本。目前, 国内经济结构的转变、经济增长使城乡收入出现了一定的差距, 但是城市化数量增加和扩大, 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 城乡收入差距已经有所改善, 在改善趋好的同时, 仍然是经济增长起着主要的作用。经过理论与实证分析, 产业结构的转变、提速了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必然要进行结构的转变, 所以, 从产业结构的转变来看经济增长, 它们之间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结构因素, 我们必须真正理解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产业结构转变下的经济增长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也就是说提高产业结构升级, 缩小城乡经济结构差距, 以及加快城市化建设有助于拉近城乡收入差距。根据以上分析, 国内未来想改变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问题, 必须依赖政府的相关政策和经济结构转变去解决。
通过分析论证, 本文提出以下建议:其一, 必须注重结构转变后的经济增长, 尤其是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 促进城乡统筹战略的实施, 逐步缩小城乡经济收入的差距, 加大农村的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 推进农业现代化, 促进农业发展, 增加农民收入, 农村繁荣。注重落后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 大力支持农民多渠道创业, 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 保障他们享受教育制度实施的同时也享受医疗、就业、社保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提升农民的自身素质和就业能力, 为他们提供多种促进经济增长的机会。其二, 注重经济结构转变方式, 合理配置产业结构, 保持经济增长稳中向好。按照政策选择比较好的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 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再就业工作, 把农业化和工业化相结合, 以工业带动农业的发展, 促进农业产业化实施及结构调整和优化, 提高农业生产率及农业附加值的比值, 增加农民经营者的经济收入。其三, 落实科学发展观, 科学配置城乡资源, 缩小城乡经济增长的差距。其四, 要正确看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要想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并不是给一个具体措施和资金投入就可以实现的, 是逐步缩小的系统工程。所以, 必须注重产业结构不同, 坚持“统筹安排”, 不能光顾城乡差距的缩小, 而盲目推进城市化建设, 在推进城市化发展的同时, 注重带动农业化发展, 使我国经济在稳定中增长, 使城乡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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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地区差距 篇4
摘要：文章通过门限面板模型得出经济发展水平是城乡收入差距的倒U形状函数，该函数顶点所对应的泰尔指数（门限值）为0.026 895。通过动态面板模型得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虽然在扩大，但有收敛的趋势，收敛上限的估计值是0.136 562 5。最后提出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泰尔指数；收敛；动态面板模型；门限面板模型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高速发展。2014年我国GDP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大关，成为世界上仅有的两个进入“10万亿美元俱乐部”的国家。但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城乡收入差距仍在继续扩大。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由1995年的2.715上升为2013年的3.031，绝对收入差距由1995年的2 705元扩大为2013年的18 059元。如果将教育、医疗与通货膨胀等因素也纳入考虑范围，那么我国实际的城乡收入差距将会更大。
二、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性分析
1. 城乡收入差距的衡量。本文使用泰尔指数作为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使用Shorrocks（1980）的方法来计算泰尔指数，表达式如下：
本文将使用方程（2）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进行研究，由于该模型中包含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即该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所以使用动态面板模型去估计该方程。Arellano和Bond（1991）提出了估计动态面板模型的一阶差分GMM方法，但是这种估计方法存在一些缺点，例如：（1）弱工具变量问题，（2）无法估计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的系数。于是Blundell和Bond（1998）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提出了系统GMM估计方法。
3. 计量模型的实证结果。本文运用我国28个省市1995年～2013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其中剔除了重庆、四川和西藏。
对泰尔指数的动态面板分析结果见表1。该表呈现了差分GMM的一步和两步估计以及系统GMM的一步和两步估计结果，同时根据AIC准则选取因变量的滞后阶数。本文用Abond1、Abond2表示差分GMM的一步与两步估计，用Sys1和Sys2表示系统GMM的一步与两步估计。如表1中所示，theili，t-1的系数？酌都是处在区间（-1，0），说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是收敛的。在估计结果的显著性方面，一步差分GMM与两步差分GMM的显著性相同，两步系统GMM比一步系统GMM的估计结果显著。对于两步估计结果，系统GMM比差分GMM显著。在系数估计结果大小比较方面，对于常数项、？酌和？渍1，一步差分GMM都小于一步系统GMM的估计结果（带有负号的系数指的是绝对值），两步差分GMM与两步系统GMM也满足同样的规律。对于系数？渍2，一步差分GMM大于一步系统GMM的估计结果，两步差分GMM与两步系统GMM也满足同样的规律。
城乡收入差距中易出现截面相关与异方差问题，而该问题在两步GMM估计中能够得到更好的解决，同时Windmeijer（2005）通过蒙特卡洛模拟发现两步估计比一步估计具有更好的无偏性。从工具变量有效性的Sargan检验来看，两步GMM估计要优于一步GMM估计。从残差序列相关性的Abond检验来看，两步差分GMM与两步系统GMM都存在一阶序列相关，二阶序列不相关，但是在二阶序列不相关中两步系统GMM显著性要高于两步差分GMM。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选取两步系统GMM作为对本模型的最终估计结果。
现在将两步系统GMM的估计结果带入到方程（2）中，并整理为水平方程的形式，得到以下方程：
theili，t=0.043 7+0.627 7theili，t-1+0.146 7theili，t-2-0.094 4t-heili，t-3（3）
使用方程（3）进行迭代运算，得到2053年的全国泰尔指数0.136 562 5，将2053年的指数除以2013年的指数得到结果1.095，上文中提所以可近似的认为a等于1.095。因为a>1，所以说明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在扩大趋势下收敛。将新得到的50年全国泰尔指数（2014年开始）与2013年的全国泰尔指数相除，得到的结果绘制成图1，该图再次表明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在继续扩大，但是扩大的速度逐渐放缓。
纵坐标是第t年全国泰尔指数与2013年全国泰尔指数的比值，横坐标是年份。
三、 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非线性机理分析
1. 对门限面板模型的介绍。现在使用门限面板模型来分析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门限面板模型由Hansen于1999年提出，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单一门限面板模型）：
yit=？滋i+？琢1xitI（qit？燮？兹）+？琢2xitI（？兹在该模型中yit为因变量，qit为门限变量，I（·）为示性函数，Xit为控制变量，？着it为服从独立同分布的随机扰动项。
2. 变量与样本的选择。本文选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政府干预程度（GI）、人力资本投资率（HCI）、固定资产投资比重（IFA）、对外开放度（SO）和城镇化水平（UL）作为控制变量。
3. 门限面板模型的构建与估计结果分析。为了防止伪回归的出现，下面对本文所用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由表2中的检验结果可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固定资产投资比重都通过了三个检验，泰尔指数、政府干预度、人力资本投资率与城镇化水平都通过了LLC与Breitung检验，但是都没有通过IPS检验。经济发展水平与对外开放度都通过了IPS与LLC检验，但是都没有通过Breitung检验。根据以上的分析，可认为该8个变量都是零阶单整序列，即都是平稳的。
为分析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非线性关系，将门限面板模型设为以下形式：
lnGDPit=？滋i+？琢1theilitI（theilit？燮？兹）+？琢2theilitI（？兹其中lnGDPit表示第i个个体第t年的经济发展水平；因为要研究经济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关系，所以将城乡收入差距设为门限变量。Xit为控制变量。
根据表3，对门限变量的估计结果进行分析。在门限模型的第一个假设中，得到的F1统计量结果显示应该拒绝原假设，接受备择假设。在第二个假设中，得到的F1统计量结果显示应该接受原假设，拒绝备择假设。根据以上的分析结果，可以认为该模型只存在一个门限值，该门限值为0.026 895，其置信区间为（0.016 739，0.037 051）。在门限值？兹的左侧，系数？琢1为正值，说明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正向关系，即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经济呈现增长趋势。这是因为当存在一定程度的城乡收入差距时，生产要素和财富逐渐向城镇集中，从而推动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最终促进了经济发展。同时，一定程度的城乡收入差距也会增加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多元化，对于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多样化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而推动经济全面和快速的发展。在门限值？兹1的右侧，系数？琢2为负数，说明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水平具有负向关系，即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经济呈现下降趋势。一方面，较高的城乡收入差距长期存在会产生收入差距上的累积效应。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对教育等人力资本的投入差距逐渐扩大，导致城乡居民的收入能力有显著差异，于是使城乡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陷入恶性循环中。另一方面，农民收入水平低，不能及时获得有效的金融服务，导致农村经济投入不足，进而抑制经济的长期增长。
四、 政策建议
前文的分析也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缓解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应从以下两个方面着力：
1. 加大对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投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带来人力资本投资的巨大差异，进而形成城乡居民收入能力的差距，即城乡差距的累积效应。另外，我国现阶段结构性失业较为明显，因此，需要合理配置城乡教育资源，加大农村居民职业教育和培训。城乡基础教育资源的不平衡突出体现为教育质量差异。要进一步提高乡村教师待遇，加强乡村教师定期培训，建立中小学教师城乡交流机制；同时，保证进城务工随迁子女在当地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从存量和增量两个层面推进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对于完成基础教育后不久即进入就业市场的农村劳动力，政府为其提供廉价的职业培训，使其充分转化为社会稀缺的技术工人；对于有外出务工倾向的农村中年劳动力，可以在户籍所在地或工作地接受技能培训。通过政策激励，引导高素质人才尤其是农村大学生在农村就业、创业。
2. 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降低农民的“金融门槛”，提高农民融资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金融门槛”即进入并使用金融服务的成本，它将获取金融服务的居民区分为不同的群体。长期以来，“城市偏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导致我国城镇与农村金融市场发展不均衡。农村大量储蓄资金流向城市而形成“资金洼地”，农民融资难问题逐步显现。金融压抑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政府应进一步加强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建设，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减少农村金融资源的“漏损”。为此，需要完善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村金融服务形式多元化，发展农村金融衍生工具，适当降低农村信贷门槛，规范民间金融等。此外，农村居民相对于城镇居民而言，由于其收入水平的限制以及信用水平的低下，无法享受金融门槛较高的金融服务，往往只能以储蓄存款等手段来降低财富贬值速度。因此，需要激励金融机构为农民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规避财产贬值风险，实现财产保值甚至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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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研究”（项目号：11JJD790038）。
作者简介：倪志良（1966-），男，汉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政府预算、税收与公共支出管理和幸福经济学；陈博（1986-），男，汉族，天津市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收入分配、税收与公共支出管理；贾占标（1988-），男，汉族，山东省枣庄市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税收与公共支出管理和幸福经济。
收入差距过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篇5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显著提高, 但收入差距出现了明显扩大的趋势, 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 总体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
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标之一是基尼系数。按照国际通行标准, 基尼系数低于0.3属于均等分配的区间, 0.3-0.4属于合理区间, 0.4-0.5表明收入差距过大, 超过0.5说明出现了两极分化。从我国的基尼系数来看, 据国家统计局测算, 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 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大致为0.21-0.24, 城市居民的基尼系数大致为0.16-0.18, 说明当时我国的居民收入分配基本上呈现平均主义状况。据统计, 2004年, 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达到0.448, 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0.4的黄灯区, 接近了0.45的红色警戒线。而且从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曲线来看, 仍呈继续扩大的趋势。衡量居民收入总体差距的另一个指标是实际收入。一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 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在党的富民政策的引导下, 走上了富裕道路, 并有上亿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另一方面, 到2002年底, 仍然有2 8 2 0万农村贫困人口没有脱贫, 城市依靠各种救济维持生活的也有2000多万人。
2. 城乡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
按国际劳工组织的资料, 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 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 中国是其中之一。从全国范围看,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占总收入差距的7 5%, 个别省份甚至可以达到8 5%以上。2 0 0 0-2 0 0 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6280.0元、6860.0元, 7779.2元;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2253.4元、2366.4元、2476.9元。城镇居民收入分别是农村居民收入的2.79倍、2.90倍、3.10倍。
3. 区域之间以及区域内部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各地区居民的收入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但东部地区居民收入增长最快, 中部地区次之, 西部地区最慢。同时, 区域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
4. 行业之间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
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扩大主要表现为, 有些垄断行业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1978年, 工资最高行业的工资是最低行业的1.38倍;2002年, 我国分细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最高为最低的6倍多。高收入行业大多具有垄断性, 这种垄断不是在自由竞争条件下通过改进技术、加强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企业规摸、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份额形成的, 而是通过行政手段形成的。
二、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十分复杂, 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机制的作用
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收入差距扩大的直接原因。首先, 改革开放以前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 抑制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 导致了共同贫穷。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进行了包括分配体制在内的经济体制改革, 逐步打破传统体制以及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 以激发社会经济活力, 这必然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其次, 十四大正式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但从我国改革的轨迹来看,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就一直朝着市场化的方向迈进, 市场经济规律在经济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价值规律为基本规律的市场经济具有使收入差距扩大的内在倾向, 如果政府对收入分配未能实行有效的宏观调控, 甚至会产生两极分化。第三, 与市场化改革相适应, 生产要素参与分配, 使收入差距更趋扩大。
2. 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是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的基本原因
我国的二元经济特征比较明显。第一, 以手工、半手工等体力劳动为主的农村劳动生产率低于以现代工业为主的城市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决定了收入的高低, 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必然导致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在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的情况下, 低收入的农村劳动力必然流向城市, 分享城市的高收入。但长期以来, 我国实行的是城乡二元政策, 这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 国家政策保护了城市劳动力的就业, 城市劳动力就业相对更为充分;而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处于放任状态, 未被充分利用。实际就业状况与收入状况呈现直接的相关关系。第三, 户籍制度以及由此带来的子女就学、享受公共服务等问题, 阻碍了劳动力的流动, 使收入差距处于相对刚性状态。第四, 城镇居民比农村居民享受更多的福利待遇。
3. 社会保障制度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对城镇贫困居民和农村贫困居民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目前, 老人、下岗职工和重病人家庭是我国城镇贫困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 由于城镇社会保障制度较为完善, 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两个确保”措施、“三条保障线”政策以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 使城镇贫困人口的贫困状况得到了一定的缓解。由于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不完善, 在城镇并没有出现“贫困陷阱”;由于社会保障制度和就业制度的管理存在一定的漏洞, 许多下岗职工表面处于失业状态, 享受社会保障待遇, 实际上, 已采取多种灵活方式实现了就业, “失业陷阱”也不存在。所以, 我国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带来的较多的是正面效应, 负面效应较少。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城镇居民的贫困程度, 缓解了城镇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
但是, 在农村, 由于正式社会保障制度的缺或, 农村居民的贫困问题缺少缓解的渠道。抛开地域性, 实质上, 城乡贫富差距表现为居民个体之间的贫富差距。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二元”性, 不但没有缓解城乡贫富差距, 反而加剧了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供求缺口较大。从供给来看, 我国社会保障支出结构极不平衡, 2002年, 我国农村人口占60.9%, 而农村社会保障支出仅占全社会总量的1 1%, 农村社会保障支出远远低于城市。从需求来看, 农村社会保障需求较大。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计显示, 2004年底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2800万, 贫困发生率为2.9%;初步解决温饱但还不稳定的农村低收入人口为5 8 0 0万, 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为6.2%。也就是说, 近1 0%的农村人口处于贫困或贫困边缘, 急需一定的社会渠道解决贫困问题。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本应缓解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贫困差距, 却由于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城镇居民的贫困问题得到一定改善, 而对农村居民基本没有起到作用, 使城乡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4. 其他原因
对收入分配的调控特别是对高收入者的调控尚不完善、不到位, 也是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如个人所得税政策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 但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历史和自然等原因也是地区收入差距扩大不可忽视的因素。我国目前存在的地区收入差距, 大多在历史上就不同程度地存在。从自然地理上看, 我国国土面积广大, 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相差悬殊, 这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少数人因不合理甚至非法收入而暴富。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 少数人钻体制、政策和法律的空子, 甚至违法乱纪, 聚敛了不义之财, 扩大了收入差距。
三、正确认识当前收入差距
当前我国的收入差距是在居民总体收入水平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 也就是说, 是在共同富裕目标下产生的差距, 是相对差距而非绝对差距。适当差距的存在, 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 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差距过大, 又会影响劳动者的积极性, 降低效率。
从总体上看, 我国的收入差距处于从合理区间向过大区间发展的过程中, 各种调查和统计数据显示, 我国并没有出现两极分化。两极分化既有量的标准, 又有质的界定。从量上来说, 一般指基尼系数超过了0.5;从质上来说, 是指全社会形成了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明显对立的两极, 社会矛盾激化, 影响了社会稳定。
我国的社会发展指标如文化、科技、教育、环境等的差距, 无论从区域看还是从城乡看, 都小于人均收入差距, 而且我国居民的生活质量水平大大高于经济发展水平, 处于世界中等水平。
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工业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 是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根据库茨涅兹倒U曲线理论所揭示的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的规律, 一个国家在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中, 收入差距先呈扩大的趋势, 然后才进入缩小的区间。即: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 收入差距会扩大;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定量时, 收入差距就会逐步缩小。倒U曲线反映了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大国, 二元经济特征非常明显, 在一定时期出现收入差距的扩大也是难以避免的。
四、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 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
(1) 拉开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储蓄率的提高
储蓄是收入中未被消费的部分。关于收入和消费的关系, 西方经济学认为, 存在着一条基本心理规律:随着收入的增加, 消费也会增加, 但是消费的增加不及收入增加得多。既然消费随收入增加而增加的比率是递减的, 则可知储蓄随收入增加且增加的比率递增。由此可知, 拉开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储蓄率的提高。在一国经济发展初期不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条件下, 储蓄的更快增长将促使经济增长。
(2) 拉开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社会投资结构的改善
收入差距扩大所形成的金融资产分布格局, 使直接投资比重提高, 有助于社会投资结构的改善。据统计, 高收入户投资构成中选择比重最高的是股票, 这与前一时期居民投资主要偏好储蓄等低风险的间接投资形成了反差。这一方面说明了高收入层的风险投资意识更加成熟, 另一方面, 也说明了高收入层的投资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 具备了一定的抗风险实力。高收入层直接投资的意识和规模的提高, 将有助于社会投资结构的改善。
(3) 拉开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
一国经济中三次产业份额比重结构, 技术构成结构、部门关联与平衡机制等的差异将显示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所处阶段的高低。不同产业之间显著的收入差距是产业结构变化的重要条件, 因为经济结构的变动要求那些承担主要增长任务的生产部门具有更高收入的吸引作用, 诱发和推动产业结构转换的顺利进行。
2. 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1) 收入差距过大对消费需求的影响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 低收入阶层具有较高的消费倾向, 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 储蓄倾向较高。而边际消费倾向愈高, 投资和支出乘数愈大, 增加单位投资对产出的贡献就愈大。收入分配差距呈扩大将导致居民消费倾向和总体水平的下降。收入的绝对水平愈高, 收入消费之间的缺口越大。当收入差距拉大, 总体的消费倾向就会降低。显然, 在收入既定的条件下, 中低收入层占的比重越大, 全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就越低, 国家扩大投资、启动经济的举措就要大打折扣。
(2) 收入差距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它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水平, 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和收入水平就高, 反之亦然。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带来家庭教育投资差距的扩大, 形成教育投资水平与收入水平间的循环效应, 给未来低收入群体的构成埋下了伏笔。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与其收入水平的高低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家庭教育投资的差距一旦形成并继续扩大, 势必形成收入水平低——教育投资水平低——就业竞争力低——收入水平低的恶性循环效应, 制约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影响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3) 收入差距过大对社会福利总水平的不利影响
一般来说, 由于货币的边际效用递减的原因, 低收入者货币的边际效用大于高收入者货币的边际效用。如果把相同部分的收入从高收入者手中转移到低收入者手中, 从全社会来讲, 损失的总效用小于增加的总效用, 则最后全社会的总效用是增加的。反过来, 在全社会收入一定的条件下, 收入差距过大, 就会降低社会总效用, 即对总福利产生不利影响。
(4) 收入差距过大对社会政治的不利影响
一个国家, 尤其是一个发展中大国, 保持社会稳定、保持多民族的团结以增加国家的凝聚力至关重要。贫富不均会引起犯罪增加, 使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 并由此加大国家安全保护支出;低收入阶层过大, 还会挫伤大多数人的劳动积极性, 影响广大群众对子女教育投资, 从而, 使目前乃至未来的劳动生产率降低。
五、调整收入差距, 推动我国经济增长
1. 建立有效公平的收入分配调控机制
一国在一定发展阶段中收入分配体制和政策是否合适, 不能简单地从分配差距大小得出, 而应该考虑到它是否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在现阶段, 我国要考虑总量经济稳定、均衡增长的需要, 必须建立有效而公平的分配调控机制。一是, 必须硬化企事业单位的预算约束, 规范和稳定国家同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 使国家更多运用财政、税收杠杆调控企业可支配收入变动, 从源头上抑制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超常增长。国家对企业的可支配收入调控必须建立在统一、规范的没有歧视的基础上, 以便优胜劣汰。二是必须扩大调控范围, 逐步使各种隐性收入 (福利、租金、各种回扣收入及第二职业收入等) 都纳入统一的收入调控系统中, 尤其要制定对各种非法收入的严厉惩罚制度。三是根据经济发展的进一步要求, 逐步建立较为规范的市场机制的收入自动调节机制, 使各种收入的增减变动同投入要素的数量质量挂钩。
2. 矫正收入分配偏差以促进结构调整
收入分配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利用收入分配杠杆时, 我们一定要以结构优化为目标, 矫正收入分配偏差, 在公平的基础上, 适当拉开收入差距。一是, 应严格限制原有的社会福利范围的扩大和水平的提高, 坚决改革社会福利保障制度, 逐步把城市系统人人享有的一份福利转变成对低收入人口的直接援助。同时, 拓展城市居民收入支出的渠道, 开辟个人投资市场, 促使居民收入支出结构的多样化和层次化。二是在进一步推进城市国有经济系统改革和建立统一规范的收入分配调控机制的基础上, 反对无原则的“城市偏向”, 把城乡之间、企业之间、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设置于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上, 从而使收入分配差距与生产力水平相匹配。通过收入分配结构变动, 促使居民消费结构、储蓄结构的变动, 促使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的均衡。
3. 逐步提高工薪阶层的收入, 提高总消费水平
从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 我国消费率明显偏低。我国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偏低和我国工资水平的长期偏低是有关系的, 1990年以来, 我国普通工薪阶层的收入增长速度长期低于经济增长速度, GDP每年以11.2%的速度增加, 而同期工资每年增加6.5%, 非工资收入每年增长1 0%左右, 居民消费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平均增长率为8.1%。在收入水平偏低的情况下, 未来预期支出的增加必然导致消费萎缩。因此, 我国逐步提高工资水平将有助于提高未来预期收入, 增加消费。并且从以上数字也可以看出我国提高工资水平是有一定空间的, 不仅不会带来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而且还可以通过提高消费水平来推动经济增长。对此应首先从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入手, 逐步减少政府直接投资的比例, 相应增加工资支出的比例, 这样一来, 经济中就会出现一个具有较高消费能力的稳定的社会阶层, 他们是由政府公务员、教师、科技人员、企业家、自由职业者等组成, 这个阶层就会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收入分配差距日渐加大。这一现象对经济的增长将产生重要的影响。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 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是经济发展初期的必然现象;适当的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资本的积累、促进社会投资结构的改善、优化经济结构, 从而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而过大的收入差距则会降低全社会总平均消费倾向, 还会减少投资乘数效应, 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同时不利于社会政治稳定;收入差距过大还会导致扩大需求的政策收效甚微, 不利于扩大内需, 不利于社会总福利水平的提高, 从而会抑制经济的发展。
通过调整收入差距, 建立有效公平的收入分配调控机制, 矫正收入分配偏差以促进结构调整, 逐步提高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普通劳动者的福利, 使总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增加, 从而推动我国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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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地区差距 篇6
自从85年我国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全面展开以来,经济不断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张,不仅会影响社会稳定,且还会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潜力,对此应引起高度重视。按可比价格计算,我国1985年至2008年的实际人均GDP年均增长8.6%,经济得到了时序快速的增长,但城乡实际收入差距也由1985年的287.7元扩大到2008年的2538.3元,收入差距年均增长9.92%。按1985价格计算,1985年至1991年间,农民人均收入大致相当于城镇人均收入的50%左右,到1992年至1999年间这一比例下降到42%以下,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只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33%,而200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略低于2007年,进一步下降为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32%左右。服务于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历史根源。
二、文献回顾
对于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城乡收入差距趋于扩大问题,国内有很多学者基于不同的研究方法对之进行了考察。孙致陆、周加来(08)基于中国1978—2007年数据,而李珊、逢锦丽(09)对于1985~2006年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二者之间不仅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而且还存在因果关系。张嫘、方天堃(07),利用1978-2003年的年度经济数据做研究,结果表明,无论在长期还是在短期,经济增长都是构成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原因之一,而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仅表现在短期内。欧阳朝旭(09),以安徽为例,基于其1980~2O07年的年度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安徽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表现出一种长期稳定的正向均衡关系。吴三忙等(O7)基于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具有全国普遍性。同时,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演化经历了四个阶段。国外也有很多学者对收人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得到的结论也不尽相同。
由于在样本选择、指标选取、数据处理、研究方法以及考察视角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国内外相关研究所得到的结论不尽相同,但大多数研究结论均认为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会产生负效应。本文主要通过对1985—2008年有关指标数据的实证分析,研究这二十多年中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
三、分析方法与数据说明
由于传统的时间序列分析方法隐含的前提是各变量必须满足平稳性要求。然而,现实的经济序列多数是非平稳的。因此,模型中引入协整检验步骤,考察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在此基础上进行回归分析,进而避免为回归现象。
本文以人均GDP来衡量经济增长,记为PGDP,城乡收入差距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绝对差额作为衡量指标,记为URI。为消除价格因素对于时间序列分析的影响,本文搜集并计算了以1985年为基期我国的1985~2008年的历年CPI,然后用消费物价指数(以1985年作为基期,即1985=100)对人均GDP和城乡收入差距数据进行处理,并对处理后的各指标数据再进行自然对数变换,以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并分别记为LNPGDP和LNURI。指标数据源于09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取值范围为1985—2008年。本文所有的数据处理及计量分析均是在计量分析软件EViews5.0上完成。
四、实证分析
1. 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为了检验变量间的协整关系,首先需要对时间序列做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目前最常用的ADF法对各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其平稳性。ADF检验结果如表l所示。
注:(1)(C,T,L)中C和T分别表示检验方程含常数项和趋势相,L表示滞后期(由AIC和SC确定),C或T为0表示不含截距或时间趋势;(2)△表示一阶逐期差分,△2表示二阶逐期差分,下同。
对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表明,原序列LNPGDP和LNURI以及一阶差分△LNPGDP和△LNURI都是非平稳序列。但其二阶差分△2LNPGDP和△2 LNURI是平稳的,即LNPGDP和LNURI都是二阶单整序列I(2)。
2. 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ECM)模型
有些时间序列,虽它们自身非平稳,但其某种线性组合却是平稳的,如果满足这个条件,说明两个变量间存在着协整关系。LNPGDP和LNURI两个变量虽然各自是非平稳的,但经二阶差分,变量是平稳的,也就是说其一阶差分的时间序列的某种线形组合可能是平稳的,因此变量△LNGDP和△LNURI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如果这两个时间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说明二者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本文采用Johansen提出的极大似然法进行协整检验,选择数据和协整方程中不存在线性趋势,且协整方程中有截距项的模型。检验结果见表2。
从表2中可看出,没有协整方程的原假设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被拒绝,而至多有一个协整方程的原假设分别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被接受,结合上文平稳性检验结果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变量LNPGDP和LNURI间仅存在一种长期均衡关系,这种长期均衡关系能保证变量的任何短期偏离都会因为协整而回到长期均衡状态上来。协整回归方程为:
在协整检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包含误差修正项在内的误差修正模型,以此来研究模型的短期动态和长期调整特征。由协整关系检验知,LNPGDP和LNURI间存在协整关系,虽协整回归方程的R2很高,回归系数也显著,但DW值明显偏小,说明残差序列还存在自相关。因此,下面重新对LNPGDP和LNURI进行回归,并引入滞后变量,进而建立单方程误差修正模型。
通过Eviews软件,估计出加入一阶滞后变量LNURI(-1)后的误差修正模型为:
该模型中常数项的估计量没有通过t检验,去掉该项重新拟合得到:
该模型的R2接近于1,说明效果良好,且LM(1)的结果也表明模型不存在一阶自相关,各项指标均显示模型比较合理。通过对上式进行适当的衡等变形,可得到引入一阶滞后项的ECM为:
其中,LNURIt-1-3.363 LNGDP t-1称为误差修正项ecm t-1。可看出,若t时刻LNURI大于其长期均衡解3.363 LNGDP,ecm为正的同时会使△LNURIt减小;反之ecm为负,△LNURIt则增加。其符合反向修正机制,体现了长期非均衡误差对LNURI的控制。
3. 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分析和VEC模型表明经济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二者间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进一步检验。本文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进行分析,其检验结果(见表3)表明:当滞后期为l、2、3和4时,LNURI是LNPGDP的格兰杰原因,而LNPGDP不是LNURI的格兰杰原因;当滞后期为5时,LNURI不是LNPGDP的格兰杰原因,而LNPGDP是LNURI的格兰杰原因;即在短期内,城乡收入差距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经济增长并不是收入差距的格兰杰原因,中长期则刚好相反,二者间是一种单向因果关系。
在理论上一直有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讨论,许多研究认为一定范围内收人差距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当收入差距超过一定范围时会阻碍经济增长,这些研究对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政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文格兰杰因果检验说明在短期内收入差距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但在长期是经济增长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所研究的时间段内,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间存在协整关系,这表明,即便短期内会出现波动,系统的内在稳定机制仍会将其拉回到均衡状态。从Granger检验的结果又可以看出在短期内收入差距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但在长期是经济增长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这与现实也是相符的。尽管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同时还应看到,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非常有限,而且从长期看,如果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势头得不到很好的抑制,会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
因此,要对城乡收入差距进行有效的治理,这就要依靠政府的力量,需在以下两个方面下功夫:其一因为经济增长在长期主要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在当前我国工业部门和城市部门已经得到较好发展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应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对当前的发展战略进行适度调整。将发展的重心转向“三农”,打破城乡二元经济,推动劳动力和资本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增加对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和教育的投资,努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也是实现我国社会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根本保证;其二就是要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要增进低收入群体的安全保障,有效减少他们面对医疗、失业等风险的脆弱性。
参考文献
[1]刘秋生易鑫村:浙江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协整分析.商场现代化,2008
[2]李珊逢锦丽: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合作经济与科技,2009
经济增长地区差距 篇7
根据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地域性差异我们可以得知, 近几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降低, 然而其运行在全国各省仍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其中中部与西部省市尤为突出, 以贵州为例, 其城乡收入比达到了3.93, 为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省份。同时,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地区差异还会受到其他方面因素的影响, 例如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以及发展基础等等, 由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因此在发展过程中GDP被视为工作重心, 对于经济发展水平高、基础设施建设好的城市与地区自然就能够吸引更多的投资, 而与东部华丽的城乡发展统筹规划相比, 中西部地区显然存在诸多不足,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就自然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
二、影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
(一) 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根据户口根据对居民进行划分, 即城市居民与农村具名, 同时对人口迁移加以控制, 对于农村人口到城镇人口的迁移更是严格。就算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 其受到的待遇也与城镇居民有着很大的差距。这种户籍制度必然导致我国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权利存在天生的不平等, 进而对城乡收入差距造成影响。
具体介绍如下:第一, 这一制度阻碍了人口的自由迁移, 难以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农民在城市就业中备受歧视, 在工作、生活等方面的待遇无法与城市居民“平起平坐”, 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 这显然就会对农民工产生巨大的压力, 影响到迁移的流畅性, 进而使得农民的收入增长受到影响;第二,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也阻碍到了农业的规模化经营, 这一制度对农民造成了土地束缚, 使其经营分散, 难以提高效率, 形成规模化经营, 不易提高农业生产率。可见, 城乡二元制度对人口的自由转移造成影响, 限制了农业生产率提高, 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加大;第三,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限制了农业劳动者的素质提升。受到生活环境的影响, 农村人口迁移可以说是提高劳动者素质的重要手段, 在向城市迁移的过程中, 农村人口的思想得以改变, 素质得以提高, 对于生产效率的提高有极大的帮助。然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存在, 就导致大量农村劳动率剩余, 难以提高农村劳动者整体水平与综合素质, 进而影响到生产效率的提高。
(二) 工业与农业存在效率差异
城乡收入差距也会受到工业与农业效率差异的影响, 农村与城市自身的产业特点各有不同, 农业生产主要受到自然因素的影响, 许多影响因素难以控制, 并且受到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科技水平落后以及缺乏合理的农业结构的影响, 使得农业面临着自然与市场的双重风险, 许多农村地区并没有充分发挥其区域优势, 特色农业发展情况并不理想, 存在严重的农产品同质化现象, 不满足市场对不同农产品的需求, 进而导致农民收入难以得到有效提高。同时由于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 使得农业效率的提高受到了极大的阻碍, 进而使得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变大。
(三) 城镇化进程缓慢
农业经营所得与工资是我国农村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近几年, 尽管农民总收入中农业经营性收入的比重有所降低, 但是对于缺乏谋生技能的农民而言, 经营性收入仍然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 而农业经营收入水平取决于农业生产效率, 但是我国城镇化进程缓慢, 农村人口多, 难以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 进而使得农业经营性收入增长受到限制。
(四) 城乡人力资本存在差异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 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而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起步与发展各有不同, 因此在人力资本水平上有一定的差距, 这就是导致农村居民的整体水平不高, 难以提高生产效率, 无法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五) 财政政策体制不合理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 我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仍占主体地位, 农业生产也需要以资金为前提, 而作为生活必需品, 农产品存在需求弹性小, 比较收益低的特点, 同时我国政府对农业的支持也不足, 实行的是“以农补工”的政策, 这就使得城市工业得到了强力的支持, 反观农业生产, 就可以看出城乡收入差距增大是有原因的。
三、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以促进经济增长的对策
(一) 改进户籍制度
上文提到,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存在是阻碍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重要因素, 因此为了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 促进经济增长, 就必须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 将二元户籍制度转变为一元户籍制度, 在登记时应以居民本身的真正居住地为主。以此才能够使得二元户籍制度带来各种不平等现象得以减少甚至消除, 以此保证人口迁移的流动性与自由行, 为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二) 推动城镇化建设
推进城镇化建设, 提高城镇化水平, 对于实现农民增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我国城镇化难以影响到农民收入的增加, 因此, 加强城镇化建设, 推动城镇化进程, 使农民增收中充分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如此才能够使城乡收入差距得到有效的缩小。
(三) 发展农村教育, 提高人力资本水平
城乡收入差距还源自于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因此, 为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就必须加速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 提高其人力资本水平。为了实现这一目的, 就必须大力发展农村教育, 提高农村教育水平, 合理分配教育资源, 加强农村教育事业的建设, 采用形式多样的方式, 使农民的综合素质得以提高, 进而使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得以增加, 为城乡差距的缩小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四)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农业科技水平
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促进农业发展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就应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农业科技水平, 以此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实现农民增收, 进而使的城乡收入差距得以缩小。
四、结束语
除了上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之外, 我国还应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为农民提供社会保障, 同时要大力发展农村金融, 使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得以完善。我们应针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增大这一现象, 采取有效的措施, 提供农村生产能力, 以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为经济的稳定增长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摘要：分析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现状, 提出影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 并针对存在的问题, 就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以促进经济增长的对策提出几点建议, 以供参考。
关键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济增长,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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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地区差距 篇8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我国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 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在不断拉大, 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给出的我国的基尼系数是0.447。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主要表现在: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地区收入差距拉大、行业收入差距拉大。
首先, 城乡收入差距拉大。据专家计算, 城乡差距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度是60%。199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是2.2∶1, 2004年和2005年这一比率分别是3.21∶1和3.22∶1, 2006年扩大到3.28∶1, 绝对额的收入差距达到8172.5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有关报告, 世界上多数国家城乡收入的比率为1.5∶1, 这一比率超过2的极为罕见。
其次, 地区收入差距拉大。虽然近几年国家加大了西部开发的力度, 但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 我国西部与东部沿海地区的收入差距都呈扩大趋势。1995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最高的是上海, 为7191.77元;最低的是甘肃, 为3152.52元, 收入之比是2.28∶1。2006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最高的是上海, 为20667.91元;最低的是新疆, 为8871.27元, 收入之比为2.33∶1。1995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最高的是上海, 为4245.61元;最低的是甘肃为880.34元, 比例是4.82∶1。2006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是上海, 为9138.65元;最低的是贵州, 为1984.62元, 收入差距为4.60∶1。虽然, 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比例稍有下降, 但绝对差额从1995年的3365.27元扩大到2006年的71540.3元。地区收入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
再次, 行业收入差距拉大。1990年我国职工按行业分职工平均工资最高行业和最低行业的工资比是1.76∶1, 2006年我国职工按行业分职工平均工资最高行业和最低行业的工资比是2.94∶1, 若包括高收入行业的奖金和工资外收入, 则行业收入差距更大。
Robert·Barro (1997) 研究发现, 当人均GDP低于某一临界值 (按1985年美元计算为2070美元) 时, 基尼系数与随后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系, 但是当人均GDP超过此临界值之后, 基尼系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就变为正向关系。这暗示, 在低收入国家收入不平等会阻碍经济增长, 而在富裕国家, 不平等对经济增长也许有积极作用。而我国2005年人均GDP为1700美元, 尚属于低收入国家。按照上述规律, 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1991年, Persson和Tablellini利用包括美国等国家的19世纪中叶历史证据和二战后的数据分析表明, 初始的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负相关并不显著, 但随着财富不平等的加剧, 它与社会政治的不稳定存在显著的关系, 而且由于资产不平等带来的负向作用会直接减少投资, 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二、收入差距拉大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一) 从政治经济机制看
税前收入差距越大, 要求重新分配的呼声就越高, 从而导致政府对资源的再分配和政策的再调整, 包括政府公共项目、立法管制, 税收政策的调整等。富人为阻止政府的再分配可能会进行一些对自己有利的活动, 使经济信号发生扭曲, 投资减少, 从而损害经济增长, 相应的消耗资源并产生腐败的情况也越普遍, 贪污腐败的成本也就增加, 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世界银行估计, 在一个相对腐败的国家, 投资者的成本可能要增加20%。而透明国际公布的“2004年度全球清廉指数”显示, 全球最廉洁的国家的芬兰 (9.7分) , 排名垫底的是第145位的孟加拉国和海地 (1.5分) , 我国以3.4分排在71位, 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和港台地区, 由此可见, 我国的腐败成本非常高, 不可避免对经济增长会产生负面影响。
税前收入差距较大, 政府税收政策的调整通常是采取高税率, 而高税率将挫伤高收入人群的投资意愿和工作积极性, 并降低工作效率, 从而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
(二) 从社会冲突机制看
Bourguignon and Morrisson (1998) 对全球趋势进行了系统研究, 表明收入分配不平等与暴力水平显著相关, 暴力程度在不平等的地区远高于相对平等的地区。由于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 人们与周围参照群体比较后容易产生利益受到剥夺的感觉, 从而对社会充满各种不满情绪甚至怨恨, 这样就很容易深化各种社会矛盾引发各种社会问题, 如暴力犯罪、吸毒贩毒等问题, 同时也有可能引起社会利益集团的矛盾和冲突。这表明收入分配出现严重不公甚至两极分化时, 就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动摇性的负面影响。此外,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容易降低人们对改革的认同和支持, 从而不利于市场化改革目标的实现, 甚至成为深化改革的严重障碍。
(三) 导致有效需求不足, 抑制经济增长
众所周知, 消费、投资与净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要素。特别是在需求约束型的经济中, 需求更成为经济基础增长的动力。如果总需求超过总供给, 经济将出现繁荣;反之, 经济将出现萎缩。在需求相对不足的经济中, 由于投资需求是引致需求 (即派生需求) , 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消费需求的增加。有效消费需求的增加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和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动。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 边际消费倾向有不断下降的趋势。但是, 收入水平高的人边际消费倾向低, 而收入水平低的人边际消费倾向高, 并且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的速度也快于中低收入阶层。由此可见, 随着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 占少数的高收入者的消费水平在达到一定程度后趋于稳定, 其消费剩余多会转化为储蓄, 但储蓄不一定能完全转化为投资, 即使转化, 也大多形成中间需求。而占人口多数的中低收入者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受收入水平的限制而无法形成现实购买力, 从而使整个社会平均消费倾向下降, 消费需求增长乏力, 经济增长受到制约。
(四) 延滞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高低收入群体存在消费断层, 致使我国产业结构处于两难的选择。一方面, 大部分人对于彩电、冰箱、空调等的消费远未饱和, 另一方面, 少数高收入人群有能力购买汽车、别墅等高价商品, 但其市场规模还有限。于是, 一些产业生产能力过剩, 但又不能退出市场, 只好压价竞争, 如彩电行业。现在人们经常用“利润比纸还薄”来形容家电行业的处境。另一些产业如轿车产业尚未成长为主导产业, 产业升级脱节, 产业技术在低层次徘徊。第二产业的结构发展升级受到限制, 又进而影响了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的发展。
(五) 限制低收入者人力资本投资的现实支付能力, 制约经济增长
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主要部分, 也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手段。然而随着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 过低的收入水平会限制低收入人群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现实支付能力, 他们只能拥有低水平的人力资本投资, 这会影响他们及其子女的素质。在我国, 《义务教育法》颁布已经十多年了, 但在广大的农村地区, 特别是在比较落后的地区, 仍存在大量问题, 学生辍学率依然比较高。据中央党校课题组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调查显示, 近年来, 农村学生的辍学、流失率偏高, 初中生辍学率上升, 有的地方农村辍学率高达10%以上。在不平等经济中, 穷人比例越大, 人力资本投资越低, 经济增长率越低。
(六) 三大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
1、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影响到农村消费水平的提高, 导致农村市场发育迟缓。
目前我国共有约3.4亿个家庭, 其中农村家庭2.3亿个, 占67.6%。由此可见, 我国农村市场具有消费者数量多、发展潜力大。然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导致农民消费水平提高缓慢, 农村市场萎缩, 不利于拉动内需, 推动经济增长。
2、地区收入差距拉大导致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的难度增加, 影响到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
首先, 地区收入差距的拉大导致中西部加快发展的难度增加。一方面, 地区间过大的收入差距, 会减弱落后地区的人才吸收、涵养能力, 人才向高收入地区的流动成为必然, 不可避免地也会导致资金和技术的转移。近年来, 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的差异使得大批人才及大量资金、技术向东部地区流动, 其结果是进一步加剧了中西部地区人才、资金、技术的短缺, 从而增加了中西部加快发展的难度。另一方面, 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水平和购买力相对较低, 地区市场规模有限, 制约着中西部地区面向本地市场的产业发展, 同时中西部地区又远离规模和潜力巨大的主要市场即东部市场, 区域劣势明显。所以, 中西部加快发展的难度增加。其次, 地区收入差距的拉大影响到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地区收入差距扩大使得区域之间居民的需求结构差异度较大, 某些必需的耐用消费品在东部区域市场上已趋于饱和, 而在西部区域市场上却缺乏有效需求, 导致新兴耐用消费品的区域性传导及消费的地区间梯度转移出现梗阻, 造成区域差别性市场之间的“断裂”, 影响到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
3、行业收入差距拉大扭曲就业观念, 造成人才资源的浪费。
由于行业收入分配的不合理, 劳动者收入的高低并不完全取决于劳动努力程度的大小以及工作条件的好坏, 而主要由所在的行业和部门决定。因此, 多数人在选择职业时宁愿用非所学, 也要选择高收入的行业, 从而造成人才资源的浪费, 不利于经济发展。
总之,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 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对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 加大理顺收入分配关系的力度已成为当前政府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我国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 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在不断拉大, 主要表现在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地区收入差距拉大、行业收入差距拉大。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影响社会稳定、消费需求、产业结构调整等, 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越来越突出。
关键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经济增长,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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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地区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篇9
【关键词】柯布—道格拉斯函数 平稳性检验 回归模型 误差修正模型
一、模型选择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在定量分析经济增长中各种要素贡献率的研究中， 应用极为广泛。该模型的常见表达式为：Y=AKαLβ，ɑ+β=1，0<ɑ<1，即规模报酬不变，A表示技术进步率，该生产函数认为A是一个常数。其中，Y为国内生产总值（GDP）；A表示综合生产力，代表技术进步；K为资本存量；L为劳动力。考虑到数据的经济学意义，本文对模型两边取对数，得到如下线性模型：
LnY=LnA+αLnK+βLnL+γLnE+μ
本文选取的模型是柯布—道格拉斯模型Y=AKαLβ，其中Y是GDP，即华东地区生产总值；A是技术进步率，在本文中以国内专利申请授权量来反映；K是资本投入，在文中以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反映，α为资本投入对产出的弹性系数；L是劳动投入，在本文选取的指标是就业人数，β为劳动投入对产出的弹性系数。为了消除自变量间多重共线性的影响，更好的反映各自变量对GDP的影响、便于回归分析操作，对模型两边取对数lnY=lnA+αlnK+βlnL，转换为计量模型为：LnYt=β0+β1LnAt+β2LnKt+β3LnLt+et。
二、计量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采用ADF的检验方法，对各变量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其结果是，X1、X2、X3、Y是非平稳的。对各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后的检验结果是，X1、X2、X3、Y是平稳的。
（二）协整检验
步骤一：建立回归模型。
上文中得知X1、X2、X3、Y都是一階单整序列，即经过差分后的这四个序列是平稳的。接下来进行EG两步法协整检验。EG两步法检验的第一步要求是序列为同阶单整序列，本文所选取的数据是符合同阶单整要求的。对原序列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如下：
■=5.683349+0.873000x1+0.042911x2+0.463291x3 （1）
（0.804343） （0.039895）（0.043942） （0.118151）
R2=0.867473 F=302.041 DW=1.305271
从得到的式（1）中可以看出可决系数R2=0.867473，拟合度还可以；并且F-statistic=302.041，对于给定的显著性水平α=0.05，根据F分布百分位数表查出分子自由度为3，分母自由度为23的F分布上侧分位数F（3，23）=3.03。因为F=302.041>3.03，所以拒绝原假设，即回归方程是显著的。说明华东地区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国内专利申请授权量增长率、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增长率和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根据式（1），我们可以初步认为随着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国内专利申请授权量增长率、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增长率增加一个单位，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随之分别会增加0.873、0.042911和0.463291个单位，故可以看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K和城镇单位就业人员L对地区生产总值GDP增长率的影响很大。
步骤二：对回归残差序列{εt}进行平稳性检验。
单位根检验的原假设为存在单位根，从表2中可以看出，P值为0.012小于0.05即拒绝原假设，不存在单位根，残差项E是平稳的。则得到结果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国内专利申请授权量增长率、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增长率和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这四个变量构成协整关系。
（三）误差修正模型
我们得到的误差修正模型结果如下：
Y_=0.032913+0.679570x1_+0.04993x2_+0.304516x3_+ 0.550291ECM（2）
（0.023627）（0.09872） （0.050407） （0.378796） （0.19028）
R2=0.933017 F=14.41415 DW=1.770535
误差修正结果显示该方程显著线性相关。参数检验结果显示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国内专利申请授权量增长率、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增长率的当期波动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当期波动有显著性影响。而且从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大小可以看出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增长率的当期波动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当期波动调整幅度比较大，即增加一单位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增长率会分别使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增加0.679570和0.3045161个单位。并且0.679570+ 0.3045161=0.9840861，基本上满足柯布-道格拉斯的关于资本K和劳动L对经济的贡献率ɑ+β=1。另外，技术A增长率增加一个单位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的贡献为0.04993。
三、主要结论
本文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我国华东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从反映长期均衡的回归模型可以看出，劳动力投入和固定资本投资的增加均会带来产出的相应增加，固定资本投资增加1%，产出会增加0.873%；劳动力投入增加1%，产出会增加0.463291%；技术进步增加1%，产出会增加0.042911%。技术、劳动力投入和固定资本投资的产出弹性之和大于1，可知华东地区的经济增长是规模报酬递增的，说明经济发展态势良好。
从短期角度考虑，误差修正模型间接衡量了短期内固定资本投资、劳动投入量和技术进步对产出的影响，通过变化率的变化来反映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华东地区的本期固定资本投入变化率变动1个单位时，产出变化率同向变化差不多1个单位。即短期看：可知华东地区经济增长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可能在短期技术的进步不明显，以及资本投入的相对量也很难有大的变化。不过，误差修正模型也正好验证了基本上满足柯布-道格拉斯的关于资本K和劳动L对经济的贡献率ɑ+β=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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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敬水.计量经济学教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经济增长地区差距 篇10
1.1 转型期经济增长现状
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的高增长, 从1978—2010年的33年时间里,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保持了年平均9.6%的增长速度,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保持了年均8.28%的增长速度。如表1所示:
从上面的这些数据可以看出, 中国经济除去动荡的几年 (1989—1990年) , 一直持续高速增长。面对这些乐观的情况, 要有忧患意识。最值得注意的是收入差距逐年拉大, 影响了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它像一颗定时炸弹, 威胁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稳定发展。
1.2 转型期收入分配差距现状
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必然涉及公平问题。能够把收入差距与公平问题联系在一块的指标是基尼系数。如表2所示:
综观我国近些年的基尼系数, 全国的、城镇居民的、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都呈现增长趋势。基尼系数的攀升, 意味着贫富差距开始彰显, 并且有拉大的趋势。
2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的相关关系分析
2.1 理论分析
很多经济学家一直致力于研究经济增长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 其中著名的包括库兹涅茨的倒“U”曲线, 以及卡尔多的经济增长模型等理论。文章中, 笔者采用卡尔多经济增长模型对我国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鉴于我国社会成员结构的复杂性, 为了便于分析, 沿用的是原模型的假设。原模型的基本假设:把社会成员分为两类, 利息收入阶层和工资收入阶层 (3) , 他们的收入之和构成国民总收入。社会储蓄率是他们各自储蓄率倾向的加权平均数, 即S=Sπ·π/Y+Sω·W/Y。
G=undefined
undefined=undefined·undefinedundefined
在Sπ和Sω不变, Sπ>Sω的情况下, 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π/Y与投资率I/Y密切相关。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着重大力发展经济建设。经济增长需要一个经济起飞阶段, 在这一阶段主要是“能量 (4) ”的积累。结合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来看, 这33年间我国经济一直处于高增长。经济的快速增长需要较高的投资率来保证, 因此要提高投资率I/Y, 就要提高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 (加大利息收入者的分配份额) , 即扩大收入分配差距。根据公式 (2) 可以推导出, 高投资率I/Y将进一步导致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π/Y加大, 即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可见收入分配差距是经济增长的前提, 也是经济增长的结果。
2.2 实证分析
(1) 经济增长率和国民收入分配差距关系的数据分析
为了便于分析, 文章中选取的基尼系数的数值是全国基尼系数和增长率 (5) , 笔者用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相关性分析, 自动生成的结果如表3所示:
从自动生成的数据, 全国基尼系数和经济增长率这两个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是0.005。显著性概率Sig.=0.980, 大于显著性水平 (系统默认) 0.01。因此满足原假设 (原假设与对立假设:H0:ρ=0 H1:ρ≠0) , 也就是说全国基尼系数和经济增长率的相关性是不显著的。
(2) 根据我国工资分配率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证分析
根据新剑桥方程式可以看出, 工资分配率与经济增长率和收入分配差距有着密切的关系。要探讨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 必然要涉及工资分配率这一指标。转型期期间, 我国工资分配率变化如表4所示:
续 表
根据表4的数据显示, 改革开放到现如今, 工资分配率整体呈现下降的趋势。工资分配率的下降, 必然导致工资收入阶层与利息收入阶层之间差距的扩大。工资分配率的减少, 意味着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加大, 导致I/Y增大, 根据新剑桥增长模型的基本公式得出:收入分配差距会继续扩大。
为何会出现如此的差异?之所以出现数据分析和理论分析出现相反的结论, 在于两者的假设条件不同。因此我们在分析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相关关系时, 要从多角度多视角去分析, 然后结合我国的实际经济状况, 得出相应的结论。笔者在综合分析我国经济发展的历程和实际情况后得出结论: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会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继续扩大, 但经济增长不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或者说两者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
3 如何协调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问题
从上面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中可以看到, 我国国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因此, 要坚持改革开放道路, 继续保持高速、高质、可持续的发展我国经济。在把“蛋糕”盘子做大的过程中, 力保“蛋糕”的公平分配问题。笔者建议, 在对国民收入这个盘子的蛋糕进行分配的过程中做到以下几点:
(1) 继续完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2) 政府政策的倾斜与扶持要从以前的“点”向以后的“面”过渡, 保证全国不同地区同步富裕的最终目的。
(3) 加强国民意识:共同富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不能一蹴而就, 出现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现象是正常的, 要正确对待这一问题。
(4) 政府要对权力资源、自然资源的利用进行严格监督与管制, 保证局部利益与全体利益的协调一致。
摘要：经济转型期,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出现了不和谐的一幕:收入分配差距逐年扩大。笔者经过对我国转型期经济增长与分配差距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发现, 经济增长不是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 而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路径之一。文章最后为缩小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提出了理论建议。
关键词：转型期,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差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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